关键词：社会责任；会计报告；信息披露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伴随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与企业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有着很大的联系。于是人们在关注企业盈利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开始关注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情况，企业自身也采取了很多方式对社会责任信息进行披露。然而，缺乏规范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并不能传递给人们公正的信息，有时反成了企业用于标榜自我的工具。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中，会计信息因为确定性、可验证性等质量特征，无疑能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做出贡献，将企业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纳入会计核算和考核体系已经成为未来会计学发展的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同时，社会责任会计的出现也极大地推动了企业从微观利益目标向宏观利益目标的转移，这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强的战略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美国作为社会责任会计的发祥地，一直走在研究和实践的前沿。1968年美国会计学家戴维・林诺维斯在《社会经济会计》一文中首创“社会责任会计”一词，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是会计在社会学、政治科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中的应用。之后，美国会计学教授Sylil Mobley对社会责任会计提出了新的认识，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是整理、衡量和分析政府及企业行为所引起的社会和经济结果。南卡罗纳州立大学的杰佛里和瑞德堡教授1981年在他们合著的《国际会计与跨国公司》一书中，对社会责任会计的主要内容、计量问题、各国报告形式的差别等作了详细阐述。美国专业会计机构也一直致力于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于1970年专门成立了“生态环境委员会”和“社会计量委员会”着手社会责任会计方面的研究；1977年社会计量委员会发表了“企业社会业绩计量”的研究报告，报告建议建立一个具有实用性、可发展性的初步计量系统，该系统可用于对企业一些重大社会业绩的反映，如环境、非再生资源、人力资源、商品和劳务的提供和消费。美国会计学会为了加速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先后成立了社会方案绩效衡量委员会、组织行为环境影响委员会、社会成本计量委员会、社会成本委员会和社会业绩会计委员会五个专门组织对社会责任的确认、计量和报告进行研究并发表了各自的研究报告。
在法国，社会责任会计报告作为其主要会计报表之一，其规定是世界上最完整，也是最有特色的。早在1975年，法国在《关于公司法改革的报告》中就建议各家公司每年公布“社会资产负债表”，即“社会报告”。1977年法国政府正式颁布法律，要求雇员超过750人的组织（1982年扩大到300人）必须编报年度社会资产负债表，用货币金额揭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揭示的信息主要包括：雇员人数、工资、健康和安全保护、其他工作条件、职员培训、行业关系、雇员及其家庭的生活条件等内容，从1984年起，该表必须列示3年的数据，按整个公司和所属行业分别编制，以上各项内容还进一步分解为具体的报表指标，这在发达国家也处于领先地位。
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SSC）1980年出版了《公司报告》一书，鼓励企业编制社会责任报告，在传统财务报表之外，另外编制增值报告、就业报告、公司前景表、公司目标表等一系列社会报告，以满足股东以外的关心企业的社会各界的信息需要。英国政府颁布法规规定：职工人数达到100人以上的企业必须报告工资数据，250人以上的企业必须在向公司董事会提供的年度报告中报告有关职工雇佣和培训方面的数据。
德国有20家最大的公司定期公布社会报告，100家公司撰写社会报告供内部经营管理使用。典例之一就是德意志壳牌石油公司发表的“年度社会报告”中将经济和社会数据结合在一起，为公司规定了具体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福利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经费。
加拿大管理会计协会（SMA）创造了一种能更全面地报告社会责任信息的综合方法，它运用目标定位计量法表述企业经营计划中的每一个目标，记录每个目标的具体业绩，尽可能将所有数字信息包含其中以提高报告力度，并提供相关年度的对比分析图，阐述以后年度的规划。多数信息都是以图形或表格的形式列示的，包括详细的培训信息，如课程数、参加人数、人均培训天数；关于职工的升职、调动和招聘的信息；将整个组织劳动力按性别分类的信息；对环境保护组织的资助等有关的财务信息等。
（二）国内研究现状。我国对社会责任会计及其信息报告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直至八十年代末，学术界才对我国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稍许研究。随着我国加入WTO和推行SA8000（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各种约束企业行为、规范产品社会质量的国际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必然会影响到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此时，社会责任会计与信息报告的研究才真正被重视，主要表现在会计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1990年“社会责任会计”第一次出现在常勋教授编写的《国际会计学》教材中，其中指出社会责任会计是经济活动对于社会方面所带来影响的计量和报告。之后，宋献中教授于1992年出版了《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一书，系统地研究了社会责任会计的产生与发展、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结构、社会责任会计的计量方法、报告模式及建立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的总体构想。
阳秋林教授在社会责任会计领域也是研究比较多的，在她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主要对以下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1）从不同角度，譬如“企业新概念”、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SA8000等概念和标准的出台，分析了我国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的必然性与紧迫性；（2）对社会责任会计的计量进行了研究。依据社会责任会计划分的四个主要核算内容，即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收益，研究了它们的计量方法；（3）对中国社会责任会计报告的新框架进行了构建。
黄珍文与李云才在《从西部开发谈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依据》一文中及王莉华在《论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会计》一文中强调了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会计的密切关系，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会计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推动力，我国建立并实施社会责任会计具有重要意义。
刘建红与杨亚娥在《西方国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及对我国的启示》一文中介绍了国际组织、国际政府及会计职业团体在近三十年间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报告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研究和尝试，并指出这些研究和实践对建立我国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报告机制及提高报告水平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实务领域，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报告情况研究的文章主要有以下三篇，我们可以借此了解我国的实务现状。
阳秋林、黄珍文、曹钻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责任会计势在必行――关于我国现行企业实行社会责任会计情况的调查报告》一文中选取了宁波君子兰文具有限公司、衡阳南岳油泵油嘴有限公司、台州飞球缝纫机有限公司、衡阳市金果实业及衡阳市钢管集团五家公司分析它们2000年的年报，分别从人力资源责任（工资水平和培训支出）、职工保障措施（养老金和工会经费的提取）、企业对社会贡献的调查分析（上交所得税）和企业对社区贡献的调查分析（环保支出和公益捐赠）四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调查表明：目前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总体水平不高，各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不能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日而语；总的来说，经营效益好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要好于效益差的企业，国有企业及集体企业要好于私营企业。
黎精明在《关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一文中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六家公司，主要从报告工具和报告形式两方面对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进行分析，用案例说明了公司可以通过诸如公司网站、定期报告、招股说明书等形式的报告载体报告会计基础型和非会计基础型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结论指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报告的内容很不全面，零星的散布在会计信息中，缺乏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进行独立报告的意识，在日常的会计处理过程中，与社会责任有关的问题通常是作为财务会计问题处理，几乎没有企业设置独立的社会责任会计科目，没有企业编制独立的社会责任会计报告。
陈玉清等于2005年选择了发展迅速、科技含量大、易接受新思想和新理念的电子通讯行业78家上市公司，查阅了这些公司2003年公开报告的季报、半年报和年报。结果显示，无一家自愿报告定量方面的社会责任信息，自愿报告定性方面的社会责任信息情况也甚少。
目前国内研究状况表明，我国社会责任会计仍处于认识和探索阶段，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可同日而语。我国社会责任会计及其信息报告仍处于学者的研究中，无论政府还是会计职业团体都未对社会责任会计产生多大的兴趣。正因为如此，会计学者的研究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进展也较缓慢，仅局限于介绍国外社会责任会计和我国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分析及一些简单的设想，没有真正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笔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并非企业追求长期利益最大化的表现，而是企业在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福利的义务，企业社会责任会计的任务就是核算反映这项义务的履行情况。该反映应从行为和结果两个方面分别进行：首先以企业为会计主体，反映企业为履行社会责任所做的努力；其次以整个社会为虚拟的会计主体，反映企业行为对社会的影响。
（作者单位：山东高速建设材料有限公司）
主要参考文献：
[1]陈玉清，马丽丽.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会计信息市场反应实证分析[J].会计研究，2005.11.
[2]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会计理论[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
[3]郭丽娜.关于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C].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0.
[4]黄珍文，李云才.从西部开发谈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依据[J].企业经济，2001.3.
[5]黎精明.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C].武汉理工大学，2003.
[6]李正，向锐.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界定及计量方法和现状研究[J].会计研究，2007.7.
[7]刘长翠，孔晓婷.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实证研究――来自沪市2002年～2004年度的经验数据[J].会计研究，2006.10.
职业教育在德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向来是德国民族引以为豪的教育财富，每年所有青年人中约有三分之二的在就业前接受过正规的职业培训，以学校和企业双向结合的培训造就了德国出色的技术水平，使德国的工业及工艺技术一直处于世界经济发展前沿。就是在如此良好社会背景及发展水平之上形成的体制，由于在本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其地位发生了动摇，出现了职业教育与培训位置间的危机，具体表现为需要培训人员的增加与企业提供培训位置的减少。这种矛盾的出现是由于当时企业的经济结构与劳动组织的相应调整与变化，使得一直以和谐发展的职业培训市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危机，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出现矛盾与不协调。当时德国尚缺少对培训位置的数据统计，国家在职业教育发展问题上缺乏足够的规划与预测。对此，德国的教育科学部部长HelmutROHDE认为，职业教育政策的最重要任务就是提供良好的培训，为我们的青年一代能够在职业培训市场上找到一个合适的、高质量的培训位置。如何解决此问题，德国政府将目光对准了职业教育的研究，希望通过对职业培训市场数据的统计与分析，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对所存在的问题与矛盾能够防患于未然，实现对职业教育的科学规划与管理。事实证明，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可行之路。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法律的健全与完善，保证了此报告的顺利实施与完成。1976年，鉴于对培训位置供求数据的统计与对培训位置的规划和预测的需要，《培训岗位促进法》生效。其中第一次明确联邦政府将职业教育报告作为每年对职业教育现状和发展的综述性报告，包含关于职业教育的统计数据和职业教育计划的制定。1977年，形成了第一本职业教育报告。其后，1981年颁布的《职业教育促进法》又将职业教育的研究与职业教育的管理与规划相联系，明确了职业教育研究在国家职教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及任务，并就为完成报告所应有的研究组织与机构、相应承担的责任及义务作了明确的法律规定。
二、德国《职业教育报告》的地位及作用
1．《职业教育报告》是联邦教育与科学部每年出版的职教政策性报告它是联邦政府在制定职业教育政策时所依据的纲领性文件。是所有职业教育政策制定、规划和实施人员制定工作计划的基础，称之为德国政府职业教育发展政策白皮书。
2．《职业教育报告》由联邦教育与科学部联邦职教所研究、起草它对整个联邦职业培训的质和量统计基础数据进行研究以及对各地区、各行业的培训情况进行总结。完成此报告的宗旨是将全社会的职业教育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协助联邦政府解决职业教育事业发展上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
3．《职业教育报告》自1977年开始研究，已有20余年了它对教育政策及社会产生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一是此报告所形成的历年对培训市场供需关系的分析与研究，一直是德国政府职业教育政策制定的依据；二是它对社会、企业培训岗位的设立，家庭、个人职业岗位的选择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三、德国《职业教育报告》的结构与内容
德国职业教育报告内容大致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职业教育发展政策报告。以1997年内容为例，主要有以下方面：对过去职业教育发展形势的总结与评价；现实发展对职业教育提出的挑战与要求；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政府对出现的问题采取的政策与措施及前景展望。
这一部分内容主要体现出了德国政府对过去职业教育发展所持的态度与意见，国家对整个职业教育发展的宏观性的预测，代表了国家的教育意志与思想；但同时不排除社会各界不同的看法，也反映工业界、社会少数派代表的意见。
第二部分为各级各类职业教育状况及数据统计。以1997年为例，主要有：职业培训的量的发展；职业教育发展的现状与趋势；职业教育的内容形式及其结构问题；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职业继续教育；职业教育的国际比较等。
两部分的内容特点：
第二部分侧重于研究方面，通过对大量的统计数据的分析及前沿性的课题研究，体现出教育决策所具有的科学性及可行性”。同时，对职业教育发展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也进行了论述。其中包含有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职业教育与个人发展、职业教育与企业发展、职业教育的内部发展、职业教育师资、职业咨询与指导、促进与支持妇女及残疾人职业教育与培训、新的职业及对职业教育的改革要求、不同领域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差异及教育政策诸方面的内容，其全面与详实是任何一类研究报告所不能比拟和涵盖的。
四、德国《职业教育报告》的内容特点分析
德国职业教育年度报告，之所以能在德国教育界与经济界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报告将职业教育研究与国家的教育及就业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在《职业教育促进法》中指出，职业教育规划是协调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通过教育规划使职业教育的发展尽可能符合技术、经济和社会的需要，这种职业教育规划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职业培训单位提供的从性质、数量、规模和地域的培训名额的统计与分析，预测并提供职业培训位置。因此，要求联邦主部门对职业培训名额在地域和行业方面的供求发展进行经常的观察，具体的内容即为年度报告，报告中须说明下一个年度可能提供的职业培训名额的情况，若应提供的培训名额不能得到保证，则必须在报告中提出克服困难的建议。
鉴于此，对职业培训位置的分析与预测构成了整个报告的主体，是整个报告的主要任务之一。这种研究内容与时展需要相结合的思路，使职业教育研究一开始就纳入紧密联系实际开展综合研究，为社会发展服务的轨道。通过以分析职业培训市场供求关系入手，实现了职业教育研究与教育实践的统一，这也从某种方面体现出了德国民族务实、求真的民族个性。
这种对职业培训位置的分析预测，所具有的深远意义还在于，明确了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政策。通过系统的对职业教育数据的定量分析，为企业界、行业组织、工会团体、公开的社会组织开展培训提供了广泛的信息，从而实现了研究为社会服务的目的；同时，一个最有意义的特征是，这份报告为广大青年及适合培训者所利用，成为其选择培训位置，确定将来的就业机会与可能的重要工具。
2．国家对职业教育研究的重视，将教育决策、规划与管理紧密与教育研究相连突出的特征就是联邦职教所的建立，同时赋予它的法律地位及任务。根据《职业教育促进法》，联邦职教所是一个法人团体，主要任务有：①协助准备国家的培训条例和其他法则、职业教育报告及进行职业教育统计；②促进模式试验；③就职业教育问题向联邦政府提供咨询，进行并促进职业教育研究；④编制获承认的培训职业目录；⑤审核、批准并赞助职业培训函授课程。联邦职教所属于联邦教育科学部的一个重要的研究与决策机构，同时，在法律基础上建立了主管委员会、专业委员会，监督保证了各项研究工作的完成及研究内容的专业水平。
3．职业报告除大量的统计数据外，还反映出大量的研究课题、典型试验，代表着较高的专业和学术水平，其观点与内容在德国职教界具有广泛的影响作为国家最高的职业教育研究机构，联邦职教所除完成历年的政府报告外，还承担有大量的研究与试验任务，至今进行了约125个专项典型试验课题，它以不同的时间周期来运作，在每年的报告中将不同的研究成果反映于其中。目前包含在此报告中的研究共有以下四类，即重点研究课题、一般性研究课题、超前研究课题及国际资金资助课题。其中超前研究课题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是自1995年起为适应职业教育出现的新形势与新情况而设立的，迄今为止进行了三方面内容的专项研究，即职业资格和能力与职业的升迁；新的职业与新的就业领域；通过教育改革体现职业教育课程的个性化与差异性。
典型试验及其成果反映出德国职教研究的特色及价值取向。1978年以来，联邦职教所利用联邦教育与科学部的资金资助校外职业教育典型实验，以开发和实验职教实践的新举措。这类试验内容与问题来自于职业教育实践，具有较强的应用性，试验的结果同时也能够在相应的领域推广与应用，从而实现了研究的社会价值。如“学习岛”的研究，新职业与就业领域的研究。这种兼顾了职业教育制度与就业制度双重需要的研究，在德国职教界具有广泛的影响，研究的内容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将来的职业教育发展；同时，所形成的职业教育思想与职业教育概念丰富了职业教育理论。
4．研究数据的全面与可靠，保证了报告内容的科学性与教育决策服务的价值根据《职业教育促进法》的规定，报告所涉及的数据主要有两部分组成：①上一年度截止到9月30日登记入册的培训合同签订数及由联邦劳动局介绍但未被利用的培训位置数和在联邦劳动局登记寻找培训位置的人数；②预测该年度的寻找培训位置的人数和可提供的培训位置数额。历年报告就上一年职业教育形势与培训位置的供给进行总结与评价，尽可能对劳动力市场的供需进行客观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今后的供需进行有针对性的预测与展望。
为了保障此数据统计的收集与整理，相应制定了一系列数据统计归口及管理制度。其中联邦统计局主要管理各级各类职业教育的基本统计数据，保证此数据的共同利用价值；具体有关职业教育数据内容的调查设计、数据的登记整理及培训合同签订数由联邦职教所管理进行。此数据与各级地方劳动部门登记的需培训人数构成培训位置分析与预测的基本数据。各州统计局负责本州职业学校的有关数据的管理；劳动就业人口数和参加职业咨询与职业指导数则来自联邦劳动部。
5．报告中反映出研究者的科学的务实精神与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贯穿此报告体现出的是研究计划的周密性，准备工作的充分性、研究人员的高水平、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研究内容的实用性。每年的4～5月份将下一年的报告在研讨的基础上进行人员及内容分工，这种分工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作为年度报告的任务承担者，必须在所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所要求的内容。从事此报告的研究及工作人员约有80余人，相当于全所人员的五分之一，从而保证了此报告的质量与水平；此外，这种分工表现为内容的细化与具体，作为研究人员能够深入了解此方面的内容，达到报告内容的准确与实用。
五、中国职业教育报告情况及其发展思考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教育研究领域为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一直将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本国的具体研究需求相结合作为努力方向，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科研水平的提高。
但是，目前我们的研究报告，还仅仅停留在作为一份数据汇总与资料整理基础上的研究报告，与德国职业教育报告相比，存在着几个不够明确的问题。第一，报告的属性问题，即此报告属于研究性的课题还是同时具有为教育行政部门决策服务的功能，这决定着报告的写作方向与具体内容的制定，正因为对此问题界定不够明确，不可避免地出现对此报告内容与结构问题的反复争论。第二，报告的特色问题，即什么是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报告。从内容上讲，我们的报告在目前不可能对劳动力培训市场进行调查与预测的前提下，其主要内容仅仅停留在对历年职业教育发展基本状况的数据统计，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但由于对构成中国职教报告的基本框架、具体内容、形式诸方面的认识与理解存在着不一致，从而使报告成了年复一年的统计资料，长此以往，将逐渐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第三，报告的结构问题，即在对我国职业教育进行全面描述的基础上，就数据分析与宏观决策研究的结合，整体描述与地方特色的兼顾问题。根据我国国情及因地制宜的发展原则，在报告中如何体现此类问题也是一个难点。第四，对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及教育教学改革的宣传与推广问题，作为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应加以考虑。
德国职业教育报告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与完善，为我们的报告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范例，在总结我们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具体研究情况，为完成我们的报告，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1．完成报告所应有的组织、管理制度建设如果历年的职教报告是我们今后的一项常规工作，且作为政府决策的参考与咨询工具，而我国现行的法律还没有对教育科研做出具体化的规定时，我们的报告迫切需要进行管理部门的参与支持。对完成研究所应有的组织机构、管理职责、人员经费、时间进度等方面，应做出一系列的规定，通过制度化的管理完成报告的任务。
2．对现行报告进行认真研究，确定其基本框架及主要内容，就其形式、结构、篇幅等具体事项做出原则规定，使报告的完成具有可操作性特别是就报告所涉及的数据统计、文献资料，应建立一套稳定、可靠的信息源。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及我国的地域差距大的特点，作为一份政策性的参考资料，发挥地方研究部门的积极性，扩大地方的研究内容，充分利用地方的研究特色，使报告成为各地经验利用与推广的工具，将是一个发展方向。
3．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提高了报告的学术水平和应用价值特别是报告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决定了它是以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主导，除需要对现实的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外，就问题本身需要进行大量的分析与研究，并能够提出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为此提高从事研究报告人员的科研水平，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职业教育在德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向来是德国民族引以为豪的教育财富，每年所有青年人中约有三分之二的在就业前接受过正规的职业培训，以学校和企业双向结合的培训造就了德国出色的技术水平，使德国的工业及工艺技术一直处于世界经济发展前沿。就是在如此良好社会背景及发展水平之上形成的体制，由于在本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其地位发生了动摇，出现了职业教育与培训位置间的危机，具体表现为需要培训人员的增加与企业提供培训位置的减少。这种矛盾的出现是由于当时企业的经济结构与劳动组织的相应调整与变化，使得一直以和谐发展的职业培训市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危机，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出现矛盾与不协调。当时德国尚缺少对培训位置的数据统计，国家在职业教育发展问题上缺乏足够的规划与预测。对此，德国的教育科学部部长HelmutROHDE认为，职业教育政策的最重要任务就是提供良好的培训，为我们的青年一代能够在职业培训市场上找到一个合适的、高质量的培训位置。如何解决此问题，德国政府将目光对准了职业教育的研究，希望通过对职业培训市场数据的统计与分析，以研究报告的形式，对所存在的问题与矛盾能够防患于未然，实现对职业教育的科学规划与管理。事实证明，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可行之路。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法律的健全与完善，保证了此报告的顺利实施与完成。1976年，鉴于对培训位置供求数据的统计与对培训位置的规划和预测的需要，《培训岗位促进法》生效。其中第一次明确联邦政府将职业教育报告作为每年对职业教育现状和发展的综述性报告，包含关于职业教育的统计数据和职业教育计划的制定。1977年，形成了第一本职业教育报告。其后，1981年颁布的《职业教育促进法》又将职业教育的研究与职业教育的管理与规划相联系，明确了职业教育研究在国家职教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及任务，并就为完成报告所应有的研究组织与机构、相应承担的责任及义务作了明确的法律规定。
二、德国《职业教育报告》的地位及作用
1．《职业教育报告》是联邦教育与科学部每年出版的职教政策性报告它是联邦政府在制定职业教育政策时所依据的纲领性文件。是所有职业教育政策制定、规划和实施人员制定工作计划的基础，称之为德国政府职业教育发展政策白皮书。
2．《职业教育报告》由联邦教育与科学部联邦职教所研究、起草它对整个联邦职业培训的质和量统计基础数据进行研究以及对各地区、各行业的培训情况进行总结。完成此报告的宗旨是将全社会的职业教育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协助联邦政府解决职业教育事业发展上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
3．《职业教育报告》自1977年开始研究，已有20余年了它对教育政策及社会产生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一是此报告所形成的历年对培训市场供需关系的分析与研究，一直是德国政府职业教育政策制定的依据；二是它对社会、企业培训岗位的设立，家庭、个人职业岗位的选择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三、德国《职业教育报告》的结构与内容
德国职业教育报告内容大致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职业教育发展政策报告。以1997年内容为例，主要有以下方面：对过去职业教育发展形势的总结与评价；现实发展对职业教育提出的挑战与要求；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政府对出现的问题采取的政策与措施及前景展望。
这一部分内容主要体现出了德国政府对过去职业教育发展所持的态度与意见，国家对整个职业教育发展的宏观性的预测，代表了国家的教育意志与思想；但同时不排除社会各界不同的看法，也反映工业界、社会少数派代表的意见。
第二部分为各级各类职业教育状况及数据统计。以1997年为例，主要有：职业培训的量的发展；职业教育发展的现状与趋势；职业教育的内容形式及其结构问题；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职业继续教育；职业教育的国际比较等。
两部分的内容特点：
第二部分侧重于研究方面，通过对大量的统计数据的分析及前沿性的课题研究，体现出教育决策所具有的科学性及可行性”。同时，对职业教育发展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也进行了论述。其中包含有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职业教育与个人发展、职业教育与企业发展、职业教育的内部发展、职业教育师资、职业咨询与指导、促进与支持妇女及残疾人职业教育与培训、新的职业及对职业教育的改革要求、不同领域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差异及教育政策诸方面的内容，其全面与详实是任何一类研究报告所不能比拟和涵盖的。
四、德国《职业教育报告》的内容特点分析
德国职业教育年度报告，之所以能在德国教育界与经济界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报告将职业教育研究与国家的教育及就业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在《职业教育促进法》中指出，职业教育规划是协调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通过教育规划使职业教育的发展尽可能符合技术、经济和社会的需要，这种职业教育规划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职业培训单位提供的从性质、数量、规模和地域的培训名额的统计与分析，预测并提供职业培训位置。因此，要求联邦主部门对职业培训名额在地域和行业方面的供求发展进行经常的观察，具体的内容即为年度报告，报告中须说明下一个年度可能提供的职业培训名额的情况，若应提供的培训名额不能得到保证，则必须在报告中提出克服困难的建议。
鉴于此，对职业培训位置的分析与预测构成了整个报告的主体，是整个报告的主要任务之一。这种研究内容与时展需要相结合的思路，使职业教育研究一开始就纳入紧密联系实际开展综合研究，为社会发展服务的轨道。通过以分析职业培训市场供求关系入手，实现了职业教育研究与教育实践的统一，这也从某种方面体现出了德国民族务实、求真的民族个性。
这种对职业培训位置的分析预测，所具有的深远意义还在于，明确了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政策。通过系统的对职业教育数据的定量分析，为企业界、行业组织、工会团体、公开的社会组织开展培训提供了广泛的信息，从而实现了研究为社会服务的目的；同时，一个最有意义的特征是，这份报告为广大青年及适合培训者所利用，成为其选择培训位置，确定将来的就业机会与可能的重要工具。
2．国家对职业教育研究的重视，将教育决策、规划与管理紧密与教育研究相连突出的特征就是联邦职教所的建立，同时赋予它的法律地位及任务。根据《职业教育促进法》，联邦职教所是一个法人团体，主要任务有：①协助准备国家的培训条例和其他法则、职业教育报告及进行职业教育统计；②促进模式试验；③就职业教育问题向联邦政府提供咨询，进行并促进职业教育研究；④编制获承认的培训职业目录；⑤审核、批准并赞助职业培训函授课程。联邦职教所属于联邦教育科学部的一个重要的研究与决策机构，同时，在法律基础上建立了主管委员会、专业委员会，监督保证了各项研究工作的完成及研究内容的专业水平。
3．职业报告除大量的统计数据外，还反映出大量的研究课题、典型试验，代表着较高的专业和学术水平，其观点与内容在德国职教界具有广泛的影响作为国家最高的职业教育研究机构，联邦职教所除完成历年的政府报告外，还承担有大量的研究与试验任务，至今进行了约125个专项典型试验课题，它以不同的时间周期来运作，在每年的报告中将不同的研究成果反映于其中。目前包含在此报告中的研究共有以下四类，即重点研究课题、一般性研究课题、超前研究课题及国际资金资助课题。其中超前研究课题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是自1995年起为适应职业教育出现的新形势与新情况而设立的，迄今为止进行了三方面内容的专项研究，即职业资格和能力与职业的升迁；新的职业与新的就业领域；通过教育改革体现职业教育课程的个性化与差异性。
典型试验及其成果反映出德国职教研究的特色及价值取向。1978年以来，联邦职教所利用联邦教育与科学部的资金资助校外职业教育典型实验，以开发和实验职教实践的新举措。这类试验内容与问题来自于职业教育实践，具有较强的应用性，试验的结果同时也能够在相应的领域推广与应用，从而实现了研究的社会价值。如“学习岛”的研究，新职业与就业领域的研究。这种兼顾了职业教育制度与就业制度双重需要的研究，在德国职教界具有广泛的影响，研究的内容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将来的职业教育发展；同时，所形成的职业教育思想与职业教育概念丰富了职业教育理论。
4．研究数据的全面与可靠，保证了报告内容的科学性与教育决策服务的价值根据《职业教育促进法》的规定，报告所涉及的数据主要有两部分组成：①上一年度截止到9月30日登记入册的培训合同签订数及由联邦劳动局介绍但未被利用的培训位置数和在联邦劳动局登记寻找培训位置的人数；②预测该年度的寻找培训位置的人数和可提供的培训位置数额。历年报告就上一年职业教育形势与培训位置的供给进行总结与评价，尽可能对劳动力市场的供需进行客观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今后的供需进行有针对性的预测与展望。
为了保障此数据统计的收集与整理，相应制定了一系列数据统计归口及管理制度。其中联邦统计局主要管理各级各类职业教育的基本统计数据，保证此数据的共同利用价值；具体有关职业教育数据内容的调查设计、数据的登记整理及培训合同签订数由联邦职教所管理进行。此数据与各级地方劳动部门登记的需培训人数构成培训位置分析与预测的基本数据。各州统计局负责本州职业学校的有关数据的管理；劳动就业人口数和参加职业咨询与职业指导数则来自联邦劳动部。
5．报告中反映出研究者的科学的务实精神与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贯穿此报告体现出的是研究计划的周密性，准备工作的充分性、研究人员的高水平、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研究内容的实用性。每年的4～5月份将下一年的报告在研讨的基础上进行人员及内容分工，这种分工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作为年度报告的任务承担者，必须在所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所要求的内容。从事此报告的研究及工作人员约有80余人，相当于全所人员的五分之一，从而保证了此报告的质量与水平；此外，这种分工表现为内容的细化与具体，作为研究人员能够深入了解此方面的内容，达到报告内容的准确与实用。
五、中国职业教育报告情况及其发展思考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教育研究领域为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一直将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本国的具体研究需求相结合作为努力方向，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科研水平的提高。
但是，目前我们的研究报告，还仅仅停留在作为一份数据汇总与资料整理基础上的研究报告，与德国职业教育报告相比，存在着几个不够明确的问题。第一，报告的属性问题，即此报告属于研究性的课题还是同时具有为教育行政部门决策服务的功能，这决定着报告的写作方向与具体内容的制定，正因为对此问题界定不够明确，不可避免地出现对此报告内容与结构问题的反复争论。第二，报告的特色问题，即什么是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报告。从内容上讲，我们的报告在目前不可能对劳动力培训市场进行调查与预测的前提下，其主要内容仅仅停留在对历年职业教育发展基本状况的数据统计，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但由于对构成中国职教报告的基本框架、具体内容、形式诸方面的认识与理解存在着不一致，从而使报告成了年复一年的统计资料，长此以往，将逐渐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第三，报告的结构问题，即在对我国职业教育进行全面描述的基础上，就数据分析与宏观决策研究的结合，整体描述与地方特色的兼顾问题。根据我国国情及因地制宜的发展原则，在报告中如何体现此类问题也是一个难点。第四，对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及教育教学改革的宣传与推广问题，作为报告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应加以考虑。
德国职业教育报告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与完善，为我们的报告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范例，在总结我们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具体研究情况，为完成我们的报告，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1．完成报告所应有的组织、管理制度建设如果历年的职教报告是我们今后的一项常规工作，且作为政府决策的参考与咨询工具，而我国现行的法律还没有对教育科研做出具体化的规定时，我们的报告迫切需要进行管理部门的参与支持。对完成研究所应有的组织机构、管理职责、人员经费、时间进度等方面，应做出一系列的规定，通过制度化的管理完成报告的任务。
2．对现行报告进行认真研究，确定其基本框架及主要内容，就其形式、结构、篇幅等具体事项做出原则规定，使报告的完成具有可操作性特别是就报告所涉及的数据统计、文献资料，应建立一套稳定、可靠的信息源。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及我国的地域差距大的特点，作为一份政策性的参考资料，发挥地方研究部门的积极性，扩大地方的研究内容，充分利用地方的研究特色，使报告成为各地经验利用与推广的工具，将是一个发展方向。
3．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提高了报告的学术水平和应用价值特别是报告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决定了它是以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主导，除需要对现实的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外，就问题本身需要进行大量的分析与研究，并能够提出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为此提高从事研究报告人员的科研水平，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关键词：社会责任报告 企业所有权性质 事件研究法 市场反应 企业价值
一、问题提出
深交所于2006年9月《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随后，国资委、上交所等机构也相继一系列鼓励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文件。这些政府鼓励信号给予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动力，据此，社会责任报告迎来了“爆炸式”增长，仅2006年的数量就超过以往历年之和。并且，此后几年报告数量也逐年递增。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联合证券时报的《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研究》显示：从2010年至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数量分别为483、531、592和627份。
在这其中，除去被要求强制披露的企业以外，对社会责任报告自愿披露的企业数量也在大大增加。为什么越来越多企业主动对外进行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他们的动机何在？资本市场会因企业自愿公布社会责任报告而对它们“另眼相待”吗，是否会有显著不同的反应呢？这些企业所有权性质不同又会怎样、以何种程度改变这些市场反应呢？探讨这些问题的意义不仅在于可以客观评价不同性质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动机，而且可能会进一步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机制，从而推动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而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充分，基于这种背景，本文试图通过2013年A股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前后股价的波动变化，在这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探讨。
二、文献回顾
自愿性信息披露，是管理层当局基于自身治理目的主动地而非强制性地向资本市场中信息的使用者公开与企业经营发展相关的信息。国外学者认为，经理层是否选择自愿披露信息受到多方面的影响。Healy和Palepu在2001年就将其总结为六种动机，即资本市场交易动机、公司控制权争夺动机、股票报酬计划动机、诉讼成本动机、管理者才能信号传递动机和产品竞争劣势成本动机。
资本市场交易假说认为当一个企业的管理层对外部信息使用者提供的信息越丰富，其公司就有更好的未来发展前景。从信息经济学视角来看，自愿性信息披露相当于是一种信号传递机制。自愿性披露传递给市场正向信号，市场作出积极反应。也就是信息的经济意义在市场上得到表现。企业管理层为了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柠檬市场”效应①，通过主动地向外部的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一定程度上披露公司质量的相关信息，以降低自身企业价值被低估的风险。Barry、Brown （1985，1986）和Merton（1997）分别证明企业进行自愿性信息披露可减少信息不对称的风险，从而带来正向的市场反应，股价上升，降低融资成本。Lang 和 Lundholm（1997）在对那些即将进行股权发行的企业进行分析时发现，进行了专门化的信息披露的企业将会在股权交易量上有明显的提升。
由于我国公司治理研究还没有完善，市场和学者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关注并不多，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并不充分，焦点更多集中于强制性披露。因此，我国的自愿性信息披露研究成果有限。其中，陆正华和黄加瑶（2007）的研究结果表明非财务信息自愿性披露在自愿性信息披露类型中对公司价值的提升作用最显著。刘伟和刘星（2008）指出自愿性信息披露与公司价值显著正相关。巫升柱（2007）通过探索自愿性信息披露与股票流动性的相关关系发现：自愿性信息披露会显著正向影响股票流动性。
综上提到的国内研究中样本大多是企业年度财务报告中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对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的衡量也主要借助于专业评级机构的量化指标体系。刘国亮和常艳丽（2008）分析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数和深交所评级结果之间的关系时，构建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数的基础就是伯特森、吉罗德和西德尼创建的模型。汤亚莉、陈自力、刘星和李文红（2006）采用信息披露指数（Disclosure Index）评价不同程度的自愿性披露信息，再直接汇总衡量公司之间的信息披露水平，对公司信息披露程度做出量化判断。
本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在考虑了企业所有权性质后，根据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否为国有的前提下，以社会责任报告作为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落脚点，基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前后股价的波动变化，分析不同的企业性质下自愿性信息披露得到的企业经济绩效是否存在差异，从而对不同性质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经济性动机区别进行检验实证。
“社会责任报告，是企业就其履行社会责任的理念、内容、方式和绩效所进行的系统信息披露”②。在国内不同行业的信息披露程度要求不同。其中，要求强制披露的只有金融业，其他行业不做强制性要求，都属于自愿性披露范畴。本文以2013年上交所上市公司除金融类企业外所有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企业为样本，以企业所有权性质为基础，通过事件研究法分析两组不同所有权性质的样本前后股价的变化，确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是否能使企业获得超额收益，实证探究两组所有权性质不同（是否国有）的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真实动机。
三、相关理论与研究假设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
在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前提中，“经济人”是拥有完全信息的，并且信息的搜寻和获取都是不需要成本的，即信息对称。但是在现实经济中，由于人类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信息的搜寻和获取需要成本等等原因的限制，导致这个假设基本上是完全不成立的，即存在信息的优势方和劣势方，信息是不对称的。信息不对称加剧了资本市场的利益争夺，信息优势方会借机利用自身优势掠夺信息劣势方的利益，双方往来博弈，甚至导致两败俱伤。最典型的就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在证券市场中，投资者天生属于信息劣势方，与上司公司不对等的信息地位使投资者无法了解企业的真实经营现状和财务情况，判断误差导致投资者容易做出错误判定，将资金投入那些经营业绩不佳却释放出虚假财务利好消息的企业。长期以往，证券市场会陷入“柠檬市场”危机，资源配置的能力大大削弱，投资者也逐渐失去投资热情，甚至退出证券市场。为了预防这种现象，必须缓解证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现状。因此，大多数上市公司会主动选择自愿性信息披露。
（二）信号传递理论
信号传递模型（Signaling Model）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A.Michael Spence）提出。如果信息优势方能把信息传递给信息劣势方，或者信息劣势方能促使信息优势方传达信息，那么交易的帕累托优化③就能实现。因此，卖方（信息优势方）有动力通过某种信号，使自己的信息能够被买方（信息劣势方）识别。
在证券市场的资本争夺中，为了避免投资者（信息劣势方）由于信息不对称而进行逆向选择，上市公司（信息优势方）进行自愿性信息披露是必要的。企业选择自愿性信息披露本身就传递出利好信息，因为只有优质企业才敢于披露更多信息，使投资者加深对企业的了解，劣质企业此时很难浑水摸鱼。
企业选择自愿性信息披露给市场传递信号，使投资者的劣势地位得到缓解，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回升，更愿意接受自愿性信息披露较多或较频繁的企业作为对象，资本市场会有积极表现。相应的，投资者不会选择自愿性信息披露较少的企业，市场也会表现出消极反应，基于以上理论，本文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作为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典型，对比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提出以下假设：
H1：国有企业公司股票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事件期内有正向反应且这种反应显著。
H2：民营企业公司股票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事件期内有正向反应且这种反应显著。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的选择及来源
本研究以上交所2013年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按照以下规则筛选：一是剔除金融类企业，2008年上交所颁布的《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8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强制金融类企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二是剔除2012年首次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首次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不属于投资者可预见的事件；三是剔除事件期及估计期内关键数据缺失的企业。
由于本研究需要获得样本企业一段时期内（估计期定为120天）的股票价格，所以实际所用样本跨度为2012―2013年。经过上述筛选，最终确定样本企业个数为262家。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事件信息来自于上交所网站手工收集。
（二）研究窗口的确定
本研究以事件日为基准日t（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公告日），参照国内外研究的做法，取t-2至t+2共5天的交易日数据作为事件期，这样既将市场反应包含在内，又不至于被其他事件影响，可以保证获取的市场反应真实有效。在此基础上向前取120个交易日的数据为估计期，如图1：
（三）模型的构建
本研究采用事件研究法中的市场模型，假定市场报酬率与个别证券报酬率呈线性相关关系，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因变量为CAR（Cumulative average abnormal returns），即样本企业的股票获得的累积平均超额收益率。本研究采用从事前发生前二日至事件发生后两日共五日事件期的累积超额报酬率来衡量资本市场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公布的反应。一般而言，事件期的长度没有明确标准，设定主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本研究选定的样本为非首次且非金融类的企业，已假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公布前已可被外部利益相关方预期，因此累积平均超额收益率CAR选择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公布之前和之后两日的作为研究对象。
之所以选择CAR而非ARE 作为衡量指标，是为了降低白噪音，即（1）式中的εit。异常报酬率不仅会被本研究的事件影响，还会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而通过（3）式，“当样本足够大时，可将个别股票受其他干扰引起的正、负异常报酬率相互抵消，仅留下受事件所引起的异常报酬。”
因事件研究法具体操作较为复杂，故将本文计算过程详列如下：首先用266家样本公司根据其所有权性质分为两个样本组，分别依据组内各个样本企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前120日的交易数据，即（t-123，t-3）估计期内不考虑现金红利的日个股回报率与不考虑现金红利的日市场回报率按照（1）式的模型回归，确定每家公司特定的和值，再通过式二计算事件期内每天的超额收益率ARi，E（注：（2）式中的Ri，E和Rm，E分别对应事件期内的日个股回报率和日市场回报率）。然后将266家公司事件期5日内1330个ARi，E数值代入（3）式中求得CAR。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研究运用SPSS20.0对样本相关变量分别作了描述统计以及相关性检验。
1、描述性统计及独立样本T检验
从表1可知，不同所有权下企业超额回报率的描述性统计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国有企业样本要比民营企业样本多很多，接近5倍。这表明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更倾向于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动机要更加强烈。同时反映出我国信息披露制度仍有待继续完善，不同所有权下企业的自愿披露意愿不同。但在所有权国有企业的情况下，其均值远小于所有权民营的企业，甚至呈现负数。再看表2，是对所有权性质不同的两组企业超额回报率的独立样本T检验，通过F检验的观察值为35.426，sig在置信水平为95%的情况下为0.00，小于显著性水平，因此方差存在显著差异，再看第二行的sig（双侧）依然为0.00，则说明两组数据差异显著。结合上文分析，这也就说明了所有权国有企业与所有权民营企业在社会责任报告时所获得的企业超额回报率均值有差异，且这种差异是具有统计意义的。
2、模型显著性检验
本研究通过（3）式计算所得的CAR数在事件期内的CAR分布如下（图2、图3）：
由图2、图3和表3可见，除个别异常样本之外，随着样本股票数量的不断增加，所有权国有的大部分样本股票的CAR均为负，说明在事件期内存在负的超额回报率，而所有权民营的大部分样本股票的CAR基本稳定在正值，说明在事件期内存在正的超额回报率，即所有权民营的企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能够获得资本市场正向反应，再通过两组样本的显著性检验可知，两组样本的超额回报率在95%的置信区间内显著均区别于零。
综上所述，所有权国有的企业在事件期内社会责任报告资本市场会有显著的负向反应，因而拒绝假设H1；所有权民营的企业在事件期内社会责任报告则有正向市场反应，假设H2成立。
3、稳健性检验
（1）事件估计期长度的稳健性检验
由于证券市场变化迅速，事件估计期的长度选择可能会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因此本文选择事件估计期长度变化作为稳健性检验。当观测的事件期缩短为3日时，CAR的分布情况通过图4、图5我们可以判断出，它们基本雷同于本研究中的事件期CAR的分布，只是显著性稍弱，本文结论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因此本文研究设计中选取事件估计期为5日是合理，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2）非事件期内的异常回报率
为检验这种异常回报率是否源于研究时间，本研究随机无放回抽取了266支样本股票中的50支，并且随机选取它们在事件估计期的个股回报率，将其带入模型，发现在估计期内两组样本的累积平均异常回报率基本稳定在0值，这表明在股票的估计期内并不存在超额收益，这也更好地说明了在事件期的股票超额回报率确实来源于研究事件，使本研究结论更具有稳健性。
五、结论与启示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选择自愿性信息披露，在保障投资者利益的同时，也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本研究在考虑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前提下，以社会责任报告作为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落脚点，根据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前后股价的波动变化，分析不同的企业性质下自愿性信息披露得到的市场反应。
本文研究分析发现，当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时，资本市场给予积极正向反应，并且该反应显著，表明民营企业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可以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同时也反映出民营企业的经济能动性，正是由于经济性动机，民营企业才选择自愿性信息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有利于企业传递给投资者良好的经营管理信号，提升企业形象，股价上升，融资压力降低，促进企业快速发展，从而实现企业增值的目的。而当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时，资本市场有负向反应且这种反应是显著的，这说明所有权国有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更多的是由于政府干预以及解决委托问题的需要，当政府在企业持股比例越大，那么企业收到政府干预的压力也就越大，因而有履行及披露社会责任动机，另外，对于国有企业管理者而言，履行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报告更多的是向外界和上级传达一种忠于职守福利社会的政治信号。
近年来关于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层出不穷，这表明政府对规范资本市场发展的高度重视，也体现出信息披露对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其中，《证券法》（2005）和《公司法》（2006）修订了预披露制度，对信息披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7年出台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明确指出企业要尊重维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进一步加强了对企业信息披露的引导和管理。但这些法律法规没有强制性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等信息，并且对于自愿性信息披露所言甚少，缺乏一套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相对较完善的监督制度。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政府而言可以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参考，对于所有权性质不同的企业在自愿性信息披露方面应采取相应不同的激励措施。我国民营企业进行自愿性信息披露虽然能够取得经济效果，但是与国有企业相比，其披露数量还远远不够。所以，政府部门应颁布相关法律法规，鼓励民营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增强民营企业自愿披露意识，引导民营企业规范完善自愿性信息披露建设。我国国有企业相较于民营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表现更好，但其披露动机多是政治责任，缺乏经济推动，其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质量可能会相对较局限，无法刺激市场给予积极反应。所以，政府部门应在这一方面通过法律法规进一步改善，促进国有企业科学有效的持续发展。
本文囿于篇幅并未对样本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完整性、真实性与企业超额回报率增长情况的相关关系进行研究，这些将成为本人进一步研究深化的具体方向。
注：
①柠檬市场（The Market for Lemons）也称次品市场，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往往好的商品遭受淘汰，而劣等品会逐渐占领市场，从而取代好的商品，导致市场中都是劣等品。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白皮书2011，http：///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module=30&sortid=44&artid=438
③帕累托优化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Pareto）提出，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即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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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司社会责任报告 权益资本成本 自愿披露
一、引言
已有的研究通常表明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能增强公司与其利益相关者的信息沟通，从而有利于公司价值的提高（Orlitzky et al， 2003； Barnett， 2007； Mackey et al， 2007，温素彬和方苑，2008）。国外的研究还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 从而降低资本成本（Richardson et al.，1999；Cormieret al.， 2009；Ghoul et al.， 2011）。Richardson和Welker （ 2001）实证检验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的影响， 但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Plumlee et al. （2008） 发现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的关系受到行业特征的影响。Dhaliwal et al.（2011）实证发现权益成本越高的公司在下一年越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同时在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后公司社会责任绩效越高的公司其权益资本成本下降的越多。国内关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关系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是定性分析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企业资本成本的影响。Ye和Zhang（2011）实证发现中国上市公司中社会责任绩效较高和较低的公司有较高的债务成本；沈洪涛等（2010）实证发现环境信息的披露能显著地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孟晓俊等（2010）虽然指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但他们并没有进一步的实证检验。曾颖和陆正飞（2006）的实证研究表明会计信息披露会影响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因此有必要实证检验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与股权资本成本之间的相互关系。《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2006）规定深圳100指数的100家上市公司必须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2008）也规定“上证公司治理板块”样本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及金融类公司必须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由于这些公司被要求强制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因此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动机并不是降低资本成本。本文为了避免上市公司连续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对其研究结论的影响，因此仅考察上市公司首次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与股权资本成本间的关系。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Core（2001），Healy and Palepu（2001），Leuz and Wysocki（2008）研究发现，较多的信息披露增加了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从而吸引更多投资者的加入，此时每个投资者承担的风险就会减少从而资本成本降低（Merton 1987）。较高质量和较高准确度的公司信息的披露能降低本公司与其他公司现金流量间的协方差，此时能降低公司的贝塔系数，从而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 （Hughes et al. 2007；Lambert et al. 2007）。较多的信息披露还能降低投资者之间以及管理者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逆向选择，因此也有利于公司资本成本的降低。Richardson et al.（1999）认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同财务信息披露的作用类似，可通过三个途径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一是降低投资者的预测风险；二是降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资本市场的流动性；三是通过影响投资者的偏好来影响资本成本。企业选择性地向公众自愿披露正面的社会责任信息，具有信号传递的作用，使得公司拥有更好的社会声誉，更容易受到有社会责任感投资者的青睐，愿意接受较低的投资者回报率，那么就能降低企业的资本成本。Downing （1997）调查发现加拿大的养老保险基金的经理以及其他投资者都偏好投资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孟晓俊等（2010）认为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除了通过影响投资者从而降低资本成本外，还可以从监管者的角度进行分析。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投融资市场的重要途径，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规则的完善，可使得投资更加方便、快捷地获取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上市公司也可以迅速地向市场传达相关信息，从而加强与投融资之间的联系，减少融资约束，降低资本成本。根据成本效益原则，只有当企业预期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带来的效益（包括资本成本的降低、股票的升值、企业社会形象的改善）大于为此付出的直接或间接成本（ 包含由于披露带来的竞争成本、信息的额外付出）时，企业才会倾向于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因此，企业会根据不同的资本成本状况，进行不同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Frankel et al（1995）发现当公司希望未来用较低成本筹集资本时会倾向于资源披露社会责任报告；Sletten（2008）也发现，当公司股票价格下降也就是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上升时，公司会披露较多的社会责任信息。Dhaliwal et al.（2011）实证发现权益成本越高的公司在下一年越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基于以上分析，可提出如下假设：
H1：前一年权益资本成本越高的公司倾向于在下一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
Mackey et al. （2007）发现大多数股票投资者偏好投资于社会责任声誉好的公司，这些公司由于投资者对其公司股票投资的增加其权益资本成本将下降；Ghoul et al.（2011）发现社会责任绩效越高的公司能获得较低的权益资本成本，并且企业改善雇员关系、环境政策和产品战略的社会责任投资能显著降低权益资本成本；Dhaliwal et al.（2011）也发现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后公司社会责任绩效越高的公司其权益资本成本下降的越多；沈洪涛等（2010）实证发现环境信息的披露能显著地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因此可提出如下假设：
H2：企业通过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可降低资本成本
H3：社会责任报告质量越高，公司资本成本减少的越多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自1999年壳牌公司在我国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以来，我国企业陆续开始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但真正实现规模增长是2008年。考虑到Wang et al. （2011）在研究中发现在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前我国的投资者并不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但之后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才受到公司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在2008年底才出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同时本研究需要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后一年的相关数据，因此选择2009年作为研究样本期。根据润灵公益事业咨询（RLCCW）的监测结果显示，在2010年年报披露期间，沪深两市共有471家A股上市公司在披露2009年度年报的同时同步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其中共有132家公司选择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深市有74家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沪市有48家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由于本研究仅考察上市公司首次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2009年自愿披露且属于首次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共73家，但其中有4家中小板公司2009年才上市，因此本研究中最终的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样本公司为69家。而对于未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样本，剔除金融类（SIC代码为I开头）的上市公司；数据不全的公司，如财务数据、贝塔值数据缺失的公司；2009年新上市的公司。由于本文所使用到一些连续变量，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还对处于0-1%和99%-100%之间的极端值样本进行剔除。经过筛选，本文最终研究样本中未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非金融公司样本为1168家，总共研究样本为1237家上市公司，样本公司的行业分类以《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的划分为标准。研究中所采用的社会责任信息质量的数据来自润灵公益事业咨询（RLCCW）2010年对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评级得分。润灵环球（RKS）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权威第三方评级机构，该机构自主研发了一套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其评价体系对我国上市公司2008年以来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从整体性、内容性、技术性三个方面进行评价。采用结构化专家打分法，满分为100分，其中整体性评价M值权重为30%，满分为30分；内容性评价C值权重为50%，满分为50分；技术性评价T值权重为20%，满分为20分，得分越高说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越高。财务数据、行业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所有权性质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数据、贝塔数据来自RESSET数据库。
（三）研究模型和变量定义 根据研究假设，本文建立研究模型，并进行变量定义：
（1）权益资本成本对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影响。为了检验假设1，检查前一年权益成本较高的公司是否倾向于下一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在实证模型中，控制了一些企业特征变量，包括企业的公司规模、盈利状况、财务杠杆等，同时还对行业特征进行了控制（Cormier et al.， 2005； Reverte，2009；李正，2006；沈洪涛，2007；马连福和赵颖，2007；刘冬荣等，2009），另外，考虑到中国上市公司所处的制度背景，即大部分上市公司是国有控制，而国有企业除了自身需要实现盈利目的之外，还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因此还对公司的所有权性质加以控制（Li and Zhang，2010）。同时，由于本实证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是虚拟变量，因此通过以下的Logistic模型来检验权益资本成本对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影响，具体如下： CRSDt=α0+α1KEt-1+α2Sizet-1+α3ROEt-1+α4LEVt-1+α5Cgovt-1+α6Isht-1+α7
ICsent-1+α8IEsent-1+α9Imont-1+？着 （1）
其中：①被解释变量：CRSDt是虚拟变量，“1”代表公司在第t年自愿披露了第t-1年的社会责任报告，“0”则表示公司没有披露社会责任报告。②解释变量：KE衡量企业披露社会责任前一年的权益资本成本。本文中权益资本成本采用类似张新（2003）时计算EVA中权益资本成本的计算方法，也就是利用CAPM模型KE=Rf+β（RM-Rf）计算权益资本成本，其中Rf表示无风险资产的收益，在计算时用我国当年发行的期限最长的国债票面利率作替代，而β值用RESSET数据库中该公司的年贝塔值表示，市场风险溢酬RM-Rf用固定值6%表示。③控制变量：第一，公司特征变量。已有的研究通常表明公司绩效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通常呈正相关（Orlitzky， 2001），本研究用ROE表示公司绩效。建立在成本理论基础上，Jensen and Meckling（1976）认为财务杠杆越高的公司为了减少成本以及降低资本成本，将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本研究用D/A表示财务杠杆LEV。Cowen et al. （1987）也表明由于大公司受到社会的关注越大，因此规模大的公司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本研究用资产负债表上期末总资产的对数lnA来表示公司规模Size。Cgov衡量企业的所有权性质，“1”表示国有控股公司，“0”代表非国有控股。Johnson and Greening（1999）认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率会影响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本研究用Ishare表示机构投资者持股；第二，行业特征变量。Cowen et al（1987）和Gao（2009）都发现公众的压力会迫使一些行业的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其中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公司和消费者密切相关的公司会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本研究中用IEsen代表环境敏感性行业，如果为环境敏感性行业赋值为“1”，非环境敏感性行业，赋值为“0”；用ICsen代表消费敏感性行业，如果为消费敏感性行业赋值为“1”，非消费敏感性行业，赋值为“0”。除此之外，Campell（2007）认为公司所在行业的竞争环境会影响公司的社会责任。处于垄断地位的公司由于供应商和消费者可选择性较小，公司声誉和顾客忠诚度不会影响其销售和经营，因此该类公司倾向于较少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用Imon表示行业是否为垄断行业，如是则赋值为“1”，非垄断行业赋值为“0”。
（2）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及其质量对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假设2预测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会导致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本文通过下面的回归方程来检验假设2。？驻%K=？茁0+？茁1CSRDt+？茁2Rscoret+？茁3？驻Sizet+？茁4？驻ROEt+？茁5？驻LEVt+？茁6？驻TobinQt+？茁7？驻Liqt+？啄 （2）
其中：①被解释变量ΔKEt+1表示样本公司第t+1年的权益资本成本减去该公司第t年的权益资本成本。控制变量也采取了这种转化形式。②解释变量：CRSDt是虚拟变量，“1”代表公司在第t年自愿披露了第t-1年的社会责任报告，“0”则表示公司没有披露社会责任报告；Rscore在本文中表示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其中本研究用两种评估值来衡量，第一种直接用润灵公益事业咨询（RLCCW）2010年对我国上市公司2009年社会责任报告的评级得分score；由于润灵公益事业咨询（RLCCW）2010年对我国上市公司2009年社会责任报告的评级得分score是从整体性、内容性、技术性三个方面对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进行评价，其中内容性评价C值的得分与KDL的内容分析法相似，因此还采用内容性得分值Cscore进一步直接考察公司的社会责任绩效。③控制变量：根据国内外已有的关于权益资本成本的研究（Ghoul et al.，2011；Dhaliwal et al.，2011；叶康涛和陆正飞，2004；沈艺峰等，2005；徐浩萍和吕长江，2007；沈洪涛等，2010），本文选取了公司规模、财务风险、盈利能力、成长性和流动性作为控制变量。其中用资产负债表中期末总资产的对数lnA来表示公司规模Size、用期末债务总额/期末总资产表示财务风险LEV、用ROE表示公司盈利能力、用TobinQ表示成长性和用公司股票当年的总成交量/当年流动股总额来表示流动性Liq。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分别列示了所有样本、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样本和未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样本在模型1中各解释变量的均值，以及比较了他们的均值差异。由表可知，披露样本相对未披露样本而言，资本成本偏低，这一点与假设1不相一致。同时还可知，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相对未披露公司，其规模较大，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也较高，同时更多的处于与消费者利益直接相关的行业。但是，与Dhaliwal et al.（2011）的研究不同，本文并没有发现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样本的公司绩效较高、财务风险较高、市场价值较高。另外，也没有发现披露样本与未披露样本的所有权性质存在差异。分别列示了所有样本、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样本和未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样本在模型2中各解释变量的均值，以及比较了他们的均值差异。根据润灵公益事业咨询（RLCCW）2010年对我国上市公司2009年社会责任报告的评级得分计算可得，在年报期间披露2009年社会责任报告的471家公司报告的平均得分为32.65，其中内容性得分为17.81，中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2009年的社会责任报告评分平均为30.0151、内容评分为16.1551，均低于所有样本值，此说明在我国现行的披露制度下，被规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更重视其社会责任绩效。同时从表可知，披露样本的权益资本成本没有下降，反而上升，而未披露样本权益资本成本下降，且两样本的均值差异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差异，这一点与假设2也不相一致。因此还需进一步证实。
（二）相关性分析 从表（3）对模型1中各变量的相关系数中可知，各变量相关系数不高，因此可初步排除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同时还表明，KE与CRSD的负相关，这也与假设1相违背，但显著性水平仅10%，为了证明这一结论还需进一步分析。
（三）回归分析 为了验证研究假设，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1）假设1预测披露前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越高公司越有可能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在表（4）中报告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其中所有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显著性水平为10%）：披露前权益资本成本越高的公司越不倾向于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也就是说权益资本成本低的公司越有可能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以上结果与前面的描述性分析结果相似，进一步否定了假设1的说法。为了进一步论证此结论，采用了与Dhaliwal et al.（2011） 相同的做法，进一步剔除样本中属于公共事业行业的样本。我国公用事业行业的公司主要集中在我国证监会行业分类中代码为D的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在所有样本中该行业的公司共有41家，剔除后进行回归，同样拒绝了假设1，同时显著性水平提高到5%。Li and Zhang（2010）指出由于我国处于转型经济中，因此影响我国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因素可能与欧美国家的有所不同，因此Dhaliwal et al.（2011）的研究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同时，中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估计与前中相似，规模大、财务杠杆低同时所处行业是消费者敏感行业的公司倾向于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而公司财务绩效、市场价值、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和所有权性质等并不会影响公司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 （2）假设2预测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相对未披露公司而言，资本成本下降的更多，同时公司所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质量越高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下降将更多。中报告了模型2的回归结果。其中所有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显著性水平均为10%）：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相对未披露公司并不会导致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下降更多，因此假设2的前一部分并没有得证；但是对披露样本的实证研究也表明，社会责任报告质量越高或公司社会责任绩效越高的公司其资本成本下降的越多，此结论与Dhaliwal et al.（2011） 结论相似，也发现并不是公司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就会使公司未来的权益资本成本下降，只有当公司社会责任绩效较高时，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才能降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同时，此结论与Ghoul et al.（2011） 相同，也发现当社会责任绩效较好时，公司权益融资成本下降。
四、结论
本文研究发现： （1）权益资本成本不是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影响因素；（2）相对未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公司而言，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并不会带来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下降；（3）当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公司的报告评级较高或公司的社会责任绩效较好时，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将下降。以上研究结论也就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报告更多受到本国制度背景的影响，而并不一定是一种公司战略方式，同时与沈洪涛等（2010）的研究相似，我国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不仅关注公司的社会责任信息，而且还关注社会责任信息质量和公司社会责任绩效的好坏。因此，对政府而言，一方面需要尽可能减少对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行政干预，另一方面应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制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规范，对上市公司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指导，鼓励更多上市公司披露高质量的社会责任报告；对企业而言，在平时多从事社会责任的投资的同时需认真地按照国际上的社会责任报告规范和所在证券交易所的社会责任报告指导披露社会责任报告。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本与企业多元化战略”（项目编号：09YJC63009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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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质量；启示
“社会责任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的谢尔顿（Oliver Sheldon，1924）①提出，他把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并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含有道德的因素。随后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和改革，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和环境的变化，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始意识到企业的发展不能仅仅实现利润最大化，还应保持长远可持续的多元发展，既要注重企业的经济利益，也要注重企业内部员工的自我利益和社会效应。20世纪80年代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开始在欧美发达国家兴起，包括环保、劳工、人权、环境等多个方面。2000年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社会责任运动，推动其向全球化发展。而又随着信息和科技的全球化，环境保护的呼声日益提高，使得更多的企业利益相关者开始关注和要求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和可持续发展信息的公开披露，于是社会责任报告应用而生。社会责任报告在国内现有研究的文献还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社会责任报告的和其内容的分析、信息披露、报告质量等方面。本文在阅读大量国内社会责任报告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社会责任报告内容、社会责任报告质量、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行业社会责任报告相关关系方面来阐述与分析学者的研究成果，以此得出启示。
1.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研究
社会责任报告是社会责任信息的载体，企业通过社会责任报告向利益相关者传递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创造价值、改善公众利益的行为。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研究较为广泛。沈洪涛（2007）参照国外学者对社会责任信息的分类，将样本公司年报中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分为五大类：环境、员工、产品、社区和其他相关利益者。夏虹（2010）通过研究在深沪两市上市企业所披露的独立社会责任报告，得出企业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内容的选择过程中普遍存在印象管理行为，即乐于披露有利于企业自身的信息，而回避披露不利于企业自身的信息。在分析过程中，没有发现任何企业披露不利于自身信息的报告，而更多的企业则把社会责任报告作为企业的“功劳簿”，做为美化企业形象的一种手段。丁丽华（2012）通过分析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金属、非金属行业上市公司公布的2007年到2010年的社会责任报告内容，比较不同年份社会责任报告依据及结构，总结出每年的社会责任报告的特征，最终发现这些行业的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报告多是积极信息并非客观反映，而且社会责任审计缺失。
上述研究表明虽然我国许多企业日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报告的信息披露，但仍旧存在许多问题，内容缺乏客观性，披露内容不完善，使得社会责任报告流于形式，无论理论还是实务上，我国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展将任重道远。
2.社会责任报告质量研究
社会责任报告质量是社会责任报告的保证，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可靠性体现，也是企业社会责任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黄珍文（2010）以湖南省2009年12月31日的A股上市公司（不包括终止上市和暂停上市的公司）为研究样本，选取52家A股上市，但其中只有11家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然后从中肯性、可比性、准确性、时效性、清晰性及可靠性方面评价其质量，结果无一家披露本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典型的“报喜不报忧”选择性披露；在质量上，11家样本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定量信息非常少、定性描述多，充斥着各种口号式的内容，缺乏实质性的内容。李远慧（2012）以沪深两市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他通过研究发现：我国现阶段应规章制度强制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质量总体不高，公司规模、股东压力、区域压力、债权人压力对社会责任报告质量有较为积极的影响。如一般规模大的公司、盈利能力强的公司披露信息质量高，因此对于那些小规模公司应该加强监督，规范制度，才能促其报告质量提高。张婧（2011）以2009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320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按照“润灵公益事业咨询（RLCCW）”构造的指标来衡量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水平，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与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质量水平的关系，发现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较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质量水平高；董事会规模在提高社会责任报告质量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学者研究结论表明当前我国社会责任报告质量不高，报告内容缺乏规范性、中肯性，特别是环境保护方面，只记录企业做的好的方面，难以实现社会责任报告的目标。究其原因，社会责任报告在我国发展还不成熟，没有第三方独立的鉴证，上市企业关于这方面有明确规定，而一些中小非上市企业一方面缺乏社会责任报告的意识，另一方面没有完善的社会责任报告制度或者直接没有建立。
3.社会责任报告相关关系研究
随着众多企业对社会责任报告的重视，与财务报告相关的研究也日益增多。许多学者将社会责任报告与其他不同研究方向内容结合起来，分析不同领域的相关性，为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展提出了新课题。牛晓琴（2012）通过对2011年度第一季度一百强上市公司进行统计分析，建立财务绩效指标与社会贡献率之间的函数关系，并选用样本回归函数，对企业社会责任和经营绩效的线性关系和相关程度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与其财务绩效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二者互为因果、相互影响。舒岳（2013）选取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2008-2011年社会责任报告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得出结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质量与股权集中度、公司规模显著正相关；与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董事会、监事会特征和公司盈利能力却均未表现出对社会责任报告质量的显著影响。张正勇（2013）以A股上市公司2008-2010年1207份社会责任报告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家人口背景特征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企业家学历、年龄、社会声誉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进一步区分企业产权性质后的研究发现，在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中，企业家人口背景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具有一定差异性。
可以看出社会责任报告相关研究都大多是实证检验，最终各方因素对社会责任报告质量都产生不同影响。特别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股权治理结构的完善与否，对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报告质量的高低也起决定性作用。
4.启示
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进程加快的同时全球环境却日益恶化，知识的更新速度加快，企业的发展不再是单纯的成本收益模式，更多的企业开始注重自身的社会价值，如何通过企业的发展促进社会福利的增加和公众利益的改善，这就是企业要主动承担责任，发展过程中，注意环境保护，员工工作条件的人本化和个人的发展，保持原有客户的长期联系，同时发展潜力客户。作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则通过社会责任报告来了解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所作出的行动，因此社会责任报告就成了企业的与社会沟通和理解的重要方式。然而，目前我国社会责任报告的制度还不完善，社会责任的报告内容缺乏客观性；中小企业没有社会责任的意识，把社会责任当作一种负担，而忽视了其长远的经济效益。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一方面应完善我国社会责任报告的制度，另一方面通过媒体宣传、案例宣讲会等方式加强我国中小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
注释：
①1Oliver Sheldon.The philosophy ofManagement[M].1924.
参考文献：
[1]夏虹，等.上市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内容分析[J].财会通讯，2010（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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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与公众的现实感知总会有不小的差距。例如，2011年12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中称，中国小康社会实现程度已经达到80.1%，这似乎与大多数生活在底层的民众感知是不一样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有多远？这样的距离是如何产生的？是理论的建立者有问题，还是现实本身就存在太多的幻象？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只能看到事实的一面，但只有通过不断探究，我们才能尽力让事实的多面呈现出来。
2011年11月，中国社科院推出了新版《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我们仔细翻阅后发现，除了台湾的“光宝集团”得分为55.1分，其他的在华跨国公司得分均在55分以下（事实上，台湾公司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外资公司），排名也均在56名开外。按照中国社科院的划分，外资公司的这种得分水平，只能算得上是企业社会责任的“追赶者”，甚至“起步者”。
相比之下，得分在60分以上的则基本上是国有企业（大部分为中央企业）：在24家“卓越者”和“领先者”中，国有企业为22家，民营企业为2家。
这样的结果，令业内外人士产生质疑也是顺理成章的。毕竟，企业社会责任源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中国企业听说“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词，也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但是，起步晚并不代表追赶速度慢――社科院就用他们的评价体系做出了论证。
尽管社科院已经连续三年推出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对于其中问题的探究也不再是一个新闻。但当国内大多数媒体都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外资巨头企业社会责任排名垫底 深陷责任困境”时，我们觉得还是有必要追问一下中外资企业这种差距形成的原因。
从2011年12月开始，记者开始与社科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联系，原本该中心的评价部部长翟利峰已经同意提供书面回复，但是当时间转过2012年1月初时，他却表示记者的“问题很多、很细”，此外，由于最初中心建立模型时他未参与，因此不好回答记者的一些问题，最终翟利峰提出等到春节后再由中心主任钟宏武回复有关问题。
记者联系钟宏武后，对方表示由于接近年底，中心的事情繁杂，而记者的问题很多，“我们是做研究出身的，不能草率地回答你的问题。如果你愿意，可以请你到我们中心来，把数据库开放给你看，不过那也是不能对外公布的。”
由于本刊截稿时间的限制，记者显然没能等到这次难得的探讨机会。不过，为了更好地分析社科院编写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记者还是采访了业内的资深人士，例如“商道纵横”的总经理郭沛源。
郭沛源毕业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获管理学博士，曾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德意志银行从事过研究工作。还在清华就读期间，郭沛源就开始关注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责任投资在中国的研究与发展。他在2005年创办了商道纵横公司，该公司致力于为企业提供高质量的企业社会责任和社会责任投资研究咨询、研究和培训服务。商道纵横旗下运营的商道纵横网，提供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中英文资讯，已经成为国内最重要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交流平台之一。
既然要追根溯源，就不得不再介绍一下《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的编纂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这家成立于2008年7月的中心，被称为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领域唯一的部级研究机构和最高理论研究平台”，也是一家非盈利性学术研究机构。
该中心成立时曾对外宣布，其理事和研究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国资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企业联合会、人民大学和中远集团、中石油等优秀企业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和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工作者担任。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成立时，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主任陈佳贵曾致辞：“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点，是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世界潮流，也是促进社会与世界更加和谐的时代动力。”
我们下文的分析不见得周全与准确，但我们的出发点与陈佳贵致辞中的期盼是相同的，都希望最终能起到正面的推动作用。
中国式创新
为了提高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可比性和可信度，1997年，美国非政府组织“对环境负责的经济体联盟（CERES）”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共同发起成立了“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以下简称GRI）”，其主要任务是制定、推广和传播全球应用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为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提供一个共同框架，目的是使这种有着对经济、环境和社会三重业绩的报告成为像财务报告一样的惯例。
1989年，挪威的Norsk Hydro公司了全世界第一份企业环境报告。十多年来，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企业或其它组织自愿、定期地在财务报告之外，还单独了环境报告、企业责任报告、社会责任报告、企业公民报告、三重底线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等非财务报告，以反映企业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三个方面的业绩。
正是在GRI的评估体系基础上，社科院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建立了自己的理论模型。2009年10月18日，社科院第一次《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时，钟宏武曾在新闻会上做过如下解释：
与国际上通行的考察企业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三方面不完全相同，社科院认为经济责任在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中，特别在中国不太适用，所以改为“市场责任”。
除了市场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社科院还将“责任管理”列为考察的一个重要方面，并由此构成了社科院独创的“四位一体”理论模型。
在“四位一体”模型中，责任管理位于模型的核心，包括责任战略、责任治理、责任融合、责任绩效、责任沟通和责任调研；市场责任居于模型基部，包括客户责任、伙伴责任和股东责任等与企业业务活动密切相关的责任；社会责任为模型的左翼，包括政府责任、员工责任和社区责任；环境责任为模型的右翼，包括环境管理、节约能源资源、降污减排等内容。
根据钟宏武的解释，社科院的评价结果是这样出炉的：首先建立理论模型，之后再对百强企业进行分类――最终将百强企业分为19类。行业分类之后，他们就要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各行业企业的四大板块赋权，然后再根据每个三级指标的重要性和实际性对每个责任进行具体赋值，最后把赋值的情况和企业披露的信息进行对比，“如果企业披露了信息就给分，没有披露就零分，最后我们得到了企业发展的最终得分。”
从社科院自建的模型中不难看出，除了新建的“责任管理”这一版块，其他三项市场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分别与国际上通行的经济、社会、环境责任相对应。
“我觉得他们的这种理论模型没有什么问题，是合乎逻辑的。”郭沛源如此评价。
既然社科院的评价方法并没有逻辑上的问题，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假定的事实
根据《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的描述，中国100强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的评价基础是“企业主动地公开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社科院认为，这些信息应该满足以下基本原则：一是主动性，即这些信息应该是企业主动披露的信息；二是公开性，即利益相关方能够通过公开渠道方便地获取相关信息；三是实质性，这些信息要能切实反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水平；四是时效性，即这些信息要能反映出企业最新的责任现状。
依据这样的原则，社科院确定了三类信息来源：一是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二是企业年报、三是企业官网。
然而，依据这样的原则，在华跨国公司从一开始就无法和中国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原因很简单，因为大部分在华跨国公司是不会在中国公布年报的。众所周知，跨国公司的上市地点基本都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交易所，其公布的年报针对的只会是上市公司的业务，很少会有跨国公司再按区域或国家公布年报，这对于他们来说，既不存在法律的约束，也将是一项庞大的工作。
同理，尽管跨国公司都有在总部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传统，但很少会有企业再分国别社会责任报告。一方面，不排除一些在华跨国公司存在“不愿自找麻烦”的原因，另一方面，目前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都是以投资公司形式设立的中国总部。实际上，跨国公司在中国各省都设有多个子公司负责具体业务，对于那些业务线庞杂的在华跨国公司而言，想要搜集齐全他们在中国的相关信息，也着实不易。
根据社科院的统计，2010年，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数量为53家，外资企业为31家。事实上，这两年之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央企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和我国有关政府部门的推动不无关系。2008年1月4日，国资委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要求“中央企业要建立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并在之后逐年加大对央企编写和社会责任报告的推动力度。
无论有何理由，那些未在中国对年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做披露的跨国公司都只有一个结果――“如果企业披露了信息就给分，没有披露就零分”。
其实，近些年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也开始不断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如英特尔、巴斯夫、可口可乐、索尼等。但是，即使上述按规矩公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在华跨国公司，其2011年的“社会责任发展指数”的得分也均在55分以下。
此外，由于社科院是以企业主动的数据作为评分基础，其中就暗含一个假设，即企业自行的报告是真实、准确的。“也就是说，企业的报告中说他做了什么就是什么，说他做得有多好就有多好。”郭沛源认为，这种假设无疑使社科院的评价潜藏着风险，因为企业通常是不会主动披露负面信息的。
客观的评价？
在打分环节中，社科院首先要确定的是责任管理、市场责任、社会责任、环境责任四大板块的权重。按照社科院的解释，他们是“根据各行业指标体系中各项企业社会责任内容的相对重要性，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四大板块的权重”。
翻阅教科书，发现层次分析法是指将一个复杂的多目标决策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将目标分解为多个目标或准则，进而分解为多指标（或准则、约束）的若干层次，通过定性指标模糊量化方法算出层次单排序（权数）和总排序，以作为目标（多指标）、多方案优化决策的系统方法。
“层次分析法实际上是更复杂的专家打分法。”郭沛源解释，例如目前在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体系中，共有4个指标，每次对企业评分前，专家首先要就两个指标的重要性进行比较，如此两两比较之后，最后才能算出这四项指标的权重分别是多少。
当然，这种权重的确定是按照行业划分的，即同属某个行业的企业，其责任管理、市场责任、社会责任、环境责任的权重都是一样的。
“层次分析法就是更复杂的专家打分法，它更科学、精确，更能把一些主观判断因素去除掉。”对于这种评分方式十分熟悉的郭沛源说，“虽然层次分析法是比较科学的拍脑袋的方法，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拍脑袋的方法。”
在确定四大板块的权重后，每个板块中还会有多个具体指标，“多少不一，少的有70个，多的有110个”，钟宏武曾在新闻会上称，他们会“根据每个三级指标的重要性和实际性对它每个责任进行具体的赋值，最后把赋值的情况和企业披露信息进行对比，如果企业披露了信息就给分，没有披露就零分，最后我们得到了企业发展的最终得分。”
当然，整个评分过程同样是由专家来执行的。“对于评分的专家来说，这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儿――一个板块的指标可能就有上百个。专家打分打到最后，可能早就忘了自己为什么给前一家企业打那样的分。”郭沛源说，尽管他也曾被邀请担任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的专家，但他并没有时间参与到这样的打分工作中来。
那么，社科院的专家打分团队到底是如何构成的呢？对此，钟宏武并没有透露。
当记者提出希望了解百强企业在责任管理、市场责任、社会责任、环境责任四大板块的具体得分情况时，翟利峰提供了一个网址：省略，他告诉记者，只要简单注册，即可在上面查到中国百强企业的社会发展责任指数。
记者注册后发现，在上面输入中央企业的名称后，大多能查到该企业在四大板块的具体分数，但是输入一些在华跨国公司，如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则不会显示各板块的具体得分，而只能看到最终分数。
当然，记者也能查到一些在华跨国公司的具体得分，如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其在责任管理、市场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四大板块的分数分别为：21.4、15、22.2和34.3，最终的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为31.5，按照社科院的标准划分，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的特性属于“起步者”。
相比之下，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在责任管理、市场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四大板块的分数分别为：73.2、85、73.9、65，最终的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为74.3，属于“领先者”。
尽管巴斯夫是世界上较早在企业内部成立“可持续发展理事会”的公司，还建立了三个区域可持续发展指导委员会覆盖美洲、亚洲和欧洲三个大区域，从战略层面整合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以指导地区公司的运营，此外，巴斯夫还于多年前在中华区成立了可持续发展指导委员会，针对中国地区的具体环境制订相关战略和目标，但是，在社科院的评价体系中，巴斯夫中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各项指标分数，均远远低于中石化。
不知道是巴斯夫在中国的社会责任管理水平过低、执行能力过差，还是根本没有在中国贯彻总部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又或者是故意降低在中国的执行标准。过往的一些事实显示，这些都不是没有可能的。
但是，按照社科院的评价体系，在华跨国公司的得分一致性的低于55分，均处于“追赶者”，甚至“起步者”的阶段，这一现象就真的值得关注了。到底是这些在华跨国公司的问题很严重，还是社科院的“尺子”有问题？
【关键词】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审计
一、社会责任概念
“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最早是1924年美国的谢尔顿提出的，之后各国学者也提出过不同的定义。但总体来说，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学术界还没给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统一的意见。笔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在进行正常的日常生产活动中，在运用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时，为保护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这些责任包括职工的安全和福利，对自然界的保护，对自身产品质量的监督，对消费者的负责等。
二、实施社会责任审计的必要性
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张正勇老师统计的数据：2006年3月国家电网了我国第一份独立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掀起了国内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高潮。2007年有47家上市公司独立的社会责任报告, 2008年达到132家, 2009年增加到465家, 是2008年的2.8倍还多，呈现“井喷式”增长状态。可是，国内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普遍缺乏第三方的审核， 2009年的465份社会责任报告中只有28份聘请独立的第三方对报告进行了审核，只占总体的6%。所以，无论是从提高我国自身社会责任报告的质量还是同国际接轨上都迫切的要求我国开展社会责任审计。
三、社会责任审计的概念
社会责任审计这一概念大概到20世纪80年代才引入我国，较有代表性的是韩健春、阳秋林和李东生对于社会责任审计的说明，他们认为社会责任审计是以维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由专业的审计机构积极、主动的接受政府、社团和社会个人的委托，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和手段面对企业所履行的各种社会责任进行审计、审查和监督以便企业更好地履行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笔者认为，社会责任审计简单地讲就是专门的审计机构根据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运用科学的方法对企业履行社会的情况进行审核和监督并核实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真实性，并将审计结果向社会公众披露的过程。
四、如何实施社会责任审计
进行社会责任审计首先就是要确定社会责任审计的准则。准则的制定要充分考虑到社会责任审计的特殊性，在参考国外的研究成果的同时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具体实施。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审计的目标，笔者认为，其最终目标是迫使企业更好的履行社会责任并真实报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让相关信息更透明更公开，便于社会大众的日常监督，对表现好的企业更好的鼓励，对表现不好的企业呼吁社会公众进行监督并在适当的时间进行举报，从而有效地防止不良行为的发生。
企业社会责任审计的主体在已有的研究中大概有三种观点，一是让政府审计机构承担，二是让企业内部审计部门承担，三是让会计师事务所承担。笔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审计是一项比较复杂的项目，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对审计人员的知识要求很高，在社会责任审计开展初期应该由政府部门承担，而在社会责任审计相当成熟和普遍的时候让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同时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在企业实际运行的每一天每一时刻都在履行着的，而且不同行业有不同的特点，这样也就要求在审计过程中企业内部审计部门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理论工作准备就绪后就要试图开展社会责任审计工作了。在审计程序方面可以借鉴财务审计的经验，先熟悉审计环境，考察企业的主要业务，然后制定审计计划，进入实施审计阶段，关于审计的内容王春兰和陈筠曾提出社会责任审计范围表（见表1），然后按照表里提出的依据进行审计对比来考察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审计结束并听取企业董事会、行政管理人员和内部审计机构的意见后就可以向社会公众披露社会责任审计报告了。
总之，在我国社会和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企业越来越重视社会责任的披露，但只有披露还不足以满足社会的需要，现在亟需出台相关的社会责任审计政策以满足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监督的需要。进行社会责任审计是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迫切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姜虹.国外企业社会责任审计研究述评与启示.审计研究, 2009年第3期.
[2]王春兰,陈筠.实施社会责任审计的构想.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07年第11期
[3]阳秋林,李冬生.建立中国社会责任审计的构想.审计与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
[4]余玉苗.论西方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审计.审计与经济研究,1996年第1期.
[5]卢丽,马梓,企业社会责任审计理论结构框架研究.经济研究导刊,2010年第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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