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消费；差距；收入
中图分类号：F126.1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08)03-0061-03
一､天津市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基本情况
1998年以来，天津市经济发展迅速。2006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4337.73亿元，同比增长14.4%，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177美元，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第三个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0美元的城市。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天津市居民收入逐年增加，消费水平逐步提高，消费需求､消费质量和消费层次进一步提升，生活日趋改善。
(一)从收入上看，天津市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各项收入均出现不同程度增加
1 居民收入持续增长。1998年至2006年，天津市居民收入实现稳步增长。2006年，天津市城市居民人均收入14283元，同比增长13%，较1998年增加7173元，年均增幅9.1%(见图1)。从增幅来看，基本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
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年鉴
2 各项收入均出现不同程度增长，工薪收入是可支配收入的主要动力。 居民可支配收入来源于四个部分：工薪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2006年，居民家庭来自工薪收入人均达到9260元，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为59.8%，拉动可支配收入提高6.5个百分点。随着天津市不断提高养老金待遇和住房公积金提取增加，天津市居民转移性收入不断增加，2006年，天津市居民家庭来自转移性收入人均 5308 元，拉动可支配收入增长5.8个百分点。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占比分别为6%､1%(见图2)。
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年鉴
(二)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首破万元，消费结构逐步升级，服务性消费增加明显
1 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突破万元大关。1998年以来，天津市居民消费需求进入结构调整阶段，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维持稳中有升的趋势。截至2006年末，天津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0548元， 突破万元大关(见图3)。
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年鉴
2 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逐步增加，消费结构变化明显。2000年-2006年期间，全市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从40.1%下降为34.9%，服务性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由25.1%上升到29.8%。
消费结构变化对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拉动作用逐步体现。
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稳增长，物价基本保持稳定。1998年以来，受天津居民消费平稳增长的影响，天津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呈现出平稳增长的格局。2006年，天津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56.79亿元，比1998年增加769.67亿元，年均增幅11.04%，2003年以来增幅基本稳定在14%左右。
受消费均衡增长的影响，天津市物价保持基本稳定。2006年天津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01.5。自1998年以来一直较为平稳，没有超越102.3。
4 消费贷款逐年增加，对消费升级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截至2006年末，天津市居民日常消费贷款余额32.07亿元，比1998年增加32.05亿元，年均增幅51.56%。消费贷款在1998-2003年之间出现快速增长，2003年之后有所回落。
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年鉴
居民消费贷款对居民消费升级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006年末，天津市居民日常消费贷款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为2.36%，比1998年提高2.31个百分点。1998-2003年之间出现快速提高，2003年之后有所回落。
二､天津市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定量分析
(一)本期收入､前期消费都对本期消费产生直接影响
通过对1985年至2006年间天津市收入与消费模型的定量分析，选取1985～2006年天津社会零售商品消费总额和GDP(在这里我们用GDP代替总收入)，利用统计分析软件Matlab，根据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建立收入与消费单方程宏观计量经济模型：模型1：Ct=706633+0.51Gt
模型2：Ct=561423+0.21Gt+0.63Ct-1
其中：Gt为本期地区生产总值，Ct为本期最终消费，Ct-1为前一期的最终消费。
从模型1可以看出，平均边际消费倾向为0.51，即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消费会平均增加0.51个单位，反映出本期的收入对本期最终消费的影响很大。考虑到最终消费不仅受本期收入的影响，而且还受前一期的影响，因此，从经滞后调整的凯恩斯消费函数模型2可以看出，当考虑前一期的消费时，本期收入对本期最终消费的影响降至0.21，而前一期的消费对本期消费的影响程度为0.63。
(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之一，但作用远落后于投资
消费率，也称最终消费率，是衡量一个同家或地区消费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最为明显地反映经济内在增长态势的宏观经济指标。从天津市的情况来看，最终消费率呈现逐步下降的态势。我们采用了1985年―2006年的相关数据，包括了地区生产总值､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Gt=4488.21+0.41Ct+3.13It
当投资保持不变时，当期消费平均增加1亿元，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加0.41亿元，而当消费保持不变时，当期投资平均增加l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加3.13亿元。这表明消费对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小于投资对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
(三)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存在明显的逆向效应
我们对1998年以来的平均消费倾向与收入差距情况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逆向效应(见表1)。
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年鉴
出现平均消费倾向与收入差距逆向效应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押一是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远低于低收入阶层。2006年最高收入户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收入户低54.7个百分点；二是低收入群体虽然有消费意愿但是收入不足。2006年低收入户边际消费倾向为1 015，表明其所需消费到收入不足的制约。
三､天津市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一)内外需求发展不均衡，对消费发展形成制约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出口已成为推动天津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之一。外贸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0年的43%攀升到2006年的60%，而作为主要内需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却逐年下降，由44%降为31%。
这种内外失衡的长期发展，使天津市经济发展的脆弱性增强。出口与投资不同，投资总体上看都是中间过程，投资成果最终都会转化为消费，而出口则不一定都转化为消费，因此经济出口依赖性的增强不利于最终消费的形成；另一方面，由于出口拉动经济作用越来越明显，导致政府在发展经济中对消费作用的认识弱化，不利于刺激消费政策的调整。
(二)房价上涨过快对居民消费挤出效应明显
房价的不断上涨使居民的购房压力不断增大。2006年天津市城市居民房价收入比已经达到11.1。居民购房负担沉重。购房在统计上属于投资，但是从居民支出来说，买房占了收入的绝大部分。房价更高意味着需要增加更多储蓄为将来买房做准备，从而更加压抑当前消费。因此房价上涨对当前消费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居民消费增长相对缓慢。
(三)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对消费的发展构成抑制
近年来，天津市城市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天津市出现大量下岗职工与部分高收入群体并存的局面。据统计，城镇居民最高收入家庭住户与最低收入家庭住户间的收入差距，从1998年的5.1倍上升到2006年的7.5倍。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的发展构成抑制。当前天津市正处于消费品结构升级时期，高收入阶层存在着明显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低消费倾向，影响对消费市场需求。
(四)社会保障不完善抑制居民消费行为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居民住房､医疗､教育､失业､养老支出大幅度增加，而社会保障制度还未根本健全，导致居民的未来支出预期和预防性货币需求迅速扩张，造成了居高不下的储蓄倾向，制约了居民的即期消费。
四､促进天津市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发展的建议
(一)加大货币政策在消费调控中的作用，发展和完善信贷消费，逐步提高信用消费比重
货币政策应通过结构性信贷政策鼓励消费增长，即一方面对住房､汽车､电器､通信设备､教育､假期旅游等领域的消费信贷给予优惠；另一方面实行较为宽松的消费信贷政策，积极培育居民良性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在发展信用消费方面，一方面要加快消费信贷法律体系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快建设全国性统一的个人信用体系。
(二)完善促进消费增长的税收政策，刺激消费需求增长
进一步完善促进消费增长的税收政策，以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在促进消费需求中的独特作用：扩大和增加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税收优惠，促进低收入人群增加收入。加大对住房､汽车､教育和旅游等重点消费领域的税收支持力度。同时，我们认为，当前1600元个人所得税的得起征点依然偏低，因此建议再次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强其消费能力。
(三)努力增加居民收入，强化收入分配调节
一是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鼓励各种形式的就业，促进就业岗位的增加，稳定增加居民收入，二是完善城市职工最低工资制度，加大机关事业单位和垄断行业工资制度的改革力度。在逐步提高城市低收入户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同时，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并对高收入群体在保护其合法收入的同时，利用税收等手段调节分配差距，防止贫富差距过度扩大。
(四)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增强居民对消费的信心
政府应增加财政社会保障投入，多渠道筹措社会保障基金，合理确定保障标准和方式，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分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是扩大城市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逐步做实个人账户，逐步提高社会统筹层次，增强统筹调剂的能力。二是建立失业保险与促进就业联动机制，完善失业保险制度。三是扩大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健全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补充保险。四是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标准。建立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纳入救助范围。
(五)着力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做好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工作，减缓住房对消费的挤出效应
政府应积极落实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同时，要建立包括廉租房在内的住房保障制度，从而降低占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支出，增强其消费能力，减缓住房对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
课题组组长：张 平
课题组成员：程卫红 杨冬梅
按照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在县民政局和镇民政所的领导、支持和关心下，在社区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社区的民政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具体工作汇报如下：
一、认真做好低保工作，确保低保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
二、尽职尽责做好社区的残疾工作
社区的残联工作始终紧密围绕着：“关心关爱残疾人，以人为本”这一主题，而开展了一系列关爱残疾人的活动。残疾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社会的关爱，社区的温暧。社区成立残疾人协会，总支书记任协会主席。今年上半年，在上级部门的关心下，对社区57户残疾困难家庭进行了走访摸底，社区通过多种渠道解决他们的生活及就业问题，把党和政府对残疾人的关怀及时送到他们的心坎上。积极组织社区的残疾人，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上半年共推荐7名残疾人到县党校进行残疾人技能培训。例如社区的肢体残疾人夏新德等同志，就参加了县党校组织的技能培训学习;及时掌握残疾人的困难，建立了各种困难残疾人登记台帐：如子女入学情况登记表、住房情况登记表、就业情况登记表等。社区残疾人雷运涛年卧床不起，我们及时把他的情况上报到县残联，为他争取了一辆轮椅，并亲自送到他的手里。
5月份，为迎接省市民政部门的相关检查，社区及时召开专题会议，认真部署，安排专人，对相关的台帐资料进行整理归档，更换了新的社会救助工作橱窗，将社区所有低保户的照片、姓名、住址、享受的救助金额公布在橱窗内，体现了社区民政救助工作的公开、公正、公平。
总之，在过去的半年中，我们社区的民政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离上级领导和广大居民对我们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今后，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与时俱进、真抓实干;发扬优点，振奋精神、团结协作、扎实工作，把社区的民政工作做得更好。
2017年公务员年终工作总结范文一 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能够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关于民政、残联的指示精神，切实从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认识做好弱势群体工作的重要性，工作中求真务实，圆
我在街道主要负责民政和残联工作。在过去的一年里，自己能够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关于民政、残联的指示精神，切实从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认识做好弱势群体工作的重要性，工作中求真务实，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现在我就把自己在过去一年里所做的工作向大家做以汇报。
一、认真学习，提高自身素质。
民政工作包罗万象，关系到千家万户，日常事务琐碎繁杂，残联面对的更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为了做好本职工作，保证工作的高效运转，自己比较注重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学习，坚持参加街道的政治理论学习，并利用业余时间阅读报刊杂志，收听收看新闻广播，及时了解时事政事，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同时自己还先后学习了《双拥知识手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政策法规问答》、《残疾人维权法律知识手册》等书籍和有关政策文件等。通过学习，使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业务素质得到了提高。工作中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关于民政、残联工作的指示精神，切实从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认识做好民政、残联工作对于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加强军政、军民团结。
二、爱岗敬业，全心全意为居民服务。
(一)、民政工作主要包括：优抚、社救、低保、地名编制、殡葬等多项业务。
1、低保工作：火炬辖区地外偏远，面积大，人口类型复杂，人户分离也较多，因此，给低保家庭的确认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针对这一情况，我多次召集社区干部集中学习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政策法规问答》和省、市、区有关低保工作的文件，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并要求社区干部在工作中，对来社区申请低保或进行咨询的人员做好详细记录，及时入户调查、，按程序上报，通过上述工作，翔实而具体地掌握了贫困群众的情况，做到了既不漏保，也不错保。今年共接待下岗、失业和社会无业人员以及贫困残疾人上访40余人次，认真听取了他们的陈述，并慎重地做了答复，不激化矛盾，妥善处理。给确无劳动能力，且成年的残疾人及时纳入低保4人。
今年6月份经过努力，我为两位三无老人(刚绍彦、程文琛)在民政局争取到两台21英寸彩色电视机，当我们给他们送去的时候，两位老人非常高兴，一再表示感谢。
低保户巫志华的丈夫因病去世后，她同上高中的女儿郜婷一起生活，家境十分贫寒。郜婷今年参加高考，被大庆职业学院计算机专业录取。这让巫志华又是喜来，又是愁，喜的是女儿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大专，愁的是学费没着落。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我及时把她们的难处上报民政局，通过教育救助，为其领到 4000元入学救助金。解决了低保家庭子女考上学入学难的问题。
我还始终坚持要求社区组织低保家庭参加公益活动。实行考勤制，使每周两次的公益活动一直坚持下来，深受广大居民的好评。
鉴于低保工作是动态管理，对于已保的家庭，始终坚持按a、b、c三类管理，定期入户回访，并在居住区公示，以求得广大群众监督，当家庭情况有变化时，及时进行变更。今年共新增保10户19人，停保12户33人，为6户15人上调了低保金，现有低保家庭29户56人。全年共发放低保金62002 元。通过认真细致的工作，确保了低保金发放的严肃性。
2、优抚工作：辖区内共有优抚对象7人，除每月按时为他们发放优抚金外，还为他们排忧解难，在职因战三甲伤残军人姜德荣，现伤残部位有发展，恰逢今年9月全省统一换伤残证，当我了解到伤残有发展人员可以重新鉴定伤残等级时，我把这一情况及时转告给老人，并为其办理了重新检查需要的相关手续，老人十分高兴。
每逢春节、八一建军节，都坚持到军烈属家中走访慰问，给他们送去慰问品的同时，也送去了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和问候。
今年还对辖区内建国前参军和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军人进行了走访，辖区内共计22人。全年共为优抚对象发放优抚金、伤残金、医药费合计10484元。
3、地名编制工作：今年主要工作是调查住宅楼的产权单位。大门牌、商服楼、办公楼等情况，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准确地上报给了上级业务部门。
4、殡葬工作：工作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政策、文件的规定去办理，全年共开出火化证明7张，无一差错。
(二)、残联工作：
火炬街道辖区内共有残疾人126人，其中肢残62人，智残33人，精神残疾10人，听力残疾5人，视力残疾11人，聋哑残疾5人。辖区白内障患者7人。
1、宣传工作：在世界麻风病防治日、特需人群补碘日、爱耳日、爱眼日、世界精神卫生日、全国助残日等，以不同的形式在社区内搞好宣传工作，扩大教育面，今年共出板报4期，发放各种宣传单4000余份。使辖区内掀起人人关心残疾人事业的热潮。同时把社区以及广大志愿志如何帮助残疾人和残疾人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及时上报区残联。今年共上报各类信息7篇，反映残疾人呼声的建议4篇。
2、康复工作：康复是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的前提，也是走向社会的第一步。我们地处偏远，辖区内残疾人不便到专门院所接受康复治疗，结合实际情况，我重点抓了以家庭康复训练为主的康复工作，需要康复的27名残疾人，在家人和志愿者的帮助下，都不同程度地见到了效果。其中有5人参加了区残联举办的计算机培训班，为今后就业掌握了一技之长。对于7名白内障患者，目前已经与他们建立了联系，正在等待手术，使之早日复明。
3、信访工作：残疾人信访工作作为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保持联系的一条重要渠道，既是向广大残疾人宣传贯彻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的一个窗口，也是依法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维护残疾人利益的重要阵地。解决好残疾人信访问题，是做好残疾人工作的关键。今年共接待残疾人上访5人，8人次，对他们提出的问题，都给予了妥善解决，对于确无劳动能力，生活困难的，今年新纳入低保4人。
4、鼓励残疾人参与社会活动，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今年助残日，区残联举办乒乓球赛，我积极鼓励残疾人报名参加，最后选送了3名运动员：田地、邱晨、刘海英，并发给每人一套运动服，一双休闲运动鞋，虽然此次比赛我们没有取上名次，但运动员在场上的表现都很顽强。
6 月中旬，市残联举办残疾人田径运动会，经过选拔，最终决定送三名运动员：单桂英、贺丽娜、张龙雷参加，并发给每人长、短运动服各一套，运动跑鞋各一双，参赛的9个项目，其中有5个项目取上了名次，这样的成绩使我们都很高兴，运动员还获得了相应的奖品，同时也增强了残疾人参与社会的自信心。通过参与上述活动，也使残疾人懂得，只要自己努力，自强不息，就会成功，就会得到人们的尊重。
5、关心残疾人，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
春节期间对4户特困残疾人进行了慰问，送去了大米、白面、豆油价值1000余元，助残日看望了两名肢残老人刚绍彦、张荣华，各送慰问金200元。
总结一年来的工作，虽然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按照组织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广大的弱势群体，尤其是残疾人还期待我为他们办更多的事，因此，在新的一年里，自己还要加强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学习，深刻领会党的方针，政策，提高自身素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求真务实，力争把工作做得更好。
2017年公务员年终工作总结范文二 在xxxx工作一年时间了，在这一年里，在领导的指导、关心培养下，在同事的支持帮助、密切配合下，我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学习，对工作精益求精，较为圆满地完成了自己所承担的各项工作任务，个人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工作能力都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为今后的工作和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现将工作学习情况总结如下：
一、政治思想方面
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领会执行中央、省和市委、市政府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措施。系统地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等重要文件，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重要契机，加强对马列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现代经济、科技、法律、办公自动化等与工作领域相关的专业知识的学习，使思想认识和自身素质都有了新的提高。
二、工作方面
本着对工作积极、认真、负责的态度，认真遵守各项规章制度，虚心向领导和同事请教，努力学习各项业务知识，通过不断学习，不断积累，使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有了较大提高，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1、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2、做好中长期规划的研究与编制工作。
3、积极申报国家资金支持的建设项目。
4、做好年度管理计划工作。
三、学习生活方面
在工作过程中，我深深感到加强自身学习、提高自身素质的紧迫性，一是向书本学习，坚持每天挤出一定的时间不断充实自己，端正态度，改进方法，广泛汲取各种营养二是向周围的同志学习，工作中我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虚心求教的态度，主动向领导、同事们请教，学习他们任劳任怨、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三是向实践学习，把所学的知识运用于实际工作中，在实践中检验所学知识，查找不足，提高自己，防止和克服浅尝辄止、一知半解的倾向。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突出。近年来，我省地区生产总值中投资率高消费率低的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过分依靠投资和出口，经济发展规律表明，生产、流通、积累、消费是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运动，其中生产是起点，流通是中间环节，积累和消费是终点，只有消费了的商品和服务才能实现生产与流通的价值。因此，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重要条件，对加快推进海西建设，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消费需求的发展变化和现状特征
（一）最终消费呈增长趋势，但最终消费率呈下降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消费需求保持了较快增长趋势，消费总量逐步扩大。最终消费需求由1978年的53.02亿元上升到*6年的3765.94亿元，年平均增长10.1％。“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十五”时期，全省消费需求分别增长12.1%、9.0%、11.5%、9.7%和9.0%，但最终消费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6年全省最终消费率48.6%，比1978年下降31.3个百分点。“十五”时期最终消费率分别比“八五”、“九五”时期下降8.2个和2.7个百分点。
(二)最终消费增幅低于投资需求增幅
1979－*6年，最终消费年均增速为10.1%，资本形成总额年均增长14.4%，最终消费增幅低于资本形成总额增幅4.3个百分点。从1990年以来全省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历年的环比发展速度看，最终消费需求保持增长态势，波动幅度小于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幅度。1990年至*6年，全省最终消费的变异系数为0.5563，资本形成总额的变异系数为0.6355。
（三）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
居民消费是消费需求的主体，所占份额在70%以上。自1978年以来，*居民消费滞后于经济增长。“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十五”时期，全省居民消费需求分别增长12.4%、4.8%、12.9%、8.2%和8.3%，分别低于同期GDP增幅0.8、4.9、5.5、3.3和2.4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呈下滑的趋势，特别是*2年以来，全省居民消费率降至40%以下，*6年仅为35.8%，是197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比1990年下降19.6个百分点。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低于城镇居民，在居民总消费中的比重更是持续下降，目前仅为28.7%左右，比1990年下降28.4个百分点。*6年，全省农村实现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961.03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35.5%，分别比1990、*0年下降17.0和7.8个百分点。
（四）最终消费率低于国际一般水平
1978-*5年，全球的年均消费率为77.6%，且消费率呈现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75.6%上升为*5年的78.8%；发达国家中的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年均消费率分别为83.9%、71%、78.5%和84.1%；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年均消费率分别为78.2%、78.7%、70.9%和84.1%；亚洲国家的年均消费率为70.3%，我国的年均消费率为58.5%，而我省的年均消费率仅为55.4%，明显偏低。（详见附表）
二、抑制消费需求增长的瓶颈因素
（一）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制约消费需求增长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消费能否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的增长状况。改革开放以来，全省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实现了从温饱到总体小康的伟大跨越。但与经济发展相比，全省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长期以来滞后于经济增长。从“十五”时期来看，扣除价格因素，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幅为9.8%，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1%，分别低于同期GDP增幅0.9和5.6个百分点。由于居民消费占全省最终消费的七成以上，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偏低，直接造成了居民消费底气不足，即期消费下降，从而抑制最终消费率上升。
(二)农村市场发展落后于城市市场
农村居民收入低于城市居民收入，使得农村市场的发展一直滞后于城市市场。*省*6年居民消费已达2775.43亿元，其中农村居民消费796.54亿元，城镇居民消费1978.89亿元；在居民消费中，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缓慢，*1年至*3年年均仅增长2.3％，而城镇居民消费则呈稳步上升趋势，年平均增长11.2％。“十五”期间我省最终消费的平均增长率为10.5%，其中城镇居民消费年平均增长12.5%，农村居民消费年平均增长4.3%。城乡消费增长的差距主要来源于收入增长的快慢，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两个指标常用来代表农村和城镇消费的收入水平，我省“十五”期间的农村、城镇收入变化如下：
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一直大大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城镇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缓慢，也一直低于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1到*3年只徘徊在5%左右，*4年起才日益提高，农民收入低是造成农民消费水平低的最大因素。
（三）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抑制了低收入居民消费需求扩张
*6年，全省城镇最高收入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140.16元，为最低收入组居民收入的6.5倍，高收入组农民人均纯收入10016.45元，是低收入组的5.4倍。而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人群，*6年城镇最低收入组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0.9310，高出最高收入组（0.6527）42.6%，农村低收入组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1.2239，高出高收入组（0.6285）94.7%，这说明大量低收入阶层有消费欲望但缺少必要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受阻。
（四）居民消费倾向不断下降，消费意愿不强
近年来，各级政府相继在住房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收费制度等方面加大了改革力度，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着手建立了社会保障机制，如廉租房、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医疗保障等制度，但还不足以改变人们的自我保障意识，居民的防范意识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有尽可能地通过增加存款来获取“安全感”，因而造成人们消费心理趋于保守，近期消费行为更加谨慎，也就是说城市居民对未来养老、医疗、教育支出预期增加，居民消费意愿降低。1996年开始，城乡居民消费倾向连续大幅度下降，1996年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为83.6%，农村为79.4%，到*6年我省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分别为71.3%和74.3%，分别比1990年下降10.5和18.3个百分点。
（五）长期形成的“量入为出、勤俭持家”的消费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质量大大提升，但长期生活观念和文化背景形成的量入为出、有多少收入决定消费支出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模式没有多大变化。人们崇尚收支相抵有结余，忌讳“寅粮卯吃”，极少利用银行信贷工具“负债”或“超前”消费。这种消费观无疑对人们的消费行为产生极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使消费滞后、消费需求不足。
（六）市场经济秩序混乱和地方保护主义
目前尚存在的非法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一些商品随意定价、虚假广告误导、信用水平低、伪造票据、凭证和做假帐等违法犯罪活动，行政管制或不正当手段，对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实行差别待遇，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等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和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经济活动，损坏了消费者的利益，提高了交易成本，也抑制了消费的增长。
三、扩大消费需求的路径选择
（一）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
收入决定消费，提高居民消费最重要的是增加收入。一是要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中低收入水平的城乡居民是最具备消费潜力的群体，这部分人占我省居民的大多数，由于收入低，虽有消费愿望，但支付能力却有限。政府及职能部门应该把民营经济的发展作为强化内生动力的突破口，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与投资环境，加快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居民收入。关注城市中低收入民众的情况，在帮助与解决其就业问题时，把财政政策的着力点放在提高这部分民众收入水平上，此举不仅是创建和谐社会的有力措施，也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最终消费需求。二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政府的收入再分配调节职能，进一步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确保收入分配秩序，合理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事业单位收入分配，逐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
（二）采取有效措施开拓农村市场，促进农村消费的稳定增长
一是要加大国家财政对“三农”的支持力度，继续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把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点。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使粮价及其他农产品价格在一定水平上保持稳定，同时综合配套农民工进城务工、权益保障和相关的支持政策。二是切实把国家投资重点转向农村，结合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大力推进农村道路、安全饮水、供电、沼气、垃圾和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三是引导鼓励城市大型商贸流通企业经营网络向农村延伸，利用其品牌、技术、配送体系和人才培训等优势，采取直营、加盟等灵活方式，开办村镇超市、便利店，促进工业品下乡，增加适合农村市场需要的适销对路商品。四是改善农村流通和消费环境，大力培育农民对家用电器的消费意愿。
（三）加快完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改善消费环境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仍处在发展改革阶段，再加上住房、教育和医疗制度改革，以及国企改革等因素，在短期里容易增加人们防范风险的意识。因此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使民众享受到“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一是要强化政府的就业和社会保障职能，加大财政对就业再就业的支持力度；二是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工伤保险制度；三是健全廉租房制度，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四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只有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居民对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改革引发的未来支出心中有数，合理安排支出，从而稳定居民消费倾向，才能促进储蓄转化为理性的投资与消费。
（四）加速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消费品的有效供给
依靠科学技术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生产适应市场需要的消费品，特别是新产品。同时要加强市场调查，深入了解市场的供求情况，了解消费心理和消费需求的变化趋势，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加速发展信息产业，信息市场和信息服务发展了，才能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避免无效供给，活跃消费市场，满足新的消费需求。
（五）培育新型消费领域，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我省*6年人均GDP超2700美元），人们的消费将由实物消费为主走上实物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因此，要加强培育新型消费领域，一是要大力发展信息服务业，加速建立和完善消费信息服务制度，规范消费信息服务的提供和消费行为，扩大居民信息服务消费的比重，促进消费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二是政府应积极发挥流通业的先导作用，引导生产企业积极开发适合不同消费群体的适销对路新商品；继续引导住房、汽车合理消费，扩大通信、首饰、休闲、旅游、文体、健康保健等热点消费，增强其对整个消费的带动作用；健全便民、安全、快捷的商业网络，发展城市社区商业零售、餐饮、住宿、物业管理，推进网上购物、邮购等新型消费方式；积极扩大老年人消费，重视发展适合老年人需要的娱乐、保健、医疗、教育等服务业，推广家庭养老和社会化养老相结合的多种新型养老模式。
（六）加大市场监督和监管力度，着力改善消费环境
(一)消费增长的稳定性提高
图1 1978～200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可比价增长率变动情况
观察图1,1997年以后,消费增长率的走势明显趋于稳定。消费增长率的波动幅度(最低和最高点的差异),1978～1991年为24.8个百分点;1992～1996年为6.2个百分点;1997～2001年为2.04个百分点。呈现不断减小的态势。
(二)消费结构变化速度加快
1978～1991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年均降低0.3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年均降低0.85个百分点;1992～1996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年均降低1.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年均降低0.33个百分点;1997～2001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年均降低2.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年均降低1.83个百分点。消费支出中交通通讯的比重,1992～1997年城镇居民年均提高0.58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年均提高0.29个百分点;1998～2001年城镇居民年均提高0.7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年均提高0.75个百分点。居民用于买房和建房的支出在国民经济核算中作为投资统计,因此住房支出的增长在消费结构中没有表现出来。随着住房货币化改革,近年来住房支出增长也是非常快的。房地产投资增长率1998年以后从一位数提高到两位数,2000年以后持续保持在20%以上。住、行开始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同时,医疗保健、文化教育娱乐等方面的支出比重也提高较快。消费结构进入新的快速变化时期。
表1 1992～2001年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年份食品衣着
年份 食品 衣着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医疗保健 交通通讯 娱乐教育文化服务 居住 杂项商品与服务
1992 52.86 14.08 8.42 2.48 2.64 8.82 5.96 4.74
1993 50.13 14.24 8.76 2.7 3.82 9.19 6.63 4.52
1994 49.89 13.69 8.82 2.91 4.65 8.79 6.77 4.47
1995 49.92 13.55 8.39 3.11 4.83 8.84 7.07 4.28
1996 48.60 13.47 7.61 3.66 5.08 9.57 7.68 4.35
1997 46.41 12.45 7.57 4.29 5.56 10.71 8.57 4.44
1998 44.48 11.10 8.24 4.74 5.94 11.53 9.43 4.55
1999 41.86 10.45 8.57 5.32 6.73 12.28 9.84 4.96
2000 39.18 10.01 8.79 6.36 7.9 12.56 10.01 5.17
2001 37.9 10.05 8.27 6.47 8.61 13 10.32 5.35
表2： 1992－2001年农村居民消费结构 年份 食品 衣着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医疗保健 交通通讯 娱乐教育文化服务 居住 杂项商品与服务
1992 57.55 7.97 5.56 3.66 1.86 6.64 15.92 0.84
1993 58.06 7.19 5.8 3.53 2.26 7.59 13.88 1.7
1994 58.86 6.92 5.45 3.15 2.36 7.39 14 1.87
1995 58.62 6.85 5.23 3.24 2.58 7.81 13.91 1.76
1996 56.33 7.24 5.36 3.71 2.99 8.43 13.93 2.02
1997 55.05 6.77 5.28 3.86 3.33 9.16 14.42 2.12
1998 53.42 6.2 5.15 4.28 3.82 10.02 15.07 2.04
1999 52.56 5.83 5.22 4.44 4.36 10.67 14.75 2.17
2000 49.12 5.75 4.52 5.24 5.58 11.18 15.47 3.14
2001 47.71 5.67 4.42 5.55 6.32 11.06 15.97 3.3
注: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编制。
(三)最终消费率提高
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1990～1997年,最终消费率从62%降低到58.2%。1998～2001年这一态势出现了转变,最终消费率从58.7%提高到59.8%(之间虽有波动,但总体呈提高态势)。这意味着GDP使用中消费的比重提高,投资的比重降低,经济增长对消费的依赖度提高了(消费在GDP中比重变化的情况,参见表5和图5)。
二、消费活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我国消费增长的两个阶段和影响因素的变化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从消费和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和持久收入理论出发,消费与储蓄倾向、财富效应也有密切联系。此外,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消费增长与价格波动也有一定关系。根据这一分析框架,对1978～2001年的消费和与之相关的指标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到了以下回归方程:
方程1:1978～2001年现价最终消费额
ZZXF=
5.5800×CZSR+2.2102×NCSR+2.6928×RJCX+42.9819
(13.6999)
(2.4260)
(11.0002) (0.2390)
AdjustedR-squared:0.9997 F-statistic:23887.33 Durbin-Watsonstat:2.2963
方程1中,ZZXF代表GDP中的最终消费额,CZSR代表城镇居民人均收入,NCSR代表农民人均纯收入,RJCX代表城乡人均储蓄额。均为当年价总量指标。括号中是对应的T检验值。方程通过了计量统计检验。
方程1给出的关系表明,消费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储蓄额增长有显著相关关系,后两项指标对消费增长的解释程度很高。这表明我国消费增长是收入和财富的函数。由于消费与收入和储蓄的关系中,已经包含了储蓄倾向的内容,因此方程包括了影响消费活动的主要因素。从计量分析的结果看,收入和储蓄是影响我国消费活动的两个基本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价格因素没有进入方程之中(T检验值通不过)。而从我国经济运行的过程看,价格对消费是存在影响的。为了证明这一点,分阶段对消费和相关指标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价格对消费活动是有影响的,而且在不同阶段影响是不同的。这一情况给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即我国消费增长存在两个不同的阶段,而且影响消费增长的因素也有变化,这是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独自特征。
方程2:1985～1995年不变价最终消费额
BZZXF= 2.8742×BCZSR+7.4704×BRJCX+28.0316×CPI+2165.2481
(2.4102)
(4.1929)
(3.0382) (3.6592)
AdjustedR-squared:0.9990 F-statistic:4658.044Durbin-Watsonstat:2.0877
方程2中,BZZXF代表不变价最终消费额,BCZSR代表不变价城镇居民人均收入,BRJCX代表不变价城乡人均储蓄额,CPI代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由于方程将价格作为解释变量之一,所以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最终消费额和居民收入、储蓄等指标中的价格因素进行了剔除。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1985年开始编制,受其限制,回归只能从1985年开始,样本数受到一定影响。方程通过了计量统计检验。与方程1比较,方程2中价格成为消费的解释变量,T检验值达到了标准。表明这一时段上价格波动对消费活动有明显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方程2表现了价格与消费同向变动的关系,即从总的态势看,价格走高,消费活动趋于活跃。深一层分析,是这一时段供求关系特点所决定的。1985～1995年,我国生产与消费关系中,总的看是供不应求的状态。生产和供给是主导方面,其增长状况决定消费的增长状况。在此格局下,价格水平总体是较快提高的态势,并由此刺激生产和供给增长,使供不应求转为供求平衡状态。生产和供给的较快增长则同时支持了消费增长。因此,总体看价格和消费呈同向变化。价格与消费活动的这一关系,反映了短缺经济条件下生产和供给对消费的特殊影响。生产和供给,是考察这一时段消费活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方程3:1992～2001年不变价最终消费额
BZZXF= 8.7573×BCZSR-90.6690×CPI-1145.2319
(62.3993) (-3.2578) (-1.4286)
AdjustedR-squared:0.9990 F-statistic:4658.044Durbin-Watsonstat:2.0877
为了保持必要的样本个数,方程3与方程2在时段上有部分重叠(1992～1995),但方程之间的区别十分明显,方程3反映了新时段消费的特点。与方程2比较,方程3中价格对消费活动仍然存在明显影响,但方向从同向变为反向。深一层分析,仍然与供求总量关系有密切联系。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的供求总量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从供不应求转为供求平衡和部分的供大于求。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中,消费成为主导方面。消费的内容和水平决定着生产和供给的增长。在供大于求的格局下,价格水平总的趋势是走低的。短期的价格走低,会给生产者减少生产和投资的信号;而长时间的价格走低,则会形成普遍的竞争压力,促使企业改善生产和供给,提高竞争能力。我国经济总量关系格局的改变是长期和根本性的,形成的竞争环境迫使企业不断提高竞争能力,转变发展模式。这一过程会不断改善生产和供给的状况,一方面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通过收入增长,供给改善、价格水平降低为消费活动创造更好的条件,使得消费的内容和水平不断丰富和提高。这样就形成了价格与消费相反的走势。
方程2和方程3表现了价格与消费在不同时期的关系,这也是对整个时期进行回归分析时价格因素不明显的基本原因。这一情况表明,分析我国消费活动除了要依据经济学关于消费的一般理论以外,还要考虑我国经济转轨的特殊环境,注意考察生产与消费关系在不同时期的特点。近年来,随着经济总量关系格局的变化,我国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从生产和供给水平决定消费,转变为由消费水平决定生产和供给。这一变化非常深刻,包含了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就是从消费者接受一切,转变为消费者选择一切。为此,生产必须在竞争和创新中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消费发展,为自身发展创造条件。认识近年来我国消费的特点,必须以此为基本背景。
(二)近年来我国消费特点的成因分析
由消费与各相关因素的分析,可以讨论近年来我国消费特点的成因。这也是探讨当前消费活动机理的一个重要角度。
1.供给约束解除是消费增长稳定性增强的基本原因
消费增长稳定性增强的主要原因是供给约束解除,生产与消费关系发生了改变。在生产和消费一般关系的范畴内,特定的经济环境决定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具体特点。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放权让利的过程,居民收入增长较快。从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收入分配比例看,1978年为31.6∶17.9∶50.5,1994年为10.9∶19.5∶69.6①。居民收入的比重提高了19.1个百分点。根据比例的这一变化计算,1978～1994年居民收入(可比价)年均增长12.07%,比同期GDP年均增长率(9.85%)高2.22个百分点。在收入支持下,长期低消费蓄积的消费需求能量快速释放出来。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是以生产资料生产为主的重型生产结构,满足消费需求的供给能力不足。这就形成了消费品供不应求的总量格局,使生产和供给成为决定消费变化的主导方面。在这一格局下,生产和供给的规模一方面扩张很快,另一方面波动幅度也比较大。1978～1995年期间,GDP增长率的落差最大达到10个百分点以上(参见图2),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受外汇支付能力的限制,进口增长波动幅度也比较大(参见图2)。在生产和供给主导下,消费的波动幅度必然也较大。
图2 1978～1995年GDP增长率的轨迹
图3 1979～1995年进口增长率的轨迹
当生产与供给能够充分满足消费需求时,如前面指出的,消费成为决定生产和供给的主导方面。此时,决定消费变化的主要是收入、预期和财富效应。1998～2001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稳定性提高了。与1992～1997年比较,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波动幅度为3.5个百分点,降低了2.7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波动幅度为2.2个百分点,降低了2.2个百分点(参见表3和图4)。居民储蓄存款则持续增长(参见表4和图5)。与此同时,随着住房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推进,这些方面对居民支出预期的不利影响逐步减弱;而收入持续稳定的增长则改善了居民收入方面的预期。居民预期逐步趋于正常。在这些条件的综合作用下,消费增长的稳定性必然提高。
表3 1992～2001年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
表3： 1992－2001年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 9.65 9.53 8.51 4.88 3.89 3.42 5.77 9.31 6.41 8.5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 5.92 3.18 5.04 5.3 8.99 4.59 4.3 3.79 2.11 4.2
图4 1992～2001年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轨迹
表4 1992～2001年的城乡人均储蓄存款额
图5 城乡人均储蓄存款(可比价,元)
2.居民收入和家庭财富持续增长,基本消费需求得到满足,使消费结构升级速度加快
消费结构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变化的。这也是工业化过程中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是消费结构变化的重要原因。但由于原来的消费水平比较低,改革开放以后很长时间内,消费的扩大主要集中在基本消费①领域,而且还受到生产和供给能力的约束。这就使消费结构变化的速度相对较慢,受供给情况的限制,还出现了一些反复的波动,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都出现过下降以后重新提高的情况。在收入持续增长、生产和供给能力持续扩大的基础上,城镇居民在90年代中期,农村居民在90年代末期基本消费需求总体上得到满足。城镇居民粮食、猪牛羊肉的消费量减少,家禽和水产品的消费量增加,特别是在外就餐的支出增长很快;消费支出中衣着的比重则不断降低。农村居民粮食消费量下降,肉、禽、蛋和水产品的消费量增加,衣着的支出比重不断降低。在这一基础上,一方面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储蓄水平不断提高(据国家统计局调查,目前城镇居民户均财产达到22.5万元,其中金融资产达7.98万元);另一方面消费环境不断改善(包括住房制度改革、整顿规范市场秩序、开展消费信贷、延长假日等),供给水平不断提高(企业针对市场需求不断改进产品和服务,与国际市场接轨程度提高,价格水平较低等);这就将居民推入了改善住、行、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等方面生活,具有更高价位的商品和服务消费领域。这一变化必然导致消费结构升级速度加快。应该注意到,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总量的扩大是相互影响的,消费结构升级速度加快,也推动了消费的较高水平增长。
3.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是最终消费率提高的主要原因
供给约束的解除,标志着生产和消费关系的重大改变,即从生产和供给约束消费,转变为消费约束生产和供给。这同时也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变:从粗放转为集约,从数量型转为质量效益型。在前一个时期,供给对消费形成了强制性约束,相应提高了储蓄和积累的比重。供不应求引起价格水平不断提高,加之高储蓄和高积累,支持了投资和经济的高增长。这些在GDP使用中就表现为投资率提高,最终消费率降低。在消费约束生产和供给的情况下,一方面消费品和服务供应充裕,质量不断改善提高,价格低廉,必然促进消费更快增长;另一方面,价格走低,市场竞争激烈,对生产投资活动会形成一定的抑制,资金剩余和利率下降,对储蓄和积累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在GDP使用中就表现为最终消费率提高,投资率降低。
生产和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两个基本环节,形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是保证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在消费约束的情况下,努力扩大消费需求,从市场终端拉动投资和经济增长,对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无疑非常重要。但最终消费率并不是越高越好。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必须符合特定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主要由市场机制调节决定。各国工业化的经验表明,工业化过程中,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结构变得更加“迂回”了。在总需求中,中间需求的比重提高;在中间需求中,对初级产品的需求比重下降,制成品需求比重提高。因此投资率是决定一国工业化速度的决定性因素①。目前我国社会资金和资源存在一定剩余,劳动力供给充裕,市场空间广阔,因
此,在积极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要加快解决阻碍企业自主投资增长的体制问题,提高消费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实现社会资金和资源的充分利用,形成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要求的积累和消费比例。
表5 1978～2001年消费在GDP中比重变化情况
年份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GDP中居民消费比率％ 48.6 49.0 50.7 53.3 53.1 52.8 51.3 50.1 49.8 50.6 51.4 51.2
消费品零售总额/GDP ％ 43.0 44.6 47.4 48.3 48.5 48.0 47.1 48.0 48.5 48.7 49.8 47.9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GDP中居民消费比率％ 51.2 49.9 48.7 44.6 45.2 46.9 48.1 48.4 48.6 48.9 49.3 47.6
消费品零售总额/GDP ％ 44.7 43.6 41.3 36.0 34.8 35.3 36.5 36.7 37.2 37.9 38.2 39.2
图6 1978～2001年消费在GDP中比重的变化
总结以上分析,近年来我国消费活动特点变化主要是由于生产和消费关系的改变,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生产和供给约束解除,在收入持续增长和家庭财产规模扩大的基础上,我国消费活动进入加快升级过程,并推动消费总量持续较高增长。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要继续改善消费的诸相关条件,积极鼓励消费;另一方面也要注意解决抑制投资增长和效益质量提高的体制问题,改善消费对生产投资的带动作用。
三、经济政策对近年消费活动的影响度分析
前面分析表明,现阶段影响我国消费活动的主要因素是收入、财富效应(储蓄额、股票市值的变化)、居民预期(对未来收入和支出的预期)。此外供给方面的因素,包括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消费环境、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等对消费活动也有影响,但与生产和供给约束时期比较,已经不能同日而语。分析扩大内需政策对消费活动的影响,主要应从分析政策对这些因素的影响入手。
(一)积极财政政策促进了居民收入增长,消费信贷提高了居民的购买力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有很密切联系,特别是1992年以后,城乡居民收入增幅都低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但1998年以后,居民收入增长开始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走势也与经济增长不同(见图7)。分析原因,主要是支持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增长的政策发挥了作用。
图7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曲线比较
1999年开始,加大了财政支持居民收入增长的力度。当年7月1日起,确定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水平、失业保险金水平、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提高30%;增加机关事业单位在职职工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一次性补发1999年6月底前拖欠的企业离退休人员统筹项目内的养老金;提高部分优抚对象抚恤标准。2000年6月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出企业收入分配实行企业经营者年薪制,岗位工资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科技人员工资激励机制、职工持股分配工资和集体协商制等6种办法,进一步完善了企业内部的分配机制。2001年,再次提高机关事业单位在职职工的工资,增加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此外,进一步加强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管理,清理整顿涉及农民、企业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管理,全面整顿住房建设收费。清理整顿农村电价、农民建房收费、农村中小学收费、结婚登记和计划生育管理收费;取消对一批外来务工人员的收费项目,包括暂住费、暂住(流动)人口管理费、计划生育管理费、城市增容费、劳动力调节费、外地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服务费、外地建筑企业管理费等多种收费项目。机关事业单位工资的调整,也带动了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工资水平的相应提高,对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提高城市三条保障线(国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费、失业保险金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费)水平,清理各种收费项目,对城市低收入居民、农民的收入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进一步了解居民
收入增长与政策支持的联系,使用月度经济指标分别对1994～1998年和1999～2002年两个时段的居民收入增长与财政支出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比较两个方程,可以发现1999年以后财政支出增长对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增强了。
方程4:1994～1998年居民收入增长(月度数据回归)
LOG(LGZXZC)=0.7019×LOG(LCZZC)+3.2064
(18.102) (10.4440)
AdjustedR-squared:0.8284 F-statistic:324.3676Durbin-Watsonstat:1.9696
方程5:1999～2002年居民收入增长(月度数据回归)
LOG(LGZXZC)=0.7278×LOG(LCZZC)+2.9191+〔AR(1)=0.6498〕
(49.6124) (22.6054)
AdjustedR-squared:0.9849 F-statistic:1375.157Durbin-Watsonstat:2.1440
上面方程中,LGZXZC代表银行工资性现金支出,在月度指标中近似代表居民收入(基本是城镇居民收入);LCZZC代表财政支出,其中包括了增加居民收入的有关支出。两个方程都通过了必要的统计检验。从方程的回归系数比较看,1999～2002年期间财政政策对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增强了。
与收入政策具有相似效果的措施还有消费信贷。1999年2月,人民银行了《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允许所有商业银行开办所有消费信贷业务。当年末,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已达1100亿元。经过试点,助学贷款已扩大到所有商业银行。到2001年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已达到5598亿元;汽车消费信贷余额达到436亿元;助学贷款余额达到32亿元。消费信贷占各项贷款的比重由1997年的不足0.3%提高到6%。消费信贷的发展,对于住房和汽车消费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
(二)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逐步改善对居民消费预期产生了积极影响
图1的曲线表明,199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可比价增长率从上年的13.24%陡然降低到9.32%。虽然有城乡居民收入增幅下降的影响,但也有预期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城市困难企业增加较快,企业倒闭和职工下岗分流力度加大。农村乡镇企业发展转入低谷,由于农产品供求关系的改变,务农收入增长缓慢。这些情况对居民的收入预期必然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城市福利经济的模式加快转变,居民对未来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前景存在种种担忧,这些对居民的支出预期也必然产生负面影响。预期因素是此时消费增幅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此对照,1998年以后着力推进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住房制度改革等则对居民预期产生了不断增强的正面影响,是消费增幅逐步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1998年5月14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从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两个确保)发放起步,开始加快建设社会保障体系。1998～2002年6月份,全国国有企业累计下岗职工2600多万人,90%以上进入了再就业服务中心,能够按时领取生活费,并由中心代缴社会保险费。同一时期,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离退休人员年均增加150万人,总数达到了3100多万人(2002年6月末),共发放基本养老金8296亿元,补发历史欠帐215亿元。1998～2001年,中央财政对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地区的两个确保资金给予了1286亿元的专项补助。在这一基础上,失业保险加快建立,覆盖范围目前已经扩大到城镇所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职工。2001年底,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达到1.03亿,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由1998年底的58万人增加到312万人。1999年,国务院又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开始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2002年,全国所有城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镇全部建立了这一制度,享受低保的人数达到1930万。与此同时,加快建设养老保险制度。1999年,国务院颁布了《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规范社会保险费征缴制度和程序;将铁道、电力、邮电、石油等11个行业的养老保险统筹移交地方,实行属地化管理,理顺了社会保险管理体制,增强了省级统筹的功能;积极推进社会化管理,实行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由社会服务机构发放,到2002年6月末,社会化发放率已经达到99.2%。建立基本养老金调节机制,1998～2001年,企业离退休人员的月均养老金水平从413元提高到579元。1998年,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医疗保险制度建设。到2002年6月末,覆盖人数已经达到7920万。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又提出建立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目标。国务院根据这一目标制定了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并选择辽宁省进行试点,目前已经取得重要进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一方面直接增加了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另一方面也改善了居民的预期,对支持消费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住房制度改革在1998年以后加快了步伐,目前大多数城镇居民都购买了住房,福利分房制度已基本结束。住房货币化进程一方面加快改善了城镇居民的居住水平,带动了房地产业、建材产业、以及与居住环境相关的各类消费行业加快发展;另一方面也稳定了居民的支出预期,促进了居民即期消费的活跃。
总体看,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的改革,对改革居民预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消费增幅提高的重要支持因素。
(三)改善消费环境的政策促进了消费增长,分流储蓄的政策对消费增长作用不大
改善消费环境和供给水平的政策,例如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加强消费品,特别是食品等直接影响人身安全产品的市场进入管理,规范旅游行业的秩序,改善服务质量,调整消费的有关政策等,对消费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分流储蓄的政策,其效果则需要讨论。前面指出,从理论和实证分析看,储蓄和财富水平对消费增长是正向影响。因此,鼓励居民减少储蓄、增加即期消费的政策,从一个较长时间看,对消费增长不具积极影响。
综合看,增加中低收入居民收入的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及住房制度改革、改善消费环境的政策等对促进消费发挥了显著作用。是近年来居民消费活动趋于活跃的重要原因。
将影响消费的政策编成政策变量,并使用月度宏观经济指标,建立了不同时段的关于消费的回归方程。
方程6:1994～1998年的消费品零售总额
LOG(LXFPLS)=0.8843×LOG(LGZXZC)+2.1232×LOG(JMCKSUM(-1))
-
(12.9142)
(2.8071)
0.03289×XXFPLS(-3)-18.7565-0.0436×T
(-0.2735)
(-2.5583)
(-2.7017)
AdjustedR-squared:0.7584 F-statistic:46.5322Durbin-Watsonstat:1.9193
方程7:1999～2002年的消费品零售总额
LOG(LXFPLS)=1.1239×LOG(LGZXZC)+0.9996×LOG(JMCKSUM(-1))
(74.9980)
(2.6517)
+0.01702×XXFPLS(-3)-11.2766-0.0056×T
(1.6529)
(-2.8702) (-1.7508)
AdjustedR-squared:0.9933 F-statistic:1450.496Durbin-Watsonstat:2.0567
上面方程中,LXFPLS代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LG?ZXZC代表银行的工资性现金支出,JMCKSUM代表储蓄存款余额,XXFPLS代表消费政策变量。比较方程6和方程7,可以发现,消费政策变量在1994～1998年不能够对消费增长进行解释,T检验值很低,通不过计量检验。1999～2002年则能够对消费增长进行解释,T检验值明显提高,通过了计量检验。从方程7给出的数量关系计算,1999～2002年期间,政策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的直接影响为0.24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政策对收入、储蓄等
变量的影响,则政策对消费增长率的影响度将更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可比价增长率从1997年的9.32%到2001年的10.97%,提高了1.65个百分点,其中政策支持的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未来消费活动的发展趋势分析及政策建议
根据前面的分析结果,当前决定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是收入、预期、储蓄水平、政策等因素。从当前情况看,2002年城镇居民收入增幅提高较大,农民收入增幅大体保持稳定。城乡居民收入增幅总体看提高了。储蓄水平也提高较快。由于宏观经济稳步向好,居民预期将继续改善。支持消费的各项政策力度继续增强。特别是目前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速度加快,新的消费热点开始启动。综合这些情况,预计未来我国居民的消费活动将进一步活跃,消费增长率将稳步提高。针对这一形势,政策应该注重以下方面:
———继续保持对中低收入居民的支持力度。随着经济增长和财税增长,大体同步地提高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水平和城镇三条保障线的水平。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巩固两个确保,加强三条保障线的衔接,按照产业升级的规律,认真作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认真总结城镇社会保障试点的经验,进一步完善养老、失业、医疗等保险制度。积极推进社会保障管理服务社会化,加快社会保险信息系统建设。
———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疏通城乡间劳动力的流动渠道,继续清理限制农民外出打工的法规和条例,规范城市相应的管理和服务。加大财政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支持力度,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一、现状评估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密切配合、大力支持下，我局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全县工作主题，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良好成绩。
（一）全面加强了以抗旱救灾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工作
一是救灾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去年年初我局下拨冬令、春荒款126.31万元；7月份下拨因洪水造成自然灾害救灾款129.4万元；10月22日又下拨新灾救灾款325万元，各乡镇用救灾款买面粉428吨，大米2吨，烤火煤2601.1吨，在11月初全部发到受灾困难户手中，共救助无自救能力户1.5万户、2.8万人。年底下拨冬令款107万元，全年共下拨救灾款687.71万元，有力地保障了灾民的基本生活。
二是城乡低保实现了扩面提标和应保尽保。城镇低保保障标准由原来的每人每月15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225元，保障人数由去年的7547人扩大到8083人，占城镇总人口的11.5%,人均月领低保金额158元；农村低保保障标准由原来每人每年780元提高到每人每年870元，保障人数由16756人扩大到25989人，占农村总人口的8.6%，人均月领低保金额52元。做到了动态管理，有进有出。
三是城乡医疗救助让近2.3万名困难群众得到实惠。为农村低保户、五保户、重点优抚对象共计18765人参加新农合每人资助20元，共资助资金37.53万元。2009年共实施医疗救助和资助22792人，下拨救助金额455.35万元。
四是五保供养水平进一步提高。目前，我县4所中心养老机构、14所敬老院，五保老人集中供养达790人以上，集中供养率达到33%以上。
（二）全面做好了拥军优属工作
2009年共发放抚恤金和生活补助费456.6万元，为75名重点优抚对象维修、改建危房98间，下拨维修、改建资金14.7万元；配合县政府的新民居建设工作，为4个乡镇的6个行政村计25名重点优抚对象下拨新民居建设资金2.7万元；完成了对全县259名义务兵家庭优待金的测算工作，2009年共下拨义务兵家庭优待金50.75万元。
（三）依法行政，加强了民政社会事务管理
1、殡改
工作不断巩固提高。一是重点解决火化后二次装棺和土葬等难点问题。二是继续实行殡葬管理死亡报告和月核对制度。三是投资65万元从上海购进两台高档、无烟环保、操作系统全部由电脑控制的新型火化炉，对旧火化炉进行彻底更换，火化率达98%。
2、婚姻登记工作喜获民政部表彰。
3、地名工作有新进展。完成了对县城街、路、巷的命名工作，统一制作了不锈钢路标指示牌138块，下发了《xx县地名管理实施办法》，完成了《xx县行政区划图》和《xx县xx区图》的重新绘审及出版发行工作。
4、社团管理发展良好。
5、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得到加强。一是圆满完成了第八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二是城乡社区建设稳步推进。新建永义街社区1个，我局投入15万元配合张北镇配备了社区内的各项办公设施。
6、老龄、扶贫、等工作成效明显。部作风建设年”活动成果卓著全体干部职工的思想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作风建设有了明显提高，真正实现了“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目标，年终民主行风评议，在全县第二范围17个社会经济管理部门中名列第三。目前我局各项民政工作正在按计划有序展开。救灾救济工作，正在完成今年春荒灾情摸底及救助工作和重新修订完善县、乡、村三级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并着手准备对村级自然灾害信息员进行培训。城乡低保工作，正在对享受五年以上的城镇低保户逐户进行审核，重新审批，取消低保终身制。城乡医助工作，进一步加强城乡医疗救助与新农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衔接，制定一套更加完整切实可行的救助办法。推进医前医后救助、大病与门诊日常救助相结合的救助模式创新，选准救助对象，规范救助比例，提高救助效果。加大救助力度，实现五保户、低保户、特困户、重点优抚对象、患重大病家庭医疗救助全覆盖。五保供养工作，对五保对象进行摸底调查，实行动态管理，对不符合五保条件和死亡的要及时予以取消，对符合条件的及时给予纳入，做到应保尽保。临时救助工作，制定了城镇街头流浪乞讨人员的安置、救助方案，在县城增设临时救助点。优抚工作，启动和实施了《重点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实施办法》，彻底解决重点优抚对象看病难问题。地名区划工作，按照县委、政府的要求部署，正在担纲撰写《xx县地名志》，争跑省厅地名处完成小二台乡、三号乡、海流图乡和两面井乡改县属“建制镇”的申报工作，力争今年增加2个建制镇。完成张北镇、小二台乡更名工作的审报工作。社区建设工作，我们计划在原有的12个社区的基础上，再新设4个社区，把全县70.1平房公里的面积全覆盖，并根据新城建设不断扩大管辖范围和调整区划管理。使社区建设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社会事务工作，完成了社会组织的年检工作，规范新社会组织的组织管理。组建殡改执法队，继续加大殡改工作宣传力度，积极推行文明丧葬，及时与各乡镇核对死亡人数，提高火化率。指导县慈善总会筹备召开xx县慈善总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争取在11月底前开展好捐赠活动。
二、存在问题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在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严重的不足：
整体工作稳重有余，创新不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救灾应急预案尚待进一步完善，对紧急性、突发性灾害救助能力不足。低保收入难以界定，调查时隐瞒家庭收入，致使个别低保对象确定不够准确，引发一些群众的误解和意见。部分领导班子成员和民政干部的能力与业务素质也或多或少存在问题，比如缺乏雷厉风行的作风，推、拖、等、靠，效率低下；缺乏敢想敢干的魄力，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缺乏争优比先的干劲儿，工作浮躁、质量不高；缺乏以工作为事业的责任感，说了不算，定了不干。这些不良思想和现象都需要我们在今年的工作中克服和杜绝。
三、赶超先进的总体思路
（一）科学对标、准确定位
古语讲“见贤思齐”，民政工作要想不断突破，必须找准自己学习和借鉴的榜样。近年来，xx县民政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先后被国家民政部评为“全国民政工作先进县”、“爱心献功臣行动先进县”，被省民政厅评为“老龄工作先进县”、“省甲级敬老院县”和“社区建设工作先进县”，被xx市市委、市政府授予“殡葬改革工作先进县”、“双拥模xx县”。尤其在地名工作方面可以说走在了全省甚至全国的前列，xx县的成功经验在全省得到了推广和学习。总结他们成功的经验，主要是做好了四个坚持。即坚持“四个到位”，精心组织实施地名公共服务工程。一是思想认识到位，他们把地名公共服务工程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的公益性基础工程，放在突出位置，列入县委、县政府重要议事日程，每年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地名公共服务工程建设工作，大力推进县城和农村的地名工作。二是组织领导到位。一直保留县地名委员会及办公室，设置大量工作人员具体负责全县地名工作。形成了“政府主导、民政主办、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三是经费落实到位。四是安排部署到位，对全县地名工作实行目标化管理，纳入县政府考核目标，加强导督调度，充分调动各级各部门的积极性。坚持“两个突出”（突出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突出难点），高标准编制城乡地名规划。坚持“四个规范”（规范用字、规范程序、规范使用、规范标志设置）扎实推进城乡地名标志设置全覆盖。坚持“四个一”（印刷一张地图、建立一个数据库、设立一个地名网、开通一个问路电话）加快推进地名信息化建设和服务。对比xx县的先进工作经验，我县的地名工作还远远落后。工作制度不健全、工作人员严重匮乏、重视程度不足，跟不上我县城镇建设快速发展的进程。而其他民政工作与xx县或全国优秀民政工作相比也有一定差距。
（二）推进方法
对照先进标准，结合我局实际，提出以下争优创先措施。
一是牢记宗旨，始终把“为民解困”放在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加大资金投入和工作创新力度，打造“爱民型”民政。
二是立足本职，紧紧围绕建立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公正规范操作，着力提升“三个群体”（困难群体、优抚群体、孤老孤残孤儿群体）的生活水平，实现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和应退必退，打造“服务型”民政。
三是推行政务公开和一岗双责，贯彻落实好《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xx县委、县政府、县纪委关于廉政建设的要求，合理评估划分“行政权力风险点”；坚持执行好局机关七条制度，对事关群众利益的热点问题，要依据有关规定集体研究、公开公示，使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打造“廉政型”民政。
（三）保障措施
工作要干出成绩，永葆生机，就必须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抢抓机遇，迎难而上。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民政工作全局，以本次“三提升”活动为契机，加强前瞻探索，规范民政行政行为，提高依法行政效能，促进全县民政事业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
1、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开拓进取、“争先创优”的信心。
在新一年的工作中，全体民政干部要振奋精神，敢想敢干，敢为人先。要注重研究新情况，开拓新思路，探索新方法，推动民政工作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创新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突破。对照“提升能力、提升标准、提升效率”的要求，大力提倡“人讲称职、事争一流、克服一般、追求卓越”的工作作风，不能过得去，只能过得硬。
2、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增强民政工作的实力、能力和竞争力。
各级民政工作人员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认真调研。用心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用创新的思维想问题，用务实的态度解决问题。要把岗位作为事业来追求，从思想和感情上解决好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真正在工作中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坚持求真务实，各项工作要有部署，有检查，有落实。要千方百计解民忧，想方设法谋民利，全力以赴保民生，努力提高民政干部的工作能力、实力、竞争力。
一、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
(一)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的态势趋于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两者波动幅度明显缩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由1952年的18%上升到2001年的38%),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同期由83.2%下降到59.8%)。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2001年为59.8∶38,“九五”期间(1996～2000年)这一比例平均为59.5∶37.5,其中1999年为60.2∶37.1,2000年为61.1∶36.4;“八五”期间(1991～1995年)平均为58.7∶40.3,“七五”期间(1986～1990年)平均为63.4∶36.7,“六五”期间(1981～1985年)平均为66.1∶34.5(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分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项，最终消费由城乡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其占GDP之比为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额和存货增加，其占GDP之比为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消费率和投资率相加有时会大于100％，主要因为净出口为负，使GDP总额减少，分母缩小)。尽管1999、2000年最终消费率有所回升,投资率有所下降,但最终消费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总的看,这种变化轨迹可能反映了工业化时期投资与消费的一般演变规律,表明两者的比例关系在按照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多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大幅度偏离其趋势值。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变化轨迹渐趋平稳。
改革开放开始时,人们对以往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重新审视,这时消费率从1978年的62%上升到1981年的67.5%,达到最近20多年来的最高值,这种上升或许带有一定的“矫正”性质。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也反复出现过投资过热和消费偏冷,但投资率和消费率偏离趋势值的幅度明显小于改革开放以前。90年代中期以后投资率小幅度下降(由1995年的40.8%下降为2001年的38%),而消费率则稳步提高(同期由57.5%%上升为59.8%)。这种小幅度变动与趋势线基本重合,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反复出现的大起大落。
(二)在国际比较中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
对投资率的国际比较表明,我国目前的投资率是明显偏高的。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本文所引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和其他国家2000年的数据，均出自《世界发展报告2001/2002》，其中关于中国的数据与我国统计年鉴的计算结果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误差。但为统一比较口径，凡引用世界银行数据，均不做改动),2000年,我国投资率高达38%,世界平均为23%,低收入国家为21%,中等收入国家为25%(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为27%,上中等收入国家为23%),高收入国家为22%。在世界银行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的国家仅有少数几个,分别为:阿塞拜疆(投资率46%,但贸易逆差率即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达34%),厄立特里亚(投资率39%,贸易逆差率高达82%),莱索托(投资率47%,贸易逆差率也高达82%),尼加拉瓜(投资率38%,贸易逆差率高达41%),土库曼斯坦(投资率46%,贸易逆差率为20%)。这5个国家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主要是由于贸易逆差过大,缩小了GDP这个分母,使得投资率看起来很高,实际上低于我国,因为我国38%的投资率是以贸易顺差为基础的。2000年以贸易顺差为基础而投资率相对较高的国家,主要是分布在我国周边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例如新加坡,投资率为31%;韩国投资率为31%;马来西亚投资率为26%;此外,发达国家日本的投资率也达到26%的较高水平。
对最终消费率的国际比较显示,我国目前的消费率则是明显偏低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为60%,世界平均水平为77%,低收入国家为80%,下中等收入国家为68%,上中等收入国家为78%,高收入国家为78%。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也有8个百分点的差距。
二、我国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1997年以来政府投资率上升比较明显,但仍低于一些亚洲国家;非政府投资率近10年来逐年下降,2001年开始回升
在投资构成中,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是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两者在GDP中各自所占比重及其消长,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府职能的转换,民间投资的成长状况,以及经济内在的自主增长能力是否增强。目前我国的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部分重大基础工业项目、区域开发、生态保护、国土整治、国防、航天和高新技术开发等领域。一般而言,由于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需要政府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行投资。进一步说,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相当落后,地区差距极大,需要政府投资来缓解“瓶颈”制约,对促进工业化进程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也需要对欠发达地区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带动地区协调发展。此外,我国尚处于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抵御外部经济金融危机冲击的力量比较薄弱,适当的政府投资有助于调节社会总供求,防止经济下滑。
对近10年来统计资料的分析表明,我国的政府投资率处于逐年上升态势,由1992年的2.3%上升到2001年的3.8%;分段来看,1992～1997年政府投资率维持在2.3～3.1%,1998年以来达到3.4～3.8%。政府投资率的这种上升,反映了上面所提到的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投资的需求;特别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通货紧缩趋势的影响,我国连续数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建设国债扩大政府直接投资,必然会促使政府投资率提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政府投资率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挤出民间投资,因为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西部大开发和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一些重大项目,亦即私人资本和其他民间投资主体通常不愿涉足的领域,实际上对民间投资的成长起到一定的带动效应。
投资率指资本形成额占GDP的比重;政府投资率指资本形成额中政府部门投资占GDP的比重,政府部门投资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核算”一章中的资金流量表;非政府投资率=(资本形成额-政府部门投资额)/GDP。
在国际比较中,我国的政府投资率低于周边的一些亚洲国家,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要高一些。例如,1996年,韩国的政府投资率为5.5%,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资率为2.6%(1997年),美国为1.7%,加拿大为2.2%(1997年),德国为2.2%,意大利为1.3%,荷兰为2.4%(1995年),英国为0.8%(王召同志根据1999、2002年《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有关数据计算)。中国1996年的政府投资率为2.7%,与巴基斯坦大体相当,显著低于韩国(即使中国2001年政府投资率上升到3.8%,也仍然低于韩国1996年的水平)。与上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政府投资率明显高于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略高于荷兰、加拿大和德国。在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阶段,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高于发达国家,应当说是正常的。在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亚洲国家中,我国的政府投资率则不能算高,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低的。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资率与我国接近,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更是大大高于我国,这说明政府投资率的高低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道路。事实上,在政府投资率为既定的前提下,关键在于政府投资的方向是否合理,如果政府投资集中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这样就有利于带动而不是排斥非政府投资的增长,也表明政府合理地行使了经济职能。1992～2001年,我国的非政府投资率呈现出急剧上升———逐渐回落———缓慢回升的轨迹。先是由1992年的35%跃升为次年的40.7%,其后逐年回落为2000年的32.8%,到2001年间回升为34.2%,但仍然低于1992～1997年间的每一年。这种变化轨迹反映的事实是,90年代初期开始的投资过热迅速引致通货膨胀,迫使国家采取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措施,逐渐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在这一过程中,整个投资率和非政府投资率的下降,都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毫无疑问应当以非政府投资为主,充分发挥各类民间投资的活力,但并不意味着非政府投资比率越高越合理。一些论者经常用90年代中期以前民间投资的高速增长,来对照说明近几年民间投资的乏力。事实上,这种简单类比是存在明显漏洞的。主要是因为,很难用投资过热时期较高的非政府投资比率或增速作为理想的参照系,来判断现在的这一比率是否偏低,否则容易引起新一轮的投资过热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从发展趋势看,考虑到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将逐步减少,今后政府投资率会相应有所回落。另一方面,随着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逐步完善和落实,包括各类民间投资主体在内的非政府投资日趋活跃,尤其是非国有经济投资正在加速成长,对全社会投资的贡献越来越大,因此非政府投资率将会继续回升。
三、我国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居民消费率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低于同类发展水平的国家,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程度更为明显
最终消费由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构成,两者在GDP中所占比重是最终消费内部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分析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有助于看清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也有助于分析政府规模是否过大。我国政府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指出,包括国防、社会保障、教科文卫,以及向住户以免费或低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等方面的开支。适度的政府消费是维护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也是扩大内需、调节景气周期的重要手段。1992～2001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由61.7%降为59.8%,下降1.9个百分点;政府消费率由13.5%降为13.2%,仅下降0.3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由48.2%降为46.6%,下降1.6个百分点,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近10年来,政府消费率虽然在90年代中期降低到11.5%左右,但是到2001年已接近恢复到1992年的水平;而居民消费率与1992年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国际比较显示,中国的政府消费率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大大低于亚洲的平均水平。从一定年份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我国政府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11%,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1%,下中等收入国家为12%,上中等收入国家为13%,高收入国家为16%,世界平均为15%。以各国较长时间的平均数做比较,我国的政府消费率也偏低。美国90年代政府消费率平均为16%,西欧和加拿大一般为20%左右,北欧福利国家通常更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消费率也相当高,例如南非在19%左右,以色列接近30%,沙特阿拉伯平均为30%。国外学者对118个国家1960～1985年数据的一项研究表明,以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表示政府最优规模,这些国家的政府最优规模平均为23%;其中,非洲为20%,北美洲为16%,南美洲为33%,欧洲为18%,而亚洲为25%(引自北师大资源和经济管理研究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年》)。换言之,在这样的政府消费水平上,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产生最优效果,而又可以避免政府规模过度膨胀。相比之下,我国90年代政府消费率平均仅为12%左右,明显低于上述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国家和地区。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新阶段,如果政府消费率持续偏低,将难以满足社会对政府公共服务越来越大的需求。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国不仅最终消费率偏低,而且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状况更为突出。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中国城乡居民的家庭最终消费支出仅占GDP的49%,全球平均为62%,低收入国家为69%,中等收入国家为62%(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为56%,上中等收入国家为65%),高收入国家为62%;一些人口大国的这一比重也都高于中国,如美国为67%,日本为61%,印度为68%。与国际上的同口径指标相比,目前我国家庭消费率明显地偏低,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与同样经济发展程度的印度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四、我国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分析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影响因素,对于解释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成因和机理,预测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是十分必要的。
(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消费水平增速位居世界前列,消费结构已从温饱型农产品消费过渡到小康型工业品消费,部分向比较富裕型的服务类消费迈进。居民消费从注重消费品数量的增加,转变为同时注重生活质量的提。1978～2000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7.5%和67.7%下降到39.2%和49.1%,总体低于50%,这是小康生活的一个特点。近些年来,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呈现出加速下降的趋势,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在加快。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在客观上要求最终消费率适当上升和投资率相应下降,使投资和消费保持一个相对协调的比例关系。如果投资率长期偏高而消费率长期偏低,将不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不利于发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潜力还很大,需要进一步拓展居民消费的空间。
(二)国内较高的储蓄率,支撑着我国投资率在相当长时期保持较高水平;而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制约着消费需求持续快速增长
我国是具有高储蓄传统的国家,1992～1998年,我国总储蓄率(总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稳定保持在40%左右,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低储蓄传统形成鲜明对照(例如美国的总储蓄率为15%,而居民储蓄率仅为5%)。高储蓄是高投资的基础,因此同期我国的投资率平均为40%左右,也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总储蓄主要来源于居民储蓄。在1992～1998年的总储蓄构成中,住户部门平均占53%,非金融企业占32.2%,金融机构占1%,政府部门占13.8%。我国总投资绝大部分是非金融企业完成的。在资本形成总额中,住户部门平均占14.4%,非金融企业平均占比高达77%,金融机构占0.6%,政府部门占7.9%(引自郭浩：《对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财经科学》2001年第4期)。我国总储蓄构成和总投资构成的对比表明,住户部门是最大的资金盈余部门,为企业部门投资提供了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也为全部资本形成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撑条件。在进行国际比较时,我国投资率之所以显得偏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具有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特别是较高的居民储蓄。不少亚洲国家也有高储蓄的传统,象韩国、新加坡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2000年的投资率仍然高达31%,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投资率仍然处于26%的较高水平,这不能不说与它们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有很大关系。
在居民收入水平为既定的前提下,储蓄倾向(即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越高,消费倾向(即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相对便会越低,并导致最终消费率下降;如果居民储蓄倾向降低,而消费倾向提高,则其投资率会下降到较低水平,而导致相应较高的最终消费率。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逐步下降,并出现消费增幅放缓的趋势。1990～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47下降为0.774,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5下降到0.74;同期,储蓄倾向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储蓄年均增长23.7%,而居民消费支出年均仅增长12.9%(引自祁京梅：《2003：我国消费渐入快车道》，《经济日报》2003年1月21日)。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支出增长放缓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使储蓄倾向过度提高,对投资和消费的合理变化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居民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的协调变动,对于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合理调整是至关重要的。
(三)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特点,对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具有重要制约作用
各国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规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必然拉动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率会出现上升———下降———稳定的变动轨迹,消费率则相应表现为下降———上升———稳定的趋势。当居民消费由基本生存必需品为主转向工业品为主时,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将会上升,进而导致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当居民消费转向服务类产品为主时,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则会提高,并引起投资率下降和消费率上升。在经济发达阶段,工业化完成,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将处于基本稳定状态。
我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加速发展,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较高,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较低。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更为复杂,需要大规模投资;而第三产业的生产过程相对简单,需要投资量较少。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工业比重高而服务业比重低的结构性特点,以及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客观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适当高的投资率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在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时,消费率还要受到工业化进程的制约,不大可能迅速上升到较高水平,而可能表现为一个缓慢提高的过程。随着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并基本完成后,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投资率的下降将会比较明显,相应地为消费率的上升留下较大余地。
(四)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对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合理消长具有积极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时间里,我国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国家集中配置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为特征,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投资支出和重工业倾斜,而消费支出、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则得不到足够的发展资源。经济增长方式相应地表现为以投资饥渴、数量扩张、速度推动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因而,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也往往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而被迫压缩投资的情况下,消费才得到应有的重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逐步转向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重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强调让人民得到更多实惠,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向企业和居民个人倾斜;经济增长方式随之逐步转向注重质量效益、结构优化和科技进步的集约型增长。由于这种转换是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其过程难免会出现一定波折,所以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也难免出现新的不协调。但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的情况看,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总体上处于相对平稳协调的变动态势。这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违背客观规律的人为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干扰将越来越弱化,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有可能逐步遵循经济内在的要求和发展趋势,沿着相对协调的轨道消长变化。
(五)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从经济运行机制内部促进投资率和消费率合理变动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调节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机制发生积极变化,是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趋于稳定的重要体制原因。从宏观调节机制看,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以间接调节方式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建立,针对投资和消费波动所采取的宏观调节措施,有可能更多地借鉴市场经济的通行做法。从微观运行机制看,一方面,非政府的投资主体在全社会投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由企业和个人根据市场供求变化和国家政策导向,自主地进行投资决策,尤其是各类非国有的民间投资日趋活跃,投资领域越来越广泛;另一方面,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的发育成长,必然促使政府投资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越来越集中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而促使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的分工趋向合理。总之,经济体制改革越是深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调节机制越是完善,越有利于投资和消费之间形成比较合理的关系。
五、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趋势预测
预测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可能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一)经济增长进一步向质量效益型转换,社会各阶层将充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改进和增强。从投资和消费的角度看,政府行使公共服务职能,主要体现为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加而不是政府投资的增加,非公共领域的投资基本由企业和个人进行。这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重要前提。
(二)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最关键的标志将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保持稳定,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上升。我国现在的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GDP)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提升空间很小。产业结构升级将主要表现为:工业内部进一步高加工度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生产要素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加速流动,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根据1952～2001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历史数据进行外推,到2020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化基本稳定在2001年的趋势值水平(39∶61),但是如果未来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并明显超过第二产业的比重,则消费率可能会提高,而投资率会相应降低。
(三)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将保持较长时间,但伴随人口老龄化趋势,储蓄率可能逐步下降,并导致投资率降低。据有关预测(李善同、侯永志、翟凡：《未来5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预测》，载于王梦奎、陆百甫、卢中原等著《新阶段的中国经济》，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2000～2010年,由于适龄劳动力持续增长,养老负担相对较轻,有利于国民储蓄率保持高水平,投资率可能保持在35～40%;以后由于适龄劳动力增长放慢,老龄人口增加,养老负担加重,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将逐步降低,到2020年可能降低到35%以下。
(四)与目前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以及各国普遍情况相比,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最终消费率偏低,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尤为突出,这种差距表明我国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可能余地。例如,到2020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可能由2000年的48%逐步提高到60%左右,即介于2000年的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6%)和世界平均水平(62%)之间;我国的政府消费率可能保持在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12%的平均水平;相应地我国投资率则可能降低为30%左右,这仍然高于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25%的平均水平,但是同其中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31%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对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化趋势的影响,预计到2020年,投资率可能下降为30～35%,其中政府投资率可能为1～2%,非政府投资率可能为30%以上;最终消费率可能上升为70%左右,其中居民消费率可能为60%左右,政府消费率可能为10%左右。
六、政策建议
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涉及投资政策、消费政策、政府职能转换和微观运行机制诸多方面,关键是应当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主要运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和手段,促使投资和消费按内在发展趋势协调变动。
(一)遵循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性规律,引导投资方向和优化投资结构。国家应当按照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升级的需要,运用规划、政策和信息等手段,引导产业发展和投资方向;各类投资主体应当以市场导向为主要依据,关注政策导向,优化投资资源的配置。要在结构优化的前提下保持适当的投资率,避免单纯的投资规模扩张。
(二)政府所承担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要进一步向公共服务职能转换。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投资要基本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尽可能削减政府投资所担负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保留必要的公共投资。而且,公共服务职能由政府投资所实施的部分也应当尽量减少,而转向主要由政府最终消费来体现。
(三)扩大非国有企业和个人等国内民间投资的准入领域,为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创造平等竞争条件。应当加快促进各类投资主体平等竞争的制度建设,包括财产保护、税收、政府规制、市场准入和退出等方面的制度。政府对全社会投资波动的调节,应当主要运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
一、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
(一)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的态势趋于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两者波动幅度明显缩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由1952年的18%上升到2001年的38%),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同期由83.2%下降到59.8%)。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2001年为59.8∶38,“九五”期间(1996～2000年)这一比例平均为59.5∶37.5,其中1999年为60.2∶37.1,2000年为61.1∶36.4;“八五”期间(1991～1995年)平均为58.7∶40.3,“七五”期间(1986～1990年)平均为63.4∶36.7,“六五”期间(1981～1985年)平均为66.1∶34.5(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分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项，最终消费由城乡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其占GDP之比为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额和存货增加，其占GDP之比为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消费率和投资率相加有时会大于100％，主要因为净出口为负，使GDP总额减少，分母缩小)。尽管1999、2000年最终消费率有所回升,投资率有所下降,但最终消费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总的看,这种变化轨迹可能反映了工业化时期投资与消费的一般演变规律,表明两者的比例关系在按照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多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大幅度偏离其趋势值。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变化轨迹渐趋平稳。
改革开放开始时,人们对以往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重新审视,这时消费率从1978年的62%上升到1981年的67.5%,达到最近20多年来的最高值,这种上升或许带有一定的“矫正”性质。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也反复出现过投资过热和消费偏冷,但投资率和消费率偏离趋势值的幅度明显小于改革开放以前。90年代中期以后投资率小幅度下降(由1995年的40.8%下降为2001年的38%),而消费率则稳步提高(同期由57.5%%上升为59.8%)。这种小幅度变动与趋势线基本重合,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反复出现的大起大落。
(二)在国际比较中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
对投资率的国际比较表明,我国目前的投资率是明显偏高的。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本文所引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和其他国家2000年的数据，均出自《世界发展报告2001/2002》，其中关于中国的数据与我国统计年鉴的计算结果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误差。但为统一比较口径，凡引用世界银行数据，均不做改动),2000年,我国投资率高达38%,世界平均为23%,低收入国家为21%,中等收入国家为25%(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为27%,上中等收入国家为23%),高收入国家为22%。在世界银行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的国家仅有少数几个,分别为:阿塞拜疆(投资率46%,但贸易逆差率即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达34%),厄立特里亚(投资率39%,贸易逆差率高达82%),莱索托(投资率47%,贸易逆差率也高达82%),尼加拉瓜(投资率38%,贸易逆差率高达41%),土库曼斯坦(投资率46%,贸易逆差率为20%)。这5个国家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主要是由于贸易逆差过大,缩小了GDP这个分母,使得投资率看起来很高,实际上低于我国,因为我国38%的投资率是以贸易顺差为基础的。2000年以贸易顺差为基础而投资率相对较高的国家,主要是分布在我国周边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例如新加坡,投资率为31%;韩国投资率为31%;马来西亚投资率为26%;此外,发达国家日本的投资率也达到26%的较高水平。
对最终消费率的国际比较显示,我国目前的消费率则是明显偏低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为60%,世界平均水平为77%,低收入国家为80%,下中等收入国家为68%,上中等收入国家为78%,高收入国家为78%。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也有8个百分点的差距。
二、我国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1997年以来政府投资率上升比较明显,但仍低于一些亚洲国家;非政府投资率近10年来逐年下降,2001年开始回升
在投资构成中,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是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两者在GDP中各自所占比重及其消长,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府职能的转换,民间投资的成长状况,以及经济内在的自主增长能力是否增强。目前我国的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部分重大基础工业项目、区域开发、生态保护、国土整治、国防、航天和高新技术开发等领域。一般而言,由于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需要政府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行投资。进一步说,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相当落后,地区差距极大,需要政府投资来缓解“瓶颈”制约,对促进工业化进程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也需要对欠发达地区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带动地区协调发展。此外,我国尚处于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抵御外部经济金融危机冲击的力量比较薄弱,适当的政府投资有助于调节社会总供求,防止经济下滑。
对近10年来统计资料的分析表明,我国的政府投资率处于逐年上升态势,由1992年的2.3%上升到2001年的3.8%;分段来看,1992～1997年政府投资率维持在2.3～3.1%,1998年以来达到3.4～3.8%。政府投资率的这种上升,反映了上面所提到的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投资的需求;特别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通货紧缩趋势的影响,我国连续数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建设国债扩大政府直接投资,必然会促使政府投资率提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政府投资率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挤出民间投资,因为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西部大开发和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一些重大项目,亦即私人资本和其他民间投资主体通常不愿涉足的领域,实际上对民间投资的成长起到一定的带动效应。
投资率指资本形成额占GDP的比重;政府投资率指资本形成额中政府部门投资占GDP的比重,政府部门投资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核算”一章中的资金流量表;非政府投资率=(资本形成额-政府部门投资额)/GDP。
在国际比较中,我国的政府投资率低于周边的一些亚洲国家,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要高一些。例如,1996年,韩国的政府投资率为5.5%,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资率为2.6%(1997年),美国为1.7%,加拿大为2.2%(1997年),德国为2.2%,意大利为1.3%,荷兰为2.4%(1995年),英国为0.8%(王召同志根据1999、2002年《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有关数据计算)。中国1996年的政府投资率为2.7%,与巴基斯坦大体相当,显著低于韩国(即使中国2001年政府投资率上升到3.8%,也仍然低于韩国1996年的水平)。与上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政府投资率明显高于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略高于荷兰、加拿大和德国。在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阶段,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高于发达国家,应当说是正常的。在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亚洲国家中,我国的政府投资率则不能算高,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低的。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资率与我国接近,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更是大大高于我国,这说明政府投资率的高低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道路。事实上,在政府投资率为既定的前提下,关键在于政府投资的方向是否合理,如果政府投资集中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这样就有利于带动而不是排斥非政府投资的增长,也表明政府合理地行使了经济职能。1992～2001年,我国的非政府投资率呈现出急剧上升———逐渐回落———缓慢回升的轨迹。先是由1992年的35%跃升为次年的40.7%,其后逐年回落为2000年的32.8%,到2001年间回升为34.2%,但仍然低于1992～1997年间的每一年。这种变化轨迹反映的事实是,90年代初期开始的投资过热迅速引致通货膨胀,迫使国家采取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措施,逐渐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在这一过程中,整个投资率和非政府投资率的下降,都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毫无疑问应当以非政府投资为主,充分发挥各类民间投资的活力,但并不意味着非政府投资比率越高越合理。一些论者经常用90年代中期以前民间投资的高速增长,来对照说明近几年民间投资的乏力。事实上,这种简单类比是存在明显漏洞的。主要是因为,很难用投资过热时期较高的非政府投资比率或增速作为理想的参照系,来判断现在的这一比率是否偏低,否则容易引起新一轮的投资过热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从发展趋势看,考虑到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将逐步减少,今后政府投资率会相应有所回落。另一方面,随着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逐步完善和落实,包括各类民间投资主体在内的非政府投资日趋活跃,尤其是非国有经济投资正在加速成长,对全社会投资的贡献越来越大,因此非政府投资率将会继续回升。
三、我国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居民消费率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低于同类发展水平的国家,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程度更为明显
最终消费由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构成,两者在GDP中所占比重是最终消费内部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分析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有助于看清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也有助于分析政府规模是否过大。我国政府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指出,包括国防、社会保障、教科文卫,以及向住户以免费或低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等方面的开支。适度的政府消费是维护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也是扩大内需、调节景气周期的重要手段。1992～2001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由61.7%降为59.8%,下降1.9个百分点;政府消费率由13.5%降为13.2%,仅下降0.3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由48.2%降为46.6%,下降1.6个百分点,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近10年来,政府消费率虽然在90年代中期降低到11.5%左右,但是到2001年已接近恢复到1992年的水平;而居民消费率与1992年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国际比较显示,中国的政府消费率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大大低于亚洲的平均水平。从一定年份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我国政府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11%,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1%,下中等收入国家为12%,上中等收入国家为13%,高收入国家为16%,世界平均为15%。以各国较长时间的平均数做比较,我国的政府消费率也偏低。美国90年代政府消费率平均为16%,西欧和加拿大一般为20%左右,北欧福利国家通常更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消费率也相当高,例如南非在19%左右,以色列接近30%,沙特阿拉伯平均为30%。国外学者对118个国家1960～1985年数据的一项研究表明,以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表示政府最优规模,这些国家的政府最优规模平均为23%;其中,非洲为20%,北美洲为16%,南美洲为33%,欧洲为18%,而亚洲为25%(引自北师大资源和经济管理研究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年》)。换言之,在这样的政府消费水平上,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产生最优效果,而又可以避免政府规模过度膨胀。相比之下,我国90年代政府消费率平均仅为12%左右,明显低于上述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国家和地区。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新阶段,如果政府消费率持续偏低,将难以满足社会对政府公共服务越来越大的需求。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国不仅最终消费率偏低,而且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状况更为突出。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中国城乡居民的家庭最终消费支出仅占GDP的49%,全球平均为62%,低收入国家为69%,中等收入国家为62%(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为56%,上中等收入国家为65%),高收入国家为62%;一些人口大国的这一比重也都高于中国,如美国为67%,日本为61%,印度为68%。与国际上的同口径指标相比,目前我国家庭消费率明显地偏低,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与同样经济发展程度的印度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四、我国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分析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影响因素,对于解释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成因和机理,预测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是十分必要的。
(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消费水平增速位居世界前列,消费结构已从温饱型农产品消费过渡到小康型工业品消费,部分向比较富裕型的服务类消费迈进。居民消费从注重消费品数量的增加,转变为同时注重生活质量的提。1978～2000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7.5%和67.7%下降到39.2%和49.1%,总体低于50%,这是小康生活的一个特点。近些年来,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呈现出加速下降的趋势,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在加快。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在客观上要求最终消费率适当上升和投资率相应下降,使投资和消费保持一个相对协调的比例关系。如果投资率长期偏高而消费率长期偏低,将不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不利于发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潜力还很大,需要进一步拓展居民消费的空间。
(二)国内较高的储蓄率,支撑着我国投资率在相当长时期保持较高水平;而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制约着消费需求持续快速增长
我国是具有高储蓄传统的国家,1992～1998年,我国总储蓄率(总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稳定保持在40%左右,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低储蓄传统形成鲜明对照(例如美国的总储蓄率为15%,而居民储蓄率仅为5%)。高储蓄是高投资的基础,因此同期我国的投资率平均为40%左右,也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总储蓄主要来源于居民储蓄。在1992～1998年的总储蓄构成中,住户部门平均占53%,非金融企业占32.2%,金融机构占1%,政府部门占13.8%。我国总投资绝大部分是非金融企业完成的。在资本形成总额中,住户部门平均占14.4%,非金融企业平均占比高达77%,金融机构占0.6%,政府部门占7.9%(引自郭浩：《对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财经科学》2001年第4期)。我国总储蓄构成和总投资构成的对比表明,住户部门是最大的资金盈余部门,为企业部门投资提供了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也为全部资本形成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撑条件。在进行国际比较时,我国投资率之所以显得偏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具有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特别是较高的居民储蓄。不少亚洲国家也有高储蓄的传统,象韩国、新加坡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2000年的投资率仍然高达31%,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投资率仍然处于26%的较高水平,这不能不说与它们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有很大关系。
在居民收入水平为既定的前提下,储蓄倾向(即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越高,消费倾向(即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相对便会越低,并导致最终消费率下降;如果居民储蓄倾向降低,而消费倾向提高,则其投资率会下降到较低水平,而导致相应较高的最终消费率。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逐步下降,并出现消费增幅放缓的趋势。1990～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47下降为0.774,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5下降到0.74;同期,储蓄倾向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储蓄年均增长23.7%,而居民消费支出年均仅增长12.9%(引自祁京梅：《2003：我国消费渐入快车道》，《经济日报》2003年1月21日)。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支出增长放缓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使储蓄倾向过度提高,对投资和消费的合理变化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居民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的协调变动,对于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合理调整是至关重要的。
(三)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特点,对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具有重要制约作用
各国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规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必然拉动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率会出现上升———下降———稳定的变动轨迹,消费率则相应表现为下降———上升———稳定的趋势。当居民消费由基本生存必需品为主转向工业品为主时,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将会上升,进而导致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当居民消费转向服务类产品为主时,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则会提高,并引起投资率下降和消费率上升。在经济发达阶段,工业化完成,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将处于基本稳定状态。
我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加速发展,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较高,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较低。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更为复杂,需要大规模投资;而第三产业的生产过程相对简单,需要投资量较少。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工业比重高而服务业比重低的结构性特点,以及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客观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适当高的投资率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在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时,消费率还要受到工业化进程的制约,不大可能迅速上升到较高水平,而可能表现为一个缓慢提高的过程。随着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并基本完成后,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投资率的下降将会比较明显,相应地为消费率的上升留下较大余地。
(四)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对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合理消长具有积极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时间里,我国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国家集中配置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为特征,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投资支出和重工业倾斜,而消费支出、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则得不到足够的发展资源。经济增长方式相应地表现为以投资饥渴、数量扩张、速度推动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因而,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也往往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而被迫压缩投资的情况下,消费才得到应有的重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逐步转向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重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强调让人民得到更多实惠,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向企业和居民个人倾斜;经济增长方式随之逐步转向注重质量效益、结构优化和科技进步的集约型增长。由于这种转换是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其过程难免会出现一定波折,所以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也难免出现新的不协调。但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的情况看,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总体上处于相对平稳协调的变动态势。这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违背客观规律的人为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干扰将越来越弱化,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有可能逐步遵循经济内在的要求和发展趋势,沿着相对协调的轨道消长变化。
(五)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从经济运行机制内部促进投资率和消费率合理变动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调节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机制发生积极变化,是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趋于稳定的重要体制原因。从宏观调节机制看,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以间接调节方式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建立,针对投资和消费波动所采取的宏观调节措施,有可能更多地借鉴市场经济的通行做法。从微观运行机制看,一方面,非政府的投资主体在全社会投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由企业和个人根据市场供求变化和国家政策导向,自主地进行投资决策,尤其是各类非国有的民间投资日趋活跃,投资领域越来越广泛;另一方面,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的发育成长,必然促使政府投资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越来越集中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而促使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的分工趋向合理。总之,经济体制改革越是深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调节机制越是完善,越有利于投资和消费之间形成比较合理的关系。
五、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趋势预测
预测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可能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一)经济增长进一步向质量效益型转换,社会各阶层将充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改进和增强。从投资和消费的角度看,政府行使公共服务职能,主要体现为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加而不是政府投资的增加,非公共领域的投资基本由企业和个人进行。这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重要前提。
(二)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最关键的标志将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保持稳定,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上升。我国现在的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GDP)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提升空间很小。产业结构升级将主要表现为:工业内部进一步高加工度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生产要素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加速流动,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根据1952～2001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历史数据进行外推,到2020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化基本稳定在2001年的趋势值水平(39∶61),但是如果未来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并明显超过第二产业的比重,则消费率可能会提高,而投资率会相应降低。
(三)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将保持较长时间,但伴随人口老龄化趋势,储蓄率可能逐步下降,并导致投资率降低。据有关预测(李善同、侯永志、翟凡：《未来5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预测》，载于王梦奎、陆百甫、卢中原等著《新阶段的中国经济》，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2000～2010年,由于适龄劳动力持续增长,养老负担相对较轻,有利于国民储蓄率保持高水平,投资率可能保持在35～40%;以后由于适龄劳动力增长放慢,老龄人口增加,养老负担加重,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将逐步降低,到2020年可能降低到35%以下。
(四)与目前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以及各国普遍情况相比,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最终消费率偏低,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尤为突出,这种差距表明我国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可能余地。例如,到2020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可能由2000年的48%逐步提高到60%左右,即介于2000年的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6%)和世界平均水平(62%)之间;我国的政府消费率可能保持在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12%的平均水平;相应地我国投资率则可能降低为30%左右,这仍然高于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25%的平均水平,但是同其中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31%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对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化趋势的影响,预计到2020年,投资率可能下降为30～35%,其中政府投资率可能为1～2%,非政府投资率可能为30%以上;最终消费率可能上升为70%左右,其中居民消费率可能为60%左右,政府消费率可能为10%左右。
六、政策建议
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涉及投资政策、消费政策、政府职能转换和微观运行机制诸多方面,关键是应当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主要运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和手段,促使投资和消费按内在发展趋势协调变动。
(一)遵循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性规律,引导投资方向和优化投资结构。国家应当按照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升级的需要,运用规划、政策和信息等手段,引导产业发展和投资方向;各类投资主体应当以市场导向为主要依据,关注政策导向,优化投资资源的配置。要在结构优化的前提下保持适当的投资率,避免单纯的投资规模扩张。
(二)政府所承担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要进一步向公共服务职能转换。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投资要基本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尽可能削减政府投资所担负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保留必要的公共投资。而且,公共服务职能由政府投资所实施的部分也应当尽量减少,而转向主要由政府最终消费来体现。
(三)扩大非国有企业和个人等国内民间投资的准入领域,为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创造平等竞争条件。应当加快促进各类投资主体平等竞争的制度建设,包括财产保护、税收、政府规制、市场准入和退出等方面的制度。政府对全社会投资波动的调节,应当主要运用法律和经济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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