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和谐，只有社会和谐，才能使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充分认识发展经济对社会和谐的基础作用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关键词：发展经济；社会和谐；基础
进入21世纪后，我们党提出了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美好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也反映了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的新认识，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重要思想指导。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愿望，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一个多方面、高层次、广范围的系统工程，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深入展开。其中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将对这一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确认识发展经济与建立和谐社会的关系，并使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对于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当前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落实好 “保发展，保民生，保稳定”的任务，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根本的问题也是发展。就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改革开放的30年，我国的经济建设有了飞速的发展，经济实力得到空前提高，国民经济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三位。我国已彻底告别了短缺经济，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得到了基本的解决。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目标，这不仅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也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要实现这一命题，就必须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只有进一步发展，把我国的国民经济做大做强，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做保证，才能给解决不和谐的问题留下更大的回旋余地，也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撑。
同时也必须看到，社会和谐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它对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现阶段要解决好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人与自然的不和谐问题。在过去一个时期，我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没有把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资源放到应有的位置，致使资源消耗水过高，环境污染严重，使可持续发展受到了影响，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威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要科学的、有远见的开发利用自然,而不是将自然视为可以任人类宰割的对象。人与自然的相处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切不可违反自然规律。同时，还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问题，想方设法协调各种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关系，真正做到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使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普遍地享受发展的成果，愉快地劳动和生活，共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和谐社会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也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社会的稳定，支持经济的正常、快速发展；经济发展的巨大成果又为实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所以说，要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得以较快的实现，就必须抓好发展经济这一基础性工作。在当前形势下，要注重以下四个方面
1.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目前，我国虽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在很多方面还不完善、不规范，市场经济体制公平、公正的效用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首先，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严厉打击各种地方保护主义，加强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使各地区的市场主体在公平的环境下充分自由的竞争。其次，尽快完善市场价格机制，取消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以缩小城乡差距；促使上下游产业间产品形成合理的交换价格，以缩小上下游产业间的收入差距；对垄断行业征收垄断利润税，并逐步放开竞争，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第三，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严格依法行事，保证市场主体在参与市场竞争过程中起点的公平和过程的公平。
2.加快调整经济结构
调整经济结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一条主线，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因此这一工作要加快进行。要协调产业发展的关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改造提高传统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挥它们对经济整体发展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加快用高新技术与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着力提高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开发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资产重组，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培育出一批竞争力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关键行业和领域有控制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提升国际竞争力。
3.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学习落实科学发展观，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要在经济建设中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其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倡导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济发展模式。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使整个经济活动形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模式，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
从外在于漳州社会以及社会的主体(漳州人)去寻求滞后的原因,也可以说是传统的实证主义方式。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则与此不同,在胡塞尔看来,与人脱离的所谓外部世界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存而不论,或悬置或加括号,现象学要探讨的是呈现在意识中的世界即关于世界的现象学。在这种视域中,没有脱离主体的客体,也没有脱离客体的主体。也就是说,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是深层地内在于漳州社会以及普通的漳州人。这些因素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需要现代哲学的素养和哲人的眼光才能穿透。如何把握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呢?胡塞尔认为,这个我们在清静时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总已经在哪儿了,先于我们的存在,而且是所有实践的基础,不管这些实践是理论的或超理论的。现象学哲学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描写这个观念的生活世界的结构。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现象学哲学不再以庞大而严密的思辨体系来推演生活的逻辑,也不采用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来解释生活,而是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即具体的、严格的方法直观生活世界。从这种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来考量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就不能采用传统的实证经验归纳方法来解释漳州市的社会发展与社会生活,而是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即面对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本身,我们融入进漳州人的生活世界,体验着、直观着这个特有的生活世界。体验与直观的结果就是所谓的现象学剩余。这种现象学剩余就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体验与直观的结果,这些因素是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反思对象和反思方式确认后,更为重要的和艰难的、甚至带有一些神秘色彩的是现象学的反思过程: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我有一个或几个个别直观,我抓住纯粹的内在,我关注现象学的还原。并且我纯粹直观地完成一般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的种类,现在个别性本身不再被意指,而是一般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我们直观它,它便存在于此,我们意指的是它,便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性质。这不是指这种个别单一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象,而是指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种类、程度本身是相似的;这种相似关系在这里正是一种总体的绝对被给予性,因而这种被给予性也是一种纯粹内在的被给予性,不是保持在个别意识范围之内这种错误意义上的内在。这里谈的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总本质以及在总的直观中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被给予性。在经过多重反思后,最终得出的反思成果(现象学剩余)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属于普遍而深刻其作用的文化深层次。具体说来: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内生变量或现象学剩余)是:①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②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③休闲第一的价值取向;④传统封闭的行为方式。其相应的对策理路是:①提升时空观;②推广普通话;③改变价值取向;④转换行为方式。现象学的反思是可以重复进行的,有时也是应该重复的,所以必须对反思结果进行再反思。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无论那一条因素,对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都是内在地起作用(内生变量),无论那一条都不是针对某个或某些漳州人,甚至还可以不是针对某个时空的漳州人或事。
因为这些因素是普遍而深刻地影响和作用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比如,这里的时间观念是一种“内在时间观”。对于时间的内在化理解,是由其现象学方法所要求的“明证性”所决定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时间”概念,是基于第三人称视角而设定的超越实存,不具备现象学思维所要求的“自身被给予性”,所以必须首先对其进行还原。漳州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像遗传基因一样内在于漳州社会,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它作为一种背景意识,伴随着所有意识行为,我们只有通过反思,将我们的目光从排列着的连续的感知对象回溯到感知对象的连续本身,才能以我们意识的意向功能将这种连续本身构造为一个内在的对象,通过这种构造行为,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内在时间意识”才得以与我们照面,我们才能由此得出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内在时间意识)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再比如,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在意识的深层次上有了一个假设:所有人都会讲漳州话。在这样的假设中,普通话不是普通话,闽南话才是普通话。这样就普遍而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交往和效率。如何言说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社会实践问题。如何言说涉及观念的表达,涉及观念如何从理智的内在世界外显于一个公共的世界,涉及观念的传递和交流,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不利于观念的传递和交流,所以,它成为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之一。对休闲第一的价值取向和传统封闭的行为方式这二者的反思与对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和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的反思类似。最后,需要对“对策理路”进行反思。显然,这四个对策理路都是对应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四个内在原因而提出的。
如果是实证性课题,接下来要做的就应该是对如何提升时空观、如何推广普通话。如何改变价值取向以及如何转换行为方式等提出在实践层面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但是,本文属于哲学课题,只提出对策理路而不是对策本身,对策的实施与展开是在对策理路的开启下进行的。本文的意义就在于开启一个崭新的视域,为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方面的智力支持。我们只需要对“对策理路”再反思即可。比如,“提升时空观”就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增强时间观念,而是在意识的内在维度上反思内时间意识对人的始源性作用。或者说,内时间意识在深层中影响了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它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之一。只有从哲学层面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提升漳州人的时间观念。再比如,在漳州市推广普通话,绝对不是那种应付式的至上而下的行政行为,也不是简单的提升漳州人民的普通话水平,而是在现象学语言哲学的意义上根本改变漳州人的言语意识,普遍改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际交往方式,普遍提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际交往效率,普遍而深刻地内在性地作用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可以这样说,用三年时间、花两千万元,在漳州市整个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像普法一样推广普通话,会极大地改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发展态势,极大地提升漳州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水平。总之,本文通过由对漳州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客观世界的考虑转向对思想主体(漳州人)的现象学反思,寻求一种普遍合理的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的深层可能性。在漳州人的意识主观性中,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意向性地显现于反思主体的意识中。这是绝对的、客观有效的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的先验源泉。在这种意识主观性(时间、言语、价值、行为)中,而且只在这些主观性中,客观性的存在(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才是绝对的。
从外在于漳州社会以及社会的主体（漳州人）去寻求滞后的原因，也可以说是传统的实证主义方式。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则与此不同，在胡塞尔看来，与人脱离的所谓外部世界是否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存而不论，或悬置或加括号，现象学要探讨的是呈现在意识中的世界即关于世界的现象学。在这种视域中，没有脱离主体的客体，也没有脱离客体的主体。也就是说，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是深层地内在于漳州社会以及普通的漳州人。这些因素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需要现代哲学的素养和哲人的眼光才能穿透。如何把握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呢？胡塞尔认为，这个我们在清静时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总已经在哪儿了，先于我们的存在，而且是所有实践的基础，不管这些实践是理论的或超理论的。现象学哲学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专门描写这个观念的生活世界的结构。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现象学哲学不再以庞大而严密的思辨体系来推演生活的逻辑，也不采用经验主义的归纳方法来解释生活，而是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即具体的、严格的方法直观生活世界。从这种现象学哲学的反思方式来考量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就不能采用传统的实证经验归纳方法来解释漳州市的社会发展与社会生活，而是采用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即面对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本身，我们融入进漳州人的生活世界，体验着、直观着这个特有的生活世界。体验与直观的结果就是所谓的现象学剩余。这种现象学剩余就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体验与直观的结果，这些因素是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反思对象和反思方式确认后，更为重要的和艰难的、甚至带有一些神秘色彩的是现象学的反思过程：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我有一个或几个个别直观，我抓住纯粹的内在，我关注现象学的还原。并且我纯粹直观地完成一般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的种类，现在个别性本身不再被意指，而是一般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
我们直观它，它便存在于此，我们意指的是它，便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性质。这不是指这种个别单一的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象，而是指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种类、程度本身是相似的；这种相似关系在这里正是一种总体的绝对被给予性，因而这种被给予性也是一种纯粹内在的被给予性，不是保持在个别意识范围之内这种错误意义上的内在。这里谈的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总本质以及在总的直观中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被给予性。在经过多重反思后，最终得出的反思成果（现象学剩余）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属于普遍而深刻其作用的文化深层次。具体说来：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内生变量或现象学剩余）是：①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②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③休闲第一的价值取向；④传统封闭的行为方式。其相应的对策理路是：①提升时空观；②推广普通话；③改变价值取向；④转换行为方式。现象学的反思是可以重复进行的，有时也是应该重复的，所以必须对反思结果进行再反思。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无论那一条因素，对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都是内在地起作用（内生变量），无论那一条都不是针对某个或某些漳州人，甚至还可以不是针对某个时空的漳州人或事。
因为这些因素是普遍而深刻地影响和作用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比如，这里的时间观念是一种“内在时间观”。对于时间的内在化理解，是由其现象学方法所要求的“明证性”所决定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时间”概念，是基于第三人称视角而设定的超越实存，不具备现象学思维所要求的“自身被给予性”，所以必须首先对其进行还原。漳州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像遗传基因一样内在于漳州社会，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普遍而深刻地起作用。它作为一种背景意识，伴随着所有意识行为，我们只有通过反思，将我们的目光从排列着的连续的感知对象回溯到感知对象的连续本身，才能以我们意识的意向功能将这种连续本身构造为一个内在的对象，通过这种构造行为，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内在时间意识”才得以与我们照面，我们才能由此得出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内在时间意识）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再比如，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在意识的深层次上有了一个假设：所有人都会讲漳州话。在这样的假设中，普通话不是普通话，闽南话才是普通话。这样就普遍而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交往和效率。如何言说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社会实践问题。如何言说涉及观念的表达，涉及观念如何从理智的内在世界外显于一个公共的世界，涉及观念的传递和交流，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不利于观念的传递和交流，所以，它成为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之一。对休闲第一的价值取向和传统封闭的行为方式这二者的反思与对落后低效的时空观念和地方狭隘的言语意识的反思类似。最后，需要对“对策理路”进行反思。显然，这四个对策理路都是对应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四个内在原因而提出的。
如果是实证性课题，接下来要做的就应该是对如何提升时空观、如何推广普通话。如何改变价值取向以及如何转换行为方式等提出在实践层面可操作的具体措施。但是，本文属于哲学课题，只提出对策理路而不是对策本身，对策的实施与展开是在对策理路的开启下进行的。本文的意义就在于开启一个崭新的视域，为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方面的智力支持。我们只需要对“对策理路”再反思即可。比如，“提升时空观”就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增强时间观念，而是在意识的内在维度上反思内时间意识对人的始源性作用。或者说，内时间意识在深层中影响了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它是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之一。只有从哲学层面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提升漳州人的时间观念。再比如，在漳州市推广普通话，绝对不是那种应付式的至上而下的行政行为，也不是简单的提升漳州人民的普通话水平，而是在现象学语言哲学的意义上根本改变漳州人的言语意识，普遍改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际交往方式，普遍提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际交往效率，普遍而深刻地内在性地作用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可以这样说，用三年时间、花两千万元，在漳州市整个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像普法一样推广普通话，会极大地改变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发展态势，极大地提升漳州市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水平。总之，本文通过由对漳州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客观世界的考虑转向对思想主体（漳州人）的现象学反思，寻求一种普遍合理的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的深层可能性。在漳州人的意识主观性中，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意向性地显现于反思主体的意识中。这是绝对的、客观有效的关于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在原因的先验源泉。在这种意识主观性（时间、言语、价值、行为）中，而且只在这些主观性中，客观性的存在（漳州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才是绝对的。
作者：李联华 单位：中共漳州市委党校
[关键词] 奥运会 奥运经济 社会发展
一、奥运经济的概念
奥运经济是举办城市在筹备和举办奥运会期间，以及奥运会后的一段时期内，利用奥运会创造的商机，借势发展本地区经济的一系列活动。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直接为举办奥运会产生的经济活动，如比赛场馆及相关设施的投资及投资拉动等;二是围绕开发奥运会资源进行的经济活动，如奥运会市场开发等;三是主办城市借奥运会契机，发展区域经济、加快城市建设的各种经济活动。从本质上看，奥运经济是由注意力资源的相对集中给举办城市和国家带来的一种阶段性加速发展的经济现象。如果这种注意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和开发，将对举办城市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使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水平适当超前。如韩国借1988年汉城奥运会良机，推动经济超速发展，1981年至1988年经济增长速度年均达到12.496,1985年至199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300美元增加到6300美元，实现了从发展中国家向新兴工业国家的转变，国际形象得到明显改善，国际地位获得很大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二、奥运经济的基本特征
1.阶段性。奥运经济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周期性特征。奥运会是奥运经济运行的核心资源，每4年举办1次，对举办城市的发展产生一种阶段性作用。从成功申办到正式举办以至奥运会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效应的延伸，形成一个完整的奥运经济周期，国际上通常定为10年到12年。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各阶段呈现不同的经济发展特点。前奥运阶段，即7年左右的筹备期，以奥运场馆及相关设施投资增长的拉动为主。奥运阶段，即奥运会举办当年，以奥运会的举办而增加的各项消费带动为主，如旅游、商贸、电讯等方面消费增势强劲。后奥运阶段，即奥运会后的一段时间内，受需求不足制约，可能产生房地产闲置、旅游业不景气等低谷效应。但如果筹办奥运会期间，能处理好可持续发展问题，可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
2.非均衡性。举办奥运会将从总体上拉动举办城市经济的增长，但并不是所有产业及行业都能直接受益，其对产业及行业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非均衡性特征。从一般规律看，对第一产业中绿色食品生产行业有较强的带动性;对第二产业中的部分行业的拉动作用明显，如建筑业、建材制造业以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等;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全而深刻，将促进文化、体育、旅游的发展。深挖机遇的潜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奥运效应和作用，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关键在于如何运作。
3.规制性。近20年来，国际奥委会在开发奥运会的经济价值、确保奥运会顺利进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商业运作规则，包括采取严格措施保护奥林匹克知识产权，控制运动员的商业行为，以及限制举办城市组委会的活动范围和权限等。它采取先取后予、互惠互利的办法，即给主办城市一些经济利益，又要对主办城市的市场开发行为予以严格的控制，以维护其在全球体育资源配置中的独特地位。为此，主办城市在举办奥运会、发展奥运经济的过程中，既要遵循国际奥委会的运作规则，又要在与其博弈的过程中寻求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空间。
4.开放性。奥运会作为全球性的体育盛会，本身就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历经百年发展至今，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参与和广泛支持，已成为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加强了解、增进友谊的国际性舞台。自1984年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开始，国际奥委会对奥运会运作模式做出重大改革，引入商业化运作机制，制定全球营销策略，最大限度地开发其经济价值，使依托于奥运会而产生的奥运经济更成为一个全球经济系统，为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企业以及各类组织提供了充分的参与机会，同时促进了举办国的对内对外开放，带动了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广泛开展。
5.融合性。奥运会在创办之初，就蕴含了丰富的思想、文化、道德理念，旨在以体育运动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增强各国之间的团结、友谊与合作。在世界经济出现全球化趋势的情况下，奥运会的作用和意义已远远超出体育的范畴，体现了体育与文化、体育与经济，以及文化与经济的相互融合;体现了举办国家和世界经济、文化潮流的相互交融。因此，各举办国都极力以民族文化为背景，努力推动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赋予奥运经济文化和精神的发展内涵，借举办奥运会之势提升其在国际上的地位。
总之，奥运经济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关联，从空间范围看，北京奥运对经济最直接的影响在北京;从时间维度上看，奥运经济影响在12年左右，奥运对经济的影响短期主要是影响总需求，长期主要是影响生产技术，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和经济体制，从而影响总供给和生产能力;从经济层面上看，奥运的经济影响包括对实物经济层的影响和货币经济层面的影响;从产业结构上看，奥运经济影响最大的是二、三产业。因此，奥运对社会经济影响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奥运将对首都和我国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符亚明:奥运引致性需求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3.(5)
[2]史 兵:试论奥运经济的传导效应[J].中国体育科技,2002.(8)
[关键词] 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因子；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F27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5595（2013）02-0014-08
改革开放30年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0年中国GDP为58783亿美元，超出日本4194亿美元，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健康、教育和收入三个方面编制人类发展指数（HDI）评价各国发展状况的联合国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中国的HDI在全球169个受调查国家和地区中排名89位（比5年前提升了8位），属于中等发展组国家[1]；该报告指出，在过去40年间，中国的人均收入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了21倍，使亿万人脱离了贫穷，创造了“发展的奇迹”。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传统发展方式的弊端日益显露。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首次的《亚洲竞争力2011年度报告》显示，中国社会发展已经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在参与评估的35个经济体中，中国在亚洲经济体竞争力排行第11位，而社会发展水平则排名第31位[2]，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使得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然而，财富是否契合中国和谐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成果是否为社会所共享，经济发展方式和趋势是否符合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争的事实是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厘清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使经济发展更好地服务社会发展。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在接下来的5年内，要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取得实质性进展[3]。
本文基于287个地级以上市的统计资料，建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方程模型”，求取经济与社会发展内在结构间的关系方程，明确经济与社会发展内部结构间存在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赖与相互制约。基于制约社会发展的关键内部结构因素，提出促进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经济发展相关概念
对经济发展的概念性界定，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阐述。Bahar认为经济发展就是通过加工生产资源，来达到个人社会收入大量增长（潜在）的目的[4]。Amartyasen把经济发展看作是国家能力增加和责任的提升（该观点更侧重于经济发展的社会责任和义务）。Jerald M. Meier提出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国家收入不断增长的长期过程。Oliver E. Williamson补充说明这个过程还是制度和革新为市场经济运行和工业快速发展提供所需背景的过程。不论是出于增加收入，抑或增加能力和提升责任，或者其他目的，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产出的增加，还意味着随着产出增加而出现的投入与产出在结构上的变化及一般经济条件的变化，随着结构变化和调整，进一步推动收入增加，促进财富积累。鉴于此，熊彼特（J.A.Schumpeter）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国内学者车认为，经济发展是指经济的总量和人均产出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产出与收入结构、生活质量、环境与生态变化、社会政治体制、文化法律、观念和习俗的变革[5]。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既表征静态结果又体现动态过程的多维综合概念。经济发展是一个包括经济增长、缩小不平等和根除贫困，包括社会结构、国家制度和收入分配等主要变化的多元过程。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4月第29卷第2期张传平，等：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分析（二）社会发展相关概念
国内外学者对于社会发展的基本概念/内涵界定也有不同的表述。Jacobi在其社会发展理论中指出，社会发展的原理和功能不仅是寻求更高的生活标准，而且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是为了服务我们的生活。Mack Graham和Guy Hopkins将社会发展指数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生活条件，比如社会安全和健康。第二部分主要是文化和信息方面，包括正规教育和识字率。第三部分关注一些社会现象（比如合作关系和失业率等）。Mousaaei认为评价社会发展应该包括卫生保健、医疗、住房、教育、就业、人口增长、收入分配和社会安全等部分。Nanacy认为社会发展应遵循社会规则，包括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健康环境和均等份额。Estes从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出发，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其寻求财政和社会福利，这些目标仅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最大限度的合作才能够实现。之前的Johnston提出社会发展就是公民社会的增强（组织能力和多样性的增加，社会团体相互作用等）；Stiglitz把社会发展看作是社会和平解决冲突的能力，以防发生利益冲突。对于社会发展涵义的广义理解，国内学者韩明漠归纳出它的三个层次：第一种社会发展涵义主要指人们的健康、卫生特别是社会福利的增长。第二种涵义是指经济以外的其他社会生活发展，如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第三种见解是从社会整体进行考虑的，指的是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发展[6]。
综上所述也可看出，社会发展既包括社会发展与自然关系的一面（健康环境），也寓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规定着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发展直接体现在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成员以及社会成员间关系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社会发展是从社会进步的视域来描述国家行为体的发展，具有规划、战略等方面的涵义。
（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
国外学者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极其重视，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有：（1）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持此观点，Hagen在其著作中说“经济发展提高了财政福利”。Mazmadar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滴流效应（Trickle Down Effects）自上而下地发生，从而实现社会发展[78]。Jabbarei更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着相互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居民如果拥有高社会福利，其人均产出也比较高；过分强调基本需求，短期内会拖累经济发展[9]。但也有部分学者直接强调经济增长带来了负面的环境和社会效应。（2）社会发展决定经济增长，典型代表有Hicks，他认为社会发展是第一要务，至少说，人力资源应该是经济发展加速的先决条件。
与国外相比，国内有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同步问题日益显现，国内学者也开始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研究。王思斌发现，随着新的发展观的出现和日盛，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已是毋庸置疑。许多经济学家已不单关注经济过程本身，而且关注经济过程、经济效果的社会影响[10]。朱华构建了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11]，并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度进行了实际测度，为测度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度提供了有效的测度工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课题组用综合评分法对中国各地的社会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评估，得出各地区的可比得分并进行排序比较，认为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是高度相关的，并且用回归方程测量两者的协调度[12]。
国外学者关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中，大多聚焦于定性分析的层面，定量分析的研究比较少；同时在仅有的定量分析中，大多数学者都采用经济发展或者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方面（比如福利、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来研究，忽视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其实覆盖了很多方面的内容，只采用某一方面来进行定量分析，分析的结果是不能全面而准确地阐述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各个方面的，因此得出的结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国内对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定量研究甚少，更多的研究是定性分析，同时定性分析也浮于社会现象表层，缺乏对经济社会发展内部之间关系的探讨。
（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考量
Mervyn A King假设社会发展依赖于经济增长速度，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它们之间存在着正的相关关系，但是相关系数相当的小；同时他发现经济和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在低国民收入水平上非常显著；另外，社会得分和人均GNP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13]。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考量，Michael Peneder基于28个OECD国家的数据，经过分析，结果证明产业结构是20世纪90年代OECD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一个显著的决定性因素[14]。Dwight H. Perkins研究中国问题时，指出至少在总需求方面，中国有着与众不同的经济结构，其对中国造成了一些特别的挑战[15]。
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研究上，Mark Granovetter也认为社会结构，特别是以社会网络的形式，影响着经济产出[1617]。经济增长的一些直接社会效应可能会影响到未来增长的速度和结构，而此又通过各种渠道反馈到它们。Francois Bourguignon认为经济发展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比较复杂，远不是近几年的文献中所提到的简化的回归模型。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比如，库兹涅茨收入不均衡理论），依赖于一些国家特征，包括政策和体系变量[18]。对于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MarNeef提出“门槛假说”（Threshold Hypothesis），即在每个国家，经济增长都会带来生活质量的提高，直到一个“门槛点”，该点之后经济增长会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换句话说，即对于每一个社会，在某一个时期，随着经济增长，生活质量会随之提高，但是当到了一个点――门槛点，超过这个门槛点，如果经济持续增长，生活质量可能会下降[19]。
本文不拘泥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争执，旨在分析经济发展的内部结构和社会发展的内部结构之间的影响效应，对它们各自的内部结构，选取相应的测量指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建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间的结构关系模型，求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间的结构关系方程，提出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建议。
二、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结构
（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表征指标选取
在研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之前，必须确定用什么指标来测度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当然，在不同国家和社会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状态，用于测度其发展的指标也不一样。不少人是从Juster 提出的幸福指数①开始了解社会指标的，有一点是共同的：“不同的指标很难客观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指数”。Raymond Bauer是最早对社会指标、社会报告、社会系数方面研究做出贡献的学者，其在《Social Indicators》中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框架，选择了健康、教育、运输、住房、劳动、城市发展和其他公共部门发展等指标用以进行社会发展分析②。同时在国际范围内，不同的国家、国际组织或机构，根据自身研究主体和对象的不同，所界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在指标体系设置时，尤其在社会发展指标中都会提到福利、生活质量、教育和就业等③④[20]。如欧洲议会将社会发展指标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卫生健康和民主、自然资源和收入分布、公民权利和参与度、就业和教育、文化、住房、福利、犯罪等。
一个被大多数人接受，并且也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组织所采纳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是人类发展指数，其是巴基斯坦经济学家Mahbub ul Haq在1990年提出的，旨在将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从国民收入核算转向人类实际幸福感[21]。人类发展指数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分别为寿命、识字率和生活水平（个人GDP或购买力平价）。但是自其被提出以来，受到很多的质疑，因为在其中，教育和收入的比重过大，而忽略了生态环境和道德⑤，但它仍是应用最广泛的指数之一。
本文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指标的选取中基于以下原则：指标必须合法且具有可靠性、代表性、及时性，指标要容易解读、具有分析的作用、反映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同时指标的选择必须具有政策关联性。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指标必须反映“产业演进、产出增长、效率表征”，社会发展指标则应恪守“经济发展惠及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支撑经济发展”原则。
综合文献，基于中国的实际国情及相关统计数据，本文选择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二）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假设
Francois指出，区分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用结构模型处理隐含的或者是显性的关系，而不是利用简化形式的模型进行相关性分析，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复杂的分析。为探究经济发展内在结构和社会发展内在结构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遵从提出假设验证假设解释问题范式。经济发展内在结构和社会发展内在结构之间的关系假设如图1所示。
图1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假设：H1：经济效益和生活质量间有正相关关系；H2：产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存在负相关关系；H3：社会结构和人口素质存在正相关关系；H4：生活质量和人口素质存在正相关关系；H5：社会结构和社会稳定存在正相关关系；H6：人口素质和社会稳定存在正相关关系；H7：生活质量和社会稳定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模型
1.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结构方程模型
三、基于实证结果的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分析
（一）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及其主要影响因子
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关系如方程（12）～（16）所示。变量间的相互影响不仅包括直接效应还包括间接效应，二者之和为总效应。根据Bollen的研究，影响因素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强度可通过估计潜变量之间的直接影响系数和总影响系数来获得。在结构方程模型中，直接效应是原因变量对结果变量的直接影响，用路径系数来衡量（表2中的因子载荷值）；间接效应是原因变量通过一个或几个中介变量对结果变量的间接影响，当只有一个中介变量时，间接效应大小是两个路径系数的乘积。本文潜变量之间影响效应，如图1和表2所示，其结果如表4所示。
（二）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主要原因度分析
1.经济效益之于其他
经济效益因子在本文中是用人均财政收入与社会劳动生产率量度，它对经济增长（0992）、生活质量（0746）、人口素质（0491）、社会稳定（0383）以及社会结构（0247）皆有正向的拉动关系。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屡屡引发民众对税负的指责和有关专家对中国宏观税负与世界平均水平的解释。财政部新近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高达89万亿元，同比增长226%，税收占GDP的比重超过19%。其中，企业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87%，且在2010年9月上调个税免征额之后，个税整体税负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有所上升。本文无意解释中国税负高低，只是从经济与社会结构关系看，经济效益因子/财政收入是中国经济社会活动中最有影响力的因素。无需赘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是“投资、消费、出口拉动”三驾马车，而内需一直未能在GDP的增长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且消费占GDP比重在近10年呈现连续下滑的态势；当前中国的家庭消费只占GDP的三分之一，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55%的水平。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政府投资，财政收入则是政府最大的弹药库。纵观历年数据，中国30多年的经济以两位数高速增长，但政府的财政收入远远大于国内经济增长，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由此可见，本文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关系”解释了中国经济社会（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强势政府）的过去发展。但是，财政收入是经济社会发展结构中最具影响力的“因子”，也寓示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偏离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建立一个有限的、公共服务型的政府的改革目标。
2.产业结构之于其他
3.社会结构之于其他
本文用第三产业就业比例、非农业人口就业比例、医疗占财政支出比例测度社会结构，其对社会稳定总效应为0917，对人口素质总效应为0559。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2月22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位数为6194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9118元，前者只是后者的324%；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404%，城镇为363%。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无需赘述。
五、结论
基于2010年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市的经济社会统计数据所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结构由7个主要方程所反映；依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结构影响力大小，经济效益、产业结构、社会结构是原因度最大的3个因子。
经济效益（由财政收入与社会劳动生产率量度）因子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结构的影响，解释了政府投资是过去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时过境迁，中国发展还应回到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建立一个有限的、公共服务型的政府的轨道上来。
效率低下的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农村、农民）是中国社会结构（第三产业就业比例、非农业人口就业比例、医疗占财政支出比例）提升的最大制约，出路在于通过城镇化建设，合理引导人口流向，让更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社会结构关系社会稳定与人口素质提高，中国现在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还只是一个现代社会结构的雏型。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能达到就业结构合理目的；增强政府社会服务功能，能促使中国“社会中间人群”壮大和社会结构向“橄榄型”发展。
注释：
① 参见JUSTER F. T. A framework for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New York：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73，P3438。
② 参见RICHARD J. ESTES. Global change and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Pennsylvan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05，P25。
③ 参见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 2005。
④ 参见LESLIE D. WILCOX，WM. ALEX MCNOUSH， JOHN CALLAGHAN. A Methodology for Indicator of Social Development. Iowa State：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owa Stat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74，P1516。
⑤ 参见IAN MORRIS. Social Development.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2010，P24。
⑥ 本文所用的283个地级市和4个直辖市的数据资料，均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1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以及31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各自2011年的统计年鉴。
⑦ Mueller认为单纯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其样本大小至少在100以上，200以上更佳；如果从模型观测变量数来分析样本数目，则样本数与观测变量数的比例至少为10∶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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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MARK GRANOVETTER.The impact of social structure on economic outcomes [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5，19 （1）：3350.
[18] FRANOIS BOURGUIGNON. The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on social structures [R].Washington D.C：World Bank，2004：28.
[19] MANFRED MASNEEF. Economic growth and quality of life a threshold hypothesis [J].Ecological Economics，1995（15）：115118.
改革开放30年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0年中国GDP为58783亿美元，超出日本4194亿美元，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健康、教育和收入三个方面编制人类发展指数（HDI）评价各国发展状况的联合国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中国的HDI在全球169个受调查国家和地区中排名89位（比5年前提升了8位），属于中等发展组国家[1]；该报告指出，在过去40年间，中国的人均收入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了21倍，使亿万人脱离了贫穷，创造了“发展的奇迹”。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传统发展方式的弊端日益显露。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首次的《亚洲竞争力2011年度报告》显示，中国社会发展已经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在参与评估的35个经济体中，中国在亚洲经济体竞争力排行第11位，而社会发展水平则排名第31位[2]，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使得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然而，财富是否契合中国和谐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成果是否为社会所共享，经济发展方式和趋势是否符合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争的事实是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厘清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使经济发展更好地服务社会发展。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在接下来的5年内，要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取得实质性进展[3]。
本文基于287个地级以上市的统计资料，建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方程模型”，求取经济与社会发展内在结构间的关系方程，明确经济与社会发展内部结构间存在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赖与相互制约。基于制约社会发展的关键内部结构因素，提出促进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经济发展相关概念
对经济发展的概念性界定，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阐述。Bahar认为经济发展就是通过加工生产资源，来达到个人社会收入大量增长（潜在）的目的[4]。Amartyasen把经济发展看作是国家能力增加和责任的提升（该观点更侧重于经济发展的社会责任和义务）。Jerald M. Meier提出经济发展就是一个国家收入不断增长的长期过程。Oliver E. Williamson补充说明这个过程还是制度和革新为市场经济运行和工业快速发展提供所需背景的过程。不论是出于增加收入，抑或增加能力和提升责任，或者其他目的，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产出的增加，还意味着随着产出增加而出现的投入与产出在结构上的变化及一般经济条件的变化，随着结构变化和调整，进一步推动收入增加，促进财富积累。鉴于此，熊彼特（J.A.Schumpeter）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国内学者车维汉认为，经济发展是指经济的总量和人均产出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产出与收入结构、生活质量、环境与生态变化、社会政治体制、文化法律、观念和习俗的变革[5]。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既表征静态结果又体现动态过程的多维综合概念。经济发展是一个包括经济增长、缩小不平等和根除贫困，包括社会结构、国家制度和收入分配等主要变化的多元过程。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4月第29卷第2期张传平，等：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分析（二）社会发展相关概念
国内外学者对于社会发展的基本概念/内涵界定也有不同的表述。Jacobi在其社会发展理论中指出，社会发展的原理和功能不仅是寻求更高的生活标准，而且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是为了服务我们的生活。Mack Graham和Guy Hopkins将社会发展指数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生活条件，比如社会安全和健康。第二部分主要是文化和信息方面，包括正规教育和识字率。第三部分关注一些社会现象（比如合作关系和失业率等）。Mousaaei认为评价社会发展应该包括卫生保健、医疗、住房、教育、就业、人口增长、收入分配和社会安全等部分。Nanacy认为社会发展应遵循社会规则，包括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健康环境和均等份额。Estes从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出发，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其寻求财政和社会福利，这些目标仅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最大限度的合作才能够实现。之前的Johnston提出社会发展就是公民社会的增强（组织能力和多样性的增加，社会团体相互作用等）；Stiglitz把社会发展看作是社会和平解决冲突的能力，以防发生利益冲突。对于社会发展涵义的广义理解，国内学者韩明漠归纳出它的三个层次：第一种社会发展涵义主要指人们的健康、卫生特别是社会福利的增长。第二种涵义是指经济以外的其他社会生活发展，如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第三种见解是从社会整体进行考虑的，指的是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发展[6]。
综上所述也可看出，社会发展既包括社会发展与自然关系的一面（健康环境），也寓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规定着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发展直接体现在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成员以及社会成员间关系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社会发展是从社会进步的视域来描述国家行为体的发展，具有规划、战略等方面的涵义。
（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
国外学者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极其重视，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有：（1）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持此观点，Hagen在其著作中说“经济发展提高了财政福利”。Mazmadar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滴流效应（Trickle Down Effects）自上而下地发生，从而实现社会发展[78]。Jabbarei更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着相互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居民如果拥有高社会福利，其人均产出也比较高；过分强调基本需求，短期内会拖累经济发展[9]。但也有部分学者直接强调经济增长带来了负面的环境和社会效应。（2）社会发展决定经济增长，典型代表有Hicks，他认为社会发展是第一要务，至少说，人力资源应该是经济发展加速的先决条件。
与国外相比，国内有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同步问题日益显现，国内学者也开始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研究。王思斌发现，随着新的发展观的出现和日盛，强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已是毋庸置疑。许多经济学家已不单关注经济过程本身，而且关注经济过程、经济效果的社会影响[10]。朱华构建了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11]，并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度进行了实际测度，为测度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度提供了有效的测度工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课题组用综合评分法对中国各地的社会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评估，得出各地区的可比得分并进行排序比较，认为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是高度相关的，并且用回归方程测量两者的协调度[12]。
国外学者关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中，大多聚焦于定性分析的层面，定量分析的研究比较少；同时在仅有的定量分析中，大多数学者都采用经济发展或者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方面（比如福利、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来研究，忽视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其实覆盖了很多方面的内容，只采用某一方面来进行定量分析，分析的结果是不能全面而准确地阐述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各个方面的，因此得出的结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国内对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定量研究甚少，更多的研究是定性分析，同时定性分析也浮于社会现象表层，缺乏对经济社会发展内部之间关系的探讨。
（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考量
Mervyn A King假设社会发展依赖于经济增长速度，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它们之间存在着正的相关关系，但是相关系数相当的小；同时他发现经济和社会绩效之间的关系在低国民收入水平上非常显著；另外，社会得分和人均GNP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13]。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考量，Michael Peneder基于28个OECD国家的数据，经过分析，结果证明产业结构是20世纪90年代OECD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一个显著的决定性因素[14]。Dwight H. Perkins研究中国问题时，指出至少在总需求方面，中国有着与众不同的经济结构，其对中国造成了一些特别的挑战[15]。
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研究上，Mark Granovetter也认为社会结构，特别是以社会网络的形式，影响着经济产出[1617]。经济增长的一些直接社会效应可能会影响到未来增长的速度和结构，而此又通过各种渠道反馈到它们。Francois Bourguignon认为经济发展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比较复杂，远不是近几年的文献中所提到的简化的回归模型。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比如，库兹涅茨收入不均衡理论），依赖于一些国家特征，包括政策和体系变量[18]。对于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MarNeef提出“门槛假说”（Threshold Hypothesis），即在每个国家，经济增长都会带来生活质量的提高，直到一个“门槛点”，该点之后经济增长会导致生活质量的下降。换句话说，即对于每一个社会，在某一个时期，随着经济增长，生活质量会随之提高，但是当到了一个点――门槛点，超过这个门槛点，如果经济持续增长，生活质量可能会下降[19]。
本文不拘泥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争执，旨在分析经济发展的内部结构和社会发展的内部结构之间的影响效应，对它们各自的内部结构，选取相应的测量指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建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间的结构关系模型，求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间的结构关系方程，提出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建议。
二、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结构
（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表征指标选取
在研究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之前，必须确定用什么指标来测度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当然，在不同国家和社会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状态，用于测度其发展的指标也不一样。不少人是从Juster 提出的幸福指数①开始了解社会指标的，有一点是共同的：“不同的指标很难客观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指数”。Raymond Bauer是最早对社会指标、社会报告、社会系数方面研究做出贡献的学者，其在《Social Indicators》中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框架，选择了健康、教育、运输、住房、劳动、城市发展和其他公共部门发展等指标用以进行社会发展分析②。同时在国际范围内，不同的国家、国际组织或机构，根据自身研究主体和对象的不同，所界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指标体系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在指标体系设置时，尤其在社会发展指标中都会提到福利、生活质量、教育和就业等③④[20]。如欧洲议会将社会发展指标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卫生健康和民主、自然资源和收入分布、公民权利和参与度、就业和教育、文化、住房、福利、犯罪等。
一个被大多数人接受，并且也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组织所采纳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是人类发展指数，其是巴基斯坦经济学家Mahbub ul Haq在1990年提出的，旨在将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从国民收入核算转向人类实际幸福感[21]。人类发展指数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分别为寿命、识字率和生活水平（个人GDP或购买力平价）。但是自其被提出以来，受到很多的质疑，因为在其中，教育和收入的比重过大，而忽略了生态环境和道德⑤，但它仍是应用最广泛的指数之一。
本文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指标的选取中基于以下原则：指标必须合法且具有可靠性、代表性、及时性，指标要容易解读、具有分析的作用、反映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同时指标的选择必须具有政策关联性。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指标必须反映“产业演进、产出增长、效率表征”，社会发展指标则应恪守“经济发展惠及社会发展，社会发展支撑经济发展”原则。
综合文献，基于中国的实际国情及相关统计数据，本文选择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二）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假设
Francois指出，区分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需要用结构模型处理隐含的或者是显性的关系，而不是利用简化形式的模型进行相关性分析，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复杂的分析。为探究经济发展内在结构和社会发展内在结构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遵从提出假设验证假设解释问题范式。经济发展内在结构和社会发展内在结构之间的关系假设如图1所示。
图1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假设：H1：经济效益和生活质量间有正相关关系；H2：产业结构与社会结构存在负相关关系；H3：社会结构和人口素质存在正相关关系；H4：生活质量和人口素质存在正相关关系；H5：社会结构和社会稳定存在正相关关系；H6：人口素质和社会稳定存在正相关关系；H7：生活质量和社会稳定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模型
1.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结构方程模型
三、基于实证结果的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分析
（一）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及其主要影响因子
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关系如方程（12）～（16）所示。变量间的相互影响不仅包括直接效应还包括间接效应，二者之和为总效应。根据Bollen的研究，影响因素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强度可通过估计潜变量之间的直接影响系数和总影响系数来获得。在结构方程模型中，直接效应是原因变量对结果变量的直接影响，用路径系数来衡量（表2中的因子载荷值）；间接效应是原因变量通过一个或几个中介变量对结果变量的间接影响，当只有一个中介变量时，间接效应大小是两个路径系数的乘积。本文潜变量之间影响效应，如图1和表2所示，其结果如表4所示。
（二）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主要原因度分析
1.经济效益之于其他
经济效益因子在本文中是用人均财政收入与社会劳动生产率量度，它对经济增长（0992）、生活质量（0746）、人口素质（0491）、社会稳定（0383）以及社会结构（0247）皆有正向的拉动关系。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屡屡引发民众对税负的指责和有关专家对中国宏观税负与世界平均水平的解释。财政部新近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高达89万亿元，同比增长226%，税收占GDP的比重超过19%。其中，企业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87%，且在2010年9月上调个税免征额之后，个税整体税负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有所上升。本文无意解释中国税负高低，只是从经济与社会结构关系看，经济效益因子/财政收入是中国经济社会活动中最有影响力的因素。无需赘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是“投资、消费、出口拉动”三驾马车，而内需一直未能在GDP的增长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且消费占GDP比重在近10年呈现连续下滑的态势；当前中国的家庭消费只占GDP的三分之一，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55%的水平。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政府投资，财政收入则是政府最大的弹药库。纵观历年数据，中国30多年的经济以两位数高速增长，但政府的财政收入远远大于国内经济增长，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由此可见，本文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构关系”解释了中国经济社会（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强势政府）的过去发展。但是，财政收入是经济社会发展结构中最具影响力的“因子”，也寓示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偏离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建立一个有限的、公共服务型的政府的改革目标。
2.产业结构之于其他
3.社会结构之于其他
本文用第三产业就业比例、非农业人口就业比例、医疗占财政支出比例测度社会结构，其对社会稳定总效应为0917，对人口素质总效应为0559。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2月22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位数为6194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9118元，前者只是后者的324%；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404%，城镇为363%。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无需赘述。
五、结论
基于2010年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市的经济社会统计数据所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结构由7个主要方程所反映；依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结构影响力大小，经济效益、产业结构、社会结构是原因度最大的3个因子。
经济效益（由财政收入与社会劳动生产率量度）因子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结构的影响，解释了政府投资是过去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时过境迁，中国发展还应回到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建立一个有限的、公共服务型的政府的轨道上来。
效率低下的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农村、农民）是中国社会结构（第三产业就业比例、非农业人口就业比例、医疗占财政支出比例）提升的最大制约，出路在于通过城镇化建设，合理引导人口流向，让更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社会结构关系社会稳定与人口素质提高，中国现在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还只是一个现代社会结构的雏型。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能达到就业结构合理目的；增强政府社会服务功能，能促使中国“社会中间人群”壮大和社会结构向“橄榄型”发展。
注释：
① 参见JUSTER F. T. A framework for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performance. New York：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73，P3438。
② 参见RICHARD J. ESTES. Global change and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Pennsylvan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05，P25。
③ 参见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 2005。
④ 参见LESLIE D. WILCOX，WM. ALEX MCNOUSH， JOHN CALLAGHAN. A Methodology for Indicator of Social Development. Iowa State：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Iowa Stat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74，P1516。
⑤ 参见IAN MORRIS. Social Development.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2010，P24。
一、本质特征和趋势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已经知道，当前世界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体系有着明显的生态化趋势，而表现出这个趋势的有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从知识这个概念本身来发现的，知识本身具有的客观性和环境局限性直接的影响到了知识经济的本质，人类经济的增长方式因为知识本身所带有的特征而显示出了生态化趋势，也是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本质内涵表现。第二个特征则是从知识性的角度来看的，人们自从有了智慧之后就不断的利用本身的知识对世界进行探索，知识其实贯穿了人类整个文明社会的始末，从各个方面都在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经济阶段的每一个发展都是知识的变化在推动，从传统的农业经济到现在的知识经济始终有着知识的力量在推动，这种现象表示了人类经济活动的内在趋势。
人们在探索前进的过程当中，对于推动自身发展的动力已经开始有着越来越明朗的了解，从最开始的完全受制于自然环境接着到了重视资源，以资源推动经济活动发展到最后的以知识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这些都表明了一个对推动经济本质认识的突破。人们对资源重视的时候，资源是推动经济的最重要能量，然后社会发展到现在，知识的作用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也预示出人们创造财富和推动经济的方式出现了一个本质上面的变化。知识能创造出来的财富是无穷的，它本质上是能够实现对一项效益成果进行低成本的投入并且不断的提高收益的，这种经济模式的确立，让人们摆脱了对资源的单纯依赖，不再无止境的对资源进行掠夺和滥用，能够对保护自然环境起到根本性的作用。这一点就是知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最显而易见的生态化趋势表现。
二、知识经济生态化趋势
1.知识经济演化趋势
人类经济社会踏入知识经济阶段以后，人类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在按照知识经济作为基础的，全球企业的管理模式也趋向于生态化，例如提出来的低碳管理理念、绿色经济理论还有我国提出来的可持续发展，这都是被知识经济大环境影响之下才有的崭新的管理模式，从本质上面来说都可以归类到知识经济的范畴之内。但是这些理念其实是对知识经济更进一步的阐述，它们将知识这个经济基础更进一步的演化为将生态规律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将生态发展作为引导经济发展的动力。虽然上面所提出来的这些理论是在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环境之下提出来的，而且内容上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它们提出来的目的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就是为了能够有效的保护能源的开掘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一起为了建设一个能量循环利用和环境友好的社会而努力。
虽然这些理论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但是它们最后都直接或者间接的造成了同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取得了生态化的社会经济效益，因为这些理论当中或多或少都将生态规律作为一个中心理论，人的经济建设活动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必然是会有这样后果的出现。这种经济发展的演进，正是生态化管理理论所带来的影响和推进。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作为基础的推动力的，上面已经说过知识本身带有着实践性的特征，知识经济发展到现在已经开始的趋向于生态化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其实更接近知识的本质特征，也更符合当今社会需要的一种管理模式。生态经济管理模式的出现，让我们对于经济产业发展的规律开始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人们首先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艰难的对自然进行改造，接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走到了自然的对立面，毫无限制的对自然资源进行挖采，而后到了现今却开始向自然达到回归，提出和谐统一的理念。传统的经济产业是对资源的重视，也就是“凝聚资源”的中心概念，随着人们生产力的发展还有对自然认识的不断深入，对于自然资源的需求已经是不用也是不敢那么强烈了，所以转向“凝聚知识”其实是一件必然的发展，而以知识为核心演变出来的生态化管理模式则更是应验了这个规律的发展。由此可见，生态化管理创新是人类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必然会产生的理念产物，它的存在适应了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必然能够很好的推动经济生态化的良好发展。
2.生态化管理创新的发展趋势
鉴于生态化管理的提出适应了时代的需求和发展的需要，必然会对经济的前进起到客观的良好推动力，要对生态化管理的发展趋势进行探索就要把握它的本质，也就是必须要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发展这个事实，让我们在完善这个理念的时候变得能有所追寻。人与自然的关系到现在已经确定了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人类不能脱离自然环境而生存，而自然也需要人类活动改造变得更有生机，这个是生物体和自然之间互动的关系决定的，两者之间互相影响、缺一不可。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是向自然索取资源来进行自己本身需要的改造，另一方面则是向自然界反馈自己改造成果所散发的物质和智慧等方面的能量。这其实就是说明了人类改造社会除了要依靠自然的养育的同时又要对自然进行反哺养育，两者之间互相促进，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人类在进行经济活动的时候要考虑到这是一个双方互相的经济型模式，这也是自然生态规律和人类发展历程所使然。
一、*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过去的一年，是江西经济社会发展不平凡的一年。全省上下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认真落实国家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围绕"建设和谐平安江西，共创富民兴赣大业"的主题，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全省经济保持又快又好发展势头，全面和超额完成省十届人大三次会议确定的各项任务和省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十五"计划。全年生产总值4070亿元，增长12.8%，比*年计划目标高1.8个百分点，超过"十五"计划目标1070亿元。财政总收入425.7亿元，增长21.4%，比"十五"计划目标多150.7亿元。
（一）"三农"工作扎实推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全面贯彻"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出台30条惠农支农政策，免征农业税，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预案，并对36个粮食主产县和31个困难县实行"三奖一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建立重大项目用地协调制度，严格执行农用地转用计划，切实保护基本农田。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建成南昌市"双低"优质油菜生产基地、宜春市优质稻米生产基地等项目。全省粮食播种面积5419万亩，增加158万亩；粮食总产370.8亿斤，增产10亿斤，创历史新高。高效经济作物和养殖业持续快速发展，肉类总产245.6万吨，增长11.6%；水产品产量168.2万吨，增长7.6%；经济作物面积2126万亩，增加107万亩。农业产业化进一步推进，新增省级以上龙头企业82家，总数已达206家，新增畜牧小区300多个、畜禽养殖户3.68万户。农民技能培训"阳光工程"进展顺利，培训农村劳动力17万人。赣州、宜春等地还从实际出发，积极开展以发展新产业、形成新机制、建设新村镇、树立新风尚、培育新农民、创建好班子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农村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二）工业运行质量明显改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坚持以工业的崛起带动全省经济发展，促进城镇化进程。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828.5亿元，增长23.6%，江铜年销售收入超200亿元，新钢、江西电力公司、九江石化、江铃、萍钢5家企业销售收入均超百亿元。工业经济效益稳步提高，经济效益综合指数147.3%，上升17.2个百分点，实现利税275.6亿元，增加72.7亿元，综合能耗降低8%。工业园区和支柱产业带动能力进一步增强，全省园区实现销售收入1520亿元，年销售收入超30亿元的园区达到9个，其中南昌高新区突破200亿元；六大支柱产业实现增加值497.2亿元、利税189.8亿元，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的60%和68.9%。九江昌河10万辆轿车和15万台K系列发动机、新钢3500毫米中厚板轧机、江铜-耶兹高档电解铜箔、九江3T光电等一批重大项目建成投产。江铃30万辆汽车及6万台VM柴油发动机、江铜翁福40万吨硫酸及铜杆漆包线、广丰10万吨氟化工等项目进展顺利。三次产业结构继续优化，工业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33.7%。积极主动配合国家对我省工业园区进行设立审核，配合国家审计署武汉特派办对工业园区财税政策进行审计调查，取得较好效果，全省93家工业园区初步通过国家审核。城镇建设扎实推进，开工新建宜春、新余等一批设区市污水处理厂，加快城市供水、道路、电网等建设步伐，城市对人口的承载能力进一步提高。中心城市集聚力和辐射力进一步增强，南昌城区人口超过200万人，九江城区人口超过50万人。全省城镇化率达到37%，提高1.4个百分点，初步形成以南昌为核心，以九江、赣州等中心城市为支撑，其他城市和县城为骨架的城镇体系框架。
（三）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增长，重点领域建设得到加强。认真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在抑制房地产投资过快增长和高耗能行业低水平建设的同时，加大对交通、电力、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建设的投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93亿元，增长26%。省重点工程投资总额和规模再创新佳绩，当年实施项目72项，完成投资246.9亿元，增长16.3%。其中，建成投产28个，完成投资72.62亿元；续建16个，完成投资130.16亿元；新开工28个，完成投资44.12亿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大大加强，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580公里，硬化农村公路1万公里。建成乐温高速公路、赣龙铁路、南昌国际集装箱码头、井冈山机场等工程，续建景婺黄（常）高速公路，加快浙赣铁路电气化改造，开工建设景德镇至鹰潭高速公路，迁建赣州黄金机场。电力建设步伐加快，在建电力装机容量286万千瓦，贵溪电厂扩建两台机组顺利投产，黄金埠电厂、丰城电厂二期工程正在抓紧建设；经过反复争取，国家同意在江西等省开展核电站站址比选工作。文化卫生体育设施得到改善，省疾控中心、省传染病医院、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等一批项目投入使用，省人民医院综合病房楼等项目进展顺利，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省艺术中心、省档案馆开工建设。
（四）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消费市场繁荣活跃。与长珠闽的对接正在深入，积极参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加快融入国际经济。先后在韩国、日本、法国、荷兰等国家和香港地区开展九次重大招商活动，成功举办第三届赣台经贸合作研讨会、第二届中国"五会"经贸恳谈会、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吸引日本九州电力株式会社、意大利OMP公司等一批知名企业来赣投资。全省直接利用外资24.2亿美元，增长18%，总量连续保持中部六省首位。5000万元以上工业项目吸收省外资金472.4亿元，增长23.2%。外贸出口24.4亿美元，增长22.3%。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营业额2.1亿美元，增长26%。开放平台进一步完善，九江出口加工区获准设立，景德镇海关、南昌海关驻龙南和南昌高新区办事处顺利开关，南昌至厦门、南昌至深圳"五定"班列正式运行。高度注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抓住消费结构升级的有利时机，着力改善消费环境，努力开拓城乡消费市场，促进城乡居民消费快速增长。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36亿元，增长15%。接待国内旅游人数5058万人，增长23.7%，接待入境旅游人数37.25万人，增长29.5%；实现旅游总收入320亿元，增长32.9%，其中旅游外汇收入1.04亿美元，增长30.3%。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积极疏导价格矛盾，市场物价稳中趋降。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1.7%，比上年回落1.8个百分点。
（五）各项改革深入推进，发展活力日益增强。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深化，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试点稳步推进，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全面铺开。国有企业改革扎实推进，江信公司资产重组、江中集团重组江纸公司顺利完成，省投资集团公司、省外贸资产经营公司和省盐业集团公司相继成立。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营运体系进一步完善，全省11个设区市相继成立市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稳步推进，部门预算改革在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全面推开，"省直管县"和"乡财县代管"试点有序进行。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措施进一步完善，全民创业激情与活力竞相迸发。投资体制改革已按新规定实施，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试点成效明显，重大项目稽察工作有序展开。价格改革不断深化，成功出台煤电联动方案。
（六）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把发展社会事业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促进经济建设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科研成果产业化步伐继续加快。国家和省级重点实验室增加到35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增加到105个；省部共建景德镇国家陶瓷科技城正式启动。成功举办*年科研成果与企业见面推介会，签约项目142项，总投资32.32亿元。办学条件明显改善，组织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完成232万平方米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南昌高校新区三期建成并投入使用。高校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在校生人数达到64.6万人。卫生事业得到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医疗救治体系建设步伐加快，启动以乡镇卫生院为重点的农村医疗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由7个县扩大到11个县，202万农民获得就医补助。文化事业健康发展，小康文化工程和文化精品工程全面实施。体育事业再创佳绩，我省体育健儿在十运会上夺得12枚金牌，实现历史性突破。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新成效，人口自然增长率7.8‰，控制在计划目标之内。生态示范区建设稳步推进，东江源保护工程正式启动，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全省森林覆盖率60.05%，主要河流断面Ⅰ-Ⅲ类水质占76.4%。
（七）居民生活水平继续提高，社会和谐稳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620元，增长14%；农民人均纯收入3266元，增长10.6%；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752.89亿元，增加405.17亿元。就业再就业工作进一步加强，新增城镇就业岗位43万个，下岗人员再就业20.8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3.5%，低于计划目标1个百分点。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为105万企业离退休人员发放养老金64.6亿元，为10.6万失业人员发放保险金1.8亿元，为100万城镇低保对象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7.3亿元，为105万农村救助对象发放救助金1.6亿元。提高农村23万"五保户"供养标准，分散供养的由500元提高到800元，集中供养的由800元提高到1200元。医疗救助有序展开，在23个县（市、区）开展城市医疗救助试点工作，救助特困居民6000多人，发放救助金1400多万元。扶贫工作进展顺利，完成5万库区、深山区移民扶贫搬迁和1200个贫困村整村推进任务，解决50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和饮水安全问题。九江地震抗震救灾工作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救治伤员624人，转移灾民25万人，并对受损房屋等进行修整。目前灾后重建工作正在有序展开，灾民情绪稳定，社会秩序安定。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看到，经济社会生活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和体制不完善的问题比较突出；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相当艰巨；就业和再就业压力较大；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不少。
二、*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和主要任务
*年是"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江西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前进的一年。根据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部署，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生产总值4600亿元，增长11%，其中一产增长4%，二产增长15%，三产增长9%；财政总收入481亿元，增长1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750亿元，增长2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95亿元，增长13%；出口29.3亿美元，增长2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00元，增加780元，增长9%；农民人均纯收入3566元，增加300元，增长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幅度控制在3%以内；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7.8‰以内；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降低4%左右。
实现以上预期目标，需要着力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夯实"三农"工作基础，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切实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增加粮食直补资金，并相应提高补助标准；继续安排良种补贴；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建立省级淡季化肥储备制度；继续实行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力争粮食总产稳定在370亿斤。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世行贷款综合农业现代化项目、鄱阳湖二期防洪工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滨湖地区排灌设施改造等一批重大项目，建成上饶优质稻米生产基地、赣抚大堤加固配套工程、龙潭水库、廖坊水利枢纽，开工建设抚州优质稻米生产基地、伦潭和山口岩水利枢纽。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和农产品结构，大力发展经济作物和畜牧水产业，积极推进"一村一品"、"一乡一业"，努力形成区域特色。继续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做强做大省级以上龙头企业，力争销售收入超亿元企业达75家以上，建设规模化农产品生产基地6400个，带动农户300万户。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切实抓好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工作。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强规划指导，尊重农民意愿，通过旧村改造、整体搬迁、折旧建新等方式搞好新村镇建设。完善农村电网，改造农村道路1万公里，新增沼气池16万个，解决80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和饮水安全问题。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实施好以工代赈工程，搞好深山区、库区农民易地扶贫搬迁，力争搬迁人口5万人。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着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围绕优化产业结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继续实施支柱产业带动战略，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力争建成昌河7万辆新一代微型汽车、星火10万吨有机硅、九江石化100万吨焦化和120万吨加氢装置、上高裕盛840万双运动鞋等32个项目，加快建设江铜10万吨高性能铜板带和30万吨铜冶炼、洪都钢厂异地搬迁、亚东水泥三期扩建、鑫新公司2万吨特种漆包线、东元电机60万台空调、方大新材料生产基地、美国科勒（南昌）卫浴、蓝恒达化工10万吨离子膜烧碱及10万吨PVC、富达公司50万吨制盐和10万吨离子膜烧碱等54个续建项目，开工建设新钢300万吨薄板、南钢高炉改造及1.2万千瓦热电联产、景德镇TCL60万台冰箱和240万台洗衣机、新时代2000吨高纯度净化硅、台湾远东集团纺织城等25个项目。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加速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建成联创光电LED外延片产业化工程、鸿源数显LCOS产业化、浙大中凯MENS轮胎压力监测系统产业化等11个高技术项目，加快建设华春新型高强度三防幕栅材料、晶湛70万片8寸晶元片、江铜闪速冶炼综合自动化系统、晶安高科1000吨海绵锆等11个高技术项目，开工建设省科学院科技研发与产业化基地、诚志公司D-核糖结晶、LCOS产业升级等6个高技术项目。依托南昌高新技术开发区，大力发展软件产业，以金庐软件园为核心，加快建设国家软件基地。注重发展循环经济，引导和鼓励企业开展清洁生产、节能降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重点抓好江铜30万吨铜冶炼余热利用等一批示范项目。优化工业园区发展环境，鼓励和引导关联企业、配套企业向重点园区集聚，着力培植30个特色园区，力争销售收入超百亿元的工业园区达4个，超50亿元的达8个以上。加强运行调度，改善企业融资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预期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000亿元，增长20%。注重节约土地，完善城市功能，强化城市内涵，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进一步支持南昌做大做强，加快九江、赣州、上饶等中心城市发展，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在新余、萍乡等地建成4个垃圾处理场和7个污水处理厂，续建九江医疗危险废物处置场，开工建设南昌医疗危险废物处置中心和赣州、景德镇污水处理厂。预期今年全省城镇化率达到38.6%。
（三）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全面启动重点城市电网和县城网建设与改造项目，确保500千伏"三站四线"建成投产；新建和扩建220千伏变电站15座，线路1002公里；新建和扩建110千伏变电站31座，线路556公里。加快建设黄金埠电厂、丰城电厂二期，开工建设瑞金电厂2台30万千瓦机组，力争开工建设井冈山电厂二期工程、萍乡电厂和分宜电厂30万千瓦循环流化床项目，做好核电一期和天然气入赣前期工作。建成景婺黄（常）高速公路、南昌绕城公路乐化至生米段，续建景德镇至鹰潭、南康至大余高速公路，开工建设武宁至吉安、九江至瑞昌、上栗至萍乡、隘岭至瑞金、瑞金至赣州高速公路，改造国省道1000公里，建成农村公路10000公里。完成浙赣铁路电气化提速改造，加快建设井冈山铁路、铜九铁路，力争开工建设向莆铁路控制性工程、昌九城际轨道交通、南昌铁路枢纽西环线、赣韶铁路和京九铁路电气化改造，做好九景衢铁路前期工作。加快赣州机场建设，抓紧实施昌北机场扩建工程，启动宜春机场、赣东机场前期工作。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活跃城乡市场。继续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在试点地区建设与改造8000家日用消费品和农资"农家店"。完善和落实促进消费的各项政策，减轻居民住房、汽车消费税费负担，规范发展消费信贷。积极培育壮大教育培训、文化娱乐、卫生保健等新的消费增长点，加快发展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大力开拓旅游市场，力争接待旅游总人数和旅游总收入分别增长20%以上。围绕促进消费增长，加快建设上饶商品大市场，开工建设南昌深圳农产品批发市场昌南物流中心，做好赣州江信农产品配送中心、鹰潭物流中心、省供销社综合仓储物流中心等项目的前期工作。
（四）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经济国际化进程。坚持"对接长珠闽，联结港澳台，融入全球化"的方针，更加务实推进区域合作，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分工，进一步拓展开放型经济发展空间。认真组织好各项招商活动，着力谋划重大利用外资项目，力争全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26.6亿美元，增长10%，5000万元以上工业项目利用省外资金543亿元，增长15%。积极参加区域性、国际性重要出口商品博览会，支持重点企业和重点产品出口，着力挖掘重点生产企业、外资企业出口潜力，力争全年出口29.3亿美元，增长20%。加快江西电子口岸建设，建立"大通关"协调服务机制，推进铁公水联运，进一步提高通关能力。做好出口加工区工作，确保九江出口加工区3月底封关运行，力争申报设立南昌、赣州出口加工区和南昌保税物流中心。充分发挥出口加工区的带动作用，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促进外贸转型、升级和产业延伸。积极稳妥地引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海外建立资源原材料供应基地。推进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带动技术和成套设备出口。
（五）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加速经济市场化进程。积极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大力推进省属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积极稳妥地推进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优化企业资本结构。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支持和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制、改组、改造。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完善投资项目核准制和备案制，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的监管，逐步扩大代建制试点范围。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扩大"省直管县"和"乡财县代管"改革试点范围，加大对基层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深化金融改革，逐步推开农村信用联社向农村合作银行改制，鼓励社会资金参与中小金融机构重组改造，争取新的国内外股份制银行来赣落户。完善资本市场，发展壮大优质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群体，做好债券发行申报工作。继续推进价格改革，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促进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认真抓好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招投标改革，确保减轻群众教育负担。进一步加快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增强国有粮食企业活力。
（六）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繁荣。围绕建设创新创业江西，加大科技投入，构建科技创新平台。加强科研成果与企业见面推介，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大人才引进力度，集中力量在冶金、陶瓷等行业建设2～3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为更多高端人才进入江西提供有效平台。积极开展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选工作，严肃认真搞好推荐申报，力争有更多的人员入选。巩固和完善农村义务教育，进一步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对农村学生和城市困难家庭学生实行"两免一补"。稳步发展高等教育，重点提高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计划高校招收本专科生22.8万人、研究生4741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力争全年完成各类职业培训60万人。进一步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抓好省人民医院综合病房楼、省妇幼保健院住院部综合大楼建设，提高中心城市医疗保障水平。建成疾病控制体系和医疗救治体系，完成300个乡镇卫生院改造任务，力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覆盖80%以上城市街道和居民。做好艾滋病、结核病、血吸虫病等重大疾病防治工作。发展文化体育事业，加快建设井冈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档案馆、省艺术中心、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等一批重点工程，建成景德镇陶瓷博物馆，开工建设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馆。加强生态环境建设，重点实施好鄱阳湖、赣江源、东江源等生态保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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