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第十一届全国政治经济学研讨会于2009年4月18—19日在山西财经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召开。会议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14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共和国六十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现将与会发言专家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共和国六十年经济发展的总结 中国自建国60年来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积累了自己独特的经验。 《求是》杂志社郑宗寒研究员回顾了中国建国60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与政治成就，认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从千年史的视角来看中国60年的发展，其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的变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程启智教授分阶段地对建国以来我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体制的认识过程做了总结，认为这一认识过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上世纪90年代初逐渐突破了传统思想的束缚，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在思想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在本世纪得到了发展与深化；从认识论上来总结经验有三点：一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三是中国共产党需要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创新。 山西财经大学张华明博士从共和国60年经济发展的整体视角，依据罗斯托经济起飞理论，提出中国经济起飞的年份应该是1992年，与此同时伴随了中国政治的起飞，并进一步提出，中国在经济起飞之后不应该过度地注重经济增长速度，应该逐步适应6％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把经济增长的质量、结构调整、充分就业、科技进步以及环境改善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并以此为基础创立新的指标体系来衡量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标准。 在分配制度问题方面，河海大学贾后明副教授提出建国60年来社会分配之争并没有为社会分配提供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原因在于解决这一问题时不是以事实为优先考虑，而是以概念为优先考虑；强调在分配理论研究中需要注意实事求是的问题、着重研究市场的作用、着重研究社会分配改革共识形成的条件和价值基础。 二、对建国之初30年经济发展基本问题的探讨 回顾中国建国之初，计划经济在历史上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成为一种束缚，最终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成为历史。 南京大学葛扬教授基于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的整体视角，认为否定计划经济不等于否定计划经济时代所创造的经济基础，新中国前30年采取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新中国的基本选择，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基本路径。以公共供给为特点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取向具有历史的必要性和适应性。以公共供给为取向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运行机制有着强烈的政治权力支持和意识形态支持。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供给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公共供给，无论在内容还是内部结构上都有了明显的不同，但是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必须更加注重社会保障、环境生态、农村城市一体化发展等方面的公共供给，这样才能保证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浙江财经学院周冰教授认为，我国1957年之后存在以革命任务决定革命性质的嫌疑，“摸着石头过河”内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坚持中国特色等三个纠偏机制，取得了成功，但是这种以目标来确定当前任务的方式，仍潜藏着矛盾。 三、对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基本问题的探讨 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开放是世界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这一过程改变了全球的经济面貌与格局，三十而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而立之年，对在此期间获得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评价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山西财经大学冯子标教授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问题，指出在新时期要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尤其是在当前受金融危机影响，农民就业问题凸显的条件下，建立土地银行有助于实现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的资本化，为农民的创业就业筹集资金，建立土地银行是新时期条件下农村实现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支撑和借力点。冯子标教授进一步指出农民在转型过程中必然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最困难的是农民的素质转型，这一问题必须也只能通过教育来解决。建立土地银行给农民创业资本，加强教育给农民知识资本，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这两个紧密相扣的 环节是实现工业化的坚实路径。 西北大学宋宇副教授对改革开放30年间的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做了分析，提出当代资本主义所体现的一些发展规律和特点，即当代资本主义对生产关系自我调节和改良的余地在缩小，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以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为思想基础的“第三条道路”成为政策框架；“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和“日本模式”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三种典型的发展模式，既具有一定的共性，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新技术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成为20世纪80年代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宏观调控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微观经济的运行机制有所转变。 山东工商学院辛波教授也在回顾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对当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路径的选择问题做了深入探讨。他认为，目前的形势下，要实现农村土地制度的私有化是不现实的，最可能的途径就是在实现农村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上，并且在法律许可的大框架下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具体内容进行相应的变革。即国家是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农户获得永久的、较完整的农村土地使用权；建立农村国有土地管理主体来履行土地的所有权职能，从法律、组织、运转机制等方面加强农村土地管理体系建设；改革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获得方式，明晰地租理论，实行农村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剥离现行农村集体组织经营管理土地的职能，将农村村民委员会塑造为类似于城市居委会的农村农民社区公共管理组织；扩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范围，重点保障失地农民和人地比例较小地区的农民。 四、对中国当前及未来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的探讨 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必将继续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众多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如何认识当前经济发展的重点问题以及中国在未来的发展路径是怎样的，应当着重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与会专家作了热烈的研讨。 1、关于金融危机问题 对于当前的金融危机，清华大学吴栋教授指出，目前学者们对金融危机原因的总结主要有次贷危机为导火索、金融监管的缺失、华尔街的贪婪，这些原因都是表面上的，从更深层次上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强调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将公有资源和私人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解决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王森主要就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提出几个观点：首先在新的历史现实条件下研究问题应该有国际化的视野，要注意事件之间的关联性和传染性；其次是研究方法上必须注意中国的总量的巨大变化，注意中国与美国经济联系的密切性，主张应该逐步降低与美国的经济联系，用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来取代。最后王森教授表达了对4万亿财政政策效果的怀疑。 上海市委党校鞠立新教授在谈及金融危机时，重申了马克思的有关信用、虚拟资本的论述，他认为金融衍生品是虚拟资本的进一步虚拟化，金融衍生品脱离实体经济的过度膨胀是造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浙江工商大学杨文进教授认为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运行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本次经济衰退是我国经济自身调整的需要，但因强劲的外部需求延缓了，这反而加深了衰退的力量，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可能要落后于欧美，前景不乐观。 2、关于经济发展模式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邰丽华认为，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构成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导致宏观经济失衡、阻碍产业结构的优化、加大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国内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引发社会矛盾等等。靠过度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有限，促进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增长要以扩大国内需求为主。 南开大学柳欣教授提出现代市场经济是以货币经济为主要特征的，从货币的角度可以深刻了解金融危机以及货币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认为中国经济在不久的时间内将得到恢复。 山东经济学院董长瑞教授认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表现在改善人民的生活境况、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素质、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当前我国面临的问题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经济发展有背离人的发展的倾向，二是经济的发展恶化了人的发展空间，对于解决当前的问题，提出自然友好型的、以人为本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山东经济学院张志勇副教授认为，物质资本配置的优劣直接关系到一国现实的经济增长，我国应该高效地利用紧缺的物质资源，充分合理的利用人力资源，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中国社科院杨新铭 博士认为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扭转地区间机会不平等的局面，增强地区间收入流动性。 天津商业大学姜达洋认为中国模式的核心就在于创新，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所推行的创新政策则反映了我国政府积极运用相关产业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竞争力的努力。 3、关于企业问题 江西财经大学康静萍教授认为国有企业的契约型劳动关系具有的特征有：雇佣与被雇佣，劳动者从“主人翁”向“劳动者”转变，由利益一体型向利益冲突性转变。契约型劳动关系不利于初次分配中的公平，而且契约型劳动关系主题双方利益摩擦不利于效率的提高。 上海财经大学包亚钧教授讨论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地位问题，认为对我国现阶段存在的民营经济或民营企业，不能简单等同于非国有经济。只要国家仍然掌握企业的控股权，那么仍未改变其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质。民营经济不单在壮大我国经济实力、推动社会生产力方面有积极作用，从深层次考察，对完善公有制主体地位还起着重要的“拉动”作用。 山西财经大学王玉珍副教授认为行业协会对行业的“第三方治理”不可替代，但是现在的行业协会需要“组织再造”，惩罚权是行业组织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 清华大学丁萌萌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侨资企业的发展进行了研究，而侨资企业的发展从另外一个角度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演进历程。 4、关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 山西财经大学焦斌龙教授认为，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集群符合我国文化市场状况，马歇尔式的文化产业集群更符合当前我国实际，长远看轮轴式的文化产业集群则更具前途。目前，在东中西三个区域中，中部地区可能率先取得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集群构建的突破，在三大经济带中，发展的先后顺序可能为长三角、环渤海及珠三角。 山西财经大学景普秋教授针对资源诅咒现象，分析了资源收益分配制度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并对中国矿产资源收益分配制度改革做了探索性的思考，认为需要进一步完善资源租金收益分配机制，完善矿产品完全成本与价格形成机制，完善资源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台州学院张明龙教授对后发地区如何提高生产力做了深入分析，并鲜明地提出了实现路径，认为后发地区不能急于求成，应该从零部件开始提高整个制造业产品的质量、从优势产品开始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从先进适用技术开始加强区域科技创新、从龙头企业开始提高区域产业核心竞争力。 5、关于三农问题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钱津研究员认为，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一是需要贯彻执行国家早已确定的土地有偿转让政策；二是需要与现代农业的生产技术相适应，积极探索建立能够达到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的生产组织；三是农产品市场的发展必须依靠市场化经营组织，进行公司化运作；四是应由国家负责农业科学技术进步的投入；五是必须在劳动主体方面实现彻底的转变。 北京工商大学廖运凤教授则从如何建设和完善合作社制度角度分析了农民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收入，以战略高度的眼光阐述了未来合作社在解决农民问题上的重要性。 农民问题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农民问题不能最终解决就不可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山西财经大学的王建功博士就农民就业与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反思做了探讨，认为宏观政策应该充分重视农民就业问题，从尽量减少挤出效应、将长期就业与短期就业相结合、提升农民劳动生产率、制定劳动力提升战略等方面来解决这一问题。 五、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讨论 西南财经大学丁任重教授认为应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重新认识，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在手段和方法的意义上使用过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并没有提出过计划经济；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列宁最早提出了计划经济并论述了计划经济的本质特征，但是实践中，列宁放弃了计划经济的设想，而转向实行商品经济；在我国的实践中，邓小平提出并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从而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湖北大学张建民教授认为“需求拉动”理论是对马克思生产与消费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一心一意搞建设”理论解决了“实现小康”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需求拉动”理论则解决了我国在建设中等发达国家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对我国当前经济学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反思，并讨论了什么是市场经济，“人才”应该如何定义等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强调了概 念的科学性与本质性，从哲学层面考量了这些经济学范畴的逻辑意义，并提出应对黑色经济问题进行研究。 浙江工商大学张宗和教授以当代中国资本积累的逻辑，认为在中国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是适用的，但也有自己非对抗性的特征，劳资关系的性质是由冲突与合作的权重决定的。 河海大学贾后明副教授认为研究分配问题必须要摆脱概念优先的思维方式，实事求是的研究分配的动力和运行机制，界定市场与权力在社会分配中的关系，促进社会分配的共识形成。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教授提出了分享经济理论，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变资本v和利润m之和可看作一个整体，并且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进行分配，实现共享。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赵玉琳研究员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运动过程，是逐步消灭剥削现象、逐步缩小贫富差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 浙江师范大学曹荣庆教授讨论了市场经济的成长阶段，认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也就是资源经济、价格经济、指数经济，并以浙江省为例进行了分析。 六、对其它经济热点问题和制度建设问题的讨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朱巧玲教授对关系经济现象做了理论探讨，引入了社会资本概念，依据社会资本的综合观点分析“关系经济”的原因和缺陷，认为我国应通过引导微观社会资本良性发展，加强制度建设来逐步实现关系经济向契约经济的跃迁。 河南财经学院樊明教授认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造就了一个高速增长但失衡的经济，本来资本可以通过GDP约束政府，劳动通过选票来约束政府，从而可以达到一种资本与劳动的协调。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以及在政治上对选举权的忽视，造成了劳动和资本之间力量的不均衡。所以经济要均衡必须政治要均衡，主张在经济改革的同时要进行政治改革。 清华大学研究生谢雪燕用累计成本法测量了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通过计量分析与检验定量分析了人力资本与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说明了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
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对于促进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但就如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却存在不同的认识。结合学习,本人对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了一些思考,认为在现阶段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解决好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必须准确把握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找准工作的着力点
首先要从公共服务的词源上来准确把握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公共服务是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作为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提出来的。这一概念是从西方经济学和政府管理理论中引进的一个新概念。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认为,在人们结成政治关系,进入政治状态之前存在一种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由于人们天生中存在“荣誉感、骄傲或是虚荣心”以及人们自我保全的欲求,于是人们之间产生纷争,由自然状态进入战争状态。为了避免相互间的倾轧、残杀,人们集结在一起达成协定,这就是“社会契约”,政府的职能就是保证“社会契约”的履行,以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政治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1723-1790)在其《国富论》一书中,将政府的职能定为“守夜人”的角色。他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尽到三种职能:一是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二是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三是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而应该让价值规律自发对微观主体的行为进行调节。经济学家根据商品有无竞争性和排他性把社会产品的提供和来源分为了两个途径。一个是途径是市场主体。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市场需要,生产者就会组织生产。市场需求减少,产品生产就会随之减少;还有一些产品是市场主体不愿意承担或无法承担的,必须有社会组织或政府组织负责买单,进行治理或提供服务。他们将这一概念运用到政府管理中,认为商品应该通过市场渠道获得。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弥补市场不足,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由此可见,公共服务是作为一种新的执政理念,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社会管理的,为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尽管公共服务与为人民服务、公共管理在内容上有共同之处,都有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的相同内涵,但公共服务反映的是政府的角色定位、行为方式及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与公民的关系变化等,侧重的是政府职责。主要针对的是面对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的问题,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主体,履行自身职责,积极主动地运用公共权力、配置公共资源,满足公共需求的问题。
其次要从基本特征上来准确把握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公共”与“私人”是相对的。从哲学、法学和政治理论层次上,即从国家或政府的角度来讲,“公共”涉及的是、合法性、福利一类的问题;从经验层次上,即从公共职能和公共活动的范围上来界定,“公共”与多数人的利益相关,有较多的社会公众参与;从政府执行活动或职能的对象来讲,“公共”表示一个众人的事务领域。用更加简单通俗的说法就是“众人事众人治”。公共服务关注的主要是社会效益和社会价值。公共服务(物品)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对公共物品的消费进行收费困难。公共物品规模效益大、初始投资量大。私人企业或市场不愿意提供、难以提供。公共服务不仅包括政府提供的有形物品,也包括法律、制度、秩序、公平正义等无形的服务。如果将公共服务仅仅理解为就业、就学、医疗服务等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就会陷于狭隘论的境地,将社会治理必须重视的公平正义、机会平等一些非常重要的服务放到不正确的位置,从而使一些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
三是要从划分类型上来准确把握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按照竞争性、非竞争性、排他性、非排他性的物品属性对产品进行归类,可以把产品和服务划分为私有私益、私有公益、公有私益、公有公益产品。显然,私有私益产品是纯粹的私益性物品,如市场上的肉、菜;而公有公益物品则是纯粹的公益性物品,如国防、社会治安。私有公益物品和公有私益物品,则是非纯粹的公益物品或不纯粹的私益物品。纯公共物品,如国防、公共安全、消防等公共服务,由于供给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能够做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它可以采用免费方式供社会公众无偿消费,服务产品成本的补偿从国家税收收入中提取,是通过税收形式由全社会强制分摊生产费用。尽管一些准公共产品如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基本医疗服务等,虽然不具有纯公共产品的性质,市场可以生产和提供,但是这些基本服务具有很强的外部性特征,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稳定,因此合理配置资源使公民共享这些服务也成为国家的责任。从公共服务的效果来看,又可以将公共服务分为有关生存的公共服务和有关发展的公共服务。有关生存的公共服务是指国民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公共服务,如国民基本的医疗保障、供水、供暖、住房等,为残疾人、老年人提供特殊的照顾,为失业工人提供失业保障金以使其能够生存也属于种类公共服务。有关发展的公共服务是指对国民的工作和生活能力起促进作用的公共服务,如为国民提供必要的公共图书馆、进行必要的技术培训以及修路、通讯和义务教育等。可见,如果有关生存的公共服务没有实现均等化,社会公正的第二个方面就难以实现。因为政府没有为全体公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以保障其生存,市场机制导致的收入差距没有得到有效调节,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就会陷入贫困甚至无法生存,最终会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同样如果有关发展的公共服务没有实现均等化,则社会公正的第一个方面就难以实现,社会公众没有均等的有关发展的公共服务,也就失去了均等的发展机会,市场竞争也因此失去了公平的基础。
四是要从对“基本”的正确理解上来准确把握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从公共服务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来看,符合的东西很多。大到国防,小到路灯。既包括有形的公共设施,如公路、桥梁;也包括无形的法律制度等。但目前要努力达到的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就是群众最关心、亟需解决的问题,反映着群众的期盼,群众心声。从消费的层次来看,基本与低层次消费有直接关联,就是要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类似于马斯洛解释的人的基本需求。从消费需求的同质性看,人们无差异消费需求就是基本公共服务。如对食品和药品的消费,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要求保证质量安全,尽可能减少对健康带来的危害。同时,基本也反映着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作为一个国家应该提供。“基本”就是人的生存权、健康权、居住权、受教育权、工作权和资产形成权,对公民来讲是不可或缺,甚至是没有退路的最底线的权利,是政府和社会必须保障和必须承担的责任。
五是要从“均等”上来准确把握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为什么要提均等,提均等的原因就是不均等。正如有人评孔子为什么强调“礼”的作用,主要原因是“不知礼”的问题突出。当前要强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关键的原因,一方面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矛盾突出,公共服务总量不足;另一方面是公共服务分配失衡,城乡、区域、社会不同群体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不一样。
由此可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总体水平,国家为保障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社会权利和基础利水平,规定一定阶段上公共服务应覆盖的最小范围和边界,不是所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是指在统一的制度安排下,确保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机会、大致相等的结果,将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同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是一种基本趋势和走向。其内容和范围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和扩展,从生存型服务走向发展型服务、从纯公共服务走向准公共服务、从较低水平的均等化走向较高水平的均等化。
二、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来充分认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大意义
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是人类20世纪所建立的最重要的制度文明之一,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发明,反映和体现着国家的实力、文明程度,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和谐稳定的基石。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主动向西方国家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先进治国理论,推动政府治理科学化的一项重大战略。
首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区域之间、各社会群体之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有利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增加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既能减少竞争性领域的政府投资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又有助于增加居民对未来的稳定预期,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从而扩大消费,拉动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提高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有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开发,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的利用效率,保障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
其次,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解决民生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路径。回顾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路,不难发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我们采取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集中财力发展国计民生的重大工业项目,弱化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甚至在公共服务领域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不恰当地把一些本来应该由政府来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推向市场,使得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贫富差距不断呈扩大趋势,造成了复杂的、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近年来,个人承担基本公共服务的费用上涨太快,大大超过了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上房”等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已经演变成了社会公共性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有效解决当前人民群众的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增长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的突出矛盾,以及由这种矛盾引发的各种社会不公问题,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就会加剧,实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助于缓解收入分配的差距,坚持发展成果共享,使不同社会阶层均衡受益;有助于扶助社会弱势群体,减少绝对贫困,形成有效的社会安全网,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
第三,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任务。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责和长期导向,努力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有利于各级政府转变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的长期惯性,从不适合直接参与的领域中坚决退出来,把主要精力转向公共服务领域,切实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三、必须充分考虑发展实际,确立正确的工作原则和步骤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项系统、复杂、庞大的工程。一是城乡统筹难度较大。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发展较为滞后,基础设施仍然薄弱,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公共服务水平相对偏低。而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面临着布点分散、成本较大等难题。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由于受历史原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功能定位等因素影响,不同地区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较为突出,整体均等化推进难度较大。三是不同群体实现均等化任务繁重。不同阶层和群体对公共服务的预期差异较大,一些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还比较困难,诸多民生问题亟待解决。特别是流动人口规模庞大各地都面临着维护社会公平和控制人口总量的“两难”困境。四是公共服务体制有待进一步健全。公共服务的绩效改善过多地依赖于财政投入力度的加大,而不是公共服务体系自身的改革和发展;以职能和部门为导向的分工体系使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相对分散,缺乏有效的整合和协调,整体效能没有充分发挥;基层缺乏基础平台和服务网络,资源配置不合理;公共服务供给和投资渠道单一,基础设施建成后管理运营不善。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考虑这些实际情况,按照统一规划,先易后难,先低层次后高层次的原则和步骤推进。
首先是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均等化是一个一直隐含于历史长河之中,到了近现代才显性化为主流价值观和国家治理理念的。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是现代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价值观和理念的形成具有复杂性,历数我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基本口号就是要求平等。过去通过暴力体现均等诉求,现代国家通过制度安排把它融入到政府基本职能当中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文明。考虑公共财政支出能力和政府失灵的程度、市场的发育程度、非营利部门的成熟状况、公共部门交易费用的高低等诸多因素,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发展阶段或时期,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和特点是不一样的。“每个社会都会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市场和制度环境,以及实际的公共需求,来做出合理的选择”。现阶段,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条件仍然很不发达,所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要量力而行。在总体上应注意两点:一是范围要适中不能过宽或过窄;二是标准要适度不能过高或过低。标准过高、范围过宽,不仅没有经济保证;同时也可能会因此带来劳动积极性边际效益衰减等问题。如社会保障支出,只要建立了就必须支出,而且是只能增长,不能减少,具有钢性增长的特点,同时也不是标准越高越好。标准过高,就会出现过度依赖其生活的群体。标准过低、范围过宽,就会出现有限的资金撒“胡椒面”的情况。针对当前我国公共服务严重滞后的突出问题,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精心测算,运好公共权利,合理配置好公共资源,使其发挥应有效益。
其二要突出重点,循序展开。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维护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利,是政府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但要从人民群众基础性、广泛性、迫切性、可行性方面考虑。要确定好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建立起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各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和基本公共服务支出随着经济总量增加和财政能力提高的自然增长机制,明确基本公共服务需要均等化的地区和领域,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支出奠定技术基础;要根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状况,评估需要均等化地区的财力和财政支付能力;要调整和改革政府间关系,明确政府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责任,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机制,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其三要体现公正、公平、公开、机会均等的原则。公正性是指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合法性。公开性指公共政策在公共领域中的开放性和透明度,公众要具有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公平是要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要兼顾和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和诉求,考虑支出公平,受益公平。目前我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群体差距较大,认真分析,根本的原因是制度不公平造成的。譬如农民,由于其出生地在农村,是农业户口,由此丧失许多机会,即使出来打工,也受许多限制,这种境遇仅靠劳动者个人的努力是无法消除的。国际经验证明,缩小区域间、城乡间收入差距,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快培育更加开放、更有利于自由流动的要素市场,通过劳动力和其他要素的自由流动平抑不同地区的工资差异,以机会均等实现结果均等。面对复杂的国情,既要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又要面向未来,努力推动各项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城乡、区域接轨。
其四要坚持政府主导和各方参与的原则。在我国全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各方面的努力。我们要系统规划,统筹安排分步骤地推进。既要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又要发挥好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要做好社会组织的培育工作,在国家治理中积极学习和运用新的治理模式。
四、必须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解决好工作中的薄弱环节
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取决于四个变量,一是经济能力,二是认识能力,三是体制设计,四是制度安排。目前我国在公共服务领域出现的问题,客观上讲与提供公共服务的经济能力、思想认识、体制设计、制度安排都有关系。
一要坚持将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夯实服务的实力。均等化的过程是发展的过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离不开发展。只有做大经济“蛋糕”才能很好地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如果经济实力上不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缺乏财力支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层次、水平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要比以往更加重视经济发展,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以更大的气力,更加有效的措施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二要转变观念,树立起科学的发展理念。要纠正盲目的GDP崇拜和只重视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事业发展的错误做法和片面认识,大力推进“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在重视经济政策研究的同时,加强社会政策的研究,切实将发展转移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
三要调整和改革政府间关系,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按照公共服务的层次性划分政府事权。政府间财政关系和转移支付主要应该解决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问题。例如,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等公共服务,由于涉及面广和具有更大的外部性,主要应由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提供,由县级政府管理;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应由中央、省和县三级政府共同承担,各级政府承担的比例,应视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而定。在经济贫困地区,应全部由中央与省级政府承担;在经济中等发展地区,应由三级政府共同承担,中央和省级政府应负担50%以上;在经济发达地区,应由三级政府共同承担,但以县级政府承担为主。总之,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划分上,应改变过去传统的按事务的隶属关系划分的办法,以便使财力与事权能够相匹配。
四要完善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网络。建立统筹城乡、区域和不同群体的网络体系,扩大公共服务覆盖范围,加快社区、农村等基层服务网络的建设速度。
五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要继续推进政企、政资、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杜绝对企业生产经营的直接干预,把工作重点真正转移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政府不能以牺牲提供公共服务为代价专注发展经济,更不能介入市场能够配置资源的领域与民争利。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按照权责一致原则,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理顺各层级政府之间的职责关系,避免“小马拉大车”和“大马拉小车”,解决好政府间的非对称性分权问题,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不该由政府管的事交给企业、市场、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去做,将政府职能进一步转移到为社会成员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上来。
六要推进阳光服务,增强政府对社会公众需要的响应力。近年来,英、德、荷兰等国政府采取的简化服务手续、制订并公布服务标准、在某一级行政区域和某些部门或行业开办“一站商店”服务等,就是在这种新的政府——社会关系模式下所施行的一些具体措施。针对目前群众迫切需求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且效率低下的情况,我们应充分尊重群众作为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主体的作用,改革现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决策制度,完善“自下而上”的、能够有效反映群众需求真实偏好的表达机制。鼓励群众参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过程决策,形成政府与群众共同决策与管理的模式,以群众的需要为导向确立供给公共服务的供给总量、水平和标准,防止供给内容和基本需求脱节。要形成制度化的参与和监督渠道,对于市民广泛关注的公共服务方面的问题,要事先广泛征求社会意见,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保证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充分实行村民(居民)自治,通过村民(居民)委员会和乡(街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群众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充分表达自己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意见。就政府而言,当前应重点推进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创新,整合相近公共服务职能,解决部门之间衔接不够、交叉重复、效率不高等突出问题,强化对公共服务行为的监督和约束。
七要加大基本公共服务立法和制度建设,依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要积极推动立法工作,以法律的形式将各级政府必须履行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责、标准、履行职责必须遵守的程序等固定下来,切实推动法律条款由一般号召和倡议向责任可监督、可追究转变,努力形成基本公共服务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局面,以便使每一个环节工作切实落到实处。
八要加强公共服务形式创新,积极推进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向社会化、产业化、民营化转变。尽管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是政府的义务,但并不意味着公共服务都需要通过政府部门直接提供。政府除对国防、公共安全等纯公共服务采用免费方式供社会公众无偿消费,服务产品成本的补偿从国家税收收入中提取,通过税收形式由全社会强制分摊生产费用外,对于具有私人物品特征的准公共物品,可考虑实行市场提供,适当收取费用,利用市场机制来引导资源的配置,特别是其中“私人性”程度较强的准公共物品。市场提供不仅可以制约个人对准公共物品的过度消费,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搭便车”现象,防止对稀缺资源需求导致的无序竞争,从而实现公共消费成本费用的全部或部分补偿。要积极借鉴学习新公共管理理论,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积极运用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政府财政补贴、创造可交换的产权、政府业务合同出租、竞争性招标等方式,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
九要实行绩效评估,发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要建立起以结果为导向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建立起由政府、研究部门和媒体(公众)组成的三元评价机制;设立一套合理的评价指标和权重,特别要围绕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状况,将诸如入学率、社会保障覆盖率、城镇登记失业率、居民收入增长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刑事案件发案数、重大事故发生率及城乡居民满意度、幸福感等衡量公共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范围。要加强对公共服务决策活动的监督,完善决策的监督制度和机制,明确监督主体、监督内容、监督对象、监督程序和监督方式。规范问责操作程序,加大社会透明度,完善社情民意沟通渠道,扩大公众在公共服务问责制度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责,促使政府发挥好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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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从社会稳定指数递减看公共服务缺失(邓聿文)2006年08月28日
【关键词】滇派园林;云南经济;国际化;全球化;可持续发展;区域经济
当前,国家一方面已经逐渐不再成为圈定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栅栏,另外一方面,国家同样也不再是独占地区的、民族的长期依存发展的自然和人文资源的围墙。这从当今国际局部地区的不断冲突中可以看出来。经济的全球化、国际化,必然导致国家、地区、区域资源在社会发展的开发、保护、利用过程中,也呈全球化、国际化发展的趋势。这也不难从当今国际纷争、政治纷争、经济纷争中看出来。资源合理有效可持续的保护、利用、开发在国家、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因此,当前乃至下个世纪,寻求区域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极,建立客观、合理、有效的发展产业模式,谋求经济的共同发展、资源的有效利用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滇派园林的现状
滇派园林是云南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中重要的一环,既体现云南的资源特色,也体现云南的社会生产力量。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高原低纬热带亚热带温带等兼具的边陲重地,在发展中国经济的过程中,兼顾云南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从中国近、现代史中不难看出。发展滇派园林也就是居于云南特殊的地域资源提出的,它既是专业理念,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理念。滇派园林是应用云南资源分布的立体性特点,利用云南丰富的生物资源、山水映象和生态元素,参与人类环境修复,满足人类持续发展的园林、园艺活动,或劳动结果的展现——园林、园艺。园林活动成果,是满足人类发展的环境需求,而园艺劳动的结果,是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园林、园艺活动均是以满足人类自身要求,同时,又兼具发挥环境功能,如在人类发展过程中,除讲究各类生物对象的生存需要外,还提出了生物和谐共荣、多样性、持续性的发展理念,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环境污染控制、环境规划与管理、资源适度开发利用和提高持续、科学、发展意识的理念。滇派园林概念的提出,具有全球性、广泛性、群众性等特点,以及打破国家、地区范围,种族、政治、阶级划分的特点。
由于云南特殊的地域环境,云南在从事各类经济活动中必须注重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经济社会的发展须立足于长效的资源开发,滇派园林理应成为当今云南发展的一面旗帜。
2发展滇派园林的对策及措施
2.1克服急燥冒进,将滇派园林经济纳入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逐步实施。
滇派园林是利用云南的地域资源或造园技术实施于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类云南园林园艺派别。前些时,云南曾经以发展绿色产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十八种生物资源”开发曾经创造过辉煌,至今也发生着重要作用,如此种种,可以看作是滇派园林的原产地经济(微观经济),但是,利用资源结合技术开发异地经济(宏观经济或地域经济)作为滇派园林外延式经济发展亟待开发。
2.2政府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大力培植滇派园林产业。
政府要在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予滇派园林发展关心、支持,加强地方立法,建立地方产业发展政策和激励机制,地区资源保护、利用补偿机制,引导和培植滇派园林产业。
2.3政府下大决心,斥资引凤,强化产业基础理论研究。
一方面,政府注重产业开发的同时,一方面要注重产业文化、理论体系的研究,引进和培养一批滇派园林的产、学、研队伍及学科带头人。
2.4应用推广先进的技术及产品,提高滇派园林对云南省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发展滇派园林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资源的合理利用、技术的有效结合、区域的和谐发展、产品的创新,形成云南经济发展的旗舰,拓展省内外、国内外市场,努力提高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
2.5广开言路,聚思广议,发展滇派园林的外延,丰富滇派园林的内涵。
在市场经济中,中介贸易是成本最少、风险最小、获利最丰的产业,商品经济越活跃,中介贸易越兴旺,中介组织越发达。改革开放以来,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科技界先后掀起了三次热浪,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一是技术市场热。此热始于80年代中期,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走向高潮。其中的理论突破在于:技术成果是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可以在市场上交换;二是信息热。以1993年提出信息高速公路为标志。在这股热潮中,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得到了极为迅速的推广和运用。社会信息化、信息社会化的步伐加快,有效的推动了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热是技术市场热的继续;三是知识经济热。它是技术市场热的继续和深化。社会中介在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在知识的生产、扩散和转移等各方面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目前对社会中介的发展战略和战术问题研究的不多。
一、社会中介机构的信用是在承担风险的实践中取得的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中介机构大多是从政府机构、大专院校或科研院所中分枝出来的。正因为如此,中介机构与其母体在知识结构、企业文化、素质能力方面雷同。这种线性的同构性使之往往只能是其母体机能的延伸,难以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诚然,经过市场磨练,已培育出少量有着综合知识机构和现代企业文化及人力资源的社会中介机构,它能够与科学家、企业家、投资者互补。这种互补已经使这些社会中介机构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是,对于今天呼之欲出的知识经济的需要来说,仅是互补还远远不够。它对社会中介机构的要求是能够起协同作用,即能与科技界、企业界、金融界产生非线性的反馈作用,从而使科技成果的转化发生质的飞跃。这无疑对社会中介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用一种实践的观念来突破传统的中介服务模式,即中介方和委托方处于一种“互补性”的结构状态,中介方提供信息收钱,委托方出钱买信息,这种方式在西方也许很有成效,但我国的企业正处于转轨期,企业自身市场营销、战略组织能力一般比较薄弱,即使是很好的“点子”、“很到位”的信息,有时也受到各方面条件的制约而无法发挥作用,受到自身能力的限制而无法实现。对企业来说,与其说要找人出点子,不如说要找人来操作,帮助他们实现“发明价值”转为“市场价值”的惊险跳跃。从理论上讲就是要形成一种“99+1=100”的协同结构,使之由于中介机构的参与而实现从量变到质变。据此,当前更适合中国国情的中介新概念是“中介方根据所掌握的知识、信息和经验,根据委托方的要求提出可操作性的方案,并与技术提供方扭合在一起,参与过程性操作,在取得增益后共同分享。”这是一种强调实践的中介概念。系统论的观点认为构成系统的要素与结构不同时,也可获得相同的功能,当中介公司与其服务对象之间的关联由“协同式”取代“互补式”,在结构上虽有所变化,却能够达到与国际标准的中介异曲同工之效能。
二、社会中介机构发挥重要作用的灵魂是信用
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学层次问题和走向知识经济的迫切需要。而科技创新是以知识产权为前提,产权交易为纽带,以产业化为目标,以高科技产品来满足市场需求、社会需求、国家安全需求为最终目的。在一个拥有知识产权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成产业化的高科技产品过程中,社会中介机构扮演了必不可少的重要角色,是科技与应用、生产与消费的服务纽带。社会中介机构对促进多学科的交融、渗透,形成更高更多的知识产权起着重要作用。社会中介机构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其核心是中介信用。良好的中介服务信用是改善科技创新环境的关键。在西方国家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中介服务信用成进程会变得缓慢而无序。为科技成果与产业化之间的纽带。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社会中介机构的贡献,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会变得缓慢而无序。
论文摘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核心，实现经济繁荣富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抓住服务业这个薄弱环节，保持经济继续健康发展；积极扩大就业，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努力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友好的环境。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决定》强调指出，“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和谐社会是一个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是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基础之上的经济富裕社会。构建和谐社会，要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核心，实现经济繁荣富强。
一、抓住服务业这个薄弱环节，保持和谐的经济结构
目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经济质量改善、结构优化和国际竞争力增强三大瓶颈，其中，重中之重是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就三大产业来看，2004年我国三大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15.2∶53.0∶31.8，服务业产出占GDP的比重比2002年下降了1.8％，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人均GDP较高的国家，其服务业的产出与就业比重也相对较高。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首先是第一产业占绝对优势的农业经济时代；其次是第二产业逐渐成为GDP的主要构成部分的工业经济时代；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第二产业一统天下的地位又逐渐被服务业所取代的后工业时代。由于信息产业成了服务业的重要组织部分，因而又称为信息经济时代或知识经济时代。服务业比重的提高是劳动分工发展和深化的自然结果，服务业效率和水平的提高对其他产业提高效率和增强竞争力有重要意义。构建和谐社会，服务业能否有突破性地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我国服务业发展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和增长速度趋缓等矛盾，致使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占的比重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目前，“全世界第一产业占5％，第二产业占32％，第三产业占63％。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其服务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差距也很大：34个低水平国家为36％，48个中等收入国家为50％，22个高收入国家为65％。而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服务业产出比重已经上升到70％以上。”我国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形成全面协调、健康稳定的社会，服务业的比重应达到50％～60％左右。能否实现服务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仅关系到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质量，也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目前，我国服务业还比较落后，与上中等收入国家有一定距离，与高收入国家差距更远。发展服务业除了要靠有关的政策环境、人力资源、资金、技术外，最有效的办法是开放。开放提供了加快我国服务业发展、提高服务业竞争力的重要机遇，有利于服务业的改革、创新和效率的提高，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环境的改善，扩大开放是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各类服务业与实际先进水平相比尚有较大差距，服务业已成为我国继续大规模吸引外资的新热点。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放宽市场准入，优化市场环境，加快服务业发展，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充分发挥服务业在扩大就业、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及构建和谐社会方面的重大作用。
二、努力实现劳动者的充分就业，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
《决定》指出：“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发展和谐拉动关系。”就业是民生之本，居民主要通过就业参与社会经济生活、获得收入来源、提高生活质量。实现充分就业，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就、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目前，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无疑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同时也对我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形成了巨大的威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最大的挑战。今后十年内我国劳动力总供给将会增加到7.8193亿的峰值，此后缓慢下降，到2020年可降至7.7574亿；按照7％～8％的经济增长率和比较理想的0.1707就业弹性系数测算，20年内劳动力总需求将从5.761亿增长到7.414亿。预计在15～20年后我国的就业矛盾才有望缓解。我国不仅劳动力人口总量大，而且结构也很不完善。在全部劳动人口中农民所占比例高达70％，而英国早在1992年农业的就业比重就降为2％，德国和美国为3％，在日本为7％，韩国也仅为17％。与此同时，我国目前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只有27.7％，世界大多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一般在45％左右，发达国家大都在70％左右。全面小康社会农业劳动力也不能超过15％，农村人口不能超过50％，而第三产业要超过45％。如果我国服务业就业比重达到45％，就可以吸纳1.3亿人就业，这意味着可以基本上解决今后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富余劳动力。目前，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的就业开发不足，导致就业的不充分同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并存，劳动力转移难度加大。因此，我国要加强农业，提高农业的效率和效益，大幅度转移农业劳动力，要大力发展服务业以吸纳劳动力就业。
要充分认识服务业在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产业竞争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重要作用，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认识服务业的重要性。服务业投资少、回报快、无污染，又能极大地增加就业，只要深化改革、扩大开发，政策因势利导、消除影响服务业的各种体制，宏观控制导向明确、手段有力，服务业相对容易发展起来，就业问题也会随之缓解并逐步得到解决。三、缩小贫富差距，保持和谐的收入公平关系
和谐是一个公平、公正、结构合理，社会各阶层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互惠互利，各自的利益都能得到基本满足，各阶层间的利益关系能够不断得到协调的社会。目前，我国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导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摩擦和冲突增多，有的还比较激烈。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极不合理。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要加大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使居民的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差别缩小，使城乡居民之间的相对收入差距缩小，力争到2020年使基尼系数降到0.4以下，使收入差距明显缩小，社会就业比较充分，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家庭财产普遍增加，城乡居民总体生活质量将进一步提高，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的文明程度将进一步提高。
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要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支持和扶助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众。要加强对过高收入的税收调节，规范垄断行业收入，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取缔非法收入。建立利益均衡机制，首先是要改善国家的再分配。国家再分配应向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倾斜，迫切的问题是要增加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和农村基础教育及医疗的投入。要通过建立城乡一体化的面向所有贫困人口的社会救助体系，消除城乡差距中贫困居民受助权益的不平等，并使贫富差距扩大化趋势得到相应的控制；通过健全社会保险制度并扩大到应当覆盖的全体劳动者，解除劳动者的养老、失业、疾病医疗、职业伤害等后顾之忧，并使之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获得相应的安全保障；通过动员各方力量，大力发展各项社会福利事业，满足老年人、残疾人等不断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使其生活质量得到相应的改善。只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保障体系，社会才能保持和谐。
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关系
《决定》指出：“加强环境治理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以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为重点，加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推广清洁生产，节约能源资源。”构建和谐社会，既要实现经济富裕，又要保持环境友好。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资源约束不断增强，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然而，我国数量扩张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至今没有根本转变，GDP的高增长主要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来维持。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10多倍，而矿产资源的消耗增大了40多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能源消费翻一番，牺牲环境的代价支撑了GDP翻两番。到2020年，要再实现GDP翻两番，即使按照能源再翻一番测算，保障能源供给也有很大的困难，而且环境也难以承受。
目前，我国资源利用效率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突出表现在：资源产出率低、资源利用效率低。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环境污染状况日益严重。水环境每况愈下，大气环境不容乐观，固体废物污染日益突出，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低、农村环境问题严重。水、大气、固体废弃物污染的大量产生，与资源利用水平密切相关，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存在内在联系。为了减轻经济增长对资源供给的压力，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是把物质、能量进行梯次和闭路循环使用，在环境方面表现为低污染甚至零污染排放的一种经济运行模式。它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构建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可将经济社会活动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走出一条科技含量好、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是以人为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保持友好环境的根本出路。
1．1我国水资源分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匹配问题
我国水资源地区分布不均，总体上水资源分布南方多，北方少;东部多，西部少;山区多，平原少;其中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珠江、浙闽台诸河、西南诸河等流域，水资源量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81%，人均水资源量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6倍，GDP占全国总量的56%，与水资源占有量相比，经济发展还有很大潜力;辽河、海滦河、黄河、淮河流域，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总量的19%，特别是海滦河流域，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6%，但是这些流域的GDP产值却占全国总产值的44%，水资源成为限制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此外，区域间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差别很大，开发过度与开发不足并存，北方地区除松花江流域外，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在40%～101%之间，其中海河水资源供水量已经超过多年平均水资源量，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已经引起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而南方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仅为35%，远低于北方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尚有一定的潜力。匹配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系统或系统要素之间正相关或负相关的配合关系，是描述事物之间对称关系的概念。比如，水资源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匹配，就是认为“水资源匮乏地区，经济社会不发达;水资源丰富地区，经济社会发达”;再比如，一个人的水平与贡献之间的匹配，就是认为“水平高的人，贡献大;水平低的人，贡献小”。实际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很多事情并不是完全匹配，匹配也并不一定是一种好的状态。目前我国水资源的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布局总体不匹配，有些水资源丰富的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或者水资源缺乏的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使得水资源的地域性差别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详细分析不匹配的原因，将为水资源调配与管理，以及制定经济发展方向、产业格局的调整方向等提供支撑。
1．2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协调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系统或系统要素之间配合得当、和谐一致、良性循环的关系，是描述事物之间良性相互关系的概念［8］。发展是指系统或系统组成要素本身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从无序到有序的变化过程，是描述事物运动变化的概念［9］。协调发展则是协调和发展的交集，是系统及其要素之间在和谐一致的基础上由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无序到有序的总体演化过程［9］。水资源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生态环境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水资源开发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用水支撑，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而经济发展则为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水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指水资源与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发展，是消除不合理用水，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控制环境污染条件下，维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较好状态。目前在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诸多外部因素中，水资源状况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水资源的多少和好坏直接影响着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大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科学用水和保护水资源的理念，对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造成水生态环境破坏，影响了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需要使经济发展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实现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目标［10］。
1．3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本文第一作者将和谐定义为:为了达到“协调、一致、平衡、完整、适应”关系而采取的行动［11］。人水和谐发展是指人文系统与水系统相互协调的良性循环状态，即在不断改善水系统自我维持和更新能力的前提下，使水资源能够为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久远的支撑和保障［12］。人水和谐涉及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生态等多个复杂系统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13］，本文第一作者等采用和谐论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河流健康评估［14］、人类活动对河湖水系连通的影响评估［15］以及水资源管理［16］等。水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属于人水和谐发展的研究范畴，是两者共同发展的最高目标，即为了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对河流进行的开发、利用和改造，应当保持河流的可持续利用，不能损坏河流的自然过程。
1．4匹配与协调、和谐的关系
匹配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系统或系统要素之间配合关系”的一种描述，匹配并不一定是一种好的状态，匹配并不一定就是协调发展，协调发展也不一定达到和谐目标;所以，3个概念是有区别的，一般从低到高的层次关系是:匹配协调和谐。分析匹配程度，可为进一步研究协调关系、和谐关系奠定基础。为了实现水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和谐发展，首先要分析两者的匹配程度。定量计算不同区域水资源的利用情况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匹配度，并对其进行分析评价，了解不同地域水资源支撑能力、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与发展方向，是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提和基础。如果两者匹配状况良好，说明该地区建立了良好的适水产业布局;如果两者的匹配状况较差，则可以根据地区的产业结构、水资源利用效率、节水意识、节水型器具使用情况等进行分析，找出不匹配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措施改变其不匹配的现状。另外，从国家层面，可以进一步优化水资源调配和经济社会发展布局。本文旨在提出基于数列的匹配度计算方法，匹配度是定量度量系统之间或者系统各要素之间匹配程度好坏的指标，用来度量区域不同发展阶段水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匹配状况。
2基于数列的匹配度计算方法
2．1空间上的匹配度计算方法
假设需要分析计算变量X和Y的匹配度，在研究空间上有K个单元，各个单元变量X和Y的值分别为(x1，y1)，(x2，y2)，…，(xK，yK)。可以用下列方法计算得到不同单元X和Y的匹配度:a．可以对K个单元的X值x1，x2，…，xK从小到大进行排序，对应的序号为n1，n2，…，nK(最小为1，最大为K)。同样，对K个单元的Y值y1，y2，…，yK从小到大进行排序，对应的序号为m1，m2，…，mK(最小为1，最大为K)。①如果X值越大而Y值也越大时，两个变量越匹配，则匹配度计算公式为ai=1－ni－miΚ－1(i=1，2，…，K)(1)可以根据序号的差异来度量变量之间的匹配度。当ni=mi时，完全匹配，匹配度ai=1;反之当ni与mi序号相差越大时，匹配越差，匹配度ai越接近于0。②如果X值越大而Y值越小时，两个变量越匹配，则匹配度计算公式为ai=1－ni+mi－K－1K－1(i=1，2，…，K)(2)这种情况下，当ni与mi差距越大，匹配度ai越接近1;反之当ni与mi的差距越小，匹配度ai越接近于0。b．另外，可以按照各个单元上，变量的具体数值占研究区该变量总值的比例进行匹配度的计算，同样分为两种情况，计算公式如下:ai=1－ri－simax(rk，sk)－min(rk，sk)(3)ai=1－ri+si－max(rk，sk)－min(rk，sk)max(rk，sk)－min(rk，sk)(4)其中rk=xk∑Ki=1xisk=yk∑Ki=1yi(k=1，2，…，K)
2．2时间上的匹配度计算方法
如果对具体的研究区域不同时间段内，不同变量之间的匹配度进行分析计算，可以按照需要，将研究时段分为T个时间段，分时段的变量值分别为(x1，y1)，(x2，y2)，…，(xT，yT)。同样对这些指标值进行排序，序号为n1，n2，…，nT;m1，m2，…，mT。则分时段变量间的匹配度的计算公式在两种情况下变为aj=1－nj－mjT－1(j=1，2，…，T)(5)aj=1－nj+mj－T－1T－1(j=1，2，…，T)(6)同样地，也可以按照分时段内，变量的具体数值占研究时段内该变量总值的比例进行匹配度的计算。计算公式为aj=1－rj－sjmax(rk，sk)－min(rk，sk)(7)aj=1－rj+sj－max(rk，sk)－min(rk，sk)max(rk，sk)－min(rk，sk)(8)其中rk=xk∑Tj=1xjsk=yk∑Tj=1yj(k=1，2，…，T)2．3匹配度划分标准依据匹配度的定义，可以人为划定匹配度大于或等于0.8为匹配;0.8和0.6之间为较匹配;小于或等于0.6为不匹配。根据该标准，对不同变量之间的匹配度进行分析计算。
3实例分析
如果对不同区域或不同时间段内，水资源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匹配度进行计算，可以分别选取人均用水量和人均GDP作为代表性变量，采用上述方法定量计算两者之间的匹配度。
3．1我国不同省级行政区水资源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匹配度计算
依据2008年《中国水资源公报》全国不同省级行政区的人均用水量和人均GDP产值数据，采用公式(1)根据排序的方法进行计算，结果见表1。从表1计算结果来看，匹配程度较好的区域有江苏、福建、湖北、四川、内蒙古、重庆，说明这些区域当前人均用水量与人均GDP相匹配。匹配较差的区域有山西、宁夏、广西、山东、、北京、天津，其不匹配的原因有两种:一是水资源相对丰富，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比如广西、、宁夏，这些区域的水资源可以支撑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潜力，尤其是的经济发展潜力最大;二是水资源相对缺乏，而经济发展相对较快，比如北京、天津，山东、山西，说明这些区域的发展较快，水资源利用效率相对较高，在当前水资源量的限制条件下，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匹配，同时也说明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瓶颈，进一步的发展需要考虑外调水等方式增加可用水资源量。针对具体的省(市、区)，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探讨匹配关系与地区缺水状况之间的关系，同时针对省(市、区)内分布不均的情况，需要在更小的尺度上进行分析，才能得到省(市、区)不同行政分区水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匹配程度。
3．2河南省逐年水资源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匹配度计算
上文计算了不同变量空间的匹配度，下面再计算时间系列的匹配度。以河南省为例，计算河南省2003—2011年水资源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匹配度。相关数据来源于2003—2011年《河南省水资源公报》。采用公式(7)进行匹配度的计算，结果见表2。表22003—2011年逐年河南省水资源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匹配度年份人均GDP/万元人均用水量/m3不同年份人均GDP占总值的比例不同年份人均用水量占总量的比例匹配度.从表2可以看出，2003—2011年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较快，人均GDP持续增长，而人均用水量在经历了相对增长期后，开始趋于平稳，两者之间的匹配度在2007年达到最大值，而后逐步下降，这主要是2007年以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水资源量能够满足发展需求，两者同步增加，匹配度逐渐增加。2007—2009年，由于水资源短缺的限制，水资源量无法承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对增加需水的要求，只能采取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方式满足发展的需求。2010年以后，水资源利用情况趋于稳定，而经济社会依然持续增长，匹配度进一步降低，但是人们节水意识逐渐增强，水资源利用效率在技术推进和资金支持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同时也说明了水资源成为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制约性因素。
3．3河南省不同行政分区水资源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空间匹配度计算
前文已对水资源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空间上的匹配度和时间上的匹配度分别进行了分析计算，但是针对较大单元内水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分布不均的情况，还需要在更小的尺度上进行匹配度的分析计算以得到更加详细的结果。因此根据上述计算结果，选择匹配程度处于中等的河南省为例进行分析。利用2000—2009年《河南省水资源公报》和《河南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采用公式(3)计算2000年、2005年以及2009年河南省各行政分区水资源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匹配度，计算结果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2009年郑州市的匹配度最差，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较快，而水资源相对缺乏引起的。如果要实现水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必须要大力发展节水器具，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或者通过调水等方式，增加水资源量。开封市和濮阳市从2000—2009年的匹配度持续下降，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用水量猛增，这一方面说明这些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节水意识不强，水资源浪费情况严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其经济发展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洛阳匹配度也缓慢减小，但原因与开封和濮阳不同，它是经济社会发展较快，但水资源量并没有随之急剧增加，而是通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来保障该地区快速经济发展，实现协调发展。鹤壁市的匹配度缓步上升，主要是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通过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等方式，维持用水量的逐步下降，达到了两者的匹配发展。驻马店市的匹配度变化不大，一直较高，这是由于这7年内该市经济发展和用水量所处的排名位置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引起的。
4结语
摘 要：参考美国政府通过“全球电子商务框架”提出的发展电子商务的原则，中国电子政务改革可以从做好灾备方案，确保信息安全、政府市场联动，强化信息管理、协同政务建设，攻克关键技术、依法管理政务，制度职能创新和高效优质服务，狠抓绩效评估等方面着手，以更好地服务经济和服务社会。 论文关键词：电子政务；服务经济；服务社会 1 美国“全球电子商务框架”概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电子政务与电子商务被提上日程，并取得显著成效，电子政务与电子商务的协调成为信息化发展的一大趋势。电子政务与电子商务协同实现的整体效应必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1997年7月1日，克林顿总统颁布了联邦政府促进、支持电子商务发展的“全球电子商务框架”。该框架确立了联邦政府政策的基本框架，对于美国乃至世界各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全球电子商务框架”中，联邦政府提出了发展电子商务的原则和建议。发展电子商务主要原则包括因特网发展是市场驱动的所以私营部门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在通过因特网进行产品或者服务买卖并达成合法协议的过程中政府应该避免对电子商务的不当限制、政府必须参与时政府参与的目标应该是支持和创造一种可以预测的、受影响最小的、持续简单的法律环境为商业发展营造合适的环境、政府必须深化对因特网的特性的认识从而对现有的一些可能阻碍电子商务发展的法律法规重新进行审议、修改或者废止、打破网上交易的法律框架的地区、国家和国际之间的界限促进电子商务在全球范围内发展。 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表现为互动关系， 经过研究发现美国“全球电子商务框架”对我国电子政务的改革提供了参考。 2 “全球电子商务框架”对我国电子政务改革的启示 2.1 做好灾备方案，确保信息安全 经济社会中存在大量数据，WestWorld 公司的报告指出，在每500个数据中心中就有1个每年要经历一次灾难。电子政务建设离不开数据，数字信息是源头活水。刘家真教授提出了制定网络环境下的电子文件管理规范，必须考虑管理者的责任和办公自动化网络上运行的电子消息必须作为凭证加以管理。刘家真教授在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文献的档案数据面临的风险，根据国情提出文献的档案数据宜采用同城异地备份与远端异地储存其离线备份的灾备方案，并对远端异地离线灾备基地的建设、管理与可持续运作提出了建议。刘家真教授还深入研究了更新与迁移在档案保护中的广泛应用，以及更新与迁移可能带来的档案内容信息损失风险，并提出了如何规避这类风险的管理策略。这些策略对于信息的更新与迁移过程中的丢失可以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刘家真教授指出，“保护数字文献的关键在于维护数字信息的长期可存取性，为维护数字信息的长期可存取，还提出了3M策略：数字媒体的选择与维护、科学管理以及技术迁移。”因此，要建立信息安全平台，保护网上政务资源。搭建安全支撑平台和安全应用支撑平台。电子政务的数据处理与保护必须放在第一位，数据丢失了，或者被删改了，起不到应有作用，甚至会起到负作用。 2.2 政府市场联动，强化信息管理 电子政务信息共享已成为公务员及社会公众日益紧迫的需求。然而，由于行政体制、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原因，电子政务信息共享面临着一系列的障碍和问题。为了提高电子政务信息共享的效率，各级政府部门应当针对这些原因和表现，采取相应的对策。因此必须强化电子政务的信息管理。 电子政务的信息管理要引入市场机制、把握好电子政务的市场定位、确立客户关系管理和赢利模式大力推进电子政务市场化建设。电子政务建设中要发挥多方面的作用，尤其要让第三部门、企业集团甚至民间组织加入，让他们成为电子政务建设的主体之一。 电子政务信息管理是一个巨大工程，短期的规划是注重解决眼下必须解决的问题，同时要制订中长远规划，做好成本效益分析。建造电子政务的经济效益模型，熟练掌握电子政务对经济效益影响的几种主要方式和内容，间接影响至少要考虑建设、管理和服务等方面的效益，直接影响应考虑到电子政务对政府、相关企业及咨询机构等方面的影响。 电子政务信息管理的好坏标准要交给市场而不是政府，这样政府才能牢牢抓住主动权。国内外信息化的实践证
一、实现反腐倡廉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必须把握好思想教育环节
首先，要帮助人们尤其是领导干部增强反腐倡廉意识特别是廉洁自律意识。反腐倡廉和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必须坚持“两手抓”的重要任务，理应抓紧、抓实、抓好。没有反腐倡廉作前提和保障，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不可能健康有序地进行。没有经济社会的发展，反腐倡廉也就失去了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反腐倡廉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良性互动方面存在模糊认识，甚至把两者割裂或对立起来。他们在抓反腐倡廉的时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认识不到位，思想不解放，观念陈旧，不是持观望态度，就是起阻碍作用，前怕狼后怕虎，不敢进取，不会发展。他们在抓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却又忽视反腐倡廉工作，甚至将其当作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之一来看待。比如在招商引资和一些经济活动中，就有人违规操作，闯红灯或绕道走、打球，试图打破反腐倡廉的一些“清规戒律”。我们说反腐倡廉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和催化剂，经济社会的发展又为推动反腐倡廉工作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氛围。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早已被无数事实所佐证。管理
在当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态势下，抓好反腐倡廉教育，增强全民反腐倡廉意识显得极为紧迫。在严格自律的同时又不忘他律，形成全社会的反腐倡廉氛围。我们开展反腐倡廉教育的目的是要从思想上为人们筑起一道防线。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社会是由无数个体的人所组成的。只有人们普遍增强了反腐倡廉意识，崇尚廉洁，厌恶腐败，经济社会才能朝着稳健的方向发展。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地位、金钱、美女、利益等各种诱惑无时无刻不在敲打着人们的灵魂，在激烈的竞争中，一些意志薄弱者陷入其中不能自拔，直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是需要警觉和防范的。我们在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应该揭露和查找产生腐败现象的根源和危害，告诫人们如何杜绝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尤其是要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反腐倡廉教育，一方面用勤廉兼优的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激励人们，另一方面用犯错误甚至走上犯罪道路的反面典型的案例告诫人们，帮助人们不断增强自律意识、法纪观念和思想道德观念，在头脑中产生“抗菌素”，强化抵抗力，不留产生腐败病毒的土壤和氛围。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火墙”。为什么有的人在各种诱惑面前不动心，除了组织上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之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廉洁自律意识强。洁身自爱是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力的一剂良方。如果我们每一个体的人都能把握好自己，那么，全社会的风气好转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就好做多了。这是我们所期盼已久的。
其次，要帮助人们尤其是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发展观。党的十六大向我们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没有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发展观，就不敢发展、不会发展，甚至要阻碍发展和破坏发展。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就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心为民所想，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坚持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扎扎实实为党、国家和人民做出贡献。那种为了某种私利，不惜牺牲一切代价往自己脸上涂脂抹粉甚至贴金的做法是令人不齿的。最终将被人们所唾弃。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就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就要按客观规律办事，按中国国情和本地区本单位实情办事，把规划制定好，把措施落实好，让效果充分显示出来。真正让国家得好处，人民得实惠，社会得进步。那种盲目行事、装腔作势的行为注定是要成为历史笑柄的。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发展观，就要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以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工作成败的标准。
二、实现反腐倡廉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必须把握好制度建设环节
制度是落实政策的措施，是确保目标实现的“紧箍咒”。没有制度就没有约束力，最终会导致计划的落空和事业的失败。
纵观古往今来许多腐败现象的产生，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腐败分子通过钻制度上的空子而越轨犯规，最终陷入囹圄。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组织加快了制度建设的步伐，力求堵塞漏洞，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反腐倡廉正是从制度上为遏制腐败设立了“”和“雷池”，为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保证。中央制定的党政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四大纪律、八项要求”和系列“条例”，是反腐倡廉的大政方针，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近年来各地建立了对人、财、物等方面的一系列管理制度、监督制度、公示制度，比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内监督制度，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谈话制度、诫勉制度、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干部选拔任用公示制，建设工程施工监理和大件物品采购公开招投标制，政务（事务）公开制度等等,确实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为了防止制度在执行过程中走样或落空，许多单位还制定了“关于执行制度的制度”，对此进行规范化操作，执行好的且取得成绩的予以褒扬，对执行不好甚至违规的给予惩戒。这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人们的行政行为，即有所为有所不为，真正做到令行禁止。人们的思想支配他们的行动，而制度的执行要靠当事人的自觉意识去实现。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转型时期，法制还不健全，各项制度也还有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做遵纪守法的模范、执行制度的模范。许多勤廉兼优党员领导干部的先进事迹也在昭示我们，身教重于言教。要想把本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做好，就必须领导干部带头，遵守纪律不动摇，执行制度不走样。
反腐倡廉要靠制度，经济社会发展也要靠制度。在所有制度中，群众最为关注的就是行政审批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颁布施行，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都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公务员是行政行为的主体，担负着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重要职责。当务之急，就是要使公务员学习、掌握行政许可法，提高其法律素养和依法行政能力。因此，我们必须弄清搞懂行政许可的基本涵义、基本原则、设定事项、设定依据、实施机关、一般程序、特别规定、费用、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严格依法办事，杜绝“吃、拿、卡、要、报”和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行为，遏制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的发生。
三、实现反腐倡廉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必须把握好多层监督环节
监督是目标赖以实现的保障,是对制度有效性的控制。失去监督就会造成行为的失范、决策的失误。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并非很多，而执行起来力度似乎挺大，那是因为检查考核有硬杠杠和指标，且与每个人的升迁进退和工资利益挂钩，弄不好是要伤筋动骨的，所以不敢掉以轻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从上到下，围绕反腐倡廉这个主题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有的单位将此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出口成章、耳熟能详，实际效果并不佳。甚至在有些制度成堆的单位，却出现了窝案、串案。究其原因，还是思想认识不到位，以至于执行制度有偏差，甚至晾在一边做做样子，最终形成制度上的“真空”，这是极其危险的，也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与此相关联的是监督不到位或缺位的现象非常严重，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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