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城镇建设 经济发展 隶属度函数 协调系数 协调发展
问题的提出
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最早出现在钱纳里1975年出版的《发展的模型：1950-1970》一书中，通过模型回归，提出了城镇化率与人均GDP的一般对应关系。汪金敖认为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突破口。王波对经济与城镇化的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与城镇化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关系。但对于我国目前的城镇化建设状况如何，是否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理论界存在很大分歧。
占主流的观点认为我国的城镇化严重滞后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另一种意见则是觉得前者夸大了中国城镇化滞后的程度，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大体合适，只是略微滞后。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不是城市化滞后，而是隐性超城市化。不管是超前还是滞后城镇化，以前的研究主要是静态的研究，鉴于此，本文采用基于熵值法的动态评价方法对我国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情况进行动态研究，以求能客观反映我国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状况。
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是否相协调，首先要对两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选取，本文按照客观性、科学性、完备性、一致性和数据获取可能性的原则，结合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数据资料的来源情况，最终筛选出31个能比较集中反映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指标，作为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经济指标12个，城镇指标19个，具体指标如表1所述。
动态综合协调系数的计算
协调系数是指某一系统与其它系统相适应的数值，反映了隶属于“协调”这个模糊集合程度的指标，其取值为［0，1］之间的实数。协调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公式中：W表示协调系数，X为子系统实际发展水平；X *为协调发展水平；K=2/S，S为方差，W(i/j)是i子系统对j子系统的协调系数；W( j/i)是j子系统与i子系统间相互协调发展程度的协调系数；W(i, j)是i系统与j系统的综合协调系数。若实际发展水平越接近协调发展水平时，协调系数越大，说明协调发展程度越高；实际发展水平与协调发展水平的离差越大时，协调系数越小，说明协调系统协调发展程度越低；当实际发展水平与协调发展水平相等时，协调系数为1，说明系统完全协调；当实际发展水平与协调发展水平的离差趋于无穷大时，协调系数趋于0，说明系统完全不协调。可见，协调系数能反映系统间的协调发展程度，通过协调系数可以直观、方便的评价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状况。
本文通过选取我国31省市1995、1997、2000、2003、2005、2007和2009年七年的数据，首先采用墒值法和理想点法相结合的时序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计算出我国1995-2009年的城镇化综合动态发展水平和经济动态综合发展水平，再结合隶属度函数，运用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了1995-2009年我国31省市的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综合动态协调系数，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结果分析
（一）协调系数等级划分
协调系数的大小表示其协调程度，它的不同区间划分可以作为不同协调程度的衡量标准。为了使协调系数更直观地评价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结合相关协调发展研究的理论，本文把协调系数划分为6个等级，协调系数大于0.6即达到协调状态，如表3。
（二）我国各省市城镇建设与经济水平的协调发展结果分析
我国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区域差异明显，东部最好、中部次之、西部较差。我国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区域发展极不平衡，东部协调性较高，中部次之，西部较差，东西部差距较大。我国东部地区的省市，除福建外，其它省市的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系数都大于0.6，均达到协调状态，其中，北京、上海和广东三省市的协调系数最高，均大于0.9。中部地区除河南和河北两省的协调系数小于0.6外，其余省市的协调系数都大于0.6，已达到协调发展状态，但协调系数最高的湖南也只有0.791，落后于东部地区很多省市。西部地区的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较差，除重庆、四川两省市的协调系数大于0.6外，其它11省市的协调系数都低于0.6，属不协调发展状态，其中、新疆和青海三省的协调系数低于0.19，为极度失调状态，西部13省市的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较差，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也存在一定差距。
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系数W(i, j)是由W(i/j)和W( j/i)两部分共同决定的，如果W(i/j)值大于W( j/i)值，表明i系统优于j系统,即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城镇化建设水平，是滞后城市化建设；反之，如果W(i/j)值小于W( j/i)值，表明j系统优于i系统，即城镇化建设水平高于经济发展水平，是超前城市化建设。从计算出来的W(i/j)、W( j/i)和W(i, j)值来看，只有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和重庆六省市的W(i/j)值与W( j/i)值差距较小，这六省市的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系数比较高，均大于0.8，其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达到良好协调状态。其余25省市的W(i/j)值都大于W( j/i)值，即这25省市的城镇化建设都滞后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其中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山东、湖北、湖南、海南、重庆和四川12省市的综合动态协调系数虽然都大于0.6，但其城镇化建设水平仍然滞后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建设水平仍有待提高，而、新疆和青海等省市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忽略了城镇化建设，其城镇化建设远远滞后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亟需大力增强城镇化建设力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趋势增强。从1995年到2009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大部分省市的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协调性趋势增强，从1995年到2009年选取的七年样本计算出来的静态协调系数来看，1995年，我国只有北京、上海和广东三省市的协调系数大于0.6，到2003年，已经有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湖北和湖南等16省市的协调系数大于0.6，但到2009年，除、新疆、青海、宁夏、甘肃和贵州等10省外，已经有21省市的协调系数大于0.6。而从计算出来的7年的综合动态协调系数来看， 我国31省市中，有18省市的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系数大于0.6，只有13省市的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系数小于0.6，而且北京、上海、广东三省市的协调系数大于0.9，已达到优质协调发展状态，浙江、江苏两省市的协调系数也大于0.8，达到良好协调状态。所以总体而言，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建设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协调发展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协调性趋势增强。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从1995年到2009年，我国的城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趋势增强，但我国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区域差异明显，而且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这对社会发展产生种种消极影响。当前我国在生产、消费、人口、土地和环境等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无不与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相关。当务之急是明确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巨大战略意义，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革土地政策和户籍管理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关系、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耗方式、健全投融资体系和增强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意识等措施，缩小区域差异，促进我国城镇化建设与经济水平的协调发展，从而进一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二）相关建议
制定科学合理的城镇发展规划。规划是城镇建设和发展的蓝图，是建设和管理城镇的基础手段和依据，科学合理的城镇发展规划可以有效提高城镇化建设水平，也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从而有利于我国城镇建设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我国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区域差异明显，因此，要从实际出发，以协调为原则，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区位特点和资源条件，总体规划、合理布局，缩小城镇建设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区域差异。
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基础设施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发挥效益慢等特点，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较差，因此，必须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共建、共享发挥集聚效率和规模效率，降低建设成本，提高投资效益。此外，国家应该在城镇改造、公路、广播电视、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支持，地方政府要根据自身财力状况，重点支持城镇供排水、环境整治、信息网络等公用设施建设。同时，也需要加强基础设施管理，应设立统一的城市公共资产管理机构，对城镇基础设施进行统一运营、养护、维修、扩建、改进等环节，确保基础设施长效作用的充分发挥。
加强制度创新和城镇管理。要加强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财政投资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制度和体制创新，为城镇发展创造条件。同时，政府要加强城镇规划、政策引导、信息咨询、投资环境和公共品供给等引导和管理，健全服务职能，提高管理效益。
参考文献：
1.成德宁.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研究[D].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0.10
2.汪金敖.农村城镇化:县域经济发展的突破口[J].求索，2000,5
3.王波.论县域经济与农村城镇化的良性互动[J].东岳论丛，2004(6)
4.孙永正.城市化滞后的弊端[J].城市问题，1999(6)
5.王大用.中国的城市化及带来的挑战[J].经济纵横，2005(1)
6.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关于“十五”时期实施城市化战略的几个问题[J].宏观经济管理，2000(4)
7.邓宇鹏.中国的隐性超城市化[J].当代财经，1999(6)
8.姜波.警惕城市化泡沫[N].经济日报，2004.10
9.李晓莉.我国的城镇化发展阶段与推进问题研究[J].中州学刊，2008(2)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分析影响国有农场城镇管理各因素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摸清了新形势下城镇管理规律，为了发挥城镇管理的职能优势，提高城镇管理水平，提出了城镇管理具体对策。
城镇管理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它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它自身的发展也能反哺于社会发展。为进一步探讨影响国有农场城镇管理各个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摸清城镇管理规律，发挥城镇管理的职能优势，提高城镇管理水平，服务农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现就国有农场现阶段城镇管理的各个因素进行剖析，为国有农场今后城镇管理的发展，作出科学的定位、争取良好的氛围提供参考。
城镇管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它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城镇化的要求而产生并发展起来。农场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决定城镇管理的发展水平，农场经济社会的发展能为城镇管理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和良好的社会环境。但有时农场城镇管理水平相对落后于农场经济社会发展.在农场提出“城镇化”的发展战略之后，我们对农场城镇管理的意义、内容、发展水平更有了清醒的认识。城镇管理是农场发展“城镇化”战略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对保护农场城镇现有两个文明建设的成果，为现在和今后营造良好人居环境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它的内容涉及农场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它的影响力也已扩大到城镇及全农场所有居民，当然，农场城镇是从农场场部发展起来的，城镇管理也是在农场场部城镇建设发展起来之后才逐步产生的。农场的城镇管理相较于农场内部的其他职能管理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其中不成熟，不规范问题的存在有其必须的原因，这符合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是，农场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作为农场的城镇管理职能部门，在认清规律的同时，还应善于把握时代脉搏，勇于在城镇管理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创新，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农场自身实际，符合农场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城镇管理办法，才能真正履行好职责。
回顾农场小城镇建设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有这样一个特点，在农场特别重视城镇管理的时期，正是居民要求高、反映大的时期.这个时候城镇管理的环境不会太好，只有在稍后一段时期农场城镇建设管理才会出现一个较好局面。分析其内在的原因，我们也不难发现这样的现实，农场经济社会大发展的时期之后，往往会伴随一次城镇建设的大发展，而城镇建设的发展也必将带动城镇管理的一次飞跃。城镇环境的改善又会刺激城镇居民投资、消费观念的不断改善，带动城镇公共设施、基础设施投入加大，城镇亮化、美化、净化、绿化水平提高，这些显而易见的现象又会反过来刺激城镇居民的心理需求。从而使人们对城镇管理要求更加规范、更加严格、更加合理。
国有农场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是影响农场城镇管理水平的决定性因素，但是领导的重视程度、广大居民的素质、以及城管人员队伍的建设等也是影响城镇管理水平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城镇化；规模；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5-0070-03
城镇化模式是城镇化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格局和形态，是城镇化实践的产物。城镇化的推进，是不可重复的过程，正确的选择城镇化模式，制定相适应的发展计划和战略，对城镇化进程至关重要。
一、国内外城镇化模式理论研究
城镇化模式的形成受传统文化、经济发展战略及经济体制影响，因此不同国家、地区在经济水平、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差异下，对城镇化模式存在不同的划分标准。
国外的研究按照城市规模和发展特征分为四种方向。第一，大城市模式的探讨。伯吉斯的“同心圆”理论、霍伊特的“扇形理论”、哈里斯的“多核心理论”等都是针对大城市进行的规模和区位结构研究。第二，最优城市规模。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70年代，由于城市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威尔斯认为应该回到原始的村落小镇生活。而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提出的“理想城市”和泰特斯・索尔特的“模范村庄”试图借助农村的优点来治理城市问题。埃比兹.霍德华提倡3万人的“花园城市”；舒马赫认为50万人口为最优规模。第三，根据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划分不同的模式。2001年，日本学者今野修平根据日本的实践提出城市发展的三种模式：城市化、特大城市化和特大城市群化。第四，城市人口向乡村流动。西方乡村城市化的代表有美国学者M.Pacioner和法国学者麦尔兰，他们都认为乡村城市化是城市人口向乡村流动。
费孝通先生一系列关于小城镇的研究在全国掀起了小城镇模式研究的热潮。随着小城镇研究的深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形成了大城市论。1986年，胡兆量在《大城市的超前发展及对策》一文中推测出大城市的辐射力对一个地区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意义重大。杨波等（2006）指出，我国总体仍处于城市化前期阶段，应该选择集中型城市化和大城市化道路。在大小城市模式争论不休的同时，一些学者比较了大小城市的优缺点，提出了中等城市论。1988年刘纯彬发表的《中国城市化要以建设中等城市为重点》是中等城市论的代表性文章。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跳出了模式的比较和争论，提出了一个城市化发展的都市圈模式，对今后的城市化道路选择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回顾
我国的城镇化建设起步晚，政府在其过程中主导作用明显。
（一）城镇化的特殊性
我国人口数量居世界首位，我国的城镇化不仅需要大量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也需要大规模的产业调整以吸纳农村人口。我国城乡差异大，大城市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等与落后的农村反差巨大。改革开放前，我国一直严格控制城镇化发展；改革开放后，城镇化发展速度也一直滞后于工业发展。矛盾长期积累，城镇化任务沉重。
（二）城镇化的动力
1990年以来，中国城镇化高速发展，开发区的大规模建设、新城的设置、大规模城市改造都由政府直接管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把城镇化纳入国家战略，其政府主导的特征更为突出。在城镇体系的设置上，国家大规模增设市。大中小城市体系的设置具有很强的政治特征，经济中心往往和政治中心一致。
（三）城镇化模式的选择
1.滞后型城镇化模式
1950―1957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后，城市工业得到长足发展，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大批的就业岗位，大大推进了城镇化进程。1958―1963年，先是受等政策的影响，城市人口机械性增长，随后由于政策失误和自然灾害，城镇化水平再一次下降。1966―1978年，由于重工轻农的政策，农业生产受挫，于是国家制定一系列“反城市化”措施，使城镇化水平再次下降。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人为地把农民限制在农村，造成严重的滞后城市化。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影响城市功能的发挥。
2.改革开放后的城镇化模式竞相绽放
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促进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在我国的东南沿海，许多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有的经济特区，其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很高，城乡一体化模式初步形成后，由于不同的条件，城镇化呈现不同的特点，如以乡镇企业为特色的“苏南模式”，以家庭工业、个体、民营经济和专业市场为特色的“温州模式”，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珠江三角洲模式”以及政府主导的“香港模式”。
三、我国传统城镇化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城镇化水平低
在城镇化推进中，部分人口进入城镇但是其身份并没有融入城镇，带来城镇内部市民与非市民的新二元结构。大量农村产业工人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市人口，但其并不能同等享受到城市的各类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其收入水平、消费模式无法等同于一般城市人员。
（二）城镇化质量低
中国的土地城镇化速度要远远超过人口城镇化速度。城镇化的目的是为了以城市辐射能力拉动周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发挥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但是强化行政建制，与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背道而驰。一些地方政府重城市规模扩张，忽视城市内涵提升和功能完善，以大量投资、城市扩容为主要内容，摊大饼式的粗放式城镇化，严重的浪费土地资源、浪费公共基础设施投入，造成城镇化的低效率、城镇土地利用低效率。人为的拉大城镇规模，有城无业，使得城镇没有能力吸纳新近人口，城市运营效率低下。
（三）城市承载能力差
城市发展往往重视实体经济、经济增长极的功能，城市的建设和设施的投入多以经济发展为重心，GDP增长快，而住房、交通、绿地、各项服务设施不足。使农民工成为市民，享受城镇居民同等的劳动就业、工资福利、社会保障、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各方面权利和待遇的基础薄弱。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住房拥挤、交通堵塞、环境脏乱差、疾病流行、失业严重、社会治安恶化等等，使城市的承载力大大下降。
四、我国城镇化模式创新的路径选择
笔者从城镇规模的界定、管理模式的改革、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出我国城镇化模式的创新路径。
（一）以产业和就业规模决定城镇规模
城镇规模应该因地制宜，以产业规模和就业规模来决定未来城镇人口规模。产业规模决定就业规模，就业规模决定城镇人口规模。
1.产业规模决定就业规模
城镇的产业结构、产业竞争力决定城镇对农村劳动力吸纳能力。城镇化进程与产业结构是相辅相成的。城镇人口规模要依据现有的工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原有的工业，增加产业的链条，把具有竞争力的附加产品链条做好，向产业集聚方向发展。以增量创新带动存量改革。第一产业规模决定农村就业规模、第二和第三产业规模决定城市就业规模。城市基础产业、配套产业、服务产业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2.就业规模决定城镇规模
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大背景下，在继续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同时，重视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和正规性，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只有稳定的就业，农民的收入才能够稳定，才能改变目前农民就业地多变、过度依赖农村家园等问题。稳定的就业也有利于农民工的技能和素质的提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农民工进城有了稳定的就业，“拖家带口”的比例也会上升。一旦就业人口的数量决定了，就考虑非就业人口，即被哺育人口和纯消费人口。就业和非就业人口的存在，必然要求有相应的服务型产业存在，需要增加这些产业的就业人口。产业的发展带动城市的发展，形成一种“乘数效应”，这是一个动态的进程。
（二）管理方式上的创新
1.基础设施建设机制的改革
城市基础设施种类多、系统性较强，内部各子系统之间需要协调。各子系统进行专业管理，但也需要协调综合管理。我国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和合理布局，由此造成了许多城市的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制约了基础设施服务功能的发挥。合理有效率的利用地上空间资源和地下空间资源，有必要对建设机制进行改革，使各基础设施主管部门联合办公、联合作业，整个基础设施建设从设计到建设能够联合进行，整合资源，避免浪费，有效制止“拆了建、建了拆”这种重复建设。政府形成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不管是地面建筑还是地下设施，用打造“百年工程”的思路去设计、布局、建设。避免重建设、轻管理，重地面、轻地下，重规模、轻品质，重眼前、轻长远的现象。
2.重视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基础设施还包括社会性基础设施。社会性基础设施包括行政管理、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商业服务、金融保险、社会福利等设施。社会性基础设施与人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城市就业机会多，有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这也是农村人口向往城市的重要因素。城镇化不能忽视教育资源的整合，要提高公共医疗服务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城乡居民享有合理的医疗服务。这些公共服务领域的正外部性强，应大力发展，最终实现“城市让生活更加美好”的愿望。
（三）经济增长方式的创新
1.发展生活业
构建便捷的生活服务体系，营造诚信和谐的生活消费环境。生活业直接面向人民提供物质和精神生活消费产品及服务，其产品、服务用于解决购买者生活中的各种需求。生活业包括商贸物流、旅游休闲、餐饮住宿、健身娱乐、社区服务、文教卫生。当前，网上购物等新生业态逐步改变传统生活消费方式，极大丰富着生活业发展内涵，为提升生活业发展注入动力。
2.发展生产业
更好地为企业服务。生产业是指在国民经济活动中为满足中间需求而向其他生产性企业或组织的生产活动提供生产的一类国民经济产业。生产有中间投入性、知识密集性、产业关联性的特点。生产业的充分发展是服务业结构优化的关键、也是我国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内容。物流、金融、信息服务等生产业的带动作用开始。
（四）城镇文化建设的创新
城镇化不仅是城乡布局的调整和农村居民身份的转变，而且是包括空间布局、经济结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及人的素质、思想观念发生根本变化的系统工程。伴随城镇的物质生活建设，城镇居民的精神生活也应得到关注。真正的城镇化是农村人口生活的市民化，所以必须加强文化建设，加快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体育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地开展适合大众的文体活动，使人民的精神风貌与日新月异的物质生活相适应。
参考文献：
[1] 曹钢.中国城镇化模式举证及其本质差异[J].改革，2010，（4）.
[2] 仇保兴.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模式之辩――“C 模式”：超越“A 模式”的诱惑和“B 模 式”的 泥淖[J].城市规划，2008，（11）.
[3] 盛广耀.城市化模式研究综述[J].城市发展研究，2011，（7）.
[4] 王丽英，俞伯阳，梅昊辰，李佩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系统的可持续性评价[J].决策参考，2010，（5）.
[5] 曹敏晖.城市基础设施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管理工程师，2010，（3）.
[6] 夏杰长.中国服务业三十年：发展历程、经验总结与改革措施[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8，（6）.
[7] 王雪瑞.我国生产业成长与发展现状研究[J].财经理论研究，2013，（5）.
[8] 魏珊珊.城市化不同模式的比较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8.
[9] 崔功豪.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再思考[C]//2009城市发展与规划国际论坛文论集，2009.
[10] 简新华.新型城镇化与旧型城市化之比较[C]//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24届年会论文集，2014.
[11] 冯娟，曾菊新.试论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7，（3）.
[12] 姚士谋，王成新，解晓南.21世纪中国城市化模式探讨[J].科技导报，2004，（7）.
[13] 周英.城市化模式研究――以河南为例的分析[D].西安：西北大学，2006.
[14] 马晓河，胡拥军.中国城镇化进程、面临问题及其总体布局[J].改革，2010，（10）.
[15] 李强，陈宇琳，刘精明.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2，（7）.
[16] 孙祥云，王小龙.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的若干模式[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2）.
[17] 姜爱林.中国城镇化理论研究回顾与述评[J].城市规划汇刊，2002，（3）.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 mode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MA Xing
（He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Economics and Law，Zhengzhou 450002）
关键词：经济欠发达地区 城镇规划
大规模的迅速城市化导致城市规模的急剧膨胀，城市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城乡之间的平衡状态，导致严重的区域发展两极分化。探寻城镇群体发展的整合与优化，使得城市与乡村实现有机结合，分析区域容量的限度对城镇发展的影响，体现出从城镇群体角度研究区域的重要性与必然性，拓宽城镇体系的研究领域。我国城镇体系研究。城镇体系发展与实践，开辟了新的领域，将城镇体系研究与实践紧密结合，是社会经济发展对城市研究提出的持续性要求。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条件差异较大，城镇体系规划编制中也应有不同的侧重点。城镇体系研究在方法论上建立一个等级规模结构和网络系统结构，尽量缩小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城市建设水平等的差距。
一、济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城镇规划缺乏特色。城镇的规划没有从整体上突出自己的特色，缺乏相互发展规划。缺乏特色风貌和文化内涵其次，很多地区产业结构普遍单一，规模大小差异不大，缺乏个性特色，城镇之间合作关系少，竞争关系多。
2城镇规划体制不配套。为了促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保持稳定健康发展.采取了宏观经济政策，但是农民的消费不足.利用带动农村经济的繁荣进而刺激经济增长，政府的调控能力不强，规划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作用发挥得不够，重建体制不适应实际发展的需求，缺乏协调发展的机制，城镇建设发展和规划脱节，规模普遍较小，制约了经济困难地区城镇的健康发展。
3 工作随意化.对管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镇着力不够，镇村规划衔接不紧密，执行不严肃，有些管理者为了追求政绩，甚至搞短期行为，缺乏长远性，连续性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造成小城镇大量空间资源闲置，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城镇建设中普遍存在利用率低，蔓延式的城镇建设的快速发展，缺乏必要的生态保护措施，导致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对生活垃圾、污水处理的能力，加剧了生态环境的压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小城镇建设没有完整的上下水工程，环境设施限制小城镇的发展，而且带来了生态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
4.缺乏整体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城镇的定位不准确，布局不合理，认为发展城镇就是修公路，，忽视了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导致没有重点的产业和功能上的分工协作失调，形成过度竞争和资源 浪费.没有凭借各自的优势形成特色产业，真正走出具有鲜明特色的协调路子.
二探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镇规划策略
1推进经济、社会及资源效益的统一。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市规划战略要建立在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之上的。结合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要明确城镇体系规划的规定，充分考虑不同的发展条件，制定规划的基本内容，掌握不同区域自然资源对城镇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的冲击。
2、深化对规划及城镇体系规划的认识。经济欠发达地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比较落后，但是社会发展较大潜力，经济增长中欠发达地区之所以欠发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于城市化程度和水平偏低。小城镇的发展是农村城市化的必然选择，也是欠发达地区农村城市化的现实选择和重要途径。从区域规划对未来时空范围内经济、资源环境等方面发展战略，需要建立在分析区域问题策略的基础上，根据方案采取行动实现规划目标。通过规划把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有机地结合起来，针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城镇体系发展背景的分析，针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研究综述现状，掌握体系规划宏观调控作用，制定城镇体系规划编制的意见。
3以空间管制为规划调控的主要手段.。建立一个职能明确，结掏合理的管理体制.要适当扩大经济欠发达地区城镇管理范围.强化带动作用.要因地制宜，着重强化财政，等公共管理功能，弱化各经济职能部门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城市规划的制约手段.要切实转变组织协调，监督检查等，城镇规划体系规划要确立调控手段.对各种投资建设行为定位，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划定独立发展地域、禁止发展地域等不同的空间类型，保证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发展战略规划层次的规划，促进建设战略性的研究，对经济落后的城镇规划进行结构调整，制定城镇发展战略规划研究框架，总结城镇体系发展战略规划的方法与技术路线。改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使用制度，探索解决城镇化规划资金“瓶颈”的问题。
4夯实小城镇发展的经济基础.没有小城镇就发展不起来，要围绕服务于农业和农村，促进生产力提高积设调整经济结掏，推进农业产业化，改善生产条件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向小城镇集中，实现经济建设与城镇建设的相互促进，应通过财政投资风险基金等手段，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开发建设。增加投资和补助的方法，促进欠发达地区水利设施建设和城乡电网改造、水电建设等，逐步把现行扶持欠发达地区有效措施公开性。
参考文献“
1宋家泰，顾朝林；城镇体系规划的理论与方法初探[J]；地理学报；1988年02期
［关键词］城镇；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理论对区位与城镇问题的研究是在认定城镇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的进步具有重要性和必然性这一共识的基础之上，由此引申出不同类型区域推进城镇化和 完善城镇体系的政策含义，即强调各地区应基于不同实情科学慎重选择适合本区域特色 的发展模式和基本路径实现城镇化，从而通过城镇化与工业化良性互动促进经济增长、实现 充分就业和破解长期困扰社会发展的其他重大关键性问题。但是，经济理论始终并不十分关 心城镇的起源及城镇化的成长机制，也没有基于某一个核心概念构建经济学分析城镇发展这 一经济社会现象的解释框架，而使以城镇发展为研究主题的相关探索存在缺陷，并且出现与 城镇及城镇化相关研究陷入混乱的局面，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以城镇发展基本条件、推进城 镇化的动力机制、传导机制等关系不明、界定不清为典型。
不仅如此，发展经济学也未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不论是对二元社会经济结构问题的研究， 还是对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问题的研究，抑或是对城乡发展关系的研究，都是以既存的城镇 具有诸多优势为假设而推论，往往忽略了对其研究赖以成立的本原基础的考察，加之经 济理论中存在一种从城镇化发展而非城镇的产生这一基点开始分析问题的倾向，由此凸现了 理论界不仅要给城镇的性质提出分析框架，而且要弄清楚城镇与现实存在的和正在进行的城 镇化的不同之处进行科学解释的必要性，特别是，究竟是何种力量推动着城镇的产生、发展 和 演变，以至于城镇已经超越国家意义而进入到全球都市圈和连绵带的发展深度和广度；在这 一不可逆转的自发秩序的自组织演进过程中，我们能否找到一个核心概念并基于这一概念梳 理现有对城镇问题的相关研究。现实表明，任何制度都是人们为追求和维护其不同群体的利 益，在 财富最大化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创新空间；如何设计好一个制度体系是各国城镇发展必 须解决的最为紧要的根本问题，城镇化过程就是要借助于制度的重新安排降低交易费用以提 高 资源配置效率。已形成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 经济史学等几个支流的新制度经济学，为我们突破不完全知识和对城镇发展的无意识后果所 造成的研究困境提供了新的视野。本文的主旨就是试图找出城镇在一个特定经济社会发展中 如何出现及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城镇长期广泛演进的根本原因。对于城镇化的定义，本文认为 以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并在城镇集聚的过程为代表的各种不同的表述并不重要，因为 城镇化的定义问题并不会影响到我们对于城镇性质的深入考察。
二、理论解读：新经济地理学与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城镇性质
(一)新经济地理学视野中的城镇性质
经济学说史发展表明，主流经济学似乎对空间问题置之不理，除了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 以外，其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属于非空间性的，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家们知道很难把空间 因素模型化。然而，问题在于如果忽视空间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关于城镇性质问题的 研究就难以得到理想的答案。廖什（August Losch）在《经济空间秩序》开创性地指出，城 镇的存在必须以一定的非农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为支撑， 基于此，要么形成农业主导型的城镇，要么是工业型的城镇、第三产业主导型的城镇，抑或 是其 他特殊类型的城镇。［1］这一论述表明，没有企业的形成，进而没有由企业组成的 产业聚集和支撑，城镇的存在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种由企业集聚式发展在改变企 业自身组织发展 形式的同时，会极大地影响区域城镇发展的动力基础，使得企业形成与城镇发展之间产生良 性互动关系。这种理论的抽象和概括可以从实践层面得到实证检验。换句话说，企业组织程 度较高和企业聚集发展的区域，恰好是城镇经济发展活跃的地带和城镇化程度较高的区域； 企业发展的加强有助于推动城镇经济的发展和壮大，构成城镇经济中的经济主体――企业的 不断发育和发展――更进一步吸引着更多的生产要素向城镇积聚，并促使新进入企业在原有 城镇 中和已有企业形成更为密集的网络和更为发达的城镇经济，最终导致区域发展城镇化、企业 发展网络化和城镇发展区域化现象。
令作者感到兴奋的是，这种现象正好是近年来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20世 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日本经济学家藤田昌久(M asahisa Fujita)以及英国经济学家安东尼•维纳布尔斯(Anthony J. Venables)为代表的新 经济地理学派，以垄断竞争市场模型和冰山成本假 设为基础，对人口和产业集聚的累积因果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迁移驱动模型和投入 ――产出联系驱动模型，这些模型对于以交易费用节约为典型表现形式的资源集中和分散机 制等问题的关注，给理解城镇发展带来了很好的启发。［2］自克鲁格曼开创性地以 迪克希特和斯 蒂格利兹垄断竞争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为基础，借鉴国际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利用萨缪尔 逊的“冰山”型运输成本（Iceberg trade costs）理论，历史演进及计算机模拟技术，把 空间概念引入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提出了著名的“核心―边缘”（Core-periphery）模型 ，使空间问题进入了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视野。此后，经过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 等学者的共同努力，建立了一个新的统一 的空间经济学研究框架――新经济地理（NEG）。新经济地理学在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下， 比较清晰的展现了集聚区位决定的微观机制，精巧的解释了各个层次地理空间上的经济集聚 现象及其集聚力的来源，从而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等提供了一个思想和经验的实验室 。［3］自新经济地理革命以来，空间经济研究主要沿着两条主线发展。一是亨德森 (Henderson)的“城市 系统”模型（Urban-system model），以传统的地方外部性或城市外部性为核心对此进行理 论与实证研究；二是沿着新经济地理的思路，通过市场关联的形式化处理对城市经济与区域 经济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近年来这两条主线开始逐渐相互影响并不断融合。基于这一基 本分析框架，我们便可以清晰地看到城镇的产生本质上在于与城镇相关的企业、政府、家庭 和其他组织有诸多共同的利益诉求，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与企业组织数目有关的利益。如前所述，城镇的成长在于由非农企业组成的产业集 群的支撑，因此某一城镇系统内部的各子系统不管种类如何，都有在一个共同选择的区位进 行共同利益实现的冲动。这些利益表现为诸如交通的更加便捷，基础设施系统的不断完善， 低廉的发展成本以及较大的劳动力市场，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和相互学习的外在效应，如此 等等。
第二，是与经济波动有关的子系统的利益。若在某一个区位，集中对于那些季节变动或周期 变动时期不一致的非农产业部门是有利的，则各经济主体所形成的城镇子系统的聚集既可以 缓和这些不利影响对共同利益波动的影响，而且缓和了其他地域空间对直接有关的产业所加 的过大的第二次、甚至更多次放大的作用，同时有利于城镇经营者对各子系统进行自发扩展 式秩序的协调。［4］
第三，是与经济构造有关的变化引起的利益。当城镇系统内子系统间的利益关系、经济活动 和子系统品质有着多元化倾向时，经济构造的变化可以引起城镇构造的变化。所以，恰当的 均衡化的文化制度因素，不但其本身有价值，而且对于相对独自发展的子系统和对城镇系统 新环境的适应也颇有益处。
第四，是与一般化理由有关的利益。城镇系统内从事并不与特定地点拴在一起的职业和事业 的理性主体，能够在它所乐意的区域居住，而且一般地说，它是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有意 识地担负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对于业已形成的“游戏规则”的维持与创新，有着它们之间相 互吸引、相互协力的倾向，因而能增加他们的收益。最后，是相互接近等有关的利益。在这 里，必须对为形成城镇而存在的组织和因城镇已在那里存在的组织加以区别。前者是由于利 益的驱动使其自觉地对城镇的邻近或边缘地域提供服务而获益，这就引发城镇更小组织将各 种生产要素诸如人力、财力、物力和信息传递到城镇为“乘数效应”，从而引 发城镇的进一步发育；后者是为前者而存在，后者也可以以其他形式把它们的组织与前者组 织相联系。
从以上诸种利益的分析中同时可以看出，工业化作为城镇发展的动力要素和机制之一，仍然 需要制度创新和新经济地理因素的介入。但是，若要探寻这一结论背后隐藏的更深层次的原 因，即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工业化的发展，从而推动着城镇的发展时，我们又必须回到本 文企图得出的结论上来。至于构成城镇的子系统的逐步聚集，不论是由于自然力量抑或是历 史的必然，均是因为这些子系统对利益的追求和由此聚集到城镇而对交易费用的节约。
(二)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城镇性质
科斯（Ronald H. Coase）在《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一书中，以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 提出，在真实世界里的市场机制并不免费，交易费用为正；企业组织正是由于节 约交易费用而存在。［5］按此逻辑推论，如果将城镇看作是一个不同等级规模的组 织系统，则城 镇的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恰恰就是因为这一组织系统中的各子系统，诸如企业、政府、家庭 及其他组织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而发生的。换句话说，城镇和企业一样，都是资源配置相互 可以替代的手段，其根本区别仅在于城镇、企业二者的规模及其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的不同 ，特别是城镇会有单个企业所无法企及的更大规模效应，城镇系统的结构更为复杂，城镇需 要更为高层次的经营管理者去经营城镇赖以发展的各类要素。在企业内部，与城镇经营管理 相类似的工作是通过权威关系完成的。在城镇内部，由于城镇的存在为各子系统实现交易费 用的节约提供了一个更为广泛的途径和空间，即产生了正的“外部性”。因此，城镇更是一 种巧妙的交易组织形式，它在由非人格化的价格调节而形成的资源配置的市场上可以把其子 系统内一些交易费用极高的活动卷入城镇间的等级分工与合作，同时又可以避免对这类活动 的直接定价和直接交易。在这一过程中，距离起了主要的影响作用。由此以来，城镇的经营 者则是那些擅长于对稀缺资源的协调利用和对各子系统的相互协调运行做出明智决断的城镇 决策者。
基于此，我们现在至少可以认为，城镇的性质在一定条件下既可以表现为对城镇系统内部 各子系统之间完成交易的所有费用的节约，也可以表现为发挥城镇经营者和各子系统经营者 的能力或利用管理而进行协调的优势。简言之，城镇就是另一种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组织化的 、制度化的契约组织系统；城镇体系的本质就是一种特殊的契约结构在空间层次的表现；城 镇系统便会自发地由以往的治理或管理理念向城镇经营理念转变，城镇系统及其演进也因此 由无序走向有序。由此，交易费用视角中城镇发展的效应可以分解为三种：
一是聚集经济效应。强调由于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集中所产生的高效益，它有两种表现 形态：同类企业的聚集效益――同类企业聚集在一个地区，便于开展专业化协作，相互促进 ，给企业间的人、财、物、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交流创造了优越条件，通过同类企业的竞争与 合作，有助于提高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产品质量，提高行业经济效益。多类企业的聚集效益 ――多种类型的企业聚集在一个地区，首先可以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 结构体系，彼此之间互为对方的原料供应商和产品使用者，从而缩短了运距、减少了运费、 节约了时间、提高了收益；其次可以满足消费者对商品的多样化需求，吸引更多的客源、开 拓更大的市场；最后，还可以协调生产中的不安定因素，克服由于偶然性、季节性、周期性 所导致的经济波动。正是各种各样的企业、众多的劳动者和雄厚的资金都在一个城镇中聚集 ，才使城镇职能更为完备、城镇市场更为丰富、城镇经济更为强大。因此，集聚是城镇最本 质的特征，也是影响城镇化进程的最重要的经济规律。
二是规模经济效应。该效应是由于企业生产规模扩大而导致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效应，企业 最佳规模点存在临界值。对一个城镇来说，规模过小，则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 利用率较低，城镇的经济效益也难以提高。在实际生活中，城镇最佳规模是不断变化的，在 某一时点是最佳规模，另一时点可能就不是最佳规模。因此，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依据其 不同的发展条件，存在着某个较为合理的人口规模，高于或低于这个规模，城镇都处于相对 不经济中。
三是区位经济效应。即因城镇优越的地理位置所带来的“额外经济效益”。世界上的各种资 源不是均衡分布的，因此城镇总是在那些地理、气候、土质、矿藏条件和原有经济基础较好 的地区产生和发展，并不断吸引人口与资本向其中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更好的城镇聚集， 从而体现出不同的效益差别来。所以，河流的两岸、铁路的沿线，不仅城镇数量多，而且规 模大、发展快、效益好。
三、几点补充：城镇性质的进一步讨论
制度通过决定生产总成本的数量及其构成影响区域城镇发展的综合绩效。交易费用概念的引 入是分析城镇性质进而也是城镇经营的关键理论工具，同样是由于对交易费用的节约才导致 了城镇的产生。对经济利益的共同追求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理是城镇不断演进的动力 源泉，人口、资本、技术和企业加管理才能等因素之所以会在城镇实现集中，就在于这些要 素在聚集过程中能够带来巨大收益，从而使城镇的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不断趋 于合理化。
城镇的性质如果表达为在一定的外部能量输入的条件下，城镇系统通过各子系统之间为节约 交易费用和追求最大化收益而产生自组织协同和放大效应，并在自身集聚扩散力量的推动下 达到新 的动态稳定和均衡，形成新的时空有序结构。那么，城镇系统一旦形成，它必然会要求其因 自组织扩展秩序性质而使城镇本身和纳入其中的各子系统必须根据环境的变化及运行规律改 变自身结构和行为参数，从而形成一种均衡态的、稳定的、相对有序的动态结构系统。这种 结构的演化在实践层面表现为城镇体系和等级规模及其空间结构的不断优化完善，以及城镇 系统内部各子系统行为的优化和高级化。由此还可以进一步延伸出另一层意思，即城镇系统 越是具有开放性、兼容性、变化性，便越容易发生规模和空间拓展以及对其他类型组织的集 聚。
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启示我们，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对决定伴随城镇发展 中的贸易、集聚和专业化远比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更为重要。城镇发展系统中的任何一种形 式的经济循环，或互为因果，或相互作用，并且都是累积的，从而也是失衡的。城镇化与工 业化中一系列互为因果的事件，在经过一次波动之后，可能会迅速收敛达到最初的稳定均衡 ，或收敛到其他稳定的均衡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城镇引起的产业集聚和产业聚集引起的城 镇发展很可能始于一种历史偶然，如果专业化生产和贸易是由报酬递增而不是比较利益的驱 动，则什么样的产业聚集在什么样的区位形成城镇并不确定，而呈现路径依赖特征。［ 6］报酬递 增、运输费用、要素流动性以及这三者之间通过市场而传导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与我们 形成对于城镇性质新的认识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所进行的这种分析，并未否定城镇形成的物质 基础，如作为生产要素中最主要的资本问题，城镇面临的环境状况，交通及基础设施的完善 、通达与便捷程度，文化传统、制度因素等等对城镇的性质的作用和影响。更进一步，特定 时空区域的城镇发展根本上说具有某种“自然的方式”，它是自发的聚集、扩展、合作而形 成的。如果人为地滥用政府组织、企业组织等其他强势力量对城镇发展进行干预，设定其发 展途径、发展规模、发展形式，就会导致城镇发展的失范及其与此相关的其他经济社会问题 的产生，如失地农民生计问题、城市发展的摊大饼问题、城中村改造中的搬迁问题，等等。 同时， 城镇系统的效率标准最终取决于各子系统对资源利用的效率与交易成本的节约程度，只有组 成城镇系统的各子系统经济产出的边际收益超过边际成本性质的变迁，城镇的发展才是有效 率的。从历史较长时期来讲，城镇发展及城镇化扩展至今，物质形态的经济利益型、合作形 式的经营管理型、知识形态的数字信息网络型，可能构成城镇化在不同阶段演进的基本类型 。
主要参考文献：
［1］勒 施．经济空间秩序［M］．王守礼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95．
［2］安虎森．空间经济学原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3］藤田昌久，克鲁格曼．空间经济学［M］．梁琦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 05．
［4］钱学森．论系统工程［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88．
［5］科 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盛 洪，陈 郁译校，上海：三联书店（中译本 ），1994．
［6］谭成文．经济增长与聚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On the Characters of Urban Area: Introspection and Self-criticism
Li Quan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in the real world enli ghtens us that th e cost of transacting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s the very important c oncept to analysis the towns and cities' characteristics, and also, the new econ omic geography gives us a new analysis frame to understanding the cities develop ment. It is the reduce of the cost of transacting that makes the enterprises, go vernments and the consumers to realize their economic profit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different conducts. And that is the motive power to make the towns and ci ties develop well in the world, and also that is the reason to promote every reg ion to better its self-development ability.
关键词：城镇化；城镇化新常态；创新；研究
中图分类号：F2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1月9日
一、城镇化新常态作为城镇化理论的新命题赋予城镇化新的内涵
城镇化新常态是指坚持以人为本宗旨，适度、稳定、均衡、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状态。它是社会经济常态化的伴生物，是城镇化发展的最新阶段。城镇化新常态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命题，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首先，城镇化新常态是指以人为本城镇化的发展状态，它是从物本城镇化向人本城镇化转变的阶段和过程，也是使城镇人口获得生存、发展和享受的权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城镇化状态；其次，城镇化新常态是指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状态。它符合以人为本理念，保持历史耐心，设置合理增长区间，坚持因地制宜，稳步推进，适度增长的城镇化发展状态；再次，城镇化新常态是指质量更高的城镇化状态。质量是城镇化建设的核心，城镇化质量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是城镇化的资源要素实现合理配置并得到充分高效利用的城镇化发展状态；第四，城镇化新常态是指适度增长的城镇化状态。城镇化质量高低和速度快慢的重要指标是城镇化率。保持适度增长城镇化最主要的是确定合理的城镇化率。城镇化率提升过快或过慢都是对城镇化规律的违背，都不利于城镇化新常态的健康发展。因此，城镇化新常态是适度城镇化率的发展状态；第五，城镇化新常态是指城镇化稳定发展的状态，即是指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的时期，包括农村人口稳步有序向城镇转移，城乡人口处于相对稳定合理流动区间的城镇化发展状态。
二、城镇化新常态作为城镇化发展的新要求赋予城镇化新的目标
城镇化新常态是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是对城镇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同时也赋予城镇化新的目标。第一，大幅提高城镇化率。到2020年，解决1亿农业人口落户城镇，对近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进行改造，使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中就业和生活。每年城镇化率提高0.9%，转移1千多万农村人口，使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60%。到2050年，我国将建成为现代城镇化国家，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第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城镇化新常态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强大动力。通过发展城镇科技、教育、卫生、信息和服务事业，促进城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城镇化新常态最终目标是推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全体国民共同富裕和和谐发展。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城镇化新常态作为城镇化新阶段赋予城镇化发展新的征程
城镇化新常态是城镇化发展必经的重要阶段，也是城镇化发展最终完成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经历建国初期的停滞不前阶段和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阶段，随着社会经济新常态的到来，我国城镇化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城镇化新常态阶段。从目前对城镇化新常态问题研究的初步结果来看，由于城镇化新常态是前无古人的崭新阶段，它面临着许多新未知、新矛盾、新问题和新风险，要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需要较长时间，即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发展阶段。在城镇化新常态时期，根据不同时期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不同，要使我们国家真正成为全球城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按照目前理论界所提及的城镇化数量和质量标准来衡量，那么，城镇化新常态可以说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最新和最高阶段，从城镇化发展历史层面来看，城镇化新常态是我国城镇化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阶段，开辟了城镇化发展新的征程。
四、城镇化新常态作为城镇化新历程赋予城镇化新的使命
我国城镇化的历史使命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所没有遇到的。由于我国历史上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工业革命，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型城镇化并没有形成，城镇化发展十分缓慢。城镇化所要完成的小生产向大生产的转变、生产集约化、农业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管理社会化、环境生态化等历史使命都没有能够完成，有的甚至就没有能够进行。新中国建立后的几十年里，由于种种原因，城镇化发展缓慢，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城镇化的上述历史使命也没有能够完成。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推进迅速。但是，由于城镇化质量不高，空心化、畸形化问题突出，城镇化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在这一时期也没有很好地完成。另外，长期以来，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文化发展滞后，导致相当一部分农民价值观念缺失。教育事业发展存在盲区，以至于社会恶旧习俗出现蔓延势头。城镇社会管理绩效不高，致使基层社会不良事件频发，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加。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最终解决城镇化面临的城乡发展一体化，要素流通市场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居民发展全面化等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已经成为城镇化建设所必须担负的历史重任。由此可见，城镇化新常态不仅会带来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的深刻变化，而且还会带来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从而成为推动我国走向新经济社会变革的历史性跨越，成为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强大力量。
五、城镇化新常态作为城镇化新形式赋予城镇化新的特色
城镇化新常态与传统城镇化相比具有以下新的特色：一是城镇化新常态是人本型的城镇化。它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注重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就业，优化人居环境、完善社会保障、创新生活方式等。让进城农民工享受和城镇居民一样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二是城镇化新常态是改革型的城镇化。它将在就业为先、市民化为本的主导思想下，推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保制度、管理制度、法律制度等改革，促进城乡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合理配置，加快城乡一体化目标的实现；三是城镇化新常态是集约型的城镇化。粗放型城镇化造成资源环境越来越大的压力，也直接影响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走集约型城镇化道路，积极推进土地、能源、水资源等集约化利用，注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着力拉动城镇消费增长，推进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四是城镇化新常态是质量型的城镇化。它突出城镇内在发展质量，注意将不同地域资源禀赋、民族特色、人文传统、民俗风貌、建筑风格等融入城镇化建设，促进城镇化新常态向质量型和民俗型转变，彰显城镇人文历史积淀、个性特征和文化内涵，形成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格局；五是城镇化新常态是市场型的城镇化。它将通过改善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实现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逐步消除二元经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六是城镇化新常态是生态型的城镇化。它将城市建设融入生态系统，通过推行绿色生产、绿色生活和绿色消费，构建环境友好型的生态城镇，营造产业发展、生活富裕、生态优美的宜居环境。
六、城镇化新常态作为城镇化新挑战赋予城镇化新的机遇
城镇化新常态是一个崭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在其发展历程中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产业输出导致城镇化发展动力弱化；人口老龄化造成非劳动力人口负担沉重；公共服务发展滞后致使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延缓；金融体制改革缺位使得城镇化新常态投融资压力增大；人口素质偏低使其与城镇化新常态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等。对于城镇化新常态来讲，面临的新挑战也是发展的新机遇。城镇化新常态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以下新机遇：一是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进程将创造巨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加速消费升级。城市群和虚拟城市作为城镇化新常态的主体形态，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最有活力和最具潜力的增长极，并将成为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二是产业高端化。产业结构水平从低端、中端逐步走向中高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产方式根本转变，为城镇化新常态提供强大的产业支撑；三是发展低碳化。资源环境瓶颈压力加剧，新兴产业勃发，消费者环保意识增强都将创造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机遇，促进节能降耗减排；四是社会信息化。信息化是信息技术和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突破经济发展瓶颈，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升产业和产品竞争力的关键；五是经济服务化。消费升级将创造公共、消费、生产等将成为新兴产业、支柱产业，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发展空间；六是经营国际化。城镇化新常态是城镇经营和发展国际化的状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城镇化新常态建设的必由之路。利用外资搞建设，搞好建设出国门是城镇化新常态发展的必然选择，城镇化新常态将成为国际化新常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七、结语
城镇化新常态作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最新阶段，植根于我国社会、经济、历史、人文和自然环境之中。它是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是对我国城镇化理论的最好概括和发展，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最具活力的新引擎，必将在我国社会经济中显示强大生命力。城镇化新常态作为新生事物必然面临许多未知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探索城镇化新常态科学内涵、基本理论和发展规律是理论和实际工作者面临的历史任务与历史使命。我们怀着激切的心情期待越来越多的研究城镇化新常态的论文、论著面世，并不断把城镇化新常态理论研究引向深入，以彰显城镇化新常态理论的张力和魅力。
主要参考文献：
[1]费孝通.中国城镇化道路[M].内蒙古出版社，2010.4.
[2]王建.城镇化与中国经济新未来[M].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6.
[3]韩永文.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J].新湘评论，2014.1.27.
[关键词]城镇化;城镇化质量;红兴隆管理局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5.22.149
[中图分类号]F323.213;S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5）22-0-01
垦区城镇化和通常的乡村地域特征是不同的，我们要逐渐掌握垦区城镇化的基本规律，是非常有理论研究价值的。垦区以水土为基本发展资源，实施专业化的农业生产，因此垦区经济发展有别于城市的经济发展，垦区的主要功能是进行持续的粮食生产，维护国家的粮食生产安全。垦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垦区与城镇化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我国农垦区目前发展的根本。针对我国垦区城镇化发展的特殊性，根据垦区城镇化与区域差异性，从垦区城镇化的推动力角度，研究垦区城镇化的基本规律，从理论角度归纳垦区城镇化发展方式，为研究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规律打下基础。
1 红兴隆管理局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1.1 土地营养流失严重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红兴隆管理局已经为国家的粮食安全提供了204.2亿千克商品粮。在维护国家粮食生产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80年代，在双层经营模式体制改革后，大幅增加了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但是土地属于国有资产，只追求效益不注重土地保护的生产方式十分突出，导致土地营养流失严重，给红兴隆管理局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危机。
1.2 地理位置分散影响引资
和我国别的地域的乡村城镇化发展来比较，红兴隆管理局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也有对自身有益的条件，同时更有阻碍自身城镇化发展的不足，依据地理位置来分析，红兴隆管理局的小城镇较为分散，同大城市以及经济发达地区距离较远，吸引外资条件不足。其它一些实施城镇化发展的地区和大城市或国家经济发展的先行区距离较近，凭借承包这些地区的产业转移、吸引外资等方法，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发展水平较高，使这些地区的经济产业结构快速向城镇化方向发展。
1.3 产业链处于建设阶段
近几年以来国际市场发生了金融危机，红兴隆管理局以粮食销售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受到了粮食市场单价降低的较大影响，管理局和职工的经济都蒙受较大的损失，使得一些职工不在从事粮食生产。红兴隆管理局求则思变把农业进行产业化发展，顺利的度过了粮食市场所带来的困难。2011年，红兴隆管理局依托市场需求，根据农业产业发展特点，将农业产业发展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链发展方式，建设并投产了“农业产业链综合示范区”，在红兴隆管理局的管理下，发展了和农业生产、农产品销售相关的八条农业产业链。
2 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问题的解决对策
2.1 解决土地营养化问题
红兴隆管理局提出了强化黑土地水土流失防止治理办法：第一加强科学农业生产。努力推动秸秆还田，多使用农家肥，培养土地肥力，改善土壤环境，科学对待黑土地。第二依据国家相关的农村土地规定，在农民土地经营使用权不更改的前提下，积极寻找适合东北黑土地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的方法。通过集中管理黑土地，为完成农业现代化，农业生产标准化、机械化、产业化，实行科学的农业生产制度，为提升红兴隆管理局粮食产量提供了有效的保障。第三积极推动东北黑土地农业水土保持农业生产工程。
2.2 创建招商引资新模式
创新招商模式，有将重心、有规划地进行招商引资，利用红兴隆管理局自身独特的产业优势、园区优势，创新定模式。红兴隆管理局已经初步打破12个农场各自为战的发展模式，以红兴隆管理局的省级经济开发区为“核心区”，科学规划“一区七园”，立足于“农”的产业特色，建设13个工业产业聚焦区，这样的园区对于招商引资将起到推动作用。创新引资渠道，对于国企、民企以及外企都要积极争取，三条引资方式共同推行。将招商方向确定为五九七农场的“粮食银行”仓储加工产业;以五九七引进果汁和罐头加工、红红兴隆管理局的肉禽屠宰和白酒酿造以及八五二农场的杂粮和山野菜加工等为基础的食品加工产业;以红兴隆管理局为中心的全网商贸物流建设产业;以北大荒精神为依托的文化旅游等主导产业方面大力招商，完善、发展已有产业，争取新的产业项目，为建设现代化的垦区完成招商工作。
2.3 完善产业链建设
为应对城镇化发展的困难，红兴隆改变了以往农场独自发展经营的方式，以红兴隆管理红兴隆管理局属的黑龙江省级经济开放区为核心，根据农业产业特点，建成了多个产业聚集区，根据垦区生产能力设置库存量，设定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尤其重视经济投入大的重项目。未来发展中红兴隆管理局应完善五九七农场建设的加工稻米、粮食烘干、物流运输于一体稻米产业链，帮助企业解决资金引进、销售、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米业、肉业、饮料业、酒业等食品产业链。未来5年中，推进管理局工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
3 结 语
红兴隆管理局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历经六十年的发展，城镇化建设初具规模，本研究通过对红兴隆管理局城镇化建设现状的分析，初步提出了适宜的发展对策，但还存在不足之处，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逐步完善，为红兴隆城镇化的建设提供理论依据，推动城镇化建设的全面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建立.黑龙江垦区小城镇发展类型及功能[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2011年-2015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稳步增长(图1)，与此同时，全国高校毕业生总人数也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图2)，尤其是2014年和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人数的增长速度均远大于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在城镇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如何提高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尤其是使高职院校更好地服务于城镇化建设，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关注点。同时，城镇化建设如何促进高校人才培养数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创新人才培养策略，也成为广大城镇化建设的领导者、参与者考虑的重要问题。
笔者通过大量的走访调研，并基于高等职业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多年的教学与管理经验，研究城镇化建设带来的人才需求变化的传导机制，以“人才市场供需平衡”作为基本假设，通过研究“城镇化建设进程加快-经济结构升级-人才需求结构升级-高校人才培养策略创新”的推拉链条动态发展，提出人才培养的动态体系，从而实现城镇化发展与高校教育发展的“互促”模式，为城镇化建设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
1 研究综述
1.1 国外研究现状 从现有的国外文献资料来看，Brownell(1962)，Marsden(1983)两位学者主要从理论上研究了城镇化建设进程与教育的互动关系，并没有建立两者的理论模型。而国外近期的一些研究也主要从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大学入学率、就业率等方面进行研究。如Monika;Mayanka Singh;Priyanka Singh(2015)在《印度的城镇化与城市问题》中主要研究城镇化带来的一些列问题及对策，并没有提及与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关系。以城镇化建设拉动就业需求，探索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应用本科人才培养与城镇化建设的互动关系方面亦少有提及。
1.2 国内研究现状 通过对国内现有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刘标胜，戈雪梅(2012)在其文章《高等职业教育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的战略作用研究》中指出，技术人才不能满足现行城镇化建设的进程需要，同时指出城镇化建设进程与高等教育呈现正相关关系。阚大学，吕莲菊(2014)在其文章《职业教育对中国城镇化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中重点论述了城镇化水平与职业教育、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经济开放度、城乡收入差距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关系，并构建了计量模型。研究指出，无论中国的东中西部，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同时指出我国中部、东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经济开放度、城乡收入差距均正相关。马南湘(2014)在其文章《广西城镇化建设与建设类技能型人才需求分析》中指出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对建筑类高技能型人才的数量与质量需求出现激增，并根据问卷调查、实地走访，探索出企业对毕业生技能的关注点，进而优化人才培养方案。
以上五位学者主要研究了区域城镇化建设进程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正相关关系，同时提出了某些专业如何培养与之适应的高技能型人才。但问题的研究倾向于区域化，专业性，缺乏对城镇化建设进程到人才培养的传导机制的系统性的研究。
2 城镇化建设进程加快的传导机制
城镇化建设进程伴随着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更替，同时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往城镇的大规模迁移。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出台，伴随着绿色城市、智慧城市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
研究城镇化建设与人才需求的匹配问题，首先要明确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而此类研究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城镇化建设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发展研究、城镇化建设进程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协调发展研究、城镇化建设进程与农业经济市场化的协调发展研究、城镇化建设进程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协调发展研究。
首先，城镇化建设进程与经济的发展是一种“互促”关系。可以进一步表述为，地区的经济发展越迅速，带动城镇化建设进程也越快，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速同时会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其次，城镇化建设加速会导致第三产业GDP所占总GDP比重的增长，同时也会引起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增加，再次，城镇化建设发展进程与农业经济市场化程度同样表现出“互促”关系，因此，加快农产品网上交易，加快农产品城乡开放程度，对于城镇化建设进程有较大的作用。最后，“互联网+农业”使第一产业往第三产业更替的速度加快，引起产业升级也导致了第三产业产值的增加，进而引起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绝对值加大，城乡贫富差距加大。
城镇化建设进程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农业经济市场化加速、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大等诸类问题，更新了人才市场的人才需求数量与结构，因此，对于经济发展与人才需求的相关研究意义重大。
与此同时，现有的高校人才培养难以与城镇化建设对人才需求相匹配，因此，制定适应城镇化建设的人才培养策略既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需要，也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点。
3 人才培养对策研究
3.1 前后一体化的培养思维 所谓前后一体化，即在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形成的前期，包括小学、中学教育亦应培养学生的城镇化思维，树立学生城镇化建设的政治意识与参与意识。应利用第二课堂或是政治思想课的模块化设计，使学生熟知城镇化的政策、意义、目的、含义及对所有人的影响。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应重点传授城镇化建设所引起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化等理论与实践知识，并在人才培养的匹配度上进行控制。学生毕业以后，应对培养的结果进行检验，主要研究其技术能力是否能够与新岗位群匹配，其价格(工资)是否能够促进城镇居民收入提高，其岗位能力是否具备更替的高敏感性，其发展是否满足可持续的要求。总之，思维的长期建立有利于人才培养的稳定性。
3.2 能力与岗位对口，增加人才供给量 人才的供给量除了数量满足的同时，最主要的是要求专业对口、能力对口，而现阶段的劳动力市场则是岗位需求与毕业生专业、能力供给存在严重错位，即企业找不到所需的高级人才，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承担着培养学生具备企业所需岗位的对等能力的职责，作为高等院校的教学人员、管理人员，制定能够适应城镇化发展进程的新型人才，是使高等院校高效服务于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途径之一。在此，笔者依照所从事的高职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管理经验，展开人才培养的途径、模式介绍。经过试验验证，这些方式能够有效地促进岗位与专业的对口，岗位与能力的对应。
3.2.1 “一专多方向”与“分流培养”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笔者所提的“一专多方向”是指在教学管理实践中对一个专业的学生进行多个方向的培养，“分流培养”则是依据学生的偏好，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将一专业数量较多的学生分方向组建专业方向小分队。
根据市场的调研结果，“一专多方向”的学生除了具备本专业的人才培养要求的能力之外，一个专业会衍生出多个方向，而本专业的学生同时具备各个方向所有的技能。笔者以2007-2015年所在的日照地区wgy高职院校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学生为例，自2005-2014年，本专业学生招生数量逐年增长，且增长速度非常迅速(表1)。
本专业招生数量急剧增长，而市场对本专业学生的需求量却远远不及供给量。在此情况下，笔者及其团队的全体人员积极探索能够使学生增加对口就业机会的途径。通过对一家生产性大型韩国企业、一家生产性大型台湾企业、三家物流企业、三家五星级酒店发放问卷;通过观察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新岗位;通过对实习的学生、往届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得出了适合现阶段工商企业管理高职学生的四个方向：①“城镇化-社区化”过程中所需要的大量行政管理岗位;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新成立的连锁门店的店长;③传统小微企业所需的人力资源管理人员;④“互联网+”迅猛发展急需的物流管理人员。并且与企业共建四个方向所具备的基本技能，进而物化于课堂教学。
而实行“分流培养”的学生，则不需要学习四个方向所有的课程，只需选择1-2个方向(群)进行学习，最终目标是将大量的同专业毕业生分散到各个不同方向，减轻集中的就业压力。
实施“一专多方向”与“分流培养”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毕业生同时具备行政管理、连锁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物流管理等专业综合知识，或者根据自身的优势重点选择核心优势的方向群，具备方向群的综合知识，无论哪一种，学校均为其发放所修方向的结业证书，并对其职业能力进行严格审核，提高了学生在新形势下就业市场的竞争优势。
3.2.2 “专业嫁接”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所谓专业嫁接，就是一个专业的学生在学好本专业的同时，依据其个性化发展、特色就业的需要，给与不同专业的相关知识的接续。对于这个问题的界定，并不是学生要具备多个专业的所有知识，而是在原有专业基础不变的条件下，给与市场所需不同专业能力的嫁接。笔者及团队仍旧观察wgy高职院校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学生。
①每届学生从中选取30人组建了历届“质量管理班”，这个班的学生除了具备工商企业管理的专业知识之外，需要学习内审员、外审员职业资格的相关能力。学生的培养实行1+1+0.5+0.5的方式，在校学习一年工商企业管理的知识;后进行一年的审核员业务知识学习，其中半年培训内审员、外审员理论，并获取内审员证书，另外半年到企业进行审核员工作实践(与企业合作，企业提供审核员现场);最后一年则是在校考取外审员、人力资源管理师职业资格与生产实习的阶段。
②每届学生从中选取15人组建了历届“韩国留学生班”，主要的培养方式是“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外语(韩语或英语)”，而学生的就业方向是韩国及当地的韩资企业(日照韩资企业数量较多)。
在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开展已历时5年，还会持续不断进行的以上各种教学模式，能够适应城镇化建设进程中产生的诸多岗位的综合需求，并且在已毕业的几届学生中收效显著。而这种良性发展促使wgy学院的工商企业管理专业获得了较好的社会认可度，生源日益增多。而采用这种方式在同一院校会计专业进行辐射，收效同样显著。
3.3 互联网思维的多维运用 综上所述，不管是人才培养的对象还是参与者，具有城镇化建设的思维是至关重要的。但在互联网高度发展的今天，“城镇化+互联网+”等的思维构建也十分必要。伴随着农产品电子商务网上交易量、交易额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伴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传统的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少。不仅仅从高等教育阶段，甚至是中学阶段，就应该给学生传授互联网的思维。
4 结论
城镇化建设是当今经济发展的一个主题，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点。笔者站在自身所处的行业，通过多年的教学、管理实践与实验，结合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通过对“城镇化建设-经济发展与结构升级-岗位结构变化-岗位能力变化-人才需求能力结构变化-人才培养的策略与模式创新”的逻辑关系进行论述，初步解决了城镇化与人才需求问题的矛盾。由于笔者所在专业的问题，以及调研时间的紧迫性，没有推广到所有高职文科专业。在以后的研究中继续深化城镇化建设进程，以期更好地解决城镇化建设与中小企业发展协调问题研究，更加丰富城镇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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