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语文；写作教学；应对策略
一、高中写作教学的困境
从培养目标出发的写作教学思想与从学生实际出发的写作教学思想相互激荡，导致部分教师写作教学的无所适从；中学写作教学“从考”“从分”的现实与写作教学内在规律要求的不一致性，使很多教师和学生对写作课产生了形形的认识偏差。中学写作教学积重难返的困难处境在教师、学生、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上均有令人沮丧的表现：教学理念机械陈旧。相当多的老师不“写”而只给学生“说”一点作文知识，这点知识也是无计划、无目的、无切实可行的方法、步骤，可有可无，随心所欲，心血来潮或许出上个题目，让学生写一写，一鳞半爪地做点即兴指导。写作指导庸俗功利。相当多的教师平时不研究作文教学的内在规律，却在应试作文辅导上煞费苦心。违背认知规律的传统作文教学，既难以激发学生的写作灵感，更游离于学生的生活实际，于是，在“应试”这一强烈功利目的的直接促动下，催生了学生作文中普遍存在的新“八股”。
二、对高中写作教学困境的反思
高中写作教学走入困境，有着复杂的社会政治历史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应是高中写作教学中学生主体地位的迷失。虽然早在上世纪80年代教育工作者就普遍认同了“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训练为主线”的教学原则。但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教学实践中并没有得到确立，反而随着高考竞争的加剧而越来越削弱，这种情况在高中写作教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受科学主义的影响，写作理论研究偏重文章理论、写作技法的研究，忽视了学生作文内在心理机制的研究。
评价方式的单一性、苛刻性、主观随意性是影响作文教学的又一因素。教师是学生作文的权威评价者，也是唯一评价者。老师掌握了学生作文的生杀大权，不能不使学生养成迎合老师口味的习惯。作文的评判本身就具有主观性，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将这种主观性集中到老师一人手里，就常有偶然性、随意性发生。这就造成学生的一种错觉：作文的成功与否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做不做一个样，全靠运气碰。于是逐渐丧失了写作的兴趣。
教师对写作教学的研究近乎空白。应试教育使得高中语文教学受到其它学科的严重冲击，学生被淹没在题海中，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丧失殆尽，其结果是不会学习语文、不知语文该学什么。另有一部分教师对高考作文的理解片面化，或急功近利地传授诀窍，或陷入了虚无主义，认为高中写作教学无理论，写作能力不是教出来的，导致教学形同虚设，市场上五花八门的作文指导书成了学生的作文宝典。应试教育的氛围使学生丧失了对知识、对科学的敬畏，丧失了写作的兴趣，也丧失了对写作本质的认识。
三、提升学生写作能力的策略
高中写作教学要从目前的困境中走出来，必须解放学生，把学生作为写作的主体。
1、走开放式写作教学道路，关注学生的生活和思想
写作教学应该从“人”出发，寻求一种对教育主体即学生具有开放性的写作教学体系。开放就是把人作为出发点，把开放作为着眼点，向社会、人生开放，向学生的精神世界和感情世界开放，把写作教学这个独立的体系放到更大的系统中去考察，研究这一系统和其它系统的联系。
2、创新课堂写作教学，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传统的写作课堂教学忽视学生的主体性特征，把学生认识生活，表现生活的创造性劳动降格为教师控制下的单调的知识技能的迁移训练。培养写作兴趣，是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基本前提。写作兴趣的培养有多种渠道，最主要的就是要使学生真正成为写作的主人，在写作实践中不断尝到甜头，并有表现才能的机会。自由写作是学生的一种内在渴望，是对传统作文模式付出沉重代价后反思的结果，是对传统作文模式的革新，是写作本身发展的一种趋向，更是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迫切需要。让学生成为写作的主人，放飞学生的心灵，让学生在写作中拥有绝对的选择权力，写自己想写的内容和方式，以我手写我心。
3、采用多元评价方法，提高学生写作积极性
过去在写作评价中，一般只是对写好的作文进行评价，简言之是一种结果评价。因此，是“结果主义”或“作品主义”的评价，按照教育评价的理论，这种结果评价更为显然偏重给学生评定作文成绩，而非帮助学生形成写作能力，远非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评价。
4、改革考试模式，发挥其积极的导向作用
【关键词】走转改；新闻写作；内卷化；历史观；民族志
新闻始终有一个理想：反映时代、记录历史。
10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新闻写作如何改革、创新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1982年穆青重提“新闻向散文化方向发展”，引发社会讨论；20世纪90年代，随着都市报、晚报的兴起，新闻写作呈现叙事转向，要求讲故事、求深度；在此基础上，90年代末体验式新闻脱颖而出，1998年2月，《新闻记者》开辟专栏对体验式新闻展开大讨论；2000年之后，财经类媒体崛起，同时中国全球化参与度不断加深，与西方接轨的新闻专业主义成为新闻写作共同的文体追求。
但同时，也不乏叹息和质问。如邵培仁认为包括新闻写作学在内的整个新闻学是“一门绝望的学问……熟悉这一领域的人常常唉声叹气”，“给新闻学植入新的基因，注入新的血液，引进新的方法，是新闻学获得新生的唯一出路”。[1]
本文以“走转改”（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为契机，引入“内卷化”（involution）概念分析当下新闻写作的内卷化困境，并从世界观、方法论和表达方式的角度尝试探索新闻写作的另一种可能。
困境：内卷化的新闻写作
内卷化，最早出现于格尔茨（Chifford Geertz）的《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和《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两书中使用了这一概念。将“内卷化”引入新闻学的是吴廷俊和阳海洪发表于2007年《新闻大学》第3期的《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随后2008年阳海洪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博士论文继续深入阐释了这一观点，即认为新闻史的学术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识，无法产生新的边际效应，学术研究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缺乏史家通过研究成果所表现出来的真知灼见。[2]
回忆新闻史，能说出一串记者，如邵飘萍、邹韬奋、范长江、斯诺、穆青等；也能说出一组作品，如《西行漫记》《中国西北角》《谁是最可爱的人》《哥德巴赫猜想》《我要上学》等。当下新闻写作深陷“内卷化困境”，即产业扩大，从业人员增多，作品数量以指数的方式增长。为什么在新闻队伍不断壮大的今天却不能产生伟大的新闻作品？“这时代真的不能诞生被人民怀念的记者吗？”[3]
借用“内卷化”，可知新闻写作由于机械重复和缺乏创意而出现作品困境。但如果对“内卷化”概念的认识深度止于此，那么将忽视这一概念最重要的内涵。黄宗智将之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使得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内卷化”。[4]那么，大量劳动力在有限的土地上如何增长总产量呢？必须精耕细作，注重细节。在韦森、张小军等人看来，革命（revolution）、改良（evolution）和内卷化是三种不同的“变迁路径”。[5]换言之，他们承认内卷化是一种变迁方式，但这是与革命和改良相并列的“没有发展的增长”或者“没有进步的发展”。事实上，无论是消息写作的程式化（几乎规定了每一段讲什么、怎么讲），还是通讯写作的模式化，或者摄影的模板化（统一、固定的视角、元素）等都表明，在“专业主义”掩饰下，新闻写作的精耕细作已经到了惊人的程度。因为，如果不这样精密化、内卷化，就不能保证“总产量的增长”，就无法满足“生存的需求”。
综上，当下新闻写作的内卷化困境在于，追逐数量，机械重复，精耕细作，过于注重细节的专业，而没有超越和突破。
世界观：走基层
走基层，不仅要“一头汗两腿泥”“双脚沾满泥巴”，更要改变世界观和价值观。共和国历史上，新闻记者、编辑深入乡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一种常见的工作方式。通过蹲点驻村，调查研究，一是能了解到基层的真实情况，二是能在生产劳动实践中改造自己，三是可以更有效地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并用农民熟悉的语言和方式传播科学知识。专业记者下乡，业余通讯员发稿，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上下沟通的机制，同时也有效地完成了意识形态的宣传。[6]
这是新中国新闻工作的经验遗产，其中蕴含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正是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所强调的。
90多年前，于1919年2月20日-23日在《晨报》上发表了《青年与农村》文章。他说：“现在有许多青年，天天在都市上漂泊，总是希望那位大人先生替他觅一个劳少报多的地位……皇皇数年，弄不到一个饭碗。这时把他的青年气质，早已消磨净尽，穷愁嗟叹，都成了失路的人……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
方法论：转作风
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强调“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加强调查研究工作”，要求我们“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各种形式和类型的调查研究”。
作为新闻记者，如何调查研究并呈现在新闻作品中？本文引入“民族志”（ethnography）的概念，并澄清新闻学对民族志的误读。
民族志与新闻传播的相互影响可以追溯到芝加哥学派帕克等人的记者生涯。“新闻写作与质性研究写作拥有不少共同点”，“诸多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书籍中，始终对于新闻实务念念不忘”。[7]而新闻写作无论是新新闻主义、叙事转向还是体验式新闻，处处可见民族志的影子。章戈浩在文章中提到新闻写作的民族志转向，以其“深描”和“阐释性”挑战了新闻的客观性与新闻专业主义。[7]但目前对于新闻写作的民族志转向还主要停留在对“深描”等写作方法以及“焦点小组、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采访方法的运用上。
事实上，民族志应当是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民族志工作者或公开或隐蔽地、相当长时间地参与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观察发生了什么，倾听人们说了什么，提出问题并通过对社会结构、文化意义的整体描述和以当地人的视角及理解方式回答这些问题。[8]
这段话指出了民族志的三大特点：第一，参与到当地人的生活世界，从当地人的角度看待和思考问题；第二，问题意识，田野工作者需要针对社会结构和文化意义找到一个真问题，探索该问题，阐释该问题，回答该问题；第三，对意义的追寻。格尔兹在其《文化的解释》一书开篇即指出：人是悬置在由他自己织就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我把文化看作这些网，因而，人类学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追寻规律的实验性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9]
这三点恰恰是新闻在专业主义采访写作过程中遗失的。新闻写作也不应当仅仅是放下身段，到农村去采访几个致富带头人、几个村支书就可以的，而是要参与到他们的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之中去，他们在关心什么问题、为什么关心，了解他们的文化是如何解释这个世界的。民族志讲究的是人不是电脑，不是点击就能系统回忆的，人是讲感情也会撒谎的，如何与被采访对象建立基本信任？如何确保自己采访得到的是真实的信息？如何理解他们话语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因此，过分追求采访提纲的精致、技巧的运用，只会陷入内卷化的困境。
发现真问题，在当地的语境下“深描”问题，研究问题，阐释问题，得到意义，才是新闻写作的正路。这也是共和国新闻工作的经验遗产。
表达形式：改文风
诗人、散文作家周涛曾把散文形象地比喻为客厅：“在文学这个公寓里，各种文学的形式都有各自的居室，被墙隔开……（散文）是客厅。谁都可以到客厅里来坐坐，聊聊天。”[10]首先，客厅既然是大家的，新闻为什么不能进去坐一坐？新闻没有必要自我封闭。更进一步，如果新闻有更大的“野心”，新闻为什么不能是客厅，让各种文学形式来自己这里坐一坐？
半个世纪前穆青就曾指出“有一类新闻不能用这个框框（如5W的新闻写作模式）去套”，他提出“用散文的笔法写新闻，也是力求创新的一种努力”[11]，到1982年，他再次强调新闻写作的散文化转向。今天对这一讨论已经不再热烈，但值得肯定的是无论穆青的探索，还是美国新新闻主义所鼓励的小说式写作，都是一代代新闻人面临写作困境时作出的探索，他们用心良苦。相较今天在新闻专业主义主导下的内卷化的新闻写作，是否应当让新闻有一些浪漫主义的“野心”？
首先，回顾历史，常常很难分清记者和作家的身份边界。如柳青及其《创业史》、丁玲及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夏衍及其《包身工》……而这些小说，反应的是一个时代。这恰恰是新闻写作的理想：写出反映时代、记录历史的大作品。
其次，从世纪之交开始，中国文学出现新的变化。军旅作家王树增的三部曲《远东朝鲜战争》《解放战争》《长征》，纪实文学重新被关注；美籍作家彼得·海勒斯的两部纪实作品《江城》《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被译成中文并迅速畅销；同时，一批钟情于纪实文学的后起之秀的作品，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曾维康的《农民中国：江汉平原一个村落26位乡民的口述史》……
有趣的是，能从当下文学的新变化中清晰地找到与历史上记者型作家一脉相承之处。这正说明，记者生涯，尤其是记者参与到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去，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寻找问题和意义，正是文学的土壤和根基；反过来，新闻写作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即从纪实作品（或者说非虚构类叙事作品）中得到启发和借鉴，从而突破新闻写作画地为牢的程式化和内卷化的困境，追求新闻作品的“野心”？
结 语
新闻始终有一个理想：反映时代、记录历史。但当下的新闻写作却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即程式化的机械重复和对细节精致的过分追求，甚至不乏对新闻作品画地为牢的自我束缚。对此，本文借助“走转改”的契机，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观和世界观出现危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方法论的民族志转向，深入群众，参与体验与反复访谈，发现真问题，从当地人的视角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最终找到价值和意义。进而从新中国新闻实践的经验遗产和当下文学写作的新变化中得到启示，探索新闻写作的另一种可能，认为与民族志相结合的纪实作品可以成为新闻写作新的文本表达形式。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AXW001）]
参考文献：
[1]邵培仁，叶亚东.新闻传播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
[2]吴廷俊，阳海洪.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J].新闻大学，2007（3）.
[3]曾伯炎.鼓吹手反思录[M]//王晨，等，主编.新闻的幕后：百名记者的自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394.
[4]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161-162.
[5]张小军.理解中国乡村内卷化的机制[J].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8（2）.
[6]王维佳.现代中国空间政治变迁中的知识分子与文化传播[J].天涯，2011（5）.
[7]章戈浩.反身性新闻：质性方法与新闻业务结合，以民族志为例[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1（10）.
[8]郭于华.从社会学的想象力到民族志的洞察力[J].清华社会学评论，2012（6）.
[9]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
[10]周涛，等.散文的前景：万类霜天竞自由[J].中国作家，1993（2）.
[11]寄晨（穆青笔名）.在工作中感到的几个问题[J].新闻业务，1963（1）.
【关键词】初中语文 作文教学 教学困境 对策
【中图分类号】G633.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6-0078-02
1.初中语文作文教学困境分析
学生实际学习及老师实际教学中影响作文写作的因素很多，下面将从几种普遍的因素上来分析初中语文作文的教学困境。
1.1教师教学方法上没突破
许多经验少的年轻老师，可能甚至不知道怎么在课堂上怎么教给学生写作方法与技巧；而有经验的老教师在教学方法上也很少有新的突破，依然是一些陈旧的老方法。作文是老师讲，学生实际写，看似简单，在教学过程中实际操作却很难。传统的作文教学课堂一般是先选择好几篇优秀的范文，条款式地讲解其中的关键点、修辞手法及写作技巧，讲解的实际过程中因为涉及内容繁杂可能还会有缺乏层次、顺序的现象。如此一成不变的教学方式教学成效低，且很难提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没有写作的热情，学生们把写作变成了机械性地完成任务。
1.2学生缺乏积极的写作态度
语文学科与其他理科科目相比，学习内容不要求那么精准化，是典型的学好难的科目，学的一般属于普遍现象，语文中的作文方面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因为提高作文是一个注重细节积累，成效慢的过程，有的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数理化成绩上，写作差一般也不会差到难以接受的程度，作文的提高难免被忽略，加上教师条款式的教学，限制性的作文题目布置，面对种种现状及陈旧方法的作用下，导致学生写作态度严重缺乏积极性，这种状况下的写作不仅质量差，长此以往，作文只是学生苦思冥想后的完成任务，心灵上甚还会出现排斥感，不利于学生知识的成长，同时教师教学成效也会极差。
1.3学生缺少阅读积累及生活感悟
多读课外书的，增加文学修养，积累好词美句的同时，写作还需多观察、感悟生活，素材来源于生活，抽离了现实，作文就缺乏真实性和灵动性，就变成了天马行空亦或者是一棵没有根的树。教师应该积极鼓励并引导学生亲近生活、感悟生活，获取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思考，为写出美好铺垫。
1.4抄袭的现状严重
初中阶段较小学阶段学习科目增多，任务加重，而作文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对时间越来越少的初中生来说，作文只是完成任务，可能没有构思的步骤，也没有积极准备素材，然而却滋生了消极对待的想法，拿出作文书直接抄袭，可想而知，学生的写作水平怎能有所提高。
2.初中语文作文教学困境相应的对策分析
2.1把握目标，有条不紊的教学
语文教师在教学时应该有一个具体的规划，包括明确的教学内容和教授序列，时长可以是一学期，一学年甚至更长远，毕竟提高写作水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老师可以在初中阶段刚开始的时候就培养学生自由写作的习惯，再对具体写作方法进行规范教育和示范教育，最后从根源上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和主动性，这样一步一个脚印使写作能力慢慢有所提高。教师授课时主要起点拨作用，训练好学生思路后鼓励学生自由发挥，由衷的表达自己的感情，进一步增加学生浓厚的写作兴趣。
2.2作文教学方法改变
情境教学属于一种新的作文教学方法，将空洞的作文教学引入现实，让每一个学生敞开心扉，积极参与，还可结合现代计算机、投影仪等先进设备进行教学，激发学生浓厚学习兴趣，为写作水平的提高提供先决条件。
2.3鼓励学生多观察生活积累素材
写作需要许多素材来构成，生活中积累大量的素材是写好作文的奠基石。教师可引导学生在课本中积累素材，推荐一些有价值的课外书，鼓励学生多读，在细枝末节中积小流，最终达到成江海的目的。
3.结论
总而言之，面对初中阶段作文教学的种种困难，语文教学组应该多做分析，根据教学难的不同方面，探讨出相应对策并用于实践。教师首先应该做好每一阶段学习计划，把握目标，有条不紊的教学，同时改变以往陈旧的授课方法，引进情境教学法，并鼓励学生感悟生活，多看课外书，积累大量素材为写作做好准备。分析初中语文作文教学困境相应的对策旨在增强作文教学效果，提高学生写作水平。
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困境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开始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到了90年代．两者共同创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学景象。然而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与局限，造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困境。
一、传统境遇下的历史困境
母系社会之后的历史，毋庸赘言是男性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她无处言说，也无人倾听，更无人评说，她是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封建社会中只是被抹杀与被掩盖的对象。她们“势必生于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中．西方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压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女性主义发展和成熟起来，同时它也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中所派生出来的，它完成了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的女性解放总是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革命目标相联系，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是女性解放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兴亡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处于反抗阶级压迫的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自由与权力问题是男性也没有解决的，整个民族都没有独立的人权．又何谈女性呢?解放后，虽然民族独立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一直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阶级的解放又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妇女问题还是被阶级的问题所覆盖。到了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掀起了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浪潮．但这次女性热潮仍不以解放为目的，基本不触及体制。而是以文化的启蒙和研究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缺少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一个历史契机，或者说是政治契机。它缺少一个把女性问题相对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它与中国的妇女生活实况是基本脱节的。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一书中就说：“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游离于“主流批评”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们或许可以形容女性文学批评为“第二批评”。因为它始终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背景。
二、西方霸权下的理论困境
由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建构，系统性强。覆盖面广。发展的比较成熟，而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一直就缺少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背景和土壤，所以她从西方获得的女性主义文学的体系、概念，几乎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全部内容。不止女性文学批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相联系。刘若愚在其著作《中国文学理论》中说：“除了那些纯粹由传统批评家所主张的理论之外，我将不涉及20世纪中国理论．因为20世纪的中国理论受西方影响的主宰，不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20世纪的中国理论与具有独立批评思想的传统中国理论没有相同的价值和兴趣。”随着中国社会向西方的全面开放与学习。西方理论进入中国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必然。到了20世纪末．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理论话语已经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所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在这些文章中充满了缄默、缺席、疏离、身体写作等女性主义的经典专用术语，用女性主义批评者陈晓兰的话来说：“对于今天从事妇女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如果不懂得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或者不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和立场来对待她(他)的研究、解说对象，那就意味着落后、缺乏新意、传统或者不够深刻。所以在论文或论著的前面，以西方某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名言为开场白，或者概述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要义，似乎成了中国许多女性主义写作必不可免的一环。”
批评界出现这种现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只能全盘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现成的批评理论。但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短短的几年中便接受了西方几十年发展经历的成果，实际上是很难消化的。一方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至今仍缺乏完整性。除了《第二性》、《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性的奥秘》、《性政治》、《女太监》等几部经典之作有完整的译介，其它大多都是摘要，或文选，完整的译著较少，系统的介绍更为缺乏。所以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完整理论尚未全面认识。就难以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建树。另一方面，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无论它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对很多不很恰当的文学现象也加以分析套用，还有很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论在寻找中国文学中可以对应的文本例子，结果只是为西方的理论增加例证，对本土理论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国在女性文学理论方面缺少建设性和创造性．完全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结构体系。
更为堪忧的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缺乏正好迎合了西方霸权话语的入侵。“李小江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是一种霸权话语，中国的女性问题一旦被西方女性主义化就成为被西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为西方女性主义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经验的。因此我们必须觉悟到，当代中国文化困境。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一样，在进入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种族的遭遇和女性的性别遭遇同西方世界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渗透的遭遇是一样的。”她说：“就像我们女人要对过去男性中心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进行检验一样，对西方的东西我们也要检验。女权主义对男性的东西处处留心审查，总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与我们对西方的态度相似。”因此，对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应该取其精华，谨慎的借鉴和使用，更要勇于质疑，得到启发，提出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性别文化视阈．建立起从我国女性创作和女性生活实际出发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体系与框架，摆脱在理论上的困境。
三、女权意识下的社会困境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中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认同尴尬上。
女性主义理论虽为中国许多批评者及作家在批评创作上广泛使用．但很少有人对自己是否认同女性主义作出明确的表态，除了极个别的批评家，如戴锦华公然宣称自已是个女性主义者，大多数批评家虽然是进行着女性主义的研究，但却不肯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就连女性主义研究领域旗帜性的人物李小江，也不止一次的声明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她在2000年出版的访谈集《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设问的就是一个身份、立场的命题的取舍和认同问题。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是全世界多数人的选择。也是不招致非议更安全的做法，可是作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李小江的声明却让很多人失望并无法理解。甚至大多数的女作家，也对女性主义不予认同．最为突出的是被女性主义批评者视为女性主义创作典型的陈染公然宣称自己的写作是“超性别写作”，明显地针对加于她的“性别写作”评价。林白也称，她的写作不是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她没有强烈的使命感。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对于女性主义者认同的困境呢?美国理论家贝尔胡克斯曾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谈到美国社会对“女权主义者”称号的反感，“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动之中，而这种身份角色或行为在人们的常规判断中，往往等同于同性恋者，激进政治运动者、种族主义者等。”而在中国．女性主义者也给人一种仇视男人、强硬、激进、男性化的感觉，甚至有可能还会被误认为是同性恋者。大多数人都容易将女权主义看做一种对于性别的偏见．害怕遭到社会的非议和不理解，甚至歧视。其实，女性主义之所以让社会对其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也是有原因的．有些女性批评者对于性别近乎过敏的关切将女性主义理论完全归结为对性别歧视和男性压迫的批判和控诉．将与男性的对抗和斗争视为获得解放的唯一手段，认为女性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批判。张抗抗在接受访谈时曾经说：“女作家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其实深层原因是怀着一种恐惧感，对于矫枉过正的极端女权主义带给我们的伤害确实很害怕。”“女性主义将性别立场强调的太极端了，实际上是将我们封闭起来。一天到晚想女性意识。用女性主义标尺去鉴别一切的问题。”
当然这些只是小部分女性主义者的做法以致造成了社会和人们对于女性主义认识的一个误区。偏离了社会主流的中心。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者应该端正态度。走出误区，不断自省，发挥出女性主义的积极作用，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立场。将它视为在一切社会阶层与一切民族中存在的全球性的女性谋求进步、解放的意识和行动．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消除社会的偏见。
四、性别视野下的创作困境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为普遍的女性文学主题是私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它来源于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她的“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成为那时期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
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十分认同这种充满女性意识的写作方式。认为“她们的作品中确确实实有和男人不一样的东西有一些不同于男人的话语方式，比如情感世界、心灵世界感受方式……”然而有些批评家却将性别写作泛化和绝对化了．她们强调每一种写作、阅读和批评都必须联想到性别，女作家必须自觉的运用女性意识，性别立场去写作，甚至要求作品必须写女性的独特经历与体验，女人一定要用女性的视角对传统价值观念保持警惕。对男性至上的东西进行批判。“把很多个体生命和那种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突现出来，对传统的宏大叙事产生颠覆作用，是更加深刻的。张抗抗对此提出了疑问：“那女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定位在一种很细碎、很细微、很局部的一个写法上呢?”“没有谁去定位．因为她的生活就是这样。”女性主义批评家这样回答。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困境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开始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到了90年代．两者共同创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学景象。然而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与局限，造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困境。
一、传统境遇下的历史困境
母系社会之后的历史，毋庸赘言是男性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她无处言说，也无人倾听，更无人评说，她是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封建社会中只是被抹杀与被掩盖的对象。她们“势必生于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中．西方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压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女性主义发展和成熟起来，同时它也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中所派生出来的，它完成了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的女性解放总是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革命目标相联系，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是女性解放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兴亡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处于反抗阶级压迫的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自由与权力问题是男性也没有解决的，整个民族都没有独立的人权．又何谈女性呢?解放后，虽然民族独立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一直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阶级的解放又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妇女问题还是被阶级的问题所覆盖。到了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掀起了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浪潮．但这次女性热潮仍不以解放为目的，基本不触及体制。而是以文化的启蒙和研究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缺少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一个历史契机，或者说是政治契机。它缺少一个把女性问题相对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它与中国的妇女生活实况是基本脱节的。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一书中就说：“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游离于“主流批评”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们或许可以形容女性文学批评为“第二批评”。因为它始终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背景。
二、西方霸权下的理论困境
由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建构，系统性强。覆盖面广。发展的比较成熟，而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一直就缺少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背景和土壤，所以她从西方获得的女性主义文学的体系、概念，几乎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全部内容。不止女性文学批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相联系。刘若愚在其著作《中国文学理论》中说：“除了那些纯粹由传统批评家所主张的理论之外，我将不涉及20世纪中国理论．因为20世纪的中国理论受西方影响的主宰，不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20世纪的中国理论与具有独立批评思想的传统中国理论没有相同的价值和兴趣。”随着中国社会向西方的全面开放与学习。西方理论进入中国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必然。到了20世纪末．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理论话语已经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所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在这些文章中充满了缄默、缺席、疏离、身体写作等女性主义的经典专用术语，用女性主义批评者陈晓兰的话来说：“对于今天从事妇女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如果不懂得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或者不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和立场来对待她(他)的研究、解说对象，那就意味着落后、缺乏新意、传统或者不够深刻。所以在论文或论著的前面，以西方某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名言为开场白，或者概述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要义，似乎成了中国许多女性主义写作必不可免的一环。”
批评界出现这种现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只能全盘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现成的批评理论。但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短短的几年中便接受了西方几十年发展经历的成果，实际上是很难消化的。一方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至今仍缺乏完整性。除了《第二性》、《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性的奥秘》、《性政治》、《女太监》等几部经典之作有完整的译介，其它大多都是摘要，或文选，完整的译著较少，系统的介绍更为缺乏。所以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完整理论尚未全面认识。就难以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建树。另一方面，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无论它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对很多不很恰当的文学现象也加以分析套用，还有很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论在寻找中国文学中可以对应的文本例子，结果只是为西方的理论增加例证，对本土理论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国在女性文学理论方面缺少建设性和创造性．完全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结构体系。
更为堪忧的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缺乏正好迎合了西方霸权话语的入侵。“李小江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是一种霸权话语，中国的女性问题一旦被西方女性主义化就成为被西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为西方女性主义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经验的。因此我们必须觉悟到，当代中国文化困境。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一样，在进入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种族的遭遇和女性的性别遭遇同西方世界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渗透的遭遇是一样的。”她说：“就像我们女人要对过去男性中心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进行检验一样，对西方的东西我们也要检验。女权主义对男性的东西处处留心审查，总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与我们对西方的态度相似。”因此，对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应该取其精华，谨慎的借鉴和使用，更要勇于质疑，得到启发，提出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性别文化视阈．建立起从我国女性创作和女性生活实际出发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体系与框架，摆脱在理论上的困境。
三、女权意识下的社会困境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中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认同尴尬上。
女性主义理论虽为中国许多批评者及作家在批评创作上广泛使用．但很少有人对自己是否认同女性主义作出明确的表态，除了极个别的批评家，如戴锦华公然宣称自已是个女性主义者，大多数批评家虽然是进行着女性主义的研究，但却不肯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就连女性主义研究领域旗帜性的人物李小江，也不止一次的声明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她在2000年出版的访谈集《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设问的就是一个身份、立场的命题的取舍和认同问题。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是全世界多数人的选择。也是不招致非议更安全的做法，可是作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李小江的声明却让很多人失望并无法理解。甚至大多数的女作家，也对女性主义不予认同．最为突出的是被女性主义批评者视为女性主义创作典型的陈染公然宣称自己的写作是“超性别写作”，明显地针对加于她的“性别写作”评价。林白也称，她的写作不是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她没有强烈的使命感。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对于女性主义者认同的困境呢?美国理论家贝尔胡克斯曾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谈到美国社会对“女权主义者”称号的反感，“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动之中，而这种身份角色或行为在人们的常规判断中，往往等同于同性恋者，激进政治运动者、种族主义者等。”而在中国．女性主义者也给人一种仇视男人、强硬、激进、男性化的感觉，甚至有可能还会被误认为是同性恋者。大多数人都容易将女权主义看做一种对于性别的偏见．害怕遭到社会的非议和不理解，甚至歧视。其实，女性主义之所以让社会对其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也是有原因的．有些女性批评者对于性别近乎过敏的关切将女性主义理论完全归结为对性别歧视和男性压迫的批判和控诉．将与男性的对抗和斗争视为获得解放的唯一手段，认为女性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批判。张抗抗在接受访谈时曾经说：“女作家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其实深层原因是怀着一种恐惧感，对于矫枉过正的极端女权主义带给我们的伤害确实很害怕。”“女性主义将性别立场强调的太极端了，实际上是将我们封闭起来。一天到晚想女性意识。用女性主义标尺去鉴别一切的问题。”
当然这些只是小部分女性主义者的做法以致造成了社会和人们对于女性主义认识的一个误区。偏离了社会主流的中心。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者应该端正态度。走出误区，不断自省，发挥出女性主义的积极作用，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立场。将它视为在一切社会阶层与一切民族中存在的全球性的女性谋求进步、解放的意识和行动．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消除社会的偏见。
四、性别视野下的创作困境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为普遍的女性文学主题是私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它来源于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她的“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成为那时期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
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十分认同这种充满女性意识的写作方式。认为“她们的作品中确确实实有和男人不一样的东西有一些不同于男人的话语方式，比如情感世界、心灵世界感受方式……”然而有些批评家却将性别写作泛化和绝对化了．她们强调每一种写作、阅读和批评都必须联想到性别，女作家必须自觉的运用女性意识，性别立场去写作，甚至要求作品必须写女性的独特经历与体验，女人一定要用女性的视角对传统价值观念保持警惕。对男性至上的东西进行批判。“把很多个体生命和那种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突现出来，对传统的宏大叙事产生颠覆作用，是更加深刻的。张抗抗对此提出了疑问：“那女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定位在一种很细碎、很细微、很局部的一个写法上呢?”“没有谁去定位．因为她的生活就是这样。”女性主义批评家这样回答。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困境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开始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到了90年代．两者共同创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学景象。然而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与局限，造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困境。
一、传统境遇下的历史困境
母系社会之后的历史，毋庸赘言是男性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她无处言说，也无人倾听，更无人评说，她是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封建社会中只是被抹杀与被掩盖的对象。她们“势必生于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中．西方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压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女性主义发展和成熟起来，同时它也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中所派生出来的，它完成了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的女性解放总是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革命目标相联系，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是女性解放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兴亡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处于反抗阶级压迫的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自由与权力问题是男性也没有解决的，整个民族都没有独立的人权．又何谈女性呢?解放后，虽然民族独立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一直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阶级的解放又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妇女问题还是被阶级的问题所覆盖。到了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掀起了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浪潮．但这次女性热潮仍不以解放为目的，基本不触及体制。而是以文化的启蒙和研究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缺少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一个历史契机，或者说是政治契机。它缺少一个把女性问题相对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它与中国的妇女生活实况是基本脱节的。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一书中就说：“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游离于“主流批评”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们或许可以形容女性文学批评为“第二批评”。因为它始终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背景。
二、西方霸权下的理论困境
由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建构，系统性强。覆盖面广。发展的比较成熟，而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一直就缺少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背景和土壤，所以她从西方获得的女性主义文学的体系、概念，几乎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全部内容。不止女性文学批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相联系。刘若愚在其著作《中国文学理论》中说：“除了那些纯粹由传统批评家所主张的理论之外，我将不涉及20世纪中国理论．因为20世纪的中国理论受西方影响的主宰，不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20世纪的中国理论与具有独立批评思想的传统中国理论没有相同的价值和兴趣。”随着中国社会向西方的全面开放与学习。西方理论进入中国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必然。到了20世纪末．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理论话语已经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所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在这些文章中充满了缄默、缺席、疏离、身体写作等女性主义的经典专用术语，用女性主义批评者陈晓兰的话来说：“对于今天从事妇女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如果不懂得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或者不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和立场来对待她(他)的研究、解说对象，那就意味着落后、缺乏新意、传统或者不够深刻。所以在论文或论著的前面，以西方某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名言为开场白，或者概述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要义，似乎成了中国许多女性主义写作必不可免的一环。”
批评界出现这种现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只能全盘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现成的批评理论。但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短短的几年中便接受了西方几十年发展经历的成果，实际上是很难消化的。一方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至今仍缺乏完整性。除了《第二性》、《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性的奥秘》、《性政治》、《女太监》等几部经典之作有完整的译介，其它大多都是摘要，或文选，完整的译著较少，系统的介绍更为缺乏。所以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完整理论尚未全面认识。就难以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建树。另一方面，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无论它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对很多不很恰当的文学现象也加以分析套用，还有很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论在寻找中国文学中可以对应的文本例子，结果只是为西方的理论增加例证，对本土理论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国在女性文学理论方面缺少建设性和创造性．完全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结构体系。
更为堪忧的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缺乏正好迎合了西方霸权话语的入侵。“李小江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是一种霸权话语，中国的女性问题一旦被西方女性主义化就成为被西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为西方女性主义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经验的。因此我们必须觉悟到，当代中国文化困境。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一样，在进入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种族的遭遇和女性的性别遭遇同西方世界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渗透的遭遇是一样的。”她说：“就像我们女人要对过去男性中心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进行检验一样，对西方的东西我们也要检验。女权主义对男性的东西处处留心审查，总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与我们对西方的态度相似。”因此，对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应该取其精华，谨慎的借鉴和使用，更要勇于质疑，得到启发，提出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性别文化视阈．建立起从我国女性创作和女性生活实际出发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体系与框架，摆脱在理论上的困境。
三、女权意识下的社会困境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中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认同尴尬上。
女性主义理论虽为中国许多批评者及作家在批评创作上广泛使用．但很少有人对自己是否认同女性主义作出明确的表态，除了极个别的批评家，如戴锦华公然宣称自已是个女性主义者，大多数批评家虽然是进行着女性主义的研究，但却不肯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就连女性主义研究领域旗帜性的人物李小江，也不止一次的声明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她在2000年出版的访谈集《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设问的就是一个身份、立场的命题的取舍和认同问题。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是全世界多数人的选择。也是不招致非议更安全的做法，可是作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李小江的声明却让很多人失望并无法理解。甚至大多数的女作家，也对女性主义不予认同．最为突出的是被女性主义批评者视为女性主义创作典型的陈染公然宣称自己的写作是“超性别写作”，明显地针对加于她的“性别写作”评价。林白也称，她的写作不是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她没有强烈的使命感。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对于女性主义者认同的困境呢?美国理论家贝尔胡克斯曾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谈到美国社会对“女权主义者”称号的反感，“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动之中，而这种身份角色或行为在人们的常规判断中，往往等同于同性恋者，激进政治运动者、种族主义者等。”而在中国．女性主义者也给人一种仇视男人、强硬、激进、男性化的感觉，甚至有可能还会被误认为是同性恋者。大多数人都容易将女权主义看做一种对于性别的偏见．害怕遭到社会的非议和不理解，甚至歧视。其实，女性主义之所以让社会对其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也是有原因的．有些女性批评者对于性别近乎过敏的关切将女性主义理论完全归结为对性别歧视和男性压迫的批判和控诉．将与男性的对抗和斗争视为获得解放的唯一手段，认为女性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批判。张抗抗在接受访谈时曾经说：“女作家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其实深层原因是怀着一种恐惧感，对于矫枉过正的极端女权主义带给我们的伤害确实很害怕。”“女性主义将性别立场强调的太极端了，实际上是将我们封闭起来。一天到晚想女性意识。用女性主义标尺去鉴别一切的问题。”
当然这些只是小部分女性主义者的做法以致造成了社会和人们对于女性主义认识的一个误区。偏离了社会主流的中心。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者应该端正态度。走出误区，不断自省，发挥出女性主义的积极作用，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立场。将它视为在一切社会阶层与一切民族中存在的全球性的女性谋求进步、解放的意识和行动．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消除社会的偏见。
四、性别视野下的创作困境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为普遍的女性文学主题是私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它来源于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她的“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成为那时期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
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十分认同这种充满女性意识的写作方式。认为“她们的作品中确确实实有和男人不一样的东西有一些不同于男人的话语方式，比如情感世界、心灵世界感受方式……”然而有些批评家却将性别写作泛化和绝对化了．她们强调每一种写作、阅读和批评都必须联想到性别，女作家必须自觉的运用女性意识，性别立场去写作，甚至要求作品必须写女性的独特经历与体验，女人一定要用女性的视角对传统价值观念保持警惕。对男性至上的东西进行批判。“把很多个体生命和那种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突现出来，对传统的宏大叙事产生颠覆作用，是更加深刻的。张抗抗对此提出了疑问：“那女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定位在一种很细碎、很细微、很局部的一个写法上呢?”“没有谁去定位．因为她的生活就是这样。”女性主义批评家这样回答。
一、初中语文作文教学的困境
语文教学中的作文教学，一直以来都是学生相对来讲不够有吸引力的环节，但是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经过笔者多年的研究和分析发现，作文教学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作文教学的创新意识有待提高。现阶段，初中学生在写作的过程中存在着模式化现象严重的情况，这从根本上讲和教师的教学方式有很大联系。在语文作文教学的过程中，语文教师一般都会向学生展示一些优秀作文，让学生将其中的好词佳句进行记录，以便为今后的写作提供素材。这种方式虽然能帮助学生掌握大体的写作方向，但是这种方式很容易造成学生的写作向着固定化发展，因为学生在写作的过程中，就会对相关的素材进行反复利用，这样学生写出来的文章就会慢慢地形成固定的模式，没有新意。因此缺乏创新意识的作文必然得不到发展和提升，学生的写作也将受到很大的限制。
（二）作文写作中的理论和现实存在较大差距。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写作同样来源于生活，但是创作不能脱离生活，一个文章如果脱离了生活现实，就像是老鹰失去了翅膀，纵然有多大的本领，也难以摆脱失败的命运。一直以来，我国初中生的写作都是为了应对考试，因此在实际写作的过程中，学生根本没有认识到作文和生活的联系，在运用素材的时候也并不切实际，所以初中语文教师经常会发现学生的作文中废话很多，缺乏生命力。在重视教育改革的同时，教师也要加强学生写作水平的提升，不仅要加强学生对生活的体验，还要让学生具备独立性思想，这样学生在实际写作的过程中才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能力，表达正确的思想或是主旨。语文作文教学和学生实际生活存在差距，写作时素材和作文无关联或是素材不足都是现在初中语文作文教学的一个困境。
二、解决初中语文作文教学困境的对策
（一）加强初中语文教师的师资力量建设。现阶段，我国初中语文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创新意识不足是影响作文教学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困境在本质上讲其实是传统教学方式对教师的影响比较严重，一些初中语文教师，特别是有着多年教学经验的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还是很难走出传统教学的模式，没有及时将思想进行转变和更新，因此更难完成创新。相比之下一些没有太多教学经验的年轻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由于还没形成自身的风格，因此很难灵活的对创新教学方式进行掌握和运用。因此，针对这种情况，初中学校就要加强语文师资队伍的建设，加强科学化的师资力量培养，无论是经验丰富的教师还是缺乏经验的年轻教师，都要使其具备更好地创新意识，并且将其正确的运用到初中语文作文的教学过程中。在实际语文作文的教学过程中，学校也应该注重教师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经验丰富的教师要在年轻教师身上学习创新的精神，同样年轻教师也要在经验丰富的教师身上学习更多的教学方法，达到二者共同进步的目的，全面提升语文作文教学的质量。
（二）重视生活细节，加强对写作素材的积累。生活是学生进行写作的主要来源，因此教师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就要加强对学生生活细节的重视，或者是从生活入手，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总结出经验，再进行写作。
一、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自我提升力量而走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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