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文化领导权;市民社会;意识形态掌控;高校意识形态工作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1-0039-04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是著名的思想家、意大利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理论著作大多写于狱中，在二战后得到广泛的传播和研究，并获得广泛的评议。尤其是在著作《狱中札记》中，他通过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的研究，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现状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他的“市民社会”理论，并系统地阐述了“文化领导权”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极大地创新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进一步发展。本文是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的进一步思考，通过对“文化领导权”思想与国家意识形态工作内在一致性的研究，指出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并着重分析当下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现状及解决意识形态工作问题的相关举措。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实现人类解放的学说，在《共产主义宣言》发表后，尤其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之后，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理论家为了进一步探索推动社会的发展和变革的相关因素，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社会要素做了深入研究，但是他们的视野多数聚集在对政治和经济要素的研究上。他们在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实践的总结，普遍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唯一途径，认为无产阶级若要取代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暴力夺权是唯一的选择，因此他们在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较多地思考了如何“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对政治和经济的领导权，进而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然而葛兰西在探索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政权这一问题时，独辟蹊径地把目光集中在对“文化领导权”的占领上。他在看到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的西欧部分国家，同样进行了暴力夺权的无产阶级革命然而却纷纷遭受了极大的挫折的现状后，开始思索为什么社会条件和革命条件更为成熟的欧洲国家却没有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于是葛兰西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进行了重点研究，对西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国家”“市民社会”“知识分子”等要素作了认真分析，指出由于资产阶级掌握了文化领导权，在舆论上控制了“市民社会”，因此从意识形态上获得了维护、巩固政权的合法基础。因此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革命的成功，必须首先夺取对文化的领导权，控制和改变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进而占领和掌握意识形态阵地，从根基上动摇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因此他认为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开展革命的过程中要首先获取对文化的领导权。
葛兰西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形成和高度发展，取得文化领导权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过程中的重要性要甚于夺取政治领导权，只有通过掌握文化领导权，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才能夯实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精神根基，进而摆脱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从根基上动摇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同时葛兰西也清醒地认识到文化领导权的获得不是一个短暂的暴力过程，而是一个缓慢的理性化进程。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即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宣传、渗透自己的思想文化和政治主张，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阶层，在开展革命的过程中，通过夺取文化领导权，控制和改造“市民社会”，占领意识形态阵地，进而夺取政治领导权。
深入思考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毫无疑问会引起我们的反思和惊醒：一个阶级如果掌握了文化领导权，控制了意识形态阵地，势必会壮大这个阶级在社会大众中的民众基础，打造出属于符合这个阶级意志的“市民社会”，这样势必或巩固、或动摇社会的统治基础，进而影响到社会政权的稳定性。因此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中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路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前提，来对待和处理有关文化领导权和意识形态问题，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尤其是抓好青年知识分子聚集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要始终遵循“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
一、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
“文化领导权”，又称“文化霸权”。其中“霸权”这个词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它才被用来表述为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进行的政治支配或控制。葛兰西在思考“文化霸权”问题时，赋予“霸权”一词以新的含义，他认为霸权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支配关系，同时他觉得这种支配或者控制关系不只是直接的政治控制，而是试图成为更为普遍性的支配。通过对“霸权”一词的进一步阐释，葛兰西提出了自己的“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理论：即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政治、经济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已经由传统的通过暴力控制的政治领导，转为通过掌握文化领导权来进行文化控制，即通过对道德和精神等舆论方面的宣传，让公民自愿地接受代表资产阶级意志的法律制度、思想观念等意识形态符号，建立了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市民社会”，进而实现并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
葛兰西在研究“文化领导权”理论时，首先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入手，对政治生活的两个中心：国家和市民社会，进行了科学分析和研究。他认为政治生活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即国家和市民社会，在这里他将市民社会定义为一种相对于国家的社会关系，即由社会政党（非执政党）、行业公会、教会、学校等民间社会组织构成的，代表着社会舆论的社会关系的联合体。
在《狱中札记》他提到：“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的‘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2]因此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和国家都属于上层建筑，而现代国家则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结合体。
葛兰西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解既不同于黑格尔的具有伦理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也不同于马克思作为经济基础代表的“市民社会”理论。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是不同于家庭和国家的一种“单个人的联合体”，同业公会这样的私人团体便是其基本组织形式。他认为市民社会并不具备完善的伦理性，是社会生活中典型的私欲横流，利益冲突的领域，“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3]。而对于国家，黑格尔则认为国家是伦理的完善实体，可以通过管理和统治来缓和市民社会的矛盾，来完善市民社会的伦理本质。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则认为市民社会代表着经济基础，是物质生活关系的总体，国家则是上层建筑，“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是意志所具有的现实的精神实在性，它们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4]，此后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进一步表明了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实质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观点，他认为市民社会的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性质，而国家的性质又对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反作用。
葛兰西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理论见解，虽然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论研究有所不同，但却是对他们理论和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通过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概念及关系的研究，葛兰西毫不犹豫地将市民社会和国家（政治社会）都归类于上层建筑，他认为市民社会和国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都具有贯彻阶级意志的作用。其中国家政权作为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暴力机关，是阶级的工具，通过军队、法庭、监狱等执行机构，来实现控制人民群众的目的，进而维护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而市民社会则具有舆论特征，它由政党（非执政党）、公会、教会、学校等民间社会组织构成，是代表着社会舆论的社会关系联合体，通过发表看法和提供建议的方式来对政权施加压力，影响国家政策，来实现本阶级的意志。葛兰西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现实的研究发现，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越是发达的国家政权，其政府机构却越精简，市民社会的发展反而更壮大，出现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现象，同时市民社会中的民间社团组织、舆论传媒等对政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样的发现让葛兰西认识到市民社会在国家政权中的重要性，并对市民社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研究。
葛兰西认为，构建稳定的市民社会群体对保证政权的稳定具有极大的意义。尤其是在当时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转变了原有的暴力统治方式，开始运用市民社会中的民间团体、组织，传播符合资产阶级意志的舆论，对民众进行广泛的意识形态灌输，使广大民众逐渐接受了其统治的合法性，进而完成了代表资产阶级意志的市民社会的构建，实现了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由政治领导权与文化领导权的结合。于是葛兰西在强调上层建筑中市民社会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时，结合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实际，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思想。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其实质在于：通过掌握文化的领导权，渗透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逐步改变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中的市民社会群体，进而影响资产阶级统治的思想基础，从夺取文化领导权的角度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是与列宁夺取政治领导权不同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他的这一理论是基于对当时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现状的研究，也是对当时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困境指明的一条创造性的思路。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问题的阐述及分析，充分表明了掌握文化领导权、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在国家政权统治中的关键作用和重要意义，这一理论对无产阶级革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为我国当下的意识形态工作建设提供了帮助。
二、“文化领导权”理论与意识形态掌控
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包括理论、思想和文本，是一种多元的文化。同时意识形态只能是占据统治地位阶级的精神文化体系，但它在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中却占据支配性地位。因此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对抗及融合，其核心归根结底仍然是意识形态问题，由此也可以看出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实质即是意识形态的掌控。因此不管是文化领导权的获取，还是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掌控，其根本都是统治阶级为了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维护统治地位的一种手段，由此可见获取文化领导权与加强意识形态掌控在根本目的上具有一致性。
葛兰西则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论。在葛兰西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在艺术、法律、经济行为和所有的、个体的及集体的生活中含蓄地显露出来的世界观”。他认为，对国家政权而言，统治阶级对其政权的维系除了依靠暴力机器来维持社会的秩序之外，还必须运用好文化的领导权，牢牢掌控好意识形态，以使被统治者在心理观念上顺从和满足于现状。而意识形态的掌控，则是指掌握国家政权的政党，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统治和阶级利益，必须牢牢掌握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权，确保符合其阶级意志的思想文化、道德观念等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可见葛兰西关于夺取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实质就是加强意识形态的掌控。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统治阶级利用手中的文化领导权，运用教育研究、新闻传媒、道德宣传和思想引领等多种方式，将符合自身阶级利益的观念和意识灌输给广大民众，实现对民众及整个社会的思想控制，进而占领意识形态阵地，巩固自身的统治，于是就实现了文化领导权思想与意识形态掌控的有机结合。反过来，作为具有革命动机的被统治阶级，也同样可以通过获取文化领导权，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来动摇乃至摧毁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基础，继而现有政权。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研究探求的就是通过获取文化领导权，占领意识形态阵地，进而动摇资产阶级统治基础的方式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同样他的这一理论对我们的目前政治生活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如何更加深入地理解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准确把握意识形态掌控的重要性，以更好地处理我们政治生活中面临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是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
三、我国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
（一）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意识形态工作在我国政治生活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尤其是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输出经济发展模式、科技理念、文化元素的同时，对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也进行着不断的渗透，试图通过动摇意识形态基础来影响我国的政治生活，意识形态现状日益严峻。
通过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当下中东国家的政治现实的观察及分析，我们会发现做好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是事关政党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大事。意识形态建设是国家政治建设的核心和灵魂，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内统一的指导思想动摇乃至丧失，国家便会出现意识形态的安全危机，整个社会必将陷入一盘散沙，由此引发的社会动乱、政权和政党衰败将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面对当下的意识形态现状，在201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在讲话中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地位作了精辟而又深刻的阐述，他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从而从党和国家的高度强调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作为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宣传重要阵地之一的高校，其意识形态工作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好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建设，牢牢把握住这一意识形态阵地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二）当下我国高校意识形态现状
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对于高校已毋庸置疑，然而通过现实调查发现，当前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却面临着较为严峻的挑战。
1.社会转型附带而来的多元社会价值观，影响着大学生“三观”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推动了我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也随之带来了纷繁复杂的各种思潮。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造成当下我国社会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发展态势，进而影响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在青年大学生心中的地位，造成了“三观”形成阶段的青年大学生的迷茫和无所适从。
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快速转型，毫无疑问会伴随着困境和阵痛。就业愁、看病贵、养老难乃至社会阶层固化，都是无法避免的社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然而当这些无法逃避的社会问题被人为地过度渲染，当社会的阴暗面被不良媒体片面地夸大报道后，人们的价值观念毫无疑问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乃至冲击，这种思想的波及、意识的冲击过程，对青年大学生影响是首当其冲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在校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确认知和认同，削弱了对大学生价值观培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的效果，间接地影响了当代大学生“三观”的健康形成。
2.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破坏着在校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不良政治用意，西方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施“西化”和“分化”的图谋依然在偷偷进行着。他们利用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手段，有计划有目的地针对我国不同社会团体和成员进行着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意图通过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扰乱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生活环境。
在校大学生仍处于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形成时期，对意识形态渗透的抵抗能力还相当薄弱，在西方意识形态侵蚀的过程中，容易因难以辨别是非，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疑惑乃至动摇个人的信仰。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正是利用在校大学生的这一特点，通过文学、影视、科技产品等多种媒介，不断向他们兜售、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念，力图从根本上动摇大学生对祖国的文化认同以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影响青年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观念，西方敌对势力针对青年学生的意识形态渗透，已经使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威胁。
3.以网络为主体的多样化宣传方式难以管控，破坏着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性看待。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西方价值观传播的终端工具，而当下中国快速增长的网民数量，已经形成了空前的社会“网络力量”，微博、微信、论坛等网络平台和渠道，成为越来越多民众尤其是大学生获取外界信息，个人看法和意见的普遍途径。然而网络平台存在着不易管控的特性，充斥着各种未经证实的、被人故意扭曲消息报道和良莠不齐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社会思潮，其中多数信息不乏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背后操纵和刻意为之，这些垃圾乃至危险的信息严重威胁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破坏着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性看待。
这些严峻的挑战使我们不得不慎重思考该如何处理当下高校的意识形态问题。毫无疑问，作为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宣传的双重阵地的高校，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担负着重要职责。因此，高校党委和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意识和观念，是处理好当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问题的思想保障。
四、“文化领导权”理论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启示
通过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我们可以认识到夺取文化领导权，抢占意识形态阵地，是影响社会稳定乃至政权更替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对待、处理文化领导权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问题时，尤其是当下我国高校的意识形态工作时，我们务必要提高警惕，谨慎对待，要始终坚守意识形态阵地，牢牢把握住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解决好当下中国高校面临的意识形态问题。
（一）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指引青年学生思想发展的正确导向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综述
一、引言
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始于思想，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却是一个长期、隐匿的过程。自201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关系到党的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工作进入一个新高度。但是亿万人民是这样一个庞大群体，意识形态工作的开展必须有章有节、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时而异。
在这亿万人民群众之中，有一个群体的意识形态工作是最不易开展的，那就是农民工。因其处于社会最底层，容易被忽视，也因其工作特点的流动性、分散性，不易组织，使得这一群体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没有受到重视。但事实上，我国农民工已达2.74亿，新生代农民工更是占到70%的高比例，他们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安定，并且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建设应该是针对全体中华儿女，不应有任何一个人、一个群体掉队。反观当前学术界，关于新生代农民工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研究文献寥寥无几，本文旨在综合当前此类文献资料，从宏观上对这一专题当前的研究有一个清晰地认识。
二、新生代农民工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现状及特征研究综述
（一）现状研究综述
新生代农民工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现状主要是维权意识觉醒、政治参与热情高而参与度低、理想与现实有差距等。
韩晓燕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表达和维权意识觉醒；政治参与积极性更高，政治认同的期望也更大”。丁明秀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水平出现分化趋势”，一方面因其受教育水平高，自我意识觉醒，具有参与精神；另一方面又因为现实无法给予他们积极回应而消极弱化；同时“对中央政权认同度较高，对基层组织认同度有所下降”；“源于民利的政治认同逐渐超出源于经济利益满足带来的认同”。吴春梅、郝苏君、徐勇三人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得出农民工目前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现状，他们认为虽然农民工受教育年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有帮助，但是农民工依然表示主流意识形态内容过于抽象，限制了他们的理解，而且对他们来说，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处于城乡夹缝中的他们面临许多现实问题，期望与现实之间差距明显，使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存在产生怀疑。兰君、张旭从制度认同、权威认同和利益认同三个方面阐述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具体表现为经济生活满意度低、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对当前的分配制度和户籍制度不满、政治参与热情高但无渠道以及对当地政府不满等。
（二）特征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特征研究这一块相较于其他方面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目前我们能搜集到的文献资料显示差异性、群体性、多元性、冲突性等是主要的几个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除了显著地个体差异特征，也有群体的时代特征。吴春梅、郝苏君与此持相同观点。另外，此二位学者认为文化水平的高低、成长经历城市的近似水平、工作生活环境、社会归属与安全感的强弱均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度呈正相关。张莉认为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加理性；对物质生活与金钱有着强烈的追求与欲望；价值观念多元；思想行为具有不确定性，容易受到外界影响，并根据这些特点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三、新生代农民工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面临的困境及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一）面临的困境研究综述
学术界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面临的挑战来自多方面，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涉及非主流思想入侵、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淡化、党的执政基础受影响等几个方面。
牟成文认为社会转型期解构了以前主流意识形态在农村的“一统”格局，各种非主流甚至与“主流”相左的东西逐渐从隐伏走向台面。朱继东、李晓梅认为随着网络的兴起、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农民工思想易受外界影响，而这一切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上、行为上、本质上形成了巨大的挑战，甚至影响我党的执政基础。吴春梅、郝苏君、徐勇认为“农民工群体一定程度上面临政治社会化路径不畅问题，引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弱化”。刘春泽主要是从改革、政府、经济、社会四个方面出发，分别阐述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度低低上述四个方面的影响。
（二）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多，不过也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参政、文化程度、自身等几方面。
单云丽，刘峥，代艳丽认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但也主要是集中在农民工自身问题。例如，对自身价值判断失误；顾己不顾人的群体心态；缺乏竞争意识。朱继东、李晓梅将影响因素归于文化程度，认为农民工正是因为受教育程度提高，且在工作和生活中遭遇到不公平待遇以及对未来美好的向往才使其思想易受外界影响，不利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兰君、张旭分析的影响因素较为全面，包括低收入低待遇，农民工合法权益受侵害，严格的户籍制度局限，不公平的分配制度，政府因素对政治认同的影，自身素质低六个方面。丁明秀认为日益增长的利益要求不能得到有效回应是弱化的根本原因；基层组织角色混乱是认同度下降的重要原因；政治参与机制的不完善；日益增强的公平正义观念。李奋生等从经济、制度、社会变革、社会阶层、政党、政策五个方面存在的弊端分析得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利益认同、制度认同、价值认同、身份认同、政党认同的不足与弱化。
四、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对策研究
目前，关于对策这一方面，国内学者从两个方面下手：一个是以农民工为对象，即针对农民工这一群体采取措施；一个是以农村为对象，即针对农村这个特殊地区采取措施。
（一）以农民工为对象的研究
张莉以新生代农民工为对象，以该群体的价值观特点为抓手研究了如何以网络为载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该群体价值观的形成。吴春梅、郝苏君主要从提高政治参与度着手，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主流意识形态薄弱是因为该群体政治参与度低，主张拓宽参政渠道，畅通传播渠道，使农民工能够及时正确的了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完善培训体系，更好的实施主流意识形态教育。
（二）以农村为对象的研究
郭学旺、贾绘泽主张畅通公共沟通渠道，构建公共沟通机制。二位学者认为建立完善的沟通机制，有助于情感的交流和信息的互换，化解不必要的矛盾；有助于及时了解农村实际情况农民的实际诉求，做到以人为本；沟通的过程更是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好时机。霍军亮认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时代性的特征，首先要发展农村传统优秀文化以期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培养农民的文化自信；其次重视宣传教育，结合实际，创新方式方法，与时俱进，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第三，培养与吸引人才回流，以人才养人才，创造优良的人力资源；最后，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组织保障。
所以，对于农民工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农村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战场。
五、总结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方面的研究还是相当不成熟的。虽然研究已经涉及了多个方面，但每个方面的研究只是停留在表面，并没有向更深层次延伸。关于现状和特征的研究稍显丰富，这也主要有赖于当前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研究较为透彻全面。关于面临的困境和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较为全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还是源于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研究，对此有所帮助。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关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由来已久，以全体人民为主体，对此亦有所借鉴。相比之下，关于新生代农民工ξ夜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对策研究就略显单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底层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与否关乎党的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以及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针对该群体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工作一刻也不容忽视。
参考文献：
[1]韩晓燕.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困境[J].探索与争鸣，2013.
[2]丁明秀.略论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弱化[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
[3]牟成文.关于目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我国农村建构的思考[J].社会主义研究，2009.
[4]吴春梅，郝苏君，徐勇.政治社会化路径下农民工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实证分析[J].政治学研究，2014.
一、深刻领会中央文件精神，充分认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意义
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是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六届四中全会把领导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决定》的第六部分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作了全面阐述。十六届四中全会闭幕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意识形态工作，听取的工作汇报，并作出重要指示。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中央办公厅转发了《关于当前思想理论领域的情况和需要采取的工作措施》(中办发(2004)29号)。文件全面分析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充分肯定了积极健康的主流态势和工作成效，指出了一个时期以来思想理论领域出现的噪音、杂音，明确提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工作措施。11月2日，下发通知，对学习贯彻文件精神提出明确要求。近期，和省委宣传部先后召开会议，对全面贯彻中央精神，不断提高驾驭意识形态领域复杂局面的能力做出全面部署。11月29日，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就认真贯彻中央文件和中央、省委领导同志讲话精神，扎实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做出部署。
这一系列部署反映了各级对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此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意义。同志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最近中央反复强调，要从巩固政权、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来认识意识形态工作。夺取一个政权首先要造舆论，巩固政权也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抓得不紧，在这个问题上不清醒，可能乱了我们的阵脚。如果意识形态搞乱了，即使经济搞上去了，也会发生全局性的动乱，政权也会。学习这些重要论述，总结我们党的发展历史和执政历程，联系世界上一些政党、政权的教训，我们可以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意识形态工作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系国家政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一定要增强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忧患意识，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自觉地重视和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我们一定要把学习贯彻中央文件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市委的要求上来。
二、正确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始终保持思想上政治上的清醒坚定
、、号文件，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形势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我们要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
第一，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是积极健康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以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求真务实、为民爱民的作风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赞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加快发展、维护稳定的思想成为当今社会精神生活的主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广泛共识。宣传思想工作导向正确、基调鲜明、把握平稳、扎实深入，保持了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
第二，意识形态领域并不平静。各种敌对势力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里应外合，同流合污，加紧对我渗透。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极力鼓吹西方的政治制度，诋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鼓吹西方的司法制度，攻击我国宪法和司法制度;鼓吹西方所谓的新闻出版自由，反对党对新闻媒体的领导;歪曲党的历史、贬损党的方针政策，煽动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抓住我们具体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或局部问题加以抹黑，夸大为全局性问题，进而否定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第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出现了新的特点。意识形态领域的杂音、噪音，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其实质和要害都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呈现出几个特点：一是从传播途径上看，敌对势力主要是通过西方媒体和境外网站进行传播，在境内一些小的网站、网页和个别把关不严的小报小刊、出版物上也有反映。二是从策略上看，主要是利用某些社会敏感问题，恶意炒作，造谣污蔑，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名，行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实。三是从手法上看，主要是利用网络、内外勾结、借题发挥、重点攻击。四是从主要理论根源看，主要是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在政治上宣扬用多党制、三权分立，在经济上宣扬用私有化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价值观念上宣扬用西方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取代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在新闻舆论上宣扬新闻媒体是“第四权力”、“社会公器”。
第四，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思想理论领域的噪音、杂音，由于中央高度重视，措施果断得力，没有影响到社会思想的主流和舆论的主调，没有妨碍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但是，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情况，我们一定有清醒的认识，决不能麻痹大意。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再次告诉我们，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是很尖锐的。敌对势力有代言人物，有明确观点，或幕后组织，或“公开叫板”，矛头直接指向我们的基本制度，指向我们的党和政权，意识形态的斗争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
结合我市的实际，我们也应该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现状有清醒的认识。市委历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把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切实加强领导。今年以来，市委多次召开常委会，听取宣传思想工作情况汇报，对宣传思想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全市上下风正气顺心齐，团结和谐稳定，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发展，思想理论领域的形势总体是好的。全国思想理论领域出现的问题，从我市来看反映不是很突出，但也存在一些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比如，在新闻界公开鼓吹新闻自由的情况没有发现，但有的记者特别是年轻记者，对党委宣传部门加强新闻舆论管理的制度措施有反感和抵触情绪。在阵地和传播渠道的管理上，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互联网管理方面，管理职责不清、技术手段落后的问题比较突出，新闻网站、政府网站总体是好的，但商业网站、企业网站的管理还不到位，非经营性网站的管理基本上是空白，有些没有资质的无证网站、个人网站随意新闻，即时聊天、群发电子邮件，网站备案、内容管理亟待加强。民间组织特别是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漏洞，有些组织逃避审批和监管。报告会、研讨会、讲座等社科类学术活动日趋活跃，也存在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尤其是高校、企业举办的这类活动越来越多，管理难度越来越大。手机短信虽然较好地控制了群发信息，但对于“点对点”式的信息发送，从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上都难以进行有效控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治理取得一定成效，控制了境外节目的落地，但网络广播电视的出现给我们的管理带来了新的难题。网吧、电子游戏厅的管理还不尽如人意，全市还有相当一部分无证经营的网吧。一些不法图书经营业户暗中销售非法出版物，尤其是一些影响很坏的政治类书籍也时有出现。
对这些问题我们要正确认识，既不能草木皆兵，也不能麻痹松懈、掉以轻心。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必然会去占领。我们要按照中央和省市委的要求，抓紧对本地本部门的意识形态工作作出专门部署，把中央文件精神和工作要求落到实处。
三、全面贯彻中央和省市委的部署，切实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
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最根本的就是要按照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要求，围绕加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八个力”上下功夫。即: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增强理论的说服力;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增强舆论的引导力;加快文化事业建设，增强文化的感染力;推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增强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坚持以人为本、立足改进创新，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支撑力;以宣传泰山带动宣传泰安，增强对外宣传的影响力；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决策，增强舆情信息调研的预警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抓好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要突出抓好对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的管理，决不给错误的东西提供传播渠道。省委宣传部正在代省委起革《关于认真贯彻中办发(2004)29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做好当前意识形态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社科类的报告会和研讨会、民办社科研究机构、文化市场等管理办法。市委宣传部也将参照省里的做法进行专门部署。各有关单位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抓紧对本部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进行一次集中、系统的研究部署。下一步要重点抓好以下七个方面的工作。
1、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阵地的管理。进一步增强阵地意识，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加强对各类报刊特别是小报小刊的管理,加强对电视和电台谈话类节目、现场直播节目、热线电话类节目、互动式文娱节目的审查和监管。要落实管理责任制，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作为第一责任人，把好关、把好度、负总责，重要稿件亲自审定，重要问题请示报告，层层把关各负其责。要落实各项管理制度，编辑、记者、主持人一律要经过培训、考试，严格实行持证上岗制度。落实重大选题备案制度，加强对政治性、敏感性新闻报道的事前审读。坚持新闻出版阅评制度，加强对报纸、刊物、节目的日常监督，严格执行违纪违规警告制度。清理整顿私自接收境外广播电视节目的问题，严禁擅自安装和违规销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对进入市场流通领域的要迅速予以严肃查处。
2、加强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的管理。目前我市上网用户呈快速上升趋势，要充分认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切实加强和改进对互联网阵地的管理。要利用当前的有利契机，建立健全网络管理机制，明确行业主管部门、专项内容管理部门和综合管理部门的职责，形成互联互通、严密高效的依法管理网络。宣传部门要切实担负起对互联网工作的宏观协调和指导责任，扶持重点新闻网站，激活、用好政府网站，引导有影响的商业网站、企业网站，加强正面舆论宣传，占领网上宣传阵地。政府新闻办公室、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部门都是重要的专项内容管理部门，要明确责任，搞好协调配合，加强对新闻网站和商业网站登载新闻的管理。加强对网络文艺作品、网络广播电视节目、网上出版发行的前置审批和监督管理。要加强网上论坛的监管力度，及时封堵和删除有害信息，有意识建立网上评论队伍，及时有效地引导社会热点问题，掌握网上舆论工作的主动权。要加强对手机短信的管理，抓好市场准入、资质审批、服务接入等关键环节，有效防止有害信息的扩散传播。
3、加强社会科学社团和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的管理。要全面加强对社科研究机构和社科类群众学术团体的管理，凡是带有社会科学研究性质的社团，都由宣传部通过社科联进行管理。对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的管理实行民政部门和社科联双重负责的管理体制，由市民政部门负责审批登记，市社科联作为业务主管单位负责前置审批和业务管理。
4、加强社科类报告会、研讨会、讲座的管理。要坚持控制发展、从严管理的方针，原则上不批新的民办社科研究机构。要加强和改进对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的年检工作，全面检查其业务活动、组织机构、人员聘用、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等，使其规范有序地开展活动。对年检不合格的，要责令其限期整改，发现有传播违宪观点和非法活动的，要依法撤销登记。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不得到民办社科研究机构兼职，其他单位要对本单位到民办社科研究机构兼职的人员加强管理。要严格落实审批制度，举办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必须经单位党组织批准。举办全市性的报告会、研讨会、讲座，经单位党组织批准后报市委宣传部审批。要落实内容审查制度。各单位党组织在审批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时，必须对拟邀请报告人的思想政治倾向和报告主要内容进行了解，并事先征得拟邀请报告人所在单位党组织的同意。如发现报告人的报告内容有政治错误观点，主办单位要及时制上，并消除影响。要严肃新闻报道纪律，新闻单位报道报告会、研讨会、讲座，必须征得主办单位党组织的同意，并注意把握正确的政治导向。对于未经批准召开的报告会、研讨会、讲座，新闻单位一律不作报道。
5、加强文化市场管理。整治和规范文化市场秩序，深入开展“扫黄”、“打非”斗争，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严厉打击黑网吧，提高网络文化市场准入条件，鼓励连锁经营，让规模化、主题化、品牌化的网吧逐步占据主流市场。要加强出版物、计算机软件市场管理，彻底清除政治性非法出版物。要建立快速反应预警和监控机制，建立举报奖励制度，加强多部门联合执法检查。
6、加强驻泰大中专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精神，把做好高校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摆上重要位置，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要充分发挥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推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工作。要以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和辅导员、班主任这三支队伍为重点，加强高校师资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强调课堂教学纪律，对一些专家学者讲课、发表言论要提出明确的纪律要求。对高校讲座、沙龙、学术报告会、研讨会、校报、校刊、校内广播电视、学校出版社，要正确引导，严格管理。要高度重视和加强民办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7、加强舆情信息工作。中央十分重视舆情信息工作，强调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宣传文化单位是舆情信息工作的重要责任部门，要充分反映社情民意、群众所思所想和社会思潮。今年以来我市不断强化措施，舆情信息工作从无到有，全年有了一个较快的发展，但县市区还不够平衡。新时期，中央、省市委对这项工作之所以高度重视，就是因为舆情信息已经成为上级了解民意、提供决策参考的重要参考之一。要认真贯彻《关于加强和改进舆情信息工作的意见》精神，扩大网络覆盖面，建立经常性的舆情分析制度，把舆情分析与舆情引导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对社会舆情风险做出科学预测，提高引导意识形态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四、坚持守土有责，不断提高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
要切实加强各级党委的组织领导。意识形态是全党的工作。各级党委要提高认识，切实担负起对本地本部门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把中央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部署落到实处。各级党委要充分认识加强思想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切实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到重要位置，定期听取意识形态领域工作汇报，研究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安排部署好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把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牢牢抓在手上。要建立党委统一领导、政府加强管理、行业自律、微观主体依法运营的管理体制，健全目标管理责任制。要按照“三个体系”要求，把意识形态建设和管理的各项任务加以分解，明确责任分工、工作重点、保障措施、完成时限和考核标准，做到有部署、有检查、有奖惩。
要坚持守土有责。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对本地本部门的工作切实负起领导责任，负起把关责任，负起及时发现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责任。要看好自己的阵地，管好自己的媒体，确保所属舆论阵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所属文化单位提供健康向上的文化产品，所属互联网站和各种媒体成为传播有益信息的渠道，所属学校、社科研究单位成为宣传科学理论的重要阵地。要及时发现和主动处理问题，不互相推诿，不把矛盾上交。市委宣传部作为市委主管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综合职能部门，要加强宏观指导，及时向各部门通报情况和值得注意的问题。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各负其责。哪个地方和部门单位出了问题，就要追究哪个地方和部门单位主要领导的责任。
要正确掌握原则和政策。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既敏感又复杂，政治性、政策性很强，如果判断不准、处置不当，就会影响大局。要按照中央确定的“头脑清醒、冷静观察、掌握动态、心中有数、审时度势、慎重处理”的方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既坚持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又不人为炒作、授人以柄。要坚持原则，对错误的思想政治观点和言论，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挑战和攻击，要旗帜鲜明、敢抓敢管，理直气壮地予以批驳和抵制，决不能不闻不问、听之任之；要掌握政策，注意区分思想认识问题、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对思想认识问题，要多做工作，积极引导;对学术问题，要提倡民主讨论、平等交流;对事关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问题，要旗帜鲜明、毫不含糊。
一、主要工作
(一)坚定政治站位，强化加强组织领导，抓实意识形态工作。我局始终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守组织纪律和宣传纪律，坚持和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一是在组织保障上狠下功夫。调整了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党组书记、党组成员、部门负责人的职责。每季度召开1次意识形态工作专题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意识形态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听取意识形态情况汇报，主动应对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及时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情况新动向。二是在统筹管理上狠下功夫。局党组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在最首要、最突出的位置，将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年度工作报告和年终综合目标考评，与司法行政业务工作紧密结合，做到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
(二)强化理论学习，筑牢思想防线。局党组持续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点学深悟透《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及时学习贯彻最新讲话精神和省委、市委、市委的最新贯彻举措，认真开展学习活动。一是健全学习制度。印发了《2020年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计划》《2020年干部学习教育培训计划》，推进党组中心组学习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二是创新学习方式。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持领导干部上党课制度，单位班子成员前往帮扶联系村和其指导党支部开展上党课活动，常态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方针。利用固定党日组织单位党员干部前往爱国主义基地、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学习，锤炼党性，坚定信仰，已组织参观年画村和市第二中医院教育基地。三是夯实学习主体，做深做实干部职工学习教育。将学理论、学业务、学党建专题知识有机结合起来，定时召开中心组会和全局干部职工大会，重点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精神、党的四中全会精神，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上半年共学习20次。四是利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让全系统党员干部养成“每日必学”的良好习惯，真正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三)坚守舆论阵地，做优舆论引领。一是强化舆情管控。全面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网络信息管控，做好司法行政系统负面信息的调查核实、对重大事件、重要情况、重要社情民意倾向苗头性问题，定期开展分析研判，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牢牢把握话语权，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守土负责。二是加强阵地建设。确保系统内宣传栏、广告牌、电子显示屏、活动场地等意识形态阵地内容及时更新，始终坚持正确方向和导向，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三是严格考核问责。加强对各股室、司法所及公证、律师行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和检查，严格落实对系统内各部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进行定期督促问效、严格考核，对履职不力的部门和个人进行严格问责追责。四是加强外宣工作。打造一支政治坚定、工作负责、业务精通的外宣队伍，及时完成各项宣传任务，大力宣传司法行政工作实际和特色亮点，充分展现司法行政系统工作实效和良好形象。
(四)立足服务民生，提高工作质效。一是常态推进法治宣传教育。积极组织开展“送祝福、送春联、送科技”三下乡法治基层行，发放宣传单宣传册2000余份，宣传口袋300余个，宣传挂历3000余份，宣传教育群众4000余人次。开展“防控疫情、法治同行”专项法治活动，利用微信微博平台，宣传疫情防控先进典型和鲜活案例，开展“疫案释法”16期，编印疫情防控法律法规指引资料2万份，组织年画工作者创作年画疫情防控画，以人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疫情防范宣传。举办市“法律进企业”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专题法治培训会。到龙佰钛业、龙蟒大地两家企业开展复工复产法治宣讲，提高企业疫情防控期间生产安全意识。二是全力保障做好疫情期间公共法律服务工作。扩大援助范围，对抗击疫情做出贡献的中小企业，以及对疫情防控一线人员等优先受理办理法律援助。大力拓展民生领域法律服务，重点做好农民工，残疾人，未成年人，军人军属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强化根治农民工欠薪工作联动机制，持续开展法律援助“进项目进工地进企业”。组织律师、基层法律工作者开展“春风行动”，共接待解答农民工咨询1565人次，受理农民工讨薪案件69件，办结38件，群体案件8起，涉及人数216人，共计为农民工讨回欠薪、挽回损失300余万元。三是强化疫情期间特殊人群管控及心理疏导，加强特殊人群意识形态管理，组织开展教育学习1125人次，个别谈话教育951人次，进行心理辅导187人次，指导就业就学2人次。对全市102名刑满释放人员，按照其实际情况进行了合理安置，确保重新犯罪率不超过1%，积极开展疫情防控期间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上半年全市开展矛盾纠纷调解817件，调解成功808件，成功率达98.8%。四是推进执纪监督常态化。制定了《2020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计划》，明确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主体。开展“清廉机关”建设工作，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制定《关于全面开展2020年度A级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的实施方案》，查找A级风险点4个、确定A级风险点岗位5人，完成“三重一大”记实监督15次。五是组织开展脱贫攻坚工作，全局干部职工深入帮扶村共计60余天次。
二、存在问题
一是政治站位不高。有的分管领导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存在偏差，说话多，实策少。往往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一项软任务，没有真正摆上应有位置，一定程度上存在重视业务工作，轻视意识形态工作。
二是舆论工作机制建设滞后。虽建立了相应的外宣队伍，但工作开展乏力，舆论舆情等意识形态专题分析研判和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范工作有真空地带。
三是对内对外宣传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宣传思想工作的方法、形式、途径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宣传思想工作的影响力、渗透力、战斗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强化主体责任的落实。围绕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定期分析研判、推进部署意识形态工作，将意识形态的学习纳入中心组学习内容，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带头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形成党组统一领导、部门共同参与、全系统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健全意识形态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制度，加大对部门和个人的监督考核力度，以压力带动力，增强基层党组织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意识形态作为政党、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目标导向和社会价值追求，直接关系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重大政治方向问题。同志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市场经济和新媒体环境下，西藏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复杂。西藏意识形态领域面临西方多元思潮冲击，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消极颓废思想的冲击。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西藏意识形态领域还面临着一些特殊问题。
1、西藏长期处于反分裂斗争的前沿
近年来分裂与反分裂、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越来越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达赖集团及国际敌对势力企图从意识形态搞乱西藏，利用民族情感、藏文化、宗教信仰来制造问题，妄图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而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反分裂大背景、大格局之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西藏的指导地位，必须充分认识到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普及化、大众化工作密切相关。当前基层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队伍的专业技能和工作理念都相对滞后。仅仅满足于完成上级任务，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效果如何，群众是否接受和理解等问题不甚清楚，多数流于读文件、走形式。不能根据对象层次创新宣传手段，这无疑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树立造成影响。在新媒体背景下的网络宣传队伍和网络评论员队伍不仅要熟悉新媒体知识和语言，同时也需要掌握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确保网络文化安全和文化责任。
2、藏民族囿于传统、缓慢渐进的特点
藏传佛教一千多年来统治着藏民族的精神世界，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在给予藏民族在严酷条件下生存的内在精神支撑和美德的同时，也主张对现实世界的逃避和不抗争、不进取。西藏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处理好宗教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特殊的民族思维定势、民族性格、接受心理的差异问题。封建农奴制虽然被彻底推翻，但?f的思想意识、习惯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仍有部分群众受到封建残余的影响较深，一些消极东西成为束缚群众的精神枷锁，妨碍着解放思想、接受现代文明，成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阻碍。
3、意识形态领域的地域差异、城乡差异、代际差异非常大
代际差异容易被忽视，西藏青年一代和老一辈在成长经历、成长环境的巨大差异导致其对意识形态的接受和认同存在不同的效果。另外，当前意识形态影响方式已逐步从政治方式为主转向以文化方式为主，表现为日常化、隐蔽化，这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推波助澜下，市场经济诱发的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在传播和渗透，这种对于物质的过度消费、享乐主义、相互攀比的观念不符合西藏的区情，更和藏民族传统的淡漠财富的价值观念相违背，和中华民族传统的勤俭节约价值观相违背。更严重的是对于金钱、感官的刺激，消解着对理想、信念的坚持，消解着民众对于社会主流价值的认同。改革发展中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官员腐败等问题，容易引发群众不满情绪，引发思想混乱，造成价值观的扭曲，造成一定程度的信仰危机，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
以上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指导地位的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正面临着影响范围被削减、指导作用被削弱的问题。西藏存在着群众基础受影响、民众对党的政策的认同感和信任度降低的危机。如何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夯实党在西藏长期执政的基础，成为了西藏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重大课题。
二、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备严整的科学体系，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真正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主张社会主义、人类解放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通过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共产党执政党规律三大规律。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开放性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确保了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指导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纵观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执政历程，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统领西藏意识形态工作及全局工作。西藏之所以能取得今日举世瞩目成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注重将马克思主义与西藏实际相结合，根据西藏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准确把握西藏的社会发展规律，制定了一系列促进西藏发展、维护西藏稳定的方针和政策。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在西藏取得成功，还在于能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方法和西藏传统的文化相契合，尊重并弘扬优秀藏族传统文化，对藏族的语言、风俗、习惯给予充分的认可和包容，在此基础上融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从藏民族的历史传统、思维惯性和民族性格来理解和整合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历史基础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从跨越式发展到全面建成小康，中央在不同时期，为西藏制定了不同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每一次治藏政策的出台，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国内外形势，始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把握西藏工作的特殊性。中央高瞻远瞩地考虑解决西藏问题的时机和策略。从1950年毛泽东提出“慎重稳进”的原则分两步走完成西藏的革命，到1965年西藏成立自治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邓小平关于衡量西藏工作的根本标准，到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十条意见。从“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到“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党在不同时期的特殊政策，一方面从经济上大大促进了西藏的发展，另一方面对融洽民族关系和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党在经略西藏的历史过程中，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认识问题，始终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西藏的政策制定。在西藏不同历史阶段都准确抓住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思考和解决西藏实际问题。西藏一直持续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普及化工作，大力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从西藏解放初期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治乱治愚、破立结合”，以及之后在西藏坚持不懈地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核心价值观教育、新旧西藏对比教育、中国梦教育、“五个认同”教育等，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活动，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奠定了坚定的历史基础。
四、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现实基础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契合了西藏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潮流、切合了西藏人民对翻身得解放的期盼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马克思主义始终密切关注人民大众利益，使得西藏人民从内心认同和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张、观点和方法，并愿意用以指导自己的实践、行为和生活。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确立起指导地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藏族人民的自觉选择。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在西藏确立起指导地位的根本条件。
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西藏人民对共产党的认同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直接关联。党在西藏的成功执政，坚定了藏族人民对于共产党的认同，同时也坚定了藏族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二者相辅相成。坚持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表现在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出发，考量一切治藏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形成了一整套马克思主义在西藏的民族、宗教、文化、统战理论。如一系列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平等和民族照顾的政策，“三个离不开”民族工作方针，积极引导藏传佛教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西藏宗教工作方针，发展壮大爱国统一战线等。这一系列特殊政策和工作方针，不仅尊重了西藏的实际和西藏人民的意愿，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性和导向性，更是从现实生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大大促进了各民族对党和国家的认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指导地位的现实基础。
五、巩固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路径探索
1、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执政的理念依据、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是确保党和国家的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前提。西藏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凝聚着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心血和智慧，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进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科学而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解决民族地区问题的思想。有必要对党巩固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历史实践进行细致梳理。总结前人的智慧，为下一步工作提供经验和启示。在具体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必须深入研究如何落实“一个责任、两大阵地、三支队伍、四项机制”，尤其是如何树立大宣传理念，健全齐抓共管、分工协作、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切实促进各部门树立起积极参与意识形态工作的大局意识、全局意识。
2、注重心理和情感，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特殊规律研究
通过西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情况，可以看到共产党人在西藏的意识形态工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最为核心的以人为本的?r值理念，以巨大的耐心和正向的情感引导将以人为本的原则贯彻到西藏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充分关注和尊重西藏群众的心理需求和心理意愿。虽然意识形态实质表达的是利益关系，但必须在利益满足和情感归属二者合一基础之上，才能让民众自觉自愿地表达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广泛认同。
3、加强马克思主义和西藏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研究
在发展中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西藏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从意识形态理论上做出科学阐释。对重大实际问题进行理论说明，解决群众关心的理论热点和难点问题。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教育宣传工作和党中央、区党委的一系列治藏兴藏政策部署相结合。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感染力和吸引力。真正赋予马克思主义在西藏的现实活力，必须明确宣传的数量决不能等同于宣传质量。基层宣讲、发放宣传手册、建立红色网站等工作只是宣传工作的开始，而非终结，必须建立完善有效、高效的评估体系和反馈机制。采取问卷调查、电话访问、网络问卷、数据统计等各种方式，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工作的效果，真正掌握宣传效果、问题难点，直面问题，总结得失经验，为下次工作的进行提供借鉴和启示。同时建立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宣传队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普及化、大众化工作密切相关
藏区的意识形态宣传手段和话语形式创新迫在眉睫。西藏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宣传队伍数量不平衡、素质参差不齐，在广大的农牧区并没有更多更好的因地制宜的宣传方式，大大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效果。在西藏地区的意识形态工作尤其要注意区分对象、区分层次，对于党员干部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对于普通百姓，要讲究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绝不能以不变应万变。在宣传手段上，藏民族喜爱歌舞，要重视电影、电视、纪录片等，歌舞、话剧、小品等文艺宣传手段。在西藏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流于说教、灌输的情况仍然存在，无法激起群众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和热情，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
六、结语
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思想，为我们提供正确的立场方法、发展方向和价值导向。西藏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必须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牢固树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是确保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西藏才能不断地进步。
关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西藏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需要从意识形态的宏观和微观层面、从政策制定到执行等不同角度探索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实现路径，包含宣传思想工作、统战工作、宣传教育工作、文化部门、民族宗教等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部门。这项工作涉及面广、状况复杂，很难把握和定性。在这一课题的探究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不能绕开对藏民族的思维定势和心理接受习惯的研究。介于目前存在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流于说教、灌输，无法激励起群众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和热情的情况仍然存在，应该考虑在研究中引入和借鉴藏传佛教和传统儒教在灌输意识形态、向人们提供信仰、方向、价值观方面的特点和优势，把握藏民族特殊性，找到最佳的意识形态宣传的心理切入点。
【关键词】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 管理权
【中图分类号】B089.2 【文献标识码】A
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看，意识形态的生成是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人从自然的存在物转化为社会的存在物，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反复实践中，总是不自觉地受到一定意识形态的导引。对于意识形态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马克思曾指出：“如果从观念上考察，那么一定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断加强，但也面临着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体的多元化，思想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互联网传播的虚拟与真实的交互性、复杂性，致使思想领域出现了诸多思潮，也使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遭遇挑战。我们必须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重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新变化，建立新的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传媒机制，搞好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加强意识形态的管理权，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意识形态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维护
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起源于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赋予意识形态以特殊的方式，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并从不同侧面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意识形态的有机整体。意识形态这一社会机制起着教化民众、减少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秩序以及维护统治阶级政治权力合法性的作用。
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与国家利益、阶级利益、社会制度的差异性相连结，都承担着批判或维护特定的国家利益、政治权力、阶级利益、社会制度的使命。马克思认为，阶级社会中的意识形态起源于阶级、阶级对立与国家的产生，阶级与国家既为意识形态的存在提供了必要性，又提供了可能性。相应来说，意识形态的生成与发展又为阶级和国家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在维护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上，传媒同统治集团达成共识、形成默契，就是传媒所有的自由行为都是以不触犯国家的权威为前提，在政治上不可公开对抗当下的政治意识形态。正如多丽丝・格雷伯在《大众媒介与美国政治》一书中所说的：“传播媒介通常支持政治体制而对该体制的基本原则很少质疑，他们的批评仅限于他们认为有违于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念的事情。”②
意识形态管理权的历史生成
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以及意识形态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作用下，意识形态的内涵在新的时空中不断得到拓展，其存在形式也不断进行转换。作为社会意识形态重要载体之一的报刊传媒，受到国家政治权力或政治组织的控制、以及对某个政党报刊的依附，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和法国。官报、政党报刊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功能，出现于欧洲中世纪末期的报刊传媒，一诞生便受到王权的直接控制。在报刊传媒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很快成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工具，其公开的评论及批判功能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报纸成了官方公报。报刊不是直接由政府部门创办，就是由特许的少数王权信任的出版商出版。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通过政府颁布法令对报刊内容实行书报检查，同时，还查禁其他非官方出版物；禁止报道和评论与本国政治相关的问题，禁止对官员的批评，禁止对未经宗教道德允许的内容进行报道。但对国外的政治评论，只要不涉及本国政治，则不加以限制。③报刊作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近代公共传媒的主要形式，在其历史生成过程中，主要经历了官方报刊、政党报刊以及大众传媒三个发展阶段，并在每一阶段上都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功能。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和革命成功以后，在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条件下，各阶级和各利益群体都在为自身的利益进行宣传活动。人们对现实社会中重大政治问题的关注，使政党报刊成为传媒的主体，即使是商业性的报刊，也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积极进行各自的政治宣传和讨论。商业化大众传媒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商业化时期的报刊不同于政党报刊公开表明的党性原则，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这些传媒作为真理与正义的代表，为争取各种权利而斗争。二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促成了传媒的独立性，发行与广告收入是传统公共传媒得以支撑发展的支柱，经济上的自立为政治上的独立创造了条件。三是价格低廉，容易对社会公众普及，对社会受众产生影响。
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幻象
从20世纪初，西方国家已经开始积极参与公共传媒，通过公共传媒来实现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从表面上来看，国家参与公共传媒是民主的一种新形式，是公共权力对传媒的公共性的一种妥协，实际上，现今所有民主政权的核心都包含专制的种子。在所谓的现代民主社会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政治审查时代，这是一个‘民主猛兽’的时代”。在这种新的审查制度下，“一种修改过的关于‘新闻自由’的理论必定要与国家公开限制舆论过程所做的各种形式的干涉进行妥协”。④
约翰・基恩把这种新的审查制度归纳为五种相互联系的政治审查类型，具体表现为：⑤其一是紧急状态权力。在西方民主国家，政府企图通过命令、威胁、禁令和逮捕等方式对各种媒体进行威胁和政治约束，让他们屈从于政府的愿望。这种政治约束采取事前约束和事后审查两种形式，一旦国家处于危机状态，这两种约束形式便合二为一。这样，传媒就在社会中扮演一种特殊的政治角色。其二是军事秘密。现代国家权力依靠掩盖在秘密面纱内的警察和军队机构发展起来，并且这种看不见的“镇压性的国际机器”以保障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在20世纪的西方民主国家中不断增长。政府定期控制官方的新闻，定期核准有关“国家安全”的新闻。其三是说谎。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合法性，政府会采取政治上说谎这种手段，通过运用公共关系，巧妙设计新闻会，制造一种政治假象，而又让人们相信这种假象的真实性。其四是国家做广告。即国家权力机构的行使者，凭借对部分大众传媒的资金支持，通过协商和散播舆论来保护自己，并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另外，通过电视和广播对政治领导人进行有倾向性的采访，是国家做广告的虽然不太明显但很重要的一个例子。政治采访变成政治说服与政党进行隐蔽宣传的工具。其五是社团主义。20世纪，扮演政府角色的私人部门组织网络已经相当普遍，由于社团组织对政治权力的分享，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边界就开始变得模糊，甚至相互缠绕在一起，重新走向一体化。国家通过社团主义干预社会领域，把国家领域延伸进公民社会，使国家的某些功能社会化。同时，社团主义则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公共政治权力的功能，使部分公民社会政治化，构成了一种隐蔽形式的政府。基恩认为，在西方民主国家中出现的这五种相互联系的政治权力，既不向公民或大众媒体负责，也不受法制的约束。但这五种政治权力互相联系着的趋势，已经成为民主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并日益引起人们的担忧。
现代国家对社会意识形态的积极参与及管理
传媒的意识形态功能一般表现在传媒权力的生成与运用上，而传媒权力的生成又表现出动态变化的生长逻辑。19世纪初，罗伯特・索塞曾指出，现代国家的维持靠的是笔而不是刺刀。“当传媒充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时，传媒的权力表征为对国家暴力机器的依附，并且释放出无所不能的力量。当传媒作为社会公器时，传媒凭借其对公共舆论形成与走向的掌控，日益显示出无所不能的霸权。当传媒充当现代社会人们信息化生存的依赖时，传媒由于控制了受众的看法，导演了受众的意见，从而占有了大众或者获得了支配大众的权力。”⑥
尽管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标榜新闻自由，但实际上，从来没有绝对的、毫无限制的自由。传媒“总是带有它所属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形式和色彩”，⑦而那种“政治结构形式”即政治体制和政治逻辑，往往会对媒介的传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不同的政治体制对传媒采取着不同的控制方式，主要体现为传媒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在这种社会体制下言论、出版的自由程度。“新闻媒介看起来是确实独立自主，看起来确实在向权势们挑战―俨然成为政府第四大部门。然而，只要进一步深入调查，显然就会看到这种关于新闻媒介权力的信念，只是那些拿它追逐自身目的者手中庞大的武器而已。政府和政治经济权贵们操纵报纸的事实贯穿于整个历史。”⑧所以，在任何社会，传媒自由绝不会超出政治力量所规定的范围。
显然，传媒自由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为了树立民主的形象而编造的神话，实际上，没有一个政府―无论它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允许大众媒介免受某种形式的规定和限制而自由发展。传播媒介提供了自由的假象，像一条拴在长皮带上的狗，掩盖了约束的现实。一般来讲，政府在对待媒介的问题上，采取比较慎重或者积极参与的态度，用隐蔽或间接以至直接的手段来对媒介进行控制。控制一般是通过半自治的团体间接进行的。限制自由的最明显标志是控制电视台和电台等声像传播媒介。直接参与是针对一些突发事件、公共性事件、等通过会来达到控制社会舆论，维护社会稳定。
在《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一书中，阿芒・马特拉认为现代传媒与世界经济、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全球化带来了世界同质化问题。全球化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西方社会把传媒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概念提出来，是试图用西方的文明、社会价值观来对世界进行整合。尽管有学者把马特拉的观点当作“西方中心论”，是以普遍价值观、普遍伦理的旗号，通过传媒这一载体来对其他国家与民族进行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等多方位的渗透。但网络传媒的超时空特性，使人们并不能完全避免这种“文化霸权”。所以，对于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都意识到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对意识形态管理权的建构。
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理权的建构
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意识形态的宣传是通过传媒载体来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一种精神交往活动。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宣传思想工作一定要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基本职责，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找准工作切入点和着力点，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民族文化全球化的当代社会，事物都是不断发展、相互联系的，只有眼界非常宽阔，正确认识和积极顺应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党和国家面临的大事，才能把握工作主动权，掌握意识形态管理权和话语权，才能跟上时代前进步伐，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
第一，构建新媒体的时代精神，积极做好正面宣传。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要切实加大媒体的正面宣传力度，增强正面宣传的针对性、有效性。落实意识形态宣传、思想政治工作的“三贴近”原则，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弘扬正气、凝聚共识、传递正能量，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以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动权。
第二，引导网络舆论。网上舆论工作是意识形态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舆论的发展具有了更广泛的空间和不确定性，对社会公众的舆论引导与控制成为当代社会意识形态工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要在深入研究把握新媒体发展规律与趋势基础上，要把握新时期舆论引导内在规律，积极探索网络舆论管理的新方法新机制，探索构建网站、论坛、微博、微信等新技术与网民“互为一体”的管理服务机制。
第三，构建传媒的社会责任，做到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马克思就十分重视报刊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指出人民的承认与支持是报刊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条件，这种“‘好的’人民报刊”是一种“国家精神”，是“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⑨的报刊，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⑩。在谈到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时，强调指出，新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同样体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和统一性。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宣传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同时，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
第四，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文化相融合，用“四个讲清楚”宣传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当代具体实际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具有指导地位的重要性，是巩固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以及所展示的生命力，是植根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之中的。在当代，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人民的重要力量。因此，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对当代世界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要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迅速发展。
（作者单位：河南中医学院思政部；本文系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社会公共领域与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⑨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2页，第397页，第179页。
②Doris A.Graber. Mass Media and American Politics.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1993.p.167.
③陈力丹：《世界新闻传播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④⑤[英]约翰・基恩：《媒体与民主》，继红、刘士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5页，第86～97页。
⑥刘文辉：“传媒权力的生成―另一种考察视阈”，《北方论丛》，2009年第4期。
⑦[美]F・赛伯特：《报刊的四种理论》，林姗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页。
一、意识形态的含义及重要性
意识形态，顾名思义，它是一种对事物的感观思想，它是观念、观点、概念、思想、价值观等要素的总和。并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社会存在在我们脑海中的反应。意识形态，可以指导我们的行为，对我们的思想产生影响，一旦意识形态发生改变，我们的所思所想和行为也会产生变化。因此，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从国际情况看，随着国际金融危机逐渐向制度危机和价值观危机延伸演变，西方制度和文化的衰退已经彰显。同时，伴随着我们国家综合实力快速提升、中国文化的优势和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国外敌对势力把我国的崛起视为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威胁，从而加大对我国实施西化和分化。他们利用网络优势和话语霸权，以非政府组织、基金会等为掩护，寻找和培养人，唱衰中国经济、虚无党的历史、消解文化自信、放大社会负面信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他们抹黑中国，甩锅中国，指使国内敌对势力，加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与和平演变力度，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同时插手我国香港和台湾，企图搞乱香港，分离台湾或者利用台湾要挟中国。
从国内情况看，随着我国改革发展步伐加快，社会阶层日益分化细化，不同阶层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难免发出复杂的社会声音，发生系列社会事件。国际敌对势力于是趁火打劫，利用国内的社会事件，如劳资矛盾、刑事案件、医疗事故、民间纠纷等，或无中生有，或借题发挥，兴风作浪、炒作热点、造谣生事，煽动民众不满情绪，将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制造党群干群对立，加剧我国意识形态尤其是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严峻形势。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意识形态斗争形势日益复杂多变。在人人都是自媒体时代，文字与音频、影像、图片、动画等结合运用，不仅使传播内容更加立体化，而且容易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以假乱真或者断章取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制造不少歪曲党和政府形象、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诋毁国家政策的信息。有的直接把一些社会事件的责任引向党和政府、军队和警察，进而鼓吹假如实行西式民主就不会出现类似事件，矛头直指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此类事件往往利用网络技术的开放性、信息流通的迅捷性、意见表达的全球性造成事件的负面效应成几何级数增长，因而使意识形态尤其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更加复杂。
从意识形态的受众对象看，中小学生、大学生是最大群体，其次是广大农村群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仅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系统了解、缺少对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党史、国史知识的系统学习，也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优良传统等基本常识的了解，更缺乏对时势政策的了解和对信息真相的辨识能力，因而对敌对势力鼓吹传播的各种错误思想观点缺乏政治鉴别力和政治免疫力。同时，西方意识形态多借助青年人喜欢的网络娱乐形式如游戏、电影、文学、音乐等，潜移默化地向他们灌输西方价值标准，培养西方意识形态的信众。随着网络受众群体低龄化越来越严重，思想处在叛逆期的未成年人，极易受到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蛊惑和毒害，这进一步增加了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艰巨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部门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处理了一些故意扰乱主流意识形态工作的人物和事件，但形势仍不容乐观。一些观点和做法带有极强的隐蔽性、欺骗性和危害性，使意识形态斗争呈现更为复杂的局面。
党的强调，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要求“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但是，一些同志在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不敢担当，面对错误思潮不敢旗帜鲜明站出来，有的态度暧昧甚至姑息纵容。一些同志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甚至存在错误认识，把敢于亮剑的言行视为极“左”，把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与“以阶级斗争为纲”混为一谈，把批驳错误思潮和错误言论视为“惹事”等等。这些错误认识使不少人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采取回避、躲避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意识形态工作的被动局面，也对未来的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国际上“唱衰论”“捧杀论”“威胁论”以及抹黑、甩锅、妖魔化中国等此起彼伏，国内通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之后，亲眼见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杂音相对减少，但仍有一些吃着中国饭长着外国心的人，明里暗里与国际上别有用心的人一唱一和、彼此呼应，再加上传播手段网络化、传播受众低龄化或低学历化、思想观点隐蔽化、理论外衣新潮化，使意识形态工作的社会环境和现实条件发生深刻变化，这要求我们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以积极进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二、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问题
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安全，关系国家安危、民族存亡和百姓福祉。然而，当前对意识形态工作存在认识误区和错误论调，我们须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第一，意识形态工作不仅宣传部门要抓，全党都要抓。长期以来，有一种认识：宣传部门是抓意识形态工作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宣传部门抓的。这只说对了一部分，宣传部门是抓意识形态工作的，但意识形态工作是全党要共同抓的。党管意识形态是党委主体责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就必须管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工作涉及方方面面，涵盖各条战线，不是哪一级、哪一家的责任，而是全党共同的责任。全党的事，就必须全党动手、齐心来做，就必须坚持“一盘棋”、打好“组合拳”、形成“大合唱”。
第二，意识形态工作不是分外事，而是分内事。不少人甚至很多人都认为工作分工明确，职责清晰，如果不分管抓意识形态工作、不是宣传思想工作者、不是党务工作者若承担此项工作是否职责越界、工作越位？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应有之责、应负之责、应尽之责。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没有“局外人”“旁观者”，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当“甩手掌柜”。
第三，意识形态工作不是虚功，而是实务。意识形态工作就怕任务空泛、内容空洞、工作空转、阵地空心。意识形态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宣传思想工作，它涉及人们对世界和事物的看法、认知、理解，涉及对特定事物或事件的具体感知、价值判断与思想观念，无法用具体的产品、量化的标准来进行考量。但意识形态工作事关“两个巩固”的大局，因此是最大的政绩与业绩。
第四，意识形态工作不能满足于应急、应付，而要做到经常性、常态化。意识形态工作是在人的头脑里“搞建设”，相比其他建设，“地质”情况更复杂，变数更多，工作难度更大。意识形态工作平时做不到“万无一失”，关键时刻就会“一失万无”。必须要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来抓。如果平常不闻不问，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不抓舆论导向，不积极应对舆情，不抓班子队伍，等到出了问题，再去应急式地“灭火”，那就为时已晚。
第五，意识形态工作不是软任务，而是硬责任。意识形态工作绝非随意拉伸的“橡皮泥”，不能“有职无为”“有职不为”，也不能“有权无责”“权大责小”，而是“法定职责必须为”、“位高权重”责任大。有人认为，意识形态工作是“软工作”，可有可无、无关紧要。这种意识形态工作“无用论”是错误的。如果意识形态工作不力、意识形态领域出现问题，那么发展建设的大好局面就有可能丧失，每个人的幸福也就无从谈起。
三、新时期做好人大意识形态工作的建议 人大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委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人大已经自觉地把意识形态工作融入了工作领域，抓实阵地建设，用好用活、管紧管严人大意识形态阵地，传播民主法治正能量，从严规范人大机关党员领导干部网络行为，严肃工作纪律，切实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压实了工作责任，以常委会党组领导班子总负责，机关党支部直接抓，切实将意识形态落实到人大机关建设和人大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为依法行使人大各项职权提供坚强的思想保障、精神力量和良好的舆论环境。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提高政治站位。
强调，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县人大常委会始终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增强四个意识，自觉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开展各领域意识形态工作专题研究，全面掌握学习工作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二是强化理论武装，凝聚思想共识。
做好人大意识形态工作，首先要抓好人大干部的思想政治建设。县人大常委会要一如既往地加强机关政治建设，结合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继续采取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专题交流和学习心得交流等形式，组织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强化政治理论学习，增强理论学习的政治自觉，筑牢意识形态的共同思想基础。
三是突出分管领域，发挥助手作用。
人大代表是人大工作的主体，意识形态工作同样需要守住人大代表这块阵地。为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我们要按照“使人民的意志更好地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得以实现”的要求，遵循和把握代表工作规律，积极组织自己所联系的代表团开展各种形式的代表小组活动，引导广大代表在加强学习、新旧动能转换、联系群众等方而做表率、当先锋，不断增强代表履职为民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精神和中央、省、市、县委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引导和帮助本组代表正确行使好民主权利，在鼓励人大代表建真言、献良策的同时，明确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规范个人言行，切实做好人大代表意识形态工作。同时守住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方面，正确引导代表要正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财政化解债务负担的压力，要共同当责，共同增收节支，为缓解财政压力做出贡献。
四是注重宣传带动，讲好人大故事。
自己作为人大县人大常委会的一份子，要始终将人大宣传工作作为抓好人大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抓手，大力宣传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民主法治建设新成就等，弘扬社会主旋律，传递人大“正能量”，为法治xx建设营造强有力的舆论氛围，讲好人大故事。
五是完善阵地建设，强化舆论宣传。
一、总体要求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县财政局党委抓意识形态工作，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责任制，切实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格局，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们，巩固全局干部职工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二、工作原则
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谁主办谁负责原则，党组领导班子对意识形态工作负主体责任。党组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必须旗帜鲜明地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带头管阵地把导向强队伍，带头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问题亲自过问、重大事件亲自处置。党组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作为直接负责人协助党组书记抓好统筹协调指导工作。党组其他成员根据工作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对职责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负领导责任。
三、工作计划
(一)切实加强领导组织
2021年，财政局党组要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重要议事议程，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纳入党的纪律监督检查范围。
1、加强分析研判，形成年度政治研判。财政局党委统筹协调本部门在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中体现意识形态工作要求，在制定政策、出台措施、开展工作时，充分考虑对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考虑价值导向、舆情民意、社会效果，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2、强化考核考评，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年度考评。财政局党委要指导和督促下级党组织的意识形态工作，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绩效目标管理体系，完善考核工作机制，明确考核的内容、方法和程序，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考核规范化常态化。
3、综合评价评议，向上级党组织汇报。财政局党组每半年向上级党组织专题汇报一次意识形态工作。党组班子成员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接受监督和评议。
(二)把握正确方向导向
党组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上级党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及指示精神，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保持政治清醒和政治定力，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守组织纪律和宣传纪律，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1、强化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开展一次培训。切实加强财政局党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工作的教育培训，增强领导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鉴别力和把关定向能力。
2、建立会商研判机制，召开研判会。财政局党组每年至少两次专题研究意识形态工作，及时向上级党组织报告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情况并提出建设性意见。每季度召开一次意识形态形式分析会，研判意识形态领域情况，遇到突发问题和重要事项、重大舆论热点及时专题研究。
3、建立定期通报机制。党组要及时就意识形态领域的政策要求、形式判断、目标任务，向有关层面和范围通报，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党组建立新闻及对外宣传联席会议机制，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新闻(通气)会，回应社会关切，引导社会舆论。
4、建立督查问责机制。党组分管纪检、宣传的领导应立足职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强化督查考核和责任追究，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
(三)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建立健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建立健全管用防并举、方方面面齐动手的制度体制。加强网络评论引导工作，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加强构建大网络大舆情全媒体工作格局。
做大做强网上正面思想舆论。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探索运用网络媒体团结引导服务职工的途径和方法。加强信息、政策解读、网络评论，善于运用新媒体对政策措施进行权威解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提高网速议题设置能力和舆论引导水平。
(四)加强重点领域的意识形态工作
1、严格落实重点领域意识形态工作责任。认真落实县委关于重点工作、脱贫攻坚等各项工作部署。财政局党组应当旗帜鲜明地站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反渗透斗争的第一线，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责任和主题责任，结合工作职能，管好守好阵地。
2、加强思想教育和舆论引导。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加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宣传教育，加强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教育，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感恩教育、法治宣传教育。
(五)做好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处置
1、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度量衡，评判意识形态领域的是非曲直。区分情况、把握分寸，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能随意上纲上线、把一般问题政治化，也不能丧失政治敏感性、把政治原则问题当做一般的学术和思想问题来对待。注意把握好“时、度、效”，遇到突况后，按照属地管理要求迅速分析研判，在向上级报告的同时，及时表明立场，第一时间妥善处理，防止问题发酵放在。
2、对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错误思潮和言论，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及时有效地发出声音，通过党内通报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亮明态度，理直气壮地加以批驳，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思想舆论斗争，不能爱惜“羽毛”，当“开明绅士”。对坚持错误思想的意见领袖、网络“大V”、网上活跃人士、敏感人物、“异见分子”等重点人物，要密切关注方向，坚决防止非法串联、造谣生事，同时采取座谈、约谈等多种方式加强教育引导，做好转化工作;对危害严重、触犯法律的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六)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
党组要把意识形态工作队伍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加强管理，着力打造一支敢打硬仗、能打硬仗的坚强队伍。
1、加强宣传思想文化队伍建设，切实配齐配强工作力量。用好现有编制资源，及时补充工作人员，增强抓意识形态工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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