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计量经济模型;因果检验
一、引言
许多经济学者已经就FDI对东道国(地区)经济带来的影响作过实证的研究分析。许多学者认为,在国内资金充裕、外汇储备较多的条件下,强劲的外商外商直接投资投资可能会导致外资对内资的挤出效应、产生行业垄断、阻碍民族工业发展,对国家经济发展产生负面作用。
具体到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也进行了不少研究,Dayal-Gulatiand and Aasim(2000)认为,中国不同地区导致了技术转移的外商外商直接投资投资类型对经济增长有强烈推动作用,相对富裕的东部、南部地区由于相对繁荣和具有较发达的基础设施更能够吸引外商外商直接投资投资,从而使外商直接投资提高了经济增长收敛的速度。
陈国宏、郑兆镰、桑赓陶(2000)运用因果关系检验法和协整关系检验法对中国1981年以来FDI与技术转移的相互关系进行经验研究,认为中国FDI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归纳来看,以上分析虽然在分析方法、数据来源和选区时段上各不相同,但结论基本相同,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试图以上海市1986-2008年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数据为基础,对两者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为上海市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从而加快发展经济提供实证依据。
二、FDI对上海市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一)时间序列数据分析
本文方程所依据的数据是1988-2008年的统计数据,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的支出法,GDP包括三部分:消费C,投资I以及净出口J。在文中我们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衡量消费C,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衡量投资I。本文把外商直接投资FDI做为解释变量,分别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和净出口J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双对数计量经济模型.
ln(C)=4.3346+0.5427Ln(FDI) (1)
R2=0.8418 AdR2=0.8335 F=101.1228
ln(I)=3.6507+0.6816Ln(FDI) (2)
R2=0.9214 AdR2=0.9173 F=222.7606
ln(J)=3.9522+0.2843Ln(FDI) (3)
R2=0.3066 AdR2=0.2435 F=4.8634
根据回归方程(1)、(2)、(3)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FDI每增加1%,平均而言,上海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C、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净出口J分别增长0.5427%、0.6816%、0.2843%。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促进这三方面的增长而促进GDP的增长,其中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影响最大,这是因为外商直接投本身就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一部分,对净出口影响非常小,两者之间的统计关系不是很显著,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影响也较大,这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当地一些内销型企业以及服务行业等。若直接对GDP和FDI作双对数回归模型可得:
ln(GDP)=4.9702+0.60041n(FDI)(4)
R2=0.8137 AdR2=0.8039 F=82.9828
由回归方程(4)可知,FDI与GDP增长之间相关性很密切,GDP对FDI的弹性值为0.6004,这说明从1988年到2008年间,FDI每提高1个百分点,平均而言上海市的GDP将增长0.6004%,FDI解释了GDP的81%的变动,
这些数据表明从整体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上海市经济增长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Granger因果检验
根据背景数据,我们选择滞后期为1,2,3,4进行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Granger因果分析,得出检验结果: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当滞后期为1,2,3,4时,存在FDI到GDP的单向因果关系,但是GDP到FDI的单向因果关系并不显著。但随着滞后期的减少,这种因果关系总体上有增强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上海市FDI的长期效应要大于短期效应。FDI的大量流入,加速了上海市的资金积累,有利于增加可用于投资的储蓄,对于促进资本的形成和GDP增长有直接的贡献,同时本地的经济发展了,必然会使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从而才能够吸引更多的FDI为经济增长做贡献。
三、结束语
以上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上海市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因此,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是加快上海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要增强外商直接投资对上海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建议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吸引外资的同时,要注意提高外商的投资质量,把利用外商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结合起来。第二,制定一些投资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外资流向我们技术力量薄弱的领域,流向支柱产业。第三,加强和改善投资环境也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条件。第四,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由出口导向向竞争优势调整。
参考文献:
[1]张晓峒.计量经济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上海市统计年鉴.2009.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动机；区位
一、经典作家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动机的理论解释
马克思虽然没有创立系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但马克思有关资本国际化，尤其是有“过剩资本”和资本输出的思想，对于我们分析当代外商投资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仍有现实意义，马克思有关资本输出的思想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过剩资本”，形成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存在及其作用，使资本的增大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日益加快的速度进行，形成大量的相对人口过剩。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国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生产过剩不可避免；同样，相对于国内日益下降的平均利润率而言，必然存在大量过剩资本。与生产过剩、相对人口过剩同时并存的大量过剩资本正是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
2．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过剩资本的一条出路。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增值运动并不受国家或民族地域的局限，而是生来就是具有国际性。马克思、恩格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都成为世界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虽然在当时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资本输出并未成为经济现象，一国资本越出国界主要表现为商品资本，但商品生产的本性必然导致生产商品的企业为扩大商品销路而到国外去投资，以开拓国际市场、获取廉价原材料和追逐高额利润为目标的资本输出就成为过剩资本一条必要出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3．高额利润和获取高额利润是过剩资本输往海外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力。马克思明确指出：“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而且过剩资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较高的利润率，更重要的是追求利润量的最大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超过一定的界限，利润率低的大资本比利润率高的小资本积累得更迅速。”可见，资本要取得更多更快的增殖特性是资本输出的最根本动因。
二、西方主要经济学者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分析
1．优势理论。1960年，海默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率先提出了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一般性理论，即垄断优势理论，海默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资产交易过程，它还包括非金融和无形资产的转移，是外商投资企业使用和发挥其内在组织优势的过程。美国企业之所以能从事海外直接投资，其主要决定因素在于美国企业拥有技术和规模等垄断优势，而垄断优势源于美国企业控制了技术的使用以及实行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经营。后来金德尔伯格系统阐述了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亦被称为“海默-金德尔伯格学说。
2．市场内部化理论。概括而言，市场内部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第一，用自然性市场非完善性代替结构性市场非完善性，并以此作为市场内部化理论的关键性前提。第二，由于市场和企业是组织、配置要素和商品交换的两种基本途径，当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时，交易应在企业内部即外商投资企业所属各企业间进行，从而形成一个内部交易、内部转让的内部化市场。第三，内部化过程超越国界，外商投资企业便应运而生，因此，内部化优势促成了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但巴克利等人强调，外部市场的自然性的非完善性是相对于效率而言的，因此，内部化优势并不是指给予企业拥有特殊优势的这种资产本身，而是指这种资产的内部化过程（相对于把这种资产出售给外国生产者而言）赋予外商投资企业以特殊的优势。换言之，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并不需要一定有垄断优势，而只需要创造比外部市场更有效的行政机构或内部市场。第四，海外的直接投资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国际经济交易方式中居于主导地位。
3．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企业从事海外直接投资是由该企业本身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等三大基本因素共同决定的。第一，所有权优势。所有权优势在邓宁的几篇论文中定义不尽相同，但主要是指企业拥有或能够得到的别国企业没有或难以得到的无形资产和规模经济优势。具体包括：技术优势，包括专门技术、专利和商标、生产诀窍、营销技能、研究与开发以及产品特异化功能。企业规模优势，它是由规模、垄断和获得资源的能力所产生的优势。如规模大的企业研究与开发能力强，产品创新优势突出；寡占企业易控制原材料和产品市场；大规模企业能充分利用各种要素禀赋、市场—政府干预等方面的国际差异，分散企业经济经营风险，获得规模经济优势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它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的非完善性而将企业所有权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所获得的优势。邓宁所说的市场非完善性既包括结构性市场非完善性（如竞争壁垒、政府干预等），也包括自然性市场非完善性（如知识性市场上信息不对称及高交易成本等）。邓宁认为，企业将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可以避免世界资源配置的外部市场非完善性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保持和利用企业技术创新的垄断地位，从而有利于获得最大化的利润。第三，区位优势。它是指国内外生产区位的相对禀赋对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吸引与推动力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区位优势是由东道国和母国的多种因素的综合决定的。若东道国经济中的有利因素吸引外国投资者前去投资，则形成直接区位优势；若母国经济中的不利因素迫使企业到海外从事直接投资，则称为间接区位优势。概括而言，区位优势主要取决于：一是，劳动成本。由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性，尤其是妨碍各国之间劳动力移动的移民管制，导致实际工资成本的差异；而外商投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总生产成本最小。因此，企业在选择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时，必然先考虑劳工成本较低的地区，特别是当产品技术已经标准化以后，企业更倾向于将生产活动转移到劳动投入的来源地。典型的例证是东道国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会吸引国外企业前来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投资。二是，市场购销因素。尽管寻求廉价劳动成本的投资一直在迅速发展（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增长很快），但在数量上相对并不重要（尤其是与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相比仍然只是很小数目）。这主要是因为，国际性的竞争不只是包括为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劳动成本而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投资地点，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哪里出售产品和占有市场。正如斯密所指出的，“交换力”和“市场范围”最终限制着因分工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东道国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发展阶段以及当地竞争程度等市场购销因素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有到头重要的影响。例如，市场位置相距遥远的国家，由于运输成本和通讯成本较高而不利于开展贸易活动，但却能吸引海外直接投资活动；又如，若东道国竞争激烈，出口厂商会考虑在对方市场投资生产，以“当地制造”的标签推销其产品，而更为重要的是，迎合东道国不同口味和需要的生产和营销活动，严重依赖于东道足够的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经济增长的桎梏不是来片于供给，而是来自于需求，不管是对消费品还是对工业品，外商投资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从事专业化的生产和出售复杂的产品将取决于成熟的市场。为了寻求市场需求，当代外商投资企业打破了所有国家间、地区间的界限，将生产性的环球工厂与环球购物中心相互补充，从而将全世界都作为其市场目标。但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极其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三是，贸易壁垒。东道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存在，会直接影响到外商投资企业在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选择。许多东道国一直在意识地将利用关税、配额和当地标准等手段作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地重要手段，尤其是那些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地发展中东道国，贸易壁垒可诱使那些过去向其出口地外国企业到当地进行直接投资。四是，政府政策。一般而言，政法、社会和经济环境等直接关系到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家风险。母国和东道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母国对外投资的鼓励与限制政策、东道国引进外资的鼓励与限制政策等，都会对外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方式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如母国的投资鼓励政策和东道国的引资优惠政策能增强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第五，心理距离。前述由于经济条件不同形成的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物质和经济距离是跨国区位优势的主要决定因素，而由于历史、文化、语言、风俗、偏好、商业惯例等因素形成的心理距离，也是区位优势的重要决定因素。一般而言，心理距离越小，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就越大。
邓宁认为，区位优势不仅决定着企业从事国际生产的倾向，而且也决定着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和国际生产类型。不难看出，邓宁有关区位优势的解释，不仅吸取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关于国家优势的思想，而且承袭和发展了不少国际经济学者有关区位因素的分析。邓宁在抽象出上述三个决定外商投资企业行为和外国直接投资基本因素的基础上，根据三种优势的不同组合来说明外商投资企业如何在技术转移、出口和海外直接投资三种国际经济活动方式之间作出选择。若一国企业仅拥有所有权优势，则企业将选择许可证安排方式进行技术转移；若一国企业具有所有权和内部化两项优势，而无区位优势，则企业将选择国内生产然后出口的方式；而一个企业只有同时拥有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三种优势，该企业才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西方经济学者对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被人们最广为接受的综合性国际生产模式，被誉为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中的“通论”。
参 考 文 献
[1]陈秀山等．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魏后凯，贺灿飞，王新．中国外商投资区位决策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译．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杨丹辉．外商投资新动向分析[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4（2）
[关键词]全球化；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
[中图分类号] F273.7［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3－0046－04
2006年10月16日，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以“来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FDI from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为题，了《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该报告指出：长期以来，外国直接投资一直被认为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渠道。而现在，情况开始变得多样化，其中一个最突出的新特点就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开始蓬勃兴起。2005年，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了创纪录的1,200亿美元。2005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最大的投资来源地依次为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俄罗斯、新加坡、中国台湾、巴西和中国内地。中国在吸收外资保持世界第三的同时，自身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特别是，中国跨国公司的崛起已经引起全球注目。在《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公布的全球100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中，中国跨国公司占据了半壁江山，达到50家。截至2006年6月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已达636.4亿美元，累计成立境外投资企业9,900多家，分布在全球近170个国家和地区。[1]而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的领头羊，其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而言，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此，本文在分析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基础上，以全球化的视角对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进行了研究。
一、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
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主要是：力争在近年内对外直接投资大项目上有所突破，特别是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项目；力争在对外劳务合作层次上实现劳务人员输出由普通型向专业型、技术型升级；力争培育一批在国际市场上有影响力的企业品牌，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上海本土跨国企业；力争培养造就一批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打拼的复合型人才。
在此战略目标下，2006年上海全年新批对外直接投资项目75个，对外直接投资总额5．3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4亿美元。迄今为止，上海已在9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投资企业和办事机构。“十一五”期间，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望年均增长30％左右；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合同额累计超过280亿美元，约为“十五”期间的3倍多。此外，上海已于55个城市建立了国际友好城市关系，与10个城市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上海将充分利用“友城”资源，为企业“走出去”服务。[2]
此外，近年来上海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特点突出，表现为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重超过国有企业跃居投资主体首位；从投资主体的行业分布看，制造业占到投资主体总数的五成半,主要分布在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纺织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等。
二、全球化背景下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
上述分析可见，近年来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快速增长。那么，导致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出现快速增长的动因是什么呢？本文认为，这与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剧相关。下文对此进行详细论述。
20世纪末的最后10多年，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愈发明显。在全球化背景下，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新的动因，这与传统的跨国公司FDI动因有着很大的不同，是对传统跨国公司FDI理论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及其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普遍关注。他们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假定，提出了许多观点各异的跨国公司FDI理论。这其中有代表性的有：海默(Stephen H. 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弗农(Raymond Vernon)的产品周期理论、尼克博克(Frederick T. Knickerbocker)的寡占反应理论、巴克莱(P.J.Buckley)的内部化理论、邓宁(John H.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等。这些跨国公司FDI理论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包括我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对外直接投资的行列中，并且呈现出迅速增长之势：1981～1985年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仅占世界FDI总额的2.2%，但到了1993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已达到了7.2%，其绝对数量的增长更可观，在1981～1985年期间平均每年只有10亿美元，而到1993年己高达140亿美元。2005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1,200亿美元。[3]上述传统FDI理论对于大批涌现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无法解释。本文认为，传统理论所依据的环境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人类社会经济状况。而这种状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表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剧。伴随着这种变化，企业战略环境也相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巨变必然对现有的跨国公司FDI理论提出众多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是为了获取技术和融入全球供应链。
1.获取技术。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认为，企业只有具备了垄断优势，才具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Stephen H. Hymer，1960）[4]。上海大多数企业不具有垄断优势，在技术上往往处于劣势。上海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主要动因就是为了获取技术，加速技术累积的速度和动态效果，从而获取垄断优势。
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依赖于这样一些条件：①某技术先进地区拥有生产X所必需的先进技术（或管理技能）T，这是因为技术先进地区具有产生T的R&D环境；②某技术后进地区拥有生产X所需要的某种重要要素L。假设：①技术或管理技能T的交易成本很高，因此技术先进地区向技术后进地区许可并由技术后进地区组合T、L进行生产的方式被排除；②技术先进地区企业到技术后进地区从事FDI的可能，因跨国成本高（含跨越“国界”成本和技术内部转移成本）和害怕引出潜在竞争者，而被排除；③技术后进地区为得到T，可到技术先进地区从事获取技术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即在当地雇佣工程师、收集信息、设计和开发技术或管理技能T1。
我们把T、T1，刻化为时间t的函数，易知T (t) > T1（t）≥0，t ∈[0, t,] ，用T(t)- T1(t) =G表示技术差距，则学习过程顺利完成的必要条件为:
而策略竞争（博弈过程）能够维持的必要条件是，对任取t≥t1，存在某个充分小的技术差距(G )，使得
G（t）=T(t)-T1(t)≤G，t∈[t1,+∞]（2）
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本身使企业在短期内(0, t1,)遭受的损失(C)和长期(t1，＋∞)在世界市场利用新技术T1所获利润π分别为：
这里r为贴现率，i为某国(i=1, 2,・・・，n)，π1为拥有T1的技术后进地区在（T1,+∞)期在世界第i国投资的跨国公司所获利润。显然，关于(3)式?坠C(t)/?坠G(t)＞0，t∈(0,t1) 这表明，技术差距越大，损失越大；关于(4)式，π只与某个固定常数G有关，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表明t∈(t1,+∞)时，技术差距已不构成技术先进地区和技术后进地区之间特定的竞争优势，这些地区的企业所获利润与技术差距无关。
最后，用倒推法(backward)，当π＞C,t∈(0,+∞) 技术获取型FDI在(0, t1)发生，意味着会出现逆向投资；当T(t)-T1(t)≤G，t∈[t1,+∞]时，意味着技术后进地区企业通过逆向型投资已成功获取某项技术T。
上文证明了技术后进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是现实的，强调了技术后进地区是可以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有所作为的，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外来直接投资。事实上，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实践中也完全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的现实情况，特别是对当前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由于在技术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上海企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国外跨国公司成为技术标准的制定者，而上海企业被迫成为技术标准接受者。因此，与世界级的大公司相比，上海企业最为突出的缺陷正是缺乏核心技术，大部分企业仍处于技术模仿阶段，不能自主开发出引导市场需求、领先于同行业的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而出于保持与增强垄断优势的需要，跨国公司无论在技术转让还是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对关键技术都十分敏感，避免技术扩散，增强竞争对手能力。因此，上海企业也很难通过技术引进或引进外资的方式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正因如此，上海企业要想获取技术这一产业竞争中最为关键的战略要素，在强调“自主创新”的同时，也应当积极主动利用“走出去”获取技术，即开展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最大化地利用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地的外溢效应，并将海外研发机构的研究成果在国内迅速转化、投入生产，使“新型工业化”道路尽快实现“研发在外、应用在内”的格局。上海企业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发达国家并购高新技术企业、跨国公司的研发部门，或者与当地拥有先进技术的高技术企业合资设立新技术开发公司，雇佣当地工程师、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利用当地的先进设备，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国外“硅谷”技术集聚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同时，海外研发机构更能将大量技术信息及时、准确、直接地传递到上海公司总部，有助于上海企业及时了解世界前沿技术动态，调整企业技术研发方向。以获取技术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提升上海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的同时，更能促进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从而形成良性互动，加速上海经济的发展。
实际上，上海企业实施以获取技术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至今已有十余年历史。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的一些企业开始逐步到发达国家设立研发型企业，成为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先驱者。以上海复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例，1991年2月，该公司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IDO）合资成立上海中和软件有限公司，同时在东京成立研发公司――中和软件株式会社东京支社；1994年3月复华实业全额投资成立美国环球控制系统有限公司，致力于开发与生产UPS产品并将先进技术转移到国内，加速国内产品的更新换代。
2.融入全球供应链。传统跨国公司FDI理论认为，企业的跨国发展与国内市场发展相比，面临着更高的交易成本，因此企业跨国经营的必要条件是具备某种竞争者所没有的优势，这是传统跨国公司FDI理论分析的出发点。其实，这里有一个隐含的前提条件，即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非全球化的条件下，绝大多数的企业在各自的国内市场里可以生存与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并非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在非全球化时期里，对外直接投资只是企业成长的一种特殊形式。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上海企业必须做好全球竞争的准备，而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一环是上海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事实上，全球供应链的概念是随着跨国公司全球化业务拓展而产生的，是研究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供应链优化的问题。以在华跨国公司为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其全球供应链延伸到中国，在中国建立新的大规模生产基地、设立新的合资公司及销售网络，以期降低其运营成本、更贴近消费者，并提高市场份额。举例来说，进军中国市场较早的摩托罗拉和爱立信公司，在把整机带入中国的同时，也发展了一大批配套企业，既有国有企业，也有国外知名企业在华投资建立的合资企业。2000年摩托罗拉在华采购金额为75亿元人民币，2004年达到120亿元。摩托罗拉产品在中国采购的零部件比例高达65％，有700家供应商；同样，爱立信公司在中国也有24个办事处、9家合资企业和4家独资企业。中国已经成为爱立信全球四大供货基地之一，设在南京和北京的两家合资公司生产的产品不仅提供给中国市场，也提供给亚洲乃至全球其他客户[5]。跨国公司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采购和销售，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的最佳配置，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延伸至全球每个角落。在此背景下，上海企业不能等待观望，而要积极参与，争取尽早融入到全球供应链的环节中去，这是经济全球化对上海企业提出的客观要求，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使上海企业尽快融入全球供应链。
随着近年来上海商品竞争力的大幅提高，上海企业要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直接把商品卖给国外消费者，而融入全球供应链是必然的选择。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都要在全球范围进行原料采购、产品生产和销售，这就形成了一条稳定的国际供应链。这些跨国公司每年的采购额十分可观，而且一旦选定供应商就轻易不会变动。客户不稳定、订单不稳定一直是上海许多企业面临的难题，这些企业不得不按照中间商的指令进行生产，企业成了中间商的“打工仔”。如果能够进入全球供应链，就相当于获得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就可以摆脱中间商的控制。上海企业在设备、技术、人力资源、经济环境等指标上都相当不错，完全有条件进入全球供应链。随着上海企业的不断壮大，必将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为跨国公司，上海企业不仅能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一环，而且还能成为新一代的全球供应链的“链主”，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使上海企业尽快融入全球供应链之中。总之，融入全球供应链是上海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已经成为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又一主要动因。
事实上，一些发展壮大了的上海企业为了积极融入全球供应链已经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他们制定了国际化战略，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开拓全球市场。在实践中，宝钢公司在打造全球供应链方面颇为成功。宝钢生产钢铁所需的原材料，绝大部分必须依靠进口。这一点使宝钢较早地考虑了原材料的供应问题，在采购上采取战略供应链方式以及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最近几年，宝钢相继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澳大利亚哈默斯利公司等合资办矿，确立了资源的长期稳定供给，并与多家世界知名船东签订长期运输协议，确保了原料资源的稳定供应，保障了运输能力。2004年，宝钢决定对外直接投资80亿美元在巴西建设一个钢铁厂，产品主要为当地汽车工业服务。这一计划吸引了巴西淡水河谷矿业公司、法国钢铁集团阿赛洛的参与，是迄今我国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之一。[6]宝钢此举不但进一步巩固了与国际矿业巨头和钢铁巨头的战略联盟，也直接嵌入了美资巨头主导的全球汽车供应链条之中。随着上海企业的不断壮大，以融入全球供应链为主要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会被越来越多的上海企业所采用。
3.缓解资源与环境压力。近年来，日益加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对于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矿产占有量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 1/2，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水资源量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3，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6；人均石油、天然气和煤炭量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约 1/10、1/20和3/5。[7]而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人口多、地域小、资源匮乏、环境承载力弱，资源与环境约束瓶颈更为突出。由于上海经济的高速发展，上海经济对资源的需求迅猛增加。伴随着上海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对矿产、土地和水资源的需求将会进一步扩大，供求缺口日益凸现。资源的国内供给率将进一步下降，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这些因素都迫使上海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以缓解资源和环境的巨大压力。也就是说，上海在进一步加大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同时，应该积极实施对外直接投资，让更多的上海企业走出国门，到海外去获取资源，利用全球资源发展壮大，同时缓解上海的环境压力。这既是上海企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上海突破资源与环境约束瓶颈的有效出路。
结 语
近年来，中国在吸收外资保持世界前列的同时，自身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而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的领头羊，其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而言，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是为了获取技术、融入全球供应链和缓解资源与环境的压力。上海企业要善于利用当前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寻找合适的切入点，物色良好的合作伙伴，更为大胆地实施对外直接投资，使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获取先进技术，尽早融入全球供应链之中，同时也可以缓解资源与环境压力，带领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使中国不仅成为世界上吸收FDI最多的国家之一，也必将成为全球FDI来源大国之一。
[参考文献]
[1]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6：FDI from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EB/OL]. 省略，2006-09-16.
[2]吴 宇.上海市今后4年对外投资规模可望超过30亿美元[EB/OL].新华网，news.省略，2007－2－9.
[3]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2006[R].联合国贸发会议网站， 省略/，2006-09-10.
[4]Hymer Stepher H. (1960),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M.I.T. Press.
[5]白木.中国将成为全球制造工厂[J].党政干部学刊，2002（5）.
[6]柯兆发.中国企业转向全球供应链[N].中国交通报，2005-2-23.
[7]顾海兵.“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环境分析[N].中国税务 报，2006-3-31.
The Motive of Shanghai Enterprises’FDI under the Globalization Background
He Ju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关键词】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FTZ 资本开放程度 FDI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在申请试点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开放，本文通过研究资本开放程度和汇率的关系及汇率和FDI之间的影响机制，并进行实证分析，回答汇率变动对FDI产生怎样的影响，及随着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这样的汇率-FDI影响机制是否会发生改变的问题。
一、汇率变化对FDI的影响的理论分析
对于汇率与FDI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目前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种类型。
（1）相对生产成本效应。由Cushman提出，该理论从汇率对生产成本造成影响的角度。在生产资料成本以投资国货币计价时，如果东道国的货币贬值，投资者因在该国进行生产而需投入到建造厂房、购买设备、雇佣劳动力的资金相对减少，即相同的资本可以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源，每件产品消耗的成本降低，投资者利润增加。反之，投资者利润减少。所以，在一国货币贬值的情况下，该国的FDI流入会增加。
（2）财富效应。Froot和Stein提出的财富效应理论是从资产再分配的角度考查二者关系。在资本市场不完全的前提下，当投资者有足够的财富时，他们会以目标的预期净现值作为价格购买目标企业。如果投资者给出价格以自身货币为单位，则东道国货币的贬值，会使资本现值上升，收购价格提高，增加收购成功率，从而FDI流入增加。
（3）通货区域优势理论。该理论又称为资本化率理论，其根据不同国家的资本化率差异来解释国际投资活动。资本化率表示使收益流量资本化的程度，公式为K=C/I，其中K为资本化率，C为资产价值，I为资产收益流量。当资本化率越高时，相同的收益流量会形成更高价值的资产，说明同等条件下的预期资本收益增长加快；反之则表示资本预期增长减缓。
（4）风险效应。由于汇率波动对贸易带来的风险，所以东道国的汇率波动对外商投资会产生直接的影响。目前分为两种解释，一种是认为阻碍了FDI的流入，一种是认为增加了FDI的流入。汇率的波动会为投资者带来投入与收益的不确定性，当汇率波动增大时，以投资国货币计价的收益会出现很大波动，尽管通过信息收集和金融工具分析可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但是这两种方式均会带来额外成本，故投资者在一国汇率波动较大时，为了规避风险，会采取延迟甚至放弃投资的方式，因此东道国FDI的流入较少。
二、回归模型及经济意义
（一）回归模型
我们对上海自由贸易园区（FTZ）设立前后，上海市2009年1月至2014年4月外商直接投资每月合同金额（单位：亿美元）和2009年1月至2014年4月直接标价法下1美元/人民币的汇率（ER）的数据进行线性回归估计，通过对模型多重共线性、平稳性、异方差性、自相关性等的检验，最后得出了一下模型：
（二）经济意义
（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直接标价法下1美元/人民币的汇率每上升1个单位，上海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每月合同金额将会减少11.4398亿美元；这表明，直接标价法下1美元/人民币的汇率上升，也就是人民币贬值，会造成上海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每月合同金额的减少。
（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上海自由贸易园区（FTZ）设立后上海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每月合同金额比上海自由贸易园区（FTZ）设立前上海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每月合同金额增加了3.896954亿美元；这表明，上海自由贸易园区（FTZ）的设立有助于上海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3）此外，从模型的设立、检验以及最后的确立，我们发现，直接标价法下1美元/人民币的汇率波动对于上海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每月合同金额没有显著的影响。
三、关于合理利用FDI的建议
（1）逐步实现汇率市场化和资本市场完全开放。价格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它反映供求关系、引导资源优化配置。而对于本文研究内容，只有当汇率更加地贴近市场化，并且放松对于外国资本的使用限制，放松对其的金融监管，外国资本才更可能流入国内，实现资本的更有效配置，实现双赢；从而带动更多的FDI流入，实现良性循环。
（2）逐步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本文研究表明，当汇率降低时（本币升值），可以明显提高FDI，而FDI的提高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因而，在货币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应该明确长期及短期政策的不同目标，兼顾短期利益的同时重点调整长期均衡关系。具体而言，短期政策应以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促进外汇市场交易维持经济发展活力为主要目标；相对应地长期政策应以稳定汇率水平，推动经济发展，营造良好投资环境为主要目标。
参考文献：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NOI；海外投资战略；并购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引进和利用外资方面成绩斐然、全球瞩目。但从更长远的目标来看，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是同样重要的战略目标。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一国的经济发展遵循着“生产大国出口大国投资大国”演变的规律，大力发展海外直接投资，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邓宁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及J曲线”，较好的解释了FDI和一国经济发展的关系。J曲线的两个坐标轴分别是NOI(净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减去吸引的外资流入，可以为正，也可以为负，反映了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和GDP，根据GDP可以将J曲线分为5个阶段。
图1各经济发展阶段人均GDP与净对外直接投资(NOI)
第一阶段，国家贫穷，几乎没有直接投资流出，略有直接投资流入，NOI为负值且趋增。按照1988年的数据，人均GDP低于1110美元的国家属于此列。
第二阶段，国家人均GDP有所增长，直接投资流入速度加快，规模扩大，直接投资流出开始出现，但NOI负值继续增加。
第三阶段，国家进入新兴国家行列，人均GDP已经处于世界中等或中上等水平。虽然NOI仍为负值，但每年直接投资流出的增加值已经超过直接投资流入的增加值，结果就是NOI由降转升。
第四阶段，流出直接投资超过流入直接投资，NOI变为正数，同时，流出直接投资的增加值继续高于流入直接投资的增加值，NOI正值扩大。一般而言，这标志着该国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20世纪90年代，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五阶段，国家的NOI开始下降，然后又回升，围绕零值上下波动，且波幅趋小，反映了国际收支平衡的趋势。流出直接投资和流入直接投资可能同时继续增长，反映了国家经济的增长和国际化程度的加深。
总的来说，一个国家国际直接投资流入与流出的状态与其人均GDP存在系统的互动的关系。特定国家的经济结构、发展战略、政府政策措施等对跨国企业的直接投资行为有很大影响。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处在第二阶段末期和第三阶段的开始，并且NOI已经出现了上升趋势。此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内生性动力开始显著体现，需要政府做好引导和服务工作，大力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表1我国的NOI数据(1995～2009) NOI单位：亿美元
2011年9月6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了《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688.1亿美元，同比增长21.7%，连续九年保持增长势头，年均增速为49.9%。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位居全球第五，首次超过日本(562.6亿美元)、英国(110.2亿美元)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政局稳定，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人民币重新面临升值压力。人民币升值对于出口不利，但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却是很大的利好，可以大幅降低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成本。伴随着国内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和通货膨胀的压力，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必然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也导致国际上针对中国的贸易战硝烟四起，国际形势也要求我国的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基于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必须积极的筹划向海外转移一些产业，以减轻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压力和损失。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目标战略选择
第一，开发资源以满足国内需求。原则上要与东道国政府合作进行互惠互利式的开发。在舆论宣传上也要注意策略，不要引起国际舆论的批评。
第二，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第三，避开贸易壁垒，扩大出口以占领国际市场。
第四，跨国公司在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回报更好的项目，分散经营风险。
第四，海外投资与利用外资相结合，互相促进。
第五，获取全方位信息服务的目标，充分利用跨国公司的在海外的分支机构，获得全方位、真实准确的第一手信息。
在明确了海外直接投资战略之后，就需要考虑更加具体的方法。 当前，跨国公司对海外资产的获取方式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指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直接投资兴建生产设施，也称“绿地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应该多考虑以创建为主的战略。二是跨国公司并购
[1] [2]
，又称“褐地投资”，在发达国家应多考虑收购的方法。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二战以前，世界上主要跨国公司的国外生产子公司中有％是通过收购而建立的，到～年，这个数字上升到％，到了上世纪年代，此比例为％，到年代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了％。我国企业在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时，也要充分考虑并购这种重要的投资形式。
党中央、国务院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提出了“走出去”的战略，可以说，“走出去”是政府的号召，也是企业的愿望，理应能够顺利推进。但真地“走”的时候，似乎又总有这样那样的羁绊，不管是项目审批、资金汇出，还是设备出口、人员外派，都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体制障碍总也绕不过去。所以，我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就呈现出鼓励与限制并存、正常行为非正常操作的奇特景观。
企业要“走出去”必须面对国内、国际两个方面的重重障碍。
.国内障碍
第一，海外直接投资审批制度过于严格，审批程序冗繁，往往使企业错失市场良机。
第二，外汇管理的某些条例不适合海外直接投资企业的需要。
第三，出口管理等配套制度建设跟不上海外直接投资发展的需要。
.国际障碍
跨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中遇到的普遍障碍是政治风险、人员跨国流动障碍、投资壁垒、社会文化障碍等，且在不同的国家各个风险因素的作用程度大有区别。但总的来说，最大、最不可期的风险就是政治风险，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治风险也各有特色。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风险在早期主要表现为东道国的国有化风险，当前则主要表现为政局不稳、宗教和民族冲突，甚至爆发内战，在某些国家，极端政治势力甚至将矛头指向华人和中国。发达国家的政治风险则主要体现在一些政治势力从反华的意识形态出发，将经济问题政治化。
针对这些现实当中存在的问题，我国政府现阶段的政策应该做出一些调整：
第一，财税政策。在纳税方面出台专门的管理办法，并且应该考虑到我国企业尚处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初级阶段，应该对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予以鼓励。
第二，金融政策。在外汇管理，资金融通方面予以鼓励，可以考虑设立相应的境外投资专项基金，支持本国企业发展。
第三，监管与服务。改革审批制度，改变多部门审批，简化审批程序。引导和加强人才培养和培训，引导建立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发展境外中资企业商会、协会等。
第四，建立担保和保险的保障体系。海外直接投资风险巨大，应该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设立专门的海外直接投资保险机构和险种。
一、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理论解析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in the Product 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 Horst & Theodore.H.M.:"American Multinationals and 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Lipsey.R.E.& Weiss.M.Y.:"Foreign Production and Exports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Competitive Strategies of
Korean Electronics Companies",in 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 &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ed.),The New Wav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sia,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 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 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 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 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关键词] FDI；海洋生产总值；回归分析；检验结果
[中图分类号] F840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海洋经济是指人类在开发利用海洋资源过程中的生产、经营、管理等活动的总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海洋产业总产值和附加值连续创新高，海洋经济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2011年1月《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成为“十二五”开局之年第一个获得国务院批复，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发展战略。浙江、广东、福建三省也相继成为国家海洋经济发展试点省份，海洋经济示范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2013年1月17日，国务院公布了《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全国海洋经济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2015年海洋经济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达到10%，新增涉海就业人员260万人的总目标。海洋生产总值简称GOP，它是国民经济中全部涉海经济活动的最终反应。在核算过程中，海洋生产总值核算范围涉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20个门类，70个大类，172个中类和313个小类，将国民经济行业中的所有涉海行业纳入其中。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流入我国的规模日渐庞大。2010年我国实际利用FDI1057.35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国。沿海地区吸收外商投资的能力尤其强大。据统计，东部沿海地区吸引的FDI占全国FDI数量的80%以上。赵晋平通过计量分析方法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能弥补国内资本短缺，中国经济增长率中的2%-3%当归功于外资贡献。Berthelemy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远远超越其资本存量本身增长的影响。
因此，从中国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形成与FDI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双向互动关系。探讨我国沿海各省市利用FDI的数量和质量，以及FDI对海洋经济产业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一、我国沿海省市经济发展状况
要想深入理解我国沿海省市海洋生产总值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首先必须以了解沿海11省市的海洋经济发展情况为前提。
我国沿海省市包括环渤海地区的辽宁省、河北省、天津市和山东省，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江苏省、上海市和浙江省，以及泛珠江三角地区的广东省、福建省、广西省和海南省。沿海地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区域之一，也是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集中的区域。2011年，沿海地区以其占全国14%的土地，集中了全国41.1%的人口，创造了全国60.6%的国内生产总值。究其原因，外商直接投资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在全国范围内的区域分布极不平衡，绝大部分集中在我国沿海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区。现有研究认为，FDI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影响经济增长：第一，弥补东道国资金缺口，增加东道国资本积累；第二，加强区域内竞争，提高东道国企业效率；第三，推动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提高。
我国沿海各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海洋大省广东省2011年海洋生产总值为9807亿元，而与它毗邻的广西省海洋生产总值只有654亿元。不同省份的海洋产业结构也有巨大的不同，例如浙江省海洋产业结构变动速度最快，目前以第三产业为主导，极大地优化了该省海洋产业结构。山东省则是海洋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过大，其渔业发展历时长达2000年之久，而造船业在1999年才开始起步。引起不同省份之间海洋经济发展差距的因素有很多，如历史的、自然的、政治的因素等。本文重点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省份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沿海不同省市的投资数量也有很大的差距。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占据了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大多数份额。从利用外资规模上看，河北、广西、海南等地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较小，江苏省在实际利用外资总量和平均新签外资项目规模方面都名列前茅。
江苏省由于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区位优势以及国家的优惠政策等原因，对外贸易一直比较发达，外商直接投资数量连续数年居于全国首位。但是，江苏省的外商直接投资长期以来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地域差距，绝大多数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经济发达、边际投资收益率较高的苏南地区，仅有不到二成的投资额流入苏北和苏中地区。然而，江苏省的海洋经济主要集中在苏北和苏中。在下面的分析中，要特别考虑到这一点。
本文选取2011年我国沿海11个省市的海洋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额进行分析。由上图可以看出，不同省市外商直接投资数额差距很大，最高的江苏省达到321.32亿美元，最低的广西省只有10.1381亿美元，相差30倍之多。从折线图中可以明显看出，除江苏省之外的其他10省市的海洋生产总值与外商直接投资额之间基本上是一致的。高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一般来说海洋生产总值也很高，低外商直接投资地区的海洋生产总值也较低。
二、实证检验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的选取
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时，本文选取了2011年我国沿海地区11个省市的海洋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海洋经济发展的指标变量，原始数据来自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海洋统计年鉴。外商直接投资额按照2011年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6.4588换算成人民币，各项变量统一货币单位为亿元人民币。上文已经提到江苏省的特殊情况，因此在下面的研究中，对江苏省以外的10个沿海省市进行实证分析。
在考虑海洋生产总值的影响因素时，除了外商直接投资之外，同时不能忽视政府财政支出和当地消费这两方面对海洋经济的影响。因此本文将这两个因素也纳入到回归模型当中。
（二）模型的建立
我国海洋生产总值数据是在2007年首次的，至今只有6年数据，不适合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因此选用2011年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由于横截面数据结构因各个地区具有不同的背景而通常具有异质性，这些性质因为无法纳入模型会对相关系数估计量产生影响，而固定效应模型可以较好地处理这种异质性。考虑到各省市的基本情况存在差异，本文使用的固定效应模型为：
y=β0+β1x1+β2x2+β3x3+μ
其中，被解释变量y为沿海各地2011年的海洋生产总值；β0为常数项，包括不能被本文选取的三个因变量解释的其他因素；变量x1代表外商直接投资额；变量x2为沿海地区当地的年消费支出；变量x3代表当地政府的财政支出；β1、β2、β3为待估参数；μ为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影响海洋经济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检验外商直接投资、当地消费和政府支出对海洋生产总值的影响。回归分析过程中变量进入采用的是Enter的方法。表1是对模型拟合度的检验结果，决定系数R2为0.852，说明模型的拟合度很好。
表2给出了拟合未标准化的和标准化之后的回归系数值和常数项，并通过t检验方法对拟合结果进行了检验。我们发现在下面的分析结果中，财政支出这一因素的p值偏大，未通过t检验。消费支出和外商直接投资的p值是0.068和0.188，分别在10%和20%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从显著性水平上来看，当地的消费支出对海洋生产总值的影响更明显。说明拉动内需对于促进海洋经济的作用更显著。从标准化了的系数上来看，系数β1为0.308，表示FDI每增加一个单位，海洋生产总值增加0.308个单位。β2为1.242，表示消费支出每增加一个单位，对海洋生产总值的影响的1.242个单位。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和促进当地消费需求对于发展海洋经济都有显著地影响。内部需求的拉动作用可能更大一些，但也不能忽视外商直接投资的积极作用。
三、结论
影响海洋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在我国海洋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急需转型的背景下，探索这些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SPSS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主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海洋生产总值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海洋生产总值有正相关的关系，吸引外商对本地区的投资对当地发展海洋经济有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发现了拉动当地内需对于促进海洋经济效果也十分显著。
对于任一沿海省市来说，实现海洋经济增长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自然条件、劳动力和资本。资本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因素，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作用于经济活动过程，对区域海洋经济的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资金状况可以从资金存量与投资两个方面来描述，资金存量是以前资金投入的积累结果及现在达到的生产能力。投资反映的是当年的资金投入情况，它是促进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力。外资的流入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不仅能够带来一些先进的技术也可以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在资本流动性高度强化的今天，外商直接投资发挥的作用也愈发重要。政府支出是最为直接的方式，带有很强的导向性，但随着政府职能的改变，政策性投资的范围和力度都会收缩，所以发展海洋经济重点可以放到吸引外商投资上。要把利用FDI与当地产业发展规划有机结合起来，引导FDI重点投向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海洋产业等，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格局。
[参考文献]
[1]陈劲，陈钰芬，余芳珍，等.FDI对促进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J].科研管理，2007，28（1）：7-13
[2]江珂，卢现祥.环境规制相对力度变化对FDI的影响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12）：46-51
[3]范如国，蔡海霞.FDI技术溢出与中国企业创新产出[J].管理科学，2012，25（4）：13-21
[4]范如国，蔡海霞.FDI技术溢出与中国企业创新产出[J].管理科学，2012，25（4）：13-21
[5]张彦博，郭亚军，韩颖，等.FDI来源地集聚的区位选择与动因[J].东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31（1）：145-148
[6]王英.基于灰色关联理论的FDI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0，30（3）：426-430
[7]张耀光，魏东岚，王国力，等.中国海洋经济省际空间差异与海洋经济强省建设[J].地理研究，2005，24（1）：46-56
[8]韩增林，王茂军，张学霞，等.中国海洋产业发展的地区差距变动及空间集聚分析[J].地理研究，2003，22（3）：289-296
[9]韩增林，许旭.中国海洋经济地域差异及演化过程分析[J].地理研究，2008，27（3）：613-622
[10]余文珍，梁显富.中国金融结构对海洋经济的影响分析[J].科技经济市场，2012（7）
[11]刘涛.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比较[J].东岳论丛，2011，32（3）：148-152
影响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有许多，从理论上讲，仅就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而言，直接投资究竟是构成对贸易的替代，还是产生了对贸易的创造，这主要取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按照小岛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三种类型：（注：［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第423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资源导向型投资。在东道国寻求某种自然资源既是为了满足母国本国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因此，资源导向型的投资不仅扩大了母国自然资源的生产规模，而且也促进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甚至还扩大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发展。(2)市场导向型投资。如细分起来还可以分为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和占领市场型投资。因此，在这种类型中，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后的初始阶段，因各种需求的存在，贸易是创造性的；当投资和生产形成一定规模时，“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结果势必会减少贸易的往来，因而具有贸易替代效应。但如果是突破贸易壁垒型投资，也许这种投资对贸易的间接促进会使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贸易时，在东道国进行市场导向型投资也可能会带来服务贸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产要素导向型投资。这主要是指在东道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的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因国家之间比较优势而形成的国际分工，在初始乃至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无疑是加大了贸易的发展，如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而进行的加工贸易。但因比较优势是动态而非静态的，这种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要视具体情况而进行具体分析。
在理论上阐述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贸易的替代关系的还有佛农(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产品周期理论中，通过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模仿和扩散的动态分析，阐述了母国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新产品的第一阶段，产品在技术创新国国内的生产、销售主要以满足国内需要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比较接近的其他国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化，同时又面对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降低产品成本成为技术创新企业维持其海外市场占有率的必然要求，这时便出现了技术创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佛农认为，一般地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产生对母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但是，如果这种投资发生得过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国的出口。在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的情况下，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贸易的替代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总之，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即存在互补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这要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而定。
二、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证检验
当我们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再来看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会发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存在一些异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对这两类国家分别进行研究。
（一）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国外一些学者将对外直接投资与某些产业的实际出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实证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认为，在美国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产业中，那些对外直接投资程度较低的产业，其出口水平也较低；随着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高，出口规模也相应上升；但是当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一定规模后，追加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就逐渐消失了。因此，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既是互补关系也是竞争关系。随着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竞争（替代）也将不断加剧，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产将逐渐替代美国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时，学者们也有相反的发现，利普赛(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上，美国的出口与美国海外子公司销售额都是高度正相关的，而且美国海外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国出口竞争伙伴中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除去个别的现象，较大规模的起步应从20世纪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亚洲的印度、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是从那时起陆续向国外或境外进行直接投资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东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些成员的投资方式也从贷款转向间接投资，再由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注：宋亚非：《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虽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而且由原来主要投资于邻近的国家和地区，逐步转向向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世界级大企业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加。1997年，发展中国家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仅有22家，平均营业收益率为3.6%；而2000年入围企业增加到33家，平均营业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强”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张金杰：《国际直接投资形势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编《2001-2002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也有其特点。首先，小规模和特殊商品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由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大多数属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生产，资本劳动比率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低许多，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更愿意接受劳动密集型高的项目投资。即使是进行规模较大的生产性投资项目，与发达国家相比，作为母国的发展中国家也占据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同时，这种生产性投资也将给母国带来原料、设备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强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性。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侧重于扩大出口的市场销售战略。无论是为保护原有的出口市场，或是开辟新的市场，还是避开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多采取各种方式保障出口，在达到一定实力和经验积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经营战略发展。
考察韩国的经济，其迅速发展得益于通过出口把国内产业与国际市场紧密连接的结果，从而使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大，并对国内经济的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991年韩国全国经济学家联合会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注：参见杜玲博士论文：《发展中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经验与趋势》，2002年5月。）中，我们看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总的来讲与贸易联系较多，所占比重也较大。如开拓市场与回避进口限制两项都与贸易紧密相连，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韩国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当然，从表中还可以看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因区域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北美洲和欧洲地区，开拓市场的动机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动机的比重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这是为适应当地区域化经济和确保新产品市场的结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区，最高比重的动机为回避进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动机高出10.4个百分点，这说明韩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此两个地区对贸易壁垒的突破动机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体到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还有更进一步的动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译）(Lee,Honggue)对韩国电器行业的研究。（注：参见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电器是韩国最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电器生产国。李宏格指出，韩国电器行业在198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比1979年增长了85%，显示出韩国在该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于20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顶峰——尽管与韩国电器产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资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间电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为5亿美元，而1992年电器产品的出口额却高达161亿美元。李宏格分析，韩国电器行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维持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即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那么，这种对外直接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韩国本身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造成的压力，迫使电器行业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寻求廉价劳动力以降低生产成本（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韩国扩大对欧美出口的同时，其电器产品也已成为反倾销的对象——这一点对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审视海外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一国的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贸易；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一，所以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出口的影响具有动态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已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它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运作方式。
三、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与贸易的关系
为了论述的方便与国土概念上的准确，我们把以下涉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称为“海外投资”。
（一）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从1949年算起。但因那个时期的海外分支机构都是一些贸易企业，规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内。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海外投资的步伐越来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的企业就达6610家，中方海外投资总额已达83.5731亿美元，遍布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注：此海外投资的区域数字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年）为准。）。
1.中国海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国海外投资在全球的区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但目前从投资的额度来看，集中化的表现还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数量在全球主要63个国家和地区的分布见表1。从基本格局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发达国家（欧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国港澳地区33.46%的分布，大致呈现出各占1/3的态势，可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分布。具体的投资额度和比重见表1。
表1中国海外投资区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外经贸部《对外经济贸易简要统计》(2001)整理。
通过以国家和地区分布的形式进一步对投资额排序，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海外投资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缘优势和人缘优势使相邻国家（地区）和海外华侨聚集的国家（地区）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集中区域。至于在拉美地区和非洲投资额分布得较高，一般为投资行业的原因所致，这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
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分布。中国海外投资是从贸易型企业起步的。这些贸易型企业开始在海外做的商业性工作是为对外贸易企业提供信息、进行市场调查和客户联系服务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政府有关政策的引导下，生产加工型企业有所增加。但总的来看，服务贸易型的投资行业特点仍十分突出。根据对外经贸部的统计，截至1999年，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企业，无论从企业数量上还是在投资额度上仍占绝大多数；生产加工型企业虽然在企业数量上增加较快，但在投资额度上还处于较小规模；而资源开发型企业在投资额度上比生产加工型企业还要大些。详见表2。
表2中国海外投资的行业与投资额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提供的数据整理。参见：外经贸部发展司：《中国的境外投资状况》，《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国海外投资在发达国家的多为服务贸易型和研究开发型，即非生产性项目。服务贸易型企业的运作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内企业的出口，以促进中国产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资于研究开发型企业则是为了更有利地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以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则大多为资源开发型和生产加工型，即非贸易性项目。资源开发型的投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开采条件较好或储量、品位较高的石油、矿产、林业、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生产加工型投资，主要为转移国内长线产品的生产能力或发挥中国在技术、管理上的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的市场，同时带动相关材料、设备、零配件的出口。因此，这也是生产加工型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亚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互动
1.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从外部条件上看，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进入生产、销售、采购的全球体系成为必然。中国既然已经实行了“引进来”的改革开放，也必然要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资本、技术和人力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提升国内的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号召，更主要的是国内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和内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许多动因，具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如下五点：(1)寻求资源开发。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率很低。在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源短缺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其中，开发的重点放在对我国经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对外能源投资，即对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此外，还有一般性资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树林资源等）的开发。在海外投资开发资源，主要是为了保障我国资源长期、有效和稳定的供应。(2)扩大出口贸易。无论是从中国政府政策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投资的角度，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带动服务业的出口，都是目前进行对外投资最多的动机。在政府制定的有关海外投资政策中，着眼点基本上都是扩大出口，是与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的贸易措施；综合对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动机调查，扩大出口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注：参见段云程：《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战略》，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版；谢康：《跨国公司与当代中国》，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版；鲁桐：《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对英国中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载世界经济学会编《世界经济与中国：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开拓国外市场。在中国国内需求不足以及同类企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积极开拓新的国外市场是企业利益驱动的内在动力所致，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之一。这与理论上阐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寻求市场型是相同的。(4)规避贸易壁垒。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规避贸易壁垒或突破贸易壁垒都是寻求市场型的一种动机。由于我国现已加入WTO，关税逐步下调后，规避各种贸易壁垒已成为扩大出口和占领国外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年来，出口配额限制、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情况越来越严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可谓是突破贸易壁垒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对特殊贸易限制的一个反应。(5)获取高新技术。在海外投资是中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的一些航天、航空、电子、生物化学和机械业的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渠道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少数中国企业还在国外投资建立了研究和开发机构，用最近的距离、最快的时间学习、研发最新、最前沿的技术。当然，这种类型的投资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但它将是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
2.中国海外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如前所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上，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即存在互补关系也不乏替代关系，即存在贸易创造效应也有贸易替代效应。具体到中国的实际，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而定。首先，服务贸易型企业的投资，动机与目标非常明确，肯定是为扩大出口服务的，因此这类企业的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无疑是积极的；其次，资源开发型企业的海外投资，进口的资源都是我国相对成本低或战略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设备、制成品（如钢材）、技术和劳务的出口，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进口贸易增长，但从整体上看对我国出口贸易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最后，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将对生产加工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做一个具体分析。(1)机械行业。机械行业中如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组装，家用电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装配：将产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装配：将产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给买方组装成整机。）等，由于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国内的零部件，在初期设备投资之后，后续的零部件就成为组装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从总体上看，机械行业在海外投资对我国出口的带动作用是持续且长期的。特别是大型家用电器，这是典型的加工组装型产品，根据外经贸部的有关统计，家电行业投资带动出口的系数比其他产品高达20-30倍。金城集团的案例也显示，摩托车产品在海外投资建厂生产后，大幅度地带动了该集团的出口：1997年海外销售收入250万美元，带动出口近150万美元；1998年海外销售收入近600万美元，带动出口达400万美元（注：李钢主编：《“走出去”开放战略与案例研究》，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实证分析表明，机械行业由于技术与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结合，海外投资就可带来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2)轻工行业。严格地讲，轻工行业中也有属于机械行业的产品，区分出来的主要是体积较小的机械产品如自行车以及其他轻工产品。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体积较小，出口运费没有体积较大的机械产品高，与海外加工的生产成本比，在国内的生产成本更低，因此这类产品的海外投资与出口很可能出现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此类产品后出口更经济，就很少会有企业再到海外投资生产；即使在海外投资并形成规模生产，对国家的出口带动作用也不大。(3)纺织服装行业。纺织服装业的投资主要是规避贸易壁垒，由于根据多种纤维协议，在投资国的出口配额已经用尽时，如果东道国尚有未使用的配额，投资国便可以使用。中国在纺织品领域受欧美出口配额的限制非常严重，因此不少的纺织服装企业到海外投资主要动机都是为了突破配额的壁垒，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这种类型的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也要视情况而定：一次性投资建厂可以带动国内纺织机械的出口，但对出口贸易没有持续的带动作用；使用国内材料多的，可以促进国内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产地规定比例的国家对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国家（地区）可以享有免配额、免关税的优惠，则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出口或向第三国出口。因此，纺织服装行业在海外的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是扩大还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实证数据。
四、结论
1.综合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中的发展，以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贸易的现状与特点，论述了中国海外投资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我们进一步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既存在互补又存在替代关系、中国的海外投资既有贸易创造效应又有贸易替代效应的理论。有意义的是这些互补和替代关系，或称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效应，在不同的投资领域、投资行业、不同的投资区域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是有所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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