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5 15: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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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环境较为脆弱黄河三角洲地区成陆时间较晚，处于大气、河流、海洋和陆地的交接带，是典型的河口湿地生态系统。该区域物种资源丰富，多种物质和动力系统在此交汇交融，陆地和淡水、淡水和咸水、天然和人工等多类生态系统交错分布。近年来，由于黄河来水来沙量减少，给河口地区的生态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直接影响到湿地淡水资源的补给，打破了湿地土壤水盐平衡，植被覆盖率降低，使河口湿地面积减少和生态系统退化。同时由于人类活动加剧，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对生态环境带来较大破坏，导致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呈现较强的脆弱性。这给生态城镇建设带来巨大挑战。
（二）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一直以来，黄河三角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脆弱，历史欠账较多，虽然近年来发展速度加快，但仍然不能满足城镇化发展的要求。目前，该地区仍然缺少与周边区域贯通的干线铁路，高速公路网络尚未完全形成，港口规模小、吞吐量较低，能源、水利、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很完善，特别是绿色、低碳型的城市基础设施更少。由于地势较低，不少城市夏季经常出现内涝现象，城市地下水污染严重，给城市生态系统带来较大破坏。
（三）产业结构层次较低近年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取得了明显成效。该地区产业结构由2008年的7．59∶66．79∶25．62调整为2012年的7．33∶61．27∶31．40。但是这与山东省8．6∶51．4∶40．0的结构相比，产业结构层次仍相对较低。第二产业比重较大，与城镇化息息相关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较低。第二产业中仍然是石油化工、石油装备、纺织、造纸、铝业制造、盐化工、皮革制造等传统产业占主导地位，而这些产业又是污染性较强的产业，对环境影响较大。从总体上看，资源消耗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仍占较大比重，科技创新型产业所占比重较低，导致经济增长代价日增。
（四）环境保护面临较大压力《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实施以来，区域内各市、县（区）采取了有力措施，积极推行节能减排，万元GDP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都有了大幅度减低。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节能减排的空间越来越小，压力越来越大。据2012年山东省政府对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中期评估显示，经济指标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指标完成情况呈现不一致的状况，涉及生态建设与节能减排的指标完成情况不够理想。［2］仍然占有较大比重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给生态环境带来较大影响，雾霾天气增多，PM2．5浓度在多个城市处于“严重污染”或“危险水平”。这些无疑给该地区的生态型城镇化建设带来很大挑战。
（五）城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偏低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黄河三角洲城镇化水平为46．63％，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区内各个县（区）之间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呈现不均衡状态，4个市辖区的城镇化水平较高，超过50％，而利津、阳信、高青、庆云、乐陵等县市的城镇化水平还在35％以下。从黄河三角洲对人口集聚的能力来看，尽管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净流入人口到达了21．1万人，但城镇常住人口占全省的比重却由10．69％降到了10．57％，19个县（区）中有11个县市区对人口的吸纳力有所减弱。［2］而对人口的集聚能力直接体现了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质量的高低。从人口密度上看，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人口密度仅为全省的61．2％，城镇密度亦相对稀疏，是全省城镇密度的79．4％。这样的状况不利于形成显著的空间聚合态势，难以形成高效率的城镇化空间布局。
二、黄河三角洲生态型城镇化建设的主要对策
（一）以人为本，树立生态化发展的新理念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为此，城市社会生态系统运行必须有利于人的健康发展。生态城镇化的建设过程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过程，因此，生态城镇化要把人看作是生态系统中主体要素，并实现人与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城镇化建设要紧紧围绕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基本要求，树立生态文明的新理念。一方面，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要普及生态环境知识，增强城市建设者和市民的生态意识，提高他们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形成保护生态环境、弘扬生态文明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要倡导绿色低碳的城市生活方式。在适度的物质消费的基础上追求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城市市民养成健康绿色的良好习惯，低碳家居、低碳消费、低碳出行，将资源节约保护意识融入城市化发展的各个阶段、每个领域。
（二）科学规划，以现代化理念构建生态城镇建设的新格局生态型城镇化的重点不是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地域的扩展，而是城镇的内涵式发展，生态化转型。要从战略的高度理解生态型城镇化的任务和目标，要注重城镇功能的完善，注重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此，必须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做好生态城镇发展战略的制定，做好整个区域城镇的总体规划和设计。国内外生态文明建设中都非常注重编制城镇建设发展规划。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生态城镇化建设也需要制定科学的规划。为此，要结合《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和各地市、县（区）的高效生态经济区、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十二五”发展规划、城镇化发展规划等先期规划来科学制定生态城镇化发展的蓝图。既可以把生态城镇建设纳入到城镇化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去，也可以专门制定生态城镇建设的具体规划。在规划设计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贯彻生态优先的方针，统筹本地生态城镇建设的长期与短期发展目标，明确各自生态城镇建设的重点领域和主要任务，全面考虑涉及生态城镇建设的人口、土地、产业、生态、环境、设施等各方面因素。在规划中应该以新城区为规划主体，以行政中心、绿色居民区、湿地公园、城市综合体等项目为重点，在优先考虑城市整体环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土地、人文、自然资源，增强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系统性。
（三）加快载体培育，积极推进高效生态产业集聚发展生态城镇建设必须坚持城市发展与产业成长“两手抓”。生态产业是生态城镇发展的载体和基础，生态城镇化又为生态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平台。黄河三角洲日益发展的高效生态产业为该地区生态城镇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高效生态产业是具有典型的生态系统特征的节约集约经济发展模式，包括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服务业等产业体系，是建设生态城镇的有力载体。2013年，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实现生产总值7985．2亿元，增长10．9％，成为山东省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当前，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体系初步建成，可以和生态城镇建设相得益彰，协同发展，构建产城互动的新格局。当前，黄河三角洲地区产业生态化与城镇生态化的互动发展一般有两个途径：一个是与老城区相联系的传统产业的生态化转型。对污染较为严重的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减少它们对城市的破坏，重构它们与城市的生态联系。同时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在城市中和城镇周边大力发展具有绿色低碳特征的现代服务业。二是在传统城区之外建设生态新城。主要包括两大载体建设：生态产业园区和生态社区。生态产业园区是承载生态产业生态行为与市场行为的空间场所，也是黄河三角洲地区生态产业集聚发展的主要形式。当前，黄河三角洲地区建设了众多的生态产业园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绿色产业经济区，这为生态城镇建设提供了产业基础。生态社区是生态城镇空间中承载人类生活、居住的载体，是构成生态城市的基本单元和细胞。生态社区建设是生态城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生态社区建设可以使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低碳化、生态化，为生态产业园区建设提供生活支持。
（四）遵循生态规律，优化城镇发展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是一个由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其中自然生态系统是物质基础，社会生态系统是精神、灵魂。生态城镇建设不仅需要优美的自然生态系统，更需要和谐的社会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市本身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化；二是城市周边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化。但无论哪种生态系统的优化，都必须遵循生态规律，符合生态城镇建设的实际需要。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优化不是自发形成的，必须有一个自觉行动的过程。其中的关键是要明确系统优化的主体。企业是生产方式转变、产业园区建设的主体，居民是生活方式转变、生态社区建设的主体。无论是在生态保护和修复、城市自然景观的建设与维护方面，还是在环境保护和环境卫生维护方面，都必须有企业和居民的共同参与。城市社会生态系统属于人文生态系统，反映的主要是人与人的关系。与自然生态系统相比，社会生态系统更复杂，更具有脆弱性。因为社会生态系统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此，社会生态系统的优化既要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也要遵循自然演变规律。社会生态系统建设的关键是要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为此，要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主要内容，崇尚公平正义，大力推动和谐城市、和谐企业、和谐社区、和谐家庭建设，构建良好的城市社会生态系统。
（五）以科技为支撑，构建生态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生态型城镇化需要产业、科技、体制、管理、政策等方面的动力推动。在所有的动力要素中，科技起着决定性作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崛起、传统产业的生态化转型、资源的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都离不开科技的创新。科技支撑已经成为影响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的核心要素。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限制，黄河三角洲地区的科技投入和科技创新水平与全国、山东全省及其东部较为发达的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这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的重要环节。为此，必须加大科技投入，推动机制创新，全面提高生态科技水平，推动生态城镇化建设。“生态城镇科技是生态城镇与生态科技的有机结合，是专门服务生态城镇建设的科技手段。”［3］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促进生态科技创新，推动生态城镇化建设的步伐。一是要构建与生态城镇适应的多元化的生态科技体系。主要包括绿色建筑技术、绿色交通技术、生态工业技术、生态农业技术、现代服务技术等等方面。二是构建一体化的生态科技合作创新机制。由于受行政区划和行业限制，黄河三角洲区内各县区之间、各行业之间的合作力度不够，难以发挥科技创新的整体竞争优势。为此，要打破行业和区域的限制，处理好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生产应用的协调发展，建立生态城镇科技研发体系，构建“产学研”或“政产学研”一体化的合作机制。三是加大生态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政府和企业都应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力度，作为政府要在财政拨款、减免税、优惠贷款、股份制改造、上市融资、风险投资等方面，对生态科技发展给予政策支持，作为企业要重视科技创新的作用，加大研发投入。四是加强培育生态科技创新人才。科技人才的教育与培训是生态科技创新的重要基础。2010年，黄河三角洲地区6市共有科技研究人员100522人，博士毕业2657人，硕士毕业9154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明显偏低。区内唯一一所211院校———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也移居青岛。吸纳高科技人才的政策支持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为此，要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多种层次开展生态科技人才的教育培训，健全生态城镇建设的科技队伍。高等学校要开设相关学科和专业，为生态城镇化以及生态科技创新培养一批善生态管理、懂生态技术、会生态经营的人才。
（六）加快制度创新，构建生态型城镇化建设的考评机制城镇化进程中政府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创新制度建设，为保障城镇化按照生态化的方向发展建立健全一套有效的考评机制。首先，要构建生态城镇评价指标体系。要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和各市城镇化规划为依据，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差异，从经济指标、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等方面制定具体的生态城镇化衡量的指标体系。并依照制定的指标体系，以县区为单位进行生态城镇建设的考核。其次，健全生态导向机制，将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社会生态建设成效纳入干部考核的评价体系中去。生态城镇化离不开生态建设的整体推进，必须使各级干部、群众切实树立生态优先的理念，树立绿色、生态政绩观，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考核办法、奖惩制度，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型城镇化发展的长效机制。
1．1我国乡土文化传承发展简析乡土文化即农村区域文化，依附于农业、农民、农村，具有典型的“三农”特色。乡土文化和农业一样，具有弱质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城镇的演变，如不注重保护与传承，该种文化可能会逐渐消亡。因为在城镇化进程中，急功近利的心态使得人们过分注重物质追求和经济建设，忽略了文化传承和精神建设的重要性，由此而产生的技术泛滥、文化同化和城镇建设同质化问题，无疑使原本朴素、宁静和特色鲜明的乡土文化逐渐脱离了人们的视野，增加了乡土文化传承断裂、被逐渐解构甚至泯灭的风险［4］。人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体，发挥着主观能动作用。近年来，我国乡土文化发展较快，由表1可知，群众文化机构个数及从业人员数从1990年的9087个、70319人增加到2012年的43876个和156228人，分别增长了3．8倍和1．2倍。自1996年以来，群众文化机构个数和从业人员数趋于稳定，波动幅度较小，2006年后，从业人员数开始新一轮的增长，更多的人参与到乡土文化发展与传承工作中去。另外，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需要借助不同的媒介或载体，举办文化展览、开展文艺演出等是弘扬乡土文化的最佳工具，2012年全国共开展各项活动80万余场，约为1990年的6倍，此举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不同地区的乡土文化，达到推广普及的效果。当然文化传承与发展是一项长期有序的工作，打造和培养一只稳定的传承队伍，保证传承者和受传承者的持续性是维持文化长久不衰的重要途径［5］，2012年全国共开展38．7万次乡土文化培训，不断充实、壮大农村文化工作者队伍，为乡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化传承与发展离不开资金支持，作为公益性事业，群众文化机构收入来源有限，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拨款。我国对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支持力度较大，财政拨款逐年增加，22年来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8%，2012年国家财政拨款高达130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0．1%。总体来看，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资金供给能够维持其正常活动运转，除1999年(－66439万元)、2000年(－1541万元)、2001年(－679万元)、2007年(－27421万元)和2012年(－14202万元)存在当期财政赤字外，其余年份收入均大于支出。而赤字年份仅是当期收入小于支出，以往年份的结余累积足以弥补当期收支亏损。
1．2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简析近年我国城镇化发展呈上升趋势。如图1所示，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增长到2013年的53．7%，年均每年增加1%左右。简新华(2010)认为这种较快发展的趋势还会持续下去，今后将会以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继续推进，并在2020年达到60%左右。按城镇化率同比增加值的大小可划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1978年～1995年)，这一时期除1979年(1．1%)和1984年(1．4%)外，城镇化率同比增长均低于一个百分点，属于初始发展阶段;第2阶段(1996年～2005年)，前8年内，城镇化率增长值保持在1．5%和1．4%之间，较为稳定，2004年和2005年则有所放缓，分别为1．3%和1．2%，但总体处于较高的增长阶段;第3阶段(2006年～至今)，城镇化率增长处于波动较大的状态，2010年同比增加3．1%，创历年最高。我国城镇化的较快发展是由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共同推进的。人口城镇化是显性的动力，土地城镇化则起辅作用。土地城镇化推动着人口城镇化的发展，间接性地体现在城镇化率波动中。陈凤桂(2010)通过对城镇化率的分解，分析得出在2002年以后我国土地城镇化速度大于人口城镇化速度，并在2007年土地城镇化指数超过人口城镇化指数［7］，这种超前的土地城镇化并不符合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涵，有悖于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宗旨。但随着我国对城镇化发展质量要求的提升，内涵、高效、绿色的城镇化必将成为未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旋律。
2关于土地城镇化与乡土文化传承的思考
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归结为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人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体，而土地是客体，同时土地与人又都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在我国提出新型城镇化这一概念之前，以往的城镇化建设主要以土地城镇化为主，即以城市扩张、农民进城为主要特征，强调的是量，追求是的高城镇化率．属于粗放型城镇化发展。在土地城镇化的过程中，村庄被整体规划、农户集体迁居新住所，有些地方出现“千城一面”、“规划混乱”、“好大喜功”、“伪造古董”等四大怪现状［8］，即所谓的“统一规划”局面。不同地区、民族通过城镇化最终走向了大一统，却失去了象征区域特点的精神文脉。土地城镇化的推进不应是简单地造城运动，城镇化不仅要有具体形态，还要有文化内涵。应该根据不同的地理位置、民族风情等打造具有地方比较优势的特色城镇品牌。尤其是古文化气息浓厚的地方，要在充分保留乡土文化载体的基础上进行优秀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并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嵌入旅游、商业化的思想。但商业化的深度要吻合地区文化的真实性，避免过度地商业化而导致乡土文化传承走向相反的方向。总之，土地城镇化要秉承“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原则，有保留的推进村庄整治，用科学的文化观指引新型城镇化建设。
3关于人口城镇化与乡土文化传承的思考
总理指出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人的城镇化，而不仅仅是土地城镇化。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由农村走向城市。2013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6955和8896元，同比去年分别增长9．7%和12．4%，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在稳步提高，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在不断推进。在2030年之前，我国城镇化率将要达到70%，再次增加2亿农村人口的转移，实现更多的农民市民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存在不可逆转的趋势，但被市民化的人口是否真正融入到市民群体中，市民化的质量究竟如何，是否存在“伪城市化”等问题都值得商榷。人的城市化本质就是文化重构，长期形成的价值观、财富观、职业观和生产、生活方式，往往使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更大的阻力与障碍［2］，尤其是少数民族或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由于受本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部分农民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后可能会面临本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冲突。一方面这种冲突会带来生活上的不适与心理上的落差，阻碍其生活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可能会导致社会不和谐因素的出现，引发民族或城乡冲突。这会使城镇化的质量大打折扣。即使乡土文化能够融入到现代文化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脱离农村土壤的乡土文化仍然面临着被主流文化同化、传承与发展的载体消失等危机。因此，在乡土文化融入到现代文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搭建两种文化融合的平台，促进农民市民化角色的转换;另一方面，要积极营造乡土文化特有的载体，使二者既有交叉又各具特色，避免彼重此轻。
4结论与讨论
（一）铁路建设与经营的现状
低碳经济是当前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与公路、民航、水运相比，铁路具有能耗低、污染排放小、占地少、运量大等技术经济特点，具有相对更高的运输承载力和综合性价比。据统计，高铁、高速公路、飞机的能耗比约为1∶7.6∶15.2，铁路客运碳排放量约为公路的1/4，铁路货运碳排放量约为公路的1/30，铁路建设占用的土地为高速公路（4车道）的1/2。因此，一国交通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低碳交通体系的核心应是发展铁路交通。早在1904年，山东半岛胶济铁路就已建成通车，然而直到近几年山东省才展开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山东省政府在2008年规划，预计到2015年完成“四纵四横”铁路网布局，以推进山东半岛的交通现代化建设。然而伴随铁路建设事业的展开，许多问题也凸显出来。一是建设资金融资难，建设里程不足。2012年山东省铁路通车里程为4306km，仅约为公路通车里程的1/57。这是因为铁路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性，属于自然垄断行业，建设前期所需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调节无法满足社会公众对铁路的需求。为此，铁路事业一直由政府主导，独自承担铁路建设的融资、运营，铁路建设的资金来源也主要以政府资金与银行贷款为主。二是铁路行业的经营业绩及盈利能力亟待改善。据统计，2009年济南铁路局运输收入为144.2亿元，辅业收入为95.8亿元，铁道事业运输收入占其总收入的一半以上。现阶段虽然诸多铁路局也开展了多元化经营，但除运输外的最大经营项目几乎都是批发和零售业，营业收入仍然主要依靠铁路运输，企业的多元化战略尚未得到有效展开。
（二）城镇化建设的现状
山东半岛城市圈包括济南、青岛、淄博、东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八个地级城市，2001年GDP就已实现6228.99亿元，成为全国六大城市群之一。然而，我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并不协调，2012年我国的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之比为0.72。而山东省的同一比值为1.1，这说明山东省的城市化进程远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城镇化建设水平亟待提高。在此引入南京市作为参照，主要是基于南京市位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是江苏省省会，与山东省省会城市济南具有一定的可比性。比较看出：山东半岛城市圈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要明显高于全国城市平均水平，是全省经济发展的重心与中坚力量，但日照的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胶济沿线产业带经济优势显著，但整体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东营尤为明显。各市之间人口分布不均衡，但悬殊不大。城镇人口比重过低，除济南、青岛两市外，其他城市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淄博、东营、日照三市与全国平均城镇人口比重的差距较大。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除日照外的各市居民消费水平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整体居民生活水平较好。与南京相比，济南的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且济南作为山东省会城市在经济规模、人口规模等方面均有一定差距。2012年山东半岛城市圈城市中心设施水平则如表2所示，不难看出：除东营市和潍坊市人口密度过低外，半岛城市圈其余六城市中心人口密度均高于全省以及南京市，但只有济南市、淄博市和威海市超过了全国城市人口密度。自来水与燃气普及率较高，城市中心已基本达到全覆盖。人均道路面积均高于全国与南京市的建设水平，说明城市中心基础设施道路建设较为合理。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言，济南市环境生态水平有待提高，山东半岛城市圈的整体环境水平与居民生活质量较好，绿化水平与南京市相比所差无几。总体而言，山东半岛城市圈虽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优势明显，8个城市的发展也相对均衡。但与长三角城市群的南京相比，中心城市济南的产业结构需进一步优化升级。在其他方面，济南与南京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这将制约着济南作为“增长极”所产生的极化效应，从而不利于山东半岛城市圈、乃至全省结构合理的城镇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二、日本铁路交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模式的特点
经历百年的探索与实践，日本大型民铁公司创造了从国际视角看亦颇具特色的“日本式铁路经营”模式。主要特色体现在：一是政府的推动作用。在日本，政府为民营铁路公司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在财政、金融、税制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二是民铁企业自身选择大城市圈发展，从而获得了稳定的运输需求。三是民铁企业积极推进多元化战略，从而实现了主兼业相辅相依，并行发展。“主业”是指地上及地下铁路运输事业，“兼业”则是指铁道部门以外的其它事业，主要包括沿线巴士和出租车事业、房地产开发和公寓经营等不动产业、零售业和购物中心等流通业、以及宾馆、酒店、游园地和观光娱乐等休闲产业。日本民铁公司由于积极地推进多元化战略，铁路主业收入往往只占其集团整体收入的二到四成，有的甚至不足一成，如东京城市圈的东急电铁、大阪城市圈的近铁等。日本民铁企业的发展历程表明：主业是兼业的发展基础，兼业是经营稳定器，为主业的稳健经营与发展提供保障。日本民铁企业通过积极地推进沿线开发与多元化战略，不仅实现了铁路企业的稳健经营与发展，而且推进了区域交通网络建设与城市化进程，并成为日本现代城市开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三、对策与建议
（一）基于宏观层面的区域规划视角
根据“点——轴系统”理论，山东省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应加快推进以济南、青岛为双核心的城镇体系，采取内陆以胶济铁路、沿海以荣烟青城际铁路为主轴线的“T”字型空间结构战略。形成“青岛-淄博-潍坊-济南”与“威海-烟台-青岛-日照”两条以青岛为枢纽的“T”型交通经济产业带。增强济南、青岛两个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从而带动沿线小城镇及农村地区协调发展。山东省虽已制定“四纵四横”铁路网的规划，但远不能满足山东经济发展的需要。例如东营、潍坊、日照均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主要城市，然而东营-潍坊、东营-日照、潍坊-日照之间尚没有一条相连的铁路，其资源运输与人员流动的弱可达性可想而知。因此，加快推进并完善半岛铁路网建设，降低各产业集聚区之间、各主要城市之间的人流、物流运输成本以及目的地之间的感知距离，提高各节点城市之间的通达性，减少经济活动频繁区域的铁路覆盖空白地带，已成为半岛城市圈亟待解决的首要任务。
（二）基于政府的推动与支持视角
从铁路建设与城市规划和发展的角度看，铁路建设应具有超前性。政府主导城市规划、建设、合理有序地开发，可有效地避免盲目膨胀与无序发展。完善发达的交通网络建设是城镇化均衡发展的必经之路，西欧、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城市化中后期的郊区城市化现象便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政府在主导和规划城市建设时，应特别注意交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的长远性与一致性，同时，应合理地制定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鼓励民间资本投资铁路建设，推进投融资主体多元化，以减轻单纯依靠政府投资进行铁路建设的压力。
（三）基于铁路部门的稳健经营与发展视角
（一）金融机构信贷政策缺乏明确的城镇化导向
城镇化是当前乃至今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重点内容，但金融机构尚未形成一个清晰、持续的支持城镇化的思路，将自身经营较好地融入到城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当中。城镇化进程面临严重的金融约束，投入的金融资源对城镇化支持作用不明显，特别是在有效解决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农业及中小企业信贷投入问题方面，创新动力不足，制约了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二）城镇化基础设施投资存在明显“二元”结构性差异
由于铁岭市长期推行“工业立市”经济发展战略，使得基础设施建设财政资金投入主要集中于城市，造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城市，阻碍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推进城镇化进程必须首先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改善农村地区生产条件，然而投入资金不足造成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十分缓慢。由于政府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较少，而且农村城镇化的基础设施投放具有投资额大、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等特点，因此难以获得金融机构的支持，造成资金来源结构单一，投资规模无法迅速扩大。
（三）现代农业发展使农村信贷需求呈现新变化
一是资金需求量增大。现代农业特别是农业产业化投入水平远高于传统农业，大规模集约生产促使信贷资金需求从以往零散、小额的传统农业需求模式，向集中、大额转变，单户单笔资金需求额较过去有明显增加；二是资金需求长期化明显。种、养殖产业产品周期长，生产、仓储和销售等环节需要长期占用大笔信贷资金，需要长期信贷资金支持；三是资金需求点增多。现代农业发展中形成多种以特色产业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链条，出现了“公司+经纪人+农户”、“农村经纪人+农户”、“协会+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等多种生产经营方式，在生产、加工、销售等诸多环节产生新的信贷需求特点；四是贷款方式呈多样化需求。现代农业发展中农户因所处产业领域和发展阶段的不同，对信贷方式也提出多样化要求。过去农户贷款一直以单一的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为主。随着农业发展为产业化集约经营，大额资金需求上升，小额信用贷款、联保贷款方式已难以满足大额资金需求，对抵质押贷款需求呈上升趋势。
（四）中小企业信贷发展缓慢
中小企业是城镇吸收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但中小企业发展长期受到信贷约束的影响。一是信用缺失。中小企业由于信用意识普遍淡薄，信息披露意识差，财务信息虚假，易产生逃废银行债务的情况，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还款预期很低，挫伤了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提高信贷服务的积极性；二是产权障碍。许多中小企业不同程度存在机器设备、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不明晰的问题，使中小企业无法将产权进行抵押来获得银行信贷支持；三是经营稳定性较低。中小企业资产规模小，负债能力有限，易受市场环境影响而产生较大经营风险；四是融资需求多样化。中小企业类型多，资金需求呈现多样化、小批量和频度高的特点，增加了银企双方的信贷管理和融资成本。
二、传统农业地区金融支持城镇化发展的相关建议
城镇化建设是金融与经济良性互动的一个机遇期，目前铁岭市已进入城镇化建设高速发展期1，具备良好的基础条件，GDP、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连年增长，城镇承载农村劳动人口能力不断增强。铁岭市政府规划“十二五”末期实现城镇化率70%的目标，届时将新增城镇人口70余万人，平均每年新增18万人，且城镇化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就可拉动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长1.5个百分点。这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将是一个庞大的潜在市场，深度参与城镇化进程将是地区金融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笔者就传统农业地区金融机构如何支持城镇化发展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明确金融支持城镇化政策导向，以统筹城乡发展的理念规划金融资源
一是加强政策引导。政府部门对金融机构明确城镇化战略方向，增强金融信贷投入农村城镇化领域的积极性；二是人民银行应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参与城镇化进程。通过窗口指导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采用差别化的政策手段，引导金融机构将城镇化作为拓展新业务和信贷投放的重点；三是明确城镇化建设信贷需求特点，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农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的信贷支持力度。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与城镇化建设相关项目的信贷功能，如铁岭市农发行土地整理贷款2，2013年已向昌图县土地储备中心发放4600万元的三年期贷款，用于昌图镇城关村土地征收整理储备项目，2014年该行计划将向开原市和调兵山市发放此类信贷共计14527万元。
（二）找准现代农业信贷需求特点，满足产业化发展的多元化需求
现代农业发展的多元化、多层次、多类型,需要农村金融从信贷品种上加快创新,为需求主体提供个性化、差异化的服务。一要把信贷资金优先配置在区域主导产业上。要根据主导产业发展的规模、阶段差异，设计不同额度和期限的信贷产品，满足不同类型企业和农户的资金需求，提升主导产业的档次与质量，向集约化和规模化发展；二要把信贷资金优先配置在优质产业链上。以优质产业化链条中的龙头企业和农户信贷需求为重点，全面提高原料生产、产品加工、仓储和销售等环节的信贷供给水平，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在产业链中的拉动效应，促进产业化水平的提升；三要把信贷资金优先配置在高效组织上。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合作组织的信贷投放，促进其发挥连接市场和企业、农户的纽带作用，推动农户联合、产品联合的规模化经营和产业化发展。
（三）加强中小企业信贷服务，促进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发展
金融机构要根据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特点，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把握当前国家稳健货币政策的重点和一系列有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信贷政策。一是完善信贷工作流程。在适当下放信贷审批权限的基础上，缩减传统审贷流程不必要的环节和过程，对中小企业采取差别化的授信机制，推进限时办结制度，开辟中小企业信贷服务“绿色通道”；二是扩大抵押担保范围。探索中小企业采取股权、出口退税税单、商业汇票、应收账款、在建工程和商品存货等多种抵押方式，解决抵押资产不足的问题；三是不断挖掘和拓宽中小企业客户渠道。从产业链上下游寻找优质中小企业客户，如铁岭市煤炭、橡胶行业；从商业生态链上发现优质客户，如在东北物流城建设和运营中产生的商品物流供应链条上的大量中小企业客户；四是加大对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的信贷支持。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建设是发挥地区主导产业聚集优势的主要载体，集合了大量优质中小企业，对于城镇化建设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重要意义，金融机构应建立特别针对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的授权制度。实行综合授信和信贷倾斜政策，创新信贷支持的品种，解决建设融资不足、审批速度慢的问题。
（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信贷投入，促进城乡环境协调发展一是政府应尽快建立和完善政府投资基金，加大对农村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将有限的财政资金投入到道路、能源、电力、通讯及信息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二是建立一个完善的财政补贴机制。通过建立利差拨付、确立合理经营费用补贴、提高呆坏账准备率等利益补偿机制，对金融机构因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政策性亏损给予及时弥补，实现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保本经营;三是商业银行要制定有关政策，特别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实行资金倾斜，优先投入资金，保证农村资金回流；四是明确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支农形式。在当前大力倡导金融支农的背景下，中小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应成为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的重点。农业政策性金融应为投资小、见效快的小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5年以下短期贷款;为供电供水、农村道路交通、雨水集蓄利用工程、种子工程等小型基础设施提供5～10年期贷款;为农田改造、更新改造农机化设备、中型水库和中小河流治理等工程提供更长期限的贷款。
（五）完善相关配套措施，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环境
1.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分散农业经营金融风险。一是加大财政支持和政策优惠力度。财政部门应给予农业保险经营公司一定的保费补贴和税收优惠，提高其赢利水平和经营的积极性。二是增加农业保险经营品种。在完善传统农业保险产品的同时，应不断开发推广针对特色农业和农业产业化需求的新保险产品。三是完善农业保险的风险补偿制度。建立农业再保险体系和巨灾风险基金，引导更多的商业性保险机构拓展农业保险业务。
2.加快征信体系建设，为信贷稳定增长提供可靠信息支持。一是加快征信数据共享。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调动各部门和基层力量，打破各数据源割裂限制，建立公共的数据平台，实现征信数据共享，推动征信体系建设；二是加强农村征信评价指标体系建设。由于城乡差异明显，人民银行应针对农业产业特点和不同农业地区发展水平差异来制定农村征信的评级办法、标准和指标，建立科学的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信用评估指标体系；三是开展征信宣传和诚信教育。政府和金融部门通过多种载体和途径大力宣传和教育，净化信用环境，突出信用文化建设，为征信体系建设提供良好的群众基础。
（一）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
城镇用地粗放低效，“摊大饼”式的城镇扩张方式，使得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远高于城镇人口增长速度；农村居民点用地增加速度高于农村人口减少速度。一些地方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抵押融资推进城镇建设，加剧了土地粗放利用，浪费了大量耕地资源，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
（二）城镇空间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匹配
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雾霾等“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城市服务管理水平不高，在东部地区，部分城镇密集地区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在中西部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不平衡。一些城市空间无序开发、人口过度集聚，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不注重公共服务，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城市管理运行效率低，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强，增加了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成本。
（三）不健全的城镇化进程中机制体制，也阻碍了城镇化发展
目前实行的城乡分割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制度，以及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等各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固化着已经形成的城乡利益失衡格局，制约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阻碍着城乡发展一体化。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对策和建议中国正处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的经济转型和体制
转型时期，把握好人的发展和城镇化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理念，不仅要以城镇居民为本，更要以农村居民为本，要把统筹城乡发展、缩短城乡差距、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以及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
（一）坚持把以人为核心贯穿于新型城镇化始终，就必须坚持以人口城镇化为首要任务
建设新型城镇化的过程，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城镇化工作中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切实维护好农业转移人口的合法权益。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在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实现数以亿计人口城镇化的深刻社会变革，就必须把以人为核心摆在首位，强调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维护好农业转移人口的合法权益。历史上世界城市化浪潮衍生的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城市病”，也为我们城镇化建成敲响了警钟；我国过去几十年倾向以物为主的城镇化实践，只讲土地城镇化，不重人口城镇化，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城乡差距日益拉大，城乡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使各式各样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的圈地造城运动愈演愈烈，造成资源和环境的压力等时刻提醒我们要坚持把以人为本贯穿于新型城镇化始终。
（二）坚持把以人为核心贯穿于新型城镇化始终，必须坚持以多元并行为主要路径
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大、东西部区域发展不均、城乡差距明显等特点，决定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无法简单遵循一种模式进行，必须选择多元并行的发展模式。首先，布局应多元化。按照国家“两横三纵”宏观战略布局，要在我国的中西部和东北等有条件的地方，依靠国家规划引导和市场的力量，逐步发展形成若干的城市群，使其成为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从各地区位优势、现实大势和未来趋势出发，因地制宜，上下衔接，抓紧编制各地区域性城镇化规划。其次，推进模式应多元化。实现数以亿计人口的城镇化，发达国家单一型、集中式的大城市发展老路肯定走不通，必须按照以人为核心的要求，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重点发展中小城市的新路，必须推进建立开发区、新区、新城、旧城改造、乡镇产业化等多种模式的结合。再次，主体应多元化。坚持政府主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的思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共同推进城市化进程，努力培育和壮大城镇化发展的市场化、多元化主体。
（三）坚持把以人为核心贯穿于新型城镇化始终，必须坚持以产业发展为重要支撑
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需要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相应的产业作为支撑，否则，新型城镇化建设就只能是空中楼阁。城镇化的本质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与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客观现象，在新型城镇化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全国各地产业发展均面临着依据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进行产业更替、产业挖掘、产业优化、产业培育和产业升级等单一策略和组合策略的选择。从另一方面讲，坚持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也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就业是民生之本，只有让进城农民稳定、充分就业，才能正真的使农民市民化，优先发展基础产业，大力发展主导产业，适当保护弱质产业，积极调整衰退产业，形成工业、农业、服务产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不同的城镇产业带动类型。
（四）坚持把以人为核心贯穿于新型城镇化始终，必须坚持以生态集约为基本原则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逐步推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人们对城镇化过程中的生态环境和生存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人口向城镇的大规模集聚，必然导致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中期工业化的阶段性特征，以及面临的巨大城镇化历史任务，要求我们必须走绿色、低碳、循环、集约、智能的城镇化发展新路，不可能再走过渡依赖资源开发和投资拉动的发展老路，要求我们要注重生态保护，注重资源集约，同时要彰显城镇自身的人文历史，突出城镇历史文化传承和创新，协调环境，资源和人口之间的关系，打造新型宜居城镇。
（五）坚持把以人为核心贯穿于新型城镇化始终，必须坚持以城乡一体为根本方向
新型城镇化核心要解决我国旧型城镇化面临的突出问题，一是人的问题，即农民工的半市民化，2.34亿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真正享受城镇的公共服务，大量农业转移人口未能融入到城市社会。二是地的问题，建设用地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城镇人口数量增长的速度，城市的容积率比发达国家要低得多，城市人口的人均占比面积高于发达国家，人均占地面积从2000年的130平米上升到2012年的142平米。三是业的问题，即产业发展和就业问题。产业发展呈现“东高西低”，农民工为寻求就业，跨区域大范围的流动，导致城镇和社会也是高流动。四是生态的问题，一些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日趋严重，交通的拥堵、环境污染的加剧、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等。为解决这些问题，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逻辑是坚持城镇化要从“市”而来，走市场化的发展新模式，切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要通过政府引导，依靠制度创新建立跨城乡的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土地和资本市场，打破城乡二元市场结构格局，推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实现人、地、业、生态等要素的协调互动发展。城镇化金融支持路径的选择取决于城镇化的发展逻辑，要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多元化、市场化的金融支持城镇化发展路径。
二、新型城镇化金融需求分析
金融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核心支持因素，是协调人、业、地、生态等要素的中枢环节。当前，我国城镇化正在快速推进之中，城镇化将引发巨大的潜在投融资需求。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在金融需求结构上表现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融资需求占比将大幅提升，在金融需求量上呈现出资金数量大、周期长、低成本等特点，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需求。
相较于农村地区，城市和城镇的重要特征就是拥有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根据世界银行定义，基础设施可以分为经济基础设施与社会基础设施。其中，经济基础设施是指长期使用的工程构筑、设备、设施及其为经济生产和家庭所提供的服务，具体包括电力、通信、自来水、管道煤气、排污等公共设施，水利、道路等公共工程，以及铁路、交通、港口、机场等交通设施。社会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教育、卫生保健等公共服务设施。据测算，每转移一个农村人口需要增加城建费用约6万元，那么仅仅当前转移就业的2亿农村户籍的城镇人口就将产生12万亿元的建设资金需求。随着未来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资金需求将继续扩大。
(二)人口城镇化的金融需求。
人口城镇化主要是部分农业人口选择从事非农业劳动，转而进入城镇生活，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换。农民进入城市生活，在住房、教育及医疗、社会保障和个体经营方面，需要一定的金融支持。
(三)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金融需求。
新型城镇化的加快，必然伴随着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的转换。意味着需要投入大量的金融资源来支持新型城镇各类产业的调整以及集约型、低碳型产业的发展，推进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推进小微企业的发展，为新进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营造良好创业环境，增强城市经济活力和竞争力。
(四)新农村建设的金融需求。
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是统筹协调、相互促进的关系，伴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的推进，强农惠农仍将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巨大。综上，根据新型城镇化规划，2020年常住人口的城镇化比率要达到60%左右，未来人口城镇化比率将以每年接近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每年将有大约1300万人进入城市。按照201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12年的抽样调查研究显示，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增城镇人口每增加一人，财政支出平均需要8万元，那么未来每年城镇化需要的新增财政支出就将达到10400亿元。财政资金的配套是解决城镇化金融需求的一个重要方面，剩余部分资金缺口仍然要通过其他制度设计予以安排。
三、新型城镇化金融供给分析
在城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资金供给存在不同的特点。1986－1990年期间，以财政投入为主、银行信贷为辅，1991－1997年期间，以土地资源收益为主、银行信贷为辅，1998至今，城镇化建设资金来源主要渠道有政府财政资金、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政府融资平台、地方债等五个方面。
(一)政府财政资金。
包括中央政府的专项补助、国债资金、地方政府预算内的城建资金以及土地出让金收入等等，而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地方财政支持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重要甚至主要来源。近年来，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0%以上，占地方财政收入的70%左右。
(二)政策性金融投入。
它是介于财政投资和商业银行贷款之间的融资来源，在我国主要是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要求，向新型城镇化中的基础设施等提供融资。
(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入。
主要是设立城司，通过土地或用财政等政府信用作抵押，从银行取得贷款或者发行建设债券，国家审计署的公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6988.65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9256.49亿元，地方政府债务资金有87%投向了市政建设、土地收储、交通运输、保障性住房等基础性、公益性领域。
(四)地方政府债券。
2011年和2012年两年中央政府在确定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内，本着自愿原则，选择经济基础较好、债务负担较轻、资本市场发育成熟的上海、浙江、广东、深圳作为地方政府自行发行债券的试点省(市)，其余地区仍由中央财政发行。今年国家又批准了京沪苏浙等十个地方政府自行发债。
(五)商业金融支持。
商业金融体系有着较强的吸纳社会闲散资金的能力，各地在城镇化过程中，通过大力发展商业银行、丰富信贷产品，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推动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现有金融体制难以有效匹配城镇化建设资金供求双方，与城镇化旺盛的金融需求相比，金融供给总量明显不足，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财政收入难以长期支持城镇化，尤其是土地财政不可持续。二是政策性金融提供资金及服务能力有限。三是平台融资额度有限且容易累积风险。四是通过资本市场获得的融资有限，大量的社会资本未参与到城镇化建设中。五是农村金融服务存在金融抑制现象，难以满足城镇化建设需要。
四、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解决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金融供给问题，核心是理顺城府和市场功能边界问题。在城镇化建设中，政府与市场功能边界划分存在以下影响因素。
1.资金规模与投入周期。
投资规模大、建设与回收周期长的城镇化建设项目，普遍具有外部性，存在商业效益较低或投资风险较大的问题，呈现明显的公共产品特征，难以通过完全的市场商业性渠道获得金融支持。然而政府资金规模有限，如何调动市场力量，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效结合，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2.区域差异与金融发展水平。
不同区域的城镇化发展阶段不同，其金融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以东中西部固定资产资金来源结构为例，根据2013年统计年鉴，西部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相对滞后，国家预算内资金投入占比达12.8%，城镇化建设对财政资金依赖度大大高于东部地区的3.5%与中部地区的4.2%;国内银行信贷仍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西部地区金融市场不发达，资金主要依赖于银行信贷，国内贷款投入比例为16.0%，中部与东部地区则分别为8.6%和14.2%;自筹资金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企事业单位贷款、发行债券等，西部地区地方与市场力量较弱，自筹资金比例仅为59.3%，中部与东部地区则分别为76.2%和61.2%。
3.信息透明度。
对于村镇、中西部地区以及部分建设项目，信息透明度相对较低，信息不对称致使商业性金融机构难以发展业务。各级政府需要对这些领域进行合理规划，搭建完善的信息沟通机制，实现市场与政府信息共享，提升信息透明度，健全相关保障机制，保证城镇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4.风险收益水平。
在城镇化建设中，部分项目具有公共物品特征与公益性质，如垃圾、污水处理等设施建设，难以产生现金流，需要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等政策予以支持，保证还款来源。此外，一些行业、项目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较高，担保不易落实，还款来源有限，商业性金融机构无力承担，也需要政府介入保障。因此，为解决城镇化建设资金供需的矛盾，推进城镇化建设，必须创新融资模式，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功能定位，处理好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关系，根据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构建差异化、个性化的长效金融支持体系。
(一)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
建立透明的收费制度加强项目现金流建设，推进公私合营PPP项目的选择，以责权利对等的合约规范各种经营主体的经营行为，吸引社会进入市政公用事业领域。财政资金主要支持无现金流、无收益的纯公益性项目，并通过建立财政资金引导基金，全方位吸纳社会各类资金投入新型城镇化建设;政府要积极推进信息透明度、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二)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融合发展。
积极发挥政策性金融在支持农业、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方面的作用，拓宽低成本、长周期、安全性高的融资来源渠道;发挥商业性金融在促进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方面的优势，加强对城镇化建设中能产生现金流的经营性项目的支持力度，增强对重点产业及中小城市、中小企业的金融供给，实现新型城镇化的产城融合发展。
(三)建立多元化融资渠道。
赋予更多地方政府自主举债权，建立健全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不断创新市场债等融资工具;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推进资产证券化，建立产业链投资基金，为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提供多元化的资金支持，发挥市场在资金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
(四)推进城镇化金融支持模式动态化发展。
（一）温江区乡村旅游现状
2012年，温江区旅游总收入15.29亿元，接待游客1170.55万人。其中全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年总收入达5.85亿元，占旅游总收入的38%。但同期，成都市全年旅游总收入为1050.78亿元，温江区仅占1%；全年全市共接待旅游总人数12246.47万人次，温江区仅占10%。2013年，温江区旅游总收入21.11亿元，同比增长38.70%，接待游客1482.73万人次，同比增长26.67%，旅游总收入占全区GDP比重达到5.8%，安置就业2万余人。同年，成都市旅游总收入1330.66亿元，温江区占到1.5%；2013年成都市共接待15539万人次，温江区占到9.5%。此外，温江区乡村旅游从业人员达46240人，从业人员中农民就业比例达到83%，从业人员职业技能培训面达到85%以上。
（二）温江区乡村旅游现状分析
从以上几组数据不难看出，温江区的旅游产业发展势头较好，增长幅度也较大。尤其2013年，整个成都市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入境游客增幅下降的大背景下，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增幅。乡村旅游的发展，对解决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等问题也都起到了较大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不难分析得出，温江区的旅游业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一，温江区的全区旅游收入在成都市范围来看，所占份额较少，最近两年都只占到了全成都市的1%。旅游接待人数也远远不足，近两年也仅占到全成都市的10%左右。二，就温江区自身的旅游结构而言，乡村旅游总收入在全区旅游总收入中仅占到了三分之一。就目前温江区乡村旅游现状、产业结构以及区位条件来看，乡村旅游还大有潜力可挖掘。
二、温江区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品牌产品
通过对温江区乡村旅游的调查可以看出，温江区的乡村旅游虽然起步早，资源多，但真正的乡村旅游品牌并不多，可以说根本还没有“叫得响，拿得出”的品牌产品。究其原因，其一是从业人员多数都是农民，素质参差不齐，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没有品牌意识和品牌营销观念。其二，政府缺乏有力的引导。某些地区出现了一些品牌，比如“万春卤菜”、“红枫基地”等，但对品牌定位不准，挖掘度不够深入；其三对品牌的宣传力度也有限。所以温江区虽然乡村旅游产品众多但还没有形成如“郫县农科村”，“锦江三圣花乡”这样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品牌产品，自然也就难以发挥出品牌效应。
（二）缺乏对文化的深入挖掘
作为文化重镇的温江区，一直以“金温江”的美名享誉海内外。不仅有着丰富的物产，还因为温江区独有的文化积淀。温江区不仅是4000多年前古蜀鱼凫王国的发祥地，更有文庙、陈家桅杆等名胜古迹。可惜的是，温江区的乡村旅游发展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形式和定位上，就是“吃农家饭、干农家话，住农家屋”，以休闲娱乐为主，形式单调，缺乏特色。没有更好的深入挖掘温江的地方文化特色，形成自己独有的核心竞争力。
（三）缺乏与产业的结合
温江区是我国三大花木基地之一，同时也是中国西部最大的花卉苗木集散地、中国第二大花卉苗木生产销售市场。此外，温江盆景还是川西盆艺的代表。但目前温江区的乡村旅游很少和花卉苗木产业相结合进行发展，还处在单纯的农家乐阶段，形式也是以私人老板为主，规模较小，基础设施和接待能力也有限。不仅没有利用好当地的产业优势，使得乡村旅游本身也缺乏长久持续的吸引力。
（四）缺乏区域间的合作和统一规划
以温江区为例，其核心产业主要是花卉苗木，与周边接壤的郫县在产业上有很多交集。但这两个区县并没有就乡村旅游展开深入的合作。两区县的乡村旅游基本还是以家庭为单位，政府也没有在区域间进行更深入与更全面的统筹规划。使得这些农家乐不仅接待能力有限，同时还容易在同片区内造成产品同质化，缺乏差异性和特色性。从而出现低价竞争，形成恶性循环。导致乡村旅游产品无法更进一步的提档升级，也无法出精品。
三、新型城镇化建设对温江区乡村旅游的影响
对温江区乡村旅游问题的总结，可以发现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人民需求的提高，城乡结合进程的加快，乡村旅游不再是简单的第三产业的发展。我们对乡村旅游的定位也不能仅从旅游产业单一发展的角度来思考，应该更加多元化，产业之间的结合也更加的密切，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提出，温江区的乡村旅游应以发展现代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为目标,以内需为导向进行产业发展。同时应当通过内需型产业的深度融合与发展（如温江区的花卉苗木产业等），拉动乡村旅游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和全面质量提升，并推动乡村土地配置市场化、农村土地资本化，提升和保证农民的基本财产权利，优化农村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直接带动农民就地就业、农业就地转型、农产就地增值、农村就地城镇化。
四、温江区乡村旅游提档升级的对策
（一）以“大区域”的整体理念进一步打造温江区乡村旅游
在乡村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独立发展逐渐不能满足旅游市场的需求。统筹区域旅游发展对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都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提出后，区域旅游发展对促进形成高效的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实现旅游产业经营的大型旅游企业集团化、中型旅游企业连锁化、小型旅游企业专业化都有着积极的作用。而温江区地理位置优越，产业基础好，更有着良好的区位交通优势，因此更应利用自身优势，树立“大区域”的理念，对旅游产业链进行更加有机的整合，推行和打造区域之间的无障碍旅游和无缝隙服务。积极推进合作区域内旅游交通体系化、旅游服务一体化、旅游信息联动化。
（二）打造精品特色旅游村的同时对基础设施提档升级
温江区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应抓住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契机，打造一批精品文化特色旅游村。在建设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圈，基本医疗服务圈，整体带动农民生活水平和乡风文明水平的提高的同时，提高旅游基础设施的等级。如：村级道路、沟渠、田园绿道等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建设，移动光纤、WIFI等信息化资源的进一步覆盖等。
（三）引导乡村旅游项目集群发展
温江区应充分利用自己的产业优势，加快乡村旅游项目的集群发展。以旅游为主导，带动花卉苗木业、奇石产业、有机农产品产业等与旅游相关的泛旅游产业的发展。形成一批以特色产业聚集为依托的旅游产品。如：川西特色林盘、鱼凫民俗文化村落、特色花木产业区等特色旅游产品。
（四）强化乡村旅游品牌创新
温江区的乡村旅游虽然起步早，发展快，但缺乏叫得响的品牌。温江区应在做响温江休闲农业名片上加大力度。不仅要加强国家A级景点和景区申报评审，更应通过开发特色旅游产品、节庆营销等手段，打造出一批能享誉四川乃至全国的旅游精品，扩大温江都市休闲农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五）加强对复合型旅游人才的培养
（一）专业课程设置不合理。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推进了我国产业生态的转型。城镇化进程的巨大推动力量是工业化，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又必将导致其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这样的新形势就要求职业教育的发展要适应产业生态的转型。然而，现行职业教育从专业课程设置上讲，普遍存在着专业设置单一、课程开设随意性强、交叉重复、缺乏特色等问题。更有不少职业学校为了扩大生源，不顾自身办学条件，盲目上马所谓热门专业。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是，学生学无所成，老师疲于应付，家长怨声载道，学校名誉受损。
（二）财政投入不足，导致职业学校实训设备、设施缺口严重。尽管近年国家加大了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但与实际所需依然差距巨大。没有充足的财政保障，职业学校就无法及时购置、更新实习实训设备、建立实训基地，这直接导致大多数职业学校的实训条件落后，学生技能培训滞后。
（三）培训成效不明显，就业不对口，就业率不高。选择职业教育，家长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职业学校能够学到真才实学，掌握一技之长，毕业后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然而，接受职业教育的毕业生缺乏吸引力，就业率低，工作选择面窄，导致部分人对职业教育信心不足。
二、如何让职业教育适应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一）打破现有办学模式，课程设置要紧密联系地方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职业教育要坚持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相结合、在校学习与短期培训相结合的办学模式。人才培养结构必须与人力资源需求的结构相适应，以培养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需要的实用性人才和劳动力转移为目标，而以劳动力转移技能性人才为主要目标，真正使职业教育成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技术培训与推广、扶贫开发的重要基地。以市场为导向，适时调整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为此，职业教育应该紧密结合地方的实际，既要适应当前经济的发展，还是积极创造条件，开设与新城镇化进程中快速发展的第三产业有关的新专业，培养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熟练劳动力与专业人才，以满足和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和劳动力就业的需要。同时，职业教育还要面向社会开放，为在职人员和广大农民工的继续教育、转业转岗培训提供服务。以市场为导向深化职业教育教学的改革，全面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水平和整体效益已经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
（二）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很多职业学校由于财政投入不足造成实训设备、设施不足，针对这一现象，可以采取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的策略加以解决。职业学校一方面要积极开展校企联合办学，进行资源整合，另一方面还要广泛开展“订单式”培养模式，按需培养。学生实习阶段就直接到用人单位实习，毕业后直接到该企业工作。企业也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自主培训，依托企业先进的操作设备和熟练工人的经验，培养出适合自己企业需要的专门性人才。从而实现企业与学校双方共同完成对学徒的培训工作，这样不仅优化了职业教育资源的配置、节约了社会资源、提高综合办学水平，还能缓解职业学校培训出来的学生和农民工就业难的问题，维护社会的稳定。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要把职业培训作为人生不断学习提高的重要途径，建立多元化的办学体系，形成发展职业教育的合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职业教育的经费、师资、实习基地等一系列问题。
（三）高度重视创业教育的开展，切实推动学校创业园建设，提高职业学校学生创业能力。职业学校设立学生创业园，能使正在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接受潜移默化的创业教育，提高他们的创业能力。在创业园，学校不仅要给予创业者政策上的扶持，还要专门聘请创业导师，引领他们成长，让他们与优秀企业家面对面交流，一对一辅导，并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开展个性化、实战性地指导，及时解决创业难题，提高创业成功率，为以后在社会上的自主创业积累丰富的经验和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