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认为界定女性文学的出发点应在于创作者的性别，换言之，女性文学应当是由女性作家创作而成，并且创作内容以女性为中心、展现女性群体的主体意识和生命体验。本文主要采纳狭义角度的“女性文学”定义，聚焦于中越两国由女性作家创作的女性题材作品。由于地理位置相互接近、特别是古代中国文化传播事业的繁荣，越南文学对中国汉语文学有较多的借鉴，两国的古代女性文化有相通之处。但是生存环境的差异化以及女性思想意识方面的迥异，也造就了两国古代女性文学之间的分水岭。在此，本文从创作意识、情感基调、文体语言这三个层面，分别对中越两国的古代女性文化做一番粗略的比较性分析。
1、创作意识方面由于传统时期的女性往往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被动的角色，并不如男性角色那般活跃。相对而言，家庭才是女性的中心“舞台”，因此古代女性文学的创作视角大部分源于家庭生活、男女情感等因素，主要致力于反映女性在爱情方面的喜怒哀乐。与男子投书报国、科举扬名等宏大志向不同，女子吟诗作文没有太大的功利性，仅仅是作为一种私下的喜好。因此，古代女性的创作视角通常都是抒发生活感触、排遣内心的情感，缺乏济世救民、为国捐躯等高远的政治抱负。
所以说，古代女性文学的创作视角具备一定的局限性，常常被归类为“闺阁文学”的狭小区域。中越古代女性文学在创作意识方面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备有与之相契合的发展形态。例如唐宋时期文化繁荣也促动了女性文学的发展，例如李清照、鱼玄机等女性诗人在创作视角和形式方面的突破，为女性文学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又例如越南早期佛学昌盛，这一因素促发了古代女性文学的发轫。越南女性文学的最早形式是佛学偈语，例如李朝的倚兰太后和妙因尼师被认为是越南最早的女作家。这些初期的诗文在艺术手法和内容上均较为简陋，随着时代的推移，女性文学才摆脱宗教的附庸地位，创作视角愈发走向多元。在这里，我们需要注重强调“女性意识”这个要素。女性意识是女性主体价值的体现，体现出女性对男权世界的回应。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发展历程中，前期基本以“闺怨”意识为主，而到了明清时期，女性文学中表现个性解放、男女平等等意识开始变得明显；越南首位最具女性主体意识的作家首推胡春香，她的笔触辛辣讽刺，常将矛头指向封建等级制度及各种不公平的现象，体现出妇女自主意识的高涨。
古往今来，社会都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创造的，缺少任何一方的努力和奉献，都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飞速发展。“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人类文化的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和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这一中国家庭的普遍观点，不也正说明了男性和女性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孰重孰轻之分吗?如果男性和女性不能和谐共存，如何推动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生态女性主义者普鲁姆德(ValPlumood)看来，“对二元论的划分既不是中性的，也不是随性的，而是由具有鲜明对比的两组概念构成的————统治的概念和屈从的概念，即相互之间形成了相互对立和排斥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立足于对文学研究的多角度结合，着眼于女性的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统一，不仅把女性和大自然的联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对男权思想的“二元制”社会给予了批判，同时为女性争取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要求而尝试探寻新的文学批评理论构建。而在生态学中，环境主义者认为人类奴役自然、破坏环境，自然环境成为被男权社会统治的人类社会压迫的对象;而在人类社会内部，女性主义者则持女性思想被男权奴役，女性生活被男性世界操纵掌控，成为“失语者”，也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奉献者的观点。由此可看出，“环境”和“女性”两者之间的确有着很多共通之处，同为男权社会被统治和被奴役的对象，这样就使得“同病相怜”的两者惺惺相惜，仿佛两个亲密无间的“闺蜜”。而大自然往往在许多文学作品中被比喻成母亲，也常常被用第三人称“她”来指代，这更使得生态女性主义者情不自禁地把两者纳入到共性范围内进行研究，把女性争取自由的权利和自然获取救赎的渴望作为研究的最终目标。生态女性主义是站在女性的立场来分析和解决现代人类社会刻不容缓的环境问题，因此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相对于生态主义学说而言，更具有女性敏感、细腻的独特研究角度和审视点。如果说生态主义理论者们是主张以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种种危机进行展开研究，那么生态女性主义者则主张从两性和谐的前提下，从女性细腻、敏感的眼光透视男权社会解构“二元式思维模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指出生态社会的种种自然危机后的罪魁祸首就是男权思想的独霸地位。“生态女权主义把道德观建立在关心、爱护和信任上，把人(包括男人和女性)在私人、家庭和政治上的关系视为平等，也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视为平等伙伴，而不是控制和统治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并不是主张用女权思想代替男权，而是用一种更理性的方式，反对男权思想的压迫和束缚，争取妇女话语权和地位的平等，不再以二元式的思想模式和世界观来统治世界，让男性和女性之间形成一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为这一点也正是体现了对和女性有着密切相似性的自然世界的解放和拯救，众生本应平等，让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合作共赢。可以看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立足于男权社会里男性与女性的相互关系，但却从另一个角度洞察了深深藏于人类统治主义理论中的人与环境之间也存在隐形的相似关系。以此为着眼点，生态女性主义可以说有了在生态环境学理论上的合理性。
二、沐浴在清洁理论思想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春天不应该是寂静无声的，死气沉沉的;她的春天应该是万物复苏的，生机盎然的。美国海洋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早在其《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一书中，通过描写一个绿色美丽的小镇由于生态环境遭受人类社会严重污染而沦为一个黑色死亡之镇的生态事件，揭示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正在被人类的生产和生存活动而破坏的现象，因为杀虫剂DDT等农药的滥用使得地球环境受到了长期的危害，使得人类生存也受到了相应的威胁，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春天不再像春天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处可逃的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导致内分泌紊乱的有毒化学物质污染的世界了，这些物质影响了生态界性激素的正常机能，使雄性的鱼和鸟逐渐变性。城市的空气里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等许多污染物。在高效率的农业经济的背后，是地表土的天然功能已被彻底破坏，谷物的生长完全需要依赖化肥。用死家禽制成的饲料喂养牲畜，造成了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崩溃的疯牛病，而后又再次传播给人类。”英国生态批评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乔纳森•贝特(JonathanBate)教授对生态社会的这段描述恰恰反映了一个健康绿色和谐的生态社会不仅是一个无污染的清新干净的世界，更是一个没有等级压迫和奴役的绿色春天般的新世界。女性和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女性与自然本身之间的联系，另一种是人类社会对妇女统治和对自然统治的关系。生态主义者只能孤军奋战，为反抗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遭遇了各种艰难险阻，为争取人与自然的平等之路变得十分艰辛。而“女性主义在运动初期，平等问题是女性思想关注的中心。当时的中产阶级女性，受当时社会革命潮流的冲击，她们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对束缚女性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各种现象进行抨击，鲜明地树立起女性摆脱束缚的旗帜。”同样，女性主义运动也由于“势单力薄”，在反抗男权，争取解放的道路上，会遇到纷繁复杂的斗争形式，这样，反抗之路就会变得更加漫长，胜利的希望就会愈发渺茫。虽然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几个世纪，确实发展和壮大了，但如果能找到“同盟军”，建立统一战线，一定能更快地更有效地获取最终的胜利。可以说“自然环境”就是“女性”在反抗男权社会运动中最好的“闺蜜”，生态女性主义者正是从绿色生态思想角度，思考女性在男权社会里不平等和被压迫的现状，用全新的双重视角和战略的眼光，审视自然和女性的相似之处，将这对盟友共同的遭遇和使命相结合，开辟出了一条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解放女性之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文学是一种新型的“绿色清洁”文学批评，是生态主义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新角度的阐释。如果说生态主义运动是生态主义者保护自然的绿色运动，那么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之路就是女性主义者用绿色理论捍卫自己合法权益和地位的春天之路。
三、可持续发展模式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古往今来，社会都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创造的，缺少任何一方的努力和奉献，都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飞速发展。“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人类文化的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和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这一中国家庭的普遍观点，不也正说明了男性和女性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孰重孰轻之分吗?如果男性和女性不能和谐共存，如何推动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生态女性主义者普鲁姆德(ValPlumood)看来，“对二元论的划分既不是中性的，也不是随性的，而是由具有鲜明对比的两组概念构成的————统治的概念和屈从的概念，即相互之间形成了相互对立和排斥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立足于对文学研究的多角度结合，着眼于女性的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统一，不仅把女性和大自然的联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对男权思想的“二元制”社会给予了批判，同时为女性争取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要求而尝试探寻新的文学批评理论构建。而在生态学中，环境主义者认为人类奴役自然、破坏环境，自然环境成为被男权社会统治的人类社会压迫的对象;而在人类社会内部，女性主义者则持女性思想被男权奴役，女性生活被男性世界操纵掌控，成为“失语者”，也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奉献者的观点。由此可看出，“环境”和“女性”两者之间的确有着很多共通之处，同为男权社会被统治和被奴役的对象，这样就使得“同病相怜”的两者惺惺相惜，仿佛两个亲密无间的“闺蜜”。而大自然往往在许多文学作品中被比喻成母亲，也常常被用第三人称“她”来指代，这更使得生态女性主义者情不自禁地把两者纳入到共性范围内进行研究，把女性争取自由的权利和自然获取救赎的渴望作为研究的最终目标。生态女性主义是站在女性的立场来分析和解决现代人类社会刻不容缓的环境问题，因此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相对于生态主义学说而言，更具有女性敏感、细腻的独特研究角度和审视点。如果说生态主义理论者们是主张以人类中心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种种危机进行展开研究，那么生态女性主义者则主张从两性和谐的前提下，从女性细腻、敏感的眼光透视男权社会解构“二元式思维模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指出生态社会的种种自然危机后的罪魁祸首就是男权思想的独霸地位。“生态女权主义把道德观建立在关心、爱护和信任上，把人(包括男人和女性)在私人、家庭和政治上的关系视为平等，也把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视为平等伙伴，而不是控制和统治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并不是主张用女权思想代替男权，而是用一种更理性的方式，反对男权思想的压迫和束缚，争取妇女话语权和地位的平等，不再以二元式的思想模式和世界观来统治世界，让男性和女性之间形成一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为这一点也正是体现了对和女性有着密切相似性的自然世界的解放和拯救，众生本应平等，让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合作共赢。可以看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立足于男权社会里男性与女性的相互关系，但却从另一个角度洞察了深深藏于人类统治主义理论中的人与环境之间也存在隐形的相似关系。以此为着眼点，生态女性主义可以说有了在生态环境学理论上的合理性。
二、沐浴在清洁理论思想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春天不应该是寂静无声的，死气沉沉的;她的春天应该是万物复苏的，生机盎然的。美国海洋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早在其《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一书中，通过描写一个绿色美丽的小镇由于生态环境遭受人类社会严重污染而沦为一个黑色死亡之镇的生态事件，揭示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正在被人类的生产和生存活动而破坏的现象，因为杀虫剂DDT等农药的滥用使得地球环境受到了长期的危害，使得人类生存也受到了相应的威胁，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春天不再像春天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处可逃的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导致内分泌紊乱的有毒化学物质污染的世界了，这些物质影响了生态界性激素的正常机能，使雄性的鱼和鸟逐渐变性。城市的空气里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等许多污染物。在高效率的农业经济的背后，是地表土的天然功能已被彻底破坏，谷物的生长完全需要依赖化肥。用死家禽制成的饲料喂养牲畜，造成了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崩溃的疯牛病，而后又再次传播给人类。”英国生态批评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乔纳森贝特(JonathanBate)教授对生态社会的这段描述恰恰反映了一个健康绿色和谐的生态社会不仅是一个无污染的清新干净的世界，更是一个没有等级压迫和奴役的绿色春天般的新世界。女性和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女性与自然本身之间的联系，另一种是人类社会对妇女统治和对自然统治的关系。生态主义者只能孤军奋战，为反抗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遭遇了各种艰难险阻，为争取人与自然的平等之路变得十分艰辛。而“女性主义在运动初期，平等问题是女性思想关注的中心。当时的中产阶级女性，受当时社会革命潮流的冲击，她们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对束缚女性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各种现象进行抨击，鲜明地树立起女性摆脱束缚的旗帜。”同样，女性主义运动也由于“势单力薄”，在反抗男权，争取解放的道路上，会遇到纷繁复杂的斗争形式，这样，反抗之路就会变得更加漫长，胜利的希望就会愈发渺茫。虽然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几个世纪，确实发展和壮大了，但如果能找到“同盟军”，建立统一战线，一定能更快地更有效地获取最终的胜利。可以说“自然环境”就是“女性”在反抗男权社会运动中最好的“闺蜜”，生态女性主义者正是从绿色生态思想角度，思考女性在男权社会里不平等和被压迫的现状，用全新的双重视角和战略的眼光，审视自然和女性的相似之处，将这对盟友共同的遭遇和使命相结合，开辟出了一条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解放女性之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文学是一种新型的“绿色清洁”文学批评，是生态主义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新角度的阐释。如果说生态主义运动是生态主义者保护自然的绿色运动，那么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之路就是女性主义者用绿色理论捍卫自己合法权益和地位的春天之路。
三、可持续发展模式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作为一种新兴批评流派，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要求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让人们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去审视文学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它打破了传统的陈旧的文学批评模式，为西方文学批评带来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充盈着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女性主体意识，在这种自然和女性的眼光下，传统的文化、文艺观、价值观以及批评尺度等受到质疑，文学作品将面临重新定位和评价。
二、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特点
(一)理论渊源与现实基础
生态女性主义作为生态思潮和女性思潮的组成部分，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之上的。其理论基础在于生态女性主义是环境主义与女性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生态理论的进步及女性主体意识是其发展的理论源泉。生态女性主义在继承传统的理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为文学批评及其他文化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女性主义者投身生态环保运动并对环境问题的思考是生态女性主义产生的而现实基础。上个世纪60年代初，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尔森发表了作品《寂静的春天》，这部作品毫无保留地揭示了农药的广泛使用引发的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从而唤醒了美国广大民众的生态意识，在美国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保护运动。在文学界，作家们特别是女性作家也不甘示弱，他们将女性和自然作为主题写进文学作品中去，将“自然歧视”和“女性歧视”裸地展示给广大读者，引发读者深思。如朱晓光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渊源与流变》一文中提到，1978年，美国著名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格雷芬的《妇女与自然:她内心的吼叫》一书出版;1979年，卡洛琳•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学与科学革命》发表。这两部专著的发表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了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生态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结晶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在借鉴生态批评与女性批评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融合，其理论意义看似等于其实大于二者的结合。生态批评是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而女性主义批评则是一种用女性意识关照文学作品，具有女性价值标准和审美追求的文学批评。早期的女权主义者伍尔夫在她的女权主义批评奠基之作—《一间自己的屋子》一书中深刻指责男性的统治地位和对女性身处的困境表示同情，她主张女性应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拥有独立的经济来源、高贵的尊严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另一位女权主义者波伏娃于1949年发表了《第二性》，该书被誉为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经典。在书中，波伏娃认为女性要从这种家族式的社会中摆脱出来，撕去“他者”的标签，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正是在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的参照下建立起来的，具有极其深厚的渊源和背景。它通过女性批评与生态批评的途径，从女性与自然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文学与女性、自然的关系，将生态女性主义伦理文化作为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文学作品进行新的评价。
(三)将生态女性主义文本作为批评的对象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选择性地进行文本批评，将有针对性的文本作为批评的对象，其中包括女性和男性的自然写作和其他经典之作。如在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作品中，周红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野分析指出，以宗教为代表的父权制对人性残酷的压抑不但造成了诸多如海斯特这类女性命运的悲剧，也扭曲了男性生命状态，而回归自然、人性，于母性中汲取力量，是摆脱异化、重获生命和谐的希望与路径。吴晓梅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揭示出苔丝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以及父权制社会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女性和自然的剥削和压迫。又如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在这些作品中，女性和自然一样，都是受害者，受到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的压迫和歧视。因此，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只有反抗父权制观念才能解放妇女和自然，才能最终解决生态危机，实现生态平衡，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男人与女人的和谐平等。
(四)女性与自然的关系贯穿文学批评的始终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与男性相比更贴近自然。在她们看来，男性中心主义和环境破坏行为共同构成对女性—自然联合体的威胁。女性与自然在本质上有惊人的相似性，女人孕育生命就像大自然创造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一样，正如美国生态女权主义家斯普瑞特奈克所描述的那样，“女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生儿育女，并把食物转化成乳汁喂养他们，大地则循环往复地生产出丰硕物产，并提供一个复杂的容纳生命的生物圈”。以劳伦斯的作品为例，在他的作品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密切，钟情于自然，亲近自然。小说《虹》中的女主角厄秀拉从小就喜欢大自然，“每当发现一条涓涓流淌的溪流，她就非常开心。她的心好像也随着小溪奔跑着，歌唱着”。《恋爱中的女人》厄秀拉姐妹俩也喜欢畅游于大自然之中，享受着自然所给予她们的欢乐。在劳伦斯看来，自然和女性是同一的，女性是热爱自然，自然是女性的生命源泉，她们互相安慰，互相支持。自然与女性的关系在狄金森的诗歌中以及托马斯•哈代的作品中也得到了完整地呈现。所以说，女性与自然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两大主题，成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聚焦点，贯穿文学批评的整个过程。
三、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不足之处
作为西方文学批评的一支新锐，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无疑给西方文学界带来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它推动学术界从生态和女性双重角度去解读文学作品，重新审视经典和传统著作，从而再次定位人类文化观、价值观以及生态观。然而，这一文学理论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因而在指导文学批评的实践过程中难免会有不足之处。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只是有针对性地选取部分具有解析力的作品进行解读和分析，难以避免“以偏概全”的过错。生态女权主义者在选择文本进行批评的时候往往选择以女性为主角的自然写作或是以自然为背景的“反女性”文本，而忽略了两者的硬性结合只会导致这两个视角之间出现悖论的严重后果。再者，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在进行文本批评时有时比较感性，从主观意念出发，缺乏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根基。因此，对文本进行细读和深入研究是当下文学批评的必然要求，同时切忌对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文学批评“套帽子”，力图从实际出发，客观分析不同文本甚至同一文本之间不同人物的生态观、价值观、文化观以及伦理观的差异，本着公平正义的心态批判性地进行文本分析。
四、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未来发展前景
论文基本框架
一、摘要
包括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分析过程和基本结论等，字数一般要求在150字左右。
二、引言
包括论文研究意义、文献查阅的相关内容及论文主要研究内容等；
三、基本理论
主要是公式推导；
四、算例分析
可以分以下几个部分：
(1)模型描述
(2)仿真分析
(3)与试验结果对比(如果有试验，试验基本情况还要予以介绍)
(4)结果讨论
五、结论
分几条列出。
参考文献
[1]作者.期刊文献名称[J].期刊名，年，卷(期)：页码.
[2]作者.专著名称[M].出版地：出版社名，出版年.
女性文学论文范例欣赏：浅谈女性文学
摘要：张爱玲与米兰・昆德拉这两位背景不同的作家在精神和写作技巧上有许多相似和相异之处。通过对《半生缘》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两个经典文本中女性形象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两位作家在对女性命运悲剧的描写虽然有着不同情怀，但却有着很多相同之处。
关键词：女性文化悲剧
张爱玲与米兰・昆德拉是东西方文坛上两位璀璨的明星。张爱玲的小说拥有女性的细腻与古典的美感，对人物心理的把握令人惊异，而她的独特人生态度在当时亦是极为罕见，曾经在海外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张迷”。昆德拉是“欧洲最杰出的现实中最为有趣的小说家之一”，他善于以反讽手法、用幽默的语调描绘人类境况。他的作品表面轻松，实质沉重；表面随意，实质精致；表面通俗，实质深邃而又机智，充满了人生智慧。正因如此，在世界许多国家，一次又一次地掀起了“昆德拉热”。本文通过对《半生缘》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两部作品中的女主角形象的分析，来对比不同文明下对女性的关怀，从而理解两位作家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审美批判。
《半生缘》描述了一个19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爱情悲剧，今天看来仍然让人颇感哀伤，张爱玲精心编织的悲情故事穿越了时空打动了依然需要真情抚慰的现代人，小说中的曼璐和曼祯的姐妹关系，让人感到“半生缘”的可贵而又可怜。在《半生缘》中，从世钧、翠芝、叔惠、曼璐、曼祯、鸿才这几重爱情悲剧来看，女人在选择的过程中又不断受到世情和命运的捉弄。尤其在《半生缘》中曼祯的命运和形象更是让人悲从中来，感慨万分。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颇具盛名，在上世纪下半叶曾刮起了一阵研究热潮，在今天读来他仍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关于生命的启示。这是一本足以让我们每个人深思生命之存在意义的哲理小说。这里包含了对人之本性的背叛和男女主人公在生命的轻与重中的选择，昆德拉更以其独到的眼光向我们阐释了何为“存在密码”。作者认为“这个或那个人物的密码都是由几个关键词组成的”①，而这里的每个关键词都是作者小说中人物的价值所在。昆德拉自己表示，他的小说始终探寻的是人类在某个场所表现出来的任何生存状态和生存发展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在每个人命运的关键词里转化成了个人的存在困境与负担。他对女性的心理特点和女性命运的分析也很深入，特雷莎是这部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也是与现实联系最为紧密的女性形象。她与《半生缘》中的顾曼桢看似两个毫不相干的女性，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政治环境下的牺牲品
米兰・昆德拉和张爱玲都属于被政治放逐同时又不自觉地将自我灵魂放逐的作家，他们不断游离在社会历史的边缘：米兰・昆德拉被迫逃往法国，张爱玲从上海逃往香港，又辗转移居美国。政治大环境和时代的背景都渗透到他们个人的生活、渗透到他们的思想。一个时代的社会背景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影响着每个人的命运。《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描述了1968年苏俄入侵捷克时期，民主改革的气息演变成专横压榨之风潮，同年八月前苏联领导人所指挥的坦克，在“主权有限论”等等旗号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一夜之间攻占了布拉格，扣押了捷克党政领导人。“布拉格之春”强烈地震动了特雷莎的家庭，特丽莎立刻找到了自己的意义，她热心地充当着一个爱国记者的角色，拍下了大量苏军入侵的照片，当苏军拿着枪指着她的时候，她没有丝毫的畏惧，依然拍下他们惨无人道的行径，但是不久之后她的这种行为被统治者所阻止了。特雷莎是一个勇敢坚强的女性，虽然憎恨侵略者，同情反抗者，但是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况且她只是一个柔弱的女子，残酷的战争带给她的不仅是身体上的负担，更是心灵上的伤害。张爱玲的《半生缘》描写的是发生在抗日战争十年左右的故事，“9・18”“1・28”、抗战胜利、国民党接管、上海解放、支持东北，隐隐约约给这个故事刷上一笔动乱的底色。《半生缘》的时代背景是封建黑暗的旧中国和灯红酒绿的洋场社会相结合，在19世纪40年代的旧上海，张爱玲擅长描写新旧文化交替背景下女性苍凉的人生际遇和金钱文化下女性尴尬的生存状态。顾曼桢便是这样深深地烙上了时代印记一个女性。她是张爱玲笔下近乎完美的一个女性形象，独立自主，受过教育，有理想，有追求，但是身处在动乱的社会环境下，她不能任凭自己的意愿去追求幸福，她和沈世钧深深相爱，却又在现实的无奈中被迫分开，与一个曾经强奸过自己的姐夫结婚。曼桢的生命轨迹体现了那个时代女性两难的处境，也同样是时代造成了她的悲剧。
二、家庭环境下的悲剧典型
米兰昆・德拉和张爱玲都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母亲既能赋予人类生命，但也是一个破坏者，她能创造爱的奇迹，然而没有任何人比她更能伤害人。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母亲原欲潜在的这种破坏性给个体带来了不同层面的影响。特蕾莎的母亲侧重于原欲导致了子女软弱沉沦，她一方面赋予了特蕾莎生命、类似的外貌和习性，给予了女儿一个完整的肉身，但却又不断通过抛却青春、生命，暴露粗俗的“自我毁灭的粗狂之举”，摧残着特蕾莎的灵魂。她经常穿着内衣就在屋里走来走去，一五一十地给别人讲如何做爱，给别人看她的假牙，最重要的是她让特雷莎毫无秘密可言，这种肉体的放逐给特雷莎造成了无声的却是致命的打击。与特雷莎的母亲不同，顾曼桢的母亲对她的伤害是有形的，顾太太性格软弱，无知而且无主见，是中国旧时代传统家庭妇女的典型代表，她的无能为顾曼璐的张狂和跋扈提供了直接的便利条件，尤其后来被祝鸿才窜谋，对曼祯逼奸成子。曼桢的姐姐也是造成她悲剧命运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她的一己私欲，让妹妹遭受了人生极大的侮辱，与自己的幸福擦身而过。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东方或是西方，家庭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作家在塑造人物性格的时候必不可少的因素，特雷莎和顾曼桢都是家庭环境下的受害者，是自己至亲的家人把她们推向绝望的深渊。
三、男权社会下的悲剧产物
身处东西方不同社会背景下，两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展现了不同的悲剧命运。但是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她们的命运都是在男权体制的社会下被男性所操控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进步，人们也开始认识到女性的权利意识，并且试图去摆脱男权的欲念，但是这种改变却很不彻底，女性的命运依然牢牢地被男性所掌握着。特雷莎虽然是一个思想比较先进的女性，有较强的自主意识，但是却一直被女性的命运所牵绊着，她坚守做一个忠贞的妻子，依赖托马斯，哪怕是为了丈夫放弃自己的生活。她在坚守自我中失去了独立，失去了女性把握自我命运的机会。《半生缘》中的曼桢努力营造自己的社会价值，摆脱传统命运的束缚，结果依然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除了抢回她的亲生孩子荣宝之外，一无所获。并且为了孩子又被迫回到祝鸿才身边。而世钧虽然带给过她一段美好的爱情，却又在关键时刻出现了犹豫和动摇。曼桢的悲剧是环境造成的，祝鸿才和世钧毁了她一生的幸福，她的命运完全被掌控在男人们的手里，无论再怎样惊慌奔走，也是在劫难逃。两部作品的女性对现实的生存状态都选择了不同程度的抗争却又屈服于这个男性掌控的社会，她们都是男权社会下的悲剧产物。四、既是命运的抗争者又是自身懦弱的屈服者
特雷莎和顾曼桢虽然身受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迫害，但是她们又不屈服命运，顽强地向命运抗争。特雷莎忍受不了母亲的粗俗和鄙陋，在遇见托马斯的那一刻便既然决然地要追随他而去，离开她所厌恶的环境。虽然她没有受过教育，但心中始终潜藏着对知识的渴望，她的手里总是拿着本书，这便形成了她与众不同的特质。面对托马斯一次次的出轨，她害怕、无助却又无声地反抗，她曾一度离开托马斯，然而当托马斯回头去追寻她的时候，她又软弱地屈服了，这种屈服是对托马斯的爱也是对命运的屈服。除了托马斯她没有别的亲人，更没有支撑她生命天平的另一端重量。而《半生缘》中的顾曼桢在受奸生产后不愿意继续受制于祝家，意与顾家和祝家断绝关系，这基本上是曼祯摆脱铁闺政治做出的最大抗争，她向不公的社会和命运提出了抗衡的讯息，但日后对儿子的眷恋迫使她重回祝鸿才的身边。母爱的爆发毁坏了她之前的一切努力。她细致地想到了荣宝的饮食、住行、教育和心理，这说明曼祯已经不自觉地回归了母性，可是重回到祝鸿才身边，痛苦、屈辱、禁锢、折磨和挣扎是曼祯所不能逃避的，曼祯照顾儿子就意味着接纳了曾强奸她的祝鸿才，母爱的回归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曼祯一切的坚强和反抗是无力的。曼祯的离去和归来体现了她的性格矛盾和对社会的无奈，生活是那样的现实。
在这两部作品中，张爱玲与米兰・昆德拉这两位背景不同的作家在写作技巧和精神上却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们都对女性的悲剧做了不同方面的透视，他们将人物置于新旧时代交替的背景下，将人性放在政治环境、家庭环境、自身矛盾性格之中去诠释女性命运的悲剧。他们都对女性命运的认识提到了一个触不可及的高度，值得我们去深思。
①[捷克]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38.
参考文献：
[1][捷克]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张爱玲.半生缘[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论文关键词：自叙传：孤独漂泊：抒情小说
随着网络文学的兴起，在上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安妮宝贝的名字渐渐为人所熟知，她的作品“辞藻阴郁艳丽，行文飘忽诡异”，主题往往关乎孤独、爱、死亡、漂泊。在网络成名之后，她又成功的下网，改版成纸质文学，如《告别薇安》、《八月未央》、《彼岸花》、《蔷薇岛屿》、《二三事》、《清醒纪》和《莲花》，而售书高居各大图书排行前列，也足以让安妮宝贝骄傲，她的被认可不是20世纪“ 政治 的选择”，而是21世纪“读者的选择”。而由此以来对安妮宝贝文学创作及作家归位则成了焦点问题。笔者采取保守的以女性文学的归位来界定。而不延用“现代先锋小说”、“私语小说”等模糊概念。虽然“女性文学”本身亦没有统一界定，但本文采用当下相对广泛的定义“女性作家描写女性生活的作品”，“即在肯定女性作家写女性题材的前提下，提出女作家必须具有一种‘女性意识’，来对女性的 历史 状况、现实处境和生活经验进行探究和描写；既要显示出与男作家不同的观点、态度和语言表达方式，又要表现一种女性‘独立’的主体意识”。就此而言将安妮宝贝的创作归位于“女性文学”是恰当的。作为女性文学创作的鲜明代表，无疑安妮宝贝也面临着在男权话语机制下女性言语权利的突围，而笔者排斥将安妮宝贝赘述在诸如陈染、林白、卫慧之后的文学批评，安妮宝贝的写作自有其个人的风格与策略，致使她在当代文坛上即使在女性文学的范畴内亦找不到一个她的呼应者、同盟军，一如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与他人只是一朵“彼岸花”的遥望。本文就她文学创作中体现出的独异性概括以下特点。
一、自我指涉的文学功能
在文学观念上安妮宝贝的创作颠覆了传统的文学要“真实反映客观现实”的文论，认为文本只具有自我指涉的功能，安妮宝贝的小说中，有着孤独、遗忘，有着漂泊、死亡，有着爱与伤害，有着爱尔兰的风笛与岩井俊二的《情书》。她的文学创作中很多的故事都是来自于她的往事。她说“往事是人最大的财富，我们保留它们，然后让其他的人分享它的痛苦与欢乐。”瞄这使她的创作带有鲜明的自叙传式的写作风格。自叙传的写法，很重要的就是要求有一个固定的自我形象，这包括人物的名字、肖像、职业以及周围的环境等因素。安妮宝贝小说里的乔、安，她们的打扮都比较固定，安妮宝贝曾对此有过概括，她们一般只有两种装束，“夏天是白色的棉布裙，光脚穿球鞋。冬天是旧的仔裤，黑毛衣和大大的男装外套。头发是长的，有时候会扎松松散散的麻花辫子。”就是这样一个女子，她是“任性得像孩子”，“需要人照顾”，网热爱自由、特立独行的女人，这些都是根植于人的 自然 本欲的特质．是海德格尔笔下的诗意的栖居者。
这种私人化的写作是女性主义写作的一种解构策略。女性不再作为“符号”出现，而是对于世界感受的主体存在着。它通过一种独一无二的经验内容向男性话语发出挑战，并进／而完成对它的消解。同时，这种经验内容又是生成女性话语的基质。于是安妮宝贝开始了对自己身体和思想的神秘声音的倾听，对自己身体、癖好和情感，对自己意识深处比较隐蔽的角落的偏爱、迷恋和抚摸。
二、孤独漂泊的思想主题
自叙传的写法，要写的是生命的孤独感以及由此而来的自恋、自卑与自怜。都市的“游离者”的孤独是她作品的思想主题。安妮宝贝的作品大多以高度物质化的上海为情景，她喜欢城市的繁华，“我喜欢抚摸物质，感受物质，从不厌倦。我喜欢它像水流一样占据感受的每一条缝隙。用它的气味、色彩、触觉，抵达我的灵魂。”她喜爱城市的特质，为这城市而写作，她说“文字像苍白迷离的花朵，扎根在这城市的阴湿的泥土里面。透过摩天大楼之间的狭窄缝隙的阳光，淡淡地倾洒过来。走在大街上的人，永远都是淡淡的神情，匆促的脚步。他们是我文字里出现过的人物。”但她并没有极力展示上海物质文明的累累硕果，也没有描写蓬勃向上的社会生活，而是为我们展现了一群生活在上海的土壤中，却无法与上海的物质化主潮真正融合在一起的“另类”人物的沧桑，或者说是一群“游离者”的困惑，描写了她们的异类视角和异类思维。在命运的旷野里，它们没有生命的线索，只能随风流离，像飘零的种子。“林立的大厦，沉溺在夜色和霓虹之中。无法依靠。”“在某个时刻，我们是身份不明的路人，不知道自己停留的时间。也没有方向。” “这种孤独感有时候驱逐着我们无处可逃，陷入沉沦，并寻求着挣脱。”嘲即便是如此，安妮宝贝还是喜欢玩味这种漂泊和孤独，她极尽所能的放逐灵魂，因为她认为灵魂是需要漂泊的。“这是一种我喜欢的状态。流动的前行中的生命状态。”
安妮宝贝的作品多是围绕男女爱情展开，但常常以“破碎、离开、死亡、告别”为收束，其中“爱情”和“死亡”可以成为理解她孤独、游离思想主题的关键词。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往往因为性格怪异的母亲、不和睦的家庭、不幸的童年等原因失去了爱的能力，“并不是所有想得到的东西都能够得到，而到手的也不一定是心里所有的，我相信宿命，不相信爱情。”
“也许有爱情，但没有未来。”她不需要也不信任正常人的爱情婚姻，认为即使是缠绵也是痛彻心府的，因为男人始终“是模糊不清的陪衬，就像一片浓重的阴影。”对于男人只是物质世界里让她清晰体验孤独的符号而已，“大抵世界上的男人都是如此，一边需要一个忠实可靠的感情陪衬，一边心猿意马地眺望远方。就像先吃饱了，然后暗自打算挑选哪一份甜点。何其自私而本能的做法。”因此在她的作品中“欲望”便被生冷的凸显出来，欲望非理性的迷醉与内心孤独的绝望，让主人公在焦躁、空虚中一路探索，最终在绝望中走向死亡。
三、抒情为主的小说模式
自叙传写法伴随的往往是以抒情为主的小说模式，而抒情小说在情节上相对弱化，对于 网络 文学是不利的。网络文学要求有一定的可读性，而情节是保证可读性的重要因素。作者也许是出于这种考虑而增加了情节的比重。单纯的抒情在文学 发展 进入新的时代之后早已不是文学表现的重点，人们需要文学对生命、死亡、宿命等命题进行思想，文学的表现领域也早超越单纯抒情的阶段。安妮宝贝的创作亦如此，她对宿命、死亡等命题的思考，也的确需要加强情节变化，抒情在表现这些命题上相对较弱，所以她作了适当的调整。
她在表现一种绝望的颓废气息的同时对传统的抒情小说模式作了应时的改造，在原本较为单一的叙事结构上增加一些旁支，如《告别薇安》中叙述“他”与薇安的网上交往，但穿插了“他”与vivian、乔的交往，使得原本简单的情节得到丰富，而最后三个女孩都选择了离开，以使“他”得到精神上的短暂解脱。安妮宝贝在一则简单的刚恋故事中加人现实的元素，vivian虽说是现实的女孩，但来去飘忽，只是聊天的朋友，乔是肉体关系的情人，使他飘忽不定的感情暂时有了肉体的满足，但这两者都最终失去，游戏有它的规则。“我们始终孤独。只需要陪伴。不需要相爱。”这是安妮宝贝所要表达的观念。而把三个女孩连在一起的“他”的情感、内心也就成为安妮宝贝实践其观念的载体。她对他的情感给以高度关注，描写他情感的变化历程，并配合以适当的景物描写，以营造相应的意境。而对意境的追求，也是传统抒情小说的特征。
论文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文学
一、国际视野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是自发生成的，而有其不可缺少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土壤，这便是诞生于20世纪中后期的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哲学思潮。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生态女性主义哲学思潮作用到文学领域的结果。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承继了生态视角和女性视角。从理论准备来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生态文学批评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来源，同时，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从语言学、精神分析理论等领域汲取理论素养。
从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最早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1974年，她在《女性主义或死亡》中将女性观点与生态观点相结合，认为“对妇女的压迫与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天然的联系”。1978年，埃奥博尼在《生态女性主义：革命或转变?》中深入研究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许多问题，并提醒人们注意妇女在生态革命中的潜力。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卡林·沃伦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假设，分别为：“1、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重要的联系；2、理解这些联系的本质对于充分理解妇女和自然所遭受的压迫是十分必要的；3、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包含生态学的视角；4、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包含女性主义的视角。”
此后，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挑战男权中心制和男权统治的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在西方传播蔓延开来，对环境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门学科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美国学者墨菲曾总结道：“在美国大学里，生态女性主义最初开始于哲学系和妇女中心的研究，它在环境系中也有一席之地。
随后，它逐渐进入到其他院系，例如与环境正义有关的犯罪学系、研究社会运动和公共政治的政治学系、关注后殖民问题的文化研究系，以及研究女性文学和环境文学的英语言文学系。”
当生态女性主义进入语言文学系，就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新视角，从而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成形奠定了基础。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准备，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终于在90年代基本确立了自身的地位。
在国外论文中，“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eco—feimnistliterarycriticism)”有时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eco—feimnistcritique)”交替使用，但实际上，对这两个概念作严格的区分的话，可以发现两者有着指向范围的不同。一般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泛化的理论或视野，它批评的对象涉及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各个领域，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而前者即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只关注文学文本的分析评判。
尽管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这一概念本身至今尚无严谨统一的定义。概由其裂变自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的两股思潮而来，借鉴了二者的理论资源与批评方法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否已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尚无定论。近年来，各国的学者均在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体系化、学科化、理论化建设方面而积极地探索和实践着。
笔者认为，从生态女性主义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体现了女性主义思潮自身发展的细化趋势。同时，女性主义思潮介入到文学研究的领域其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也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广泛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从一级研究范畴(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到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女性文学批评)；从理论创新到具化分析的深入化；从二元交叉(生态／女性)到多元交叉研究(生态／女性／文学／创作／批评)。
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批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意识形态批评、话语批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都带来了诸多的新视点、新思考和新发现：“透过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棱镜来阅读文学文本并提问质疑：当读者用生态女性视角阅读时，文学文本中哪些以前忽视的要素凸现甚至变得显眼?这个视角能否使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传统要素如风格、结构、修辞和叙述，形式和内容有些新的发现?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如何加强探讨文本中不同角色的联系与差别——人类与自然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不同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的人之间——影响我们与自然，我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差异与联系?这一视角如何运用到课堂教学上来最根本的，我们确实需要这样做吗?那就是，文学批评——它最新的发展范式，生态批评——没有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就不能继续发展吗?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贡献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
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兴起
1、女性主义理论自身发展带来了研究视野的扩展
生态女性主义最初是搭着生态批评在中国传播的快车而进入国内学者视野的。陈晓兰在《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中介绍了墨菲、凯特·苏博(katesoper)和西苏(helenecixous)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经典理论主张。
随着女性主义本身的发展及其与生态批评的有机结合，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开始正名。2003年，韦清琦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一文中从文学批评角度出发，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现状与依据、方法和实践，并且提出了中西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戒规问题；不过该文章偏重于宏观理论的建构，与实践和案例的联系较为欠缺。
2004年，罗婷、谢鹏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中，就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何以能成为文学批评、文学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本的发掘，文学理论的建构和批评特点的概括做了较为具体的论证。
四川外国语学院的严启刚教授、南开大学的杨海燕女士则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男性文化霸权对女性的统治的一致性，指出其共同的批判宗旨是“呼吁人类要共织生命之网，建立一个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世界”。他们在《(启蒙的辩证法)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一文中简要地论述了几个可作生态女性分析的文本，其批评的范畴仍停留在广义批评的维度。
回顾国内学界在探讨生态、女性主义等概念与范畴时，带来了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引介和接受，现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独立的研究范畴开始得到系统的研究与关注，这种态势预示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深广的发展空间。
2、出版物的引入
由吕瑞兰翻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唤起了人们的生态觉醒，为生态女性主义的亮相做了铺垫——尽管译介该书的初始目的，只是帮助“工农兵、基层干部及从事环保的科技人员了解环境科学知识，提供一本参考书”。
严格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出版物在中国最早的现身，可追溯到1988年由张敏生和范代忠翻译、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然女性》这一生态女性主义“里程碑式的著作”。作者苏珊·格里芬是美国早期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但译者当时并没有“生态女性主义”的学术自觉；因此本书只是伴随着女性主义主流涌人中国的。
1997年《寂静的春天》作为“绿色经典文库”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再版，此时“生态女性主义”的地位已然确立，编者在序言中除宣扬它的生态意义外还特别强调了作者的女性身份与立场，批判了美国男性社会对这位“环保女斗士”的诋毁与攻击。
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接受可以从《寂静的春天》《自然女性》的翻译算起，之后稍有停滞，直到20世纪末才又零星地闪现于一些文学评论文章中。接受的方式大体可分为作品的翻译，批评理论的引介与前瞻，文学创作的影响；最早接受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有荒林、韦清琦、陈晓兰等人。
3、中国传统文化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
中国具备接受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先天”文化土壤，这是因为，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饱含着朴素的生态思想与“天人”和谐思想。
古代中国很早就对天、地和人的关系进行过深入思考，产生了“阴阳”、“和合”的辩证自然观。“阴阳”和谐的有机自然观，在《周易》中得到集中表述。《周易·系辞上·传》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以天、地、人一体观为指导，《周易》强调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不可违背自然规律。
中国又有“以和为贵”的传统，这里的“和”，便是体现中国古代哲人自然观与社会观精髓的“和合”文化，它关注人伦以及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例如老子认为“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孔子强调“和为贵”(《论语·学而》)。而管子、墨子、苟子等人则直接提出了“和合”的概念，管子日：“蓄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
这种强调“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与女性主义反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生态思维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以至于叶舒宪认为，“西方生态批评对人类中心观的激进反叛也只不过是用现代的话语讲述着老子、庄子早就表达过的思想观念。
此外，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所弘扬的女性关爱文化，与中国“贵柔守雌”、贤淑仁爱的女性审美观也是遥相呼应的。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的柔善、亲和、坚韧、包容这些品质，在古往今来都极受称颂。
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
1、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特点
考察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其特点，势必需要审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男性作家作品、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女性作家作品这两个部分。
总体而言，现有的文学批评的框架中尚未搭建起足够体系化的批评范式，因此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作家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范式建立的自觉意识。在创作实践中，自然与人的关系仍停留在简单的关系架构之上，自然往往扮演着人及其存在的陪衬。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创作还没有建立起来，发展也较为缓慢。
中国男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很少被命名为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因为在现有的文学批评论和创作论的谱系中，所有作品都被已有的概念框架所类分。介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之后，使得现有的批评定位出现了含混与不稳定的特征。中国文学创作史上究竟有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尚待发掘与论证。
而中国的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从未被质疑是否能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或创作结成紧密的联系。但是，目前依然找不到能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观念完全涵盖文本内外意涵的案例。因此，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都面临着一个拓宽广度与深度，更加纯粹、更加多元等诸多完善空间。要完成从简单添加到理念重构的“变身”。
2、近年来本土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综述
笔者使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相关关键词，对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总结得出2005年至2007年，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论文共计42篇，其中，述评或概论式论文为14篇，个案研究论文28篇。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共计16篇。
通过分析本土学者进行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能够梳理出中国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论与批评论的接受、内化还处于比较单一、初级的阶段。现有的研究热点集中在：第一，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和相应的文学观加以工具化的利用。比如大量的文章采用的标题为“对xx作家或xx文本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的解读”。这种方法属于“添加式”批评，也是一种“理念先行”式的批评。
第二，通过阐释具体文本，挖掘并提练该文本中体现出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权的思想或生态女性意识。这种研究大多采用“整合式”批评方法。虽然这种批评方法有着开阔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身理论适用度与继续发展的效果，但是最终往往会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工具化。最受争议的表现就是这类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合理性、合法性往往“自我证明”、“强加确认”，而缺乏系统有力的论证。
第三，注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自身存在独特性与发展趋向的探索。此类研究成果的标题大多直接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命名，但只在中外视野还是本土视阈、述评还是述论、理论建构还是文学探究等论述范畴上略有差别。
目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发展与完善，面临着以下难点：首先，如何深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相关研究。其次，如何系统化、理论化地开展跨视角研究。
此外，此研究还需规避以下研究误区：第一，杜绝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神化，认识到这一理论视角并非是解决所有文学创作或批评的最佳理论。否则极易形成新的话语暴政，从而违背女性主义尊重多元的基本精神。第二，由于学界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核心概念仍未形成普遍共识，故研究者应努力避免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众声喧哗、各说各话的尴尬处境。第三，应警惕现有的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过度阐释，生硬叠加各种理论。
3、趋势与展望
综观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研究将在以下方面亟待突破：
第一，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以独立成篇的学术文章或硕士生毕业论文为主，缺少更为系统和全面的综论与阐述，因而，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本体论或方法论为课题的博士论文的写作将成为填补科研空白的巨大需求。
论文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文学
一、国际视野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是自发生成的，而有其不可缺少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土壤，这便是诞生于20世纪中后期的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哲学思潮。可以说，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生态女性主义哲学思潮作用到文学领域的结果。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承继了生态视角和女性视角。从理论准备来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生态文学批评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来源，同时，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从语言学、精神分析理论等领域汲取理论素养。
从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最早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的是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1974年，她在《女性主义或死亡》中将女性观点与生态观点相结合，认为“对妇女的压迫与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天然的联系”。1978年，埃奥博尼在《生态女性主义：革命或转变?》中深入研究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许多问题，并提醒人们注意妇女在生态革命中的潜力。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卡林·沃伦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假设，分别为：“1、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重要的联系；2、理解这些联系的本质对于充分理解妇女和自然所遭受的压迫是十分必要的；3、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包含生态学的视角；4、生态问题的解决必须包含女性主义的视角。”
此后，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挑战男权中心制和男权统治的哲学和社会文化思潮，在西方传播蔓延开来，对环境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门学科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美国学者墨菲曾总结道：“在美国大学里，生态女性主义最初开始于哲学系和妇女中心的研究，它在环境系中也有一席之地。
随后，它逐渐进入到其他院系，例如与环境正义有关的犯罪学系、研究社会运动和公共政治的政治学系、关注后殖民问题的文化研究系，以及研究女性文学和环境文学的英语言文学系。”
当生态女性主义进入语言文学系，就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新视角，从而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成形奠定了基础。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准备，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终于在90年代基本确立了自身的地位。
在国外论文中，“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eco—feimnistliterarycriticism)”有时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eco—feimnistcritique)”交替使用，但实际上，对这两个概念作严格的区分的话，可以发现两者有着指向范围的不同。一般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泛化的理论或视野，它批评的对象涉及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各个领域，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而前者即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只关注文学文本的分析评判。
尽管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经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这一概念本身至今尚无严谨统一的定义。概由其裂变自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的两股思潮而来，借鉴了二者的理论资源与批评方法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否已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尚无定论。近年来，各国的学者均在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体系化、学科化、理论化建设方面而积极地探索和实践着。
笔者认为，从生态女性主义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体现了女性主义思潮自身发展的细化趋势。同时，女性主义思潮介入到文学研究的领域其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也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广泛地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了从一级研究范畴(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到二级研究范畴(生态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女性文学批评)；从理论创新到具化分析的深入化；从二元交叉(生态／女性)到多元交叉研究(生态／女性／文学／创作／批评)。
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批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意识形态批评、话语批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都带来了诸多的新视点、新思考和新发现：“透过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棱镜来阅读文学文本并提问质疑：当读者用生态女性视角阅读时，文学文本中哪些以前忽视的要素凸现甚至变得显眼?这个视角能否使文学批评家对文本的传统要素如风格、结构、修辞和叙述，形式和内容有些新的发现?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如何加强探讨文本中不同角色的联系与差别——人类与自然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不同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的人之间——影响我们与自然，我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差异与联系?这一视角如何运用到课堂教学上来最根本的，我们确实需要这样做吗?那就是，文学批评——它最新的发展范式，生态批评——没有了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就不能继续发展吗?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贡献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
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兴起
1、女性主义理论自身发展带来了研究视野的扩展
生态女性主义最初是搭着生态批评在中国传播的快车而进入国内学者视野的。陈晓兰在《为人类“他者”的自然——当代西方生态批评》中介绍了墨菲、凯特·苏博(katesoper)和西苏(helenecixous)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的经典理论主张。
随着女性主义本身的发展及其与生态批评的有机结合，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批评领域开始正名。2003年，韦清琦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一文中从文学批评角度出发，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现状与依据、方法和实践，并且提出了中西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戒规问题；不过该文章偏重于宏观理论的建构，与实践和案例的联系较为欠缺。
2004年，罗婷、谢鹏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中，就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何以能成为文学批评、文学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文本的发掘，文学理论的建构和批评特点的概括做了较为具体的论证。
四川外国语学院的严启刚教授、南开大学的杨海燕女士则看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女性主义者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男性文化霸权对女性的统治的一致性，指出其共同的批判宗旨是“呼吁人类要共织生命之网，建立一个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世界”。他们在《(启蒙的辩证法)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一文中简要地论述了几个可作生态女性分析的文本，其批评的范畴仍停留在广义批评的维度。
回顾国内学界在探讨生态、女性主义等概念与范畴时，带来了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引介和接受，现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独立的研究范畴开始得到系统的研究与关注，这种态势预示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深广的发展空间。
2、出版物的引入
由吕瑞兰翻译、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唤起了人们的生态觉醒，为生态女性主义的亮相做了铺垫——尽管译介该书的初始目的，只是帮助“工农兵、基层干部及从事环保的科技人员了解环境科学知识，提供一本参考书”。
严格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的出版物在中国最早的现身，可追溯到1988年由张敏生和范代忠翻译、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自然女性》这一生态女性主义“里程碑式的著作”。作者苏珊·格里芬是美国早期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但译者当时并没有“生态女性主义”的学术自觉；因此本书只是伴随着女性主义主流涌人中国的。
1997年《寂静的春天》作为“绿色经典文库”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再版，此时“生态女性主义”的地位已然确立，编者在序言中除宣扬它的生态意义外还特别强调了作者的女性身份与立场，批判了美国男性社会对这位“环保女斗士”的诋毁与攻击。
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领域的接受可以从《寂静的春天》《自然女性》的翻译算起，之后稍有停滞，直到20世纪末才又零星地闪现于一些文学评论文章中。接受的方式大体可分为作品的翻译，批评理论的引介与前瞻，文学创作的影响；最早接受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的，有荒林、韦清琦、陈晓兰等人。
3、中国传统文化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
中国具备接受生态女性主义学术的“先天”文化土壤，这是因为，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饱含着朴素的生态思想与“天人”和谐思想。
古代中国很早就对天、地和人的关系进行过深入思考，产生了“阴阳”、“和合”的辩证自然观。“阴阳”和谐的有机自然观，在《周易》中得到集中表述。《周易·系辞上·传》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以天、地、人一体观为指导，《周易》强调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不可违背自然规律。
中国又有“以和为贵”的传统，这里的“和”，便是体现中国古代哲人自然观与社会观精髓的“和合”文化，它关注人伦以及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谐。例如老子认为“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孔子强调“和为贵”(《论语·学而》)。而管子、墨子、苟子等人则直接提出了“和合”的概念，管子日：“蓄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
这种强调“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与女性主义反对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生态思维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以至于叶舒宪认为，“西方生态批评对人类中心观的激进反叛也只不过是用现代的话语讲述着老子、庄子早就表达过的思想观念。
此外，文化生态女性主义所弘扬的女性关爱文化，与中国“贵柔守雌”、贤淑仁爱的女性审美观也是遥相呼应的。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的柔善、亲和、坚韧、包容这些品质，在古往今来都极受称颂。
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
1、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特点
考察中国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及其特点，势必需要审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男性作家作品、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与中国女性作家作品这两个部分。
总体而言，现有的文学批评的框架中尚未搭建起足够体系化的批评范式，因此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作家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范式建立的自觉意识。在创作实践中，自然与人的关系仍停留在简单的关系架构之上，自然往往扮演着人及其存在的陪衬。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创作还没有建立起来，发展也较为缓慢。
中国男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很少被命名为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因为在现有的文学批评论和创作论的谱系中，所有作品都被已有的概念框架所类分。介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之后，使得现有的批评定位出现了含混与不稳定的特征。中国文学创作史上究竟有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尚待发掘与论证。
而中国的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从未被质疑是否能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或创作结成紧密的联系。但是，目前依然找不到能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观念完全涵盖文本内外意涵的案例。因此，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创作，都面临着一个拓宽广度与深度，更加纯粹、更加多元等诸多完善空间。要完成从简单添加到理念重构的“变身”。
2、近年来本土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综述
笔者使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相关关键词，对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总结得出2005年至2007年，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论文共计42篇，其中，述评或概论式论文为14篇，个案研究论文28篇。以生态女性主义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共计16篇。
通过分析本土学者进行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能够梳理出中国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论与批评论的接受、内化还处于比较单一、初级的阶段。现有的研究热点集中在：第一，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和相应的文学观加以工具化的利用。比如大量的文章采用的标题为“对xx作家或xx文本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自然观的解读”。这种方法属于“添加式”批评，也是一种“理念先行”式的批评。
第二，通过阐释具体文本，挖掘并提练该文本中体现出的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权的思想或生态女性意识。这种研究大多采用“整合式”批评方法。虽然这种批评方法有着开阔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身理论适用度与继续发展的效果，但是最终往往会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工具化。最受争议的表现就是这类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合理性、合法性往往“自我证明”、“强加确认”，而缺乏系统有力的论证。
第三，注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自身存在独特性与发展趋向的探索。此类研究成果的标题大多直接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命名，但只在中外视野还是本土视阈、述评还是述论、理论建构还是文学探究等论述范畴上略有差别。
目前，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发展与完善，面临着以下难点：首先，如何深化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相关研究。其次，如何系统化、理论化地开展跨视角研究。
此外，此研究还需规避以下研究误区：第一，杜绝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神化，认识到这一理论视角并非是解决所有文学创作或批评的最佳理论。否则极易形成新的话语暴政，从而违背女性主义尊重多元的基本精神。第二，由于学界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核心概念仍未形成普遍共识，故研究者应努力避免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众声喧哗、各说各话的尴尬处境。第三，应警惕现有的研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过度阐释，生硬叠加各种理论。
3、趋势与展望
综观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生态女陛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研究将在以下方面亟待突破：
第一，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以独立成篇的学术文章或硕士生毕业论文为主，缺少更为系统和全面的综论与阐述，因而，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本体论或方法论为课题的博士论文的写作将成为填补科研空白的巨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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