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事业管理专业培养要求与社会需求存在矛盾近些年，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日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文化事业管理专业也随之受到追捧。在发展繁荣的背景下，文化事业管理专业的开设日益普遍。教育管理逐渐走向科学化与日益趋增的社会需求推动因素，还不乏许多高校不顾自身条件、一哄而上办热门专业的利益驱动。高速增长的态势并没有带来相应的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反而是严重滑坡。在人才培养目标、教学计划以及课程设置等关键方面，文化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从总体上趋同，既缺乏个性，又缺乏层次，更缺乏学校特色。
（二）文化事业管理专业作为新兴专业有其自身的缺陷文化事业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尚处于探索和构建之中,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缺乏系统性、科学性的理论支撑，教学管理方面包括实践教学的动力不足、实践教学的目标模糊、实践教学的内容缺乏合理、实践教学的组织和实施不到位、实践教学的控制子系统不完善、实践教学的保障条件不充分等等。实践教学体系改革和创新力度不够，实践教学管理模式单一，成为高等院校文化事业管理专业教育发展的迫切要求和攻坚重点。高校没有充分立足我国文化事业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管理实际，从综合、整体层面对实践教学管理模式进行不断完善，不利于文化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二、构筑多元要素整合的实践教学管理模式的必要性
按照高等教育的规律和特点而言，对于文化事业管理专业高等院校实施教学改革的重点就是要适应社会的需求，针对目前信息化、实用化和网络化的需求，制定教育改革管理方案，将重点转移到培养具有现代知识技能的复合人才上来，即能够利用文化事业管理专业的理论知识，结合现代化的工具和手段，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整合能力的综合性文化管理应用型人才。
（一）有利于依据社会发展需求制定人才培养目标近些年，我国文化事业管理专业的大体状况是：专业设置涵盖面广泛，人才培养目标为培养从事企业及非赢利组织管理工作或理论研究、教学工作的综合型人才。由于社会对于文化管理类人才的需求以及需求结构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因此，地方院校适应新形势。适时构建多元要素整合模式有利于进行文化事业管理专业内容要素、学科体系和专业结构、课程体系与优质的教学团队等建设。另一方面，有利于培育目标的重构，立足地方、服务地方、依托地方，在学科建设方面，注重寻求自身的学科相对优势与地方特色文化交叉点，实现学科与地方独特的自然、人文资源之间的结合，突出比较优势，有利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以满足社会对各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二）有利于引入社会资源提升本专业的办学水平目前，我国已进入文化产品消费大幅度攀升和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阶段。同时，“十二五”规划以来我国各地高校纷纷实践摸索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构建多元要素整合模式对于科学系统地开展和搞好文化事业管理教学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实践教学模式提倡高校建立优良的实践实训基地，有效地帮助学生及时掌握文化管理专业相关知识，增强实际工作能力，以此促进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互相渗透和有机结合，改善学生的学习效果。另一方面，实践教学管理模式有利于实行开放式办学，不断加强学校与社会资源之间的联系。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学生参加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事业管理实践的新模式，坚持与企事业单位合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新思路。我国高校积极改革创新，拓宽教学资源渠道，引入社会资源参与实践教学优秀的实践经验，是与其经济发展和社会模式相适应的。
三、构建多元要素整合的实践教学管理模式的探索
文化事业管理专业特征要求我们必须根据学校实际需求和自身综合实力达到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完美结合。课堂理论教学是基础，实践环节是实现该专业教学目标的必要条件，创新设计实践课的教学环节，实现实践教学系列化科学化，坚持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文化事业管理专业教育的需要。
（一）明确一条主线教、学、做、评一体化，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教、学、做、评如何形成完整的系统，“教”就是如何做到知识传输注重前沿性、实用性、广泛性。“学”就是如何结合心理规律，注重增强学习动力，形成创新性学习习惯。“做”研究的是如何以做来带动学习，注重贯彻教和学的目的性，符合定性定量要求。“评”研究的是如何注重细致规范，形成良好的反馈机制，反过来支持教、学、做。
（二）注意三个要素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整合的社会资源三要素的内涵界定和关系梳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需要研究四种途径：教育环境营造，师资队伍打造，教师职责界定，教师激励机制。学生主体地位要求通过考评激励增强其动力，注重思维方式的启发，加强自我管理能力，提高自学能力。建立实践活动社会参与机制，通过利益机制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实践课教学活动，在学校平台上有效整合各种教学资源。
（三）把握三个关键教学改革，创新型学习，实践教学系列化的有机结合。教学改革研究是在厘清文化事业管理专业自身特点的基础上，把握思路，抓住矛盾，设计高效实践体系，加大实践能力培养的力度；引导学生参与知识结构的分析、疑难问题的解决。创新型学习要研究新的教学环境、了解学生特点、研究新的教育方法；研究如何打开文化事业管理专业学生思维格局，形成良好心智模式；研究学生情商与智商的统一问题，设计“知”“思”协调机制。实践教学系列化研究是指开辟多种实践渠道，设计全程实践模式，专业实践教学系列化，将课堂教学中的实践环节、课外实践、专业见习实习、假期实践、其他专业素质拓展等多个实践环节整合起来，形成系统方案。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场深刻的革命，一次全面的国家体系创新。它不仅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和未来走向，制约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且，也是更重要的，它正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一种新的存在性依据，成为当下中国行为的一种文化生态，影响和推动着中国全面的制度创新、路径改革和价值重建。胡惠林教授(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认为，在这样一种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文化产业被赋予了新的责任：参与入世后的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所必须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整体进程，接受改革成果和成本的转移，协调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推进国家文化与文化产业创新系统建设。张晓明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指出，“入世”后的中国面对的是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对中国文化产业具有“不对称优势”。因此，入世后在我国文化产业领域发生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不对称竞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际性产业发展格局的不对称：以夕阳产业换我朝阳产业；(2)国内外文化产业发展的不对称：以产业实力搏我资源潜力；(3)已承诺开放领域竞争的不对称性：以产业高端对我产业低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将由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WTO规则框架下的宽范围和多领域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的按中国政府承诺的时间表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中国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双向的相互开放。张晓明认为，鉴于国际性文化产业发展出现了手段和内容的矛盾，在产业发展阶段上具有一种“后来居上”和“逆向整合”的趋势，中国在制订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时应以实现可持续的、跨越式的发展为基本指导方针，并遵循这样的原则：以文化艺术的原创带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以文化产业带动信息产业，以产业政策引导企业整合，以制度创新应对制度竞争。
发展文化产业需建立与之互补的文化艺术保护方式
新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将文化艺术分为经营性(以盈利为目标)和非经营性(以非盈利的文化艺术建设为目标)两大部类，在建立市场性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同时，还必须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对位性互补的文化艺术的保护方式。二者相辅相成，形成当代文化发展的合理架构。金元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认为，我国当前的文化遗产保护必须首先理顺下面几个关系：(1)文化遗产“救亡图存”与复兴光大的关系；(2)大规模经济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3)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遗产当代利用的关系；(4)文化遗产保护宏观整体规划与分档次、分阶段、分地区的具体策略实施的关系。金元浦认为，结合国情，我国文化艺术的保护方式应采取政府保护、法律保护、市场保护与社会支持等多重因素综合运作的方式。(1)加快政府保护方式的改革。改革和完善政府保护方式是文化艺术保护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这种保护首先是逐步建立文化艺术的宏观调控机制，主要运用政策的倾斜来实施文化保护，并协助立法机关建立和完善文化保护的法律、法令和法规。其次是逐步加大国家文化资金的实际投入与监督实施，保证文化艺术在国家投资预算中的实际增长。其三，政府保护方式还应包含对民族传统文化和濒危艺术的特殊支持、对高雅艺术的大力资助，以及重点文化设施的建设、扩充与维修。(2)尽快建立完善的法律保护方式。当代艺术保护中依靠法律形式进行保护成为各国注意的焦点，法律方式保证了当代艺术保护的法律地位与运作程序，也保证了艺术保护的公众意识与社会责任。其根本意义是通过减免税收鼓励企业和个人捐资，以达到文化艺术总投入的实际增长。(3)迅速建立市场保护体制。文化艺术的市场保护包含两大方面；其一，为努力发展上规模上档次的一批大型文化产业，依靠市场方式，通过文化产业自身的扩大与积累来改变我国过去文化保护中单一的输血模式，形成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其二，对于那些不能以产业形式发展的文化艺术则必须通过市场寻求企业资助的道路。从企业赞助保护方式来说，要想使其发展起来，必须保证企业投资能获得相应的回报。(4)争取广泛的社会支持与全民保护。当代艺术保护中的社会支持和全民保护具有最广泛最强大的力量。当代社会通过多种途径特别是现代传媒营造保护文化艺术的社会氛围与社会舆论，培育了一代代懂得艺术的文化大众，这是保护艺术的最深厚的社会基础与心理根源。
发展文化产业亟需改革文化体制
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必须抓紧制定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对国有文化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国有文化部门)进行战略性的改组。因为国有文化部门占有了我国文化资源，包括文化人力资源的绝大部分，是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主导力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搞好国有文化部门的改组、改制和改造，实现国有文化存量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文化产品生产机制的转变，是加快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步伐的关键所在。齐勇锋研究员(国务院体改办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指出，国有文化部门在进行战略性改组过程中应坚持“6个有利于”原则：(1)有利于建立科学合理、灵活高效的文化宏观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保障国家的文化和信息安全；(2)有利于国有文化部门建立新型的投融资体制和国有资本的管理、监督与运营体制，使国有资本在保值增值的同时，布局更加合理，结构进一步优化；(3)有利于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事业文化单位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科学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4)有利于促进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企、事业文化单位转换经营机制，调动经营者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激发其生机与活力；(5)有利于在国有文化部门改革中，调动各方利益主体的积极性，确保出资人、债权人的权益不受侵害；(6)有利于国有文化部门改组、改制的平稳过渡和社会稳定。
具体到传媒体制，孟建教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系)通过对美国文化体制的介绍给人以很大启发。他说，1996年2月8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1996年电信法》，彻底打通电信业、传媒业、娱乐业等行业壁垒，大大放宽了媒体经营范围，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媒体业和其他行业之间石破天惊的变革：并购、联合、重组。经过近5年的实践，这种变革的巨大成功已让全世界为之瞩目，在机构重组、产业关联、资金融合、技术平台等方面形成了新兴的实力巨大的娱乐传讯业，并很快跃居美国出口榜首。美国的一系列政策大有可借鉴之处，如我国至今还将电视业与电信业割裂开来的做法，就根本无法实现战略上的大整合。尹鸿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也指出，中国传媒业的改革，不是建立形式上的集团，而是建立现代的企业制度，因此，中国传媒改革的根本不是改革规模，而是改革体制，拆除纵向与横向的行政垄断的篱笆，分离政府管理职能和企业自主经营权力，将传媒的行政管理体系转化为与市场体系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体系，逐步建立公平规范、竞争有序、优胜劣汰，充满活力的市场运作机制。
发展文化产业需实现理论创新
现今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文化不仅仅是饭后茶余的调料、愉悦人生的奢侈品，它更是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缪其浩研究员(上海图书馆)认为，文化要成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主角，必须实现“3个破壁”：(1)文化精神破壁。文化创意是生产力的源泉，是发展的原动力。源于人的创造力的创新才是附加值最高的。因此在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中，文化产业和其它行业中的创意部分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2)文化产业破壁。文化产业不仅自身要做大做强，还要与其他产业形成共栖、融合和衍生的良性互动关系。但是由于我国行政管理上条块的分隔，以及某些政策的限制，这种良性互动的实际发展还远远落后于人们的预期，正在成为一个严重阻碍文化产业成长的瓶颈。(3)文化队伍破壁。目前承担21世纪文化产业发展重任的文化队伍出现严重的知识偏门和缺失。必须以更宽容的姿态重新定义文化人，在更宽广的视野里召集文化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拥有一支适应新世纪使命的文化队伍。就文化产业的人力资源开发，陈少锋教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有自己的见解。他指出，管理知识的匮乏以及与管理相关的商业意识、商业伦理、职业化管理、人力资源配置等等，是思考文化产业人力资源所面对的主要问题。目前我国文化产业人力资源的突出问题是，专业艺术类、行政类出身而非管理类出身的人员所占比重过大，整体人群文化知识层次较低，专业化力量有余、经营管理能力不足等等。陈少锋认为，对其他产业的经理人实施有关文化产业的培训，或者对现有文化产业领域从业人员进行商业管理的教育，是文化产业人力资源开发中一项重大的工程。李康化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则从发展文化产业的全局出发提出了“5个创新”：(1)理论制度创新。突破在文化产业制度改革上的路径依赖和政策瓶颈，以放松管制和透明化的政策供给启动新一轮文化产业发展，以制度创新启动新一轮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防止和克服由于文化产业结构性矛盾和体制而可能导致的政策性衰退。(2)要素市场创新。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投融资政策，放宽民营文化企业和民间金融资本市场准入的尺度，消除在这一领域内的歧视性政策，使民营民间文化产业和资本享有充分的国民待遇。(3)产业链条创新。进一步完善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整体配套，特别是加强文化产业的“上游”基础和“下游”通道。(4)产业结构创新。形成新的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联动发展机制。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已经构成现代社会互为依存、以高技术和高文化为共同特征的支柱产业群，信息产业的发展极大改变了文化产业的技术基础，带动了其产业结构的提升，但其下一阶段的发展必定是以文化产业为前提和发展动力。(5)社会结构创新。构建各类社会中介机构，建立健全文化行业制度，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协同发展的新体制。
文化产业应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可持续发展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沈殿忠研究员(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指出，任何一种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有两条线索，即横向线索与纵向线索。横向线索反映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纵向线索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阶段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中国文化产业的横向发展线索与纵向发展线索都有两种不同的状态：一种是公平的状态；一种是不公平的状态。讲文化资源开发或文化产业发展的公平，主要讲规则的公平。中国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完整含义，不单纯是实现横向公平或纵向公平，而是要实现两种公平的统一。实现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的统一，关键在于把握一种分寸。这个分寸不仅是一个质的规定，同时也有量的规定。在这个规定的范围内，可以把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人们利益的损害降到可以接受的降低程度，或把利益的满足提升到可以实现的最高的程度。
如果说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的是一种生态伦理，那么文化发展战略强调的就是一种全球社会伦理。可持续发展注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文化发展战略则更注重人与人之间、身与心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毛少莹(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认为，文化发展战略应有以下基本特征：(1)重视公平超过重视效率，控制贫富分化，寻求均衡发展。(2)全面注重不同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精神性的可再生能源替代物质性的不可再生能源；以“文化资本”替代“经济资本”；以精神消费填补物质消费无法满足的精神需求。(3)以慢节奏的“休闲娱乐型(精神消费型)社会”替代快节奏“工作消费型(物质浪费型)社会”。(4)确立更合理的发展指标，将社会文化发展纳入社会水平的衡量之中；将人类对幸福、快乐的追求——而非仅是对物质财富的病态拥有——恢复到自然健康的人性基础上；致力于保护精神健康，以价值理性管理人类社会，走人与自然、身与心的和谐发展之路。
文化产业应走高新技术之路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确定了知识资本、技术资本、人力资本及相关的文化、技术等因素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这使得愈来愈从尖端部门走向日常生活的高新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驱动力。黄健教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认为，引导高新技术进入文化产业，在提升文化产业的品质、产品的品质方面，在市场融资方面，都将产生重大的效应，获得较好的效果。同时，人们也将看到文化产业的运作理念与其它产业运作理念的不同。因为随着科技与文化大发展时代的来临，人们对产品的技术要求、文化要求、审美要求也将愈来愈高标准。文化产业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新兴产业，作为以满足人类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为主要目标而生产、服务的新兴产业，其运作理念不能只是停留在一般的生产、服务上，而是必须要实现产业的管理重心由常规的生产管理向技术创新和信息化的知识管理方向转变，整个产业的经营目标必须实现由以往的追求成本的最小化向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方向转变，以保持整个产业发展的创新性与发展活力。柳士发(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指出，以数字化、网络化和多媒体化为代表的当代信息革命，给社会带来了崭新的文化形态——数字文化和网络文化。这些新兴文化的特点在于，利用网络特性拓展传播内容，不满意于简单复制传统媒体，而是走上了自主发展的新路。文化产业一旦与信息数字化、现代通讯技术等高科技结合起来，势必如虎添翼。对于我国来说，虽然在文化上网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不过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巨大的数字文化鸿沟。据统计，在整个互联网的信息输入和输出流量中，我国所占比例不到1%。因此，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全面铺开的同时，我们要将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作为我国信息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中国数字文化工程既要着力于公共文化建设，又要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逐步建立起照顾职能管理、社会公益服务和文化市场运营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国家文化信息服务体系。
传媒产业需实施“走出去”战略
文化产业发展不仅要有内需的拉动，而且也要有外需的拉动。然而，中国存在着巨大的文化贸易逆差。根据国家版权局2001年的不完全统计，我国版权贸易的输入输出比为10：1，在文化电子产品贸易中，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我国至今尚未拥有自己的核心标准和主打产品。而在一些西方主要国家中，以版权贸易为核心的国际文化贸易，已经成为支柱产业。实现文化产业发展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战略转变，不仅是推进我国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的迫切要求，而且也是克服贸易逆差的迫切需要。作为文化产业的排头兵，传媒产业如何利用本土资源，保持中国传媒的国内主体地位和提高国际影响力?尹鸿认为，对于目前的中国传媒介来说，走向国际市场至少具有4个有利条件：(1)从经济上看，媒介的低成本使中国传媒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的价格优势；(2)从文化上看，全球化环境下的东方文化提供了一种参照性的“还乡”意义而逐渐被西方人关注，中国传媒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化优势；(3)从地域和文化的传统上看，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华语地区，日本、韩国等亚洲其他大中华文化地区，以及世界各国的华人群落等构成了一个具有共同性的接受中国传媒的文化交流空间，中国传媒具有市场潜力的优势；(4)从西方传媒来看，近年来由于片面地走上数字虚拟化、大制作、单纯追求商业价值最大化的道路，传媒的人文地位和社会公益品质都明显下降，为其他国家传媒文化的乘虚而入带来了契机。面对这些显在的和潜在的优势，中国传媒目前需要作5方面的努力，来开拓中国传媒的国际空间：(1)组建经过所有制改造的具有国际营销实力的国际性的传媒制作发行机构，形成规模适当的符合现代企业发展规律的专业化、流水线化的国际性传媒企业；(2)积极从国外和国内一流大学以及其他企业吸收一批能够从事跨国经营的具有专业素质的传媒经营管理人才；(3)从资金和政策上支持生产一批按照国际市场需要制作的媒介产品，创造“中国制造”的媒介品牌；(4)要求国产的传媒产品在制作技术和艺术标准上而不是制作规模上与国际传媒产品接轨；(5)积极推进传媒的横向整合，开发多种媒体的媒介产品，实现整合营销。
中国广告业增量空间巨大
与会代表不仅从宏观上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把脉，而且对具体行业的发展前景做了预测。黄升民教授(北京广播学院广告学系)指出，在新的世纪，中国广告业有着不同寻常的表现：两极分化、业务分流、竞争激化、资本参与、创意衰退、政策多歧、媒介滑坡。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数字，2001年全国广告经营额为794亿元，增长率为11.4%。值得注意的是，4大媒体之中，报纸、电视和杂志的广告增长率都低于平均水平。但对于中国广告业的前景，专家们还是充满信心。喻国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指出，从1981年1.81亿元的经营额起步，到2001年达到了794.9亿元，年均增速40.2%，经历了21年增长的内地广告市场，它的“饱和”时代还远未到来，它的经营额还有3倍左右的增量空间。他预测，今后8年，中国内地广告业的发展速度至少不低于12%，到2003年，市场经营额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到2007-2008年，可能超过2000亿，到2010年估计达到2609亿元，3倍于2001年的水平。在未来的巨大增量空间里，报刊广告的增势将超过目前处在强势的电视广告。尽管在1983-2001年，电视广告经营额的增速在同行中最为迅猛，年平均增长率达到51.7%，但近年来，电视广告经营额的增速明显放慢，1997-2001年的年平均增长率降至14.8%，低于报纸广告的15.6%、杂志广告的17.2%和广播广告的16.6%。专家们预测，报刊广告的年平均增长率在2010年前将保持在13-14%左右。到2010年，报刊广告经营额总量将从2001年的182.6亿元达到587亿元，其中报纸广告经营额约547亿元，杂志广告经营额约40亿元。喻国明还指出中国报刊广告业未来发展的机会点：(1)从时间上看，9月、12月、4月和8月是报刊广告投放最多的月份；(2)从地区上看，中南、华东以及华北地区是报刊广告投放量最为密集的地区；(3)从城市看，北京是报刊广告投放最多的城市，占整个报刊广告投放总量的1/4，广州、上海、深圳也是报刊广告投放量最为集中的城市，上述4个城市的报刊广告经营额占全国报刊广告经营额的“半壁江山”(51%)。从增长率上看，深圳、大连、南京、广州、青岛以及哈尔滨是报刊广告增量幅度最大的“明日之星”城市；(4)从行业上看，房地产、医药、计算机广告是报刊广告的三大支柱型行业，这3大行业广告的投放量占报刊广告总额的36.7%。从未来发展的潜质上看，金融保险、机动车、房地产则具有最大的增量空间。
发展文化产业促进西部大开发
[论文内容提要]本文力求对文化软权力化作出一种传播学的分析。作者认为，文化要转化为软权力，就必须借助大众媒介传播到国际社会中。在文化传播力的积极推动下，一国的文化可能提升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世界文化(或国际文化)。基于此，国家在制定文化软权力化的大众传播策略时，首要的是要明确对外传播战略目标。
自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S.Nye,Jr)提出“软权力”(SoftPower，又译“软实力”)概念以来，文化软权力化问题引发了国际传播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日益引起许多国家政府的重视。当前，中国已经把提高国家文化软权力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中。
一、文化软权力化是文化传播力的实现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权力是一个关系范畴，它表示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关系，一种非对等、不均衡的压迫性关系。而文化，按文化学者的一般性理解，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价值系统，带有某种实体色彩，属于实体范畴。由此可见，文化与权力分属于不同的范畴，二者绝不能等同。基于权力只存在于人(国家)与人(国家)之间的关系中，那么，文化只有进入到个人(一国)与他者(他国)关系中，才可能附带有权力的属性。
实际上，约瑟夫，奈是从权力资源即“无形的力量资源”的角度来界定文化(包括观念、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主要指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它是一种软权力资源(Softpowerresource)，以区别于软权力(softpower)本身。他指出：“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身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的重要的力量来源。”显然，文化本身并不等于软权力一诱导、吸引、劝服和同化他国的“吸纳力”，它并不能自动地“让他人(他国)想做你想要对方去做的事情”。对一个国家来说，要实现在国际舞台上控制他国、影响国际事件的外交目标，首要的是让他国民众和国际社会认可、追随并分享到该国的文化价值观，即被对方民众所认同，并把对方同化，进而对对象国的对外决策施加影响，使对方按照该国的目标、意愿、意图或意志采取该国所预期的行动。对美国而言，就是“把他人转化为按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的人”。可见，控制权(包括对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和控制)是在这种文化“认同”和“同化”中得以实现的。一国的对外控制力一旦增强了，作为一种权力资源的该国文化也就转化为真正的权力。由此可见，对一国来说，只有当自己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在国际社会广为传布并为目标国民众所普遍接受和认同，其文化才变为真正的软权力，从而被软权力化。
文化之所以能转化为软权力，或者说，能够软权力化，首先是由文化这种软权力资源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不同于硬权力资源的垄断性和排他性，扩散性和共享性是文化软权力资源的基本特性。硬权力资源如军事实力或更准确地说军备只要存在，即便不使用或充其量只需炫耀，也能给目标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因为军力优势的自然显露就可以给对方造成不定向的心理压力，从而产生政治影响力即所谓的“国际威望”。而文化软权力资源是非垄断的，自然地倾向于对外扩散；而且，越是对外扩散和推广，其辐射力越强，其被认同、分享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潜在的软权力也就越强。借用培根对知识的论述，文化如同知识，“其力量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相反，“如果封闭或垄断一种文化，那么就不能使它构成‘软权力’的基本支柱。”不难看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扩散性和共享性更能反映出国际关系本来就直接表现为交流、传播关系。正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艾克拉，爱里亚(AkiraIriye)从文化关系的角度解读国际关系时所言，国际关系就是“意识的共享与传递……记忆、思想、感情、生活方式、学术与艺术以及其他形式符号的交流。”正因如此，国际范围内的文化传播关系在国际关系中日益凸显出来。
不过，文化的扩散性和共享性只是为文化软权力化提供了可能，而文化要真正转化为软权力，所必需的是文化传播力的推动。所谓文化传播力，就是推动一国文化向外传播，使其由民族文化“泛化”(普遍适用或普适化)为世界文化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软权力化就是文化对外传播力的实现。
在信息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大众媒介自然地成为文化传播力的象征。通常，对外文化传播通过两种途径来展开，一是人际传播(表现为各种跨国人际交往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一是大众传播(是指运用大众传媒对外传播文化信息)。相比而言，在文化的对外传播中，无论就传播的深度还是广度，大众传播都要优于人际传播，因为大众传媒大容量、高速度、高密度的信息传输能使各种文化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得到展示和共享。实践也证明，大众传播媒介是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媒介和载体，是推动对外文化传播最强大的动力。
基于大众传播媒介在文化软权力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约瑟夫·奈把大众媒介视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指出，“特别是文化、教育、大众媒介等方面，软权力的性质是无法用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来解释和评估。”在此，他把大众媒介当成了像文化一样的软权力资源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文化软权力化的过程最终归结为该国大众媒介对外文化传播的过程。
二、文化软权力化是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目标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2006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发言中指出了中国文化的严重“人超”状况。他认为，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的文化对外传播力不强。而文化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国家的强大才有持续的力量。确实，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尽管我国拥有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具备丰厚的文化软权力资源，但是文化的对外传播力和影响力却不大，文化的软权力化程度还很低。之所以出现这种困局，除了在客观上信息传播技术手段还相对落后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在主观层面上我们尚缺乏必要的文化软权力化的战略规划，以及相应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
要想尽快改变这种文化软权力化程度低的局面，不仅仅在于实现对外传播物质技术手段上的飞跃，也不限于构建政府宣传控制与媒介专业约束之间良性互动、行之有效的对外传播机制，更为根本的是要确立起一种最能符合国家利益而一以贯之的对外传播战略目标。
文化的软权力化是在国家主导和控制下实现的，它具体落实到政府直接或间接从事的对外文化传播活动上，尤其体现在政府指导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或目标国传播本国文化的行为中。在此，政府对大众媒介的指导根本性地集中在对外传播战略目标的确立上。
依国际关系学中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的理解，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际“权威”或威望并不取决于——起码不完全取决于——它的军事、经济实力等客观物质性因素，而是取决于国际间的社会性观念，即它同对象国或者说目标国之间所达成和构成的共有观念或所谓的“共识”(共有知识)，它是由主观的文化观念(结构或模式)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具体来说，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积极的合作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会把对方当朋友看待；而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中性的竞争性观念乃至消极的敌对性(冲突性或对抗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把对方当竞争对手乃至敌人看待。由此可见，在国际社会中，每一个国家的身份都归属于集体中的身份，是集体认同(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的产物。
进一步说，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包括最高意义上的安全利益)源于国家身份”依赖于自我身份认同。一国是在确立了自我身份之后，才相应地界定和选择自身利益，确定其利益的范围、程度和数量。可见，就像国家身份，国家“利益也不是‘自在地’存在那里等待被发现，而是通过社会互动而建构起来的”，或者说，是从与他国共同缔结的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最终，国家行为又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国家依照自身的身份和利益相应地采取与之相符的行动。总而言之，无论是国家身份、国家利益还是国家行为都是由文化观念所建构的，都是在“集体预期(或期望)”中完成的。作为国际社会中的成员，每一个国家都是从共有的文化观念中首先获知自己是谁，进而知道最需要什么，最后懂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从上可以看出，对一个国家来说，对外文化传播的战略目标应当是：制造和供给“共有观念(文化)”，从而引导和规范相关国家确立其国家身份，定义其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支配其国家行为，最终达到在文化观念上影响和控制目标国的目的。
从上述意义上说，文化软权力化的大众传播策略首要关注的是，运用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提供“共有观念(文化)”。为此，一国的大众媒介要积极地通过对外传播力促本民族文化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认同，从而提升和转化为相关国家共享的、作为共有观念的国际文化乃至世界文化。
比方说，就国家安全而言，一个国家可以利用传播出去的文化的同化作用，将自己的安全认知灌输给其他国家，使得与对方共享同一套国际安全知识(观念)，从而塑造和改变他国对自身安全利益的认知。如，美国文化在中国的大众传播无疑可以起到软权力的作用，即通过宣传美国观念影响中国对自身安全的看法，促使中国认同美国的战略思维进而融合到美国所期望的战略格局中去。
以人性假设为价值前提的角度来看，学校管理过程是管理者通过展开的一系列管理职能，使主客体在相互作用中实现以育人为中心的目标，在各个方面规导与教化着未成年的人。学校管理应成为一种强调人性中的应然层面、合乎人本性的人道管理。首先，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是脑力与体力劳动的结合，具有复杂性、情感性、潜在性等特点，学校管理活动应实施符合人性的、激发工作热情的管理模式，尽可能满足教育工作者对尊重、理解、支持等精神上的需要。其次，受教育者具有不同的个性心理特征及身心发展规律，这要求学校管理在尊重必然法则的同时，尤其注重人性的特征，以人性的存在为基础，以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为准则，尽可能了解人的需要、情感和行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管理背后的伦理价值选择来考察，任何一种管理制度和行为的背后离不开深层的伦理和价值的选择。管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决策是整个管理活动的核心。学校管理中，常常会出现不同价值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在不同的价值选择中，即可能存在双方平衡的支点，也可能会包含着尖锐的价值冲突。学校决策的依据、学校管理的理念以及学校管理方式的确定都离不开价值的选择。因此，如何更“好”地抉择，体现价值冲突中的“合理”与“善”，要彰显学校管理中的伦理意识和道德目标，以价值观、伦理准则和规范作为决策的依据和指导，解决管理过程中不同价值选择之间的冲突，使其符合评价主体的伦理道德取向、伦理追求，从而使学校管理活动具有可行性与科学性，促进学校管理活动的不断进步。学校的伦理管理并不是一门纯粹的技术科学，它与心理、价值、观念、文化有关。彼得•杜拉克认为，“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隐藏在价值、习俗、信念的传统里……管理也是文化，它不是无价值观的科学。”民族文化会影响管理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和全方位，使其体现独特的民族特色和精神。学校伦理管理中的道德价值向度和公共伦理精神与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价值、信念息息相关。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的国民有着与西方不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经过五千多年的文化洗礼，中华民族文化根扎于人们的思维、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中，形成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在这样的民族文化背景下研究学校管理，需要我们深入了解我国管理文化底蕴，实现适合中国文化的学校伦理管理。
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哲学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又叫“崇德型”文化。在中国的伦理文化形态中，以重伦理、倡道德为原则的伦理思想和行为追求，贯穿从先秦孔孟一直到宋明理学、陆王心学，融汇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政治、教育中，始终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地位。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其本质是生命文化或修道文化，是生命体验和直觉感悟的结晶，回答的是人类自身以及人与宇宙万物的相处之道和终极关怀如何解决的问题，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圆融无间整体互动的和谐理念。张岱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即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程思远根据这种强调和谐与统一的特征，将中国传统文化称为“中国和合文化”，并认为“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运用和合概念与和合文化研究自然界的生成和人的生成；研究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研究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人的身心统一规律和养生之道的文化传统”。张立文则开创“和合学”，并认为和合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和”为价值取向的反思，“和”与“中和”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即“中”是宇宙万物的根本。“中”是阴阳和合的结合点，是宇宙万物的能量信息相互转化的必经途径和孕育万物的能量来源，也是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法则和相互作用的力量平衡点。人道治理必须知中、守中、体中、执中、用中，从而建中立极，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宇宙元气能量，才会实现人内在的心身和谐和外在的天人和谐。“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即“和”是亨通天地万物、人间万世的宇宙真理。世间万物包含着差别、矛盾和冲突，这些概念突出了事物内部之间排斥、对抗等方向，却不能表达世界或其中事物的本然状态，即多样性的统一、有机的联系和秩序。“和”意味着从冲突到融合，内涵各种成分升降相荡的能动性和生命力。“中道和合”是“中”与“和”体现在认识和把握管理运作过程的方法论。“中道和合”即无差别、无偏倚的至理。它强调在不偏不倚中寻求恒常之道。致中和，以使事物不同因素之间的冲突相互融合。它是管理的最高原则和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中道和合”揭示“中道”之和首先要用在修身做人上。“中道”是仁智双修，是内圣与外王相统一的大道。孔子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无论是修身做人，还是治国平天下的管理过程都是修道的过程，都是自度度他、化育群伦的过程。要做到“性之德，合内外之道”，内养与外用不二；其次，世间万物的生存和发展都是在中和平衡状态下完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一阴一阳才成其为道，偏执一端就远离道，唯有执中才是成事正道，是为“中道”。管理要做到全面辩证地认识分析分歧，把握管理过程的适度性、合理性，在思成并举、严宽相济中获得和谐。最后，孔子强调“时而中”，“中”不是空间位置，而是一种状态。它是动态的，即能够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而遵循“中道”原则。宇宙万物，千变万化。在管理中做到“从容中道”即娴熟地驾驭事物发展变化的“中道”，体现出“得其圜中以应无穷”的洒脱与超然，游刃有余的管理智慧和管理艺术。
三、启示：从“中道和合”看学校管理的伦理准则
《论语•子罕》中有“扣其两端以竭焉”是孔子“中道”的核心思想。其“两端”关系非两级对立、非此即彼，而是在变化中保持两者动态平衡的状态。在管理中体现出一种由“中和”而产生的合力，使两级复归于“中”。在管理活动中，处于“两端”状态，以期达到平衡状态有管理理念、管理过程、管理方式等各方面。本文以寻求学校管理的内在管理哲学为要义，故选取体现学校管理者、管理境界、理念以及方略伦理性的四个方面：“正己正人”、“义与利”、“天与人”以及“乾与坤”进行阐述，并非“中道”思想在管理中的全部体现。
（一）正己正人
中国文化强调“性之德”乃“合内外之道”。“正己正人”是建立在“天人合一”、“人与己”不可分的系统整体的思维方式基础上的。儒家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正己正人、“修己安人”的过程。这种以“内修”推动“外治”，由“内圣”达到“外王”。通过“修己”达到安人目的的管理思想，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管理哲学的逻辑起点。《大学》提出“三纲领”把“内圣外王”具体化。“三纲领”，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即发扬德性；“亲民”即推己及人，以己之德教化大众；“止于至善”即达到仁的至高境界。“正己”与“正人”就是强调通过管理者道德威望的树立，在无形中影响被管理者，成为普遍的社会行为规范和社会公理解释体系，并内化为每个人的行为准则，从而达到安稳和谐的状态。在学校管理过程中，学校管理者要依据伦理道德规范，加强自我心性的修养与管理，做到率先垂范、“上为下效，君行臣甚”，用示范与表率作用带动影响学校成员，把“修身”视作学校管理工作的一种重要管理手段、首要任务和主轴内容。
（二）义利之辩
中国儒释道三家都对无形的人的精神层面有着无限的热情。他们都重视心性之学，其立教弘法的宗旨，都是为了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始终把管理的最终目的和最高境界，定位于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合于“道”，把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作为人道治理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境界”同“功利”的区别，在于德性升华与欲望满足这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的分野。儒家认为境界与功利、“以政为德”的管理价值观与管理成效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因果关系。这种对功利的关注，不在个人利害得失之计较考量，而在万民之忧乐、国家天下之安危的萦怀牵挂，因而管理是在现实中蕴含着理想，在功利中体现着境界。学校管理是一种有效的、动态的活动过程，是以取得最大化的办学效益为目标的有效活动与动态过程的总和。在学校管理工作中，功利与人文的权衡与把握这一伦理原则，存在并体现在学校管理者的管理境界上。管理境界即管理者的思想境界，体现了管理者对管理本质、发展规律的把握，并反映在管理方法中。“大学之道，止于至善。”即明明德与亲民实行到至善之境，才算成就大学之道，即圣人之道。正所谓大道至简，“至善”是学校管理者修己的最高境界，也是学校实行人文管理的极致体现。学校管理者在处理功利与人文的关系时,应当从“至善”的层面着手，在管理方法和手段上，体现人文色彩，挖掘师生的内在潜质，实现师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提升，使学校管理在取得办学效益中体现着“至善”的最高道德境界。
（三）天人合一
中华民族先哲对人的认识，是站在“天人合一”的高度，运用“精气”或“元气”理论，去探索人类生命的起源或构成，是从生命宇宙发生学意义上去说明人与万物的关系，揭示人类在自然宇宙中的地位和价值。因而，中国文化的重人，是带有根本意义的重人。从“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出发，古人认为“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人们的愿望反映了自然法则运行的趋向，是天意所归。但是，人类不能也无权排斥、宰制、征服万物，应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文化强调通过赞化育、参天地，实现“天人合一”。把“天人合一”观念运用于管理实践主要把握：“天地之性人为贵”，确立与保障人的主体性、人的独立价值与尊严，人道治理和天道运行相和谐，与自然相和谐。学校管理首先是对人的管理。为了实现教育精神和人文价值，管理者必须重视人性中的应然层面，满足人对个性、尊严、潜能的发挥的需求，全方位、深层次地实行合乎人的本性的人性化管理，实现学校的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其实质是重视人的发展，将个体的全面与个性发展、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养成统一起来，正确认识人的价值，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充分开发个体的智能。“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学校建设中得以实现的关键就在于：如何体现人生的价值观，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从而提升人的生命质量。这也是学校管理者必须具有的观念。其次，学校是一个开放系统，学校管理活动必然与相关的外部环境发生联系。如自然、社会、政治、法律等，组成“管理—环境”的互相作用与制约的动态系统。学校环境影响学校管理功能或程序，进而影响学校管理功效的发挥。学校管理者在管理实践中应自觉认识与把握学校外部环境的变动及其发展趋势，沟通协调外部社会教育资源、家长等，协同搞好教育。
（四）乾坤相合
“乾”与“坤”，入于“八卦”之中，列为《周易》之首，是我国最早的文字与概念之一。一般代表天地，阴阳。万物存在最根本的力量就是宇宙间生生不已的阳刚之气。这就是“天道”，也是太极阴阳的生生不息的运动之道。《周易》认为世间万物皆由阴阳构成，阴阳相合，互动互补，相反相成。因此，自然界万物和谐发展的本质是阴阳和谐。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内外结合、主客兼顾、进退有度、张弛与时、管理与伦理、理性管理与人性管理都在乾坤之列。《杂卦》开篇道：“乾刚坤柔”。刚柔构成乾坤的基本内容。乾坤相合体现在管理上表现为“刚柔相济”。在学校管理中体现为理性管理与人性化管理的和谐统一。“刚”体现在制度方面。学校管理过程中，要保持学风刚性严谨以及制度的明确性与可遵守性。此外，还要注重学校环境和整体设施的氛围，扩大并延续学术氛围，在对学校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保持其审慎严谨的治学态度。“柔”体现在管理层面上，凸显育人的管理内涵和人性化管理的韧力。柔性管理不是软弱的管理方式，而是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给予每一名学生利益诉求的空间，让学生充分融进管理体系中，实现他律自律的结合，从而保障优质的管理效果。任何单一的方式都不足以为当代的通识教育提供完整的服务。这就要求学校在实施时充会结合校内的实际情况，在权力与非权力之间，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找到平衡点，制定制度规范和文化约束机制，寻找能同时体现柔性管理，又实现本校特色的运作模式。通过张驰有度的管理方式，形成平衡及理性的教育管理模式。
四、融合：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超越
企业文化英译为CorporateCulture，又被称为公司文化，传入我国的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自从企业文化传入到我国之后，就成为社会各界研究的重点话题，因研究不断地深入，对企业文化的定义也有较多的定义。在学界中认为，企业文化就是在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企业领导者和全体员工共同培育、自觉遵守的，具有企业自身价值特色的物化精神的总和。物化精神主要包括企业形象、企业制度、企业产品。从企业文化的构成方面来看，主要由物质层、行为层、制度层和精神层组成，所谓的物质层就是指企业所有员工共同创造的产品、设施等，主要以物质形态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所谓的行为层就是指企业行为文化，主要是由企业的经营、教育宣传、人际关系活动等方面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所谓的精神层，就是指企业在制度方面体现出来的文化，主要包括企业的领导体制、企业组织结构两个方面。
2企业管理制度相关论述
在研究的过程中，企业管理的制度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说法。站在广义的角度上来说，企业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企业的经营理念、管理的相关标准、文化特色等方面。从狭义的角度上来说，企业管理制度主要包括管理的标准、规章制度的制定情况等，主要是指企业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制定的、以书面表达的形式来归定企业经济情况、产品、生产情况等条例、规则的集合。企业管理制度能够帮助企业实现一定时期的管理目标，并且能够维护员工的共同利益。
3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制度之间的关系
上文中曾经说到，企业管理制度能够促进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企业文化能够促进企业管理制度的完善，这是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制度之间关系的一种体现。具体来说，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制度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企业管理制度是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企业文化包括的方面较广，企业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等虽然是外在的一种表现，但是也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企业自身的文化价值。②在企业管理制度方面能够体现出企业的文化。企业管理制度主要是对员工的行为规范做出规定，因此可以从这里发现企业信奉的价值观念、处事风格等，是企业文化的展现。③通过企业制度管理的方式，能够让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在企业经营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怎样去做，能够将企业文化推行得更加深入。另外，企业员工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自己需要表达的企业文化，并且能够继承优秀的文化，淘汰劣质的文化，能够从自身发展的环境中吸取先进的、优秀的文化。
4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制度融合的对策
【关键词】WTO；广告规范；文化
广告是一种特殊的传播形态和传播方式。
广告信息的传播借助于传媒，传媒业的发展为广告的发展提供了宽广的舞台。如果说，对于开发广告受众的消费能力，影响受众的消费指向，传媒的传播有很大影响，但是是有限的，那么，广告对传媒经济的发展却是举足轻重的。
加入WTO后，我国的广告业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也为传媒产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近年来，许多人士就中国广告“入世”后的前景、利弊得失、应对策略以及对传媒产业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但是还鲜有涉及到广告传播管理文化建设的层面。本文试图论述中国广告业加入WTO的文化意蕴，并探讨“入世”后中国广告传播在广告规范、广告管理文化方面面临的相关课题和对策。
一、中国广告“入世”的文化意蕴
我国加入WTO时，对广告服务的承诺涉及4个方面：从事广告业务的外国企业，可以在中国设立中外合资广告企业；在2002年1月1日之后，允许外资控股；在2004年1月1日之后，允许外国企业在中国设立外资独资企业；凡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广告或中国企业到境外广告，必须通过在中国注册的具有经营外商广告权的广告公司。另据有关管理部门的表态，我国至迟2005年底将全部开放广告市场。
从整体经济环境来看，加入WTO后，我国将出现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必然会有更多的国外名牌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这种环境势必促进广告市场需求的迅速增加，不但给中外广告商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机会，而且也给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机遇。
从广告文化的视角看，“入世”是一个中外广告文化交流、渗透的过程。市场参与各方虽说同属于一个“地球村”，但毕竟各有其利益目标和文化背景，这就使这一过程在社会文化方面呈现出以下的特点：
1、异文化的冲突碰撞。不同性质的文化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场内相遇，往往会发生碰撞。美国文化学家罗杰·皮尔逊曾经指出：“当两个不同的亚文化群，甚至两个不同社会的成员意识到他们之间的文化差异时，习惯上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社会距离’。这个距离并非空间测量法，而是指个人或集团之间的距离，它产生于文化的不相容性。”这样一种“社会距离”正是文化冲突的心理基因。外来文化与中华文化在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内生成和发展，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隔离感”。如飞利浦，曾因其让人坐在长城上以表现其“让我们做得更好”理念的广告而受到中国消费者的愤怒质疑。这也可以表现在文化类型的势能状态上。就各国广告文化的区别而言，由于历史和实力等因素，有的文化类型属于优胜意识较突出的高势能文化类型，有的文化类型则属于缺乏优胜意识的低势能文化类型。这种区别也或多或少的会在某些场合中有所表现，如国内广告界就有“言必称美国”的自信心不强的现象存在。
2、文化价值意识的整合。存在于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不相容性决不是恒常不变的，文化冲突的各方在一定条件下会从对方吸收于已有用的文化质，从而在调整、适应的过程中趋于一体。现代广告传播常常采用“国际主题，本土创作”的表现手段，即将国际性的主题融入本土的文化之中，寻找适合于本土特点的表达形式。可口可乐在2001年春节的贺岁广告中，画面上出现贴春联、放烟花、全家福等中国文化元素，洋溢着中国人熟悉的浓郁的乡土气息，此举显然体现了这一世界级品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调适。随着广告市场的全面开放，随着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日益增多，处于开放的多元文化体系之中，人们将更多促使不同文化群体的价值意识趋向同构，即价值思维方式的同构化，最终发展成一种世界文化价值意识。
3、广告文化建构责任意识的增强。在资讯发达的现代，在商品趋于同质化、消费者千挑万选的市场环境中，广告与文化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单单介绍商品的特点、功能、作用，向消费者作出利益的承诺，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在广告传播中注入文化内容，为广告传播增加文化含量和吸引力。当今许多知名品牌的成功广告实践，都体现了这一点。它们在向受众传递经济信息的同时，还提供某些文化服务，或是满足人们对文化信息的需求，或是传授与人们生活相关的科技文化知识、生活知识，或是在作品中展示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文化风貌，从而使广告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开阔了受众的文化视野，提高了受众的文化情趣，受到受众的好评和喜爱，取得了良好的广告传播效果。
加入WTO后，中国广告市场上的竞争会更加激烈。但是这种竞争属于在共同认可的规则指引下的有序竞争。这种共同认可的规则在很大的一部分层面上是文化的意识形态上的共识。广告市场的参与各方都应充分认识广告的文化传播作用，自觉地负起文化责任，对广告进行正确的文化定位，让广告在传递商业信息的过程中，产生积极的文化影响，以保证广告发挥积极的社会文化作用。[page_break]二、品牌文化的弘扬
在信息全球化、产品同质化的今天，企业要在市场经济中占得一席之地，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与个性，强势品牌的打造、良好的品牌形象、成功的品牌推广，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品牌文化的弘扬是广告传播的一个重要内容。
近年来，打造中国自己优秀品牌的问题引起了国内有关方面的重视，在广告界更是掀起了研究和讨论的热潮。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出现了一批颇具发展潜力的品牌，在广告传播上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就整体而言，在品牌营销、传播上，中国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以下差距：
一是内涵认知上的差距。国内企业对品牌建设意义的认识不足，在广告传播的竞争方面，往往注重产品的物质层面，而较为忽视心理的、情感的和文化的层面，也就是品牌附加值的竞争。
二是目标追求上的差距。目前我国企业品牌建设多偏重于经济效益的计算，带有较浓厚的急功近利色彩。反观国外著名品牌，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让顾客对品牌忠贞不渝，如何通过品牌运作、广告传播让品牌升华为顾客的一种信仰，引导顾客的需要，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塑造人们的价值观，让品牌成为顾客实现梦想的方式。
三是管理运作上的差距。我们的企业较少像国外一些知名品牌那样把品牌视为其立身之本，予以精心的培育和管理。奥美广告公司多次宣扬其“品牌管家”的广告理念，其他许多4A广告公司如精信、智威汤逊、达彼斯等在策划和实施品牌战略的各个环节中，注意精心开发各种品牌分析、研究、传播、推广的工具。
总之，加入WTO后，中国广告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在广告传播中追求品牌效应与强调个性化经营，这将是广告业生存的基础。为此，我们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转变观念，充分重视品牌战略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加大投入。中国品牌进入国际市场，应该是靠优质，而不靠价廉，同时应该踏踏实实、锲而不舍地做好品牌经营与传播的一些基础性工作。在当前要加大投入的研究有：如何确立一个明确的品牌形象；在广告传播中如何更清晰地了解不断更新、转变的消费者；如何更有效接触品牌的目标受众。
2、以更具专业标准的操作方式进行品牌建设。品牌战略的实施涉及到品牌的创造、定位、评估、宣传、检验、发展、维护等多个重要环节，要获得成功，离不开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的运作。对国内广告业来说，当务之急是改变传统的广告策划运作模式，学习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研究开发既符合时代潮流，又结合中国品牌的实际的策略范式。这种品牌策略范式应具有的功能是：有助于对品牌战略进行前瞻的、整体化的思考，有助于将品牌引向长程发展的健康道路，有助于规范地、有序地进行各个环节的实施操作。
3、创造世界级的民族品牌。以中国之文化悠久、人口众多、发展潜力，理应有众多的强势品牌，但在世界级品牌中我们的很少，这和我国的国际地位是很不相称的。我国的广告业、传媒产业应更努力地工作，与相关企业一起，创造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形成灿烂辉煌的中国品牌文化。
三、组织文化的建设
关于组织文化的含义，有着多种不同的说法，较为全面的一种解释是：组织文化是指组织成员的共有价值观、信念、行为准则及具有相应特色的行为方式、风气等内容的总称。
组织文化的形成，虽然受到组织传统因素的影响，但也受到现实的管理环境和管理过程的影响。只要充分发挥能动性、创造性，积极倡导新的准则、精神、道德和作风，就能够对传统的精神因素择优汰劣，形成新的组织文化。
当今，没有强有力的组织文化，就难以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立足。客户之所以愿意把广告业务委托给某个广告公司，对于其规模、实力、经验方面优势的认可固然是一个方面，对于其组织文化的青睐也是毋庸置疑的。那些有着浓厚文化底蕴，而且又善于作内外沟通的企业，对社会公众有着无可抵御的魅力。
在组织文化的培育方面，目前在广告界相当活跃的一些4A广告公司都在长期的广告经营管理中形成了其组织文化的体系。如麦肯公司提出了“善诠涵意，巧传真实”口号，盛世公司的价值信条是“世上无事不可为”。许多4A公司都有其独具特色的象征符号（如李奥贝纳公司的“摘星之手”）、文化仪式（如电通公司的年贺会）、广告英雄（如奥格威、伯恩巴克、吉田秀雄等）、沟通网络（如个性化的企业网页、博物馆、陈列室）等。
我国本土的不少广告公司尽管也为其他企业提供过企业文化建设、企业形象策划和设计服务，但对自己却很少做企业文化设计。我国的广告公司与著名4A公司相比，主要存在的差距有：
1、价值观确立流于一般化，缺乏个性和深刻的思想价值，不足以体现其组织文化的个性特征。
2、缺乏前瞻眼光和长期打算。一些广告公司的企业文化设计没有进行细致的调研，也没有长远的考虑，只能充作一时之用。
3、缺乏内外部的沟通与交流，致使受众对组织文化或者毫不了解，或者形象模糊，或者产生误解。
这些差距的存在的原因之一是，现有的本土广告公司成立，最长的也不过20余年，大多缺乏可资继承的文化遗产。那么也难以做到组织文化设计上的“厚发”——即在已有的基础上的挖掘、提炼、升华。
原因之二是，本土广告公司的经营管理经验、规模、实力都尚嫌不足，而且运营状态不太稳定，在竞争加剧的环境下，存在着跳槽、关闭、转行、合并、重组等诸多变数。而组织文化的策划是要求组织成员能在相当长的时期一以贯之地体现的。
原因之三是，组织文化体系及其核心——价值观应是组织领袖不遗余力地倡导和身体力行的，而组织运营状态的不稳定也影响到组织文化的策划与实施。
要搞好组织文化的建设，首先应对企业组织文化进行明确的文化品牌设计。品牌设计要以企业的市场角色和职能定位为基准，以业务工作为内容，蕴涵所追求的价值观、管理理念和员工精神的深刻内涵。设计的品牌和文化理念要虚实结合，既要有一定理论高度，同时又能涵盖企业持续、健康和稳定的发展的动力源泉。
其次要进行组织形象设计。组织形象是组织的品牌，是组织的“名片”，设计企业的组织形象，能够给社会公众在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组织形象是组织文化的外部显现形态，又是一个系统，包括理念形象、行为形象和视觉形象等。所设计的形象应当具有独特的风貌，但是总会在以下几点有所展现：共同理想的追求，以人为本的观念，对创新的认同，对社会的回报。
再次要做有效的沟通设计。信息沟通是组织文化建设的保证。对组织内部的沟通，能使组织成员认同组织的发展目标、组织哲学以及道德行为准则。通过各种方式，把文化理念传递给组织成员，影响其文化、思维的认同，以达到组织融合一体化的最终目的。沟通设计还应当包括向企业外部的传播沟通。独具特色的符号、标志、口号、仪式等都是值得考虑的重要沟通工具。[page_break]四、制度文化的升华
广告的制度文化是由人们在广告活动实践中构建的各种行为规范、准则及各种组织形式所构成的文化。它是一种处理广告活动中社会关系的文化产物，具体包括广告的法律法规、广告监督管理制度、企业在广告经营管理活动中所形成的制度，执行上述制度的各种具有物质载体的机构设施，以及个体对广告事务的参与形式、反映在制度中的人的主观心态等。制度的背后，凝聚着人们特定的观念、思想和心态。
良好的运营环境和规范化、法制化的管理是广告事业兴旺发达的前提条件。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广告的管理制度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目前为止，已形成以《广告法》为核心和主干、以《广告管理条例》为必要补充、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单独或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行政规章和规定为具体操作依据、以地方行政规定为实际针对性措施、以行业自律规则为重要补充的多层次的法制体系。我国广告法制建设对广告市场整体的监督管理力度大大加强，规范了广告活动，促进了广告业的健康、有序、规范化发展，促进中国广告业与国际惯例接轨。
加入WTO，必然又会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我国广告管理体系需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应该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对广告监管工作应具备新的观念。入世后的监管，应该是以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市场游戏规则来约束、规范我们的经济活动。为此，我们应该摒弃“人治至上”的不良文化的影响，严格依法办事；应该摒弃“衙门习气”，切实提高工作效率，改进工作方法，让市场各方信服广告监管机构的权威；应该摒弃“故步自封”的傲慢习气，刻苦钻研市场经济，努力掌握广告规律，提升我们的监管水准。
2、正确认识WTO规则与中国国情的关系。一是要认识到WTO协议不能直接作国内法使用，要以我国的宪法为依据，结合我国国情将WTO规则转化为国内有关法律法规。二是要看到世贸组织各成员国对WTO规则的运用也是结合着各自的国情的，我们不能机械地照抄照搬其他WTO成员国的做法。三是在制定有关具体制度规定时要考虑中国的特点。如依据国民收入水平来制定罚款金额的规定。
3、按照我国对WTO的承诺及时做好有关广告监管法律和规章条款的修改、调整工作。如《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中将外资广告公司排除在广告经营者审批范围之外，这就不符合WTO的国民待遇原则，应该加以修改和调整。
4、完善广告的法律法规。一是补充原先过于原则的规定，使之更加明确。例如对虚假广告的认定标准、比较广告准则、特殊商品广告要求的规范等，应制定详细、明确的规定和判别标准。二是解决好不同主体法的配合问题。例如：《广告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广告欺诈行为的处罚不同，前者为1倍至5倍罚款，后者为双倍罚款。三是在新形势下对现有广告法律法规进行重新审视，发现空缺之处，研究制定新的补充规定。例如：对互联网广告的管理，对媒介广告时段、版面购买的管理等，都需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制定有关管理规则。
5、让广告监管工作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们要进行市场监管模式的转变，从行政管理为主向行政、司法管理并重转变，从重审批向重监管转变，从强调管理向政策服务转变，加强广告监管队伍的建设，提高他们的执法水平。
五、伦理文化的铸造
广告业的伦理准则、职业道德问题是广告管理中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广告是通过传播媒介向众多的受众信息，对社会的影响很大，但我们目前的广告业职业道德的建设还不尽如人意。例如：有的广告信息虚假，误导消费者；有的广告格调低下，庸俗无聊；有的广告从业人员受利益驱动，进行不正当竞争等。造成此类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从客观说，有对诚信缺乏行为的法律制裁的强度不够的因素，有经济转轨期管理空白处较多而易被人利用的因素，也有“情大于法”的历史文化背景因素；从主观说，市场经济主体缺乏责任心和执着的诚信意识。正如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诺思所说：“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有效率的自由市场制度，除了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公正、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
诚信是广告之本，是广告经营行为游戏规则的基础，诚信是联结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关系的纽带。诚信问题关系到我国广告业的积极健康发展，关系到我国广告业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竞争与合作的形象和素质，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我们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抓起：第一，建立和完善针对广告信用活动的法制约束机制，形成针对信用活动的导向、约束、监控、防患、评估、奖惩机制，以法律法规形式赋予上述要求以权威性的普遍效力，为广告诚信体系的建设奠定法律依据。
1.管理理念落后当前，我国高校管理者对网络文化建设管理理念落后，更倾向于传统的教育和管理方式，缺乏合理的规划和有效的指导。针对性地进行特色网络文化建设的研究薄弱，对网络文化发展趋势掌握能力及主动提升网络能力欠缺。存在重硬件条件轻软件资源建设的误区，更注重网络信息开发和学校网页建设，忽视网上思想政治教育。高校在面对网上负面信息时通常是等闲视之，或简单删除，不愿主动在网上回应学生的疑惑和问题。
2.制度约束缺乏网络虚拟性已成为互联网发展的主要瓶颈问题。网络世界同样需要各种纪律、制度和规范加以约束。但网络世界中存在监管不力,各种制度、规范约束缺乏。由于网络黄色、暴力、信息的侵蚀，导致部分大学生进行诈骗、抢劫、偷盗、制造网络病毒等触犯法律行为。在某种程度上，网络已成为各种负面信息滋生的温床、不法分子犯罪的手段、外国敌对势力的工具。在网络信息监控和危机处理上未形成有效干预和有效疏导，科学技术手段落后，不能快速对有害信息进行及时处理。
3.管理机制不完善目前，各高校在网络文化建设管理工作中没有完善的管理运行机制与政策措施，存在着归属不明确，权限不清晰，后续保障管理机制不健全，影响着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各高校已投了相当大的精力和资金开展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工作，但各部门缺乏有效的统筹和协调，尚没有形成合力，导致各环节操作不协调，各程序控制不完善，各步骤衔接不顺畅。高校网络文化管理和建设中还缺乏管导结合的激励机制、考核机制、竞争机制等一系列较完善的机制。
4.内容建设落后现在的网站是各式各样，网络信息也是丰富多彩。大部分高校网站内容单薄过时，枯燥乏味，而且更新速度慢，不能适应学生的需求。高校还未形成有学生特色和校园特色的栏目和网站，高校没有充分利用网络优势，网络文化缺乏吸引力，教学、科研、行政管理、信息服务未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内容丰富、功能齐备、形式多样的校园网络建设滞后。
二、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的建议与策略
1.加强领导高校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以大力推进高校网络建设为目标，不断满足广大师生的需要，促进校园网络文化的繁荣和发展。高校管理者各部门通力合作，充分调研，认真规划，精心实施，保证网站建设和管理的切实可行。各高校要积极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大胆借鉴国外网络文化研究成果，掌握网络文化的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才能使校园网络得到可持续性发展，成为高校文化引领作用的不竭动力。
2.加强监控机制高校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建设与管理制度，逐步规范运作机制，使网络信息规范有序的开展。各高校要根据学校的实际，并结合高等教育和大学生思想特点，认真制定并健全有效的制度措施。建立有效的舆情监控机制和研判机制，进行强有力的舆论引导，对有害、反动的信息及时删除并严厉批评和疏导。在牢牢把握完善的制度基础上，运用法律和行政武器，严肃处理违反规定、违法行为，进一步规范网络秩序，严肃上网纪律。
3.规范管理机制高校应统筹整合网络文化资源，建立保障有力的管理机制，确保归属明确，权限清晰。各部门要有效协作配合，各程序有力控制操作，各环节不断维护更新。建立落实用户实名制，切实抓好所有用户的登记、备案。坚决打击网上黄、赌、毒，做好先进文化的宣传。要充分提高科技手段与水平，包括防火墙技术、防病毒技术、安全检测监控技术等研制和开发，对电脑病毒、黑客盗取软件进行拦截、删除，对有害信息予以屏蔽、过滤。
4.加强网络队伍建设高校要广泛吸纳一批熟悉网络、政治觉悟性的网络技术专业人员、思想政治教育队伍、高校学生辅导员。同时培养一批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学生骨干力量，包括学生党员、学生干部的自主管理队伍。学校还应对网络队伍进行经常性的网络培训，提高其网络管理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高校应积极创造条件，加强与社会各方人士的联系，包括学生家长、亲友、校友和用人单位，使他们成为参与和推动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角色，实现校内外互动，不断增强育人合力。
5.加强教育和引导网络的虚拟性、开放性、广阔性为高校网络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高校在建设和完善校园网络的软、硬件条件基础上，要鼓励建设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网站，吸引学生的关注，教师可通过网络论坛、博客、聊天室、QQ、Email、微信、BBS等与学生进行对话交流，因势利导，有针对性地做好教育引导工作。加强网上教育，引导学生合理用网、文明上网，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价值观，提高大学生道德自律力和价值判断力。
三、结语
1加强学院精神文化建设，形成“管理文化”深入开展创建文明校园、文明班级、文明宿舍、文明办公室，做文明人等活动。把思想道德教育的要求和任务融入师生员工的学习、工作、生活之中，注重引导作用，抓具体，重言行，促行为，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使制度管理、文化管理有机结合。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学术优先的原则，学校高度重视专家、教授在学校管理中的决策咨询作用。根据其实际情况，围绕特色校园文化建设，不断推进、不断探索、积累经验、循序渐进、扩大影响。各级党、团、工会、妇联、学生组织加强引导党员、团员青年、师生员工了解文化建设的内涵和作用。结合特点提出符合实际的工作思路和实施办法，做建设校园文化的明白人、组织者、带头者。加大校园文化建设力度，利用学院有利资源展示教师教学成果、学生学习成果，形成展示专业特点的文化载体。加强网络管理。网络信息部门要加强网络信息安全建设，对网上内容进行甄别，将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稳定以及色情等有害信息的网站、言论要予以屏蔽、过滤。加强网络安全技术，通过先进的防范病毒传播和破坏计算机系统的软硬件技术，建造防火墙，启用分级过滤。加强正确引导，以自觉维护主流思想、自觉传播先进文化、自觉抵制低俗之风为重点，提高自律意识，遵守网络道德，不断巩固网上社会主义思想阵地，积极推进网络信息健康发展。
2立足现状、拓宽载体构建“品牌文化、特色文化”建设以“校园文化艺术节”为阵地、以打造校园艺术团为载体，积极利用举办、参加各类文艺演出、比赛，节目制作、作品展示等活动为平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着力打造一批传统节目、保留节目，扩大社会影响力。建立多维一体的校园文化宣传平台，拓展文化宣传载体，在充分发挥校内报纸、刊物、电视台、广播电台、网络现有基础上，构建学生寝室文化氛围建设，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学习的能力，使之思想政治工作能有效地进入寝室，促进学生形成集体观念并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3建设科学规范、激励自律的，构建以制治校的“制度文化”加强民主管理与监督制度。加强群团组织管理，加强对“两会”（工会、团委会）的指导，“两会”是校园文化建设的组织者，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职能部门，是学院与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坚持院务公开，凡是涉及学校改革、发展、建设的重大决策等事项都应公开，采纳广大师生员工意见，支持他们建言献策，积极听取意见、接受监督、加强沟通、加强交流、广开言路，建立起采纳良言的工作机制。加强师德师风制度。开展“春风奖、春晖奖、春蚕奖”的评选活动，发挥学生在师德师风教育中的作用，评选出学生喜爱的教师，从而宣传典型、树立模范，使广大教师学有榜样、行有目标，从而以优良的教风带学风，以优良的教风促学风。加强校风制度。提炼出校训，充分挖掘学校多年来办学历史的宝贵资源。引用“C模式”管理坚持进行爱校情怀教育，大力营造爱国爱校、崇尚科学、严谨求实、善于创造、独具特点的具有时代特征和学院特色的良好校园风气。加强考核（评）制度。形成奖罚分明、约束有力的各类考核（评），过程公开、公平、公正，结果不断总结、积极反馈、合理利用。
4建设个性鲜明、充满活力的“行为文化”促进学术交流，组织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每年有计划地安排教师进修、访问、参加培训和合作，积极引进专家到学校讲学、交流，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内容丰富的交流与合作，开阔视野；积极引进专家学者和高职称人才，扩展教师学缘结构，汇集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提高整体学术水平；鼓励教师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自身文化背景优势，与兄弟院校交流，促进学校间的学术交流；鼓励青年教职工积极通过各种方式继续深造，注重加强实践技能锻炼，拓展学科领域使之其“一专多能”，使之其成为既是学术专家又是专业能手，促进后备力量水平。开拓校园文化建设的新载体。充分发挥网络、手机短信、微信等手媒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引导开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网络、短信、微信等活动，牢牢把握主动权，使之成为校园文化建设新阵地。建设好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多样性于一体的校园网站、论坛，拓展信息传播的渠道和空间，鼓励师生利用校园网站、QQ群、博客、微信、微博等平台，共享学习资料，发展网络虚拟社区。建设短信群发系统、飞信群、微信群平台，通知信息、节（生）日问候，开展短信创作大赛、编发速度大赛等趣味性赛事，使之形成加强人际沟通、和谐共融的“网络文化、拇指文化”。提高学院学生团体的整体水平。开展生动活泼的校园文化活动，要充分利用发挥学生团体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加大扶植力度，开展活动注重形式创新、扩大影响，对学术科技型学生团体，鼓励学生结合本校特色，引导学生出成果，并规范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帮助学生处理好兴趣与学业、与成才的关系，倡导社会公益型、学术科技型、精品特色型团体，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服务人民，服务于社会，鼓励学生参加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贫困地区支教计划等，为校园文化增加生机与活力。充分发挥优秀毕业生的影响。成立校友联谊会，加强与校友之间的联系，发挥优秀毕业生在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创业观中的独特作用。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用优秀校友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职业历程、创业成就，激励大学生立志成才，报效祖国。学院通过建立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鼓励大学生开展创业实践，提高创业技能，使之成为创业引导的载体，创业起步的平台，自立自强的榜样。精心设计、认真组织好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奖学金颁发仪式、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和创业大赛等具有特殊教育意义的活动，激励大学生踏实勤奋、求实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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