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韩流；文化；影视；韩国服装；流行
一. 韩流文化兴起的背景与存在意义
中韩两国的历史交往源远流长，两个国家拥有相似的文化背景。无论是文字语言还是礼仪观念、民俗习惯，韩国都深受中国传承文化的影响。韩国文化主要受到三方面的影响，一是中国的儒家思想；二是日本对韩国的影响；三是美国对韩国的影响。韩国和中国一样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因此韩国人在感情表达、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方面与中国人都很相近。中韩两国又都是亚洲国家，地理位置很近，韩国是中国的四大贸易以伙伴之一，经济、文化必定会紧密联系。现在韩国时尚对中国的巨大影响也是因为中韩两国人的外貌特征极为相像，从发色到肤色到体型这些因素使得韩国服装进军中国市场极为可能，也为我们借鉴韩国服装流行趋势的成功有依可循。韩流文化的兴起成为增进两国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正因为这样的内外因素让中国更很容易的接纳韩国文化，成为”韩流”得以顺利进军中国的前先提条件。
“韩流”这个词如今在中国已是无人不晓，韩流是起初中国媒体为了描述韩国歌手在中国的演出受到中国青少年热烈欢迎的热潮所创造的新造语，而韩国文化也压倒了同时在中国的所有境外文化，毫无疑问成为一种潮流，甚至是主导。
大约从1998年开始，韩国的娱乐业突然爆发，中国兴起了对韩国歌曲，电影，电视剧以及娱乐明星狂热追捧的热潮。而在2001年中国也频频引进一些当下正红的韩国影视作品和艺人，中韩的交流日益密切，中韩通过各种途径的合作以及电视上宣传、网络上的传播，韩国文化不断的影响着中国的发展。韩国料理、韩国妆容、韩国时尚、韩国电子产品接踵而来，侵占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韩流”的来袭。
二. 韩流文化在中国女装流行的具体体现
“韩流”虽然存在复杂多样的表现形式，但归根结底属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范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存在着多种需求，而“韩流”正好适应了这一需求，更多程度的是在反映现代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与追求。中国人对韩国时尚的追捧主要是一种审美性的接受和愉悦性的欣赏。
如今的韩国文化的热潮已经不容小觑，韩国文化以其强有力的经济为基石经过较长的时间的文化酝酿它的灵气被激活和迸发出来，进而冲击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大有引领时尚之势。“韩流”实现了中韩之间文化的竞争性输出和反馈，这应该是其在我国兴起的外在动力。
对于过分追求韩国文化的人们我们也通常称之为哈韩族。哈韩族的出现，从侧面反映了年轻人群一种精神寄托和追求，哈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他们现实生活的枯燥和压力。例如一些韩国的电视剧和综艺节目就能很精准的掌握年轻人对自我生活的向往从而抓住他们的心。哈韩族的主要特征就是追求新奇和与众不同，而在中国文化市场他们的追求不被主流文化所重视，于是他们就自然而然的把目光转向外来文化上。
韩国服装能够如此受中国市场欢迎，归根结底是源于韩剧的影响。韩国人向来注重脸面和礼节，对不同场合的穿着打扮极为重视。除了韩国影视剧对于镜头的唯美，剧情的动人极为强调之外，韩剧里俊男倩女个个穿着精致帅气，让中国的年轻人大受感染。同时，韩国化纤新技术开发方面的优势使之正逐渐成为世界纤维大国，据说现在法国、意大利、日本等服装强国都是向韩国进口面料。面料通常反映服装的精髓与档次，通常女性对服装的特色和质量极为看重，从面料方面考量，韩国服饰的广泛发展也是势在必得的。除了面料好、做工精外，就服装的板型而言尺码的分类更贴近中国女性，很容易在消费上产生共鸣。韩国服装的设计通常比较突出人体曲线美和视觉舒适感，风格也符合现代中国年轻人的审美需求，例如韩国女装在休闲舒适的同时却不会缺失女性恬美温柔的韵味，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淑女装系列就是从韩国流行过来的大荷叶的领子、小灯笼的袖子、胸前可爱的蝴蝶结，显得沉稳干练却不失柔美可爱的气质。像近几年的服装会上处处可见韩国风格的服装，H型的西装外套、宽松的针织毛衣、高腰蓬蓬的连身短裙，即使一件普通的牛仔裤，适当的在裤身的各个部位用特殊的颜料绘上各种抽象涂鸦图案，随意的配上一件单色的简单的上衣都会显得品味十足。这些都是如今在韩国极为盛行的服装款式。时尚但不另类，追随潮流但又不过分张扬，适合各种场合穿着。
从另一方面来说，韩国人对白色极为偏好，使得韩国服饰的色彩格调多是明亮、和谐、淡雅的。“色彩心理学研究表明，纯度高的色彩能够使人产生更强的视觉印象和心理反应，比饱和度低的颜色更具有跳跃感，这也从一个侧面烘
托出韩国是一个有活力的民族。”[1]所以色彩及其形成的格调是服饰生命力的重要标志。韩国的服饰通常给我们单纯和自由的气息，正如卢梭所说：“单纯是所有艺术创作中美的根本基础”[2]，“纯洁产生诗”[3]。纯净的色彩和简练大方的款式，使韩国服饰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混搭风格。
三. 韩流文化对我国女装发展的启迪
中韩文化的相通性为韩国文化的传播和流行提供了前提条件。韩国的影视文化极大的促进韩国服装的发展使得中国对韩国文化产生极大的兴趣和认同，也在无形中提升了服饰的文化价值。韩国的服装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强势的韩流文化积淀出韩国独特的服装气息，而这种独特的气质则增强了人们对韩国文化的认可以及更深入的探索与了解。韩国的服装业与中国的服装市场呈现出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良好发展局面。
中国作为服装产业大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没有形引领别国服饰潮流的固定风格，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熟虑问题。韩国的服装的潮流发展能够在吸引别国的同时，仍然保留着自己独到的特点，形成鲜明的本土个性，抓住人们的眼球，引导人们追逐时尚的方向。中国文化传统崇尚中庸之道，时尚是产生于自由，产生于瞬间，产生于创意，产生与生活。如今的中国整体实力日趋强大，中国急需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形象，具有现代感的专属中国特色风格，这种特色反映在服饰中，就会形成“中国风格”。中国的新时代的年轻人若能真正具备实力和毅力，他们的力量将是不可估量的，必将影响整个世界，他们的服饰装扮也必将引领世界潮流。
随着加入世贸组织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服装行业面临着更大的机遇和挑战。能够使我国服装行业屹立于世界服装强国中，是我国服装行业发展的目标。（作者单位：武汉纺织大学服装学院）
参考文献：
[1]刘心雄等：《韩国传统服饰色彩与现代设计》，转引自《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话语层面，是指某一时期在青少年群体中广泛流行的语汇。流行话语并不像前两者具有物质载体，但却直接反映了流行品背后的意识形态。“酷”这一流行词语以及随后的HIGH、IN等流行形容词，集中反映了青少年流行文化的指向。对这些词汇的解读，是探寻当前青少年观念心态的一把钥匙。另一类流行话语则是某一时期在青少年群体中新出现的高频词。如“2001年中国青年十大流行语”的网上评选活动所选出的“十大流行语”排行结果是：(1)9.11；(2)本·拉登；(3)申奥成功；(4)入世；(5)WTO；(6)“翠花，上酸菜”；(7)出线；(8)QQ；(9)反恐；(10)Flash。(《中国青年报》2002年5月6日)其中有(6)、(8)、(10)三项属于青少年流行话语。这些词汇为当年的流行事物留下了社会语言学意义上的档案。
对于流行文化这一研究对象，我们所能进行的无非是跨时间的纵向比较和跨地区的横向比较。跨地区的流行文化比较虽然很有研究价值，但却存在一定的技术难度，比如中日两国青少年流行文化比较研究。目前我们只能进行前一种跨时比较。对比1997年以前我国青少年中曾经出现的流行文化现象，我们归纳了近年来我国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的以下六个特点。
技术特点——依托网络、电脑、手机的流行文化现象
发达的技术本身并不能够产生流行，但却会迅速地被流行品所吸收。如果问起最近5年流行文化的变化，当代中国青少年感触最深的恐怕就是高科技产品所带来的新鲜与惊奇。其中，声像技术和通讯技术大大丰富了流行文化的物质载体。
多媒体和印刷技术的发达、电脑和VCD的普及、超大纯平显示器的出现、动画制作工艺的日益精良等等，都极大地增强了各种传媒的声像效果。这些新出现的声像技术强化了人们的视听感受，对诉诸感官刺激的流行文化贡献良多。
[据团中央宣传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与对策研究”课题组于2002年6-7月，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西安、昆明及3个地级市、3个县城，对12所大学、21所中学的2710位大中学生的问卷调查(以下简称“课题组调查”)，被调查的青少年“个人拥有或可以自由支配使用”的电子物品(比例)为：收音机/随身听(75.9%)，电视机(59.6%)，录音机(50.5%)，电脑(45.0%)，照相机(37.5%)，VCD机(35.7%)，手机(31.9%)，CD机(26.6%)，电子游戏机(26.1%)，组合音响(24.4%)，录像机(23.3%)，传呼机(20.8%)，DVD机(11.8%)，MP3机(7.4%)。]
毫不奇怪，声像技术首先被用于为青少年流行文化中的“色情”与“暴力”添彩。电视广告、影视作品和报刊出版物中的“美女”形象频繁出现，且精益求精，极尽“美容”之能事，以致于一位社会学者以“美女轰炸”来指称这种现象。“暴力”是能带给人们的另一途径。一度在中国大陆青少年中风靡一时的《黑客帝国》，以黑色的“酷”感将“暴力美学”发挥到了极致。而“星际争霸”、“反恐精英”等流行的电子、网络游戏，则让热衷其中的青少年们感受到使用“虚拟暴力”的兴奋。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84.6%的人上过网，其中51.6%的人玩过“网络游戏”；在“上网”玩游戏的人中，有44.7%的人主要玩有一定“暴力倾向”的“即时战略”类游戏(如“星际争霸”、“帝国时代”等)和“第一人称射击”类游戏(如“三角洲”、“CS”等)。]
改变流行文化的另一因素是通讯技术的飞速进步，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的普及。2002年初，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中国大陆地区上网人数达到2250万，其中35岁以下的占了83.84%，18岁到24岁的最多；同年中国移动电话用户数更是达到1.714亿户的规模。前者是网络聊天、BBS、网络社区、网络游戏等流行文化的技术基础，而手机的广泛使用则推动了硬件方面手机款式的变换和软件方面短信息文化的出现。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上网”青少年中，有44.6%的人“上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找人聊天”，“上网”聊过天的人占82.1%，通过聊天室、QQ、BBS、虚拟社区等途径与人聊天的人占95.2%。]
发达的网络通讯技术不仅带来新的电子交流方式，同时也为流行资讯提供了新的强大的传播工具，甚至网络本身就可以完成一次“流行”的全部过程。以《第一次亲密接触》为代表的一部分“网络文学”，就经历了一次由网络到出版到影视(兼有话剧等文艺形式)的流行过程。网络社区和网络聊天的繁荣则促成了新一套的流行话语，并渗透到日常生活中。“2001年中国青年十大流行语”中与流行文化相关的“翠花，上酸菜”、
【摘要题】和Flash，都与网络有直接联系。
[“课题组调查”显示，对于近两年最为流行的词语，被调查的青少年所选择的(限选10个)前10位词语中，有6个词语与网络流行文化有关，并分别排在1-6位：美眉(58.5%)，QQ(45.8%)，翠花，上酸菜(42.2%)，网虫(41.6%)，伊妹儿(41.1%)，网恋(40.8%)；有69.2%的人平时说话或写东西时，使用过这类流行语。]
技术的发展也并不只是被动地让人们接受信息，平面制作技术、网页制作技术、Flas等等，喜欢艺术的普通人借之也能够获得某种表现力，并相应地形成了以该种技术为依托的流行文化。而手机短信作为双向互动式的流行文化，则在更大范围内受到青少年的欢迎。2001年，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发送的短信总量达159亿条，联通也达到30亿条，中国1.7亿手机用户平均每3天发送1条短信。由于短信发送的技术要求，每条只能发送160个英文字符，或者70个中文字符的内容。这种通信技术特点促成了短消息快捷、短促和简单的快餐式文化特征。
阶层特点——“小资”、“新人类”、“小众化”
圈子的亚文化
中国青少年流行文化在最近5年出现的一大变化是阶层分化。作为社会分层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反映，处于不同阶层的青少年开始形成各自流行的“亚文化”。
“小资”这一流行话语关键词，集中体现了青年阶层化的趋势。这个曾经被主流意识形态大加批判的历史词汇，被赋予了某种新的文化意义。那些在中国城市写字楼里忙碌的“白领青年”们在“小资”的旗帜下，找到了归属感和身份定位。“小资”这一城市主流消费群体的出现，带动了酒吧、健身、美容等流行文化的蓬勃发展。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社交场所决定了其欣赏品位：典雅、精致、舒适、绅士化、不落俗套，还有一点点“多愁善感”。将“小资”看作形容词而不是名词，可能更容易帮助我们理解流行话语。事实上，它在日常生活中作为形容词出现的频率也更高，比如说“你很小资”，但很少有人直接问“你是个小资吧?”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18.9%的人认为“小资”是近两年最为流行的词语之一。]
“新人类”是中国大陆这一时期的另一流行话语关键词。与之相关的是“新新人类”、“新某族”等一类称谓。比起“小资”来，“新人类”所指称的群体外延不明，其流行文化也很不容易把握，但似乎都具有这样一些价值指向：年轻、新潮、前卫、刺激、暴露、狂野、奢侈和叛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新人类”在精神上或许将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反文化运动”视为前辈，但在物质上绝对与当年的批判资本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在《新周刊》进行的一项对“80年代出生者”和他们的父母“买东西时最看中的因素”的调查中，所给出的选项有：品牌、质量、款式、价格和其他。其中“孩子”更看中“款式”(占49.1%)，父母更看中“质量”(占57.9%)。对款式的强烈追求，表明了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新人类”消费的炫耀性特征。这种炫耀性不在于与富豪们的财富相比，而在于对自己的品味的展示，在于对自己不甘落后于时尚潮流的追求能力的展示。
[“课题组调查”显示，对于“穿名牌衣服的目的”，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4.2%的人认为“主要是为了穿给别人看，以免被人瞧不起”，有19.0%的人认为“主要是为了自己心里感到愉快”，有20.7%的人认为“既是为了给别人看，同时也为了自己心里感到愉快”，有36.8%的人认为“名牌就是质量好、耐穿，同时也有面子”，4项合计占80.7%。]
“小资”与“新人类”占据了太多的媒体目光，以致于我们对其他阶层中的青少年流行文化所知不详。比如城市“民工”青年、“蓝领”工人的流行文化取向如何?是否受到城市“白领青年”的文化取向的影响?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研究。
与阶层化相伴的另一现象是流行文化的“小众化”趋势。阶层化将社会金字塔纵向切割为一些层级，“小众化”则将某一层级再横向细分为许多板块。典型的“小众化”板块，比如“摇滚发烧友”、“欧洲电影俱乐部”、“DV摄影爱好者”等等，围绕这些流行文化形成一个个“小圈子”，他们有各自的活动地点和交流模式，构成了多元化的文化景观。各个板块之间互有重叠，其互动关系也很复杂。这些青少年流行文化的“小众化”板块，虽然人数并不庞大，但却是更大范围内的大众流行文化策源地。比如20世纪80年代一些混迹于北京“摇滚小圈子”里的人物，后来成了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手。类似于营销理论研究中的“市场细分”，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研究也应当对“小众化”的“亚文化”进行细致的分类和考察。
地域特点——“韩流来袭”、京沪流行文化的退与进
当前我国的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依然摆脱不掉“后殖民时代”的背景。如果我们不考虑“后殖民”这一词汇所具有的帝国主义色彩，而将它定义为某一地区对另一地区的“文化输出”或“文化输入”，那么它就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层含义——正如一位青年作者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像港台明显那样说话，像韩国明星那样打扮，做出欧美明显的表情，像日剧那样恋爱。”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50.0%的人承认有过特别喜欢、崇拜某个“明星”的经历；有34.5%的人承认自己正在崇拜某个“明星”，其中正在崇拜外国“明星”的人占28.8%、港台“明星”的占31.6%、大陆“明星”的只占6.2%、三者都有的占33.4%，正在崇拜影视界“明星”的人占37.2%、体育界“明星”的占23.3%、两者都有的占39.4%，正在崇拜活着的“明星”的人占68.3%。]
同1978年以后的其他时段一样，欧美和港台依然是中国大陆青少年流行文化最重要的策源地。近5年所出现的新现象是“东洋”流行文化的狂飙突进。日、韩流行文化以彩妆、影视剧、劲舞表演等形式在中国城市青少年之中迅速风靡，以致有人惊呼“韩流来袭”。
对中国大陆引进的日、韩的流行文化元素需要区别分析。虽然仍有争议，但“彩发”至少被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反映了东亚国家青少年的“后殖民”心态，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中、日、韩三国尽管染发可选择的颜色多样，但绝大多数都以黄色为主。与此相反，日、韩剧中表现出的家庭亲情和生活气息，则反映了东亚国家重视人际情感的文化伦理。而NRG、H.O.T等劲歌热舞组合，则同欧美的摇滚乐队无异，都是以强烈迅猛的声色效果，冲击青少年的视听感受。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31.0%的人认为“哈日/哈韩”是近两年最为流行的词语之一。]
与此同时，港台流行文化在内地青少年流行文化中的影响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尽管依然保持魅力，但早期的那种地域神秘感有所淡化，甚至消失了。“97回归”，结束了一个内地青少年唯“港式”流行文化为时尚的漫长时代，越来越多的流行产品由两岸、三地的创作者联手推出。
在欧美、日韩、港台作为中国大陆青少年流行文化“三大策源地”的格局下，京、沪两地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所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当前内地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的另一地域特征：一方面中国大陆城市流行文化的既有传播路线：“欧美——日韩——港台——广东——内地”依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新的传播路线也逐渐形成，并在中国“入世”后有逐渐与前者形成分庭抗礼的势头——这就是东、西洋的外来流行文化直接经由京、沪两地向内地扩散的趋势。与此相伴，一些迹象已显示出：广东作为南方流行文化中转站的衰落，如早年曾经称雄广州歌坛的音乐人纷纷北上，另求发展。
[“课题组调查”大城市分组统计显示，当问及“您的同学中有没有特别喜欢、崇拜某个‘明星’的人”，被调查的青少年回答“有”的比例分别是：上海为83.7%，北京为80.5%，广州为71.7%；当问及“您的同学中是否有喜欢、崇拜某个‘明星’到了疯狂的程度”，被调查的青少年回答“有”的比例分别是：北京为40.5%，上海为31.6%，广州为19.9%。
“课题组调查”大城市分组统计显示，对于模仿“明星”、或“与名人对话”这一类电视节目，被调查的青少年回答“经常收看”的人北京占15.6%、上海占14.9%、广州占11.3%；对于“明星”的照片、签名、资料等，被调查的青少年回答“经常收集”的人北京占24.4%、上海占22.1%、广州占13.5%。]
北京和上海在本土的流行文化生产方面出现了有退、有进的变化。2000年初爆发的“王朔、金庸之争”，表露出20世纪90年代初风行一时的“新京味文化”在历经10年后的势微。王朔在著名的《我看金庸》一文最后写道：“这些年来，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并不是我不俗，只是不是这么个俗法。我们有过自己的趣味，也有四大支柱：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10年。创作现在都萎缩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说是全盘沦陷。”有论者认为，这件事的真正意义实际上正是中国大陆通俗文化的代言人向港台通俗文化的代言人，第一次站在对等条件上进行的一次象征性的挑战。其实质反映了双方在市场配额、势力范围方面的摩擦与冲突。这的确是一次象征性的挑战，但并非对等的。“北派”已经全面溃退，冯小刚的贺岁电影是以王朔为代表的“新京味”文化的最后挣扎。
上海则在不到10年的时间完成浦东开发之后，迅速恢复了它60年多前的流行文化记忆，一股“怀旧”风尘借着各种形式，提醒着人们它曾经有过的风流和繁华。张爱玲、王安忆和陈丹燕等女作家以个性的视角和细腻的笔触，为全中国的“小资”们提供了足够的“怀旧”想象的空间。而一批上海“新锐作家”、“美女作家”的作品，则让正在现代化和尚未现代化的中国人，强烈感受到已经现代化的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消费场所和跨国资本所在地的身份。这个中国“小资”的最大聚居地，即使在流行文化生产方面建树不多，也是最大的消费者。尽管一些流行品(如偶像剧《浪漫樱花》)的制作基地转移到了上海，但这座城市想要恢复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产业中心的地位，仍有待文化政策的放宽，以及在沪文艺工作者的努力。
生产特点——流行文化的产业化，及产业间的相互渗透
勿容质疑，流行文化已成为一种产业。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初，她还像个羞涩的小姑娘与市场眉来眼去，那么近5年来她同市场已经结成了一对情投意合的伴侣。正如音乐评论家金兆钧所言：“流行音乐仰仗着它自身的特质和它借以生存的市场之手顽强地向上生长。它在市场经济加都市化的大潮中如鱼得水，虽然仍是人微言轻，但已隐隐然将一张拥有巨大潜能的无烟工业的蓝图悬挂在空中。”除了流行音乐，影视、出版、服饰、美容等流行文化产业在中国大陆的这一时期已经走向成熟，形成从制作、推广到传播的一整套市场化机制，只是出于政治的考虑，有关管理部门对于还将渴望染指的资本排除在某些之外。
产业化促成了流行文化完全的商业化，原生的民间性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只是在“小众化”圈子和新生的网络空间存在着，商人们则时刻以资本的意志利用和改造着青少年流行文化。一旦某一事物由于偶发性的因素进入流行，制造该流行品的生产线就会开足马力，再被商人们以老练的娱乐营销手段迅速推向市场。越来越多的情况则是生产商直接“制造流行”。1957年英国画家理查德·汉弥尔顿对当时流行文化的特征总结道：“普及的，短暂的，低廉的，大批量生产的，年轻人的，浮夸的，性感的，骗人的玩意儿，有魅力的，大企业式的。”不难感觉到，我们正在进入这样的时代。
最近5年内，出现了不同流行文化产业相互渗透的趋势，最为明显的是出版业与影视业的双向互动。显然，进入流行品市场的资本不愿放弃任何可以谋利的机会，如果有一道流行大餐出现，各个行业都希望从中分得一块蛋糕。围绕着一种流行主产品会产生许多副产品，从而形成一个个流行产品的组合。《泰坦尼克》和《流星花园》是最具代表性的两个生猛个案。这两部影视片带动了VCD、卡带、画册、图书、“文化衫”、海报招贴画等一系列流行品。有时副产品的出现甚至会早于主产品，如2002年夏季“E.T.文化衫”的出现甚至早于影片《克隆人的入侵》。
产业化最终使资本的力量通过市场机制，将流行文化纳入了生产线式的商业流程。这无疑加速了流行文化的扩散和传播，同时也使流行品的流行周期缩短——这可能并不是因为人们已经厌倦了原先的流行品，而是因为流行文化产业内激烈的竞争和资本加速循环的需要。于是就有了娱乐界“新人辈出”、出版界“新作不断”、服装界“新款轮番上市”的现象。
青少年流行文化的产业化，同时也制造了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所需要的意识形态——消费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帮助工业社会，完成其扩大再生产的全部过程。对此，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一书有过精彩的批判和分析。最近5年“消费主义”的出现，是以中国青年中部分群体迅速上升的购买力为背景的。变革中的当代中国社会重新培养了新的中产阶层，他们成为流行品消费的主力人群。另外，国家法定休闲时间的进一步增加，也为流行品市场的繁荣增加了助力。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每月的零花钱有1-50元的人占23.7%，51-100元的占18.2%，101-200元的占15.0%，201-300元的占8.7%，4项合计占65.6%。
“课题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青少年中，得到2002年春节“压岁钱”101-300元的人占13.5%，301-500元的占12.3%，501-800元的占12.2%，801-1000元的占12.2%，1000元以上的18.8%，5项合计占69.0%；“压岁钱”全部由自己支配的人占50.5%。]
心理特点——时尚、幼稚和怀旧
正如没有人料到，在大红大紫的1997年，大街小巷传唱的竟是一首表达无奈心绪的《心太软》，流行文化背后的爆发原因殊难把握。流行文化的生产过程可以被产业化，然而流行什么，并不完全由商人说了算。社会心理学为我们探寻流行文化背后的爆发原因提供了一种视角。下面我们尝试着分析近5年来，较具代表性的三种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背后的心理特征：时尚、幼稚和怀旧。
从汉语语源看，“时尚”就是“时风所尚”，与“流行”一词的定义雷同。但“时尚”又与“流行”有重要的区别。“时尚”具有前卫性、区别性和消费性特征，这是大范围的流行文化所不具备的。“时尚”往往是引领流行潮流的群体所崇尚的品位和风格，这是其前卫性；追求时尚的心理有意与社会其他群体区别开来，遵循着“人无我有”的原则，这是其区别性；时尚物品往往是短期的、阶段性的产品，因而也就具有消费性。
“时尚”与“流行”具有共生和互斥的双重关系。在某一物品由时尚走向更大范围的流行时，同时也会成为时尚所扬弃的对象。在爆得大名之前，王家卫的影片很受到一些“小资”青年的喜爱，而《花样年华》迅速走红之后，王本人从一个有些另类的香港导演，成为大众娱乐界的明星人物，其作品也就显得不够那么“小资”了，再谈王家卫，已经有媚俗的嫌疑。时尚心理对青少年流行文化的影响，可以与阶层化的特征结合起来分析。
“幼稚”是当前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中一种看似反常的心理特征。相关的现象之一是《蜡笔小新》、《樱桃小丸子》等一批日本卡通片畅销一时，各大购物网站都将其放到了推荐排行榜上。奇怪的是，这些动画片不仅受到少年儿童的欢迎，也在已经成人的青年中具有相当大的市场。现象之二是《射雕英雄传》、《丁丁历险记》、蔡琴歌曲等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品，也在各大音像店长期热卖。这些流行品帮助今天的中国青年，回忆起他们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最爱。
不能否认这些流行品本身所具有的艺术魅力，但它们之所以能够流行，仅靠艺术魅力还不够。支持这些流行品市场的是青年人中一种“不愿长大”的社会心态，他们刻意地去回避矛盾，希望退缩到从前安宁的状态中。其背后则表达了部分青少年对这个急速变化的世界的迷惘、无奈和不知所措。“幼稚”和回忆多少可以帮助他们暂时忘掉这一切，陶醉于想象之中与童年的记忆。网上一位作者评论道：“成人世界借助漫画与卡通，缓解了现实的紧张和焦虑。他们的心被想象力的温暖包围着。于是，你可以不长大、不挣钱、不要老婆，也不考虑未来。你可以尽情地在戏谑和游戏中快乐地生活着，和那些猫猫狗狗一样，单纯而愉快地观望世界。”
《老照片》等“怀旧”流行风潮貌似回忆，其实是对历史的想象。“怀旧”这一主题彰显了这一时期中国青年的“世纪末情结”。这些生长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人们，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精心筛选后将片段放大，尽管变形也在所不惜。“怀旧”流行品的主流是上个世纪民国时代中国城市的流风余韵，如20年代的“京华”、30年代的“金陵”和40年代的“海上花”。尽管了无痕，“小资”们还是陶醉在自己幻想的凄凉、美丽的沧桑感中，并在那些梦幻般的历史碎片中找到了往日的自己，从而完成了一次身份定位。他们一边可以端坐在万航渡路上的百乐门舞厅里，捕捉旧世纪30年代的莺歌燕舞；也可以徜徉在90年代的淮海路上，感受时髦女郎追赶流行的脚步。而20世纪那些宏大的历史主题，如民族存亡、文化启蒙、民主革命则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
并不是所有的青年都喜欢“怀旧”。“新人类”就无旧可怀，他们的眼光总是指向最新鲜的事物。而对于那些还在为生存挣扎的年轻人来说，“怀旧”真是一种奢侈而荒唐的行为。
意识形态特点——市场经济社会的“消费主义”与思潮的多元化
[“课题组调查”显示，对于“只要我喜欢，价格再贵的东西我都会想办法买下来”这一观点，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6.7%的人表示“完全同意”，有17.3%的人表示“比较同意”，有28.0%的人表示“一般”(无所谓)，3项合计占52%。]
与20年前邓丽君歌曲对坚冰一块的意识形态的突破相对比，今天的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更多地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其政治色彩已经大为淡化，“消费主义”已经成为今天市场经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些研究表明，消费意识在新一代青少年的意识结构中，正在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他们的购买行为已经再清楚不过地体现了其消费举动背后所暗含着的意念。一份时尚刊物口号式的广告词，清楚、简洁地表达了这一时期“消费主义”的生活态度：
新新MM(美眉)新进化论——
MM比真理可爱
社会要中兴，消费是中心
快乐无罪，花钱有理
好好时尚，天天向上
生活是一种消费，时尚是一场恋爱
爱消费，不要浪费
要资讯，你不要太逊
右手拼命工作，左手拼命刷卡
大脑指挥赚钱，小脑指挥花钱
眼睛想旅行，鼻子要恋爱，舌头想跳舞……
打折比率决定我们的智商高低，消费地图组成我们的大脑沟回
我们零储蓄，我们零压力，我们与快乐——零距离……
地球绕着太阳转，我们绕着MM转
美眉第二期即将出街，随刊附送超值快乐大礼包!
[“课题组调查”显示，当问及“在日常生活中花钱时，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时，被调查的青少年中，有33.1%的人回答“人是最重要的，钱该花就花”，有12.7%的人回答“几乎什么都不想”，有4.1%的人回答“钱是身外之物，不花白不花”，3项合计占49.9%。]
“消费主义”之外，今天的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还表现出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特征。一位作家在描述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青年时，曾用了“众生喧哗”一词。以下列举近年来在流行文化中有所表现的几种思潮。
1996年以后，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情绪在青年中涌动，而1999年的“5.8事件”更是激起了富有“民族主义”含义的文化产品的流行，比如印有“打倒北约”的“文化衫”和一款根据朝鲜战争改编的国产电子游戏。
“左派”思想也以新的面孔在流行文化领域找到了一席之地。2000年5月，北京音乐人张广天以他执导的《切·格瓦拉》一剧叫响京城，剧中再现的革命语言和红色大旗让观众惊诧不已。不久，北京街头就经常可见印有格瓦拉头像的“文化衫”。
一日本漫画对香港漫画创作的影响
香港是亚洲少数拥有自己漫画传统的地方，其功夫漫画别树一格，在日本及美国漫画外，创造出独特的风格而深受各地华人青年的爱戴。较鲜为人知的是，香港漫画从战后至今的发展，一直受到日本漫画不同程度的影响。
我们首先回顾香港漫画家如何受日本的影响3。战后第一批香港漫画家是在1960年代才正式出现，他们主要受中国大陆漫画的影响。当时本地漫画家接触日本漫画的渠道有限，只有少量翻译日本漫画作参考，因此日本漫画的影响并不明显，而且比较间接。1960年代香港受欢迎漫画中较有日本成份的是许强的《神笔》及李慧珍的《十三点》（1966年始）。《神笔》是科幻侦探作品，超人（Ultraman，俗称「日本咸蛋超人）为书中主要角色，这是因为1960年代末香港兴起超人热。香港电视台播放超人电视剧，一些戏院也定期放影超人电影，超人成为小孩最喜欢的卡通人物。因此，当时不少本地漫画都加上超人一角以增加销路。另一作品《十三点》可说是最早期的香港少女漫画，其画法多少受日本少女漫画的影响，特别是大眼睛与长腿的运用及时装方面。听说李从小就喜欢玩日本少女娃娃（可换衣服的那种）及看日本少女漫画，不少创作灵感大概由此而来。此外，东方庸的科幻作品有抄袭日本人物的倾向，例如其《科学小飞侠》（1966）及《太空神童》（1966）便明显以手冢治虫的《小飞侠》为蓝本4。
1970年代，「香港连环图教父黄玉郎在香港漫画界崛起，为香港漫画开拓新路线，画出与日、美、中不同而富有香港特色的作品。黄的《小流氓》（1971-75）开创香港功夫漫画的先河5，这本漫画内容是关于七个功夫小子替香港社会低下阶层抱打不平的故事。《小流氓》的兴起主要受李小龙功夫热潮的影响。黄玉郎在创作这作品时，在内容及风格上似乎受到日本漫画家望月三起也作品（特别是《七金刚》）的影响。《七金刚》是讲述七个年轻特警除暴安良的故事，它与《小流氓》的最大不同在于书中主角是以现代武器而非传统武术取胜。望月三起也的写实风格，特别是处理暴力画面的手法，对《小流氓》似乎有一定的启发，奇怪的是连主角的样貌也有几分相似6。此外，黄玉郎同期的一些作品有盗用日本卡通人物的情况，其中以《小魔神》（1969）及《超人之子》（1969）最为明显。前者受《铁人28》等日本机械人卡通及电视片集的影响；后者上承1960年代末本地漫画盗用超人的潮流。在没有法律保障知识产权的60、70年代，这种盗用角色的情况十分普遍，连西方（如蝙蝠侠）及本地（如老夫子）的卡通人物也成为盗用的对象。1975年因香港政府立法打击不良刊物，《小流氓》摇身一变成为《龙虎门》（1975年至现在）。除了减低暴力成份外，更有意思的发展是背景国际化，英雄们打击的对象从香港各区的坏人变为日本黑帮。这也为香港功夫漫画奠定了一条方程式，就是代表正义的中国功夫英雄与代表邪恶的日本武士决战。《龙虎门》一直是70年代后半及80年代初香港最受欢迎的本地漫画，直至马荣成在1983年出版《中华英雄》，情况才开始改变。
马荣成是继黄玉郎以来最受欢迎及影响力最大的香港漫画家，他所画的《中华英雄》曾创下一期售出二十万册的记录。马荣成很热爱日本漫画，在创作过程中不断向日本漫画学习，更在每期《中华英雄》的最后花上一两页介绍他喜欢的日本漫画家的技巧及特色。他最崇拜的是池上辽一。池上画功细致写实，尤擅长画东方人面孔及功夫打斗场面。池上的《泪眼煞星》及《男组》等作品对《中华英雄》的创作有很大启发。马也承认池上对他影响最深，其早期作品在构图及阴影的处理方面都学自池上。马在自传中多处表达对池上的敬慕，他回忆道：「在我早期入漫画行的时候，我曾很崇拜一位日本漫画家池上辽一，我的创作有许多亦是受他的影响。我自小的心愿是希望能与他握一次手，大家来一起畅谈漫画！于是乎我把每一期自己创作的连环图寄到日本送给他。7此外，另一个对他有较深影响的是松森正。松森最擅长画功夫格斗漫画，其打斗场面十分迫真。马荣成在处理徒手搏击及武器格斗时都曾借镜松森的作品（如《拳神》）8。在故事结构及人物性格的描写上，马受日本漫画剧本家小池一夫的影响最深，而小池正是长期为池上辽一及松森正提供故事的剧本家。受日本漫画处理剧本的手法影响，马荣成（及其编剧刘定坚）在绘画《中华英雄》时，早就将整个故事发展及细节想好，而不像其他香港漫画家边画边写故事。在控制故事进度、在武打加上细致感情与丰富人情味及每集结尾制造高潮上，似乎也参考了小池的做法。在本地漫画家里，黄玉郎的功夫漫画对马荣成很有启蒙作用。因此他上承黄的方程式，故事的主线也是讲中国武术师傅与日本帮派的对抗。
黄玉郎与马荣成后来都开创自己的漫画出版公司，成为香港两大漫画阵营，本地大部分漫画家都在黄的「玉皇朝及马的「天下两大公司出版其作品（主要还是功夫漫画）。黄及马近年在漫画创作上已退居二线，而旗下漫画家主要受他们的影响，没有甚么大突破。
近年最值得注意的香港漫画家反而是来自两大集团以外的非主流派。曾在不同中小型漫画社出版作品的司徒剑侨及利志达是新进漫画家的代表。司徒的作品最有日本味道，擅长画有科幻特色的格斗漫画。他最崇拜日本科幻动画大师士郎正宗及安彦良和，并一直将自己的作品寄给他们，而他们也多次给予意见，所以司徒当自己是他们的「俗家弟子。受日本科幻作品的影响，司徒设计的人物性格较冷酷及人际关系较疏离。司徒表示：「我写的是科幻作品，所以不会偏重爱情。另外，或许我受了日本动画《机动战士》的深远影响，爱情部分自然表达得较为含蓄。9司徒的早期作品《赌圣传奇》（1991）在人物造型及意念上有《龙珠》及《超人》的影子。例如出现类似超级撒亚人及超人变身的「必杀技。其代表作《超神Z》（1993）及《拳皇Z》（2000，获SNK授权）的灵感分别来自电玩StreetFighters及KingofFighters10。此外，其《六道天书》（1998，刘定坚合着）及《八仙道》（2001）则有安彦良和的《机动战士高达》及《阿里安》的影子，可见采用著名日本卡通或电玩的风格及人物角色的做法至今仍未消失。其实近年单是抄袭StreetFighters及KingofFighters的香港漫画便有十多套。
利志达是近年最有创意的漫画家，其画风独特，多少受大友克洋、望月峰太郎及丸尾末广的影响。他的题材及表达形式比较多元化，其中有作品竟取材自村上春树的小说11。在故事构思上喜欢打破惯例及常识，常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这方面很像望月峰太郎。
二日本漫画对香港漫画消费文化的影响
以香港出版情况而言，日本漫画与本地漫画可谓平分春色。自1992年文化传信向日本购买版权，出版香港中文版日本漫画以来，已有近十家本地出版社出版港版日本漫画。其中以文化传信、天下及玉皇朝这「三大为主力，合共出版数百种日本漫画。现在受欢迎的日本漫画单行本可卖五万册左右（昔日的《龙珠》及《灌篮高手》每期有逾十万册的销路），而销路最好的本地版日本漫画杂志EX-am（文化传信）每期售出约四万册（全盛期逾十万册）12。
日本漫画对香港漫画的消费文化有颇大影响。首先是对香港漫画出版形式的冲击。香港漫画的形式一直较接近于美国，一般用A4纸彩色印刷，薄薄一本约三四十页，以周刊形式出版；而日本漫画的本地中文版却沿用日本单行本的形式，用B5纸黑白印成约二百页的书，平均一两个月才出版一次。近年有些本地漫画采用日本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尤以珍藏版及重刻版为多。这是因为日式漫画体积较少、篇幅较多及易于携带与保存13。
香港漫画出租书店的普及也是由日本漫画热潮带动的。香港出租漫画的历史可追溯至1950年代，但真正的普及是1980年代以后的事。1980年代后期起，随着日本漫画的流行，出租日本漫画为主的书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现在市面上有近两百家这类书店，其中一部分是漫画茶馆。光顾者以二三十岁的男性为主。随着漫画上网及网吧的流行，最近一些漫画网吧也在香港出现，以配合e世代的新消费品味。
同人志（业余漫画创作）及cosplay（全名为costumeplay，意即扮演卡通人物的活动）是从日本传入的两种漫画文化。同人志早于1980年代已在香港出现，其中以1985开始出版的同人志漫画杂志《漫画同盟》尤为重要，该志每期出版十多个实验性短篇。1990年代由次文化堂出版的漫画也多少带有同人志的性质。近年每年都有几个定期的同人志活动，其中以ComicWorld（由日本的SE株式会社及香港的TG坊等组织合办）规模较大及活动最频密（一年四次；2002年后改为一年两次）。2002年2月举办的已是第13届。此外，每年一度的「漫人墟（由香港漫画协会主办）也是同人志的盛事。整体而言，香港的日本漫画及动画组织日多，参与同人志活动的业余漫画家亦不断增加，但作品多在网页刊登，本地贩卖及收藏同人志作品的活动仍未算十分活跃。近年亦出现同人志出身的新进职业漫画家，例如孙军威就因其同人志作品被文化传信看中而获聘用，而且还曾被派往日本受训。
Cosplay最初出现于1993年的一个文化展览会中。有一个香港同人志团体租用档摊贩卖其团员的漫画，团员则打扮成《银河英雄传说》的人物以引人注意。自1997年香港漫画协会主办「漫人墟后，香港的同人志及cosplay爱好者便每年多了一个活动的机会，参与「漫人墟的人数每年上升。自1999年后cosplay越来越受欢迎及受传媒的注意，开始与同人志分开，呈现独立发展的倾向。香港各大学纷纷举办cosplay的活动，现在每年cosplay的大型活动有四五个之多，而cosplay爱好者则多达数百。香港的cosplay呈现一些本地化现象，除了日本的漫画人物、偶像歌星、电影及电视剧的角色外，本地漫画角色也成为cosplay的对象14。
三日本漫画对香港娱乐事业的影响
日本漫画对香港的消费文化及娱乐事业都有钜大影响。在消费文化方面，Sanrio（如吉蒂猫）、San-X（如趴地熊）、任天堂（如宠物小精灵）及Bandai（如数码暴龙及超速摇摇）等日本卡通人物商品在香港十分流行，除了日本版外，还有大量本地版及盗版。本地版是指一些香港公司向日本取得版权，可以在产品上使用其卡通人物。以月饼为例，几家本地月饼生产商近年推出吉蒂猫、美少女战士、樱桃小丸子、数码暴龙及宠物小精灵的月饼，使中秋节加添了日本的气氛。日本卡通人物商品的成功，刺激一些香港公司加入卡通人物商品的市场，「可爱天国及"Codebar"为两大本地卡通人物公司，它们的设计及商业手法都十分日本化。以「可爱天国为例，其卡通人物都以日文命名，像Hanako及Nanako等，其中一个造型竟是日本神话的怪物「河童。
日本漫画及动画对香港电影、电视剧及音乐有一定冲击。在电影方面，最明显的是1990年代以来很多日本漫画名作被改拍成真人版的香港电影。已上画的包括《城市猎人》、《男儿当入樽》、《孔雀王》、《流氓医生》、《青春火花》、《泪眼煞星》、GTO、《怪医秦博士》、《铁拳》、StreetFighters、《金田一少年的事件簿》及《杀手亚一》的香港电影版；正在拍摄中的则有《头文字D》及《铁人28》等。其中如《城市猎人》、《孔雀王》、《杀手亚一》、《头文字D》及《铁人28》是正式向日方购买版权，它们不但有日本演员、技术人员或资金的参与，而且也在港日两地上画。可是不少以本地市场为目标的制作却没有获得日方的版权，一些使用的片名从广东话译名变化而来（例如GTO的中译为《麻辣教师》，港产片《麻辣教室》便是模仿GTO的作品），而且香港导演与编剧会将故事加以修改，人物也换上本地的名字，藉此逃避法律责任。此外也有很多香港电影的名字盗用或影射日本漫画中文版的名字，虽然内容与原著毫无关系。好象Touch、《废柴同盟》、《爱与诚》、《超时空要塞》及《去吧！稻中桌球社》等便被改为香港电影的名称（如《超时空要塞》变成《超时空要爱》，而Touch改作《初恋无限Touch》；《废柴同盟》及《爱与诚》甚至不加修改便被应用）。日本漫画也影响香港电影的内容及表达方式，好象周星驰的喜剧便十分漫画化（如受惊时大字型倒在地上；兴奋时流鼻血等）15。此外，香港近年出现很多以厨艺比赛为题材的电影，明显是受《伙头智多星》、《将太的寿司》及《中华小厨师》等日本漫画的影响。
日本ACG也刺激香港动画制作及CG（computergraphic，意即电脑构图）在电影的运用，徐克执导的动画片《小倩》（1997）便是港人借日人力量尝试创作本地动画的例子。此片虽然以可与迪士尼及宫崎骏媲美的香港动画片为宣传，但严格来说是港日合作的产品。香港负责出资、执导、配音、剧本及意念，具体的制作如原画、上色、分镜及3D数码特技等则主要委托日本公司处理。香港电影虽发达，但动画片则仍在起步阶段，要借助日人之处甚多。听说在2002年港日动漫界与电视台正商量共同制作以金庸武侠小说为题材的电视卡通系列，假如成事，便开港日合制电视卡通的先河16。2002年初香港女星翁虹也表示会与日人合作拍摄以亚洲为市场的动画片。似乎无论专家或门外汉都对港日动画合作的前景抱乐观态度。
一些日本漫画如《爱与诚》及《消防员的故事》等曾被改编为香港电视剧，剧名虽然不同（如《爱与诚》变成了《香城浪子》〔1982，无线〕；《消防员的故事》被改编为《烈火雄心》〔1999，无线〕），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它们是日本漫画的香港电视剧版。此外，《楼下伊人》（1990，亚视）一剧也有《相聚一刻》的影子。2001年台湾华视将日本少女漫画《花样男子》改拍成极受欢迎的台湾电视剧《流星花园》，2002年香港无线电视台亦向日方取得版权，准备开拍港版《流星花园》，而且还会去日本取景。似乎最近香港无论将日本动画作品改拍本地电影或电视剧时，都是循着正式购买版权的方向发展。
日本动漫亦丰富了香港流行音乐。香港艺人喜欢将日本卡通的主题曲配上广东话，好象《叮当》、《IQ博士》、《千年女王》、《飘零燕》、《鬼太郎》、《忍者小灵精》、《面包超人》、《机灵小和尚》、《樱桃小丸子》、《百变小樱Magic咭》、《数码暴龙》及《超速摇摇》的广东话版主题曲都曾流行一时。近年，就连日本的动画片如《叮当》、《宠物小精灵》及《数码暴龙》等在港上映时也请本地著名歌手唱广东话版主题曲。
四结语
日本漫画对香港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相当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漫画丰富了香港漫画及流行文化，但香港漫画家及艺人大多不是盲目抄袭，而是有选择性地加以改造及运用。其实香港的漫画、电影、电视剧及音乐都有其独特之处，也许一些还可以给日本的同行参考。李小龙及成龙的功夫电影及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日本大受欢迎，2002年上半年度日本富士卫星台播放中日合制的金庸《神雕侠侣》的卡通系列（全26集）。香港动画科技公司MenfondElectronicArt曾参与制作Square第八代《太空战士》（FinalFantasy8）的动画影像。香港漫画也开始引起日本人注意，例如李志清带有中国水彩画风格的漫画（如《射雕英雄传》及《三国志》〔与日本漫画剧作家寺岛优合作〕等）及利志达变化莫测的特殊画风（如《刺秦》〔1993〕及《飞人九》〔1996〕等）便很受日人赏识，他们的作品更获邀在日本出版17。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港日漫画界及流行文化会有更多合作与互相刺激的机会。这不但能够刺激彼此的创作意念及方法，还会制造商机，为近年市场及创意均走下坡的港日漫画界带来更新的动力。
注释
1有关日本漫画对港、台、中、韩及东南亚的影响，参NgWai-ming,"TheImpactofJapaneseComicsandAnimationinAsia",JournalofJapaneseTradeandIndustry，第21期4号（东京：2002年7月），页30-33。
2有关日本漫画在香港的历史简介，参夏目房之介：《マンが世界战略》（《漫画的世界战略》）（东京：小学馆，2001），第四章，页93-114。此外，也参看赵永佳：〈日本漫画旋风袭港：记60至80年代的发展历程〉，《新晚报》（香港），1988年6月5日。
3有关香港在战后之初、1950及60年代的漫画发展，参郑家镇：《香港漫画春秋》（香港：三联书店，1992）。
4黄少仪、杨维邦编着：《香港漫画图鉴》（香港：乐文书店，1999），页103。
5有关香港功夫漫画的形成及特色，参JohnLent,"LocalComicBooksandtheCurseofMangainHongKong,SouthKoreaandTaiwan",AsianJournalofCommunication，第9期1号（新加坡，1999），页108-14。
6黄少仪及杨维邦指出望月的《秘密侦探JA》对黄玉郎的人物造型也有影响。参注4书，页21。
7参马荣成：《马荣成自传：画出彩虹》（香港：友禾制作事务所，1990），页39、95。
8马荣成早期作品的题材、背景构图及对人物动作的绘画等方面，不少是受松森正的启发。同注7书，页45。
9谢联达：〈徘徊现实与科幻之间：司徒剑侨自强信念：「尽人事听天命〉，Action，创刊号（香港，2002年4月），页56。
10；11大アジア虚荣同盟编：《亚细亚通俗文化大全》（东京：スリーエーネシトワーク，1996），页253-54；254-55。
12有关新加坡与香港在出版日本漫画的比较，参吴伟明：〈新加坡的日本漫画文化〉，《亚洲文化》，第24期（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2000年6月），页108-21。
13「三大以外，以自由人（已倒闭）为首的中小型漫画出版社发行不少日式单行本及杂志，对本地漫画业带来冲击。参刘定坚：《连环图大决战》（香港：自由人出版集团，1993），页193-95。
14有关香港cosplay的简介，参EddieChan：《J-Point别册：CosplayCollection秋の号》（香港：J-FanLtd，2001）。
15欧阳傲雪：〈再谈香港电影〉，《西湖评论》，第67期（1999年12月10日）。
【关键词】广告 流行文化 文化传播
一、流行文化的定义与特征
我国哲学家高宣扬认为：“流行文化是时装、时髦、消费文化、休闲文化、奢侈文化、流行生活方式、都市文化、大众文化以及群众文化等概念所组成的一个内容丰富、成分复杂的总概念。这个总概念所表示的是按一定节奏、以一定周期，在一定地区或全球范围内，在不同层次、阶层和阶级的人口中广泛传播起来的文化”。
流行文化在发展与普及过程当中形成了许多鲜明特点，以下几点最具代表性：
1、时代性
任何一种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和特色，流行文化也是如此。各个不同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流行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同时也反应了时代当下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尚等等。比如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社会政治动乱的影响，人们思想保守，军人这种特殊身份就会给人一种安全感和信任感，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些军用产品能够得到普通百姓的青睐并得以流行也就不足为奇了。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之后，国内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并逐步与国际接轨，在这种时期就产生了“出国热”、“经商热”等新热潮，并且受到多数国人的追逐，每一次的热潮都体现着一种社会流行文化，它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
2、区域性
作为一种广泛传播的社会现象，流行文化有着典型的区域特点。从国际区域来看，欧美的流行文化与亚洲、非洲以及其他地区有着明显的不同，总体而言，欧美地区同其他地区相比，流行文化是走在时尚最前沿的，无论是时装服饰还是音乐、电影等等。就同一国家而言，流行文化发展以及普及程度也不尽相同。导致这些流行文化区域性差异的原因可以归结于不同的地区风俗以及文化差异，除此之外，经济因素也不容忽视。
3、迅速性
短时期内迅速蔓延流行开来，又在转瞬之间暗淡消逝，这是流行文化所特有的一种属性。处于流行文化浪潮中的人们或许昨天还沉浸陶醉在一种流行文化的生活方式当中，而今天却被另外一种流行文化所包围、侵袭，在不久的明天我们还会面临着更加多变，行色各异的流行文化。处于信息高速发展的社会当中，信息量大，信息源多，传播途径广泛，这些都使得流行文化的传播速度加快。比如某一款服饰被推出面向市场之后，在以前往往可以风行几年，而如今却只能按季度流行。当然，迅速性往往使流行文化缺乏生命力，难以持续长久，但也不可否认有些短暂流行过的事物经过时间长河的筛选与沉淀最终成为经典。
4、周期性
唯物论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总会遵守一定的规律，流行文化的发展过程也是如此。它的发展不是一直前进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曾经流行的的事物并不代表它会随着时间流逝和历史的变迁而永远消逝，相反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以往流行过的事物在新时期特定的社会大背景下还会卷土重来，追赶潮流并且熠熠生辉。比如当下许多老式的建筑物能够和象征着流行文化的酒吧、KTV等结合利用起来；七八十年代在青年群体当中十分流行的回力鞋、磨旧牛仔裤、喇叭裤等也在新时期绽放无限光芒。当然，流行文化的这种周期性并不是简简单单的重复过去的事物，而是在重复中包涵特定历史时期所特有的文化意蕴。
二、当代流行文化在广告中的体现
1、流行歌曲与广告
流行音乐作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信息的载体，承载着每个时代所特有的文化意蕴，这种具有时代烙印的传播符号通过词曲及表演者呈现出来。
现代广告有别于传统的平面广告，只注重视觉冲击，现代广告作品要求受众群体在接触的过程中能够有全方位，立体的感官体验。此时，流行音乐与广告的结合便恰到好处。音乐可以烘托主题，可以与广告画面相互融合，相得益彰，使观众脱离简单广告画面的束缚，产生无限的遐想。比如潘婷洗发水广告的背景音乐——《Canon》，优美的旋律不仅使观众在观看广告的过程中心情舒畅，还能使观众通过画面传递的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进而与广告产品产生共鸣，最终产生购买行为。
在广告制作当中恰当的使用流行音乐是必要的，通过音乐的旋律来增强观众的内心体验，与产品所宣传的理念产生共识，有助于提升产品的形象，同时通过流行音乐传播的广泛性也能增加产品的受关注度，产生最大的效益。
2、网络游戏与广告
网络游戏无论是从游戏本身的特性还是玩家群体的数量上而言，都有别于传统的单机游戏。目前互联网上流行的网络游戏主要分为RPG网游、休闲、网络对战游戏三类。对于广告商而言，网络游戏当中虚拟的世界可谓是一片风水宝地，虽然他们面对的只是游戏玩家这一特殊客户群体，但中国近两千万的在线游戏玩家也是不容小觑的。比如在RPG游戏中，广告商可以在虚拟游戏当中的建筑物、商店内做广告；可以用实体产品名称冠名游戏的服务器或游戏中玩家使用道具；更有甚者连游戏规则也能由商家自己规定。在游戏当中进行产品全方位宣传的同时商家可以配合线下营销，将实体产品销售与游戏中所需游戏币、游戏经验、游戏道具等等挂钩。由此可见，网络游戏与广告也有着重要的关系，一些合适的商家如果能够好好利用网络游戏进行产品宣传也能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
3、电影与广告
电影中植入广告与传统广告当中直面诉求模式相比，传播的方式显得更加委婉、含蓄，观众更容易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有种“润物细无声”的效果。著名导演冯小刚可以说是开创了国内电影植入式广告的先河，2003年电影《手机》中，各种型号和功能的摩托罗拉手机争奇斗艳，随后几部影片《天下无贼》、《唐山大地震》《非诚勿扰》中各类网站、白酒、汽车等也都毫不遮掩的通过电影呈现在观众面前。继冯小刚导演把广告植入电影当中并取得不错的效果和反响之后，中国电影的植入式广告进入了一个爆发期。各类电影争相效仿，比较成功的有《杜拉拉升职记》、《失恋33天》等等。
除了商业电影植入广告之外，还有一类近两年十分流行的微电影广告。微电影广告目前大致包含两类：一类是由视频分享网站自己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影视作品拍摄，同时寻求广告商进行品牌宣传，比如《11度青春》——雪佛兰、《4夜奇谭》——三星手机；另外一类是广告主根据产品的品牌定位，自己量身定做。这类广告一般耗资较大，主要由名导、明星担纲，质量也较高。比较出名的有《一触即发》——凯迪拉克、《看球记》——佳能。
无论是商业电影中植入广告，还是微电影广告，只要在宣传过程中符合产品或企业形象，并且观众能够接受认可都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宣传策略。
三、流行文化与广告相辅相成
1、流行文化是广告生存的基础，并为广告创意提供素材
流行文化属于一种大众文化的范畴，被数量庞大的人群所崇尚和追求着。而广告的目的在于宣传产品，使产品面向受众，能被数量庞大的受众群体所接受进而产生购买行为，获取最大销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评判一个广告成功与否，关键是要看其能否为广告主带来丰厚的利润。所以广告想要获得成功、获取销量就必须迎合大众口味，紧跟时尚、流行文化的脚步。中国移动的品牌“动感地带”就是抓住年轻人追求时尚潮流、标榜个性独立的心理，用一句“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广告词吸引了无数年轻用户。
流行文化从某种角度上也可以理解为消费型文化，人们在追求潮流文化的同时也在消费着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产品。广告宣传产品，实现受众购买行为，最终产生经济效益。在广告创意中融入流行文化元素，最能够迎合大众的喜爱，流行文化能够为广告创意提供素材，这一方面在很多经典的广告片中都能够得到印证。
2、广告引导与普及流行文化
流行文化既为广告提供素材和生存空间，广告在某些方面也是流行文化的引导者。广告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与其他大众传媒相比，对流行元素的感知最为敏锐。广告的产生已经远远不只是为了满足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它还能挖掘消费者潜在的需求，并且提倡新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最终引导新的潮流文化。除了通过传统的报纸、电视、广播等传播手段之外，现代广告还运用网络、手机、移动电视等多种新媒体传播手段宣传产品以及价值理念。这种全方位立体的传播模式，很容易将广告当中倡导的价值理念潜移默化的植入到大众脑海当中，人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将一些广告倡导理念转化成实际生活当中的行动，最终形成一种潮流文化。
广告不仅引导流行文化，而且还传承与普及流行文化。由于传播覆盖面广，因此广告可以作为人们接触流行文化的信息源，流行文化产生并通过广告广而告之的功能得以普及，最终为大众接受。由于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实际生活当中人们每天的衣食住行都面临着多种选择，有时难以抉择。此时，广告就能发挥它的传声筒的功能，向大众宣传时下最流行的事物。人们通过广告了解自己所需物品的流行趋势、普及的范围、社会的评价等等。总之，广告已经名副其实的成为了人们获取社会当中流行文化信息的过滤网。稍加回忆，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年来，服饰风格的千变万化，日用饮食的日新月异，每一种文化的流行都与广告有着直接的关系，或许我们可以直接的认为，没有广告传播，即使一种流行文化依然存在也是难以快速普及发展的。
参考文献
①陈培爱：《广告学原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②高宣扬：《流行文化社会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③蒋丽红，《浅析流行文化与广告的关系》[J].《青年记者》，2009（12）
④石束，《论广告传播对流行文化的影响》[J].《社会纵横》，2005（12）
当代流行文化的主要特征
当代的流行文化简直就是一个包罗万象、林林总总的大杂烩，有学者在归纳大众流行文化时，分析了其中的四种类型：“一是印刷媒介中的大众文化；二是电子媒介中的大众文化；三是电脑与互联网中的大众文化；四是日常生活习俗与器物中的大众文化。这最后一种尤为复杂，包括了趣味、心态、形象、行为、物品、语言、环境等多个方面。”①这是概括得相当到位的。笔者认为，就大的方面来说，流行文化最主要的特征，主要有下列数端：
其一，它表现出高度的现代性。流行文化是工业文明的伴生物，就世界范围而言，流行文化产生于现代工业化时期，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显然它与城市民俗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封建时代高度发展的民间文化，例如明清城市的文化，但它绝非流行文化，因此明显地不同于前工业社会中的民间文化和其他文化形式。
其二，它是一种典型的大众流行的商业文化，表现出浓烈的商业性。流行文化产品的生产同普通商品的生产一样，包括了策划、设计、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流行文化的生产者特别工于成本的核算和收益获取，用各种可能使用的手段来尽可能地满足大众的文化娱乐需求，并以此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现代化传播媒介和科技手段是大众流行文化生产和消费的重要载体，因而能使这种流行在短期内迅速蔓延和扩张。
其三，流行文化凸显高度的产业性。它是一种按照产业方式运作的经营性文化。包含了工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序化等―般内容，产品的生产者只能从多数人的一般需求特征和接受水平出发，它面向社会生活中的普通大众。而我们知道，所谓“社会大众”，从本质上看，其接受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它只能制定普通的、适合多数人的产业标准。
其四，流行文化强烈的娱乐性。当代美国学者与思想家丹尼尔・贝尔认为，大众流行文化是―种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文化，它不再和如何工作、如何取得成就相关，而只关心享乐和消费。他借用麦克唐纳的话说：“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高兴。”②追求愉悦和消遣的欲望在当今时代得到了全面的扩张。所谓“跟着感觉走”、“玩的就是心跳”，追求和制造快乐，已成为当今社会一道无处不在的文化景观，其背后潜藏着人对自身全面发展终极目标的祈盼。
其五，流行文化的复制性。以技术为先导的工业时代打破了文化霸权，流行文化借助于迅猛发展的现代高新科技传播手段，复制性是一个相当突出的特征。显然，流行文化的复制性，既普及文化，同时也制造平庸，加深了文化流行与鉴赏的同质化倾向，复制性也是其产业化、标准化操作的必然要求。为了适应一般受众的需求，它不得不采取“一般”的标准，“一般”即是“标准”，标准化就成为大众文化产品的一个特征，否则也无从复制。
通过对流行文化上述若干特点的描述，我们也许能够对流行文化的内涵有些基本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流行文化不仅不是精致的文化，而且根本就不屑于作出这一区分。由于没有高低的层阶，因而也就缺乏一种文化的引导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剥夺了统治者机构和知识分子平时秉持的话语权，在表达的民主性上它可以具有一种变革意义，但是也具有无政府状态的可能性。
流行文化与大众传播共生互动
人类的传播行为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也充分渗透在日常生活之中。这就从本质上规定了传播与流行具有深刻的内在一致性。大家都知道，文化是联结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社会纽带，社会的基本性质、走向、形态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粘合方式与力度。那么，怎样来表现这种粘合呢？传播就是文化的载体，它承担着对文化内容与形式的转换、传输、处理、存储、检索、提取和推广的全过程。事实上，社会自有大众传播出现以来，大众传播就充当着双重的角色。一方面它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传播媒介本身就是流行文化的“领头羊”，当代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没有不重视大众传媒研究的。另一方面，大众传播以其强大的传播力量，它又是各种文化传播的载体，在当代社会文化的流行过程中，大众传播又是流行文化的积极传递者、倡导者、推广者与普及者，流行文化的扩布与流行，倘若没有大众传播的推波助澜，各种文化样式就行之不远，成不了气候。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大众传播与流行文化共生共荣，它们是不分彼此的“共谋者”。
从传播学角度看，各种流行文化样式并不追求它经典的示范性和传之后世的楷模范式，它看重的只是“现在”，特别是在它被商家染指，商业运作得相当成功，由此形成一套文化上的生产―消费关系。
就历史传统说来，中国传统社会中缺乏发展出市民社会的文化资源。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空前发达与长期存在，国家通过中央至地方的权力机关对社会进行严密而全面的统治，使社会呈现出高度一元化的倾向，任何独立的民间社会组织都难以生存。在这样一种高度一元化的政治运行机制背景下，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不可能获得成长和发育的真正空间，而市民社会的无法形成必然导致流行文化难以萌生。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转型，尤其是90年代初期国家正式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定位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而市场经济正是市民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在客观上为市民社会和与之相应的市民文化――流行文化的健康成长创造了前提条件。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文化领域也出现了走向市场化的趋势，大部分文化艺术产品以商品的形式，通过不同的渠道，流通于社会各个领域，并以相当的规模、范围和容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市场。诸如演出市场、书报刊市场、美术市场、电影市场、文物市场、音像市场、娱乐市场、文化艺术培训市场、装潢广告市场、体育市场、旅游市场等等，形成了以国家为主，集体、个人和外商投资等为辅的，开发文化市场的经营格局。
流行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总是与大众传播形影相随、共生互动。从发生学上讲，流行文化在西方虽然可以溯源到18世纪，但真正的发展是在19世纪30年代大众化报纸出现以后。可以说流行文化是依赖于大众传播的发展才逐步形成的，而大众传播媒介也成为流行文化的一种重要样式与内容，两者共生共荣，密不可分，或者说两者本来就是一枚铜币的两面。有人曾用这样的话语来考问历史：“在无线电和电视、电影、留声机以及令人瞠目结舌的多样化的定期报刊出现之前，生活本来究竟是什么样子?”③
现在学术界一般把1833年9月3日美国人本杰明・戴伊在纽约创办的《太阳报》，作为人类传播史上大众传播时代到来的标志。这张每份只售1美分的“便士报”，开启了一个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由此，与大众传播共生互动、相伴而生的流行文化也开始进入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的革命，传播媒介的花样翻新，使流行文化逐渐步入市民生活的殿堂。由于大众传播与流行文化相伴相生、共生互动，也使文化研究的学者始终绕不开大众传播媒介与大众流行文化这两个主题。斯诺曾指出：“在当代社会，公众往往接受媒体所呈现的社会现实，因此当代文化实际上就成了‘媒体文化’”。④西方学术界自20世纪20年代逐渐开始了对大众文化的理论关注，从时间上看，此时也正是大众传播飞速发展的时期。1920年商业广播电台在美国开播，1936年电视在英国问世，到20世纪40年代，传播学也开始形成自己的体系。与此同时，迅速崛起的西方社会批判理论，也把其理论视角放在了大众流行文化与大众传播的相互关系上，强调了大众传媒研究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内在一致性。“由于它们强调工商业服务和产品，它们是经济体制的中心部分之一。由于它们增加了在选举过程中的作用，用于报道各种听证会和注重政府新闻，它们成为我们政治体制中的一个重大特征，由于它们提供家庭消费的娱乐和通俗文化，它们成为我们家庭体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对许多人来说，电子媒介布道已经成为宗教体制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有限的程度上，它们也成为我们教育体制的一部分。”⑤大众传播的巨大影响力已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顽强地表现出来，它与流行文化的共同体关系也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为当代流行文化推波助澜的电视传媒
流行文化是人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一种社会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随处可见的消费现象。因为在多数时候，它都体现为某一时期人们一种趋同的消费选择。它可能是一首传唱于大街小巷的流行歌曲，也可能是满街行走的红头发、黄头发，还有可能是一部热播的电视剧，更有可能是一部票房走俏的电影、一档电视节目……总之，当潮流来袭，不管人们身处何处、接受与否，总能感受到其旺盛的扩张之势。
有人把“流行文化”比作是“任性的小姑娘”，荒唐而美丽。流行文化好像没有方向的飘风，忽左忽右，毫无路径。流行文化的精灵在于跟风――没有思考，没有判断，没有抉择，仅仅是失去抵抗的接受，以一种物质性标志昭示意识形态方向，从而升入一个精神范畴，抽离原来从属的文化领地，这就是人们无法改变的社会现实。如前些年流行的一首流行歌曲《老鼠爱大米》，也是一曲流行，到处传唱，获得的评价却是大相径庭、褒贬不一。这就提出了流行文化中一个关于共识的问题，通过对流行共识的成因追根溯源，不难看出网络歌曲《老鼠爱大米》所代表的网络文化背后，正是中国社会产业、教育、资讯结构变化的结果。
20世纪60年代以后，被电影人轻蔑地称作“小耗子”的电视扶摇直上，目前占据大众媒介第一媒体的位置，它是流行文化的同谋、最积极的制造者、最热烈的推动者，当然，也是流行文化利益的瓜分者。从媒介进化来看，电视是口语文化的再度复兴。文字诞生以前的人类沉浸在口语文化时代，文字符号从时间和空间上延伸了口语传播的能力，却消解了人际传播过程中分泌的形象与。电视的勃兴纠集沉默已久的口语文化人口，迅速收复文字霸占的传媒领土，口语运动消灭了文字的内涵，文本化为散落在时间之河中语音的流动，成为没有所指的言语运动――重复、琐碎、虚词、语文教师痛心疾首的病句、语气词和闪烁不定的神情。口语文化召唤被文字冷落的人群：文盲、不爱上学的坏小子、家庭妇女、流落在城市边缘的民工和普通工人。知识分子在电视媒介的口语文化挤压下成为孤独的小岛――拒绝电视也被电视拒绝。
共时性传播和参与式收看是电视传播的重要特征。卫星覆盖与有线传输的结合将大众编织在一种共同的经验中，不同地域的人在同一时间收看同一节目，这种经历前所未有。共时性传播为流行文化支起空间平台：从荧屏出发，可以到达广阔的人群。参与式收看让受众成为电视的俘虏，奖品、嘉宾、现场观众等种种诱惑布下天罗地网，受众在接受电视节目的同时也关闭了理性思考，任凭感性听随主持人摆布――回忆一下收看娱乐节目或现场演唱会的经验，自我迷失，流行乘虚而入，电视与流行文化合谋，大众在毫无防范的心理状态下被罗织进流行文化的情境。
当代流行文化是一种后工业社会文化，它的主要特征是消费性、复制性与集体狂欢性。流行文化大多落实为具体的消费行为，演唱会、CD、电影、衣服、饮食、阅读、观看（观看是电视消费，为收视率增加小数点，而收视率是广告最主要的考察指标）以及烫发、染发、化妆等。一种事物所以会成为风行一时的潮流，受众对于该事物的共通知识成为共享流行事物并获得其意义的首要基础，不具有该流行共识的人会自然隔离于流行文化之外。
流行文化与大众传播共生互动，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介传递着流行文化；另一方面，流行文化又直接影响着大众传播媒介。事实上，我们仅从当代新闻类传媒的传播内容、方式与风格上，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内在关联性。英国文化社会学家约翰・哈利特曾经说过：“通俗新闻看来是一种蒸蒸日上的新闻形式，它正在取代传统的‘严肃’新闻，即使在‘严肃’新闻的最后堡垒即所谓‘高品位’大报也是如此。”他所说的通俗新闻（Popular Journalism），是指“那些大量销售的报纸、期刊和广播电视节目，它们专门从事名人轶事、生活方式以及‘非消息性’报道，并不注意日常政治新闻报道”。⑥今日的大众传媒在流行文化的影响下，早已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文化消费主义倾向，流行文化固有的娱乐消费性，已全面渗透到对新闻的传播之中。主要表现在：一是新闻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出现了大量“生活方式报道”，对受众实施物质生活消费的诱导；二是以大量的娱乐新闻和娱乐节目，服务于受众的感官享受；三是新闻传播的主体形象身份产生了变化，各种影视、歌舞、体育明星等逐渐取代“生产英雄”，占据越来越显著的地位；四是新闻传媒开始注重媒介自我形象的重塑与包装。⑦
在当今的情势下，电视在诸多媒体中“一支独秀”的时光已经成为过去，它的日子并不好过，电视业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电视业界开启了专业化频道营销可以说是世界电视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电视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电视受众市场变化的必然结果，以及媒体竞争的必然产物。■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①崔欣、孙瑞祥．大众文化与传播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54.
②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91.
③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1.
④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4.
⑤德弗勒、鲍尔－洛基奇．大众传播学理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1：136.
[论文摘要]
一、从解放到迷茫—
流行 音乐 是伴随 现代 工业 发展 而兴起的一种都市音乐，作为工业化社会文化现象之一的流行音乐 自然 摆脱不了现代工业文明打上的深刻烙印。流行音乐从创作、制作到生产、消费，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人，制作商、音乐人和歌手之间从一开始就发生了 经济 关系，这一点它同民间音乐和古典音乐具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包括歌手的包装、宣传等等一系列的环节，无不带有强烈的商业色彩，可以说，流行音乐在市场的带动下已经形成了一个蕴涵巨大商业利润的文化产业。既然流行音乐是一种文化商品，就以获取最大商业利润为目的，因此，流行音乐的商品属性就决定了它的消费特点，它以适应人们的消遣、娱乐的感性需要而发展，并不以思想性、现实性和社会性为主旨，这样，流行音乐的标准化和快餐性特征就显露无疑了。
在工业社会，流行音乐和其他商品一样，是在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当一首歌曲取得成功之后便会成为其他歌曲争相效仿的对象，创作技巧、类型、音乐元素等都成了被模仿的对象，直到最后具化为一种标准，所以模仿也是流行音乐的一个特点，并且是造成音乐结构标准化的一个根本原因。[3]<p225，另外，流行音乐的娱乐性与其商品性是密不可分的。在消费型的社会中，只要娱乐性 艺术 拥有大量的受众群，就有可能成为获利极高的商品。由于在当代社会音乐生活中，流行音乐的娱乐性功能是其它任何一种音乐形式都无法相比的，它拥有最为庞大的受众群，这也就意味着流行音乐具有其他任何一种音乐形式所不可相比的市场。流行音乐一旦进人消费市场，以商品的面貌出现时，就具备了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使流行音乐的商品属性与其它艺术形式相比较，显得更突出。
(二)流行音乐的亚文化特征
【关键词】流行演唱 音乐 歌曲
一、流行演唱简介
流行演唱(又名通俗演唱)始于中国二十世纪30年代。开始叫流行歌曲唱法，后来称通俗唱法。为与国际接轨，现在又改回流行歌曲唱法，简称流行唱法。流行演唱最早起源于欧美，美洲大陆和欧洲移民带来的白人音乐，最早表现在早期的圣乐和南北战争时期的作品上。还有就是非洲的黑人音乐，以白人音乐为基础而发展成为田间劳动歌曲、宗教歌曲和民谣。19世纪后期，黑人音乐迅速发展，诞生了布鲁斯。19世纪末，美国南方的新奥尔良诞生了爵士乐，并且在20世纪初达到辉煌。20年代流行音乐与戏剧完美结合，产生了音乐剧。音乐剧在英、美两国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美国音乐剧的主要元素是爵士乐、踢踏舞、喜剧性话剧和含有歌唱的喜剧、“齐格菲”类的轻歌舞剧；英国的音乐剧以轻歌剧、话剧为主，取材于莎士比亚。
流行演唱的特点是声音自然，近似说话，中声区使用真声，高声区一般使用假声。很少使用共鸣，故音量较小。演唱时必须借助电声扩音器，演出形式以独唱为主，常配以舞蹈动作、追求声音自然甜美，感情细腻真实。流行唱法声音的主要特点是完全用真声唱，接近生活语言，轻柔自然，强调激情和感染力，演唱时有意借助电声的音响制造气氛，所以很注意话筒的使用方法和电声效果。流行唱法以青年为中心，可以说是写青年，唱青年，青年唱，青年听。古己有之的那种通俗唱法，并非我们目前所指的典型意义的通俗唱法。现代通俗唱法，有两个重要的特性，一是它风格样式国标化；二是它与现代高科技电子技术相结合。
二、流行演唱的教育现状
在当今年代，流行音乐已经和网络与互联网挂钩，网络是一个人们交流渐多的地方，在这儿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当然，歌曲也不例外，上世纪90年代家家户户大唱卡拉OK的情景，相信很多人还记忆犹新，而网络音乐似乎有成为21世纪卡拉OK的趋势，无论男女老少，专业与否，只要有一台电脑、一支话筒和简单的工具，连上互联网，你就可以“想唱就唱。”以前做音乐需要音乐人、经纪人、唱片公司认同，现在只要有创作、有了群众的认同，就可以走红。香港著名电影人、专栏作家张坚庭说：“网络音乐是一场音乐参与者的革命；在网络年代，谁都可以成为大师，而且不只是孤芳自赏的大师，谁都可以批判，谁都可以赞赏，某夜只要你望着天际，灵光一闪，把几粒音乐符号写下，取一支吉他填上歌词，轻轻唱出心灵之歌，第二或第三天上万的同路人就会以病毒般的态度为你讴歌唱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政治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文化上的国门大开，首先是港台通俗音乐一拥而进，迅速形成热潮。这决不仅仅是因为年轻人在经济上的独立，而是在于流行音乐的青春活力，能展示人们如何生活的意愿。
在如今这个各类流行音乐充斥于大街小巷、电台、电视、网络的时代里，也许流行唱法这个词大家一点也不陌生了，我们可以这样肤浅地认为，流行歌手演唱所使用的方法和技巧就是流行唱法。曾经有朋友在聚会的时候当面质疑过通俗歌曲有唱法吗，唱流行歌曲需要学吗?虽然从普遍意义上说，流行歌曲应该是以易于上口便于传唱为前提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发展的，当它发展到一定高度和层面的时候，大俗的东西往往会变成大雅，流行音乐发展了这么多年，已经从曾经的所谓的“自然声区，不足一个八度”的演唱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随随便便抓一大把最近相当走红传唱度很高的歌手，比如周杰伦，林俊杰，陶喆，其实他们的歌并不是很好唱的，做一个不太适当的比较，其实在唱法上被许多人有相当程度质疑的周杰伦在《发如雪》里面高音的高度甚至比帕瓦罗蒂还要高，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和他的歌曲被大家所接受和喜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就说明了流行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听众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的水平了，所以流行歌曲有唱法，流行歌曲的演唱需要学习，如果仅仅还停留在“自然声区，不足一个八度”的层次，那么它最终会被时代淘汰。
三、流行演唱的教育意义
在流行音乐的领域中，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演唱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为什么要研究唱法?这是任何歌唱艺术发展的必然。它不像古典音乐、器乐和声乐泾渭分明。不论流行音乐形式怎样发展和变化，总是围绕着演唱这个中心，但在国外流行歌坛上，不论流行、爵士、摇滚和乡村等形式如何不同，歌手们的歌唱方法始终是统一的。不像中国民族唱法那么复杂：撇开风格不谈，众多的戏曲和各地的民歌在发声方法上有很大的区别。光是京剧一项，老生、花旦、小生、老旦在嗓子运用上就有很多不同要求。因而通俗唱法的发声研究也就相对简易一些。
流行歌曲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曾在上海等大都市出现，以黎锦晖为代表的作曲家和以周璇为代表的歌唱者，搭起与艺术歌曲、以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流的抗战音乐平行的都市音乐的流行音乐风景线。1949年后，中国的音乐史写作以革命音乐史为主，流行歌曲被斥为“黄色歌曲”、“靡靡之音”，在大陆遭到清除。1979年之后，“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及市民社会的发轫，使流行歌曲在大陆通过正当的与非正当的方式得以传播。但受多年来的思维惯性影响，一些人仍无法接受“流行歌曲”这个概念，通过种种渠道对流行歌曲、特别是港台传播而来的流行歌曲大加鞭笞。然而大陆流行歌曲的发展又是不争的事实，为了协调矛盾，就选用了“通俗歌曲”这个新名词来指称“‘有中国特色’的流行歌曲”。特别是1986年具有强大话语力量的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第二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设立了“通俗唱法”组，“通俗歌曲”、“通俗唱法”的叫法开始在社会广泛传播。
如今，“革命”不再是惟一的价值标准，流行歌曲的存在意义得到尊重；政治让位于审美，艺术的娱乐功能不再是羞于启齿的话题，曾被广泛批驳的《毛毛雨》、《何日君再来》也被再认识。在此情况下依旧延用“通俗歌曲”的叫法已经缺少了现实依据，用“通俗歌曲”的名号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割裂开来不仅没有必要，也嫌粗暴。用“流行歌曲”代替“通俗歌曲”，不仅象征着我们艺术观念的转变，而且体现了我们对“Pop Music”的认真和诚恳态度。事实上，很多人正在为着这个不起眼的名号之争在各自的位置上付出自己的努力。综观各种公共话语(传媒)和私人话语，“流行歌曲”的称谓代替“通俗歌曲”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那么“流行唱法”代替“通俗唱法”也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关键词】流行演唱 音乐 歌曲
一、流行演唱简介
流行演唱(又名通俗演唱)始于中国二十世纪30年代。开始叫流行歌曲唱法，后来称通俗唱法。为与国际接轨，现在又改回流行歌曲唱法，简称流行唱法。流行演唱最早起源于欧美，美洲大陆和欧洲移民带来的白人音乐，最早表现在早期的圣乐和南北战争时期的作品上。还有就是非洲的黑人音乐，以白人音乐为基础而发展成为田间劳动歌曲、宗教歌曲和民谣。19世纪后期，黑人音乐迅速发展，诞生了布鲁斯。19世纪末，美国南方的新奥尔良诞生了爵士乐，并且在20世纪初达到辉煌。20年代流行音乐与戏剧完美结合，产生了音乐剧。音乐剧在英、美两国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美国音乐剧的主要元素是爵士乐、踢踏舞、喜剧性话剧和含有歌唱的喜剧、“齐格菲”类的轻歌舞剧；英国的音乐剧以轻歌剧、话剧为主，取材于莎士比亚。
流行演唱的特点是声音自然，近似说话，中声区使用真声，高声区一般使用假声。很少使用共鸣，故音量较小。演唱时必须借助电声扩音器，演出形式以独唱为主，常配以舞蹈动作、追求声音自然甜美，感情细腻真实。流行唱法声音的主要特点是完全用真声唱，接近生活语言，轻柔自然，强调激情和感染力，演唱时有意借助电声的音响制造气氛，所以很注意话筒的使用方法和电声效果。流行唱法以青年为中心，可以说是写青年，唱青年，青年唱，青年听。古己有之的那种通俗唱法，并非我们目前所指的典型意义的通俗唱法。现代通俗唱法，有两个重要的特性，一是它风格样式国标化；二是它与现代高科技电子技术相结合。
二、流行演唱的教育现状
在当今年代，流行音乐已经和网络与互联网挂钩，网络是一个人们交流渐多的地方，在这儿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当然，歌曲也不例外，上世纪90年代家家户户大唱卡拉OK的情景，相信很多人还记忆犹新，而网络音乐似乎有成为21世纪卡拉OK的趋势，无论男女老少，专业与否，只要有一台电脑、一支话筒和简单的工具，连上互联网，你就可以“想唱就唱。”以前做音乐需要音乐人、经纪人、唱片公司认同，现在只要有创作、有了群众的认同，就可以走红。香港著名电影人、专栏作家张坚庭说：“网络音乐是一场音乐参与者的革命；在网络年代，谁都可以成为大师，而且不只是孤芳自赏的大师，谁都可以批判，谁都可以赞赏，某夜只要你望着天际，灵光一闪，把几粒音乐符号写下，取一支吉他填上歌词，轻轻唱出心灵之歌，第二或第三天上万的同路人就会以病毒般的态度为你讴歌唱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于政治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文化上的国门大开，首先是港台通俗音乐一拥而进，迅速形成热潮。这决不仅仅是因为年轻人在经济上的独立，而是在于流行音乐的青春活力，能展示人们如何生活的意愿。
在如今这个各类流行音乐充斥于大街小巷、电台、电视、网络的时代里，也许流行唱法这个词大家一点也不陌生了，我们可以这样肤浅地认为，流行歌手演唱所使用的方法和技巧就是流行唱法。曾经有朋友在聚会的时候当面质疑过通俗歌曲有唱法吗，唱流行歌曲需要学吗?虽然从普遍意义上说，流行歌曲应该是以易于上口便于传唱为前提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发展的，当它发展到一定高度和层面的时候，大俗的东西往往会变成大雅，流行音乐发展了这么多年，已经从曾经的所谓的“自然声区，不足一个八度”的演唱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随随便便抓一大把最近相当走红传唱度很高的歌手，比如周杰伦，林俊杰，陶，其实他们的歌并不是很好唱的，做一个不太适当的比较，其实在唱法上被许多人有相当程度质疑的周杰伦在《发如雪》里面高音的高度甚至比帕瓦罗蒂还要高，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和他的歌曲被大家所接受和喜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就说明了流行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听众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的水平了，所以流行歌曲有唱法，流行歌曲的演唱需要学习，如果仅仅还停留在“自然声区，不足一个八度”的层次，那么它最终会被时代淘汰。
三、流行演唱的教育意义
在流行音乐的领域中，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演唱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为什么要研究唱法?这是任何歌唱艺术发展的必然。它不像古典音乐、器乐和声乐泾渭分明。不论流行音乐形式怎样发展和变化，总是围绕着演唱这个中心，但在国外流行歌坛上，不论流行、爵士、摇滚和乡村等形式如何不同，歌手们的歌唱方法始终是统一的。不像中国民族唱法那么复杂：撇开风格不谈，众多的戏曲和各地的民歌在发声方法上有很大的区别。光是京剧一项，老生、花旦、小生、老旦在嗓子运用上就有很多不同要求。因而通俗唱法的发声研究也就相对简易一些。
流行歌曲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曾在上海等大都市出现，以黎锦晖为代表的作曲家和以周璇为代表的歌唱者，搭起与艺术歌曲、以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流的抗战音乐平行的都市音乐的流行音乐风景线。1949年后，中国的音乐史写作以革命音乐史为主，流行歌曲被斥为“黄色歌曲”、“靡靡之音”，在大陆遭到清除。1979年之后，“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及市民社会的发轫，使流行歌曲在大陆通过正当的与非正当的方式得以传播。但受多年来的思维惯性影响，一些人仍无法接受“流行歌曲”这个概念，通过种种渠道对流行歌曲、特别是港台传播而来的流行歌曲大加鞭笞。然而大陆流行歌曲的发展又是不争的事实，为了协调矛盾，就选用了“通俗歌曲”这个新名词来指称“‘有中国特色’的流行歌曲”。特别是1986年具有强大话语力量的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第二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设立了“通俗唱法”组，“通俗歌曲”、“通俗唱法”的叫法开始在社会广泛传播。
如今，“革命”不再是惟一的价值标准，流行歌曲的存在意义得到尊重；政治让位于审美，艺术的娱乐功能不再是羞于启齿的话题，曾被广泛批驳的《毛毛雨》、《何日君再来》也被再认识。在此情况下依旧延用“通俗歌曲”的叫法已经缺少了现实依据，用“通俗歌曲”的名号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割裂开来不仅没有必要，也嫌粗暴。用“流行歌曲”代替“通俗歌曲”，不仅象征着我们艺术观念的转变，而且体现了我们对“Pop Music”的认真和诚恳态度。事实上，很多人正在为着这个不起眼的名号之争在各自的位置上付出自己的努力。综观各种公共话语(传媒)和私人话语，“流行歌曲”的称谓代替“通俗歌曲”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那么“流行唱法”代替“通俗唱法”也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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