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协同发展，智库百科上是这样定义的，它是指“协调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资源或者个体，相互协作完成某一目标，达到共同发展的双赢效果。协同发展论已被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确定为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就如优胜劣汰理论一样，是自然法则对人类的贡献”。但是协同发展论又与优胜劣汰论存在本质不同，后者认为，某个物种的灭绝不是另一物种胜利的附带产物，某一物种的胜利是与另一些物种共同进化形成的，也就是共荣共存；而协同创新是指创新资源和要素有效汇聚，通过突破创新主体间的壁垒，充分释放彼此间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而实现深度合作。协同的概念来自于系统科学，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科学，它是现代管理发展的必然要求。关于科技创新与城镇化的相互作用问题，国内外学者有过相关论述。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ArthurLewis）提出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认为科技创新催生的工业部门会全部接纳剩余劳动力，促进城镇化与工业化协同发展。当展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霍利斯•钱纳里（HollisB．Chenery）提出，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国民经济均衡发展，城镇化是各种表现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科技创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英国城市经济学家K•J•巴顿（K．J．Button）认为，城镇化与工业化及科技创新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指出工业化及科技进步是城镇化的基础，对城镇化发展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张生瑞［2］对交通运输系统发展作了探讨，为科技创新与工业化、城镇化协同发展提供了思路。黄群慧［3］指出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存在不协同因素，应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加强科技创新，促进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同发展。张新光［4］提出工业化、城镇化在发展过程中相伴相生，认为应该减少农民数量，降低农业比重，以科技创新来促进农业、工业与城市发展。胡振亚［5］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分析科技创新与工业化、城镇化协同发展问题，提出科技创新与工业化、城镇化协同机制，构建发展模型，以有效促进彼此间协同。还有一些机构或学者从科技创新与现代农业的角度研究科技创新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如湖北荆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李哲敏、刘卫柏等。以上学者大都将科技创新、工业化、城镇化联系起来，从科技创新带动工业化从而吸收农村剩余劳力的角度来研究，这是符合城镇化发展不同阶段实际的。在城镇化初期阶段，其直接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城务工提高收入不再是农民的唯一需求，进城务工人员也希望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这源于中国城乡二元制度导致农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资源匮乏。
因此，城镇化开始表现出不同特征，呈现出一场对城市公共资源的争夺战，这种状态的持续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党的十报告指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一表述首次写入党的文件及报告，表明城镇化的新阶段已开始。其核心概念在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新型城镇化区别于城镇化前期阶段即在于此。“市民化”的本质内涵在于实现公共权利均等化。因此，新型城镇化的思路不再仅仅是通过工业化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而是要实现党的十提出的，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到目前为止，对于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的研究文献还比较缺乏，只有少数学者提出过相关论题。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济武撰文称，长期以来，中国发展过于依靠“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投资驱动”，这种典型的低效率发展，又直接导致了“五低”（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和“四高”（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典型低价工业化模式。同时他还提出，18亿亩耕地红线是保障我国14亿人口及后代福祉相传的生命线。中国的城镇化不能再走某些大城市甚至特大型城市那种“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突破城镇化过程中空间、人才、资源和效率瓶颈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应该通过科技创新集群化，集约利用城市空间资源，提升工业化和城镇化质量［6］。启迪控股围绕产、城、人融合发展的思路，致力于推动科技创新和城镇化齐头并进，通过成熟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和服务模式，推动新型城镇化科学发展。甄晓非［7］认为，科技创新与新农村城镇化进程紧密相关，科技创新的核心在于改变传统农村产业形态，使“三农”发生根本变化。通过对相关数据的考察，他认为科技创新与新农村城镇化进程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且科技创新对于新农村城镇化进程有重要推动作用。
同时，他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即通过科技创新推进城镇化步伐，并且通过专项技术难题突破，增加新农村建设的科技投入，普及科技创新知识，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等，快速推进新农村城镇化进程。湖北省委副书记张昌尔［8］提出，以新型城镇化和科技创新构筑湖北科学发展新动力。他认为，科技创新历来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当前，发达经济体将创造新的更高的生产力作为克服衰退的根本路径，中国也进入了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更多依靠创新驱动，以此全面提升国家竞争力。丁明磊等［9］分析了中国科技创新支撑引领新型城镇化发展面临的形势，提出了科技创新支撑引领新型城镇化的指导思想，并从战略规划、技术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和需求面政策、地方和基层工作、人才培养5个方面给出了政策建议。以上学者关于科技创新与城镇化相互作用以及协同发展的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科技创新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而新型城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广阔平台。科技创新不仅可以通过带动工业化来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可以与城镇化深度融合、协同发展。两者的融合一方面能使科技创新产品得到充分应用，另外一方面能够通过科技创新产品的应用使城镇化向持续、健康、智慧的方向发展。一直以来，科技创新给工业化提供了巨大的科技支撑，使工业化产生了无与伦比的生产力，但是工业化却并没有同步推动城镇化。因此，鉴于目前中国工业化超前于城镇化的实际情况，应该思考如何使其同步发展。在中国处于转型的现阶段，城镇化也面临转型，科技创新不仅要通过工业化来带动农村人口转移，还需要与城镇化深度融合，与工业化同步发展，这样才能真正提高中国城镇化的水平与质量。
2科技创新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现状
“未来的后人对于21世纪最鲜明的记忆，除了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之外，大概就是人口最终阶段的大迁徙彻底从乡间的农业生活移入城市［10］。”可见，城镇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中国目前城镇化呈现粗放式发展形态，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科技创新政策对增长方式转变具有外在集约性作用、内在倍加性作用和关键性作用。通过优化科技创新政策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满足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有效配置的要求［11］。但是，当前中国科技创新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异、行业差异以及地区差异，即科技投入集中于大城市而中小城市缺乏，大城市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域而城郊缺乏，城乡科技投入差异化相当严重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问题。城镇化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可是就科技创新来说，城乡差异表明科技创新并未与城镇化同步发展，使得城镇化质量不高，表现为城市半径太大导致生活不便，城镇化粗放发展导致污染严重，城乡差异化发展导致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等。中国科技创新与城镇化没有同步发展所导致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城市盲目扩张导致大城市半径太大
城市中心区扩张是城镇化的必然表现之一。城镇化是一个农转非的过程，是现代化的一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必然需要城市不断扩充其容纳能力及承载能力，而城市面积扩张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中国的现实情况在于将城镇化片面理解为城市规模的扩张及城市人口的增加，而忽略了城镇化的真正目的是让更多人共享城市现代文明。不能否认城市扩张的意义，但如果城市扩张并没有给被城镇化居民带来生活方式的转变，那么这种扩张就是盲目的。其后果表现为城市半径太大，处于城郊的居民被市民化之后生活方式并未有多大转变。如出行依然不便、观念形态上仍然认为自己是农村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缺乏以及科技成果难以普及等。在现行城市规模基础上，若能充分利用科技创新的力量，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建设等方面使城郊与中心区趋同，通过智慧城市的力量缩小城市半径，将是很好的选择。
2．2城镇化粗放发展导致污染严重
城镇化过程中的产业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载体，而剩余劳动力转移本身就伴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可是目前中国城镇化主要依靠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驱使，土地城镇化快于人的城镇化，人口过快增长、环境污染、资源承载力有限等各种矛盾也会伴随而来。国务院总理曾指出，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积扩张，而是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国家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建立健全经济、适用、环保、节约资源、安全的住房标准体系，倡导符合国情的住房消费模式。这都说明，城镇化的本质在于为居民提供更加宜居的人居环境以及更加现代的生活方式。因此，城镇化不是盲目造城运动，而是实现由“乡”到“城”的良性转变，必须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集成应用现代科技创新成果，寻找符合城乡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2．3城镇化过程中的地区差异导致科技型人才分布不均
城镇化过程中的地区差异表现为因传统城乡二元制度导致的城乡差异，这种差异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强化下显得更加严重。科技型人才城市偏好非常明显，而且对于后代的教育更加重视，除非能够享受到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否则城市依然是他们的首选。在中国城乡发展严重不均的现实情况下，科技型人才主要分布于发达城市，中小城市即使拥有相关产业也难以吸引科技型人才。这一分布不均直接导致中小城市的产业发展延续粗放式发展状况，不仅不能带来经济发展，还会导致环境污染等问题。
2．4城镇化成果共享的户籍准入制度导致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
与西方城镇化进程不同，新中国大规模的城镇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中央到地方，城镇化被当作经济增长的一种手段而非结果，其弊端就在于重“铁公基”等城市硬件建设，而轻公共服务及制度等软件建设，使得农民无法转化为市民，导致人的城镇化严重滞后。过去200多年国际城镇化的发展进程表明，城镇化可以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巨大空间，包括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公共服务质量提升，完善社会治理，破除城乡壁垒等。但这种潜在机会要转化为现实，则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包括政府公共政策导向、国家土地政策、经济发展方式，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公共服务公平供给等。高城镇化率并不必然意味着高水平人类发展。实践证明，过去几十年“摊大饼”式的城镇化走了一些弯路，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以致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在新的体制下自我强化，农村大量青壮劳动力涌入城市，致使城市不堪重负，农村出现土地荒芜，留下老弱病残，产生无人养老、养病、育儿等一系列新问题。
3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对策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强大软实力。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说：“上世纪60年代的航天、70年代的电子、80年代的软件、90年代的互联网、新世纪的云计算……一些发达国家能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和他们始终引领科技创新不无关系。在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建设现代化、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充分依靠科学技术支撑发展、引领发展［12］。”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传统城镇化给中国农村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以及生活水平的改善等带来了积极正面的影响。但是在新阶段，农民的需求开始发生变化，经济发展也面临转型，而中国城镇化却出现明显异化现象。由于对城镇化的片面理解，实践中城镇化异化成为GDP增长手段，城镇化作为一个要素聚集的自然历史发展过程，却成为围绕GDP增长而作出的人为布局，导致土地财政、高房价、半市民化等社会矛盾不断，如鄂尔多斯耗资50亿建“空城”，造成全民追债现象。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1978－2012年，城镇化水平从17％提高到51％［13］。但是，如果按户籍人口来算，中国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远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如上文所述，这种偏差来源于中国城镇化的粗放发展，必须走科技创新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的集约路径，建立“智慧城市”，以促进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具体来说，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1以科技创新缩小城市半径
城镇化带来城镇面积的大规模扩张，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但城郊被城镇化的居民并未能享受到与城市中心区居民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对于城郊居民而言，城郊公共交通偏少，设施简陋；基础设施建设不健全，出行不便；教育以及医疗等公共资源不足，这些都导致城市半径太大，带来巨大生活成本等。因此，必须以科技创新缩小城市半径，提高科技创新产品转化利用率，增加快捷的公共交通，通过信息技术建立交通网络、医疗网络等。“智慧城市”的发展必然会改变人类未来的生活方式，而普通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必然决定“智慧城市”的发展方向和步骤。如当前微博等实时媒体工具让人们形成了通过发微博来信息的习惯，而民众的数以亿计的微博则成为大数据可视化处理的数据基础。同样地，可以利用这些先进的媒体工具为各种活动网络提供便利，即使身处城郊也能够通过创新媒体共享城市现代文明。
3．2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
党的十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并强调“城镇化是中国扩大内需最大潜力所在，是中国经济增长持久的内生动力”。在这一政策导向下，中国从地方到基层都开始在城郊建设高新技术园区，建设初期的盲目扩张导致城郊污染严重，人居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必须依靠科学的力量。目前，相关部门已启动城镇功能提升与空间节约利用、绿色节能与绿色建筑、城镇生态居住环境质量保障等一系列研究项目，对城镇化健康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也为如何利用先进科技解决发展难题作出了良好表率。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内容在于经济结构转型、人口结构调整以及城市功能布局优化，是一个从量的提升到质的转变的过程。科技园区本身承载着科技创新促动产业升级的重大任务，是产业聚集、人口聚集的载体。因此，产业升级是整个城市的系统升级，要利用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而不是一味将污染产业移植到城郊；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推动产业升级和城镇化加速。科技创新是产业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能够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有效推动我国工业化水平提高和城镇化发展加速。例如，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建立现代农业，将农产品绿色供应链产业化，在提升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同时，也提高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发展。对于其它产业而言，必须通过科技创新发展绿色环保产业，利用先进技术处理污染源等，由此带动产业升级。
3．3完善配套设施，吸引科技型人才
新型城镇化需要以人为本带动经济要素集约发展。其中，科技型人才是重要因素之一。科技型人才是科技成果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科技创新的传播者与携带者，科技创新成果如果没有科技型人才的传播与使用，科技创新产品将无法投入市场。目前，中国高新技术园区在吸引人才方面缺乏优势，高科技人才依然偏向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目前很多高新技术园区基础设施配套不全，层次很低，无法满足科技型人才的基本需求，如住房、教育等。因此，以科技创新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必须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吸引更多科技型人才，从而提高科技创新产品的转化及应用。
3．4优化科技创新制度环境
中国科技创新投入存在不均衡现象，发达城市科技创新投入多，但是城郊及中小城镇投入少，而阻碍城郊及中小城镇科技投入的关键因素在于制度环境。中国传统的二元制度催生出特殊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使得城郊以及中小城镇吸引力远不及发达城市，既吸引不到投资，也吸引不到科技型人才。科技成果的开发及应用需要大量投入，必须在政府的引导下引入足够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创建优越的制度环境，以吸引更多投资及人力资本。如上所述，政府的政策环境对于科技型人才吸引非常重要，因为政府始终是基本公共服务的最大提供者，只有提供或引导提供了足够的配套设施以及各项支持，才能为科技创新提供物质基础及人力资本基础。
3．5促进科技创新与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相融合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历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具有借鉴作用。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城镇化运动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改变过去高消耗、高排放、城乡分割、缺乏特色的传统城镇化路径，也不可能简单移植其它国家做法。面对新问题，只能用新理论和新思路来解决。科技创新无处不在，新型城镇化阶段，必须通过创新发挥科技的积极作用，在城镇发展的各个方面体现科技创新带来的转变，充分依靠科技创新和智力资源，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2008年11月，在纽约召开的外国关系理事会上，IBM提出了“智慧的地球”这一理念，进而引发了智慧城市（SmartCity）建设热潮。美国、新加坡、韩国等相继建立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概念的提出引起了中国极大的兴趣，并被正式列入中国城市发展规划。所谓“智慧城市”是这样一种城市，它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城镇化，一个硬件实力与软实力相配套的城镇化。智慧城市并不遥远，它始终和普通人的生活保持互动。不仅如此，智慧城市的发展与动植物、空气土壤、文化的发展也存在互动关系。
4结语
(一)文化阵地名存实亡
乡镇文化站不仅是农村文化建设的依托和前沿，而且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活跃农村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和纽带，在继承文化成果、教育娱乐群众、促进乡镇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近年来，乡镇文化站的发展却明显滞后，远远不能满足新时期广大农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一是经费投入不足，作用难发挥。各乡镇对文化站的财力投入微乎其微，中央关于“各级政府对文化投入不低于财政支出1%”的规定难以落实，造成农村文化事业严重“贫血”;二是活动场所被挤占，活动难开展。大部分乡镇文化站没有独立办公场所，与其他站所联合办公，活动室、阅览室、图书室等基本成了仓库或其他办公室。三是基础设施简陋陈旧，阵地难巩固。由于活动经费投入不足，致使文化设施长期得不到维护和更新，没有文艺演出队伍，没有开展活动必须的器材，文化站基本成为“空壳”，名存实亡。
(二)文化队伍管理松散
文化队伍是农村文化活动的主体，一是管理人员短缺。许多乡镇文化站没有专职工作人员，文化站工作人员常常兼职乡党委或政府的其他职务，或者文化站工作人员非体制内人员，没有编制，其工作积极性势必不高，责任心不强。由于不是专门人才，一般很少举办文体活动，即使举办活动其形式往往单一枯燥，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不能形成制度化。二是农村文艺人才不多，力量薄弱。由于经济、教育、生活习惯等多方面的限制，农村有文艺特长的人才较少，专业文娱队伍更是匮乏。乡里村里组织的文体活动多数属于自娱自乐性质，其艺术性、观赏性不高，难以形成规模和影响力。
(三)文化活动少之又少
近年来，尽管每年各级政府都会组织“送戏下乡”、“送科技下乡”、“送法律下乡”等活动，但活动的场次有限，难以满足群众对文化的需求。同时，封建迷信、黄赌毒等不健康活动和陈规陋习在一些村镇仍然存在。早在2012年，我国就将“加快城镇化建设”列入了2013年经济工作六大任务之一，特别是在党的十之后，明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概念，未来的城镇化更将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载体。而单纯从经济建设的层面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群众生活条件就真的会把农民变成市民了吗?他们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方式、相对落后的生活习惯、单调枯燥的精神文化生活和相对较低的道德标准会适应新形势下的文明标尺，与城市大环境水融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只有农民的精神文化素质融入都市，生活习惯乃至行为准则真正进入文明行列，才会从根本上实现农村城镇化。这就不仅需要建设现代化的生活社区，更需要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对农民实施积极的精神层面的引导和带动，从而提升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拉近农民与城镇的距离。
二、双城市农村文化建设的实践
2012年，双城市新兴镇着手撤村并屯，陆续建设农民新居。其中，新兴镇新民村建设的五龙源社区以群众文化活动中心为传播平台，在转变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等方面做了一系列有益尝试，率先创建了一个综合管理模式———“五龙源模式”，为新型农村集中居住区的文化传播打造了一个样板。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开启了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新生活、新家园、新风尚”的“三新”进程。
(一)宣讲思想道德文化
住进五龙源社区的居民大多都是新民村当地村民，搬进楼房以后，很多旧有的生活习惯例如随地吐痰、乱扔垃圾、践踏草坪、随意摘花、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电梯内吸烟等不文明行为与崭新的居住环境格格不入。文化具有约束和规范行为和调控特定秩序的功能，行为上的文明也直接推动思想观念上的进步。为了帮助村民推进自身文明素质的提高和文明习惯的养成，五龙源社区参照《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社区内开设道德文化大讲堂，加强农民对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理解与认知，广泛开展尊老爱幼、尊师重道、百善孝为先等道德文化教育。同时，社区还重点传播一些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提升农民的法律意识，培养民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降低违法犯罪率，传递社会正能量。宣讲活动形式丰富多彩，除了办板报、开座谈会、听报告会、观看教育专题片之外，社区内的农民还自编自演了以宣讲道德传统为内容的文艺演出，组织开展了义务劳动、十佳优美小区评比、身边好人好事评比、五好家庭评比等活动，吸引了众多居民参与，效果显著。与此同时，社区还举办了生日祝福活动，当小区住户家中有60岁以上的老人过生日时，小区院内的LED屏幕上会出现祝福标语，并播放生日歌，这些活动受到了居民的热烈欢迎，不仅增进了邻里之间情谊，而且也为居民营造了安定和谐的社区文化氛围。
(二)传承民间传统文化
五龙源社区立足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每逢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都会举办各类传统民俗文化活动，如元宵灯展、中秋赛诗、端午画展等。为了提升文化品位，增强文化传播力度，每逢春节，社区还专门邀请省内书画名家送文化进社区，现场书写对联儿、字画，一幅幅精彩的书法作品，一句句吉祥如意的祝福，让老百姓欢喜不已。社区居民们都说:“这样的春联不但年味足，也更有文化气儿。”除此之外，社区还专门建造了群众文化活动中心，将社区内外的戏曲文艺爱好者汇聚一堂，免费提供场地、乐器等设施，大家在这里吹拉弹唱，才艺比拼，很多古老的民间艺术如三弦、大鼓书等都在这里得到展示和传承。如今，社区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丰富了，精神面貌改善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告别了过去打麻将、看小牌的陈规陋习，选择唱歌跳舞、读书阅报、写字下棋等健康而又有意义的休闲方式。他们也带动了周围村子的村民，大家纷纷主动加入到“人文社区”的文化活动行列当中，农村文化活动的作用日益凸显。
(三)推广优秀先进文化
当下，许多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将土地流转给大型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经营管理，也有进城务工的年轻人回到家乡，进入合作社打工，这种“离土不离家”的务工方式得到很多农民拥护。为了提升这一群体的专业水平，增强他们的技术能力，社区每个月都会专门从县、市聘请科学技术人员，开设科技大讲坛，传播最新、最权威、最贴近群众生活的相关政策和农业科技知识。社区还利用网络开展远程教育，其教学重点培训对象是家庭剩余劳动力。通过远程培训，他们开阔了眼界，激发了创业的积极性，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能。与此同时，社区还针对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开设文明讲堂，这不仅有效地抵制了封建迷信之风，而且培养了广大农民爱动脑、勤思考、大讨论的良好习惯，在转变家庭教育方式上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创办多彩文化生活
在建设“农村文化社区”理念的引导和带领下，村民们的思想意识更新了，生活习惯改善了，文化生活更丰富多彩了。为了帮助更多从农村走出来的单身群体拓宽沟通渠道，五龙源社区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相亲文化节”，吸引了五里八村的乡村青年积极参与。一时间，公安、医疗、空军部队、教育、金融等多个系统青年以及自由创业者加入到相亲活动中，上万人报名，场面热闹非凡。此外，社区还探索了很多特殊节日，比如“社区电影节”、“社区艺术节”、“社区环保日”等等，住在社区里的农民整天忙个不停，尽情享受多姿多彩的新生活。
三、双城市农村文化建设的成效
五龙源社区打造的农村新型文化传播模式，有效解决了“农民身体进城了，精神没进城”的农村文化建设难问题，更为全面推进农村文化建设、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提供了可行性参考。分析推广“农村文化社区”的时代意义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营造氛围，激发了农民活力
传播是一种社会行为，是信息的沟通与交流，更是人与人之间的双向互动过程。在大多数农村乡镇文化阵地萎缩、文体活动贫乏、文化传播受阻的状态下，“农村文化社区”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传播者与受传者双方的互动，充分激发出农民的热情活力和参与积极性，使他们自发地融入其中，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主体，变“文化输血”为“文化造血”，最大限度地挖掘农民潜力，培养其主人翁意识。这种传播方式从扩大传播效果上说更具有优势。
(二)拓展传承，培养了文化能人
很多传承剪纸、书画、编织技艺的民间手艺人、东北二人转、皮影戏或其他民间曲艺爱好者和传承者，在农村地区都十分活跃，这些民间文化传播者更是农村传统民族文化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主体，他们的手艺、技艺更需要传承和保护。“农村文化社区”大力弘扬民间传统文化，注重培养文化能人。这些民间文化的传播者在这里得到尊重，在他们的引导和带领下，村民自发地投身于民间传统文化的学习中，创作出更多反映农村新面貌、贴近群众新生活、适合大众新口味的文艺作品。“农村文化社区”还通过组织民间传统文化大课堂活动，拓展民间传统文化，培养了年轻的文艺骨干，打造了一支传承有序、资源丰富的队伍。
(三)科教兴民，繁荣了地方经济
新时期，先进文化更是一种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活跃文艺生产力。“生产发展、生活宽裕”要靠农民掌握科技、改变生产方式来完成。只有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才能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农村文化社区”的成功运行，开启了农民知公德、懂法律，爱传统、重先进，懂文化、信科学的生活新篇章，充分保障了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农民向城市过渡并与之相融合的各项基本权益，把农村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形成持续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力量源泉，这不仅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还打造了良性秩序和稳定环境，凝聚了重要力量。
(四)共建文明，加速了城镇化进程
(一)新型城镇化
党的十提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其在人口集聚、非农产业扩大、城镇空间扩张和城镇观念意识转化四个方面与“传统的”城镇化概念并无显著差异，但在实现这种过程的内涵、目标、内容与方式上却有所区别。“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重点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同时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因此，“新型城镇化”的“新”，涵盖了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等内容，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过程，实现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的协调发展，实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推行“新型城镇化”，一是顺应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加快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二是推动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三是解决高速城镇化带来的弊端，最大限度地将改革开放成果惠及广大人民;四是建设包容性、和谐式城镇，实现中国城乡的可持续发展。
(二)城市生态安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分业的扩大，人类逐步创建了城市并建立起现代城市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在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交通、能源、建筑、信息等方面的需求迅速扩张的同时，城市对大气环境、水环境影响凸显，城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日益严峻的风险，人类在享受现代城市为自己带来幸福生活的同时，也伴生出越来越多的生态安全问题，日趋严重的城市生态安全已经极大地妨碍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态安全，是指城市环境和生态条件(如食物、居室、大气、水环境、交通及生物环境)对市民的身心健康、生命支持系统的繁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威胁程度和风险大小。典型的环境问题为城市的“五色效应”，即红色的热岛效应、绿色的水华效应、灰色的雾霾效应、黄色的沙尘效应、白色的秃斑效应。此外，大多数城市的“生命线”缺乏自我保障能力，遇到自然灾害，抗灾、减灾能力差的公共设施往往无能为力。更有人口疏导布局缺失、产业布局不当造成交通拥堵引发额外化石能源消耗，停车困难出现的“人与车争地”现象，由此而来的焦虑进一步造成公众的身心伤害。城市生态安全受到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在社会发展发面也表现突出。如盲目的城市人口扩展使城市中的中低产阶级迅速壮大，中低端的医疗教育服务建设难以跟上。城镇人口存在生态健康危机，包括环境病加剧、适应能力降低、心态脆弱与心理亚健康。城市生态风险和生态危机加剧，城市生态安全维护的形势极其严峻。为改善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城市，提高城市生态质量，维护城市生态安全刻不容缓。
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必要性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十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应该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以明显改善人居环境为核心目标;以构建国土生态安全格局为主要途径，并强调生态保护应该“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和“顺应自然”。因此，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传统的城市用地布局规划对生态安全极为不利
我国传统的城市用地布局规划方法主要是:在“预测城市人口规模并根据人均用地指标确定用地规模”的基础上，编制土地利用规划以及空间功能布局。经过多年的城市化发展，实践证明，这种传统的规划方法不能有效地解决城市生态问题，而且逐渐暴露出了诸多弊端。
(1)传统规划用明确的规划界限人为地划分出城市、各个功能区块的用地界线，对生态绿地景观系统的整体性与有机联系性考虑欠缺，造成了区域、城市及单元地块间的联系不足。
(2)城市是复杂的人工生态系统，确定城市用地规模和功能布局的自变量(如人口等)通常较难预测，从而导致规划的滞后和被动，或因“超前”规划而造成大量土地闲置。不管是“滞后”还是“超前”，这都会造成城市扩张的无序和土地资源的闲置浪费等问题。
(3)绿地系统、环境保护等规划在我国传统的城市规划中仅仅是后续的“点缀”，传统规划的本质其实是城市建设用地配置。这样的规划方法与理念下，自然环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也忽略了它的区域特性、功能连通性、空间易达性等生态功能。
(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是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目前，我国大多数的城镇建设在经济发展的利益驱动下不断向无序扩张。各种形式蔓延的土地开发和建设，不考虑环境与道路体系，不仅带来了许多城市问题，还造成了城市以及周边生态环境严重受损，生物多样性面临危机。城市的生态安全格局正由于城市的无序发展而遭到严重破坏。如今，人们逐渐意识生态环境对于社会、经济以及人类自身的重要意义，“变粗放为集约式经济、变掠夺为调控式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成为现今乃至未来指导城市发展的重要原则之一。过去“以经济优先原则的城镇建设”和“以交通优先原则的城镇建设”两种规划模式存在的共同问题是“缺乏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尊重，忽视了人居环境的建设”。未来城镇的发展，决策者和规划师必须注重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制定正确的、生态化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发挥人为因素在城市人工复合生态系统中的正面效应，加强城市生态安全的建设，以减少“切碎斑块、异化廊道、蚕食基质”等破坏原有生态格局的开发行为，加强城市各层次、各系统和各要素之间的建设和联系，改变以往城市的无序蔓延，这才是今后城镇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成都市天府新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思考
(一)天府新区概述
建设天府新区是实施《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落实成渝经济区发展国家战略的关键内容之一，按照“再造一个产业成都”的目标，新区建设确定了“以现代制造业为主、高端服务业集聚、宜业宜商宜居的国际化现代新城区”的总体定位。新区位于成都市主城区东南，规划范围1578平方公里，其中建设用地面积650平方公里，规划人口600万～650万人，届时成都市主城区总人口将超过1100万人。
(二)天府新区生态基础与城市格局
成都平原地处我国青藏高原———中部丘陵区的大生态过渡带，而天府新区处于山地———成都平原的生态过渡区，具有典型的生态过渡带环境，生态要素丰富多样，相互融合。成都天府新区范围内拥有森林、湖泊、河流、平原农耕等多种生态系统，生态资源丰富，囊括了龙泉山、牧马山、彭祖山、龙泉湖、锦江、鹿溪河等多种生态要素，各要素交错联通，山水相融。《四川省成都天府新区总体规划(2010～2030)》确定的城市空间拓展方式为“中心集聚，走廊拓展”。城市空间格局以成都“一核、两区、双中心”的整体结构为前提，按照组合型城市理念，构建“一带两翼、一城六区”的新区空间结构。这样的空间结构体现了以资源约束和生态保护为前提，防止城市粘连发展的组团式布局理念。
(三)城市生态安全构建模式和实现
1．带———楔式格局。
《成都市生态系统控制规划(2011～2030)》确定的市域生态系统格局为“两带五楔、双环多廊、九园十湖”，其中涉及天府新区的重要要素有龙泉山生态屏障带和三圣乡———龙泉山绿楔。《四川省成都天府新区总体规划(2010～2030)》提出建设“一区两楔八带”的生态绿地系统，其中一区指龙泉山生态服务区，两楔指三圣乡———龙泉山绿楔与彭祖山绿楔。上述两个规划把握了天府新区内的核心生态要素和资源，将龙泉山生态屏障、三圣乡———龙泉山绿楔与彭祖山绿楔等大型生态空间确定下来，但是缺乏对绿隔地区与城市之间关系的考虑，带和楔之间缺乏联系和协调。
2．掌———指式格局。
1947年哥本哈根提出了手指形态规划，城市新区开发沿着几条狭窄的放射状走廊，走廊间被森林、农田和开发绿地组成的绿楔所分隔。这种间隔式的布局，使城市的人工生态系统与乡村的自然生态系统交错而临，蜿蜒曲折的空间肌理与自然开敞的生态环境协调共存。通过对成都天府新区生态本底和核心资源的梳理，可以发现存在两只“手掌”，龙泉山现状自然资源丰富、植被茂密，具有突出的空气净化和气候调节作用，可以作为绿色生态源。龙泉山近年来存在生态环境的逆向发展趋势，长期的人为活动导致自然原始森林植被被破坏，代之而起的是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栽培的乔木林、果树林和竹林，因此更应该进行生态修复和生态保护，发挥其生态涵养区的功能。彭祖山具有稀有的原生态之美，彭祖山风景区是国内独有、世界唯一以长寿养生为特色的文化旅游风景名胜区，有“成都南后长寿宫”之称，是天府新区周边重要的生态资源，是天府新区的绿色生态“后花园”。分别以龙泉山和彭祖山作为生态源，可以构建生态廊道手指状深入城市组团，形成掌———指式生态格局。成都市生态系统控制规划将龙泉山生态源和彭祖山生态源组织多条生态绿楔和生态廊道，并在生态源之间以及廊道之间构建有机的联系，将生态环境引入了城市组团，构建一个有机、稳定的生态系统网络，形成“双屏藏源，多廊融城”宏观生态格局。
四、结论与建议
(一)基本结论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中的生态系统，不是一个单纯的量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质的问题。为构建高品质的生态安全格局，在“新型城镇化”和宏观城市空间结构下，成都天府新区的生态建设主要包含两大举措:一是对大型的自然植被斑块、水面等发挥物种生存和水源涵养功能的区域进行保护和建设，促进区域生态系统稳定发展;二是通过生态绿楔、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的建设，以水平方向的链接强化城镇发展空间与生态源的有机联系，拓展生态源的服务功能，缓解经济开发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和破坏，增加城镇发展空间内部的景观异质性。基于此，生态建设主要考虑从水系和林地两个方面加以推进，生态保护则通过划定生态控制线和控制生态绿隔地区内的建设用地来实现。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引导下，成都天府新区未来城镇发展将应注重生态规划的运用，考虑将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引入传统土地利用规划中，共同促进新型城镇生态基础设施用地和城市发展用地布局的合理性和生态性。在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城市发展框架基础上，从功能布局、产业、交通等多个方面着手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城镇建设和转型将脱离原本功能单一、服务滞后的发展模式，着力构建“产业集聚化、功能多元化、环境生态化、区域协调化”的新型城镇。
(二)对策建议
1．建设城市生态安全下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经济结构实现战略性调整是成都天府新区城市建设的重点。国际经验表明，保护环境不会必然减缓经济发展，而快速的经济发展并非一定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最有效的节能减排是结构性节能减排，即对城市的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调整，把城市生态安全要求贯穿到生产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对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对传统产业中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艺进行淘汰、鼓励企业采用更为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手段，把传统产业对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由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推进天府新区区域经济增长与高能耗、高污染“脱钩”发展。
2．倡导城市生态安全下的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
生态安全下的城市既包括了城市的生产方式的转变，也包括了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必须把生态安全要求贯穿到城市生活、消费的各个环节。消费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性活动，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是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消费需求决定社会生产，消费模式的变化将引导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一方面“居民消费结构优化，衣食住行用水平不断提高，享有的公共服务明显增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另一方面盲目消费、挥霍浪费却让我国城市消费观念、生活方式偏离了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导致经济发展与能源资源供应矛盾尖锐，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城市人居的生活质量下降。因此，唤起市民的生态安全意识，转变城市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代之以节约能源、适度消费、降低污染的观念。促进城市居民从自己做起，从生活细节做起，推广“低碳生活方式”，使“理性消费、绿色消费、低碳消费”由概念变为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
3．树立生态文明的新观念，追求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成都天府新区建设应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观念，由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转变为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再上升为“绿水青山”也可以转化为“金山银山”。用生态经济化推动成都天府新区城市建设，不仅包括了生态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提高城市的软实力，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城市的市场竞争力，还包括了生态建设、生态产品的供给为新兴产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4．强化和改善政府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职能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rrow认为支撑环境对区域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推进新型城镇化，同样存在一个支撑环境问题。新型城镇化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保障，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强调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真正转变，最终达到“人的无差别发展”。基于西部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认为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支撑环境主要体现为制度、经济、人才、社会支撑环境，四者通过互动共同作用于新型城镇化。制度支撑环境和经济支撑环境形成具有产业支撑、财力支撑的城市群，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就业救助等实现人的城镇化，通过构建服务型政府、完善社会保障为新型城镇化提供社会服务保障。西部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应关注区域发展的可持续、社会发展的和谐、城市的竞争力等问题，加快支撑环境的建设。
二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支撑环境建设策略
1完善城镇化规划体系
调整城市结构，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制度支撑和空间保障根据新型城镇化的本质要求和城镇化发展实际，西部地区应完善城镇化规划体系，调整城市结构，以城市群为主态，走大中小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的路径，实现“点—线—面”结合。
1.1在强化以成都、重庆和西安为中心的西三角经济区枢纽基础上，推进泛西三角经济区建设打破重庆、成都、西安的行政区划编制，建立西三角经济区，以其为枢纽，形成更加完善的城市群网络。同时，加快以南宁为中心的北部湾经济区、以呼和浩特为中心的呼—包—鄂经济区、以昌吉和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天山北坡城市群为基础的泛西三角经济区建设步伐，将其变成西部地区城市网络的二级枢纽中心。
1.2依托交通线，发展轨道式和发散式城市群依托兰新线，东西走向的河西走廊式发展；依托包兰线，以兰州、白银、乌海为中心的兰乌走廊式发展。在交通线的基础上，以城市为中心发展发散式城市群，依托贵昆线、成昆线、南昆线，以昆明、贵阳、南宁为中心的西南部城市群，依托兰新线、北疆线、南疆线以吉昌为中心的天山北坡的发散式城市群，依托兰青线，以兰州、白银、西宁为中心的兰白西的发散式城市群。
1.3走不均衡发展道路，建设生态型小城镇费孝通认为，小城镇是一种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等因素看，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农村保持着不可缺少的联系。西部地区缺少与大城市相匹配的有特色的小城市，大城市难以充分发挥扩散效应，形不成对其腹地尤其是农村的强有力经济辐射。因此，西部地区要把小城镇建设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环节，依据地域特色、文化特色、民族特色等，走不均衡发展道路，建设生态型小城镇。生态型小城镇强调发展的地方化、生态化和多元化，在城镇化中起到承上启下，服务农村的功能。建设中，以信息和空间的通达性为基础，以绿色农业为导向，建立城乡之间的经济连接网络、社区间的社会连接网络。
1.4引导人口有序流动，形成合理的城市结构西部地区应根据城镇化路径，规划人口布局，通过优惠政策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吸引人口向相应的城市、小镇流动。加快宁夏、、青海、新疆这些一枝独秀省区的特大城市、大城市建设步伐，填补这些省区大城市空缺。在、青海依托青藏线及延伸线，扩大格尔木、那曲、日喀则、林芝等城市的规模，依托那曲物流中心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在新疆，依托兰新线，发展吐鲁番、阿克苏、哈密等城市；在宁夏，进一步发展旅游资源丰富的中卫、吴忠等城市。
2加快区域价值创造和转移活动，为新型城镇化提供经济支撑
2.1发挥比较优势，优化产业结构，形成新型城镇化的产业支撑一是，基于西部地区丰富和独特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发展生态旅游、民族旅游等特色产业，以产业带动城镇、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加速城镇化发展；二是，针对西部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发展特色优势农业，将绿色农业作为主导模式，进一步推进设施农业、观光农业、循环农业发展；三是，推进以金融、物流、咨询等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优化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四是，依据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规划，发挥其资源丰富、要素成本低等优势，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推动产业升级，使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匹配。
2.2加大区域营销力度，形成新型城镇化的区域价值支撑区域营销需综合考虑区域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因素。西部地区一方面应依托黄河流域文化、长江流域文化、民族风情文化有针对性地对区域进行科学定位，树立良好的区域形象，突出区域的比较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如云南映象、甘肃的丝路花雨等；另一方面，依托丝绸之路，挖掘新丝绸之路交通大通道、绿色能源大通道、物流大通道的潜能，扩大对外开放度，从外部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实现区域资源与能力的互补。
3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人才支撑
我国资源丰裕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普遍要慢于资源贫瘠的地区，存在着“资源诅咒”效应[9]。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要跳出强资源、弱发展的怪圈，打破“资源诅咒”效应，就必须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引进和培育人才。
3.1以资源和能力互补为导向，加强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使用、培养和激励高层次人才是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主导因素，是提升地区发展核心竞争力的引擎。一是，进一步优化针对西部地区的博士服务团、西部之光、、计划、援疆计划、援青计划的管理体制，拓展源头，强化激励；二是，依据区域产业结构、人才需求，在引进人才时，注重创新型人才、技术型实用人才，优化引进人才的住房、科研、落户等政策环境。使用高层次人才时，应实现人尽其职，职尽其能，使人才自身成长、价值实现和城市发展实现良性互动；三是，完善以知识资本化为核心的激励机制，积极推进技术、管理入股，建立人才柔性流动机制，让城市尤其是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成为高层次人才集聚、培训和交流中心。
3.2以就业力为导向，加大农民工的培训救助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实现由地域转移的粗放式城镇化向身份转移、职业转移的内涵式城镇化的转变，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农民工就业力的提升。国家统计局的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仅占32.7%，西部地区56.4%农民工局限在建筑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就业。我们必须以就业力为导向，构建农民工就业力模型，实施分类、分层培训，提升农民工的就业力。对于文化程度比较低、成就动机低的培训对象，重点对其进行免费的生存能力培训，可以在各街道办事处、社区、乡镇设立就业服务中心，免费开展培训和就业咨询服务；对于文化程度比较高、成就动机强的农民工，可以对其进行发展能力的培训。
3.3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社会+企业”多元化筹资模式，加大教育、科技、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美国西部大开发成功的经验之一是政府主导的科技、教育、人才西部特惠政策，催生了斯坦福大学、硅谷等世界知名大学、顶尖创新创业基地。我国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存在总量偏少、分布不合理、流失严重等问题，制约着城镇化的发展。一是，发展多元化教育模式，形成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参与教育投资的格局。在保证义务教育的基础上，使高中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民族地区的民族教育等并进发展。加强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改变人才培养模式，并鼓励高校、企业、社会组织加大继续教育和培训力度；二是，通过税收、金融政策倾斜和引导，鼓励各类组织、个人投入研发，尤其是西部地区急需的节能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环保技术；三是，加大医疗卫生等健康投资，发展社区医疗服务机构。
4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和管理效率，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服务支撑
4.1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提升管理效率积极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依据城镇化规划建立西三角、泛西三角大经济区指挥和协调中心，建立功能齐全的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加强对西部地区综合信息的动态跟踪、联通共享，增强政府的回应性，提升管理效率。同时，建立“国家+社会+个人”的资金筹集渠道，加大财政倾斜力度，以道路面积和长度、绿地面积、公共交通、水、气、暖、电、交通、通信、教育等承载力为目标，全面推进硬件设施和软件环境建设，不断提高公共服务能力，改善城乡人民生产生活环境。
据统计，2013年南昌市城镇化率达到69.83%，较2012年增长了1.05个百分点，在省内排位第一。虽然南昌市城镇化水平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放眼全国省会城市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中国经济周刊》与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联合推出的《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中,2012年南昌在全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城镇化质量排名位于第127名。从这里不难看出，与全国发达地区甚至中部其他兄弟省会城市相比，南昌的城镇化水平仍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依然处于加速追赶阶段。通过认真调研，在我市城镇化过程中，笔者认为主要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城市规模较小，布局较为落后。在中部省会城市中，南昌市面积最小（武汉市面积8467.11平方公里，长沙市面积11815.96平方公里，合肥市面积11408.48平方公里，郑州市面积7446.2平方公里，南昌市7402.36平方公里），而且无论是人口总量，还是经济规模，南昌与武汉、长沙、郑州都差得很远。与中部省会城市相比，南昌的城镇发育程度较低，集聚程度较弱，成为城市群建设的最大制约。[2]南昌市城镇化布局较乱。由于历史原因，南昌市在整体行政区划上存在很大的不利因素，如南昌市周边的新建县、南昌县，这两个县与南昌市仅一步之遥，但由于种种原因造成了目前的区域规划，这对南昌市整体发展新型城镇化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因素。除此之外，南昌市老城区整体布局较为混乱，生产与生活区、道路与商贸区混杂，街道狭窄，断头路多。这些历史形成的布局，一时难以改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二）产业支撑能力弱，辐射带动作用不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产业支撑，一个没有产业支撑的城市，不仅发挥不了城镇的应有作用，而且会拖整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后腿。当前南昌在全国有较高知名度的大产业和企业较少，缺乏有区域影响力和全国影响力的大的支柱产业与龙头企业。产业层次不够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够强，三大产业协同发展能力较弱，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当前，周边省会城市对我省一些设区市的影响力和辐射作用大于南昌，形成了部分设区市对南昌的向心力较弱的局面，如上饶“掉头向东”，接受浙江的辐射；萍乡西向发展，与长珠潭联系紧密；赣州转向南下，与广东紧密配套。南昌经济规模偏小，发展相对落后的格局，不仅难以承担辐射周边设区市的重任，也难以吸附本市的小城镇，降低了城镇化质量，延缓了城镇化进程。
（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由于南昌市级财政资金不足，更多的财政资金需要投入到民生项目中，可用于城市建设的资金就更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历年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导致城市综合承载力越来越大，城市承载功能逼近超负荷运转。近几年，我市通过拓宽融资渠道，创新融资模式等方式建设了一批以前想建而无法建设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改善了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但还有很大的差距，还不能满足南昌市作为特大型城市的承载功能要求。绝大多数县域没有足够的财力投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部分县域的城镇基础设施是通过土地出让换取资金进行建设。在目前不少示范镇建设筹措资金主要采取“以地生财”、“集资建镇”和“借资建镇”三种办法。“以地生财”这种办法在当前土地宏观调控、以人为本的大环境下将越来越行不通。“集资建镇”也是小城镇筹集资金的主要做法之一，问题是这种“集资建镇”实际上有不少是变相的乱收费、乱摊派，比如向落户小城镇的农户收取基础设施配套费，向建筑施工单位收取建筑配套费等。企业主、老百姓，乃至地方干部对此颇有意见。第三种办法是“借资建镇(包括施工单位垫资开发)”，这种办法可能一时能解决暂时的困难，但发生的债务在偿还和化解方面缺乏手段。
（四）县区综合实力不强，城镇化地方特色不足。我市的县、镇综合实力不够强，跻身中国百强县只有1个（2013年全国百强县排名，我市仅有南昌县位列67名）、中国综合实力500强乡镇只有2个，并且排名靠后，提升县域经济水平、打牢城镇化基础的任务十分艰巨。[3]除此之外，我市的城镇地方特色不强，很多城镇出现“千城一面”的现象。在发展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各地出现了产业结构趋同、建筑风格模仿，缺乏各自特色，造成盲目攀比、建设无序和资源浪费严重等现象，不能很好地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优势、产业结构、人口分布、文化特色、地理位置等有机结合。
（五）资源制约。在发展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资源短缺与利用效率低下成为影响当前我市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方面，由于现代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各类资源日益稀缺，成为影响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另一方面，由于各种条件所限，在很多地方发展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各类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使用不当或技术水平落后，造成资源利用效率不高、随意浪费的问题十分普遍，导致自然资源的严重损耗，从而进一步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
（六）环境制约。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城市的城镇化建设大都建立在工业快速发展基础上。由于工业污染和乘用车大量增加带来的生活污染加重，加之治理污染投资相对不足、城市配套设施建设滞后．导致了污染日趋严重．城市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现代工业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环境污染问题，如城市空气污染、水污染、“白色”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噪音污染等不断加剧；城市建筑密度不断增加，绿地减少，城市“温室效应”时有发生。生态环境未能受到有效保护，使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受到损害，生活质量下降，人力资本的可持续发展也受到影响。
二、南昌市发展新型城镇化的路径探析
通过分析我市发展新型城镇化的优势及不利因素，借鉴其他城市的经验，笔者认为在发展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我市应紧紧围绕“打造核心增长极”主题，坚持新型工业化、现代服务业、新型城镇化“三个并重”，做到主城区发展与组团开发、新城建设与旧城改造、中心城市繁荣与中小城镇发展“三个并举”，激发银行融资、招商引资、政府及全社会投资“三个并行”，大力实施新型城镇化基础战略，朝着建设现代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和现代文明花园英雄城市目标，按照“做优规划、做大规模、做强功能、做细管理、做美环境”的城市建设思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稳妥推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强调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由此可见，未来我国将更加注重城镇化发展的质量，注重优化城市的空间布局，走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南昌作为省会城市，也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市群核心城市，总体定位是建设现代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和现代文明花园英雄城市。[4]我市应紧紧围绕“双核三圈五组团”城市空间布局，聚焦红谷滩中央商务区建设，形成发展极核；依托八一广场和洪城大市场，打造江西最具代表性的广域商业中心。重点推进城东、城南、蛟桥、瑶湖、红角洲、朝阳6个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同时，围绕轨道站点区域、南昌市国际体育中心区域、江西省奥林匹克中心区域、凤凰洲地区、朝阳新城、艾溪湖东岸等地区不同的发展导向和功能要求，发展配套酒店、商场、商务办公等商业服务设施建设，提升城区的公共设施服务水平。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化规划水平和发展质量，遵循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结合我市发展所处的阶段，注重城市规划与区域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重大基础设施规划的有机衔接，以城市为核心统筹规划，实施规划全覆盖，形成以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近期建设规划、重大专项规划为重要内容的综合规划体系。坚持先规划后建设、先储备后开发的原则，以提升城市设计和建筑的水平。根据规划范围的产业基础、经济结构、交通条件、资源禀赋、民风民俗和城镇布局，超前思维，制定出能发挥地方优势和城市特色的发展体系，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持久动力。
（二）以产兴城，以城促产。城镇化不只是建镇造城，更重要的在于和产业的培育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产城一体化”是对产业与城市在空间、用地和功能上的布局进行统筹安排，从而形成共生共融、良性互动的发展局面。[5]南昌作为内陆城市，面对产业转移机遇将掀起一轮以产业发展为驱动的城市建设热潮。各县城和小城镇作为城镇化的基本单位，更要紧跟形势，早日实现城区基础设施与产业园区共建共享和“以产兴城，以城促产”的良性循环，把城镇提升为“产业发展服务区”。以工业的崛起加速推进城镇化。积极推进工业化进程，必须重视产业结构调整。要加强资源型产品产业的深度发展，延长产业链，提高产业发展的技术含量；要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可进一步增强高科技含量与高附加值的产品的生产，提高整个工业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非农化转移问题。推进工业化，必须实行城市工业布局的再构造。城镇化过程同时也是工业布局合理展开、产业集聚的过程。继续抓好园区建设，通过工业园区实现产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和区域结构的升级，形成城区以第三产业为主，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以第二产业为主，拓展城市发展的空间。通过新型工业化的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推进产业集聚，以航空高科技和生物工程制药业为依托，推进乐化组团产业发展；以大飞机、LED项目、光伏项目为依托，推进瑶湖组团产业发展；以汽车及零部件制造项目为依托，推进莲塘组团产业发展；以现代服务业为依托，推进九龙湖组团产业发展；以休闲旅游产业为依托，推进湾里组团产业发展。使各组团成为南昌都市圈极具功能特色的重要节点，初步形成半小时经济圈。同时，注重县级工业园区培育，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园区，如高新区形成了以电子信息及应用软件、精密机械制造及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医药、新材料四大特色支柱产业，经开区初步形成了以家电、汽车、电子信息、新型材料及生物医药化工为龙头的五大支柱产业，小蓝开发区则形成了以汽车、食品和家用电器等为龙头的支柱产业，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三）拓宽投融资渠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我市的城镇化建设基本上是政府规划，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对城镇建设基础性投资的潜在投资收益研究不足，不能有效吸引非政府资金的投入，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投融资机制，无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于推进城镇化和小城镇建设的基础性作用，以致城镇化建设筹资困难，无法形成“投入—产出—再投入”的良性循环。针对当前城镇化建设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政府要牵头进一步深化改革，逐步建立起由政府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和社会各方面参与的多元化、多渠道的投资体制，用“市场”之手建设城镇。把经营意识贯穿于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发展的全过程。结合实际积极运用市场手段包装、拍卖、经营和盘活城市资源。一方面财政计划要安排定量资金投入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要发挥商业银行贷款和融资功能，拓宽建设资金来源。创新举措，建立城建投资公司、合作基金等投融资主体，构建主体多元的投融资网络。向改革要资金，靠市场找出路，打破单一依赖财政投资的旧格局，建立和完善多元化、多渠道的投融资新体制，解决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融资难的一系列问题。
（四）积极扶持壮大县城经济，着力建设重点特色小城镇。县域经济的发展，为加快农村城镇化提供重要支撑。县域经济快速发展能够有效吸纳周围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第二或第三产业转移，由农村向城镇、工业园区转移，大大推进了城镇化进程。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助于为城镇建设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撑，有助于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同时也有助于推动企业家、管理者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6]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注重挖掘和利用好各地发展优势、以资源为依托，找准发展方向，明确城镇定位，展现特色风貌。避免城镇化趋同划一，努力形成内涵丰富、各具特色的小城镇体系。进一步挖掘小城镇发展潜力，集中打造一批文化、休闲、观光、旅游特色小镇。依托南昌县幽兰镇佛教旅游，新建县西山镇道教及庙会、大塘坪乡府第文化，进贤县文港镇华夏笔都工贸、李渡镇古酒窖址，安义县石鼻镇古民居建筑文化等历史文化特色，进一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打响历史文化品牌，打造成为传承南昌历史文脉、体现南昌风土人情的历史文化名镇。依托新建县溪霞镇生态休闲农业、南矶乡鄱湖湿地候鸟观光，进贤县三里乡（军山湖）品蟹休闲，安义县长埠镇休闲度假，湾里区梅岭镇休闲旅游、太平镇旅游商贸街，高新区麻丘镇滨湖欧式风情等独特的“资源、环境、地域”优势，突出体现原始森林、都市风情、田园风光、自然生态、珍稀野生动物和优质水产品等特点，打造成为南昌市民和游客生态旅游、避暑休闲、候鸟观光、品蟹美食、度假养生的旅游休闲名镇。充分利用南昌县蒋巷镇都市现代生态农业、黄马乡花卉观光与蚕茶文化，安义县黄洲镇精品果蔬，湾里区罗亭镇花卉苗木等现代都市生态农业特色，发挥农业产业化、有机绿色农业等优势，着力打造成为代表我市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具有鲜明辐射带动作用的都市现代农业休闲观光名镇，通过县域经济发展，特色小镇打造，进一步提升我市新农村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
（五）加快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农村新型社区是新型城镇化实现的一种基本形态，同时也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捷径。江西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王文涛在全省镇村联动建设发展现场推进会指出:镇村联动建设的持续推进对于进一步提升南昌新农村建设水平、改善农村面貌、提升农民生活质量起到了强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推动了全市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将围绕六个中心环节和“十化”目标的工作部署，真抓实干、奋力拼搏，加快实施镇村联动建设，加速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为我市和谐秀美乡村建设作出更大贡献。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扎实推进农村新型社区建设。按照“八通八有二集中”标准（通自来水、公路、电、有线电视、宽带、邮政、有条件的争取通天然气、通水系，有标志性门楼、社区综合中心、学校〈幼儿园〉、标准化卫生院〈养老院〉、商业服务场所、文化科技活动中心、生态休闲广场〈停车场〉、体育健身场所，垃圾集中处理、污水无害化集中处理），设立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实行以奖代补，支持一批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村建设。
省十次党代会将“实施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明确为今后五年我省的整体发展战略，提出要“积极培育__城市群，集约发展小城镇，因地制宜发展一批特色鲜明的商贸镇、旅游镇和工业镇，高水平规划和建设城市新区、产业新城，坚持成片整体推进新村建设。”对我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和引领作用。目前，我区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比较低下，强力推进“两化”进程，既是省、市委提出的既定战略方针，也是在当前历史阶段和市情区情下的必然选择。本文结合个人工作实践，谈一些互动推进__新型城镇化的粗浅认识。
一、把握当前背景下“两化”互动的共性与个性
“两化”互动是共同历史选择。城镇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历史上看，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总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的唐、宋时期，欧洲的蒸汽革命时期，都是城市快速形成发展的的时期。经济越发展，资源聚集度越高，城邦的形成越具有一定可能。人类文明史几千年，人均经济总量持续增长的历史不过几百年。这几百年经济增长的最基本规律有两条，一是农村人口大量迁入城市，使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小;二是工商业迅速成长，使农业经济占全部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小。当前，我区的经济发展正处于高速城镇化要求的时期，基于经济规律、人文关怀和制度选择，政府将必然帮助和鼓励农民迅速融入城市，并解决他们赖以生存的问题，破解这个难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互动推进城镇化与工业化。
当前背景下统筹发展的个性之路。理论上讲，工业化与城市化都是作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区域的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城市化反过来又会促进工业化，但如果工业化单兵突进，就会出现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粗放型城市发展思路表征。
因此，在整个经济体系未完全成型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坐等工业化来带动城镇化，更不能坐等城镇化来推动工业化。要同时用好经济火车的牵引车头和推动车头，善于以内生动力加快两化进程，促进其同步演进。内视自身，在省内，__区没有一、二线城市所具有的良好工业基础为城市自然升级作保障，从近阶段的经济数据分析，工业经济呈现下行趋势，新型工业对城镇化的牵引能力严重不足，而由于政策推进等因素，新型城镇化在我区“两化”互动中领先于新型工业化，客观上更加大了对工业的反哺和助推作用。从现实选择来看，只有持续增强城市吐纳能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从而为加快承接沿海转移产业链、甚至发展特色工业和高端工业提供必然条件。
目前，正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最佳时机。从历史经验看，国际上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__-3000美元期间，就是快速拓展城镇化空间和提升城镇化品质的关键时期。20__年，全市、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处在2300-2400美元期间，未来五年，我区城镇空间拓展、品味提升、产业定位、文化特征都将处于快速发展定型的良好机遇期。
二、对统筹推进全区“两化”互动的理念思考
(一)树立棋盘理念,构建“两化”战略布局。
在推进“两化”的战略规划布局上，要牢牢树立全区“一盘棋”的思想，把握住省委、市委的工作要求和精神实质，把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作为当前推动全区工作的引领动力。不能盲目“摊大饼”式的求多求快，而应立足现有实际，打造具有区域示范性和区域代表性的城镇化综合体及重点的卫星式布局。
从现实区情讲，就是继续深入推进“两化”融合的四级规划体系，一是在城区内加快推进回风、陇桥、津桥湖三大片区和旧城改造步伐，空间内产业以资金密集型的中高端工业和服务业为主;二是在清江、曾口、恩阳等城市组团内推进重点镇建设，空间内产业布局以具有连片效应的示范农业中心园区、农产品深加工、物流业为主;三是逐步打造一批卫星城镇，其产业以承接辐射效应和具有地方特色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四是在具备较好条件的农村产业地带集中布局一批具有良好示范效应的中心村、聚居点建设，空间内以为大工业提供原料等配套服务和小型特色农业为主。
同时，应统筹规划现有资源，从生态层面保证“两化”推进过程中水资源、土地资源的最大化合理利用;从产业层面保证产业的互补优势和体系形成;从行政资源上进行合理引导;在人文、旅游等资源上加强其配套服务和区域特色。
(二)发挥政策“蝴蝶效应”，强化综合承载能力。
蝴蝶效应由气象学家洛伦兹提出。其大意为：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由此引起连锁反应，可能在两周后在美国引起一场龙卷风。即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__区作为后发之城，一定要运用好政府作为强力快速推进“两化”的主体其动作的放大作用，从而在现有条件下，利用较小的资源和政策代价，换取最大公共利益。
一是要充分利用政策杠杆作用，从制度层面引导“两化”的推进。结合宏观经济走势和政策走向，进一步深化公共服务、户籍制度、产权制度等改革。从招商引资入手，加大对工业的引进聚集作用;从退城入园入手，形成工业的规模成本效应;从定位功能分区入手，吸附周边人口资源，突出区域特色，从而形成新型城市化社区。二是改善市场环境、政务环境等，对周边产业产生集聚力和辐射力，加快形成工业体系，为城镇化提供支撑。
(三)克服发展短板，提升“两化”体系科学发展水平。
短板原理，即一个木桶装水的多少，取决于其最短的一块木板。反短板原理，即一个木桶最长的一块木板决定其在一定范围内的特色与优势。这给我们提出了两个层面的主攻方向。在“两化”的演进中，__区要立足现有优势，进一步加快城镇建设步伐，反促工业化的聚集、落地和发展;从推进城镇 化层面来说，在当前宏观经济整体较为不利的形势下，要进一步加长城市建设短板，在不能满足全面开花的条件下，也要坚持用适度超前理念统筹规划。
三、当前我区城镇化的几个关键问题
__区在快速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既有与其它地区基本一致的用地紧缺、社会矛盾凸显等共通性问题，也表现出本地区所特有的一些特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通过工作实践和思考，谨提出如下思路以供探讨。
(一)盘活用地资源。当前，我区城镇化最主要的任务仍是加快区间功能布局，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面对规划严重滞后的现状，要建设“现代森林公园式”城市，土地资源缺乏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向外延伸，要进一步做大做好土地蛋糕，充分利用秦巴山区连片扶贫、渠江流域防灾减灾等政策，争取土地指标的落地。目前，国内较为成功的有三种模式：
一是重庆“地票”模式。“地票”是指利用土地级差原理，将闲置、废弃或节约的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并形成权利凭证后在农村土地交易平台公开交易，从而转化为可在规划建设范围内使用的建设用地指标，包括复垦、验收、交易和使用四个环节。二是北京“飞地”模式。“飞地”是指经济发展过程中，两个互相独立、经济发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区域打破原有区划限制，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把飞出地的资金、项目等放到行政上互不隶属的飞入地，通过规划、建设、管理以及税收成分成等合作机制，实现两地的土地等资源互补。三是深圳“新”模式。通过二次开发确权，以土地整备、城市更新和城市发展单元为主要内容，由政府主导，通过调整用地功能等办法，换取土地资源。
此三种模式的共同特点是利用空间差异换取资源，就我区来说，可以借鉴的是：一是“集约”。通过做大做强土地增减挂钩项目，置换建设用地指标。目前，我区已在两个重点镇试点开展;二是“调整”。在城市规划区和重点组团区，尤其是在旧城改造中，在保证城市品质的前提下，利用功能分区等办法，调剂出一批土地资源;三是“扩容”，坚持按照既有设想，推行“东进南延北拓西扩”思路，快速拉大城市框架，即以巴河为分界点，以回风片区、津桥湖片区为代表，抓好中心城区南面延伸;以陇桥片区为中心，两年内基本完成包括西区汽贸城在内的六平方公里的西向城市组团建设;以巴城北环线为主，拓展北向城市空间;以清江、兴文为载体推进东进战略，打造连接经开区和老城区的产业通道。到2015年，把巴城拓展成为80万人口，方圆80平方公里的中等城市。
(二)破解资金瓶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们解决城镇化建设资金一般有六个渠道。一是项目捆绑整合;二是以开发带动;三是财政性投入;四是整理土地的出让收益;五是利用投融资平台融资;六是采用BT等模式招商。这六个渠道中，后四个实质上是政府性硬投入。因此，最大的出路还是在争取大政策，争取大项目，以外来资本破解资金瓶颈。当前，要牢牢把握国家产业政策，抓住巴中作为秦巴山片区区域中心城市和川陕革命老区的历史机遇，将大项目挤进盘子，解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区发展中项目支撑的问题。
(三)保障边际利益。城市开发建设中的边际群体，即是依靠政策推动、项目带动等方式强行带入城市化的农民，解决他们的生产生活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主要矛盾。针对这个问题，一要建立完善集体土地用地补偿制度，在城镇化中保障村级集体组织收益，调动基层社会组织在城市化进程中参与推进和维护稳定的积极性;二要合理利用村(居)自治政策，建立健全面对群众的收益分配办法;三是用活用足社会保障，解决好住房、教育、医疗及养老等问题。
一、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权利根基
新型城镇化不单纯是空间的“城市化”，更主要的是“人的城镇化”，即以人为核心，充分保障农民的各项权利。因此，农村社会管理的根本问题应该是农民的权利问题，权利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切入点。也就是说，只有稳步提升农民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权利，切实保障农民平等的财产权利、人身权利、社会权利等，才能真正实现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其实，农民权利仅仅作为一种权利而言，它天生根植于法治的价值内涵。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看，虽然法治观念渊源于古希腊，但其真正得到弘扬和实践，则是近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结果。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兴起，将人的地位从神的阴影中解放出来，为人的尊严和价值奠定了政治与法律基础；而近现代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建构为人权的发展与实现提供了规范性依据。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共识认为，法治的核心在于人权，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法治建设的核心价值。虽然“人权—权利”的价值转换取决于诸多政治因素或社会环节，但人权派生权利、权利缘于人权是无可辩驳的实践逻辑。具体到中国农村的社会治理实践，农民权利必然是社会治理逻辑生成的价值目标，并贯穿于治理过程之中；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必然实现以传统道德元素为底蕴的“伦理文化”向以现代权利因子为内核的“法治文化”的转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结构、管理模式、法律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一“嬗变”过程中，农民的权利观念渐趋生成，权利保障愈显迫切。在经济领域，伴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弱，经济学上的“刘易斯转折点”正逼近，其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2004年始于我国沿海地区“民工荒”的全国性蔓延。这一方面预示着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消解进程已经进入了快车道，另一方面也为农民经济权利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然而与此种契机相并存的，却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系列制度。“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以及农村制度固化的现实，均意味着创新农民权利保障机制的紧迫性。以农村社会矛盾冲突为例，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把社会矛盾分为合法的社会矛盾和非法的社会矛盾。所谓合法的社会矛盾是指以合法的途径来解决矛盾的一种形式，包括、民事纠纷、行政诉讼案件等；非法社会矛盾主要是指非法、违法活动（治安案件）和犯罪活动等。根据他们的统计，2002—2007年，合法的社会矛盾案件占社会矛盾总量的比例从75．8％下降到64．5％；而非法的社会矛盾的比例从2002年的24．2％上升到2007年的35．5％，这反映社会冲突有不断恶化的趋势［6］。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矛盾纠纷案是与农村密切关联的。有的学者以翔实的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判断：“一个基本判断是农民的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断增加，在所有事件中大致占30％到60％的比例，在全国很多地区，它已经成为首要的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需要政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处理。”［7］62至于由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变化所带来的农民思想观念的变革更是无须赘言。在这种情境下，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必须以农民权利为宗旨，“唯其如此，才能使农村社会的转型发展及其伴随的利益结构、社会身份、思想观念、行为模式等方面的变化与农民权利观念、权利体系和权利保护机制的孕育生长协同变迁，才能实现良好的农村社会治理目标”［8］。
我国新型城镇化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两种比较突出的社会“原子化”现象：一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为农民权利的平等实现设置了制度性屏障，个人维权现象工具化。农民在征地拆迁、土地使用、政治参与等方面的利益严重受损，以至于形成“以死抗争”或“以身抗争”的局部现象，各种极端维权频频出现，法律却被虚置。二是农民阶层的过度分化，使利益实现方式差别化、多元化与复杂化。随着国家“三农”政策及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的整体发展水平与农民生存状况明显改善，但在职业、身份、地位等方面出现了较大差异。我国农民阶层是社会弱势群体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利益多元化的客观情况使农民阶层更加复杂化，在“弱势群体”中形成了若干次生“弱势个体”，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原子化”的“离心力”。所以，从总体来说，随着国家对‘三农’政策的落实及城乡二元结构的逐渐破除，我国农民的地位有所提升，权利有所拓展，这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实践中歧视农民的社会结构与相关制度依然存在，权利贫困现象仍然较为突出，政治参与权的虚化、利益表达权的阻滞、社会保障权的弱化、迁徙与罢工自由权的缺位、土地财产权的失衡等问题体现于农民生活的各个领域。一些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则的限制，也使得农民的权利意识法律认同程度不如人意，加剧了农民在经济、社会保障、文化、政治等领域的权利虚化现象。故此，农村社会管理的治本之道应是逐步消除农民权利贫困状况，并以此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权利观念
既然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管理以保障农民权利为宗旨，那么农民权利观念的确立与形成必然具有根本性意义。“虽然权利仅仅是一种资格，但没有权利的理念就根本不会思考自己应该得到什么。权利被顺从、压迫所淹没，可以得到的那些本该享有的利益也被视为皇恩浩荡。于是越发的不知道人是什么。”［9］因此，与其说农民权利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法治归宿，毋宁说农民权利观念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法治内核。其一，辩证统一的平等性观念。平等观念贯穿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史，这是由平等的历史性所决定的。在中国，从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到孙中山以“民权”为指向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再到党的以人为本、人民当家做主理念。在西方，从古希腊的自然平等观与中世纪的神学平等观，到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的天赋人权，再到现代的公平正义观念，均延续着人类社会权利平等与平等保护的理念轨迹。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是指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领域的权利平等，不仅是形式意义上的平等，而且必须做到内容上的实质性平等。平等源于人性的本质规定性，它天生反对特权与歧视，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对等性。因此，平等是人仅仅作为人而言在伦理层面的理性诉求与在法律层面的道德根基。毫无疑问，改革开放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农民的土地权、生产经营自、医疗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事务自治权、知情权等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弊端却种下了制度性不平等的祸根，使我国宪法与法律规定中赋予公民的各项普适性权利和具体权利无法实现，在形式与实质上设置了城乡权利不平等的鸿沟。这就势必形成权利保障机制的虚化与实现路径的“矮化”。对农民来说，平等是预防与阻滞权利被虚化或矮化的基础性条件，但权利平等却是平等结构的核心内容。只有“在确立平等权基础地位的前提下，实现由平等保护向倾斜保护转变，由身份概念向职业概念转换，由现实性权利向目标性权利迈进”［10］，农民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当然，农民权利的实现与保护必然遵循历史的螺旋式演进规律，在否定中不断肯定，在扬弃中逐步完善；同时，农民权利的价值诉求既是阶段性的，又是相对性的。权利的实现必须受到义务与责任、权利秩序、权力良性运行等因素的限制［11］。因此，当代农民权利的确立及其保障机制的形成，必须与农村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尤其是农村的城镇化水平相适应；农民权利是终极性与阶段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其二，有效主张的正当性观念。正当性“是指人的行为方式、人的利益、愿望等符合社会生活中现行规范和政策的要求，或者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人民的利益”［12］，是一切社会现象得以存在或确立的理论基础与评价标准。具体到农民权利而言，为什么存在农民权利、如何维护农民权利等问题，必须从“正当性”那里寻找答案。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社会演化的总体进程就是权力的正当性不断被质疑与消解的过程，同时也是权利的正当性逐渐形成与增长的过程。因此，分析权利正当性问题不可能脱离权力正当性，甚至可以说，权力正当性是权利证明的逻辑前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中国农民的权利意识、法律体系、实现机制、保障机制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权力运行的价值基础，即政府行为的正当性是否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是否被社会价值观念与价值规范所认同与接纳。若政府的权力运行是自封的、先定的，则必然游离于农民的意愿与授权，其行为就不会得到农村社会的普遍认可，也就不具有权力正当性的理由与根据。这就是“现行乡镇政府的职能和机构设置与当前农村政治、经济发展形势不相适应的现象较为突出，乡镇政府依靠权力正当性不足以获取行为正当性”的根本原因［13］。经验主义的社会实证理论是权力正当性的主要依据。经验主义认为，权力源于一种既定的道德魅力或社会支配性。在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对农民权益的保护、对农民工现象的关注，基层政府以经济成绩或工作能力贯彻权力主体的意志，并凭借自己的权力地位赢得一定的话语权，均试图或尽力证明权力运行的“秩序正当性”。实践证明，即使在倡导与强化法理型权威的当今社会，农村仍然没有摆脱对“卡里斯玛”正当性思维的依赖。2010年，笔者选择江苏、山东、新疆、河南、四川等不同区域的20个省区的50多个村庄发放了1 600份调查问卷，有效回收1 590份，回收率高达99．37％。其中，设定了“您在何种情况下会想到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选项。对于“征地或拆迁补偿安置不公”与“村委会侵犯您的权利”想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的仅占20．88％与14．72％［14］69。因此，如何使政府权力的正当性拥有某种值得认可的正确性，以及如何进一步培植农民的权利观念，任重而道远。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权利正当性应注重程序性与价值性的有机统一，在理解农民权利正当性方面，应充分考虑历史的语境性、社会的现实性。权利的正当性必然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权利的实现程度必须与社会发展的整体保持一致。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谁都不会也不可能否定农民阶层对国家实现现代化总体布局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但必须以权利正当性理论对农民权利体系的建构及其保障机制给予有力回应；相反，倘若没有“三农”对国家工业现代化初期的基础性铺垫，也就不存在农民应共享改革成果的正义呼声，甚或农民权利仅仅是一种贴上价值标签的空洞符号。其三，特殊类型的主体性观念。人的主体性是以人性为基础的，是指人仅仅作为人而言，其能力、地位、作用等因素在社会主客体关系中的特征与表现。一般而论，人权意义上人的主体性根植于道德价值，而权利意义上人的主体性则蕴含于宪法文本及法律制度之中。宪法文本中所设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实现了人的应然权利向实然权利的价值转换，同时，实然权利的推进与实现以具体的法律制度为载体。我国“基本权利”主体经历了从政治主体到法律性质的转变，从一般主体到特殊主体的发展。所谓一般主体，是指宪法文本中规定的概括性称谓，如人民、国民、公民等；而一般主体之外的可称之为特殊主体或特定主体。我国宪法文本中的特殊主体可理解为外国人、法人及其他类型。2004年我国“人权条款”的入宪为特殊主体的“其他类型”拓展了解释空间，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所谓特定主体是由于传统、习俗的影响或这些主体在行为能力上的弱点，其权利存在受到社会忽视或侵犯的现象的公民［15］178。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作为底层社会的农民，其特殊主体性正逐渐展现出应有的行动力量，把农民作为弱势的特定主体看待并关注其权利的享有状况是符合我国宪法精神的。
1．1地方主管部门重视不够，发展瓶颈难以逾越，发展后劲不足合肥休闲农业应该说开始于2002年“长丰草莓采摘一日游”，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但多数区县乡镇还没有形成休闲农业的总体发展规划，特别是地方主管部门认识不足，休闲农业发展的总体思路不明确，单纯看重经济功能，跟风乱建现象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将农业资源优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旅游文化优势、旅游文化市场紧密结合。土地多以租赁方式取得短期使用权，经营户不敢投入过多，限制了休闲农业的发展后劲。贷款难是限制休闲农业发展的另一瓶颈，70%以上的经营户将资金视为经营的第一大困难。
1．2经营管理不够规范，从业人员素质偏低，产业体系不完整休闲农业包涵一、二、三产业的经营内容，涵盖农业、生态环境、休闲、文化等多学科知识，需要兼具系统知识的专门人才。调查发现，该市休闲观光农业从业人员多为农村劳动力和当地村民，家族式经营为主，组织松散，服务人员大多数没有受过服务行业培训，服务意识、服务水平均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整个行业处于发展的低级阶段，发展方式单一，主要是餐饮、采摘、垂钓等传统项目;投资多是单户，规模小，产业链短，和休闲农业相关的特色娱乐项目太少，没有集群效应可言;经营管理不规范，难以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如合肥大圩镇葡萄种植面积达5000余亩(1hm2=15亩)，大多数以家庭承包方式进行管理，农民通过承包几百亩的果园，进行葡萄种植，并种植蔬菜、挖鱼塘、养鸡，自己经营餐饮，接待的游客大多以自驾游为主，提供的休闲娱乐项目多为釆摘、垂钓等传统休闲项目。没有将葡萄的产业链进行延伸。
1．3产品开发偏重资源导向，同质化高，文化底蕴不足由于休闲农业门槛较低，大多是利用现有的农业资源“几道土菜、挖个鱼塘、刨一块菜地”开发的“农家乐”项目，数量上的快速增长造成竞争激烈。总体上来说普遍缺乏特色，产品质量低，单纯停留在餐饮上，对于挖掘民俗和利用农家生活开展的参与性项目很少，缺乏与合肥自然、地理环境相融合，与合肥历史文化相渗透的特色项目。经营类型主要是观光娱乐型，基本都是上午摘草莓、采葡萄、钓鱼，中午吃农家菜，下午打麻将、打扑克，游客逗留时间短，经济效益低下。而知识型、疗养型、体验型的经营者很少。如原先肥西三岗很有名气的仙湾湖山庄由于周边地区的“农家乐”同质化严重，再加上恶性竞争，导致亏本运营，如今已经转让改为“疗养院”。
1．4资源保护意识淡薄，生态环境恶化，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休闲农业发展的关键是优于城市的自然环境，而传统的乡村由于大量旅游者的涌入，特别是节假日期间大大超过了当地的生态承载力，大多数经营者环境意识淡薄，接待设施的“三废”没有得到有效处理，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地的自然风貌，不利于休闲观光农业的发展。游客观光休闲过程中随地乱扔垃圾，践踏草地、庄稼，采摘野花等不文明行为也时有发生，这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经营户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接通自来水，卫生条件堪忧;多数休闲农业景区没有足够的停车场及配套设施;大部分休闲农业景区没有城市公交线路直达;特别是有不少临河、临湖、临渠休闲农业项目缺乏安全保护措施，安全隐患较大。
1．5宣传营销力度不够，缺乏品牌意识，公众认知度偏低长期以来，农业的功能一直局限在传统的农副产品生产和工业原料供应上，对休闲农业的生态功能、观光休闲功能、教育功能等常常予以忽略。大部分经营户的营销意识还比较薄弱，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发传单、发名片、靠回头客等传统手段，再加上本身“小、散、弱”，也没有资金进行相应的营销宣传。相当一部分休闲农业景区由于设施不完善，内容不够丰富，社会影响不大，知名度不高，尚未形成“一村一品”的良性发展模式。在宣传手段上，也没能充分发挥现代传媒的作用，如开通营销网站、微博、微信的还很少，许多有特色的休闲观光园不被人所认识，特别是在年轻人群体中认知度较低。
2合肥休闲农业开发对策与建议
2．1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强整体规划，加大政策扶持休闲农业是新型城镇化的有效途径，无论是前期规划、中期实施还是后期完善，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调控。政府要充分认识到二者的关系，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休闲农业的规划要与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农业发展规划、新农村建设规划相互衔接。可围绕“森林合肥”建设，用足用活城市、山、岭、水、圩、湖等六大资源，深入推进产业、资源和空间整合，加快特色产业板块经济协调发展，逐步形成近郊“农家乐”体验游、远郊乡村特色游、滨湖风情观光游、湖岛渔家风情游的现代休闲农业空间格局，构筑多元化、复合型休闲农业体系。针对休闲农业发展中的资金问题，政府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对休闲农业的财政投入，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扶持休闲农业企业和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搭建融资平台，如鼓励农村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加大对休闲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发展村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积极吸收个人老板和企业组织的投资;鼓励农民以土地的经营权出让入股等形式和手段来拓宽休闲农业的有效融资渠道。同时还应实施优惠的土地政策，在不影响区域的总体布局和功能区划的前提下，土地利用审批要向休闲农业企业和项目倾斜。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通过促进土地流转，为休闲农业经营户解除土地使用上的后顾之忧。
2．2强化行业规范化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加速产业升级新型城镇化的特点是鼓励就近就业，以促进城镇化，实现城乡统筹。政府应有针对性地培训当地农户，特别是当地青年人，可以利用合肥优质的科研资源，如从农业科学院、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大学聘请相关专家，定期、分批进行农业技能、文化历史、风土人情、烹饪技术、食品安全、森林防火、突发事件应对等集中培训，提高经营者素质。同时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当地大学生回乡创业，还可以与相关高校建立合作关系，签订实习实训协议，提高从业人员总体素质。规范化是产业发展的关键。市旅游局2006年制订了《合肥市乡村旅行(“农家乐”)示范区(点)等级评定标准》，规范化建设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还可以进一步建立统一的从业资格标准、食品卫生标准、特殊农产品加工储存标准、自然资源保护标准、服务质量体系等一系列与休闲农业相关的标准及体系。可以通过建立地方行业自律委员会、专业合作组织、专业论坛等，实现农户直接参与，提高行业经营管理水平。进一步推进企业+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土地入股、劳动力转为产业工人等各种经营模式，发挥休闲农业的种植、养殖、加工、休闲、体验等多种功能，引导集群化发展，延长产业链，提升综合效益。利用长丰草莓、大圩葡萄、老乡鸡等一批样板典型向面上延伸覆盖，实现空间上的拓展和水平上的提升，加快推进休闲农业产业化发展。
2．3整合特色资源，挖掘地域文化，丰富产品类型合肥休闲农业发展应结合合肥“大湖名城”的基本定位，在“环巢湖”上多做文章。根据合肥现代农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在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整合特色农业资源，构建现代休闲农业空间布局(表1)。针对目前休闲农业形式单一、文化内涵少的不足，应通过连点成线，组线成面，充分挖掘和利用各种休闲农业资源，坚持以“农”字为特色，注重“土、特、奇”的开发原则，着重发展游客参与性和文化内涵较强的项目和产品，如特色民俗、民族表演，集体协作下河捕鱼、素质拓展等活动项目。合肥作为中部地区会展型城市，可以参考其他城市的模式，开发高端产品，如商务型农家庄园等，实现休闲农业从资源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的转变。
2．4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积极倡导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结合新农村建设，全面提高基础设施水平。对停车场、厕所、垃圾处理、标识标牌、水电通讯和安全等设施的建设进行扩建和完善，在市区重要路口设置醒目路标、指示牌，开通“农家乐”旅游公交专线，方便市民出行，切实提高休闲农业景区的可进入性，解决经营户的实际问题。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同时包括生态的可持续、社会的可持续、文化的可持续以及经济的可持续。随着休闲农业进入发展成熟期，初期数量上的快速发展给农村生态环境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休闲农业存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有效实现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结合新农村建设，切实改进垃圾、污水处理，加强对太阳能、沼气等无公害能源的利用，对于自驾车游客核心景区可考虑统一换乘，以减少对景区生态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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