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6年春季逐步显现的美国“次贷危机”，席卷了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并逐渐在全球蔓延开来，到目前为止，已形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金融危机，在世界各地引起了一系列的经济连锁反映。然而这次以美国为核心、逐渐向全球波及的金融危机其持续时间、波及范围、影响深度都还不确定，各国金融风暴因素与反金融风暴因素存在着艰难的博弈，我们无法以准确的数据来具体衡量金融风暴所带来的破坏。但由于其巨大的影响力和破坏性，我们不能无视其任由发展，而应本着科学的精神，以追求客观、真实的心去靠近真理，把握事件的发展。而文化产业作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我们拟从历史的路径和内在逻辑的路径着手分析中国的文化产业在这样的世界经济大环境下，将受到何种影响、可以如何应对等一系列问题，试图对我国的文化产业在金融危机下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一、史上的金融危机与今日世界的文化产业格局
20世纪30年代，席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加上随即而至的二战，对欧美工业经济造成了重大打击。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寻求重振本国经济的路子，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着手文化产业的框架性布局。以美国为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美国以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谨慎地进行了三次较大动作的产业结构调整，促使文化产业发展突飞猛进。到了80年代中后期，美国全力向他国特别是世界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产品大倾销，十几年的时间便逐步瓦解了国际间文化产业原有的有形或无形的壁垒。美国文化产业异军突起，以在GDP中占据25%的突出比重，成为仅次于军工行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为美国占据世界文化霸主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原本属于外向型经济型、对国外市场依赖性强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动荡和经济损失。金融危机后，以日、韩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纷纷寻求重振经济的道路。日本政府积极实施“文化立国”战略，并公布实施了《振兴文化艺术基本法》和《有关振兴文化艺术的基本方针》、《文化产品创造、保护及活用促进基本法》。他们高喊着“将美国霸占全球文化产业剩下的那一半收阔囊中”的口号，以动漫为突破点，发展成了一个具有重要世界影响的文化产业国家。韩国也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并将其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进行积极培育。1998年，韩国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方针，1999至2001年先后制订《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21》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明确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从历史来看，前两次较大的金融危机，都孕育文化产业的发展机遇，对文化产业都有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之前的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时，世界的文化产业并未成熟，并未形成一个体系融入各国的经济系统。在金融危机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破坏性影响下，各国纷纷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弥补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退。而此次以美国次贷危机为根源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时，世界文化产业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体系，融入了各国经济系统的各个方面，各种盘根错节的产业链条彼此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我们要看到历史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体现，看到此次金融危机将可能对文化产业产生不可忽视的、异于前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
二、本次金融危机对文化产业的影响
由于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中国等世界大部分国家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无论从政策上还是资金投入上，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可以说，文化产业的收益成为了本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文化产业的各个方面无疑会多少受到波及。
金融危机的影响中最首当其冲的金融行业和投资行业。这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最直接的影响是导致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隐约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资金无法畅通流转，投资市场必然受到一定的制约。从客观来看，银行等借贷机构资金回收困难，资金流动不足，无法再提供庞大的贷款。从主观来看，一方面由于信用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金融机构在审核贷款资格时将更加小心和谨慎；另一方面金融危机致使投资者信心受挫，危机持续时间波及范围等不确定性等因素使市场前景不明朗，投资者会更加小心谨慎。各国央行纷纷采取救市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缓冲危机的冲击力，而不能从根本上解除危机。
金融、投资行业与文化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产业必然会受到波及。金融危机的爆发地美国，其文化产业面临严峻考验：各影视投资公司的原有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从而不得不改变计划；明星们也被迫将面临着身价下跌、片酬缩水、投资损失等问题；好莱坞演员们正在酝酿是否举行罢工。俗话说，“体育和世界经济永远是在一条船上的”，欧美的体育经营营销投入普遍有所缩减：赞助商纷纷减少或收回对球队的赞助；各类体育俱乐部也纷纷开源节流；2012奥运会举办城市伦敦也提出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原计划对奥运设施的建设的预算也将大幅度缩水[1]。可以想象，这样的结果导致奥运产业经济的产出必然在一定程度受到影响。
就金融危机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影响来看，主要呈现并预期可能出现以下情况：
由于此次危机主要由地产业次贷危机引爆，文化地产必然受到直接的影响。大多地产公司是贷款开发项目，银行等金融机构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资金流动性差，地产公司再申请贷款将有所阻碍，项目开发进程将有所调整：为了节约成本，用于前期项目设计的资金计划将一定程度减少，地产策划、设计等文化地产类别将受到不利影响；为了加快资金回笼，用于后期宣传、推广的资金计划将有所增多，将可能促进房地产营销机构和相关传媒广告收入的利润提升。这样的调整，实质是房地产行业对本行业利润和与地产相关行业(如广告传媒)之间的利润进行重新分配，从某种程度来看，它是房地产商在金融危机下的一种自救措施的体现。这种将本行业利润对外进行分割的方式，应该是房地产业的一种短期行为。
影视娱乐圈呈现出动荡和不景气。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制片商投资更加谨慎，影视作品的投资减少；企业赞助的各类商业演出数量将有所下降；影视剧市场不景气，明星不得不面对着身价下降、片酬缩水的事实；娱乐界人士曾投入股市的资金也随着股市的急速下跌而被套牢。但是，也应看到积极意义的一面：目前国内影视市场只有《大鳄无形》、《知情者》等为数不多以金融风暴作为故事背景的影视剧作，金融风暴题材将可能成为银屏、银幕的新宠；投资资金的压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文化产品的优胜劣汰，演艺明星将提升竞争力，影视创作将更加注重质量的提升。
对于以广告收入为主要盈利来源的中国传媒业来说，金融危机对其的影响，必然通过企业广告投放的微妙变化来体现。从前文分析看到，文化地产业关于地产项目后期宣传力度的加大，对于主要以地产和汽车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传统纸媒和广播将十分有利；电视台与地产相关的电视节目和栏目也逐渐进入阶段性活跃期。据10月7日法国实力传播公司的调查数据预测，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广告市场的冲击明显，北美和西欧广告开支增速放缓幅度最大，预计今年两个地区的广告市场的增速1．8％1．6％。而新兴国家仍然是广告市场的主要推动力量，其中亚太地区广告本年度市场增速将可能达到10．1％，中国将可能首次进入世界广告开支前10的行列。[2]
金融危机对传媒的影响不仅在于对广告投放增加带来收入提升，更可能在经营方式层面向传媒提出挑战。以互联网为例，由于受到华尔街雷曼兄弟破产的消极影响，以风险投资为支撑的免费互联网服务将可能过度到付费服务为主，在过去的5-6年时间里被誉为“社会性媒体”的互联网将逐渐转变成为“真正的生产力”，这意味着互联网经营模式将逐渐转变。
金融危机从美国逐渐波及到中国，需要一定的过程。对比中美两国不同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可以看到，中国是较为传统和保守，而美国则是相对开放和活跃。虽然到目前为止，金融危机对我国居民的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还未构成较明显的影响，但从经济周期来看，我们不能忽视因此可能产生的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可以预计的是，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不断渗入，我国居民消费观念、消费行为会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从物质消费来看，需求仍然是相对刚性，居民的消费观念和行为可能不会产生较大的变化，因此与物质生产关联度很高的文化产业部类仍然具有十分有利的发展机会；但从纯精神消费来看，虽然对于居民的生活消费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但是相对软性，在经济动荡时期，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做出适当调整：对高收入者来说，金融危机的影响主要在于市场是否能持续提供更多高档、优质的文化精神产品来满足其需求，而他们不会更多地考虑自己是否能够支付这些产品的价值，各类艺术演出、展览及艺术品交易市场，仍具有一定的消费人群；对中低收入者来说，原本就不强的文化精神产品支付能力则面对了更大的挑战，他们可能减少高消费的文化精神产品，更多地转向低成本的文化精神产品消费，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减少对艺术品的投资、旅游、影院和KTV等消费，更多的采取以家庭为单位的室内消费，如家庭影院、网络游戏、游戏等，或近郊旅游景点的消费。“在家玩廉价网游”之类的娱乐方式将可能受到追捧[3]，这使得数字娱乐业软件和游戏开发将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原本以家庭为主要传播群体的广播电视，有了再度繁荣的契机，可能带来我国广播电视节目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提高。
其实，在既定的市场消费容量下，金融危机像是一把“双刃剑”，它冲击或影响了某些文化产业的发展，但却也在一定程度潜藏着另一些文化产业发展的契机：旅游产业受到一定影响，数字娱乐业软件和游戏开发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高成本的休闲娱乐、精神文化消费方式受到一定影响，低成本的休闲娱乐、精神文化消费方式却因此有了相对较大的市场。
三、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文化产业对策初探
以上分析了金融危机可能对我国文化产业造成的影响，对比欧美文化产业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我国的文化产业到目前为止，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似乎还不太明显。但由于经济危机的蔓延和渗入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应该提早采取应对措施，以帮助我国文化产业顺利度过危机，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首先，企业要规范自己的市场行为。如果企业在一定的范围内按照规范的操作程序进行经济活动，则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竞争秩序，否则，不能从根本上解除经济危机的隐患。正如我们所知，美国次级贷款机构放松贷款者贷款资格的审核，接受了大量信用不合格者的贷款申请，“次贷危机”所引起一系列经济危机的连锁反映，最终引爆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如果企业不能从根本上规范自己的经济行为，危机将时刻威胁着我们。这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各个企业，敲响了警钟。其次，企业要加强创新，适时地推出新策划、新产品、新服务，增强自身应对市场危机的实力。例如，面对旅游业产生的变化，相关企业可以加强宣传，并采取各种新的策划吸引游客；加强本土旅游景点的开发力度，推出一系列创意概念，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内需，加强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同时，企业还应加强彼此间的对话与合作。文化产业空间上的聚集——文化产业园区、聚集区的发展，为文化产业统一、协调、规模化的操作提供了交流平台与产业机会，并且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企业规避因市场不可预测因素而可能受到的经济风险。另外，国际金融秩序的变动与文化产业的调整，或许会给中国文化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带来机会，通过理性的判断，积极入股、并购国际文化产业机构特别是西方媒体，推动企业的战略提升，从宏观上讲，也会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化进程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
从国家政策的角度来看：此次金融危机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可控的，我们有信心维护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4]，但由经济危机引发的全球政治局势紧张，却很可能对中国的宏观政策产生巨大影响。从历史的经验我们看到，美国占据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先机，目前已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一文化大国；日本和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将文化产业立为本国21世纪的基本方针政策，实现了从出口拉动经济发展向“自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也成为了文化产业的实力大国，国家综合实力也得到了飞速提升。金融危机的影响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文化产业这一“软实力”对国家经济稳定及国家综合实力提升所具有的巨大作用。
从十六大到十七大，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的认识不断深化，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任务。目前我国也已建立起了“‘文化事业政府保障，文化产业宏观调控’的管理运行机制，初步形成了‘多渠道多元化投资、国有文化单位为骨干、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竞争’的产业发展格局”，文化产业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在金融危机中，国家政策可以提供哪些有益、有效的措施呢？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需要专文来探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国家文化产业战略调整思路。这里着重提出两个问题供大家讨论。
首先，应响应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会议中关于构建和谐国土的精神，从源头上加强对土地的管理，树立与时俱进的土地开发整理观念，以科学性和规范性结合、效益和生态并重进行土地开发利用。对于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土地开发，只要经过一套科学、系统的方法论证了可行的文化产业园区建设计划，政府都应当积极支持和鼓励。要让人们认识到，“以文化地产为保障，文化旅游为主体，文化创意为灵魂”是当前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正当思路，在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一定比例的文化地产除了使文化旅游、文化创意项目具有地理载体、人气基础与产业支撑外，还具有提升地产品质，拉动地产行业回升，刺激国家经济活力的积极意义。
其次，根据十七大三中全会的精神，建构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加强三农建设，而加强农村文化的建设，又是三农建设的重要环节。面对我国农民纷纷外出务工的基本事实，闲置的土地如何开发利用？一个可行的办法是严格控制土地的其他用途，充分利用土地进行农业产业化及农村文化产业的开发。规模化、统一化的农业生产，带来的不仅仅是直接可见的农业经济效益，对农业产品的后期创意设计加工和新农村景观的开发利用，则可以成为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到目前为止，虽然金融危机的持续时间、波及范围我们还无法预计，但有两点可以肯定的是：第一，这次被认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逐渐蔓延，尽管世界各地的反金融危机力量采取了各种可能的措施，试图将危机的影响降到最低，但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逐步深入，此次由超级经济大国美国引发的经济危机大爆发，在全球已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动荡，其在短时间内不会平息；第二，金融危机对文化产业各关联部类的影响是方方面面并且十分深刻的，其造成的具体影响是我们现在无法估量和掌控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严密的动态观察和深入的分析，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将金融危机对文化产业的破坏性影响减到最低，并看到潜在的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因素，将危机各种影响的合力逐渐导向我们所希望看到的良性局面。
[注释]
[1]《伦敦盖不起奥运村 2012奥运会陷入金融危机》，闫雯雯，四川在线（成都），2008-10-10
[2]《金融危机下国际广告市场增速大幅放缓》，芦龙军，新华网，2008-10-08，
[3]《金山CEO求伯君：廉价娱乐工业无惧金融危机》，杨国强，第一财经日报，2008-10-15，
[4]《温家宝与布朗通电话: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有限、可控》，中国新闻网，2008年10月14日
[参考文献]
从2006年春季逐步显现的美国“次贷危机”，席卷了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并逐渐在全球蔓延开来，到目前为止，已形成了一场人类 历史 上影响力最大的金融危机，在世界各地引起了一系列的 经济 连锁反映。然而这次以美国为核心、逐渐向全球波及的金融危机其持续时间、波及范围、影响深度都还不确定，各国金融风暴因素与反金融风暴因素存在着艰难的博弈，我们无法以准确的数据来具体衡量金融风暴所带来的破坏。但由于其巨大的影响力和破坏性，我们不能无视其任由 发展 ，而应本着 科学 的精神，以追求客观、真实的心去靠近真理，把握事件的发展。而文化产业作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我们拟从历史的路径和内在逻辑的路径着手分析 中国 的文化产业在这样的世界经济大环境下，将受到何种影响、可以如何应对等一系列问题，试图对我国的文化产业在金融危机下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一、史上的金融危机与今日世界的文化产业格局
20世纪30年代，席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加上随即而至的二战，对欧美 工业 经济造成了重大打击。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寻求重振本国经济的路子，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着手文化产业的框架性布局。以美国为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美国以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谨慎地进行了三次较大动作的产业结构调整，促使文化产业发展突飞猛进。到了80年代中后期，美国全力向他国特别是世界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产品大倾销，十几年的时间便逐步瓦解了国际间文化产业原有的有形或无形的壁垒。美国文化产业异军突起，以在gdp中占据25%的突出比重，成为仅次于军工行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为美国占据世界文化霸主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原本属于外向型经济型、对国外市场依赖性强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动荡和经济损失。金融危机后，以日、韩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纷纷寻求重振经济的道路。日本政府积极实施“文化立国”战略，并公布实施了《振兴文化 艺术 基本法》和《有关振兴文化艺术的基本方针》、《文化产品创造、保护及活用促进基本法》。他们高喊着“将美国霸占全球文化产业剩下的那一半收阔囊中”的口号，以动漫为突破点，发展成了一个具有重要世界影响的文化产业国家。韩国也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并将其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进行积极培育。1998年，韩国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方针，1999至2001年先后制订《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21》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明确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从历史来看，前两次较大的金融危机，都孕育文化产业的发展机遇，对文化产业都有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之前的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时，世界的文化产业并未成熟，并未形成一个体系融入各国的经济系统。在金融危机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破坏性影响下，各国纷纷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弥补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退。而此次以美国次贷危机为根源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时，世界文化产业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体系，融入了各国经济系统的各个方面，各种盘根错节的产业链条彼此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我们要看到历史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体现，看到此次金融危机将可能对文化产业产生不可忽视的、异于前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
二、本次金融危机对文化产业的影响
由于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中国等世界大部分国家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无论从政策上还是资金投入上，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可以说，文化产业的收益成为了本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文化产业的各个方面无疑会多少受到波及。
金融危机的影响中最首当其冲的金融行业和投资行业。这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最直接的影响是导致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隐约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资金无法畅通流转，投资市场必然受到一定的制约。从客观来看，银行等借贷机构资金回收困难，资金流动不足，无法再提供庞大的贷款。从主观来看，一方面由于信用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金融机构在审核贷款资格时将更加小心和谨慎；另一方面金融危机致使投资者信心受挫，危机持续时间波及范围等不确定性等因素使市场前景不明朗，投资者会更加小心谨慎。各国央行纷纷采取救市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缓冲危机的冲击力，而不能从根本上解除危机。
金融、投资行业与文化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产业必然会受到波及。金融危机的爆发地美国，其文化产业面临严峻考验：各影视投资公司的原有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从而不得不改变计划；明星们也被迫将面临着身价下跌、片酬缩水、投资损失等问题；好莱坞演员们正在酝酿是否举行罢工。俗话说，“ 体育 和世界经济永远是在一条船上的”，欧美的体育经营营销投入普遍有所缩减：赞助商纷纷减少或收回对球队的赞助；各类体育俱乐部也纷纷开源节流；2012奥运会举办城市伦敦也提出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原计划对奥运设施的建设的预算也将大幅度缩水[1]。可以想象，这样的结果导致奥运产业经济的产出必然在一定程度受到影响。
就金融危机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影响来看，主要呈现并预期可能出现以下情况：
由于此次危机主要由地产业次贷危机引爆，文化地产必然受到直接的影响。大多地产公司是贷款开发项目，银行等金融机构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资金流动性差，地产公司再申请贷款将有所阻碍，项目开发进程将有所调整：为了节约成本，用于前期项目设计的资金计划将一定程度减少，地产策划、设计等文化地产类别将受到不利影响；为了加快资金回笼，用于后期宣传、推广的资金计划将有所增多，将可能促进房地产营销机构和相关传媒广告收入的利润提升。这样的调整，实质是房地产行业对本行业利润和与地产相关行业(如广告传媒)之间的利润进行重新分配，从某种程度来看，它是房地产商在金融危机下的一种自救措施的体现。这种将本行业利润对外进行分割的方式，应该是房地产业的一种短期行为。
影视娱乐圈呈现出动荡和不景气。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制片商投资更加谨慎，影视作品的投资减少； 企业 赞助的各类商业演出数量将有所下降；影视剧市场不景气，明星不得不面对着身价下降、片酬缩水的事实；娱乐界人士曾投入股市的资金也随着股市的急速下跌而被套牢。但是，也应看到积极意义的一面：目前国内影视市场只有《大鳄无形》、《知情者》等为数不多以金融风暴作为故事背景的影视剧作，金融风暴题材将可能成为银屏、银幕的新宠；投资资金的压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文化产品的优胜劣汰，演艺明星将提升竞争力，影视创作将更加注重质量的提升。
对于以广告收入为主要盈利来源的中国传媒业来说，金融危机对其的影响，必然通过企业广告投放的微妙变化来体现。从前文分析看到，文化地产业关于地产项目后期宣传力度的加大，对于主要以地产和汽车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传统纸媒和广播将十分有利；电视台与地产相关的电视节目和栏目也逐渐进入阶段性活跃期。据10月7日法国实力传播公司的调查数据预测，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广告市场的冲击明显，北美和西欧广告开支增速放缓幅度最大，预计今年两个地区的广告市场的增速1．8％1．6％。而新兴国家仍然是广告市场的主要推动力量，其中亚太地区广告本年度市场增速将可能达到10．1％，中国将可能首次进入世界广告开支前10的行列。[2]
金融危机对传媒的影响不仅在于对广告投放增加带来收入提升，更可能在经营方式层面向传媒提出挑战。以互联网为例，由于受到华尔街雷曼兄弟破产的消极影响，以风险投资为支撑的免费互联网服务将可能过度到付费服务为主，在过去的5-6年时间里被誉为“社会性媒体”的互联网将逐渐转变成为“真正的生产力”，这意味着互联网经营模式将逐渐转变。
金融危机从美国逐渐波及到中国，需要一定的过程。对比中美两国不同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可以看到，中国是较为传统和保守，而美国则是相对开放和活跃。虽然到目前为止，金融危机对我国居民的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还未构成较明显的影响，但从经济周期来看，我们不能忽视因此可能产生的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可以预计的是，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不断渗入，我国居民消费观念、消费行为会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从物质消费来看，需求仍然是相对刚性，居民的消费观念和行为可能不会产生较大的变化，因此与物质生产关联度很高的文化产业部类仍然具有十分有利的发展机会；但从纯精神消费来看，虽然对于居民的生活消费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但是相对软性，在经济动荡时期，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做出适当调整：对高收入者来说，金融危机的影响主要在于市场是否能持续提供更多高档、优质的文化精神产品来满足其需求，而他们不会更多地考虑自己是否能够支付这些产品的价值，各类艺术演出、展览及艺术品交易市场，仍具有一定的消费人群；对中低收入者来说，原本就不强的文化精神产品支付能力则面对了更大的挑战，他们可能减少高消费的文化精神产品，更多地转向低成本的文化精神产品消费，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减少对艺术品的投资、 旅游 、影院和ktv等消费，更多的采取以家庭为单位的室内消费，如家庭影院、 网络 游戏、游戏等，或近郊旅游景点的消费。“在家玩廉价网游”之类的娱乐方式将可能受到追捧[3]，这使得数字娱乐业软件和游戏开发将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原本以家庭为主要传播群体的广播电视，有了再度繁荣的契机，可能带来我国广播电视节目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提高。
其实，在既定的市场消费容量下，金融危机像是一把“双刃剑”，它冲击或影响了某些文化产业的发展，但却也在一定程度潜藏着另一些文化产业发展的契机：旅游产业受到一定影响，数字娱乐业软件和游戏开发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高成本的休闲娱乐、精神文化消费方式受到一定影响，低成本的休闲娱乐、精神文化消费方式却因此有了相对较大的市场。
三、 金融 危机背景下的文化产业对策初探
以上分析了金融危机可能对我国文化产业造成的影响，对比欧美文化产业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我国的文化产业到目前为止，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似乎还不太明显。但由于 经济 危机的蔓延和渗入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应该提早采取应对措施，以帮助我国文化产业顺利度过危机，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从 企业 的角度来看：首先，企业要规范自己的市场行为。如果企业在一定的范围内按照规范的操作程序进行经济活动，则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竞争秩序，否则，不能从根本上解除经济危机的隐患。正如我们所知，美国次级贷款机构放松贷款者贷款资格的审核，接受了大量信用不合格者的贷款申请，“次贷危机”所引起一系列经济危机的连锁反映，最终引爆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如果企业不能从根本上规范自己的经济行为，危机将时刻威胁着我们。这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各个企业，敲响了警钟。其次，企业要加强创新，适时地推出新策划、新产品、新服务，增强自身应对市场危机的实力。例如，面对 旅游 业产生的变化，相关企业可以加强宣传，并采取各种新的策划吸引游客；加强本土旅游景点的开发力度，推出一系列创意概念，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内需，加强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同时，企业还应加强彼此间的对话与合作。文化产业空间上的聚集——文化产业园区、聚集区的 发展 ，为文化产业统一、协调、规模化的操作提供了交流平台与产业机会，并且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企业规避因市场不可预测因素而可能受到的经济风险。另外，国际金融秩序的变动与文化产业的调整，或许会给 中国 文化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带来机会，通过理性的判断，积极入股、并购国际文化产业机构特别是西方媒体，推动企业的战略提升，从宏观上讲，也会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化进程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
从国家政策的角度来看：此次金融危机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可控的，我们有信心维护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4]，但由经济危机引发的全球 政治 局势紧张，却很可能对中国的宏观政策产生巨大影响。从 历史 的经验我们看到，美国占据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先机，目前已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一文化大国；日本和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将文化产业立为本国21世纪的基本方针政策，实现了从出口拉动经济发展向“自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也成为了文化产业的实力大国，国家综合实力也得到了飞速提升。金融危机的影响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文化产业这一“软实力”对国家经济稳定及国家综合实力提升所具有的巨大作用。
从十六大到十七大，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的认识不断深化，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任务。目前我国也已建立起了“‘文化事业政府保障，文化产业宏观调控’的管理运行机制，初步形成了‘多渠道多元化投资、国有文化单位为骨干、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竞争’的产业发展格局”，文化产业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在金融危机中，国家政策可以提供哪些有益、有效的措施呢？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需要专文来探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国家文化产业战略调整思路。这里着重提出两个问题供大家讨论。
首先，应响应总书记在十七大会议中关于构建和谐国土的精神，从源头上加强对土地的管理，树立与时俱进的土地开发整理观念，以 科学 性和规范性结合、效益和生态并重进行土地开发利用。对于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土地开发，只要经过一套科学、系统的方法论证了可行的文化产业园区建设计划，政府都应当积极支持和鼓励。要让人们认识到，“以文化地产为保障，文化旅游为主体，文化创意为灵魂”是当前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正当思路，在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一定比例的文化地产除了使文化旅游、文化创意项目具有地理载体、人气基础与产业支撑外，还具有提升地产品质，拉动地产行业回升，刺激国家经济活力的积极意义。
其次，根据十七大三中全会的精神，建构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加强三农建设，而加强 农村 文化的建设，又是三农建设的重要环节。面对我国农民纷纷外出务工的基本事实，闲置的土地如何开发利用？一个可行的办法是严格控制土地的其他用途，充分利用土地进行农业产业化及农村文化产业的开发。规模化、统一化的农业生产，带来的不仅仅是直接可见的农业经济效益，对农业产品的后期创意设计加工和新农村景观的开发利用，则可以成为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到目前为止，虽然金融危机的持续时间、波及范围我们还无法预计，但有两点可以肯定的是：第一，这次被认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逐渐蔓延，尽管世界各地的反金融危机力量采取了各种可能的措施，试图将危机的影响降到最低，但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逐步深入，此次由超级经济大国美国引发的经济危机大爆发，在全球已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动荡，其在短时间内不会平息；第二，金融危机对文化产业各关联部类的影响是方方面面并且十分深刻的，其造成的具体影响是我们现在无法估量和掌控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严密的动态观察和深入的分析，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将金融危机对文化产业的破坏性影响减到最低，并看到潜在的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因素，将危机各种影响的合力逐渐导向我们所希望看到的良性局面。
[注释]
[1]《伦敦盖不起奥运村 2012奥运会陷入金融危机》，闫雯雯，四川在线（成都），2008-10-10
[2]《金融危机下国际广告市场增速大幅放缓》，芦龙军，新华网，2008-10-08，
[3]《金山ceo求伯君：廉价娱乐 工业 无惧金融危机》，杨国强，第一财经日报，2008-10-15，
[4]《与布朗通电话: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有限、可控》，中国新闻网，2008年10月14日
[ 参考 文献 ]
从2006年春季逐步显现的美国“次贷危机”，席卷了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并逐渐在全球蔓延开来，到目前为止，已形成了一场人类 历史 上影响力最大的金融危机，在世界各地引起了一系列的 经济 连锁反映。然而这次以美国为核心、逐渐向全球波及的金融危机其持续时间、波及范围、影响深度都还不确定，各国金融风暴因素与反金融风暴因素存在着艰难的博弈，我们无法以准确的数据来具体衡量金融风暴所带来的破坏。但由于其巨大的影响力和破坏性，我们不能无视其任由 发展 ，而应本着 科学 的精神，以追求客观、真实的心去靠近真理，把握事件的发展。而文化产业作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我们拟从历史的路径和内在逻辑的路径着手分析 中国 的文化产业在这样的世界经济大环境下，将受到何种影响、可以如何应对等一系列问题，试图对我国的文化产业在金融危机下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一、史上的金融危机与今日世界的文化产业格局
20世纪30年代，席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加上随即而至的二战，对欧美 工业 经济造成了重大打击。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寻求重振本国经济的路子，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着手文化产业的框架性布局。以美国为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美国以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谨慎地进行了三次较大动作的产业结构调整，促使文化产业发展突飞猛进。Www.133229.cOM到了80年代中后期，美国全力向他国特别是世界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产品大倾销，十几年的时间便逐步瓦解了国际间文化产业原有的有形或无形的壁垒。美国文化产业异军突起，以在gdp中占据25%的突出比重，成为仅次于军工行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为美国占据世界文化霸主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原本属于外向型经济型、对国外市场依赖性强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动荡和经济损失。金融危机后，以日、韩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纷纷寻求重振经济的道路。日本政府积极实施“文化立国”战略，并公布实施了《振兴文化 艺术 基本法》和《有关振兴文化艺术的基本方针》、《文化产品创造、保护及活用促进基本法》。他们高喊着“将美国霸占全球文化产业剩下的那一半收阔囊中”的口号，以动漫为突破点，发展成了一个具有重要世界影响的文化产业国家。韩国也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并将其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进行积极培育。1998年，韩国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方针，1999至2001年先后制订《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21》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明确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从历史来看，前两次较大的金融危机，都孕育文化产业的发展机遇，对文化产业都有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之前的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时，世界的文化产业并未成熟，并未形成一个体系融入各国的经济系统。在金融危机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破坏性影响下，各国纷纷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弥补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退。而此次以美国次贷危机为根源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时，世界文化产业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体系，融入了各国经济系统的各个方面，各种盘根错节的产业链条彼此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我们要看到历史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体现，看到此次金融危机将可能对文化产业产生不可忽视的、异于前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
二、本次金融危机对文化产业的影响
由于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中国等世界大部分国家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无论从政策上还是资金投入上，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可以说，文化产业的收益成为了本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文化产业的各个方面无疑会多少受到波及。
金融危机的影响中最首当其冲的金融行业和投资行业。这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最直接的影响是导致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隐约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资金无法畅通流转，投资市场必然受到一定的制约。从客观来看，银行等借贷机构资金回收困难，资金流动不足，无法再提供庞大的贷款。从主观来看，一方面由于信用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金融机构在审核贷款资格时将更加小心和谨慎；另一方面金融危机致使投资者信心受挫，危机持续时间波及范围等不确定性等因素使市场前景不明朗，投资者会更加小心谨慎。各国央行纷纷采取救市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缓冲危机的冲击力，而不能从根本上解除危机。
金融、投资行业与文化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产业必然会受到波及。金融危机的爆发地美国，其文化产业面临严峻考验：各影视投资公司的原有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从而不得不改变计划；明星们也被迫将面临着身价下跌、片酬缩水、投资损失等问题；好莱坞演员们正在酝酿是否举行罢工。俗话说，“ 体育 和世界经济永远是在一条船上的”，欧美的体育经营营销投入普遍有所缩减：赞助商纷纷减少或收回对球队的赞助；各类体育俱乐部也纷纷开源节流；2012奥运会举办城市伦敦也提出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原计划对奥运设施的建设的预算也将大幅度缩水[1]。可以想象，这样的结果导致奥运产业经济的产出必然在一定程度受到影响。
就金融危机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影响来看，主要呈现并预期可能出现以下情况：
由于此次危机主要由地产业次贷危机引爆，文化地产必然受到直接的影响。大多地产公司是贷款开发项目，银行等金融机构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资金流动性差，地产公司再申请贷款将有所阻碍，项目开发进程将有所调整：为了节约成本，用于前期项目设计的资金计划将一定程度减少，地产策划、设计等文化地产类别将受到不利影响；为了加快资金回笼，用于后期宣传、推广的资金计划将有所增多，将可能促进房地产营销机构和相关传媒广告收入的利润提升。这样的调整，实质是房地产行业对本行业利润和与地产相关行业(如广告传媒)之间的利润进行重新分配，从某种程度来看，它是房地产商在金融危机下的一种自救措施的体现。这种将本行业利润对外进行分割的方式，应该是房地产业的一种短期行为。
影视娱乐圈呈现出动荡和不景气。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制片商投资更加谨慎，影视作品的投资减少； 企业 赞助的各类商业演出数量将有所下降；影视剧市场不景气，明星不得不面对着身价下降、片酬缩水的事实；娱乐界人士曾投入股市的资金也随着股市的急速下跌而被套牢。但是，也应看到积极意义的一面：目前国内影视市场只有《大鳄无形》、《知情者》等为数不多以金融风暴作为故事背景的影视剧作，金融风暴题材将可能成为银屏、银幕的新宠；投资资金的压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文化产品的优胜劣汰，演艺明星将提升竞争力，影视创作将更加注重质量的提升。
对于以广告收入为主要盈利来源的中国传媒业来说，金融危机对其的影响，必然通过企业广告投放的微妙变化来体现。从前文分析看到，文化地产业关于地产项目后期宣传力度的加大，对于主要以地产和汽车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传统纸媒和广播将十分有利；电视台与地产相关的电视节目和栏目也逐渐进入阶段性活跃期。据10月7日法国实力传播公司的调查数据预测，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广告市场的冲击明显，北美和西欧广告开支增速放缓幅度最大，预计今年两个地区的广告市场的增速1．8％1．6％。而新兴国家仍然是广告市场的主要推动力量，其中亚太地区广告本年度市场增速将可能达到10．1％，中国将可能首次进入世界广告开支前10的行列。[2]
金融危机对传媒的影响不仅在于对广告投放增加带来收入提升，更可能在经营方式层面向传媒提出挑战。以互联网为例，由于受到华尔街雷曼兄弟破产的消极影响，以风险投资为支撑的免费互联网服务将可能过度到付费服务为主，在过去的5-6年时间里被誉为“社会性媒体”的互联网将逐渐转变成为“真正的生产力”，这意味着互联网经营模式将逐渐转变。
金融危机从美国逐渐波及到中国，需要一定的过程。对比中美两国不同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可以看到，中国是较为传统和保守，而美国则是相对开放和活跃。虽然到目前为止，金融危机对我国居民的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还未构成较明显的影响，但从经济周期来看，我们不能忽视因此可能产生的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可以预计的是，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不断渗入，我国居民消费观念、消费行为会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从物质消费来看，需求仍然是相对刚性，居民的消费观念和行为可能不会产生较大的变化，因此与物质生产关联度很高的文化产业部类仍然具有十分有利的发展机会；但从纯精神消费来看，虽然对于居民的生活消费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但是相对软性，在经济动荡时期，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做出适当调整：对高收入者来说，金融危机的影响主要在于市场是否能持续提供更多高档、优质的文化精神产品来满足其需求，而他们不会更多地考虑自己是否能够支付这些产品的价值，各类艺术演出、展览及艺术品交易市场，仍具有一定的消费人群；对中低收入者来说，原本就不强的文化精神产品支付能力则面对了更大的挑战，他们可能减少高消费的文化精神产品，更多地转向低成本的文化精神产品消费，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减少对艺术品的投资、 旅游 、影院和ktv等消费，更多的采取以家庭为单位的室内消费，如家庭影院、 网络 游戏、游戏等，或近郊旅游景点的消费。“在家玩廉价网游”之类的娱乐方式将可能受到追捧[3]，这使得数字娱乐业软件和游戏开发将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原本以家庭为主要传播群体的广播电视，有了再度繁荣的契机，可能带来我国广播电视节目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提高。
其实，在既定的市场消费容量下，金融危机像是一把“双刃剑”，它冲击或影响了某些文化产业的发展，但却也在一定程度潜藏着另一些文化产业发展的契机：旅游产业受到一定影响，数字娱乐业软件和游戏开发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高成本的休闲娱乐、精神文化消费方式受到一定影响，低成本的休闲娱乐、精神文化消费方式却因此有了相对较大的市场。
三、 金融 危机背景下的文化产业对策初探
以上分析了金融危机可能对我国文化产业造成的影响，对比欧美文化产业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我国的文化产业到目前为止，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似乎还不太明显。但由于 经济 危机的蔓延和渗入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应该提早采取应对措施，以帮助我国文化产业顺利度过危机，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从 企业 的角度来看：首先，企业要规范自己的市场行为。如果企业在一定的范围内按照规范的操作程序进行经济活动，则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竞争秩序，否则，不能从根本上解除经济危机的隐患。正如我们所知，美国次级贷款机构放松贷款者贷款资格的审核，接受了大量信用不合格者的贷款申请，“次贷危机”所引起一系列经济危机的连锁反映，最终引爆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如果企业不能从根本上规范自己的经济行为，危机将时刻威胁着我们。这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各个企业，敲响了警钟。其次，企业要加强创新，适时地推出新策划、新产品、新服务，增强自身应对市场危机的实力。例如，面对 旅游 业产生的变化，相关企业可以加强宣传，并采取各种新的策划吸引游客；加强本土旅游景点的开发力度，推出一系列创意概念，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内需，加强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同时，企业还应加强彼此间的对话与合作。文化产业空间上的聚集——文化产业园区、聚集区的 发展 ，为文化产业统一、协调、规模化的操作提供了交流平台与产业机会，并且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企业规避因市场不可预测因素而可能受到的经济风险。另外，国际金融秩序的变动与文化产业的调整，或许会给 中国 文化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带来机会，通过理性的判断，积极入股、并购国际文化产业机构特别是西方媒体，推动企业的战略提升，从宏观上讲，也会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化进程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
从国家政策的角度来看：此次金融危机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可控的，我们有信心维护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4]，但由经济危机引发的全球 政治 局势紧张，却很可能对中国的宏观政策产生巨大影响。从 历史 的经验我们看到，美国占据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先机，目前已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一文化大国；日本和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将文化产业立为本国21世纪的基本方针政策，实现了从出口拉动经济发展向“自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也成为了文化产业的实力大国，国家综合实力也得到了飞速提升。金融危机的影响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文化产业这一“软实力”对国家经济稳定及国家综合实力提升所具有的巨大作用。
从十六大到十七大，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的认识不断深化，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任务。目前我国也已建立起了“‘文化事业政府保障，文化产业宏观调控’的管理运行机制，初步形成了‘多渠道多元化投资、国有文化单位为骨干、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竞争’的产业发展格局”，文化产业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在金融危机中，国家政策可以提供哪些有益、有效的措施呢？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需要专文来探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国家文化产业战略调整思路。这里着重提出两个问题供大家讨论。
首先，应响应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会议中关于构建和谐国土的精神，从源头上加强对土地的管理，树立与时俱进的土地开发整理观念，以 科学 性和规范性结合、效益和生态并重进行土地开发利用。对于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土地开发，只要经过一套科学、系统的方法论证了可行的文化产业园区建设计划，政府都应当积极支持和鼓励。要让人们认识到，“以文化地产为保障，文化旅游为主体，文化创意为灵魂”是当前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正当思路，在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一定比例的文化地产除了使文化旅游、文化创意项目具有地理载体、人气基础与产业支撑外，还具有提升地产品质，拉动地产行业回升，刺激国家经济活力的积极意义。
其次，根据十七大三中全会的精神，建构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加强三农建设，而加强 农村 文化的建设，又是三农建设的重要环节。面对我国农民纷纷外出务工的基本事实，闲置的土地如何开发利用？一个可行的办法是严格控制土地的其他用途，充分利用土地进行农业产业化及农村文化产业的开发。规模化、统一化的农业生产，带来的不仅仅是直接可见的农业经济效益，对农业产品的后期创意设计加工和新农村景观的开发利用，则可以成为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到目前为止，虽然金融危机的持续时间、波及范围我们还无法预计，但有两点可以肯定的是：第一，这次被认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逐渐蔓延，尽管世界各地的反金融危机力量采取了各种可能的措施，试图将危机的影响降到最低，但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逐步深入，此次由超级经济大国美国引发的经济危机大爆发，在全球已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动荡，其在短时间内不会平息；第二，金融危机对文化产业各关联部类的影响是方方面面并且十分深刻的，其造成的具体影响是我们现在无法估量和掌控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严密的动态观察和深入的分析，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将金融危机对文化产业的破坏性影响减到最低，并看到潜在的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因素，将危机各种影响的合力逐渐导向我们所希望看到的良性局面。
[注释]
[1]《伦敦盖不起奥运村 2012奥运会陷入金融危机》，闫雯雯，四川在线（成都），2008-10-10
[2]《金融危机下国际广告市场增速大幅放缓》，芦龙军，新华网，2008-10-08，
[3]《金山ceo求伯君：廉价娱乐 工业 无惧金融危机》，杨国强，第一财经日报，2008-10-15，
[4]《温家宝与布朗通电话: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有限、可控》，中国新闻网，2008年10月14日
[ 参考 文献 ]
金融固然归根结柢是一种信用关系，但是“金融”这种信用关系所要求於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的条件却比一般信用关系强得多。托宾（JamesTobi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为《新珀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金融”词条里说∶一张借据，仅当它进入流通领域时，即被债权人拿来当做“信用”转让给第三方时，才具有“金融”的意义。在韦伯（MaxWeber）的论述传统中，金融，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股票カ场这样的金融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大众参与”的过程。在这里，我把“大众”定义为超越了“私人联系”所能维系的竤体的规模。与托宾的定义一致，当我们考察一张借据能够成为一项“金融工具”的前提时，马上会注意到金融与“信用一般”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传统社会里相当常见的借据，只要求借贷方对出据方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而且经常仅仅依癠於私人联系（血缘、地缘、业缘）；在大众参与的金融过程中，出具这张借据的个人的信誉，对多次转让以后的债权人而言几乎没有甚么意义。没有谁会因为不认识一家企业的老板而拒绝购买普遍被看好的该企业的股票（尽管许多人会因为认识那家企业的老板而购买该企业的股票）。金融过程所依赖的，不再是几乎每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社会的道德传统中都具备的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联系基础上的信任关系），而是必须依赖於“非个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联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称作“抽象规则”（abstractrules）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在韦伯那里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支撑体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与法庭抗辩系统，以及使“自由契约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种种制度。事实上，当我们（跟著韦伯）如此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计算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支撑体系”的超越私人联系的性质，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铁面官僚”的冷淡，无情地排除或极大地减弱了那些时刻包围著我们的、无孔不入的“私人联系”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就难以存在。
让我从股票交易中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在美国流行的网上股票交易商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所谓“跳一价位”（stickup）制度。就是说，当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发出交易指令时，如果指令是“卖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场价格从下降过程中停稳的某个价位再跳上一个价位时执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价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股票カ场在高度不稳定期间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盘的地步，因为从理论上说，卖空股票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地超出股票发行的总量。当股票从一个过高的价位下滑时，往往引发“雪崩效应”，手中执有股票的人会争先恐后卖出股票，而原本没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机，会大量卖空股票。跳一价位的规定使得卖空行为相对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现在卖出股票的行为而言，处於劣势。例如当IBM股价一天之内从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时，如果中间没有停顿，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卖空方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如果股价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弹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随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执行的卖空就会造成亏损）。
跳一价位规则也许或者肯定对社会整体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甚么呢？我还是想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要求。在跳一价位的规定下，委癠方事实上只有两个选择∶（1）向方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在该指令下，委癠契约关系规定，方必须“尽最大努力”（besteffort）为委癠方卖一个好价钱；（2）向方发出“限定价格”（limitorder）指令（当然包括“止蚀限定价格”）。在该指令下，方要么不卖，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价格以上将股票卖出。对华尔街的许多股票及其期权（options）而言，价格在一天之内的变动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计算机业三巨头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内变动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钟走势图上显示，Dell从85美元几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与此同时，Dell的期权价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权为例，则毫无停留地从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内的变动幅度几乎达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正是股票交易人谋私利做“老鼠仓”的大好时机。仍以Dell为例。如委癠人发出的指令是“随行就カ”购买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权，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当日最高价格6美元为委癠人“买进”期权，而实际上自己以例如当日行价3美元买进再转让给委癠方，获利100%.如果委癠人发出的是卖空指令，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人仍可以在当日的较高和较低两个价位上自己卖空，然后把那些在较低价位上卖空的股票“转让”给委癠人（即在低价位上买回并在同一价位上借出该股票给委癠人）。尽管有详细的规则禁止人这样做，但由於监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实上很难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个价位上执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够看到交易当天“场内专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记录。我在香港曾经听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说，香港交易机构里几乎人人都有“老鼠仓”。这或许是夸大的，但离现实应当不会太远。另一方面，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美国的网上交易员，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联网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仓”。所以我相当放心地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并经常於事后得知成交价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这个例子说明，跳一价位规则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实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赖於规则执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监督成本高昂的场合尤其如此。这也是诺斯（DouglasNorth，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第一方监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详细介绍过，在成熟的资本カ场里，各大交易公司不仅为竞争客户而珍惜自身名誉，而且还要竞相为客户提供可靠和权威的信息谘询。后者比前者更加难能可贵，也更难以靠第二方（即参与契约的其他当事人）或第三方（即与契约利益无涉的仲裁者）来监督。由於技术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监督人行为的成本高昂，许多原本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项目，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社会环境里就无法实行。试想，假如我发现每一次我的“随行就カ”卖空的指令得到的结果都比我预期的价格低得多，我就不会继续使用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来的交易中，当カ场变化剧烈时（限定价格的指令往往无法执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间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上面讨论的只是一个小例子.就我的理解而言，目前发生在亚洲许多地区的“金融危机”（货币动荡只是这一危机的表现之一），与上面这个例子的性质是一样的——信誉危机。在西方成熟的カ场经济里，所谓“坏帐”固然难以避免，但是出现与韩国政府贷款的坏帐比例（根据一份材料的估计，接近40%）类似的坏帐却是少见的。中国的银行向国营企业发放的贷款，坏帐比例即使已经高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但也只有20%.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经济开始从古典发展阶段（即珀特尔MichaelPorter所谓“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即珀特尔所谓“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从而需要建立大规模集资的机制。政府干预下的集资固然可大规模进行，如同韩国在1970-1990年期间所做的那样，但其社会弊端往往抵销了经济效果（例如由此而来的政治腐败和新的老的“财阀族”），即使经济上的效果，也未必有预期那么好（参阅人们最近几年对“亚洲奇迹”的批评）。但是，如果放弃政府干预这个手段，在互不相识的广大人竤之间如何实行大规模集资呢？“金融”做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关系，一种“大众参与”的信用关系，便在亚洲诸“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里凸显出来。这一“金融深化”
（financialdeepening）过程与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知识（localknowledge）的冲突性也便凸显出来了。
从亚洲各国在“经济起飞”（thetake-offstage）阶段所发生的社会变化来看，现代化过程在很强的意义上就是西方化的过程。例如在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的阶段，这两个国家的离婚率、自杀率以及犯罪率都有统计意义上非常显著的增加；人们对家庭的观念和社会对“个人主义”的态度也都有了很大改变。在传统道德意识不断弱化的同时，新的、与西方“资本主义”相适应的道德共识却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於是，这许许多多刚从“家”的牢笼里走出来进入“カ场”的陌生“个人”，开始体验到普遍的信誉危机。这在中国大陆尤其突出；那里正在流行的一说法叫做“杀熟”，就是亲友之间为利益金钱而展开的厮杀。道德基础在传统与现代两方面的缺失，这种“两处茫茫皆不见”的道德无政府状态，显然是难以为继的。而在这一社会转型期里的金融过程，显然也是难以为继的。当金融过程继续不下去时，在这些社会里，其实只有两个解决危机的办法∶（1）政府出面干预，并且面临著经济集中化的危险；（2）回到非金融化的カ场经济里去，放弃规模经济的好处。除非，社会有能力重构自己的道德基础，否则是不会有甚么长期意义上的“信用关系”的。
上面这些没有附加经验数据的论说，大体上只可以当成“判断”而不是学术性的结论。不过，当我们凭著对非西方社会行为方式的熟悉来想像，那些金融机构里的贷款分析员和监督人员是如何处理日常帐目往来的，他们以及他们的上级如何在评价投资项目时受到各种私人联系的影响以及如何在项目已经出现问题时试图隐瞒……；我们可以想像在一个被费孝通概括为“一个一个同心圆构成的”、以每一个个体为圆心的社会关系网里，个体是如何对待那些写在纸面上的、“超越了私人联系”的规章制度的；我们可以想像“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这句话对金融秩序意味著甚么。我可以在一种非常或过份彻底的意义上认为∶人们必须在商品“等价交换”公式的两端异化到非人的状态，异化到只服从抽象的金钱的驱使和抽象的、外在的法律约束的时候，才有资格像威尼斯商人那样（同时也不要忘记了莎翁笔下“夏洛克的那一磅肉”）来玩“金融”。
金融固然归根结柢是一种信用关系，但是“金融”这种信用关系所要求於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的条件却比一般信用关系强得多。托宾（JamesTobi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为《新珀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金融”词条里说∶一张借据，仅当它进入流通领域时，即被债权人拿来当做“信用”转让给第三方时，才具有“金融”的意义。在韦伯（MaxWeber）的论述传统中，金融，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股票カ场这样的金融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大众参与”的过程。在这里，我把“大众”定义为超越了“私人联系”所能维系的竤体的规模。与托宾的定义一致，当我们考察一张借据能够成为一项“金融工具”的前提时，马上会注意到金融与“信用一般”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传统社会里相当常见的借据，只要求借贷方对出据方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而且经常仅仅依癠於私人联系（血缘、地缘、业缘）；在大众参与的金融过程中，出具这张借据的个人的信誉，对多次转让以后的债权人而言几乎没有甚么意义。没有谁会因为不认识一家企业的老板而拒绝购买普遍被看好的该企业的股票（尽管许多人会因为认识那家企业的老板而购买该企业的股票）。金融过程所依赖的，不再是几乎每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社会的道德传统中都具备的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联系基础上的信任关系），而是必须依赖於“非个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联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称作“抽象规则”（abstractrules）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在韦伯那里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支撑体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与法庭抗辩系统，以及使“自由契约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种种制度。事实上，当我们（跟著韦伯）如此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计算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支撑体系”的超越私人联系的性质，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铁面官僚”的冷淡，无情地排除或极大地减弱了那些时刻包围著我们的、无孔不入的“私人联系”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就难以存在。
让我从股票交易中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在美国流行的网上股票交易商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所谓“跳一价位”（stickup）制度。就是说，当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发出交易指令时，如果指令是“卖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场价格从下降过程中停稳的某个价位再跳上一个价位时执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价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股票カ场在高度不稳定期间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盘的地步，因为从理论上说，卖空股票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地超出股票发行的总量。当股票从一个过高的价位下滑时，往往引发“雪崩效应”，手中执有股票的人会争先恐后卖出股票，而原本没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机，会大量卖空股票。跳一价位的规定使得卖空行为相对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现在卖出股票的行为而言，处於劣势。例如当IBM股价一天之内从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时，如果中间没有停顿，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卖空方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如果股价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弹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随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执行的卖空就会造成亏损）。
跳一价位规则也许或者肯定对社会整体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甚么呢？我还是想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要求。在跳一价位的规定下，委癠方事实上只有两个选择∶（1）向方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在该指令下，委癠契约关系规定，方必须“尽最大努力”（besteffort）为委癠方卖一个好价钱；（2）向方发出“限定价格”（limitorder）指令（当然包括“止蚀限定价格”）。在该指令下，方要么不卖，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价格以上将股票卖出。对华尔街的许多股票及其期权（options）而言，价格在一天之内的变动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计算机业三巨头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内变动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钟走势图上显示，Dell从85美元几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与此同时，Dell的期权价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权为例，则毫无停留地从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内的变动幅度几乎达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正是股票交易人谋私利做“老鼠仓”的大好时机。仍以Dell为例。如委癠人发出的指令是“随行就カ”购买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权，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当日最高价格6美元为委癠人“买进”期权，而实际上自己以例如当日行价3美元买进再转让给委癠方，获利100%.如果委癠人发出的是卖空指令，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人仍可以在当日的较高和较低两个价位上自己卖空，然后把那些在较低价位上卖空的股票“转让”给委癠人（即在低价位上买回并在同一价位上借出该股票给委癠人）。尽管有详细的规则禁止人这样做，但由於监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实上很难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个价位上执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够看到交易当天“场内专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记录。我在香港曾经听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说，香港交易机构里几乎人人都有“老鼠仓”。这或许是夸大的，但离现实应当不会太远。另一方面，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美国的网上交易员，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联网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仓”。所以我相当放心地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并经常於事后得知成交价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这个例子说明，跳一价位规则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实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赖於规则执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监督成本高昂的场合尤其如此。这也是诺斯（DouglasNorth，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第一方监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详细介绍过，在成熟的资本カ场里，各大交易公司不仅为竞争客户而珍惜自身名誉，而且还要竞相为客户提供可靠和权威的信息谘询。后者比前者更加难能可贵，也更难以靠第二方（即参与契约的其他当事人）或第三方（即与契约利益无涉的仲裁者）来监督。由於技术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监督人行为的成本高昂，许多原本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项目，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社会环境里就无法实行。试想，假如我发现每一次我的“随行就カ”卖空的指令得到的结果都比我预期的价格低得多，我就不会继续使用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来的交易中，当カ场变化剧烈时（限定价格的指令往往无法执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间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上面讨论的只是一个小例子.就我的理解而言，目前发生在亚洲许多地区的“金融危机”（货币动荡只是这一危机的表现之一），与上面这个例子的性质是一样的——信誉危机。在西方成熟的カ场经济里，所谓“坏帐”固然难以避免，但是出现与韩国政府贷款的坏帐比例（根据一份材料的估计，接近40%）类似的坏帐却是少见的。中国的银行向国营企业发放的贷款，坏帐比例即使已经高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但也只有20%.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经济开始从古典发展阶段（即珀特尔MichaelPorter所谓“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即珀特尔所谓“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从而需要建立大规模集资的机制。政府干预下的集资固然可大规模进行，如同韩国在1970-1990年期间所做的那样，但其社会弊端往往抵销了经济效果（例如由此而来的政治腐败和新的老的“财阀族”），即使经济上的效果，也未必有预期那么好（参阅人们最近几年对“亚洲奇迹”的批评）。但是，如果放弃政府干预这个手段，在互不相识的广大人竤之间如何实行大规模集资呢？“金融”做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关系，一种“大众参与”的信用关系，便在亚洲诸“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里凸显出来。这一“金融深化”
（financialdeepening）过程与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知识（localknowledge）的冲突性也便凸显出来了。
从亚洲各国在“经济起飞”（thetake-offstage）阶段所发生的社会变化来看，现代化过程在很强的意义上就是西方化的过程。例如在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的阶段，这两个国家的离婚率、自杀率以及犯罪率都有统计意义上非常显著的增加；人们对家庭的观念和社会对“个人主义”的态度也都有了很大改变。在传统道德意识不断弱化的同时，新的、与西方“资本主义”相适应的道德共识却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於是，这许许多多刚从“家”的牢笼里走出来进入“カ场”的陌生“个人”，开始体验到普遍的信誉危机。这在中国大陆尤其突出；那里正在流行的一说法叫做“杀熟”，就是亲友之间为利益金钱而展开的厮杀。道德基础在传统与现代两方面的缺失，这种“两处茫茫皆不见”的道德无政府状态，显然是难以为继的。而在这一社会转型期里的金融过程，显然也是难以为继的。当金融过程继续不下去时，在这些社会里，其实只有两个解决危机的办法∶（1）政府出面干预，并且面临著经济集中化的危险；（2）回到非金融化的カ场经济里去，放弃规模经济的好处。除非，社会有能力重构自己的道德基础，否则是不会有甚么长期意义上的“信用关系”的。
上面这些没有附加经验数据的论说，大体上只可以当成“判断”而不是学术性的结论。不过，当我们凭著对非西方社会行为方式的熟悉来想像，那些金融机构里的贷款分析员和监督人员是如何处理日常帐目往来的，他们以及他们的上级如何在评价投资项目时受到各种私人联系的影响以及如何在项目已经出现问题时试图隐瞒……；我们可以想像在一个被费孝通概括为“一个一个同心圆构成的”、以每一个个体为圆心的社会关系网里，个体是如何对待那些写在纸面上的、“超越了私人联系”的规章制度的；我们可以想像“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这句话对金融秩序意味著甚么。我可以在一种非常或过份彻底的意义上认为∶人们必须在商品“等价交换”公式的两端异化到非人的状态，异化到只服从抽象的金钱的驱使和抽象的、外在的法律约束的时候，才有资格像威尼斯商人那样（同时也不要忘记了莎翁笔下“夏洛克的那一磅肉”）来玩“金融”。
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是美国2008年8月爆发的“次贷危机”。美国人购物尤其是购买住房等高档商品，大多采用抵押贷款方式分期付款。事实上，美国借贷消费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已有近百年历史,借贷消费也曾经受到清教伦理的谴责，经受过社会文化的挑战。但上世纪30年代以后，这一消费方式逐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而且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久而久之，美国人崇尚超前消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蔚然成风。他们手握信用卡尽情购物、疯狂消费，却似乎忘记了“欠债还钱”这个道理。随着房产泡沫的破裂，美国房产价值逐渐蒸发，现在有近1/6的美国房主背负的房贷要高于其房屋本身的价值，这也增加了拖欠偿还按揭贷款的可能性，从而为次贷危机乃至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2、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冲击
曾经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位中国老太太，含辛茹苦地过了大半辈子，终于在临终前攒够了买房子的钱，搬进去只住了一天，就死了。而一位美国老太太，在年轻的时候通过贷款买了一套房子，一辈子住得舒舒服服，在她临终的前一天，终于把贷款还清了。这个故事在中国刚刚出现商品房的时候，为推动中国的房地产还有金融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不少的刺激作用。时至今日，贷款买房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一次性付款购买商品房对多数中国人来说还难以做到。而随着金融危机进入中国并在中国蔓延，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负面报道也在不断出现：许多企业倒闭，特别是一些外贸企业；企业掀起裁员潮；工作越来越难找，即便对今年大学毕业生乃至研究生来说情况也不容乐观，据媒体最新报道，截止今年7月日，经多方努力，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68%；在许多行业，加薪开始变得遥不可及；随着需求减少，商品价格正在不断下降，从而导致企业生产的热情也在不断降低。总理今年1月28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表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也造成较大冲击，主要表现在：外部需求明显收缩，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城镇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明显加大。据媒体上报道，仅广东一个省，在2008年10月份就垮掉了8万多家企业，大多是加工制造业，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型企业；另一个事件恐怕就是武钢前期出台的裁员减薪计划了。国有企业率先扛起了裁员减薪的大旗，对整个市场的影响恐怕更多的是会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恐慌。
3、减少与防范金融危机的思考
如果那位“美国老太太”有“中国老太太”一半勤俭持家的态度，贷款消费悠着点，量力而行，美国的金融危机或许就不会爆发了；而如果那位“中国老太太”有“美国老太太”一半提前消费的理念，存一点消费一点，量入而出，生产的东西自己也可以享受一部分，内需也就强起来了，我们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或许就更强了。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危害和影响依然在持续，这也为置身其中的我们带来许多启示与思考，为减少金融危机的危害并更好地予以防范与抵御，笔者建议：
量入为出，适度消费
作为国人长期传承的一种消费文化，我们应该深刻的认识到，消费支出应该与自己的收入相适应，自己的收入既包括当前的收入水平，也包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就是要考虑收入能力。因为，信贷消费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自己经济承受能力之内，应该提倡积极、合理的消费而不能抑制消费，否则，一方面，会影响个人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当前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买方市场，应该充分发挥消费对生产的带动作用，从而促进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健康发展。
避免盲从，理性消费
盲目从众是消费中常见的一种消费心理现象，也是对普通消费者影响最大的一种消费心理现象。因为，人们的消费行为始终受到消费心理的影响，如从众心理、攀比心理等，并且这些心理往往相互联系，共同影响人们的消费。所以，在消费中我们要尽量避免一些不健康的消费心理的影响，要注意保持冷静，避免心血来潮，避免事后发现这种消费选择并不适合自己的需要而后悔不已，坚持从个人实际需要出发，理性消费。
保护环境，绿色消费
绿色消费就是指以保护消费者健康和节约资源为主旨，符合人的健康和环境保护标准的各种消费行为的总称，核心是可持续性消费。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的严重短缺，我们国家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所以，应该从自身出发，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坚持绿色消费。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古人云：“先天人之忧而忧，后天人之乐而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些名句，作为中华美德的一部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人的思想与消费观。虽然由于改革开放，我们向世界敞开了怀抱，国外的一些思想与消费观不断冲击着国人，并在国人心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作为主流思想，代代相传的美好品质，并不会因时间流失而改变，相反在与各种思潮的较量中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在此次的金融危机中凸显优势，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
【参考文献】
［1］巴曙松等《金融海啸中的那些人与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
［2］孙飞赵文锴《金融风暴启示录》新世界出版社2008.12.
［3］《第一财经日报》著《拯救全球金融》中信出版社2009.1.
[论文摘要]2008年美国次债危机全面爆发并波及全球股市进而影响实体经济，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本文以美国次债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为思考切入点分析次债危机被逐层放大的环节，试图通过寻找资产证券化与次债危机根源的联系，探讨证券化运作下的风险传递过程，揭示证券化模式本身隐含的不完善之处及其对金融创新的启示。
一、次债市场的证券化运作
（一）证券化运作第一步MBS
MBS（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是20世纪重要的金融创新工具，具体是指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将其所持有的住房抵押贷款债权出售给特设证券化机构，由该机构以住房抵押贷款为基础，经过信用增级和评级后，在证券化市场上发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行为。
MBS将最初由一个主体独立完成的整个过程拆分成了几个组成环节。投资银行因为把握住了整体流程而获得了将贷款重组的自由，其介入使得次级债的发行规模由按揭公司控制变成了市场需求决定。按揭公司根据投行选定的信用标准，将同类资质的贷款打包成MBS，经投行转手至预定客户。MBS以高风险高收益引导投资方向，同时贷款机构迅速将债务剥离转移风险并收回资金提供更多的抵押贷款。需求的扩张催生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促进次级债市场的快速发展。
（二）证券化运作第二步CDO及CDS
以次按为抵押品的MBS债权，并未达到评级公司最低投资级的要求。投行进而以打包后债务的未来现金流为支撑，根据潜在违约率的高低，按风险的大小分割出三个层级的债务抵押凭证CDO。其中，风险低的为高级CDO，风险中等的为中级CDO，风险最高的为股权级CDO。经内部信用增级重组后，高级CDO获得了AAA的评级，使得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将其纳入投资组合。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教育基金等主要购买高级CDO，而中级和股权级CDO的主要买家是风险偏好较高的对冲基金。
投行为了规避自身存有的中级和股权级CDO的违约风险，推出了信用违约掉期CDS。投行担保在信用事件发生时，CDS买方仍可获得预期的收入甚至利润；在没有信用事件的条件下，卖方将从买方获得定期的保险费收入。CDS引来了对冲基金的加入，在房价上扬的市场和CDS的保障下，对冲基金不仅可在高投资回报领域变换投资组合创造财富。金融资产持有机构通过资产违约风险的担保人，满足了市场希望剥离和转让风险的需求。至此，通过不同层次的证券化操作，美国的证券市场上以低信用购房者申请次贷业务，贷款公司发放次贷，投行深加工打包生成次债，销售给国内外投资者的风险分散链条形成。
二、证券化下次债的风险传递过程
首先，资产证券化将贷款发放机构的提前获利与它所发放贷款的风险隔离。贷款从发放机构剥离到后，资产被置于贷款人的破产程序之外，并且投资者不得因该证券化的资产未来的违约风险向贷款人追索。贷款发放机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放松对借款人资信和偿还能力的甄别，信用门坎的降低使风险被掩盖且逐渐积聚到较高水平。
其次，投行将高违约风险的低层产品以高价卖给对冲基金。当基础资产大为缩水时，对冲基金面临大量赎回，其高财务杠杆操作立即将风险几十倍、上百倍地放大。由于对冲基金不断以CDO作抵押向商业银行贷款继续投机，银行扩大信贷对同一笔贷款叠加多次风险，不良资产率随之上升，部分风险又回到银行体系。这种过分扩张使地产领域的震动轻易波及全球金融市场。
再者，定价机制的模糊和评级的混乱加大了交易的波动性。随着投资群体的扩展，CDO资产池内基础资产逐渐走向多元化和高风险化。由于影响CDO市值的因素复杂，不可能有绝对完善的CDO估值模型。同时，CDO产品缺乏熊市的数据资源支持，一些原本模型显示非常有利可图的投资品由于缺乏足够的风险控制在房产价格下滑时产生了巨额的损失。证券化通过对贷款池的切分创造出多层衍生品，庞大而复杂的资产支持结构和运作方式使风险不断积聚。不仅如此，评级的混乱使得大量投资者并不知道自己手中所持的AAA层CDO产品虽收益率高但流动性差并且难以测算违约率，内含风险非常高。
由此可见，次债危机的导火线是基准利率的提高和地产市场的疲软。深层原因在于成熟金融市场条件下，资产证券化运作导致信用风险由房地产金融机构向资本市场传递，房地产泡沫通过信贷创新产品将风险扩散到全球范围。
三、次债危机带给资产证券化和金融创新的启示
资产证券化是美国住房贷款市场上最重要的金融创新，设计的初衷是将信用风险分散到更广泛的领域以稳定金融系统。资产证券化融合了信托制度的优点，为社会创造了流动性，有利于银行减轻资本充足率的压力、扩大经营规模、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资产负债管理能力，降低资金成本；同时，资产证券化也对资本市场则提出了新的投资理念，为投资者提供不同期限及风险的投资品种和盈利机会。
资产证券化模式下的金融衍生产品尽管可将流动性较差的抵押贷款变现，但兼有使交易主体众多，交易结构复杂，风险隐蔽性强等缺陷。金融衍生产品在开发的过程中欠缺风险控制，基础资产的轻微价格变动会通过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作用形成放大效应。由于缺乏严格的信息披露和解释衍生品风险与收益的机制，投资者无法判断资产的质量，存在操作失误的可能性。信用链条和委托关系过长使风险在无限分散的同时变得难以察觉。结构性金融产品评估体制的缺陷和监管的缺失导致风险层层叠加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反作用于金融系统。
所以，虽然大部分金融创新的目的是规避投资风险和强化风险管理，但是由于发展过快和金融衍生工具自身的特性，导致对社会金融发展存在潜在的负面影响，有成为新的巨大风险源的可能性。由于金融衍生工具集中度过高，一旦某一环节出现危机就会形成影响全局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但是，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金融创新本身，而在于其过于泛滥和金融过度自由化所带来的金融体系风险的增加。金融创新本身存在减缓风险隐患的机制，从整体上看是保持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对于金融市场发展滞后活力不足的资本市场，资产证券化在拓展企业融资渠道、节约融资成本、降低银行风险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成功与否的关键不在于开发多少类型的金融创新产品，而在于实施过程中是否有合理透明化的定价机制和配套的披露监控体系，是否能探索出完善的风险防范标准和风险控制机制。
参考文献
[1]ElizabethRenuart。AnOverviewofthePredatoryMortgageLendingProcess[J]HousingPolicyDebate，2007，15(4)
[2]李浩，关于次债危机的深层次思考[J]经济师，2008(11)
[3]谷冬青，从美国次债危机谈我国资产证券化的风险防范[J]国际商务研究所，2008（5）
[4]章琪，梁寒冰陆红春，CDO与次债危机的成因及影响分析[J]铜陵学院报，2008（3）
关键词：本体论 道德文化 意义 意义世界 生活世界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凸显了人类的生存危机,使更多的哲学家越来越注重对生活的意义的思考和探究。施太格缪勒曾指出:“知识和信仰已不再能满足生存的需要和生活的必需了。形而上学的欲望和怀疑的基本态度之间的对立,是今天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一种巨大的分裂,第二种分裂是一方面生活的不安定和不知道生活的最终意义,另一方面又必须作出明确的实际决定之间的矛盾。”[1](P25)这两种分裂激起了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在传统道德价值体系随着传统“本体论”的解体而颠覆下,重新为人寻找形而上的生存依据和形而下人的真实生活的意义。
一、道德文化危机的根源
伦理学在最抽象的哲学层次上表现为道德哲学,它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与西方哲学的进路相联系。西方道德哲学是以“本体论”为核心的理论。由柏拉图奠定基础的本体论哲学构成了西方哲学的历史传统。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其实就是“本体”,他认为最高、最真实的理念就是“善”的理念;苏格拉底提出“知识就是美德”;亚里士多德提出“四因说”来说明第一本体等等。传统哲学对”本体”的追求,主要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为万物寻找能使其获得统一的“始基”;二是为人类寻找终极的目标,这一目标将赋予生命存在以意义统一性。本体论用探求对象之外和之上的“超验”的永恒秩序的这种方式,来表达人的形而上学的本性。这种形而上学的本性使整个哲学史一直围绕着找寻“终极”存在、“始基”和“永恒秩序”等等目标展开。因此西方的道德哲学是建立在对“终极”的信仰上的。传统“本体论”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它的最高形态,但同时也暴露出这种理论的严重问题而使它陷入了危机。
对“本体”的追求原本是人要为自己找到“精神之家”与“安身立命之本”,为人生寻找意义,为万物及人自身找到最后的归宿;但是,长期以来“本体论”所导致的“理性霸权”、“概念宰制”,逻各斯统治的宿命论的独断世界使人们离开生活世界,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三重疏离,造就了人类生存困境和人们生活意义的丧失。这显然违背了人类的美好初衷。同时,近代以来正如韦伯所说,科学理性的蔓延使普遍的价值系统分崩离析,统一的世界变成“文明的碎片”。在经验和逻辑的拷问之下,已不再存在任何普遍必然的价值本体。然而,科学在解构已有的价值本体之后,却无法、同时也拒绝对人生的意义作出任何说明。而另一方面,在19世纪的哲学家叔本华、孔德、克尔凯郭尔、马克思、尼采的思想的冲击下,以柏拉图和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西方哲学大厦被摧毁。尼采以寓言的形式,借“狂人”之口宣称:“上帝死了”!他痛声疾呼科学及理性不仅造成了信仰的失落,而且也造成了人生存在意义的丧失。尼采的宣告意味着旧时代的崩溃,因为“随着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已被摧毁,那么,以这种信仰为基础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那些东西也要随之坍塌,例如全部欧洲人的道德,这引起了巨大的、连续性的崩溃、毁灭和倾覆,推倒了我们面前所矗立的一切”[2](P235)。绝对真理不存在了,道德价值体系被颠覆了,取而代之的是虚无主义,它以悲观主义、颓废主义的形式成为时代表征,它深深地植根于欧洲及人类文化中,植根于人的精神中。于是提出尼采建立了“超人——强力意志”学说,通过高扬人的生命强力,通过对价值和意义的立法与创造,以抵抗和战胜人生和世界的虚无、无意义。这样“,上帝死了”就开启了一个人类不得不自足自立的新时代。这个时代可以被规定为“人的创世纪”,即人本主义时代。然而,随着绝对主体主义及世俗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的泛滥,由于辩证法的内在规定,人本主义逐步走向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最终导致自我解体。人从传统“本体论”统治下解放出来却又深陷“绝对主体”的泥沼。因此,随着“上帝死了”“,人也死了”。
法国哲学作为一定意义上的对尼采哲学的诠释与演绎,恰好再现了绝对主体主义或人本主义的兴盛与瓦解的全过程。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标识下,沿着胡塞尔的“自我学”开辟的现象学本体论方向,从主观性即主体性出发,建立一种上帝不在场的本体论及伦理学,力图“把上帝不存在的后果一直推衍到底”[3](P11)。而加缪哲学更是体现了人生的“荒诞”,认为人们能做的只是像希西弗斯推石那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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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充满了绝望。绝对主体性内蕴含着自我瓦解的“背谬”。这种“背谬”构成了后现代主义者福柯、德里达、利奥塔解构主体的前提条件。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它摧毁、颠覆了一切“已有”和“尚未之有”的价值承诺。如果说,虚无主义是主体在精神上自我张扬、为所欲为的结果;那么,世俗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则是在人本取代神本情形下所导致的人在感性上自我放纵,两者同源于人本主义。所以后现代虚无主义还与世俗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相互应和,共同演进。当世俗物质主义,功利主义走到尽头,再也无法提供更为新颖多样的物质价值,又不能提供更为高尚的精神价值之时,一种虚无厌世的悲情便又会油然而生;但当虚无主义暴涨时,人又不能不用物欲来缓解或麻醉自我。
随着既有的信仰体系、价值体系、意义体系的彻底崩溃,必然导致前所未有的人的生存危机。人类生活的急剧世俗化造成了人类文明的“荒原”景象,人们沉溺于物欲横流中,精神已彻底沦丧,人被形容为“稻草人”、“空心人”。
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在唯科学元伦理学与非理性人学伦理学,摈弃了传统伦理学对客观的、非个人的形而上学基础的探索,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论证道德的价值取向,更加剧了道德危机。没有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使普遍的道德善变得不可诠释,相互匹敌的道德理论解释陷入无休止的矛盾与纷争,“道德多元论”和“道德相对主义”大行其道,人的道德原则、道德价值,作为主观自由选择与创造的产物,丧失了绝对的、普遍的、合理的权威性,从而导致了道德信仰失落和道德文化的沦丧。
二、重塑道德文化的两个维度
道德脱离社会生活,道德统一的标准和权威性的缺失以及道德沦为纯粹工具,导致了道德基础的崩溃与道德危机的来临。这种危机,引发了西方道德哲学家对传统规范伦理学的复归与兴趣,拒斥相对主义,重新为人的行为寻找一种绝对的、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成了诸如新功利主义、新社会政治伦理学、新人道主义、新行为主义、新结构主义、境遇伦理学和商讨伦理学等众多理论流派的探求的目标。这些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复归与重构,一方面显示出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并不是简单地归依传统,也显示出当代西方道德哲学不是在彻底地否定传统前提下的重构,说明了“人们又在对人的基本价值表示关切了”(P)。
那么,究竟如何超越道德相对主义而建立起道德的普遍性、权威性与客观性?如何超越价值的多元论而建构一种普遍伦理或“普世伦理”,为人们提供行为的道德准则,解答人们的困惑,为现世的人们找回人存在的终极意义,从而重新确立道德信仰,塑造为时代与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精神价值的道德文化?这些不同的价值取向代表了不同的理论观点,但我们可以揣摩到他们的理论取向的共同意蕴,那就是寻找人性中的神圣性,而神圣性必然隐喻在形而上的意义世界中,寻找意义必然回归生活世界,回到人本身,回到人与人交互的现实生活中,实现形上关怀和形下回归的契合。重塑道德文化、创造意义世界和回归生活是现代道德哲学必然的运思维度。
戴尼尔·贝尔认为:“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P)道德正是依托文化所给予的观念定位以及“道德价值本身价值”的创立上才使道德具有了鲜明生动的生命力。伦理学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存在物,它始终有形而下的趋向,即现实化的意向,但现实化的道德却是对伦理学本身的叛变。而文化始终作为以形而下为始基的形而上意义上的观念奠基,它在现实化的征程中,并未丧失它的传统意蕴和先验的价值意义。道德文化作为形上和形下、意义和现实的结合产物,不仅具有形上的追求意义,也有形下的现实关怀。所以道德文化就是精神灵魂的教化,帮助人们解除道德困惑和难题,在现实世界中为人寻找安身立命的依据和创立意义世界,实现人的“终极目标”。它是引领大众尊道贵德、淳德归道的文化,是光明和力量的源泉。
.道德文化在伦理学形上层面创设意义世界
意义世界的意义是一个具有独特意蕴的哲学范畴。它能够提供支撑人在现实世界中安身立命、生活实践的价值理念,或者说是能够为人在世俗生活世界中得以安身立命和处理各种价值关系提供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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