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9年上大学，当时大学生还比较值钱，算赶上了“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的尾巴。1993年毕业时，学校第一次实行 “双向选择”，也就是毕业生可以自己找工作，如果找不到，学校帮你找工作。从前大学生是学校包分配，毕业生没多少选择自由。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国兴起的大学教育产业化运动，各大学急剧扩招，上大学的人数急剧膨胀，然后学校把毕业学生推向市场，给学生强加上自由，不再负责。教育产业化的好处是基本普及了大学教育，给想学习的人更多的机会，坏处则是大学生的教育水平严重缩水，越来越和市场需求脱节，而且学费越来越贵。现在的研究生平均水平，我觉得还不如我上大学时的本科生。我上大学的时候，经常是教授和副教授给我们授课，现在硕士、博士都难得见到自己的导师一面，经常是硕士教本科，博士教硕士，讲师教博士，教授教“大款”。学生的研究水平就别提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曾和我说，他在看博士论文的时候，如果发现某一段落行文比较流畅，那极有可能是抄来的。我导师也曾和我说，现在很多硕士论文，连基本的内在逻辑结构都是混乱的，怎么就毕业了呢？如此差的教育质量，收费却是火箭一般地攀升。现在读个四年的本科得十几万人民币吧？学不到什么知识，毕业还找不到工作。与其这样，还不如把孩子送到外国去，青春不能白白浪费啊，起码能学门外语吧。
被入学考试逼的？
尽管高校扩招，名校的门槛和学费却越来越高，现在进外国名牌大学读书，好像比进中国名牌大学还容易一些。我身边不少朋友，在国内考不上名牌大学，“只能”去外国读名牌大学。我的一位远方亲戚，没考上清华大学，于是去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我两次考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均铩羽而归。现在英国华威大学读硕士，华威大学在英国排名前5，在全球怎么也是100名之内吧，据说要进前50。而清华大学的全球的排名，可能是200左右。中国进大学要考好几门课程，外国大学一般就要个外语考试，然后是写申请材料，整体感觉外国大学更容易进。中国的学生，从中学考试就考政治，本科考，硕士和博士也考。中国的入学考试制度，尤其是文科和社会科学，容易把真正有研究能力或者思维活跃的学生挡在门外。另外英语考试也很奇怪。听说留洋回国的学生，参加北京大学博士入学考试，英语通常不及格，实在是匪夷所思。我认识北京大学一位研究中国哲学的研究生，在博士英语考试上折了好几次。他的研究素材，基本上都是繁体中文，当然，学术论文偶尔有洋文，那也是讨论中国哲学的。中国哲学大师中，精通多门语言的很多，比如冯友兰，汤用彤等。但是以英文水平为强制标准来要求所有学科的学生，毕竟太生硬了一些。况且英语试题组的出题老师还曾私下说，入学考试的英文题，就是让别人不会做。别的专家出的题，我只能得70分，那么我出的题，别的专家也只能得70分，否则怎么显示出我的水平高？相反，外国的语言考试，非常规范，以实用为第一要务，强调最重要的语言使用能力，听读写说一起来，这样才能在日常学习中真正用上英语。如果要在美国读研究生，一律要考GRE，少数学科要考GMAT或者LAST，这些考试不是语言考试，而是智商考试、逻辑、数学、类比、反义，统统是考察学生的逻辑思维，而非单纯的语言能力。我参加GRE考试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一些逻辑思维能力。在将来的学术研究中，大家都遵循一个思维习惯，学术交流就方便多了。
就业给逼的？
现在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只能去接着读硕士，读博士。国人也容易崇洋，把留学回国的人叫“海归”，谐音为“海龟”，相对就把国内的毕业生叫“土鳖”。想在中国进外企，没个海外学位还真不容易。想在名牌大学当老师，一定需要外国名牌大学的博士学位。评职称就是考英语。崇洋也有道理，谁让你把中国学生的素质弄这么低？英语考试这么难，也没见几个能熟练使用英语的，让用人单位对国内的毕业生没信心。
被身边的人给逼的？
关键词：理性选择；女硕士；择业行为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3-0095-02
引言
近几年，在社会各地高等院校扩招的影响下，大学毕业生数量随之上升，而就业市场的饱和不能使毕业生找到自身位置，就业面临的考验极为严峻。如何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让女硕士的择业行为更加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符合自身社会价值的实现，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一、择业行为研究概述
国内外各学界学者、专家都对高校毕业生的择业问题予以高度关注。国外对择业行为的理论研究集中在人职匹配理论、人格类型理论、人格发展理论、职业生涯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重视研究对象的主观需要、自身能力、个人兴趣、爱好性格等内在主观因素对职业选择的重要影响，研究成果集中在个人会根据主客观条件选择职业，强调心理因素对择业行为的影响支配作用。
国内对于择业问题的研究多以择业观、择业心理、择业意愿的现状描述研究为主，而对这些行为的原因分析则侧重于对研究对象的个人因素进行分析，对于解决对策的提出则普遍以鼓励研究对象提高自身素质、增强自身能力、调整心理状态以适应社会现实为主。
二、山西省女硕士择业行为特点
本研究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spss统计软件给问卷数据进行编码，总结山西省女硕士研究生择业行为的特点如下。
（一）择业心态积极性
人的心态决定人的行为。拥有怎样的择业心态决定了女硕士研究生拥有怎样的择业行为。笔者2014年10月在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山西财经大学、太原师范大学发放回收的290份问卷来看，山西省女硕士研究生当时的择业心态普遍呈现乐观、积极的特点。
（二）择业价值自我性
笔者对于山西省女硕士研究生择业行为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女硕士研究生的择业价值观更多注重自身的发展，追求自身的利益，体现很强的功利性。
（三）择业规划盲目性
在对山西省女硕士研究生择业行为的实证研究过程中发现，女硕士研究生对自己的职业定位、对个人职业发展规划很不明确，只有少数在读研以前有过从业经验的女硕士对自身的职业规划很明确，而大部分女硕士研究生都是盲目、被动地在寻找工作。
（四）择业目标单一性
从山西省女硕士研究生的择业行为调查结果可以看到，女硕士研究生的择业目标很单一，表现在期望的择业地点、就业单位的选择结果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女硕士研究生不愿意到西部偏远地区工作，缺乏积极性、缺乏社会奉献精神，服务意识也很差，女硕士研究生的集中趋势选择是“回生源地”，靠近家乡，有亲戚朋友相互照顾，靠社会关系寻找工作，充分利用社会资本。
三、理性选择理论下山西省女硕士择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着重分析行动系统中的“资源”和“利益”两个要素，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分析山西省女硕士研究生择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其中微观层面是“个体行动者状况”，中观层面是“资源控制”和“目的及利益导向”，“规范与社会制度”是宏观层面的基本因素。
（一）“个体行动者状况”对山西省女硕士择业行为的影响
择业行为的主体是山西省女硕士研究生，从问卷回收资料和访谈资料的综合分析中可以发现，女硕士研究生在就业选择上，大部分都会考虑自身的兴趣爱好、自身的价值观念等因素。
1.女硕士的个人价值影响其择业行为。问卷回收的资料中，“实现个人价值”这一因素是“择业因素”排序中的最后几个因素，但对于访谈提纲中第10题“在工作中追求的是精神满足还是物质满足”的回答中，山西大学哲学专业的小L认为哲学专业很适合她，在一般人看来哲学可能没什么实际用途，找工作也频频碰壁，但她认为“无用即大用”，哲学专业给了她极大的精神满足，将来选择职业时，坚持自己所想，选择并坚持，人生才有意义。
2.女硕士的个人意愿影响其择业行为。根据访谈资料，笔者发现，山西大学的女硕士研究生在择业时都会考虑自身的兴趣爱好、个人意愿进行理性择业。生命科学学院的食品工程与工艺专业的小Y是一名专业硕士研究生，面临毕业的她很了解自己专业就业前景十分惨淡，食品公司的市场工作或者其他工作都不需要研究生这么高学历的毕业生，若从事食品研发工作，自己是应届生又不占经验优势，但她仍然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才是最好的选择。她喜欢研发食品，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出美味、营养的食物，拒绝地沟油，拒绝染色馒头，做安全食品。
3.女硕士的自身情况影响其择业行为。本研究所用的“自身情况”是指女硕士的户籍状况、恋爱婚姻情况对女硕士的择业行为的影响。从问卷回收资料中可以看到，山西省户籍的女硕士研究生普遍“恋家”，不愿意去离家太远的地方工作，而他们所谓的“离家远”即离开山西省，所以，她们一般都选择回自己的生源地等地级市工作，相应的，也愿意找同省的男性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这样，即使嫁到婆家也不会离得太远，都在山西省内。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专业的小W就是典型的案例：她是清徐人，有一个远嫁江苏的姐姐，还有一个待嫁妹妹，所以，她为了照顾父母，只会在太原选择自己的工作。这样的自身情况就限制了更多的选择工作的机会，影响最优择业。
（二）“资源控制”对山西省女硕士择业行为的影响
择业行为在理论上也是一种交换行为，女硕士生掌握本科生没有的高学历资源，拥有与男硕士生不同的人格魅力，通过与用人单位的交换行为，换取自己想得到的物质利益、精神利益或者实现社会利益。但在实际生活中，择业行为并不是这么公平公正的交换行为，女硕士研究生自身的资源是否如她们所愿能帮助她们实现公平交换呢？
1.女硕士的时间成本影响其择业行为。即将毕业的女硕士研究生年龄多在23-30岁之间，在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本应该已进入人生下一阶段――为人妻，在从众心理的影响下，在家人亲戚施加的压力下，女硕士研究生在择业过程中首先要考虑自己的“人生大事”，起阻碍作用的工作，即使在别人眼里看来很好，也不能入恨嫁的女硕士法眼。
2.女硕士的物质成本影响其择业行为。没有人完全追求物质，但不能满足物质需求的工作不能叫作工作。被访者小F在读研以前曾经有过工作经验，本科毕业以后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文秘工作，但这份工作薪资很低，虽然是符合行动者小F的兴趣爱好，可以实现个人价值的工作，但小M依然辞掉了这个工作，选择读研。
3.女硕士的社会资本影响其择业行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集合体，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女硕士利用自己在社会关系网中所占有社会资本的多少来选择职业。
（三）“目的及利益导向”对山西省女硕士择业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从女硕士择业过程中追求的不同利益来分析他们的择业行为，因为追求的利益导向不同，体现出来的择业方向也大有区别，行动的目的决定行为的外在表现。
1.女硕士的物质利益影响其择业行为。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择业行为者就要考虑选择的职业带来的经济收入能否与生活成本相抵。问卷资料中也可以发现，“薪酬与福利”是大部分择业者首选的择业影响因素。
2.女硕士的精神利益影响其择业行为。本研究所用的“精神利益”主要含义是行动者为了满足自己精神生活的利益，可以表现为职业成就感、社会声望等。有很多行动者忽略物质世界的生存需求，只追求精神世界的文化满足。
3.女硕士的社会利益影响其择业行为。社会利益是使社会中大部分或者全体成员的需求实现的途径，有很多选择从事公共服务、社会福利事业的择业者就属于这种情况。
（四）“规范与社会制度”对山西省女硕士择业行为的影响
前文分析的是行为主体，下文将分析客观环境对择业行为发生的影响。
1.户籍制度影响女硕士的择业行为。户籍制度最初是为了保障本区域内居民权利实现，而实际上，发展越来越成熟的户籍制度不仅没有保障公民的就业利益，而且还对来自外地的毕业生想跨地区就业的实现起到制约作用。
2.性别歧视影响女硕士的择业行为。“性别歧视”是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普遍认同的规范，把女性求职者拒之门外。用人单位受传统观念“男强女弱”的影响，认为学历层次相近的情况下，男性的能力要高于女性，在招聘时宁愿选择本科男生，也不愿意选择研究生女生。还有一个原因是面临毕业的女硕士研究生，已经到了婚育年龄，我国法律规定了用人单位在女性员工生育期间要照常支付其工资，因此，用人单位为了节约成本，提高公司效益，就秉持“不用女硕士研究生”的观念，要用也是用那些已经结婚生子的女硕士研究生。
四、结语
影响女硕士研究生的择业行为的因素有很多，理性选择理论也是很深奥的理论，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很多领域。通过本研究，笔者深感本论文探讨的问题还未涉及理论的核心内容，有很多问题和不足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一是实证数据收集得不够全面，只有硕士生群体方面的数据，没有结合用人单位、高校就业服务指导机构等其他主体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收集的广度有待加强。二是对于理性选择理论的精髓没有深刻把握，也没有结合理论对用人单位、高校就业服务指导机构进行原因探索分析，理论解释的深度也可以继续加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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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福蓉.我国高校女大学生择业观探析――以湖北省女大学生择业观为例[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2.
学校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思路为：完善机制，内涵发展，积极开拓，提升层次。下大力气抓内涵建设，提高办学质量；积极开拓，创造条件提升办学层次。
学科建设以教育部学位授权体系结构调整的改革为指导，稳步发展学术学位二级点设置，根据需要可以适当设立交叉学科点，重点发展专业学位，把提升办学层次工作纳入议事日程，构建结构合理、类型多样、特色突出的学科体系。
强化制度的落实，积极构建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标准与监控体系。学校研究生教育制度建设经过如下阶段；第一阶段以学生培养为主要内容，第二个阶段以学科建设和培养模式改革为重点，2013年下半年启动了第三阶段，主要内容已经转移到研究生教育质量标准和质量监控体系的构建上来。
深化培养模式改革，巩固扩大近年来推行的学生课题制度、专业主文献阅读制度、国内外访学交流制度，使学校研究生培养的“学术素养、创新能力、国际视野”定位落实到实处。
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健全责权机制。以《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为依据开展导师培训，强化师德师风建设，进一步提高导师的责任心和学术水平。完善学科负责人制度，评选优秀导师，适时引入淘汰机制。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院李伟：
学校从2004年开始招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刑法学2个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从2007年开始，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分为2个专业招生（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属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属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2009年，院系机构再次调整，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归属到新的马克思主义学院。2012年，学院新增了外国哲学专业并招生。
学院研究生培养工作具备以下特点：不同学科相互支撑，形成增量协调优势；培养模式丰富多样，“第二课堂”发挥作用；严格管理不能松懈，建章建制立好规矩；充分发挥现有资源，着力提高教育水平。
未来，学院将调整课程设置方案，提高教学质量；加强交流合作，开放培养体系；加强制度建设，优化导师制度；注重调查研究，优化考核体系。
青少年工作系吴鲁平：
在近10年的发展中，青少年工作系研究生教育工作快速发展。学科专业点不断壮大；招生人数不断增加，生源质量明显提升；导师人数不断增加，导师队伍教学科研水平不断提高，学科结构日趋合理；不断探索并创新思政专业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严格管理，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研究生培养走向制度化，教育、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针对高校思政专业普遍存在的招生难、出口难、学生进校后学习动力不足的问题，青少年工作系坚定不移地走与时俱进的创新改革之路，特别注意“两个坚持”：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与社科理论和方法知识借鉴相结合；二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基础理论研究与紧密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尤其是结合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而展开的理论研究或实证研究并举。未来，青少年工作系将为建构新型思政的“话语体系”做长期努力；走“科学化”之路；建构志同道合的“学术共同体”，加强沟通与交流；成立学科建设专家指导小组；进一步加强课程建设。
社会工作学院陈树强：
社会工作学院于2006年成功申报社会学硕士研究生点，2007年招收首届学生，2011年获批成为社会学一级学科点。
学院注重打造研究生人才培养体系，努力建构教学、研究、社会服务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教学方面，注重课堂教学，亦注重实践教学；在研究方面，鼓励导师带领学生科研，也鼓励学生自主开展研究，尤其是积极参加学校资助的研究生科研项目；在社会服务方面，鼓励导师在开展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时引领学生参与，同时，激励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学院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以项目的形式组织学生赴境外学习交流。学院还把在本科生中推行的“全程育人”学生工作体系应用在研究生工作上，分阶段、全方位地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入学适应、社会适应、就业指导等服务。
未来，学院将解决以下问题：一是积极申报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二是认真研究社会工作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型硕士之间的区别，进一步明确专业型硕士的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培养方法；三是对原有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进行较大幅度修订，进一步明确应用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两个方向的培养方案；四是配合研究处进一步完善有关研究生的规章制度。
法学院吴用：
法律系自1993年建系，从2003年开始招收刑法学硕士研究生，迄今已有10年，共培养研究生586人。目前，法律系硕士生导师为35名（含1位校外专家）。
回顾10年的研究生招生培养工作，法律系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主动推进和完善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推进校外兼职导师聘任工作，目前聘任了60余位；推进实践类课程建设，培养学生的司法职业能力；推进研究生科研工作，实施研究生科研立项资助计划；推进研究生海外交流项目，顺应国际化办学的大趋势。
经济管理学院谭祖谊：
2006年，世界经济学获批理论经济学二级学科硕士点；2011年，经济系获得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同年，在该一级学科之下，设立金融学和数量经济学二级学科硕士点。
经济系研究生培养历程有以下几个特征：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控制招生规模，走“少而精”的发展道路；培养质量很高，毕业生就业情况良好；生源质量相对较低，本系本科毕业生报考人数较少，但增长快；研究生师资力量比较弱，指导教师专业学术背景多元化。
今后，经济系将优化专业布局；继续控制招生规模，坚持培养“精英人才”战略；进一步优化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加强研究生核心课程建设；努力提高生源质量，以高质量的培养过程和良好的毕业生就业质量，吸引本校优质生源；加强导师队伍建设，整合现有师资力量，提高教师科研水平，大力引进国内外优秀人才，充实导师队伍。
新闻与传播系罗自文：
新闻与传播系研究生包含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专业。总体上，新闻与传播系研究生生源质量有一定保证，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研究生学科体系；建立了一支有特色的研究生导师队伍；课堂教学、专业实践、学术能力培养等教学体系相对比较完备；教学方式多样；实行研究生读书报告会制度，学生学术能力有较大提升；研究生培养目标较为明确，研究生就业总体形势较好，特别是就业质量较高。
今后，新闻与传播系将主要从学科建设上下功夫，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力争打造两支队伍，制定两个计划：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稳定的前沿研究方向、可持续的发展规划、结构优化的学术梯队。以申报卓越人才培养基地和专业硕士为契机，为研究生营造更好的学科环境。优化培养方案、夯实学生专业技能、建立培养效果反馈机制。
公共管理系柴宝勇：
公共管理系设有社会管理二级学科硕士点，2014年开始招收首届研究生。目前，政治哲学二级学科硕士点正处在论证阶段。一个学科的设立，需要具备内在的逻辑性，要与学校的特色相结合。社会管理和政治哲学二级学科硕士点都符合学校的特色和定位。
从长远来看，公共管理系在办好现有学科点的基础上，要依靠社会管理二级学科硕士点培育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依靠政治哲学二级学科硕士点培育政治学一级学科，着重突破瓶颈，进一步实现学科整合，真正体现学校的青年和政治特色。这也符合社会对学校的期待。
学校在设立公共管理硕士（MPA）上具有多个优势：符合学校特色，契合学校的发展定位；依托团中央的组织系统支持；学校有培训团干部的优厚资源和优良传统；MPA能整合学校各学科资源，以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为主，兼有经济学、管理学甚至社会学课程等。
中国语言文学系张跣：
2013年，中国语言文学系获批目录外二级学科硕士点。目前，文化哲学硕士点正在建设中。文化哲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型学科。一方面，它将哲学作为文化研究的对象，采用“文化性”思考的范式，把价值世界与现实世界相结合，寻求哲学可能具有的更大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它对文化进行“哲学性”思考，通过对文化符号的不断反思和追问，对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展开形而上的思考，探寻贯穿多种文化现象的普遍性结论。
就总分而言，今年的学术型硕士考研国家线整体呈现“降中有升”的趋势。哲学、法学、历史学、医学、体育学、艺术学、中医学总分有所下降，经济学、教育学、文学等专业的总分有所上升，理学、工学、农学的考研国家线与去年持平，保持不变。哲学、法学总分数线自2008年连续下降，哲学从2007年的305分一路跌至今年的270分，而法学则从335分跌至310分。
从专业型硕士来看，增招无疑让不少考生尝到了甜头。今年国家一次性从应届本科毕业生中增招数万名专业型硕士。而今年新增的专业型硕士专业达到了16个，包括教育硕士、农业推广硕士、临床医学硕士以及翻译硕士等。从分数线来看，原有的法律硕士、工程硕士等的分数线均与往年持平，但热门专业的分数仍有升无降，工商管理硕士分数线上升了10分。
2010年考研国家线的一大变化就是从一条学术性硕士国家线变为专业型硕士和学术型硕士两条国家线。这是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要，进一步优化教育结构，提升研究生(论坛) 的就业能力而采取的重要举措。就学术型研究生而言，几乎所有专业的英语(论坛)、政治等总分为100分的单科分数线都出现1－4分左右的下降，艺术学降幅为10分。相关专家分析，单科分数线的降低与今年英语试题难度较大有关。
改革研究生招生环节笔者认为研究生的招生考试应该先考专业课，对专业较差的学生进行淘汰。专业课通过的学生再参加全国统一的文化课及公共课的考试。这样可以让学生把重点放在专业课的学习上，也可以招到声乐基础、演唱条件好一点的学生。避免出现考生在本科学习其他专业，只是由于基础课出色才被录取，导致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困难重重的尴尬局面；声乐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录取时应考虑学生的声乐歌唱能力、表演能力、科研能力、实际教学能力等综合素质和声乐专业发展潜力。入学考试可以降低理论科目的分值和所占的比例，与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区分开来。研究生的所学专业应该有一定的连续性。本科，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生所学的专业应该是一致的。在招生的时候应该对学生的本科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优化声乐研究生教学的目标和内容1.区分不同类型研究生的培养目标。目前高师声乐研究生分为学术硕士、教育硕士、艺术硕士三种，笔者认为不管哪种都要遵循声乐教学规律，培养的方向要因人而异，培养目标因不同层次需要而不同。有的学生在歌唱表演方面具有很高的天赋，可以作为专业型的人才来培养；有的学生声乐条件一般，但是乐感和素质尚可，可作为学术型的人才来培养。艺术硕士要注重艺术实践，音乐会的演唱要出色；学术硕士要注重论文写作，提升学术水平；教育硕士要注重师范功能。2.声乐教学内容要多元化。高师和综合大学培养的声乐研究生应该在一专多能的基础上思考并总结声乐演唱及教学的规律、理论并加以传承。在声乐技能技巧方面，高师的学生比不上专业院校的声乐演唱专业的学生，但是作为以师资培养为目标的高师声乐教学，追求的不是演唱高难度的声乐作品，而是追求掌握科学的演唱方法，作品的涉猎范围能够广而全。在研究生的技能训练方面，高师的声乐硕士除了声乐技能外，还应具备一定的伴奏能力，可以在培养方案中加入钢琴课，或者钢琴伴奏课；研究生的英语没有涵盖专业术语，很多研究生看不懂专业的英语文献，可以在研究生的英语中开设专业英语术语课程。另外，建议开设心理训练等方面的课程，通过心理暗示来帮助学生在表演上、教学上起到更好的效果；笔者认为加强学生的教学能力和提高文化素养也是极为重要的，建议在课程培养方案中加入声乐教学法、教学理论，甚至是中文课、哲学课、美学课等文、史、哲的课程，使得研究生的知识层面要高于本科生。还应该注重培养研究生的研究能力，让他们学会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并反思问题，通过知识的积累和不断的实践，完善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生的培养还应该考虑市场需求，为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培养所需人才，注重学生各种能力的培养。3.声乐教学质量要提高。在研究生阶段，学术硕士一般开一场音乐会，艺术硕士开两场。毕业音乐会要求学生的演唱风格要多样化，不能只有一种类型，应展示出对不同风格作品的驾驭能力。美声唱法的学生应演唱意大利语、德语、法语歌曲和中国民歌，民族唱法的学生应演唱戏曲和地方小调。音乐会应该有一定的规格，应注重学生歌唱艺术的表达能力，培养学生的乐感，而不是纯粹的技术。对美声唱法的学生应加强语言训练，让他们深层次地学习意大利语、德语和法语，而不只是注重语音训练。这样学生才能真切理解歌词的意思，舞台上准确地表达作品，在交流的时候更加自然。民族唱法的学生要求更多地继承传统和创新，努力学习中国优秀的传统声乐文化，并在唱法与作品上进行大胆的尝试与创新。研究生的专业课可以用声乐理论的教学和研讨性的教学来补充简单的“一对一”的教学模式。这样可以避免学生知识单一、视野狭窄的情况。4.搞好声乐研究生的艺德、师德教育。艺术硕士毕业后主要去文艺团体当演员，文学硕士和教育硕士毕业后主要是入校当老师。作为一名艺术家只有具备优秀的艺德，才能被广大人民的喜爱，才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作为一名教师，优秀的师德是立身之本。很多的文艺团体、院校采取以老带新的做法，引导新人更快地适应工作岗位，但是这都是研究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才开始的。如果在研究生期间就开展师德教育，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研究生走上工作岗位上的不适，减少工作中出现问题的几率。
加强对研究生导师的培训与遴选目前，硕士研究生导师遴选的标准不一致，有的学校标准比较低，建议国家出台导师遴选的标准和条件：如对导师的职称、获奖、论文等方面有具体的要求，这样有利于整个师资队伍的建设。由于扩招比较严重，中国的教育已经进入到一个大同的状况，导师的质量不是很令人满意，老师的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建议对导师实行岗前培训，组织老师们进修。对海归导师加强中国文化的培训，特别是中国声乐文化、中国音乐文化知识的补充。对于资深的老师，建议学校能送其出去充电，更好地提高业务素质和教学能力。很多导师都表示既要辅导学生举办音乐会又要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压力太大，建议学校实行双导师制，一位老师指导学生的音乐会，另一位老师指导学生的论文。笔者以为:硕士生导师的学术水平、道德修养和工作态度直接影响着研究生的成长。他不仅向研究生传授知识、培养研究生各方面的能力,对研究生的性格、修养、态度等各方面都有直接的影响。每个导师学有专长,互相之间可以弥补对方的不足,跨学科、跨专业及交叉学科的导师可以培养出知识更加全面、能力更加完备的研究生。
MFA是目前全球通用的一种培养艺术创作与表演高级人才的高等教育形式，得到世界多国普遍认可，它涵盖了音乐、舞蹈、美术、艺术设计、戏剧、戏曲、广播、电视艺术领域的所有实践类专业。与欧美国家相比，MFA在我国起步较晚，直到2005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才正式建立艺术硕士专业学位，并于2005年、2009年和2011年先后分三批批准了100余所高校作为我国MFA教育的试点院校。
从MFA在中国生根，到现在已经走过了8年的发展历程，然而，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大众至今对于艺术硕士的认知态度依然还是谨小慎微，甚至半信半疑。笔者以为，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MFA招生培养制度的不了解和就业前景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因此，对其培养方式、培养目标以及评价标准做一个细致而全面的梳理尤显重要。
在国际上，艺术学科存在着两种学位类型，专业硕士和传统的学术型硕士是同一层次不同类型的两种培养方式。传统的学术型硕士属于研究型的，培养多侧重于理论修养，其终极学位是PHD（Doctor of Philosophy，哲学博士学位），而艺术硕士则属于创作型的，其最高学位便是MFA，虽都是终极学位，但两者不能对等折换，而是各有侧重，在招生录取、培养方式、授予学位的标准和要求等方面也各有不同。
首先，传统学术型硕士在招生方式上以公共课和专业理论课为主，而放低对专业技能的考核，这致使很多极富艺术才华，同时又有强烈深造愿望的艺术青年因为制度上的原因而被挡在研究生大门之外，对于这一点，很多专家教授也表达了担忧和不满，甚至有学者站出来对现存的艺术教育体制进行厉声讨伐。一个人艺术才能的发现和培养不是靠简单的英语和政治的高分体现出来的，我们要培养出社会需要的艺术人才，就必须重新审视现存的培养制度，并在入学考试上首先做出相应的调整，如使艺术硕士在招生录取上更看重实际专业技能的考察，在文化课方面则侧重于文、史、哲以及美学知识的修养，而适当降低政治、外语等课程的考核门槛。
其次，与传统以理论研究为主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不同，MFA（艺术硕士专业学位）定位于高等艺术教育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范畴。在尊重艺术教育特殊性规律的基础上，应体现出实践性的特征，在强调出作品、重应用的同时兼顾理论修养的提升。具体在培养环节上，加大实践类课程的课时比重，适当压缩纯理论课程的学时数，最大限度地提高学习者的专业技能和实践创作能力，以符合社会对人才的多方面需求。
最后，在培养质量标准上，艺术硕士获取学位不以的数量和字数为标准，而是以其作品质量作为评判的主要依据，毕业论文也无须进行表面意义上的字数设定，而需紧扣毕业创作的主题展开论述。艺术教育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其实践和应用的重要性，就如同演员要拿自己的影视作品来说话，导演也要通过影视或戏剧作品等表达出自己的思想。不同的质量标准决定了不同的培养目标，传统学术型硕士的毕业论文因有数万字的字数要求，并须在核心期刊发表才可获得学位，这使得学生要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对资料的搜集和论文的写作上，这样的人才走向社会之后可能会成为一个评论家、理论家或者艺术史学家，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仅有理论研究专业人才往往不够，还需要大批有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
需要说明的是，从表面上看，专业硕士和传统学术型硕士的毕业证书是一模一样的，但从现在获批准的100余所院校的执行情况来看，实际上两者的区别在于传统学术型硕士所获得的是文学硕士文凭，而专业硕士获得的是艺术专业硕士文凭。
诚然，我们应该看到，专业硕士学位自2005年在我国设置以来，在许多方面尚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培养制度上还不成熟，虽然培养目标是以实践为主，但在实际授课中却与传统学术型硕士并无多大区别，培养的人才也没有体现出应有的实践方面的优势，这样不仅达不到培养的目标，也会降低社会声誉。其次，人们对专业硕士依然存在着诸多的疑惑和误解，有人认为考分不够的考生被迫去读专业硕士。另外，与学术型硕士相比，专业硕士在奖学金和评奖制度上还不能被同等对待等，这都会导致专业硕士不如学术型硕士的公众看法。笔者以为，要更好地体现MFA的价值，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应树立起正确的艺术硕士的学术标准，建立起其应有的教育品牌，我们相信，有政府在政策及资金上给予更多支持，有社会能够给予更多理解与宽容，再加上一代代专家和学子的艰苦努力，MFA 必定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根深叶茂。
唐骏事件发生后,舆论一片哗然。有关真假文凭的讨论,一时成为媒体焦点。谈到文凭,自然要涉及留学。因为从晚清开始向西方学习,首当其冲的是新教育的兴起。中国近代新教育开始完全模仿西方,一会学德国,一会学美国,变化很大。中国近代新学制虽然逐步建立起来,但是很不完善。借助西方教育机构为中国培养各种人才,始终是中国近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鼓励和奖励游学或留学,也始终是政府兴办教育的手段之一。晚清政府如此,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也是如此。洋博士优越于土博士,逐渐被社会所认同。
蔡尚思先生回忆说:“我在十余年前,听见一个同事说:‘某有名大学有两个学生,同时毕了业,一个学问很好的,因为没有钱,只好进该校的研究院;另一个学问很差的,因为有钱,便赴美留学;这两人又同时毕业,在该大学任教;那位学问很好而由该校研究院毕业者,只能在该大学任讲师;另一位学问很差而得有美国学位者,却可在该大学任教授。两人的薪水,也相差到两倍以上之多。”这个故事,并不是个案。因此,从晚清到民国,中国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留学热潮。
实至名归的“海龟”
客观地讲,近代留学生对中国社会发生的作用主要是正面的、积极的。当然,任何事情都有正负两个方面,留学也不例外。在近代海外留学的大潮中,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大致说来,不外以下几类。
第一种,实至名归类。所谓实至名归,是指学问有成,同时也获得毕业文凭。换句话说,就是既有学问,也有文凭。刘半农曾以高中学历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被人讥笑,一气之下出国留学,历时6年。1925年,他以《汉语字声实验录》和《国语运动史》而获学位。陶行知,1914年金陵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开始在伊利诺斯大学攻读市政,一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导师是著名的杜威教授,19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教育家。赵元任在1910年赴美留学,先在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1914年大学毕业,1918年荣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蜚声中外的语言学家。吴宓,1917年赴美留学,1921年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回国后先后任东南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教授,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颇有造诣。金岳霖,1914年赴美留学,192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是中国逻辑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林语堂,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学士,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类似这样的人物很多,举不胜举。一般来说,凡是经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同时得到名师指点,大多数人都是事业有成,在某一领域有独特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学问与学位是有密切关联的。
没有学位的大师
第二种,有实无名类。所谓有实无名,是指具有留学经历,没有获得学位,但却在学术研究上获得巨大成功的人。这方面的例子也是相当之多,陈寅恪就特别典型。陈寅恪的留学经历极为丰富,跨越东洋西洋。1902年春,12岁的陈寅恪随哥哥衡恪东渡日本留学。1904年夏天回国,不久又与兄长隆恪同时考取官费留学生,第二次东渡日本。一年后,他因患脚气病回国疗养。1909年秋天,在亲友的资助下,陈寅恪赴欧洲留学,先后入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1912年,因为经费不足,由瑞士暂时回国,住在上海。1913年春天,再度赴欧,进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在这期间,曾到英国伦敦作短期考察。1917年冬天,陈寅恪再度出国留学。因为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欧洲去不成,于是决定赴美,入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和希腊文。1921年,陈寅恪离开美国,再度赴德,入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和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等。
陈寅恪海外留学十八年,行迹遍及欧美大陆,刻意求学,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就到哪里去拜师,去读书,对学位之类的东西一概不感兴趣。他一生在将近二十多所大学读过书,从来没有得过什么“博士”、“硕士”学位,即使连大学的文凭也没听说他拿过。是他愚笨吗?不是。因为他是为求学问而去的,不是为拿文凭而去的,所以等不到大学毕业,他已经到另外一所大学去了。
1925年,清华学校增设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聘请当时著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李济等为国学院导师,陈寅恪的好友、哈佛同学吴宓也来清华任教。经吴宓介绍、梁启超推荐,陈寅恪也被聘请为国学院导师。据说,梁启超当时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时,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曹问:“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讲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崇和赞赏,曹听后才决定聘他来校任导师。
陈寅恪学贯中西,通古博今,在当时学术界被称为“最好的教授”、“教授之教授”、“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等方面均有开创性贡献。胡适在1946年得知陈寅恪双眼失明后,无限惋惜地说:“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另外,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现代文化巨匠鲁迅、国学大师王国维都曾经留学日本,尽管没有获得任何学位,但丝毫不影响其学术地位与评价,相反却赢得了人们的敬仰。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萧公权曾经说过:“其实学位只能表示一个学生按部就班,修完了‘高等学府’规定的某种课程,而未必表示他的真实学问。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求学位。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位。真有学问的人绝对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历史学家耿云志先生指出:“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其学问一定高深;没有博士学位的人,未尝不可对学术作出重大贡献。在中国,得过外国博士学位的人车载斗量,但究竟有几个比没有任何学位的王国维更高明呢?”
胡适的情况比较特殊,本来应该在1917年获得的哲学博士学位,晚了十年才获取,成为学界一大公案。胡适1910年赴美留学,1914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1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哲学,没有获得博士学位,直到10年之后才取得博士学位。当时已经引起质疑,但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对此讳莫如深。学位取得与否,并没有影响胡适的学问与思想,但多少成为胡适一生的心结。耿云志指出,1948年,胡适填写中央研究院院士表格时,在学历一栏先写上美国康奈尔大学文学学士,并注明“1914”的字样;接着写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便没有注明何年所得。其难言的苦衷,可以想见。胡适一生总计领了35个博士头衔,令人叹为观止。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博士,却给他留下了无穷的遗憾。
无名无实的
第三种,无名无实类。所谓无名无实,是指在国外混迹几年,学问没有增长,也没有获得任何文凭,无奈之下花钱买一假文凭或自称在国外某所大学获得文凭。这些人凭着假学位做幌子,居然在国内教育界或其他事业中混迹。因为中国文化重面子、给面子的传统,这类事情人们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大家知道该文凭为假,也不好意思揭穿。加上当时通信、媒体相对不太发达,所以此类事情见诸报端的很少,只是在小说中常常出现。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中的主人公方鸿渐以30元美金换取的克莱登大学文凭,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故事。方鸿渐事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缩影,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其实,早在晚清留学时期,弄虚作假买文凭的事就很多。清代高官端方等人就留学的种种弊端做过批评。其中论及混文凭,说道:“其或心艳虚名,身循故事。喜民校之规则纵弛,阅数月而骤得证书,借以表帜名高,侈谈学务,陋者不察,辄相引重。”具体到留日学生的总体情况,有文献指出:“查在日本游学人数虽已逾万,而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所谓习速成者即习法政与师范,时间往往一年半载,语言不通,专业一知半解,其中许多人并没有上课,最后买一文凭回国骗人。所谓学习普通者,是进日本为中国人设立的补习学校,如宏文书院、东亚同文书院等。所谓习专门者,是指中国陆军生初入日本,进入振武、成城补习学校学习军事,然后进入士官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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