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本文从分析源于西方的真人秀节目入手，着重分析了电视文化工业中的商业逻样，指出这种商业过样又是通过收视率得以实现的。
作为国外流行的节目样式，真人秀泛指由制作者制定规则，由普通人参与并录制播出的电视竞赛游戏节目。2000年起，真人秀先是始于荷兰，后被澳大利亚、德国、丹麦、美国等国广泛移植。荷兰的(老大哥)，美国CBS的《幸存者》，福克斯电视公司的《诱惑岛》，法国的《阁梭故事》、德国的《硬汉》等等，它们几乎都成为西方世界最火爆的电视节目。同时，中国国内也开始了类似的节目的尝试，如2000年广东电视台推出的国内“真人秀”节目的首次尝试《生存大挑战》、央视青少年“真人秀”节目《金苹果》节目、我国第一部“室内真人秀”电视节目湖南经视的(完美假期)、浙江卫视的集主题探险、极限竞技、荒岛生存、夺宝谋略等元素于一身(夺宝奇兵)、贵州卫视的在与世隔绝的峡谷里真实体验24天野外求生的“另类生存”《峡谷生存营》等。但中国国内的类似节目多为效仿西方，所以我们的研究还是以西方的真人秀节目为主。
目前出现的真人秀节目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生存和竞技为核心的“野外真人秀”，环境多为奇观化的原始地域，最为典型的是美国的(生存者)系列，地点分别是南太平洋上的荒岛、澳大利亚的荒原以及非洲丛林;另一种是窥视型的“室内真人秀”，如荷兰的《老大哥》和法国的《阁梭故事》，志愿者生活在封闭的空间里，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均被切断。总的说来，真人秀节目是一种游戏节目，它无意对人们的生存状态进行现实关怀，没有提出更不可能回答人们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困境;相反，它们只是挖掘一些能紧紧抓住观众吸引力的元素以提高收视率来获取可观的利润回报。事实上，真人秀节目完全是西方电视文化工业的组成部分。
无可否认，这些节目中确实有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经验的暗合之处，这也可能是它们吸引观众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隐藏在节目背后的商业化和商业资本的逻辑。而这与整个电视文化工业中的商业逻辑是一致的。1963年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中对“文化工业”一词作了这样的解释:“大众文化的倡导者认为，它是这样一种文化，仿佛同时从大众本身产生出来的，是流行艺术的当代形式。我们为了从一开始就避免与此一致的解释，就用文化工业代替了它。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把它与文化工业区别开来。文化工业把古老的和熟习的熔铸成一种新的品质。在它的各个分支，特意为大众的消费而制作并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消费的性质的那些产品，或多或少是有计划地炮制的。文化工业别有用心地自上而下整合它的消费者。它把分隔了数千年的高雅艺术和低俗艺术的领域强行聚合在一起，结果，双方都深受其害。”他们认为文化工业本质上是反大众的，是一种更隐蔽更微妙也更具成效的统治意识形态和一种欺骗大众的启蒙精神。这一词语的转换凸现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淦释大众文化的批判向度。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批判的核心在于文化工业的商业化，具体来说有两点:一是文化工业的复制性和批量化生产。文化工业的各个组成部分在结构上是相似的，或者至少是互相适应的，以便使它们自己构成一个几乎没有差别的系统。也就是说，无论从微观和宏观上看，文化工业都表现出统一性，文化工业的风格就是程式化，即所有的文化工业产品都只有一个风格—无风格。结果是文化变成了归类活动。因此，文化工业实际上就成为一种“反文化”。由于文化工业生产的技术化、标准化、产业化，使得文化工业生产过程不断重复、文化工业产品整齐划一成为文化工业的一个关键特征。因而艺术生产也可量身定做、机械复制、批量生产，艺术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的精神生产”。二是文化工业的商业逻辑。阿多诺说，文化工业产品作为一种商品，它的全部动机就在于把对利润的追逐投放到各种文化形式上，现在的文化工业则直截了当地把效益放到了首位，它的最终目的就是追逐利润。当然，艺术作品并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一种特殊商品，这不仅是因为文化工业依赖于真正的工业部门，而且还因为文化工业产品即使不再进行交换时，它也完全受交换规律的支配;即使人们不再使用它时，它也被盲目地使用。换言之，文化工业产品作为一种商品，是具有经济效益的，因而是可以买卖的。从这一角度来看，真人秀节目的确是被看作是商品来进行买卖的，因为要播放该节目首先必须出资获得播放权，而播出者之所以购买其播放权无非是为了从中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这一目的是通过从广告商那收取广告费用得以实现的。
广东的远古先民早就有从事海上贸易活动的记载。《汉书·地理志》描述了粤出口船舶：“自合逋、徐闻入海”，“自日南障塞、徐闻、合逋船行”之路线，以及黄支国“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与蛮夷贾船贸易的盛况。
《后汉书·大秦国传》有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应是关于海洋商业文化最早的记载。
唐代《唐元和郡县志》载曰：“汉置左右侯官在徐闻县南七星，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以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yi）徐闻”。
唐宋时期,已有不少番商来韩江三角洲从事贸易活动：“任番商列肆而市”。《南澳志》记曰，妈祖庙是宋代来潮的番商首建。当时的番商满载潮洲陶瓷乘槎浮海而去。南宋人赵汝适在其所著《诸蕃志》卷上中，条列了与广东通商的五十七个国家和地区的名字，它们分布在东亚、东南亚、西亚及非洲等地。
《南史》记载，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前来中国的各国使者，如林邑（越南）、扶南（柬埔寨）、诃罗?国（爪哇岛）婆皇（马来半岛）盘盘国（泰国）、中天竺国（中印度）波斯国（伊朗）等国，很多都是先从海路到广州，然后转往京城建康（南京）。
到了清代，与粤进行海上贸易的国家日益增多：东洋有日本、朝鲜；南洋有菲律宾群岛、苏禄群岛、西利伯群岛、马六甲群岛、新加坡、婆罗洲、爪哇、苏们答蜡、马来亚、遢罗、琉球、越南、柬埔塞、缅甸等国；欧洲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丹麦、瑞典、普鲁士、意大利、俄国等国；美洲有美国、秘鲁、墨西哥等国；印度洋有印度等国。（参见黄启臣《海上丝绸之路史》）
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贸易之后，“粤东之海，东起潮洲，西尽廉南，南尽琼崖，凡分三路，在在均有出海门户。”当时中外商人进行贸易的口岸遍布广东沿海各地，如：佛山、黄埔、虎门、澳门、汕头、汕尾、潮阳、江门、澄海……粤东澄海自彼时修建起港口，即成为了粤东的通洋总汇和枢纽。呈现出一派对外贸易的繁荣景象。（梁廷??《粤海关志·口岸一》卷五）
魏源《海国图志》卷79载：道光年间（1821~1830），每年到达广州的外国商船“约在一百余只至二百余只不等”。不仅外国来华贸易的商船增多，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商船远航东洋、南洋及欧美等地进行商贸活动。
据日本大庭修《日清贸易概观》中载：开海贸易后，中国前往日本贸易的商船数量大增，康熙二十四年（1685）85艘，二十五年102艘，二十六年115艘，二十七年，增至193艘，随船到日本贸易的中国商人达到9128人次。西人统计，18世纪50~70年代，每年至少有37艘广东商船来往于广东和东南亚各地。大量的葡萄牙船只也往来于广东与巴达维亚之间，1718~1738年，从澳门到巴达维亚的葡萄牙船只就达120艘。
海上商贸的繁荣，使广东与世界市场连为一体。光绪《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大清会典事例》记载，从康熙六十一年至道光二十年（1722~1840），由遢罗、越南、菲律宾、缅甸、新加坡等国运到广东贸易的有米、石、象牙、沉香、槟榔、砂仁、苏木、铅、锡、珀、玉、棉花、燕窝、玳瑁、打火石、水牛皮、欧洲羽缎、毛织品、粗哔叽、印花布、胡椒、鹿茸、鱼肚、鸦片等。欧美各国输入的商品则有各种香料、玻璃器皿、银圆、珊瑚、玛瑙、洋参等。在广东的中西贸易中，茶叶、丝绸和陶器畅销欧美市场。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显示，从康熙三十九年（1700）至道光十年（1830）的130年中，仅广州一口净输入的白银总量约在9000万镑至1亿英镑左右。同时进出口的货物也种类繁多，从广东输往欧美的商品除了茶叶、丝绸和陶器之外，还有土布、麝香、明矾、铜、水银、甘草、生锌、大黄、桂子、冰糖、姜黄、樟脑、绸缎、丝绒等。同时，南洋各国经广州输入中国的商品亦种类繁多、数量可观。
二．近代粤海洋商业文化形态
康熙年代，开海贸易后，广东开放给中外商人进行贸易的口岸几乎遍布广东沿海各地，共有七个总关口，下又设六十多个小关口，如：佛山、黄埔、虎门、市桥口、澳门总口、乌坎总口、汕尾口、庵埠口、双溪口、汕头口、潮阳口、江门口、海门口、澄海口、海安总口、梅?总口、雷洲口、赤坎口、海口总口等。（参见梁廷??《粤海关志·税则四》）其中粤东澄海在清代已成为海洋总汇和枢纽。这里呈现出一派对外贸易的繁荣景象。
粤东门户潮州，海外交通在隋代已有一定基础。大业四年（608年），陈棱、张镇周经略流球，就是以潮州为基础的。唐代潮州已发展成“岭南大郡”，是粤东最大城市。宋代除了广州是第一大港之外，粤东的潮州也是一个航船出入的港口。《宋史·三佛齐传》载：“潮州言，三佛齐国蕃商李甫海，乘泊船载香药、犀角、象牙至海口，会风势不便，飘船六十日至潮州，其香药悉送广州”。当时潮州的港口是凤岭港，此港有“粤东襟喉，潮州门户”之称。
明代粤东的海外贸易活动则以南澳为中心。此地为南北商船上下必经之地，各国番船多停泊此地进行互市活动。每年四五月间，各地海商便聚集这里，进行互市贸易。每当三四月东南风起，在南澳的商船即纠集出航，由南澳入闵，越过洋面，由外域而上，入浙江等地贸易；八九月西北风盛，又满载江浙丝织品与棉织品，扬帆顺风而下，返回南澳与本地的海外商人贸易，或由南澳远航东南亚贸易，潮洲商人往来南北，获利甚巨。
粤西沿海地扼交广海路，是中外商船往来的必经之地，商业活动非常活跃。如雷州往西“通安南诸蕃国路”，往东“泛海通恩州并淮浙、福建等”。人殷物阜，商旅频繁。本文将进一步从海洋商业贸易与海外移民贸易这两种方式探讨近代粤海洋商业文化形态。
1．海洋商业贸易形态
官方商贸
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形成于西汉初期。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番阳令唐蒙奉王恢之命出使南越。唐蒙从吃蜀产的枸酱中得知“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的岭南贸易情况：“建元六年……恢因兵威而使番阳令唐蒙风哓南越，南粤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以来，曰‘道西北????江，汇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为至长安，问蜀贾人，独蜀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江，汇广百余步，足以行船” （《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汉书》卷九十五）
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亦记载了汉代官商外贸的情况：“汉置左右侯官，在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曰‘欲拔贫，诣徐闻’。”
当地考古发现，古合浦郡（包括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五县）的合浦县东、西南侧，约有汉墓五千座，它们距离现在海岸5~20公里不等。已出土的随葬品中也不乏舶来品或与之有关的遗物。合浦、徐闻、番禺皆被认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西汉时，从合浦起航出海沿北部湾西行，可到占城、遢罗（泰国）、真腊（柬埔寨）、爪哇、满剌加、三佛齐（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直至波斯湾沿岸。这些成批出土的舶来品亦应与官商贸易相关。
东晋南朝时期，外国银币即在广东境内流通。八十年代中期，粤西考古发现了一个窑藏陶罐，内装全部是金银器物，其中波斯银币二十枚，这二十枚银币和其他物品都是波斯萨珊王朝伊卜尔三世至卑路斯时（383~484年）的制品。专家认为白银已成为当地主要流通货币，岭南是不同于全国其他地区的特别用银区。
唐人杜佑称隋代广州与国内荆、扬、益、越等大城市“运漕商旅往来不绝”。李吉甫谓：“炀帝开通济渠，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闵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唐朝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专职或相关涉外职能机构，形成自上而下完善的外交、外贸管理体系。并制定了若干涉外法令法规、保护外侨、外商的利益。如武德七年（624年）颁布的《赋役令》，唐初修订的《唐律》等。唐代中后期，官方还给外商发放专门“过所”（通行证），保护外商在华财产权益。唐文宗曾针对海外客商在东南沿海受到官府侵渔、税收过重的状况，告诫岭南、福建、淮南三镇藩帅，不得“多务征求”，“重加率税”。唐代中后期，随着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随着中外交往从西北陆路转向东南海路，海外贸易空前活跃：北通高丽、新罗、日本；南通东南亚、印度、波斯诸国，而以南海交通为主。“海外诸国，日以通商”。唐初于广州设立了市舶司院，总管东南海路的对外贸易。这一举措，开创了中国外贸管理的新局面。广州也因而成为了全国海外贸易的中心，强化了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东方首港的地位。
宋朝随着外贸控制的强化和市舶司制度的健全，广州等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大港的外贸垄断权进一步扩大，法规更为周密和严格。凡从广州进口的商品一律要由市舶司购买，全部进入宋朝官府。从而抑制了外贸的正常发展。南宋末，吏治严重腐败，官吏竟相打击外贸，侵吞舶货，残害百姓，致使海上丝绸之路日趋式微。商人们甚至放弃合法贸易而转向武装走私，沦为“盗贼”。
明代中国已处于世界航海史的领先地位，广东成为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从广东起航或经广东放洋出海的远洋航线已扩展至全球。郑和七下西洋，就是明朝政府组织的大规模航海活动，七下西洋都是经过广东南海水域而到达西洋诸国。郑和开创的洲际航线，为开辟欧洲至印度的东方航线起了先导作用。
私商与海寇商贸
在明代海禁政策条件下，广东的对外贸易，主要分为官府直接控制的贡舶贸易和私商经营的市舶贸易两种方式。贡舶贸易是明朝官方直接控制海外贸易的一种制度。它与明前期实行的海禁政策分不开，因禁止私人出海经商贸易，迫使海外各个国家不得不依仗朝贡贸易的惟一渠道。市舶贸易即是私商在广东港口或出海同外商进行的贸易。私商贸易在明初和中期被视为非法贸易。明中叶以后，随着贡舶贸易的日益衰落，“广东民多挟大舸入海，与夷市”，“有力则私通蕃船”，并已成为普遍现象。连豪门之家蹑足于此者也不乏其人。张燮《饷税考》曰：“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如人阴开其窦，而人不得收其利权……至嘉靖而弊极矣”。（《东西洋考》卷七）
私商贸易自唐代便是对外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经商已经成为当时广东人
谋生的重要手段。“百粤之地，其俗剽轻，猎浮淫之利，民罕著本”。（萧邺《岭南节度使韦公神道碑》，《全唐文》卷764）大历中，路嗣恭平定哥舒晃之乱，乘机私吞广州商舶之徒财宝数百万贯。因见海商财资雄厚。唐代旅居广州的外商也是外贸领域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们“与华人错居，相婚嫁，多占田，营私第，吏或烧之，则相挺为乱。（《卢钧传》，《新唐书》卷182）唐末居广外商众多，他们具有中国海商所无法比拟的与海外市场更直接、更密切的联系与贸易优势：“岭外酋帅，因生口（奴婢）、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梁、陈而不改”。亦显见了外商雄厚之财富。开成间，广州蕃商势力已发展到可以抗拒朝廷、制造动乱的地步。除了民间私商与外商之外，岭南的豪族势力同样是一股活跃于海外商贸领域的强大势力。这些地方豪强自恃才雄势大，凭籍武力，亦盗亦商。海南万安州豪族冯若芳“每岁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其物为己货，掳人为奴婢……若芳会客，常用香为灯烛，一烧一百余斤。其宅后，苏芳木露积如山；其余财富，亦称此焉”。彼时亦有以幻术之“得牟法”劫取财宝之海寇。《太平广记·幻术陈武振》记载了陈武振以幻术生财之道：“西域贾漂泊溺者因而有焉。海中人善咒术，俗谓‘得牟法’。凡贾船经海路，与海中五郡绝远，不幸风漂失路入振州境内，振民即登山披发以诅咒，其风扬波，舶不能去，必漂于所咒之地而止。武振由是而富。”此外亦有官商参与，亦官亦商的海寇，如不少岭南官吏就扮演着这类角色。他们利用职权，插足海外贸易，与民争利，其“十中无一，肯识廉耻”。《旧唐书·王锷传》载岭南节度使王锷：“能计居人之业，而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
明代贡舶贸易的官市已退居次要地位了，私人的市舶贸易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私人市舶贸易所经营的商品多是明政府严禁出口的生丝、丝织品、硝石、硫磺、铁锅等。这些商品皆是当时国际市场上的抢手，因而市舶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不断提高，从而在嘉靖以后发展成为广东对外贸易的主要经营方式。
红头船商贸
“红头船”商贸是近代粤东地区特有的一种商贸形态，它既有物质贸易，也包含移民交易，或以物贸为幌子进行的移民交易。雍正年间的中遢大米贸易，澄海县的樟林港是潮汕地区与遢罗进行“红头船贸易”的繁荣商港。广东巡抚杨文乾等人曾向雍正皇帝奏道：“商船出洋之时，每船皆私载二、三百人，到彼之后，照（护照）外多出之人，惧留不归。更有一种嗜利船户，明载些许货物，竟将游手之人偷载至四五百人之多，每人索银八两或十两。载到彼地，即行留住”。
雍正至道光年间，潮州人通过“红头船”方式移民海外者近百万人。当时潮州移民多从澄海樟林出发，樟林有一种专做移民生意的商人，被称为“客头”。他们对东南亚地区比较熟悉，潮州人出洋谋生多由客头组织偷渡。已经移民海外并站稳脚跟的海外潮人，则又纷纷委托客头引带自己的眷属和亲友前往东南亚谋生。客头还代办潮州籍华侨与家乡的函件和汇款，据说每月由客头乘红头船带回的侨汇多达四万元。至1858年，红头船时代结束，遢罗已约有华侨一百五十万，其中60% 是由樟林乘红头船到达遢罗的（参见《潮州吴氏族谱传》）。据载，遢罗曼谷王朝拉玛三世（1824~1851），每年移居遢罗的中国人口达六千至八千人。为了表彰海外潮人对遢罗开发所作的巨大贡献，拉玛三世曾命人制作代表潮人的“红头船”模型，存放在岩尼瓦寺以作纪念。
走私商贸
粤走私贸易主要包括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1858年，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在给国务卿加斯的报告中说：“汕头是厦门西南约一百英里的一个口岸，它是未经条约承认的，这是阁下知道的。那里进行着大量的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它似乎得到每一个参与这种贸易的人的默许，香港的报纸定期刊登汕头的船期表。” 1860年，汕头开埠后，鸦片走私进一步泛滥。通常的走私办法是先将鸦片从印度等地运来，卸进趸船。再由中国私商看样订货，并付款、提货。外国烟贩通过勾结中国官吏和烟贩所形成的走私网，用快蟹、扒龙等快艇武装走私运入广州及沿海各地。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粤东南澳已成为外国鸦片贩子分销、储存鸦片的重要停泊站。鸦片贩子通常是从澳门私运鸦片于此，再由此转销潮洲、闽南甚至北方等地。林则徐赴粤查禁鸦片期间，曾下令对南澳地区的鸦片走私船严加驱逐，并责令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将在南澳的英国鸦片船招回虎门呈缴鸦片，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随着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南澳、汕头再次成为鸦片走私的场所。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许多总部设在香港的洋行从事鸦片走私。其中最大的颠地和怡和洋行还配有武装护航船队。此外，帆船也参与了鸦片走私活动。广东沿海的帆船一年来回六趟。为了对付走私贸易，清政府采取了海禁政策。这一海禁政策同时也堵塞了正常的海上贸易之路。在禁海期间，澳门成为了我国的转口贸易基地。广东的部分货物先由陆路转运到澳门，然后再由海上转贩到东南亚和欧洲等国。当时澳门附近的十字门就是走私商船汇集贸易的据点。清政府的海禁和迁海政策，虽然使广东贸易遭受损失，但广东走私贸易的富商大贾贿赂官府，使广东外贸得以延续。顺治十年，遢罗国有商舶至广州，地方官以“互市之利”进言上司，遢罗商人得以入贡，广州巡海道还以全体官员的名义表示欢迎。
海禁期间，广东官府亦有一批“藩商”参与了从事对外走私贸易。当时“海禁甚严，人民不得通澳”，而藩商们却利用他们上通官府，资本雄厚的优势，尽得外贸之利。《抚粤政略》卷十中曾记载广东的沈上达投靠平王麾下，仰仗特权，打造海船，私通外洋，他一次就能获利四五万两，一年得利四五十万两，被称为“藩商”。广东藩商以权势和武装作后盾，大肆从事走私活动。客观上为海禁时期的广东保留了一条狭窄的外贸通道。
⒉ 海洋移民贸易形态
海外移民有被动与主动两种情况；所谓被动者即指苦力贸易，或曰“猪仔”，亦称“契约工”；所谓主动，指自发经济移民、政治商业移民以及偷渡者。广东自宋代始，已有少数商人出外经商而定居国外成为移民。明代广东的海外移民规模有所扩大，主要移居在东南亚国家。清代广东向海外移民逐渐形成高潮。康熙二十三年，准许民人出海贸易。此后，随商船出海移居外国，或偷渡依据外国的广东人日益增多。广东潮州移民亦有依靠亲友和乡党关系移居海外的，他们依靠这种宗亲关系在侨居海外，从事社会经济活动。
苦力贸易移民
早在唐代，岭南掠卖奴隶之风就盛行，广州是奴隶贸易的中心。除贩卖本国奴隶以外，亦有外国奴隶，其中以东南亚人、印度人、新罗人为多。东南亚土人皮肤黝黑、体格强壮，尤善潜水，号称“昆仑奴”。张籍《昆仑儿》诗云：“昆仑家住海中洲，蛮客将来汉地游。”岭南贩卖奴隶之风至宋元犹然。
鸦片战争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亦以诱骗、掳掠的方式，即西方所谓“苦力贸易”（广东俗称“卖猪仔”）的方式，向中国掠夺劳动力。鸦片战争以后，他们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更加肆无忌惮地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地区诱骗华工。他们利用珠江三角洲劳苦人急于摆脱贫困的心理，引诱、掳掠他们出洋充当苦力。夏东元编《郑观应集》记载了苦力贸易者的罪恶与“猪仔”们的悲惨境遇：“被骗出洋而死于难者，每年以千百计，吾闻之有半途病死者，有自尽求死者，有凿船焚船同归于尽者，苟幸甫经到岸则售充极劳极苦之工，饮食不足，鞭挞有余，或被无辜杀戮，无人保护，贱同蝼蚁，命若草菅”。
鸦片战争后，广东的海外移民以契约华工为主。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殖民者迫切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来开发殖民地与本国资源，需要在中国沿海地区从事掳掠、拐骗华工出国。据记载，1800~1820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其驻广州商馆，从广州的黄埔和澳门多次偷运华工到摈榔屿、马六甲等地。他们还雇佣槟榔屿华人潜回广州或内地，替其招募华工出国。东南亚各殖民地借助于廉价华工，得到迅速的繁荣发展。（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广东是华工的主要输出地，广州、汕头、澳门、香港、琼洲等，均为主要出口口岸。广州仅1852年就出口华工二万四千五百八十一人。而在汕头和南澳一带装船运出的华工就达六千三百八十八人。美国驻华公使伯驾在1856年给国务卿的报告中曾说：1855年从汕头载运苦力出洋的外国船只共有12艘，运出苦力六千三百八十八人。亨特《中国海的美国船》称：“在1852与1858年之间，当苦力贸易自澳门转移于汕头港时，美国船只曾运出苦力四万名。”（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当时英国驻华公使包令也不得不坦言：“汕头及附近一带为搜罗猪仔苦力并将他们贩运出洋而产生的无法无天暴行，已达不可想象的地步。” 19世纪中叶，在秘鲁、古巴、西印度群岛和巴拿马、巴西等国的契约移民输入数约达六十万人。
澳门、香港也是一个苦力贸易的中心。据有关资料统计，1856~1873年间，澳门出口华工十八万一千五百六十三人，平均每年一万一千三百四十七人。香港于1851~1872年间，运往美洲、大洋州和东南亚的苦力华工总数则达三十二万三百四十九人。（余绳武等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19世纪50年代，每年从广州、汕头、澳门、香港输出的华工合计约五万人。据估计，1851~1875年，仅贩卖华工到中、南、北美洲而获得的利润就达到8400余万元，年均近340万元。（参见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同时西方船舶的船东们也受巨大利润刺激，不断添置新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畸形贸易也带动了广东沿海地区航运业的发展。
自发经济移民
明中叶后，随着以广州为始发港，并以澳门为中继港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鼎盛发展。广东商人通蕃贸易、居留南洋诸国形成高潮。明代广东商人出海贸易而移民定居国外，主要是为了改善生存条件，开拓新的生存空间，发财致富。属于自发经济移民。这是明中后期移民南洋的主要方式。
鸦片战争后的100多年间，除契约华工外，还有三百万至四百万的自发经济移民的华工，他们由亲友接引或自筹旅费以自由移民的身份移居海外。主要移居地为东南亚和美洲地区，其中以广东籍移民为最多。晚清以来，契约华工和自由移民人数庞大，他们的移居，不仅扩大了华侨队伍，而且使华侨的移居地扩大到世界各地。
清代粤海外移民已逐步形成高潮。康熙二十三年，准许民人出海贸易。开凿巴拿马运河、修建巴拿马等国铁路、巴西等国茶叶的扩大和香料种植业的发展，也吸引了大批华侨移居中南美洲。到了20世纪初，定居中南美洲的粤籍华侨约占85%以上。此外也有一部分“自发移民”，是被用诱骗、拐架、囚禁等办法贩运出口的“猪仔”。自1842年香港建港后，即设立了与槟榔屿、新加坡联系的招工机构，使汕头、广州、香港、新加坡连成一条华工贩运线，把拐掳来的广东劳工运往东南亚、北美洲、拉丁美洲、澳洲和非洲。港英当局为了掩盖贩卖人口的丑恶罪行，打着“自由移民”的幌子，强调华工是自愿自费移民。这批运到美国的“自由旅客”，一到美国，便被立即强迫签立还债契约。他们被债主利用债务契约的形式实行强制劳动，受到残酷地剥削。据官方数字显示1856~1872年香港运出的契约华工，每年约一两万人。
三．近代海洋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台湾学者方豪先指出：“利玛窦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文学、历学、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传入”。（方豪《中西交通史》）
1． 汉文化的海外传播
汉文化的域外传播，一方面是通过海外华侨卷入聚集地的主流社会，使汉文化融入、渗透其中，（参见拙文《论潮文化的海外渗透》）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来华的传教士、商人与学者的介绍与传播。高度发达的汉文化远播域外，令海外各国敬佩不已。近邻日本，自隋代开始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学习隋朝礼仪政治。从舒明天皇二年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630~894），日本共派遣过十九次遣唐使，吸收和移植汉唐文化。伊斯兰教的创始人说：“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亦当求得之”。高丽、新罗的情况也如此。中国的丝织品、陶瓷器、药材等商品以及造纸术、炼丹术通过阿拉伯商人传入了中东与欧洲，对中世纪晚期的西方走向近代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广东商人移民南洋各个国家和地区后，主要从事商业、农业、采矿业、园艺业和渔业。他们对南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开发作出了贡献。在爪哇的万丹，华侨大部分经商，还有种植水道、胡椒和酿酒；在巴达维亚，广东华侨分别从事种植水道、蔬菜、水果、胡搅、甘蔗等农业生产；从事榨糖、酿酒、榨油等农产品加工业；从事捕鱼、饲养牲畜、伐木、开凿运河、除草、裁缝、制鞋、烧砖瓦、制石灰、打铁、木匠、造房、行医等行业。（参见黄昆章《印尼华侨史》）在安汶岛，广东侨民是“聪明、勤俭、亲切，而又善于谋利的国民”。在菲律宾，华侨除经商外，还从事机匠、木匠、园丁、农夫及其粮食的劳作。他们“开发了处女地，于无数世纪静止的荒野之中，开辟了茂盛的稻米、苴麻、蓝靛、椰子、烟草和其他谷类的耕种地。他们在峡谷山林间，披荆斩棘，开辟荒野，而后发掘了腹地的宝藏”。（参见陈碧笙《南洋华侨史》）而于16~17世纪兴盛起来的遢罗的造船业、制陶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华侨的积极参与，技术上无私奉献的结果。大批广东商民移居南洋，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对于相对落后，或有待开发的南洋各国而言，既提供了大量的先进生产技能和年富力强的劳动人手，又带来了丰富的中国商品、资金和生产工具，成为推动南洋社会进步和经济开发的积极因素。
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亦不断地将中国的典籍译成西文，寄回他们的祖国出版。罗明坚就是最早将中国的《道德经》、《三字经》寄回其国，又将儒家的《大学》译成拉丁文。利玛窦在广东韶关传教期间，将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译为拉丁文，并加以注释，寄回意大利出版。1626年，比利时会士金尼阁把《诗》《书》《易》《礼》《春秋》译为拉丁文，在杭州刊行。利玛窦还将中国的儒教、道教介绍到了西方。在其所著的《中国传教史》中，他将中国的私塾和科举考试制度也一并介绍到了西方。利玛窦说，中国“最隆重的学位，是关于伦理学的，考中的人能进身仕途”。而考试的内容乃：“孔子修订的四部古书，他自写了一部，共有五经”。“除五经之外，又有三位或四位作家的各种道德劝言，收集在一起，称为四书”。
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外接触日益增多，书籍及各类文化产品大量出口。中国语言文字对海外国家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有的国家开始使用中国语言与文字。并将中文尊为官方正式文字“上章表则用焉”。广州的“蕃学”专门培养外国留学生。“大观、政和之间，天下大治，四夷向风，广州、泉南请建蕃学，高丽亦遣士就上痒。及其课养有成，于是天子召而廷试焉”。1584年，利玛窦和罗明坚编写了《葡法字典》，运用罗马字拼音方法注解汉字，是为以西文字母拼音汉字之始。1605年，利玛窦在北京著《西字奇迹》，是以拉丁字母拼音汉字之始。金尼阁于1625年著《西儒耳目资》三卷，更系统地运用罗马字母注音汉字的中文字典。不仅便于欧洲人学习汉语，而且对中国汉字拼音也发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2． 西学的传入及影响
西方文化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始于明中叶的天主教。候外庐先生指出：“中国正式接触到所谓‘西学’，应以明末因基督教传入而带来的学术为其端倪”。域外文化的输入，给中华文化带来了异乎寻常的物质精神文明。印度佛教、天文学和蔗糖技术，西亚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胡舞、胡乐，美术和戏曲，拜占庭医学等。成为构建中华文化的重要资源。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谈到唐文化面貌时说：“唐的文化，并不单是汉人的文化，而且夹杂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国文化，尤其是夹杂着印度系统和伊朗系统的文化，这是很显著的事实”。陈寅恪先生说：“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
宋真宗时，宋朝“纂集大中祥符八年以前朝贡诸国，绘画其冠服，采录其风俗，为《大宋四裔述职图》”。并尤其注重了解海外各国的风土人情、地理概貌。近代在造船业、工艺美术、音乐、建筑、医学、语言文字、教育诸方面，亦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学术文化之影响。
16~17世纪，从广州起航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经澳门出海至印度果阿到里斯本航线贸易运往欧洲的丝绸、瓷器、漆器等货物，既是精湛的高级消费品，又是优美绝伦的工艺美术品，深受欧洲国家民众的青睐。并促进了17世纪欧洲其他国家陶业的发展。1628~1637年间，荷兰和德国都有了自己的制陶瓷厂，“欧洲的制造品大量采用中国的饰纹，又进而仿效中国的款式”。（参见包乐史《中荷关系史》）当时欧洲出现的绘画“中国热”，即始于中国风格的陶瓷绘画艺术。
传教士利玛窦1600年进入北京时，赠送的天主圣母像和天主像，是最初传入中国的西洋美术作品。罗明坚亦将意大利的美术印刷品在广州公开陈列，吸引了无数中国观众和画家参观。1629年，会士毕方济著《睡画二答》，宣传西洋画及雕版艺术方法。入清以后，耶稣会士利类思、南怀仁、郎世宁等纷纷作画，使西洋画在中国风靡一时。
西洋音乐传入中国，也是以耶稣会士经澳门传入广东伊始的。黄启承在《海上丝绸之路史》中援引王临亨述曰：“澳门夷人……制一木柜，中??笙、簧数百管，或琴弦数百条，设一机以运之。一人扇其窍，则数百簧皆鸣，一人拔其机，则数百弦皆鼓，且疾徐中律，铿然可听”。利玛窦在北京传教时，将所带的西琴赠给了明神宗皇帝，还特意谱写了《西琴曲意》供以弹之。神宗颇感兴趣。
广东的建筑艺术同样吸取了西方文化所长。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俗称“洋馆”，是中国大陆出现的第一批“洋楼”。1888年建成的广州天主教石室圣心堂，是全国惟一纯花岗石结构的“哥特式”教堂建筑。体现了典型的法国哥特式建筑风格。建筑格局基本上是法国巴黎圣母院的移植。西方建筑风格的传入，对官方建筑、民间住宅、工厂、商业建筑均产生了影响。如广州沙面集中了数以百计的各类西方建筑，包括领事馆、银行、洋行、教堂和学校等。这些建筑总体以英式和法式为主，并有哥特式、新古典式、新巴洛克式等。建筑风格迥异，体现了西方各国多种建筑风情。
西医学和西医药学传入广东与中国内地，亦是始于耶稣会士在澳门开办西医院。耶稣会卡内罗来澳门传教时，他先在澳门“开设一座医院，不分教内教外之人，一律收容”。这是中国第一所西医院。其所用药皆露汁，是为西医传入中国之始。同时，耶稣会士也纷纷把西医学知识和理论介绍到广东和中国内地。利玛窦《西国记法·原本篇》论及人脑神经，是为神经学传入中国之始。徐光启《灵言蠡勺》二卷，涉论人体结构和生理功能。邓玉涵于1621年抵澳门，在澳门行医，曾解剖日本神父尸体，是为西方医生在中国的首次人体解剖实验。之后，他又与人合著《人身图说》，进一步阐释人体解剖的医学理论。
岭南医学在对外贸易中，获取了大批从外国贩运到广州的“海药”。有些药用植物在岭南被移植成功为“南药”。《唐本草》、孙思邈《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方》、郑虔《胡本草》、《南海药谱》等医书药典，都记载了不少从外国引进的药材。填补了岭南的某些医术医方的空白。如苏颂《本草图经》记曰：“补骨脂……商广南诸州及波斯国，今岭外山坂间多有之，不及蕃舶者佳。”
广东因其对外贸易的独特地位，成为了西方新式教育影响的最早地区之一，清代外国传教士在广东等地开办了大量教会学校。1834年传教士郭士立夫人在澳门设立中国第一个教会女塾，不久又附设男塾。容闳就曾在该校就读。19世纪30年代，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伊利沙在广东设立女塾，是为教会在中国大陆开办女学之始。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大批涌入广东，办学数量大增。20世纪，教会学校发展迅速，办学层次不断提高。不仅发展中等教育，还兴办了高等教育。晚清时期，又增设了神学院、医学院等专门学院。大量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充实到各级官办学堂任教，担任西学教习，成为广东乃至全国各级学校教师的重要来源，从而影响了广东新式学堂的建立与发展。
四．粤文化与侨民聚集地异质文化的合流
“海上丝绸之路”既是贸易之路，又是文化交流之路。岭南地处对外开放的前沿，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与桥梁。岭南文化在不断发展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大量地吸收了印度、波斯、阿拉伯和东南亚各国文化因子，充实自己的文化内蕴。同时岭南文化多元化的特点在与聚集地异质文化的交融中得到了展示。岭南人在其聚居地所致力于形成的文化氛围，不仅深入地影响着海外各国的文化面貌，同时也促使、催化其聚居地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整合。
1．促进异域经济的繁荣发展
近代，大批移居世界各地的粤侨，他们在聚集地的社会经济开发与发展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给这些国家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开发。前英属马来西亚总督瑞天咸在评价华工开发当地锡矿的作用时说：“惟开始作锡矿之工作者，首推华侨。彼等努力之结果，世界用锡之半额，皆由半岛供给。彼等之才能与努力，造成今日之马来半岛……英人初经营半岛时，着手于建筑道路，及其他公共工程，皆成于华侨之手。至于开矿事业，纯由华侨导其先锋……英政府收入的十分之九，皆出于华工之手。”19世纪80年代，婆罗洲英属殖民地沙捞越王查理·乌拉勿格克对华工在其地经济开发中的作用同样予以高度评价：“若无中国移民，我们将一事无成”。约翰·弗尔曼赞扬道：“中国人的确是首先把贸易、工业和有成果的劳动等观念传给当地土著人的。他们教导土著很多其他方面有用的事物，如从甘蔗榨取糖汁和锻炼熟铁的劳动。”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在美洲各国的开发与经济发展中，粤人同样功不可殁。秘鲁是从广州经澳门运去华工最多的国家。占秘鲁人口的1.8%，华侨成为秘鲁的两大经济支柱，即：沿海峡钦查群岛上的鸟粪开采工地和阿塔卡马硝石矿区开采工场，以及太平洋沿岸一带的甘蔗和棉花种植园的主要生产者。秘鲁沿海农业原来由于缺乏劳动力，几乎陷入瘫痪状态。大批华工的到来，对秘鲁沿海的农业危机起到了挽救作用。致使秘鲁农业很快出现糖、棉生产欣欣向荣的新局面。同时秘鲁的鸟类和硝石的开采也依靠华工而获得很大的发展，为秘鲁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收入。正如张凯说：“秘鲁的经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华工的力量。”（《秘鲁的苦力华工》，《世界历史》1979年第1期）
古巴的八万粤侨，大力促进了古巴甘蔗种植园和制糖工业的发展。由于华工的参与，使“过去在西印度需要使用的五百名黑奴隶劳动才能生产出来的糖，在古巴只需要一百九十名中国劳动力就够了”。（《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英属殖民地与移民委员会在充分肯定华工对西印度社会经济开发的作用时说：“中国人在东方各地已经公认为是造成繁荣的因素。他们无论走到那里，都以他们的不懈劳动促成那个地方的繁荣富足”。（白沙丁等《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19世纪初，从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来到美国的华工达三十万之多。粤移民以在珠江三角洲修堤防洪、开渠排涝等兴修水利的丰富经验，在美国经营开发蔗草地、修筑萨克拉门托河三角洲的捞洼地。他们环绕一个个小岛修筑堤围，这些堤围被称为“中国堤围”。粤华工在对开发加州的黄金矿、兴建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的太平洋铁路上，同样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郑观应所说：“美国之旧金山向属荒野，招中国工人开垦，遂成富庶之邦”。
大量粤潮人亦拥入东南亚各国，积极投身于当地的经济建设与开发。越南的潮人大量地开垦荒地，种植水稻、蔬菜、菠萝、椰子、龙眼和葡萄等多种作物，并且将种植技术传授给当地居民，促进当地生产技术的提高。他们还积极地经营机器碾米、纺织、化工、造纸、大米出口，以及进出口贸易等产业。在这些产业中，华人资本占60~80%，其中潮人资本占华人资本的四分之一以上。（杨群熙著《潮人在越南》）海外潮人的的联翩拥入泰国，已将一股异质商业型文化注入泰国文化系统中来。
2． 介入异域学术文化生态环境
海外粤人打破了与粤地“壤断土隔“的文化生态环境的疆域线，介入与异域文化相适应的生态环境，在异域这一特定的文化场中，粤文化展现出一种优势能的态势。如随同粤潮州移民浪潮的拥入，潮剧在移民潮人聚居的东南亚各国显现出其特有的艺术魅力。
潮剧被介绍到泰国的历史据说已有300多年。它不仅已融入泰国主流社会，而且融入了其上层社会，并且登堂入室地进入了泰国的遢罗宫廷，受到王室贵族们的亲睐。据说泰国的母旺感猜仓皇宫，就建有一座戏台，供王室观赏潮剧（《潮人在泰国》）在新加坡，演出潮剧的场所更多，如新加坡怡员园戏院、哲园戏院、同乐戏院和永乐戏院。（《潮人在新加坡》）这些地方已成为潮人“乡坊之音”的场所。显而易见，有亲和力的潮剧因子已渗入东南亚各国戏剧文化之中，并对当地的文化起着补阕作用。
发展华人教育是海外粤人文化生活中另一重要内容。为了使粤人的后代不忘桑梓之情，越南的粤人热衷于创办华文学校。有人统计，至20世纪60年代，越南各地华人创办的华文学校多达100余所。华文报刊的兴起，是海外华人文化生活中的又一件大事。报刊文学的开辟，成为华人探讨学术，推行道德教育的基地，同时也是他们交流情感，声气相求，追逐一种精神上的自得之场所。
资料表明，越南华人所办的华文报纸，就多达40余家，如潮人郑武在河内开办的《中华日报》、《时代报》和《南亚日报》；潮侨张永福和闽侨陈楚楠等在新加坡创办的《图南日报》、《南洋总汇日报》和《中兴日报》等。这些报刊不仅促进了新加坡报刊业的发展，亦孕育、催生了新加坡的华文文学。如新加坡先后出现的《荒岛》、《洪荒》和《新航路》等20多种华文文学报刊，开辟了华文文学的重要园地。而潮人在新加坡直接参与从事的华文文学创作，他们所创作的小说、新诗、散文、文学评论等作品，更是直接推进了华文文学浪潮的兴起。
3． 参与异域治国经邦的政治活动
相对于报纸媒体、杂志媒体、广播媒体、电视媒体融汇了其单一优势与一身。首先，视觉刺激。生动、唯美的画面，优美的音乐有着很强的表达力和感染力，容易被记忆，传播效果明显。其次，电视媒体的覆盖面很广，从中央媒体到地方媒体，“四级办台”的指导方针使电视媒体在传播范围上形成了网状。最后，被关注率较高，基于电视媒体收视率的电视广告投放策略，使得高收视率促成高专注率;受众的接受程度要求不高，年龄层次分布广泛。电视广告在制作上注重运用高新影音技术，艺术性强大。同时，商家的宣传也越来越注重广告内涵的挖掘和企业文化、品牌策略的结合。在我国，最早的电视台出现在1958年。短短几十年的发展史，电视媒体在广告推广和投放上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过其他媒体，换句话说，电视媒体依然是企业的主要宣传渠道。电视“文化化”的发展趋势使电视广告也逐渐显现出文化趋势，电视文化与企业文化相结合的宣传方式，深得广大受众欢迎。
二、电视综艺娱乐节目为商业广告提供“沃土”
在众多的娱乐节目中，《中国好声音》成为一匹黑马，还是有其原因的:创新节目形式。无论是选秀、真人秀还是脱口秀，这类节目往往在内容上基本雷同，不外乎为“造星运动”;而节目形式往往是“你演我评”。从2005年的《超级女声》开始，真人秀类综艺娱乐节目就基本没有打破这样的束缚。“盲选”这种形式本身就是真人秀节目的创新。《中国好声音》将其运用到国内真人秀节目形式中，实属首例。好的娱乐节目可以成为商业文化滋生的土壤，节目形式的创新必须是娱乐节目长期稳定发展的一剂良药。
三、娱乐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完美结合
“文化借助各种载体、媒介而传播，又因传播而生生不息地延绵发展。传播史文化生存、继承与传送的必要条件，亦是文化能够发生作用的前提条件。”④商业文化也是如此。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电视在受众消费方式和消费文化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明显。而在消费文化的传播和形成过程中，娱乐节目大行其道与广告宣传相结合所迸发出的优势是值得我们进行思考和探索的。
首先，独家赞助可以是赞助一个节目，如加多宝凉茶对“中国好声音”的赞助，就是独家赞助中成功的典型。一个全新的凉茶品牌通过几个月来节目的热播而深入人心，甚至是占领原有老品牌的市场份额。也可以是赞助一个频道，一个时段，或者是一部电视剧等等。总结起来，独家赞助的选择对象很灵活，可以根据产品的宣传需求进行不同的对象选择。
其次，独家赞助是“独享一杯羹”的宣传方式。《中国好声音》的赞助就独此一家。娱乐节目的热播让广告也热播，街头巷尾受众在热议“好声音”的同时也不会忘记“好凉茶”加多宝。在这种“强轰滥炸”的试听刺激下，想不得到好的宣传效果都不行。从独家赞助这种广告经营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双赢模式”。电视媒体将这种互惠互利的商业文化现代化并与娱乐节目的发展紧密相连，将电视文化所传播的生活方式与商业文化中蕴含的消费方式结合起来，形成了当今中国独特的消费社会。
纪录片走商业化道路，在国际上早已形成气候。欧洲的一些商业电视台通常设有专门的纪录片频道，或者有专门的纪录片播出时间，而且大多是黄金时间段。现在中央电视台及各省市台播出的《探索发现》、《动物世界》、《自然奇观》等大都是买进的节目，而且价格不菲。那么中国的纪录片是不是也应该大胆地走商业化道路呢？回答是肯定的！如果我们的电视台在节目的运作上忽视了经济因素，那就意味着无法生存，最终会被淘汰出局。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对待纪录片的商业化运作，使中国的纪录片也尽快地、大面积地进入国际市场。那么如何使我们的纪录片走向市场呢？
选题要“产销对路”
纪录片的题材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是无处不在的。我们以选择那些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题材，表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记录发生在生活中的具有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的事情，并且通过这些题材起到抒感、反观社会、梳理情感的作用。这就需要我们在认识上必须重新界定纪录片的选题方向，必须从过去的高雅文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把纪录片看作是大众文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选题上适应观众的需求，也就可能拥有最大量的观众群。
2001年获中国纪录片学术奖的《四姐》，讲的是下岗女工的故事。下岗群体是普遍存在于观众生活中间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的生活反映了一个特定时代下特有的生活状态。这种题材因为关注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通俗易懂，容易被各种层面的人接受。此外，影视纪录片还可以帮助外国人多侧面多方位地真正了解中国。如改革开放后的市场情况，家庭结构的变化，人的观念行为的变化，衣食住行的变化等。还可以让外国人了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究竟怎样，人们的生存状态到底如何。这部片子虽然发行面不宽，但也总体收入了十几万。《祖屋》这部由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节目公司和福建电视合制作，孙曾田、许丹执导的纪录片，在2002年第34届美国国际影视节上获“银屏奖”二等奖。片子说的是福建省的一座大宅院，里面住着黄姓大家族。200多年来，世代耕读传家、勤俭崇文，至今仍然保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和礼仪。目前这部片子已经卖到了多个国家和地区，收入几十万。纪录片的“产销对路”，主要指的是拍摄内容要适合国内外观众的共同喜好和需求。比如人文类的《山洞里的村庄》、《白马山谷》、《的诱惑》，还有自然环保类的《红树林》、《藏祢猴》、《神农架》等。这些纪录片不仅卖到了国外，而且收视效果也较好。可见，选取具有市场潜质的题材，是获得纪录片营销成功的关键一步。
制作要工整精良
确定好了要拍摄的内容，接下来就是考虑如何制作的问题。我们知道，制作的前期，有些电视台对技术质量的要求是存在一定差距的。一些电视台宁可花重金和最好的设备保障电视剧、娱乐节目的制作，也不把纪录片的技术要求摆在首位。这就造成了纪录片“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的态势，这也是中国纪录片的技术质量在国外信誉不好的重要原因。
纪录片要想商业化运作，必须把节目的技术质量视为生命，在前期摄像机、灯光、录音、特殊效果镜头的配备上下功夫，也要舍得用最好的摄影师。同时拍出画面工整、色彩讲究并具有故事化的镜头。在后期的剪接、非线编辑、三维动画、电脑制作、录音合成上，都要精心制作。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同行人的做法。比如说对那些具有吸引力的画面和场景，进行重点突出，可以用稍长一些的时间，用可以突出主体的景别，或者进行烘托等手段，尽可能地把观众吸引到电视机前来。还可以运用高科技手段，通过这些娴熟的电视技术帮助观众理解、记忆，进行思考，并籍由观众对节目进行再传播。对有些“过去时”的故事，也可以用“情景再现”、模拟重演等方式进行可视性加工。向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频道制作的节目，可以说在技术上是无所不用其极。从画面上我们就能看出其影像别致而工整，多处使用超大广角、显微镜头、航拍、水下摄影和高速摄影等手段。我们国内近些年出现的《英与白》、《沙与海》、《伴》、《淇淇》、《从化古民居》等，都属于这种画面工整、灯光考究、故事化强、制作精良的作品。
运作成本要考虑经济效益
现在我们的很多纪录片大多是由某个台出资，也就是说制作者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所有的资金设备都是由电视台出资的。而西方很多节目都是私人电视台或个人制作的，这本身就涉及到经济利益的问题。如《最后的山神》、《英与白》、《从化古民居》从制作上体现的是编导个人的风格，但它是由电视台出资的。如果实现了纪录片成本的商业化，自然也就决定了对节目也可以实行商业化的运作，以实现收益的最大化。比如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频道制作的节目，投资就非常大，一般每期节目的投入都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这些高投入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效益，这些节目除了在世界各地播出外，还被刻录成光盘，销往世界各个角落，我们几乎可以在任何一家音像店买到这些节目。目前纪录片虽然不能被称为主流节目形态，但已经名付其实地成为了一种商品。
那么如何使纪录片走上商业化道路呢?我认为有这样几点需要注意：
认清“纪录片是商品”纪录片的创作者应该确立这样一种意识：纪录片不仅仅是纪实艺术，它还是商品。制作人在创作时必须考虑它的制作周期、制作成本和投入支出。这样可以带来下面几个好处，首先，在创作者的组合上，就要考虑到编导的品味，考虑创作者驾驭的能力，这是一个脑力的支出，同时还要考虑经济上的收入和产出的均衡，也就是说，要考虑有没有利润空间，要改变过去那种由电视台出资，创作者只管把片子做出来，能否具有收视率，有多少观众爱看，能否销售出去作者一概不管的状况。这里关键的一点是，如果把纪录片当作一个商品去运作的话，我们就可以在选题前主动进行市场调研，看看观众爱看什么样的节目，什么样的节目有市场前景，制作什么样的节目节省经费并能打入国际市场。还是以《祖屋》为例。开机前，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对孙曾田的选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取得了大量的国内外市场调研后，才最终决定投入较大资金拍摄的。
纪录片选材应首先考虑经济利益有两个摄制组，一个组准备拍摄一部50分钟的侗族婚礼。开机前，电视台的广告部门算了一笔帐：设备、旅差、人员劳务、后期制作等，需要花费8万元，在进行了半个月的播出作品（各省市台）征集后，他们发现同意播出这部片子的57个台，加上一个境外台，给出的价格总数还不到6万元，于是宣布节目下马。另一各摄制组准备的是广东地区的一处古民居，50分钟节目预记花13万。经过电视台营销部门测算，该节目虽然国内需求低，但国外有一家旅游公司肯出10万元购买国外播出版权，这样国内外加起来正好13万左右。节目做完播出后，果然收回了成本，后期还因为卖了光碟的版权，净挣了3万6千元。现在国内有些电视台，在确定研究制作节目的时候，总是把广告和营销部门排出在外，这是不对的。《凤凰卫视》、《阳光卫视》在确定纪录片选材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就是广告和营销部门的意见。国外有些私营电视台，还要征求专家的意见。比如拍摄动物类或环保类节目，就要请来这类专家听取意见。这些都有利于我们把纪录片推向市场。
内容摘要: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商业文化的贯彻是国家经济长盛的保障。美国以全球商业领袖自居,但近年来在与他国的贸易中,美国却频繁采用违反游戏规则的贸易制裁手段,美国的商业精神、商业诚信、商业伦理和商业道德由此受到质疑。在贸易制裁过程中我国有必要学会中国式的应对,以便增强我们的实力。
关键词:贸易制裁 反商业行为 商业文化
美国三权分立的民主理念和倡导公平交易的商业文化,使世人将美国的商业模式视为楷模,从理论而言该模式代表了正义、平等、互惠和竞争,此乃为主导世界贸易大方向的理想标杆。然而,当今的美国对外贸易常有与其推崇的商业精神格格不入的不和谐音,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频繁采用贸易制裁。
贸易制裁渊源
美国贸易制裁行为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针对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二是针对不合理的价格竞争机制。
针对第一方面的法律文本渊源是美国的“337条款”(Article 337)和“301条款”(Article 301)。337条款主要针对企业和个人违背知识产权的制裁依据,其取名源自于美国《1930年关税法》(The 1930 U.S.Tariff Law)第337节,之后美国不断对该条款加以修正与发展。对现行337条款架构与运作影响最大的是:《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on Act)和《1995年乌拉圭回合协议法》(Uruguay Round Agreement Act),337条款现被汇编在《美国法典》(United States Code,U.S.)第19编1337节。该条款的主要内容是:“如果任何进口行为存在不公平竞争方法或者不公平做法(主要指侵犯美国版权、专利权、商标权和实用新型设计方案等知识产权),可能对美国产业造成抑制,ITC可以应美国国内企业的申请进行调查” 。美国政府授权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对进口贸易的不公平行为拥有调查权,并可禁止相关产品进入美国市场。
337条款调查的特点是时间短,被诉方收到申诉书20日之内,提交答辩意见或提出反诉;对查证申请在10日内予以回应;15天内备齐所有的生产经营和技术文件;收到限制令后10日内予以回应。但其审理程序复杂,首先ITC指派行政法官负责立案、查证、审理、审议,然后ITC进行复议和终裁,国外企业常常受阻于应对时间不足、应诉费用过重、异地证据难搜取等项内容上,一旦ITC证实某个企业违背该条款原则,马上会采取制裁措施:针对被诉企业发出停止令、排除令或没收令,美国企业藉此达到阻止竞争者进入美国市场的目的。
301条款中的“特别301条款”是针对国家层面违背知识产权行为的制裁依据,其的取名源自《1974年贸易法》(Trade Act of 1974)第301节,随后的《1979年贸易协定法》(Trade Agreements Act of 1979)、《1984年贸易与关税法》(Trade and Tariff Act of 1984)和《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对其进行了拓展。主要内容为:确定那些拒绝为知识产权提供足够保护的国家,保障美国的知识产权在国外得到有效的保护,保障受知识产权保护的美国人能公平有效地准入国外市场。不能对此作出保障的国家将被美国视为“重点国家”,美国将以调查,磋商和制裁方式使其改变原有法律、政策和制度,而制裁措施主要为终止贸易优惠政策、增收关税和进口限制等。
针对第二方面美国主要动用反倾销(anti-dumping)、反补贴(countervailing/anti-subsidy)和保障措施(safeguards)三种救济措施。美国的反倾销法规源于多个法律文本,主要有:《1979年贸易协定法》、《1984年贸易与关税法》、《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议法》以及商务部反倾销税条例等。反倾销调查受到美国商务部和ITC的双重管辖,反倾销调查不指派行政法官立案调查,由经济、法律和产业领域的专业人士成立调查组对相关案件展开调查:判断进口产品是否以低于正常值的价格销售,进口产品是否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损害,倾销和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反倾销调查的取证和决断深受主观因素影响:如何界定正常和非正常贸易,特别是出口商和进口商之间有关联关系和补偿协定的情况,是否算低价倾销;如何对正常价值和出口价值进行公平合理比较,各个国家销售条件(运输、保险、包装、信用、仓储和佣金等)不同,税收存在差异,汇率波动不一,不同的商业环境缺乏统一的可比标的。反倾销调查的制裁措施是缴纳反倾销税并签署价格承诺,征收的税赋比率强度不一,依照损害程度而定,但足以达到清洗竞争对手、保护本国企业利益的目的。
美国在1984年就确定了不对“非市场经济国家”(Non market economy country)征收反补贴税,反补贴税的重大修改源自2004年美国国会议员英格利希(Phil English)与戴维斯(Artur Davis)等人提出的H.R.3716法案,提出“非市场经济国家”同样适用反补贴法,2005年的美国众议院通过的《美国贸易权利执行法案》(the U.S.Trade Rights Enforcement Act)和《2007年非市场经济贸易补救法案》(Nonmarket Economy Trade Remedy Act of 2007)进一步对反补贴法作了补充。美国商务部和ITC通过对国外出口企业商品征收反补贴税,抵消其所享受的贴补额,增加进口商品成本,来保障国内同类企业的生产销售利润。
保障措施的立法源自《1934年美国贸易协定法》(Trade Agreements Act of 1934)、《1951年美国贸易协定延长法》(Trade Agreements Extension Act of 1951)、《1962年美国贸易协定延长法》、《1974年美国贸易法》和《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及此后的政策法规调整。保障措施内容为某一产业如果受到突然大量增加的进口产品的冲击,给美国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时,ITC可以对此类进口商品实行临时性进口限制。制裁手段是增加关税、实施非关税措施或两者并用来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国外产品冲击。
美国贸易制裁对商业文化的负面影响
近年来美国频繁动用贸易制裁手段。1986年12月29日美国发起第一起针对中国的337调查,到1993年,才发起第二起调查,以后逐年增多。2002年以后,中国成为遭受337调查最多的国家,截至2006年8月,涉案55起,其中既包括中国出口企业直接被诉的案件,也包括中国为被调查原产地国的案件。调查波及同行和上下游产品,对整个行业造成影响并给直接涉案企业造成巨大损失。反倾销调查范围更为广泛,一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如中国、中国台湾、韩国、加拿大等;二是经济转型国家,如中国和俄罗斯。1995年至2005年上半年,美国向前十位对象国和地区(中、日、韩、中国台北、印度、南非、加拿大、印尼、德国、墨西哥和俄罗斯)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占美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总数的61%,向前三位对象国(中、日、韩)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占美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总数的31.6%,达到四分之一以上。贸易制裁在短期内给美国企业带来了可观的利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轮胎特保案导致中国输美轮胎受阻,美国低价轮胎价格最近急剧上涨,涨幅已达到10%至28%。贸易制裁在短期内给美国企业带来巨大实惠,但同时它也给美国商业文化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一)商业精神的丧失
美国商业精神的核心是优胜劣汰、公平竞争,它使商业存在、使贸易活跃、使社会进步、使国家强大。可是一旦这种商业精神开始沦为弱肉强食或商业垄断,其强势就会缺乏后劲,终将被新生力量取代。当今的美国就走在了违背这种商业精神之路上,美国以公平贸易为名,对其认为不公平的贸易往来采用贸易壁垒,执行不公平的贸易制裁,遭到很多国家的抗议和抵制。2002年7月,印度向世贸组织控告美国制定的纺织品和服装原产地规定对国际贸易造成了“限制性、扭曲和分裂性的效果”。2006年4月,泰国向世贸组织控告美国对其对虾进口连续启动银行100%保证金和反倾销制裁,执行双重的贸易保护措施。2008年9月,中国就美国对中国标准钢管、矩形钢管、复合编织袋和非公路用轮胎采取的反补贴和反倾销措施的合法性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
(二)商业诚信的降低
诚信是商业贸易的灵魂,是商业永续发展的根本。外贸交易不可避免会有各种摩擦的产生,正维权是合理和必要的,但如果维权过度,则沦为霸权行为,会丧失商业的诚信。美国将贸易制裁常规化,无视游戏规则,是不守诺言的体现。例如中国加入WTO后,已满足了获得美国普惠制待遇的所有法律条件,但美国一直没有给中国普惠制待遇,在农业、钢铁和纺织业、成衣制造等领域仍然存在市场壁垒,并动辄采取反倾销和反补贴压制正常的贸易。美国还常常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对国内外商直接投资(FDI)施加压力和限制,阻止外国企业在美国进行公司并购,这些举措打击了WTO成员国对美国商业环境所持的信心,美国的这些行为严重削弱了其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的诚信度。
(三)商业伦理的沦陷
商业是一个包含各方面利益的平衡体――企业、股东、政府、合作伙伴和员工之间权益的平衡,任何一方都是商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商业文明应该既要将蛋糕做大,又要力争多赢。美国式的商业目标很简单,那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把一个复杂的平衡关系简单化,从而忽略了其他应该考虑的关系。在贸易过程中,商业伦理的问题体现在参与各方的财富分配上。在外贸产业链中,进口企业和出口企业的利益分配就极不平衡。例如,在中国生产一个芭比娃娃,美国公司获得20美元的利润,中国企业只有35美分的利润,其他行业(鞋子、衬衫和玩具等)莫不演绎着这样的财富分配故事。美国的贸易伙伴不仅利润微薄,而且还要承担从国外引进生产设备的高额费用,承受环境恶化的后果,出口企业员工陷入超时工作、缺少基本保障,职业病泛滥等窘境之中,出口国不时还得背负“倾销”恶名。这是一个严重失衡的商业生态链。
(四)商业道德的缺失
追求正义,塑造公正的法治环境,全球的财力、人力和物力自然会滚滚而来,美国要做世界商业领袖,就应该缔造这种软实力,而不是商业掠夺。多年来美国一贯号称美元是世界最稳定的硬通货,美国具有最稳定的汇率,购买美元及其国债是最安全的投资品种。世界众多国家把辛苦多年累积的外汇购买了美国的国债和美元,以求货币的保值和增值。但是始于2007年8月的这场次贷与金融大危机,让投资国财富大为缩水。众所周之,危机源自于美国金融长期疏于监管,金融与经济体系不透明以及长期独揽国际金融话语权,但是美国却将之归罪于“人民币汇率被低估”和“全球经济失衡”。美国不仅在话语上推卸责任,而且在行动上不负责任。美国政府救援措施传递的不是商业领袖的引领精神,而是发出了陪同牺牲的信号,其以振兴经济为名,采取大量印钞和量化宽松政策,往市场注入大量现金,致使美元贬值,这种行为不仅冲抵了美国的外债,而且削弱了债权国的实力。再如1997年东南亚国家遭遇危机时,美国为东南亚各国开出的处方:紧缩经济、让银行倒闭,并极力向他们推销自由市场经济,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轻视国家干预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而面对同样的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的作法却截然不同,多次出手干预金融市场,救市资金高达7000亿美元,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初给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经济援助只有350亿美元,不少接受经济援助的国家还不得不接受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出的严苛条件,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获得宝贵的资金支持。同为金融危机,美国奉行的是双重金融标准,其善于抓住每次危机,使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的行为模式彰显。
我国应对美国贸易制裁的策略
了解美国商业文化的内涵,目的不是为了谴责,而是要走出美国贸易制裁阴影,学会采取积极应对手段,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
中国是贸易出口大国,贸易顺差大国,避免贸易保护,避免贸易战,维持良好贸易环境,和谐稳定发展是我们的贸易宗旨。针对美国式的商业文化,我们应该积极探索中国式的对应之路。中国文化推崇中庸之道,在贸易争端中如果倡导一味退让,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思路则容易助长嚣张气焰,引发其他国家跟进实施贸易制裁的潘多拉盒子打开;如果倡导以牙还牙似地快意报复则容易陷入消耗性的贸易战中,这对产业结构还不完善,就业形势依旧严峻,出口仍为经济发展动力的我国不利;如果倡导本国经济休克疗法,关停并转低端产业机构,向高端领域发展,加快行业的整合,催生实力强大的企业,增强企业的竞争力,那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不符合当今的国情,当前我国还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国内人口众多,解决就业短期内依旧是国内的主要问题,低端产业是就业市场的生力军。在贸易争端中我们应该摒弃任何的极端化行为,理性地运用好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
在维持中美总体贸易和谐的基础上,学会贸易制裁规避和反制裁技巧是必要的。规避制裁需要相关企业对国际贸易的相关法案进行系统学习与了解;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指导企业应诉,建立合理费用分摊机制,增加企业谈判筹码,建立自主创新体系等方面的协调与整合作用,以便于防患于未然和及时应对。对霸权式制裁要迅速作出反制措施,意在明确告知对方我方的容忍底线。当然反制措施要有一定的震慑作用。针对这次的轮胎特保案,我国采取了对美国轮胎和鸡肉进行反制裁,其功效有限,因为美国出口中国的轮胎本身就不多,鸡肉贸易向来就不平等,美国早有应对方案。在中美贸易中,美国最关注和担心的是大豆和棉花,这是要害所在,虽然我国政府以大豆和棉花作为代价来换取棉纺织业和其他产业对美国的出口市场,但是对美进口大豆和棉花进行适度制裁,更容易触动美国利益集团的神经。
在贸易摩擦中,我国也应该学会和掌握美国的先进策略。美国贸易制裁的始作俑者往往是国会和各行业协会,它们扮演反面角色,挑起纷争,而美国政府则充当调解人,他们协同作战,恩威并施最终导致他国让步,政府、国会和行业多赢。而中国的作法恰好相反,常常是政府先行表态,遇到阻力后没有回旋余地,不利于事情的解决,不利于国家的形象。我们的企业协会和国家应该策略地学会唱双簧,在与他国政府的友好博弈中取得利益,这是美国人向我们展示的高超技巧。
总之,贸易保护和制裁不可能成为商业文化的主流,现代社会的商业文明需要我们共同建立和维系一个公正合理的商业秩序,这是获得财富和繁荣的最佳路径。从长远利益来看,美国要学会维护跨越国界的义,现代商业义和利不是对立的两级,而是无限靠近,相互依存与互补的经济共同体。应从根本上去除商业欺骗、价格歧视、商业操纵等不道德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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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厚的城市商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着人们的经济行为、文化行为、道德行为和心理构成。商业形象既是商业文化的表层和风貌，也是中国商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方法。现阶段针对城市商业形象重新塑造的研究，更多还是从商业、经济的传统角度进行探索，难免出现“就事论事”、思路狭隘、孤立片面的弊病，很难跳出原有思维理念的制约，以多元化态度、混感官模式进行研究。本项目针对我国城市商业形象发展状况，以文化创意角度为切入点，并结合已有理论和近年来负责人及项目组成员所做的该项目类型研究成果，力求探索一条符合我国社会特色、人文理念的城市商业形象重构之路。
辽宁省很多城市本土文化特点突出，借助其历史符号塑造起鲜明了城市文化形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城市的商业形象却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状态，或盲目发展模仿抄袭令自己变成其他城市的复制品，或停滞不前让自己始终停留在原有的已被淘汰的模式下艰难生存。对这些城市的商业形象重构研究不仅关系到东北地区的经济、政治的发展，甚至关乎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以辽宁地区重点城市作为对象研究其商业形象现状，将文化创意引入探索其发展规律，对于辐射至东北地区经济、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21世纪是充满创造力的时代，文化创意产业被称为新世纪的朝阳产业。国家在十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让文化的创造力充分释放。当前，国家与国家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已经由过去原有的硬件竞争，逐渐向以文化创意产业为核心的软实力竞争过渡，城市与城市之间原有的经济实力的较量已经逐渐演化成为文化实力的比拼，城市特色形象经营的主导方向已经开始向文化创意产业迅猛靠拢。
一座城市所能散发出的独特魅力包括多方面，其中自身拥有的独特文化创意产业，是其它任何竞争城市都无法模仿的。而这种各不相同的文化产业特点，正是城市个异性的所在，也是城市所具有的真正综合实力较量的精髓所在。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创意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为本民族和地区的生存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对城市商业形象重构的研究中，文化创意应与其有着密切的关联。以精神文化作为构筑商业形象的灵魂，以制度文化作为强健商业形象的骨骼，以营销文化作为充实商业文化的血肉，以创意文化塑造商业形象的表层。
【英文摘要】Theenterprisecultureisthesumofcommonconsciousness,valuesense,careermorality,behaviornormandcriterionwhichisformedthroughsocialpracticeundersomesocialeconomicconditionsandfollowedbyallmembers.Itisaparticularculturemanagementmodel,withvalueasitscore,formedduringthedevelopmentofanenterpriseoranorganization.Theenterprisecultureistheresultofthecombinationofsocialcultureandorganizationmanagementpractice,anditplaysanimportantroleinthemanagementpractice.Butwiththedevelopmentofelectroniccommerce,itbringsoutalargerevolutionofeconomic、social、behaviornormandvaluesense.ThisarticlediscussedhowtorebuildtheChineseenterprisecultureinthetimeofelectroniccommerce.
【中文关键词】电子商务;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再造
【英文关键词】electroniccommerce;enterpriseculture;therebuildingoftheenterpriseculture
随着网络时代电子商务大规模发展，电子商务企业文化随之产生，它在一个企业在产生的一种新的价值观，使企业内部资源得到从新整合，在为企业带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缩短生产周期等诸多好处的同时，也对已有的企业文化发起了挑战。电子商务的兴起是一场由技术手段飞速发展而引发的商业运作模式的变革，传统经济活动的生存基础、运作方式和管理机制均发生了彻底改变，传统的企业文化也面临着巨大的冲击。
一、企业文化对企业价值的贡献
文化现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的主要见证。广义的文化，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作为“亚文化”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企业文化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产物，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体现企业的竞争实务、竞争精神和整体形象。所谓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的经营管理哲学，企业面对所处的社会和商业环境，在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全体员工所接受和认同信守的、为争取事业成功的一套非正式规则。它表明企业奉行何种管理哲学，以及企业通过管理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是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企业文化意味着一个公司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成为公司员工活动和行为的规范。
企业文化的本源问题是如何增加企业利润，降低企业的成本和费用。它的要义就是怎么使企业能够有效的整合资源，以达到对外部的适应性，使公司在竞争中生存，进而实现持续发展。企业文化建设为企业开展文化管理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建设能够对外竞争环境具有高度适应性，并能根据环境变换做出迅速反应的行为方式能力，这种能力其实就是企业所拥有的根据外部竞争的环境需要而对内部资源进行整合运用的能力。企业文化建设应促进这一能力系统的形成，并维持好这一能力系统。中国的许多企业例如海尔、联想等企业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发展了一整套公司理念、经营哲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
1、企业文化体现企业的形象和精神。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需要企业文化的支撑。现代企业，从领导水平到员工素质，从产品质量到管理设施，从环境建设到产品开发，无不渗透文化的因素，无不体现企业形象。企业的良好形象（即“商誉”）本身就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和资产，以展示“名牌效应”赢得社会与公众支持，符合现代公共关系和市场营销理论。从现代管理理论看，企业精神反映企业群体的理想目标，显示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经营宗旨，代表企业的未来和前景，使企业的每个成员都能够自觉自愿地为组织目的实现做出贡献，从深层推动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技压“群芳”。
2、企业文化作为新的管理理论，在企业建设中发挥着极其重用的作用。
其一，有利于营造灵活协调的企业营运环境，企业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不断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社会环境相对与企业而言更具有客观性，企业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研究环境变化的规律和要求，明确与经济发展趋势相适应的社会需求及潜在需求，完善企业的各种薄弱环节，调整企业战略，塑造全新的企业文化，在与环境的相互影响中达到动态平衡，为企业营造良性循环的市场环境，促使改制以后的股份制企业进入良性运作状态。
其二，有利于形成企业整体运行的价值观。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发展的深层动因，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一个组织和企业的基本概念和信念。对企业来说，其核心任务是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谋求生存，为消费者提供适用的产品和服务。企业对核心任务的认同并不自动保证企业成员具有共同目标。价值观的确立，为企业极其员工的行为准则界定了成功和追求的目标。
其三，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培养合作意识。企业文化的构成，包括思想文化、技术文化、管理文化、品质文化和娱乐文化，这些文化的整合与相互作用，一方面促进整个员工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共同文化的熏陶，形成共同的意识和行为导向，保持和维护了团结、协作、融洽的员工关系，客观上加强了团结奋斗、共同创业、整体发展的效能。
3、企业文化是企业的一种内涵。有别于周围环境的企业自成系统，其内部各种机制的协调运行离不开企业文化。一方面，企业文化直接影响到员工的行为准则、职业道德与夹子指向，培育和发展企业文化，能够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加企业员工的满足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企业文化对企业的重大决策、公司的长远目标、策略以至规章制度的执行都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二、企业文化塑造与变革的必要性
进入21世纪，中国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遇到了多重挑战：知识经济的到来，为企业文化提出了如何提升知识价值，如何面对知识员工的新课题；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使得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企业文化老方法、老套路屡屡失灵；而网络技术的兴起，又为催生新的企业文化提供了利器。一句话：机制变了、时代变了、技术变了，于是许多企业都面临着重塑企业文化的问题。郭士纳在拯救蓝色巨人时，首先是明确地改变了IBM企业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创立了IBM的新文化，这就是“力争取胜（Win）”“快速执行（Execute）”和“团队精神（Team）”。郭士纳说“作为IBM的领导人，你当然需要领导的规划和具体的项目。但是你的职责还包括带领员工、建立工作团队、并创立高绩效的企业文化。”GE前CEO韦尔奇也认为：“我们的活力曲线之所以能有效发挥作用，是因为我们花了十年的时间在我们企业里建立起一种绩效文化。”
从我国企业文化的发展现状来看，只能说尚处于较底层次，“企业文化战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企业文化的培养缺乏系统理论的指导，企业文化大多是传统文化在企业中的缩影这样的企业通常活力不够，死气沉沉，缺乏优患意识，严重者可能离心现象严重。从总体上看我国企业文化存在较多缺陷与错误现象，我国企业文化常见错误有：
1、文化愚民现象。此类现象常见于那些领导人专权或者经营出现问题的企业。表现为领导人极端强调某种文化价值观念，推广教育手段过激。它产生的原因多数是因为领导人希望在企业内部实现。
2、无文化现象。通常表现为企业有十分系统和严明的各种规章制度。这些制度规定了员工必须怎样做和不能怎样做，但没有明确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倡导，疏于对员工的教育与培训。此类现象多产生于工业制造企业，产生的原因多数是因为领导人本身素质不高，或对企业文化缺乏认识。个人崇拜或者希望掩盖某种事实真相。该类企业通常易产生盲目崇拜或者对领导人的噤若寒蝉的情况。
3、文化理想现象。它常见于那些有年轻人作为创业主体力量的新兴企业。表现症状为这些企业会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远大抱负和文化理想，其倡导的理念中会有种超出企业范围、改造世界的使命感。“大而空”的口号使人们可望而不可及；宏伟、统一的崇高目标往往缺乏实实在在的客观基础。此类现象产生的原因多数是因为领导人具有过于远大的人生理想和缺乏笾的工作精神。该类企业员工表现多数都激昂澎湃，但可能忽略了眼前的险恶形势和今天该干什么。
另外，许多企业的企业文化抑制了人的个性，在企业中只重视人的“集体性”，抹杀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小生产观念下产生的“集体主义”，难以形成企业的内聚力。
现在的竞争异常激烈，优胜劣汰成为游戏的新规则，我国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较美国、日本已落后许多，现在如不急起直追，在竞争中失败将在所难免。所以，全新的企业文化的塑造与变革工程是我国企业的一项时不我待的新课题。
三、电子商务时代我国企业文化塑造与变革的思路
1、分析内外因素，提炼速度文化和创新文化
在电子商务时代一个企业选择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是创造企业文化的首要问题。信息经济就是“速度经济”，速度已经成为企业一个提高竞争力的工具。因特网的出现，使得世界的变化越来越快，可谓一日千里。因而基于因特网的电子商务可以迅速地了解市场信息，快捷地收集客户需求，广泛地进行产品宣传，即时地完成网上交易结算，众多的商务活动都可以瞬间完成，企业的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一句话，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电子商务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得以大大降低。现在全世界都在讲创新，因为在今天的经济环境里，唯一不变的规律就是一切都在变。对此，任何组织和企业如果不时时变革和创新，就不可能维持自己的竞争优势。“不创新，就死亡”，创新已成为一个企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只有通过自身创新的确定性才能来对付快速变化的不确定性。在信息化背景下，创新的作用得到了空前强化，并升华成一种社会主题。在电子商务时代，创新逐渐成为企业的生命力源泉，传统的生产规模、成本优势等因素不再决定未来，企业唯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才能生存发展。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是根本无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的，企业要想在未来的全球化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就必须突破传统的思想禁锢和思维定式，大胆创新，牢牢把握瞬息万变的商机。
2、更新观念，塑造员工行为。
企业员工行为的塑造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那些在电子商务方面独领的企业而言，最短缺的既不是原材料，也不是资金；既不是技术，也不是新兴市场，而是人才的匮乏。这些人才可以为瞬息而至的未来插上想象的翅膀。美国麦肯锡公司总裁埃德·迈克尔斯说：“筹集资金并不难，精明的经营策略也可以模仿。技术的半衰期一直在缩短。对当今的许多公司而言，人才是赢得竞争优势的首要因素”。如今管理人员意识到，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电子商务化和以网络速度运行的全球市场上，由拥有自的人才组建的精干企业对快速决断具有关键意义。电子商务企业有赖于员工的聪明才智和主动性来作出更贴近消费者、对市场反应更快的决定。
电子商务，重在服务，电子不过是手段。电子商务也可以说是电子服务，使Internet能够为人类服务，服务的核心不是技术，而是企业的文化、员工的素质；Internet经济是服务经济，而不是技术经济、网络消费者交易的平台，也不是商品陈列的环境；厂商不是单纯的供应商或销售商，而是服务供应商，谁比谁服务得更好，谁赚到的钱就更多。
在全新的电子商务环境中，最成功的企业给予新员工在过去只有顾客才能享受的尊重：它们通过创造人人平等的精英管理体制，满足员工们对从事有意义工作和创造财富的愿望。它们慷慨地回报员工们的良好表现，不只是支付现金，而且也让他们拥有企业所有权，
3、领导者身体力行，信守价值观念
在电子商务企业的决策行为中，创新性是十分重要的。首先，企业组织结构要由原来的金字塔式、自上而下、递阶控制的组织结构向新型的网络组织结构转化。其次，管理重点由资本管理转为知识管理。知识管理是指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第三，新的管理思想和方法不断涌现。在信息时代和网络条件下，新的经济形态产生了许多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例如柔性制造、分布式制造、敏捷生产、企业流程重组、学习型组织、制造资源计划等新思想新方法。
在创办电子商务企业和企业经营中必定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如金融风险，交易风险等，而且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一旦遭受不测，没有韧性就会彻底。因此，企业家要有不怕失败、不怕挫折和百折不挠的勇气，要有献身事业、不惧风险、敢冒风险的精神。
4．建立激励机制，巩固企业文化
一种新的企业文化的形成是一种个性心理的累积过程，这不仅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需要给予不断的强化。人们的合理的行为只有经过强化以肯定，这种行为才能再现，进而形成习惯稳定下来，从而使指导这种行为的价值观念转化为行为主体的价值观念。因此，考评内容应是企业文化的具体化和形象化，员工晋升时，要考虑他是否与企业文化相融合，对于那些没有好好工作，并难以和企业文化融合的人员让其离开企业，让员工明白企业在鼓励什么，在反对什么。给员工行为实施强化时，要注意几点：①应具有针对性，使被强化者能从中体会到更深更广的意义，例如，合理行为被肯定，也就是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被强化者就会有一种成就感，激励他行为的再生。②应考虑反馈的获得，也就是预测强化的盗用。③注意强化的时效性，要及时强化，这样才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④强化手段的选择要因人而异。要把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结合起来，要考虑被强化者的需求，这样才能效用最佳。行为得到不断强化而稳定下来，人们就会自然地接受指导这种行为的价值观念。从而使企业的价值观念为全体员工所接受，形成优良的企业文化。以强制性措施推行变革，这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变化程度。如果外部环境变化剧烈，企业员工一时又难以接受新的价值观念，在这种应急情况下，企业领导者也可以强行变革，以保证企业对外界的适应能力。
随着中国加入WTO，人们对市场竞争的关注程度也迅速升温，毫无疑问，在国门进一步敞开之后，中国企业与国际顶尖企业的这场大比拼已成箭在弦上之势。我国加入WTO以后，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不断强化，国外企业与中国企业的竞争领域必须会由低向高、由表层向深层发展，即渐渐从产品竞争、市场占有率、客户竞争、人才的发展到企业文化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是最本质、最关键的商业竞争，我国企业只有建立、推行了正确的企业文化观，才能在市场竞争的波涛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布德瑞著，《企业研究院》，中信出版社，2003年8月版。
2.连玉明著，《学习型企业》，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3年1月版。
3.（美）巴雷特，《解放企业的心灵：企业文化评估及价值转换》，新华出版社。
4.上海电信公司宣传处编，《企业文化案例》，学林出版社，2002年9月版。
5.[荷]丰斯.特龙彭纳斯，[英]查理斯.汉普登，《在文化的波浪中冲浪》，华夏出版社，2003年1月版。
6.林佑刚，《企业文化是什么》，《企业管理》，2004年第3期。
7.徐彦，《论企业文化战略的作用及其实施》，《企业活力》，2004年第2期。
8.张国兴，《构筑现代企业文化战略的思考》，《企业活力》，2004年第3期。
9.王吉鹏，《企业文化的五大误区》，《中外管理》，2004年第1期。
10.梁红凤、游文丽，《企业文化与核心竞争力》，《企业研究—策划&财富》，2004年第2期。
【英文摘要】Theenterprisecultureisthesumofcommonconsciousness,valuesense,careermorality,behaviornormandcriterionwhichisformedthroughsocialpracticeundersomesocialeconomicconditionsandfollowedbyallmembers.Itisaparticularculturemanagementmodel,withvalueasitscore,formedduringthedevelopmentofanenterpriseoranorganization.Theenterprisecultureistheresultofthecombinationofsocialcultureandorganizationmanagementpractice,anditplaysanimportantroleinthemanagementpractice.Butwiththedevelopmentofelectroniccommerce,itbringsoutalargerevolutionofeconomic、social、behaviornormandvaluesense.ThisarticlediscussedhowtorebuildtheChineseenterprisecultureinthetimeofelectroniccommerce.
【中文关键词】电子商务;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再造
【英文关键词】electroniccommerce;enterpriseculture;therebuildingoftheenterpriseculture
随着网络时代电子商务大规模发展，电子商务企业文化随之产生，它在一个企业在产生的一种新的价值观，使企业内部资源得到从新整合，在为企业带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缩短生产周期等诸多好处的同时，也对已有的企业文化发起了挑战。电子商务的兴起是一场由技术手段飞速发展而引发的商业运作模式的变革，传统经济活动的生存基础、运作方式和管理机制均发生了彻底改变，传统的企业文化也面临着巨大的冲击。
一、企业文化对企业价值的贡献
文化现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的主要见证。广义的文化，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作为“亚文化”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企业文化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产物，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体现企业的竞争实务、竞争精神和整体形象。所谓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的经营管理哲学，企业面对所处的社会和商业环境，在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全体员工所接受和认同信守的、为争取事业成功的一套非正式规则。它表明企业奉行何种管理哲学，以及企业通过管理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是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企业文化意味着一个公司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成为公司员工活动和行为的规范。
企业文化的本源问题是如何增加企业利润，降低企业的成本和费用。它的要义就是怎么使企业能够有效的整合资源，以达到对外部的适应性，使公司在竞争中生存，进而实现持续发展。企业文化建设为企业开展文化管理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建设能够对外竞争环境具有高度适应性，并能根据环境变换做出迅速反应的行为方式能力，这种能力其实就是企业所拥有的根据外部竞争的环境需要而对内部资源进行整合运用的能力。企业文化建设应促进这一能力系统的形成，并维持好这一能力系统。中国的许多企业例如海尔、联想等企业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发展了一整套公司理念、经营哲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
1、企业文化体现企业的形象和精神。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需要企业文化的支撑。现代企业，从领导水平到员工素质，从产品质量到管理设施，从环境建设到产品开发，无不渗透文化的因素，无不体现企业形象。企业的良好形象（即“商誉”）本身就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和资产，以展示“名牌效应”赢得社会与公众支持，符合现代公共关系和市场营销理论。从现代管理理论看，企业精神反映企业群体的理想目标，显示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经营宗旨，代表企业的未来和前景，使企业的每个成员都能够自觉自愿地为组织目的实现做出贡献，从深层推动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技压“群芳”。
2、企业文化作为新的管理理论，在企业建设中发挥着极其重用的作用。
其一，有利于营造灵活协调的企业营运环境，企业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不断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社会环境相对与企业而言更具有客观性，企业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研究环境变化的规律和要求，明确与经济发展趋势相适应的社会需求及潜在需求，完善企业的各种薄弱环节，调整企业战略，塑造全新的企业文化，在与环境的相互影响中达到动态平衡，为企业营造良性循环的市场环境，促使改制以后的股份制企业进入良性运作状态。
其二，有利于形成企业整体运行的价值观。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发展的深层动因，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一个组织和企业的基本概念和信念。对企业来说，其核心任务是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谋求生存，为消费者提供适用的产品和服务。企业对核心任务的认同并不自动保证企业成员具有共同目标。价值观的确立，为企业极其员工的行为准则界定了成功和追求的目标。
其三，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培养合作意识。企业文化的构成，包括思想文化、技术文化、管理文化、品质文化和娱乐文化，这些文化的整合与相互作用，一方面促进整个员工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共同文化的熏陶，形成共同的意识和行为导向，保持和维护了团结、协作、融洽的员工关系，客观上加强了团结奋斗、共同创业、整体发展的效能。
3、企业文化是企业的一种内涵。有别于周围环境的企业自成系统，其内部各种机制的协调运行离不开企业文化。一方面，企业文化直接影响到员工的行为准则、职业道德与夹子指向，培育和发展企业文化，能够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加企业员工的满足感、认同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企业文化对企业的重大决策、公司的长远目标、策略以至规章制度的执行都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二、企业文化塑造与变革的必要性
进入21世纪，中国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遇到了多重挑战：知识经济的到来，为企业文化提出了如何提升知识价值，如何面对知识员工的新课题；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使得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企业文化老方法、老套路屡屡失灵；而网络技术的兴起，又为催生新的企业文化提供了利器。一句话：机制变了、时代变了、技术变了，于是许多企业都面临着重塑企业文化的问题。郭士纳在拯救蓝色巨人时，首先是明确地改变了IBM企业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创立了IBM的新文化，这就是“力争取胜（Win）”“快速执行（Execute）”和“团队精神（Team）”。郭士纳说“作为IBM的领导人，你当然需要领导的规划和具体的项目。但是你的职责还包括带领员工、建立工作团队、并创立高绩效的企业文化。”GE前CEO韦尔奇也认为：“我们的活力曲线之所以能有效发挥作用，是因为我们花了十年的时间在我们企业里建立起一种绩效文化。”
从我国企业文化的发展现状来看，只能说尚处于较底层次，“企业文化战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企业文化的培养缺乏系统理论的指导，企业文化大多是传统文化在企业中的缩影这样的企业通常活力不够，死气沉沉，缺乏优患意识，严重者可能离心现象严重。从总体上看我国企业文化存在较多缺陷与错误现象，我国企业文化常见错误有：
1、文化愚民现象。此类现象常见于那些领导人专权或者经营出现问题的企业。表现为领导人极端强调某种文化价值观念，推广教育手段过激。它产生的原因多数是因为领导人希望在企业内部实现。
2、无文化现象。通常表现为企业有十分系统和严明的各种规章制度。这些制度规定了员工必须怎样做和不能怎样做，但没有明确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倡导，疏于对员工的教育与培训。此类现象多产生于工业制造企业，产生的原因多数是因为领导人本身素质不高，或对企业文化缺乏认识。个人崇拜或者希望掩盖某种事实真相。该类企业通常易产生盲目崇拜或者对领导人的噤若寒蝉的情况。
3、文化理想现象。它常见于那些有年轻人作为创业主体力量的新兴企业。表现症状为这些企业会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远大抱负和文化理想，其倡导的理念中会有种超出企业范围、改造世界的使命感。“大而空”的口号使人们可望而不可及；宏伟、统一的崇高目标往往缺乏实实在在的客观基础。此类现象产生的原因多数是因为领导人具有过于远大的人生理想和缺乏笾的工作精神。该类企业员工表现多数都激昂澎湃，但可能忽略了眼前的险恶形势和今天该干什么。
另外，许多企业的企业文化抑制了人的个性，在企业中只重视人的“集体性”，抹杀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小生产观念下产生的“集体主义”，难以形成企业的内聚力。
现在的竞争异常激烈，优胜劣汰成为游戏的新规则，我国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较美国、日本已落后许多，现在如不急起直追，在竞争中失败将在所难免。所以，全新的企业文化的塑造与变革工程是我国企业的一项时不我待的新课题。
三、电子商务时代我国企业文化塑造与变革的思路
1、分析内外因素，提炼速度文化和创新文化
在电子商务时代一个企业选择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是创造企业文化的首要问题。信息经济就是“速度经济”，速度已经成为企业一个提高竞争力的工具。因特网的出现，使得世界的变化越来越快，可谓一日千里。因而基于因特网的电子商务可以迅速地了解市场信息，快捷地收集客户需求，广泛地进行产品宣传，即时地完成网上交易结算，众多的商务活动都可以瞬间完成，企业的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一句话，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电子商务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得以大大降低。现在全世界都在讲创新，因为在今天的经济环境里，唯一不变的规律就是一切都在变。对此，任何组织和企业如果不时时变革和创新，就不可能维持自己的竞争优势。“不创新，就死亡”，创新已成为一个企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只有通过自身创新的确定性才能来对付快速变化的不确定性。在信息化背景下，创新的作用得到了空前强化，并升华成一种社会主题。在电子商务时代，创新逐渐成为企业的生命力源泉，传统的生产规模、成本优势等因素不再决定未来，企业唯有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才能生存发展。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是根本无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的，企业要想在未来的全球化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就必须突破传统的思想禁锢和思维定式，大胆创新，牢牢把握瞬息万变的商机。
2、更新观念，塑造员工行为。
企业员工行为的塑造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那些在电子商务方面独领的企业而言，最短缺的既不是原材料，也不是资金；既不是技术，也不是新兴市场，而是人才的匮乏。这些人才可以为瞬息而至的未来插上想象的翅膀。美国麦肯锡公司总裁埃德·迈克尔斯说：“筹集资金并不难，精明的经营策略也可以模仿。技术的半衰期一直在缩短。对当今的许多公司而言，人才是赢得竞争优势的首要因素”。如今管理人员意识到，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电子商务化和以网络速度运行的全球市场上，由拥有自的人才组建的精干企业对快速决断具有关键意义。电子商务企业有赖于员工的聪明才智和主动性来作出更贴近消费者、对市场反应更快的决定。
电子商务，重在服务，电子不过是手段。电子商务也可以说是电子服务，使Internet能够为人类服务，服务的核心不是技术，而是企业的文化、员工的素质；Internet经济是服务经济，而不是技术经济、网络消费者交易的平台，也不是商品陈列的环境；厂商不是单纯的供应商或销售商，而是服务供应商，谁比谁服务得更好，谁赚到的钱就更多。
在全新的电子商务环境中，最成功的企业给予新员工在过去只有顾客才能享受的尊重：它们通过创造人人平等的精英管理体制，满足员工们对从事有意义工作和创造财富的愿望。它们慷慨地回报员工们的良好表现，不只是支付现金，而且也让他们拥有企业所有权，
3、领导者身体力行，信守价值观念
在电子商务企业的决策行为中，创新性是十分重要的。首先，企业组织结构要由原来的金字塔式、自上而下、递阶控制的组织结构向新型的网络组织结构转化。其次，管理重点由资本管理转为知识管理。知识管理是指运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第三，新的管理思想和方法不断涌现。在信息时代和网络条件下，新的经济形态产生了许多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例如柔性制造、分布式制造、敏捷生产、企业流程重组、学习型组织、制造资源计划等新思想新方法。
在创办电子商务企业和企业经营中必定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如金融风险，交易风险等，而且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一旦遭受不测，没有韧性就会彻底。因此，企业家要有不怕失败、不怕挫折和百折不挠的勇气，要有献身事业、不惧风险、敢冒风险的精神。
4．建立激励机制，巩固企业文化
一种新的企业文化的形成是一种个性心理的累积过程，这不仅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需要给予不断的强化。人们的合理的行为只有经过强化以肯定，这种行为才能再现，进而形成习惯稳定下来，从而使指导这种行为的价值观念转化为行为主体的价值观念。因此，考评内容应是企业文化的具体化和形象化，员工晋升时，要考虑他是否与企业文化相融合，对于那些没有好好工作，并难以和企业文化融合的人员让其离开企业，让员工明白企业在鼓励什么，在反对什么。给员工行为实施强化时，要注意几点：①应具有针对性，使被强化者能从中体会到更深更广的意义，例如，合理行为被肯定，也就是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被强化者就会有一种成就感，激励他行为的再生。②应考虑反馈的获得，也就是预测强化的盗用。③注意强化的时效性，要及时强化，这样才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④强化手段的选择要因人而异。要把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结合起来，要考虑被强化者的需求，这样才能效用最佳。行为得到不断强化而稳定下来，人们就会自然地接受指导这种行为的价值观念。从而使企业的价值观念为全体员工所接受，形成优良的企业文化。以强制性措施推行变革，这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变化程度。如果外部环境变化剧烈，企业员工一时又难以接受新的价值观念，在这种应急情况下，企业领导者也可以强行变革，以保证企业对外界的适应能力。
随着中国加入WTO，人们对市场竞争的关注程度也迅速升温，毫无疑问，在国门进一步敞开之后，中国企业与国际顶尖企业的这场大比拼已成箭在弦上之势。我国加入WTO以后，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不断强化，国外企业与中国企业的竞争领域必须会由低向高、由表层向深层发展，即渐渐从产品竞争、市场占有率、客户竞争、人才的发展到企业文化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是最本质、最关键的商业竞争，我国企业只有建立、推行了正确的企业文化观，才能在市场竞争的波涛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布德瑞著，《企业研究院》，中信出版社，2003年8月版。
2.连玉明著，《学习型企业》，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3年1月版。
3.（美）巴雷特，《解放企业的心灵：企业文化评估及价值转换》，新华出版社。
4.上海电信公司宣传处编，《企业文化案例》，学林出版社，2002年9月版。
5.[荷]丰斯.特龙彭纳斯，[英]查理斯.汉普登，《在文化的波浪中冲浪》，华夏出版社，2003年1月版。
6.林佑刚，《企业文化是什么》，《企业管理》，2004年第3期。
7.徐彦，《论企业文化战略的作用及其实施》，《企业活力》，2004年第2期。
8.张国兴，《构筑现代企业文化战略的思考》，《企业活力》，2004年第3期。
9.王吉鹏，《企业文化的五大误区》，《中外管理》，2004年第1期。
10.梁红凤、游文丽，《企业文化与核心竞争力》，《企业研究—策划&财富》，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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