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国外的比较教育停留在介绍层面。
比较教育学是因为“研究他国教育经验，推动本国教育发展”而出现在教育学科这个庞大的学科“族群”中。“关注国际教育发展，借鉴他国教育经验”为核心的知识领域，建立起它在教育学科体系中的独特地位。然而当前很多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停留在介绍层面，单纯的现象描述居多，缺少文化层面的深刻分析，而且借鉴的国外经验，针对性不强，“放之四海而皆准”，没有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优势凸现出来。例如谈中英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比较研究，多数学者都会把英国概况、改革和发展的历史介绍一番，再说对我国宏观层面的启示，多是泛泛而谈，使这类文章参考价值甚微。
2.未能辩证看待国外理论。
对外国理论假设，要思考、质疑，保持对其的警惕性，对其适用性和有效边界要给予充分的反省。通过文献梳理，笔者发现很多研究者把建立在西方土壤上的理论框架奉为神明，把用西方理论视角引入论文中的研究视为创新，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试问不研究扎根于中国土壤的文化，怎么可能做出“接中国地气”的好文章来？因此，对中国当前国情的准确把握，是搞好教育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外国教育也存在问题，它的“月亮不一定比中国圆”。就英国高等教育而言，它的质量世界闻名，可是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2010年12月，英国政府五次上调学费，加之政府对高校经费投入不足，高校的校外捐赠较少，导致高校建设资金短缺，引起社会动乱。再如，在牛津和剑桥这两所著名高等学府中，来自普通劳动者家庭的学生只有9%，亟待解决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可见辉煌的成就下也有阳光照射不到的阴影。因此我们在面对外国教育理论与经验时，必须辩证分析，使其在中国土壤里完成“意义转换”。
3.研究方法上普遍重“思辨”轻实证。
研究方法既是一种知识的体系（思维方式），又是一种行为规则（行为方式），还是一门学科的关键支点。比较教育研究之“比较”，并非只是把两国的教育现象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性描述，绝不仅限于“形式”上的比较，而是要做因素分析，并在多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中，得出教育规律的新研究。然而纵观中英两国比较高等教育的文章，发现国内比较教育学者多从文献、官方数据中获取国外的教育信息，空想型的思辨文章大量涌现，鲜有植根于国外的教育土地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章出现。众所周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写出来的文章自然缺乏文化内涵。
4.研究对象较片面。
一般认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国的教育发展水平成正相关，因此在比较教育研究中，长期存在着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的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中心的借鉴垄断局面，使得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者对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研究较多，而对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研究较少。本研究在考察中英比较教育研究的同时，也关注其他国家。例如，我国对亚洲日本、新加坡、韩国、印度等国家的教育研究较多，而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关注较少；对非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浙江师范大学非洲教育研究所，其他大学几乎没有该项目的涉猎；在拉丁美洲的教育研究上，也多是对巴西进行研究，对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研究较少。由此可见，我国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还是较为片面的，未能构建成一个以高校、研究机构为核心的学术共同体来保证该学科的多方面可持续发展。
二、比较教育学去向何方
教育无论站在什么样的立足点，运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文化”都是所有探索与讨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文化的视角出发，批判吸收外国理论，形成比较教育学特有的研究范式，提高其在教育科学诸学科中的成熟度，是未来发展的根基所在。为此，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应着重从以下方面提升：
1.多元文化与教育相融合。
多元文化既可以是一种政治态度、一种意识形态，也可以是一种历史观、一种教育思想，其核心是承认文化的多元性，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打破西方文明作为强势文化在思维方面和话语方面的垄断地位。教育本身就是人类社会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不同的教育反映的是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比较教育学的突出特点在于它所面对的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教育现象。由于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构成了不同国家与社会的教育差异。从长远的发展来看，需要采用兼容并包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中国与外国的教育理念有效融合。
2.批判思考与有效借鉴相结合。
在我国比较教育学科体系尚未成熟之时，多采用翻译、引进等介绍性研究。然而教育研究中过分依赖外来理论而忽视本民族和文化的研究，这是当今教育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根源之一。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曾批评那种不顾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一味效仿西方教育模式、制度的做法，将其比成“拉东洋车”，是“害国害民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主张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由于基本国情、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不能把英美发达国家的教育教学模式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本土化才是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必然的价值追求。在今后的比较教育研究中，应把国际化和本土化联系起来，互为条件，互为补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其真正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多融入一些中国“元素”，少一些“拿来主义”，批判思考与有效借鉴相结合，才能真正地实现中国教育的大发展、大繁荣。
3.多样化学科与研究方法相完善。
近几十年来，比较教育学主动借鉴、引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描述研究法、统计研究法、因素分析法、历史研究法、阶段分析法等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还积极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统计学、语言学、数学等多样化学科来完善自身的学科建设。可喜的是，有不少研究者已将更多的社会研究方法运用于比较教育研究之中，给学界吹进一股清新之风。然而，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起步晚于西方发达国家，所取得的成果基本上都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教育学界通用的研究方法和科学范式，整个比较教育学都充斥着西方化的术语。还应看到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相对滞后，更多是形而上的、思辨型的，因而远没有形成比较教育学独特的话语体系和基本的学术规范，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基础和发展潜力。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比较教育学必须加强自身的理论架构，最重要的是彰显其在教育科学诸学科中的独特地位，提供具有概括力、解释力和生成力的方法论体系。
4.全球化视野下的开放与综合相统一。
从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历史上看，比较教育学的研究方法经历了无意识的萌芽生成阶段;朱利安(Marc-AntoineJullien)、库森(VictorCousin)、阿诺德(MatthewAmold)、贺拉斯•曼(HoraceMann)、巴纳德(HenryBarnard)等倡导的访问和借鉴阶段;萨德勒(MichaelSadler)、康德尔(IsaacLeonKandel)、施奈德(FriedrichSchneider)、汉斯(NicholasHans)等开拓的因素分析阶段;贝雷迪(GeorgeZ．F．Bereday)、诺亚(HaroldJ．Noah)、埃克斯坦(MaxA．Eckstein)、埃德蒙•金(EdmundKing)、霍姆斯(BrainHolms)等推动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阶段。在不同的学科发展阶段，比较教育学的研究范式及理论分析框架也在发生着转变。从较早的因素论分析框架，发展到实证主义、相对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理论等都对比较教育学的本体建设和适应不同时代背景起到过关键性作用。然而，在诸多的研究框架、参照系或理论模式的争鸣与地位变换中，比较方法始终是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核心和基础。这里探讨的“比较”并非其他教育学科研究中将其视为工具性特征的具体研究方法，而是从工具客体演绎为研究者内在的研究思维路径，并上升为研究主体审视研究对象的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这种“比较”也就是冯增俊、陈时见等先生所说的一种方法论层面的思维方式。［4］基于此，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比较方法可以从四个层次进行分解和运用。第一，比较教育研究的心理准备———比较的意识。比较是每一个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个体所具有的思维方式。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比较无处不在，它是人们通过某一标准判断客观事物存在价值或意义的方法。因此，比较的意识是比较方法层次性中的初级层次，然而它也为比较教育研究的发生构建了心理层面的支持。第二，比较教育研究的科学表征———比较教育学的具体研究方法。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开展的比较教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才有可能形成科学的认识。比较教育学在借鉴吸收各学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形成了因素分析法、统计分析法、阶段分析法、教育洞察法等多种具体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可以说是处于工具层面上的科学方法，并在技术层面上为比较教育研究的展开提供了途径。第三，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本质特征———比较的视野。比较视野是一种辩证性的思维方式，是研究者在认识和解析研究对象过程中，所持有的固有的、习惯性的研究视角，是生发至研究者思想中的自觉自主运用的看事物的方法。基于此，作为比较教育研究者，就需要自觉地将研究对象放在多元文化、多种教育类型当中进行研究。第四，比较教育研究者的统一路径———比较的范式。比较的范式决定了比较教育研究者们在看待研究对象时所持有的研究共识和价值观念。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四个层次规定了比较教育研究的方向和手段。通过比较意识的准备、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比较视野的引导、比较范式的导向可以为民族教育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二、比较的层次性对民族教育研究方法的借鉴意义
我国民族教育学从20世纪初发展至今，其学科概念、理论体系、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任务以及研究方法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转变。民族教育学既重视主流社会教育研究也关注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状况，是符合民族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需要的。全方位审视和剖析主体民族教育与少数民族教育、少数民族之间的教育才能丰富我国民族教育理论，全面解决民族教育问题，使中华民族整体的教育质量得到根本性提升。而要完成这一任务，比较的方法显然可以帮助我们加强民族教育之间的互动，融合各民族教育的优良之处，达到各民族教育的共同繁荣。
1．带着比较的意识深入研究“场域”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在对不同地域、社会文化形态和背景下的民族教育开展研究时，要深入研究场域，要对被访人的叙述及考察资料展开意义诠释。［5］然而，研究者所关注或融入的研究对象并非孤立存在于某一区域，其教育特征的呈现、教育问题的产生、内在发展条件等因素均和其历史传承及周边乃至整体社会大环境息息相关。所谓整体与部分是客观事物普遍联系的一种形式，它们保持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因此，研究主体仅关注客体对象的直观信息和资料时，往往会忽略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大环境，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基于比较方法的要求，在遵循系统性原则的基础上，研究者可以带着比较的意识深入研究现场，以联系的观点审视研究对象，构建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的研究网络，通过比较的心理准备，全面考量客观数据和现象，有助于更为有效地寻找“真实”。
2．以比较的视野审视各民族的文化与教育长久以来，我们在对主体民族的现代教育的关注中，不断地追寻着理想的教育模式，不断地强调教育的单向借鉴和输入，从而实现一致性或相适应的理想。然而，在全球化发展以及各民族相互交流和互动的进程中，来自不同区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各种教育类型和文化传承也突显出各自的价值。因此，应当注重文化和教育交流的多向性和互动性，强调不同教育的历史和文化的自我认同。民族教育研究者可以透过比较的视野，将研究对象放在多种教育类型和多元文化的视野中进行研究，在关注和诠释他民族的教育特征和发展优势的基础上，合理化地发展自我。比较的视野除了借鉴和参照外，还注重合作和整体发展，只有这样，各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教育才能共同进步，才能使全社会的教育质量和水平呈现出可持续的全面发展。
3．从比较方法的逻辑出发开展多维度比较研究比较方法作为比较教育研究的一种逻辑思维方式，在审视研究对象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张力的相互作用中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研究机制。比较方法在实践的磨练中分化出普遍主义比较、民族主义比较、描述性比较、历史解释和文化传统比较、因素比较、区域比较、跨国比较等多维度的比较方式。民族教育研究者可以通过不同的教育比较研究角度，对不同民族、区域或社会文化背景中的教育开展比较研究。这种做法不但有助于实现对民族教育的宏观关照和整体把握，还有助于通过不同研究纬度对比研究对象的微观优势，从而发现不同民族或民族地区教育的闪光点和长处。
4．运用比较教育的具体研究方法开展综合研究无论是社会科学研究还是自然科学研究，研究方法的共享和借鉴已是普遍现象。因此，将比较教育的具体研究方法应用于民族教育研究实践中，显然是大有裨益的。下文列举几种研究方法，以期为丰富民族教育研究方法提供启示。第一，具备工具特性的比较法。在运用比较法时，应当注意事物的可比性，掌握比较的标准，诸如概念的统一、取样的统一、背景的统一等。在民族教育研究领域，通过跨文化比较、跨地域比较、跨民族比较等方式有助于明确研究目的、对象和任务，同时还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揭示民族教育中的问题，从而探明民族教育的普遍性并衍生出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多种教育形式所共有的教育特征。第二，因素分析法。阿瑟•H•穆尔曼认为:“为了达到研究目的，必须选定对一个国家或一个文化区域的教育方向、组织和作用具有决定作用的长期因素，并将长期因素所包含的主要问题和课题依靠一对相反命题(如人口的量与质、政治的自由与纪律等)的均衡与调和获得解决。”［6］在民族教育研究领域，要通过对决定各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现象和制度的诸因素的解释分析，探求其形成的原因。既要强调政治、社会、文化、国民性等对民族教育的影响，又要关注民族教育的内部发展动力。通过内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从而正确解释和评价影响民族教育的诸因素。第三，阶段分析法。贝雷迪将阶段分析法分为描述、解释、并置和比较四个阶段。在开展民族教育研究时，首先通过文献收集和实地考察的方式对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进行周密而全面的记录和描述(不加个人分析);其次针对影响研究对象发展的原因和相关因素，借助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观点和知识进行解释和评判;再次对收集的资料进行系统化，在同一类目资料中确定统一的标准，找出它们之间的相同性和差异性，形成分析假说;最后通过“同时比较”和“阐释比较”证明分析假说是否正确。［7］除了以上方法外，诸如假说验证法、问题研究法、教育洞察法等均可以在具体教育实践中探索性地运用于民族教育研究之中。通过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开展民族教育的综合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解决民族教育问题，改善民族地区的教育状况。
三、结语
1.替代的关系。认为远程教育、或借助媒体自主学习方式要取代或部分取代常规的学校教育。这种观念或思潮在当代教育发展史上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当年电视出现后，就有人就指望用电视教育取代学校教育，学生待在家中就可以看电视学习，试图以此根除学校教育中存在的弊病。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学校教育并没有因之而消失；后来出现了计算机网络，几乎同样的思潮又浮现了，试图以分布式学习和远程协作替代课堂教学，试图用网络学习替代学校教育，学生在家中利用网络自主学习，无须到学校上课等等。
不容否认，常规的学校教育有着种种弊病，正因为这些弊病的存在，才形成了推动教育改革的动力。但是，简单地以远程教育或借助媒体自学的方式去取代学校教育和课堂教学则是不理智的，也是不现实的。因为，远程教育自身也有弊病，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所以，把远程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看作替代关系是过于激进和幼稚了，把两种教育形态当作相互对立、并加以取代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令人深思的是：每当一个新的信息工具面世后，就有类似的“替代论”出现。究其根本原因，一是“工具至上”的理念在作祟；二是对学校或教育的最基本职能存在着误解。
2.并行的关系。认为远程教育与常规的学校教育是两种互不干涉的教育体系或教育形态，它们可以并行发展。持该论点的学者们认为，远程教育在现代信息技术支持下，有了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它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全新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也是教育形态的一次巨大的变革。因此，远程教育有其固有的优势和潜力，完全可以独立存在，与学校教育并驾齐驱。这种观点就为那些独立于常规学校教育之外的教育组织，如英国的开放大学、我国的广播电视大学等的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
“并行关系”的观点，主要是在办学体制或机构组织的层面上分析远程教育机构和学校教育机构之间的关系，试图从理论上论证独立存在的远程教育机构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我们认为，远程教育机构或远程教育体制的出现，是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环境制约的产物，也是特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的反映，带有自己国家的特色。无论它与常规学校教育存在着并行关系，还是发展成其他的关系，主要取决于具体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对远程教育的要求。例如，我国广播电视大学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急需大量人才，而常规的学校教育又一时无法满足需求的形势下孕育而生的。它不仅独立于普通高等院校之外，而且像政府部门的组织体系那样，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都建立了相应的广播电视大学的机构。这种教育体制适应了当时计划经济的条件，可以有效地组织、实施和管理教育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无庸讳言，我国的广播电视大学本身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色彩。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常规的学校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近些年来，广播电视大学的发展不断地遇到危机和挑战，与危机和挑战的斗争，其实就是与计划经济色彩的办学体制和观念的斗争。所以，我国的广播电视大学也在不断调整和改革，以适应变化了的外在社会环境。
不难看出，“并行关系”观点的出现有着教育管理体系或办学体制的背景。若以这种管理体制为背景形成相关的理论研究或学科体系，难免带有外在的“行政管理”划分的色彩。那么，远程教育的研究就失去了对其自身发展最自然的探索；在这种观点支配下的远程教育的学术研究就被框定在某种“行政隶属”关系的范围内，而不是在整个教育的大背景下的研究，其研究的出发点和结论就值得商榷了。3.融合的关系。认为远程教育与常规的学校教育是一种融合的关系。认为当今远程教育与学校的面授教育这两种形式正在日益趋同，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澳大利亚学者史密斯等人认为，远程教育与常规的学校教育的本质是相同的，只有应用教育科学的普遍概念和原理才能解释远程教育和学习。远程教育的最终归宿是与传统的学校教育重新归并和统一。的确，远程教育和常规的学校教育在实际活动中也在相互靠近，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如在教学的层面上，远程教育有课堂面授的教育活动，而常规的学校课堂教学也利用各种媒体技术，利用计算机网络在超越课堂空间的范围上进行教学，越来越倾向让学生自主学习。而在教育组织形态上，越来越多常规的学校教育机构创办了远程教育，如某某大学的远程教育学院等；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远程教育机构也建设了校园和课堂，加强了课堂面授的教学形式。我国目前就面临着这种远程教育的发展形势。
“融合关系”的观点，揭示了远程教育与常规的学校教育的共性，指出了它们在发展中的共有的做法或趋势。但是，两种教育毕竟不是一回事，不能抹去它们之间的区别。远程教育毕竟是以远程的教育活动为主，有着远程教育特有的规律，不能因有课堂的面授而否定它的特色和规律。否则就不是远程教育。同样，学校教育是以课堂教学为主，也不能因有自主学习和利用计算机网络的学习，就忽视课堂教学的基本特征，否定课堂教学的特有规律。两者的特定规律是不同的。当然，“融合关系”的观点要比“替代关系”和“并行关系”更进一步，更加接近对远程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关系的揭示。
4.互补的关系。认为远程教育与常规的学校教育之间，既不是取代的关系，也不是并行关系或融合关系，它们之间是互补的关系。互补关系主要强调两种教育形态在整个教育工作中各有特点和分工，从整体的教育发展上看，它们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从整个教育发展的角度看（不是局部的），远程教育的出现，丰富了实施教育的方式和途径，使教育的途径多元化了，使得教育制度或体制也多样化了。虽然，还没有达到比较理想的程度，远程教育的出现，突破了单一的校园围墙式的教育体系。同时，它与常规的学校教育一起承担着全民教育的任务。所以，远程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不是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也不是互不相干的并行关系，更不是相互“合并”的融合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依托的关系。
严格地说，远程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另一种形式”。从远程教育的最初形态——函授教育到现代远程教育的出现，它们一直是对学校教育的延伸和补充。它们因学校教育不能满足全社会成员接受教育的要求而出现，也因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而发展，更因现代视听技术和信息技术应用而有了自己的特色。正是因为现代远程教育的出现，使得“学校”这个传统概念发生了变化。在这层意义上看远程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关系，它们在功能上是互补的关系，在事业发展上是融合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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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国农，李运林。电化教育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1.1流动跨度和性别因素影响家庭教育类型总体上51.4%的家长认为自己对孩子采取的是“情感温暖”型的家庭教育，但是，随着流动跨度的增加，采取这一教育类型的比例在下降，相反采取“严厉型”教育方式的比例在上升，从本地家长的11%上升到来自外省流动家长的25.7%（参表1）。流动家长平时生活压力大，工作劳累。文化程度较低，一旦遇到孩子顽皮或犯错误时，由于缺乏亲职知识和技巧，采取严厉惩罚手段便不足为奇了。这明显地体现在流动家长对男女童差异性的教育方法上。56.3%的流动女童认为父母对自己的教育“以朋友式沟通为主”，同比只有42.3%的流动男童持同样的观点。反之，在“基本是命令式教育”“以枯燥说教为主”“以打骂式教育为主”三个选项上，流动女童的选择均要比流动男童低5%左右。卡方检验结果为0.000，低于0.05，说明流动儿童的性别与家长对他们的教育方法存在显著关联性。但是，值得欣慰的是，不管是哪一类流动群体，家长以身作则总体情况良好，32.7%的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能主动履行对孩子的承诺，并做好表率，另有58.7%的家长“基本能做到”，比起郭黎岩等人的调查结果“占2/3的流动儿童父母所使用的教养方式不恰当”，这无疑是比较令人欣慰的。这说明，随着对城市生活的逐渐融入，流动农民工在家庭教育上还是接受了一定的科学观念，家教行为也有所改进。
1.2家庭收入水平影响家庭教育类型家庭人均收入越高的家庭，越趋向于采用“情感温暖型”家庭教育类型。不管哪一类流动群体，随着家庭人均收入的提高，在家庭教育上采取情感型教育方式的比例也逐渐上升，但是同时选择“严厉惩罚型”的家庭也逐渐增多。究其原因，很可能与家长的教育理念及价值观有关。当经济条件达到一定程度的好转之后，部分流动家长会更加重视孩子的家庭教育，希望后代能通过学习改变命运，因而在教育孩子上会接受更加科学的理念和采取更符合教育规律的做法；相反，另有部分流动家长因为在城市感受到了收入增加带来的，会激发更强烈的追逐财富的欲望，因而无暇顾及孩子的家庭教育，往往在教育孩子的时候缺乏耐心，采取简单粗暴的严厉惩罚就不足为奇了。而在采取“自由放任”教育类型的家庭中，以流动一类的人群中家庭人均月收入达3000元以上的家庭最明显，为55%；流动二类的人群中家庭人均月收入在2000－3000元的家庭最明显，为41.7%。
1.3家长文化程度影响家庭教育类型随着家长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选择“情感温暖型”的比例也越来越高，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流动家庭，选择这一教育类型的比例都在五成以上，其中以“高中（中专）”这一教育层次的家长比例最高，达61.0%，而小学文化程度的家长选择这一家庭教育类型的只有四成出头。同时，随着家长文化程度的提高，选择“严厉惩罚型”的比例逐步下降。这些与郭黎岩等人的研究结果“父母文化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采用科学的教养方式”是一致的。
1.4家长疏于关心孩子学业，家校配合较被动，流动女童家长更少联系班主任“经常”辅导孩子学习的只占到33.3%，“偶尔”辅导的占到57.1%，还有近一成的家长从没辅导过孩子学习。因为流动家长文化程度较低，普遍是非正规就业，迫于生计压力，为追求更多的收入，延长劳动时间是必然的生存选择，即无暇辅导；另一方面，由于受自身文化水平限制，在辅导孩子学业上，他们显然力不从心，即无力辅导。这与访谈的结果相当一致，疏于关心孩子学习基本上是所有班主任的共同印象。绝大部分流动儿童家长在家校配合上都显得比较被动，89.6%的流动儿童认为，父母有参加学校的家长会，而且流动女童与男童的家长在这方面不存在差异性。但是，家长卷显示，七成的家长除了参加学校的家长会之外，就没有参加孩子学校组织的其它活动，三成的家长平时基本上与孩子的班主任没有联系，一个月至少与班主任联系一次的家长只有26.9%。相比之下，流动儿童对家长联系班主任的频率预期还更高，只有12.4%的流动儿童认为父母“基本没有”与班主任联系。此外，家长联系班主任的频率与孩子性别有显著关系。认为只有在开家长会时，家长才联系班主任的流动男童占到27.1%，流动女童占到35.7%，只有在犯错误时联系班主任，流动男童占到24.3%，流动女童占到13.2%。总的来看，流动女童的家长联系班主任的频率更低些。这可能与“流动儿童到城市学习的费用高于在家乡求学，在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观念支配下，女孩比男孩更加不易到城市来学习”，“因此到城市学习的女孩比男孩更加珍惜学习机”有关。因为机会来之不易，所以流动女童在异地他乡求学路上表现得更加遵守学校和社会规范，更不会因为调皮捣蛋或违反校纪校规以致家长与班主任联系更频繁。
1.5家长对孩子性格评价总体向好，流动男女童自我反馈差别大无论是哪一类流动群体的家长，都有过半认为自己孩子主要的性格特点是“活泼开朗”，认为自己孩子“内向胆小”“任性”“孤僻”的分别达到28.3%、15.5%和2.9%。相比之下，流动儿童对他人对自己的评价的反应会保守些，42.5%的流动女童认为身边的老师同学或亲戚一般都认为自己“活泼开朗，乖巧懂事”，相比之下，流动男童要低得多，只有32.9%，但是流动女童选择“内向胆小，乖巧懂事”的比例要高过流动男童5.2%，而对他人如何评价自己“不太清楚”的男生占到近五成，为46.2%。如果以“年级”为变量考察发现，无论在哪个年级的流动女童，总体上都是比较“活泼开朗，乖巧懂事”的，低年级流动男童和高年级流动女童更加倔强，流动男童从低年级到高年级都对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不太清楚”。这可能与步入初中阶段的儿童身心发生剧烈变化，自我评价处于矛盾状态有关；也可能与男童比较少关注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有关。
2结语与建议
关键词：家庭；教育；比较
一、引言
现今，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日益激烈，这种竞争归根结底，是不同国家之间人才的竞争。正如我们所知，家庭是孩子成才的起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才的竞争也是家庭教育能力的竞争。随着我国的经济，政治，教育等领域的不断开放，传统的家庭教育方式在外来教育的冲击和影响下，弊端日渐显露，因此，家庭教育改革刻不容缓。
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家庭存在于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社会中，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直到我们独立，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父母一起度过的。常言道：“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青少年担负着国家的未来，是社会的期望，是整个未来世界的主人。父母是否教育自己的孩子以及是否关心孩子的发展方向，都将对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古至今，许多思想家都高度重视家庭教育。“一个能够管理一个国家和世界的人一定是一个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能成功地支撑起自己家庭的人。”正如中国儒家学说所论述的，家庭教育是治理国家的基础，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把国家兴亡和教育联系在一起。英国思想家JohnLocke认为家庭教育是一个人教育的起点，也起着导向性的作用。
三、家庭教育成效的比较
美国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参与了家庭事务，他们逐渐就拥有了市场经济思维，十八岁之后他们就独立于父母生活。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靠做兼职挣钱来支付他们额外的开支。从那些实践活动中，他们积累了许多促销方面的管理经验以及如何与顾客交流，知道了金钱的来之不易，逐渐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在中国，孩子们是家庭的中心。孩子们养成了许多坏习惯，正如中国的一句常言所说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虽然在考试分数方面中国孩子比美国孩子做得好一些，但是中国的孩子，被动地处理问题，依赖他人，社交能力差，责任感差。这些性格特点从大体上而言，与我们国家的“应试教育”有关。
四、家庭教育进程的比较
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家庭教育仍然是教育体系中至关重要的方面。就像学校教育，它有自己的目的，内容和方式。
1.教育目的的比较
美国家庭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们适应多样化的环境，教孩子们如何在社会上独立生存。这种期望不是那么的高。它不是无形的幻想，而是实际存在的，容易把握的。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实现他们自身的价值而不是追求高文凭，令人羡慕的职业之类的物质方面的收获。另外，在这个目的的支配下，孩子们也提升了自我决定意识和自信能力。与美国相比，中国家庭更趋向于把孩子培养成材，希望他们有前途，过上稳定，舒适的生活。家长望子成龙，对孩子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他们集中精力于学业方面的学习，还有孩子一点都不感兴趣的艺术培训。最终，创造性被制约，这个上天赐予的天赋被扼杀在摇篮里。
2.教育内容的比较
美国家庭教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它注重孩子们在体格，认知，语言，情操方面的协调发展。例如，当家长去图书馆的时候，他们喜欢带上孩子，刺激孩子对新事物的求知欲。让孩子们接受环境的熏陶。在情操方面，他们引导孩子认知音乐，油画，舞蹈，文化，跟他们一起去博物馆，文化展览馆，鼓励他们参加创造性的活动，使他们感受自然，发现奥秘。
虽然中国家庭教育的内容也划分为四个方面：德育、智育、体育和美学，但是当孩子们到了上学年龄，智力却处于压倒一切的位置。在体育方面，父母总是更关注孩子成长所需要的营养，不让孩子遭遇疾病，危险。在智力方面，他们买很多有教育价值的书，然后教他们读书，写字以及算术技巧。当孩子们开始接受学校教育的时候，父母又趋向于检查孩子的家庭作业，买大量的课外练习册以帮助他们在考试中取得好的分数。在审美观方面，越来越多的父母已经意识到特殊技能的重要性；因此，他们一窝蜂似地把儿子，女儿送到画画班，舞蹈学校或者请家教教孩子学乐器。一方面，这种做法忽视了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另一方面，这也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开支。下面的事实可以说明这两个国家对智力的不同理解。当孩子们回到家了，中国的父母总是问：“你今天认真听老师讲的内容了吗？”或“你今天得了多少分啦？”然而，美国家长问的是：“你今天在学校问了老师什么问题呀？”或“今天的课有趣吗？”
3.教育方式的比较
在美国民主的教育方式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孩子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参与家庭事务。父母鼓励孩子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允许他们不接受自己说的东西而保持自己的理解。父母是孩子的朋友，能和孩子平等地交流，不仅仅是向孩子学习一些东西，而且还对此感到自豪。孩子们的隐私也完全受到保护，不经允许家长不会进入孩子的房间，他们也没有权利去干涉孩子们的社交活动。
在中国，孩子们几乎没有发言权。家长认为家庭事务是大人的事。孩子们应该做的就是遵从家规，顺从于父母的意愿。家长似乎是家庭中的权威，于是代沟也易于产生。孩子总是感觉父母不可理解。在家长和孩子之间存在很多交流障碍，家长把一切都归结于社会环境与孩子成长之间日益增长的复杂化。根据福州教育学院心理健康委员会对1664个学生家庭的调查数据，偶然的交流占31.4%，有意的交流占2.7%。孩子上一二年级的家庭占77%，孩子上三四年级的家庭占60%，孩子上五，六年级的家庭占的比例不到50%。
这份调查也证明了许多家长与孩子交流感到很焦虑这个事实。其中，46.1%的家长认为他们的孩子更成熟了，14.2%的家长认为很无助，13.2%的家长认为他们无言，6%的家长认为很难跟孩子交流，61.4%的家长感到很安心、舒适、高兴。这对发展孩子的好习惯、性格、青春期健康心理都很不好。孩子们的自由总受到家长的侵犯。例如，他们的书包、日记总是被父母搜查。
五、产生不同家庭教育的原因分析
同样是在现代社会，同样是十分关注家庭教育，为何这两个国家仍然会出现上面所提到的显著的特征呢？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四个原因：
1.这两个国家的历史背景
美国被认为是一个有着广阔的地域却简短历史的国家，的确，它只是一个移民国家。在过去的四个世纪里，大约五千万人移居到这个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运动，于是其它国家开玩笑地称它是“融炉”。由于这种多样文化观念的影响，人们能很容易地接受新想法和新文化，把它们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中，因此，发展的空间相对更大了。
相反地，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同时被许多传统和习惯所限制。特别是封建观念已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人的脑海中，以至于保守的、自闭的想法在文化观念中占大多数。
2.经济体制
美国拥有先进的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更多的机会，更少的生存压力，美国拥有一种比较完善的雇佣体制。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人们不必一生都从事一种职业，由于那些因素，美国人有更广泛的选择工作的余地。在找工作方面他们也很开放。他们的父母认为只要孩子能生存，能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他们的工作都是平等的。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它有像上海、北京、大连那样的大都市，但有许多人仍处在贫困线上。中国处于一个学历优先的社会，生存压力非常大，人们把所有的生活都寄托在工作上，找工作的范围非常窄。家长认为学习上的成就是找到一份好工作、追求一生稳定的好方法，也是理想生活的必需。因此，他们的教育中心就是孩子们的成就。
3.不同的价值取向
美国人珍视他们自己的个性，价值取向是个人主义，他们注重个人利益，拥护个人发展和自我认识，这就是美国文化的核心。根据这种价值，父母倾向于把孩子和他们自己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孩子的自我价值是建立在父母对自己意愿、兴趣爱好尊重的基础上的。
在中国推崇地是集体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在中国的哲学中，个人价值服从于整体利益，父母丢弃了自我感，重视孩子的“自我”。孩子是父母生命的延续，肩负着他们的希望和生活的未来。他们往往为自己的子女设计现在和将来。
4.不同的思维方式
美国人是理性化的。美国家庭用最基本的理性原则对待孩子，培养孩子的义务和其它的社会义务一样。相反，中国人崇尚道德，家教是以道德为基础的，对孩子的义务是整个家庭而不是社会的。
六、结论
综上所述，家庭教育应该改变传统理念，在保持我们优势的基础上，我们更应该注意平等和民主，在教育内容上把知识和实践归于同等位置。我们应该更有助于建立孩子们的自我信任和独立，开发他们的潜能以更适宜于我们传统社会发展的需要。
常言道：“孩子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为了中国更繁荣发展，我们必须尽我们的能力为祖国的花朵提供更好的教育。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呢？肯定要从家庭开始！
参考文献：
[1]李信.中西方文化比较概论[M].航空工业出版社,2003.
家庭存在于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社会中，不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从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直到我们独立，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父母一起度过的。常言道：“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青少年担负着国家的未来，是社会的期望，是整个未来世界的主人。父母是否教育自己的孩子以及是否关心孩子的发展方向，都将对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古至今，许多思想家都高度重视家庭教育。“一个能够管理一个国家和世界的人一定是一个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能成功地支撑起自己家庭的人。”正如中国儒家学说所论述的，家庭教育是治理国家的基础，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把国家兴亡和教育联系在一起。英国思想家JohnLocke认为家庭教育是一个人教育的起点，也起着导向性的作用。
2、家庭教育成效的比较
美国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参与了家庭事务，他们逐渐就拥有了市场经济思维，十八岁之后他们就独立于父母生活。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靠做兼职挣钱来支付他们额外的开支。从那些实践活动中，他们积累了许多促销方面的管理经验以及如何与顾客交流，知道了金钱的来之不易，逐渐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在中国，孩子们是家庭的中心。孩子们养成了许多坏习惯，正如中国的一句常言所说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虽然在考试分数方面中国孩子比美国孩子做得好一些，但是中国的孩子，被动地处理问题，依赖他人，社交能力差，责任感差。这些性格特点从大体上而言，与我们国家的“应试教育”有关。
3、家庭教育进程的比较
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家庭教育仍然是教育体系中至关重要的方面。就像学校教育，它有自己的目的，内容和方式。
1.教育目的的比较
美国家庭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们适应多样化的环境，教孩子们如何在社会上独立生存。这种期望不是那么的高。它不是无形的幻想，而是实际存在的，容易把握的。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实现他们自身的价值而不是追求高文凭，令人羡慕的职业之类的物质方面的收获。另外，在这个目的的支配下，孩子们也提升了自我决定意识和自信能力。与美国相比，中国家庭更趋向于把孩子培养成材，希望他们有前途，过上稳定，舒适的生活。家长望子成龙，对孩子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他们集中精力于学业方面的学习，还有孩子一点都不感兴趣的艺术培训。最终，创造性被制约，这个上天赐予的天赋被扼杀在摇篮里。
2.教育内容的比较
美国家庭教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它注重孩子们在体格，认知，语言，情操方面的协调发展。例如，当家长去图书馆的时候，他们喜欢带上孩子，刺激孩子对新事物的求知欲。让孩子们接受环境的熏陶。在情操方面，他们引导孩子认知音乐，油画，舞蹈，文化，跟他们一起去博物馆，文化展览馆，鼓励他们参加创造性的活动，使他们感受自然，发现奥秘。
虽然中国家庭教育的内容也划分为四个方面：德育、智育、体育和美学，但是当孩子们到了上学年龄，智力却处于压倒一切的位置。在体育方面，父母总是更关注孩子成长所需要的营养，不让孩子遭遇疾病，危险。在智力方面，他们买很多有教育价值的书，然后教他们读书，写字以及算术技巧。当孩子们开始接受学校教育的时候，父母又趋向于检查孩子的家庭作业，买大量的课外练习册以帮助他们在考试中取得好的分数。在审美观方面，越来越多的父母已经意识到特殊技能的重要性；因此，他们一窝蜂似地把儿子，女儿送到画画班，舞蹈学校或者请家教教孩子学乐器。一方面，这种做法忽视了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另一方面，这也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开支。下面的事实可以说明这两个国家对智力的不同理解。当孩子们回到家了，中国的父母总是问：“你今天认真听老师讲的内容了吗？”或“你今天得了多少分啦？”然而，美国家长问的是：“你今天在学校问了老师什么问题呀？”或“今天的课有趣吗？”
3.教育方式的比较
在美国民主的教育方式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孩子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参与家庭事务。父母鼓励孩子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允许他们不接受自己说的东西而保持自己的理解。父母是孩子的朋友，能和孩子平等地交流，不仅仅是向孩子学习一些东西，而且还对此感到自豪。孩子们的隐私也完全受到保护，不经允许家长不会进入孩子的房间，他们也没有权利去干涉孩子们的社交活动。
在中国，孩子们几乎没有发言权。家长认为家庭事务是大人的事。孩子们应该做的就是遵从家规，顺从于父母的意愿。家长似乎是家庭中的权威，于是代沟也易于产生。孩子总是感觉父母不可理解。在家长和孩子之间存在很多交流障碍，家长把一切都归结于社会环境与孩子成长之间日益增长的复杂化。根据福州教育学院心理健康委员会对1664个学生家庭的调查数据，偶然的交流占31.4%，有意的交流占2.7%。孩子上一二年级的家庭占77%，孩子上三四年级的家庭占60%，孩子上五，六年级的家庭占的比例不到50%。
这份调查也证明了许多家长与孩子交流感到很焦虑这个事实。其中，46.1%的家长认为他们的孩子更成熟了，14.2%的家长认为很无助，13.2%的家长认为他们无言，6%的家长认为很难跟孩子交流，61.4%的家长感到很安心、舒适、高兴。这对发展孩子的好习惯、性格、青春期健康心理都很不好。孩子们的自由总受到家长的侵犯。例如，他们的书包、日记总是被父母搜查。
4、产生不同家庭教育的原因分析
同样是在现代社会，同样是十分关注家庭教育，为何这两个国家仍然会出现上面所提到的显著的特征呢？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四个原因：
1.这两个国家的历史背景
美国被认为是一个有着广阔的地域却简短历史的国家，的确，它只是一个移民国家。在过去的四个世纪里，大约五千万人移居到这个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运动，于是其它国家开玩笑地称它是“融炉”。由于这种多样文化观念的影响，人们能很容易地接受新想法和新文化，把它们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中，因此，发展的空间相对更大了。
相反地，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同时被许多传统和习惯所限制。特别是封建观念已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人的脑海中，以至于保守的、自闭的想法在文化观念中占大多数。
2.经济体制
美国拥有先进的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更多的机会，更少的生存压力，美国拥有一种比较完善的雇佣体制。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人们不必一生都从事一种职业，由于那些因素，美国人有更广泛的选择工作的余地。在找工作方面他们也很开放。他们的父母认为只要孩子能生存，能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他们的工作都是平等的。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它有像上海、北京、大连那样的大都市，但有许多人仍处在贫困线上。中国处于一个学历优先的社会，生存压力非常大，人们把所有的生活都寄托在工作上，找工作的范围非常窄。家长认为学习上的成就是找到一份好工作、追求一生稳定的好方法，也是理想生活的必需。因此，他们的教育中心就是孩子们的成就。
3.不同的价值取向
美国人珍视他们自己的个性，价值取向是个人主义，他们注重个人利益，拥护个人发展和自我认识，这就是美国文化的核心。根据这种价值，父母倾向于把孩子和他们自己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孩子的自我价值是建立在父母对自己意愿、兴趣爱好尊重的基础上的。
在中国推崇地是集体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在中国的哲学中，个人价值服从于整体利益，父母丢弃了自我感，重视孩子的“自我”。孩子是父母生命的延续，肩负着他们的希望和生活的未来。他们往往为自己的子女设计现在和将来。
4.不同的思维方式
美国人是理性化的。美国家庭用最基本的理性原则对待孩子，培养孩子的义务和其它的社会义务一样。相反，中国人崇尚道德，家教是以道德为基础的，对孩子的义务是整个家庭而不是社会的。
5、结论
综上所述，家庭教育应该改变传统理念，在保持我们优势的基础上，我们更应该注意平等和民主，在教育内容上把知识和实践归于同等位置。我们应该更有助于建立孩子们的自我信任和独立，开发他们的潜能以更适宜于我们传统社会发展的需要。
常言道：“孩子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为了中国更繁荣发展，我们必须尽我们的能力为祖国的花朵提供更好的教育。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呢？肯定要从家庭开始！
参考文献：
[1]李信.中西方文化比较概论[M].航空工业出版社,2003.
[2]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报刊社,2003.
[3]王恩铭.美国文化和社会[M].航空工业出版社,2003.
在1955年至1956年间，中央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曾派遣钱邵武等人到俄罗斯留学，希望他们介绍当时苏联列宾美术学院的教学方法，尤其是素描的教学方法。在当时的观念中，素描是一切造型的基础，学好素描，掌握造型艺术的技能，才能画好画。这些最早的留学生归国时就带回一些列宾美术学院附中学生的素描，是用很尖的铅笔画的，人们认为这就是代表了列宾美术学院的素描，是契斯恰科夫教学体系之下的素描。这种用尖的铅笔画呈现的是一种很精美的细致画法，但比较刻板。这种素描画法传到中国之后，在中央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广泛流传，但引起法国学派的反对，他们认为，这种素描画法太拘谨、太死板，容易束缚学生的表现方法，这只是素描的一种，不代表所有。改革开放之后，人们一谈到俄罗斯美术教育，非议很多，尤其是从德国、法国等西欧国家回来的学者对俄罗斯的教学方法甚是反感，其公式化、概念化地去描绘空洞的历史题材和现实生活，给人们留下不好的印象，认为俄罗斯契斯恰科夫美术教育跟法国很不一样。其实这完全是误解。契斯恰科夫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其主张因材施教，根据学生不同的性格和修养去培养学生，注重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油画大师董希文曾在中央美术学院第二画室教学中对学生说过：“画得不好的学生，他的缺点正是他将来发展的起点。也就是说要重视学生的缺点，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最可贵的地方，最可贵的地方如若得以发展，将来才可能成才。”这句话非常精到，令人深思。我们要正确理解俄罗斯教育，苏联以前的教育体系就是契斯恰科夫教育体系，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宾美术教育体系继承了契斯恰科夫教育体系。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艺术表现过分强调政治，但整个文化、文学艺术的人文精神没有断，依然有人文情怀。
苏里科夫美术学院教授马克西莫夫1955年至1957年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的顾问，为新中国培训了一批美术院校学生和师资，其注重结构和外光的思想对中国绘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油画作为绘画系的一个专业，是在马克西莫夫之后才逐渐建立起教育体系，从素描教学开始，解决油画的形体、写生、创作等系统的教学方法。1958年至1959年，我国油画教学体系得到完善，与此同时，写生的方法、教学得到完善。俄罗斯一整套的教学方法、艺术原理引入中国以后，中国美术教育需要进行适当改变，最重要的问题是将外国的油画引入中国来进行教学，如何将中国的艺术传统和特色与油画相融合。我们的油画创作方法一方面要学习外国的方法，另一方面是将中国传统艺术融入西方的艺术。中俄油画是世界性的，中国画是民族性的。中国画不能很快走向世界，油画只用了几百年就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性的语言。因此，需要思考我们艺术的优势和不足，不要一味地崇尚西方文化，因为其也有自身的优劣。中国艺术扎根艺术原理，尊重艺术规律，注重观念，离不开心脑的创造。美术是视觉艺术，是可看、可观摩的。油画通过形体的触觉感，有形体基调，具有丰富的色彩。包括美术、设计方面的教育，要吸收油画的长处，重视中国画教育的特点。中国画讲求“以形写神，神形兼备”。中国画的本科教育，可以学素描，也可以不学素描。但是写实主义的油画必须要有坚实的素描基础，不要把油画的教学方法用于中国画的教学。俄罗斯的写实油画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如何结合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结合本土特色的途径值得我们注重和探讨。
二、“美术精神的根本需要教师的坚守和维护”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美术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影响了我国的美术教育。改革开放30多年，价值取向是每个教育工作者需要梳理的问题和担负的责任。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黄作林认为，美术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是精英教育还是普及教育，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美术教育不但是师范院校的责任，其他高校同样也肩负着责任。黄作林表示，师范类院校的人才培养和专业院校人才培养的异同和教学体系，以及由于美术教育扩大招生，美术专业泛滥的程度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比如有的音乐学院开设了美术方面的专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黄作林认为，这是经济发展影响的缘由。“以前的学生是从小喜欢美术才去考美术学院，现在则是高中成绩不好的就去学习美术。学校片面地追求升学率，促使凡是普通的高校都可以办美术专业。”
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刘青砚也持同样的观点。刘青砚认为，现在俄罗斯还是保持过去的美术教育格局。而国内却不是，本来艺术教育是慢工细活，但现在成了批量式培养。苏联获得诺贝尔奖得数量是世界第三位，美国在做了调查后，意外发现苏联的基础美育教育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也就是说他们的中小学美术教学是重要课程。美术教育是国民素质不可或缺的，美国由此加强他们的艺术教育。当前，我国的美术教育创作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缺乏严格的招生制度，二是考生水平偏低，三是快餐文化盛行。国内美术基础教育分布不合理，课时短缺，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师生比例是2.5：1，而我国中央美术学院是1：2，上海大学是1：15（18），师资比例差强人意。我们的综合性大学应加强美术教育招生质量，减少招生数量，为社会培养真正的美术教育人才。中国现今美术教育领域，美术精神的根本是需要教师的坚守和维护，要拒绝快餐文化，淡薄功利意识。与我国的美术教育相比较，俄罗斯美术院校的建立比中国早200年，他们从建立美术学院开始，就对艺术充分重视。在十月革命以后，政府都有相关针对艺术教育的文件。但是我国直到2011年，中俄艺术学科才成为门类。由于当代艺术的兴起，俄罗斯艺术教育体系没有被充分关注。其实我们对俄罗斯很多的观念不太理解，看问题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评价其历史作用问题。50年代初，中国派出大量的留学生去俄罗斯学习，对我们的美术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各个高校多少都有俄罗斯美术教学体系的影响。
三、“美术教育应该坚守艺术审美长远的价值”
[关键词]：金融金融学金融学教育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因此金融学是一门具有特殊地位的学科，具有极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随着我国加入WTO后金融业全面开放,中国金融业不但面临着外资金融企业在国内的强大竞争压力,还必须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显然，当前形势下国家必须加大培养适应未来需要的金融人才的力度。未来的金融业从业人员不仅要懂现代金融实务,熟悉国际金融市场惯例,而且要懂得金融投资管理和金融企业管理，能够进行金融创新产品设计,通晓英语、计算机、法律、电子商务等相关知识。金融网络化与工程化的发展,给新世纪的人才培养带来了挑战。我国的金融教育是一种建立在传统金融产业，特别是传统银行业基础上的金融教育,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将原目录中的“货币银行学”专业和“国际金融”专业合并为“金融学(含:保险学)”专业，既反映了这样的认识，也是当前国内金融学教育改革的最大障碍。而现代金融学教育的开展还面临着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师资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高校培养的大多数金融人才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和国际竞争的需要，最终必将影响我国金融业的业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因此,我们的高校迫切需要学习国外先进的金融学教育模式，在和国际接轨的同时改革金融学教学方法，根据自身情况探索和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学教育体系。
一、国外金融学教育的特点
尽管西方各国不同高校的金融学本科教程在培养目标上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亦有共同点，例如都十分强调培养学生宽广而扎实的理论基础(既包括通识教育的知识，也包括专业理论基础)，同时十分注重培养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特别是面向实际工作的能力，强调本人学识和能力的增加与对经济和社会做贡献两者的结合。西方高校的金融学教育特别强调本科层次的人才培养与社会的需要相结合,不少西方国家的高校就直接以“所培养的学生满足社会上各种组织不同层次的需要”或“能够在争取良好的职位时有足够的竞争力”作为培养的目标提出来,这其实真正体现了高等本科教育的实质目的。而反观我国高校的金融学教育，正是由于这个目标不够明确，才会过多的给学生灌输一些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相脱节的无用的知识，而学生走上社会工作岗位以后也不能很好发挥作用，实现自我价值。
多数西方国家的大学都认同本科阶段的教学应该是一种专业基础教育,因此,它们的教学计划都十分注重通识教育,即培养学生广泛的文化意识,这当然也会反映在金融学这样与社会经济密切相关的学科中。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会要求金融系学生在头连年里学够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类的基础课程,甚至还需要学习文学、写作、数学、生物和物理。然后才是是公共核心课程部分和金融学专业课程的学习,主要由经济学类、金融类、会计类、管理类及市场营销类等课程组成，其金融学专业课程包括金融会计、公司金融、投资学、衍生证券
和金融中介机构等。这样的教育模式强调基础和能力的培养，辅以良好的教学，就能把学生培养成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与国内金融学教育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国外大学的金融学专业都是以微观金融，即金融市场、投资和公司财务为主，而不是以宏观金融，即货币银行和国际金融为主的。
国外高等学校金融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大体上都有以下几个特点：(1)在进入专业课学习之前,一般均有十分严密的前导课程安排,以保证学生在修学高级课程之前已经掌握充分的理论基础和前导知识。比如,在学习金融经济学课程前,一般都要求学生修完微
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学习公司理财课程之前,学生一般都要将会计学原理、财务会计等课程修学完毕；学习金融工程之前，必须学完投资学等，这既能保证每门课的授课质量和教学要求的严格贯彻,又能指导学生在种类繁多的课程中进行选择。(2)专业课程设置十分丰富多采。国外高校在金融学课程的设置上一般分为两个层次：专业必修课一般只有3到4门。尽管课程的命名有所差异，但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货币经济学，金融市场，公司金融，投资学和期货期权这几个方面。而专业选修课可以根据客观实际的需要和本校在金融学教学和科研等方面的特长设置。这些课程有的紧密联系实际,有的紧紧扣住金融学前沿理论的进展,有的课程国际化色彩浓厚,都可以满足学生不同的需求,为学生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及专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非常有益。(3)国外高校金融学专业所开设的专业课的内容,一般都会涉及该课程应该涵盖的金融学理论和知识点,这一点对于保证金融学本科生完整的知识结构至关重要。但是与每一门专业课程所具备的广度相比,其所涉及的有关理论的深度则是参差不齐的,有的课程紧紧围绕现代金融学前沿理论,例如资产定价理论。而一般的课程,由于其出发点主要是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因此这些课程往往重介绍轻分析、重实践少理论，例如固定收益证券，房地产金融等。(4)在国外高校所有的金融学专业课程中,都十分强调实践环节。最为简单的就是强调通过课程作业，包括作文、小课题、案例分析等，强化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还会安排金融和统计软件的学习和练习，案例研究，学生讲述，乃至社会调查等。比之课堂讲授，这些方式的优点都是强化对知识的理解和培养能力。与国外高校相比，我国高校的差距是明显的，课程体系不合理，教材陈旧，教学手段僵化，都是急需改进的地方，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对金融学这个学科的内容和办学目标的认识问题。
二、国内金融学教育改革的思考
我国加入WTO意味着我国的各类金融机构将在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下,直接与国外金融机构进行市场化、国际化的竞争，同时，我国的宏观金融监管也必须走向国际化,融入国际金融协调、监管过程中。这就需要高等教育部门顺应时代的呼唤,培养出既熟悉本国金融运行的特点和规律,又通晓国际金融规则和惯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国际竞争、国际合作需要的金融人才。高校金融教育的改革可以说势在必行，根据以上分析，这里提出以下几点改进建议:
首先，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改革必须在对照国外教学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在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和培养目标上实现突破,才能保证金融学教学改革的成功。具体而言,就是在教育观念上要实现以传授知识为主到以能力培养为主的转变,在培养目标上要实现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到以培养综合素质以及能够适应社会各种需要的金融学通才为目标的转变。
其次，全面与国际接轨，以现代金融学为核心规划金融学教育体系。彻底转变我国金融学科以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学为主的教学思路，突出微观金融学为主的办学方向，强化微观金融类课程建设。根据金融学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的特点，在注重金融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使学生通过本科阶段的学习,建立起全面的金融知识结构体系的同时，建立起通识教育的培养模式，让学生不仅仅是学到多方面的知识，而且能培养出优秀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为未来个人发展和工作打下厚实的基础。
第三,注重金融学课程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面对金融全球化、网络化、技术化的趋势,金融学本科教学必须做到与法学、数学、外语、计算机等多门学科的交叉融合。这既是金融学科发展所需,也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知识再生能力。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调节市场运行和交易行为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就是法律。因此,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背景下,学法、懂法、用法、守法,对培养金融人才尤为重要。金融活动通常以数理模型为基础,缺乏较高深的数理知识,不仅很难登其堂奥,更不用说去设计和开发新型金融工具。金融的高科技化又使得传统方式进行的融资和支付业务,为电子化、信息化、系统化、工程化的现代金融所取代,使金融学科成为了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为一体的新型边缘科学。外语和计算机更是跟随金融学科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工具性技能。知识再生能力指的是一种学习能力。我们不可能在本科教育阶段解决学生未来发展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和技能,重要的是在向学生传授基本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知识学习能力。注重金融学课程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使学生文理交叉,理工结合,知识结构合理化,有利于提高他们走向社会后的再学习能力,增强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
第四,革新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考虑到金融学科更具有实证和实用的特点,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能满足于一般的理论解释,而应更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对于像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保险学等宏观类课程,可在着重讲授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的基础上,通过组织课题讨论、撰写小论文和学术报告等形式,提高学生的思辩能力,开阔学生的视野;对于像公司融资、金融机构经营与管理、投资理论等微观类课程,应突出其应用性、操作性和前沿性等特点,可通过案例教学、聘请业务人员授课、模拟实验等手段,增强学生对业务知识的感性认识、理解应用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最后，高质量的金融学教育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作为保证。由于现代金融学的引进是很晚的事情，国内高校金融专业的师资队伍不是很完整，水平更有待提高。从事金融学教学的教师，需要对各种金融经济理论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同时对社会对各类金融人才的需求状况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正是通过教师与社会及学生之间的直接交流,各种符合实际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才能得以酝酿并付诸实施。建设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需要从海外引进人才，更应该立足于师资的培训，以及通过加大高水平的研究的支持力度促进师资队伍的整体进步。
参考文献
[1]张亦春蒋峰，中外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比较及启示，高等教育研究，2000/5，pp69-73.
[2]王聪，提高金融学科教学水平的思考，暨南学报，2001年6月，pp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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