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分析
一、研究的对象及方法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及方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它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方面的关系。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属于生产问题；垄断资本之间相互瓜分剩余价值则属于分配问题；人们在生活过程中，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相互交换、工人和工人之间相互交换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研究生产关系的一门学科，它可以研究生产力。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主要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方法，以及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研究与叙述的方法等。
(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方法
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各类问题是以资源的稀缺性与人类欲望无限性之间的基本矛盾为出发点的。因此，如何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完成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充分利用过程，以最大化满足人类无限欲望，即解决资源稀缺性与欲望无限性的基本矛盾成为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由于研究对象及研究任务的各不相同，每门学科都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法。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均衡分析和过程分析，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经济模型和经济数学分析。
二、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科学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建国几十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渊源的探讨，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善于思考、敢于突破理论禁区的创新精神和勇气，也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待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辨证态度，以及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兼收并蓄、批判继承与发展的博大胸怀，这些都为我们如何正确认识、对待理论知识指明了方向。
(二)西方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人们对西方经济学的看法有所改变。我们对西方经济学总体上批判是不妥的，应该在总体上学习，有分析地运用。许多学者，应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中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我们知道微观经济学要解决价格机制如何配置资源、如何协调经济的运行；宏观经济学要解决如何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等等；这些比较实用的问题，正是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十分注意的。所以，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问题确实对我们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展望两种学科的未来发展前景
(一)增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用性，强化其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根本不同的阶级实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为本阶级的历史使命服务这一基本点上是相同的。西方经济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同其服务的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是息息相关的，这一方面体现在它具有很强的辩护性，另一方面体现在它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它把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作为核心课题，重视对各种具体问题的研究，力图对各种具体经济问题做出理论解释，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谋取最大经济效益。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除了仍然重视其在培养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方面的重要地位外，在我国无产阶级统治地位完全确立，历史任务主要是建设而不是革命的条件下，更应该重视其建设性研究，不断增强其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功能。
(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部分内容要重新认识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知识、技术、现代化的管理方法等科学手段越来越多地应用到现代化企业管理中去。而这些新的认识却与传统的劳动价值论有所背离。因此很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产生质疑，甚至诋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过时。这些矛盾看法表现在我国现阶段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上。发生这种抵触并不奇隆，因为劳动价值论强调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其他生产要素如资本、土地、科学技术等并不能创造价值。为了要解决这些矛盾，我们必须对劳动价值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新认识，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即依据实践去发展理论，这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
关键词： 中国比较政治； 主流学术期刊； 脉络； 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ki.sxsx.2015.02.021
Abstract： Comparative politics， whose topic， perspective， method and analytic technology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comparative method”， which is a unique branch of political science. Comparative politics appeared in the USA during 1950-1960’s as a discipline， and it was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behaviorist revolution， but also associated with th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of the American. The academic circle of China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search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since the mid of 1980s. Undoubtedly， the discipline has gained great achievements in China， for example， many Western Classics have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native， and some dominant paradigms and research methods have been assimilated by the academia， and what’s more， Chinese comparative politics has formed a logic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s. However， some dilemmas emerged inevitably， such a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lassic formal-legalism， developmentalism and post-developmentalism， the continual confrontation performed by qualitative research against quantitative study， and the contradiction shown by loc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Key Words：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China； main academic journals； historical context； trend of development
尽管比较政治学的滥觞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法，但不可否认，现代比较政治学兴起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并先后经历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和后发展主义三个阶段，并产生出政治系统和国家理论、政治文化理论、政治发展与不发达理论等主导性研究范式，为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不仅需要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更需要通过比较政治学这一重要学科的视角，从理论化高度为我国的大国战略考量。
一、文献反思与研究设计
（一）文献反思
对于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历程及成果所做的研究综述，学界已进行过相关讨论，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有：
1. 由《中国政治学年鉴（2002）》所收录的三篇研究综述，[1]25-39张海清的《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建构、研究领域、发展趋势综述》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我国比较政治学发展以来所译介的西方比较政治学经典著作和我国学者所编纂的大学教材，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我国学界所研究的主要领域，最后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做了简洁的讨论；的《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综述》主要基于法理――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对我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正式政治制度方面所撰写和出版的专著进行了整理性归纳，并指出了这一研究领域所存在的问题；王庆兵的《比较政治学国别研究》则以国别研究和跨国研究为主题，在参考较多期刊论文的基础上，总结了此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基本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我国比较政治研究所取得的主要进展。
2.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2011年起刊载的三篇关于“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短文，影响较大。一是由复旦大学的李辉、熊易寒、唐世平三位学者撰写的《中国需要真正的比较政治学》一文，明确指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大问题在于“目前基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研究”，并指出之前学界所发表的文章均可分为“‘口号型’文章”、“泛泛而谈的评论或综述”和“概念辨析性文章”三种类型。[2]之后三位学者还继续发表《如何做好比较政治学》、《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两文，以冀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提供可能的发展途径，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和共鸣；二是由武汉大学谭君久教授所写的《比较政治研究：回顾与思考》，[3]对2010年以来与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有关的专门研究机构成立、召开的四次国内学术会议、国内比较政治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相关研究内容都做了十分清晰的总结。结合其发表于2011年的《政治现代化：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基本取向――新世纪十年比较政治学发展回顾之一》 [4]一文，谭君久教授指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近十年来的研究主题主要是在“政治现代化”框架下的民主化、政治腐败、政党政治等领域，其研究成果主要是对欧美发达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更加细致和深化的研究，对发展中国家，诸如东亚模式、南亚（主要是印度）政治、中东伊斯兰文化、非洲民族政治、拉美威权政治等，都有了新的开拓。这基本反映了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第一个十年所取得的成果；三是华东政法大学的高奇琦教授于2014年发表的《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5年回顾》 [5] 一文，不但对中国比较政治始于2010年左右的“爆发性发展”进行了时序定位，还提出比较政治研究的“外延性发展”和“内涵性发展”的概念，提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者今后需要努力的两个方面。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的徐海燕研究员在《中国视角下的比较政治学研究：发展与评析――兼评2012年中国比较政治学发展概况》[6]一文中，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政治学科的发展概况，从对西方经典文献的引介、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学术人才的培养、以中国为视角的研究拓展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并重点对2012年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新动向进行了十分细致的介绍，并指出学科发展的三个方面的不足。
以上文献均可看作是学界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脉络进行梳理和反思的总结和概括，也基本反映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阶段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献的关注时段较为有限，基本聚焦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最近发展，且大都主要关注由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经典书目，范围较窄；此外，这些论文的中心主题大都着重指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现实问题，并提出种种建议，为学科研究指明发展道路，这就相应忽视了对本学科内及其他相关学科（如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术文献的系统关注，难免使本学科的发展脉络出现模糊，学科范式变换的连贯性也随之减弱。因此，只有详细检索和系统整理30年来我国主流学术期刊中关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论文文献，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纳，才能呈现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清晰脉络。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尝试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思考。
（二）研究设计
所谓“主流期刊”，即是指在本学科研究领域产生较大影响，其具有相当权威性和导向性的核心期刊。其中，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以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主办的核心刊物自然是“主流期刊”的最主要部分。
笔者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知网）”为基础，首先，系统检索在本学科领域中有主导性影响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政治学研究》、《国际政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社会科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等刊物迄今为止所刊载的相关文献，根据笔者自身知识结构加以判断，整理出352篇论文；其次，通过“中国知网”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的搜索引擎，均以“篇名”或“题目”及关键词为搜索导向，输入“比较政治”，进行相关文献的筛选和补充；再次，根据相关文献的“被引”和“下载”两个指标，并结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比较政治研究网（CPR）”所列的相关学者名录，以获取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发展30年来，在不同发展阶段有相当代表性的学术论文，力图完善文献来源，以展现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兴起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下文将分别从发展脉络、相关问题及前瞻性思考三个视角对上述文献进行分析。
二、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脉络
自1983年我国恢复政治学研究以来，作为其重要的分支学科，中国比较政治学从无到有，在30多年的历程中不断开辟新的学术领域，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取得了较为长足的进步。从检索出的文献资料来看，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时序上可以很明显地分为三个时段，上世纪80-90年代的基础研究阶段，90年代末期到2008年左右的初步应用阶段，以及大致从2009年起步，直至今天的多元发展阶段。与美国比较政治学发展的阶段时序一致，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上述三个阶段中也历经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后发展主义三大范式的变换。
（一）基础研究阶段
即便在美国，比较政治学也是从对外国政府的认识和研究开始的，即对美国之外的国家和区域政治学研究都可视为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围。照此标准，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则最早由“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政治”专业学者关注和推动。从1981年起，《国际政治研究》就接连刊载我国学者认识和分析外国政治制度和政府过程的文章，其内容较为广泛，主要包括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别政治、我国周边国家政治以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制度。在前苏联及东欧政治方面，刘金质、林勋健、曹长盛等学者对其政党（即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组织和结构、党际关系、对外政策等进行了分析，《国际政治研究》还开辟专栏讨论前苏联党和国家政治以及南斯拉夫大事记；①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印度研究组对印共（马）关于印度革命的问题进行了认识和归纳；唐文方、潘琪、董秀丽、张锡镇、王杰等对印度尼西亚、津巴布韦、伊朗、菲律宾、智利等之前国内学界不太熟悉的国家也给予了一定关注。除此之外，对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也有相当的介绍。但总体而言，这些文献都只是对外国政治和政府过程的总体性概述，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研究。
从目前可查阅到的学刊范围看，“比较政治学”概念在中国可能最早出现在1984年第12期的《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通过翻译美国著名学者阿尔蒙德的《论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塞勒的《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这三篇文献，我国学者对什么是“比较学”及“比较政治学”有了粗略认识，并开始自觉关注这一政治学的重要分支。此后，西方比较政治学者阿尔蒙德、达尔、亨廷顿、伊斯顿等的经典著作被陆续译介，比较政治研究的相关理路、概念、方法和技术也逐渐为中国学界所了解和认识，不少学者开始自觉运用系统的学科话语和理论框架对民主化、权威主义、政治转型等话题进行了讨论。例如：在1989年，俞可平就“权威主义”的内涵、类型、特征及成因进行了系统阐述，并尝试用比较的视野来分析中国政治，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7] 李路曲则对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权威主义政治等话题进行了十分详细的分析，不但拓展了学界对新加坡国家政治特色的认识，而且运用比较政治的方法对东亚国家的政治转型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有开创意义的讨论；② 此外，周平从亨廷顿的“强大政府论”出发，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和政治稳定进行了讨论；[8] 张树华对中俄两国的改革进程进行了比较分析，结合两国的体制转轨背景，从政治发展及其相关的民主、秩序、效率三个变量出发，回应了西方的相关理论。[9]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如严强就注意到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自上世纪80年展以来，经历了“以旧制度主义为主、以引进行为主义为主和努力实行主体性等三个阶段”，[10] 与此同时，他还讨论了比较政治研究的价值取向问题，还对比较政治研究的方法途径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讨论；而彭兴业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方法探析》一文则通过讨论“个案研究法（Case Study Method）”的性质、特征及哲学基础等问题，呼吁学界在研究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实现“多样化而不是单一化”，[11] 这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向纵深方面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比较政治研究主要处于基础研究的知识储备阶段，学术界的主导研究范式是法理―制度主义和过渡中的发展主义。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主要体现为吸收和消化西方经典理论，并在延续对外国政治的概略介绍风格基础上，着重分析主要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政治过程。在研究模式方面，还是以静态描述为主，对正式的立法机构、法律体系、国家结构等进行宪法性文本解读。而在学科自身发展方面，中国比较政治学仍与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历史学、法学等学科相铰接，学科界限十分模糊，缺乏基础性分析概念，对研究对象的共性和差异几乎没有关注，在研究方法上明显滞后。
（二）初步应用阶段
比较政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提出相关的政治问题，运用比较方法来分析恰当的案例，通过建立相关性标准使自变量和因变量发生关系，以得出逻辑严密、比较中立的解释理论。经过十多年的知识积累和学科探索，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开始将西方的经典理论范式和方法应用于现实之中，聚焦中国的政治发展，并努力归纳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共性及个性，突出比较特色，使本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都有较大突破。
1. 对本学科进行整体关照，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宏观审视的综述性文献开始出现，并产生极大影响。2000年，张小劲发表《比较政治学的历史演变：学科史的考察》 [12] 一文，对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史进行了全面阐述，细致梳理了西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脉络，不仅使比较政治研究这一重要学术传统在学术史上实现古今贯通，而且还系统总结了在不同时期对本学科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经典文献，并分析了其时代背景和学术传承。由于以上的学术贡献，这篇论文在“中国知网”的被引用率和下载率都极高，成为我国比较政治研究者需要重点参考的文献；除此之外，李春成和杨雪冬对西方比较政治学理论中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取向进行了批判，并提出“建构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范式”应该从四个组成部分着手，分别是“问题意识和‘元问题’”、“基本价值和基本假设”、“基本的概念和分析单位”，以及“基本的方法”；① 而在2005年，欧阳景根在对西方比较政治学以往理论和分析框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要有比较研究的时代性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路径提供了可操作化的建议。[13]
2. 相较之前较为单一的法理―制度主义及过渡中的发展主义范式，我国学者在这一时段中不但巩固和发展发展主义范式，还积极引入新理论，并尝试将这些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以分析和探讨本土问题。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彭勃、米、何俊志等学者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及其重要流派历史制度主义做了较为系统的引介，并对其在中国的运用给予了中肯的预测和建议；②另外，作为比较政治学研究新热点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也逐渐为国内学者了解和认识，朱天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一文是国内较早介绍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文献，通过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之间区别和联系的系统阐述，对其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该文也在国内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14]，此后，越来越多的比较政治学者开始更深入地讨论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除此之外，比较政党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专题领域也得到学者们关注，如对英美两国政党认同的新制度主义解释、对独大型政党派系政治的比较研究、对西方政党转型的研究等，都成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③
3. 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者的推动下，比较政治的区域研究得到不断扩展和深化。在这一时期中，一些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如“21世纪初的东南亚经济与政治”国际学术研讨会、“全球视野下的拉丁美洲发展”学术讨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国际学术论坛：2004-2005年的拉丁美洲”、“全球化与政治转型”学术研讨会等，这都为我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背景知识和案例素材。
总之，相较于基础研究阶段的研究状况，这一时期我国的比较政治研究明显进入成长阶段，主导研究范式已实现到发展主义的过渡，研究话语主要为“政治发展”、“民主化”、“政治转型”等议题，基本摈弃了传统的描述形式和条文主义，学者们普遍重视理论建构和理论应用，在相关领域取得较有价值的成果，并开始思考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自身发展逻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比较政治研究也存在显而易见的问题，即研究方法的缺失。不少理论建构和应用都侧重逻辑的推理和演绎，止步于“自圆其说”阶段，缺乏精细的研究设计，方法论意识十分薄弱，这就促使我国比较政治学者对“比较方法”的关注。
（三）多元发展阶段
在对什么是比较政治学的回答中，我国学者较为认同利普哈特和萨托利的说法，认为比较政治学的最重要特色就在于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对社会科学而言，研究方法对其学科的发展和评估至关重要，而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其每次学科内的“自我革命”都体现为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变革。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来说，对研究方法的重视也标志着本学科进入一个多元发展阶段。
尽管在之前的两个发展阶段中，已有学者表达出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关注，但都显得比较零散，且缺乏系统严格的“设计构思”。但自2009年开始，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却突然开始发力，在对学科研究方法的关注方面有大幅提升。首先，李路曲在2009年发表《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一文，对比较政治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做了十分精细的剖析，在此基础上，从研究问题的提出以及范式的选择与确定出发，对案例选择、时段划分、资料搜集、验证理论假设等研究步骤做了详细说明，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此后，学界对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关切开始升温，学者们通过对西方相关文献的梳理，来归纳和概括其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演变逻辑。例如高奇琦就写过多篇较有影响力的论文，对西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进行讨论：他认为美国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讨论主要经历了“基础阶段”和“深入阶段”两次浪潮，在此过程中整理了对比较政治研究方法有重要意义的代表性文献，还对美国比较政治学界围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争论做了简要介绍；[15] 另外，在《比较政治分析中的概念研究》一文中，他从最基础的概念研究入手，对萨托利的本质主义与科列尔和吉尔林的折中主义做了全面分析，阐释了西方概念研究对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借鉴意义。除此之外，以上海《社会科学》杂志于2013年第5期组织的一期“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专题”为例，高奇琦、米、耿曙、何俊志等分别围绕“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前沿进展”、“比较政治的议题设定”、“比较政治的案例研究”、“比较政治的模糊集合方法”等操作化问题展开讨论，在李路曲教授的开创性研究基础上，④ 将“如何做具体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这一现实学术问题进一步推向深入和细化。此外，周忠丽先后发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选择及应用》和《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个案方法：特征、类型及应用》两文，对案例选择这一比较政治研究的基础问题做了较完整的回答。而北京大学王丽萍教授发表的《比较政治研究中的案例、方法与策略》[16]一文，更是系统地交代了比较政治研究的步骤及具体要求，使比较政治研究的可操作性大大增强。而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已广泛应用的统计和量化分析方法也被吸收到比较政治学领域。以复旦大学李辉为例，在《世俗主义与腐败――基于跨国数据的一项定量分析》[17]一文中，他以“世界价值观调查（2004-2008）”、“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世界事实数据”等资料为数据来源，采用一般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和因子分析方法，对世俗主义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做了定量研究；此外，《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不稳定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宏观政治环境与国民幸福感――基于欧洲价值观调查数据（2008）的多层分析》、《东亚民主的质量：测量与比较》等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也都基于对相关数据资料的分析，得出较有说服力的结论和解释模型。另外，不少学者也对比较政治经济分析、比较历史研究等具体研究方法做了细致讨论，如北京大学朱天飚副教授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与比较历史研究》一文，就通过对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在对其做好定位的基础上，从因果关系、历史作用和比较方法三个方面对比较历史研究这一方法进行了剖析。总之，这一阶段关于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的讨论是十分丰富的，比较政治学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的交流与互动也日益频繁，这是多元化表现之一，也是此阶段最突出的特点。
多元化表现之二主要是围绕比较政治研究的“本土化”话题展开。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的为庆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立比较政治学系所登载的“笔谈：理论自觉与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专栏讨论，邀请国内著名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讨论比较政治学的“本土化”议题。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北京大学徐湘林教授特别提出“中国问题研究的理论本土化课题”，强调在与西方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我国学者不能只充当西方理论的“消费者”，还要成为理论的“生产者”；[18] 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也指出要重视“中国语境”，“中国学者应该有自己的身份意识” 。[19] 而在最近，杨光斌教授还撰写《新比较政治学：体系―议程―方法》一文，提出适应“中国语境”的“比较国家建设（躯体）――比较政治制度（骨骼）――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框架，强调应该把不同国家的比较政治研究“拉回到历史，拉回到各自国家的政治真相之中”。[20]
多元化表现之三则主要是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规范性和系统性大大增强，并集中表现在主题研究和案例―区域研究两个方面。在主题研究方面，政党政治、公民社会、政治腐败、政府治理能力等都为学者所关注，撰写了大量相关论文，例如：刘文科的《大众媒体对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影响》、谢峰的《西方政党的党内民主差异探源――政治生态环境的视角》、高奇琦的《30年中日公民社会成长与政治发展――一种比较政治的分析》、董毅的《民主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腐败问题吗――从比较政治的研究视角》、张孝芳的《现代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比较政治视野下的中国政治发展路线图》等；而在案例―区域研究方面，学者们的研究视域也渐趋开阔，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案例研究也愈益丰富，并在设计思路、分析框架和研究结论方面也与国际学界展开积极对话，较具代表性的有：孔寒冰的《中东欧转轨二十年：经验与教训》、项佐涛的《中东欧政治转型的类型、进程和特点》、李文、王尘子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走出腐败高发期的条件与机制》、王鹏、魏然的《拉美国家治理模式与政治风险》、方旭飞的《政治民主化与拉美左派政党的变化与调整》等。
除上述三个表现外，这一时期我国比较政治研究会议的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以“比较政治”作为主题的研讨会和论坛广泛召开，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还纷纷成立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不少专门关于比较政治研究的学术刊物 ① 也相继出版发行，相关学术梯队和人才培养模式也渐趋成熟，这都为中国比较政治学的后续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
三、多元时代的迷惘与困惑
尽管在三十年的发展脉络中，我国比较政治研究在学科建设、讨论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地位也逐渐为学术界肯定和重视，可以说，比较政治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促进社会科学各学科相互重叠和融合发展的新生增长点。但由于我国比较政治研究是在完全吸收美国比较政治学体系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而且，在较短时间内，就历经美国比较政治研究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所逐步形成的法理―制度主义、发展主义和后发展主义三大范式的跨时空冲击，直接造成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多元化”形态，加之西方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涌入，使得有关本学科发展的诸多迷惘和困惑也随之而来，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似乎陷入“踌躇不前”的“停滞”状态。
1. 在研究价值方面，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仍然存在价值和主义之争。上世纪80年代，政治学学科在我国重建和恢复不久，学界就围绕“新权威主义”产生了一场争论，影响至今；在之后的政治学及比较政治学发展过程中，虽然不时出现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及发展主义范式的反思，但权威主义、政治发展与政治转型、民主化等话题依旧是政治学讨论的核心议题。尽管大部分学者声明自己保持“价值中立”，但其分析框架、话语体系、理论解释和研究结论仍旧带有很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此外，我国学界又明显出现从对西方政治体制的积极乐观到分析其消极缺陷，再到反思中国自身发展模式的转变。而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背景变换又使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为学界所广泛关注。近年来，我国比较政治学界也明显出现号召从事“本土化”研究的呼声，其实质就是立足本国，从传统的儒家道德伦理、主导的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及其融合的路径之中，寻找区别于西方世界的中国价值，逐渐表现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本土关怀。
2. 相比比较经济学、比较社会学和比较法学，中国比较政治学在研究主题上明显落后，现实感最弱，这主要反映在如下两个方面：（1）在研究主题方面，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所讨论的经济发展模式、财政税收制度、生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都与国计民生显著相关，而比较政治学所讨论的政治价值、政治发展、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不为大众所知，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甚微，加之比较政治学学科内部主题的零碎杂乱，缺乏一个共同的研究焦点，更谈不上学派之争，这就使比较政治学处于更趋边缘化的状态；（2）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等政治学子学科相比，比较政治学对外国政治的研究依旧是一种概略性的认识，且明显缺乏将中国经验上升到对整个比较政治学研究贡献方面的关注，更少与国际热点相连接，成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婢女”和“小伙伴”。
3. 使我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者颇为尴尬的是，中国学界至今仍无一部“像样的”学科经典力作。高奇琦教授曾感慨：“我们还缺乏一批经典的、有世界影响的作品”，并认为目前中国比较政治学的爆发性发展仍是外延性发展，而内涵性发展十分不足。[5]实际上，内涵性发展与外延性发展的划分直接道出中国比较政治学最致命的问题，即理论、经验与研究方法的脱节，表现有三：（1）在对相关理论的理解方面出现“时空错位”的混乱，将彼国和彼时的理论解释套用到此国和此时；（2）“研究方法的滥用”，犯了只晓其“器”，不明其“道”的研究错误，不仅对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经验教训缺乏总结，还试图重走其发展过程之中的“弯路”；（3）对理论、方法的经验性运用方面出现明显混乱，田野考察、深度访谈、数据采集等一线实践工作往往与二线的资料分析与加工脱节，这就使学界难以产生有说服力的分析概念和理论解释。
4. 比较政治学在成为“学科边缘生长点”的同时，也不幸面临其他学科及政治学子学科的入侵和挤压，出现“保持学科独立”与“促进学科融合”的矛盾。从前文的综述梳理中可见，比较政治学是不断从国际政治、法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中破土而生的，但在进入新世纪以来，打破学科之间藩篱的趋势愈益明显，中国比较政治学的许多核心话题和研究领域不断为其他学科所抢占，但在学科积淀、学术团队方面又无力与“霸权学科”对话和抗衡，这就使新生的比较政治学必须抓紧补课，为我国的“大国崛起”和“大国战略”做出富有价值的贡献。
四、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新认识
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比较政治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从本学科的发展初衷来看，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158个城邦的考察，其目的是为了探究出最好的政治体制，以实现希腊的强大；而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兴起和繁荣，无疑也是为了实现国家层面的战略意义，维护其超级大国的硬实力与软实力。作为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中国必须重视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不仅因为这一学科直接反映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也即一国的社会科学总体水平，还因为比较政治学比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别历史等学科更深刻地透视其他国家，并时刻关注我国自身的国家建设和政治文明水平，能为国家的关键性决策提供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的政策依据。
从学术发展现状来看，我国缺乏如《论美国的民主》、《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国家与社会革命》那样对世界各国政治发展有着深刻洞见和全面认识的不朽名作，更遑论如阿尔蒙德、查尔斯・蒂利、迈克尔・曼那样试图以一种统一理论模型来剖析世界所有政治现象和发展历史的经典教本。这不但是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缺憾，更对我国政治学者提出严峻的任务要求。
在《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一文中，笔者分析了中国缺少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的四个主要原因：一是学者不愿做真正的比较研究，二是没有具体的和可操作的研究问题，三是研究方法上的落后，四是制度方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围绕“怎么办”的问题，提出研究问题、具体操作步骤和修基本功三个方面的建议。[21]141-149下文将在此基础上深化相关认识，并基于对中国比较政治研究30年的发展脉络，对本学科的发展谈谈自己的感受。
1. 从“修基本功”的层面入手，对西方文献的积累、研究方法的补课、分析框架的创新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国学者必须加强世界史、区域史、社会史等方面的知识储备，强化田野考察意识，不断拓展自身的文本知识和实践知识。实事求是地说，比较政治学的入门门槛是很高的，这是一门综合性相当强的分析性学科。从被本学科公认的经典著作来看，其作者几乎都是十分优秀的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例如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摩尔不仅对相关国家的历史有着深刻洞见，而且在对农村各阶级结构关系的分析当中，十分熟练地运用档案材料，对自己的研究假设做了相当扎实的证据支撑；而在久负盛名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的序言部分，斯考切波毫不掩饰自己的研究心路，极其坦率地说到：“与大多数在该领域从事研究的社会学家不同，我在广泛阅读那些对革命做出理论解释的社会科学文献之前，已经深入学习过大量有关革命事实的历史知识。在浏览这些理论性文献时，很快就令我大失所望。这些文献对革命过程的观察与我掌握的历史知识相去甚远。” [22] 这不但突出历史知识对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性，还直陈那种缺乏历史知识所做出的“理论性文献”之研究假设是多么荒唐和离谱。历史背景决定政治情景、社会结构和人们行为，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如果缺乏历史素材，片面追求新颖前沿的研究方法，不但无法寻求分析框架上的创新，还必将使中国比较政治研究陷入“方法论滥用”的泥淖。
2. 中国比较政治进入多元发展阶段以来，明显出现两个方面的争论：一方面，在“国际化”与“本土化”诉求之间存在较大分歧；另一方面，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也长期存在争论，出现“定性研究分裂主义（qualitative separatism）”和“定量研究帝国主义（quantitative imperialism）” [16]。笔者认为，对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来说，大可不必在这两个方面过分纠缠，因为这恰好是中国比较政治学出现流派分化的契机，也是“学术试点”的渠道。而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基于“本土”了解“外国”，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用定量研究的科学方法去不断检验定性研究所提出的因果假设可能是我国比较政治学应该遵循的学术理路。当然，中国发展比较政治学学科，终究是为了推进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我们“应该认识到，研究他国政治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对本国政治的关怀”，[23] “国际化”为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和平台，而“本土化”则要求我们在中国情境中研究中国问题，也就是中国改革发展中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微观和中观问题，至于西方发展主义那样的宏大理论，只是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西方文明自身生长出来的相关话语和概念逻辑，既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应成为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主流。
3. 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乏力与不足的根本原因，恐怕在于广大研究者缺乏研究激情与大国使命感，对本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和定位认识不清。从美国比较政治学的研究状况来看，在所覆盖的国别方面，不仅涉及北美、西欧、东欧、亚洲等传统热点地区，而且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都有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而从研究内容来看，其涉及的主题包括发展、政策、政党、国家与社会关系、选举与投票、民主、种族多元主义、利益集团等，[24] 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色彩。对中国比较政治学来说，其研究目的绝不是在美国比较政治学研究身后“亦步亦趋”，捡食其理论和方法的“残羹冷炙”，在研究范围上，比较政治学不仅要关注传统大国，还必须重点分析与我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或有相近国情的发展中大国，更要重点关注与我国核心利益密切相关的国家和地区政治，例如最近的索马里海盗、墨西哥高铁项目违约、中东冲突与也门撤侨、南非排外骚乱等，都应给予相当关注和细致分析；而在讨论话题方面，对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逻辑、比较国家建设与执政党建设、比较基层民主机制等主题的研究，或许更能体现我国比较政治学的现实意义。
总之，作为学科的中国比较政治学，其产生、建设和发展都有自己独特的脉络逻辑，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在学科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研究领域、研究方法方面都有长足进步，尽管现时的中国比较政治研究不那么令学界满意，但一门学科的发展只有历经长时间的审视和检验才能为人们所逐步认同。值得憧憬的是，随着相关研究机构的相继建立、正式学术刊物的先后出版、优秀学术队伍的系统培养，我国比较政治研究一定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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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法；理论思维能力；经济分析方法；法律分析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4-0133-03
教学方法对于一名教师能否成功授课至关重要，如何能够把专业知识传授给学生，又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掌握一种思维的方法，一名成功的教师应予以充分重视。从效果上来讲单向度的灌输性教学行为，学生只能学到简单知识，并不是他们所要掌握的核心部分。教师教学重要的就是让学生既学到了知识，又学到了思维的方法，而且还能达到理论思维水平的提升。当然要想实现这一步是非常困难的，但这也正是我们进行探索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一、学生学习《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存在的问题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是一门基础科学，在教学中比较容易发现学生的专业素质和学习能力，经实际调查研究发现，经贸类大学学生的素质普遍较高，他们大多能够对于学科专业问题进行独立的思考。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通常能够积极思考课堂问题，并踊跃发言，主动探索，体现出较强的求知欲望和学习能力。然而，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体现在：第一，对于缺乏专业功底的学生来说，政治学理论的分析与政治学方法的掌握存在着较大的难处。对于经贸类大学来说，他们的专业方向多为实用性的，比如经济类、法学类等应用性学科，而“从教学方面来看，不同学科领域内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评价等具有不同的要求”，这就使他们产生了对于政治学理论的陌生感，即便他们具有对政治学研究的兴趣，但是专业功底的不足仍是制约其深入探索的一大瓶颈，为此，对于这一类学生的教学授课，教师的难度相当大。第二，对于拥有具有专业基础的学生来说，他们在充分利用所学知识的实践中也有着很多的不足之处，他们现有的实践能力和理论水平尚不能够应对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对于初入社会的当代大学生来说，要想独立地进行思维判断并准确实践确实存在着不小的挑战。所以，在这方面，本门课程给予的重视稍显欠缺，这也是对此进行详实分析以及调整改善的重要原因。第三，目前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方法仍然是较为单一与传统，大部分教师的讲授仍是按照以往的思路进行，导致成果的低微和教学模式的僵化，其实，在其他领域收效卓著的很多教学方法都可以适用在本学科的教学过程中，而教学方法的开拓与创新正是一门学科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证。所以，在教学方法的探索上，这门学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而推陈出新，使我们的学科教学取得更好的成绩。
二、研究《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方法的意义
研究学习《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方法对于经贸类大学的学生来说至关重要，我们不仅可以通过这门课开阔视野，还可以在学习过程中掌握学习方法。对于学生来说，其意义和重要性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有利于学生在应用实践的基础上提升理论思维能力。经贸类大学的学生专业应用性非常强，然而关于政治学的基础理论知识掌握却显得非常薄弱。在正常授课过程中，由于学生们的知识结构偏向某一个单向度应用性专业，学生经常听不懂教课老师的的知识讲授。部分老师可能会改变授课风格，通过通俗易懂的形式和结合实例的方法来讲解，虽然能帮助学生进行理解，但是一味地迎合学生不利于学生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作为授课教师，在结合实例进行讲解的过程中，也要重视对学生进行理论分析和抽象思维能力的训练。第二，有利于学生掌握学习《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方法与路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课程，这门学科需要前期基础性课程所提供的理论准备，例如政治学原理、行政学原理、西方政治思想史等课程的学习。对于公共管理相关专业的同学来说，这些课程大都进行过系统学习，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但对于其他专业的学生来讲有所欠缺，尤其是缺乏相关基础课的支撑。此时，如何使学生掌握学习《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这门课的方法就显得至关重要了。现在教育的目标越来越倾向于人的能力的提高和全面素质的增强，而科学学习方法的养成则是重要的一方面，这方面能力的提高将直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第三，有利于学生培养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思维模式。“理论储备与实践智慧是教师可持续发展的两大基石”，因此对授课教师来说，就是通过《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教学来实现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的深度结合。由于学生还没有接触过相应的理论，所以还不会运用相应的理论来分析社会现实。作为教师来说要做的就是要引导学生从实践中提炼出理论，或使之把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甚至在经过一段实践的训练后能形成比较稳定的思维模式，这样有助于他们掌握一种科学的思维范式，而这正是促进一个人健康成长的最为关键和最为核心的因素。
三、《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的教学方法分析与探讨
对于《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教学方法，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是《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方法的指导原则；二是《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中采取的具体教学方法。
1.教学方法的指导原则。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中构建科学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的过程中，必须在这门课程教学中始终遵循着这样几个理念：第一，紧密结合学生的专业背景进行教学。通过老师授课，学生最终所能掌握的相关知识依然是表面的，还很难对这个领域有着专业的分析和运用能力，他们的重心依然是停留在本身的专业基础上，“没有专业基础的人在专业要求较高的行业里面发展，关键是要结合自己的兴趣”，所以对于这些学生，教师应该结合他所学专业和兴趣爱好，使他将所学课程与所学专业有机结合起来，或者更进一步使他加深对原有专业结构性知识的理解和认知。第二，将提升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作为核心宗旨。虽然教师教授一门课程的目的是使其获得相关的知识，但让学生掌握一种思维方法，一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更为重要。知识是无限的，我们无法穷极世界上的所有知识，所以寻找到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就显得非常必要了。如是，我们就可以运用这种逻辑思维能力去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或者依据客观事物的规律，发现新的问题，而这并不是仅仅通过读书就能获得的能力。基于这种考虑，老师在教学中要注重学生科学思维方式的训练，例如课堂发言、组织辩论等都要贯穿这种思路，引导学生对这种思维模式产生主观自觉。第三，紧密结合本校的发展思路。在教学方法的研究上要紧密结合本校特色，比如在很多经贸类大学中，国际化是其重要特色之一，教师的教学方法研究也应具有这个特色。《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这门课实际上也是一门以世界各国政治制度为视角的课程，它的国际化内涵毋庸置疑，只是它重点在于政治制度领域，很多学生愿意选修这门课也是基于这个特点。因此，这门课不仅对于中国学生来讲意义重大，对于外国留学生来说也是如此，很多外国留学生也主动选修这门课，他们也正是看到了这门课的国际化色彩。因此，我们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活动中也要紧紧抓住和贯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国际化特色。
2.《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中采取的具体的教学方法和路径。结合上面的分析和指导性原则，我们认为《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这门课的教学方法应从以下视角出发，既要考虑本学科的特点，又要兼顾到经济类专业、法学类专业、外语类专业、管理类等专业的特点，尽可能达到教亦有道，学有所得的目标。具体来说，我们将要采用这样几种教学方法：（1）经济分析方法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中的应用。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对政治问题的考察也不能忽视其背后的经济根源。如今经济分析方法引起了多方的关注。这种分析视角我们也可以运用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的教学活动中。例如制度经济学就是经济分析方法与制度研究相结合的产物，其中的制度分析，主要是政治制度分析又居于核心地位；博弈论作为一种经济分析方法也日益进入政治领域。很多政治学专业也都开设了经济学方面的课程，尤其是到了博士研究生这个层次，经济的分析方法更是不可或缺。虽然政治学专业的学生不能像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那样熟练运用经济分析方法，但可以培养政治学专业学生的经济分析能力。基于这些成功的经验，我们在教学中也要注意引导学生运用经济分析方法来分析政治制度问题，通过这种分析方法运用使他们逐渐成熟起来。（2）社会分析方法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中的应用。受课学生来自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价值观念取向。教师在讲授《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要注意，既要利用来自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学生的知识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也要运用这门课所蕴含的多元文化内涵来丰富学生对外面世界的认识。我们在讲授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分析政治制度形成的社会背景因素，以及学生价值取向的社会政治背景因素及其根源，分析其利弊，有的放矢地抓住问题的关键，我们的教学目的是引导学生把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建立在科学的思维、正确的理论基础之上。最终培养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能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的人。（3）比较分析方法是《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的核心教学方法。比较分析方法是一个内容非常广泛的分析模式，它包括许多具体的分析方法，具体来说包括国别比较方法、专项比较法、综合分析比较法等。这种分析模式有利于学生找到政治制度的共同点、不同点，并分析其优缺点。①比较分析的逻辑。进行科学比较分析的基础是要找到我们进行比较的逻辑线索。我们在讲授《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的时候，要遵循一定的分析逻辑，即首先以政治制度的因素作为切入点，如社会经济因素、政治文化因素等；然后再具体分析各种政治制度的异同，这还主要是在理论层面上，虽然我们也是结合具体国家的政治制度等因素进行分析和论述，但还不是对某种类型的国家政治制度进行综合分析；最后我们运用上述提供的理论工具对某种类型的政治制度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这个教学逻辑，有助于我们由浅入深地引导学生进入学习状态，并达至良好的教学效果。②国别比较研究。在授课中发现，很多学生对国外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等因素并不十分了解，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的教学方法是先介绍其他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些特点，然后结合我国相关制度的情况比较分析。通过直观的国别比较，使学生了解各国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自己的价值选择判断。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一方面要把自己的比较、鉴别、判断直接告诉学生，另一方面也要给学生留下较大的比较和思考的空间，激发他们去思考问题，对自己进行考查，学会认识自己，“未经考察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发现内心善良的火花，靠他们自己使之变成熊熊烈火。③专题或专项比较研究。国别研究虽然是比较研究方法中最好的一种方法，但它也有弱点，即把政治制度进行分类，然后选择代表性的国家从宏观上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对具体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涉及的还不多，也不能对于政治制度的细微差别进行详细的解读。因此，还需要我们采取专题或专项研究的方式进行实验室式的解剖和分析，尤其是对于研究对象很具体，范围也较小的制度，通过研究不仅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异同点，而且能够对其程序运作的效果做出判断，并得出相应的结论，因此这种比较方法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就准备大量采用这种实验室式的教学方法，这种比较方法不仅能让学生获得理论思维能力的提升，而且在分析具体政治制度的异同、利弊的同时也能推动学生做出科学、正确的判断。因此，这是我们在教学中必须要力争做到的授课方法。（4）制度分析方法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中的应用。这种教学方法所针对的主要是中文、外语、人文类学生，这种专业应用性很强的学生通常对政治分析不感兴趣，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一本书只看表象是不够的，还需要我们体会书中思想的更深层次，例如余秋雨教授就认为《李尔王》包含三个层次，普通人只能看到第一个层次，专业人士也许能看到第二个层次，而第三个层次则很少人能及了。由此可见我们具备必要的专业素养。如果中文系的学生不了解认识和分析政治的方法，那他就很难成为一个在文学创作方面有成就的人。所以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这部分学生，使其能树立正确的看待政治科学的态度，把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理解，破除其过去在思想上对政治行为的错误认识。应该说在我们学校这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应用性专业的学生通常在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先定的印象，认为政治是消极的。而我们作为教师的，就是要在教学中做到让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认识、分析政治。（5）系统分析方法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中的应用。系统分析方法作为一种重要的分析途径被许多教材列为学习方法或研究方法之一。任何事物都是由一个复杂的系统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事物的任何系统性构成因素，而要对之进行有效整合。虽然系统分析方法需要经验的累积，需要在实际中不断的探索和磨炼，但我们认为如果能在《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教学中注意这方面的引导，例如在讨论中提出单向度的问题，进而引导学生进行多向度、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思考，也能锻炼学生运用系统分析方法的能力。
综上所述，《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课程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仅凭上述的授课方法和学习方法尚不能及，我们还需要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探讨。但从目前的教学实际状况来讲，上述方法在36学时的课程中是完全适用的，教师所要做的就是把上述方法通过有效的教学手段教授给学生，使学生能够熟练运用这些研究手段和思维模式考虑问题、分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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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几个“平衡”
就目前《比较政治制度》的课程体系来说，大多数教材的内容体系并未能很好地体现以上要求。目前主要有两类较有代表性的教材与著作，一类是注重比较，比较的重点是基本原理，如复旦大学曹沛霖教授等人主编《比较政治制度》，还有一类情况重描述，即以国别体的形式对西方各国相关政治制度进行十分详细的介绍，如郑楚宣、刘绍春所著《当代中西政治制度比较》以及田卫民、张桂林所著《比较政治制度》。不管是采用重比较还是采用重描述的教材，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均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种平衡:
（一）基本原理讲授与具体制度比较之间的平衡
比较政治制度是比较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在讲授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制度时，自然就离不开对这些政治制度的思想渊源、这些制度所反映的基本原理的梳理和讲解。这些思想或理论原则并非具体的政治制度，但却体现在政治制度之中，是具体政治制度的思想理论支柱，是政治制度大厦的基石。从学科角度而言，政治制度方面的基本原理，更多的应该属于政治思想史和政治理论研究的范畴。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一般对相关的知识有些了解，但只是了解还远远不够。因此，在讲授这门课程时，这些基本原理或重要的政治思想就不能不提及。另一方面，既然这门课程的重要内容是对政治制度的比较，因此，对各国的政治制度的讲述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教学实施过程中，一定要留意两者之间的平衡。具体做法是，在简要介绍政治学理论相关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政治制度的重要方面如政治体制、议会制度、政党制度、行政制度、选举制度、司法制度等为主要的视角，对各国的具体的政治制度做出的理论概括，建立起一定的理论框架，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个案研究。在进行个案研究的同时，重在进行比较，比较的过程中既要重视业已建立起来的理论框架又要重视各国不同的特点及产生这些不同的原因，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以及缺陷。因此，在讲授课程时，应主要可以遵循以下几点原则:第一，以政治制度的不同方面为视角，如把政治制度分为政治体制、议会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等等；第二，在将政治制度具体分为以上几个方面的基础上，简要介绍政治学的一些基本原理；第三，讲授政治制度不同方面的特点，这是该课程的重点。在这一部分中，重点在于在比较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的框架和宏观的整体分析，这种理论框架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但又必然超出经验研究而走向抽象和概括；第四，各国的政治制度的基本情况。在这一部分中，要按照前面已经建立起来的理论框架来介绍各国政治制度的不同层面，这是一种描述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还要有深度的描述与比较分析，只有这样，才能为比较提供可能。
（二）国别介绍与综合比较之间的平衡
在现行的课程体系中,一般有两种倾向，一种是重国别政治制度的比较，即在布局谋篇上，选择几个代表性的国家(通常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其具体政治制度为章节，对各国相关的具体政治制度(如政体、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司法制度等)进行介绍与评析，另一种是重综合比较，在综合比较中，一般是先介绍相关政治制度的基本原理，然后再分别从某一种制度为切入点对之进行比较，在进行比较的同时，兼顾比较各国相关政治制度的相同与不同之处。这二种方法各有优点。第一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向学生系统地介绍各国政治制度，对某一国家的政治制度介绍与分析较为透彻，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重点介绍了各国政治制度的特点，或者说由于过多地把握了政治制度的细节而缺乏比较的自觉性。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况是，似乎对于一国特定的政治制度了解过于注重细节而遮蔽了比较的视野从而缺乏从宏观上总体上与他国进行比较。从比较及比较研究方法的要求来看，应该主要进行综合比较才能确定事物间的异同，才能认识事物之间彼此间的联系进而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比较政治制度》课时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不对各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详细的介绍与评述，对于各国政治制度的综合比较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就达不到比较的目的了。因此，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在注重后者的同时，也不能偏废前者。现实的做法是将各国政治制度的内容作为学生课外阅读的内容，只在综合比较时，有针对性地提一些各国政治制度特点方面的问题以检验学生自主学习的效果。
（三）在讲授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与介绍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之间取得平衡
从当下的教材而言，大多数的教材重视对西方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等国)政治制度的介绍与比较,而较少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是政治制度无论是从理论渊源上来说还是从在世界上普及的范围而言，现行的大多数政治制度均起源于西方，并且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对于其他国家的影响更为广泛与深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点介绍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是《比较政治制度》课程的重中之重。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各国有自己的国情，因经济生活方式、特定的历史、地理位置的差异也会给政治制度带来不同的影响，一些国家在总体上采用某种政治体制的同时，又带有自己的某些特色与创造，这在发展中国家表现的尤为突出。因此，注重对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介绍与比较的同时，应给予发展中国家一定程度的关注。
（四）我们应该超越意识形态的分野去寻求政治文明的共识
“在比较的视野下，了解外国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要更好地了解自己，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了解外国。”我们学习、研究、比较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更好地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服务。我们不能一概否定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对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我们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不能一概予以否定,不能因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不适合我国的国情为由而一概将之拒之门外。这些都不是科学地对待西方政治制度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我们要借鉴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优秀政治文明的成果，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民族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服务。西方政治制度作为西方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不能排除在外。事实上，我国近年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完善在很多方面就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制度的部分内容，这对于推进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推进我国政治文明的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我们在进行政治制度研究时，既要考虑不同政治文明的差异性甚至冲突性的一面，又不能忽视不同文明之间融合的趋势。
二、结语
关键词：初中政治；时事政治；教学方法;教学策略
政治学科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政治课程的教学就要密切联系生活，合理、适时地引入社会上发生的时政信息。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结合时政分析，活学活用，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初中政治课堂引入时事政治必要性的分析
1.适应新课改的需求
目前我国教育提出了新课改要求，对于教育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都提出了更高标准。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新课改下教学模式的要求。政治教学当中要积极将理论知识与时事热点结合起来，使得比较抽象的政治理论知识更加具体化，使学生能更好地理解学习知识。
2.思想教育的需求
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合理利用一些时事热点吸引学生注意力，加上老师的正确分析，循循善诱，让学生能够明辨是非，对今后的人生选择也有积极意义。例如，老师可以合理分析，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维权意识与法律意识。教育学生在发生侵权事件时，如何合理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3.社会发展的需求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文化建设、政治经济建设都处于关键时期。初中生作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作为国家未来的主人，有了解国家基本国情、国家大事的义务与责任。
二、时政教学引入初中政治课堂的具体措施
1.创建学生时政论坛
政治学科有着比较鲜明的特点，就是有非常多且繁杂的理论知识。对于初中生而言，这些理论知识并没有很大吸引力。要想让学生独立自主去学习、探讨研究是比较困难的。在政治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积极帮助学生创建时政论坛，多站立在学生的角度，选取学生比较感兴趣的时事热点信息，吸引学生注意力。利用政治理论和知识去分析这些时政热点信息，让学生了解政治其实距离我们的生活并不远，反而贴近我们的个人生活；增强学生的参与感与主动性，使得原本比较死板的政治学习变得贴近生活，让学生更加有兴趣去学习，继而良好地提升教学质量与学习效率。比如，在国家举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通过视频以及报纸图片信息，告知学生人民代表大会是我们公民行使个人权利的国家性会议，并不是与我们相隔甚远。视频、图片等展示手段也能提高学生的兴趣，进而积极加入到学习讨论中。
2.时政教材的合理选取
选取时政教材的时候，要考虑时政的时效性、典型性、带入性。并不是所有的时政信息都是适合作为初中生教学教材的，有的信息内容不够及时、或者牵扯知识层面并不是初中生所能理解的范围、或者与初中生的生活距离较远。这些信息作为教材并没有太大的教学价值，因此对教师的要求就比较高。政治教师必须有了解政治信息、分析政治信息的良好习惯。教师筛选出一些高质量的时政信息作为教材，更具有教学意义。
3.培养学生的政治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政治教学过程中，教师从多种角度多种方法去让学生了解政治信息，潜移默化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很有必要的。比如，教师可以定期组织学生观看政治相关电影、视频材料，在教室里设置政治一角，定时更换一些政治报纸、书籍等。这些看似与直接教学并没有多大关系的教育方法，可以逐步培养学生的政治兴趣和习惯，对于学生的政治学习，建立良好的政治观念有着非常大的正面意义。
4.组织政治话题讨论
优化传统课堂授课的模式，丰富教学方式，对于提升学生政治学习兴趣有很好的作用。在课堂上，可以让学生组织个人学习小组，教师可以选择一些话题让学生各抒己见，进行讨论，最后由老师进行正确知识的分享和分析。这样比较有参与性的学习方式，也是值得教师从业者积极探讨研究的。
参考文献：
［1］刘瑾.初中政治课堂中时政教学的引入策略［J］.赤子（上中旬），2016（12）.
关键词：初中政治；时事政治；教学方法;教学策略
政治学科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政治课程的教学就要密切联系生活，合理、适时地引入社会上发生的时政信息。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结合时政分析，活学活用，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初中政治课堂引入时事政治必要性的分析
1.适应新课改的需求
目前我国教育提出了新课改要求，对于教育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都提出了更高标准。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新课改下教学模式的要求。政治教学当中要积极将理论知识与时事热点结合起来，使得比较抽象的政治理论知识更加具体化，使学生能更好地理解学习知识。
2.思想教育的需求
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合理利用一些时事热点吸引学生注意力，加上老师的正确分析，循循善诱，让学生能够明辨是非，对今后的人生选择也有积极意义。例如，老师可以合理分析，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维权意识与法律意识。教育学生在发生侵权事件时，如何合理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3.社会发展的需求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文化建设、政治经济建设都处于关键时期。初中生作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作为国家未来的主人，有了解国家基本国情、国家大事的义务与责任。
二、时政教学引入初中政治课堂的具体措施
1.创建学生时政论坛
政治学科有着比较鲜明的特点，就是有非常多且繁杂的理论知识。对于初中生而言，这些理论知识并没有很大吸引力。要想让学生独立自主去学习、探讨研究是比较困难的。在政治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积极帮助学生创建时政论坛，多站立在学生的角度，选取学生比较感兴趣的时事热点信息，吸引学生注意力。利用政治理论和知识去分析这些时政热点信息，让学生了解政治其实距离我们的生活并不远，反而贴近我们的个人生活；增强学生的参与感与主动性，使得原本比较死板的政治学习变得贴近生活，让学生更加有兴趣去学习，继而良好地提升教学质量与学习效率。比如，在国家举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通过视频以及报纸图片信息，告知学生人民代表大会是我们公民行使个人权利的国家性会议，并不是与我们相隔甚远。视频、图片等展示手段也能提高学生的兴趣，进而积极加入到学习讨论中。
2.时政教材的合理选取
选取时政教材的时候，要考虑时政的时效性、典型性、带入性。并不是所有的时政信息都是适合作为初中生教学教材的，有的信息内容不够及时、或者牵扯知识层面并不是初中生所能理解的范围、或者与初中生的生活距离较远。这些信息作为教材并没有太大的教学价值，因此对教师的要求就比较高。政治教师必须有了解政治信息、分析政治信息的良好习惯。教师筛选出一些高质量的时政信息作为教材，更具有教学意义。
3.培养学生的政治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政治教学过程中，教师从多种角度多种方法去让学生了解政治信息，潜移默化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很有必要的。比如，教师可以定期组织学生观看政治相关电影、视频材料，在教室里设置政治一角，定时更换一些政治报纸、书籍等。这些看似与直接教学并没有多大关系的教育方法，可以逐步培养学生的政治兴趣和习惯，对于学生的政治学习，建立良好的政治观念有着非常大的正面意义。
4.组织政治话题讨论
优化传统课堂授课的模式，丰富教学方式，对于提升学生政治学习兴趣有很好的作用。在课堂上，可以让学生组织个人学习小组，教师可以选择一些话题让学生各抒己见，进行讨论，最后由老师进行正确知识的分享和分析。这样比较有参与性的学习方式，也是值得教师从业者积极探讨研究的。
参考文献：
［1］刘瑾.初中政治课堂中时政教学的引入策略［J］.赤子（上中旬），2016（12）.
学术期刊是展示学科动态的重要载体，对期刊论文进行统计和分析，可以洞察学科研究主题的变化、研究重心的转移，把握学科研究的发展现状，预测学科未来研究发展方向。本文选取1994-2014年《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思想教育研究》《思想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五本期刊所载的有关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420篇文章为研究对象，对论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以期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做出较为清晰的研判。
一、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的现状分析
在420篇有关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论文中，运用传统研究方法的论文388篇，比例高达92.3%,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运用量化研究方法的论文19篇，约占4.6%;运用质性研究方法的论文13篇，约占3.1%(见下表)。就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运用现状而言，总体还处于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偏重于中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辨，少有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成果，往往建立在对二手文献以及翻译文本的解读基础上，同质化研究较多。这说明目前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尚不成熟，理论化、系统化、科学化的方法体系还未建立起来。
1.经验总结法居首位，实用主义倾向较为明显
经验总结法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方法。近20年来，使用经验总结法的论文数量不断攀升，所占比重在43.5%~60.4%之间波动(见图1)，平均占论文总数的51.9%(见表)。这些研究成果题名大多包含启示借鉴思考探析等词汇。研究方法服务于研究目的，经验总结法的突出地位反映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实践取向和应用性特点--立足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在获取域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分析、归纳总结，吸收借鉴相关的理论和经验，将研究成果运用于完善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领域，推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质言之，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是以借鉴和应用为主要目的，以服务实践为落脚点。这对于解决我国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和影响，然而受借鉴模式自身的束缚，存在缺乏理论深度的现象，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实用主义取向。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一门分支学科，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有其自身的知识特性;同任何应用学科一样，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用性研究离不开学术性指导，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而已有研究更多的是侧重于对外国具体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和方法的介绍及学习，鲜有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进行系统思考与探索，这使得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方法论指导和方法自觉。
2.传统思辨方法仍占优势
思辨法也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较为常见的研究方法，比例为32.1%,居第二位(见表)，如果对经验总结类文章进行细分，其中多数论文均具有思辨的成分，即使是划入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文章，也渗透着思辨法的身影。由于学界传统的学术训练以思辨为主，因此较容易得到研究者的认同和采行，在其他研究方法上尚难有较大突破。有学者在总结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时认为，运用归纳的理论化方法进行体系建构,在这一致思路径下，多数学者立足文献证据，致力于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梳理、介绍和阐释以及对各国实践经验、规律、趋势的调查与追踪，在此基础上形成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定义、对象、方法等抽象概念的认识.通过逻辑推理的思辨研究抽象出基本的概念和范畴并建构学科知识体系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非常倚重的方法，但如果研究者只乞灵于逻辑思辨，忽视鲜活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缺乏对现象形成的脉络、根源和背景的实证研究，就可能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3.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方法开始采行
自1994年以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定量研究的文章在每个时间段仅有零星数篇，总共只有19篇，所占比例为4.6%(见表)，但不可否认的是，运用经验总结、思辨、历史等传统研究方法的文章也可能包含着学者对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调查和实地考察。即使在19篇量化研究的文章中，也存在通过文本研究、已有数据分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现象。通过对量化研究文章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使用调查研究的作者大都来自高校，多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对国外某一院校通过短期的参观考察开展学术活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要得到新的发展，不能仅仅通过书本和网络来进行，必须深入到别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中参观调查、感受，获得更多的一手资料，形成若干具有原创性的成果，避免低水平重复化的研究。当下很多学者提倡质性研究方法，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质性研究应用还非常少，共有13篇(3.1%)，其中12篇文章为个案研究，代表性论文有《美国公立大学学生事务管理的特点与启示--以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乐敦分校为例》、[2]《美国高校就业工作人员行为规范研究--以全美大学和雇主协会为例》、[3]《国外对阅读与儿童道德成长关系的研究及其启示--以〈哈利波特〉系列为例》。[4]
虽然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目前还稍显薄弱，但是也开始逐渐进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并呈现增长趋势。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之间不是对立的，完全可以在不同的方法之间构筑桥梁，以服务于研究目的为原则。部分研究者除了采用质的描述性和分析性资料以外，同时引用了统计图表和分析数据，方法的采用相互弥补、相得益彰，实现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互补耦合。
4.历史研究尚显不足
从统计结果来看，仅有35篇文章使用了历史研究法，约占论文总量的8.3%(见表)。从图2可以看出，历史研究法所占比重偏低，历年来波动幅度也较大，最低为4.7%,最高为11.0%.历史研究法应用较少，侧面反映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对民族性和文化性关注不足。历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看清问题产生发展的过程，有利于从历史中找寻解决当前问题的办法，从事物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中去探索本质和规律。历史与现实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历史研究法的缺席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对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理解与阐释，若脱离历史和文化的背景，忽略重要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无异于盲人摸象。以高峰、傅安洲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历史研究方面进行了探索，特别是对于美国品格教育、战后德国政治教育状况，以及中德、中美德育比较，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研究。例如，《对美国品格教育的深层透视--兼论中西方德育的理路分野》[5]一文对美国品格教育的文化传统以及历史渊源进行了剖析，厘清了不同历史发展时期西方德育的历史主题，并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分析中提出对美国品格教育所蕴含理念的借鉴和反思;《战后德国学校政治教育课程发展及启示》[6]一文梳理了德国学校政治教育课程体系构建、发展、完善的过程，揭示了德国学校政治教育的基本面貌和特征。历史研究法可以用来反思既定理论，避免只接受既定的概念和话语体系，而不追问概念和话语从何而来;不但可以修正流行的一般性概念，甚至还可以丰富和发展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体系。
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前瞻
研究方法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学科的健全程度与理论深度，影响甚至决定着该学科的研究趋向。通过对20年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使用情况的梳理，我们发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应以研究方法为利器，促进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发展。
1.实现研究方法的多元整合
多元整合研究，顾名思义是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综合化以及多种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平衡，以改变目前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失衡的状况。这种整合不是各种方法的简单集合，而是各种方法之间内在联系、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有机整合。打破某一种研究方法一统天下的局面，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提供多元化的选择空间，消解不同研究方法的对立状态，为既定的研究目标择取最佳研究方法，扩大研究方法的库存，并致力于发展一种跨方法的对话。
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在科学的整合作用下也能相得益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在继承和反思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还要积极吸取和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并将它们合理地加以综合运用，在此基础上对日益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分析和把握，摒弃单一的传统研究取向，实现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的突破和创新。
2.提高研究者的方法论意识
方法论指导的缺失、研究方法的单一导致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在理论深度上踟蹰不前。要扭转这种局面，一方面需要强化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方法论意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社会科学，以国外经验的借鉴和应用为落脚点无可厚非，但若缺乏科学方法论的支撑，必将制约其向纵深处发展。学科的发展诉求要求研究者必须对研究方法、论证逻辑给予高度的关注，在研究范式方面进行更多的探索和思考。只有使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更具科学性和规范性，才能让方法论的研究既能很好地服务于实践，同时又能在具体的研究活动中实现方法的不断更新与超越，从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博士生研究方法的专门训练。缺乏有效的研究训练就难以做到准确、合理运用研究方法。高校是硕、博士的主要培养单位，也是高级研究人才的聚集地，尤其应当注重研究方法的课程建设，提高学生的研究方法意识，培养出既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又能熟练掌握和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的后备人才。
3.注重对历史文化的观照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以描述和引介为主，所使用的方法多是建立在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基础上，单纯依赖文献资料进行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隔离的，被研究者成为同质化的、悄无声息的客体。由于缺乏相互的交往与对话，难以产生对被研究者内在精神生活和意义世界的洞察、理解和反思。研究者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及其实践活动，才能对所研究的问题有较为深入和全面的认识。为了更好地把握一个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现状，有必要以历史的视角，兼顾对民族文化和传统的观照。相比借鉴,我们更强调理解,提倡细致深入地探究发源于不同社会内部的异质文化自我演进的动因、背景、过程和机制。要把思想政治教育事实与其特定的经济基础、文化背景、社会结构以及价值体系等联系起来进行整体地考察，且充分考虑其流变性特征，[7]唯有如此，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才能取得应有的成效。
参考文献：
[1]栾天.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2]乔学斌.美国公立大学学生事务管理的特点与启示--以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乐敦分校为例[J].思想教育研究，2013(7)
[3]田辉，王显芳，葛玉良.美国高校就业工作人员行为规范研究--以全美大学和雇主协会为例[J].思想教育研究，2014(1)
[4]徐萍.国外对阅读与儿童道德成长关系的研究及其启示--以《哈利波特》系列为例[J].思想理论教育，2006(23)
[5]高峰.对美国品格教育的深层透视--兼论中西方德育的理路分野[J].思想理论教育，2014(8)
[6]阮一帆，傅安洲，李战胜.战后德国学校政治教育课程发展及启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10)
80 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可以从两大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对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
一 对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
总体上研究西方政治制度史的专著和论文较少。
赵霞、韩金峰著《外国政治制度史》，其中包含了西方国家如英、美、法、德等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 2000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马啸原《西方政治制度史》 一书，在书中作者批判了两个误区：一是认为西方当代的政治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二是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是一种模式。书中指出，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源于古代希腊、罗马的传统，但是各国在他们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本国特点。本书不单纯着眼于一般的政治制度知识的概述，而且还着眼与对西方政治文化背景的阐明以及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利弊得失的分析。
另外，在制度史上，有学者从制度的角度去看待古代的民主共和。施治生、郭方主编的《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考察了古希腊、罗马产生和发展民主与共和的特殊历史条件及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并阐明了古代东西方国家发展最终都走向专制主义，因而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既有共同的历史规律，又有多样的表现形式；作者从当时西欧社会、经济和政治多元化结构中探索民主和共和制度及其因素的成长、发展和演变过程，提供了对于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研究的新思路。
在国别史上，学者在西方大国英国、美国方面的专著较多。
在英国政治制度史上，程汉大的《英国政治制度史》可以说是一部奠基之作，作者对于英国政治制度的历史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在程汉大的基础之上，阎照祥 1999 年写成《英国政治制度史》一书，继续不懈探求，深入挖掘英国政治制度的方方面面，使其内容更加丰富、翔实。 程书主要 论述的是二战以前的英国政治制度，二战以后的政治制度很少论及。 阎书填补 了这一空缺，从英国文明的起源一直论述到 20 世纪 90 年代，并进而对 21 世纪可能面临的一些情况作了展望，真正做到了“通古今之变”。 程书对 全国性政治制度论述的非常详尽，但对地方制度的阐述相当简略。 阎书详其 所略，对地方政府机构的沿革、职能的变迁做了更细致的考察。 程书对 议会制度论述的淋漓尽致，可对中世纪的中央政府机构研究相对薄弱， 阎书敏锐 的捕捉到了这一点，辟专章论述了中世纪的 咨 议会，并清晰详细地勾勒出其来龙去脉。总之， 程书和 阎书详略互补，为我们研究英国政治制度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虽然美国的建国历史不长，但是学者们对美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较为深入。
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公开出版的专著有曹绍濂的《美国政治制度史》和《论美国民主》，蒋劲松的《美国国会史》等。在上述著作中，蒋著《美国国会史》是一部专门探讨美国国会制度的创设、演变和体制模式的专著；曹著《美国政治制度史》虽是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研究美国政治制度史的著作，但该书出版于 80 年代初，学术观点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1998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可以说是集我国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系统的阐述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的 一部著 作。本书的最大特点，是揭示了美国政治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美国现行政治制度的确立，是通过美利坚本民族文明与欧洲外来文明结合的方式完成的；美国政治制度形成之后，并没有抱守残缺、墨守成规，而是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客观环境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和变革；美国政治制度突出了制约和监督机制。
二 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
学者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又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总体上的研究；二是对政治制度各个具体层面的研究。
（一） 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总体研究
在改革开放早期，国内学者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关注更多的是从阶级本质出发，揭露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虚伪性，意识形态色彩较浓。如：张晔著《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及其比较》一书，作者从国体与政体的关系出发，深刻的指出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又如：华袆著《美国民主制漫谈》则代表了左派学者对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一些学者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持较为开放态度的回应。作者指出，有些人盲目鼓吹西方民主、自由，甚至宣扬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照搬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这是危险和错误的；作者着重指出美国民主制度的资产阶级本质，揭露其虚伪性，同时又肯定其形式完备和对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作用。
进入 90 年代以来，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总体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者们以科学的态度、借鉴的目的来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无论在体系结构，还是在制度分析上，较 80 年代，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田为民、张桂琳著《外国政治制度理论与实践》一书，书中科学地界定了政治制度这一基本概念，不仅从静态上对它进行分析，而且从动态上对之进行研究。书中提出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原理是人民主权、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代表制，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英、法、俄、德等国的政治制度。唐晓等主编的《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则不是按国别，而是按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分专题进行介绍，提供了一个比较政治制度的视角。在 杨祖功 、顾俊礼所著的《西方政治制度比较》一书中则把这两种分析框架结合起来，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综合比较分析；中篇为典型国别比较；下篇为主权国家联合体。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把政治制度研究学者关注不多的主权国家联合体纳入研究视野，主要分析了欧共体的形成与发展、权力结构、法律效力等等。
俞可平主编《当代各国政治体制》丛书，此丛书共 18 本，包括美、德、英、法、俄等西方国家。作者完整、准确、全面的介绍了这些国家的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行政制度、文官制度、廉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监督制度和其他重要的政治制度，为国内学者进一步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提供了最新基本素材。
在对当代各国政治制度研究上，学者较为关注英、法、美三国。
胡康大 的《英国政治制度》可以说是系统研究当代英国政治制度的奠基之作，书中不仅介绍了英国的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司法制度等基本制度，还提到了英国的文官制度和查 弊制度 ，并分析了英国的压力集团与新闻控制。
在法国当代政治制度方面， 吴国庆著《当代法国政治制度研究》 一书。书中指出，当代法国政治制度即 1958 年建立起来并 随之间 的推移而逐渐完善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作者指出，法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主权在民、三权分立与制衡、法治、自由与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此基础上，他系统分析了法国自成一体的政府行政体制、“合理化”的议会制度、精巧的司法制度、两极分化的政党制度，并谈到了法国社会中蓬勃发展的利益集团和第四种权力。
李道 揆 的《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是“多年来中国学者研究美国政府制度的意向最重要的科研成果”（赵宝煦语）。本书从美国宪法出发，阐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对美国各项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资料翔实、分析全面。
在各国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曹沛霖、徐宗士主编的《比较政府体制》一书。书中虽然对各国的政府体制分别介绍，但是按照同一逻辑线索和逻辑结构，对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德国等五国的政府体制进行比较研究。学者张星炜 撰 《英美政治制度同异比较》一文，作者依据翔实的资料、运用比较政治分析的方法，对英美政治制度的主要方面进行了同异比较以及同中之异和 异中 之同的比较。这种比较，对于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典型意义。
有的学者立足中国，对于中西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由徐育苗主编的《中外政治制度比较》丛书，包括《中外政党制度比较》、《中外代议制度比较》、《中外选举制度比较》、《中外行政制度比较》、《中外监督制度比较》等十本书。作者力图把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制度研究与比较研究结合起来，对当代中国和外国（主要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探寻中外政治制度形成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结构内容和基本特点，为中国政治发展服务。
（二） 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具体层面的研究
政治制度的具体层面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体与政体；二是国家结构形式 ；三是具体的各项政治制度包括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等。
1． 对国体与政体的研究
国体政体问题是政治制度，也是实际政治中的重大问题。在西方政治制度的专著或教材中，都或多或少的涉及到这个问题。
樊体宁在《西方国体政体初探》一文中历史的考察了西方的政体学说，指出自希腊以来，西方有关政体的分类比较研究历久不衰，但西方思想家的一个共同缺陷是，他们都偏重于从形式上去考察政体，而不是从本质上去把握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国家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内容是国体，形式是政体。并进一步指出，当代西方国家的政体主要是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但不论采取何种政体，都是由资本主义国体所决定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维护本阶级根本利益的不同统治形式。
有的学者还力图探求西方分权政治和集权政治形成的原因。 施雪华 在《论西方国家资本形式与政治形式的关系》一文中指出，近代以来，资本政治取代土地政治的根本原因是资本比土地更有推进社会价值增值的能力；同时，资本与政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变换着自己的形式，并在互动、互 适中互择与 自己相应的存在形态：自由资本选择了议会分权民主政治，而垄断资本偏爱行政集权民主政治。
在政权组织形式上，学者较为关注对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度的研究。李青、索若 撰 《“三权分立”政治分析》一文，从横向纵向和综合三个向度，从国家形式、政治形式和权力运行机制三个层次分析了“三权分立”政治的实质和根本特征。作者认为“三权分立”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 一 权政治中的各资本家集团之间政治妥协、权力制衡、分工合作的权利运行机制，并不是适用一切类型国家的完美的政治形式。这一点应是我们从世界历史范围来探讨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参照原则。 郭 大方在《美国政府“三权分立”体制透析》一文中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权扩大，美国的三权之间的制衡张力有可能被打破。曹绍濂在《美国政治制度史》一书中指出，三权分立学说在制度上已名存实亡，只是美国人民不愿接受罢了。原因有三：一是美国行政权的扩大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人们不易觉察；二是三权分立在形式上予以保留；三是主流不排斥支流的存在，议会有时还会起作用。
2． 对国家结构形式的研究
国家结构形式是指国家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形式，主要是指中央政权机关与地方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如何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
杨小云、邢翠微在《西方国家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集中模式及启示》中指出，西方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联系十分广泛和密切的基础上，同时又以垄断资本和福利国家经济为其深刻的经济基础。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以现代美国、德国为代表的联邦分权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单一集权模式和以现代英国、战后日本为代表的单一分权模式，并对他们各自的特点逐一作了总结。展望未来，文章指出，集权与分权并存是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扩大中央与地方合作、平衡矛盾将会是贯穿西方国家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主流。
学者林尚立著《国内政府间关系》一书，在书中探讨了集权主义、地方分权主义、 均权主义 、联邦主义的原则和特点，在此基础上系统的分析了英、美、法三国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并对它们各自的发展趋势做出展望。
有的学者对西方各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比较研究。 胡康大 在《欧盟主要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一书中，攫取英、德、法三国为比较研究的对象，通过比较，作者认为德法两国在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方面显得更有章法、更为宽松，因此也更为有效；而英国的则失之与过严的中央集权思想，以及政党政治的严重影响，造成章法混乱，以致有时造成无序状态，这种情况在保守党撒切尔政府改革地方税收方面及中央对地方拨款制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另外，在 2002 年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上，国内学者翻译了一批西方学者的关于联邦制的文章，表现了国内对联邦制的关注。
3． 对具体政治制度的研究
在这方面，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和文官制度上。
（1） 选举制度
现代西方选举制度可溯源于古代希腊、罗马，但真正形成却始于近代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随着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成长和发展，选举制度作为一种工具与手段，自身也日趋完善。西方选举制度是由一系列与选举原则、选举程序、选举方法相关的 京法律 规范形成的各种具体制度构成的整体和总称。
国内学者对西方选举制度的研究鲜有专著，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政治制度的书的一些章节中和一些论文中。
很多学者对美国的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予以关注，刘建飞在其《美国选举制度评析》一文中对美国的总统选举作了全面的介绍，指出了美国总统选举的特征：受联邦制和分权制的影响；政党的作用相对较弱。同时也指出了美国总统选举的弊端：第一，时间太长，令人厌倦；第二，费用高昂，富人的游戏；第三，驴 象 之争，两党垄断政坛。
总统的选举方式，不但反映总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利与地位，而且也反映一 国采用 何种政体。法国在 1946 年宪法下，总统由国会选举产生，其政体系议会内阁制；而在 1958 年宪法下，特别是在修改总统选举方式之后，法国总统由全国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这种选举方式不但提高了总统的权力和地位，而且也意味着法国政体向总统制的转变。杨士林， 穆春玲 撰写的《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度》就详细地描述了这一转变的过程，对当前的法国总统选举制度作了系统的介绍，并对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度与美国做出比较。
德国不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也不是总统制的国家，而是一个实行联邦议会民主制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要掌握政府权力，必须争取议会权力。刘建萍的《德国的选举制度》一文，就对德国的选举制度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马敏的 《德国选举制度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分析》一文则从历史的角度，在阐述选区代表制的一般含义和类型的基础上，分析了魏玛时期和战后德国不同的选举制度对其政党制度和议会政治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总体上说，国内学者对选举制度的研究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介绍较多、分析较少，对这方面的研究稍嫌薄弱，有待加强和深入。
（2） 议会制度
当今世界，议会被绝大多数国家看作是实现民主的基本形式。各国议会在结构和功能上有很多共同特征，但他们之间的不同，尤其是功能上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学者蒋劲松在《西方国家议会的地位》一文中，对美英法德瑞以六国中的议会地位作了深入的比较和分析。作者划分了三种模式：以英以瑞为代表的奉行无条件议会上的原则；以德国为代表的有条件的承认议会至上的原则；以美法为代表的否定议会至上的原则。当然，具体到每个国家，议会在国家政体中的地位又各有不同。作者指出，从以上六国议会在各自政体中的地位看，在当代政体下，何谓“最高权力”或“最高国家权力” ， 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予以说明。无论如何，立法权等于最高权力的说法，日益显露出矛盾，很难继续为人们广泛接受。在现代，人民主权并非必然等于议会至上，当然也不排斥议会至上。
关于议会的功能，蒋劲松在其另一文 《议会的两种职能：为选民办事与担当国家论坛——论美英法德瑞以六国议会制度》中，把议会的职能归为两方面；即为选民办事和担当国家论坛。为选民办事是各国议会的基本职能之一，其作用是反映民意，发挥议会对社会矛盾的 的 整合职能和政治凝聚力。充当国家论坛是议会的另一职能， 即由代议 机关扮演对时事国计的制度性辩论场，其作用是增加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促使政府及时感知社会动静并做出灵敏反应。
虽然议会有许多功能，却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完美的。由王晓民主编兼总策划的《国外议会》丛书共 18本，涉及英、德、俄、法、美、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王晓民在导论中指出，议会制度从产生那天起就面临着许多责难。 卢梭可能 是最早批判代议制的著名思想家，从那时起，代议制无时不受到那些崇尚直接民主的人们的诘难。行政权力的膨胀曾经是现在也是议会面对的主要威胁，但它所引起的应该是有关议会功能发挥程度的忧虑，而不是议会是否发挥作用的问题。议会制度自身存在的一些弊端只有在议会制度的发展中得到解决，各国议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借鉴也将继续下去。
另外， 2002年1月华夏出版社出版由王晓民主编的网上论坛论文集《议会制度及立法理论与实践纵横》，其中涉及美国、英国等西方大国的议会制度。这是我国的议会制度研究更加开放、成熟的一个标志。西方议会不再被学者看成是“清谈馆”，加强对西方议会制度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 政党制度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急剧变化，政党制度在各国政局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政党制度的研究成为制度研究学者所关注的热点。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彩的世界，政党制度的多样性反映了各国不同的 的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体现了世界政治的多样性。
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学者对政党制度的关注已不仅仅局限于对西方各国政党制度的介绍，而是深入分析政党制度的起源、政党的本质和功能、政党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根据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来预测政党的命运和政党制度的未来。
学者 郇庆治 在《西方政党体制：一种比较观点》一文中指出，西方学者把政党概括为，政党是一个由具有相近观点的个体联合起来，通过选举控制在政府的人事与政策的团体；政党具有利益聚合、政治一体化、政治社会化、政府管理等功能。他认为欧洲国家的政党与美国相比有着更强的政治影响力和组织稳定性，而它们的政党格局有着更强的自我适应性和调整能力，虽然以政党为基础的西方政治民主制在七十年代以后确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压力，但是这种危机所带来的将是政党自身的比如在美国和整个政党体制比如在西欧的不断变化，但这并不影响政党作为现代民主制种的一个重要角色和某种相对稳定政党格局的存在与延续。
蜀君译美国 学者 K · 劳 森《美国政党的变化》一文，文章中详细的阐明了西方政党衰弱的原因：美国的立宪制度；美国社会和社会制度的变化；美国各州通过的反党法律等，作者对美国的政党和政党制度表示深深忧虑。
在这方面的专著，具有代表性的是周淑真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和王长江的《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比较研究》。周淑真在书中指出， 21 世纪世界政党格局和政党体制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世界政党数量增加，各主要政党力量此消彼长，传统政党格局打破；二是政党模式多样化，欧洲传统政党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左右翼政党逐渐向中间靠拢；三是政党的传统社会基础面临挑战，发达国家政党开始出现“全民化”的现象，政党活动领域拓宽，尤其是政党国际联盟作用突出。在对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的比较中，表现出了作者对前两者的肯定和对后者的否定。
与周淑真对待政党制度总体上较为乐观的态度相比，学者王长江则表示了对政党制度的忧患意识。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政党作为利益表达和利益总和的工具，经济的多元化是不是必然带来多党制？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政党体制的关键，不在断言 一 党制和多党制孰优孰劣，而在于这个体制中的政党有没有协调各种力量和利益之间关系的张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种新兴的政党日益成为西方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力量，不少学者对此予以关注。绿党的出现的确是对传统的政党制度构成了冲击，但大多数国内学者对绿党能否成为主宰政局的大党不持乐观态度。刘建飞在《英国政党制度和主要政党研究》一书中谈到，绿党因为是小党，对有才干的政治家缺乏吸引力，同时也缺乏吸引全国选民的纲领和政策，而导致缺乏一个支持它的稳定而壮大的选民队伍。而传统的两大党由于资金和组织上的优势，再加上选举制度的有利，在选举过程中他们完全可以把绿党的一些政策和纲领吸收进来。王长江指出，绿党在理论上的超阶级、超意识形态的定位，在实践中往往是难以实现的；所谓建立生物区以取代国家的设想，听上去是吸引人的，但它和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也会令许多人望而却步。但是，不论怎样，绿党表达了一种人类的愿望，尽管有不切实际的成分，应该说，它所显示的方向是进步的，它所做的探索也是有价值的。
最后，在政党制度方面，还有一个方法论的创新。王邦佐、李惠康主编《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一书，提出要以社会生态的方法去研究政党制度。他们指出，政党制度是特定民族国家的社会生态环境的产物，并在与社会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中得到发展。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的产物，并进而成为它的一部分。政党制度是社会政治系统中的一个核心子系统，它和其他子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政治系统的动态平衡，与此同时，特定的政治系统的 的 总体要求以及其他子系统的形态结构，也在与政党制度的相互作用中赋予了它特殊的形态和功能。
（4） 文官制度
文官制度是西方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内学者对此予以较大关注。
徐振寰、王晓初主编《世界各国公务员制度比较》一书，作者有重点、有选择的对世界上（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类型的公务员制度或公务员制度中的某些专项制度进行分析和比较，试图从发展的角度，对公务员制度的形成过程、基本体系、运行机制及发展趋势进行横向研究，探索其中的某些规律，为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服务。
“政治中立”原则作为西方文官制度的重要特征，很多学者对此 项原则 的含义、特征，弊端、发展趋势做出论述。符晓薇在《西方文官制度“政治中立”原则浅析》一文中指出，所谓“政治中立”原则，是指业务类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活动中，必须对政党政治采取公正、超然的态度，对任何政治问题都保持沉默。作者通过分析，进一步指出，“政治中立”原则产生与西方三权分立和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之下，它的目的就是要求公务员忠实的执行政府的政策，为政府服务，同时保证文官队伍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也应看到，由于行政管理机构都必须服从政权机构，为政权机构服务，所以，行政管理机构试图保持或自我标榜“独立”、“中立”、“不介入政治”，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现代文官制度的国家。自 1870 年英国确立现代文官制度以后，英国文官制度便一直处于平静的“制度化”进程之中。但是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随着《富尔顿报告》的出台，英国文官“制度化”的平静被打破，到了 80 年代，撒切尔夫的上台及改革，更将文官制度带向动荡。在新世纪悄然来临的今天，英国的文官制度，乃至世界的文官制度将走向何方，它吸引和 困惑着 每一个关注它的人们。
学者李治国在《传承与变革之间——当代英国文官制度发展路径前瞻》一文中，通过对英国文管制 度历史 沿革的分析，认为传承与变革是当前英国文官制度的典型特征：“政治中立”原则面临挑战， 专业文官的呼声逐渐获得合法性，文官 改串政治 角色现象时有发生。在体现英国文官制度稳定的机构建立以前，英国文官制度将处于一段动荡骚乱时期。
有的学者对美国的文官制度进行了历史的回顾，石 庆环撰 《 20 世纪美国文官制度的历史回顾》一文。本文从美国文官制度管理体系的发展与完善、美国政治结构的倾斜与文官政治角色的变换、美国文官势力的膨胀与官僚主义的泛滥等三个方面对 20 世纪的美国文官问题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文官势力的崛起，使 20 世纪的美国社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文官既是政治运行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又在一定程度 上威胁 现行的政治体制。因此，美国文官制度改革的根本任务应该是：在保留优点、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建立健全的控制机制。
在当代世界，行政改革的浪潮席卷全球，其中一个 最共同 的方面是对文官制度的改革。改革已成为西方文官制度建立后必然的、共同的道路。无论文官制度的改革将走向何方，效率和廉洁将是文官制度改革中最高的价值取向。
三 对当前政治制度研究的一点认识
总体上看，我国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自 80 年代以来 20 多年的发展中，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第一，完成了研究态度的转变。学者们不在以简单的贴标签的 的 方式去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色彩淡化，开始以科学的态度，比较、借鉴的目的去客观分析西方政治制度。
第二，基本构建了研究西方政治制度的体系框架。在西方政治制度史和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方面，在国别史研究与专题研究方面，宏观与微观的制度研究框架已基本确立。
第三，实现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在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国内学者利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多种方法去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提供了分析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同视角。
第四，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入。进入 90 年代以来，学者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是在整个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从而使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同时，学者们已不再满足于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与说明，而是力图分析政治制度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政治制度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弊端，对各国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并试图科学预测各种具体政治制度的未来。
第五，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学者群。在这二十年的发展中，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学者群体，有些学者已经成为某个方面、某个领域的专家。如：阎照祥对英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吴国庆对法国政治制度的研究；李道 揆 对美国政治制度的研究；周淑真、王长江、施雪华对西方政党制度的研究；王晓民、蒋劲松对西方议会制度的研究等等。
在这 20 多年的研究中，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与不足。
首先，对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缺乏“政治”的视角。当今研究西方政治制
度史的 学者多是历史学家，他们往往从历史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制度的内在特点和运行方式上来研究西方政治制度史，这就不利于西方政治制度研究的发展。
其次，对西方某些具体政治制度的研究不够深入和全面。在具体制度上，学者们往往对中央一级的政治体制予以较多关注，却忽视了对政治制度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治制度的构成、运作及职能演变的研究；对于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的研究似乎关注不够（研究司法制度的往往是一些法学界人士，不能够把司法制度放在整个国家机制的背景下去研究；研究行政制度的往往是一些行政学家，着眼与行政改革与行政效率）；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一些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联合体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国内学者应对此予以关注。
最后，一些学者对政治制度的理解似乎不够全面 （ 当然，学者对政治制度的
定义还存在着争议 ） ，对一些非制度化的因素 如利益 集团、新闻控制等较少涉及。董 晓阳著《俄罗斯利益集团》 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开创。随着社会发展，不仅利益集团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利益集团对政治制度和实际政治影响越来越大，在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上，对这方面的研究应予以加强。
参考书目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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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政党制度的演变与发展》 /赵龙庚/《新视野》1999/2
《试论转轨时期俄罗斯的政党制度》 /王立新/《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9/5
《现代世界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论纲》 /刘开寿/《探索》2001/1
《普京执政后的俄罗斯政党制度改革》 /李兴耕/《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2
《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 /刘金东/《求实》2001/6
《西方政党体制理论：一种比较观点》 / 郇庆治 /《山东大学学报》2001/9
《从德国看政党政治的危机与改革前景》 /张世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2
《从安然破产案看美国政党制度之弊端》 /李启先/《前进论坛》2002/6
行政制度：
《 当代西方行政制度改革：取向与启示》 /张立荣/《求实》2001/10
《英国行政制度的现代化改革》 /孙迎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5
司法制度：
《美国司法制度的一大弊端——抗辩交易》张永泉 /《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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