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对成员国进行资金融通。但是，这种融资与一般的商业贷款不同，具有较为苛刻的条件和鲜明的政策性。例如，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国际金融领域重要的协调和仲裁者，对各国进行了经济援助和干预。但是，在IMF和各国达成的援助协议中，附加了以下条件：(1)整顿金融秩序，勒令部分金融机构破产，并对金融机构进行重组，使其尽快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金要求，但在此过程中必须保护存款者和债权人的利益；(2)开放金融市场，取消对外资参与本国金融机构的限制；(3)削减财政开支，紧缩经济，提出新年度的宏观经济预测指标（包括降低GDP增长率、遏制通货膨胀水平、改善国际收支）；(4)调整经济结构，进行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
事实上，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个以稳定各国间汇率关系为行动宗旨的国际组织来说，它提出的调整方案，或者说贷款的条件性，主要考虑的是危机国的外部经济均衡，同时总是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出发，鼓励各国经济开放和金融自由化。以韩国为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紧急援助的条件是：采取停业破产等手段整顿金融机构，开放贸易和金融市场，将1998年GDP的增长率控制在3%以内，将经常项目赤字控制在GDP的1%以内，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以内，为稳定市场提高利率水平等等。
基金组织认为，以上的措施有助于危机国家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首先，整顿金融部门、保护存款人利益是恢复市场信心、提高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其次，开放金融市场可以吸收国际先进的管理水平和先进技术，引进外资，同时可以在外国金融机构的竞争下，加速本国金融机构与国际接轨，加大改革步伐，提高经营效率；再次，削减财政开支、紧缩经济能够缩减有效需求，减少进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保持币值稳定；最后，调整经济结构能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从本质上增加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的竞争性，而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减少政府的干预则能使各国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从理论上讲，这些措施无可厚非。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危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援助，并要求这些国家进行金融改革，目的是使受援国得以避免更加严重的灾难。然而，IMF的救援引起了国际社会方方面面的关注，褒贬不一，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救援方案，国际经济界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1.IMF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元凶
米尔顿·弗里得曼和乔治·舒尔茨都认为，正是IMF对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救济导致了1997年爆发并且其影响一直持续的亚洲金融危机。所以，亚洲金融危机的元凶正是IMF。米尔顿·弗里得曼教授指出：“每当世界市场出现风险时，投机家都会得到IMF的援助而不会受到损失,这是不正常的。IMF用别人的钱鼓励投机，成了东亚的不稳定因素。救济由于愚蠢投资而受到打击的民间金融机构，这件事本身就是个错误。”他主张“将IMF解体”。
2.IMF开错了药方
一些经济专家认为，IMF给东南亚受援国开出的药方过于猛烈。东南亚国家的情况和墨西哥不同。墨西哥当年发生的危机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引起的，因此，IMF要求墨西哥实行财政和货币紧缩政策是对症下药；而亚洲国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市场机制和金融体制不健全，法制薄弱，从而导致人情风泛滥。要在亚洲国家推进改革，必须转变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模式，而IMF并没有这方面的改革建议。另一方面。IMF的改革方案直接影响了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例如，削减公共开支、增税及撤消对生活必需品的财政补贴等，使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更加困难。另外，勒令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私有化，关闭资金周转不灵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则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并造成社会动荡。
马丁·费尔德斯坦教授认为IMF为亚洲开错了药方。它不把主要着眼点放在调节成员国的经常收支上，却越来越重视对受援国进行大幅度的机构改革和制度改革，而这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都会给该国带来相反的结果。他认为，IMF应该提供的是基于专业知识之上的建议、劝告，IMF也不能利用救援的机会强求受援国进行与恢复往常收支不一定必要的、本应当由当事国的政治体制负责的那些经济改革。
3.让IMF回到它的原点上
原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认为，应该让IMF回到它的原点上。他指出，IMF导致政治不稳定因素增加的事例太多了。在对付这场危机的过程中，IMF自告奋勇承担了许多让人想象不到的职能，但对于自己的行为会给受援国带来多大的政治冲击一点没有把握。必须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创建一种新的金融管理体制，通过这个新体制来找出区分长期资本和投机资本的方法，缓和由于过剩的投机资本对全球规模的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冲击。而IMF必须回归到它的本来面目上去，那就是通过提供短期融资而为受援国提出咨询和建议。
4.IMF不仅救拯救了危机，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美国哈佛大学的R·库珀曾说过：“我们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发现了（IMF的）一些缺陷，但很快就纠正了。例如，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动作迟缓，但后来就设立了一个快速处理程序，并在韩国和巴西爆发危机时应用。当我们IMF或许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援助陷入危机的国家时，我们增加了经费，作出了新的安排，以便在紧急情况出现时能补充IMF的资源。做这些事情需要时间，但现在都做了。”曾任IMF总裁长达13年的米歇尔·康德苏无疑是IMF政策的最大拥护者。在他看来，IMF不仅拯救了陷入金融危机的东南亚经济，而且还促进了民主，推动了社会发展。
总而言之，在IMF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援助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IMF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失误频频，不仅反映其指导思想有误，而且决策机制有问题，说明它已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新时期的世界经济发展，因此，应抛弃IMF，建立全球中央银行，发行新的国际货币或者恢复金本位制度，建立新的国际监控机构，建立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国际金融风险的预警和防范体系，以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这种“另起炉灶”的方法虽然可以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货币新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却触及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势必遭受到发达国家的反对，短期内难以实现。另外一种观点认为，IMF虽有失误，但它作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机构，在国际货币领域中仍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不必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造，只要对其不适应新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的部分进行必要改革，使其不断完善就行了。这种意见以美国6点建议、法国12点建议，日本改革方案、西方七国财经首脑联合声明等为代表。它们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坚决反对一切试图脱离IMF的金融改革。由此可见，上述意见实际上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利益之争。
这两种意见不同之处还具体表现在对短期投资资本（又称国际游资）的流动是否需要监控的问题上。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15国集团领导人认为，金融自由化为国际短期资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快速流动，为其冲击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空间，是国际金融动荡的重要原因。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新兴市场国家资本项目过度开放的结果，是国际炒家的“杰作”之一。对冲（套利）基金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深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自由化要慎重，同时主张加强对国际资本特别是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发展中国家更应加强流入资本的管理，尤其要限制对冲基金的活动，以保证国际资本自由有序流动，保证发展中国家免受或少受国际炒家的冲击。他们的主张不仅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支持，而且得到发达国家不少专家学者的赞同。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实体外汇管制将为亚洲经济提供呼吸空间，使经济恢复增长”。但是，也有不少人，尤其是美国政府，反对对资本流动实行控制。他们一再强调资本自由化的好处，否认其负面影响。美国传统基金会认为，克服金融危机最有效的办法还得从投资自由化入手，反对采取任何投资管制的措施。有人甚至要求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内容，即赋予成员国控制资本流入和流出本国的自，同时要求将资本项目自由化写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章程。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从以上各个领域对IMF援助活动的批评中可以看出当今国际货体系暴露出的种种缺陷和不足。
第一，缺乏对投机资本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机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逃避金融管制，规避利率风险，大规模的国际金融创新开始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潮流。80年代，金融衍生工具成为最重要的金融创新内容，并将新产品的开发逐步演化为一种“金融工程”，金融衍生工具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国际银行和金融机构从事投机交易，并由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变成了最具风险的金融工具。国际金融创新的兴起为投机资本的活跃创造了条件，而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于每天活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数以万亿计的庞大投机资本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使得一些国际投机资本能够无所顾忌地进行金融投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
第二，缺乏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由于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使得国际金融危机越来越具有突发性，当问题引起普遍重视时往往为时已晚，错过了抑制金融危机的最佳时机。从亚洲金融危机看，在危机爆发前，很少有人料到这些国家会爆发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从传统的检测手段看，即便是在危机爆发前，东南亚国家也一直保持了良好的经济运行状况。
第三，缺乏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筹备阶段，IMF主要发起者美英就决意要在新成立的IMF舍弃一国一票制，而代之以一种“豪绅主义”的决策制度。由于当时美英占绝对主导地位，而小国基本没有发言权，因此顺利地通过了加权投票制，并将其作为基金决策规则。按照这一规则，在IMF中，每一会员国投票权的分配主要由各成员国所缴纳的基金份额决定，投票权与其基金的份额成正比。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这种投票权的分配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改革的呼声日趋高涨。
第四，对国际收支失衡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多边支付体系和货币的自由兑换。但是，除非国际收支失衡即将导致债务危机或金融危机危及以上两个目标，基金组织不会轻易出手。所以，目前庞大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往往还要依靠国际货币体系以外的力量来进行调节，并且，目前国际收支的调节主要依靠逆差国来完成。由于近年来发生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外汇短缺的问题本来就很严重，如果不想发生债务危机就只能紧缩国内经济，但这样又会使刚刚起步的经济陷于停滞，不得已又要举借外债，从而难逃重债国的厄运。
针对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制度缺陷，许多学者提出了改革建议。例如，托宾(Tobin,1982)建议对所有的货币兑换交易，包括远期交易，征收一个较低的税收，如0.25%。因为这个税收比较低，所以对商品和服务贸易、长期资本流动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对短期货币兑换的交易则是一个相对较大的成本，以此降低社会效用较低的短期交易，减少汇率波动。麦金农(McKinnon,1984)计划围绕三种货币，即世界经济中三个主要贸易集团的关键货币：美元（北美集团）、德国马克（欧洲共同体集团）和日元（亚洲集团）来进行。该计划打算在固定汇率基础上，至少在长期，建立新的国际货币本位。其最终目标是使这三个货币集团的国际贸易物品价格以三种货币中任何一种来表示都相同，即某种形式的绝对购买力平价是该体系的长期稳定器。威廉姆森和米勒(1987)建议主要国家的货币建立汇率目标区。该扩展的目标区建议与麦金农建议尽管目标不同，但都强调在稳定汇率方面进行多边合作。麦金农主张汇率固定，允许其在波幅(band)内自由浮动。克鲁格曼所赞同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回到一种固定但是可以调整的汇率体系。在走向这个最终目标时，人们应允许货币在一个很宽的区域内运动。他认为，这会缓和疯狂的投机性运动，同时并没有把汇率固定在一个狭窄的不可维持的波幅之内。
由上述不同的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出，理论界在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选择过程。在现实条件下，各个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为了克服分歧、达成共识，应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遵循以下的原则：
第一，以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繁荣为改革的最终目标。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任何国家和集团都想建立以自身利益为基础，由其主导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能否成功，新秩序能否建立，关键是能否找到共同利益。亚洲金融危机使各国认识到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在经济高度一体化、全球化的今天，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任何国家都不利。因此，保证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仅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立，都要以此为准绳。
第二，以保证国际资本的自由、有序流动为主要内容。要保证国际资本流动自由而有序，除了规范国际金融运行的一般行为外，还要制定监督国际资本投机的规则。这一职能可以赋予IMF，由其负责监控国际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以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并且帮助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及时解决经济发展和金融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构筑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国际金融风险预警和防范体系。只有这样，国际资本的流动才能既是自由的，又是有序的。
第三，要体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向纵深发展的今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依赖。离开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就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国际金融规则也难以制定和实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也只是一句空话。因此，改革要反映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废除一切歧视性规则，保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应有的地位和权利。
第四，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在当前国际金融动荡不定的情况下，改革要以稳定为前提条件，先易后难，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当前，矛盾的焦点是国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和过度投机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因此，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国际金融领域的监控和防范，以保证国际短期资本的自由和有序流动。其他改革可以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逐步展开。
【参考文献】
1.保罗·霍尔伍德、罗纳德，麦克唐纳.国际货币与金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姜波克，陆前进.汇率理论和政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3.萨奇.有关国际金融体系改造的若干困惑.国际经济评论，1999(3)
【摘要】最近美国奥巴马政府向国会提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的一揽子方案。本文评估了该方案的内容及其与美国利益的关系,分析了美国国会的立场,最后得出结论:美国为IMF提供支持的基本逻辑仍然是有效的,如果国会不通过奥巴马政府的请求,将可能损害金融信心,阻碍全球从危机中恢复。
【关键词】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资方案评估
在二十国集团(G20)伦敦峰会上,领导人建议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资源增加到现在的3倍,即7500亿美元。作为IMF成员国,美国需要出资,而美国向IMF出资需要得到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批准。下面对该方案的内容、其与美国利益的关系以及美国政府和国会之间的博弈进行剖析。
一、奥巴马一揽子方案的内容
奥巴马向国会提出的请求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将美国的一般份额出资从560亿美元增加到640亿美元;第二,将IMF的紧急信用额度从大约100亿美元增加到1100亿美元;第三,支持IMF通过出售黄金来满足IMF的大部分运营支出;第四,向以前没有被分配过SDR的国家分配适量的SDR。另外,IMF正在计划一项2500亿美元的SDR普遍分配,这需要美国财政部与国会协商但无需国会批准。下面依次对这些内容进行评述。
1、份额增资
各成员国主要以份额向IMF出资,IMF每5年进行一次份额总检查,来决定是否增加份额。尽管IMF曾经增加过几次份额,但IMF总的资金水平并未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以及资本流动的增长同步。
IMF理事会在2008年春天通过的份额增资方案将IMF总份额从大约3250亿美元增加到3570亿美元,其中美国需要增加的部分大约是80亿美元。份额代表了一国在IMF理事会和执董会的投票份量。作为IMF最大的出资国,美国拥有比任何其他单一成员国更多的投票权。IMF的重要决定必须获得85%的投票权支持,由于美国拥有IMF份额的17.09%和投票权的16.77%,因此能够实施一票否决权,新的份额增资方案并不改变美国一票否决的局面。G20领导人已经呼吁启动新一轮份额总检查,这一轮总检查应该不仅增加总份额,而且还加大向几个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占比。
2、新借款安排
如果IMF的份额资金不足以满足危机期间成员国的借款需求(1998年底曾发生这种情况),IMF可以动用新借款安排(NAB)。NAB可以动用26个国家高达500亿美元的储备。NAB于1990年代末成立至今只动用了一次,即在1998年12月向巴西提供贷款,巴西在1999年3月归还了该笔贷款。
伦敦峰会建议将NAB扩大5000亿美元。一旦实施,扩大后的NAB将替换日本和欧盟等国在2009年初发起的双边信贷工具。由于美国在NAB中大约占20%,因此美国将需要提供不超过1000亿美元的资金。如果有新的国家加入NAB,美国的出资额有可能减少。
NAB增资额比拟议中的份额增资额大10倍,但NAB只有在IMF份额资金不足以满足成员国危机借款需求的情况下才能被激活,同时激活需要包括美国在内的贷款方同意。在NAB增资上达成政治协议比同样数量的永久性份额增资要容易。
3、出售黄金
在IMF成立初期,成员国以黄金认缴他们份额的一部分,当时的价格是每盎司35美元,到现在黄金已经大幅增值到每盎司950美元左右,为IMF改变收入模式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从成立至今,IMF的运营费用一直来自于其贷款收益,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IMF除贷款外的其他活动成本也由借款人承担;第二,IMF的收入波动较大,而其支出则相对稳定。IMF旧的收入模式与其使命并不一致。
2007年1月,研究IMF可持续融资的委员会建议改变IMF的收入模式。该委员会在报告中提议出售403.3吨(12965649盎司,占IMF全部持有的3217吨黄金的12.5%)黄金并将所得放入一投资账户,账户受益将用于支付运营预算中与贷款无关的部分。报告认为投资受益和贷款收入将足以支付IMF的日常运营成本。2008年春季IMF执董会批准了这份报告并呈交IMF理事会讨论。假定金价是850美元一盎司,执董会的测算显示投资账户每年将获得4.75亿美元的额外受益。
4、特别提款权
特别提款权(SDR)是IMF发行的一种国际储备资产,成员国可将特别提款权兑换为美元、欧元或其他货币以应对暂时的支付困难。IMF在1970—1972年间和1979—1981年间总共分配了214亿SDR。
IMF通过两种方式向成员国分配SDR:特别分配和普遍分配。特别分配需要修改基金章程,因此须得到国会批准;普遍分配需要与国会磋商,但如果分配额不达到特定“门槛”,则并不需要国会批准。
(1)通过对章程的第四次修正进行特别分配。IMF对1981年后加入的成员国都没有分配SDR,这些国家占全部成员国数的20%。1997年9月,IMF理事会同意通过特别分配使所有成员国的累积SDR与其份额比例相匹配。克林顿政府拒绝将这一修正提交给国会。但其他国家都通过立法程序批准了这一修正,使同意特别分配的成员国的投票权累计达到78%。现在只需要美国批准就可以使这一特别分配生效,它将使发行在外SDR数翻倍,达到428亿(约相当于630亿美元)。
(2)普遍分配。在伦敦峰会上,G20领导人支持通过普遍分配的方式增发2500亿美元等值SDR,这将使发行在外SDR数大约增加四分之一。这一提议有助于补充资本流出国的储备,减轻通过货币贬值积累外汇储备的需求,从而避免贸易扭曲。美国将从普遍分配中得到280亿SDR,这些SDR将由财政部管理的汇率平稳基金持有。
二、IMF增资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增加IMF资源至少在六个方面促进了美国的利益。
第一,增强IMF的贷款能力有助于美国的出口和就业,同时提高金融市场的信心。美国与向IMF借款的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已经超过了每年4000亿美元,2008年美国向新兴市场国家出口总额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则超过1万亿美元。危机贷款有助于保持外国市场开放,避免潜在的货币崩溃。
第二,IMF增资有助于减轻中小国家向大国求助的倾向,分散大国应对危机的负担。在IMF总的增资额中,其他国家出资额超过美国的四倍,这对美国是非常划算的。如果采取单边行动,美国将不得不付出更多。
第三,由多边机构对借款国施加条件比贷款国政府采取单边行动更有利。同时单边贷款还会容易导致贷款条件产生冲突。
第四,维持一个强有力的多边金融机构减少了对地区性金融机构的需求。地区性金融安排的发展前景对美国利益的影响还不明朗,因此IMF继续作为解决危机的中心角色对美国有利,并能够协调双边、地区和多边关系。
第五,对危机的多边反应加强了美国外交政策和安全利益。全球经济危机可以看作是对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巴基斯坦、土耳其、乌克兰和其他中东欧国家已经纷纷与IMF展开贷款项目的磋商。许多其他国家,如韩国,尽管没有从IMF借款,也得益于IMF创造的市场信心。
第六,国会批准IMF增资方案将加强美国在危机应对中的领导力,缓和外国对美国在危机起源中扮演角色的谴责,并促使外国政府采取类似的危机救援方案。作为IMF的主要创始国、总部所在地以及唯一拥有否决权的国家,美国是IMF中唯一的最具影响力的成员。
三、美国国会在IMF增资中扮演的角色
国会在美国的IMF政策中扮演中心角色。美国关于IMF的最重要的决定,包括章程修订、份额增资、借款安排以及出售黄金等,都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尽管IMF在多方面推动了美国利益,但美国国会对IMF的态度一直都是摇摆不定的。
美国总体利益与国会对IMF的态度存在脱节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虽然IMF危机贷款支持了美国经济,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且贷款产生的效益是分散的,并不能直接使某利益集团或企业受益。因此,利益集团不可能将支持IMF列为其在华盛顿政治活动日程中较为优先的位置。
第二,与金融机构不同,IMF不能向议员选区的选民贷款或管理他们的资产;与联邦机构不同,IMF并不直接服务于国会议员的选区。在国会内部,与IMF相关的事务涉及到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银行、国际关系以及拨款委员会,责任相当分散。因此,很少有国会议员愿意为IMF说话。
第三,由于国会需要利用其对IMF议题的否决权与政府在国内问题上展开博弈,因此在国会内部对IMF完全反对的力量并不非常强大。
作为制定美国在IMF政策的部门,财政部是美国内支持IMF的主要力量。财政部可以依赖白宫推动国会立法或者根据实际情况直接向国会游说。当份额检查或章程修订摆上IMF日程,财政部会考虑国会的态度从而评估该项议题是否值得向国会游说,如果不值得,财政部会在IMF理事会会议上否决该项议案。在向国会提交立法请求后,财政部会寻求其他部门的协助,如商务部、国务院、国防部、私人利益团体和意见领袖,动员各个利益团体支持。但是这样的游说联盟并不稳定,而且发起游说联盟越来越难。最近美国政府除非万不得已尽量避免向国会请求通过有关IMF的法案,而且通常选择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发出请求。
四、结论
一、奥巴马一揽子方案的内容
奥巴马向国会提出的请求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将美国的一般份额出资从560亿美元增加到640亿美元;第二,将IMF的紧急信用额度从大约100亿美元增加到1100亿美元;第三,支持IMF通过出售黄金来满足IMF的大部分运营支出;第四,向以前没有被分配过SDR的国家分配适量的SDR。另外,IMF正在计划一项2500亿美元的SDR普遍分配,这需要美国财政部与国会协商但无需国会批准。下面依次对这些内容进行评述。
1、份额增资
各成员国主要以份额向IMF出资,IMF每5年进行一次份额总检查,来决定是否增加份额。尽管IMF曾经增加过几次份额,但IMF总的资金水平并未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以及资本流动的增长同步。
IMF理事会在2008年春天通过的份额增资方案将IMF总份额从大约3250亿美元增加到3570亿美元,其中美国需要增加的部分大约是80亿美元。份额代表了一国在IMF理事会和执董会的投票份量。作为IMF最大的出资国,美国拥有比任何其他单一成员国更多的投票权。IMF的重要决定必须获得85%的投票权支持,由于美国拥有IMF份额的17.09%和投票权的16.77%,因此能够实施一票否决权,新的份额增资方案并不改变美国一票否决的局面。G20领导人已经呼吁启动新一轮份额总检查,这一轮总检查应该不仅增加总份额,而且还加大向几个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占比。
2、新借款安排
如果IMF的份额资金不足以满足危机期间成员国的借款需求(1998年底曾发生这种情况),IMF可以动用新借款安排(NAB)。NAB可以动用26个国家高达500亿美元的储备。NAB于1990年代末成立至今只动用了一次,即在1998年12月向巴西提供贷款,巴西在1999年3月归还了该笔贷款。
伦敦峰会建议将NAB扩大5000亿美元。一旦实施,扩大后的NAB将替换日本和欧盟等国在2009年初发起的双边信贷工具。由于美国在NAB中大约占20%,因此美国将需要提供不超过1000亿美元的资金。如果有新的国家加入NAB,美国的出资额有可能减少。
NAB增资额比拟议中的份额增资额大10倍,但NAB只有在IMF份额资金不足以满足成员国危机借款需求的情况下才能被激活,同时激活需要包括美国在内的贷款方同意。在NAB增资上达成政治协议比同样数量的永久性份额增资要容易。
3、出售黄金
在IMF成立初期,成员国以黄金认缴他们份额的一部分,当时的价格是每盎司35美元,到现在黄金已经大幅增值到每盎司950美元左右,为IMF改变收入模式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从成立至今,IMF的运营费用一直来自于其贷款收益,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IMF除贷款外的其他活动成本也由借款人承担;第二,IMF的收入波动较大,而其支出则相对稳定。IMF旧的收入模式与其使命并不一致。
2007年1月,研究IMF可持续融资的委员会建议改变IMF的收入模式。该委员会在报告中提议出售403.3吨(12965649盎司,占IMF全部持有的3217吨黄金的12.5%)黄金并将所得放入一投资账户,账户受益将用于支付运营预算中与贷款无关的部分。报告认为投资受益和贷款收入将足以支付IMF的日常运营成本。2008年春季IMF执董会批准了这份报告并呈交IMF理事会讨论。假定金价是850美元一盎司,执董会的测算显示投资账户每年将获得4.75亿美元的额外受益。
4、特别提款权
特别提款权(SDR)是IMF发行的一种国际储备资产,成员国可将特别提款权兑换为美元、欧元或其他货币以应对暂时的支付困难。IMF在1970—1972年间和1979—1981年间总共分配了214亿SDR。
IMF通过两种方式向成员国分配SDR:特别分配和普遍分配。特别分配需要修改基金章程,因此须得到国会批准;普遍分配需要与国会磋商,但如果分配额不达到特定“门槛”,则并不需要国会批准。
(1)通过对章程的第四次修正进行特别分配。IMF对1981年后加入的成员国都没有分配SDR,这些国家占全部成员国数的20%。1997年9月,IMF理事会同意通过特别分配使所有成员国的累积SDR与其份额比例相匹配。克林顿政府拒绝将这一修正提交给国会。但其他国家都通过立法程序批准了这一修正,使同意特别分配的成员国的投票权累计达到78%。现在只需要美国批准就可以使这一特别分配生效,它将使发行在外SDR数翻倍,达到428亿(约相当于630亿美元)。
(2)普遍分配。在伦敦峰会上,G20领导人支持通过普遍分配的方式增发2500亿美元等值SDR,这将使发行在外SDR数大约增加四分之一。这一提议有助于补充资本流出国的储备,减轻通过货币贬值积累外汇储备的需求,从而避免贸易扭曲。美国将从普遍分配中得到280亿SDR,这些SDR将由财政部管理的汇率平稳基金持有。
二、IMF增资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增加IMF资源至少在六个方面促进了美国的利益。
第一,增强IMF的贷款能力有助于美国的出口和就业,同时提高金融市场的信心。美国与向IMF借款的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已经超过了每年4000亿美元,2008年美国向新兴市场国家出口总额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则超过1万亿美元。危机贷款有助于保持外国市场开放,避免潜在的货币崩溃。
第二,IMF增资有助于减轻中小国家向大国求助的倾向,分散大国应对危机的负担。在IMF总的增资额中,其他国家出资额超过美国的四倍,这对美国是非常划算的。如果采取单边行动,美国将不得不付出更多。
第三,由多边机构对借款国施加条件比贷款国政府采取单边行动更有利。同时单边贷款还会容易导致贷款条件产生冲突。
第四,维持一个强有力的多边金融机构减少了对地区性金融机构的需求。地区性金融安排的发展前景对美国利益的影响还不明朗,因此IMF继续作为解决危机的中心角色对美国有利,并能够协调双边、地区和多边关系。
第五,对危机的多边反应加强了美国外交政策和安全利益。全球经济危机可以看作是对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巴基斯坦、土耳其、乌克兰和其他中东欧国家已经纷纷与IMF展开贷款项目的磋商。许多其他国家,如韩国,尽管没有从IMF借款,也得益于IMF创造的市场信心。
第六,国会批准IMF增资方案将加强美国在危机应对中的领导力,缓和外国对美国在危机起源中扮演角色的谴责,并促使外国政府采取类似的危机救援方案。作为IMF的主要创始国、总部所在地以及唯一拥有否决权的国家,美国是IMF中唯一的最具影响力的成员。
三、美国国会在IMF增资中扮演的角色
国会在美国的IMF政策中扮演中心角色。美国关于IMF的最重要的决定,包括章程修订、份额增资、借款安排以及出售黄金等,都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尽管IMF在多方面推动了美国利益,但美国国会对IMF的态度一直都是摇摆不定的。
美国总体利益与国会对IMF的态度存在脱节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虽然IMF危机贷款支持了美国经济,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且贷款产生的效益是分散的,并不能直接使某利益集团或企业受益。因此,利益集团不可能将支持IMF列为其在华盛顿政治活动日程中较为优先的位置。
第二,与金融机构不同,IMF不能向议员选区的选民贷款或管理他们的资产;与联邦机构不同,IMF并不直接服务于国会议员的选区。在国会内部,与IMF相关的事务涉及到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银行、国际关系以及拨款委员会,责任相当分散。因此,很少有国会议员愿意为IMF说话。
第三,由于国会需要利用其对IMF议题的否决权与政府在国内问题上展开博弈,因此在国会内部对IMF完全反对的力量并不非常强大。
作为制定美国在IMF政策的部门,财政部是美国内支持IMF的主要力量。财政部可以依赖白宫推动国会立法或者根据实际情况直接向国会游说。当份额检查或章程修订摆上IMF日程,财政部会考虑国会的态度从而评估该项议题是否值得向国会游说,如果不值得,财政部会在IMF理事会会议上否决该项议案。在向国会提交立法请求后,财政部会寻求其他部门的协助,如商务部、国务院、国防部、私人利益团体和意见领袖,动员各个利益团体支持。但是这样的游说联盟并不稳定,而且发起游说联盟越来越难。最近美国政府除非万不得已尽量避免向国会请求通过有关IMF的法案,而且通常选择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发出请求。
四、结论
本文评估了美国向IMF出资的一揽子方案的内容及其与美国利益的关系,并分析了政府与国会在IMF事务上的博弈。在伦敦峰会上,G20领导人认为IMF对私人资本市场的扩张不是阻碍而是有效的补充,而且IMF在稳定市场以及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重要,因此G20主要依靠IMF应对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加强IMF能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和保持各国市场对外开放,从而有助于推动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利益。
美国国会通过增资方案对保持美国在国际经济关系和外交事务的领导权至关重要。国会的支持将会维持美国自1944年IMF成立以来所拥有的领导权。反之,如果国会不支持在危机期间通过上述法案将不仅会损害全球经济恢复,而且会削弱美国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尚军、袁炳忠、谢栋风:G20伦敦峰会同意为IMF增资至7500亿美元[N].中国青年报,2009-04-03.
关键词：MFS；广义货币总量；加权货币总量；货币服务指数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3―0026 03
中图分类号：F832．O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06－12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国货币与金融统计体系及其国际接轨》(批准号：02CTJ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任英华(1975－)，女，浙江东阳人，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统计与风险管理，国际贸易与投资；许涤龙(1962-)，男，湖南衡阳人，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与金融统计。
一、引言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五种基本类型，即汇率目标、货币总量目标、利率目标、通胀目标、隐性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总量目标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基本类型之一，我国目前采用简单加总的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但有不少学者对目前这种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提出了异议：如李卓，高岚(2004)从相关性、可控性、可测性、抗干扰性等四个角度对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效果的分析表明：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存在很多问题，应该另行选择。封思贤(2006)通过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IRF)、方差分解分析等经济计量方法，对我国现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正不断降低，实际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实施效果好于货币供应量。尹中立(2006)认为以货币总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该目标越来越难以琢磨，其中原因很多，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发展是影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稳定性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研究均表明，我国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实施效果存在一定的问题。
笔者认为，无论是放弃还是坚持以货币总量目标作为中介目标，有一点是必须要明确的，即货币总量统计在货币政策制定及其对整个宏观调控、对经济金融政策的信息支撑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测度货币总量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对货币的控制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和物价水平的稳定。因此，科学测度货币总量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今后也仍然是货币与金融统计工作的一个中心工作和任务。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0年推出的《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简称MFS)是目前世界编制或公布经济和金融数据的国际标准，对各国金融统计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本文拟通过对《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简称MFS)这一国际准则中关于货币总量测度的研究，以期从中得到启示，从而为我国货币总量科学测度提供参考。
二、MFS货币总量测度研究
(一)广义货币总量的界定
MFS所定义的货币概念是广义范畴的。MFS认为，狭义货币通常被定义为包括货币和可转让存款，而金融创新却削弱了狭义货币对于政策目的的有用性，广义货币则能较好地适用于政策目的。因此，MFS认为，广义货币总量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有以下三个基本方面：1．属于广义货币的金融资产；2．货币的持有部门；3．货币的发行部门。
MFS这个定义实际上是在探讨可纳入货币总量的组成部分。第一方面说明哪些金融资产可以纳入广义货币，这是选择货币总量组成部分的主要特性。几乎所有的金融资产都有“货币性”，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哪些金融资产是广义货币，哪些不是，一般可从货币的流动性、储藏价值功能和其他基本特性如法定货币、可转让性、可分割性、期限、交易成本、盈利性等角度判断。例如：货币和可转让存款是流动性最强的金融资产，属于广义货币。它们的货币特征可概括为：是法定货币；具有广为接受性；零期限，可直接用于支付；无交易成本或交易成本很低；可分割成更小的单位。
第二方面说明哪些部门持有的金融资产可以纳入广义货币。根据定义，货币持有部门通常包括除存款性公司和中央政府之外的所有居民部门。也就是说，货币持有者一般包括：1．公共和其他非金融性公司；2．中央政府之外的其他政府单位；3．住户和为住户提供服务的非营利机构；4．金融性公司部门中除存款性公司分部门(即中央银行和其他存款性公司)之外的所有机构单位。
第三方面说明哪些部门发行被持有者持有的金融资产可以纳入广义货币。货币发行部门通常包括中央银行和其他存款性公司。中央银行发行本国货币，也可以发行包括在广义货币中的存款或证券。其他存款性公司吸收的存款可看作是其发行的存款凭证，是创造存款货币的部门。
MFS广义货币总量概念的提出，就有了一种统一的“格式”为有关国家编制广义货币总量，从而有利于进行国际对比，解决了各国因货币定义不同而导致的无法比较的问题。
(二)流动性总量的界定
MFS提倡各国在编制广义货币总量时，还可以对流动性总量进行测度。对于流动性总量，MFS是这样定义的：除了广义货币负债之外，流动性总量还包括其他被认为具有一定流动性，但还不足以纳入国家定义的广义货币之内的金融资产。也就是说，流动性总量的组成包括两个部分，即广义货币的组成部分和具有一定流动性的其他负债。流动性总量在负债的类型和涵盖的发行部门这两方面比广义货币的范围要广。
进行流动性总量的测度的原因是，MFS认为，有些金融资产货币性强弱的判断并不是十分清楚，这样就使一些具有一定流动性，但还不足以纳入国家定义的广义货币之内的金融资产被排除在统计监测之外。为了扩大货币监测的范围，MFS建议各国根据需要除了统计监测广义货币之外，还可统计监测流动性总量。
(三)MFS货币总量测度方法评价
MFS主张的货币总量测度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1．简单加总法。简单加总法是先根据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来划分货币供应量层次，然后将不同层次的货币总量指标如M1、M2、M3等，按各自包括的组成部分以相等的权数简单相加。这种方法由于计量简明，因此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纳。但这种传统的货币总量计量方法也受到了批评，主要是因为该方法的基本假设与微观经济理论相悖。该方法假设货币资产的持有者将构成货币总量的各类货币资产看做是完全的替代品，因此在计算时赋予各类货币资产相同的权重，例如M2中的现金、支票存款、储蓄存款与定期存款等各项货币资产的权重都等于1。然而，根据微观经济学的需求理论，人们之所以持有不同货币，原因在于不同货币的交易职能和价值储藏手段是有差异的。就交易职能而言，人们会选择具有高流动性的货币资产；而对于价值储
藏手段，人们会选择能够保值的货币资产。也就是说，实际上，货币持有者并不认为这些货币资产具有完全替代性。
2．加权汇总法。该方法考虑到了不同货币性资产的不完全替代性。由于货币总量是由各种流动性不同(或货币性有差别)的金融资产构成的，因此，可按流动性的不同程度(或货币性的程度)确定各组成部分的权重(大于0小于1)，然后求出货币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加权平均总量，这一货币总量就是货币的加权度量，通常称之为加权货币总量。
常用的货币总量有货币服务总量和拉式加权货币服务总量。由于货币服务总量度量了服务性流量，因而不能与货币存量直接比较。因此，人们更愿意使用指数的形式来反映货币的增长情况，如拉式货币服务指数和Divisia货币服务指数就是目前主要使用的两种总量指数。这种统计指数可以反映所有货币服务总量的动态及平均变化程度，它提供了度量货币增长的另一种形式。各种货币总量和货币服务指数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1)货币服务总量
由于货币资产是一种提供货币服务的耐用品，因此，对货币所提供服务的度量，可称为货币服务总量，其计算方法为：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式中：TMS是t期的货币服务总量；m是第i种金融工具的数量。式(1)表示对所有金融工具货币性的一个总的衡量，即将每一种金融工具的服务加总的结果。
(2)拉式加权货币服务总量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式中：LWMS是第i种金融工具在第t期的拉氏加权货币服务总量；r是第i种工具在基期的收益率；是作为参照物的某种金融工具在基期的基准利率。
(3)拉式货币服务指数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式中：LWSI是第t期的拉式货币服务指数；m是第i种金融工具基期的数量。r是基期作为参照物的金融工具的基准利率；r是第i种工具的收益率。由于拉氏指数使用固定基期权数，因此，用这种方法度量时，可不受一定时期利率变化的影响。
(4)Divisia货币服务指数
该指数是由巴内特(Barnett，1980)将微观经济总量理论、统计指数理论与货币理论结合起来，通过解消费者最优选择问题而导出的。该指数以货币资产的机会成本来建立权数加总各种货币资产。持有货币资产的机会成本，也叫“使用者成本”(usercost)。持有每一种货币资产的开支(该种货币资产总量×使用者成本)占持有全部货币资产的总开支的比重，就是该种货币资产在货币总量中的权重。显然，如果某项货币资产的流动性强，则收益率低，与基准利率的差值大，在货币总量中的相对权重就增加。在离散时间情况下，Divisi货币数量指数可表示为：
式中：D为第t期的Divisa货币总量；为第i种货币资产占总支出的比重；m是第i种货币资产在时刻t的数量；p是第i种货币资产在时刻t的机会成本，或称价格，它是由第i种货币资产的自身收益与某一基准利率决定的，其计算公式为是基准利率；是第i种货币资产的自身收益，ro是极小的常数。公式(4)表示Divisa货币总量的增长率等于各货币资产的增长率按其支出的比重加权加总。由于该指数的权重表现为每一种货币提供服务占所有货币资产提供服务总量的比重，这样，以加权的方式就能体现不同货币层次的结构，进而对宏观经济指标予以反映。因此，Divisia货币服务指数可以很好地体现各货币层次由于流动性、安全性、机会成本带来的结构上的差异。
三、借鉴MFS，科学测度我国货币总量的建议
通过对MFS货币总量测度方法的解读和评价，在我国货币总量测度具体操作上，笔者认为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研究和改进。
(一)把握好选择标准，是科学测度货币总量的前提和关键
货币总量的选择总是要结合政策目标，选取可用于宏观经济分析的货币总量。MFS认为选择的标准一般有以下几点：一是货币总量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要有可预见的关系为准，具体包括价格总水平、国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及其组成部分)、国际收支的组成部分。二是货币总量与中介目标变量之间要有可预见的关系，如货币总量与利率、基础货币。三是要考虑中央银行使用货币政策工具的可预见效果，具体包括对中介目标变量的影响、对货币总量的间接影响等。从目前简单加总的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总量的实施效果来看，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这又恰好是我们研究和改进的突破口。因此，把握好选择标准，是科学测度货币总量的前提和关键。
(二)扩大货币总量统计机构范围，并编制金融性公司概览，以完善货币总量基础数据的来源
货币基础数据的提供，是正确统计货币总量的基础。与MFS相比较，我国的货币总量统计也是在金融性公司分类的基础上，对报表数据逐级汇总、合并和轧差而形成的。与MFS略不同的是，我国货币总量统计采取两种并行的表述方式：一是单独编制货币供应量统计表、基础货币统计表等；二是按MFS的要求编制货币当局等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以及存款性公司概览。在机构范围上，我国货币总量统计的覆盖的金融机构只有存款性公司，其他金融性公司不包括在内。我国应按照MFS的要求，尽快编制金融性公司概览，与国际标准相接轨。
(三)积极修订货币供应量层次，进一步改善货币总量测度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现阶段，我国根据国际通用原则，以货币流动性差别作为划分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的标准，把货币供应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Mo：流通中现金；M1(即货币)：Mo+活期存款；M2：M1+准货币(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其他存款)。考虑到金融创新的影响，对货币统计口径主要作过2次修订：第一次是从2001年7月起，将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计入广义货币供应量(M2)；第二次是2002年初，将在中国的外资、合资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存款业务，分别计入了不同层次的货币供应量。由于金融创新的影响，使货币属性的界线不像以前那样分明了。人们对于目前这种货币供应层次划分仍存在很大的分歧。基于这些变化，我国应尽快研究并积极应对金融创新对货币总量统计的影响，对货币总量计量的口径作相应的调整。在科学计量货币总量时还要考虑统计口径要符合国际通行的原则，与国际通行准则的货币计量方式有可比性。
(四)试编加权货币总量，使其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辅助工具
目前我国货币供应总量是按简单加总的方法计算的，由于简单加总的货币总量与产出和物价的稳定关系受到金融创新的影响，难以准确地描述货币作为交易中介的本质及其对其他宏观经济指标的影响，难以有效地测定货币需求。因此，探索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并与经济变量之间相关性程度高的货币定义，对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都有很大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李治国，施月华(2003)就认为，Divisia货币数量指数充分考虑了货币总量中各类资产的货币性职能，可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辅助工具。因此，我国实际部门和理论界应加强加权货币总量，特别是货币服务指数(monetary services index)体系的研究和构建，以提高中央银行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
(五)增加流动性总量的统计，扩大货币监测范围
要使货币总量更好地担当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角色，我们认为，扩大货币监测范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MFS中流动性总量的提出，告诉我们建立一种比广义货币更广义的测度也是可能的。世界上有些国家如日本已开始统计流动性总量，我国目前尚未正式统计流动性总量。因此，我国应加强对流动性总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以扩大货币监测范围。
参考文献：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R]，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MFS)，2000．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许涤龙等译，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MFS)[J]，金融学家,2001年专刊。
[3]尹中立，重启IPO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J]，中国金 融,2006,(14)．
[4]李卓，高岚，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思考[J]，浙江金,2004,(1－2)．
关键词：金融危机；基础货币；货币乘数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ovements of monetary multiplier around financial crisis in China，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a's monetary multiplier and macroeconomic volatility cycle are basically consistent. Money multiplier and money supply trends indicate that changes in the operation of monetary policy is still in rough shape， and components by monetary multiplier and the money multiplier itself changes the conclusion does not conform to traditional theory.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change the mode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and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multi-layered financial market，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monetary policy operations.
Key Words：financial crisis，monetary base，money multiplier
中图分类号：F832.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2）02-0023-05
一、引言
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金融市场和我国金融体系均充斥着大量流动性。我们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为基本指标对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我国宏观经济状况进行分析（见图1）。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CPI在流动性过剩的影响下不断攀升，并于2008年2月达到了8.7%。随后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国内需求和出口不断下降，CPI也开始下滑。在2008年末，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此后，为抑制不断攀升的CPI，政策当局又出台相应的紧缩政策，直到2011年8月CPI才有所下降。与此同时，相应的宏观经济增速也开始下滑。比如在2011年，GDP增速呈逐季下降趋势，前三个季度分别同比增长了9.7%、9.6%和9.4%。因此，图中的CPI走势能清晰反映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在我国，货币供应量对宏观经济运行影响巨大，但货币供应量的重要决定变量――货币乘数的变动周期是否与宏观经济运行基本吻合？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
图1：金融危机前后我国消费物价指数（CPI）走势
二、金融危机前后我国货币乘数变动的基本判断
货币供给的基本公式为： ，其中 为货币供应量， 为货币乘数， 为基础货币。我们定义流通中的现金为 ；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为 ；储蓄存款为 ；基础货币 ，其中 为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现金比率 ；准备金率 ；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的比率 ；储蓄存款与活期存款比率 。因此，狭义（m1）和广义（m2）的货币乘数分别为：
因此，货币乘数是由现金比率、准备金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之比和储蓄存款与活期存款之比共同决定。如果分析货币乘数变动趋势，必须分析货币乘数的各个影响因素。
（一）金融危机前后我国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
图2反映了我国金融危机前后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图中显示，狭义货币乘数 自2007年1月到2011年10月的波动幅度比较平稳，其最高点在2007年1月，为1.812387；最低点在2011年9月，为1.289877。从波动幅度来看， 从2007年1月至2008年底是逐月下降的，特别是在2008年 基本上在1.45与1.35之间进行波动，这也是受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一年。随着2008年底经济政策的调整， 又开始逐月上涨，一直延续到2011年，在央行稳健货币政策的影响下， 才开始下降。
图2：金融危机前后狭义和广义货币乘数的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Wind咨询。
广义货币乘数 的变动趋势比较明显。随着金融危机爆发直到2008年末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不断下降。在2008年底，随着经济政策的调整， 开始进入上升通道，并在2011年随着货币政策转向才开始下跌。 的变动趋势和 基本一致，只是波动幅度大于 。
（二）金融危机前后我国货币乘数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动趋势分析
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周期性变动能够引致宏观经济的波动，因此货币乘数的周期性变动也能产生类似影响。以下以CPI和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宏观经济周期衡量指标，由此分析货币乘数与宏观经济周期的变动趋势。
图3：我国货币乘数与CPI的变动趋势分析
数据来源：Wind咨询。
1. 我国货币乘数与CPI的变动趋势分析。图3反映了广义货币乘数与物价的变动趋势，我们以CPI来代表物价。图中并不能反映货币乘数与物价周期性变动的一致性。但如果考虑货币政策的“滞后性”，两者的周期性变动还是趋于一致的。比如，货币乘数从2007年4月到2008年3月处于下降周期，而CPI在2008年1月到2009年1月处于下降周期，CPI的下降周期比货币乘数晚了将近一年。随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货币乘数从2009年1月到2010年初处于上升通道，而CPI在2009年8月达到低谷以后，于2009年10月开始上升，该周期一直延续到2011年7月。这两个阶段均显示了货币政策的滞后性，滞后期间在8个月到1年不等。因此，图中结果并不代表我国物价变动与货币乘数周期不具有吻合性，而是因为货币乘数滞后性影响的结果。
图4：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分析
数据来源：Wind咨询。注：固定资产数据单位：%
2. 我国货币乘数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动趋势分析。图4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累积同比增速与货币乘数变动趋势图。图中显示，自2008年初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积同比增速与货币乘数的变动周期基本是一致的。比如，自2008年初到2009年6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积同比增速和货币乘数均处于上升区间；自2009年8月到2011年8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积同比增速处于下降通道，虽然伴随一个小幅的上涨区间，但基本上与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一致。
总之，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CPI指标和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积同比增速指标均显示了我国宏观经济与货币乘数周期性变动的一致性。
三、金融危机前后我国货币乘数变动的结构性分析
（一）货币乘数变动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货币供应量的基本决定方程为： 。我们对该方程进行全微分，可以得到：
在上述式子中， 为基础货币变化所引起的货币供应量变化，而 为货币乘数变化所引起的货币供应量变化。我们对上面的式子进行整理，得到：
即：
因此，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可以分解为基础货币增长率与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给定货币乘数增长率，基础货币变动1个百分点会使货币供应量相应变动1个百分点。若给定基础货币增长率，货币乘数变动1个百分点也会使货币供应量相应变动1个百分点。
图5：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的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Wind咨询。
图6：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的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Wind咨询。
图5反映了狭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的变动趋势；图6反映了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的变动趋势。图中显示，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基本上高于实际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说明在我国宏观经济中，货币政策并没有使足够多的货币供给流入实体经济，而是流入房地产和股票等虚拟经济，由此导致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高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对两幅图的变动趋势具体分析可知，自2008年底到2010年4月，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之间的差异要大于2007年1月到2008年底和2010年4月到2011年10月这两个区间，这主要是由于在金融危机影响下，虽然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比较大，但由于市场信心不足，公众更愿意持有现金，商业银行也愿意持有更多的流动性而产生“惜贷”，因此导致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远远低于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但在2010年4月以后，随着实体经济逐渐恢复，公众市场信心也开始转变，这使得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的差距逐渐缩小。
（二）现金比率的变动对货币乘数的影响
现金比率是货币乘数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西方经济理论，如果将现金作为微观主体所持有的资产组合的一部分，市场利率、人均可支配收入、证券投资收益率以及价格水平的变动均会影响微观主体所持有的现金占其资产总量之比。具体而言，市场利率、人均可支配收入、证券投资收益率以及价格水平的上升都会引起人们所持有的现金比率下降。根据货币乘数公式，可以得到：
这两个公式都是小于零的，由此可以看出现金比率与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是相反的。
图7：广义、狭义货币乘数与现金比率的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Wind咨询。
图7反映了货币乘数与现金比率的变动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虽然现金比率变动趋势比较平稳，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现金比率与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基本上符合反向趋势。现金比率分别在2008年1月、2009年1月和2011年2月达到最高值，这三点也分别是广义货币乘数和狭义货币乘数的最低点。从图中还可以看出，现金比率和狭义货币乘数的反向变动趋势并不是很明显，但与广义货币乘数的反向变动趋势比较明显，其下降和上升区间分别对应于广义货币乘数的上升和下降区间。
（三）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之比的变动对货币乘数的影响
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比率也是货币乘数的主要组成部分。与现金比率类似，影响该比率的主要因素包括定期存款利率、人均可支配收入、证券投资利率和价格水平等。一般而言，证券投资利率与该比率呈反方向变动；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会使投资者更多地持有定期存款，因此该比率上升；定期存款利率的上升也会使该比率上升。根据货币乘数的基本公式，可以得到该比率对货币乘数的影响方式，即：
在这两个公式中，第一个是小于零的，第二个是大于零的。因此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之比与狭义货币乘数呈反方向变动，与广义货币乘数呈同方向变动。
图8：广义、狭义货币乘数与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比率的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Wind咨询。
图8反映了该比率与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首先来看该比率和广义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从理论上来讲，该比率与广义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是同方向的，但图中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一结论，比如从2007年1月到2008年9月，以及2009年9月到2010年9月，该比率均是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状态，但是广义货币乘数从2007年1月到2008年9月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同时从2009年9月到2010年9月，广义货币乘数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倒U”型状态，因此该比率与广义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并不符合“同方向”结论。其次来看该比率与狭义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理论上认为该比率与狭义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是反方向的，图中数据不完全支持这一结论。比如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9月，该比率和狭义货币乘数均不断上升，但从2009年9月到2010年初，该比率不断下降，而狭义货币乘数却不断上升。
（四）储蓄存款和活期存款之比的变动对货币乘数的影响
对于储蓄存款和活期存款之比而言，储蓄存款利率、证券投资收益率、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价格水平等因素也是影响其变动的主要因素。比如，储蓄存款利率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会使人们更多地持有储蓄存款，致使该比率上升；证券投资收益率的上升会使人们更多地持有证券，导致该比率下降。同时，传统的社会文化等因素也会对该比率造成影响。根据货币乘数公式，可以得到该比率对货币乘数的影响方式，即：
因此，该比率对狭义货币乘数的影响是反方向的，对广义货币乘数的影响是正方向的。
图9：广义、狭义货币乘数与储蓄存款和活期存款比率的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Wind咨询。
图9反映了该比率与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首先来分析该比率与狭义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从理论上来讲，该比率对狭义货币乘数的影响是反方向的，图中的数据并不完全支持这一结论，比如从2007年初到2007年10月，该比率从1.7886下降到1.4094，狭义货币乘数从1.8124下降到1.6824，两者均是呈下降趋势，但从2008年1月到2008年12月，该比率小幅上升，原因可能是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投资者对经济前景信心不足，导致储蓄存款的增加。在这一段时期内，狭义货币乘数则从1.459下降到1.316，两者的变动趋势是相反的，所以图9并不完全支持两者反向变动的结论。其次分析该比率与广义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理论上认为该比率与广义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是同方向的，图中的数据也不完全支持这一结论。比如从2007年初到2007年底，该比率不断下降，同时广义货币乘数也是不断下降的，从4.8135下降到3.9406。2009年1月到2009年9月广义货币乘数不断上升，从3.9603上升到4.5912，而这段时期的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比率却不断下降，从1.8782下降至1.4968。
四、结论及启示
第一，货币乘数变动趋势基本上与宏观经济周期相吻合。数据显示，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基本上与宏观经济运行周期相吻合，货币乘数的变动能够对宏观经济波动作出很好的解释。同时货币乘数一般先于CPI变动，因此也支持经济理论中“货币政策滞后性”这一结论。
第二，理论上来讲，对于货币乘数增长率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而言，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应等于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但在我国，不管是狭义还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其增长率总小于基础货币增长率和货币乘数增长率之和。
第三，从货币乘数各个组成的变动趋势来看，现金比率与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基本上支持经济理论的结论，而储蓄存款与活期存款比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比率与货币乘数的变动趋势并不完全支持。
由此可得到如下几点启示：首先，改变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以来，受各种因素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运用仍较粗放，大量货币没有流入实体经济。应在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通过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升级相配合，引导货币更多地流入实体部门，这样不仅可以防止货币流入资产市场所引起的资产价格泡沫，还可以提高货币政策的调控效率。其次，应该逐步改变侧重使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实现利率和汇率等价格变量的市场化，使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来调控货币供应量，这样有利于货币政策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再次，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扩大投资品种的种类，逐步放开资产定价管制，使投资者可以自主选择投资渠道，引导资金的合理流动。
参考文献：
关键词：电子货币；货币发行；铸币税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11-0014-04
一、研究现状
电子货币的发行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中，电子货币发行对央行垄断的货币发行权形成的挑战是讨论的一个焦点。多数学者认为电子货币发行对央行货币发行的垄断权产生了冲击。梁歌春(2004)和李成、刘社芳(2004)认为电子货币替代现金，使央行的现金发行减少，导致央行铸币税损失；同时，电子货币发行主体多元化，也对央行垄断货币发行权造成了威胁，使央行“发行的银行”的地位受到挑战。欧阳勇、唐晓林(2004)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央行货币发行权是指央行垄断基础货币的发行权，电子货币减少现金流通，但通过增加银行存款增加等额的准备金(法定准备+超额准备)，电子货币没有减少基础货币，因而电子货币不能完全代替现金，电子货币对央行垄断的货币发行权不会造成影响。
本文通过会计分析剖析央行货币发行的内涵和机制，通过讨论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商业企业发行电子货币的情况存而不论)发行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和自身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分析电子货币发行的内在机理以及电子货币发行如何对央行垄断的货币发行权产生影响。
二、央行货币发行的职能和机制
央行的货币发行指央行通过增加资产发行现钞，进而增加基础货币(基础货币=现金+准备金。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基础货币=发行货币+法定准备金+超额准备金)的行为；央行垄断货币发行权即指央行对基础货币发行的垄断权。央行发行基础货币的程序如图1，央行在发行基础货币的过程中获得了全部发行货币的铸币税(不论是以现钞面值减印刷成本计算铸币税，还是以货币发行引致央行资产增加带来的收益计算)。
就现钞流通而言，商业银行减少超额准备会增加流通中现金，但是对基础货币没有影响，因此，上述商业银行的行为不会增加货币发行(见图2)，从这个渠道流通出去的现金不属于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行为，商业银行的行为对基础货币没有影响，但是，其行为增加流通中现金，从而增加狭义货币，进而影响广义货币，因此，对货币总量产生影响。(见图3和图4)。
三、电子货币的发行与流通中现金和基础货币
电子货币由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甚至一些企业发行(我们只讨论商业银行的电子货币发行)。电子货币的发行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电子货币作为现金替代和预付费用发行，另一种是电子货币作为债权形式发行。
(一)发行作为现金替代和预付费的电子货币
这种发行对流通中现金有影响，但是没有增加货币发行，其过程如下：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
上述发行过程中，商业银行在发行电子货币的时候，客户是用其在该银行的活期存款购买的，这种情况符合目前商业银行的业务情况：以活期存款为依据申请电子货币――银行卡。从图5看，这个过程减少了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是其超额储备，而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的减少，或者等额增加流通中现金(现金进入流通领域)，或者等额增加了另一家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现金作为存款流入另一家银行)，因此，这种电子货币发行对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没有影响，也不会增减基础货币。如果客户用现金购买银行卡办理活期存款的同时办理银行卡和用现金购买银行卡类似。这种方式和其他企业发行电子货币的效果相同，故不另外分析。，商业银行把增加的活期存款存入央行的准备金账户，流通中现金减少，但是基础货币仍然没有减少(见图6)。
如果商业银行发行电子货币所得的现金资产留存在商业银行的现金库房(准备金)或者发放贷款(流通中现金)，对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没有影响电子货币发行对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可能造成影响，由于法定准备金率的原因会影响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负债一方的结构――法定准备和发行货币等量增减，但基础货币仍然没有变化。，没有减少或者增加基础货币，这种形式的电子货币发行对央行的货币发行没有影响。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这种情况：即客户用现金购买银行卡，商业银行把所有现金存入中央银行的准备金账户上。为了以下的说明具有代表性，假设一个极端的情况：一个经济中所有在银行体系之外流通的现金资产都兑换成电子货币，而所有购买了电子货币的现金都回流到中央银行。
进一步假设：在这样极端的情况下，所有的流通中现金都回流到中央银行，央行的现钞发行为零。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情况下，央行垄断的基础货币发行权是否被商业银行等商业企业所代替。这里改用央行货币发行的收入――铸币税，来衡量其货币发行的权力。央行货币发行的垄断权体现在其铸币税收入的垄断权之上，电子货币发行对央行货币发行的挑战最终表现为是否对央行铸币税收入的冲击。把货币发行的铸币税定义为央行发行钞票的票面值和印刷成本之差，如果忽略印刷成本，那么铸币税就是央行发行钞票的票面值。央行发行钞票的铸币税，从央行的资产一方看是央行发行钞票所购买的资产数量，即现钞发行增加的央行资产(如果把铸币税视作央行由于发行货币增加的资产带来的净收益，以下的解释同样有效)。假设央行发行的现钞总量是1000单位，通过购买证券发行出去(忽略居民，假设经济中只有企业)，于是，我们有：
如果商业银行把这1000单位的现金发放贷款，现金重新进入流通领域，对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没有影响，进而对央行的货币发行没有任何影响。如果商业银行把这1000单位的现金作为超额储备存入央行。那么，于是就有：
从央行货币发行的角度看：央行发行的现钞全部回流到央行，经济中流通的现钞为零，但是，央行的资产没有减少，即央行的铸币税收入没有减少(不论是以央行资产衡量还是以资产净收益衡量，央行的铸币税都不会减少――假设央行成本是常数，资产不变，资产净收益亦不变)。商业银行发行电子货币没有减少央行的铸币税收入，因此，商业银行发行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没有造成威胁。从分析基础货币的变化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看(图8)，即使现金流通为零，基础货币仍然没有变化。现金全部回流对央行的货币发行没有影响。这个结论和用铸币税的变化来分析是相同的。此时，现金流通减少导致狭义货币减少，以及电子货币发行导致货币流通速度变化对广义货币数量产生影响，但是，广义货币的增减与央行的货币发行权没有关系，因为即使在没有电子货币发行的情况下，广义货币变化也不是央行能够独立控制的――央行没有垄断广义货币供给的权力。有些论者把电子货币发行对货币乘数的影响归结为对央行货币权发行的影响，结论非常勉强。
(二)作为债权形式发行的电子货币
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商业银行通过预付费业务发行电子货币类似于代币券，商业银行没有从电子货币的发行中获得铸币税，也就没有发行任何货币，这时的电子货币就不是真正的货币。商业银行还有一种发行电子货币的方式，就是通过增加债权的方式发行出去，如图9所示：
客户得到这100单位电子货币之后，到市场去消费。假设客户购买某种商品，价格恰好100单位(或者，这种电子货币可以分割)，客户把这100单位电子货币支付给商家，商家没有即刻到银行要求结算，而是把这100单位电子货币支付给另一个客户。这个支付链条可以延续下去，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客户到银行进行结算，银行支付100单位的现金。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变化如下：
从商业银行发行电子货币购买债券到客户要求结算，再到商业银行支付100单位现金这个期间，商业银行发行的电子货币创造了100单位的信用，形成购买力在经济领域流通，同时，商业银行获得了100单位的铸币税收入(或者这100单位债券从买入到客户兑换现金期间带来的资产净收益)。因此，此时商业银行发行的电子货币是真正的货币，商业银行发行电子货币取代央行职能，对央行的货币发行的垄断权形成替代。但是，问题是商业银行能不能发行如此流通的电子货币?也就是说电子货币的结算是不是可以不同步。第一，我们知道用卡消费的时候，银行账户、商业企业账户和个人账户之间的资金划拨是同步的；第二，目前的银行发卡仅限于付费或代币功能，没有通过贷款和购买证券发行电子货币的业务。因此，这种理论上可能的电子货币实际中不存在，其对央行垄断货币发行权的挑战只是虚拟的存在，而非现实的威胁。
(三)其他形式的电子货币信用化渠道
银行的信用卡的透支功能能否发行电子货币呢?信用卡的透支是持卡人在消费或支取现金时银行给持卡人的一笔贷款。只要持卡人在支取现金或消费时，银行的现金是同步减少的，就不会有银行信用的流通，因此，也就没有电子货币的发行。
有一些其他的信用形式，替代央行现金在商业经济中流通，对央行的货币发行造成了替代。比如，商业银行不用现金支付购买资产，而是开具一个债务凭证，用这个债务凭证作为支付工具在市场流通，这种流通的债务凭证充当了货币的职能，银行则在开出这些债务凭证的同时发行了货币。再如，商业银行签发本票或者给贷款人开立一张支票，企业或者个人用本票或者支票通过不断的背书方式进行支付，这张本票或者支票从银行开出，经过一系列的支付，最末的持票人到期到银行要求兑现，这个期间，这张本票或者支票的“发行”等同于货币，因为，银行通过“发行”本票或者支票发行了货币并获得了铸币税收入（见图11和图12）。
上述货币发行过程中，本票和支票具有和现金一样的购买力，这种本票和支票的流通使经济中的现金流通增加，总的影响是基础货币构成中的流通中现金增加，从而增加基础货币，其过程如下：
基础货币=流通中现金+准备金流通中现金=央行发行现金+商业银行等发行现金基础货币=央行发行现金+商业银行等发行现金+准备金
需要指出的是：商业银行(企业)发行货币和央行不同，央行发行的货币是法币，是不可兑换的货币――不能到央行去要求兑换(等值黄金等)，但商业银行发行的货币是可兑换货币――在流通一段时间，到期有人到商业银行要求兑换成法币――央行发行的现钞。因此，我们看到商业银行发行货币是阶段性的，但是，如果整个商业银行体系(包括银行体系中的所有商业银行)“发行”本票或者支票，则商业银行(包括商业企业)发行的货币对央行货币发行的影响是连续的；经济中市场化程度越高，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就越普遍，这样，商业银行的货币发行对央行垄断货币发行权的冲击就越大。
设想由于技术进步和管制放松，商业银行等以信用为支撑，能够发行电子记账式本票和支票，假设这种本票和支票的期限足够长并且能够突破现有本票和支票的物理限制，可以无限背书和随意分割，这样，这种电子货币就可以无限次进行支付，这种本票和支票便充当了不可兑换的信用货币，无限期作为支付等手段流通。这种电子货币可以完全替代央行发行的现钞在经济中流通，对央行垄断的货币发行权造成颠覆。我们看到，一切以银行或商业信用为基础、以电子技术为支撑，由商业银行或者商业企业发行的、可以用来支付、流通的债权、债务工具都可能充当真正的电子货币，从而对央行垄断的货币发行权形成冲击，如果现代电子技术支持下的金融创新发展到这个阶段，央行货币发行的职能就要重新界定。其实，这个时候，对什么是货币也要重新界定，同时，与之相联系的经济、金融活动的内涵和外延等一系列活动都应重新界定或者确立。
四、结论
本文对电子货币发行的过程进行了会计分析，结论如下：1．目前发行的所谓电子货币其实是现金替代物，这种形式的电子货币发行对央行垄断的货币发行权不会造成冲击。2．商业银行通过资产增加发行电子货币，如果这种电子货币在支付过程中不是同步结算，从支付到结算的时段内，这种电子货币充当了货币的职能，商业银行在发行这种电子货币的过程中获得了铸币税收入。这种电子货币发行增加了基础货币，对央行垄断的货币发行权形成某些冲击。但是，由于目前电子支付的同步性，这种形式的电子货币不可能成为基础货币，对央行的冲击只是在逻辑上存在，现实中无法实现。3．真正能够成为信用货币的电子货币是以电子货币形式发行，到期期限足够长且可以无限背书的银行本票和支票(包括企业发行的本票）――电子本票和电子支票。一旦技术成熟，这种形式的电子货币将彻底颠覆央行货币发行的垄断，一个新金融时代就将来临。
参考文献：
［1］韩冬梅，赵振全．电子货币对金融市场的冲击及金融政策的操作［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1：101-105
［2］梁歌春．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的挑战［J］.金融研究，2004；5：238-240
［3］李成，刘社芳．电子货币发展带来的制度挑战与思考［J］.上海金融，2004；6：52-54
关键词：货币供给；内生性；外生性；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F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8）05－0006－05
一、引言
货币供给性质究竟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决定了中央银行货币调控中间目标及其方式的选择，并将直接影响到货币调控的效果。然而，货币供给性质问题一直是现代货币理论争论的焦点所在，其是否可以完全由中央银行控制，是评判货币调控效果所必须回答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而这恰恰被当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所忽略。
货币供给在整个货币循环体系中处于源头的地位，中央银行能否独立控制货币供给，是导致货币供给外生或内生分歧的关键。学术界对货币供给性质的讨论持有三类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货币供给是经济运行过程的一个外生变量，由中央银行独立自主地加以决定；第二类观点认为，货币供给是经济运行过程的一个内生变量，由经济主体的需要内生决定， 中央银行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第三类观点认为，货币供给既是外生变量又是内生变量，中央银行并不能完全控制它，还要受制于经济主体的内生需要。很显然，上述观点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货币的创造过程， 形成了外生、内生以及内外生货币供给理论，构成了现代货币理论的基石。
纵观货币发展史， 理论界关于货币供给性质的争论就从来没有间断过，正是这些争论推动着货币理论不断向前发展。但是，货币供给的性质到底怎样？内生抑或外生？这是货币经济学中始终不容回避的最基本理论问题，直接涉及宏观经济理论及有关对策研究， 是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争执的根源，用传统的思维方法难以达成共识。鉴于此，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学术界有关货币供给性质的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借鉴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货币及货币流通相关理论的研究成果，从仿生学角度对货币循环的定义、特点及描述方法进行了探讨，并运用货币循环理论解释了货币供给兼有内生性和外生性，它既是内生变量又是外生变量。
二、相关文献回顾及评价
（一）货币供给外生论
货币供给外生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传统观点，在其经济模型中，假定货币是交换的产物，货币供给可以被视为外生变量。因而，中央银行能够有效地调节货币供给进而影响经济主体的运行。
西方经济学界主张货币供给外生论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凯恩斯与弗里德曼，下面分别就其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凯恩斯是倡言货币供给外生变量的典型代表。他认为： 货币供给是由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它的变化影响着经济运行，但自身却不受经济因素的制约 [1] 。这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产生背景密切相关。凯恩斯经济理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也是1929~1933年大危机的直接产物。他虽然没有进行货币供给的定量分析， 但是开创了外生货币供给理论，为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一种政策工具，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凯恩斯的货币外生论与其货币非中性思想一脉相承， 构成了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基础。
坚持货币供给外生论最为有力的莫过于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者。根据MVPY的恒等式，货币主义者在货币流通速度V稳定、真实产出Y长期内不受M变动影响的前提下， 得出了影响货币供给的三个主要因素：（1）基础货币H，它由银行准备金与公众所持有的通货构成；（2） 存款与准备金比率D/R，即商业银行的存款与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之比；（3）存款通货比率D/C，即商业银行存款与非银行公众持有的通货的比率。货币主义认为，中央银行能直接决定基础货币H， 而H对于D/R和D/C有决定性影响。也就是说，中央银行只要控制或变动H，就必然能在影响D/R和D/C的同时决定货币供给总量的变动。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给无疑是外生变量 [2] 。
表面上看， 货币主义者得出的这些结论可以很好地证明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但仔细分析可知，这些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最主要问题在于：弗里德曼把货币供给归结为基础货币、 存款与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的固定函数过于简单化， 实际上这些变量及其决定因素之间是会发生交叉影响的， 特别是D/R和D/C往往随经济活动的涨落而变动，不能作为货币供给方程式的固定参数看待。比如，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入国债以增加基础货币的行为， 在基础货币增加的同时，利率下降，货币乘数的许多相关系数， 如超额准备金率、 现金漏损率等都会发生变化，货币乘数与基础货币无法完全隔离。另外，影响货币乘数的诸多因素中，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 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例等都取决于商业银行和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 在短期内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可能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量目标屡屡失准，也说明货币供给并非完全由中央银行决定。
与西方经济学界相比， 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货币供给性质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 成果也相对较少且主要产生于改革开放之后。这些成果中，主张货币供给外生论观点几乎是微乎其微，在此不做讨论。
（二）货币供给内生论
货币供给内生论在其经济模型中假定货币是生产的产物，货币供给可以被视为内生变量。因而，货币供给内生论提出了货币供给的数量由经济主体的需要内生决定， 中央银行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货币供给的变动， 不是决定于中央银行的主观意愿，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体系中实际变量如收入、投资、消费等因素以及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如果认定货币供给决定于内生变量， 那么货币供给总是要被动地决定于客观经济过程， 而中央银行并不能有效地控制其变动。
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可追溯至早期的货币名目主义者詹姆斯・斯图亚特。他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国流通只能吸取一定量的货币，经济活动水平使货币供给量与之相适应。这一原理后来被亚当・斯密加以继承，又被银行学派加以发展。
现代内生性货币论较为代表性的观点来自1959年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以及美国的格雷和托宾等人。1959年的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提出的中心论点是， 对经济有真正影响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 而且是包括这一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而且是包括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格利和肖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认为，商业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会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 于是货币供给不仅决定于商业银行本身，而且决定于其他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行为。因此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中央银行，还包括整个金融系统和公众。托宾在批判简单的基础货币模型的基础上，对货币供给进行了一般均衡分析，建立了资产选择模型。 该模型突出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货币传导过程中的资产替代性， 指出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的变动是由经济过程内生决定的，从而推导出货币乘数具有内生性。
在中国，主张货币供给内生论的学者比较多，主要的代表性观点有：李春琪（2003）从“倒逼机制”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梁晓辉，黄玖立（2003）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角度，得出了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谢罗奇，胡昆（2005）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内生性以及电子货币的发展三个方面论述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表现，并用传统计量方法对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周可可（2006）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对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因果检验，得出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结论。耿中元，曾令华（2006）运用Engle-Granger两步法、误差校正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等计量经济方法，以中国为例检验了内生货币假说，得出了中国的货币供应量本质上是内生的结论。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 货币供给内生论的提出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它强调货币供给量作为内生变量主要是由银行和企业的行为决定， 而银行和企业的行为取决于经济体系内的许多变量， 中央银行只能顺应经济运行的要求供给货币，而无法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更不能支配银行和企业的行动。试问，如果货币供给是完全内生的，那么中央银行的创立有什么意义？货币政策的作用在哪里？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是所谓纯粹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中性的？因为，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会利用货币这个政策变量作为干预经济生活的工具。
（三）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
凯恩斯革命以来，人类经历了通货膨胀、滞胀、通货紧缩等各种经济难题的困扰， 对经济运行的认识也逐步走向深入：主流的货币供给“外生论”和“内生论”只是抽象的理论模型，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可能更符合实际。西方经济理论界主张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的学者居少数， 其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以罗宾逊、卡尔多为首的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他们认为，从形式上看， 全社会的货币供给都是从中央银行出去的。因而，它在形式上是一个外生变量，但实质上供应多少货币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央银行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系统内各因素变动的结果。例如，在经济高涨时期，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会增加，银行系统的贷款会相应增加，中央银行想控制也难，因为商业银行会设法逃避。同样，在经济萧条时，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会减少，银行系统的贷款会相应减少，中央银行想增加也难。因此，货币供给在形式上是外生的，背后却具有浓厚的内生性。英国著名货币理论家劳伦斯・哈里斯在其《货币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他认为，货币供给的变动可能是由外生因素所决定的， 例如金本位制下新金矿的发现，或者政府为战争提供资金而进行的借款。货币供给的变动也可能由货币需求所决定， 以至于货币需求的增加引起了银行部门增加它的计划货币供给。从这一角度来看，货币供给是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成员共同创造的。此外，货币的需求和供给都要受到某些同样的影响。例如，名义收入的增加会引起货币需求与银行体系计划的货币供给同时增加。由此可见，哈里斯认为决定货币供给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来自经济体系之外，是外生变量；另一个因素来自经济体系内部的货币需求。
在中国金融理论界，黄达教授主张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在《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一书中，黄达教授明确指出：“货币供给模型是M=m×B。由此可以看出，决定货币供给的是三个因素：C/D、R/D与B，C/D是货币供给中通货与存款货币之比；R/D是准备金存款这个在商业银行之间流通的货币与存款货币之比；B是基础货币。这三个因素，在有的西方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分别归之为私人行为、商业银行行为和中央银行行为。 事实上三方面的行为对这三个因素的作用是交叉的。”很显然，黄达教授的观点认为货币供给由私人行为、 商业银行行为和中央银行行为共同决定，因而货币供给既是内生又是外生。崔建军（2005）从币材、经济体制、货币供给结构、货币供给机制等多个层面探讨了货币供给的性质。 其研究结论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供给兼具内生性和外生性， 它既是内生变量又是外生变量。 初桂娟（2007）从光的波粒二象性角度分析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
三、分析方法的阐述
运用生态系统的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和考察金融系统时，不难发现金融系统具有很多生态学特征。首先，金融系统的发展和演进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其次，金融系统的结构秩序也是从竞争中形成的，竞争的最主要特征是优胜劣汰。再次，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一样，金融系统也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下形成的，同样具有鲜明的环境选择特征。最后，金融系统同样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整体， 并且这种自调节能力也是有一定的限度。总而言之，金融系统具备了生态系统的许多特征， 但由于自然界中的每一个生态系统都包含了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大部分， 并且系统内部的生物与生物之间， 生物与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着复杂而有规律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因此，金融系统要真正仿生成一个生态系统――金融生态系统，还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金融系统必须具备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个基本组成要素。 二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之间必须通过复杂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才能维系。鉴于此，笔者曾提出了金融系统模拟生态系统的四个假设条件： 金融交易主体是生命体，货币循环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交换，信用流动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以及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可以视同于人在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 [3] 。基于此，金融系统就能完全模拟成一个生态系统， 相应地金融系统中的货币循环与信用流动就成了该生态系统的核心功能。因此，在金融生态系统的货币循环中，货币是最重要的物质，它是金融主体内部之间以及金融主体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的枢纽。
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一样， 货币起源于环境（交换是信用的一种方式），构成了金融生态系统中的金融个体与群落，并经由生产者（中央银行）、消费者（金融机构群落）、分解者（微观经济主体）所组成的营养级交叉循环，最后同样归还给环境（信用关系的终结），构成金融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假定了货币即金融生态系统中的物质，货币在各类金融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换即为金融生态系统的物质交换。因而，货币是金融生态系统演化的起点，它是金融主体与内外环境（信用、经济、法制、社会、文化以及制度等多种因素组成）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偶合的产物， 通过交换的方式在各种金融主体之间反复循环， 就构成了金融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基础。因此，它在金融生态系统既是生产的产物，又是交换的产物。那么，究竟什么是金融生态系统的货币循环？它有何特点？怎样对它加以描述？能否借用生态学原理解释有关货币供给的性质呢？
与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相比， 金融生态系统的货币循环是双向式的， 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是单向的。 即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途径只能是由生产者流经消费者再到分解者，而不能逆向循环。而金融生态系统的货币循环遵循两条途径： 一条是由生产者流经消费者再到分解者（即货币循环的供给路径）；另一条是由分解者流经消费者再到生产者（即货币循环的需求路径）。因此，货币循环是指金融生态系统中金融主体内部之间以及金融主体与环境之间由于资金的关系所形成的一种联系， 这种联系是通过无数的资金链和资金网集结而成的， 大致可分为两条途径：（1）货币循环的供给路径（即主张货币是外生的），本文称之为外循环路径。这一循环路径又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层， 中央银行（生产者）发行具有扩张或收缩货币供给量能力的基础货币。第二层，中央银行（生产者）与金融中介机构（消费者角色包括银行体系、金融市场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 之间通过资金交易的方式形成一种资金网络，主要包括三项：一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再贷款（再贴现）； 二是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买卖外汇资产和证券资产（主要为国债）；三是中央银行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再贷款。第三层，金融中介机构（消费者）与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包括家庭部门、企业部门、政府部门以及国外部门等群落）之间的资金循环。这一层次的资金循环非常复杂，涉及各种存款、贷款以及金融衍生工具之间的交易。 从货币循环的供给渠道来看，中央银行控制着整个货币循环的总阀门，这种主导地位体现了现代中央银行“遥控器”职能。（2）货币循环的需求路径（即主张货币是内生的），本文称之为内循环路径。 这一循环路径同样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层， 金融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包括家庭部门、企业部门、政府部门以及国外部门等群落）为了满足自身物质交换的需要，与金融中介机构（消费者）进行资金往来。第二层，金融中介机构（消费者）为了适应与分解者之间的物质交换，被动地与中央银行进行货币循环。第三层，中央银行为了满足金融主体的需要被动地创造货币。 从货币循环的需求渠道来看， 中央银行作为货币循环的总阀门， 它是为了满足金融主体的需要而被动地创造货币，这种被动地位体现了现代中央银行“镇流器”职能。通过该循环，生物得以生存和繁衍，金融生态系统内外部环境不断优化并变得越来越适合金融主体生存的需要。
由此可见， 中央银行作为金融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物种， 它不仅需要适应金融生态系统其他金融主体和内外环境的需要， 充当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镇流器”，而且还能够调控金融生态系统其他金融主体与改善内外环境， 发挥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遥控器”功能。
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一样，金融生态系统中的货币循环与信用流动也是借助于生物之间的取食过程进行的， 两者也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时进行的， 它们把各个部分有机地联结为一个整体，从而维持了金融生态系统的持续存在。货币循环与物质循环一样也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开放性。货币循环具有开放性，它不仅可以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国家之间进行货币交换，而且还带有全球性，可以在全球金融生态圈中进行货币交换。二是反复性。金融生物群落和内外环境之间的物质（信用关系）可以反复出现、反复利用，周而复始进行循环。三是平衡性。货币循环在不受政府（其作用等同于人类） 干扰的条件下， 一般是处于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 然而， 货币循环区别于物质循环的本质特征在于：一是双向性。货币循环既可以由生产者流经消费者再到分解者， 又可以由分解者流经消费者再到生产者。 因而， 在货币理论中一直存在内生与外生之争。二是调节性。从货币循环的供给路径来看，中央银行通过合理控制与消费者（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物质交换（发行基础货币），从而达到有效地控制各金融主体之间的物质交换量（货币供应量），实现金融生态系统健康、有序的发展。三是适应性。从货币循环的需求路径来看，金融生态内外环境的变化，比如信用环境的改善、 经济环境的快速发展以及金融主体内部制度的完善等等会促使分解者对货币的需求不断增加， 致使分解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货币交换量不断增加， 导致了中央银行为满足金融主体的需要而被动地创造货币， 从而提高了金融主体不断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能力， 最终增强了金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物质循环可以用库、流通率、周转率和周转时间几个概念来描述。 货币循环同样也可以用以上几个概念加以描述。 货币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同样存在一个或多个贮存场所，这些贮存场所就称为库。例如，货币在中央银行时是一个库，叫发行库；货币在商业银行时又是另一个库，叫业务库。发行库的性质有点像自然生态物质循环中的贮存库； 业务库与自然生态物质循环中的交换库相似。 在生态系统中用流通率来描述单位时间或单位面积通过物质的数量，而金融生态系统中是用一定时期内货币的流通量来加以表述。由于金融生态系统中货币循环有两条路径，因而， 在一定时期内货币流通的数量有两种描述方法， 即货币供给量与货币需求量， 货币供给量按口径大小又可分为M0、M1、M2、M3……。 金融生态系统中也用周转率来描述货币的周转速度， 又称货币流通速度， 它是指单位货币在考察期内流通的平均次数， 即考察期内社会商品和劳务的交易总额与流通中的货币量的比值。周转时间即周转率的倒数，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它是描述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四、结论
1. 金融生态学原理告诉我们， 生物不仅能够适应环境，同时还能够改变环境。一方面中央银行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关键物种， 它必须不断地与周围的物种进行物质交换和能量循环。因此，它需要适应其生存的内外环境。所以，内生理论可以解释为中央银行必须与其生存的内外环境相适应。即认为，承认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对生态系统内在运行规律的认可。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生物体，它又能够改变其周围的内外环境。即承认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又是对生物体能够改变环境的认可。
2. 为什么货币理论中会有内生与外生之争？对于这一问题，如果我们从货币循环的角度就很容易解释。原因主要在于货币循环的双向性，因而，货币循环就有两条路径。 不同的学者分别从这两条路径进行研究，自然得出了不同的结果。从货币的供给循环路径研究得出了货币是外生的， 而从货币的需求循环路径得出了货币是内生的。
3. 货币供给到底是内生还是外生？ 从货币循环的角度来看，本文认为货币既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1）货币循环的双向性决定了货币既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由于在货币循环的过程中，各金融主体之间进行货币交换的过程是相互的，因而，各金融主体内部之间以及金融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会发生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一方面从货币的供给循环路径来看，中央银行（生产者）创造货币的多少必然会影响金融中介机构（消费者）的行为，消费者行为的改变最终会影响分解者（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在这一传导过程中，各金融主体之间的行为变化也会改变金融生态环境（信用、经济、法制以及制度等内外环境）。从这一视角来看，货币是外生的。 另一方面， 从货币的需求循环路径来看，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会促使微观经济主体（分解者）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会不断地影响金融中介机构（消费者）的行为，最终会导致中央银行被动地创造货币。从这一视角来看，货币又是内生的。（2）货币循环的调节性与适应性也决定了货币既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 货币循环的调节性说明了货币是外生的， 而货币循环的适应性又说明了货币是内生的。（3） 金融生态学原理告诉我们，金融主体不仅能够适应环境，同时还能够改变环境。从这一点来看，货币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
4. 如果仅承认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纯粹的内生变量，完全由金融生态系统内在客观规律所决定，则否定了生物主体能够改变环境的客观规律。那么， 中央银行也绝不可能成为开天辟地以来人类伟大的发明之一，货币调控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了。如果仅承认货币供给的外生性，是纯粹的外生变量，完全由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主观地控制，那么，中央银行就万能了， 就否定了金融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性。因此，只有正确把握货币供给既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性质，才能正确认识中央银行及货币政策的作用，这才是可取的科学发展观态度。
参考文献：
［1］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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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春琪. 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M］. 上海：上海出版社，2003.
［6］梁晓辉，黄玖立. 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
［J］.华东经济管理，2003（2）.
关键词：内生性；检验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10-58 -03
一、引言
关于货币供给是内生还是外生的争论由来已久，究其本质是货币当局与货币供给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如果说货币供给具有外生性，那么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变动货币供应量来调节物价水平、利率以及实际产出等因素。反之，如果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那么货币供给并不是由中央银行自行决定的，而是由经济中诸多因素，如物价水平、利率以及实际产出水平决定，中央银行只能被动地根据经济发展所需的货币量投放货币（王楚明，2008）。此时，货币供给只是一种被动的适应。货币外生性一直是经济学主流学派的一个基本命题，得到了新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的支持。现代经济理论大多以货币供给外生性为前提，只有在这一前提下，中央银行才能够通过对货币供给的调节来干预或影响经济。例如，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供给是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主张以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以“单一规则”作为货币政策的执行规则。然而，随着金融理论的不断发展，货币供给外生性的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来自理论和现实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大师们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并从多角度探讨了内生性的原因。例如，格利和肖（1960）从“内在货币”和“外在货币”的角度入手，指出由于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具有货币创造作用，加上货币当局无法对他们实施有效控制，因而货币当局无法完全控制货币供给，货币供给存在内生性。托宾（1967）认为，货币供给类似地决定于商品生产和流通，受货币需求的制约而内生化。温特劳布（1978）认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政府为避免失业增加而被动增加的货币供给。卡尔多（1985）认为，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责是保证金融部门的偿付能力，在既定的利率水平上货币供给直接随着公众持有现金或银行存款的变化而变化，而不能够独立于货币需求的变化。莫尔（1988）认为，利率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外生变量，在既定利率水平上，中央银行只能满足商业银行的贷款需求，而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由公众的贷款需求决定，货币供给曲线在既定利率水平下是水平的，货币供给是由货币需求决定的内生变量。帕雷（2002）指出，在浮动汇率制下货币供给的开放经济内生性主要是通过放款渠道实现的，出口需求的增加促进了出口部门的投融资需求，由此导致国内货币供给的增加。我国的货币供给究竟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国内学者对我国各层次的货币供给内生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我国各层次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的结论。魏巍贤（2000）指出，货币供给内生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企业投资软约束和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而形成的“倒逼机制”，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扩张缺乏自主控制能力。万解秋、徐涛（2001） 认为货币政策支持经济增长效率受到体制变迁和制度变化的强烈约束。王曦、舒元（2003）对我国在结售汇制和汇率制度安排下的货币供给内生性做了实证分析，指出基础货币的供给冲击主要是由于国际收支的变化。谢罗奇、胡昆（2005）利用1993 年第一季度至2003 年第四季度的M0、M1、M2 和GDP 的季度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规模变量GDP 是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的Granger 原因（M0 除外）。因此，货币供给呈现出一定的经济内生性。王国松（2008）从基础货币投放的被动性、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与外汇”资产渠道以及利率渠道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进行了实证研究。他指出，我国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即基础货币供给存在制度内生和信贷供给存在需求内生。但也有学者持相反的结论，例如，史永东（1998）对1981-1995 年的GNP 和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的季度数据进行了Granger 检验，发现M1 或者M2 对于GNP 是外生的。郭文旌、周磊（2008）的研究表明，就基础货币投放而言，我国货币政策具有很强的外生性。因此，综观国外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货币供给是内生还是外生的没有统一的结论，但却更倾向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对于我国而言，研究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从具体的研究结论来看，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半期，货币供给具有外生性的特点比较明显，而在当前金融开放条件下，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特点比较明显。下面，本文进一步检验当前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二、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实证检验
（一）变量选择、数据来源与指标处理
由于M2 更能反映我国的实际货币供给情况，本文选择M2 作为衡量货币供应量的指标，选择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M2 和GDP 采用1999 年1 月至2009 年9 月的季度数据，所有数据均来自于《中宏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和国家统计局网站。在进行实证检验之前，对原始数据进行对数处理。
（二）ADF 单位根检验
在因果关系检验之前，需要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如果变量没有单位根，则为平稳序列。如果变量是平稳的，那么可以继续进行因果关系检验。在此，采用ADF 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具体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取对数后的GDP 和M2 的原始数据和一阶差分数据都是不平稳的，而对应的二阶差分数据则为平稳序列。因此，GDP 和M2 具有二阶单位根过程。
（三）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的前提是要求变量平稳。因此，根据表1 中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利用GDP 和M2 的二阶差分进行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检验结果表明：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下，GDP 的变化是M2 变化的Granger 原因。这一检验结果意味着，在当前金融开放条件下，我国的货币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内生性。下面，本文深入探讨内生性的原因，以便全面了解货币供给的性质。
三、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原因考察
（一）从货币供应量计算公式考察
依据相关金融理论，货币供应量等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乘积。因此，探讨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就是要分析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内生性。
1、从基础货币来看。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主要有四个：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和外汇占款，但通过各种渠道投放基础货币的数量和方式不同。
（1）在再贷款方面。长期以来，中央银行一直将贷款限额作为调控基础货币和信贷规模的重要手段，再贷款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经济粗放式增长和投融资体制的缺陷，投资饥渴症使得财政和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向银行信贷软约束转化，各种政策性贷款形成了对中央银行发行基础货币的“倒逼机制”，再贷款的内生性较强。而在经济的快速扩张阶段，我国货币供给的超额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央行对存款货币银行债权大幅增长的缘故，说明我国货币供给有较高的内生性（郭文旌、周磊，2008）。
（2）在再贴现方面。目前，我国商业票据远没有普及，贴现市场不发达，再贴现业务数量和功能非常有限。主要原因在于客观上我国社会信用机制不完善，企业缺乏契约观念导致票据业务发展较缓（陈敏，2007）。2000 年之后，我国再贴现额发生较大变化，再贴现额占基础货币的比重变得越来越小（见表3），再贴现业务有淡出票据市场的迹象。实际上，由于再贴现额的发生对于央行来说并非主动行为，贴现与否、贴多贴少完全取决于商业银行，因而通过再贴现所形成的基础货币具有较强的内生性。
（3）在公开市场操作方面
从表4 可以看出，在2003 年以前，我国央行债券持有量占总资产的比重比较低，而2004 年之后这一比重大幅度增加。2004 年，我国进行了利率改革，放开了存款利率浮动下限与贷款利率浮动上限，同时银行间市场拆借利率及回购利率也已经完全市场化，但利率市场化体系并未完全形成，有效收益率曲线的缺位严重制约了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效果。此外，由于适合我国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债券资产短缺，难以通过逆回购业务收回基础货币，加上持有大量国债的国有商业银行将国债视为优质资产，不愿出售给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的基础。因此，从我国的实践来看，中央银行并不具有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控基础货币的绝对控制权，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节基础货币表现出较强的内生性。
（4）在外汇占款方面
当国际收支出现顺差时，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汇率稳定，抛出本币，购进外币，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1994 年以来，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持续双顺差（1998 年除外），使得外汇储备迅速增加（见表5），从而形成大量的外汇占款。1995 年，外汇占款仅有6774.5 亿元，占基础货币的比例为32.6％ ；2005 年，外汇占款达到71211.1亿元，占基础货币的比例达到110.7％。这一比例在2006-2008 年间仍然保持较为强劲的增长。此外，外汇占款占广义货币（M2）的比重从1994 年的50％增加到2008 年底的2.4 倍（《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2009）。我国国际收支的持续顺差必然引发央行被迫释放等量基础货币。外汇储备增加导致通过外汇渠道发行货币的比重提高，强化了我国货币制度对外汇储备和可自由兑换货币的依赖程度，使外汇渠道的人民币发行成为刚性，这无疑从体制上强化了货币发行的内生性，削弱了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给的主动性。总之，随着外汇储备迅速增加，使得外汇占款所带来的货币供应量内生性增强。
2、从货币乘数来看。货币乘数又称为货币创造乘数，指当基础货币变动一单位时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规模。货币乘数的表达式为：m=（rc+1）/（rc+rd+re） （1）其中，rc 表示现金在存款中的比率，rd 表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e 表示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从我国近年来的法定准备金率来看，法定准备金率与货币乘数负相关。例如，2003 和2004 年国家将法定存款准备率上调后，货币乘数仍在扩大，2003 和2004 年的货币乘数分别为4.15 倍和4.30 倍。中央银行通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不能完全控制货币乘数。从超额准备金率来看，商业银行通过控制超额准备金率来降低中央银行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从而导致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失效。对于现金漏损率而言，现金漏损率主要取决于居民持有现金的状况，中央银行对于它并无直接的决定性影响。由此可见，中央银行不能通过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来控制货币乘数，加上超额准备金率及现金漏损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运行中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表明我国货币乘数同样具有内生性。
总之，我国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具有内生性，说明货币供应量也具有内生性。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意味着中央银行不能随意地、外生地决定货币供给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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