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主要林化产品的出口结构来看，松香产品出口额占林化产品整体出口额的比重在1992～2012年期间基本呈现下降的趋势，从1992年的80．75％下降到2012年的43．17％。活性炭产品出口额占林化产品整体出口额的比重呈现上升的趋势，从1992年的15．80％上升到2012年的53．53％。可以看出，尽管松香和活性炭的出口比重有所变化，但它们依然是林化产品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分别对这两类产品的出口流量和流向进行分析。从1992～2012年松香产品出口贸易流量变化情况来看（图2），2004年之前，松香产品历年出口贸易额变化不大，基本在1．4亿美元上下波动。2005年以后松香产品出口贸易额有所增加，但出口波动剧烈，2009年松香出口额仅为1．8亿美元，2011年却高达5．9亿美元。从1992～2012年活性炭产品出口贸易流量变化情况来看（图2），除了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出口额有所减少外，基本上都是每年增加的趋势。从出口流向来看，2012年中国松香产品出口额为26834万美元，其出口市场以日本、葡萄牙等为主，表2还列出了松香产品出口流向前十位的其它国家。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松香产品出口额占出口世界总额的83．46％。2012年中国活性炭产品出口额为33274万美元，其出口市场以日本、韩国等为主。表2还列出了活性炭产品出口流向前十位的其它国家。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活性炭产品出口额占出口世界总额的72．64％。由此看来，不论是松香产品还是活性炭产品，其出口市场都相对比较集中。
二、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影响因素分析
（一）贸易引力模型及其扩展
贸易引力模型起源于牛顿力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将万有引力定律引入到国际贸易领域，他们通过研究指出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流量规模与两国各自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比，这就是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之后许多学者对贸易引力模型进行了扩展，引入一些影响双边贸易流量与流向的其它因素，如Linnemann（1966）引入人口数量和贸易政策变量，Bergstrand（1985）用人均收入代替了人口数量，并引入汇率和是否同属一个经济组织等变量，AndersonandWincoop（2003）引入是否拥有共同边界变量，AndersonandMarcouiller（2002）引入一系列经济制度变量（如交易成本等），DeGroot等人（2004）引入政治稳定性、管制质量和腐败程度等制度变量。近几年，文化差异也被作为影响双边贸易流量的因素引入到贸易引力模型中（Felbermayr，2010）。随着贸易引力模型的发展与应用，国内外不少学者运用该模型来预测某些国家之间的贸易潜力（Sohn，2005；Batra，2006；张英，2012）、检验某些国家的贸易格局（EvenettandKeller，2002）、分析影响某类产品对外贸易的因素（戴明辉，2010；张凤娟，2013）、估计两国双边贸易中可能存在的本地市场效应（刘磊，2013）等。这些研究为我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借鉴，因此，本文拟建立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引力模型对林化产品出口的主要影响因素、影响程度及出口潜力进行实证分析。根据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特点和出口实际，综合考虑本国供给、进口国需求、贸易成本等因素，在贸易引力模型基本形式的基础上引入以下变量。
1．森林资源差异。
林化产品是以森林资源为基础，通过化学加工生产的产品。森林资源与林化产品之间有着直接联系，不同林化产品需要不同森林资源来支撑。因此本文构建贸易引力模型时，引入贸易双方之间的森林资源差异这一变量。由于很难区分林化产品具体来源于那种森林资源，以及考虑到森林资源数据的可获取性，这里没有考虑生产不同林化产品的森林资源差异，而是用贸易双方之间的人均占有森林总面积差额的绝对值（DFAij）来反映他们之间的森林资源差异。计算方法为：DFAij＝｜FAiPi－FAjPj｜，其中FAi与FAj分别表示i国与j国的森林总面积，Pi与Pj分别表示i国与j国的总人口数，这样，FA／P就反映了各国森林资源的丰裕程度。
2．人均收入水平差异。
根据瑞典经济学家Linder提出的需求相似理论，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的延伸，产品的出口结构、流向和贸易量的大小取决于两国需求偏好的相似程度，而某个国家的需求偏好又取决于该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两国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差异越小，需求偏好就越相似，两国之间贸易的可能性就越大（李国疆，2005）。因此，这里引入贸易双方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差异变量来反映他们之间的林化产品贸易需求偏好的相似程度。人均收入水平差异（DPCIij）用两国之间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差额的绝对值来反映，计算方法为：DPCIij＝｜PGNIi－PGNIj｜，其中PGNIi与PGNIj分别表示i国与j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
3．人民币对出口国货币汇率。
汇率是一个国家进行国际经济活动时最重要的综合性价格指标，它的变动对一国对外贸易的平衡与国内经济活动的波动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因此，许多国家通过调整汇率达到调节贸易收支的作用（施伟，2008）。汇率升值会使出口商品的价格上涨，导致出口贸易的减少，汇率的贬值则能够提高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所以，这里引入人民币对出口国货币汇率这一变量，来观测汇率的变化是否会对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有所影响。
4．其它变量。
除了以上影响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因素外，这里也考虑了多数研究者考虑的出口国人口数、出口对象国人口数、是否拥有共同边界、是否属于同一贸易组织等变量。一般而言，出口国人口越多，国内市场需求规模越大，出口贸易量就越少，出口对象国人口越多，国际市场需求规模越大，进口贸易量就越多。当贸易双方拥有共同边界时，贸易成本将会下降，贸易量因而会增加，这里拥有共同边界指的是与中国陆地上接壤和海上相邻的国家。当贸易双方属于同一贸易组织时，由于优惠性贸易的安排，会使双方间的贸易量增加，考虑到中国林化产品出口对象国中APEC成员占大部分，所以这里引入是否属于APEC成员这一虚拟变量。引入以上变量后，适当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为：LnTij＝c＋α1Ln（GDPi×GDPj）＋α2Ln（POPi×POPj）＋α3LnDij＋α4LnDFAij＋α5LnDPCIij＋α6LnEij＋α7BORDER＋α8APEC其中，Tij表示某年中国对出口对象国j国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额，其它各解释变量的含义及对被解释变量的理论预期符号见表3。
（二）样本确定与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2002～2011年中国对其主要林化产品出口贸易国的面板数据来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这样可以避免横截面数据的偶然性。回归方程中的变量，除了虚拟变量，都做了对数化处理，这样有利于消除异方差，同时方便解释说明。具体选择的是2012年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额排名前30位的日本、比利时等国家（地区）。2012年中国对这30个国家（地区）的林化产品整体出口额约为565．95百万美元，占出口世界总额的91．04％，因此，这些国家（地区）的选取能够反映中国林化产品的主要出口贸易状况。林化产品出口贸易流量数据来源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各国GDP、总人口数、人均GNI、汇率数据均来自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中国与各贸易国之间的距离数据来源于http：／／www．timeanddate．com，这里计算的是北京到各贸易国家首都之间的理论空中距离。关于各个贸易国家的森林总面积数据，由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全球森林资源评估周期为5年，只有逢尾数为5和0年份的国家森林总面积数据，所以样本期内其它年份的数据只能通过森林面积年度变化率来间接计算。
（三）贸易引力模型回归结果
首先利用整理后的面板数据建立个体随机效应模型，然后对该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拒绝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又考虑到本文选取的解释变量个数相对较多，而面板数据中时间序列个数相对较少，横截面数据相对较多，不适合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因而这里选择混合模型进行估计。由于面板数据具有两个维度的特性，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时，容易产生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等问题，而且文中横截面个数大于时间序列的个数，所以本文使用PanelEGLS方法，先后对扩展后的贸易引力模型做截面加权回归（Cross－SectionWeights）、时期加权回归（PeriodWeights）和时期似不相关回归（PeriodSUR），这些估计方法的应用可以有效的处理复杂的面板误差结构，回归估计结果见表4。从回归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三种方法的模型回归估计中，所有变量系数符号都与预期符号一致，大部分变量的系数估计通过5％显著性水平下的T检验，整体方程也通过1％显著性水平下的F检验，调整可决系数（分别为0．859672、0．582569、0．561207）较为理想，这说明构建的贸易引力扩展模型可以用来解释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但是，进一步观察DW值可以发现，模型一与模型二的DW值较小，分别为0．49、0．22。根据经验，DW值接近于0时，模型存在自相关。由此，前两种模型存在严重的序列自相关，可能会导致模型存在谬误回归。所以，这里选择模型三，但是模型三中的变量Ln（DPCIij）和APEC没有通过10％显著性水平下的T检验，因此剔除这些变量后对模型进行重新回归，即模型四。最后，确定模型四中的方程为表达中国林化产品整体出口贸易的引力模型。
（四）基于回归结果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影响因素分析
贸易引力模型回归结果表明中国林化产品整体出口贸易额与两国经济总量的乘积成正相关，与两国人口数量的乘积成负相关，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负相关，与两国森林资源的差异成正相关，与人民币对出口国货币汇率成负相关，与两国是否拥有共同边界成正相关。具体分析如下：
1．反映出口国供给效应的因素。
两国森林资源差异的弹性系数是0．1517，表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与出口对象国森林资源的差异每增加1％，中国对出口对象国j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额将增加0．1517％。说明两国森林资源差异是影响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重要因素。林化产品是以森林资源为原料来进行生产的，没有足够的资源，就不能保障林化产品的供给，进而影响出口贸易。因此，针对不同林化原料林资源，优化其结构、提高其质量，能够增强林化原料林资源的林化产品供给能力，将会推动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发展。
2．反映出口对象国需求效应的因素。
（1）经济规模的弹性系数是0．6110，表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国i或出口对象国j的GDP每增加1％，中国对出口对象国j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额将增加0．6110％。在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背景下，以松香、活性炭等为原料的深加工产品具有强劲的市场需求前景，为中国松香、活性炭等林化产品出口贸易提供了广阔的需求空间。（2）人口数量的弹性系数是－0．1757，表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国i或出口对象国j的人口数量每增加1％，中国对出口对象国j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额将减少0．1757％。这一结果的合理解释是人口越多，国内市场规模越大，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越小，从而双边贸易流量也越小。（3）人均收入水平差异这一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一因素对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较小。主要是由于影响两国之间林化产品贸易需求的因素多而复杂，人均收入差异难以很好的反映两国之间林化产品贸易需求的偏好。
3．反映两国贸易成本和制度安排的因素。
（1）两国之间距离的弹性系数是－0．8770，表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与出口对象国之间的距离每增加1％，中国对出口对象国j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额将减少0．8770％。由此看来，因为距离所带来的运输成本、通讯成本等因素对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起阻碍作用。（2）人民币对出口国货币汇率的弹性系数是－0．0626，表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对出口国货币汇率每升值1％，中国对出口对象国j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额将减少0．0626％。人民币对出口国货币汇率的升值，将导致林化产品出口企业利润的下降，从而消弱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3）两国是否拥有共同边界的弹性系数是0．3315，表明拥有共同边界对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产生正面的影响。拥有共同边界的国家与中国距离较近，因而贸易成本较低，另外，拥有共同边界的国家一般在语言、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对林化产品出口也有促进的作用。这也解释了中国林化产品出口市场一部分集中在周边国家，如2012年中国对周边的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额占出口世界总贸易额的43．33％。（4）两国是否同属于APEC组织这一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一因素对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较小。主要是由于目前中国已经与多数有贸易往来的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因而APEC组织的影响作用较小。四、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潜力测算贸易引力模型的回归结果还可以用来测算中国与出口贸易国之间的出口贸易潜力。其原理是运用贸易引力模型模拟出的理论出口贸易额与实际出口贸易额进行比较，如果模拟贸易额超过了实际贸易额，说明“贸易不足”，如果模拟贸易额低于实际贸易额，说明“贸易过度”，把实际贸易额与模拟贸易额的比值称之为出口贸易潜力系数。刘青峰和姜书竹（2002）根据出口贸易潜力系数将贸易伙伴国分为三类，比值大于或等于1．2属于“潜力再造型”，比值在0．8到1．2之间属于“潜力开拓型”，比值小于或等于0．8属于“潜力巨大型”。根据上面估计出的贸易引力模型，推导出测算理论出口贸易额的方程：Tij＝e9．0790＋0．3315BORDER×（GDPi×GDPj）0．6110×（POPi×POPj）－0．1757×Dij－0．8770×DFAij0．1517×Eij－0．06262011年中国与样本国家林化产品出口贸易潜力的测算结果见表5。从测算结果来看，属于“潜力再造型”的国家有比利时、印度等13个国家，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潜力已经用完，对这些国家进行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主要思路是在保持现有积极出口贸易因素的同时，争取发展培育其它的新的促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因素。属于“潜力开拓型”的国家有韩国、澳大利亚等4个国家。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已初具规模，但还有扩大的空间，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进一步促进对这些国家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发展。属于“潜力巨大型”的国家有德国、新加坡等13个国家。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尚处于发展阶段，发展空间很大，应该充分发挥对这些国家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潜力。通过加强贸易谈判和重视开发新兴贸易市场，以增加对这些国家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
三、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基于2002到2011年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建立贸易引力扩展模型，对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及发展潜力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与出口对象国的经济规模、森林资源的差异、共同边界等变量对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国与出口对象国的人口数量、两国之间的距离、人民币对出口国货币的汇率等变量对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人均收入差异、是否同属于APEC组织这两个变量对中国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从回归系数来看，两国之间距离、两国的经济规模、共同边界等变量对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大，而森林资源差异、人民币对出口国货币汇率等变量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小。2．中国对德国、新加坡、俄罗斯等13个国家的林化产品出口贸易仍然具有巨大的出口潜力，应重视这类出口市场，进一步发挥对这些国家林化产品出口贸易的潜力。而对比利时、印度、日本等传统市场，其出口贸易已趋于稳定，应在保持出口贸易稳定发展的同时，争取培育新的促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因素。
（二）对策建议
环境保护与贸易保护的契合决定着绿色壁垒的应用较为广泛，涉及到的不仅包括制成品，还包括中间产品；不仅包括产品的质量，也包括产品的加工生产方法以及产品的设计和消费处理过程。绿色壁垒应用的广泛性，使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1.绿色关税制度
发达国家对一些污染环境和影响生态，可能对环境造成威胁及破坏的产品征收进口附加税，或者限制和禁止商品进口，甚至对其实行贸易制裁。但是，在标准的实行上常常内外有别，明显带有歧视性，可以说是以绿色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2.绿色技术标准制度
通过立法手段，制定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标准，限制国外商品进口。发达国家凭借自己的经济技术优势和垄断地位，不考虑或很少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对进口产品不分国别一律采取非常严格的技术标准，事实上导致发展中国家产品被排斥在发达国家市场之外。
3.绿色环境标志制度
绿色环境标志又称绿色标签或环境标签，是环保产品的证明性商标。发展中国家产品为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必须提出申请，经批准取得绿色环境标志。目前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行绿色环境标志制度，并趋向于协调一致，相互承认，对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形成了巨大障碍。
4.绿色包装制度
发达国家制定的较高且比较完善的包装材料标准，包括废弃物的回收、复用和再生等制度，是为了防止包装材料及其形成的包装废弃物给环境造成危害，结构不合理的包装容器可能损害使用者的健康而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但某些过于严格的绿色包装措施，则可能事实上妨碍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引发贸易争端。
5.绿色补贴制度
发达国家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内部采用比较宽松的环境标准，这些国家的产品就不必支付高昂的环境成本，与本国产品竞争时就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其实质是政府在对企业及其产品提供消极的环境补贴，所以进口国基于环境保护和本国的利益而有权征收反补贴税。
6.绿色卫生检疫制度
绿色卫生检疫制度是指国家有关部门为了确保人类及动植物免受污染物、毒素、微生物、添加剂等的影响，对产品实施全面的严格检查，防止超标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绿色卫生检疫制度影响最大的产品是药品和食品，为保障食品安全，许多国家采取了严格的检疫制度，有些国家通过立法建立了近似苛刻的检疫标准和措施，形成了实质上的贸易保护。
二、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由于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达国家对环保的标准和认识往往超过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运用绿色保护来实施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限制和歧视行为，使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被排斥在世界市场之外。我国处在发展阶段，绿色保护对我国产品出口已经产生很大的影响。主要有：(1)缩小出口产品市场范围；(2)增加出口产品成本；(3)引发出口贸易摩擦；(4)高污染产业的转移。
三、应对发达国家绿色贸易壁垒的对策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国家以环境保护为幌子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因其发展较早在环境方面的标准和措施远远超越了发展中国家。所谓的绿色壁垒对我国形成了歧视性，并严重限制了我国的出口贸易。
1.正确认识绿色贸易壁垒
要对绿色贸易壁垒有一个客观认识。绿色贸易壁垒存在着有利于市场发展和国际贸易一面，也有阻碍国际贸易发展一面。以保护环境为目的而采取的绿色壁垒措施，一方面限制甚至禁止了严重危害生态环境产品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另一方面也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使这些产业成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新的增长点，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2.加大对绿色产业资金投入
要使我国的环境问题得到有效控制，同时增强我国绿色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使绿色产品和技术走出国门，离不开财政金融部门的扶植。财政部门应给予绿色产业以优惠的鼓励政策，加大对绿色产业的资金投放。金融部门应在信贷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
3.实施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我国国家的基本战略，出口贸易也就必须服从于这个基本战略，这就要求出口不仅要追求增长的数量，还要追求增长的质量，及其与生态环境保护、劳动条件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
4.发展环保产业，推行绿色管理
以环保产业作为提升出口产业结构的重点。政府应制定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支持和鼓励环保产业的发展，把环保产业培育作为提升出口产业结构的重点和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应设立绿色银行和绿色产业基金，为环保产品的开发与出口提供专项贷款和信贷担保基金。
对我国的出口企业而言，应积极推行绿色管理。绿色管理是指将环境保护的思想观念融入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这一思想可概括为“5R”原则，即研究(Research)，将环保纳入企业的决策要素中，重视研究企业的环境对策；消减(Reduce)，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减少或消除有害废弃物的排放；再开发(Reuse)，变传统产品为环保产品，积极采取环保标志；循环(Recycle)，对废旧产品进行回收处理，循环利用；保护(Rescue)，积极参与社区内的环境整洁活动，对员工和公众进行环保宣传，树立环保企业形象。
参考文献：
[1]海闻.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N].经济研究，2004，(7).
[2]郭芳.环境成本内在化的必要性[J].晋阳学刊，2002，(6).
[3]王继祖.近年西方新贸易理论浅探[J].南开经济研究，2003，(5).
[4]李湘等.国际贸易教程[M].上海：上海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
[5]黄立新.绿色壁垒及我国的应对策略[J].外向经济，2000，(1).
[6]胡蓉.试论GATT/WTO贸易与环境保护条款[J].当代法学，2002，(5).
[7]姜芳.易壁垒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与对策[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
[8]王继祖.近年西方新贸易理论浅探[J].南开经济研究，2003(5).
从理论上讲，在商品出口贸易中，商品价格和进口国的需求量是影响商品出口贸易量的主要因素。在假定货币汇率不变的条件下，商品价格主要由该商品的生产和运输成本以及进口国进口关税决定，即生产和运输成本、关税是价格因素的影响因子。为简化分析，本文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假定汇率和其他市场条件不变，将苹果价格和进口国的苹果需求量作为解释变量，引入非线性计量模型对中国苹果出口贸易进行分析：(1)Et表示一国某商品的出口数量；Pt是一国该商品的平均进口价格；Qdt表示该国对该商品的总进口需求量；eλ为常数项，t为年份。对式(1)等式两边取对数，得到方程如下：(2)其中α为出口价格弹性系数；β为出口需求弹性系数。本文选取了1981～2011年FAO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运用Excel和Eviews6.0软件，采用OLS方法进行模型估计。根据FAO国际贸易统计，将苹果分为鲜苹果和苹果汁两类，分别从国际市场整体角度和中国主要出口国国别角度衡量价格和进口国需求对中国苹果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其中，出口国国别的选取是根据FAO数据库中2011年中国鲜苹果和苹果汁出口贸易国别数据，2011年中国鲜苹果最大出口国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作为研究对象，苹果汁的主要出口国美国和俄罗斯作为研究对象。
2实证结果与分析
2.1中国鲜苹果出口贸易分析经回归分析所得方程和相关参数如下。式(3)为中国鲜苹果出口贸易整体回归结果，其中R2=0.913，SE=0.361，DW=0.989，SE=0.361表明方程的拟合度较好，即在影响中国鲜苹果出口数量的众多因素中，91.3%可以由中国鲜苹果出口价格以及世界鲜苹果需求量来解释；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回归系数α、β、λ的t值都显著。利用所得方程可以估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鲜苹果价格保持不变时，总需求每增加1%将会带动中国出口增加4.553%；若世界总需求保持不变，价格每提高1%将会使中国出口减少1.150%。可见，世界鲜苹果的需求量变化对中国鲜苹果出口贸易量的影响远远大于出口价格对中国鲜苹果出口贸易量的影响。式(4)为中国鲜苹果出口印度尼西亚的回归结果，由于回归方程中常数项的t值不显著，因此取消常数项重新进行计算，回归结果显示方程的拟合度较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回归系数α、β的t值都显著。由此可以估测，作为中国鲜苹果的最大出口国，印度尼西亚从中国进口鲜苹果的价格及其进口需求量对中国鲜苹果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较高，并且中国鲜苹果出口量受价格因素的影响更大。式(5)为中国鲜苹果出口俄罗斯的回归结果，方程的拟合度较好，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下回归系数β与常数项λ的t值显著，但价格弹性系数α估计值的t值不显著，并且α为正，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俄罗斯从中国进口鲜苹果的价格与进口数量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俄罗斯的进口需求量是中国鲜苹果出口量的主要影响因素，但需求弹性系数β只有0.803，表明俄罗斯鲜苹果的进口需求对中国鲜苹果出口贸易量的拉动作用很小。
2.2中国苹果汁出口贸易分析经回归分析所得方程如下：式(6)为中国苹果汁出口贸易整体回归结果，方程的拟合度较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回归系数α、β、λ的t值均显著。因而可以估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世界进口需求量每增加1%将使得中国出口量增加5.166%；价格每增加1%则将使得中国出口量减少2.319%。可见，世界苹果汁的进口需求量对中国出口影响更大。式(7)为中国苹果汁出口美国回归结果，方程的拟合度较好，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回归系数β、λ的t值显著，而α的t值不显著，因而可以估测，中国向美国的苹果汁出口量基本不受价格因素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对中国出口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式(8)为中国苹果汁出口俄罗斯回归结果，方程的拟合度较好；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回归系数α、β、λ的t值均显著。但价格弹性系数α为正，表明俄罗斯从中国进口苹果汁的平均价格的上升并没有抑制俄罗斯从中国进口苹果汁的数量，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俄罗斯从中国进口苹果汁的价格与数量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这一结果与中国对俄罗斯的鲜苹果出口贸易分析结论相吻合。从需求弹性系数β值来看，俄罗斯苹果汁进口需求量增加1%将使得中国对俄罗斯苹果汁出口量增长1.862%，这一数值远远低于5.165%的国际市场平均进口需求弹性。其原因主要在于俄罗斯是世界苹果汁进口大国，也是波兰、美国等国的主要目标市场，在俄罗斯市场上，中国苹果汁的贸易竞争力较弱，欧美国家的消费理念与膳食结构不同于中国，国内本身地质及肥料成分因素致使高酸度果品原料供应不足，无法迎合欧美国家市场需求。
3结论及政策启示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各方程的拟合度均较高，说明价格和各国的进口需求量是影响中国苹果出口贸易量的主要因素；第二，从类别来看，世界市场上中国苹果汁的价格弹性系数和进口需求弹性系数均高于鲜苹果，说明中国苹果汁出口贸易的发展空间大于鲜苹果；第三，从中国苹果主要出口国的国别数据来看，除印度尼西亚之外，其他国家的进口价格对中国出口量的影响均不显著，这意味着中国目前所实行的低价竞争策略对出口的拉动作用不大。结合模型分析结果，可以得到以下政策启示。第一，应积极促进中国苹果汁加工产业发展。目前，世界苹果消费需求呈现多样化、多层次特征，并正由低层次的直接消费向高层次的苹果加工品消费发展，消费者对苹果汁的偏好性消费需求稳步增长，苹果汁国际市场需求不断增大，果汁加工业发展空间较大。中国苹果加工业正处在加速增长期，出口是拉动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通过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等财政手段以及信贷支持和利率优惠等金融手段，促进苹果汁加工产业发展，是实现中国苹果出口战略的重要途径。
第二，改变低价竞争策略，实施进口国消费偏好为导向的出口策略。在我国苹果出口市场上，价格对苹果出口的影响较低，盲目实行低价竞争策略只会降低出口企业利润水平和导致进口国的反倾销调查，对提高主要出口国的市场占有率意义不大。而且美国、俄罗斯等发达国家作为中国的主要出口对象，对苹果的口感、农药残留量和加工程度等品质要求较高，中国的出口产品较难满足其需求，表现在美、俄的进口需求弹性均小于国际市场平均进口需求弹性。为此，要提高在美国、俄罗斯等发达国家的市场竞争力，中国应改变低价竞争策略，以进口国消费偏好为导向，鼓励优质苹果种植，提高苹果汁的加工水平。
1.出口贸易总量增长迅速，对外贸易顺差不断扩大。
从2003年到2012年10十年间，我国出口贸易额由4382亿美元增长到20488亿美元，年平均增幅达18.9%。2009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在出口贸易额迅速增长的同时，进口贸易额的增长相对缓慢，因此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不断扩大。2003年对外贸易顺差额为254.7亿美元，2008年对外贸易顺差额为2981.3亿美元，6年间增长了11倍多。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对外贸易顺差额出现三连降，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分别为1956.9亿美元、1815.1亿美和1551.4亿美，但2012年又出现回升，对外贸易顺差额为2311亿美元。
2.对外贸易出口依存度较高。
2003年我国对外贸易出口依存度为26.7%，2006年高达35.7%，虽然近年来有所下降，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分别为：27.5%、26.1%、24.9%，但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形成的长期惯性，我国经济依赖出口增长的趋势还将延续。目前，美国、日本、巴西和印度等国的对外贸易出口依存度都在10%左右，我国的出口贸易依存度不仅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展国家和地区，也高于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巴西等，中国的出口贸易依存度长期同GDP增长率脱节，经济存在严重的出口贸易依赖性，也由此引发许多的贸易争端和摩擦。
3.出口产品中的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不断上升，但仍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
根据联合国的分类方法，工业制成品中的第5和第7大类属于资本密集型产品。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重不断上升，由1980年的46.5%上升到2010年的94.8%，2012年达到95.1%，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由1980年的22%上升到2011年的57%，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得到了一定的优化，但其完全的优化转型远未完成，因为我国大部分出口生产企业仍然处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中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例如2010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分别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59.2%和31.2%，但如果再进行细分，这些出口产品中大部分依然属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马源(2013)的分析得出2010年我国出口欧盟的机电产品中，66%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只有34%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总体来看，我国出口的机电产品大部分属于中低档次，产品附加值低和技术和知识含量较低，和发达国家出口的“高、精、尖”机械设备相比依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品主要以来料加工和装配贸易为主，主要生产和出口计算机、通信和电子技术等产品的中间产品和零部件，依然以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缺乏核心技术。
4.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出口依然占据较大比重。
目前我国初级产品出口中的矿物燃料、油等高排放、高耗能产品出口占据30%左右，工业品制成品出口中的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制品等均属于资源性和高污染产品，由于不具备核心技术，机电产品主要以中低端产品为主，大部分依然属于高耗能、高排放的低附加值产品。同时，自2006年以来，加工贸易占据我国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由于我国加工贸易主要以“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来料加工方式为主，国内加工企业从国外大量进口原材料进行组装后再出口，仅赚取少量的加工费，却在加工过程中耗费大量能源并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含量。
二、我国出口商品的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量的计算
1.数据说明
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分类）把商品分成10大类(0-9)，文章主要选取其中的第3、5、6、7共4类商品进行研究，这4类商品出口额合计近年来均占我国总出口额的70%以上，所以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出口商品金额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能源消耗量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上对商品的分类标准不一样，因此按照SITC分类对《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上的商品分类进行了归并，这样才能应用其数据。自中国加入2001年加入WTO以来，出口规模迅速扩大，但同时能源消耗也由2000年的14.55亿吨标准煤上升到2011年的34.80亿吨标准煤，据《2013年BP世界能源统计回顾》的数据显示，从2009年开始，中国就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耗国。在能源消耗大幅上升的同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快速上升，由2003年的约35亿吨上升到2010年的约85亿吨，跃居世界第一。因此，文章选取2005年和2010年的数据进行计算，为了剔除价格因素，使两年的数据具有可比性，以2005年价格为不变价格对2010年的出口额和工业产值进行了处理。
2.计算我国出口商品能源消耗量和碳排放量
目前计算商品能源消耗量的方法有投入产出法和直接消耗计算法。文章采用第二种方法，先计算4类商品的单位能耗（能源消耗强度），它等于各商品的能源消耗量除以其总产值，各出口商品的源消耗量就等于4类商品的出口金额乘以单位能耗。直接消耗法由于只计算了商品的直接能耗，而没有计算在生产该商品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原料及辅助材料等所产生的间接能耗，因此会造成能耗量的低估，但是通过计算结果发现，即使在低估我国出口商品的能源消耗从而低估碳排放量的情况下，也不影响中国大部分出口商品属于高能源消耗和高碳排放的结论。
3.计算结果说明
通过以上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出口商品碳排放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我国出口商品的碳排放总量较高。2005年、2010年我国4大类出口商品的碳排放总量分别为1.3亿吨（约合4.8亿吨CO2）和1.4亿吨（约合5.1亿吨CO2），而同为出口大国的德国2005年和2009年整个制造业的CO2排放量分别为1.12亿吨和1.02亿吨。第二，出口商品碳排放强度在下降。2005-2010年我国4大类出口商品的碳排放总量增长7.9%，而同期的出口贸易增幅为76.7%，碳排放量增幅远远小于出口贸易增幅得益于出口商品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和2005年相比，2010年4大类出口商品碳排放强度分别下降1.77、2.11、2.08、0.16，降幅分别为：34%、40%、35%、27%。
三、低碳经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综合前面我国出口贸易现状特点和出口商品碳排放总量的计算结果来看，我国出口贸易发展迅速，经济增长的出口依赖性较强，但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模式依然建立在高碳排放的基础上。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同时，其逐步实施的低碳规制和措施如碳关税及非关税绿色贸易壁垒将会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较大影响。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将来美国和欧盟对进口产品全面征收碳关税，故我国产品出口量可能下滑21%。但对不同的出口商品影响会有所不同，具体表现为：
1.第3大类出口商品，即矿物燃料，剂和有关原料。
该类商品属于高排放高污染类商品，2005年和2010年碳排放强度分别为6.67、3.46，但由于出口额较小，其碳排放总量在4类商品中最小，2005年和2010年分别为1175.99万吨、763.67万吨。受我国能源短缺的制约，国家对该类产品出口采取限制措施，其出口额5年内仅上升了20.08%，同时不断提高减排技术，碳排放强度5年内下降了48.1%，因此第3大类产品出口受低碳规制和措施的影响较小。
2.第5大类出口商品，即化学品及有关产品。
此类商品碳排放量较高，其碳排放强度2005年和2010年分别为5.31、3.20。2005年和2010年的碳排放量分别为1898.71万吨、2317.14万吨，两年均位于第3位，虽然该类商品的出口比重较小，但5年内的出口增长率却高达102.3%，碳排放强度下降40%。因此，随着出口量的不断增加，第5大类产品出口将会受到低碳规制和措施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的影响。
3.第6大类出口商品，即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
这类商品2005年的碳排放强度仅次于矿物燃料等商品，其碳排放强度为5.92，而2010年碳排放强度为3.84，排名第一。2005年、2010年的碳排放量分别为7638.77万吨和7914.37万吨，占总排放量的比重分别为50.1%和49.1%，是我国出口商品碳排放量的主要来源。此类商品2005年和2010年的出口比重分别为16.9%和15.8%，是我国的第三大出口商品，5年内出口增长率为59.4%，碳排放强度下降35%。因此第6大类出口商品受低碳规制和措施的影响最大。
4.第7类出口商品，即机械及运输设备。
第7类商品2005年、2010年碳排放总量分别为2117.71万吨、2852.28万吨，碳排放强度最低，分别为0.60、0.44。虽然该类产品一般认为属于清洁生产，但由于是我国最主要的出口产品，且出口增长较快，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2005年、2010年分别为46.2%、49.5%，5年内出口增长率为83.6%，远远大于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幅度的27%，所以碳排放总量在不断攀升，5年内增长率为34.7%。有学者对影响出口商品碳排放的因素分解进行分析，王天凤(2012)的研究表明，规模效应是我国出口商品碳排放增加的主要来源。高海燕(2011)的研究表明，规模效应在机械制造业出口产品碳排放中所占比重为70%以上。同时由于这类商品的中间投入品碳排放强度较高，包括间接排放的完全碳排放强度会比直接碳排放强度高很多，因此第7类出口商品也会受到低碳规制和措施的较大影响。
四、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出口贸易发展方向
低碳经济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系统受到空前挑战的背景下提出的，但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不遗余力地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动因是自上个世纪80年达国家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后，欧美国家经济由实物主导模式逐步转变为非实物生产主导模式，出现经济服务化和虚拟化的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开始重新重视实体经济，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已经失去，重新回到制造业已经不现实且也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所以必须找到一个新的产业作为拉动实体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发展以新能源产业为代表的低碳经济成了发达国家的首选。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20世纪的信息革命，中国均未赶上发达国家的步伐，所以在国际分工中只能处于“微笑曲线”的低端，大量出口低附加值、高耗能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进口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品，贸易条件在不断恶化。此次低碳革命对我国来说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我国应该顺应低碳经济发展趋势，在应对低碳经济给我国出口商品带来的冲击的同时努力进行低碳技术创新。
1.积极应对发达国家和地区低碳减排规制和措施对我国出口商品造成的冲击。
一国的对外贸易模式是由其经济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所决定的，由于我国工业化起步较晚，劳动力丰富但技术发展水平较低，目前只能大量出口具有较高碳排放量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在完成了高耗能高排放的工业化后，对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制定低碳减排规制和措施显失公平。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实际上是碳密集产品的主要消费者，按照生产过程中的全部碳排放来征收碳关税是不合理的。因此，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我国应该积极主动参与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的讨论，并联合其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展开谈判，共同抵制以碳关税为代表的新型绿色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在抵制发达国家碳关税政策的同时提出反制性政策，“可以考虑从消费者社会责任的角度，提出基于人均碳消耗量或者累计人均碳消耗量标准的碳关税政策。”
2.发展低碳经济，降低出口商品碳排放量。
首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提出从2020年全面征收碳关税的计划表，而据测算，我国的碳排放量将在2020-2030年之间达到峰值，如果不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则在未来就有可能发生剧烈的贸易摩擦和贸易战，所以努力降低出口产品碳排放量已势在必行；其次，由低碳经济所引发的低碳贸易已是大势所趋，低碳绿色贸易壁垒必然会对各国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产生重要的影响，高耗能、高碳排放、低附加值的产品的出口比重将大幅下降，而低碳排放、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重将逐步上升；最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30多年是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换来的，随着资源的短缺和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改变过去不可持续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迫在眉睫，发展低碳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3.优化出口产品的能源消费结构。
按照电热当量计算法，2005年和201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构成中煤、石油、天然气的比重分别为74.1%、20.7%、2.8%，2010年这三种能源的比重分别为71.9%、20%、4.6%，我国的能源结构5年来几乎没有得到优化，一直以高污染高排放的煤炭和石油为主，其它清洁能源的消费比例较低。全世界核电发电约占总发电的10%左右，而我国近年来核电所占比例基本保持在0.3%左右，因此，我国出口产品能源消费结构有很大的优化空间，逐步减少高污染高排放的煤炭和石油的比重，增加天然气的消费比重，并大力发展水电、核电和风电等清洁能源，能够有效降低我国出口产品的碳排放量。
4.加大对低碳技术研发的投入，创新低碳产品，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
由于技术创新具有正的外部性，先行的企业风险很大，如果研发失败，则成本完全由企业自己承担；如果研发成功，则其他企业就会通过模仿等溢出效应掌握新技术，企业缺乏研究开发的积极性。所以政府应该加大对低碳技术研发的投入，对先入企业进行补偿，才能激发企业对低碳技术的研发进行投入。碳排放强度主要受能源消费构成和能源效率的影响，我国4大类主要出口产品的碳排放强度5年内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幅。近年来，我国能源消费构成均呈现以煤炭为主的特征，各能源的消费构成变化不大，我国出口商品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主要原因是能源效率的提高，因此提高低碳技术是降低我国出口商品碳排放量的重要途径。
5.重点控制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的碳排放量。
第6大类出口是我国出口商品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一旦实施低碳贸易壁垒，将对这类商品的利润和竞争力产生很大影响。此类产品是我国重要的传统出口产品，由于我国目前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会大量出口该类产品，因此提高这类产品的能源使用效率尤为重要。
6.培育机械及运输设备新的出口增长点的同时注意扩大内需。
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
进入90年代以来，国内经济环境发生了许多变化，它们对出口正在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由于现有出口贸易模式与外资利用密切相关，因此本文主要考察近年来我国引资格局的变化。
1.投资主体的变化。从改革开放到90年代初期，来华投资主体以东南亚等地区小规模的华人企业居多。这是第一代来华投资者。无论是投资规模、项目数量还是投资地位，他们都占绝对优势。但在1992年以后，欧美日大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急剧增加。尽管项目数量和累计投资规模还不如前一类投资企业，但其增长势头强劲，已逐渐成为来华投资主体。他们资金实力雄厚，技术水平较高，是第二代来华投资者。
2.投资动机的变化。第一资者的主要动机是利用中国政府提供的各种优惠和廉价劳动力资源，以降低其产品的劳动成本，提高价格竞争力。第二资者的动机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用自身的特定优势，如先进技术、资金实力等，抢占中国国内市场；二是为跨国公司的全球一体化经营战略服务。
3.投资方式的变化。因动机不同，第一资者大多倾向于同中方合营，不特别看重所投资企业的绝对控制权。这有利于他们在经营活动中获得中方有关方面的更多优惠和支持。第二资者却多半倾向于独资方式，不大愿意合营。即使合营，往往也要求对企业有绝对控制权。这是为了使在华投资服从跨国企业全球战略的需要。
4.投资行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变化。第一资者主要投向劳动密集型的一般加工工业，产品主要或相当一部分用于返销或销往第三国；为方便运输、节省运费和熟悉国际市场行情，这些投资大多集中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第二资者却更多地投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交通运输和金融业等。产品外销的比例相对较小。与此相适应，投资地区更多地向全国扩散。
世界经济近年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对我国出口发展影响最大的，主要是由全球金融动荡和后冷战格局所引起的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对加工贸易出口而言，过去那种相对自由的国际市场环境已不复存在：
一是美国市场对我传统出口产品的需求相对饱和，今后很难保持我国加工贸易产品对美出口的稳定高速增长。首先，受全球金融动荡的影响，美国经济增长减缓的迹象日益明显，其进口需求将相对减弱。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8年第二季度，美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猛增至创纪录的565亿美元。1998年美国贸易逆差将达到2400亿美元左右（1997年为1100亿美元），且1999年将继续增加。这将促使美国加紧贸易限制。其次，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美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放松对华贸易限制。美国国会调查局1998年8月发表的调查报告称：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政府不可能顺利推行美国政府原先期望的政治、经济改革，因此中美关系只可能维持现状。在这样的中美关系框架下，不可对中美贸易关系的改善期望过高。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配额、贸易行为规范和人权等方面，美国政府不可能放松对中国施加压力。1998年8月中旬，美国海运委员会展开对所谓中国港口贸易壁垒的调查并以贸易制裁相威胁就是明证。第三，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和深化，拉美及东南亚金融动荡和货币贬值，大大提高了这两个地区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受到这些地区同类产品日益严重的冲击，面临新的竞争和障碍。
二是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和经济不振，使日元持续疲软，金融体系长期动荡。日本政府不仅在缓和银行体系危机、扩大内需方面行动过于迟缓，而且为了达到自己扩大出口、减少进口的短期利益，不惜牺牲别国利益，对日元的持续疲软采取有意无意的放任态度。日本政府长期拿不出切实有效的方案和措施来改革其金融体系，刺激经济复苏。受东方民族传统的影响，日本民众对经济萧条很敏感，一旦经济形势不妙，他们便尽量压缩消费需求，把收入储蓄起来，以备未来之需。上述因素在短期内难有根本转变，因此在较长时期内，日本市场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将相对饱和。我国对日出口很难保持稳定增长。
三是作为我国主要转口市场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受到欧美日益严格的限制，并陆续认定为已“毕业”的工业化国家而取消了对他们的普惠制待遇；今后要想继续通过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幅度增加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对欧美的出口也不太现实。
四是随着后冷战时代的到来，各国都把经济发展作为本民族的中心任务，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由于其产业结构特别是出口结构与我国现有出口结构相似，因而在国际市场上同我国展开日益激烈的竞争。最突出的是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甚至越南以及巴西、墨西哥等也参与竞争。
五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加工贸易出口带来了双重不利影响：一方面，危机大大降低了东南亚国家出口产品的劳动成本，严重削弱了我国加工贸易出口的价格竞争力；另一方面，我国加工贸易出口的快速发展有两个基础：一是我国相对于东南亚地区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二是这一优势引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本和技术向中国大陆的大量转移，在过去十几年中，正是这种转移推动了中国加工贸易出口的快速增长。东南亚危机使上述优势大为减弱甚至消失，使上述转移过程严重受阻，使海外资本投向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势头大大减缓，甚至不排除今后出现部分资金回流的可能。危机的影响将是长期的、深远的，它一方面严重动摇了我国加工贸易出口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从反面说明了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的脆弱性：一个大国，以建立在外来资本和技术基础上的加工装配业作为出口的支柱，既不合理，也相当危险。
二、现有出口模式的主要缺陷
——现有模式主要依赖于两个基础：一是廉价劳动力的相对优势；二是第一资者来华投资的迅猛增长。前述引资格局的变化已严重动摇了第二个基础。就第一个基础而言，在东南亚和拉美货币大幅度贬值、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的同时，我国工资水平的上升、劳动生产率增长迟缓和管理效率的低下，已使劳动力优势逐步弱化。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上，一个国家是否具有优势，最终取决于其单位产品劳动耗费的高低，而这又取决于三个因素：工资水平、劳动力素质、经营管理效率。劳动力的数量和工资水平曾经是影响单位劳动耗费的主要因素，但今天已日益让位于劳动力素质和经营管理效率所决定的劳动生产率。恰好在这方面我们不具有任何优势。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实践中的革命性应用，各发达国家正积极将科技成果广泛用于改造和武装传统产业。在发达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今天已面目全非。以纺织业为例，它在发展中国家当然仍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但在发达国家，这一行业不仅没有因转移一部分到发展中国家而衰落，而且其性质正悄悄地发生变化。据专家介绍，新型无梭纺纱机代表了当今纺纱机的最先进水平；但据统计，过去十年中全世界95％以上的新型无梭纺纱机都安装在欧美发达国家
。伴随生产的日益自动化，劳动生产率成倍甚至数十倍地提高。个别国家的部分纺织企业已出现所谓“无人车间”甚至“无人工厂”，其单位产品的劳动耗费之低廉便可想而知。这样的纺织业事实上已不再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因此，随着发达国家不断用新兴科技改造和武装劳动密集型行业，我国在这一行业上的相对优势正被不断地削弱，现有出口模式的第一个基础也正遭到严重冲击，今后将很难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贸易维持出口的持续稳定增长。
——现有模式使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过分依赖对外贸易量的增长，外贸依存度高得惊人。首先，由于加工贸易出口过度依赖原材料和零部件的进口，因此出口的增长实际上主要取决于进口的规模；进口是为了再出口，进口主要不是为了满足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技术的进步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而是为了维持出口数量的扩张。其次，中国外贸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即外贸依存度）已接近40％，远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国民经济总量的40％必须通过国际市场这一转换机制才能实现。近年来中国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中，相当大的成分是由进出口的数量扩张构成的。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格局。在推进市场开放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过程中，中国经济以及出口本身将很难承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而保持稳定的增长。
——在现有模式下，出口的发展与国内制造业特别是基础工业的发展缺乏应有的联系，两者日益分离。加工组装业是一个特殊的、“孤岛型”的产业，与国内其他行业的前向和后向联系极为薄弱。由于“两头在外”，原材料与零部件从国际市场来，产成品到国际市场上去，因而出口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前瞻影响”和“回顾影响”都很微弱，对国民经济的实际带动作用比它表面上看起来应起的作用要小得多。一方面加工贸易出口的快速增长没能大规模地、有效地带动基础产业的改造和进步，产业结构得不到应有的优化和升级；另一方面，没能优化和升级的国内制造业和基础工业也就很难成为出口的稳固基础，为出口的进一步发展和出口结构的优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长此下去，出口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后劲令人担忧。据海关统计，1998年以来，我国加工贸易进口和出口的增长率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上半年加工贸易出口仅增长8.6％，比去年同期下降12.7个百分点；加工贸易进口只增长1.8％，比去年同期下降12个百分点。这预示着我国加工贸易出口的发展后劲已经不足，并将影响整个出口产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后劲。
——现有模式形成了对外国品牌及其外销渠道的过度依赖。目前我们出口的大多是外国品牌的商品，缺乏中国民族工业自己的国际知名品牌。一方面，中国工业的发展长期不注重品牌效应，没有品牌意识，更谈不上完善、成功的品牌战略，所以始终拿不出自己的国际知名品牌。另一方面，在近年来的加工贸易出口中，无论是中方独资企业，还是中外合营企业，都是按照外商要求进行加工，使用外国品牌开展外销。对于缺乏自有品牌的中方来讲，使用现成的外销渠道和有一定知名度的外国品牌，不失为迅速扩大出口的一条捷径。但是这种实质上的权宜之计却带来了两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加深了中国工业和出口对外国品牌及其外销渠道的依赖，助长了中方在开辟外销渠道、开发自有品牌方面的惰性。二是中国企业成了外商品牌的加工和推广基地。
——现有模式使中国的外贸增长指标失真，夸大了中国的实际进出口能力和中国经济实力。中国企业从加工贸易出口中，只能获得一点点加工费。它仅占出口产品总价值的很小部分，其余部分都是进口原材料或零配件；且我国加工贸易的进出口市场严重错位：进口市场主要是东南亚，出口市场则主要在欧美。当成品输往欧美时，对方却将产品全部价值统计为中国对其出口。以中美贸易为例，按美方统计口径，中国每年对美出口额非常庞大，并形成中方巨额贸易顺差。但对中方来说，这实质上是一种虚假的出口额和虚假的贸易顺差。它却成为对方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使中方在中美贸易谈判中处于极端被动的地位。据海关统计，199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3251亿美元（其中出口1827亿，进口1424亿）。由于用于加工贸易的进口占全部进口的49.3％，因此约有700亿美元的价值既被作为进口额统计，又被作为出口额来统计。这实质上夸大了我国的外贸实力特别是实际的出口能力。帐面上的这种“虚假”出口规模的连年快速膨胀，很不利于我国在有关对外贸易谈判中取得主动。
——现有模式很不利于充分利用西方国家分配给我国的有限出口配额，最大限度地扩大出口总额。由于西方国家的配额限制一般只限进口产品数量，不限进口金额，对我国来讲，在出口数量一定的前提下，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单位售价就成为扩大出口创汇额的唯一选择。在现有模式下出口品的附加值和单位售价都很低；受有限的配额限制，进一步扩大我国出口创汇总额的余地非常有限。
三、几点建议
面对变化了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我们应该也必须变外在压力为内在动力，变挑战为机遇，及时调整现有的出口贸易模式，逐步形成以国内制造业而不是加工装配业为基础、以一般贸易为主导的出口发展模式，使出口的长远发展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两者之间形成相互推动的良性循环。
1.应结合国内外经济条件的变化，尽快确定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和国家出口产业战略，并且从战略指导思想上把上述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全方位地扶持国民经济的战略性产业，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国的战略性出口产业，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换代作为出口发展的基础来推动出口结构的优化和出口模式的转换；逐步改变出口产业同国内制造业特别是基础工业日益脱节的状况，把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同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统一起来；把国民经济的重点产业同重点出口产业逐步统一起来。
2.大力加强政府对企业的全方位的出口信息服务；同时尽快废除出口经营权的审批制，实行出口经营权和经营范围的登记制，努力发掘和培育一批新的潜力巨大的出口企业集团和拳头产品。
3.利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大力提倡和鼓励提高出口产品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国产化程度。对于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或者有巨大潜力的企业，应该给予更优惠的税收待遇，并提供更多、更优惠的信贷支持。
关键词：技术性贸易壁垒市场准入出口成本市场时机
一、技术性贸易壁垒
技术性贸易壁垒(TBT)是指一国以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生态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保证产品质量为由，采取一些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技术性措施，从而给他国商品和服务自由进入该国市场设置障碍。TBT措施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大，也对我国的出口贸易产生了负面影响。
二、TBT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1.TBT在市场准入方面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严格的市场准入条件限制了我国商品的出口。发达国家凭借经济和技术优势，不仅制定了严格的法规和苛刻的技术标准，还实行严格且繁琐的进口检疫制度，抬高了市场准入的“门槛”，使我国许多产品无法进入国际市场。
(1)技术标准、法规方面。进口国主要是通过制定高标准来阻止外国商品的进口。这些标准，往往带有歧视性。通过这些方法制定的TBT得以阻碍我国商品进口的例子屡见不鲜，如由于大米市场的疲软，日本对中国大米进行104项药残和农残检测，不但技术指标项目多，而且检测手段也相当繁杂，而对市场上国内生产的其他部分产品却没有如此多项的检测。
(2)商品包装、标签方面。有关包装和标签的规定也限制了我国商品的出口，很多国家规定包装和标签不合格的进口产品禁止进口。其中发达国家对进口产品的包装材料、包装形式、标签,甚至包装的形状都有严格的规定,差异很大,使我们难以应付。例如:我国农副产品加工行业起步较晚,产品的标签及包装水平不高,为了符合进口国的规定,避免进口限制,不得不对出口产品重新包装或改换标签,增加了生产成本,削弱了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
(3)认证和合格评定方面
目前，很多国家都制定了产品质量认证制度和合格评定标准。从整体上看，美、日、欧盟的认证制度最为完善，也是阻止出口商品进入其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进入欧盟市场的产品必须至少达到下列三个条件之一:符合欧洲标准EN;取得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认证标志;与人身安全有关的产品，要取得欧盟安全认证标志CE;取得IS09000合格证书。所有这些苛刻、繁琐的产品质量认证制度和合格评定标准无疑限制了我国产品的出口。
2.TBT在出口成本方面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TBT对出口企业最大的影响是“提高成本”。有些技术壁垒如认证认可制度、检验程序与检验标准，虽然并不对产品市场准入直接设限，但为了满足实施技术壁垒国家的要求和克服TBT对出口的不利影响，我国的出口企业被迫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增加了出口产品的成本，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失去比较价格优势，国际竞争力大大削弱。
(1)认证认可制度方面。我国的出口产品若想打入进口国市场，就必须取得该进口国或国际通行的认证标志，为了取得相关认证标志，这些企业往往要花费高昂的认证费用由国外认证机构主证，增加了我国产品的出口成本。(2)检验程序方面。TBT的实施涉及到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它要求将环境科学、生态科学的原理运用到产品的生产、加工、储藏、运输、使用、销毁等环节中去，形成一个完整的、无公害、无污染的环境管理体系。而我国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测试评价方法，检验设备陈旧、技术标准落后，为了达到进口国的标准，很多出口企业在设备、人才等方面投入巨大，大大增加了出口成本。同时，我国认证体制的不完善使得同一产品进入不同国家市场要多次重复检验并为此承担昂贵的检验费用。
此外，苛刻的检验标准也是我国出口企业面前一道难以逾越的技术壁垒。
3.TBT在市场时机方面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1)过程性TBT。它是特指对出口产品的影响已经从其本身的性能、质量标准，发展到覆盖产品生产、加工、运输等全过程的TBT。进口国市场对进口产品进行项目繁多的检查，只要有一项不合格，便禁止进口。
(2)检验时间过长。一些国家通过延长检验时间，拖延产品进入的市场时机。如日本《家畜传染病预防实施细则》规定，日本允许进口部分活家畜，但要经过1～4个月的申报，产品出口前需要隔离35天，到岸后实行逐个体检，需耗时10天～15天。
(3)收集信息方面。鉴于TBT的隐蔽性和灵活性，以及我国信息系统的欠发达。我国很多出口企业往往对进口国技术限制缺乏了解，这使得它们延误市场时机而造成大量损失。
(4)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方面。我国大量的外向型企业多是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结合企业情况而获得了后发优势。而始创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在扩散中存在必然的“时滞”，这些创新国家往往利用这种技术传播的“时滞”来构筑TBT。
我们应增强危机感与紧迫感,密切关注全球经济走势,加快我国相关技术标准法律法规的建设,并大力推广国际标准,改善国内企业的生产管理水平,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加速国内技术创新,削减国际贸易中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产品的负面影响,提高我国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1]宋明顺:WTO《贸易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规则、实践及对策[M].中国计量出版社,2002年
[2]高茂云:技术壁垒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和对策[J].警官教育论坛,2005年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进出口贸易
引言
2005年7月21日，中国政府出其不意地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汇率调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即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同时宣布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实现汇改以来已一年整，人民币汇率弹性循序增加。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数据，2006年7月3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再创新高，达人民币7.9732元兑1美元。与2005年7月汇改前相比，人民币升值了约3.66%。金融市场这一新的变化，无疑将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人民币升值的背景及原因
（一）人民币升值的背景
近年来，人民币升值问题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人民币汇率存在升值压力的原因是一个与国际间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利益相糅合的问题。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日益高涨，主要依据在于中国的贸易顺差，巨额外汇储备等。
2003年，中国经济在扩大内需投资和对外贸易增长的带动下，经济保持年增8.2%的强劲势头。一般来说，若一国能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则会支持本国的货币稳定升值。另一方面，我国近10年来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尤其是来自美国的顺差，目前已成为排在日本之后全球第二大贸易顺差的国家，这是国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国家都需要保持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以支持本国货币汇率的稳定。外汇储备的增加，不仅可以增强宏观调控能力，而且有利于维护国家和企业在国际上的信誉，我国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外汇储备的绝对规模和增长速度都持续攀高，至2005年9月底，己达到769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外汇储备国。虽然外汇储备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至关重要，但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的各项指标远远高于国际警戒线，国内的一些实证研究也表明，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在长期内影响着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使得人民币面临着长期持续的升值压力。
（二）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根据我国经济和对外贸易情况，我国曾多次调整人民币汇率。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和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发展，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与美、日、欧盟等经济体的贸易摩擦进入高发期，这些经济体基于本国内经济和政治需要持续要求人民币升值，并对我国施加各种压力。在综合考虑我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和整体承受能力的基础上，以国外要价合理让步和对我发展整体有利为前提，我国政府宣布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包括美国、日本、香港、欧盟、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韩国、台湾地区、澳大利亚、加拿大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调0.2%，并在一定范围内浮动，人民币升值是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人民币汇率不再紧盯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标志，这是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采取的改革措施，其宏观意义不言而喻。这种变化对于我国出口贸易将产生多种影响。
二、人民币升值对进出口贸易影响分析
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价格调节机制传导的，而影响这一机制传递效果的因素很多。在我国，由于加工贸易多是进口原材料和机械设备后在我国进行生产然后再出口，因此进口的原材料在加工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较大，这也是由于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所导致的。而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基础产业的迅速发展，出口产品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将更多地由国内厂家生产，汇率的调整也将对其出口贸易产生一定的扩展效果。本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表现为：当生产出口商品使用本国原材料时，本币国内价值贬值的情况下，本币汇率升值会使出口商品的价格大幅度上涨，导致出口减少；本币国内价值稳定的情况下，本币升值仍会使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上涨，导致商品的出口减少；本币国内价值升值，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是否上涨及上涨幅度的大小，由本币国内升值使出口商品本币价格下降的幅度和本币升值使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上升的幅度共同决定，若前者大于后者，则引起出口增加；若前者等于后者，则不影响出口；若前者小于后者，则只会较少地减少商品出口。而当生产原材料来自海外时，本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与进口原材料在出口商品生产中所占的比重高低成反比，比重越大，则汇率升值减少出口的作用效果越小；反之，效果就越大。
（一）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有利影响
第一，人民币升值可以改善贸易条件。伴随贸易顺差急剧增加的同时，我国贸易条件近年来正在不断恶化。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1993——2000年，以1995年为基期的中国整体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13%。其中制成品贸易条件下降了14%，初级产品贸易条件下降了2%。2003年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为104.7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为109.7，贸易条件指数为95.4%，低于上年的98.8%。这就是说，我国的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比值在下降，即我国必须出口更多的商品才能换回同样数量的进口商品，国民福利向外流失。
近些年来，我国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居高不下.进口的能源和原材料等初级产品所占比重，以及技术含量较高的化学制品、机械和交通设备等制成品进口比重大幅攀升。近年来，大部分初级产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美元单价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1993—2000年，中国进口价格总指数上升了19%，其中制成品上升20%，初级产品上升16%。同时，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进口需求的上升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际原材料、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价格，进一步造成贸易条件的恶化。
人民币升值将会降低进口产品价格，特别是原材料和高科技设备价格的降低，企业将会加速技术引进，提高生产效率，进行产品更新换代，实现产品动态比较升级。同时由于进口产品绝大部分用于复出口。故随着企业生产率提高，出口产品质最得到提高，有助于我国企业从产品产业链低端向中高端延伸，使贸易条件得到改善。这样会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世界资源，增加国民福利，总体上提升我国产品国际竞争力。
第二，人民币升值可以优化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目前，中国的贸易结构很不合理，大多数企业都处在劳动密集型且技术含量不高的水平上，仅有的部分高技术、深加工出品的出口往往也存在加工过程短暂，增值不高的问题，真正体现技术水平和要素含且的高新技术设备和中间投入品等生产要素要从国外进口，加工收益近80%属于外国产值的转移。一方面是企业加工作业深度差，企业深加工链条短，进口原抖和部件大最侵占增加值的份额；另一方面，由于大量产品处于价值链的末端，普遍缺乏核心技术、自主品牌和营销网络，容易受到跨国公司的制约，出现无自主产权和技术空心化局面。
通过人民币升值的手段，可以最有效率地把制造业中那些技术含量与附加值低的、管理不善地挤出去，这符合中国产业结构转变的发展方向。同时。人民币升值会引起行业内更加激烈的竞争，激励企业通过技术管理创新增强竞争力。让那些富于创新、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强者变得更强，并且能减少无效率的企业在海外的相互恶性竞争，另外还能加快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从国际经验看，日本、德国等许多国家的国际品牌都是在本国货币升值的过程中慢慢成长起来的。因为本国货币的持续升值让它们面临“优胜劣汰”的压力，从而不断激励企业创新、再创新。最终走向世界知名品牌之路。可见，人民币升值对于推动我国企业贸易结构调整并激发其自主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人民币升值可以减少我国出口产品所遭受的反倾销诉讼。长期以来，我国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数量扩张来实现出口导向战略，凭着价格优势迅速占领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低端市场。根据商务部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纺织品(61、62和63类)207.79亿美元，占同类商品总进口额的26.01%；鞋类制品(64类)金额为127.21亿美元，占总进口额的70.94%；箱包制品(42类)金额为62.59亿美元，占同类总进口额的71.66%；家具制品(94类)金额为170.55亿美元，占总进口额的45.79%；玩具和游戏用品(95类)金额为191.41亿美元，占总进口额的78.24%。在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也是大致如此。
HS编码商品类别金额(单位：亿美元)占同类进口商品比率%
42皮革制品；旅行箱包；动物肠线制品22.2250.68
61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83.1284.98
62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91.3280.09
64鞋靴、护腿和类似品及其零件24.9369.31
94家具；寝具等；灯具；活动房28.2149.39
95玩具、游戏或运动用品及其零附件38.8878.78
表12005年日本从中国进口的部分商品及构成(资料来源:商务部网站)
面对如此高的市场占有率，必然会加大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冲突。近几年来，我国一直是世界上受到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通过人民币升值，适当提升出口产品的外币价格，缓解国外市场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压力，同时适当削减外汇留成、出口补贴、贸易信贷等方面的出口扶持政策也有利于提高出口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另外，人民币升值也可以提高国内非贸易品的价格，消除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相对价格的扭曲，有利于各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平衡发展。
（二）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
第一，实际有效汇率的进一步上升会削弱出口。考察汇率波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主要是看实际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而不是名义汇率，衡量实际汇率变化主要是看汇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变化的相对速度，当汇率贬值速度超过通货膨胀速度则实际汇率下降，反之，则实际汇率上升。从1993年到2003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先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然后逐渐趋于平稳，所以我国的实际有效汇率水平普遍提高之后在一定范围内小幅波动。自1990年到2003年，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虽然贬值近40个基点，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却升值3.59%，使中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然而，因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所带来的贸易下降效应被影响更大的国外收入增长效应给抵消掉了，所以，我国几个主要贸易伙伴容易将本国的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和人民币汇率联系起来。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的条件下，如果对人民币进行升值操作，则会进一步提高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而实际有效汇率又是决定一国多边贸易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因此，人民币升值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我国现有的贸易顺差。
第二，影响外商对我国投资的积极性。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优惠的条件吸引了大批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进入我国，而他们生产的产品除在中国国内销售外，很大一部分份额都用来出口。20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份额在中国总出口额中的比重保持了较快增长，2001年已超过总出口额的50%。人民币汇率的升高意味着外商对华投资成本的增加，受此影响，国外资金可能会转向流入中国的资本市场，影响对我国“三资企业”的资金投入。同时，“三资企业”是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主要载体，在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人民币升值可能会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产生一定程度不同的负面作用。
三、发展我国出口贸易的对策
（一）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财政对策
第一，调整出口退税率，减少对高能耗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补贴。我国目前平均出口退税率高达15%，但财政却又无力支付，可考虑合理利用外汇储备加快拖欠款的偿还，以加快企业资金的周转和减轻国家财政支出压力。税率下调的结果会使我国的出口增长放慢，经常项目余额减少，从而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另外税率的调整也可以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
第二，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是降低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重要途径。对于像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大型中资跨国公司的全球资金调拨以及银行持有更多的海外资产等应逐步放宽，扩大国内企业和居民用汇的权利等。实行差别准备金制度，适当提高对新增非居民人民币存款的准备金要求，从而降低银行支付给新增非居民人民币存款的利率；鼓励境外机构发行人民币债券、并放宽境内机构发行外币债务管制。
第三，降低人民币存款利率或提高贷款利率。存款利率应下调到使人民币的收益率低于其他国家货币如美元的收益率，从而有助于避免大量“热钱”流入我国，降低人民币来自资本项目盈余的升值压力；提高贷款利率会增加出口企业的成本从而会引起出口增长放慢，降低人民币来自经常项目盈余的升值压力。另一方面，对于投机性的热钱要严格监控坚决杜绝，以维护我国汇率制度和宏观经济的稳定。
第四，适度控制、合理利用我国的外汇储备。合理利用我国充足的外汇储备，提高企业出口竞争力，这是应对人民币升值贸易冲击的关键。由人民币升值压力微观基础的分析可知,由于人民币升值压力很大程度来源于大量外汇储备,所以利用我国目前大量外汇储备来进口石油、粮食、矿砂和技术设备等我国紧缺资源和急需技术，不单可以缓解大量外汇储备所累积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而且可以提高我国企业生产能力和整体素质，最终有利于对外国的产品出口，充分发挥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的有利作用。可以考虑的具体使用途径有: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建立和完善我国重要战略资源的期货储备机制,诸如石油、铜、铁矿砂等我国稀缺资源,为保障国家安全作必须的准备；放宽外汇管制,提高优秀企业的用汇比例,鼓励国内优秀企业向外直接投资,提高外汇使用效率；购买国内紧缺商品，平衡国内物价，利用人民币升值减轻部分行业、部分产品物价上升过快的压力，对我国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也会起到一定的抵消作用。
第五，循序渐进地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浮动汇率制度是我国汇率形成机制未来的改革方向,所以最终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保障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平稳发展，必须落实到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上来。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改进的程度尚不足以让中国完全开放外汇交易市场和资本市场，因而汇率水平现在还不应该也不能够对资本账户变动做出反应。完善和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必须循序渐进,在条件成熟时,可以扩大人民币对美元的浮动区间，在此基础上逐步改变人民币盯住美元的单一联系汇率机制,改为盯住一揽子货币的联系机制。经过汇率制度必要的过度和经验积累，以及我国对外贸易的整体驾驭能力和国民经济的综合实力不断强大之后，再实现对外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和人民币汇率的完全浮动，到那时就可以实现人民币作为强势货币所支持下的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壮大
（二）我国外贸体制应对人民币升值的对策
第一，转变我国发展战略，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由于国内内需不足，对外贸易曾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拉动力；入世以后，面对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发展对外贸易依然是我国发展经济的必然选择。但是，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单纯的依靠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是非常危险的，过度的依赖国际市场，很容易受到国外市场的冲击，进而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从国外的发展经验看，发达国家的外贸依存度是逐步下降的。因此，我国必须在积极发展对外开放的同时，努力推进对内开放，积极转变发展战略，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我国地域辽阔，消费人口多，国内需求巨大且市场潜力更大，当受到国际经济变化的冲击时，国内的回旋余地也很大，这不仅有利于改善经济增长方式，还可以直接消化一部分出口，并增加进口需求扩大内需的政策可以冲销人民币升值后可能下降的外需。虽然人民币汇率上升本身就会自动扩大内需，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这部分新增加的需求将主要是对外国产品的需求。总体来看，中国扩大内需的政策空间还很大，比如降税、调整个税征收点、减费、增支、取消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歧视、取消外资企业享有的税收特权等。
第二，调整我国进出口商品的贸易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我国目前较低层次的产业结构决定了我国贸易商品结构具有如下特点: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有较大比重，是我国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所在；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有了快速发展，但是技术含量和知识含量仍很低，依然是高科技产品的主要进口国；服务贸易所占比重仍然很小，新兴服务业的出口竞争力明显不足。从我国的贸易商品结构可以看出，我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外国需求弹性较小，而且面临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而进口的高科技产品和机器设备的国内需求弹性相对较高，这一贸易结构特点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改善。出口依存度在产品上的不平衡使少数产品的发展增大了风险。出口依存度高特别集中表现在个别产品上，如纺织服装产品高达50%，使这一产业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特别强，一旦国外发动反倾销，对国内相关产业发展和工人就业会立即产生重大影响。所以我们要努力提高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提高出口产品的供给弹性，同时也要注意技术引进和产品研发，注重质量，创品牌效应，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减少高科技产品如光学、医疗、精密仪器和设备等对国外的依赖，通过在进出口两方面的努力来减轻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的不利影响。
第三，积极推进对外贸易创新，降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国别依赖。要进行贸易观念上的创新。目前我国的出口仍以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包括人民币价值低估造成的出口产品外币价格较低和出口企业竞相压价，使许多产品不断招致反倾销调查和制裁，导致一些出口市场萎缩，同时，出口数量优势难以转化为收入优势和利润优势。这种观念必须转变，要重新评估出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将危机转嫁到国外，使经济增长真正回到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经济发展利用国际市场的轨道上来
第四，健全外贸服务体系。国家应该健全外贸服务体系，扫除非市场障碍。非市场因素对企业出口贸易有很大的影响，政府部门应在行业政策调控、提高办事效率、规范经济秩序、避免低水平竞争、提高海关通关速度、切实落实出口优惠政策、加快退税等方面，努力为企业营造“软环境”，避免企业受到不必要的损失，为企业树起坚实的“保护伞”。这里，建议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健全外贸服务体系，如重点跟踪落实国家和省里的出口退税政策，用好各项扶持政策；加强应对贸易技术壁垒和反倾销工作，做好进出口公平贸易和维护产业安全工作；积极宣传有关促进外贸出口的鼓励政策，最大限度地调动民营、国有、外资企业的出口积极性，培育出口大户，扩大出口规模。
（三）外贸企业自身的应对措施
第一，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增强产业竞争力。企业要加快产品结构调整步伐，进一步转换经营机制，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汇率机制改革后，出口企业如果不能摆脱以往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出口价格的“三低局面”，将很容易减少其在国际市场所占的份额。因此，出口企业应加强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品牌创新，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措施，从根本上提高出口企业的竞争力。另外，挖掘内部潜力，降低产品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为节省不必要的费用，大多数出口企业应从抓内部管理入手，充分挖掘内部潜力，降能节耗，尽量减少原材料采购环节，降低采购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企业面临的是与世界品牌竞争的市场。出口企业要尽快提高出口产品档次，提升产品的品牌内涵和设计能力，创建出口产品品牌优势，走高端名牌之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国外频繁以反倾销、特保等措施来给中国企业施压。
第二，增强规避汇率风险的意识和能力。一方面，出口企业应积极应用汇率避险工具，包括及时结算现有的外汇；使用多币种开展业务；加强银企协作，利用银行提供的远期结汇、外汇期货产品、外汇期权产品、互换产品金融工具以及信息咨询财务顾问服务，来规避汇率风险。另一方面，出口企业应逐步进行资源整合，合理利用财务杠杆，通过收购兼并等手段，适度加大海外扩张的步伐，建立全球化生产贸易体系。这样可以提高对汇率变动的抵抗能力，减少个别市场波动带来的影响。
1.主要因素（1）我国的政策制度不健全，且得不到准确的落实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指明了道路。初期阶段，国家领导人对农业缺乏重视，“农业补贴工业”的口号响遍我国大江南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我国农产品出口的综合竞争力。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开始越来越重视农业，这不仅仅是社会和谐稳定的要求，也是为了适应国家长期发展的需要。现阶段，我国对农业方面采取的方式是间接补贴，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得到准确的落实，从而抑制了湖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发展。（2）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够，地方领导出现失职农业作为我国的一大主导型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收入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把其放在首要地位。政府在财政支出上对农业的投入是非常有限的，一系列原因使得该省农业的人力资本出现了很大的缺口。同时，一些地方领导人目光短浅、不顾全大局，过于强调财政税收对国家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片面地认为新型服务业和制造业以及房地产业才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盲目追求能源开发，一方面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另一方面忽视了企业和社会的总体效益，间接对湖南省农产品的出口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
2.其他因素（1）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上涨，反倾销体系不断建立现今，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各国都增强了对本国农产品的保护意识。1980年至今，全球主要农产品贸易大国对我国实行反倾销防御体系的现象已非常普遍。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农产品行业逐渐成为每个国家的根本性产业，对该行业的贸易保护已经上升到一定阶段。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正悄然崛起，对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为了保护本国农产品贸易额度，各国纷纷针对本国农产品市场情况，不断建立反倾销防御体系来实行贸易保护，加大了湖南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立足的难度。（2）绿色壁垒逐步扩大，对湖南农产品的出口形成挑战食品安全问题是每个国家重点关注的问题。在我国，从“三鹿事件”到“瘦肉精事件”，使得我国农产品在国际上的出口形象大打折扣，也间接地影响到湖南省的农产品出口。在这个风口浪尖，国际上很多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来提高进口商品的要求，来达到保护本国企业的目的。达不到进口国所制定标准的农产品往往会被淘汰，绿色壁垒范围的逐步扩大让湖南省的农产品出口受到阻碍。而某些国家在农产品进口这方面会制定一些苛刻的多重标准，这无疑会对湖南的农产品出口造成巨大的挑战。
二、湖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存在的问题
1.农产品产业结构不合理，出口竞争力低下湖南省农产品产业结构不合理，影响着出口效益的提高。目前，湖南省在农产品优良品种的培育，保鲜、冷冻、包装和运输等方面的技术力量匮乏，以致于达不到国际标准，质量较低，并且高附加值的深加工产品少。世界上其他主要农产品出口国会借此机会生产一些优质廉价的农产品，大大降低了湖南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另外，该省出口的农产品以初级产品为主，产品粗放，成本偏高，在价格竞争上不具优势。
2.优质劳动力少，农产品生产效益下降湖南省从事农林牧渔产业的人口达到2059万人，占到全省乡村人口的大多数。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的文化程度只有小学或初中的水平，并且年龄相对较大。而文化素质较高者都愿意去我国沿海一带打工或经商，以此来寻求更好的发展出路。因此，在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时，剩下的从业人员不能在最短时间内接受和运用，特别是在新的农产品栽培技术和加工技术的推广应用上。而且这部分人员不能准确把握市场信息，盲目扩大生产，生产的农产品严重过剩，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从而影响了整个农产品产业链的生产效益。
3.名牌产品缺乏，农产品的国际影响力弱湖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发展必须紧跟世界发展的步伐。改革开放至今，虽然湖南省农产品中已有一些名牌被世人熟知，但是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来看都不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湖南省的名牌农产品在国内农产品市场上占领先地位的比例严重偏低，缺乏拳头产品，与其农业大省的地位不相称。名牌农产品的缺乏会直接导致企业经营发展的活力降低，获得的利润减少，不利于农业产业的长期发展。
4.省内龙头企业规模小，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根据目前的形势来看，该省农产品行业的龙头企业普遍存在规模较小、发展缓慢，产品结构单一的缺陷，社会投入和外来资本的吸收较少。虽然这些龙头企业在农业发展的初期阶段贡献了一定的力量，但发展速度、企业观念无法与国际化市场接轨。另外与其他农业发达省份相比较，不论是企业的规模还是对农业的带动作用，都与其拉开了一定的差距。龙头企业的带动能力弱，使得湖南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十分缓慢。
5.农产品质量安全无法保证，出口风险较大随着经济发展，大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食品安全问题也更加重视和关心。世界范围内有关农产品进出口的绿色壁垒不断扩大，给主要农产品贸易大国敲响了警钟，这些国家必须高度关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对湖南省来说，农产品的生产没有建立一个标准化体系，农产品的生产模式没有相关标准配套设施、缺乏协调机制、缺乏科学指导，达不到综合化，致使生产的农产品质量低。再加上农药的不科学使用、乱用的情况时有发生，以及农产品出口的检验检测工作不到位，导致湖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无法保证，存在着较大的出口风险。
三、提高湖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水平的对策
1.优化农产品产业结构，增强出口竞争力湖南省农产品产业结构紊乱的现象已对其农产品的出口造成了一些不利的影响。我们要充分发挥湖南省农业中传统初级产品的比较优势，加强农产品基地建设,加大对优良品种的培育力度。对销量比较好的农产品进行深加工，例如，生猪、柑桔、茶叶、桑蚕丝、优质蔬菜等，形成高附加值产品，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要整合区域资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增加农产品出口基地的加工项目，促进农产品产业链的形成和延伸。另外，制定一套合理有效的经营策略，让该省出口的农产品更加符合国际标准。
2.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效益政府在这方面要高度重视，起好带头、引导的作用。譬如，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外出的高素质人才到省去乡；积极鼓励当代大学生下乡对农业从业人员进行农业知识教育；督促企业定期派一部分人员去外地加强交流学习等。与此同时，政府要与农民一起并肩作战，共同致富。另外，湖南省必须践行“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大力支持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发展。这样不仅会使湖南省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充足，质量上更具有优势，也会为农产品出口贸易培养出一批专业技术人才，最终从根本上提高农产品的生产效益。
3.重点培育名牌产品，加深国际影响力培育国际化名牌产品，国家和政府要在继续支持像克明面业、天龙米业、金健米业、金浩茶油等现有品牌发展的基础上，努力在省内寻求发展潜力较大的中小型企业，并给予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让其成长的空间更加宽广。同时出台相关政策，使主要产业和涉农品牌的优势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名牌产品是一个企业科技创新实力强弱的具体体现，大力培育名牌产品，会让湖南省农产品的国际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加深。
4.大力扶植龙头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湖南省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发展必须以龙头企业为依托。首先，加大对龙头企业的科技和资金的投入，在此基础上，努力扩大龙头企业的生产规模，增强品牌效益。其次，龙头企业要发挥自身所拥有的优势，带动该产业链中其他中小企业的发展，必要时可以实行企业的兼并和重组，实现强强联合。最后，企业可以依托龙头企业的品牌效应开发出一部分既健康又具特色的农产品，并通过广告媒体的途径来进行宣传推广，让这部分农产品被更多的消费者熟知。壮大龙头企业，能更好地推进湖南省农业的产业化进程，为农产品出口带来更多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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