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价值投资理论成长型价值内在价值安全边际
论文摘要：价值投资理论经过许多价值投资者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已经构建起了以“内在价值”和“安全边际”为核心的价值投资理论体系。但是作为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投资理念，价值投资理论在很多情况下还是被投资者所误解。本文严格界定成长型价值与成长型概念的区别，指出成长型价值是属于价值投资理论，而成长型概念更多是证券市场上的投机炒作。最后，通过分析价值投资理论发展演进的过程来证实上述观点。
在回顾华尔街悠久的历史时，不难发现，在早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证券市场就是一个充斥着投机和内幕消息的领域。但是伴随着1934年本杰明•格雷厄姆和戴维•多德的《证券分析》一书的出版，证券市场的投资理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本被后来者奉为“投资者的圣经”的书籍，在其后的岁月内被连续再版，其投资理念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证券投资者。格雷厄姆用他所倡导的证券分析理论和技巧奠定了价值投资理论的基石，其后的价值投资者都是在格雷厄姆的基础之上，不断引入其他分析方法，形成各自鲜明的投资特色，因此价值投资理念才得以不断衍生和发展，并且一直被广泛使用并沿用至今。
价值投资理论作为证券市场策略和价值分析的众多投资理论之一，其产生至今还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但是价值投资理论自产生之日起就对证券投资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在价值投资理论产生之前，证券市场投资理念主要以趋势技术分析为主，通过分析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涨跌规律来进行投资。而价值投资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模式，转而强调从公司经营管理的实质以及公司基本财务状况出发来寻找公司的投资价值。
投资与投机
投资和投机是证券市场上证券交易的两种基本行为，并且同样可以在证券市场上获得一定的投资回报，但是两者在根本上有所不同。对此，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亨利•彼特认为，区分投资和投机的标准应该从分析投资的动机入手：买入股票通过长期持有、期望分享股息分红的长期行为是投资；而买入股票仅仅是希望通过不断的买卖来获取二级市场上差价的行为是投机。杰克•弗朗西斯认为：一项交易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均是区分投资与投机的有用标准。《中国金融百科全书》则认为：投机是指利用股票价格波动，以牟取最大利润为目的的短期交易活动，其特点是交易期限短、次数频繁，具有风险性；除此之外都是投资。格雷厄姆认为：投资是指根据详尽的分析，本金安全和满意回报有保证的操作，不符合这一标准的操作是投机。
从以上的各种不同表述可以看出，投资和投机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而这种不同的实质在于投资和投机的盈利模式。笔者认为，投资和投机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风险的可控性：投资是指通过发现和创造价值来获取回报，其风险可控；而投机是指承担较大的获利不确定性，并以此来获取相应的回报，其风险不可控。从格雷厄姆的表述中，可以发现投资相对于投机而言，具有以下特点：投资是建立在对投资对象详尽的研究分析基础之上，通过客观地研究来创造价值，而投机则是通过主观的判断来获取收益；投资能够保证本金安全；投资能够保证满意的回报。
价值投资理论的定义
价值投资理论从产生以来，一直就建立在证券市场的三个基本特征基础之上：证券市场上的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受一些影响深远而又变幻莫测的因素所支配，正是这些因素导致股票的市场价格在不断变动；上市公司本身的内在价值却不同于其证券市场价格的起伏不定，而是相对稳定的。股票的市场价格在短期可能会偏离公司的内在价值，但是从长期来看，市场价格会逐渐向内在价值回归；如果在上市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低于其内在价值时进行购买，肯定可以获得稳定的回报，而内在价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就是“安全边际”。
证券市场的三个基本特征指出了价值投资理论最重要的两个概念：内在价值（IntrinsicValue）与安全边际（MarginofSafety）。价值投资理论的核心就是对上市公司内在价值的评估。所谓内在价值，就是上市公司的资产、收益、股利、未来前景以及管理状况等因素所决定的股票价值，是未来上市公司所拥有所有现金流的折现值。
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分为内在价值和市场价格两部分：内在价值是由上市公司自身的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所决定，在一段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而市场价格则由证券市场上的资金供给所决定，在短时间内可能会变化较大。因此往往会出现市场价格偏离内在价值的情况。沃伦•巴菲特指出，“内在价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为评估投资和公司的相对吸引力提供了唯一的逻辑手段。内在价值的定义很简单：它是一家公司在其余下的寿命中可以产生的现金的贴现值。但是内在价值的计算并不如此简单，它是估计值而不是精确值，而且它还是在利率变化或者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测修正时必须加以改变的估计值”。
安全边际是价值投资理论的简练概括，就是上市公司股票的内在价值超过其市场价格的部分，也是价值投资者能够稳定获取的投资收益。一般来说，安全边际越大则代表投资风险越小，而相应的获利能力越强。
对于内在价值的理解，随着价值投资理论不断完善，其内涵出现了一些差别。最初，内在价值以格雷厄姆的观点为主，强调上市公司的绝对价值，也就是公司所拥有的有形资产的清算价值。后来才逐步加入菲利普•费雪关于成长型价值的观念，将公司的无形资产以及未来的成长预期也计入公司的内在价值当中。在格雷厄姆和费雪投资理念有机结合的基础上，进而形成了目前价值投资理论的理论基础，这也就是最成功的价值投资者沃伦•巴菲特所认同的价值投资理念。
格雷厄姆在分析上市公司内在价值时，看重上市公司的有形资产，而不看重上市公司的无形资产，如专利、品牌等。格雷厄姆认为价值是被事实所确定的价值，这些事实包括公司的资产、收入、红利以及任何未来确定的预期收益。所以，格雷厄姆在其投资分析中，主要在寻找市场价格与内在价值的比值偏小（也就是安全边际较高）的股票进行投资，通过买入并持有，等到其市场价格上涨体现其内在价值时，便可以获得可观的投资收益。
费雪则把上市公司内在价值的内涵进行了一定的扩充，他把这样的“内在价值”称为企业的特质，即上市公司所拥有的高于一般水准的能力，能够使得公司利润逐年递增。相比之下，他更加看重上市公司的未来发展所带来的价值，也就是那些能够增加公司价值的因素。他认为可以通过对获利能力超过平均水平的上市公司进行投资，借助于其强大的盈利增长来获取可观的超额利润。
综合格雷厄姆和费雪对于价值投资理念的定义，不难发现，尽管不同的价值投资者的理解有所差别，但是其实质是趋同的。尽管在公司内在价值的定义上不尽相同，但都来自于上市公司本身，这其中包括有形的资产、收益和股利，还包括无形的独特竞争力、优秀的获利能力、出色的经营管理能力，甚至还包括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的良好预期等。价值投资者都认可上市公司的市场价格是围绕内在价值上下波动的，并且迟早会向价值靠拢。价值投资是通过寻找优秀的投资对象而从中获利，其持有时间的长短仅在于价值投资者个人对市场的把握，而不是区分价值投资与非价值投资的关键。
笔者认为，价值投资理论是通过对上市公司内在价值的研究分析，然后比较证券市场价格，以此来决定股票买卖策略的一种投资理论。价值投资理念的核心思想，认为内在价值是确定股票价格的核心因素，只有在股票价格低于内在价值时，即存在安全边际时，才会做出买入操作。格雷厄姆以及其后的价值投资者的投资理念都是一脉相承的，而仅仅在价值投资的主要步骤的一个或几个环节有所差异，这些环节包括怎样寻找低估的证券、如何确定股票的内在价值、构造投资组合的方法。
价值型投资、成长型投资与成长型概念
成长型投资（GrowthInvesting）一直以来被误认为是一个跟价值型投资相对立的概念。绝大部分投资者认为，价值型投资就是指投资于股票价格低于其帐面价值的上市公司股票，从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恢复性上涨中获利；而成长型投资则正好相反，指的是投资于具有高于平均水平的销售及利润增长率、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上市公司股票，通过其高速成长带来未来股价上涨而从中获利。这种看法体现到投资操作上，则是价值型投资者和成长型投资者从来不会在同样的时间买进同样的股票：价值型投资者选择的买入时机为上市公司公布利空的消息时（如利润每况愈下、公司收益处于下降或没有收益、公司最新消息令市场失望等）；而成长型投资者则选择上市公司公布利好的消息（如利润上升、收益加速增长、公司公布的业绩超过预期等）时买入。正是基于上述概念，很多投资者认为伴随着证券市场涨跌的交替出现，相对应地采取价值型投资和成长型投资才是最佳的获利模式，即在熊市到来时选择价值型投资，通过选择被市场低估的股票来规避市场风险，而到牛市来临时选择成长型投资，通过利用市场热点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
其实，上述的这些观念误解了成长型投资的真谛。成长型投资并不等同于成长型股票，成长型投资是指投资于具有长期持续获取超过平均水平的销售和利润增长率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事实上，这种真正具有长期持续获利能力的上市公司是罕见的，投资大师费雪在其全部投资生涯中所发现的具有长期成长性的上市公司也屈指可数，寥寥无几。
在证券市场上之所以成长型投资会被广泛提及，能够在很多上市公司的股票上得到应用，最主要的原因是投资者往往将“成长型投资”与“成长型概念”混为一谈。所谓的“成长型概念”，就是证券市场上经常蜂拥出现的投资热点，如新技术、新专利、新产品、新市场，通过超乐观的财务业绩预测，来凭空描绘超出想象的美好前景，构造一种不切实际的高速增长。这样的成长型概念往往只能体现在对上市公司的发展预期上，难以带来实质性的增长，尤其是没有长期稳定的实质性增长。但是成长型概念却具有与生俱来的优势，能够吸引投资者的追捧，特别是在牛市环境下。从美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经验来看，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电子半导体成长概念，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生物工程、网络科技成长概念，最终只不过是资金追捧出来的泡沫，只有其中真正具有长期成长性的上市公司如IBM、微软、英特尔才能够脱颖而出，给投资者带来长期持续而稳定的投资回报。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随着价值投资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证券市场的新发展赋予了当代价值投资理论更多更新的内涵。格雷厄姆所推崇的以寻找市场价格低于上市公司绝对价值的投资品种的投资模式，是属于价值投资理论的，同样以费雪为代表的寻找具有长期持续成长能力的投资品种的投资模式，同样属于价值投资理论。成长型价值只不过是将更多的未来盈利增长计入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因此，本文认为以费雪为代表的成长型投资实际上属于当代价值投资理论范畴，而证券市场上所谓的“价值型投资与成长型投资”分类，实际上只不过是价值投资与成长型概念的区别罢了。
价值投资理论的演进
价值投资理论从20世纪初产生至今，只有不足百年的历史，但是追随价值投资理论的价值投资者们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投资业绩。不过，价值投资理论体系的构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价值投资者经过不断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自己的投资实践来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在价值投资理论演进的过程中，有四位价值投资者对价值投资理论体系的完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分别是本杰明•格雷厄姆、菲利普•费雪、彼得•林奇和沃伦•巴菲特。
本杰明•格雷厄姆是价值投资理论的奠基者，也是第一个把逻辑和分析的原理引入证券投资领域的人。格雷厄姆构建了价值投资理论的框架：“安全边际”和“内在价值”。受到所在时代的影响，格雷厄姆在应用价值投资理论时，往往都是在寻找被市场绝对低估的投资品种，对安全边际的要求远远要超过对公司本身经营状况的要求，并且格雷厄姆在计算企业的内在价值时，只将企业的有形资产算作企业的内在价值，而剔除企业的无形资产，这样所计算出来的企业内在价值属于企业最核心、最具有安全性的价值。事实证明，在证券市场陷入低迷的时候，格雷厄姆的投资策略和投资技巧显得格外有效。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理论能够表现出对持续低潮的抗跌能力，还可以表现出在弱市中较强的获利能力，一旦证券市场行情开始转好，依照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策略所购入的大量低价股就可以籍此获得巨大的回报。
菲利普•费雪同样为价值投资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格雷厄姆强调“价值绝对低估”有所不同，费雪更加强调投资品种的“成长性”。如果说格雷厄姆看重的是股票价格与内在价值之间的绝对价值的话，那么费雪更加看重企业盈利改善来保障股票价格未来增长的相对价值。费雪所看重的“成长型价值”，非常清楚地体现在他价值投资理念中的集中投资（费雪的投资组合中从来不超过10只股票）和长期持有（费雪持有摩托罗拉达21年之久），这与证券市场上盲目地炒作“成长型概念”的投机，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别。因此，费雪所推崇的企业“成长型价值”属于价值投资理论的范畴，只不过在认识企业的成长并且发现去投资价值上，需要有非比寻常的眼光和深厚的投资底蕴。
彼得•林奇是率先将格雷厄姆和费雪的投资理念结合起来，并且成功运用到投资实践中的价值投资者，因此在彼得•林奇的投资理念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格雷厄姆和费雪的影子。在彼得•林奇的投资组合，有绝大部分是按照费雪的价值投资理论而买入的证券市场上极少数优秀公司，并且通过长期持有获取超额投资回报；而剩下部分则充分发挥格雷厄姆价值投资理论的优点，不断寻找被市场所低估的公司股票，在企业的恢复性上涨中获利。借助于格雷厄姆和费雪价值投资理论中的优点，彼得•林奇取得非常成功的投资业绩。
1.1以利润为核心
所谓的以利润为核心，除了企业的剩余利润还需要包括价值创造。传统的利润主要讲的是企业自身产品创造的物质价值。当前应用价值型管理模式之后就改变了这种利润概念。价值创造已经成为了当前企业利润的一部分。在企业的管理中，对价值创造产生影响的因素有很多，例如资金成本、人员投入、投资风险等等，企业的发展规模和经济效益都受到了价值型企业管理模式的影响，在使用该项企业管理模式之后，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2以现金流为核心
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得企业更加注重价值管理，而价值评价是价值管理中的重要工作，它主要是以现金流为核心，在理论上影响着大批的学者。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更加细致深入的研究，通过大量的研究表明，现金流能够对企业的经营情况进行全面反馈，而且对企业价值创造进行衡量。此外，这种管理模式还关系着企业在股市中的发展。企业通过应用以现金流为核心的价值型管理模式不仅能够提高企业内部管理水平，还能够使企业在股市方面获得更多的收益，利润也会大幅度增长。所以，这种管理模式的使用不仅能够影响企业的经营，而且还会对企业股东的经济行为产生约束作用。
2.价值型企业管理模式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
2.1明确价值目标，做好价值定位
价值型企业管理价值创造是核心，企业创造价值必须有明确的价值目标为指导，只有价值目标明确了，才能够按照目标指导企业员工为企业多做贡献，确立进行有效价值管理的战略战术，根据目标做好计划，制定有效的管理制度，促进企业的发展。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成功，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将价值创造与价值活动达成共识，为了完成企业的使命而共同努力。所以，现代企业管理如果运用价值型企业管理模式，一定要先将自己的价值目标确定好，企业首先要将现金流量折现值作为最直接的价值尺度，企业以此来确定价值创造目标。并将价值创造目标分解为财务目标与非财务目标，短期目标以及长期目标，根据企业的现状以及发展状况逐步实现目标。企业的财务目标主要是企业的经济利润，企业的非财务目标主要指客户的满意度、员工的工作环境以及工作氛围、产品创新能力、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以及工作热情，企业非财务目标的明确，可以有效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促进员工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发员工的创造潜力，促进企业发展。
2.2确定企业价值驱动要素，实现企业管理价值创造
使用价值驱动能够很好的帮助企业进行经营管理，例如在资本规模，销售增长率等都属于价值驱动要素中的，这些要素直接影响到整个公司的正常运转，帮助企业获知管理风险。这些价值驱动要素存在于企业的各个部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企业的关键价值驱动要素随着企业的发展变化而产生变化，随着企业竞争环境以及内部实力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随着业务单位所有的生命周期的改变而改变；所以，经营者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分析企业驱动要素一定要根据企业的竞争环境以及企业的价值评估进行分析，只有根据以上各个方面综合判断，企业的关键价值驱动要素才能够最终确定。在具体操作时，我们可以为企业各层级管理人员建立价值驱动要素树形图，为人力资源管理与利用、产品开发等提供可控变量的管理。在企业管理中，通过有效管理关键价值驱动要素，实现企业价值创造。
2.3树立价值创造为核心理念，落实价值管理组织系统
为了能够更好地应用价值型管理模式，作为企业不仅需要做好价值管理的组织系统的落实工作。这主要是由于在进行企业管理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价值管理系统，那么就无法向下开展价值型企业管理工作。各个部门之间必须有效沟通和协调，作为员工也应该积极地配合组织系统的建立，作为领导更应该重视企业管理工作，可以通过逐渐完善企业的奖惩制度，通过组织相关活动，使企业上下都能够认识到价值型企业管理模式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除此之外，还应该建立企业的有效地管理模式，组织系统内部的领导应该明确自身的职责，同时把该项工作的开展程度作为领导评估标准的一个方面。营造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企业文化，通过对员工培训，明确员工承担的责任，实现企业的科学管理。
3.总结
【关键词】公允价值；优越性；不利因素
一、公允价值的涵义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将公允价值界定为熟悉情况和自愿的双方在一项公平交易中，能够将一项资产进行交换或将一项负债进行结算的金额。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清偿的金额，并在《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易指南》中对非货币易中公允价值的确定原则做出了如下规定：如果该资产存在活跃市场，则该资产的市价即为其公允价值；如果该资产不存在活跃市场，则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应比照相关类似资产的市价确定；如果该资产及其相关类似资产均不存在活跃市场，则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可依据其未来可以产生的现金流量及适当的贴现率计算的现值来评估确定。
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公允价值的运用需要三个前提条件：完全的市场经济、公平交易、持续经营。
二、公允价值的优越性
我国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引入公允价值计量，主要是因为公允价值计量与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相比，有以下几点优越性：
（一）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便于会计的国际协调
公允价值所强调的是交易与事项中蕴含的产权契约关系。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这种产权契约关系又必须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公允价值恰恰能够体现这种等价交换的原则。因此，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基础可以看成是会计计量的回归。正因如此，公允价值一经提出，就受到世界各国会计界的重视，并且逐步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变化趋势，便于会计的国际协调。我国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引入公允价值计量，正是这一点的体现。
（二）能够反映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尽管都采用货币为计量单位，但是计量的属性却不配比。收入是按现行市价计量，而成本和费用却是按照历史成本来计量，这样计算出来的收入缺乏准确性和可比性，会出现收入超分配或者虚利实分的现象。运用公允价值来计量，收入、成本和费用都采用公允价值，使得计量属性符合配比原则，又保证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有利于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正确评价企业的经营成果。
（三）有利于维持的经营能力
企业要使经营持续不断地经营下去，必须使生产过程中耗费的生产能力得以补偿，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如果采用历史成本来计量在生产过程中的能力耗费，在物价上涨的经济环境中，相同的金额却不能购回与原来相等规模的生产能力，企业的实际生产能力将会萎缩。运用公允价值来计量，即是按照现行市价或者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来计量生产能力，即使在物价上涨的经济环境中，相同的金额也能购回与原来相等规模的生产能力，使企业的经营在正常的状态下持续下去。
（四）能够适应新业务的需要
从目前会计界所遇到的会计计量难题来看，衍生金融工具会计问题、人力资源会计问题、环境会计问题、网络会计问题等，在计量基础上所共同指向的应是公允价值计量基础。当然，作为一项基本的会计计量基础，只能起到一种导向作用，并不能代替具体计量方法的研究。正因为如此，在以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公允价值计量基础应该能够适应各种经济发展变化对会计计量的需要。
三、我国运用公允价值计量的不利因素
公允价值计量尽管有上述诸多优越性，但是在我国运用公允价值的大环境尚未全面形成，运用公允价值还有诸多不利因素：
（一）公允价值的理论体系尚未完善
公允价值的理论体系尚未完善，许多问题还处于研究之中。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研究，现阶段还处于一个正待研究的领域，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对它的价值如何来进行确认与计量，因其在实务操作上对其价值的选择很难克服人为因素影响。由于在理论上还不完善，使公允价值在会计实务上还是处于探索的过程。由于具体的价值确认的标准有许多，容易受人为的因素影响，致使会计信息可靠性较差。
（二）市场不活跃，缺乏公平价格的形成机构
市场不活跃，缺乏公平价格的形成机构对于绝大多数资产和负债而言，很难找到可以观察到的市场价值。我国现在还处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各类要素市场的运作还不够正规。中介机构尚难以真正独立、客观、公正地行使中介职能。还有一些中介机构缺乏诚信，对一些资产或负债的评估有失公允，资产评估的科学性还存在较大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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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人员的素质跟不上经济形式的发展
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化程度低，在公允价值的确定过程中，将未来现金流量按一定的折现率折算成现值计量，往往就成为估计相关价格即公允价值的最重要的技术手段。但因未来现金流量的金额、时点和货币的时间价值等等都是不确定的，会计人员的素质偏低，在计量的操作上往往难度很大，使公允价值计量的优势难以发挥。
四、在我国推行公允价值运用的几点建议
（一）完善公允价值的理论体系
借鉴国际会计的研究成果，曾为我国公允价值的会计理论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目前，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研究要注重理论体系的健全，并将健全的理论在我国全面推广与运用，才能促进解决运用中出现的难题。
（二）改善公允价值计量运用的市场环境
1．加快市场经济发展，完善市场体系。只有加快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建立，才能更好的确定商品成本和市价，从而获得商品公允价值的信息。首先需要完善的是市场体系；在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下，价格是所有市场参与者在充分考虑了收益和风险之后所达成的共识。此时，价格才能成为真实的、准确的市场信号。其次要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的法律法规能够规范人们的行为，为交易双方公平交易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完善法制环境，健全法律、法规对会计舞弊法律责任的规定和惩罚机制，尽力避免给那些利用公允价值进行会计舞弊者留下操纵的空隙。
2．大力发展独立诚信的中介机构。当资产和负债的市场价格无法观察到时，企业除了可以自行估计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外，还可以借助独立的中介机构对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因此，以评估价值代表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和相关性主要取决于评估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和诚信。目前，我国的资产评估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和诚信都不理想。要改变这种情况，一方面需要我国管理中介机构的行业协会加强对其监管，制定理加严厉的措施对违规中介机构进行处罚；一方面需要政府培育公平的市场环境，促进中介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
3．加快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信息化的建设。一方面加大市场信息网络化的建设力度，一方面企业在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上也应加大力度，特别是会计电算化的建设和网络化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会计部门与市场信息之间的网络并行，加快对公允价值信息的及时收集和处理。
（三）全面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
要在我国全面地推广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归根到底还要取决于会计人员素质的提高。首先，要从整体上来提高会计人员素质。会计人员在业务素质上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和形势的发展，要不断更新观念，接受新的知识。其次，要加强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广泛宣传和对会计人员进行知识更新，使广大会计人员能尽快地熟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同时并能尽快地掌握对其的具体运用。最后，会计准则制定者应经常与会计实践工作人员保持沟通，及时解答他们在处理公允价值上遇到的现实难题。
【参考文献】
[1]徐淼．公允价值在我国会计准则中的应用及前景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6，（3）．
[2]李惠．公允价值的应用分析[J]．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8）．
【关键词】阶层变迁；电视传播；价值取向；传播理念；受众心理；互动影响
当今世界谁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蒸蒸日上地行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势必折射在以反映现实、再现现实、表现现实和服务现实为己任的电视媒体中。本文聚焦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对电视传播的价值取向影响的研究，通过探求电视媒介人在当代社会阶层变迁背景下的实践与理念变化轨迹、展示阶层变迁对电视传播影响的现象、揭示受众接收心理的变化，分析研究电视媒介传播价值取向所具有的互动价值意义，从而期待在我们的电视传播中增加更多理性、自觉的成分。虽难以一文概全，但希望能够提出问题，引发更多的同仁参与思考。
一、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认识，很长一段时间维持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即“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划分观念中，或者单纯从职业角度划分为：工、农、兵、学、商。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的改革、意识形态领域的观念变革和国家整体上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才真正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乃至初期中国社会阶层的构成是典型的金字塔结构，那么20余年后的今天，这种力学上的稳固结构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发生了某种松动，而且它的结构构成与排列顺序也有了变化。2002年1月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成果《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将当今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⑴2002年4月《中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研究》一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对我国当前阶级阶层状况的基本观点是：1、两大阶级的基本格局没有变，但每个阶级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2、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出现了若干个新的社会阶层；3、以发展生产力为共同的任务，形成了三个大的利益群体，即普通劳动者、经营管理者和生产要素所有者。⑵
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国当代社会阶层的构成已经远远地丰富于以往，新的社会阶层已经逐渐形成，新的社会阶层结构与以前比较“在基本成分、结构形态、等级秩序、关系类型和分化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⑶这种阶层的划分是以职业的分化、细化为基础，以其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理论依据的。这三种资源的拥有状况决定着各社会群体在阶层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个人的综合社会经济地位。
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研究者依据各阶层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这三种资源的拥有量和其所拥有的资源的重要程度，对十大阶层进行了社会经济地位等级排列，即：社会上层：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高级专业人员及私营企业主；中上层：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领导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中中层：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高级技工、农业经营大户；中下层：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业人员、工人、农民；底层：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⑷
这种划分比较细致，但对于本文要论述的社会阶层与传媒的价值取向变化与互动影响而言显得过于细化，不易整合分析阐述。故参考上述分类，结合传媒现状，同样依据各阶层对三种资源的拥有量和其所拥有的资源的重要程度，笔者将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结构大致划为三大块，并以此作为本文重点论题论述的基础与依据。
1.强势集团：由拥有充分的组织资源的国家与社会高层管理者、拥有充分的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的大型企业经理人员、拥有充分的文化资源的高级专业人员、拥有充分的经济资源的大私营企业主构成。
2.中间阶层：由拥有相当的或一定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人员、农业劳动者构成。
3.弱势群体：由仅仅拥有很少量的或基本没有三种资源的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构成。
强势集团作为一个国家的主流集团，在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他们是权力、资本、知识的拥有者。虽然人数少，但属精英阶层，对社会有巨大的主导影响力，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国家发展走向。他们具有极强的话语权，对新闻媒体有控制权和影响力。
中间阶层或曰中产阶层的概念已经广为人们议论，通常具有三高特征：“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中间阶层的扩大与发展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体现。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个阶层几乎“占社会职业/就业人口的30%左右，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引导社会消费、稳定社会形势、定型社会规范及主流社会价值的社会结构的主体力量。”⑸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在2002年召开的第九届人大五次会议上说：“中国培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已成为当务之急。”“中国需要逐步培育并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以规范、优化财富分配结构，推动社会稳定有序。”牛文元认为，庞大的中产阶层形成后，社会财富分配结构将变成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型”，或者叫“橄榄型”，这对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施政的代表性、减少社会矛盾冲突，无疑会发挥积极作用。⑹我们不能否认媒介人自身的阶层归属，使他们在价值取向、情感认同与这一阶层具有天然的亲和力。这些都使媒体必然成为这种发展趋势的积极有力的推动者。
但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权利与义务，使媒介人会在一种使命感驱动下，积极关注弱势群体，不游离大众群体。毕竟弱势群体在中国依然占有极大的数量比例。改善与提高这个群体的生存条件、生活质量以及个体的文化素质，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在2002年的“两会”上，我们看到“弱势群体”已经成为代表们的热点词汇。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关心弱势群体，各级政府部门要积极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时空连线》栏目在“两会”期间专门做了聚焦弱势群体的专题系列节目。媒体的关注和导向无疑对营造社会对弱势群体整体的人文关怀氛围能起到积极的催化作用。
社会阶层的变迁，利益主体的分化，受众需求的分化与多元化，加之消费时代受众对传媒的心理期待升值，都对传媒形成了无形的压力。大众传媒必须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社会政治体系中的一部分，同时努力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现代观念形成的重要来源，尤其电视传媒在引领时代潮流、营造文化氛围、制造时尚观念方面优势独具。充分利用电视传媒，可以使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更大范围内运作，并大大促进国家发展，提升文化品质，加快前进的步伐。
二、阶层变迁对电视传播价值取向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社会阶层的变迁，必然对整个社会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社会价值观念、社会需求、审美取向、社会心理心态等方面都会随之发生变化。电视作为社会现实变化的敏锐的风向标，直接或间接地让人们从荧屏中观瞻现实、观瞻自我。电视媒介人作为风向标的操纵者，应当首当其冲地感受、捕捉社会变革的蛛丝马迹，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必然受到现实存在的冲击、碰撞和影响。而电视人的观念对电视传媒的价值取向与传播效果起着决定的作用。当我们直面当前中国电视在社会阶层变迁背景下的现实状况时，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的电视媒介人，已经自觉或不自觉的成为社会阶层变迁的传播者、鼓动者、利益相关者。这种影响与变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
1.媒介人的观念变革
人的行为都是在观念指导下的主体活动。当然这种观念有时是自觉的、明确的、显现的；有时是不自觉的、模糊的、甚至是隐含的。作为大众媒介的传播者，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在清晰理念指导下进行大众传播活动，但是，现实中实践与理念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存在也是事实。有人说，中国的媒介从来就是政治的附庸，媒介人没有自己的声音，何谈自己的理念。事实上谁都必须承认大众媒介的政治性和阶级性，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必然的存在。问题在于媒介人自觉把握、认识、传播的空间有多大。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传媒人在传播活动中的自主意识已经明显发生了变化。媒体的喉舌功能已经不是惟一的功能，丰富百姓生活，传播大众文化已成为共识。上世纪90年代尤其中期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家现代化步伐加快，媒介改革也相伴加大力度。无论媒介人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他们的传播观念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变化着，并直接转化为节目呈现出来。
在作为党和人民喉舌功能的前提下，媒介人的自主把握从传播内容的选择看，已从广泛的平民关怀向精英群体与多元化传播视角发展；从媒介功能的认知看，电视已然是现代人消解生存压力、寻求精神抚慰、娱乐休闲生活的重要方式；从传播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关系看，已经告别了传者中心的时代，受者仿佛以一只无形的上帝之手，控制着节目的变化。
传播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走向，不仅是社会结构变迁使然，也是时代进入后现代时期后文化哲学思潮在视像文化传播中的必然体现。这种以张扬多元性、边缘性、不确定性、悖论性、差异性的文化精神，挑战着传统文化艺术的同一性、整体性、中心性、稳定性、超越性，使当代文化具有了尖锐的否定性、游戏性、先锋性特征。凡此种种必然渗透于大众传媒的意识语言体系。电视媒介人浸润其中，在基本导向的框架下，努力在传统与现代、一元与多元、同一与差异、精英与大众、主流与边缘之间，探求并确立自身传播的价值取向路标，完成媒体所承载的重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2.节目构成的变化
中国电视真正的春天始于改革开放以后。在当时的种种发展变化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平民化视角的出现。这与以往的单一的喉舌功能，狭窄的节目题材，居高临下的传播状态，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此时摄像机以平视的镜头，让许多平民百姓走进荧屏。相当一段时间，为百姓服务，反映百姓生活成为电视人做节目的核心指导思想。老百姓欢欣鼓舞地接受着这个转变。从栏目、电视剧到纪录片，许多精彩的获得高收视率、高奖项的作品都与平民百姓息息相关。如：栏目《为您服务》、《生活空间》、《万家灯火》；电视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纪录片《深山船家》、《沙与海》等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白岩松在《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文章中，从认知时代的角度提出了这是一个平民的时代，英雄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从而为当时电视节目的整体走向寻找到了背景归宿。⑺从本文第一部分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当时社会阶层划分的状况。
媒介必须为绝大多数人服务，这是大众媒介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的繁荣，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劳动生产现代化程度提高，高科技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变迁，也催化了受众群体的分化。因此，以受众为中心，无论是传播内容还是传播形式上都显示出了多元化选择取向和审美趣味的大众化取向。虽然，频道增加，内容扩展空间必然加大，但不能否认的是构成比例在变化，反映强势集团、中间阶层的节目明显增多。
电视人在保留了已有的平民视角的同时将视线上移，于是成功的商界名家、艺术界明星与各行业的白领成为传者与受者的共同宠儿，相应的电视栏目和电视剧纷纷出台。如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艺术人生》、《朋友》、《商界名家》；北京电视台的《谁在说》、《老同学大联欢》、《夫妻剧场》、《世纪之约》、《往事在说》、《名人访谈》；湖南电视台的《新青年》；湖北电视台的《实现梦想》等等。虽然栏目定位各有其道，但共同的是在嘉宾的选择上都聚焦于名人、明星、名家——社会的精英与中间阶层。以明星效应与精英思想构筑起这些节目的卖点，吸引受众的眼球。电视剧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到90年代中期的《公关小姐》、《住别墅的女人们》，到今天的许多以反映中产阶层、有钱有闲阶层生存状态为主要题材的作品，题材的丰富与变化，反映了传者的愿望与受者的期待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吻合，在共同营造一个理想的生活景象。事实上选择明星为嘉宾，与以明星的视角做节目是不同的概念。针对不同阶层的需求，有以传递精英思想、前卫理念为己任的《对话》，也有以百姓的视角做老艺术家、演艺界明星的《艺术人生》，受众有了更为广泛的选择空间。
3.受众接受心理的变化
今天的电视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深深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悄然替代了传统的以人际交流为主的沟通方式。那么接受者在看什么?他们的需求随着岁月的流逝、社会的变迁而发生了哪些变化?不同阶层人员对媒介的接收与选择情况如何呢?
电视的普及使整个人类生活视像化了。视觉形象传播以其直观的优越性，迎合了后现代时代人们娱乐生活、消解紧张、追求幻象的心理需求，同时使语言文字传播失去了以往的风光。电视传播者几乎以受众需要为第一目标，收视率成为衡量节目传播效果的重要尺准，而隐藏其后的是广告商的利益诱惑。商品市场经济成为控制电视节目传播的看不见的手，为视像烙下了商品的印痕。其直接结果导致电视传播充斥着喧闹与浅表，价值探求淡化、深层思考游离。在多元化的荫蔽下，消解大众传媒的价值意义诉求。
当前社会的人们具有比以往更明显的主体意识，即喜欢在荧屏上注视自己，表现自己，实现自己，又希冀通过荧屏游离现实进入理想境地。热线节目、谈话节目纷纷出台，反映白领丽人优雅生活的剧目，正是迎合和满足了某种发展变化中的接受心态。
对受众群体进行细化分析，可以从多重角度切入：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家庭收入等等。根据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2001年以62个城市为基础进行的主要电视收视趋势调查数据显示，观众构成情况如下：性别：女性49%，男性51%；年龄：以中老年为主，其中35岁—44岁188%，45岁—54岁165%，55岁以上234%；职业：学生与无业人员449%，工人189%，其他119%，专业、技术人员/职员11%，个体经营者82%，干部/管理人员56%；受教育程度：高中369%，初中277%，未受过正规教育/小学244%，大学及以上11%；家庭收入(月平均收入：人民币元)：601——1200元313%，1201——2000元313%，2000元以上20%，0——600元161%。⑻(《中国电视受众研究2001概观》，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从对节目的选择关注角度看：中老年、女性、低文化程度人群、体力劳动者群体对电视剧、娱乐节目更有兴致，相对而言对节目选择的随意性较大；而青年人、男性、高学历、高收入者多数对新闻、体育、文化类节目更加偏爱，对节目的目标选择比较明确，那些拒绝电视的人们，也存在于他们之中。
确实，当社会进入到消费的时代时，大众的接受心态必然出现与以往不同的变化曲线。人们从观看自身丰富到观看他人，从了解现实到沉浸梦幻，从“解闷”、“解气”到消解、消闲与娱乐化、服务性的多元追求。⑼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社会文化生活的丰富性，大众需求的多元化，自我意识的增强，必然形成了接受群体的细分化。审美心理的差异是任何社会的存在现实。但是，反观改革开放前和初期的相对简单化的阶层构成，较为单色的生存环境，以及观众在集体无意识中表现出来的审美取向的趋同性，都是不可与今天同日而语的。当前多种阶层共存现状，从宏观上看，不同阶层的价值取向，关注对象是同中有异；微观上分析，由于各个个体之间年龄、性别、接受教育的程度、职业与生存状态、性格爱好气质等等都在同与不同中形成独立的“这一个”。在相对的求同存异中，建立“这一群”的受众群体概念。而“这一群”也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小众化、窄播化的概念。“这一群”的出现与存在，自然要体现在栏目与电视剧的定位和选材中。这也是目前大众传播从广播向窄播和分众传播、频道专业化发展的现实依据。于是，为满足不同受众群体的需要，量体裁衣，因人下料，成为传者的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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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介价值取向变化的双向互动意义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变迁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首先，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媒体，必须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激励社会变革、传播先进文化、鼓舞亿万民心的历史使命；再者，面对蓬勃发展变化的现实，媒介的责任、媒介的权利和媒介的利益，都不允许媒介视而不见、墨守成规，他们必须时刻保持着对社会风云变幻敏锐的洞察力、积极的应对力、卓越的传播力，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抓住受众的眼球，不丢失已有的市场份额，甚至获取更多。大众传媒一方面受制于一定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环境，受其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另一方对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有能动的影响作用。就我国目前来看，这种互动作用是积极的、正面的。社会的变革发展、阶层结构的变迁活跃、丰富了大众传媒；大众传媒的进步、繁荣与发展也积极地反作用于社会，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推波助澜。
社会阶层变迁既有其积极的一面，又不可否认存在着负面的因素。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必然会造成社会心理的失衡。一方面，一些人迅速发展、膨胀起来，进入社会的中间甚至精英阶层；另一方面，一些人下岗、失业面临生存危机。大跨度的阶层差异，是社会安定团结的不和谐音符。如何调和矛盾，平衡落差，除了政府职能部门的政策调节，完善社会管理保障体系外，媒体在这当中能够承载着很独特而积极的作用。事实上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现代观念形成的重要来源，电视是营造适合现代观念产生的重要环境和土壤。它可以“促进个人创造性的发挥、政治觉悟的提高、科学知识的积累、成功动机的激发，还可以优化群体智识，增强社会合力、促进国家整体的现代化”。⑽所以积极提高电视的有效传播效果，充分发挥、利用电视传媒的强大影响力，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是电视人的责任与义务。
中央电视台经济部2000年7月推出的60分钟谈话节目《对话》，是央视目前播出时间最长的严肃节目，也是被业界内外公认的面向精英群体的名牌节目。它既是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传播创新理念、引领社会进步的号手。从其开播的第一天起就将目标收视群体锁定为：关注经济改革动态并具有决策能力的社会精英人士。走入《对话》演播室的目标嘉宾是：制定国家重大经济政策的高层官员和政府人士；最新出现的经济热点中的新闻人物和新兴产业的代表人物；经济界成功人士，包括国内外事业有成和创造了财富的企业家、投资者；了解国内外相关经济环境及其发展趋势、具有理论前瞻性并对政府决策提供理论依据的经济学家；对话事件中的当事人、目击者或见证人。⑾而内存于其中的实质是：栏目的制作人始终追求的创新理念、前沿思考，以开放的视野，开放的思维，开放的心态去关注“那些在全球经济浪潮裹挟之下，在前沿阵地兴衰沉浮、焦虑惶恐、创新求异的中国人，即使我们所选取的对象是国外巨子，《对话》的出发点也永远是那些浴血奋斗着的中国人。”(制片人王利芬语)⑿因此，《对话》虽然阳春白雪，但是它拥有固定的收视群，人们在这个节目中获得的不仅仅是先进文化、创新理念、前卫思考、精英魅力，更有一种民族的激励鼓动在心。由于这个收视群体拥有明显的资源拥有优势，所以这类节目产生的潜在影响和可能延展的释放力不容低估，它势必对社会进步起到积极助推作用。
继《对话》开播不久，2000年底央视推出了《艺术人生》。这又是一档目标嘉宾非同一般的节目，“极力推介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演艺人士，推介与这个社会息息相关的人士。坚决排斥一些在演艺上没有丝毫创造力的混个脸熟的所谓明星”。⒀这种选择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态度。一方面满足观众关注名人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传者必须把握对名人选择的价值判断，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去做名人，通过节目传达给观众什么。面对嘉宾，如何做节目，制片人王峥如是说：“我们不再关心浮光掠影的演艺事件，而是着眼于和每一个普通人共同的人生处境。这才是我们栏目核心的核心。”⒁“当人类回归到自身真正的处境时，当观众和明星共同面对人生的真谛时，面对亲情、困境、生命、死亡这些共同的遭遇时，粉饰的外表轰然倒塌，被人生可贵、可爱的人物和情感所深深打动。在这样的几十分钟中，如果我们所期待的那样‘艺术点亮生命’，探讨人生真谛，那这个节目真的功德无量了。”⒂以这样的理念与追求去做节目，带给观众的无疑是真善美的享受，人生价值取向的启迪，审美趣味的提升。主创人员努力将明星还原于老百姓，在人生百味寻常生活中去展现其难能可贵不同导常之处，“把每位嘉宾的内心世界挖掘到极致、把节目的每一个环节做到极致、把每一个故事做到极致。”⒃正是这种不媚俗，不浮躁，朴实，真诚，高品位的节目品格，使《艺术人生》获得了广泛赞誉，受众群覆盖了各个阶层，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不能不提的是《时空连线》。这个栏目不仅在节目形态上占据优势，而且在内容选择与开掘上也独领高地。关注百姓生活，关怀弱势群体，节目从选题到制作都透露着浓重的平民意识和人文关怀。这与制片人兼主持人的白岩松所具有的非常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密切相关。同样《半边天》周末版的制片人兼主持人的张越对社会弱势群体、边缘人员的敏锐关注，和渗透其中的理性光芒，给予我们的又岂止是同情。
确实，正如胡智锋教授所说：“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跟随时代改革的步伐开始了腾飞的探求之路，一种种新的电视观念不断改变着中国电视屏幕的形象……中国电视观念开始向新的层次整合、深化。”⒄这需要我们的电视人做出更为积极主动的努力。面对社会的变迁与进步，承载着传播重任的媒介人的主体意识的增强尤为重要。电视作为这个时代的强势媒体，已经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媒，一方面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从平民时代向精英时代进步发展过渡，电视也从以平民为第一关注视角的前提下，走向多元视角；另一方面需要认识到的是，后现代是一个被大众媒体所控制的社会，大众媒体不但是现实生活合法的一部分，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现实生活的本身。电视图像与现实景象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尽管有时人的心理防御机制在其感知信息的过程中会起作用，然而面对极具视听冲击力的电视传媒，潜在影响不容忽视。正确的导向可以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自觉，但错误的导向和反面的诱惑也成了社会的和道德的顾虑。因此电视人应在清晰认识时代的前提下，认知自我，明确理念，把握导向，使之成为自觉。
总之，今天的电视传媒承载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角色。因此，媒介的价值趋向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广、更深地影响着接受者和社会的发展。新世纪中国的社会发展对有序化、科学化、开放化的追求愈显迫切；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很大程度依赖于媒介传播的民主化进程，两者互为联系，互为推动。只有在深刻的认识我们所处的社会变化发展的时代前提下，才能使电视传播真正的实现其传播价值效果。
注释：
⑴⑶⑷⑸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第9、4、248页。
⑵阎志民主编：《中国现阶段阶级阶层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4月，第25、29页。
⑹2002年3月12日中国新闻网。
⑺白岩松：《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试论主持人的生存背景》，《现代传播》，1998年第5期。
⑻《中国电视受众研究2001概观》，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第35、36页。
⑼参见胡智锋：《中国电视观念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第82页。
⑽刘华蓉：《大众传媒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87、89页。
班级的垃圾桶用久了，内外都比较脏。没等我安排人清洗，班里两名男生主动去水房把桶清洗干净了。我没直接表扬他们，而是找班级写作能力较强的一名学生，用一段小文写出此事，最后紧扣“与你同学真好”的主题，并把该文抄写到了黑板上。做好事者得了表扬，其他学生也感受到了这种正能量。每次考试班级都有部分桌椅搬到教室以外，考完试后，当有学生早早来到班级，把班级外面的桌椅搬回教室时；运动会上，没上方阵的几名学生把本班看台上的座位擦干净时；几名学生坚持每天轮流背着脚烫伤同学来班级上课时……只要班里出现充满正能量的事，黑板上都会不失时机出现主题为“某人某事，与你同学真好”的小文。美国实业巨子雅科夫曾说过：“表扬某个人，用公文；批评某个人，用电话。”我们班通过让好人好事上黑板的方式，不断潜移默化地向全班学生渗透“与你同学真好”的价值观，让学生认可它，并鼓励每名学生都努力使自己成为“与你同学真好”的人。
二、好集体，每名学生都受益
班级在建立的初期，总是存在教师不在，纪律就不是太好的问题。我于是特别注意年组里其他班级的情况。当我发现一些班级纪律特别好或有的班级纪律不太好时，就会让几名学生去看一下，对比一下，哪种学习环境更好。让他们直观地感受“好环境，每名同学都受益”。考试后，当我们班的成绩比平行班好些时，我也会抓住这一契机，来说明“好集体，每名同学都受益”。其实，这条价值观，所有人都是认可的。为了强化这一认识，我们班特意举办了一次《好集体，每名同学都受益》的征文比赛，使它更深入到每名学生的心里。曾经有一段时间里，我们班黑板的最上沿，写着的就是：最好的学习氛围，最好的学习状态，好集体，每名学生都受益。渐渐地，学生集体意识越来越强，做事时更能想着集体，想着别人。因为他们认可：好集体，每名学生都受益。
三、让别人因你的存在而幸福
我们班是住宿班，大多学生都是第一次住宿。现在学生个性一般都比较强，宿舍管理难度比较大。为了使学生能自我管理，不断地适应宿舍环境，我们班的住宿生每周都要填一个表格。表格的名头是：好环境；好心情；安心休息；快乐生活；愉快学习。表格中包括以下内容（1）个人舍务很好完成，自己物品摆放整齐；（2）中午12:20后不再闲聊，按时休息；（3）晚自习回舍后，做事轻点、慢点，10:30后不再闲聊，按时睡觉；（4）大气，同学间不斤斤计较，宿舍里能考虑别人的感受；（5）在宿舍认真完成自己的值日工作；（6）到规定的休息时间后，无串舍现象,也不会将其他舍的人领回自己舍；（7）服从宿舍管理人员管理，有教养；（8）同舍学生不因的你存在而感到不舒服。虽然每条看上去都是那么简单，都是最基本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些内容确实影响着同舍学生的关系，也一直是宿舍管理教师头疼的地方。这个表格以宿舍为单位，要求每名学生把自己一周的情况填写到一张表上，然后在班级里公示。由于这个机制，学生每周都会反思自己在宿舍的生活情况。学生更明确知道在宿舍里哪些事情是应该做到的，哪些事情是应该注意避免的。渐渐地，在宿舍里，他们能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了，能为他人着想了，同舍学生的矛盾越来越少，宿舍里的关系越来越融洽，宿舍环境也更干净了。在这样的宿舍环境里生活，学生家长放心，宿舍的管理教师也很省心。
四、在团队里，我们一起努力
数分钟后，放在前面的大写字板上就写满了建议：关闭这家工厂；封存那条生产线；开除那些平庸的管理人员。“好极了！”咨询专家说。“现在我们来探讨我们应如何进行这些工作。”
然而，咨询专家接下来听到的议论与平时处理这种事情时所听到的议论毫无二致：“我们不能这样干。”我们不能这么干？为什么？因为这太残酷，太激进了，有人回答说。在座的一位管理人员解释说，这么干“会伤筋动骨”；没有人会愿意这么干。所需采取的措施太痛苦，难以付诸实施。
这两位咨询专家是来自波士顿管理决策公司（ManagementDecisions）的安德林？思莱伍斯基（AdrianJ.Slywotzky）和大卫？莫里森（DavidJ.Morrison）。他们的经历揭示了我们司空见惯，人所皆知的现实：该采取的措施不去采取，因为这些措施会导致不愉快的后果；这已不是什么新问题了；它源远流长，已经成为哲学和许多主要的核心问题。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使得这一问题变得十分紧迫：至少在今后的十年中，管理者最重要的素质将不是营销才能、信息技术或其他任何专业知识，而是个人特性──愿意甚至渴望采取重大而又痛苦的决策。
你对此持怀疑态度吗？90年代工商业的发展似乎为具有这一优良品质和不具这一优良品质的管理者的经营成果提供了脚注。一百年后的历史学家们将会把90年代视为工商管理发生革命的时代，而我们则无需用太长的时间就已经看出正在发生的变化。90年代初，各类主要因素的变化一目了然：信息技术发展迅速，许多行业管制放松，世界范围贸易壁垒减少，机构投资者持股比重不断扩大。各方面的发展变化的冲击力十分强大，促使企业发生了巨大的、艰难和痛苦的历史性转变。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唯一的问题是有人愿意根据形势的发展进行必要的调整，有人则不愿意改变自己。我们立即就可以得到答案。在1992-1993年间非同寻常的十八个月中，通用汽车（GeneralMotors）、IBM、西屋（Westinghouse）、美国运通银行（AmericanExpress）、柯达（Kodak）等美国著名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均被解雇了。后来，一些管理者“退休了”，但都不是因为“健康原因”，或从未听说过的“长期计划安排”；他们被炒了鱿鱼。企业管理获得成功的新条件一下子变得十分明确。哈佛商学院迈克尔？简森（MichaelJensen）教授介绍了一个带有我们时代特征的故事：他的一位朋友曾经是一家名列《财富》杂志最大500家公司前茅的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整个职业生涯都服务于这家企业。然而，一旦革命袭来，他不能采取必要的应变措施。企业的市场价值开始滑坡，当企业市场价值降到原价值一半的时候，他被解雇了。他无法接受这是他的过错。简森教授分析说：“他由于不能改变自己对业务管理模式的看法，而毁坏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业务管理模式”是一个关键的术语。在革命化年代中，工商业管理者必须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业务管理模式──创造价值的基础，或我们通常所说的赚钱诀窍。思莱伍斯基和莫里森认为每一管理者都应当像英特尔公司那样，每隔五六年就改变一次自己的业务管理模式。英特尔公司曾经主营记忆芯片制造；在这种芯片制造看上去开始成为没有优势的业务时，他们转而生产微处理器；一旦处理器受到商品化威胁，他们又将处理器促销为名牌消费品。思莱伍斯基说：“今天，僵死的业务模式是没有生路的。”但是很少有企业将其业务设计思想制度化，或者甚至没有明了清楚地表述过。（贵公司是否这样做了？思莱伍斯基和莫里森建议你到公司各处转一转，问一问你手下的人：“我们是如何赚钱的？”）因为这太危险了，你可能会发现你必须采取某些重大而又艰难的决策。
事实上，你可能会做出与英特尔公司完全相同的决策，因为，英特尔面临的局势实际上已摆到了每一个人面前：生产效率急剧提高，全球生产能力过剩，商品化威胁无所不在。这种形势发展十分迅速；它要求人们作出人类最为艰难的反应：退出市场，开除员工，承认自己错了（或者至少不是完全正确）。因此，未来将需要更多具有优良品质的管理人才──能够接受甚至追求心理痛苦和性格刚毅的管理者。
我还没有发现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世界正在造就更多这样的人才；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文化的评论家们认为现在更少了。但是，对此类人才的需求日益扩大，哈佛商学院迈克尔？简森教授正在以全新的角度来考虑这一难题，从而指出了这个难以对付的问题的原因所在。
简森不是学哲学的。他在芝加哥大学接受过严格的计量分析教育，是一位财务经济学家。他曾多年坚信人是理性的福利最大化追求者，人永恒不变地遵循着资源、评价和最大化模式（Resourceful，Evaluative，MaximizingModel，REMM），这是他自己归纳出来的模式；但他现在再也不这么看了。过去的几年中，他在哈佛大学参加了心智行为研究计划（Mind，Brain，BehaviorInitiative），该计划的参与者还有内科医生、心理学家以及许多其他行业的专家，他们研究的内容正如计划的题目所示。简森现在认为，人有一半的时间遵循资源、评价和最大化模式；其余的时间则笼罩在痛苦规避模式（PainAvoidanceModel，PAM）下。痛苦规避模式是非理性的：沿着现有痛苦避让道路发展将可能带来更大的痛苦；但这种模式已存在於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
道理非常简单。在我们脑袋下面有个小小的器官叫作扁桃体，其功能就是评价外来刺激是否带有威胁性。如果外来刺激带有威胁性，这一器官就会作出著名的肾上腺素反应，它还会把阻碍其部分功能的化学成分带到表层──大脑的理性部分。这就是一位坠机生还者说他不知道他是如何从机舱里爬出来的的原因；他说：“我什么都没有想，我就那么做了。”
当我们的身体受到外来伤害时这类化学反应是十分有用的。问题是这类反应仅是对外界刺激本能的情感反应。这就是对一个人不好的评价似乎马上导致被批评者产生抵触情绪的原因：一旦一个人的扁桃体发现自己受到了伤害，他的大脑马上触发痛苦规避模式，进而准备进行反击或予以规避。简森认为，这也是企业管理人员及其企业难以吸取教训的原因。失去控制，承认自己的错误，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及其本身都会带来痛苦，都会刺激痛苦规避系统，导致化学反应，影响我们的理性思维将所有信号全部记录下来。如果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错误，我们就无法汲取教训。所以，如果管理者不愿意采取不愉快的行动，他们所要规避的痛苦实际上就是采取必要措施所必须承受的痛苦。
简森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好奇。他说：“企业将为此付出成千上万亿美元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企业像许多个人和民族一样，非到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才不得不进行扭转乾坤，但会令人不愉快的变革的原因。简森说：“如果没有来自产品、工厂或资本市场危机的直接威胁，任何公司都不会主动进行改革。”我们大家都知道事实确实如此。那些在1992-93年间业绩较差的公司就是极好的例证。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一些措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一些倾向于防患於未然的企业常常会在危机真正到来之前创造危机，将自己推下断崖绝壁，希望在危机袭来之前找到能够力挽狂澜、拯救自己的有效措施。融资购并就是防患於未然的措施之一。巨额债务负担会有效地迫使管理者采取必要的痛苦措施。一些企业（如SealedAir公司，一家泡沫塑料包装材料生产厂家）实行了没有购并的融资购并，只是大量举债，作为巨额特殊红利分配给投资者。另一些企业（如坎贝尔公司，CampbellSoup）则采取了更剧烈的措施，要求高级管理人员直接和亲自持有一定数量的公司股权；持股量要求很高，乃至于管理人员不得不举债购买。令人十分惊奇，在这些措施下，企业采取痛苦决策的阻力大为减轻。
企业可以根据是否具有愿意面对残酷的现实、勇挑重担的精神来聘用和提拔管理人员。当然，每一个管理人员都会说自己具有勇挑重担的精神（他们还会说他们都愿意倾听反面意见）。即使如此，这些是否足以构成瞬息万变时代管理者所必须具有的个人特性了呢？FMC公司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布特（RobertBurt）说，他们公司评价管理人员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视其如何处理人事问题。因为，人事问题确实是管理者必须面对的最难处理的问题。
然而，我们还必须涉及个性问题，还必须探讨存在于公司某处的优良素质问题。归根到底，由谁来启动或强制实行股权拥有计划，或探究管理人员是如何作出强硬决策的呢？聊以的是我们还不至于那么束手无策。哈佛大学的科学家们指出，在扁桃体将信号传递给表层的同时，另外还有一条传递途径，允许我们的理性对扁桃体的本能施加影响。简森的说法是：这就象我们的肌肉训练一样。这一说法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一条众所周知的基本道理：人们可以改变自己的个性。
论文摘要：管理文明是有关管理世界的公理体系，是有关管理职业人价值观的基础支点。管理文明是时代的产物，目的在于实现管理者的全面发展与创造有利的管理环境。管理文明既是社会发展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的产物，又是管理者顺应时代变迁建立共同职业价值的基础。管理文明扬弃传统职业价值观的习惯与经验，引发管理职业价值的重新塑造；管理者所持职业价值观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管理实践；追问管理职业价值，需要对不同价值观念的整合；管理者要顺应管理文明的要求，提升五种能力，即自觉学习力、创造执行力、科学发展力、资源整合力和和谐建设力，增加管理职业之价值。
我国管理学研究正面临两个大的变化，实践者需要加强管理培训与提升有效性，研究者需要中国管理特色与推进创新性。要应对变化，就要让管理学科呈现原有风貌，回归基本面来思考，使价值观成为管理实践界与学术界的最朴素的话题。
一、问题的提出:管理文明是有关管理世界的公理体系，是有关管理职业人价值观的基础支点
面对管理理论与创新成果，在中国管理界出现了许多热门的词汇，比如“企业文化”“自我管理团队”“学习型组织”等等，不一而足。毋庸置疑，它们对管理者具有重要的学习和借鉴作用。管理者在这样具有一个多元化因素、多样化色彩的时代变动中，各种视觉的管理思想及理论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有关知识管理的资讯颇多。基于价值观视觉来思考、辨析管理学科的建设，无疑是实现“管理文明”最基础和最核心的支撑。尽管国家未曾提及“管理中国化”这一概念，但管理研究工作者和知识分子更应责无旁贷，立足于中国现实，基于当代中国价值观，重构管理学科体系，从而避免重蹈“皇帝新衣”下的“集体失语”之悲剧。
在时尚或热门造成管理生活的破坏、管理实践的悲伤，寻求管理实践效率与效果的呼声越来越高的今天，彼得·杜拉克指出，管理者需要解决好四个现实问题:“管理者的时间一般容易属于别人，而非自己”;“管理者除非敢于采取积极行动去改变他们的周边环境，否则他们只好继续‘这样’工作下去”;“管理者只有当他人使用他贡献出来的东西时，他的工作才具有效益”;“管理者深处组织内部，很难得到组织外部情况的原始资料，但是他如果要有效工作，就必须努力认识组织以外的情况”。这四个问题是管理者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管理者必须意识到管理“价值”之所在的问题。
管理世界的真实图像是由人们共同的自由意志创造的，不是一个独立于人们心灵之外的物理世界，而是一个有关“社会、组织与人”的公理体系，其中包括五种“理性”成分，即“政治理性”“社会理性”“科学理性”“道德理性”和“制度理性”。管理的真理性，依赖管理实践的有效性。管理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政治责任”“社会民生”的思考，取决于管理者的品质、才能和使命感，取决于管理者与组织全体成员在道德信仰与行为规范上的一致性程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管理者的重大问题就是自己、他人以及组织中每个人的价值观的问题。
二、问题的深层意蕴:管理文明是时代的产物，是为了实现管理者的全面发展与创造有利的管理环境
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管理思潮自然会更加汹涌澎湃。面对这样的一个未来，管理者需要用沉静的视觉认真研究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以历史的证据促使自己顿悟管理文明，及时思考管理文明对管理职业的祈求，主动辨析管理文明对管理职业的方向、目标与边界，不断塑造新的管理职业价值观。
(一)管理文明既是社会发展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的产物，又是管理者顺应时代建立共同职业价值的基拙
一个世纪以来，众多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进行了不懈探索，取得了许多方面的成果。从已有的成果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条件下的由市场自动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引导着社会范围内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并给予每个经济主体以经济选择的自由，同时，形成外部强制减少至最低限制的机制。正是这种市场经济实践深度的不同，管理者发生着理性与非理性、暴利与破灭、强制与自由等方面的冲突，政府与民众对管理者产生了多样的期望，期待管理职业能够超越功利性地推进文明建设，越来越多的管理职业人逐步意识到市场经济中文明从业的重要性，适应市场经济建立管理职业价值观的紧迫性，这早已经成为全球化中的重要课题。
随着中国社会急剧变迁，国外企业以其市场经济的经验与自我发展的实力进入中国市场，使得中国许多企业面临着不平等的实力较量的格局，以发生着空前复杂的社会力量与社会利益集团的相互冲突、合作等极端复杂的方式并以不可逆转的方式演进，引起很多企业难以操纵成功的感受，中国人产生了强烈的身份焦虑。中国人继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后，正强烈地呼唤着文明的系统建设，国家要建设政治文明，工商要建设工商文明，企业要建设管理文明等等，许许多多文明的召唤，引起了中国管理者对职业价值观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有关管理者的各种调查、测验和统计资料表明，管理者在思想道德、文化意识和行为方式上已经有了明显的时代特征。
管理职业问题从来就不是裸、纯净的课题，而是一个始终被不同因素缠绕的对象，缠绕的因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因素是管理者能否把管理文明作为一种职业的价值来思考。当管理文明的建设课题凸显出来的时候，管理职业所需要的主要支撑就是文化，必然受到多角度视野文化的制约，管理主体和客体的文化状况将成为选择管理模式与方法的关键因素。管理者所从事的职业实际上就是推进管理文明建设，在根本上就是如何运用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把管理职业推向较高阶段与较高境地，这将是对管理职业者的价值观念的最大挑战叫。
(二)管理文明扬弃传统职业价值观的习惯与经验，引发管理者管理职业价值的重新塑造，启迪管理者感悟人生
从主流来看，管理职业者价值观普遍比较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程度比较高，认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所取得的重要成就;渴望社会道德的发展与完善，赞同社会主义荣辱观;具备立足当代、立足中国、秉承传统、兼容中外的文化观，拥护社会发展、和谐、稳定、公平、富裕，并表现出开拓精神、竞争精神、业绩效率意识等。但是在管理队伍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悲观主义等现象日趋明显;在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协调方面，存在知多行少、理想目标与实践能力的脱节、自我意识较强与社会责任淡化的问题;在言行方面，存在不成熟、西方论、投机取巧、狂妄浮躁的行为特点。
着眼于管理文明，管理者应对管理职业价值进行思考，在管理文明建设中实现管理者个人价值观与管理职业价值观的统一。统一的价值观是使我们生活充满意义的观念，体现在我们进行抉择时考虑问题的先后顺序上，我们的行动总是与我们职业的价值观相一致的。它对于管理者个体而言，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管理职业是人们赖以谋生的社会活动，是基本生活来源;其二，管理职业是人们发展自我个性的渠道，管理者个性在管理职业活动得以体现与发展;其三，管理职业是管理者奉献社会、实现自我的归宿，人生的意义在于对社会的奉献，实现高尚人生的目标要依赖于从事管理职业化的社会工作。
当管理者把管理职业看做不仅为了维持生计或成就，而且是一个扩展自我、利用自身资源与激发个人潜能的一个过程时，管理工作就具有了意义。管理职业富有的意义至少有五个方面:第一，符合并且能够发挥个人能力，包括身体、智力、情感和精神等方面;第二，让人能够成为工作过程的主人，必须能够享有工作中应有的自;第三，回报通常是内在多于外在，乐趣和满足通常是富有意义工作的结果，当管理职业与个人需要紧密结合时，管理工作甚至能成为一种精神力量;第四，创造了工作的人也被工作重塑;第五，不仅帮助实现个人幸福和自我价值，还能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贡献。
(三)管理者所持职业价值观的不同，产生不同的管理实践;追问管理职业价值，需要对不同价值观念的整合，整合观念却只能通过管理文明的过程来实现
管理者各自自身文化传承的差异性，自然形成思维差异、对管理理念和措施做出反应的差异、对管理模式选择和执行的差异。管理者不同的选择与决定以及管理实践，其背后则体现出管理者所持的不同价值观。我们已经看过很多实例，面对同样的市场格局和客户需求，在不同价值观的指引下，管理者会采用不同的工作思路，形成不同的管理实践，最后获得不同的管理职业绩效。
对于大多数管理者而言，管理职业的价值观往往就是管理者的个人价值观。然而，管理作为一种职业，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管理者个人价值的实现，更多的则需要管理职业实践的价值统一，需要管理职业在管理文明呼唤中尽快建立共同的价值。
管理职业的价值观是否合乎管理文明的要求，实质上就是以非意识形态化的名义实践的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过程。显然，管理者的整体素质、道德状况和实践能力，对我国建设管理文明有着直接影响。要塑造崭新的管理职业价值观，关键在于把管理文明的建设作为根本路径，通过管理者积极实践文明的过程来创造管理职业的价值。
从人的尊严和劳动的尊严两个维度出发，从可持续发展、全球精神、终身学习、创新教育、人的全面发展等起点出发，管理者所从事的职业不仅应掌握技能和技术，而且还应具备良好的管理职业的价值观和态度，具备对自我价值、自我尊重和尊严的认识，具备独立工作和团队工作的能力，诚实正直、守时负责;能适应变化的形势，知晓和理解困难和问题，创造性地拿出解决方案，和平解决争端，很好掌握世界、自己和别人的现实情况;既有全面的综合知识，又有某个领域的专门知识，具备在和谐社会中继续学习的能力。
三、管理者要顺应管理文明的要求，提升五种能力，增加管理职业之价值
论文摘要：管理文明是有关管理世界的公理体系，是有关管理职业人价值观的基础支点。管理文明是时代的产物，目的在于实现管理者的全面发展与创造有利的管理环境。管理文明既是社会发展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的产物，又是管理者顺应时代变迁建立共同职业价值的基础。管理文明扬弃传统职业价值观的习惯与经验，引发管理职业价值的重新塑造；管理者所持职业价值观不同，会产生不同的管理实践；追问管理职业价值，需要对不同价值观念的整合；管理者要顺应管理文明的要求，提升五种能力，即自觉学习力、创造执行力、科学发展力、资源整合力和和谐建设力，增加管理职业之价值。
我国管理学研究正面临两个大的变化，实践者需要加强管理培训与提升有效性，研究者需要中国管理特色与推进创新性。要应对变化，就要让管理学科呈现原有风貌，回归基本面来思考，使价值观成为管理实践界与学术界的最朴素的话题。
一、问题的提出:管理文明是有关管理世界的公理体系，是有关管理职业人价值观的基础支点
面对管理理论与创新成果，在中国管理界出现了许多热门的词汇，比如“企业文化”“自我管理团队”“学习型组织”等等，不一而足。毋庸置疑，它们对管理者具有重要的学习和借鉴作用。管理者在这样具有一个多元化因素、多样化色彩的时代变动中，各种视觉的管理思想及理论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有关知识管理的资讯颇多。基于价值观视觉来思考、辨析管理学科的建设，无疑是实现“管理文明”最基础和最核心的支撑。尽管国家未曾提及“管理中国化”这一概念，但管理研究工作者和知识分子更应责无旁贷，立足于中国现实，基于当代中国价值观，重构管理学科体系，从而避免重蹈“皇帝新衣”下的“集体失语”之悲剧。
在时尚或热门造成管理生活的破坏、管理实践的悲伤，寻求管理实践效率与效果的呼声越来越高的今天，彼得·杜拉克指出，管理者需要解决好四个现实问题:“管理者的时间一般容易属于别人，而非自己”;“管理者除非敢于采取积极行动去改变他们的周边环境，否则他们只好继续‘这样’工作下去”;“管理者只有当他人使用他贡献出来的东西时，他的工作才具有效益”;“管理者深处组织内部，很难得到组织外部情况的原始资料，但是他如果要有效工作，就必须努力认识组织以外的情况”。这四个问题是管理者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管理者必须意识到管理“价值”之所在的问题。
管理世界的真实图像是由人们共同的自由意志创造的，不是一个独立于人们心灵之外的物理世界，而是一个有关“社会、组织与人”的公理体系，其中包括五种“理性”成分，即“政治理性”“社会理性”“科学理性”“道德理性”和“制度理性”。管理的真理性，依赖管理实践的有效性。管理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政治责任”“社会民生”的思考，取决于管理者的品质、才能和使命感，取决于管理者与组织全体成员在道德信仰与行为规范上的一致性程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管理者的重大问题就是自己、他人以及组织中每个人的价值观的问题。
二、问题的深层意蕴:管理文明是时代的产物，是为了实现管理者的全面发展与创造有利的管理环境
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管理思潮自然会更加汹涌澎湃。面对这样的一个未来，管理者需要用沉静的视觉认真研究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以历史的证据促使自己顿悟管理文明，及时思考管理文明对管理职业的祈求，主动辨析管理文明对管理职业的方向、目标与边界，不断塑造新的管理职业价值观。
(一)管理文明既是社会发展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的产物，又是管理者顺应时代建立共同职业价值的基拙
一个世纪以来，众多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进行了不懈探索，取得了许多方面的成果。从已有的成果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条件下的由市场自动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引导着社会范围内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并给予每个经济主体以经济选择的自由，同时，形成外部强制减少至最低限制的机制。正是这种市场经济实践深度的不同，管理者发生着理性与非理性、暴利与破灭、强制与自由等方面的冲突，政府与民众对管理者产生了多样的期望，期待管理职业能够超越功利性地推进文明建设，越来越多的管理职业人逐步意识到市场经济中文明从业的重要性，适应市场经济建立管理职业价值观的紧迫性，这早已经成为全球化中的重要课题。
随着中国社会急剧变迁，国外企业以其市场经济的经验与自我发展的实力进入中国市场，使得中国许多企业面临着不平等的实力较量的格局，以发生着空前复杂的社会力量与社会利益集团的相互冲突、合作等极端复杂的方式并以不可逆转的方式演进，引起很多企业难以操纵成功的感受，中国人产生了强烈的身份焦虑。中国人继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后，正强烈地呼唤着文明的系统建设，国家要建设政治文明，工商要建设工商文明，企业要建设管理文明等等，许许多多文明的召唤，引起了中国管理者对职业价值观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有关管理者的各种调查、测验和统计资料表明，管理者在思想道德、文化意识和行为方式上已经有了明显的时代特征。
管理职业问题从来就不是赤裸裸、纯净的课题，而是一个始终被不同因素缠绕的对象，缠绕的因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因素是管理者能否把管理文明作为一种职业的价值来思考。当管理文明的建设课题凸显出来的时候，管理职业所需要的主要支撑就是文化，必然受到多角度视野文化的制约，管理主体和客体的文化状况将成为选择管理模式与方法的关键因素。管理者所从事的职业实际上就是推进管理文明建设，在根本上就是如何运用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把管理职业推向较高阶段与较高境地，这将是对管理职业者的价值观念的最大挑战叫。
(二)管理文明扬弃传统职业价值观的习惯与经验，引发管理者管理职业价值的重新塑造，启迪管理者感悟人生
从主流来看，管理职业者价值观普遍比较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程度比较高，认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所取得的重要成就;渴望社会道德的发展与完善，赞同社会主义荣辱观;具备立足当代、立足中国、秉承传统、兼容中外的文化观，拥护社会发展、和谐、稳定、公平、富裕，并表现出开拓精神、竞争精神、业绩效率意识等。但是在管理队伍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悲观主义等现象日趋明显;在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协调方面，存在知多行少、理想目标与实践能力的脱节、自我意识较强与社会责任淡化的问题;在言行方面，存在不成熟、西方论、投机取巧、狂妄浮躁的行为特点。 着眼于管理文明，管理者应对管理职业价值进行思考，在管理文明建设中实现管理者个人价值观与管理职业价值观的统一。统一的价值观是使我们生活充满意义的观念，体现在我们进行抉择时考虑问题的先后顺序上，我们的行动总是与我们职业的价值观相一致的。它对于管理者个体而言，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管理职业是人们赖以谋生的社会活动，是基本生活来源;其二，管理职业是人们发展自我个性的渠道，管理者个性在管理职业活动得以体现与发展;其三，管理职业是管理者奉献社会、实现自我的归宿，人生的意义在于对社会的奉献，实现高尚人生的目标要依赖于从事管理职业化的社会工作。
当管理者把管理职业看做不仅为了维持生计或成就，而且是一个扩展自我、利用自身资源与激发个人潜能的一个过程时，管理工作就具有了意义。管理职业富有的意义至少有五个方面:第一，符合并且能够发挥个人能力，包括身体、智力、情感和精神等方面;第二，让人能够成为工作过程的主人，必须能够享有工作中应有的自主权;第三，回报通常是内在多于外在，乐趣和满足通常是富有意义工作的结果，当管理职业与个人需要紧密结合时，管理工作甚至能成为一种精神力量;第四，创造了工作的人也被工作重塑;第五，不仅帮助实现个人幸福和自我价值，还能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贡献。
(三)管理者所持职业价值观的不同，产生不同的管理实践;追问管理职业价值，需要对不同价值观念的整合，整合观念却只能通过管理文明的过程来实现
管理者各自自身文化传承的差异性，自然形成思维差异、对管理理念和措施做出反应的差异、对管理模式选择和执行的差异。管理者不同的选择与决定以及管理实践，其背后则体现出管理者所持的不同价值观。我们已经看过很多实例，面对同样的市场格局和客户需求，在不同价值观的指引下，管理者会采用不同的工作思路，形成不同的管理实践，最后获得不同的管理职业绩效。
对于大多数管理者而言，管理职业的价值观往往就是管理者的个人价值观。然而，管理作为一种职业，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管理者个人价值的实现，更多的则需要管理职业实践的价值统一，需要管理职业在管理文明呼唤中尽快建立共同的价值。
管理职业的价值观是否合乎管理文明的要求，实质上就是以非意识形态化的名义实践的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过程。显然，管理者的整体素质、道德状况和实践能力，对我国建设管理文明有着直接影响。要塑造崭新的管理职业价值观，关键在于把管理文明的建设作为根本路径，通过管理者积极实践文明的过程来创造管理职业的价值。
从人的尊严和劳动的尊严两个维度出发，从可持续发展、全球精神、终身学习、创新教育、人的全面发展等起点出发，管理者所从事的职业不仅应掌握技能和技术，而且还应具备良好的管理职业的价值观和态度，具备对自我价值、自我尊重和尊严的认识，具备独立工作和团队工作的能力，诚实正直、守时负责;能适应变化的形势，知晓和理解困难和问题，创造性地拿出解决方案，和平解决争端，很好掌握世界、自己和别人的现实情况;既有全面的综合知识，又有某个领域的专门知识，具备在和谐社会中继续学习的能力。
三、管理者要顺应管理文明的要求，提升五种能力，增加管理职业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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