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环境法制建设是由环境保护的特性决定的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人类的永续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环境，这决定了环境保护具有持久性，具有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因此保护环境是人类世世代代都逃避不掉的永恒事业。“要使环境保护固定下来，永续下去，最基本的方法是使其法定化、制度化，使环境保护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的改变而改变。”［1］因此必须加强环境保护的制度建设，用制度来保护环境。
（二）我国的环境现状要求进一步加强环境法制建设环境保护是常谈常新的话题，一直受到国家的重视。但是，环保政策却经常被束之高阁，停留于文件和口号上，导致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环境态势越来越严峻。2013年春秋两季北方地区集中爆发的连续大规模雾霾天气虽然只是我国面临的严峻环境问题的冰山一角，却再次敲响了环境保护最沉重的警钟。解决环境问题，改善环境质量，发达国家治理环境污染的措施和经验对处于类似境遇的我国具有借鉴意义。通过制定科学的环境法律，规定、调整与环境资源有关的各方利益和利害关系，实现环境保护工作的制度化、法律化，将环境法制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
二、我国环境法制建设面临的困境
（一）环境法学核心概念不确定
“范畴体系的建立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2］环境法制建设首先必须明确环境法学的核心概念。这不仅关乎环境法学的独立学科地位，更从根本上影响着当前面临的环境问题的解决。因此，环境法制建设必须围绕着环境法学的核心概念来展开，否则便不能构建出逻辑一致、效果统一、操作性强的环境法制体系，最终也难以实现环境法的终极目标———“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应对环境危机，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3］。然而我国环境法学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形成公认的核心概念。这阻碍了环境法学学科的独立、发展和走向成熟，也导致了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裹足不前或者是杂乱无章。环境法核心概念的缺位导致“环境法学诸理论之间往往各自为阵，缺乏呼应与配合，无法推动环境法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整体发展”［4］，同时也不能将现行环境法诸原则、制度凝结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系，更不能对现实环境法制建设提供具体指导。同时这种缺位也是目前环境法制领域混乱的根本原因。
（二）我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尚不完善
据统计，截至2006年底，我国已经制定环境与资源保护法26部，行政法规50项，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近200项，国家环境标准800多项，地方性法规和规章1600多项［5］。毋庸置疑，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的重要工作，环境法制体系会进一步膨胀。但是空前繁荣的环境立法并没有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环境危机。虽然现行环境保护法律存在现代环保理念和具体制度的缺位，规定的基本制度不全面，留有大量的制度空白等不足。但问题的关键也许不在于现行环境法制不够全面，而在于现行规范大多没有得到真正落实，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由于环境法学核心范畴的缺位，导致确立的环境制度之间缺乏统一、协调，同其他法律规范中的环保条款缺乏有效衔接，相关的配套制度仍不健全，现有规定又存在过于原则的弊端，从而降低了现行制度的可行性，无法充分发挥其防治污染、保护环境的作用。同时，现行环境规范没有理清政府、企业和公众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责任，环保问责机制不健全，生态文明建设义务和责任机制不清，角色定位不准确。此外，具体的环保规定也存在对环境违法行为处罚上限太低，致使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等弊端和环境权益损害救济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三）环境法构建的环境管理体制存在明显弊端
环境法制建设要求把生态文明的理念体现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中去，但现在的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很难实现这一点。首先，我国现行以经济为主导的地方政府绩效考评制度不利于环境法制建设。我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经济发展高于一切，地方经济的发展是地方官员政绩考评的最重要指标。推动政府运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进现代化的进程，并成为现代化的领导者。因此政府将公共行政的经济绩效作为关注点，通过建立层层经济目标责任制来达到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目标。其次，生态环保部门职能的分散交叉、部门职责定位的不准确造成了现行环境法制的混乱。我国环保部门众多，对生态环境系统保护的管理比较分散，各部门职能划分不清晰、职责定位不准确，容易导致多头管理或管理盲区。各部门往往从自身角度提出有关环保的指导意见，制定环保规范性文件，规定环保的具体制度，缺乏统一协调，导致了环境法制的混乱。最后，环境保护部门责任与权力的不匹配导致环境法制建设力量不足。我国对环境质量实行地方政府责任制。一方面，环保部门隶属于地方政府，受政府领导，而地方保护主义仍未彻底消除，这造成了环保部门领导“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另一方面，地方环保部门的监管力量薄弱，与日益繁重的环保工作越来越不相称，基层环保部门在落实环境法制方面的人力、财力、物力明显不足，普遍存在“小马拉大车”的现象［6］。
三、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对策
（一）确立公众环境利益（即环境公益）作为环境法学的核心范畴
环境法学核心范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我国环境法学界对于环境法学核心范畴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环境权和公众环境利益上。环境权论者以美国萨克斯教授提出的“环境公共财产论”和“环境公共委托论”为理论依据，认为“环境权是环境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环境诉讼的基础”［7］，“是一项新型的独立的基本人权”［8］，“应该在宪法中把它确立为一项基本权利”。另一部分学者却认为环境权理论难挑环境法学核心范畴的大梁，因为私权性质的环境权理论本身存在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9］，同时又无法将整体环境这一不可分割的公共利益作为其权利客体，更不能实现环境法制保护环境的价值目标。他们认为，只有“公众环境利益才能真正担当起环境法学核心范畴的大任。”［10］经过比较分析，本文更倾向于采纳第二种观点，认为将公众环境利益作为环境法的核心范畴更有利于环境法制的建设，更有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
第一，环境权自身存在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不能与具有明显公益色彩的整体环境相匹配。私权性的环境权理论更多强调了个体性，强调每个公民所享有的具体环境权利，这与环境的整体性和公共性是相悖的，这种通过赋予个体权利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模式，无法适应环境保护这样的公益领域。最后往往将主体对环境的权利曲解为主体对环境要素所享有的权利，以达到自圆其说的目的。环境公益理论将全人类或者一定地域范围（如国家）内的环境作为一定集体的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进行保护，这与环境法制的公益性是吻合的。
第二，环境权理论无法解释环境法诸现象、诸理论和原则，无法给具体环境制度建设提供指导。私权性的环境权理论或许尚可解释环境损害赔偿和侵权救济等私法色彩的制度，但无法解释环境法制建设中存在的如环境许可、环境评价、环境公益诉讼等具有明显公法色彩的制度。“只有以环境公益为起点才能够逻辑一致地解释既有环境法现象，环境法与传统法律部门不一致的地方都能够（也只能）从环境公益那里找到合法性说明”［11］。
第三，环境权理论无助于环境法价值目标的实现。毫无疑问，环境法制以保护环境作为价值取向。“环境权虽然能够为环境受害者主张个人救济提供依据，但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也难以对环境损害提供充分救济。”［12］但是，环境公益却是以整体环境作为对象，对任何环境的破坏，无论是否产生了直接损害，皆可以诉诸法律，请求救济，从而实现对环境的绝对保护。
第四，从国际司法实践来看，各国法院普遍拒绝承认私权性的环境权。环境权自西方发达国家发端以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环境权成为环境立法的普遍趋势和通行做法。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宪法或环境基本法中对实体环境权作出了抽象的、原则性的规定或政策性的宣告。遗憾的是，这些立法大多停留于抽象层面，并未因此而产生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制度。“虽得到了有限的承认，但法院认为在立法者通过法律将其具体化之前，不能作为直接主张权利的依据。”［13］而以环境公益为核心来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却得到了司法的认同，并建立起相关的制度，如“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日本的公害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和公害健康受害行政补偿制度等即其著例”［14］。
（二）健全环境法律制度，落实环境法律规范
“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15］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近年来，我国环境法制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环境法制体系。但讽刺的是，就在我国环境立法空前繁荣的年代里，环境污染却越来越严重。这说明我国的环境立法自身及其实施存在着重大问题。新形势下，建设环境法制必须转变环境立法理念，科学合理立法，更加注重环境法律的实施。
1.转变立法理念，实现环境立法的合理转型。我国环境法律体系已经相当庞大，存在的立法盲区并不多，现阶段的环境法制建设应侧重于“改错”与“补缺”，即修正现行环境制度的不科学性与弥补环境立法空白相结合。现行环境法律规范的最大不足就是不具可操作性的一般号召性规范较多，实质性的行为规范和法律责任规范较少。环境规范本身不具操作性也是得不到落实的重要原因。完善环境立法，首先应加入环境责任追究制度，“立法中应将污染者与责任具体化、明确化，谁污染谁治理。”［16］改变环境法律规范重环境行政相对人的法律责任，轻政府的环境法律责任的现状，“增加追究政府环境责任的条款在我国环境法律法规中的分量和比重”［17］。利用新《民事诉讼法》中确立的“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此外，必须纠正现行环境立法以污染事后治理为核心的理念，在立法中更加注重对环境和资源的事前保护，提高立法的预防性和前瞻性。我国存在的“立法越繁荣，污染越严重”的怪圈，同事后立法思维模式是有关系的。“环境立法一定要坚持‘立法为主，保护优先’的原则，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坚持生态建设与生态保护并举的方针。”环境立法可以更多地借鉴环境法治实现较好的先进国家的制度和经验。同时，环境立法要注意制度之间的协调性、统一性，注意环境立法同其他部门法的衔接和保持逻辑一致，在公众环境利益的核心范畴指导下，系统合理地构建环境法制体系。最后，环境立法要完善法律监督体系。环境法律要得到落实，必须有完善的法律监督体系。尤其是我国，在环保领域行政机关发挥主导作用，自由裁量权大，法律监督尤为必要。环境立法应建立包括正式监督和非正式监督在内的法律监督手段，构建涵盖立法、行政、司法、政党、社会组织及公众的完善法律监督体系，“健全举报制度，落实社会监督”。
2.保证环境法律规范和制度的实施，是环境法制建设的重点。环境执法不力，各部门之间相互脱节，社会公众环境意识不高、主动性不强也是我国环境法治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环境法制不能只做好看的“花瓶”，必须得到实施才有生命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因此，环境执法部门应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当前加大环境执法的力度，就是要严格落实《环境保护法》确立的各项环境制度，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各项新要求。环境法制的实施要求改变各执法部门相互脱节、各自为政的局面。各部门间可以建立高规格的环境事务协调机构，协调各行政部门有关环境保护的工作，加强相关部门与环境执法部门在日常执法工作中的沟通和配合。通过部门相互协作或联动，及时发现和处理环境事件，提高政府对环境问题的反应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总结环境执法经验，统一执法行为，保证环境执法程序的流畅性、高效性。同时，环境法制建设又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需要各方的参与才能实现，特别是社会公众的参与。环境法制的实施要求提高社会公众的环境意识，要求公众以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到环境法制建设中来，自觉维护自身环境权利，履行环保义务，发挥公众的社会监督作用。政府应该为公众参与环境事务提供便利，及时公布环境信息，加大环境保护基本知识及相关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完善公民环境诉求表达的渠道和方式。
（三）推进生态环境管理体制改革
1.改革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制，实行生态文明考核评价制度。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是引导地方政府工作方向的重要激励机制。环境法制建设必须充分利用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的导向作用，把地方政府的注意力吸引到环保领域中来。这要求“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的权重”，实行生态文明考核评价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也是为了纠正地方政府过度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保护造成的倾向。实行生态文明考核评价制度，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一）必须兼顾制度的目的性与导向性，探索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的发展道路，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目的与引导各级政府坚持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绿色政绩观”相结合。
（二）注重考评指标设置的系统性和科学性。考评指标的选取既不能过于狭窄也不能过于宽泛，以免不能全面反映环境保护水平。环境保护是一个复合系统，该制度的落实要求考核指标既要全面、系统，又要分清主次、突出重点，既要系统，又要科学，才能准确地反映和描述政府的环保执法工作，变GDP考核为“绿色GDP”评价。
（三）注意相关配套制度建设。生态文明考核评价制度不能单独起作用，必须和其他相关制度结合才能发挥其保护环境的长效作用，如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和环境责任追究制度。我国应借鉴世界环境立法的通行做法，将环境责任明确赋予各级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而将具体的环境监管事务赋予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从而杜绝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在作出有关环境与发展关系的决策时出现“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的现象［18］。
2.完善我国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环境行政管理体制是环境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现行环境管理体制已不能满足当前环境法制建设的需要，亟需改革。首先，我国现行环境行政管理体制“条块分割”严重，环境管理体制的立法混乱，造成了环境监管部门权责划分不清晰，影响了环境管理机构设置的稳定性。因此，国家应该制定有关环境监管部门的专门法律，系统明确规定各个管理机构的地位、构成、职能、权限，建立环境行政管理机构的组织体系。通过各环境单行法，对综合法律关于具体部门的规定进行细化。其次，实行“大环保赋权”，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生态环境大部门体制改革，将“环境管理体制中职能相近、业务雷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以期最大限度地避免职能交叉、政出多头、多头管理，从而达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目的，以改变目前的混乱现状”［19］，改变环境行政管理权力配置分散化、不科学的局面。最后，目前以统一监督管理与分级、分部门监督管理相结合，“横向管理”与“纵向管理”相结合为特点的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着“统管”与“分管”之间分工不明，“横向”压倒“纵向”，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弊端。因此，我国必须在明确各环境管理部门权责的前提下，科学界定“统管”与“分管”部门的角色。一般说来，“环境保护综合部门的功能定位为综合协调，其职能实际上包含协调、指导、监督和服务四个方面的内容”［20］，起着宏观监管的作用；分管部门则负担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的具体工作，发挥着自我监督本部门承担的环保任务的作用。在“横向”与“纵向”关系上，要逐步从财政、人事等方面削弱横向上环境主管部门对同级政府的依赖，加强纵向上级环保部门对下级环保部门的领导力度，减少政府对环保工作的干预，扼制地方保护主义。
关键词:精神文明;建设法制化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7-0055-01
一、精神文明建设法制化的必要性
1.只有法制化,才能强化道德规范的约束力。当前,由于市场经济负面所带来的不道德、不文明现象,在社会生
活、经济生活中屡禁不止,这表明现代社会单靠思想疏导和道德的约束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依靠法制。众所周知,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主要是通过劝说、鼓励、说明以及舆论力量等等方式影响社会成员内心世界,规范他们的行为。法律作为国家意志的象征,是由国家暴力机器强制执行,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和不可抗拒性。一旦触犯国家法律便依法制裁,直到使用暴力予以严惩。因此,当仅靠舆论、劝说、鼓励无法规范社会公众的行为时,只有以法律为保障,才能强化道德规范的约束力。
2.只有法制化,才能形成文明、健康的社会风气。现阶段我国党风、社会风气不尽如人意,要扭转这一局面,实现社会风气和党风的根本好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法制化,用法制来扶正祛邪,扬善除恶。要从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人手,通过发扬社会主义法制的强制作用,来开展反腐倡廉活动,依靠法制制裁和严厉打击犯罪行为;依靠法律坚决纠正损害国家和群众利益的权钱交易、假冒伪劣及欺诈行为;坚持打击“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坚决查处新闻媒体、文艺作品中制造和传播文化垃圾的行为;认真解决好社会治安和公共秩方面存在的问题。要重视提倡、鼓励和支持广大群众动用法律同违法分子作斗争,要用法制强化对见义勇为的一类英雄模范人物的鼓励、表彰和优抚,为促进人们在危难关头弘扬正气提供制度保证。
二、精神文明建设法制化对策探讨
我国精神文明建设法制化,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和时代化发展要求,本着求实、务真的原则,分阶段有重点地进行,并注重增加其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1.应把重点放在思想道德建设的制度化、法律化问题上。思想道德法律化不仅应表现在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打击和制裁上,如对见死不救的法律约束,也应表现在促进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建立上,如对见义勇为的法律奖励。应努力探寻这方面的规定,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使其既卓有成效,又稳步进行。同时应继续深化和完善智力、文化建设的法律化,增加力度,加快步伐。在当前,尤其应加强和加速文化市场、教育改革、新闻出版事业及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化。
(一)“两型社会”概念的厘定
环境法治必须以理性环境文化为基础。当下，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已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两型社会的建立思维是人类思想观念的一次重大变革，是对于传统的工业社会和现代生活文明的反思和检讨，是人类重新认识自然规律，尊重自然和回归自然。资源节约型社会要求人类社会更有效率的利用资源，以期使用法律，行政等手段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少浪费。而环境友好型社会则是要求人类社会经济生活，消费和生产方式与生态系统和谐共处，做到可持续发展。所以两型社会是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准则，以绿色科技为动力，倡导环境文明和生态文明，构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
(二)环境法制建设的理论依据和意义
1．环境法制建设的理论依据
(1)环境资源的公共性。
环境资源属于公共产品。不具有消费的排他性及所有权的明确性。哈丁为我们描述公地悲剧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公共产品的重要特征，即:全社会每个成员都从中得到惠益。与此同时，社会成员因此也要负担其不利后果。所以，环境资源不能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资源配置。
(2)环境的负外部性。
当某一个体的生产或消费决策无意识地影响到其他个体的效用或生产可能性，并且产生影响的一方又不对被影响方进行补偿时，便产生了所谓的外部效果，或简称外部性。环境问题普遍存在负外部性，比如企业在经济生产活动中排放大量的污染废弃物造成的负面影响，由全体社会以及生态系统共同承担，从而波及社会公共利益。
(3)环境资源产权不明晰。
环境产权理论最早由科斯在其《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的。他认为，使环境的外部性内部化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在损害方和受害方之间平均分配外部性价值。由于环境资源具有极强的公共属性特征，那么环境外部性则严重的缺乏环境产权的不明晰。人是理性的动物，因此则具体有趋利性，人们会根据成本与收益的比例来权衡一个决策的为和不为。当付出的成本大于支出，那么交易则不可能进行，若支出大于成本则会进行交易，俗语中也谈到，“赔本的买卖没人做，杀头的生意有人干。”也是说明这个道理。所以牺牲环境资源来攫取自己的私利也就成为必然。
2．加强环境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
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法律具有强制性，稳定性，规范性以及普遍性。构建“两型社会”，即: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将成为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发展的一个方向，通过法律手段来调解“两型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由强制力来保证，规范性来调整社会成员的行为。其具有比道德，社会舆论等其他方式效果更明显，优势更突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环境法制是保障是建设“两型社会”的重要一环。法制对于建设两型社会的突出价值在于，法律可以明确的规定各个主体的权利义务主体，以此人们便会为自己的行为作出合理的预期判断，保障公民权利人和义务人在规则的空间内活动。其次法律的形成往往是各方势力妥协的产物，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出现尖锐的对立时，法律的权威性和国家的强制力能够平衡这个矛盾，并兼顾个人和公共两者的利益。
二、我国两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历史积淀
中国的哲学世界与西方哲学理念共同构建了东西方的两大哲学体系。如儒家倡导的“天人合一”的理念。道家提出的“道法自然”的思想。佛家提出的众生平等的理念。中国哲学虽然分为几大派别，但是中国主要哲学派系儒释道确是三位一体的。尤其在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方面有着大密度的交叉与重合。在我国古代立法中也体现着浓厚的环境保护观念。根据《逸周书•大聚篇》“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三月遄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荀子•王制》记载:“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泽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西周时期的《伐崇令》规定:“勿坏屋，勿填井，勿伐树木，勿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体现在法制史上尤其鲜明，反映了朴素但科学的生态文化思想法律。
三、域外以日本为例两型社会文化法制建设的现状与经验
在几十年间，日本从世界公认的“环境问题严重国”转变成为“环境防治奇迹”的国家。日本是创新立法为先导，法律的体系完备是其有效的进行环境治理的有效机制。二战后，环境治理问题开始，日本政府就颁布一系列环境治理的法律。在1967年，日本国会通过了第一部全国性的环保法律，即:《公害对策基本法》，1970年又对此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此外，日本的环保法律的重要部分是环境标准。日本的环境标准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保护公众健康的标准，第二类为保护生活质量的标准。四、我国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现状、不足及对策
(一)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现状与缺陷
我国早在1989年就颁布了环境保护的基本法《环境保护法》。其中有规定国家鼓励环境保护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普及环境保护科学知识。同时要求公民个人和集体单位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在专门性的法律层面，先后颁了多个专门性法律。在政府方面，1996年进行《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中规定了环境宣传、环境教育、对外宣传等方面的内容。为了重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决策能力，在《全国环境保护纲要》中要求:加强生态保护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全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深入开展环境国情、国策教育，分级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培训。虽然我国较早就颁布了《环境保护法》，还通过了一些专门性的法律，但是在建设两型社会法制方面的规定，太过宽泛和笼统，缺乏系统性。不仅如此，我国在建设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中，缺乏强制性的规范措施，多见于“议程”和“计划”这样的“软法”。与日本和俄罗斯的环境法中明确强调政府职责的制度相比，我国的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缺乏操作性和执行力。
(二)我国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解决方案
根据我国的特殊国情和域外的普遍规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针对我国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具体做到:
第一，立法工作上将宽泛的原则性的内容实施在具体的专门法律之中，化虚为实，将制度建设踏实的落脚于每一个实际的问题中，切实将我国的两型社会环境法制建设的工作落实到位。
第二，明晰权责，界定好政府，公民，社会和企业的权责和义务关系，防止推诿出现“公地悲剧”。
第三，切实通过法律被强制，行政指导，利用经济杠杆提高企业的环境保护意识，高效，节约的利用自然资源的自觉性。
第四，加强循环经济和环境友好市场立法，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环境友好市场，尤其是加快推动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设，对于我国目前严重的雾霾是有效的治理途径。不仅如此，还可以效法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思维，建立污染物排放市场等多种循环经济市场立法。以促进两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城建档案工作是档案工作的一部分，同时又是城市建设管理的一部分。在执行有关法律法规时，一要参照《档案法》。因为《档案法》规定了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能，就是指导和监督，其中监督就是执法。二是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规划法》）。因为在《规划法》中涉及到城建档案工作，是在工程竣工验收后必须向行政主管部门移交城建档案资料。依据《档案法》《规划法》，国家住建部颁布了《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使城建档案管理工作可以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城建档案馆要做到依法治档，必须用足这些政策和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力，这一系列的法规和规章，明确了城建档案事业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具体操作规范，这些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出台，将城建档案的管理纳入了城市建设法规系列，推进了城建档案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标志着城建档案管理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城建档案事业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城建档案接收工作由被动变为主动。城建档案在城市建设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是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服务的。根据《规定》住建部出台了《建设工程文件归档整理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在《规范》中规定了城建档案归档文件及其质量要求，对归档内容、归档文件范围、质量要求、立卷的原则、方法、编制、整理，还有工程档案的验收与移交制定了详细的国家标准。依据《规定》《规范》的要求，城建档案设有18个大类、102个属类。城建档案馆档案工作人员通过努力，尽量建立健全档案门类，丰富馆藏，可是存在接收渠道不畅通、接收难的问题，使有些大类档案至今还是空白或少之又少。只有疏通档案接收渠道，加强法律法规的建设，逐渐建立起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符合质量要求的馆藏体系，才能使城建档案工作健康发展。
二、依法治档，严格执法城建档案馆是以城市为单位建立的永久保存城市重要
城建档案资料的基地，是各有关方面，有关人员研究、利用城建档案的中心，是为城市积累和贮存城建档案，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服务的。《档案法》赋予了档案部门监督职能，有法可依，但是关键在于实施和监督。可是在实施这些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并不是很顺利。按照《规范》《规定》要求，在城市建设中形成的工程技术档案要移交城建档案管理部门进行管理，而在城市建设中形成各种专业的工程档案，按照城建档案分类大纲要求，分为18大类，可是我馆自上世纪80年代建馆以来现存的档案大类，其中城市建设管理类、工业建筑类、民用建筑类居多，市政工程类近两年在领导与相关部门的疏通下陆续进馆，城市规划类和公用设施类都数量有限，交通运输类、名胜古迹园林绿化类、城市科研类、人防军事类、声像类等大类档案很少，甚至有的大类还是空白，如水利防灾类、工程设计类、地下管线类，这些档案大多数保存在行政主管部门。所以我们城建档案馆现存档案门类不齐全、结构不合理、没有形成系统的管理体系。自建馆以来，形成了以提供利用为重心，业务指导为中心，重服务轻监督，重指导轻执法的工作方式。指导和监督是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指导、监督的力度不够，要依法治档，杜绝违反档案工作法规的事，及时补救。加大力度宣传贯彻法律法规，取得相关部门、领导的支持与配合，严格监督，才能出效益、出质量。城建档案的业务指导既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又有执法监督的职能，同时又是一项专业技术活动。城建档案的业务指导是一种法定的档案行政活动，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指导活动。有关档案工作和城市建设的法律、规章、制度，如《档案法》、《规划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都是城建档案业务指导工作的依据，城建档案馆是城建档案业务指导的主体。如何依法治档，发挥依法治档的能动性，有效地执行城建档案法律法规？只有提高城建档案工作者的法律意识和法律修养，通过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介宣传城建档案法律法规、城建档案工作的重要性及城建档案的社会价值，领导带头学法执法，加大执法力度，才能依法解决存在的问题。
三、强化监督，促进城建档案执法
在城建档案法制建设中，依法监督，是法律赋予的一项十分重要的职责。有效地实施监督，可以减少违法行为。在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建立管理完善、制约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发挥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保证执法权力依法行使。如何能有效实施执法监督机制？一要健全组织，依法行政的水平与部分领导执法队伍素质密切联系在一起。加强领导，提高认识，充分认识依法行政工作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把依靠政策管理转变到依靠法律法规管理。二要学习法律法规，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提高执法队伍的水平，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我馆的执法队伍有具有专业职称的工作人员，参加城建档案执法人员培训，取得执法人员执法证，持证上岗。他们不仅仅是城建档案工作者同时还是执法者。档案行政执法工作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档案执法人员综合素质及执法水平。执法人员要认真学习和熟练掌握档案法律法规，在明确自身权利和义务外，还必须学习掌握其他法律知识，如《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等，规范执法行为，严格执法程序和处罚尺度，做到执法工作经得起法律的检验、社会的监督。三要加强城建档案执法检查，通过纠错提高各参建单位的城建档案意识。用法来规范施工过程中的档案资料是否齐全、归档是否规范，否则责令整改，直至顺利移交进馆。这样，执法检查对提高参建各单位的档案意识和重视程度起到积极的作用，推动城建档案的收集工作。调动大家积极学法、遵法，才能创造依法治档的良好环境。
四、结束语
当今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城建档案管理部门要坚持依法治档，而不是以法治档，避免将档案的法律法规作为摆设，切实认真履行法律赋予我们的职责。在工作中，充分运用城建档案法律法规规范城建档案的接收指导工作，宣传城建档案对社会的重要性和城建档案法律法规的要求，切实、有效地履行政府赋予的职能，正确行使执法权，通过合法的执法，强化监督，促进城建档案执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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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安全;法制
近几年来，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而我国已成为全球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2015年，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较2014年底提升0．9个百分点。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促使网民的消费行为逐渐向移动端迁移和渗透［1］。网络购物、旅行预订、网络理财、炒股等网上理财和消费手段不断发展。然而，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信息安全问题也日益严重。网络诈骗、网络虚假广告、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网络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犯罪活动愈发猖獗而且网络购物中，经营主体违法、不正当竞争、商标侵权、广告违法、消费侵权等问题正在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且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因此，加强网络市场法制建设，保障网络市场信息安全，势在必行。
一、完善立法
我国虽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等一系列保护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但是网络技术发展迅速，已有法律无法适应网络市场。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基本法律法规中关于具体网络违法行为的惩罚办法，并大力推进专门针对网络市场的法律法规出台。贯彻落实党的十关于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要求的重要举措。制定一套完善的网络基本法。针对微信、微博、qq、博客、论坛等领域可能出现的泄密、反动言论、诈骗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并根据《刑法》做出相应的惩治措施。在网络消费市场，针对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经营主体违法、不正当竞争、商标侵权、广告违法、消费侵权等问题要加大惩罚力度，做出严格规定。对于网络理财市场，提高要求，规范规章制度，坚决抵制侵害公民权益。互联网发展工程中，各立法部门应当协调合作，不断修订和完善有关互联网的法律法规，保障网络文化健康有序地发展。
二、加强监管
目前，对于网络市场的管理，我国旨在控制，但是这种一味禁止的管理只能引起网民的反感，而无法起到有效的管理作用。因此，加强网络监管，需改进监管方式，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创建有效的网络监管体制。首先，有关的网络监管部门要坚守“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的原则，恪尽职守，严格监督网络信息，对违法行为及时进行检举，保证网络市场的安全。其次，执法部门要做与网络监管部门做好对接工作，协调配合，保证违法行为一经发现，执法部门就能马上进行对网络违法行为的打击工作。此外，充分利用网络优势，健全优化网上投诉机制和调节系统［2］。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全面监督打击网络违法行为。最后，也要加强对网络接入服务商的监督管理，以保证服务商为网民们提供健康合法的网络服务。加强网络执法队伍建设。我国网络执法人员专业素质还不够高，因此应借鉴学习发达国家人才培养方式，借助公安院校培养出一批职业的高素质人才。其次还可以发展在职培训，全面提高网络执法人员的职业素质与专业素质。而网络技术发展飞快，因此要定期对网络执法人员进行培训，掌握新的知识。要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定期到基层进行调研，完善自己知识面。打造一支正规化、现代化的网络执法队伍，切实提高网络执法队伍的执法水平，为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三、深化宣传
重视舆论的力量，用舆论来引导人民群众重视网络安全。对典型网络交易违法案例多多进行宣传，对网络违法行为加大宣传力度，其一，提醒群众增强自我保护防范意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二，震慑网络违法者、使心怀不轨者自觉遵纪守法。由于网络的地域性、虚拟性等特点，许多网民并不了解网络违法行为和网络不当行为，也对网络违法行为也缺乏必要的关注，导致网络立法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因此，应当积极借助各方面的宣传平台，发动社会和群众的力量，培养网民的网络法律意识，营造文明良好的网络环境。
四、技术研发
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已无需多说，世界各国早已想尽办法提升综合国力的同时提升本国的科技水平。我们应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积极研制出网络预警与网络执法系统，进一步管理网络市场。互联网时代，这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而我们也只有坚持依法治国，完善网络市场法制建设，才能战胜困难，捉住机遇，在发展的浪潮中迎难而上。
作者:赵月 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警务信息工程大队
［参考文献］
(一)法律法规依旧不健全
目前我国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在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转型中各种运行法律机制不完善。各种因为法律不完善造成的损失得不到补偿，罪犯因为法律漏洞而逍遥法外得不到制裁，这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起了不良的影响。首先，法律体系不完善。其次，一些以前的法律法规由于时代的发展跟不上社会的节奏，不能满足人民对公平的要求。再次，有一些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太差，致使一些有关部门利益化。此外，有了法律但我国目前还没有执行法律的保障机构，一个行政部门和几个管理部门就组成执法队伍，造成机构不明确、目地不明确，给人民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一些执法部门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划分，造成执法的失误，粗制滥造的执法队伍不能给人民带来便利，反而会分散执法的力量。目前一些单位都在努力成立执法队伍，对违法、乱纪的行为进行罚款或制裁。通过罚款来解决工作人员的奖金、福利等的问题，以部门利益为目的去执法。并且，执法的程序、执法的责任制不完备。这就使法律的公平性、严肃性、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二)法律监督主体的缺失
法律监督主体缺位也是法律监督不到位的主要原因，经调查表明，我国例行公事的监督不较多，但在解决问题、处理问题上监督就不是很到位了。这就使我国频繁出现一些腐败、贪污的案例，不仅伤害了人民的利益，更伤害了国家的利益，法律监督不到位对我国发展有很大影响。一些领导干部、问题处理机构经常会出现一些的行为，忽略了法律的严肃性，以言代法，把自己当作法律的执行机构。例如我国征地用地的事情上，对土地乱占滥用，严重忽略了法律的公平性、严肃性。目前我国一些司法机关经常出现人情办案等违反办案程序、危害公民权益的问题。根据关系的好坏提供不同效率的办案手段，甚至出现了在执行案件时无法执行的荒唐现象，以至于出现了官了民不了的问题。
二、完善我国社会法制建设中存在问题的措施
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犯罪现象，让我们认识到健全社会法律体系刻不容缓。上文提到了当今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法制建设中的问题，接下来笔者针对不同的问题给予不同的解决方案，希望环节社会压力，推动社会法制工作建设的进程。
(一)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是社会法制建设工作的要求，只有加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才能为完善社会法制工作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首先需要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知识，这是增强公民法律意识的基础。公民只有具备了科学文化知识才能更好的加深对法律法规的理解从而在深层次上把握中国法律的具体内容，从而在经历侵权事件时更好的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权利。一些公民的科学文化知识不够，即使不断的给他们传授法律知识，他们也是没办法接受和理解的。其次应该使公民在知法的前提下懂法，在懂法之后守法。作为公民，起码要知道自己的基本权利有哪些，不然在发生侵权时间时不能及时的维护自身的权利，从而造成自身的精神损失和财产损失。近几年来教师体罚学生的事情不断的发生，作为学生的家长缺乏法律意识并不知道教师的这样做法是侵犯了学生的权利，导致自己不能在第一时间维护孩子的权利，造成不可估计的后果。最后为了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需要加大对法制的宣传力度，在宣传的同时也要注意自身宣传的方式。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宣传“依法治国”的条幅，但是这些条幅无法针对不同的人群，所以在大力宣传法制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时需要具有针对性，可以根据社区人民的特点开展法律的讲座，在丰富公民业余生活的同时也起到了宣传法律的作用。宣传法律要注意对公民权利的宣传，也要及时解答公民在法律上不懂的问题，加深公民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让法律思维之花开在生活的各个角落。
(二)建立健全法律法规
法律是立法中的组成部分，国家应该给予它独立的地位，法律至上，法律是一个社会的底线，任何越过底线的事情都要得到法律的制裁，法律的完善，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还是西方司法体系都能在实践中一步步发现自身的错误和不足，然后弥补和改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国家机构无视世界潮流大势，无法做到法律至上，一味的强势，凌驾于法律之上，那法律智能成为空谈，没有法律的国家只是一个空壳，只有一个政府的架子。国家应该不断完善立法机关和执法机关，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方针，让执法机关有明确的分工，不会因为分工不明确造成民众的损失，严格要求领导体系，领导应该做好榜样，公正、公平。法律不会因为任何人改变。
(三)发挥法律监督主体的作用
法律监督主体从广义上说有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两个方面，要推进社会法制建设工作就需要发挥法律监督主体的作用，发挥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的监督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人行事他人监督的和谐氛围。首先要发挥社会组织的监督作用，众所周知，在社会组织上有作用力的大部分是新闻媒体，媒体应该发挥自身的舆论监督作用，运用科技的力量和自身的写作能力监督违法行为。以《看见》为例，其中有一期揭露的是虐猫事件，虽然现在虐待动物的行为还没有法律进行规范，但是这种虐猫行为已经触犯了人们的道德底线。《看见》对这一行为的揭露让大众看到国家法律体系的不完善，所以它的舆论监督更好的推动了社会法制工作的进程。其次应该发挥公民的监督作用，公民具有监督权，公民可以通过举报、行政诉讼等方式对不合法的政府行为进行举报，对违法人员或者是行为不当的人员进行批评，并且提出自身的建议，规范政府人员的工作，充分的发挥自身的监督权。
三、总结
关键词：社会保险，社会保险权，立法，社会保险法律
社会保险权是社会保障权的核心内容，是一国公民的基本人权。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享有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客观上，只有完善的立法，才能使公民的社会保险权从应然的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进而转化为现实权利。制定并出台《社会保险法》，关系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实现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险法》已经被列入立法规划，在此背景下，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的现状，总结其利弊得失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展望，有利于为《社会保险法》的制定提供理论指导。
一、中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之历程
(一)社会保险法规的初创和调整阶段(1949—1965)
以新中国成立前夕制定的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有关社会保险问题的规定为依据，政务院集中颁布了社会保险的全国性行政法规。1951年2月，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社会保险行政法规。《条例》规定保险经费由企业负担，职工不交纳保险费，劳动保险事业交由工会办理。从内容上看，《条例》确立的社会保险制度属于“半社会保险与雇主责任相结合的制度”①，但从立法技术、制度系统上看，《条例》的科学含量值得肯定，在中国社会保障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中国内地建立了包括养老、工伤、医疗、生育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险制度，这套制度经过不断扩展，最终几乎覆盖了全体城镇居民，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职工的基本生活需求。
鉴于初创时期社会保险制度仍存在不切实际和不够合理的地方，国家决定进行调整。1958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1958年4月，劳动部又了《退休暂行规定实施细则(草案)》。《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是中国第一部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单独立法。依据该规定，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与国家干部的养老保险纳入公共养老保险计划。这一阶段，对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制度也进行了调整。在医疗保险方面，主要是建立了病、伤、生育假期批准制度，规定部分医疗费用由个人负担。在工伤保险方面，主要是增加了职业病项目。
(二)社会保险法制遭到破坏阶段(1966—1976)
1966年开始到1976年为止，包括社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受到严重破坏。多数社会保险法规被废止，社会保险机构被撤消，社会保险一度处于无人管理的状况；职工的退休也大部分中止，数百万职工无法按时退休。1969年2月财政部了《关于国营企业财务制度工作中几项制度的改革意见(草案)》，规定国营企业一律停止提取工会经费和劳动保险金，企业支付的退休金改在企业营业外列支。这份文件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中的有关规定。由此，劳动保险失去了其应有的社会性和互济，演化为企业保障，中国的劳动保险制度遭受重创，社会保险事业出现停滞和倒退。
(三)社会保险法恢复和重建阶段(1977—1989)
由于许多制度在“”期间遭到破坏，“”后的首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保险制度的恢复工作。1978年6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自此，社会保险制度及其立法进入恢复和重建阶段。1982年，我国宪法第44条、第45条对社会保险问题作了一些原则性规定。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中，第一次在国家的法律文件中清晰而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保障”的概念，将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和社会优抚等制度，统一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此后，社会保险立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而全面展开。1986年，国务院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暂行规定》，确立了劳动合同制工人的养老保险制度。同年，国务院还颁布了《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初步确立了中国的失业保险制度。1988年，国务院颁发了《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统一了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生育保险制度。1989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公费医疗保险的通知》，对公费医疗开始进行改革。这一时期，社会保险立法工作的重心，一方面是恢复“”前的社会保险制度，另一方面是为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保险制度的全面建设和发展奠定基础。
(四)社会保险法的全面建设和发展阶段(1990-)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社会保险制度开始向社会化和法制化方向发展，国家开始注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建设。199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了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标志着我国养老社会保险制度建设序幕的拉开。1992年，民政部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开始试点。1994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专设一章规定了“社会保险和福利”。1994年，我国政府颁布了生育保险方面的行政规章《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1995年，国务院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表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深化，同时指明了我国养老保险改革的方向。1997年国务院了养老保险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1998年国务院颁布了医疗保险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1999年，国务院颁布了失业保险方面的行政法规《失业保险条例》。同年，国务院还了《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2001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行政规章《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办法》。2003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工伤保险方面的行政法规《工伤保险条例》。2004年3月，国家立法机关在修改宪法时，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和“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式载人宪法。
二、中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之成就
(一)在社会保险概念的界定上达成了共识，社会保险制度框架已经明确
1986年，我国国家的法律文件首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保障”的概念，将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社会优抚等看成是并列的制度，统一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自此，社会保障的理论和相关的制度设计都基本上明确了社会保险是与社会救济、社会优抚、社会福利相并列的概念，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核心和基础。1994年(劳动法》第70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保险事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设立社会保险基金，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物质帮助和补偿。”这从法律上确立了社会保险涵盖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五个具体项目。社会保险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明确及其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基础性地位的共识为我国社会保险立法奠定了制度架构的基础。
(二)社会保险制度转型已基本完成，国家立法具备了较好的实践基础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形成了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等不同形式的规范性文件和相关的政策构成的社会保险法制体系。社会保险法制在相当程度上指引和规范了社会保险制度建设，成为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指南。经过多年的改革和试点，中国特色社会保险体系框架开始形成，初步建立了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保险已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家负责、单位包办、封闭运行的制度安排，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责任共担、社会共济的保险体制。社会保险的基金来源改变了过去国家包揽的状况，实行了国家、单位和职工个人三方合理负担，并在主要项目上实行了社会统筹。我国公民的社会保险观念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完全依附国家、单位转向责任共担，这表明我国社会保险制度转型过程中的艰难任务已经基本完成。社会保险方面的大量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已经成为国家立法的宝贵资源，社会保险国家立法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实践基础。
(三)社会保险立法有了宪法依据
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对社会保险的相关问题作了两个重要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该宪法修正案对社会保险立法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从根本大法的高度规定了社会保障制度，昭示着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责无旁贷的责任，从以往的党和政府的决定、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另一方面把包括社会保险权在内的人权人宪，使得社会保险法的立法根基得以确立。“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和“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条款使得我国的社会保险立法有了宪法原则依据以及宪法规范依据。
(四)社会保险法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社会保险立法开始提速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险法一直被认为是劳动法的一部分，而劳动法尽管历史悠久，但在我国却是一个长期不被重视的、遭受“冷遇”的法律部门，至于包括社会保险法在内的社会法更是不在人们的视野中。然而，作为与经济并列的社会领域的事务也需要法律加以调整，公民政治权利和民事权利之外的社会权利也需要法律加以保护，于是社会法应运而生，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问题的增多而逐渐受到重视。2001年，九届人大第四次会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该包括社会法在内的7个主要的法律部门。自此，社会法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重要的法律部门，它承载着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尤其是公民社会保障权的功能，引起了法学界和社会保障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曾经搁置多年的《社会保险法》，又被提到立法议程。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把制定《社会保险法》列入立法规划，社会保险立法开始走上快车道。
三、中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之反思
由于社会转型、东西部差距和城乡二元结构等原因，我国在社会保险法制建设上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为今后的社会保险立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也存在着现实的迫切需要与立法相对滞后的矛盾。
(一)社会保险立法理念落后
当今社会，社会保险(保障)权利已成为人权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尊重和保障人权，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合理性，是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社会保险立法的起点和归宿。从法理方面看，社会保险法无非是公民社会保险权的确立和实现问题，社会保险法是权利保障法，即社会保险立法的首要任务是规定社会保险权利的享有和保障。权利是目标与基础，权利处于基本的主导地位。然而，目前，社会保险权利保障的理念远未被学界和立法者所认同，社会保险立法更多地定位于事本位而非人本位。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是因为国有企业改革使得原有的单位保障功能弱化而逐渐受到人们重视的，社会保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多是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自己的逻辑基础和理论定位。缺乏先进的立法理念，必然导致在社会保险法的基本价值、原则、适用范围等重要问题上无法形成共识，导致社会保险立法基点不当，缺乏前瞻性、主动性和回应性，阻碍了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建设。
(二)社会保险基本法律缺失，社会保险法治化程度较低
立法先行、制定高位阶的社会保险法律是世界各国社会保险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基本经验。在社会保险制度建构方面，我国虽颁布了大量的规范性和非规范性文件，但非常遗憾的是，在名目繁多的法律文件中，却没有一部专门调整社会保险关系的基本法律——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对其进行规范的社会保险制度理应是基本法律制度，根据宪法理论和我国《立法法》的规定，涉及社会保险的重要事项的立法应该由法律规定。尽管，早在1994年，全国人大就把《社会保险法》列入当届人大必须制定的115部法律规划中，其中排列第41位的《劳动法》已于1995年出台，而位列第39位的《社会保险法》至今仍处于千呼万唤之中。社会保险基本法暂付阙如，对社会保险的规范主要是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各部门的规章。在现行的社会保险的各项单行制度中，也鲜有专门的法律。社会保险基本法的缺位，导致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缺乏权威性、公平性、透明性、稳定性和可操作性，难以定型；导致社会保险法律规范的效力层次偏低，体系功能弱化，与社会保险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法律地位极不相称；导致遵从社会保险内在规律和本质要求的相关法律制度无法及时建立起来，一些本应由法律来调整的社会保险关系一直游离于法治之外。社会保险基本法的缺位使得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长期处于非法治化的、政府单方面主导而难以兼顾责任主体各方利益的不合理状态。这种不合理状态，既阻碍了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与现代法治国家的“法律之治”的基本要求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相去甚远。
(三)社会保险法律体系内容存在局限性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法律体系中，社会保险法规或政策的适用范围明显过窄，享有社会保险的对象是非常有限的，社会保险仅仅是一部分社会群体的“专利”，覆盖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第一，广大农村的社会保险制度仅处于起步阶段，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乎被排除在社会保险制度之外。尽管我国开始探索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但制度尚未定型，大量的农民还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制度内，无法享受到应有的社会保险权益。第二，城镇社会保险覆盖面也比较窄。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是针对正规用人单位“固定”的就业形式而设计的，没有充分考虑到劳动关系多样化、复杂化和就业方式灵活化等因素。大量的农民工、非公有制企业职工等灵活就业人员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制度，他们很难享有社会保险利益。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险开始打破长期以来只覆盖城镇固定职工的格局，以不同的方式向农民工延伸，但总体上看，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基本上没有覆盖农民工，如大多数农民工没有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低，伤残得不到经济赔偿和治疗。”大量的非正规就业的职工不能享受到社会保险待遇，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社会保险也存在很大差异。这些情况大大地破坏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公平原则。
(四)社会保险法律规范的不统一和混乱
我国在保险法制建设方面，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少，国家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和地方立法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多，立法主体多元，层级无序，规范分散。如关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国务院统一了通知，确定了两个试点方案，允许地、市以上的政府根据本地情况自主选择，结果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选择不同的实施方案，造成这项本应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处于不统一的混乱局面。近年来，还有一些省市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制定《养老保险条例》，进一步固定了养老保险地方化的格局。立法主体的多元直接造成全国社会保险制度的不统一，制度定型难度加大。立法层级的无序导致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等存在法出多门，互不统辖甚至相互矛盾的现象，这给社会保险法的实施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出现了社会保险“有法难依”的困境。例如，农业部等五部委颁布的《减轻农民负担条例》中，把“合作医疗”列为农民负担不许征收，有些地方也将社会养老保险的开展视为增加农民负担。这些行政法规或政策性规定与社会保险法律法规缺乏协调，严重影响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威信和可持续性。
(五)社会保险法律实施机制薄弱，缺乏合理约法律救济制度
法律责任制度是法律规范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也是法律强制力的直接体现。我国社会保险法在立法技术方面，缺少对违法行为进行制裁和对不作为行为进行追究的法律责任制度。法律责任制度的缺失导致法律实施机制薄弱，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失灵，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指引、激励、规范、制裁和保护功能。现有的社会保险法规不具有法律的权威，社会保险领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突出。
有权利必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社会保险权需要法律救济措施。许多发达国家都建立有专门处理社会保险纠纷的机构，使社会保险方面的争议能够得到便捷、高效、合理的解决，以有效地保障公民的社会保险权。我国不仅没有建立专门处理社会保险纠纷的机构，没有便捷、高效的解决争议的程序，甚至还出现过由某市社会保险局和市高级法院“协商—致”，下发文件规定劳动者依法要求用人单位补缴养老金案件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也不能受理的怪现象o。这剥夺了劳动者提起仲裁和诉讼的权利，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成为纸上的权利。
四、中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之展望
根据上文分析，我国社会保险法制建设既有成就也存在不足。这些不足让我们看到了加快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险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树立科学、先进的立法理念
社会保险(保障)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的思想已经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和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依据。从法理上讲，社会保险权属于生存权这一人权的基本范畴，其核心内容是公民在遭遇社会风险(年老、伤害、疾病、失业、生育等)时，可以请求国家和社会提供物质帮助，以确保每一个公民有尊严地、体面地生活，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社会保险法本质上是国家对公民社会保险权的保障和救济，社会保险立法的逻辑起点和归宿是公民的社会保险权。社会保险法是权利保障法并非仅是社会保险事务管理法，更不是社会保险管理的权力分配法。这是现代文明和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最不能容忍的是对公民权利的漠视、忽视甚至权利的被剥夺。2004年我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因此，保障公民的社会保险权，维护社会公平，让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地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应该是我国社会保险立法的基本理念。
(二)加快制定高位阶的社会保险法律
立法先行是世界各国社会保险制度建设或变革的普遍规律。自19世纪末以来，德、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大都通过社会保险(保障)立法，从法律上确保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只有通过社会保险立法，公民的社会保险权利才能从应然的权利向法定权利转化，再从法定权利向现实权利转化，公民的社会保险权才能真正实现。考察西方的社会保险立法，我们可以发现，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在社会保障立法方面存在分歧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因为，社会保险制度安捧涉及政府、企业与个人的责任分担和不同社会群体或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许多社会保障立法事实上是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相互博弈与妥协的结果。对社会保险来说，立法的意义不仅在于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权威规范，更在于实现社会保障责任与权益的合理配置。出台由全国人大——民意机构审议的(社会保险法》，能有效避免政府单方面主导社会保险政策而难以兼顾责任主体各方利益的缺陷，从而确保社会保险的各项制度更为公平合理。此外，社会保险权属于公民的基本人权，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社会保障(险)的主要事项应该由全国人大制定法律。还有，制定《社会保险法》可以使社会保险主体权利义务和职责明晰化，有利于社会保险制度的定型，形成社会公众确定的心理预期，维系社会诚信。基于法律的国家强制力和巨大的权威性，可以使社会保险纠纷依法解决，社会保险制度有效运作并持续发展。总之，加快社会保险立法步伐，制定高位阶的社会保险法律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且已经成为完成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必要条件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
(三)在立法技术上应当制定综合的、统一的社会保险法
社会保险的立法模式有以英国、法国等为代表的多部社会保险单项法律并存，相互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的分散立法模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集多项社会保险项目为一体的综合立法模式。我国1994年在社会保险法的立法规划中，采用的是综合立法即制定综合的、统一的社会保险法模式。目前，关于社会保险的立法模式存在较大争议，如有学者认为我国的社会保险立法应该采取化整为零的分散立法模式，即针对社会保险的不同项目(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等)分别立法，条件成熟时再制定社会保险基本法②。
本文认为，社会保险分散立法的观点值得商榷。第一，分散立法固然有比较灵活、便于修订等优点，但是，分散立法由于缺乏统摄全局的社会保险基本法的制约，非常容易产生社会保险各单行法律之间的重复、矛盾和冲突。因此，国际劳工局专家组在《展望21世纪：社会保障的发展》的研究报告中主张“分散的社会保障法律应综合并尽可能汇集起来，法律应当用最清晰的合理的语言来起草”的建议，值得我们在选择立法模式时予以重视。第二，从国外的经验看，固然大多数国家的社会保险立法都经历了从某一项社会保险制度开始，立法内容逐渐扩展，从单一到综合的过程，但综合立法不是没有成功的先例。美国就基本上是以其综合性的立法即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而著称的。智利也在1924年制定了综合性的社会保险法。而原先采用分散立法的国家如德国，为了使社会保险立法系统化和明朗化，于1970年进行了《社会法》的法典编纂。美国、智利综合性立法模式和德国的《社会法》法典编纂的经验，充分说明社会保险制度是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的，这也是我们选择《社会保险法》立法模式时需要参考的因素。第三，在我国目前社会保险制度零乱、立法层次低、立法内容粗疏的情况下，必须制定一部综合的、统一的社会保险法，以规范社会保险各项目所具有共性的内容，解决当前社会保险制度建设中急需解决的若干突出问题，为社会保险制度定型确立法律框架。实际上，即使采取分散立法，也不可能对社会保险的具体制度和事项做出特别详细的规定，反而会造成立法的分散、重复和立法资源的浪费。而制定综合、统一的社会保险法，规定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和重要制度，至于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的具体模式、各项社会保险待遇的计算办法等具体事项，可以留待行政法规或者法律解释等作规定，为社会保险具体制度的发展留出空间，这是目前非常现实、经济、有效的选择。
我国的社会保险法应该以建立全国统一的法律体系为目标，制度框架应该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公务员退休养老、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脸、工伤保险、生育保险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项目。社会保险法还应对政府的社会保险职责、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社会保险待遇、社会保险经办、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法律责任等重要问题做出规定。
(四)强化社会保险法律的实施机制，健全社会保险权利救济制度
冀州的法制思想丰富多彩，具有恒久的生命力，有许多法制思想原则仍可以为当代所用。我们应该广泛吸纳这些可借鉴的历史资源，并加以继承和发展。
(一)冀州“礼法合一，综合为治”的法律观念对当代“以德治国”具有重要意义
西汉冀州广川人士董仲舒提出“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治国原则，对儒法合流、礼法并用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且这一指导思想一直指导和影响着冀州封建法制建设的走向。到了隋唐时期，冀州儒学家推动法制建设的发展，确立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法制理论原则。礼与法走向了统一，古代冀州德礼的法律化正式完成，从此，冀州“礼法合一”的法制思想就深入人心了。虽然冀州法学家提出的这种“礼法合一”、“德主刑辅”的原则把“礼”当成主调节器来调整社会关系，把伦理道德摆在最高位置，当作是指导原则，而忽视“法”的作用，认为“法”只是实现“礼”、“德”的工具，这一思想固然是与现代法治所提出的法律至上、依法治国是相背离的，但是，冀州的法学家们并没有全面否定“法”在治国中的作用。冀州法学家们认识到法律应该与伦理道德相辅相成，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共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也是我国当代法制建设所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冀州传统儒家“重义轻利”的观念在当代法治建设中有积极的作用
冀州大地可谓人杰地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豪杰冀州出，丹心照后人”。正因为冀州人重信义、轻名利的美好品质，故体现在冀州的法制中表现出了“重义轻利”的法律观。这一法律观包含“取利有义”、“见利思义”等思想，看到利益，首先应该想到道义。这一思想无论是作为一种人格品质，还是作为一种商业精神或立法指导原则，都给人一种积极的正能量。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导致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地变化，这种变化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正面效应也有消极的一面。“重义轻利”的观念可以使人们在面临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集体利益或国家利益冲突时，能够舍己为人，能够为了尽到法律义务而忽视或放弃个人利益，这种高尚的品质在如今更是值得提倡的。
(三)冀州“天人合一”的传统伦理观念对生态环境保护法的实施有正面影响
早在氏族社会时期，习惯法还未产生，冀州先民就形成了对自然的崇拜，人们敬畏超自然的力量，认为有天神的存在。发展到封建社会时期，冀州人民讲究“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随着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它是指人与自然相统一。封建社会初期，社会生产力非常落后，人们对大自然的依赖性非常强，冀州人民只能靠天吃饭，人民的生活完全依赖大自然，风调雨顺可以使他们人寿年丰、平安无事，人们才能幸福的生活下去。旱涝不均的恶劣自然条件则会严重威胁到他们的生存问题，因此他们懂得珍惜保护自然［1］(P146－147)。当今我国处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而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导致了对大自然的过渡索取，环境污染、水土流失、森林减少、资源枯竭、沙漠化严重、自然灾害频频不断，人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如今，人们在大自然的惩罚中觉醒开来，国家提出了保护生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政策。所以现在重新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观念———科学发展观，这一观念的提出有利于我国环境保护法的实施。
(四)冀州人“无讼”的法律价值观念对我国特色调解制度的建立有重要意义
古代冀州人历来追求和谐、安定的大同世界。这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他们认为人们相处应遵守礼节、互相谦让，将人们之间没有争端的和谐状态看作是最好的社会状态。因此，一直以来，“无讼”成了冀州传统法制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为了实现“无讼”的目的，人们宁可委曲求全、丧失公平、曲解法律。当然，这种一味地强调调解的做法违背了法律公平、公正、自愿的原则，存在很多的消极因素，与现代社会的调解制度并不相符。但是，调解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形式，对于我国这样人口众多、民族众多、管辖面积辽阔、地区差异大，公民文化素质和法律保护意识不是很高的、法律基础薄弱，法律专业人员与司法人员相对缺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2］(P57)。我们应该继承吸收古代冀州通过调解解决纠纷的自治方式，构建一种公平、自愿的符合我国国情的调解制度。这种调解制度的建立能够起到重视人权、减少诉累、提高办事效率的目的。
二、冀州法制对当代法制建设的消极影响
尽管冀州古代法制在当代现实中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同时，冀州古代法制观念受到等级制度、封建礼教、宗法制度等影响，更多地是为维护封建皇权贵族的利益的，反映了封建法律对广大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缺乏公平公正。另外，因为时代的变迁，当时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一些迂腐顽固的法制思想以及其保守、非理性的残存陋习已不再适用当今社会，反而给如今的法制建设带来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阻碍社会的发展和前进。所以，我们应该克服这些传统法律文化弊端，摒弃这些传统迂腐的法制思想观念。
(一)冀州法制受传统“礼治”和“人治”观念的影响，而忽视了“法治”
在古代，冀州人民主张“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政息”，认为人在治国安邦中起主导作用，法律不过是人治的附庸。并且，冀州的法学家多是名臣大儒，他们把儒家的“礼”发挥地淋漓尽致，把“礼”当作调节社会生活的主要工具，认为“事无礼不成，国无礼不宁”。冀州早期存在的各种礼仪，例如，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等这些构成冀州人民早期的日常行为准则，而忽视法律在治国安邦中的作用，认为法律则是道德的附庸，是居于道德和“人治”之下的。这种顽固的思想一直影响至今，造成了现代司法实践中，有些案件没有按照法律的适用处理，而是按照上级的指示来处理，更有甚者，对案件的审理是按照道德习俗来评判的。这种轻视法律的现象违反了法律的公平正义，违背了制定法律的初衷，应为我们所遗弃。
(二)冀州古代“亲亲互隐”的观念延续至今，造成包庇犯罪，阻碍案件的侦破
冀州的法学家大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制定法律，依然是从维护礼教原则出发，为了维护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儒家礼制，他们肯定孔子提出的“亲亲互隐”的原则，同意“事亲有隐而无犯”的思想，认为亲人犯罪，对其包庇，为其隐瞒，则不构成犯罪，允许亲属容隐制度的存在［2］。这一思想一直延续到今。现如今很多人都不赞同“大义灭亲”的行为，认为亲人是不可背叛的，这一思想助长人们相互包庇之风，袒护犯罪分子使犯罪分子逃避法律的制裁，阻碍案件的侦破。所以这种“亲亲互隐”的原则是我们所不提倡的。我们应该将法律放在第一位，为了法律的公平正义，为了社会的和平安定，我们应该维护法律，不避亲友，并及时劝阻亲人正视罪行、承担罪责、投案自首。
(三)冀州自古形成的“法刑一体”的观念，使公民害怕法律，难以自觉守法
春秋战国时期，赵国的《国律》中就制定了残酷无比的刑罚，即使在汉代以后，“德主刑辅”的法制原则开始提倡，但刑与法始终是分不开的。“刑”本身不是一种规范体系，而是法律的附属，仅仅是国家用来保证“法”实施的强制手段，是从属于“法”的。这种情况导致冀州人民形成了畏惧法律的心理，对法律不够信任。这种观点根植于人们心中，至今仍有些人抵触法律、害怕法律，没有将法律当作保护自身合法利益的工具。然而，现代法治对公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信仰法律、拥护法律，公民的信仰和拥护构成当代法治最广泛的社会和群众基础。每个公民都应该明确理解法律是公平，正义的化身，是保护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工具，最终产生对法律由衷的赞叹和深厚的感情，自觉遵守和维护法律。只有这样，法治有可能实现。
(四)冀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法制思想，不利于创造公开的法制环境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最早是由孔子提出的。原是指国家对人民进行统治，指使驱赶他们去做事就行了，不需要让他们明白为什么做和在做什么。后唐朝冀州法学家孔颖达将这一观点进一步发挥，提出刑不可知，威不可测，则民畏上也。今制法已定之，勒鼎以示之，民知在上不敢越法以罪已，又不能曲法以施恩，则权柄移于法，故民皆不畏上［3］(P135)。认为应该保持法的秘密状态，不向社会公开，以便“临事议罪”，使民畏于上。这是儒家“人治”思想的突出体现，构成冀州法制的特点之一，在当时封建社会或许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观念违背了法律的“可知性”和“可用性”原则，不利于建设公平公正的法律环境，在今天看来，已经完全丧失了正面意义，是我们所摒弃的。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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