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性是药物产生作用的物质基础。“用药之道无他也，惟在识其气味，辨其阴阳。”故明药性知药效可指导临床用药，动物药有其自身特有的药性特点：
1.1多偏寒凉动物药性多偏寒凉，本书共收载了49种动物药，明确标明药性寒凉者就有22种，其中有清热解毒的牛黄，清热凉血的犀角，清热化痰的海蛤壳，还有清肝凉血解毒的羚羊角等。此外，书中标明的平性动物药有13味，而平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是指药物的寒热之性不甚显著，作用比较和缓。严格来说，仍有温凉之分。其温凉之偏可从文献所载及临证主治病证之寒热属性予以确定，如《别录》云：“水蛭苦，微寒”“血余炭，小寒”“鸡内金、微寒。”；《本草再新》云：“瓦楞子味苦，酸，性凉。”；《本草用法研究》云：“瓦楞子味咸，性寒，无毒。”；《药性论》云：“乌梢蛇能治热毒风，皮肌生疮，眉须脱落。”；蜂蜜生用性凉能清热润肺；血余炭能治疗血热之出血证；鸡内金能治喉痹乳蛾和牙疳口疮；僵蚕和露蜂房均能治疗热毒所致的咽喉肿痛、乳痈；紫贝齿则为治疗肝火上攻目赤肿痛、目生翳障之常用药。根据文献记载及临床应用分析，可见在13味平性动物药中以上9味药无疑可归属寒凉之列，由此动物药中药性偏寒凉者达31味之多。
1.2多具咸、甘味动物药多具咸味、甘味，笔者统计发现：49种动物药中有28种是咸味药，占动物药的57%，如平肝潜阳的石决明、珍珠母；软坚散结的牡蛎、海蛤壳；补肾助阳的雄蚕蛾、海狗肾等；16种是甘味药，占动物药的33%，如补中缓急的蜂蜜；祛风止痒止痛的露蜂房；补血滋阴的阿胶等。
1.3多主沉降升降浮沉主要反映药物作用的趋向性，是说明药物作用的性质之一。药物的升降浮沉之性与性味密切相关，一般来说，药性升浮的药物大多具有辛甘之味和温热之性，药性沉降者大多具有酸苦咸涩之味和寒凉之性。故李时珍说：“酸咸无升，辛甘无降，寒无浮，热无沉”。但对此“无”字，应理解为“多数不”。而动物药多具咸寒之性，故多沉降，如利水消肿的蝼蛄；熄风止痉的地龙；活血化淤的土鳖虫等。同时药物的升降浮沉之性与药物的质地有关，质轻者多主升浮，质重者多主沉降。而动物药质地沉重，故多主沉降，如清热凉血的水牛角；清化痰热的海蛤壳、瓦楞子；平抑肝阳的石决明、珍珠母、牡蛎和紫贝齿等。
1.4多归肝经
中药归经是指药物对机体的选择性作用，即药物的作用部位，它表明了药物治病的适用范围，即药效所在。笔者归纳发现动物药中有32种药归肝经，占动物药的65%，如羚羊角、蝉蜕、熊胆、水牛角等。可治疗吐衄失血，积聚痞块，眩晕耳鸣，郁闷不舒,胁肋窜痛，疝气疼痛，目昏耳赤，巅顶痛等肝经病证。
2效用特点
动物药作用多样，广泛应用于临床各科的疾病。其效用特点主要体现在平抑肝阳、软坚散结、熄风止痉、温肾助阳和破血逐淤消癥等方面。
2.1平抑肝阳中药的药性是药效产生的物质基础。动物药中部分咸寒走肝之品，多具平抑肝阳之功，可治疗肝阳上亢所致之证，临证以头昏、头痛、眩晕、耳鸣为主要表现，是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证型。具有此功效的动物药大部分是质地坚硬有重坠之性的动物介壳，古有“介类潜阳”之说，例如石决明、珍珠母、牡蛎等，其中石决明为凉肝、镇肝之要药，与珍珠母两者相须为用治肝肾阴虚，肝阳上亢眩晕者，以育阴潜阳。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有：“石决明味微咸，性微凉，为凉肝镇肝之要药。肝开窍于目，是以其性善明目。研细水飞作敷药，能治目外障；作丸、散内服，能消目内障。为其能凉肝兼能镇肝，故善治脑中充血作疼作眩晕”的论述［3］。现代药理证明本品含大量钙盐，能中和过多之胃酸，又有解热、镇静、解痉、消炎、止血等作用。而牡蛎咸寒质重有类似石决明之平肝潜阳作用，多用于水不涵木，阴虚阳亢，眩晕耳鸣之证，常与龟甲、龙骨、牛膝等滋阴平肝潜阳之品同用，如《医学衷中参西录》镇肝熄风汤。
2.2软坚散结动物药中五分之一的药物具有散结之功，或软坚散结或攻毒散结，可用于治疗痰核、瘰疬、癥瘕积聚等证，这可能与这些药物咸软、辛散、以毒攻毒的药性特点有关，如牡蛎、海蛤壳、海浮石、瓦楞子、鳖甲、僵蚕、蜈蚣、全蝎等。其中牡蛎味咸，功可软坚散结，用治痰火郁结之痰核、瘰疬等，常与浙贝母、玄参等配伍，如《医学心悟》消瘰丸；用治血淤气结之癥瘕痞块等，常与鳖甲、玄参、莪术等配伍，近代用治肝脾肿大等有一定疗效［4］。而全蝎和蜈蚣味辛有毒，善于攻毒散结，常用治疮疡肿毒、结核等证，如两者配以土鳖虫共研细末治疗骨结核［5］，此因两药对结核杆菌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2.3熄风止痉
熄风止痉是部分动物药的另一功效，适用于温热病热极动风、肝阳化风等所致之眩晕欲仆、项强肢颤、痉挛抽搐等证或用治风阳挟痰，痰热上扰之癫痫、惊风抽搐及风毒侵袭引动内风之破伤风痉挛抽搐、角弓反张等证，如羚羊角、牛黄、地龙、僵蚕等。其中羚羊角为治肝风内动、惊痫抽搐之要药；牛黄以其化痰开窍、凉肝熄风之功而为治痰热蒙闭心窍，神志昏迷，惊痫抽搐之良药；地龙清热熄风，可用治温病热极生风所致的神昏谵语、痉挛抽搐及小儿惊风或癫痫、癫狂等症；白僵蚕既能熄风止痉、又能化痰定惊，故对惊风癫痫而挟痰热者尤为适宜。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具有此功效的药物均有镇静和抗惊厥的作用［5］。
2.4温肾助阳
部分动物药甘咸性温，能温补肾阳，主要用于肾阳不足的畏寒肢冷，腰膝酸软，淡漠，阳痿，宫冷不孕，尿频遗尿等证。临床上常用的有鹿茸、海狗肾、紫河车等。中医认为，有情之品，可补有情之物，这三者均为血肉有情之品。其中鹿茸性味甘咸温，入肝肾二经，具有补督脉、壮元阳、生精髓、强筋骨等功效，为峻补元阳的要药，《本经逢原》称其：“专主伤中劳绝，腰痛羸瘦，取其补火助阳，生精益髓，强筋健骨，固精摄便，下元虚人，头旋眼黑，皆宜用之。”海狗肾则为治肾阳衰惫所致阳痿精冷、精少不育之药食两用佳品。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此两味药均有雄激素样作用。而紫河车不仅是固本之良药，能峻补气血，益肾精，强壮体质，增强抗病能力，用于一切虚劳证，同时也是治疗肺肾两虚的虚喘之良药，《本经逢原》云：“紫河车禀受精血结孕之余液，得母之气血居多，故能峻补营血，用以治疗骨羸瘦，喘嗽虚劳之疾，是补之以味也，原本为古时道家谓修炼而成的玉液，称服之可以长生，极为宝贵”。现代药理证明胎盘有激素样作用，其能分泌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等激素。给哺乳期幼兔注射胎盘提取物，能明显促进幼兔的胸腺、脾脏、子宫、阴道、乳腺等的发育，也可促进甲状腺、发育，对脑垂体、肾上腺、卵巢、胰腺、肝、肾等几无影响。
2.5破血逐淤消癥动物药入血分者不乏见，以其蠕动之性，飞灵走窜，具搜剔络中淤血、化淤消癥之功，广泛应用于淤血所致的各科病证。其中尤以妇科为常用，因妇女以血为本，临证遇淤血阻滞即可用之，尤以血瘀经闭，产后淤滞腹痛，癥瘕等证为宜。常用药物有水蛭、土鳖虫、穿山甲等。其中力峻效宏属水蛭，其擅破血逐淤消癥，多用治癥瘕积聚、血淤经闭之重症。《神农本草经》曰其：“主逐恶血、淤血、月闭，破血瘕积聚，无子，利水道。”可见其效之猛，这与其含有水蛭素有关，水蛭素不仅能抑制纤维蛋白原转化为纤维蛋白，也能抑制凝血因子的活化及凝血酶诱导的血小板反应，抗凝作用极强大；能防止血栓形成，对已形成的血栓有溶解作用。土鳖虫在我国已有二千多年的应用历史，主入肝经，性善走窜，作用较强，善逐淤血，通经闭。正如《神农本草经》所说其：“主心腹寒热洗洗，血积癥瘕，破坚，下血闭。”是理血伤科要药，为妇科通经所习用。现代药理研究证明其水提取物0.54g/kg灌胃，可显著延长出血时间和复钙时间，明显抑制血小板聚集率，缩短红细胞电泳时间；对全血粘度、血浆粘度和纤维蛋白质的含量均无明显影响［6］。而穿山甲则味淡性平，气腥而窜，其走窜之性无微不至，故能宣通脏腑，贯彻经络，透达关窍，凡血凝、血聚为病皆能开之。临床上有用穿山甲配三棱、莪术治疗癥瘕积聚及盆腔炎症包块，因其能延长凝血时间，降低血液粘度之故［7］。
具有活血逐淤消癥功效的动物药不仅常用于妇科疾病，还可用于当前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常见的四大杀手病（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癌症、糖尿病）以及应用于内、外、儿、精神等各科，例如土鳖虫可用于治疗风心病并心衰、前列腺肥大及膀胱挫伤［8］；水蛭可用于治疗肝硬化、心绞痛、子宫肌瘤和乳腺癌，甚至可降低糖尿病人的血糖，减少糖尿病的并发症，从而控制或减轻病情［9］。以动物药为主所组成的方剂如鳖甲煎丸，抵当汤、丸，下淤血汤，通窍活血汤，大黄虫丸等，几千年来用于临床，疗效显著，经久不衰。
综上所述，动物药的药性特点为多偏寒凉、多具咸味、甘味、多主沉降、多归肝经；而其效用主要具有平抑肝阳、软坚散结、熄风止痉、温肾助阳和破血逐淤消癥等特点，研究动物药不但要深入了解其药性还应通过实验来研究其药理作用，以利于临床用药，提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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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高专；药物分析；教学探讨。
《药物分析》作为药学专业的一门核心专业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具备强烈的药品全面质量控制的观念及相应的知识技能，能够胜任药品研究、生产、供应和监督管理过程中的分析检验工作，并具有解决药品质量问题的基本思路和能力[1],是一门研究药品及其制剂的组成、理化性质、真伪鉴别、纯度检查及其有效成分的含量测定等内容的学科。其主要运用化学、物理化学或生物化学的方法和技术研究化学结构已经明确的合成药物或天然药物及其制剂的质量控制方法以及有代表性的中药制剂和生化药物及其制剂的质量控制方法。学习过程中学生大多难以把握药物分析的特点和规律，无法提高学习水平，有的甚至难以入门。如何帮助他们消除这些障碍，全面提高药物分析的学习水平和教学质量，是值得教师认真研讨的问题，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实践，对药物分析教学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改进，现将体会报道如下。
1理论教学内容。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面向基层的高级技术人才[2]。学生应在具有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重点掌握从事本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在此目的指导下笔者根据学生专业的特点、接受能力，选择难易适中、先进实用的教学内容来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授课时以分析化学的各类方法为主线，在介绍各种常用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操作、测定条件等知识的基础上，选择一些简单的、学生较为熟悉的药物供学生讨论。
并在教学过程中围绕全面提高药品质量的主题，抓住药品质量控制的鉴别、检查、含量测定三方面的基本规律，紧扣各类药物结构的特点与分析方法之间关系，突出剖析具有特性的方法，尤其重视同一分析方法在不同类型药物分析中的异同点比较。此外笔者还结合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应试指南，把药典知识、药品全面质量控制、药品管理、药品质量标准以及药品检验工作的基本程序等方面的内容也作为讲授的重要内容，使学生尽可能多地了解一些药物及药物质量管理有关的知识，在课堂和实训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在具体地讲授过程中，药物分析教材中各类药物基本上是以化学结构进行分类的，所以笔者在教学时紧紧抓住“结构-性质-检验（即鉴别、检查、含量测定）”这条主线，并结合药物化学、分析化学等相关课程的知识，引导学生从剖析药物结构入手，分析其相应的理化性质，介绍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在传授学生知识的同时，也教会学生怎样学习这门课程。
2实训教学内容。
实验教学是高等医药院校最基本的教学形式之一，对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创新的意识与能力，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有着重要的作用[3]。高职高专教育中，实训课所占比例较大，这就要求在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还要提高实验技能和动手能力。
为拓宽学生知识面，笔者对药物分析实验内容进行改革。
首先，笔者设计一些基本技能实验对学生进行基本技能、基本方法以及基本仪器设备的训练与应用，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例如通过对盐酸普鲁卡因、葡萄糖及其注射液等一些不同类型的药物原料或制剂的性状观测、真伪鉴别及纯度检查实验，使学生能够熟悉并掌握药物分析中常用的性状观测设备及性状描述术语，了解并掌握药品真伪鉴别的物理和化学方法，熟悉药物纯度检查的常规项目及限量的计算，并能熟练规范地进行检查操作。
其二，笔者还增加了综合性实验，主要使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进行药品质量控制，培养学生分析、思维能力。实验内容主要综合药物分析及其相关学科知识，对实验中出现的问题要求学生进行总结、分析。
如通过对牛黄解毒片及阿司匹林肠溶片等制剂的质量全检验实验，学生能熟悉并掌握药物分析检验工作的程序、项目和过程，为其独立进行药品质量的检验、药品质量标准的研究和制定等工作积累技能。
另外，笔者根据药物分析方法学的要求以及药物分析在实际工作总的发展趋势，安排的七次学生实验涵盖了旋光法、薄层色谱法、容量分析法、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和高效液相色谱法等常用药物质量控制方法，最大限度地利用笔者的最大教学资源来使学生真正掌握实际工作中将会用到的操作，提高动手能力。
3教学方式。
药物分析课程是一门理论紧密结合实践，操作性、应用性强的学科，学生普遍反映比较难学。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在教学中注意利用多媒体教学方式，把传统教学中难以表达、难以理解的抽象内容、复杂的变化过程、严格的技术动作、细微的结构等，通过动画模拟、局部放大、过程反复演示等手段予以解决，不但在教学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和质量。
另外，在学生掌握了有关基本知识和分析技术的基础上，笔者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要求，运用具体生动的典型案例，将学生带入特定事件的现场进行案例分析，引导学生参与分析、讨论、表达等活动，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或集体协作，让学生在具体的问题环境中，进一步提高其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例如：结合目前假药劣药给人民群众健康造成重大损害并受到法律追究的实例，近年来接二连三出现的严重药品事故：广西半宙制药集团第三制药厂生产的“梅花K黄柏胶囊”非法搀入过期的四环素，致湖南株洲中毒58人；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未按批准的生产工艺进行生产，生产记录不完整，从而导致欣弗（克林霉素膦酸酯葡萄糖注射液）集中出现患者过敏性休克、肝肾功能损害等不良反应80多例，死亡9例；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亮菌甲素注射液”因使用了强毒的工业溶剂二甘醇原料，导致多名患者肾衰竭等。假药劣药给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也给患者与家人带来无尽的痛苦，最终生产厂家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实践证明，在教学中恰当地运用案例教学法能使课堂教学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考核方式。
为避免“高分低能”现象，笔者对考核方式和成绩评定进行改革。期末总评成绩包括2部分：一是平时成绩，占30%,根据学生实验课表现及实验报告、讨论分析的情况作出综合评定。二是期末考试成绩，占70%。在理论课试卷设计上，着重主观题的分量，着重考查基础知识、基本理论掌握情况和学生知识面。这样，试卷不再是成绩的最终结果，学生学习积极性得以保持，既保证了学生理论知识的学习又真正提高了学生的实践技能，避免了平时不学习、考前突击现象的发生。
总之，药物分析课的教学探讨是一项系统工程，既涉及教育思想及观念的转变，又涉及教学管理体制的变革；既涉及更新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又涉及平衡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的关系。笔者希望通过与同仁们的不断探讨，达到共同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刘文英。药物分析[M].6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摘要】目的分析了解我院2002~2004年头孢菌素类药物的使用情况。方法采用用药金额、用药频率（DDDs）、日用药金额（DDDc）、使用数量等排序方法对我院2002~2004年头孢菌素类药物的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第一代头孢使用数量最大，第三代头孢用药金额最大，第四代头孢的使用呈逐年上升趋势。结论头孢菌素类药物的使用基本正常。
【关键词】头孢菌素；使用分析
头孢菌素类药物，特别是第三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的大量应用导致细菌耐药性的问题日益严重，成为院内感染率急剧上升的主要诱因［1~3］。而通过控制或减少头孢菌素等抗生素的应用，可明显减少或延缓细菌耐药性的发生。因此，了解头孢菌素类药物在临床的应用情况，可为制订其控制措施、促进其合理用药提供科学依据。鉴于此，笔者对2002~2004年我院头孢菌素类药物的应用情况做一统计分析。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我院现为三乙医院，2004年门诊量为110万人次，住院病人30758人次。头孢菌素类药物购药数据来源于2002~2004年我院药剂科所提供的资料。药品数据包括药名、规格、包装、批发价、数量、生产公司等。
1.2方法
对所有应用的头孢菌素类药物品种的数据进行汇总，分别对4代头孢菌素类药物品种的年用药金额、用药频度（DDDs）、日用药金额（DDDc）进行统计分析，并对用药金额按药品通用名、商品名和药品生产商进行排序。
2结果
2.1头孢菌素类药物品种
按药品通用名计算，2002~2004年共有20种头孢菌素类药物在我院应用，其品种数量依次为第三代（13）＞第一代（3）=第四代（3）＞第二代（1），详见表1。表1头孢菌素类药物品种应用情况（略）注：*根据抗菌谱，把氧氟头孢钠分为第四代
2.2各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的用药金额与用药频度
2002~2004年瑞安市人民医院各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的用药金额与用药频度详见表2、表3。表2各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用药金额比较万元（略）表3各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用药频度比较（略）注：*为均值
由表2可见，第三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的用药金额最大，各年的用药金额均占总用药金额的70%左右，但呈逐年下降趋势；第四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用药金额最小，但用药金额较2002年上升了367.03％。2004年，第二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的用药金额较2002年上升52.06%。
由表3可见，3年中DDDs排序为：第一代＞第三代＞第二代＞第四代；DDDc排序则为第四代＞第三代＞第二代＞第一代。第一、二、三、四代头孢菌素类药物2004年与2002年比较DDDs分别上升5.3%、195.05%、34.68%、428.57%，DDDc则分别下降39.62%、48.44%、35.43%、21.65%。
2.3头孢菌素类药物单品种的用药金额及生产商销售金额排序2002~2004年瑞安人民医院头孢菌素类药物单品种的用药金额按通用名和商品名排序及生产商销售金额排序前5位详见表4、表5。表4按通用名、商品名排序的单品种用药金额（略）表5生产商销售头孢菌素类药物金额排序（略）
由表4可见，按通用名金额排序的前1、3、5位的金额之和分别为187.9、352.75、483.32万元，分别占该类药物总金额的25.16%、47.24%、64.73%；按商品名（产商名称）金额排序的前1、3、5位的金额之和分别为33.35、81.07、114.33万元，分别占该类药物总金额的15.29%、37.16%、52.4%。
2.4头孢菌素类药物单品种的使用数量排序
见表6。由表6可见，片剂美丰、针剂头孢唑啉使用量最大，各占口服、针剂总量的44.63%、43.09%，均为第一代头孢菌素类药物。表6按商品名排序的单品种使用数量（略）
由表5可见，按药品生产商销售金额排序的前1、3、5位的金额之和分别为66.7、86.28、121万元，分别占该类药物总金额的30.58%、39.55%、55.46%。
3讨论
从上述数据看来，我院头孢菌素类药物的使用基本正常。虽在用药金额上第三代排序靠前，但第一代在DDDs排首位，在使用数量方面也以第一代为主，故第一代占临床治疗的主导地位。
数据表明，第三代头孢菌素类药物用药金额最大，按通用名排序的前5位的用药金额之和占总金额的64.73%，其中4种为第三代头孢菌素类药物，而按通用名、商品名、产商用药金额排序时，结果不一致，说明生产商同时有多种产品进入市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第二、四代头孢菌素类药物2004年与2002年比较，DDDs上升195.05%、428.57%，DDDc则下降48.44%、21.65%，说明药物价格有所下降，这可能是医疗机构统一招标采购和浙江省药品实行顺价作价的结果。第一代头孢菌素类药物使用数量最大，但第三代的用药金额最高，说明临床医生对头孢菌素类药物选用较为合理，而第三代头孢菌素类药物抗菌谱广、抗菌作用强，故价格稍高。第四代头孢菌素类药物DDDc均在40％左右，由于第四代头孢抗菌谱广，对革兰阳、阴性菌群作用都较强，为避免造成细菌耐药性和二重感染，临床应用上应慎用。在34种头孢菌素类药物中，以注射剂为主，口服为辅，这可能与住院患者症状较门诊重有关。
以后临床医生应加强对药物抗菌谱、药代动力学的了解，更加安全、有效、经济地使用药物，遵循“能窄不广、能低不高、能少不多”的原则，减少不必要的抗菌药物的联合应用，尽量做到能免则免，不轻易使用抗生素。
【参考文献】
1吕静，肖锡州.1999年广州地区头孢菌素类药物用药分析.广东药学，2001，11（5）：56-57.
【关键词】抗生素；不良反应
药物的不良反应是临床用药中的常见现象。它不仅指药物的副作用,还包括药物的毒性、特异性反应、过敏反应、继发性反应等［1］。抗菌药物是临床上最常用的一类用药，包括抗生素类、抗真菌类、抗结核类及具有抗菌作用的中药制剂类。其中以抗生素类在临床使用的品种和数量最多。目前临床常用抗生素品种有100多种。抗生素挽救了无数生命，但其在临床应用也引发了一些不良反应［2］。抗生素药物不良反应的临床危害后果是严重的。在用药后数秒钟至数小时乃至停药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均可发生不良反应。常见的有过敏性休克、固定型药疹、荨麻疹、血管神经性水肿等过敏性反应、胃肠道反应、再生障碍性贫血等，严重的甚至会引起患者死亡［3］。因此，加强临床用药过程中的监督和合理使用抗生素对减少临床不良反应的发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
1过敏反应
抗生素引起的过敏反应最为常见［5］,主要原因是药品中可能存在的杂质以及氧化、分解、聚合、降解产物在体内的作用，或患者自身的个体差异。发生过敏反应的患者多有变态反应性疾病，少数为特异高敏体质。
1.1过敏性休克此类反应属Ⅰ型变态反应，所有的给药途径均可引起。如：青霉素类、氨基糖苷类、头孢菌素类等可引起此类反应，头孢菌素类与青霉素类之间还可发生交叉过敏反应。因此，在使用此类药物前一定要先做皮试。
1.2溶血性贫血属于Ⅱ型变态反应,其表现为各种血细胞减少。如:头孢噻吩和氯霉素可引起血小板减少，青霉素类和头孢菌素类可引起溶血性贫血。
1.3血清病、药物热属于Ⅲ型变态反应，症状为给药第7～14天出现荨麻疹、血管神经性水肿、关节痛伴关节周围水肿及发热、胃肠道黏膜溃疡和肠局部坏死。如: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林可霉素和链霉素均可引起以上反应。头孢菌素类、氯霉素等抗菌药物还可引起药物热。
1.4过敏反应这是一类属于Ⅳ型变态反应的过敏反应。如：经常接触链霉素或青霉素，常在3～12个月内发生。
1.5未分型的过敏反应有皮疹（常见为荨麻疹）［6］、血管神经性水肿、日光性皮炎、红皮病、固定性红斑、多形性渗出性红斑、重症大疱型红斑、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多见于青霉素类、四环素类、链霉素、林可霉素等；内脏病变，包括急慢性间质性肺炎、支气管哮喘、过敏性肝炎、弥漫性过敏性肾炎，常见于青霉素类、链霉素等。复方新诺明还可引起严重的剥脱性皮炎。
2毒性反应
抗生素药物的毒性反应是药物对人体各器官或组织的直接损害，造成机体生理及生化机能的病理变化，通常与给药剂量及持续时间相关。
2.1对神经系统的毒性如：青霉素G、氨苄西林等可引起中枢神经系统毒性反应，严重者可出现癫痫样发作。青霉素和四环素可引起精神障碍。氨基糖苷类、万古霉素、多粘菌素类和四环素可引起耳和前庭神经的毒性。链霉素、多粘霉素类、氯霉素、利福平、红霉素可造成眼部的调节适应功能障碍，发生视神经炎甚至视神经萎缩。
新的大环内酯类药物克拉霉素可引起精神系统不良反应。另有报道，大环内酯类药物克拉霉素和阿奇霉素可能减少突触前乙酰胆碱释放或加强了突触后受体抑制作用，可诱导肌无力危象。
2.2肾脏毒性许多抗生素均可引起肾脏的损害，如：氨基糖苷类、多粘菌素类、万古霉素。氨基糖苷类的最主要不良反应是耳肾毒性。在肾功能不全患者中，第3代头孢菌素的半衰期均有不同程度延长，应引起临床医生用药时的高度重视。
2.3肝脏毒性［7］如：两性霉素B和林可霉素可引起中毒性肝炎，大剂量四环素可引起浸润性重症肝炎，大环内酯类和苯唑青霉素引起胆汁淤滞性肝炎，头孢菌素中的头孢噻吩和头孢噻啶及青霉素中的苯唑西林、羧苄西林、氨苄西林等偶可引起转氨酶升高，链霉素、四环素和两性霉素B可引起肝细胞型黄疸。
2.4对血液系统毒性如：氯霉素可引起再生障碍性贫血和中毒性粒细胞缺乏症，大剂量使用青霉素时偶可致凝血机制异常，第3代头孢菌素类如头孢哌酮、羟羧氧酰胺菌素等由于影响肠道菌群正常合成维生素K可引起出血反应。
2.5免疫系统的毒性如：两性霉素B、头孢噻吩、氯霉素、克林霉素和四环素［6］。对机体免疫系统和机制具有毒性作用。
2.6胃肠道毒性胃肠道的不良反应较常见。可引起胃肠道反应的药物如：口服四环素类、青霉素类等，其中大环内酯类、氯霉素类等药物即使注射给药，也可引起胃肠道反应。
2.7心脏毒性大剂量青霉素、氯霉素和链霉素可引起心脏毒性作用，两性霉素B对心肌有损害作用，林可霉素偶见致心律失常。
3特异性反应
特异性反应是少数患者使用药物后发生与药物作用完全不同的反应。其反应与患者的遗传性酶系统的缺乏有关。氯霉素和两性霉素B进入体内后，可经红细胞膜进入红细胞，使血红蛋白转变为变性血红蛋白，对于该酶系统正常者，使用上述药物时无影响；但对于具有遗传性变性血红蛋白血症者，机体对上述药物的敏感性增强，即使使用小剂量药物，也可导致变性血红蛋白症。
4二重感染
在正常情况下，人体表面和腔道黏膜表面有许多细菌及真菌寄生。由于它们的存在，使机体微生态系统在相互制约下保持平衡状态。当大剂量或长期使用抗菌药物后，正常寄生敏感菌被杀死，不敏感菌和耐药菌增殖成为优势菌，外来菌也可乘机侵入，当这类菌为致病菌时，即可引起二重感染。常见二重感染的临床症状有消化道感染、肠炎、肺炎、尿路感染和败血症。
5抗菌药物与其他药物合用时可引发或加重不良反应［8］
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多数情况下是需要联合用药的，如一些慢性病(糖尿病、肿瘤等)合并感染，手术预防用药，严重感染时，伴器官反应症状，需要对症治疗等。由于药物的相互作用，可能引发或加重抗菌药物的不良反应。
5.1与心血管药物合用红霉素和四环素能抑制地高辛的代谢，合用时可引起后者血药浓度明显升高，发生地高辛中毒。
5.2与抗凝药合用头孢菌素类、氯霉素可抑制香豆素抗凝药在肝脏的代谢，使后者半衰期延长，作用增强，凝血时间延长。红霉素可使华法林作用增强，凝血时间延长。四环素类可影响肠道菌群合成维生素K，从而增强抗凝药的作用。
5.3与茶碱类药物合用大环内酯类药物也可以抑制肝细胞色素P450酶系统，使茶碱血药浓度增加。红霉素与茶碱合用时，茶碱血药浓度可增加约40%，而茶碱可影响红霉素的吸收，使红霉素的峰浓度降低。
5.4与降糖药合用氯霉素与甲苯磺丁脲及氯磺丙脲合用时，可抑制后者的代谢，使其半衰期延长，血药浓度增加，作用增强，可导致急性低血糖。
5.5与利尿剂合用氨基糖苷类药物庆大霉素与呋喃苯胺酸类合用时，有引起耳毒性增加的报道。头孢噻啶与呋噻米合用时可增加肾毒性，原因可能是合用时前者的清除率降低。环孢菌素与甘露醇合用时，可引起严重的肾坏死性改变，停用甘露醇后，移植肾的功能可得到恢复。
5.6与其他药物合用红霉素、四环素与制酸剂合用时，可使抗生素的吸收降低。大环内酯类红霉素与卡马西平合用时，可引起卡马西平中毒症状。
综上所述，合理使用抗生素，重视患者用药过程中的临床监护对于临床医生安全用药，保证患者生命健康，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有重要的意义。
正确诊断分清是否为细菌感染，如利用标本的培养判断认为是细菌感染，才是应用抗菌药物的适应证。熟悉抗生素的药理作用及不良反应特点，掌握药物的临床药理作用、抗菌谱、适应证、禁忌证、不良反应以及制剂、剂量、给药途径与方法等，做到了解病人用药过敏史，使用药有的放矢，避免不良反应发生。在医、护、药三方加强ADR监测［9～11］。
同时对药物监测、临床血液及生化指标检验监测、护理监护等［12］。特别是对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药物进行血药浓度监测的同时也应监测肾功能和听力；合并用药时对受影响药物的血药浓度进行监测，如红霉素或四环素与地高辛合用时，对地高辛药物浓度进行监测或避免合用；口服抗凝剂与氯霉素、四环素、红霉素合用时，应监测患者的凝血时间，或避免合用；必须合用时，须调整口服抗凝剂的剂量。
护理人员与患者接触较多，认真细致的护理工作，特别是对儿童及老年患者的周到护理，是对药物不良反应及时发现和处理的重要环节。对护理人员进行临床药理知识的培训，增加他们这方面的知识，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和处理。
一旦发现不良反应应采取果断措施，如停药或换药。若出现过敏反应，应立即采取抢救措施。这些做法对抗生素不良反应的预防和补救都是行之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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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物医药产业创新融资产学研联盟
生物医药行业是永续增长的朝阳行业，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5%以上，远超全球GDP增长水平。上海的生物医药产业在国内处于领先位置，以张江高科园区为核心的基地形成了产业群体、研究开发、孵化创新、教育培训、专业服务、风险投资为模块的良好创新创业氛围，以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中试孵化—规模生产—营销物流的现代生物医药创新体系。但与国外先进国家相比在产业规模、科研水平和企业实力方面处于劣势地位。要推进上海生物医药走上创新之路，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探索。
一、选择适合的创新突破口
生物制药业面临的一个核心挑战是新思想极少。实际上，在中国生物医药行业中，真正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的创新产品屈指可数。因此生物医药产业要加速健康发展必须寻找适合的创新突破口。上海生物医药产业上游科研水平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在中药合成、基因工程技术领域积累了一定的优势，但其整体产业规模和产业化水平较低。在选择创新突破口上，可以考虑优先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广阔市场前景的生物药物，力争在基因工程、抗体药物等方面形成新突破；积极推进小分子药物、新型药物制剂及给药系统和药物生产新工艺；大力发展新型预防性疫苗、治疗性疫苗和新型病原体诊断试剂；力争在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等重大疾病的治疗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提高重大传染病预防能力，有效控制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流行，大幅度提高我国生物医药的国际竞争力。
二、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生物制药企业是一个无论是在创业初期还是维持其成长的阶段都需要大量资本支持的产业，对资本的大量需求决定了生物制药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有不同形式的融资手段来满足其资金需求。虽然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产值迅速增长，但生物医药产业并未吸收到足够的发展资金。由于资金投入的严重不足，我国生物医药企业一般规模都比较小、利润低、产品竞争力差。特别是在研发方面的情况不尽如人意，总体新药研发水平不高。
目前，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创新资金渠道相对单一，以企业自筹和国家项目基金支持为主，缺少风险投资基金和证券金融市场的支持，因此，要建立生物医药项目的技术评估平台，为风险资本进入、退出创造条件，鼓励民营资本、风险投资基金介入生物医药产业；采取优惠政策，完善鼓励技术创新信贷政策，促进有实力的生物医药企业上市融资。同时，将科技资源分配到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的薄弱环节和重点技术领域，加大开发研究、产品生产的投资，加快生物医药技术的产业化。此外通过间接的产业优惠政策鼓励中小企业与外资、本土研究机构进行横向研发合作，强化中小研发企业集成创新的能力，使各种相关技术有机融合，形成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政府可以通过增加科技活动的研发投入，增加创新基金的启动资金规模、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加强税收优惠等方面，加大对中小型研发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努力培育本土的大中型企业。
三、加强产学研联盟建设
生物医药业技术产业化过程包括：研发、中试、生产和市场四个阶段。最终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是生物制药产业链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目前在美国有两种模式实现成果转化：一种是通过专业力量帮企业申请专利，做知识产权的管理，或者是帮助企业做市场推广；另一种方法则是将科研成果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把试验费用和时间转嫁出去，出口无形产品，把中间环节外包出去。但这两种模式做得都不彻底。通过对上海生物医药企业的调研发现，应当通过建立一批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联盟，来加快实现产业化。要实现企业成为科研、开发和引进技术的主体，企业应努力培育自主科技开发力量，在各级政府的帮助和扶持下，打破条块和体制上的界限，实现产学研协作、联合。充分发挥企业技术开发中心、行业技术开发基地和技术转移中心的作用，以企业开发中心为主体，组织产学研紧密围绕生物医药产业关键技术领域，集中进行技术开发，力争实现产业某些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同时鼓励以重大项目为纽带，建立多种形式的产学研联盟。事实上，现在要完成成果转化已不只需打通产、学、研三个环节，还应包括政府、融资以及相关服务。要做好这个多要素的联盟，就需要搭建技术服务平台和投资孵化基地。
四、建立新型研发服务平台
由于生物医药产业化所需的巨额资金和现有企业一体化程度低，生物医药企业尤其需要技术、信息交流平台，实现资源共享，降低企业自主创新成本。这个共享的平台应该主要包括技术、市场信息交流的平台和产品技术评估。调研中发现目前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建立的一种能为科学家、企业、资本服务的研发服务平台正在受到瞩目。这个平台把新药研发的流程拆分以后标准化，在新药研发首端（科研）到尾端（销售）环节都形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并且这个平台能够反复使用，因而能够降低研发企业的风险和成本，更重要的是其能充分利用中国高校和研究所的力量，效率很高。
参考文献:
[1]张江:高科技产业园区发展报告课题组.张江高科技园区产业研究报告,2008
[2]中国投资咨询网:2008年中国生物制药行业分析及投资咨询报告,2008
1.1传统的实验教学
传统的药用植物学实验内容多为验证性实验，在实验教学中采取的教学方法一般是带教老师介绍实验目的、实验材料、实验内容和实验方法，然后由学生根据实验材料，按照实验内容、实验方法的描述验证学过的理论知识。虽然通过教师的讲解，学生对实验内容和方法己经有了较详细的了解，并在实验过程中对学生实验操作也有较详尽而规范的要求和不断的督导，但是学生因为缺少实验学习的能动性，在实验过程中大多敷衍了事、照本宣科，不去分析实验的机理，不去探讨实验中的问题，使实验教学的质量在教学活动中大打折扣。
1.2传统实验教学方法改进为了配合药用植物学的教学改革，对药用学实验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要进行一些必要改革。在实验内容方面，可以把实验内容分为四部分，即基本实验技术；基础的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探索性实验；在实验教学方法方面：对于不同的实验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目的是让学生能积极主动的通过实验课的学习获取知识［2，3］。
1.2.1基本实验技术基本实验技术是指一些基本的实验技能，如显微镜的使用方法、临时装片的制作、生物绘图技术、显微化学方法以及实验室常用药品、试剂、染液等的配制，玻璃器皿的洗涤方法等等，这些基础性的实验技术，要求每一位学生都能熟练掌握，并在期末的实验考核中能有所反映。实验教学方法就采用传统的教师先讲授，然后学生进行验证的教学方法。
1.2.2基础的验证性实验以巩固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为目的，通过药用植物学中的经典实验和观察性实验，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实验方法和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如植物细胞的基本形态与结构观察；植物组织的主要类型及结构观察；植物营养器官和生殖器官的结构观察等实验。这些实验按传统的教学方法虽然有利于学生基础知识的巩固，但这种单一的教学模式不能调动学生进行积极的思维，实验课显得枯燥，没有生机和活力。
如果我们尝试把“验证性”实验转变为“探索性”的实验，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教学效果。如在实验教学方法上，采取让学生在课前预习实验，上课时教师通过提问检查学生预习情况并对实验要点和实验注意事项简要提示，留出较多时间让学生自己动手观察，然后通过相互讨论来解决实验中出现的问题，最后由教师做总结。对有些实验的材料，除了教师准备的实验材料外，鼓励学生自己准备实验材料，如细胞、植物营养器官、生殖器官的观察、分类学上的实验都可以通过鼓励学生自己准备实验材料，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同时在实验过程中，穿插徒手切片法、染色法、生物绘图法等基本实验技能的培养。
1.2.3综合性实验主要针对的是植物分类学的实验，以基本实验技术和基础的验证性实验的技能为基础，变实验室单一观察的方法为实验室与野外观察相结合的方法，把传统分类学实验设计为以比较解剖和野外资源调查为主的综合实验。比如，先通过学习让学生直观的认识不同类群的植物，总结各类植物的特征，然后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对比和扩展实验，巩固理论知识。如对裸子植物、被子植物常见重要类群的特征和分布特点；校园常见物种的鉴定，检索表的编制；某一地区的药用植物资源的调查；珍惜濒危植物的调查等均可设计为综合实验。
通过综合性的实验，使学生既了解植物物种的多样性、植物资源的丰富性，又增强学生保护植被，保护生态环境的决心。
1.2.4探索性实验通过基本技能实验，基础实验和综合性实验的训练，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植物学基础知识、操作和动手能力，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能力和实验室的具体情况确定几个研究方向，让学生自己查资料，自行设计实验方案，经教师检查修改后，利用野外实习和课外假日时间来完成实验的题目。通过探索性实验可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创造力和科研能力，为学生完成毕业论文和将来的自我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2重视野外实习，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4～6］
2.1对生态环境的观察
任何生物的生存都必须依托于一定的环境，药用植物也不例外。野外实习首先要指导学生认识各种生态环境。指出各类生态环境的特点，尤其指出重点考查的药用植物的主要生态环境。
2.2对单株植物的观察在观察其形态后，要注重从植物的分类学特征上进行观察，观察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等器官。对于一些当地特产的药用植物要重点观察药用部分器官的形态特征。对于细部的观察可以在采集后整理标本时进行。
2.3培养学生的采集标本能力
2.3.1对采集标本的选择
药用植物的采集要特别注意其标本的典型性和完整性。所谓典型性是指所采标本要具有明显的分类特征，在同种植物中有较强的代表性。所谓完整性，是指整株标本的根、茎、叶、花、果俱全，尤其要采带花的，因为花是鉴定种类的主要依据。对于地下部分有突出特征的药用植物，如百合科、薯蓣科等，应注意采集这此植物的鳞茎、根茎等，它们也是鉴定物种的重要依据。遇到雌雄异株的植物，应分别采集雌、雄株。草木植物的茎生叶和基生叶不同时要注意采集基生叶，如茵陈、荠菜等。寄生植物采集时要把寄生全部或部分采下，并注明关系。
2.3.2采集的注意事项采集标本要注重质量，尽量减少野外采集的数量，对于植物的产地、生活环境、性状、花的颜色、采集日期等都要做详细记录，这对标本的鉴定和研究有很大帮助。一份没有记录的标本是没有科学价值的。
2.4培养学生的标本制作能力
2.4.1保证压制标本的质量
要指导学生做好药用植物标本，最初压制时，必须使标本舒展，叶片应有正面和反面两种叶子，为今后制作药用植物的腊叶标本做好准备。
2.4.2开展标本展评
在实习阶段，应组织学生随时进行采集制作标本的讲评话动，指导学生科学采集标本。野外实习结束后，可以进行以学生、小组或班级为单位的标本展评话动，调动学习的积极性。
2.4.3留存优秀标本把学生野外实习作为教学科研的一部分。教师应有针对性地采集、制作一批高质量药用植物标本，也可以选择学生制作精良的标本，充实学校的标本室和教学科研素材。
3建立自由开放型实验室，促进学生个性特长的发展
药用植物学的主要培教学目标是讲授药用植物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等。它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通过反复实践是很难掌握的。实验教学和野外实习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在有限的课堂教授和实践时间内达不到掌握知识的目的。为此，根据培养实用型人才的目标，我们进行实验改革，提出了自由开放型实验室的教学理念，在药学专业药用植物学的实验教学中进行了初步尝试。
自由开放型实验室的含义：其一是指一个单元的实验内容在一段时间内向学生自由开放，学生可以利用课余时间进入实验室学习、实践，给学生提供学习时间和空间的自由；其二是给学生提供学习的自由，使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实验项目、实验方法、实验材料，实施开放式探究，促使学生个性特长的发展。
自由开放型实验主要安排在课余时间进行，一般一个教学单元的内容向学生开放两个星期，指定一位教师或实验员在实验室值班。这段时间主要是让学生进行自由探究学习，教师一般不给予辅导，让学生自己去摸索、设计、操作、得出结果。但实验准备所需用的仪器、药材标本、试剂要有充分的余地，比教学目标要求所规定的内容尽可能多，让学生自由选择，为学生特长发展提供自由的空间［7，8］。
总之，从当今教学改革的发展趋势来看，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越来越受到重视。药用植物学试验教学、野外实习和自由开放型实验室的实施，有利于本门学科教学质量的提高和促进学生各种能力的发展，特别是学生实际操作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对学生学习后续课程乃至他们今后的发展均有促进作用。只有教会求学者会学，求学者能学，才能开拓，才能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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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尽管已有一部分制药企业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了组合化学、分子建模等新技术的应用研究等方面，但药用植物仍然是作为新药及其先导化合物的重要来源。目前，世界上销量最好的药物中有大约1/4是来源于天然产物，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4个药用植物来源的新药刚刚进入美国市场：蒿乙醚（Arteether，商品名Artemotil），为合成的青蒿素衍生物（Artemisinin），最初分离自我国传统草药黄花篙Artemisiaannua，作为抗疟疾药物使用；雪花莲胺碱（Galantamine，商品名Reminyl）来源于石蒜科雪花莲属的Galanthusworonowii，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它对乙酰胆碱酯酶（AChE）具有抑制作用，并通过结合和调节烟碱乙酰胆碱受体而减缓神经细胞的衰退过程［3］；尼替西农（Nitisinone，商品名Orfadin），用于治疗酪氨酸血症（Tyrosinaemia），它是将天然除草剂硝磺酮（Mesotrione）进行结构修饰得到的，最初分离于桃金娘科的红千层Callistemoncitrinus；噻托（Tiotropium，商品名Spiriva），是一种由颠茄Atropabelladonna中提取的异丙基阿托品衍生物（Ipratropium），它作为吸入性抗副交感神经支气管扩张剂，用于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病（Chronicobstructivepulmonarydisease，COPD）［4］。
随着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的完成，很多与疾病相关的重要靶位点被发现，高通量筛选分析技术能够直接以这些靶位点为目标对化合物进行活性分析，利用该技术对那些已经分离出来的活性成分重新进行研究，又有很多新的发现，这方面的例子有：靛玉红（Indirubin）对细胞周期蛋白依赖的激酶具有抑制作用［5］，葫芦素（CucurbitacinI）可以专一性地抑制STAT3激活的肿瘤细胞JAK/STAT3信号途径［6］，以及白桦脂酸（Betulinicacid）通过激活p38而抑制黑素瘤细胞的增殖［7］。
天然产物的生物活性与其普遍具有的结构特征（如手性中心、芳香环、杂环和不饱和性等）具有密切的关联，该特点使得植物来源的新药在作为药物使用的同时，还可以作为先导物进行结构优化，这也对人工合成技术提出了挑战，另外，利用组合化学技术建立天然产物结构数据库，也能使可供利用的化合物结构成倍增加［8］。
2抗癌药物研发
据估计，从1990年至今，癌症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增加了约25％，当前全世界的癌症病例已经超过1200万，癌症已成为仅次于心血管病的第二大死亡原因，其中最致命的4种癌症分别为肺癌、胃癌、肝癌和直肠癌［9］。目前，有40％的抗癌药物来源于天然产物，其中植物来源的药物在治疗癌症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临床上使用的植物源抗癌药可分为4类：长春花碱、鬼臼毒素（Epipodophyllo）、紫杉烷类（Taxanes）和喜树碱（Camptothecins）。
分离于长春花Catharanthusroseus的长春碱（Vinblastine）和长春新碱（Vincristine）已经临床使用了近40年，其作用机理是通过特异地结合微管蛋白并使之解聚而阻断有丝分裂［10］；鬼臼毒素分离于盾叶鬼臼Podophyllumpeltatum，也可结合微管蛋白，在细胞循环的GII期通过可逆抑制DNA拓扑异构酶II使得DNA双链断裂，由于毒性太高，研究人员对其进行结构修饰获得了目前临床上使用的足叶乙苷（Etoposide）［11］；包括紫杉醇（Paclitaxel）及其衍生物在内的紫杉烷类化合物也可与微管蛋白结合，但是并不干扰其组装或使之解聚，其中紫杉醇最初分离于短叶紫杉Taxusbrevifolia，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获得了美国FDA的批准［12］；喜树碱分离于喜树科植物喜树Camptothecaacuminata，最初由于具有抑制骨髓细胞的严重副作用而被放弃，但在发现其具有抑制拓扑异构酶I的活性之后，又重新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它可以使DNA发生裂解并重新组装［13］。在2002年，仅紫杉烷和喜树碱两种新药就占据了全球将近1/3的抗癌药物市场，总价值超过27.5亿美金。
截至2003年，美国国立癌症研究院（NCI）已经对5886种植物（分别代表2582个种，1358属和288科）进行了样品采集、分类整理和活性成分的初步研究，其中多数来源于物种遗传多样性较高的热带雨林地区，在该筛选过程中由于采用了中空纤维分析技术（Hollowfiberassay）而使得筛选效率显著提高。经过多年努力，许多不同结构的生物活性成分被分离出来，如香豆素类化合物（Coumarins）、葫芦素（Cucurbitacins）、黄酮类化合物、环烯醚单萜（Iridoids）、木脂素类（Lignans）、柠檬苦素类（Limonoids）、萘醌类（Naphthoquinones）和萜类化合物等。其中有许多正在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如白桦脂酸和Silvestrol，后者分离于印度尼西亚楝科植物高氏马兜铃Aristolochiafoveolata的果实，它对肺癌（Lu1,ED50＝1.2nM）、前列腺癌（LNCaP,ED50＝1.5nM）和乳腺癌（MCF-7,ED50＝1.5nM）细胞均具有抑制作用［14］。
3癌症化疗药物的研发
针对癌症发生和形成的不同阶段有许多不同的治疗策略，例如清除自由基、分解致癌物、抑制癌细胞增殖、诱导细胞凋亡、增强免疫力、调节基因表达和抑制新生血管的生成等。草药和可食用植物等诸多植物来源的产品长期以来就为人们所广泛使用，因此被开发用于癌症化疗用途在安全性上是很有保障的，其中有很多正在进行临床试验，包括姜黄色素（Curcumin，结肠癌I期临床)、三羟基异黄酮（Genistein，乳腺癌I期)、大豆异黄酮(前列腺癌II期)、吲哚基-3-甲醇(乳腺癌I期)、芥子醇（Perillylalcohol，乳腺癌I期)、维他命A酸衍生物（Retinoicacid，I期)、苯乙基异硫氰酸盐(肺癌I期)和白藜芦醇（Resveratrol，I期）［15］。其它代表性的化合物还有异甘草苷元（IxocarpalactoneA）和异甘草素（Isoliquiritigenin），前者分离于可食用植物茄科的Physalisphiladelphica，其叶、茎部位的提取物可提高奎宁还原酶的活性，已知该酶与人体中化学致癌物的代谢有关，后者分离于原产秘鲁的香二翘豆（Dipteryxodorata，又称黑香豆，英文名Tonkabean）的种子［16］。此外，还有4个从构树Broussonetiapapyrifera中分离获得的黄酮类化合物，它们均为强效的芳香化酶抑制剂,可通过抑制绝经后妇女体内芳香化酶的活性而降低乳腺癌的复发率［17］。
在研究植物来源的癌症化疗药物的过程中，又有许多与药物化疗作用有关的新靶点相继发现，如抗突变、抗氧化、诱导HL-60细胞分化、雌激素受体拮抗作用和酶活性的抑制（如蛋白激酶C和鸟氨酸脱羧酶）等。与此同时，一些极具应用价值的试验方法也逐渐建立起来，例如鼠器官培养（Mousemammaryorganculture，MMOC）用于体外鉴定化合物对二羟甲基丁酸（DMBA）所致机能障碍的抑制作用。
4机遇与挑战
尽管药用植物来源的新药研发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在当前仍面临诸多挑战。在新药研发的过程中，先导物的鉴定、优化、开发和临床试验都要消耗相当长的时间。据估计，药物开发的周期平均为10年以上，总共需花去超过8亿美金，其中大部分成本都消耗在筛选过程中大量淘汰的先导物上，平均5000个先导物中只有1个成功通过临床试验。提高进入开发期药物的质量和数量，是新药研发人员目前面临的一大难题。由于药用植物新药研发与其它类型的药物研发相比更加复杂和漫长，目前许多制药公司都在降低其在天然产物研发方面投资的比重，并将资金转移到了疾病的诊断和预防等其它方面［18］。
为了加速药用植物新药研发的进程，需要建立一整套标准化的有关植物采集、生物活性成分筛选和化合物分离纯化的技术步骤。生物活性成分高通量筛选方法的设计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任务，在筛选方法确定之后，化合物或化合物库即可用于生物活性的测定，通过开发天然产物化合物库，用组合化学的手段将各种化合物的特征结合起来，可从一定程度上增加可供选择的先导物的数量和命中率，但这也可能会遇到更多的问题［19］。同样，化合物分离速度的提高也有赖于新的技术手段的应用，例如，以NMR、MS和高通量X-Ray衍射技术为基础的一些新方法已经成功用于药用植物先导物的开发。有理由相信，从药用植物中发现有利用价值的天然产物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仍是新药研发的一个基本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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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福霉素类
在结核病的化疗史上，利福霉素类药物的研究一直十分活跃。随着RFP的发现，世界各国出现了研制本类新衍生物的浪潮，相继产生了数个具有抗结核活性的利福霉素衍生物，但杀菌效果都不如RFP，RFP仍是利福霉素类药物中最经典的抗结核药物。
1.利福布丁（rifabutin，RFB，RBU）：RBU对RFP敏感菌的最低抑菌浓度(MIC)是低的（<0.06μg/ml），而对RFP耐药菌株的MIC明显增高（0.25～16.0μg/ml）。此结果显示RFP与RBU存在交叉耐药；这么宽的MIC范围，又提示RFP耐药菌株对RBU有不同程度的敏感性，敏感比例高达31%。在MIC<0.5μg/ml的结核分支杆菌株，或许可把RBU考虑为中度敏感［6］。RBU的亲脂性、透过细胞壁和干扰DNA生物合成的能力高于RFP，使之能够集中分布在巨噬细胞内而具有较强的活性。
RBU也有其不足之处。如RBU的早期杀菌作用不如RFP［7］，可能与其血浆浓度低有关。有研究结果表明，RBU口服剂量300mg4h后的峰值浓度仅为0.49μg/ml，比同剂量RFP的峰值约低10倍。究其原因，可能与RBU的口服生物利用度和血清蛋白结合率均低有关，前者只有12%～20%，后者仅为RFP的25%。
临床上已将RBU试用于不同类型的结核病人。香港胸腔协会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治疗同时耐INH、SM和RFP的结核病患者中，RBU和RFP的效果几乎相等［8］。但已有研究表明，RBU对鸟分支杆菌复合群有明显的作用。
2.苯并恶嗪利福霉素-1648（KRM-1648）：苯并恶嗪利福霉素-1648属于3-羟-5-4-烷基哌嗪，为苯并恶嗪利福霉素5种衍化物之一。本品比RFP的MIC强16～32倍。小鼠实验结核病治疗结果显示：单剂KRM-16483mg/kg的疗效明显优于RFP10mg/kg，与HE联用亦比RFP+HE疗效佳。KRM-1648和其它利福霉素类的交叉耐药也必然是一问题，但纲谷良一［9］认为：由于KRM-1648比RFP有更强的杀菌作用，即使结核分支杆菌对RFP具耐药性，本药也能发挥一定的杀菌作用。
最近芝加哥的一份动物实验研究结果表明，KRM-1648、RBU和RFP这三种相类似的药物均对耐多药结核病（MDR-TB）无效［10］。
3.利福喷丁(rifapentine，DL473，RPE，RPT)：RPT又名环戊基哌嗪利福霉素，于1976年由意大利Leptit公司首先报道，我国紧跟其后于1977年就已着手研制，并在1984年应用于临床。该药为RFP的环戊衍生物，据Arioli等［11］报告，其试管中的抗菌活力比RFP高2～10倍。本品口服后，胃肠道吸收良好，并迅速分布到全身组织中，以肝脏为最高，其次为肾、脾、肺及心脏，在脑组织中也有分布。人口服后4h即达血浓度高峰。RPT的蛋白结合率可达98%～99%，因此组织停留时间长，消除半衰期时间亦较RFP延长4～5倍，是一种高效、长效抗结核药物。
我国使用该药替代RFP对初、复治肺结核进行了对比研究，每周顿服或每周2次服用RPT500～600mg，疗程结束时痰菌阴转率、病变有效率和空洞关闭率与每日服用RFP组相比，疗效一致，未见有严重的药物毒副反应。本药不仅有满意的近期效果，而且有可靠的远期疗效［12］。由于RPT可以每周只给药1～2次，全疗程总药量减少，便于督导，也易为病家所接受。
二、氟喹诺酮类（FQ）
第三代氟喹诺酮类药物中有不少具有较强的抗结核分支杆菌活性，对非结核分支杆菌（鸟胞分支杆菌复合群除外）亦有作用，为临床治疗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前景。由于结核分支杆菌对氟喹诺酮产生自发突变率很低，为1/106～107，与其他抗结核药之间无交叉耐药性，目前这类药物已成为耐药结核病的主要选用对象。
氟喹诺酮类药物的主要优点是胃肠道易吸收，消除半衰期较长，组织穿透性好，分布容积大，毒副作用相对较小，适合于长程给药。这类化合物抗菌机制独特，通过抑制结核分支杆菌旋转酶而使其DNA复制受阻，导致DNA降解及细菌死亡。氟喹诺酮在肺组织、呼吸道粘膜组织中有蓄积性，浓度均超过结核分支杆菌的MIC。感染部位的组织浓度对血药浓度的比值较正常组织中高，在痰、支气管粘膜、肺等组织的药浓度/血清浓度为2或更高，显示了对肺结核的强大治疗作用。
1.氧氟沙星（ofloxacin，OFLX）：OFLX对结核分支杆菌的MIC约0.5～2μg/ml，最低杀菌浓度（MBC）为1～2μg/ml，在下呼吸道的组织浓度远高于血清浓度。OFLX有在巨噬细胞内聚积的趋势，在巨噬细胞中具有与细胞外十分相近的MIC，与PZA在巨噬细胞中产生协同作用。OFLX与其他抗结核药之间既无协同作用也无拮抗作用，可能为相加作用［13］。
OFLX的临床应用已有若干报道，尽管人体耐受量仅有中等程度抗结核作用，但不论对鼠实验结核或人结核病治疗均有肯定疗效。现在香港将OFLX与其它可供使用的配伍药一起，常规用于少数耐多药的慢性肺结核病人［8］。
我院采用含有OFLX的化疗方案治疗耐多药肺结核，获得了痰菌培养2个月阴转率50%、3个月62%以及6个月75%的可观效果。厂家推荐的用于治疗严重呼吸道感染的剂量为400mg2次/日。有人对22例单用OFLX300mg/d或800mg/d治疗，持续9个月到1年，所有病人耐受良好，并显示较大的剂量效果较好［6］。多次用药后，血清或各种体液中无临床上明显的蓄积作用，有利于肺结核的长程治疗。人体对OFLX的最大耐受量为800mg/d，我院选择的经验剂量为300mg2次/日。
2.环丙沙星（ciprofloxacin，CPLX，CIP）：CIP对结核分支杆菌的MIC和MBC与OFLX相似，具有很好的抗菌活性，但由于有人认为该药在试管内和RFP一起应用有拮抗作用，所以临床应用的报道也还不多。CIP因胃肠吸收差，生物利用度只有50％～70％，体内抗结核活性弱于OFLX。基于上述因素，OFLX被更多地用于耐药结核病。
3.左氟沙星（levofloxacin，DR-3355，S-OFLX，LVFX）：1986年开发的LVFX为OFLX的光学活性L型异构体，抗菌活性要比D型异构体大8～128倍。在7H11培养基中，LVFX抗结核分支杆菌的MIC50、MIC90均为0.78μg/ml。在7H12培养基中对敏感菌及耐药菌的MIC为0.25～1μg/ml（MBC1μg/ml，），比OFLX强1倍。与OFLX一样，LVFX亦好聚集于巨噬细胞内，其MIC为0.5μg/ml（MBC是2μg/ml），抗结核分支杆菌的活性也是OFLX的2倍。两者之间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差异，可能与它们抗DNA旋转酶的活性不同有关［14］。
LVFX口服吸收迅速，服药后1h血药浓度达3.27μg/ml，达峰时间（1.05±0.17）h。服用LVFX4h后痰中药物浓度平均4.44μg/ml，高于同期平均血液药物浓度1.89μg/ml，证明本品在体内吸收后渗透入支气管-肺屏障的浓度极高。而且，该药的副反应发生率只有2.77%。LVFX良好的抗菌活性、优良的药物动力学和较高的安全性以及与其他抗结核药间的协同作用［15］，使LVFX正逐步替代OFLX而成为MDR-TB的主要治疗药物。
4.司氟沙星(sparfloxacin，AT-4140，SPFX)与洛美沙星（lomefloxacin，LMLX）：SPFX是现行氟喹诺酮类中抗结核分支杆菌活性较高的品种。SPFX的MIC为0.25μg/ml，MBC0.5μg/ml，较OFLX和CIP强2～4倍，亦优于LVFX。采用SPFX50mg/kg(仅相当于OFLX的1/6)就完全能够控制鼠结核病，临床上为达到最佳治疗结核的效果，宜采用400mg/d。但SPFX对脑脊液的渗透有限，单次口服200mg后脑脊液中的药物浓度分别低于0.1或0.4mg/L。
LMLX对结核分支杆菌亦具有活性，但弱于对其它革兰阴性菌和阳性菌的活性。用于抗结核的剂量为400mg2次/日，如治疗超过一个月的患者可改为400mg1次/日。Primak等对43例初治肺结核用本药或RFP联用其它抗结核药进行疗效对比，3个月的痰菌阴转率不逊于RFP组。
SPFX与LMLX和氟罗沙星（fleroxacin）一样，因光毒性，使其在临床上的应用受到一定限制。
5.莫西沙星（moxifloxacin，MXFX，Bay12-8039）：MXFX因附加的甲基侧链可增加抗菌活性，属第三代喹诺酮药物。对结核分支杆菌的MIC为0.25mg/L，虽体外活性大致与SPFX和克林沙星（clinafloxacin）相当；体内如在鼠实验结核中，克林沙星无活性，而MXFX的杀菌力较SPFX更高［16］。MXFX对治疗结核具有一定的开发潜力。
尽管上述氟喹诺酮类药物具有较好的抗结核作用，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和RFP相提并论［17］。由于氟喹诺酮类药物影响年幼动物的软骨发育，对儿童和孕妇的安全性至今尚无定论，原则上暂不考虑用于这二类人群。
三、吡嗪酰胺
PZA是一种传统的抗结核药物，后来对它的杀菌作用又有了新的认识。根据Mitchison［18］的新推论，虽治疗开始时病灶内大多数细菌存在于细胞外，但当其中某些菌引起炎症反应使pH下降，部分细菌生长受抑制，此时PZA较INH更具杀菌作用。所以在短程化疗开始的2个月中加用PZA是必需的，可以达到很高、几乎无复发的治愈率。目前国外正在研制新的吡嗪酸类衍化物［20］。
四、氨基糖苷类
1.阿米卡星（amikacin，AMK）：卡那霉素由于它的毒性不适合于长期抗结核治疗，已逐渐被AMK所替代。AMK在试管中对结核分支杆菌是一种高效杀菌药，对大多数结核分支杆菌的MIC约为4～8μg/ml。肌注7.5mg/kg（相当于0.375g/50kg），1h后平均血的峰浓度（Cmax）为21μg/ml。美国胸科学会（ATS）介绍的肌注和静脉滴注的剂量均为15mg/kg［6］，并将AMK列入治疗MDR-TB的主要药物中。
尽管AMK的耳毒性低于卡那霉素，但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监测该药的血浓度以确保剂量足够但不过高。具体做法可考虑每月测定一次高峰血液药物浓度，推荐峰浓度（静脉注射30min后，肌肉注射60min后）为35～45μg/ml，可据此进行剂量调节。如果患者年龄在60岁或以上时，需慎用，因为AMK对年老患者的肾脏和第八对听神经的毒性较大。
2.巴龙霉素（paromomycin）：巴龙霉素是从链霉菌（streptomycesrimosus）的培养液中获得的一种氨基糖苷类药物，有研究认为它具有抗结核作用［19］。Bates［20］则将其作为一种新的抗结核药物，并用于MDR-TB。
五、多肽类，结核放线菌素-N（tuberactinomycin-N，TUM-N;enviomycin，EVM）
结核放线菌素-N的抗结核作用相当于卡那霉素的1/2，它的优点是对肾脏和听力损害比紫霉素和卡那霉素低。鉴于此药对耐SM或KM菌株有效，可用于复治方案。常用剂量为1g/d，肌肉注射，疗程不超过3个月。上海市肺科医院临床应用的结果表明，密切观察下肌肉注射结核放线菌素-N1g/d14个月，未观察到明显的药物副反应。
六、氨硫脲衍生物
较引人注目的是2-乙酰喹啉N4吡咯烷氨硫脲，MIC为0.6μg/ml，优于TB1。国内单菊生等报告的15种氨硫脲衍生物有4种具体外抗结核分支杆菌作用，MIC范围在0.78～12.5μg/ml之间，其中以乙烯基甲基甲酮缩TB1对小鼠实验性结核病的疗效为著。
七、吩嗪类
这是一类用于麻风病的药物，近年来也开始试用于耐药结核病，其中对氯法齐明（氯苯吩嗪，clofazimine，CFM，B663)的研究最多［21］。CFM是一种吩嗪染料，通过与分支杆菌的DNA结合抑制转录而产生抑制分支杆菌生长的效果，对结核分支杆菌和牛分支杆菌的MIC为0.1～0.33μg/ml。一般起始剂量为200～300mg/d，当组织饱和（皮肤染色）时减为100mg/d。它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是与β干扰素合用，可以恢复由结核分支杆菌25片段引起的细胞吞噬和杀菌活性的抑制作用，从而成为吞噬细胞的激发剂，属于免疫治疗的一部分，已经超出了单纯化疗的范畴［22］。CFM可引起严重威胁生命的腹痛和器官损害，应予以高度重视［23］。
有人报道，在11个吩嗪类似物中有5个体外抗结核分支杆菌活性等于或优于CFM（MIC90≤1.0μg/ml），其中以B4157最强（MIC90为0.12μg/ml），但仍在进一步研究之中［21］。
八、β内酰胺酶抗生素和β内酰胺酶抑制剂
结核分支杆菌也产生β内酰胺酶，但β内酰胺酶抑制剂如克拉维酸、舒巴坦在单用时并不能抑制结核分支杆菌的生长，而是通过抑制β内酰胺，使β内酰胺酶类抗生素免遭破坏［24］。当β内酰胺酶抑制剂与不耐酶的广谱半合成青霉素联合使用时，能大大增强这类青霉素的抗结核分支杆菌作用。其中的最佳联用当数氨苄西林或阿莫西林与克拉维酸的等摩尔复合剂［25］。一项27株结核分支杆菌的试管实验结果显示，阿莫西林单用时的MIC>32mg/L，而与克拉维酸联用时MIC下降至4～11mg/L，效果增加了2～7倍。这类代表性的复合剂有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奥格孟汀，augmentin），氨苄西林-克拉维酸和替卡西林-克拉维酸（特美汀，timentin）［26］。值得注意的是，氨苄西林加丙磺舒远远高于氨苄西林与克拉维酸联用时对结核分支杆菌的MIC90。如单用氨苄西林口服3.5g后的血清峰值为18～22mg/L，加用1g丙磺舒后可上升至25～35mg/L。
由于β内酰胺酶类抗生素很难穿透哺乳动物的细胞膜而进入细胞内，有可能限制这类药物抗结核治疗的效果［27］。目前，这类药物的抗结核研究还限于实验阶段。
九、新大环内酯类
本类抗结核分支杆菌作用最强的是罗红霉素（roxithromycin，RXM，RU-28965），与INH或RFP合用时有协同作用。其它还有甲红霉素（克拉霉素，clarithromycin，CAM，A-56268）和阿齐霉素（azithromycin，AZM，CP-62933），主要用于非结核分支杆菌病的治疗［28］。
十、硝基咪唑类
近年来的研究认为，5-硝基咪唑衍生物作为新的抗结核药物具有相当好的开发前景。此类药物中的CGI-17341最具代表性，体外抗结核分支杆菌活性优于SM，可与INH和RFP相比拟，对结核分支杆菌的敏感菌株的MIC为0.1～0.3μg/ml。实验动物中该药对感染结核分支杆菌小鼠的半数有效量(ED50)为7.7mg/kg，而INH和RFP的半数有效量分别为3.04(1.67～4.7)和4.81（3.5～6.69）mg/kg。其疗效与剂量显著相关，20、40、80mg/kg的生存时间分别为（30.9±1.9）d、（43.5±4.24）d和（61.3±3.9）d。但是，5-硝基咪唑衍生物的抗结核研究尚未应用于临床。
十一、吩噻嗪类
吩噻嗪类中的氯丙嗪在早期的文献中报告能改善临床结核病，其浓度为0.23～3.6μg/ml时能抑制巨噬细胞内结核分支杆菌，并增强SM、INH、PZA、RFP和RBU对抗细胞内结核分支杆菌的作用，该类药物中的哌嗪衍生物三氟拉嗪（triluoperazine），也有与之相类似的效果。
十二、复合制剂
抗结核药物复合制剂的研制主要是为了提高病人的依从性和增加药物的杀菌效果。复合制剂有杀菌剂与抑菌剂、杀菌剂与增效剂等多种形式，一般是两药复合，也有三药复合的情况。部分复合制剂的药效仅仅是单药累加效应，目的是提高病人的依从性；另一部分则不仅提高了依从性，也起到了增进药物疗效的作用。
在众多复合剂中，力排肺疾（Dipasic）是最为成功的一个品种，它以特殊方法将INH与PAS分子化学结合。动物实验结果显示，力排肺疾较同剂量INH的效果高5倍，亦明显高于以物理方式混合的INH加PAS，而且毒性低、耐受性良好、容易服用、耐药发生率低。近年来，国内已开始自行生产这类制剂，如结核清、百生肼、力康结核片和力克肺疾等。
力排肺疾的临床应用有两大趋势，一是用于耐药结核病，二是用于轻型儿童结核病。用于耐药结核病的理论依据是：自从短程化疗问世以来，临床上已很少使用PAS，可望结核分支杆菌对PAS有较好的敏感性；再就是二药分子化学结合而产生的增效结果。力排肺疾服用方便，毒副反应少，更适合于儿童结核病患者。
其它复合剂型还有卫肺特（Rifater，HRZ）和卫肺宁（Rifinah，HR），这些复合剂只是物理性混合药物，本质上和组合药型类似。
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使用复合剂的头8周痰菌阴转率为87％，高于单剂联合的78％；副作用前者为10.9％，低于后者的14.6％，但也有副作用以前者为高的报道；使用上复合剂较单剂联合更方便，有助于提高病人的可接受性［29］。
以上虽罗列了数大类药物在抗结核研究方面的进展，但应该认识到这些只不过是抗结核药物研究重新开始的序幕。因开发一种新的抗结核药物既需要财力和时间，还要评估其在试管和临床试用的效果，并非易事。从前一段时间看，由于发达国家的结核病疫情已经下降，而且认为已经有了有效的抗结核药物，而发展中国家无能力购置昂贵的药物，这些都是为什么尚无治疗结核病新药问世的一些理由。由于目前伴有HIV感染的结核病发病率增加和耐多药结核分支杆菌的出现，以及预料今后耐RFP菌株的发生率将会增高，所以导致急需迅速开发新的抗结核药物。抗结核新药的研究，在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实验室，已经从过去10年基本静止状态发展到一个活力相当大的时期。虽然Hansen疾病研究实验室筛选了可能用于抗结核的近5000种化合物，但还没有发现高质量的化合物，而且该项目的因素评估工作还需要数年之久。何况即使在实验室初步证实有效的药物，用于人体是否有效和足够安全，尚待揭示，可谓任重道远。抗结核药物研究除直接开发新药外，还要认识到随着靶向释药系统的发展，利用脂质体或单克隆抗体作载体，使药物选择作用于靶位，增加药物在病变局部或细胞内的浓度，以改进疗效。文献早已报道了脂质体包埋的INH和RFP对鼠实验结核病的治疗取得良好效果。有人以携有吞噬刺激素（tuftsin）的RFP脂质体治疗实验鼠结核病，每周2次，共2周，使小鼠肺脏活菌数下降的效果比游离RFP至少强2000倍，其疗效非同一般。目前脂质体虽尚无制剂上市供临床应用，但为今后提高难治性结核病的疗效、降低副反应，提供了令人鼓舞的前景。由此来看，未来结核病化疗的研究重点将仍在于寻找更为高效的杀菌剂或（和）灭菌剂，进而减少服药数量和服药次数、缩短化疗疗程、提高病人的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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