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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类论文

时间:2022-05-11 09:35:34
摘要:药物是用以预防、治疗及诊断疾病的物质。在理论上,药物是指凡能影响机体器官生理功能及细胞代谢活动的化学物质都属于药物的范畴,也包括避孕药及保健药。药物的化学名称描述药物的原子或分子结构。化学名称除用于一些简单无机药物如碳酸钠外,很少用于一般药物,因为虽然它精确地反映了药物的化学结构,但实际上采用化学名非常复杂和麻烦。
关键词: 药物类 药物论文 药物

药物类论文

药物类论文:52例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病原体及药物敏感性分析

【摘要】 目的 了解深圳地区重症获得性肺炎病原体流行病学特点及药物敏感性,为临床合理选用抗生素提供依据。方法 使用Dade Behring 公司 Microscan Walkaway40仪作细菌学鉴定,选用NC21及PC12复合板,以国际标准NCCLS作为敏感度的解释标准。结果 52例病原学检查阳性患者中培养出56株细菌,2例合并真菌感染,4例同时有2种细菌感染,56株细菌中革兰氏阳性菌25株,其中以金黄色葡萄球菌13株和肺炎链球菌12株为主,革兰氏阴性杆菌31株,其中流感嗜血杆菌11株,肺炎克雷伯杆菌8株,大肠埃氏杆菌7株,铜绿假单胞菌5株。结论 病原体以革兰氏阴性杆菌为主,占55% ,其次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肺炎链球菌等革兰氏阳性球菌,占45% 。

【关键词】 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 病原学; 药物敏感性

重症获得性肺炎(SCAP)以老年患者及原有基础病变的患者多见,重症获得性肺炎的病原学在同一地区不同年代总是处在变化中,同时其分布也有明显的地区差异,与人口老龄化比例、地理气候、不断开发的新兴抗生素的应用、预防手段的进步等有关。现将83例以肺炎入我院ICU中52例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

52例病人均为2004年1月~2006年3月由我院急诊科直接收入ICU的病人,男29例,女23例,年龄55~81岁,平均68±13岁,其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35例,糖尿病8例,肺癌5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合并糖尿病4例。

12 诊断标准

按照1999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关于《社区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中重症获得性肺炎的诊断标准[1]。

13 病原菌检查

131 标本 52例均为入院当天在使用抗生素前从气管插管用一次性无菌管吸取下呼吸道分泌物作为标本,置于无菌痰培养管中立即送检。

132 细菌学鉴定及药敏试验 细菌学鉴定和MIC测定使用Dade Behring 公司 Microscan Walkaway40仪,选用NC21及PC12复合板,以国际标准NCCLS作为敏感度的解释标准。以大肠埃氏菌(ATCC25922)、铜绿假单胞菌(ATCC27859)、金黄色葡萄球菌(ATCC25923)作为检验质控。按照卫生部抗生素药物耐药性监测中心规定的标准操作。

14 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用率、比表示。

2 结果

52例患者中培养出56株细菌,2例合并真菌感染,4例同时有2种细菌感染,56株细菌中以革兰氏阴性杆菌为主,共31株(55%),其次为革兰氏阳性菌25株(45%), 2例合并真菌感染的均为白色念珠菌(见表1)。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肺炎链球菌对抗生素左氧氟沙星、头孢他啶、头孢吡肟、特治星等敏感,对青霉素、氨苄青霉素耐药;流感嗜血杆菌、大肠埃氏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和肺炎克雷伯杆菌对碳青酶烯类、左氧氟沙星、头孢他啶、头孢吡肟、特治星等抗生素敏感,其中有肺炎克雷伯杆菌3株、铜绿假单胞菌2株对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头孢他啶、头孢吡肟耐药。 表1 2004~2006 重症监护病房SCAP病菌构成

3 讨论

本组资料所有痰标本均在使用抗生素前通过气管插管用一次性痰培养管采集,有效地防止了咽部细菌污染和抗生素的干扰,较准确地反应了下呼吸道菌群分布,由于是患者入院当天取的标本,故也排除了本次院内感染的可能。

31 重症获得性肺炎病原体分布及与院内感染的区别

本文资料是我院ICU近2年从SCAP患者分离出的56株病原体,从中看出革兰氏阴性杆菌为主,占55% ,包括流感嗜血杆菌、肺炎克雷伯杆菌、大肠埃氏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除部分铜绿假单胞菌和肺炎克雷伯杆菌对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头孢他啶、头孢吡肟耐药外,其余都对碳青酶烯类、左氧氟沙星、头孢他啶、头孢吡肟、特治星等抗生素敏感,这与院内感染不同,院内感染时往往对多种抗生素耐药,尤其是铜绿假单胞菌严重多重耐药时对碳青酶烯类也耐药,导致治疗困难;而其次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肺炎链球菌等革兰氏阳性球菌感染,占45% ,并都对左氧氟沙星、头孢他啶、头孢吡肟、特治星等类抗生素敏感,这也与院内感染所致的此类细菌感染时大都对这些抗生素耐药,往往需要使用万古霉素有所不同,这说明社区感染的细菌对临床上常用的抗生素仍然敏感。

32 导致重症获得性肺炎的诱因

患重症获得性肺炎多为老年患者,并大多合并有慢性病等基础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糖尿病等,其导致局部和全身免疫力下降,往往感染后病情重,易发生感染性休克和诱发呼吸衰竭,甚至多脏器功能衰竭。

33 病原体流行特征

深圳地处亚热带地区,经济较发达,社区医疗机构网分布均匀,管理较健全,预防保健条件较好,地理环境为温度长年偏高而潮湿,老年人口多为内地迁移至此等特点。从本文的研究表明,重症获得性肺炎致病病原体以革兰氏阴性杆菌为主,这与广东其他地区所报道的基本一致[2];而与北方寒冷干燥地区如哈尔滨市所报道以革兰氏阳性球菌为主,占605%[3],有明显不同。充分了解本地区社区获得性肺炎的致病病原体流行情况及分布,对在临床上还没有作细菌学检查时的选择抗生素有指导作用,尤其是对于那些不具备作细菌学检查条件的社区医疗机构,在对社区人口进行医疗保健工作时有重要意义。

药物类论文:药物敏感试验指导小鼠胃癌化疗对凋亡及P53基因的影响

【摘要】

目的: 通过应用药敏试验筛选化疗药物对多次传代的荷瘤鼠进行化疗,了解其疗效以及对移植瘤凋亡及P53基因的影响. 方法: 用MTT法检测小鼠胃癌细胞对6种化疗药物的敏感性,对荷瘤鼠进行化疗,观察化疗后移植瘤的体积、抑瘤率,检测凋亡及P53基因的表达. 结果: 用MTT法筛选最敏感的化疗药5?FU对第一代荷瘤小鼠进行化疗,其抑瘤率高,凋亡率高,P53基因的表达下降,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最不敏感的ADM化疗组抑瘤率低,凋亡率低,P53基因的表达高于对照组(P<0.05). 再对已行化疗的胃癌细胞筛选最敏感药物为DDP,最不敏感药物为用MMC,对第二代荷瘤小鼠进行化疗,发现DDP组抑瘤率高,凋亡率高,P53基因的表达较对照组低(P<0.05);MMC组抑瘤率低,凋亡率低, P53蛋白表达高,与对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而继用5?FU和ADM化疗对第二代荷瘤小鼠进行化疗,抑瘤率低,凋亡率低,P53基因的表达高,与对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结论: 药敏试验、凋亡及P53基因的检测可作为化疗药物的选择及判断预后的指标.

【关键词】 药物敏感试验 胃肿瘤 细胞凋亡 基因 P53

0引言

如何选择敏感抗癌药,制定胃癌的个体化治疗方案,是提高胃癌化疗的关键. 我们通过应用小鼠胃癌细胞筛选化疗药物,对多次传代的荷瘤鼠进行化疗,检测化疗后小鼠胃癌组织中P53的表达及凋亡情况,并分析是否与其临床疗效一致,探讨临床化疗药物的选择、对荷瘤鼠胃癌组织中P53的表达和凋亡的影响,以便实施科学的、药物适配的个体化方案.

1材料和方法

1.1材料小鼠胃癌细胞株 MFC TCM23(中科院上海细胞所);MTT,细胞培养基,胎牛血清,TUNEL,P53试剂盒购自武汉博士德公司. 卡铂(CBP)、顺铂(DDP)、阿霉素(ADM)、5?氟尿嘧啶(5?FU)、甲氨蝶呤(MTX)、丝裂霉素(MMC)均为国产药品. 昆明小鼠(清洁级,购自南方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珠江医院动物所饲养),雄性,1月龄,体质量18~22 g.

1.2方法

1.2.1胃癌细胞株对化疗药物敏感性取对数生长期细胞制成含活细胞(3~6)×108/L的细胞悬液,在96孔培养板中每孔加入胃癌细胞悬液200 μL,培养贴壁后离心去上清,加入培养液190 μL/孔,加入下列抗肿瘤药物10 μL/孔,即CBP, DDP, ADM, 5?FU, MTX, MMC,每种药物终浓度为血浆峰值浓度,每种药物3个复孔,阴性对照为培养液, 37℃ CO2培养48 h,取出各孔加MTT(5 g/L)20 μL,继续培养4 h,离心弃上清后, 每孔加二甲基亚砜100 μL终止反应.置酶标仪测定各孔在570 nm波长值. 抑制率=[1-用药组A/对照组A]×100%. 根据抑制率筛选敏感、不敏感化疗药物. CBP, DDP, ADM, 5?FU, MTX, MMC的抑制率为41.9%, 47.2%, 26.5%, 49.6%, 31.2%, 30.0%, 5?FU抑制率最高,ADM抑制率最低.

1.2.2动物模型及分组将 MFC细胞制成含活细胞109/L细胞悬液0.1 mL,接种于小鼠后肢皮下,约7 d在接种部位长出直径1.5 cm左右的移植瘤.

对照组1: 用胃癌细胞株接种小鼠10只,接种7 d末鼠尾静脉给予生理盐水0.2 mL,共5 d,接种12 d末处死小鼠取瘤块. 实验组1:用胃癌细胞株接种小鼠10只,接种7 d末鼠尾静脉给予5?FU(高敏感药),30 mg/(kg·d),共5 d,化疗5 d末处死小鼠取瘤块. 实验组2:用胃癌细胞株接种小鼠10只,接种7 d末鼠尾静脉给予ADM(低敏感药),0.8 mg/(kg·d),共5 d,化疗5 d末处死小鼠取瘤块. 处死小鼠后瘤块一部分作石蜡包埋,一部分制成单个细胞悬液再接种小鼠,实验组1、实验组2的10只小鼠的一部分单个细胞悬液再行MTT法检测化疗药物敏感性,已用5?FU化疗后的小鼠胃癌细胞对CBP, DDP, ADM, 5?FU, MTX, MMC的抑制率为47.8%, 50.2%, 14.9%, 23.5%, 35.0%, 35.5%,筛选出最敏感的化疗药物为DDP. 已用ADM化疗后的小鼠胃癌细胞对CBP, DDP, ADM, 5?FU, MTX, MMC的抑制率为41.6%, 32.3%, 22.2%, 37.0%, 35.9%, 20.2%,筛选出最不敏感的化疗药物为MMC.

对照组2:用对照组1的10只小鼠胃癌细胞再接种小鼠10只,接种7 d末鼠尾静脉给予生理盐水0.2 mL,共5 d,接种12 d末处死小鼠取瘤块. 实验组3: 用实验组1的10只小鼠胃癌细胞再接种小鼠10只,接种7 d末鼠尾静脉给予5?FU,30 mg/(kg·d),共5 d,化疗5 d末处死小鼠取瘤块. 实验组4:用实验组2的10只小鼠胃癌细胞再接种小鼠10只,接种7 d末鼠尾静脉给予ADM,0.8 mg/(kg·d),共5 d,化疗5 d末处死小鼠取瘤块. 实验组5:用实验组1的10只小鼠胃癌细胞再接种小鼠10只,接种7 d末鼠尾静脉给予DDP,1.8 mg/(kg·d),共5 d,化疗5 d末处死小鼠取瘤块. 实验组6:用实验组2的10只小鼠胃癌细胞再接种小鼠10只,接种7 d左右成瘤,接种7 d末鼠尾静脉给予MMC, 0.16 mg/(kg·d),共5 d,化疗5 d末处死小鼠取瘤块.

处死小鼠后用游标卡尺测量肿瘤的长径(a)和短径(b),计算肿瘤体积和肿瘤生长抑瘤率:体积(cm3)=ab2/2. 抑瘤率=[(对照组平均体积-治疗组平均体积)/对照组平均体积]×100%

1.2.3免疫组化检测P53的表达小鼠处死后取肿瘤组织,制成石蜡切片,观察病理变化,采用免疫组化SABC法,石蜡切片脱蜡至水,30 mL/L H2O2去除内源性酶,加入适当稀释的一抗,4℃过夜;滴加二抗,37℃孵育20 min;DAB显色、苏木精复染,光镜观察结果,200倍下观察5个视野,计算阳性细胞数占总细胞数的百分比. 判断标准:用已知阳性的乳腺癌组织切片作阳性对照,用PBS缓冲液代替一抗作阴性对照. P53:细胞核出现棕黄色为P53阳性.

1.2.4TUNEL染色法检测移植瘤凋亡以细胞核阳性为标准,凋亡细胞呈蓝黑色颗粒状或弥漫性,散在或簇状分布于肿瘤组织中,结合HE染色,选择无细胞坏死的5个视野,对TUNEL染色阳性细胞记数,每个视野计数1000个以上细胞,以阳性细胞所占百分率作为凋亡指数(AI),取5个视野AI均值进行统计分析.

统计学处理: 数据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及Dunnett?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2结果

2.1药物对小鼠移植瘤生长的影响实验组1与对照组1肿瘤体积(cm3)相比有统计学差异(0.90+0.12 vs 1.64+0.27, P<0.05),抑瘤率为45.0%,对小鼠移植瘤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实验组2(1.39+0.31)与对照组1肿瘤体积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抑瘤率为15.0%. 实验组3, 实验组4, 实验组6与对照组2肿瘤体积(cm3)相比无统计学差异(1.32+0.29 vs 1.56+0.24; 1.35+0.27 vs 1.56+0.24; 1.34+0.16 vs 1.56+0.24, P>0.05),抑瘤率为15.4%, 13.4%和12.72%. 实验组5(0.87+0.12)与对照组2肿瘤体积相比有统计学差异(P<0.05),抑瘤率为43.9%.

2.2药物对P53表达和凋亡率的影响实验组1与对照组1 P53表达阳性率、凋亡率相比有统计学差异(P<0.05),实验组2与对照组1 P53表达阳性率、凋亡率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表1,图1,2)实验组3、实验组4、实验组6与对照组2 P53表达阳性率、凋亡率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实验组5与对照组2 P53表达阳性率、凋亡率相比有统计学差异(P<0.05,表1,图1,2). 表1小鼠移植瘤P53表达和凋亡率

3讨论

许多化疗药可通过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1-2],目前胃癌常用化疗药均能诱导胃癌细胞凋亡[3]. Stathopoulos等[4]根据对细胞凋亡作用的大小筛选出 Paolitaxel和卡铂,联合用于47例晚期胃癌患者的二线化疗,有效16例,病情稳定13例,提高了生活质量并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期. 通过本实验可以看出,用药敏试验先筛选出小鼠胃癌细胞株敏感的化疗药5?FU,对第一代荷瘤小鼠进行化疗,其抑瘤率高,肿瘤细胞凋亡率高,第一代荷瘤小鼠进行全身化疗后,再对已行全身化疗的胃癌细胞筛选敏感药物,筛选出最敏感的化疗药是顺铂,用顺铂对第二代荷瘤小鼠进行全身化疗,发现顺铂组抑瘤率高,肿瘤细胞凋亡率高. 本实验说明,对胃癌有明确疗效的化疗药的确可诱导肿瘤凋亡,化疗药可能是通过诱导肿瘤凋亡来发挥作用. 药物诱导肿瘤细胞凋亡的能力,它已成为筛选化疗药的一种新指标,我们下一步可考虑根据对细胞凋亡作用的大小筛选化疗药指导临床用药.

已证实野生型P53基因可促进细胞凋亡,而突变型P53基因抑制细胞凋亡[5]. 突变的P53基因产物在恶性肿瘤细胞中并与野生型P53蛋白结合,使之丧失作用,肿瘤中的P53蛋白可增至正常的5~10倍[6]. Mugurumak等[7]发现P53表达阴性的患者化疗敏感性高于P53蛋白表达阳性患者,故P53的表达也可作为临床化疗疗效指标.通过我们的实验可以看出,筛选出小鼠胃癌细胞株敏感的化疗药5?FU对第一代荷瘤小鼠进行化疗,其疗效好,抑瘤率高, P53蛋白表达降低,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而ADM组和对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第一代荷瘤小鼠进行全身化疗后,再对已行全身化疗的胃癌细胞筛选敏感药物,筛选出最敏感的化疗药是DDP,用DDP对第二代荷瘤小鼠进行全身化疗,发现DDP组疗效好,抑瘤率高,P53蛋白表达降低,用MMC对第二代荷瘤小鼠进行化疗,发现丝裂霉素组疗效差,抑瘤率低,肿瘤细胞凋亡率低, P53蛋白表达高. 对第二代荷瘤小鼠仍采用5?FU和ADM进行全身化疗,发现5?FU和ADM组均疗效不好,抑瘤率低,P53蛋白表达与对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这说明化疗药诱导小鼠胃癌细胞凋亡可能是通过抑制P53基因表达,这是化疗药诱导小鼠胃癌细胞凋亡的分子机制之一,同时P53的表达也可作为临床化疗疗效指标.

我们用药敏试验筛选的化疗药物对荷瘤小鼠进行化疗,对凋亡及P53基因表达的研究,为肿瘤治疗和预后判断提供重要的思路和方法,根据对细胞凋亡作用的大小筛选化疗药,通过增加促凋亡基因/抑制抗凋亡基因的表达来增加肿瘤对化疗的敏感性,指导临床用药,达到肿瘤的个体化治疗目的.

药物类论文:紫草天花粉对药物流产效果的影响

【关键词】 紫草

摘要:目的:探讨中药紫草、天花粉对药物流产效果的影响。方法:将240例早孕妇女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流产药物为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用紫草、天花粉,对两组的完全流产率、出血时间、月经恢复时间进行比较。结果:观察组的完全流产率为96.7%,出血时间为(12.1±3.4)d, P值均<0.05,而月经恢复时间无明显差异(p>0.05)。结论:加用紫草、天花粉可增加药物流产的完全流产率,缩短出血时间。

关键词:紫草;天花粉;药物流产

药物流产在我国已开展多年,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已得到普遍认可,但其出血时间过长是药物流产尚未解决的公认的主要问题和缺点[1],我们在药物流产的同时加用中药紫草、天花粉,观察其对药物流产的完全流产率及出血时间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选择年龄20~37岁、月经周期规则、三个月内无甾体激素使用史及药物流产史、停经≤49d、经尿妊娠试验及B超检查确诊宫内妊娠、无药物流产禁忌症的妇女240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120例,两组平均年龄为(28.4±5.4)岁和(29.2±4.2)岁,B超检查孕囊平均直径分别为(12.4±5.9)mm和(13.35±4.5)mm。

1.2用药方法:对照组: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上海华联制药有限公司出品),d1晨起空腹口服米非司酮50mg,8h后口服米非司酮25mg,d2服药同d1,d3晨起空腹口服米索前列醇0.6mg;观察组: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用法与对照组同,服米非司酮前1d开始每天中午口服紫草、天花粉煎剂300ml,连服3d。(紫草、天花粉剂量分别为每公斤体重各1g,加水1500ml煎至300ml)。

1.3观察项目:①阴道出血开始及停止时间;②绒毛团排出时间;③绒毛团排出后1~3周尿妊娠试验及B超检查;④药物流产后第一次月经复潮时间。

1.4药物流产的诊断标准:①完全流产:绒毛团排出后阴道出血渐少至干净,1~3周尿妊娠试验阴性;B超检查宫腔内无残留物。②不全流产:用药后阴道出血过多需行清宫术,或孕囊停止发育,用药一周后仍未排出,需行清宫术者;③流产失败:用药后孕囊仍继续发育。

1.5统计方法:计数资料用X2检验,计量资料用t检验(a=0.05)。

2结果

经统计学检验观察组和对照组的平均年龄、孕囊的平均直径均无显著差异(P均>0.05)。

2.1根据药物流产的诊断标准,两组的流产效果见表1,统计学处理结果表明,观察组的完全流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表1两组流产效果比较(略)

2.2两组完全流产者的出血时间及月经恢复时间见表2,统计学处理结果表明,观察组出血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p<0.05),月经恢复时间差别无显著性(p>0.05)。

表2两组完全流产者出血时间及月经恢复时间(略)

3讨论

米非司酮通过竞争性地与孕激素受体结合,对孕激素产生拮抗作用,使绒毛细胞失去孕激素的支持而变性、坏死、脱落,达到终止妊娠的目的。米索前列醇为前列腺素E1类似物,具有促宫颈成熟、软化扩张宫颈及加强子宫收缩的作用[2],两者共同作用达到药物流产的目的。与人工流产术相比,因其痛苦小而易被妇女接受,但其出血时间长是药物流产尚未解决的公认的主要问题和缺点[1]。据文献报道,在药物流产中,活性绒毛滋养叶细胞残留是导致流血的主要原因[3]。许梅芬报告在药物流产后子宫刮出物的组织学检查中,91%发现有滋养细胞残留,80%有内膜炎症[4]。紫草为活血凉血中药,现代药理研究证明:紫草具有明显的抗LH、FSH活性作用,能使胎盘的绒毛细胞大量坏死,对妊娠子宫具有兴奋作用,且具有抗炎作用[5]。天花粉所含的天花粉蛋白能选择性地引起胎盘绒毛的合体滋养层细胞的损害,从而导致流产[6]。紫草、天花粉的共同作用可加强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的药物流产作用,其抗炎作用更弥补了米非司酮及米索前列醇的不足。本文结果表明,加用紫草天花粉后完全流产率明显提高(P<0.05),出血时间明显缩短(P<0.05),但月经恢复时间与单用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者无明显差别(P>0.05)。紫草、天花粉是常用中药之一,无毒副作用,价格便宜且资源丰富,其对药物流产的协同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

药物类论文:影响药物流产效果的因素分析

【摘要】 目的:探讨影响药物流产效果的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600例在门诊行药物终止妊娠健康妇女的年龄、既往分娩方式、孕产次、孕龄、孕囊直径、子宫位置、经期时间、妊娠反应、合并胃肠疾病、文化程度等资料。结果:年龄>35岁、有剖宫产史、停经40~49d者、孕囊直径>2cm、子宫后倾及后倾后屈位、经期>5d,有明显妊娠反应、合并胃肠疾病、文化程度低者、药物流产失败率明显增高。结论:药物流产的效果受孕妇的年龄、分娩史、孕龄、孕囊直径、子宫位置、经期时间、有无明显妊娠反应、合并胃肠疾病的影响。

【关键词】 药物流产; 效 果; 分 析

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终止早孕成功率达90~95%,因其安全、高效、简便、病人痛苦小而在国内外广泛应用,但由于存在用药者的个体差异和其他原因,仍有部分患者出现药物流产不全或继续妊娠现象。为探讨影响药物流产效果的因素,对600例药物流产的早孕健康妇女的年龄、既往分娩方式、孕产次、孕龄、孕囊直径、子宫位置、经期时间、妊娠反应、合并胃肠疾病、文化程度等进行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2002年7月至2006年6月在我院门诊要求终止妊娠的健康妇女600例,年龄18~43岁,平均26.8岁。

1.1.1 纳入标准:停经时间≤49d,停经前3个月有规律的月经周期,未经任何激素治疗,尿HCG(+),妇科检查子宫不超过7周大,B超检查示宫内妊娠,孕囊三径线平均直径≤30mm。

1.1.2 排除对象:宫外孕;生殖道畸形;宫内放置节育器;患有血液系统疾病及心、肝、肾疾病和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者;青光眼;支气管哮喘等使用前列腺类药物禁忌者;对前列腺药物过敏者。

1.2 用药方法:用药d1上午口服米非司酮50mg,12h后再服25mg,d2与d1同一时间各服米非司酮25mg,d3上午再服米非司酮25mg,服用米非司酮前后均禁食2h,隔1h空腹顿服米索前列醇600ug,留院观察6~8h,未排出孕囊且出血不多者,嘱其回家观察,1周后务必就诊,此间如有组织物排出,则需带来由医师确认,如出血量超过月经量,无论孕囊排除与否,均嘱其及时就诊。

1.3 效果判断

1.3.1 完全流产:服药1周内肉眼可见绒毛,组织完整,未经清宫而自行转经者,或虽未见明确孕囊排出,但B超、HCG证实已完全流产,子宫恢复良好,阴道流血停止。

1.3.2 不全流产:服药后1周未见绒毛排出,或排出不全,阴道流血量多于月经量,需清宫处理。

1.3.3 流产失败:服药后未见组织排出,1月内来院复诊,B超检查发现宫内仍有孕囊,确诊为继续妊娠者,最终用负压吸引终止妊娠者。

1.4 统计学方法:组间比较采用X2检验。应用spss 1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3 讨 论

胚泡植入子宫内膜后,与子宫内膜接触的滋养层细胞迅速增殖形成绒毛,此时子宫内膜血管丰富,黄体分泌大量孕酮和雌激素维持妊娠。而米非司酮为受体水平抗孕激素,与孕酮竞争受体达到拮抗孕酮作用,解除孕酮对子宫的抑制,使子宫肌肉收缩,并抗着床,使蜕膜、绒毛膜组织变性坏死[1],同时与米索前列醇配伍,增高妊娠子宫对前列腺素的敏感性,使子宫收缩强度增加4倍~9倍,促使子宫口扩张,达到终止妊娠效果[2]。 本组药物流产失败率为8.5%,分析其影响效果主要有以下几点:①年龄:从表1可看出年龄≥35岁药物流产失败率明显高于35岁以下者,年龄越大越易导致药物流产失败。②既往分娩方式:表2显示有剖宫产史者,药物流产失败率明显高于有自然分娩者,与钟永辉[3]报道一致。剖宫产后由于子宫形成疤痕及粘连,致使宫腔形态和子宫位置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子宫的节律性收缩,使胚胎组织不能及时顺利排出,导致不全流产。因此,对有剖宫产者,应慎重选择药物流产,一旦选择应密切注意其阴道流血的情况,必要时及时清宫。③孕产次:从表3可看出有分娩史者药物流产失败率明显高于未产妇,流产次数越多,药物流产失败率越高。人工流产术可引起子宫内膜的机械性损伤,术后可发生子宫内膜炎,使再次妊娠后蜕膜发育不良致胎盘粘连。流产次数越多造成子宫内膜损伤和感染的机会就越多,导致胎盘粘连的可能性就越大,再次妊娠行药物流产时蜕膜不易彻底排出,导致不全流产,提示我们对于有人工流产尤其流产次数多者,一旦选择药物流产,应特别注意阴道流血情况,及时清宫,适当使用缩宫素。④孕龄:从表4可看出停经40~49d者,药物流产失败率高于停经31~39d,随着停经天数的增加,药物流产失败率也随之增加。这是因为随着孕期延长,妊娠物增大,体内孕酮水平随着提高,难以被米非司酮拮抗,所以一旦确诊为早孕应尽早用药。⑤孕囊直径:从表5可看出孕囊直径>2cm失败率高于孕囊直径1~2cm及孕囊直径<1cm内。孕囊大小是胚胎发育的基础,孕囊越大蜕膜越多,在孕囊完整排出后,常有不等量的蜕膜残留,可能是由于米非司酮剂量不足,或维持时间不够,不能有效地抵消孕酮对靶组织的作用,导致流产失败。若孕囊直径>2cm,药物流产后出现异常出血,应及时清宫。⑥子宫位置:从表6可看出后倾及后倾后屈位子宫者的药物流产失败率明显高于前倾位及水平位子宫者。这与李玉英[4]报道一致,其原因在于药物流产是阻止妊娠发展,引起子宫节律性的收缩而达到终止妊娠的目的,后倾及后倾后屈位子宫,其宫腔与子宫的宫颈口之间形成一定的角度,当子宫节律性收缩时致使妊娠物不能顺利通过宫腔与宫颈形成的角度及重力的作用排出体外。⑦经期:表7显示正常经期≥5d药物流产失败率高于<5d者。可能是经期较长,子宫内膜修复缓慢,子宫内膜容易感染,蜕膜不易从宫壁脱落所致。⑧妊娠反应及合并胃肠疾病:表8显示妊娠反应明显者失败率高于无明显妊娠反应者。表9显示合并胃肠疾病失败率也高于无合并胃肠疾病者,这是由于吸收障碍影响药效。提示我们对于有明显妊娠反应者,应选择呕吐少的时间段服药。孕妇合并胃肠疾病者,服药前必须向病人交代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必要时调整药物剂量,服药后30min内呕吐者,依病人具体情况必要时加服。⑨服药者文化程度:表10显示服药者文化程度越低失败率越高,可能病人理解不透,未按要求服药而导致失败,提示我们对于文化程度低者,应反复交代服药方法及注意事项,使病人完全理解,必要时叫病人复述一遍。

通过对药物流产效果相关因素的分析,提示在使用药物流产时,临床医生应严格掌握适应症及禁忌症,加强育龄妇女的避孕意识。药物流产时观察到有异常出血,应及时清宫。在流产药物配伍尚未改进之前仍强调手术对药物流产失败者干预的必要性和及时性,以减少由药物流产引起的子宫内膜炎、输卵管炎等并发症,并且也能够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医疗纠纷。

药物类论文:停经天数对药物流产效果影响的临床观察

[关键词] 米非司酮;米索前列醇;早期妊娠

药物终止妊娠临床应用已有十多年历史,终止孕7周内的早孕成功率已达90%以上,现已广泛在临床中推广应用。因其安全有效、简便易行,痛苦较人工流产术轻,越来越多的患者自愿选择药物流产的方式终止早孕。但经临床观察,存在着出血多,出血时间长等问题。为临床广泛安全开展药物流产提供更多经验,笔者对400例药物流产者做了临床观察,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来我院自愿终止妊娠者400例均符合药物流产条件,无并发症及禁忌证,年龄18~40岁,孕次1~5次,产次0~3次。第一组200例,孕天数40天内;第二组200例,孕天数40~50天。服药后门诊随访与电话询访。

1.2 用药方法

空腹或进食2 h后口服米非司酮150 mg,服后2 h内禁食。48 h后,口服米索前列醇300 μg,方法与前同。

1.3 流产效果判定标准

(1)完全流产:1周内自排出绒毛和胎囊,或未见明显的胎囊排出、阴道出血自行停止,经B超证实未见胎囊者。(2)不完全流产:用药后已排出绒毛和胎囊,或未见明显的胎囊排出,因出血多或出血时间长而行刮宫,病理诊断有绒毛者。(3)失败:用药1周后未见妊娠物排出,经B超证实仍有胎囊者。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流产效果比较 见表1。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终止妊娠,其中孕50天内早孕的完全流产率为87.8%,第一组为91%,第二组为84.5%,两组相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P<0.05)。

2.2 两组出血量及出血时间的比较

见表2。阴道出血量比月经少者第一组54例(占27%),第二组35例(占17.5%),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阴道出血量比月经量多者,第一组有44例(占22%),第二组有80例(占40%),两组相比差异有非常显著性(P<0.01)。出血天数少于10天者第一组有107例(占53.5%),第二组有79例(占39.5%);出血天数为10~20天者第一组有80例(占40%),第二组有104例(占52%),两组相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

表1 两组流产效果比较 (略)

表2 两组出血量及出血时间的比较 (略) 3 讨论

米非司酮是一种抗孕酮类药物,通过与孕激素受体结合而阻断孕激素的活性,使蜕膜变形坏死,内源性前列腺素释放而诱导流产[1]。配伍米索前列醇终止早孕,一般成功率可达90%以上,是一种安全、有效、简便易行的方法。笔者对400例停经50天以内的早孕妇女药物流产效果进行了观察与分析,结果显示:终止停经50天以内早孕的成功率达87.8%,其中停经天数40天以内早孕的成功率为91%,40~50天的成功率为84.5%,提示停经天数越少,药物流产成功率越高。

药物流产终止早孕,可避免因人工流产手术所致的子宫穿孔,对子宫畸形或瘢痕子宫较为合适,但存在阴道出血多、出血时间长等缺点。这与药流后因蜕膜排出不全、子宫内膜复旧欠佳及米非司酮影响凝血功能有关[2]。我们观察到孕天数40天以内者阴道流血量及出血时间均较孕天数40~50天者少,因此我们主张药物流产患者应尽早诊断,及时用药,以提高药流成功率,减少阴道流血量及出血的时间。对于10天复查阴道仍有出血,且多于月经量,B超发现强光团者应及早清宫;对于出血时间长而出血量少的病例,应给予抗炎、止血治疗。

药物类论文:桂枝茯苓胶囊在药物流产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摘要】 目的 观察桂枝茯苓胶囊在药物流产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早孕健康妇女483例随机分两组,常规服用米非司酮与米索前列醇,治疗组于服米索前列醇1h后始服桂枝茯苓胶囊3粒,1日3次,饭后服,连服5天,观察两组流产效果、药流后阴道出血量及阴道出血时间。结果 治疗组完全流产率为96.67%,对照组为90.53%,两组流产效果差异有显著性,治疗组阴道出血量减少,出血时间短,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非常显著性。结论 桂枝茯苓胶囊可提高药流效果,减少阴道出血量及出血时间,可在药流中推广应用。

【关键词】 桂枝茯苓胶囊;药物流产;流产效果

药物流产是指早期妊娠应用药物终止妊娠的方法。临床上以米非司酮与米索前列醇的配伍为目前最佳方案[1]。但其主要副作用是阴道出血时间长和出血量多,虽在药物流产后加用宫缩剂及抗生素,疗效仍不显著。2005年1月始我院妇科采用桂枝茯苓胶囊配合治疗药物流产。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2005年1月1日~6月30日于门诊要求药物流产的健康妇女483例,停经31~49天,年龄19~43岁。将她们随机分组,治疗组240例,对照组243例。两组研究对象在年龄、停经时间、生活卫生条件及孕产史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用药前均通过妇科检查、尿HCG测定、血常规检查、B超检查确诊为宫内妊娠,无药物流产禁忌,并愿意随访。

1.2 方法 所有研究对象第一、二天上午服米非司酮50mg,12h后服25mg,服药前后2h空腹。第三天上午8:00空腹一次性服米索前列醇600μg,并留院观察6 h。治疗组于服米索前列醇1h后始服桂枝茯苓胶囊3粒,1日3次,饭后服,连服5天。两组患者均于药物流产后8天、16天、30天随访。

1.3 观察指标 观察流产效果、药流后阴道出血量及阴道出血时间等。

1.4 流产效果判定[2] 完全流产:用药后胎囊自行完整排出,或未见完整排出,但经B超检查未见妊娠图像,出血自行停止,尿HCG阴性,子宫恢复正常大小,月经自然复潮;不完全流产:用药后胎囊自然排出,但在随诊过程中,因出血过多或时间过长而施行刮宫术者;失败:至用药第8天未见胎囊排出,经B超检查证实胎囊继续增大、胎心搏动存在者为继续妊娠,胚胎停止发育最终采用负压吸引术终止妊娠者,均为药物流产失败。

阴道出血量估计以1周内阴道出血量与自身平素月经量相比,分别为多于、等于、少于月经量3种情况,阴道出血时间为从阴道出血开始到完全干净为止的天数。

2 结果

两组流产效果差异有显著性(χ2=8.357,P<0.05),见表1。表1 两组流产效果情况治疗组在阴道出血量及出血时间方面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极显著性,见表2。 表2 两组阴道出血情况治疗组有8例清宫,清宫率3.33%,无一例发生感染;对照组24例清宫,清宫率9.88%,有3例发生感染。

3 讨论

3.1 药物流产机理 米非司酮是抗孕酮类药物,通过与孕激素受体结合而阻断孕激素的活性,它与孕酮受体亲和力比黄体酮强5倍,使蜕膜及绒毛变性坏死,内源性前列腺素释放而诱导流产。米索前列醇刺激子宫收缩,宫口开放,促进绒毛及蜕膜排出。

3.2 药物流产副作用及病机 药物流产常见副作用为阴道出血多及阴道出血时间长,其原因为[3]:(1)妊娠蜕膜或 滋养叶组织残留;(2)凝血块在宫腔积存;(3)宫腔内感染或残留组织感染;(4)子宫收缩或复旧不良。主要病机为:健康早孕妇女药物流产后,冲任被扰,气机不利致气滞血瘀,血不归经,或由于出血量多,气血受损,运行不畅,瘀血内停,阻碍新血不得归经所致,多瘀多滞为其特点。在药物流产过程中,米非司酮使蜕膜充血、水肿、变性,属于中医瘀血范畴。据中医辨证,出血属于冲任损伤,瘀血内阻,血不归经。治疗应以活血化瘀生新为主,使瘀去新生,气机得畅,冲任得固,离经之血自止。

3.3 治疗 西医治疗往往行清宫术,虽行之有效,但增加患者痛苦,造成子宫内膜损伤,甚至造成各种并发症,如子宫穿孔、感染等。而桂枝茯苓胶囊是汉代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中桂枝茯苓丸的现代制剂,由桂枝、茯苓、丹皮、桃仁、芍药组成,具有活血化瘀,缓消症块的作用,能有效松软变性的绒毛及蜕膜与子宫壁的粘连,使再种植的胎囊和残留的绒毛、蜕膜排出体外,起到药物清宫作用。避免清宫术的痛苦、损伤及后遗症,并可加快胎囊排出时间,促进子宫内膜剥脱。明显减少阴道出血量,缩短阴道出血时间。我们通过临床观察,在药物流产后服用桂枝茯苓胶囊可提高流产效果,明显减少阴道出血量及缩短阴道出血时间,降低清宫率,并能预防及治疗感染。综上所述,桂枝茯苓胶囊具有收缩子宫、抗炎、镇痛、止血之功效。方中桂枝温经通阳,促血脉运行而散瘀;赤芍活血化瘀,去除症瘕;桃仁破血消瘀,丹皮活血散瘀,二者相须以加强化瘀消症之效;茯苓健脾益气,宁心安神,与桂枝同用,通阳开结。诸药作用平和,对药物流产者较为适合。由于采用现代制剂的手法,通过提纯、浓缩,使药效集中,服用便捷,且安全、经济有效,故在药物流产中可推广应用。

药物类论文:血液流变活性药物的体外研究概况

药物流变学是药物学与流变学的交叉学科,旨在探索药物发挥作用的流变学机制,本文 就药物流变学研究的体外实验有关问题作一总结。

临床验证中的双盲法安慰剂对照研究是流变活性药物功效的最终试验,这些药物的体外 实验研究已经变得越来越主要,在寻找新药之临床前研究阶段以及临床研究阶段,流变学实 验能够补充临床结论。有关在临床前和临床试验阶段对药物进行流变学体外实验的作用如下 。

临床前试验阶段:①发现现有药物的新用途;②确定化合物的流变学全貌(对RBC,WBC ,血小板,血浆蛋白的作用);③对流变活性药物的同类物进行试验;④寻找具有流变活性 的新化合物;⑤在后继的临床试验中,确定合适的检验药物具有流变活性的方法。

临床试验阶段:①提供一个客观的结论;②证明药物在体内的流变学作用;③体现临床 效果与流变活性间的因果关系;④发觉不敏感人群;⑤确定量效关系和时间依赖性。

1 体外实验的原则

在设计制定评价药物临床前和临床研究的体外实验时必需遵循下列几条基本原则。

1.1 鉴定和分离靶细胞体

血液是一个混合的细胞群体,应对实验的细胞对象进行适当分离,流变活性药物可能作 用于红细胞,白细胞或血浆蛋白,亦或对它们都有作用,因而要求获得较纯的细胞群体,可 将全血经棉花过滤获得纯的红细胞,将全血经过密度梯度沉降以获得白细胞亚群,或通过低 速离心(400 g,5 min)获得富含血小板的血浆。

1.2 选择合适的药物浓度

很多药物研究时使用了较高浓度而体内不能达到如此高浓度,由于对到达靶细胞之药物 精确浓度不甚清楚,体外实验时使用的药物浓度应覆盖其发挥药效的药理学浓度范围,如同 体外流变学试验所需合适细胞浓度一样,药物与细胞的比例也很重要,在体外使用的药物浓 度应尽量调至体内药物与细胞相应的比例。

体外流变学研究时通常要将洗涤过的细胞悬浮在无蛋白质的缓冲液中,与体内富含蛋白 质的血浆相对比,由于在体内结合到血浆蛋白质上的药物相应地被体外结合到靶细胞质膜的药物代替,因而到达靶细胞群药物浓度较高。反之,如将白蛋白加入到缓冲液中,应考虑 到结合在白蛋白上的药物。缓冲液的特性也应考虑。有些缓冲液如磷酸盐和Tris能进入细胞 内增加细胞的体积,因而影响流变测量。一些缓冲液不能穿透细胞,如HEPES,作为缓冲液 相对优越些。

1.3 流变仪器和方法的选择

不同流变学测定仪器灵敏度差异很大。同一仪器的不同参数的灵敏性亦差异很大,因此 选择使用仪器应多注意。为了提高不同实验室测量数据的可比性和结果的可靠性,应尽可能 按照国际血液标准化委员会关于血液流变学的规定和要求。

1.4 亚群分离

血液不仅是由混合的细胞群体组成,而且不同的细胞群体还由复杂的亚群组成。红细胞 按照其细胞阳离子浓度和含水量由轻到重密切排列,基于细胞年龄和ATP含量发挥其酶的活 性。白细胞由处于不同成熟期的不同细胞系组成,其成熟状态可以是静态或激活的。同样血 小板亚群依赖于其年龄和激活状态而存在。

不同亚群之间存在着流变差异,针对相应亚群流变学测量的技术包括密度梯度分离,或 当亚群在形态上可以识别时,如红细胞内含疟原,可采用微吸管吮吸法[1]。用于 单个细胞流变测量的仪器如红细胞刚性测量仪,细胞转移分析仪,已显示了一定作用。

1.5 质量控制的要求

在临床研究中对药物流变参数的纵向研究必须严格实行质量控制,用于质量控制的流变 学方法仍处于初期,较简单的方法包括用正常样本来检测仪器的漂移情况, 或设对照组及有 效治疗组。

1.6 药物对细胞膜和形态学的作用

亲脂性药物进入细胞膜脂质双层对细胞的形态和流变学发生根本影响,根据脂双层理论 这些药物有时间依赖关系,膨胀外层引起棘状红细胞症,然后进入内层引起裂口红细胞症。 经14C标记可以确定药物插入脂质双层的程度[2],能以此方式改变细胞形状 的药物,将对红细胞的变形、聚集、沉降和粘滞产生不利影响。最显著的例子就是血管扩张 剂枸橼酸西替帝尔(cetiedil),在低浓度时改善红细胞的变形性,而在高浓度时改变细胞膜 阳离子流动使细胞肿胀而失去变形能力[3]。

2 其它试验是对流变学测量的补充

利用流变学试验在细胞水平证明药物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其敏感性和专一性很有 限,比如说:阻止Ca2+流入和K+流出镰刀状红细胞的阳离子通道抑制剂能防止细胞 失水,研究其作用时可先将细胞脱水后,采用5 μm孔径的滤膜来定量测定细胞膜变形性的 序贯下降[3]。更为敏感的方法是用同位素如45Ca、86Rb标记, β-闪烁计数确定阳离子流动[4],但使用流变学模型来证实其对完整细胞的作用 非常有用,两种方法可看作是互相补充。

3 采用动力学试验模型

处于代谢静止状态的静态细胞不适合用来研究药物的作用,采用适当的生理和代谢动力 模型可以增加流变学试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例如,对红细胞与内皮细胞粘附力测量的试验 中采用的是生理应力模型而不是静态模型[5]。非离子表面活性剂[6]对此 模型有抑制作用。

抗镰药物的研究很困难,因为镰刀状细胞在其变形性、密度、年龄、膜性质和形态诸方 面有很大的异质性,然而采用密度梯度离心可以去除密度较大和不可逆的镰状细胞,剩下较 均匀的年轻细胞群体,体外在含钙的缓冲液中,经历还原和氧化的循环,来模拟在体内循环 时的复杂过程。这些年轻细胞将发生进行性的脱水,Ca2+通道抑制剂和钙激活K+流 动通道抑制剂,以及其它抗镰药物可用于研究对此模型中代谢应力的保护作用。

采用循环气体交换模拟体内代谢因力,可以扩展到局部贫血血管疾病,在那里循环的血 细胞暴露在低氧、低pH和/或高渗透压的环境中,在此情形下存在着的交替改变非常复杂, 并具有时间依赖性。这是因为局部贫血部位的低pH按照Gibbs-Donnan效应可引起细胞肿胀 ,随后经pH激活的KCl转移导致细胞K+丢失,细胞再次收缩[7],局部贫血部位的 乳酸累积,由于渗透作用也引起细胞脱水。通过将正常红细胞重复多次置于低氧、酸性和含 有不同药物浓度的高渗透液中,采用循环气体交换可以验证药物的预防作用。这种体外的试 验模型要比血管疾病的静脉血样本接近病理,因为一旦离开局部贫血部位的代谢应力环境, 而循环到静脉抽血处,红细胞迅速恢复正常代谢和流变状态。

4 不可预见性的药物作用

药物对血细胞流变学作用不可能总是能够借助药理文献而预料,并由此在体外以合适模 型进行实验。血管扩张剂和钙阻滞剂硝苯地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兴奋组织这个二氢吡 啶类化合物能阻断Ca2+进入细胞,它对循环血细胞作用尚未广泛研究,除了能阻止Ca 2+流入红细胞外,它还是一个作用很强的Ca2+激活的K+通道抑制剂[4 ]。因此其作为抗镰药物的优势可能在于其血管扩张作用,Ca2+进入阻滞及K+流 动抑制作用之间的综合,在局部贫血血管疾病,硝苯地平的流变学作用很复杂,除了对红细 胞的作用外,对激活嗜中性白细胞与血管内皮细胞间的粘附有着浓度依赖性的抑制作用 [8]。

总之,流变活性药物的体外实验有着巨大的潜在优势,因为这些实验能解释流变学效应 和药物的作用。体外实验方法特别适合于一系列药物浓度的研究和寻找活性化合物如中草药 ,因其组成复杂,需经分离以寻找有效的类似物,在药物试验的预试阶段,流变 学方法研究 药物对完整血细胞的功效非常优越,而生化和同位素研究往往是针对破碎细胞。

在临床试验中对体外获得的血样进行试验来确定临床效果和流变学作用的关系很有价值 。另外流变学试验能补充临床结论,增加临床试验的价值,提供简易方法用于先导性研究, 证明新试化合物的作用。流变学方法在解释血管疾病的病理生理和确定合理有效药物治疗方 面具有优越性。

药物类论文:药物性肝病的诊断和治疗

肝脏是药物在体内代谢的重要器官,但药物及其代谢产物又可影响肝脏的结构和功能,造成肝脏的损害。药物性肝病是指在药物治疗过程中肝脏受药物本身、代谢产物损害或发生过敏反应所致的医源性疾病。危害包括肝脏血管损害、诱导肝癌和促使肝硬化等[1]。肝细胞变性、坏死主要由毒性代谢产物所致,即亲电子的烷基化、芳基化和酰基化物质与肝细胞内和生命有关的大分子(DNA、RNA)共价结合而引起肝细胞坏死,也可由细胞色素P450酶氧化还原反应产生的自由基与细胞膜上的蛋白质或非饱和脂肪酸共价结合,产生脂质过氧化物而引起细胞膜损伤,最终导致细胞死亡。随着新药物的不断问世,特别是非处方药不断扩大,患者自行服药及随意加大剂量的可能性增加,药物性肝病的发生率也相应增加。目前所使用的药物中,据报道有1000[2]多种药物能产生肝损伤,在全球所有药物不良反应中,药物性肝病发生率为3%~9%[3],占所有黄疸住院病例的2%~5%,占成人“急性肝炎”住院病例的10%,药物性肝衰占所有急性肝衰病人的10%~52%[4]。但由于药物性肝病临床和病理变化复杂,临床表现与实验室检查缺乏特异性,易被误诊[5]。现对药物性肝病的诊断要点与治疗原则进行归纳、总结如下。

1 诊断

1.1 危险因素 药物性肝病的发生受个体差异的影响,其中包括遗传性和获得性因素,诊断时应予以考虑[6]。遗传性因素包括细胞色素P450酶的缺陷、乙酰化作用异常、谷胱甘肽合成酶缺陷、谷胱甘肽S-转移酶缺陷、免疫系统遗传变异等,使某些药物对药物的敏感性增加,易于出现药物性肝损。获得性因素包括年龄(>60岁可能易促进异烟肼、呋喃坦丁引起的肝损,儿童易于出现丙戊酸及水杨酸盐引起的肝损)、性别(女性易出现甲基多巴和呋喃坦丁引起的肝损,男性更易患硫唑嘌呤诱导的肝损)、营养状态(肥胖促进氟烷引起的肝毒性,营养不良和禁食易于引起扑热息痛肝损)、怀孕(大多数四环素诱导的肝病出现在静脉使用四环素的孕妇)等。此外,有过敏体质或有药物过敏史的患者及有慢性肝病、肾功能不全、免疫紊乱的患者均可增加机体对药物毒性的易患性。这些因素在诊断药物性肝病时也应考虑。

1.2 诊断要素 目前尚无确切的诊断方法及特异性实验诊断,现有的诊断标准仅供临床医师参考,详细询问病史是关键,需仔细了解:(1)患者发病前3个月使用过的药物,包括剂量、用药途径、持续时间及同时使用的其他药物;(2)原来有无肝病、有无病毒性肝炎及其他肝病;(3)原发病是否可能累及肝脏;(4)有无药物过敏史及过敏性疾病史。药物性肝病的诊断主要依据时间过程特点和临床诊断标准并排除其他因素而确定。

1.2.1 时间特点 从可疑药物给药到发病多数在1周~3个月内,停药后常常数周内可恢复,偶尔再次给药可诱使肝病复发(不可有意给予可疑肝损药物[7])。

1.2.2 临床诊断标准[8] 具备下述第(1)条加上(2)~(7)条中任何两项,即可诊断:(1)肝脏损害多在用药后1~4周内出现,但也可在用药数月后出现肝损情况,少数药物的潜伏期可更长;(2)初发症状可有发热、皮疹、瘙痒等过敏现象;(3)外周血液中嗜酸粒细胞>6%;(4)肝内胆汁淤积或实质细胞损害等临床和(或)病理征象;(5)淋巴细胞转化试验或巨噬细胞转化试验阴性;(6)有关病毒性肝炎的血清学指标阴性;(7)偶尔再次给药后又再次发生肝损害。

另外,药物性肝病的诊断需排除其他引起肝损害的疾病:包括肝胆疾病、滥用酒精、自身免疫性疾病引起的肝损害、心功能不全引起的肝缺血等。

1.2.3 诊断新方法 目前超声诊断药物性肝病的研究已有显著突破,有报道称,门静脉增宽是诊断早期药物性肝病的一个客观指标(长期服药门静脉增宽占62%,而肝脏回声增加仅占24%[9])。

1.3 注意事项 药物性肝病的临床表现复杂,早期的诊断对疾病发展的控制是必不可少的,用药过程中肝功能的监测是早期发现药物性肝病的首选方法[10],这需要临床医师重视及丰富的经验。

2 治疗

药物性肝病的治疗无特殊性,治疗的前提是确立诊断,通过早期正确的诊断而阻止慢性肝损[1],一旦明确后采取以下措施,预后较好。

2.1 停用致病药物 一旦确诊或怀疑,应立即停用相关或可疑药物,特别注意的是,化学结构相似的药物也属禁忌。

2.2 支持治疗 卧床休息,避免体力活动,如果无肝性脑病史可给予高热量、高蛋白饮食,补充各种维生素及微量元素,保持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等,必要时输注白蛋白或新鲜血浆。

2.3 保肝、退黄治疗 患者出现血清转氨酶升高或白蛋白下降等肝功能损害征象时,可给予护肝药物,如凯西莱、肌苷、葡醛内酯、门冬氨酸钾镁等;深度黄疸者可静脉滴注高渗葡萄糖、VitC、还原型谷胱甘肽等。有报道称,腺苷蛋氨酸(思美泰)在临床上可安全有效地治疗药物性肝病,尤其是药物引起的肝内胆汁淤积[11]。另外,多烯磷脂酰胆碱是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需磷脂,可结合于肝细胞膜结构中,对肝细胞再生和重建非常重要,具有保护和修复肝细胞的作用。

2.4 肾上腺皮质激素 有黄疸、皮疹或重症者,可适量应用肾上腺皮质激素2~3周,以抑制免疫缓解病情。有报道称,肾上腺皮质激素对急性药物性肝衰竭有一定的治疗作用[10]。

2.5 积极防止并发症 如防止出血、感染、脑水肿、肾衰、肝性昏迷等。

2.6 特殊解毒药 异烟肼用VitB6,扑热息痛用N-乙酰半胱氨酸,抗胆石药对胆汁淤积性肝损有帮助[10]。

2.7 人工肝或肝移植 对药物性肝损引起不可逆转的肝功能衰竭者可给予人工肝治疗,必要时可行肝移植[10]。

2.8 防治 药物性肝病重在预防,对于某些能损害肝脏的药物临床医生要注意,不要大剂量的超负荷使用,有报道称山莨菪碱能治疗药物性肝病,减轻药物的肝毒性作用,其副作用小,价格低廉,值得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应用[12]。也有报道称蜂胶具有对动物性肝损伤保护作用,长期服用蜂胶可起到一定保护作用[13]。

药物类论文:小剂量药物穴位注射治疗小儿秋季腹泻疗效观察

【摘要】 目的 探讨654-2双侧足三里穴位注射治疗婴幼儿秋季腹泻的疗效。 方法 将入组的84例腹泻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40例和治疗组44例。对照组给予静脉补液、纠正电解质紊乱等对症处理,治疗组在对症治疗的基础上辅以654-2足三里穴位注射,疗程3 d,并与对照组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91%,对照组总有效率60%。 结论 654-2足三里穴位注射辅助治疗婴幼儿秋季腹泻疗效明显优于单纯对症治疗。

【关键词】 654-2;足三里;穴位注射;腹泻;婴幼儿

婴幼儿秋季腹泻是秋冬季儿科的常见病,主要表现为腹泻水样便,易引起脱水和电解质紊乱。我院儿科采用654-2足三里穴位注射治疗婴幼儿腹泻84例,取得满意疗效,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选取我院2002年10月~2006年12月在我院儿科住院治疗的84例秋季腹泻患儿为研究对象。入组标准:年龄6 mo~3 a;(2)大便镜检白细胞数<5个/HP,大便培养无致病菌生长;(3)诊断符合单纯性小儿季节性腹泻标准。

1.2方法

1.2.1 分组方法

将入组的84例腹泻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40例和治疗组44例。其中对照组男25例,女15例;年龄<6 mo 1例,~1 a 11例,~2 a 18例,~3 a 10例。治疗组男23例,女21例;年龄≤6 mo 2例,~1 a 9例,~2 a 19例,~3 a 14例。

1.2.2 治疗方法

两组患儿均给予静脉补液、纠正电解质紊乱等对症处理,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用654-2足三里穴位注射。注射方法:取双侧足三里穴,消毒后用4.5号针头,进针约0.5 cm~1 cm,回抽无血后注入654-2 0.01 mg·?-1·1次·d-1,连续2~3 d。

1.2.3 疗效判定[1]

(1)显效:治疗72 h后粪便形状及次数恢复正常,全身症状消失;(2)有效:治疗72 h后粪便形状明显好转,次数明显减少,全身症状明显改善;(3)无效:治疗72 h后粪便形状、次数及全身症状均无好转。

2 结果

2.1 两组患儿一般临床资料,见表1。表1 两组患儿一般临床资料(略)注:两组一般临床资料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

2.2临床疗效,见表2。表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略)注:治疗7 d末,治疗组疗效明显好于对照组,差异有极显著性(P<0.01)。

2.3两组不良反应

治疗7 d末,治疗组有3例足三里穴位注射654-2 30 min后,出现心率加快,面部潮红,持续约1 h~2 h上述症状自然消退,无须特殊处理。对照组无不良反应。

3讨论

婴幼儿腹泻是婴幼儿时期的常病,发病率极高,易迁延成慢性腹泻[2],6 mo~2 a婴幼儿发病率更高,是造成小儿营养不良、生长发育障碍的主要原因之一。针刺足三里是中医治疗胃肠疾病的重要穴位[3]。作者采用小剂量654-2穴位注射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对足阳明胃经的足三里进行慢性刺激,不但能引起机体重新调节其功能的作用,迅速提高胃旦白酶的活性,而且还能激活机体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机能,抑制炎症渗出,增强炎症病灶的屏障机能,使发热反应减弱,并有一时性降温作用。654-2为M胆碱受体阻断剂,有镇静、解痛作用,能抑制胃肠道平滑肌蠕动和腺体分泌,减少消化液丢失,并能改善微循环,利于肠道组织的代谢修复和功能恢复[4]。本组资料表明,治疗组经654-2足三里穴位注射治疗后,疗效明显好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极显著性(P<0.01)。虽然治疗期间有3例患儿出现了轻微的心率加快、面部潮红,但持续约1 h~2 h后,不良反应自然消失,无须特殊处理。总之,小剂量654-2穴位注射是作者多年的临床经验,对治疗婴幼儿功能性腹泻却有显著疗效,愿与临床同道共勉。

药物类论文:药物对肾小球抑制作用的对比分析

论文关键词:肾小球 药物 作用 对比

论文摘要:采用体外培养的人肾小球系膜细胞技术,观察具有降逆泄浊、益气活血功效的中药肾康注射液及苯那普利对ECM不同成分的影响。肾康注射液具有抑制ECM成分中纤维连接蛋白(FN)、层粘连蛋白(LN)和Ⅳ型胶原(Col Ⅳ)的作用,该抑制作用具有一定的量效关系。苯那普利对ECM中FN、Col Ⅳ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不及肾康注射液作用明显。结论,肾康注射液对ECM的抑制作用优于苯那普利。

近年来,随着对肾小球硬化机制认识的不断深入,肾小球系膜细胞(MC)、细胞外基质(ECM)及各种细胞因子在肾功能进行性减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倍受关注。抑制MC增殖,减少ECM的堆积,拮抗细胞因子的不良作用,已成为防治肾小球硬化,延缓CRF病情进展的重要环节。

一、对比研究使用的材料

选用的材料

1、肾组织来源系我校附属医院妇产科孕5月引产胎肾。

2、药物与试剂肾康注射液(SKI)由大黄、丹参、红花等组成,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提供,每毫升含原生药0.3g;苯那普利(Benayzepril)由瑞士诺华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012200;V型胶原酶、HEPES均系Sigma产品;RPMI 1640、胰蛋白酶、胰岛素均为美国GIBCO产品;小鼠抗人单克隆FN抗体、兔抗人FN多抗、羊抗兔IgG-HRP均购于北京中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LN、Col Ⅳ放射免疫分析试剂盒,均购于上海海研医学生物技术中心。

3、主要仪器CO2孵箱(TYPE4型)德国HERAEUS公司生产;倒置显微镜(TOKYO)日本OLYMPUS公司生产;洁净工作台(月坛牌)北京半导体设备一厂生产;酶标分析仪(MODEL2550)美国BTO-RAD公司生产;FT-613自动计数125 I放免测量仪,北京核仪器厂生产。

二、研究采用的方法

1、MC培养与鉴定无菌取胎肾,分离提取肾皮质小球组织,按照于力方等方法(1)取去掉包囊的单个肾小球进行原代和继代培养,实验中使用传代5代的MC。培养的细胞经免疫病理鉴定证实为单纯的MC,无上皮细胞、肾小管细胞及成纤维细胞污染。

2、分组及MC上清的收集吸取培养的第5代MC培养瓶中液体,加胰酶1ml,置孵箱(5%CO2、37℃)中消化3min,加10% FCS 1640终止液2ml,抽吸于离心管中,800rpm,离心3min,弃上清,加15% FCS 1640培养液于离心管中,吹打,混匀。用计数板计数后,倾入加样槽中,用8导加样枪,按每孔200μl,密度4000/孔铺板。将96孔板按列从左至右依次分为空白对照组(简称组Ⅰ)、苯那普利组(简称组Ⅱ)、肾康注射液高浓度组1、2(简称组Ⅲ、组Ⅳ)、肾康注射液中浓度组1、2(简称组Ⅴ、组Ⅵ)、肾康注射液低浓度组1、2(简称组Ⅶ、组Ⅷ),共8组(列),每列6孔,待细胞贴壁24h后,每孔加无血清1640培养液200μl同步24h。除空白对照组外,其余各组分别依次加入苯那普利10-3mmol/L及肾康注射液100、50、25、12.5、6.25、3.125μg/ml,待刺激48h后依次收集上清待测。

3、测定ECM中FN的含量用双抗体夹心ELISA法,0.5mg/ml鼠 抗人FN抗体原液用包被缓冲液稀释1000倍。取96孔板,50μl/孔铺板,4℃过夜,甩去。用PBS-吐温20洗涤液洗板3次,每次3min,间隔2min,控干。每孔加1%BSA封闭液100μl,37℃,1h后甩去,控干。依次按组各孔分别加入待测上清50μl,37℃,3h后甩去,洗板4次后,加兔抗人FN抗血清(原液用0.1% BSA·PBS1∶1000稀释)50μl/孔,室温放置60min。加HRP羊抗兔IgG(用0.1% BSA·PBS1∶1000稀释)50μl/孔,室温放置50min。再洗板4次后,每孔加入OPD显色液50μl,预热酶标仪,用2M H2SO4终止液50μl/孔终止,立即在492nm波长读数,并记录OD值。

4、ECM中LN、Col Ⅳ含量的放射免疫法(RIA)测定采用竞争法,将缓冲液稀释10倍,分别将125 I-LN、抗LN血清、125 I-ColⅣ、抗ColⅣ血清及二抗用缓冲液稀释,将待测上清分别与125 I-LN、125 I-ColⅣ及相应的抗血清混匀,4℃过夜反应,加二抗4℃反应60min,离心3500r/min 10min弃上清,125 I放射免疫测量仪计数。

5、统计学处理数据均采用SDAS软件进行统计处理,结果用(±s)表示。

三、研究的结果

肾康注射液与苯那普利对ECM成分含量的影响,在对ECM中FN含量影响方面,肾康注射液组(Ⅲ~Ⅶ组)与空白对照组(Ⅰ组)相比,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0.01);说明肾康注射液除低浓度组2(Ⅷ组)外,其余各组对FN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而且随着浓度的递增此作用更加明显,并表现出一定的量效关系。实验还发现肾康注射液即使在极小浓度时对ECM中LN及Col Ⅳ的含量也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该抑制作用也呈现出一定的量效关系。苯那普利组(Ⅱ组)在对FN、Col Ⅳ含量影响方面,与空白对照组相比也有显著性差异(P<0.01~0.05);但对LN影响方面,两者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说明苯那普利对ECM中FN、Col Ⅳ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对LN其抑制作用不明显。另外,从表中还可看出,肾康注射液各浓度组(Ⅲ~Ⅷ组)与苯那普利组相比,在抑制LN方面也均有极显著性差异(P<0.01);除肾康注射液低浓度组2(Ⅷ组)外,其余各组与苯那普利组相比,在抑制Col Ⅳ方面也有显著性差异(P<0.01~0.05);肾康注射液高浓度组(Ⅲ组)与苯那普利组相比,在抑制FN方面也有显著性差异(P<0.05);说明肾康注射液在抑制ECM中FN、LN、Col Ⅳ含量方面优于苯那普利。

四、讨论

肾小球硬化时ECM的改变是近年来国内外肾脏病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ECM在肾小球内的蓄积,是肾小球硬化的主要特征性变化。

苯那普利是第四代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现已证实,肾脏具有独立的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血管紧张素Ⅱ(AngⅡ)是该系统最具有生物活性的因子。目前研究证实AngⅡ受体(ATR)至少有Ⅰ和Ⅱ两种亚型,其中Ⅰ型受体(ATR1)意义最大。该受体分布在肾小球MC上,与AngⅡ、AngⅢ有高度的亲和力。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ATR1占肾内ATR亚型分布的90%以上,Osborne等在10余年前就报道动脉内注射3H标记的AngⅡ,发现3H-Ang Ⅱ只结合在肾小球系膜区,而不与肾血管、肾小管等部位结合。用125 I-AngⅡ进一步实验发现光镜下125 I-AngⅡ位于肾小球上,电镜下125 I-AngⅡ颗粒在MC浆中。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是RAS中最后一级酶促反应的关键酶,用ACEI能够抑制AngⅡ的形成,可使循环和组织中的AngⅡ水平下降,且可直接降低肾内AngⅡ的生成量,从而对抗AngⅡ对肾脏的不良反应,减轻肾小球硬化的发生。大量的研究还证实,ACEI除减轻肾小球的高灌注和高滤过作用外,还可通过阻断肾小球基底膜(GBM)上AngⅡ的特异作用的结合点,可使GBM固有的负电荷增多,并抑制GBM的进一步增厚,从而直接改善GBM的通透性。目前体内外动物实验还证实,ACEI亦有抑制肾小球MC和系膜基质增生的作用,从而直接阻止肾小球硬化的形成。近年来,临床上已成功地将ACEI用于各类肾脏病的治疗,发现在降低蛋白尿,阻止肾小球硬化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

本实验结果表明,肾康注射液对ECM中FN、LN、Col Ⅳ的含量具有明显的降低作用,并呈现出一定的量效关系。苯那普利虽对FN、Col Ⅳ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此抑制作用远不及肾康注射液明显。从而提示MC是肾康注射液发挥治疗作用的重要靶细胞,减轻ECM的积聚可能是肾康注射液延缓肾小球硬化的重要作用机制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苯那普利主要是通过抑制AngⅡ的形成,减轻其对肾脏的损害,从而在阻止肾小球硬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肾康注射液是否对AngⅡ的形成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药物类论文:灰树花多糖协同化疗药物抗肿瘤作用及其分子机理初探

作者:陆震宇1,蒲 红2,傅荣杰3,韩白衣3Δ

【摘要】 目的 探讨灰树花β多糖在抗肿瘤细胞中的作用和协同化疗药物增加其杀伤肿瘤细胞的作用。另外通过对p53和MDM2的研究,发现了两者协同作用的分子机理。方法 用CCK-8方法测定了灰树花β多糖协同化疗药物处理HCT116后的细胞存活率(cell survival rate,CSR);用PCR的方法测定了p53、MDM2基因的表达。结果 (1)灰树花β多糖对肿瘤细胞的直接杀伤作用高于灵芝多糖。(2)灰树花β多糖协同化疗药物增强其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3)灰树花β多糖协同化疗药物的分子机理和抑制抑癌基因p53的拮抗物MDM2基因的表达相关。结论 灰树花β多糖具有直接杀伤肿瘤作用和化学药物协同抗肿瘤作用。

【关键词】 灰树花;化疗药物;p53;MDM2

灰树花(Grifola frondosa)是一种生长在亚热带至温带的大型药、食兼用珍稀食用菌,又名栗蘑、贝叶多孔菌等,日本称之为“舞茸”。在分类学上属担子菌纲多孔菌科,其口味鲜美、营养丰富,含有众多活性物质,灰树花多糖就是最主要的一类活性成分。灰树花多糖除含有β-1,6-支链β-1,3-葡聚糖外还含有大量高度分支化的β-1,3-支链β-1,6-葡聚糖,研究表明,这种特定的结构使其拥有更强的生物调节活性[6]。作为一种生物反应调节剂(BRM),灰树花多糖具有增强免疫功能、抑制肿瘤、抗HIV病毒、稳定血压、降低血糖、改善脂肪代谢等广泛的生理活性[1]。

灰树花β多糖具有明显的抗肿瘤作用,能激活机体免疫细胞群如T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并可促进多种细胞因子的分泌如IL-2、IL-8、IL-12、γ-INF、TNF-α等,增强肿瘤局部免疫反应,抑制肿瘤发生和转移[2~4]。

化疗药物对正常细胞的毒副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对恶性肿瘤的治疗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细胞培养 用10%牛血清(PAA Laboratories Gmbh)DMEM(PAA Laboratories Gmbh)培养液在37℃、5%CO2条件下培养人肠癌细胞系HCT116。

1.2 细胞毒性分析 取对数生长期HCT116细胞,常规消化成2×104/ml的单细胞悬液,接种于96孔细胞培养板,每孔100μl DMEM细胞培养液。5%CO2、37℃ 环境中培养24h后对HCT116细胞分别用零处理;一天灰树花β多糖(3μg/ml);一天2μg/ml化疗药物(阿霉素2μg/ml);二天2μg/ml化疗药物(阿霉素2μg/ml);第一天2μg/ml化疗药物(阿霉素2μg/ml)、第二天灰树花β多糖(3μg/ml)的五种不同的方法处理,次日每孔细胞中加入5μl的CCK-8试剂,5%CO2、37℃环境中培养2h后,在酶标仪上波长450nm处读取光密度A值,计算细胞存活率(cell survival rate,CSR)。

公式

1.3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以均数表示,采用t检验。

1.4 RNA抽提和RT-PCT RNeasy kit (Qiagen)提取药物处理过的HCT116细胞总RNA并合成相应的cDNA,分别对p53和Mdm2作RT-PCR,PCR产物通过琼脂糖电泳观察结果。引物序列:p53正5′-GGCCATCTACAAGCAGTCAC-3′,p53反5′-GAGAGGAGCTGGTGTTGTTG-3′;Mdm2正5′-GGTGAGGAGCAGGCAATTG-3′,Mdm2反5′-GCGTCCCTGTAGATTCACTGC-3′。

2 实验结果

2.1 灰树花β多糖直接抑制肿瘤细胞的作用 众所周知,灵芝破壁孢子粉是目前被广泛用于肿瘤患者辅助治疗各种肿瘤的一种保健药物。为了探究灰树花[1]对肿瘤细胞直接的杀伤作用[6~7],我们用各种浓度的灵芝破壁孢子粉和灰树花β多糖对人的肠肿瘤细胞HCT116株进行处理,48h后测得肿瘤细胞HCT116的生存率,结果如图1所示,我们可以观察到与灵芝破壁孢子粉相比,灰树花β多糖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更强大[8],而且这种作用是随着剂量的递增而增强的。

图1 灰树花β多糖和灵芝破壁孢子粉对肿瘤细胞的直接抑制作用

用各种不同剂量的灰树花β多糖和灵芝破壁孢子粉

作用于处理HCT116细胞48h后,细胞生存率结果用

Cell Counting Kit-8检测获得 另外,在这个实验中我们所用的起始浓度非常低(从0.05μg/ml),由此可以判断灰树花β多糖从很低的浓度开始就有明显的杀伤肿瘤细胞的作用。

2.2 灰树花β多糖对化疗药物的协同抗肿瘤作用 为了检测灰树花β多糖、化疗药物(阿霉素)以及二者一起使用的协同作用,我们对HCT116细胞分别用零处理;一天灰树花β多糖;一天化疗药物(阿霉素);二天化疗药物(阿霉素);第一天化疗药物(阿霉素);第二天灰树花β多糖的五种不同的方法处理。次日再用CCK-8药盒测得HCT116细胞的生(残)存率,如图2所示:我们发现和零处理比较,单用灰树花β多糖有较弱的直接杀伤肿瘤细胞的能力(约为9%的杀伤力),而化疗药物(阿霉素)单日和双日使用均有十分明显的杀伤肿瘤细胞的能力(约50%和78%的杀伤力)。而第一天用化疗药物(阿霉素)第二天再用灰树花β多糖处理,其二者的协同作用对肿瘤细胞有高达80%的杀伤力。众所周知,化疗药物(阿霉素)虽然对肿瘤细胞杀伤力强,但是毒副作用也十分明显。病人长期连续使用会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也阻碍了治疗的深入进行。而灰树花本身是一种帮助调节和恢复各种身体机能的真菌多糖类滋补品。在本实验中,我们发现第一天用化疗药物处理,第二天改用灰树花β多糖的处理,不但没有减弱其直接对肿瘤细胞的杀伤能力(80%),而且还能在临床应用时帮助恢复病人的整体机能和大大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在这实验中同时我们也测试了第一天用灰树花β多糖、第二天化疗药物(阿霉素)这样的顺序组合其协同作用的效果远远没有前一种顺序的强(只有50%的杀伤力,其实验数据未显示)。另外,除了阿霉素,我们还测试了其他多种临床上常用的化疗药物如:5-FU、CDDP、泰素等均有明显的协同作用。

图2 灰树花β多糖与化疗药物协同抗肿瘤作用

分别用灰树花β多糖3μg/ml和化疗药物(阿霉素)2μg/ml处理

HCT116细胞,细胞生存率结果用Cell Counting Kit-8检测获得2.3 灰树花β多糖协同化疗药物抑制MDM2基因的表达 在这个实验中,人肠肿瘤HCT116细胞的抑癌基因p53表达为野生型。p53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抑癌基因,它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控制细胞的生长和促进细胞凋亡[10,11]。所以p53蛋白质又被称为“警戒蛋白”,在正常细胞中p53基因表达量是十分低下的,但是有些肿瘤细胞中p53的表达却异常高,HCT116细胞株就是一例。通常认为p53的表达异常高的肿瘤细胞中MDM2的量也十分高:即MDM2拮抗了p53的功能[12~13]。本文为了研究灰树花β多糖和化疗药物抗肿瘤细胞协同作用的分子机理,我们用PCR方法,半定量化检测了p53基因和MDM2[14~16]基因在HCT116细胞中的表达。对HCT116细胞的处理是:零处理、1日灰树花β多糖、1日化疗药物(阿霉素)、2日化疗药物(阿霉素);第一天化疗药物(阿霉素);第二天灰树花β多糖处理五种不同方法。实验结果显示(图3),HCT116细胞中p53基因的表达总体水平都十分高,但有趣的是,用灰树花β多糖处理后MDM2基因的表达下降,而且在第一天用化疗药物(阿霉素)第二天用灰树花β多糖处理后这种降低MDM2基因表达的作用被大大的增强了。

图3 灰树花β多糖与化疗药物协同作用

对MDM2基因表达的影响

分别用灰树花β多糖3μg/ml和化疗药物(阿霉素)

2μg/ml处理HCT116细胞,抽提RNA用RT-PCR分析

p53和MDM2基因的表达,GAPDH作为对照 这样的实验结果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HCT116细胞中,第一天用化疗药物(阿霉素);第二天用灰树花β多糖的处理方式在抗肿瘤作用中的协同作用是通过抑制抑癌基因的拮抗物MDM2基因的表达而实现的。

3 讨论

灰树花的抗肿瘤功效一直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注目。尤其是灰树花β多糖在提高人体免疫机能等方面的研究更是层出不穷。但是灰树花β多糖和化疗药物协同抗肿瘤作用以及分子机理的研究却还有待开发。本研究中我们发现了灰树花β多糖直接杀伤肿瘤的作用高于目前被广泛使用的灵芝破壁孢子粉。另外灰树花β多糖和化疗药物的协同抗肿瘤作用也十分明显。通过更深入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我们发现著名的抑癌基因p53和其拮抗蛋白MDM2基因的表达下降参与了这个作用。

p53是目前世界上被研究得最为透彻的抑癌基因。它的主要功能是当细胞由于外界因素而使DNA遭受损伤时,p53基因即被激活,由此而激活其下游的蛋白质p21(sip1/waf1/sidi1)的表达而使细胞停止生长并进行修复,而当DNA损伤严重时,p53又能启动其凋亡信号途径而导致细胞死亡。在正常细胞中p53的表达量非常低,而在有些肿瘤细胞中p53的表达却异常的高,这是因为这些肿瘤细胞中p53的拮抗蛋白MDM2的表达相当高、严重抑制了p53的正常功能。本研究中我们发现灰树花β多糖和化疗药物的协同作用可以大大地降低MDM2基因的表达。

发掘祖国医药宝库并且通过现代生物技术手段阐明其作用的分子机理是中医中药现代化的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我们在这个研究中虽然只是初步的尝试,但是得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结果。

药物类论文:胆囊癌对化疗药物敏感性的研究

作者:周 程,胡思安,龚 昭,阮 剑

【摘要】 目的 研究化疗药物对胆囊细胞的敏感性。方法 应用MTT法及流式细胞仪,选择6种化疗药物作用于胆囊癌细胞株,进行化疗药物敏感性的检测。结果 MTT法及流式细胞法测定6种化疗药物对胆囊癌细胞的敏感性,由高至低依次为顺铂(DDP)34.77±3.53、丝裂霉素(MMC)33.25±3.40、卡铂(CDB)15.73±4.50、阿霉素(ADM)15.52±3.56、甲氨蝶呤(MTX)14.5±2.13、长春新碱(VCR)8.5±1.95。结论 6种化疗药物以DDP、MMC较敏感,CDB、ADM、MTX次之,VCR最差。

【关键词】 胆囊癌;化疗;流式细胞仪

原发性胆囊癌是一种恶性程度高且预后较差的胆系恶性肿瘤,占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的第五位,近年来的统计结果表明,其发病有增高趋势[1]。虽然在诊断技术,及治疗方法上有所发展,但治疗5年生存率仅有5%~10%的水平。手术治疗仍然是目前胆囊癌治疗的首选方法,但手术切除率低依然是困扰胆囊癌治疗方法的主要原因,因此,药物化疗就显得至关重要。但目前针对胆囊癌的化疗效果欠佳,且国内外尚无统一、公认显效的联合用药方案。我们选择了5种化疗药物,采用MTT及流式细胞仪(FCM)方法检测其药物敏感性,以期找到临床合理运用化疗方案的科学依据,从而使化疗个体化。本实验研究的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细胞来源 胆囊癌细胞系(山东医科大学外科陈博教授提供)。

1.1.2 药物 顺铂、阿霉素、丝裂霉素、卡铂、长春新碱、甲氨蝶呤。

1.1.3 试剂及仪器 RPMI 1640培养基及小牛血清由北京中山公司提供,四甲基偶氮唑盐( MTT ) 及二甲基亚砜( DMSO )由Sigma 公司提供,自动酶标读数仪( 国产DG-3022 ),流式细胞仪 FACScort (Becton Dickinson)。

1.2 方法 (1)胆囊癌细胞在含100%小牛血清的1640培养基,37℃,5% CO2 培养箱中生长。取对数生长期的细胞以每孔5×104个细胞接种于96孔细胞培养板中,37℃,5% CO2条件下培养48h。把所有细胞分为6个实验组和1个对照组,6种不同浓度的化疗药物浓度为[ 药物浓度计算公式为:药物浓度(μg/ml)=60×D/5000÷50%×103,D为临床用药剂量(mg/kg·d),60为平均成人体重(kg),50%为红细胞压积,乘103后将mg换算成μg]DDP 40μg/mg、MMC 2μg/ml、ADM 40μg/ml、CDB 300μg/ml、MTX 5μg/ml、VCR 1μg/ml。分别加入6个实验组中,使每孔最终体积为200μl,每个浓度设3个复孔。以无化疗药物的细胞液为空白对照,作用48h后,每孔加1mg/ml 的 MTT 0.1ml;继续培养4h后加DMSO溶液0.1ml,温育30min;在自动酶标读数仪上比色,波长570nm,测出每孔OD值(吸光度值),结果以高度敏感(抑制率>70% ),中度敏感 ( 抑制率 50%~70% ),不敏感 ( 抑制率<50% )判定。抗肿瘤药物对肿瘤细胞抑制率 = (1- 实验组吸光度值/肿瘤细胞对照组吸光度值)×100%。(2)流式细胞仪药敏检测法按(1)所计算浓度分别温育6组胆囊癌细胞48h,并以不加药物的RPMI 1640细胞培养液作阴性对照,收集胆囊癌细胞,PBS洗涤后,4℃下75%乙醇固定12h以上,离心除去乙醇,PBS洗涤,各组加入10mg/ml RNA 酶溶液 150μl,37℃水浴30min,加入碘化丙啶( PI ),用300目尼龙网过滤后4℃下放置15min,转而进行FACScan激光流式细胞仪检测,资料经Cell Quest软件收集和分析。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AS统计软件进行Student-t 检验。

2 结果

2.1 MTT法测定化疗药物的平均抑制率 不同的化疗药物对胆囊癌细胞的抑制率不同,体外MTT的试验表明,胆囊癌细胞对顺铂及丝裂霉素有较高的敏感性。见表1。

表1 MTT法测定化疗药物的平均抑制率 (%)

注:*临床上以抑制率大于50%为敏感

2.2 流式细胞法测定化疗药物的杀伤率 不同的化疗药物对胆囊癌细胞的杀伤率不同,流式细胞仪药敏测法分析6种药物之中,顺铂、丝裂霉素、阿霉素、卡铂、甲氨蝶呤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非常显著性(P<0.01);顺铂与丝裂霉素之间,以及阿霉素、卡铂、甲氨蝶呤之间相比均差异无显著性(P>0.05);长春新碱与上述5种药物相比均差异有非常显著性(P<0.01),而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显著性(P>0.05),见表2,胆囊癌细胞凋亡情况见图1。

3 讨论

近代肿瘤化学治疗开始于21世纪40年代,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药物代谢动力学,细胞增殖动力学和分子药理学等学科的发展,抗肿瘤化疗药物的生化机制和作用原理已得到了进一步的阐明。目前已有部分恶性肿瘤可经化疗治愈,如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Hodgkin病、睾丸肿瘤等。作为大部分晚期胆囊癌手术前后的辅助治疗及晚期肿瘤综合治疗的一部分,化疗在提高肿瘤的治疗效果,延长生存期及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等方面起到了肯定的作用。

胆囊癌属于对化疗不敏感的恶性肿瘤,而临床收治的患者往往已属晚期,无论采用何种治疗方案均有相当比例失败病例,因为临床医生在没有实验指导下很难做到准确选取有效药物。建立可靠的抗肿瘤体外检测方法,可以帮助临床医师选择有效的化疗药物,合理的设计治疗方案,提高治疗效果,避免无效药物所致的副作用,从而使化疗个体化。我们采用的原理MTT法,是利用活细胞内线粒体脱氧酶能将MTT转化为蓝紫色衍生物甲(formanzan)的原理来检测活细胞数目,产物甲瓒的颜色深浅与细胞数成正比。MTT法的特点是方便、快速,简捷及准确[2]。流式细胞仪药敏检测法,是在细胞悬液中加入碘化丙啶(propidium iodide,PI)进行染色,PI可进入细胞膜受损或死亡细胞内,与DNA特异结合,通过FACS流式细胞仪可检测出活细胞数,得出细胞的杀伤率。根据抗肿瘤细胞数变化,可计算出肿瘤细胞成活率,从而预测患者体内肿瘤细胞对抗肿瘤药物敏感程度。而本实验用两种方法,得出了较为一致的实验结果,胆囊癌细胞对DDP和MMC有较高的敏感性。按照化疗联合用药的基本原理,针对胆囊癌,我们应该以顺铂联合丝裂霉素运用,或者以顺铂和丝裂霉素为主再配合阿霉素、卡铂、甲氨蝶呤中的一种或者两种加以联合运用。

以药物治疗为辅助的综合治疗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目前个案的报道不少,但大宗的临床资料和系统的实验研究尚不多。目前胆囊癌的化疗效果不容乐观,可能部分归因于临床中,胆囊癌的化疗主要经由静脉途径。临床中尝试由经其他途径的给予化疗,如胃网膜右动脉置管入肝动脉,经皮下埋置注药泵,TACE经门静脉化疗等,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3],如:腹腔内灌注顺铂对预防和治疗胆囊癌的腹腔转移也有一定的疗效[4]。应当强调,本实验采用的药物浓度主要参考药物在血浆内的浓度,所用药物浓度并不能代表体内药物的实际浓度。另外,由于体外培养的细胞只是适应环境的部分细胞,而很少含氧细胞,故对药物的敏感性与体内结果仍可能有差异。体外药敏实验的实际意义就在于从目前可供选择的化疗药物中筛选出相对敏感药物,再配合合理的给药途径以达到使化疗方案个体化的目的[5]。

药物类论文:精神药物与口吃

关键词: 精神药物 口吃

口吃和其他语言表达形式异常是在应用某些药物时偶然能够见到的副反应,本文就所能够检索到的有关精神药物引起的口吃的病例报道及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对此类口吃的定义、特点、诊断及发病机制进行了探讨,同时也对易造成混淆的其他两种语言障碍—言谈阻滞(speech blockage)和构语障碍(dysarthria )进行了鉴别。

一、口吃的定义及鉴别

1.口吃 DSM-Ⅳ关于口吃的定义为:一种语言流畅性和节奏方面的障碍,以如下几种情况的频繁出现为特点:语音或音节重复,语音拖长,感叹声,词句破裂,有声或无声的阻断期,表达困难,讲话时身体过分紧张,以及单音节词的重复等。

口吃分为习得性和获得性(神经源性)两类。习得性口吃比较常见,多在儿童期或青少年期起病,常呈渐进性病程;获得性或神经源性口吃可在任何年龄阶段出现,为突然发病,且总伴有明显的脑功能损害,如脑中风、脑外伤、脑肿瘤等。一般情况下临床上比较容易鉴别这两种口吃:如果让习得性口吃病人重复朗读一段短文,会一次比一次读得流畅,当读到第10至15遍时,就能非常流利地把短文读下来。但当第二天让该患者重读这一段时,又会重复前一天的情形。这种现象称为“适应效应”。而获得性口吃则无此效应。习得性口吃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发开始的音节和词汇时尤为困难(如表现为重复或阻滞等),获得性口吃则不会或很少在发初始的音节时存在障碍[1]。

口吃直到最近几十年才被大多数临床工作者认为是一种与心因有关的障碍。虽然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口吃患者存在中枢神经系统异常的基础,但这并不能说明心理因素不重要,心理因素毫无疑问影响着口吃的病程、严重性和功能缺损的程度。个体和集体心理治疗、行为性语言矫正仍是目前治疗口吃最有效的手段[2]。

2.构语障碍 构语障碍患者明白自己想要说什么,但由于发音肌的虚弱、不协调或瘫痪而很难完成说话的动作。患者虽能发音,但这种歪曲的声音无法被人理解。构语障碍可以合并口吃,但二者通常比较容易进行鉴别[3]。

3.言谈阻滞 言谈阻滞通常指词汇记取方面存在问题,患者清楚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或感情,但不能找出恰当的词汇来应用。患者一旦记起所需要的词汇,就会毫无困难地用恰当的声音表达出来。口吃与言谈阻滞明显不同,口吃患者知道自己想要应用的词汇,但是难以不带有音节重复、声音拖长或其他口吃特点就将这些词汇表达出来[3]。

二、精神药物引起口吃的病例报道

本文共综述了23例由精神药物引发的口吃病例。所有的病例在停用有关药物后不久口吃即均消失,其中有7例还经过了双盲、安慰剂对照的重复验证,即在停用影响药物且口吃消失以后,再次给予原药物口吃又重新出现[3~4]。另外14例病人的口吃的出现和消失与相关药物的启用和停用相平行[5~8]。因此,足以能够证实这些口吃与药物的因果关系。Nernberg 等[5]报道的一例病人的口吃与吩噻嗪类抗精神病药物三氟拉嗪、氯丙嗪有关,为排除该病人的口吃为锥体外系副反应,作者应用了抗胆碱能药物苯托品,但未见效果。Alder 等[6]报道了两例同样由吩噻嗪类药物奋乃静和氯丙嗪引起的口吃,由于这两例病人在出现口吃的同时还都伴有静坐不能,于是作者应用了心得安,竟使两例病人的口吃和静坐不能同时消失。当停用心得安时,口吃和静坐不能又都出现了。McCall 等[8] 也注意到口吃和静坐不能同时存在的现象,并由此提出了这两种症状相关联的推论。由氯氮平引起的口吃也有两篇报道[4,7] 。三环类抗抑郁剂(TCAs),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舍曲林和氟西汀等也可引起口吃[8~10]。抗癫痫药物苯妥英、卡马西平,苯二氮类药物二钾氯氮、利眠宁,中枢兴奋剂匹莫林等,也有引起口吃的报道[3,5,6]。

三、精神药物引起口吃的特点

1.性别差异 一般人群中成年口吃患者性别比率男女之比为5:1。上述23例患者中19例为成年人,4例为儿童,成年患者中男女比例为8:7(有4例报道没有给出性别,4例儿童男女比例为2:2)[6]。因此,同一般人群相比,本资料提示由药物引起的口吃更多地出现在女性当中。

2. 口吃的特点 由精神药物引起的口吃,有的具有习得性口吃的特点,有的具有获得性口吃的特点。有影响作用的药物可能会使以往的语言模式重现,故过去有口吃病史的人(如50岁的患者在儿童或青少年期患过口吃)现在由药物引起的口吃会表现出习得性口吃的特点[3]。本文所综述的由药物引起的口吃大多数具有获得性口吃的特点。

3. 治疗口吃的药物 有的药物能引起口吃,但同时也能治疗口吃,神经阻滞剂就是这样一类药物。吩噻嗪类抗精神病药已被证明可以引起口吃,但也同时被用来治疗口吃。Menkes[11]等报道了一例同时患有口吃和精神分裂症的25岁男性病例,三氟拉嗪治好了他的口吃,也改善了他的精神病状态;有两次停用了三氟拉嗪,口吃均重新出现,充分证明了三氟拉嗪对口吃的疗效。甲硫哒嗪合并语言矫正疗法治疗口吃效果明显优于安慰剂合并语言矫正疗法;丁苯酰类抗精神病药氟哌啶醇治疗口吃效果最好,但存在易引起锥体外系副反应进而降低治疗依从性的不足之处[2]。

TCA类的氯丙咪嗪对口吃有治疗作用[12]。Stager等[13]对16例成年口吃患者用氯丙咪嗪或去甲丙咪嗪进行安慰剂单盲、药物双盲的交叉治疗,也发现两药物均有治疗口吃的作用,且前者疗效要优于后者,作者认为氯丙咪嗪的显著疗效来自于它对5-羟色胺再摄取的选择性抑制。属于SSRIs类的帕罗西汀也被成功地用来治疗口吃[12,14]。

四、 精神药物引起口吃机制的探讨

1.胆碱能机制 有研究者认为TCAs之所以能够引起口吃,可能与其抗毒蕈碱能作用有关[6,11]。Brady 等[3]对两例由精神药物引起的口吃患者运用拟胆碱能药物bethanechol 进行了双盲交叉试验,发现两例患者的口吃症状都得到了显著改善。Kampman 等[15]的另外一项研究用bethanechol对10例口吃患者进行双盲交叉安慰剂对照研究,发现有2例获得了显著而持久的疗效。这两项研究提示,在口吃患者中有可能存在一个对bethanechol敏感的亚组。

2. 多巴胺能机制 神经阻滞剂能够引起口吃的现象提示这种口吃可能与多巴胺有关,且是通过抗胆碱能机制而起作用的[6]。Menkes[11]等发现引起口吃的神经阻滞剂多为低效价药物,具有内在的抗毒蕈碱能活性,而很多用神经阻滞剂治疗的病人同时也在应用具有抗胆碱能作用的抗巴金森氏病药物,因此与锥体外系副反应的出现相类似,多巴胺/乙酰胆碱平衡问题可能也是精神药物引起的口吃的缓解和加重的机制。此机制可以解释神经阻滞剂既能引起口吃又能治疗口吃的现象。

3. 去甲肾上腺素能机制 由精神药物引起的口吃患者中有的同时伴有静坐不能现象存在,而有研究发现心得安能同时缓解这种口吃和静坐不能[6]。由此可以推测,去甲肾上腺素能机制在精神药物引起的口吃加重或缓解过程中起了一定作用。

4.5-羟色胺(5-HT)能机制 本文资料中由SSRIs引发的口吃患者共有6例,其中有3例同时伴发静坐不能,提示SSRIs较其他抗抑郁剂似更易引起静坐不能发生。Hamilton 等[10]认为SSRIs 使体内5-HT浓度升高,5-HT浓度的升高可能通过影响黑质—纹状体多巴胺能通路的功能而引发静坐不能,同样的机制可能也是引发口吃的原因,从而提示药物引起的口吃可能存在5-HT能机制。

五、结论

多种精神药物可以引发口吃,这种口吃患者的男女比例与普通人群中口吃患者的男女比例不同。一些能够引发口吃的药物在另外一些人身上又可以用来治疗口吃。精神药物引发口吃的机制,可能是通过脑内几种神经递质系统单独或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临床医师应及时对由精神药物引发的口吃进行识别和处理,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药物类论文:社区精神药物管理与精神疾病防治

作者:李丕水 柳花云 刘吉燕 【关键词】 社区;精神药物;管理;精神疾病

社区精神药物管理与精神疾病防治对社区医疗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重视和加强精神药物的管理可明显降低精神疾病的复发率、自杀率,减少意外事件的发生。所以,针对精神药物的药理特性,加强社区管理具有积极意义。

1药物管理与疾病复发率

社区精神病学知识的推广和防治网络的建立,使相当数量的精神病患者得到益处。我国有90%以上的精神病患者生活在社区中。由于社区人群综合素质及对精神疾病、精神药物知识的普遍缺乏,精神药物的管理便显得尤为重要。作者调查了100例在社区接受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多为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神经症),其中69例边治疗,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部分已经恢复正常工作、学习(病情稳定期3~5a);26例先后复发住院,2例走失,3例服毒自杀。在69例患者中有45例是家属管理药物,监督病人服药,其余为患者自行管理药物;26例复发患者中20例未能坚持系统用药,6例家属负责保管药物,与孙鸣洲[1]报道相近。

一项精神病患者因复发而返院的统计[1]中,81%的患者因病拒绝服药,自行减药、停药或不规则服药而导致复发(因药物副反应停药者45.5%,自觉病情恢复停药者51.5%,因精神症状停药者3%)。另外有19%的患者虽坚持服药,但因婚姻、家庭、工作等其他原因而导致复发。复发患者中75%以上是患者自己保管药物,25%由家属保管药物。

2 药物的滥用

广义的精神药物包括抗精神病药、抗躁狂药、抗抑郁药、抗焦虑药物,其中还包括一些巴比妥类及苯二氮艹[]卓类药物(部分甚至是二类精神药品)。精神药物主要用于治疗精神疾病,调整大脑功能,消除精神症状,恢复精神健康。由于该类药物本身的药理毒性,易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和并发症,甚至导致死亡。另外,精神药物中有一些具有催眠作用,极易被人们误用。随着社区服务工作、家庭病床的普遍展开、医药市场的开发、大中型药店的兴起、国家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管理制度的初步实施,极易在实施过程中出现滥用、乱用现象而导致某些意外的发生。

病例1:学生,因迫于学习压力,睡眠不好,在村卫生室购得阿普唑仑10片,由于没有遵从医嘱,一次性服下4片,致使该学生昏睡1天,急来我院就诊。

在社区此类事例时有发生,大多因患者不遵守医嘱,只按自觉症状到基层医务室、门诊、药店自购药品服用,极易发生意外。

3 药物与自杀

病例2:男性,患精神分裂症。自己保管药物,因与邻居发生矛盾,冲动之下吞服奋乃静100片、舒乐安定100片企图自杀,所幸抢救及时,未造成严重后果。

病例3:女性,自管药物,因家庭纠纷,吞服碳酸锂、阿普唑伦欲寻短见,幸发现及时,抢救脱险。

病例4:男性,患精神分裂症。病愈出院后上班,因承受不了同事对他的歧视,吞服氯丙嗪(50mg・片)100片,速可眠20粒,经抢救无效死亡。

此类病例3年来我院已接诊20余例,占中毒急诊的90%。 有一项关于社会群体自杀发生率的调查显示[2]:各种精神疾病引起的自杀占自杀原因的第二位,且以服毒方式自杀者占首位,达62%。

4 误服药物现象

在许多有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庭中,常常有因药物管理不妥、放置不当致使家属、儿童误服而造成意外的。

病例5:儿童,男性,3a。因家人不注意,致使该男童误服五氟利多2片(其母患有精神分裂症,常年服用),我院接诊时已处于昏迷状态 ,经抢救脱险。

病例6:女性。因感冒咳嗽,误把家里没有标签的奋乃静当作咳必清服用2片,所幸中毒量不大。

病例7:男性。因长期胃酸同时患有顽固性失眠,家中备有小苏打片、导眠能,因两药不易区分,一次误服8片导眠能而中毒,经及时输液、静推高渗糖方缓解。

此外,还有个别精神病患者因仇视社会、同事、家人而出现报复行为,将所用精神药物投放到食物或饮用水中,造成中毒事件的发生,对社会、家庭造成危害,应引起广泛注意。

5 讨论

资料显示:精神病患者出院后半年内如停止药物治疗,其复发率高达80%以上。笔者认为,为了加强对此类药物的管理,降低疾病复发率,减少意外的发生,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5.1 做好对精神疾病认识的宣传教育

应加强精神病患者的精神卫生知识和一般精神疾病症状常识的宣教,使他们对精神疾病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正确对待所患疾病给家庭、社会带来的不利因素。

5.2 帮助患者建立良好的心理屏障

精神病患者经过治疗,无论处于病情期还是恢复期,大多数患者患有严重的社会功能缺陷,在其潜意识里,总有严重的心理负担,担心社会地位受到歧视,甚至工作、学习、就业找对象等。对这些合理的精神负担应予以科学的解释,耐心细致的做好思想工作,增强防御机制和自我调节能力。适时的心理治疗对疾病的康复有积极的作用。

5.3 做好患者家属的宣教工作

对患者家属进行一般的精神卫生常识、疾病的性质特点、规律、复发早期的临床表现的宣教,可以使患者家属早期的、全面的了解患者的心理动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还可促进对患者的关心体贴,合理满足患者的合理要求,避免不必要的刺激,为患者创造出一个舒适、宽松的环境。

5.4 做好药品管理使用的宣教工作

精神疾病同其他病症一样,即使在症状缓解期,仍需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维持治疗,了解和把握药物维持治疗与复发的关系尤显重要。所以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有关药物知识的使用、保管是非常必要的。药品要单独放置,且儿童不易触及的地方,并标有名显的标志,有条件者最好能专人负责,不要同一般家庭常用药物混放。

5.5 普及精神卫生知识

提高社区群众的文化知识、精神卫生知识水平,正确对待精神疾病和精神病患者,避免歧视,并给予他们一个宽松的生活环境,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肯定他们的成绩和社会价值。社会精神卫生工作的开展,为精神疾病患者的未来增强了希望和信心,社区临床医生合理的指导应用,使药物副反应的发生率减少,有利于患者服药的依从性。这项工作可通过定期发放精神卫生书刊、随访服务、热线电话、技术指导和对基层医疗单位、农村卫生室、药店、社区服务网点有关人员定岗定期培训,普及药物知识、精神卫生知识,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精神卫生环境。

5.6 提高医、护、药人员的综合素质

加强专科精神病医院医护技人员的专业知识,开展有效的合理用药培训,建立健全门诊、住院病历和患者取药登记,严格规范药品处方使用和管理制度,发挥精神疾病防治的主力军作用,为社会主义文明社会的稳定、发展和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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