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公共产品;生产力;资源配置
轨道交通由于具有快速、环保、运能大等特点,已成为各大城市发展公共交通优先考虑的项目。据统计,我国现有20多个城市正在建设或规划建设地铁等轨道交通项目,在建线路总长度超过390公里,有1500公里线路正在规划建设中。轨道交通在给人们带来便捷舒适的同时,也面临着由于人、车辆、机电以及社会灾害等因素而导致的安全问题。
轨道交通的安全性,对城市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有必要从经济学角度对轨道交通安全问题作出一些思考。
1轨道交通安全的“公共产品”特性思考
“公共产品”是指具有非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产品。非竞争性是指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就是同一单位的公共产品可以供许多人共同消费,某些人对该产品的享用,并不影响他人的享用;排他性是指公共产品一旦提供给公众,不论何人都可以享用,任何人不得加以排斥。
安全属于社会秩序的范畴,是对人、对财产、对环境保护类的无形产品。轨道交通安全具有“公共产品特性”,表现在消费上不具有排他性,不会因一些人的“消费”而影响其他人的“消费”。但是,会因某个人或某一些人的不安全行为而导致安全这一公共产品的隐性短缺或显性短缺。例如,城市轨道交通安全,在没有形成事故以前,个人是“免费”消费着他人所制造的“安全”这一产品。但若个别人不遵守安全规程甚至违法犯罪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将会危及无辜,不仅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同时会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例如,今年7月份英国伦敦地铁爆炸;1995年3月日本东京地铁毒气;2003年2月韩国大邱地铁纵火;2004年2月莫斯科地铁爆炸、大火等案件,伤亡惨重,损失、影响巨大。
地铁公司作为企业,其力量毕竟有限,不可能无限制地承担这类公共安全的社会责任。市场取向的改革带来了发展和繁荣已被实践证明,但市场不是万能的。公共产品的特性导致市场失灵,使政府调节成为必要。关系到社会整体利益的公共交通安全问题,单个企业无力承担起全部义务,政府应当作为公共产品来供给。
公共产品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公共产品是指政府通过微观参与提供生产性基础设施。轨道交通的投资与建设可由政府部门负责,授权地铁运营公司以经营权,并将基础设施以租赁形式租赁给地铁运营公司,象征性地收取租赁费。由于轨道交通安全所具有的公共产品特性,决定了国有企业能够更好地完成相关任务。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主要是国家,国家比任何个人更有全局观念,更关注社会的均衡发展与民众的利益,能够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充分考虑社会效益。相对而言,非国有市场主体往往更注重经济效益,不愿意为承担社会责任而承受利益损失。因此,从轨道交通安全所具有的“公共产品”特性出发,经营轨道交通产业一般仍应以国有经济为主,有条件地允许一部分非国有经济的介入。
广义的公共产品除了基础设施外,还包括立法执法、反恐防暴、公共政策、各项制度安排等。针对地铁运营中可能发生的灾害性事故,需要政府向社会提供防治这些社会性灾害的公共产品。为保证轨道交通运行的安全,越来越需要政府提供如公共政策、政府规制等广义的公共产品。公共政策是政府实施调控和管理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可以为轨道交通各经营主体提供行为规范、基本准则和行动指南,并为广大乘客制定安全乘车的行为依据。政府规制作为政府的一种治理工具,意味着政府通过制定特定规则约束企业经营者的经营行为,也就是要约束因为个人利益最大化动机的过分膨胀而导致他人与社会公众安全利益受损。
在保证轨道交通安全问题上,政府的作用应当进一步加强,要根据需要和可能不断推进政策创新,保证公共产品供给的安全性。
2轨道交通安全的生产力特性思考
安全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物态和条件,还是一种具有经济效益的活动,是通过对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合理组织、控制和调整,以减少事故和降低事故损失,达到人、技术、环境的最佳结合,间接促进了经济增值的一种活动。安全活动既具有自然属性,又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下进行的有目的的活动,它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同时,还受到社会生产关系的影响,因此,安全具有生产力的特性。
生产力是生产能满足人类需要的有用物品的能力。轨道交通安全具有生产力特性,一方面是指它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具有一定的社会和经济属性,由于轨道交通安全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已成为影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轨道交通安全状况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从一定程度上讲,轨道交通安全程度是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
生产力是由人的要素和一系列物的要素结合而成的有机体系,轨道交通安全也是受到人、车辆、机电等人的和物的因素的作用。近年来,国内外轨道交通事故分析证明,这些因素是导致轨道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从人的因素看,既有因乘客未遵守安全乘车规则所导致的事故,也有因为工作人员职责疏忽而引发的险性事故。从物的因素看,车辆、轨道、供电、信号等故障都可导致事故的发生。
生产力反映的是人类的劳动能力,生产力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类劳动能力的发展,是人类科学知识、实践经验、操作技能和社会结合能力不断累积和提高的结果,因而人是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
统计表明,几乎每一起重大事故都与工作人员的基本素质有关,所以抓运行安全首先要抓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训包括法制教育,技术教育,安全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使工作人员牢记“安全第一”的运营准则,任何时候都不能心存侥幸和麻痹大意。
迅速的反应和正确的措施是处理紧急事故和灾害的关键,只有增强员工对突发性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才能把事故与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为了保证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除了加强对员工的安全思想教育,还必须进行事故应急处理模拟演练,逐步提高各有关专业和工种工作人员的应变能力、协同配合能力和对事故的综合救援能力,达到锻炼员工队伍的目的。
为了提高轨道交通的运营安全和运输效能,提高生产力水平,还必须抓住其他车辆、轨道、供电、信号设备等一系列物的因素,因为这些因素都直接关联到列车的安全运行,必须引起建设和运营企业的高度重视,采取相应对策。
生产力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能力的发展,而人的能力的发展又归根结底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通过革新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扩展新的劳动对象、提高劳动者素质和促进管理的科学化等多种途径,被运用于生产过程,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取决于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的作用渗透于轨道交通安全的每一个要素,离开了现代科学技术的综合应用,安全运营就不可能得到强有力的保证。首先要用科学技术促进人员素质提高,用科学的理论和正确的思想观念教育广大员工,使他们掌握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工作方法,掌握岗位所需的科学知识和技能。其次要提高车辆等装备的科技含量,用新技术、新设备提高运营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其中采用自动化程度高、安全性能好的系统设备,是提高运营系统安全性的重要基础。现代城市中,地铁是人流最为密集的公共场所之一,其可靠运行是地铁安全运营的前提条件。把这些机电设备纳入统一的智能化的管理,通过自动化系统对这些设备进行科学高效的监控管理,是确保地铁内安全的关键因素。
3轨道交通安全的资源配置特性思考
满足人类欲望的物品可分为“自由物品”和“经济物品”。“自由物品”是指人类无需通过努力就能取用的物品,如阳光、空气等,它的数量是无限的;“经济物品”是指人类必须付出代价方可得到的物品,即必须借助生产资源通过人类加工出来的物品。相对于人的无穷无尽的欲望而言,“经济物品”或者说生产这些物品的资源是不足的,稀缺的。从经济资源稀缺性的事实出发,就产生了资源配置的问题。
轨道交通安全属于“经济物品”,它是通过政府、企业、乘客和车辆、轨道、控制系统等一系列因素相结合而生产出来的。社会资源是有限的,社会对安全的投入受到客观经济水平的限制,它的数量不是无限的,如何在有限的安全投入下,获得最大的安全效益?这使轨道交通安全具有了资源配置的特性,即必须在现有的条件下,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最大限度地增进轨道交通的安全,实现最优化。
安全资源配置是安全活动与安全产品生产之间的资源配置比例和安全活动各环节之间的资源配置比例问题。可以这样认为,轨道交通的设计和建设属于安全产品的生产,而轨道交通的运营则属于安全活动。
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可控资源是一定的,这些资源一部分配置在产品生产上,另一部分配置在安全活动上。产品生产与安全活动之间的资源配置比例决定着生产与安全之间能否协调统一,决定着轨道交通安全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所以,在安全资源配置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安全资源配置问题首先要解决多少资源配置在产品生产上、多少配置在安全活动上,安全资源配置应该以最优化作为配置效率的标准,以实现安全产品生产与安全活动的协调统一。
过去,政府或企业抓轨道交通安全基本不介入轨道交通建设项目,只是在投入运营后承担起安全监管或实施工作,将安全资源倾力投在运营中,这是不合理的配置方式。实践证明,运营环节能否正常和安全,和前期的方案论证、设备和信号的选型、以及设计和施工环节具有前因后果的关系。因此,在轨道交通建设、开通运营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一体化”经营的优势,在设计、建设、运营中,有效实现安全资源的合理整合,通过运营部门全过程参与新线的设计、建设和调试,将运营现场的经验与实际问题带到设计工作中,使设计充分考虑运营安全的需要,将安全的关口前移到设计、建设阶段,把对事故的事后的弥补转变为事前的主动控制,使安全资源在安全产品生产和安全活动中得到合理配置。
这些案件的发生，说明在有些财政部门内部管理已管理分散，安全隐患较大。
制度是管理的基础，也是约束行为、防范风险的重要屏障。制度缺失或执行不力，是一些地方在财政资金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另一重大问题。包括财政的内部控制制度，财政与银行之间对账制度、相互制约机制和机制都不健全，漏洞较大;岗位培训制度、岗位轮换制度和岗位素质教育制度等相关管理制度也都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此外，由于人员配备不足，财政国库机构和乡镇财政所在内部管理上存在一人多岗、岗位交叉的现象，一些关键环节和重要权限集中在个别人员手中，少数单位未对支付印鉴实行分人分印管理，定期对账制度流于形式，或者根本就不对账，密码不密，形同虚设，财政资金运行的各项内控机制无法完整落实，给财政资金安全留下很大隐患。
财政专户过多、重复设置、管理分散，安全隐患较大。专户资金仍然采用传统的实拨方式，管理链过短，少数地方至今还没有落实财政专户归口国库部门统一管理的要求，更是增加了资金运行风险。湖北潜江市财政局和张金镇财政所,之所以选择财政专户资金和财政代管的单位资金作案，正是利用了财政资金管理制度上的漏洞。
摘要:城市轨道交通安全对城市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从经济学角度考虑，轨道交通安全具有公共产品特性、生产力特性、资源配置特性。因此，要把轨道交通安全和城市发展协调统一起来，以达到安全效益的最佳状态。关键词:公共产品;生产力;资源配置 轨道交通由于具有快速、环保、运能大等特点，已成为各大城市发展公共交通优先考虑的项目。据统计，我国现有20多个城市正在建设或规划建设地铁等轨道交通项目，在建线路总长度超过390公里，有1500公里线路正在规划建设中。轨道交通在给人们带来便捷舒适的同时，也面临着由于人、车辆、机电以及社会灾害等因素而导致的安全问题。 轨道交通的安全性，对城市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有必要从经济学角度对轨道交通安全问题作出一些思考。1轨道交通安全的“公共产品”特性思考 “公共产品”是指具有非竞争性和排他性的产品。非竞争性是指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就是同一单位的公共产品可以供许多人共同消费，某些人对该产品的享用，并不影响他人的享用;排他性是指公共产品一旦提供给公众，不论何人都可以享用，任何人不得加以排斥。 安全属于社会秩序的范畴，是对人、对财产、对环境保护类的无形产品。轨道交通安全具有“公共产品特性”，表现在消费上不具有排他性，不会因一些人的“消费”而影响其他人的“消费”。但是，会因某个人或某一些人的不安全行为而导致安全这一公共产品的隐性短缺或显性短缺。例如，城市轨道交通安全，在没有形成事故以前，个人是“免费”消费着他人所制造的“安全”这一产品。但若个别人不遵守安全规程甚至违法犯罪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将会危及无辜，不仅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同时会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例如，今年7月份英国伦敦地铁爆炸;1995年3月日本东京地铁毒气;2003年2月韩国大邱地铁纵火;2011年2月莫斯科地铁爆炸、大火等案件，伤亡惨重，损失、影响巨大。 地铁公司作为企业，其力量毕竟有限，不可能无限制地承担这类公共安全的社会责任。市场取向的改革带来了发展和繁荣已被实践证明，但市场不是万能的。公共产品的特性导致市场失灵，使政府调节成为必要。关系到社会整体利益的公共交通安全问题，单个企业无力承担起全部义务，政府应当作为公共产品来供给。 公共产品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公共产品是指政府通过微观参与提供生产性基础设施。轨道交通的投资与建设可由政府部门负责，授权地铁运营公司以经营权，并将基础设施以租赁形式租赁给地铁运营公司，象征性地收取租赁费。由于轨道交通安全所具有的公共产品特性，决定了国有企业能够更好地完成相关任务。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主要是国家，国家比任何个人更有全局观念，更关注社会的均衡发展与民众的利益，能够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充分考虑社会效益。相对而言，非国有市场主体往往更注重经济效益，不愿意为承担社会责任而承受利益损失。因此，从轨道交通安全所具有的“公共产品”特性出发，经营轨道交通产业一般仍应以国有经济为主，有条件地允许一部分非国有经济的介入。 广义的公共产品除了基础设施外，还包括立法执法、反恐防暴、公共政策、各项制度安排等。针对地铁运营中可能发生的灾害性事故，需要政府向社会提供防治这些社会性灾害的公共产品。为保证轨道交通运行的安全，越来越需要政府提供如公共政策、政府规制等广义的公共产品。公共政策是政府实施调控和管理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可以为轨道交通各经
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为各国发展开放经济带来动力，与此相伴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当代国家安全的威胁因素在增多。在传统国家安全战略中，经济安全的地位在上升，以经济安全为主要内容的非传统安全观成为各国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不过，对于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安全的含义是有区别的，这是由各国国情、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决定的。随着国际力量对于国家的影响日益深入，经济安全的范畴也不只停留在国家间的经济实力的竞争方面，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经济安全首先界定为国内经济问题，认为经济的不安全成为重要的国内政治和经济事务，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在于国内的经济力量。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当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渗透到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决策过程，影响着国家间的传统政治关系时，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政治的前沿领域，把经济因素引入到国际政治领域来探索全球化日益发展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里的国家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就字面来讲是国家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之义。本文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发展阶段。
1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
国家作为安全主体，所致力维护的是构成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安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维护这四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政治。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首先是确保国家主权的安全，这也是传统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传统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2相互依存理论的经济安全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增多，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增加。国家的军事安全、国家权力受到了来自经济安全的挑战。围绕着国家与市场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证分析中拓展研究路径，使得经济因素在传统安全中与政治因素一样具有重要的国际关系层面的战略意义，非传统安全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上升到政治和外交的高度，在非传统安全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安全受到普遍的重视。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经济竞争加剧，使经济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关注的首要问题。
关键字：建筑，安全，经济学
据统计，由于各种事故，我国建筑行业每年夺去近两千条人命。施工事故带来的经济损失，造成的社会影响，是人们有目共睹的，同时伤亡和损失是无法逆转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非常迫切地从不同角度来研究建筑安全的原因。 1、一般均衡论对建筑安全的分析
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论一直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中占统治地位，它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一般均衡论，既多个产品市场在价格引导下的同时出清的理论，无论在宏观经济学还是在微观经济学中都是基础的理论，在建筑安全的领域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应用。从时间上分析，建筑安全利益一般经历负担期―――微利期 持续强利期 利益萎缩期 无利期的阶段循环。
从建筑安全的作用对象上看，建筑安全的目的首先是避免或减少人员的伤亡及职业病；第二是使设备、工具、材料等免遭毁损以及保障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维护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三是消除或减少环境危害核工业污染，使人的生存条件免遭破坏，促进人类整体利益的增大。从经济的着眼点看，建筑安全具有两项主要功能：一是避免与减少事故的经济损耗和损失；二是，维护生产力与保障社会经济财富增值的双重功能和作用。
最适建筑安全：建筑安全系统的功能与社会经济水平的统一，与科学技术水平的统一，在有限的经济和科技能力的状况下，获得尽可能大的建筑安全性。人们对建筑安全度的要求是尽可能地提高以使建筑安全投资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和潜在的经济效益，应在经济能力允许的条件下适当地考虑提高建筑安全投资量；要大幅度地提高系统建筑安全度和建筑安全的总体效益，其根本出路是依靠科技进步，采用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提高人的建筑安全意识和技术素质，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最大的投资额。但考虑到建筑安全是“功能产品”：具有建筑安全条件、健康保障减损和免害的功能，还应该考虑事故与建筑安全的独特性。
3、对策论在建筑安全理论方面的分析
由于对策论的推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代对策论为经济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是进入当今主流经济学的钥匙和必经途径。1994年三位对策论专家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人们都能看到用对策论重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趋势，并且对策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用著名经济学家克雷普斯（Kreps.D.）的话来说，没有掌握对策论的经济学家不能算真正的经济学家，而只能在当代经济学殿堂的大门外徘徊。
从经济学本身发展的角度来说，由于对策论对经济行为从效用最大化拓展到效用均衡化，经济对策论在刻画人的行为方面所提供的方法的精确性，远远超过了其他方法。这就正好抓住了经济系统研究最关键问题的本质，该学科用于研究经济问题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也就不言自明了。
在现实世界，建筑企业在对建筑安全投入进行决策时存在的问题会更加严重。通常不仅是两个建筑公司的竞争，而是更多的家建筑公司之间的竞争，从而更难达成合作协议，仍然难以避免上述现象的发生。这时唯一的解决的办法就是外力的干涉，建立专门的建筑安全生产监督机构。在表1左上角均衡下，建筑企业可以获得与非建筑安全世界同样的利润。
4、政府经济学在建筑安全方面的分析
政府决定一经形成，就有强制贯彻的效力，也就是说必然影响现实的经济。于是政府决定的形成过程是否符合效率资源配置的一种机制。政府决定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它不可能像上述抽象模型那样去决策，而是要分析现实的机制，看他是否大体符合效率原则，是否可以进行某种改进。
对实际的状况的调查研究发现，发生事故后大部分的事故损失并非由企业承担，而是雇员及其家庭，以及社会共同承担。但是这种损失的转移，使事故的成本不进入企业的利润损失核算中。这样就会造成企业决策者对建筑安全投资的决策，在仅仅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指导下进行，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则建筑企业建筑安全投入的积极性是有限的，并常常处于亏欠的状态。
5、结论
建筑安全生产工作涉及人民群众生命和国家财产建筑安全，其不再仅仅是死不死人、伤不伤人的问题，而是转变为真正的以人为本、全面关注每个劳动者的职业建筑安全健康上来。劳动者不但要求生命的保障，还对舒适的工作场所和生活环境、职业病防治等方面提出了需求，这是人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安全生产是一门科学，有其特有规律性，本文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使其市场与现场的关系更加紧密，从决策的角度研究建筑安全理论。
参考文献：
[1]威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七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2]建筑安全经济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意识形态 理论 我国意识形态 安全
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体系对我国意识形态产生安全影响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学与政治管理的双重概念变革，在贸易往来的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费用才是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的管理范畴。新制度的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与国家政治管理的相结合，因为不同国家的政策制度产生了矛盾的影响。为了实现我国意识形态的现状对于国家和社会未来的计划实施进行铺垫和部署，必须进行满足适应社会发展的经济策略实施，以此来满足社会进步发展的需求。新制度经济学试图将适应我国国情的传统的意识形态规则打破，进行自由的重组。但是，这以此来满足时代进步的发展要求。本文针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并且结合我国的意识形态进行安全的考量，希望能够充分的结合时展需求进行全面的改革创新。
一、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概念
新制度的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概念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在此本文进行的分析是针对新制度与政治管理和自由执行能力的融合总结。
首先，面对新制度的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的实现，必然要经历困难和挑战，在深入的政治管理层面上来观察新制度下的经济学概念，不难发现在这种制度的监督和执行条件之下，就必须满足人们自身利益的基础保障。新制度下的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在运行的过程中，起初还是从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式中提取出来的，因此存在许多不适用于我国社会体系的问题。资本主义的基本性质还是影响了这种经济学理念的融合。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的基础概念，就是执行自由形式的市场经济活动模板，实现经济结构成为私有化的基本理念。根本的思想指导观念就是实现民主的私有权归属，能够坚持自我主导的形式进行传统经济改革。
还有，针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计划目标进行观察，不难发现盲目的追求自由之风，会给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性质发展带来难题，引导了不正确的价值观走向。
二、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与我国现行的意识形态存在安全矛盾
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在普及的过程中，明显的与我国现行的意识形态存在安全的矛盾。首先，能够发现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念与马克思的思想理念是背道而驰的。新制度的经济学意识主要是倾向于缩减成本的考量，而忽视了经济贸易交往的其他环节。在进行经济贸易收益的过程中，要讲求适合社会政治宏观调控的具体措施，保证国家的意识形态能够在有效的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执行下充分的发挥它的作用。新制度下的经济学理念是单一的，不能够整体上适应世界的发展，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不能沿用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只有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再进行对历史发展的经济体系建立进行总结，才可以完善经济学的管理手段，进而实现对不同国家的不同监管作用。新制度下的经济学角度，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意见，全盘否定的态度具有局限性，对于我国社会的市场经济发展非常不利。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模式就是实现经营私有化的转变。进行经营私有化的转变，充分实现适应时代经济发展的需求，但是也不可否认的存在改革上的问题，那就是将个人利益摆在制高点上。这种价值观的树立是不和谐的，不能够充分的实现对现实社会的经济管理，只能造成完美化的想象，而没有充分实现体系的构建。
还有，经济制度关乎着国家的政治发展，在新制度的经济学表象中，能够清晰的观察到关于政治管理的弊端。新制度的经济学理念追求的是表面的民主，但是实质在形式政治管理的过程中已经丧失了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经济管理体系。
三、积极面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挑战维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为了积极的应对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带来的安全隐患问题，进行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防范是不可缺少的工作重点之一。
首先，要严格遵守一党一国制度，实现坚持以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制度进行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坚持党的领导方针下进行有效的经济贸易往来合作，实现全面的政治经济统一化管理。坚持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方针政策进行市场经济的管理，能够充分的实现我国发展进步的要求。坚持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目标实现，也是提升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渠道。
其次，面对新制度的经济学模式，应该坚持维护我国社会的发展需求路线，不断的完善现有的政策方针实施，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的发展。在新制度的经济学意识形态理论侵袭下，还要保证我国原本的意识形态，充分的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达成，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保证经济的良好发展。
还有，就是对于我国社会现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式进行鉴定的维护。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方针政策，保证我国的经济运营模式与意识形态不发生改变，坚持走适合我国社会发展的道路。为我国社会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时刻为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做努力，积极的贡献市场经济力量。
新制度的经济意识形态理论推广，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我国的经济政治管理体系。进行精密的推敲后，摒除不良观念的经济学理念，才能够丰富我国整体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保证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下进行发展和改革。
参考文献：
[1]魏崇辉.两种意识形态理论的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一个分析框架构建的初步尝试[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0.
【论文键词】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当展经济学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凸现,并成为鱼需解决的主要议题。为此,一些经济学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和研究方法。
1早期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相关论述
20世纪50～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独立之路后,谋求经济的发展以捍卫经济和利益成为其首先面临的重要任务。发展经济学理论受命于危难之际,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己任,试图通过揭示经济发展的途径和规律,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在研究该论题的过程中涌现出众多的理论观点和流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不同程度地蕴涵着有关经济安全的理论分析。在这一时期的理论纷争中,许多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发展理论的同时也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研究。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学者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不安全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明显的刚性结构,这种结构刚性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结构方面,为了克服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受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在制定经济计划和推进工业化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学家丁伯根等曾详细论述了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政府主导下践行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以资本积累等核心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为驱动力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才能更好地维护经济自和经济利益。因此,在本国经济资源、尤其是储蓄和资本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引入外资,通过利用外资弥补资本不足的缺陷。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曾就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的必要性进行了相当经典和深入的分析,其中心论点是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需的资源投入与国内有效供给之间存在的缺口只有通过引入外资才能得到有效填补。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活动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资本积累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改善当地的就业水平,从而增加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普遍沿袭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实施了以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滞后急需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变革和重大结构调整的现实,上述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和措施,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如建立了独立的、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增加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注重通过引入外资为民族经济发展服务。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大量的外资涌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促进了其国内经济发展和增长,并使经济的自主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唯工业化的理论和战略在总的经济绩效尤其是经济安全方面却收效甚微,不仅没有达到改变结构刚性的预期目标,反而恶化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局面,从而严重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并且前者对后者的资金、技术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依赖性也在不断加大,经济安全问题不断凸现并且深深困扰着发展中国家。
2早期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局限
发展经济学的终结目标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维持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各国经济相关度相对较低,其时,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制于冷战格局,从而使进口替代的保护政策和内源式的经济增长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之相应,发展中国家开始从自身条件出发研究经济问题,逐渐形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并一度成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实践最受欢迎的显学。与增长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制度主义理论等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为范本进行的空洞说教和令人沮丧的结论相比,发展经济学的根本特征在于能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不再以西方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基本完成的工业化为背景和依据,深刻地认识和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因此其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构想,即使不能完全满足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实践的需要,至少也为满足这种需要提供了现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其时,虽然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己开始涉及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但是,在解析经济安全问题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
2.1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忽视
冷战的终结为蓄势已久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相当程度上,经济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既往通过进口替代“自力更生”维护经济安全的思路陷入困境。尤其是国家间经济相关度的迅速提高使发展中国家对外部市场和世界整体经济环境的依赖日益加大,对外部因素可能导致的经济风险和危机的敏感性也明显增强,而其本身在资本积累、市场环境、制度设施、技术构成等方面的总体劣势使其脆弱性日益凸现,如何规避风险、顺利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不因噎废食,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换言之,如何维护本国经济安全从而确保自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顺利发展是当前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当务之急,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和波动促使这一历史课题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关键环节。但是,面对研究对象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却仍以民族国家为限,忽视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经济的影响,这种脱离实际的研究理路使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难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安全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由此导致其理论价值的削弱甚至一度走向了衰落。对此,著名经济学家.PKrumgna提供的解释是形式化分析模型的滞后。实际上这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究其实质,原有分析模型滞后的关键在于外部环境的彻底改变。由于原有的精制模型本身或多或少地受困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数理统计与数学模型,从而导致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无法继续利用相对封闭的研究体系阐释开放环境中存在的重大的经济问题并陷入理论的困境。
2.2对经济安全问题的深入研究明显不足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外部问题已不再是资本的匾乏,而是如何因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及时地抓住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发展契机,顺利地融入这一进程并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的平衡。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正视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虽然认识到经济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并对一些具体领域的安全环境和战略等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和分析,但始终没有根据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与之相应,对其做出的理论回应和解释也相当有限和贫乏。
【关键词】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产业竞争力
1.引言
20世纪90年代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进一步深化。经济全球化代表着社会分工的高度发展，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优化配置，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经济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融入经济全球化当中，既为一国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市场和机遇，也让其幼稚产业暴露在激烈的全球化竞争当中，甚至威胁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产业安全方面的威胁更加凸显，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对外经济开放的条件下提出来的，是指一国产业在对外开放时保持持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保持本国资本对本国产业主体的控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处于产业劣势的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产业遭受着来自发达国家产业竞争的冲击，越来越多的外资和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甚至出现外资垄断的情形。经济全球化并不像鼓吹者宣扬的那样，让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协同发展，反而使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只有关注产业安全问题，采取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谋求发展，为我国产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经济环境。
2.国内外关于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
随着对外政策逐渐放开，我国产业安全的状况愈发让人担忧，产业安全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虽然我国一直保持逐渐放开的对外开放战略，但受到的外来冲击越来越大，这也使得政府和理论界对产业安全的关注程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只是在对外开放程度逐渐加大的同时，我国产业安全问题更加凸显，只有具备产业安全的思维、理论和战略准备，才能确保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国内产业安全的研究时间较短，很多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见解，研究呈现百家争鸣、各持一词的现象，国内研究中出现了较多的概述类文章，为厘清产业安全研究思路和展望未来研究方向，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何维达、潘玉璋和李冬梅[1]（2007）系统回顾了我国产业安全的背景，产业安全理论和产业安全研究现状，从产业安全定义、成因、产业安全评价和产业安全调节四个方面进行总结，认为产业安全定量化的评价，以及产业安全预警系统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内容。李孟刚[2]（2006）在梳理了以往产业安全研究后，运用合向创新法构建了产业安全理论体系，比较分析了影响产业安全的各种因素，基于产业经济学理论提出产业安全研究路径和理论模型。赵惟[3]（2005）从产业安全理论和概念为主线，对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问题进行综述。金成晓、余志刚和俞婷[4]以中国加入WTO的时点为分界，分两个阶段综述国内产业安全的研究，并指出了目前产业安全研究出现的几个趋势。以上是对国内产业安全研究的综述的主要文献，专门综述国外产业安全研究为主要的产业保护手段。具有代表性的是高德莱提出的保护贸易理论模型，认为国际贸易绩效对本国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关于国外产业安全研究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为假设前提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得到了发展，布兰德、斯潘塞、克鲁格曼等人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不同于以往的自由贸易学说，强调政府适度干预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主要包括利润转移理论[5]和外部经济理论[6]。斯潘赛[7]（1980）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应该扶持产业的论述更为详细，总结了扶持产业应具有的特点。科特勒的产业吸引力因素理[8]对于选择贸易政策扶持的战略性产业也有参考作用，总结了产业竞争力因素。除了国际贸易研究领域，产业经济学的诸多学者也对产业安全问题进行了研究。迈克尔·波特[9]（2004）人称“竞争战略之父”，对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有丰富的研究，他的“砖石模型”、“五力模型”和“三大战略”是有关产业竞争力研究的经典理论。
4.我国产业安全隐患
4.1 我国产业布局分散
我国行业的地方支持明显，也存在严重的地区封锁现象，大多数国内企业都只在一个省市周边发展。相反外资大型企业遍布我国各大城市，如今正在向二、三线城市发展。
4.2 本土化优势正在失去
本土优势是我国企业优于外资企业的天然优势，任何地方都有其长期存在的文化和消费习惯。但如今，外资企业除了大量聘用中国员工外，还积极任用中国高级管理人员对中国区域进行管理和规划，我国企业的本土化优势正在失去。
4.3 竞争环境不公平
在以往吸引外资的政策导向下，我国实行了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这种“超国民待遇”使我国企业竞争环境不再公平，如今已得到改变。外资企业利用其规模优势，压低生产商价格，并利用资金优势是价格低于成本进行恶性竞争。
4.4 产业安全保护政策和措施不完善
由于以往对产业安全不够重视，我国企业没能得到较好的保护和发展。如今我国对产业安全问题有了足够重视，取消了外企的“超国民待遇”，但相关产业保护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刚刚开始，尚不完善，可以向国外产业保护学习借鉴。
5.政策建议
没有绝对的贸易保护，也没有绝对的自由贸易，以西方为代表的许多国家对产业安全研究与实践由来已久，其思想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重商主义，普遍认为对重要产业以及幼稚产业进行保护非常有必要，并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一整套产业保护及防范体系，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第一，尽快出台反垄断法，设立跨国并购审批机构，制定幼稚产业保护条例，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防止外资控制我国产业的有效手段是制定反垄断法，以此来规制跨国公司的活动这样既可以促进我国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第二，科学理智地把握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政策，正确处理开放和共赢的关系当前既要努力扩大开放，积极引进外资，加快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战略重组的步伐，不断提升我国产业的规模和水平。
第三，优化外资产业投向引资政策以新兴产业为依托，以战略性产业为重点，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因此，我国应根据自身资源和要素供给特点，以及本国产业发展现状和本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优化我国外资产业投向引资政策。
参考文献：
[1]何维达，潘玉璋，李冬梅.产业安全理论评价与展望[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7（24）：92-97.
[2]李孟刚.产业安全理论研究[J].管理现代化，2006（3）：49-52.
[3]赵惟.国家经济安全与产业安全研究综述[J].首都经贸大学学报，2005（3）：25-27.
[4]金成晓，余志刚，俞婷.我国产业安全研究的历史与发展动态评述[J].财经问题研究，2010（7）：26-32.
[5]James Brander.A strategic Trade Policy[J].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5，（3）：1395-1455.
[6]Akanmatsuk.A hia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TheDeveloping Econmies，1962（1）：45-56.
[7]Bruce Zagaris.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M].U.S.ApraegerPublishers，1980：78-84.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