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美国经济的起落相伴随
1996年12月30日，美国《商业周刊》首次提出“新经济”概念。1997年2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以官方语言确认了新经济和知识经济的概念。虽然目前国际上对何为新经济并无统一认识，但综合有关学术资料，可以初步将新经济归纳为：新经济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以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7大高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其核心是观念的创新、运行模式的创新和技术创新等。新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技术样式，其对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发展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高新技术的运用带来劳动生产率的较大提高，弥补了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抑制了通货膨胀，从而减弱了经济增长、通货膨胀间的关联度。
其次，企业利润、信贷和投资成为新经济的重要支撑点，而高科技产品的特点决定了企业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可迅速进行投资战略调整，增加应对市场供求的灵活度。
第三，通胀率和物价水平被控制在较低范围，从而弱化了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的效能，且政策时滞较前拉长。
第四，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诸多因素有效结合，提高了传统产业及其产品的高科技含量，并使传统经济的生产、运作、管理模式出现新的变化，较有力地促进了传统产业的发展。
新经济的迅速成长，极大地推进了美国工业制造部门、服务部门和流通部门的发展。1990年到1998年的8年时间里，美GDP增长了26.7%.其间，电子和电力装备产业产值增加了224%，机械工业增加了107%，商业服务、通讯、流通和交通产业产值的增幅亦均在42-68%之间。2000年，美国GDP达到99657亿美元，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上升到31.54%.2001年，持续增长近十年的美国经济开始出现周期性调整的迹象，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在此影响下，作为信息产业经营状况晴雨表的纳斯达克指数出现急剧波动，高新科技企业利润下降、库存增加，企业裁员、倒闭现象急剧上升。而“9·11”事件的发生则使美国经济雪上加霜，导致股市再次暴跌，缩水达65万亿美元，其中在股市重开的第一周，纳指就下跌16.1%.美国经济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创击。但是，“9·11”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经济，其中包括新经济即出现反弹势头。2001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由第三季度的负1.3%摸底回升至1.4%，全年经济增长1.3%.进入今年以来，美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即攀升到5.8%.美国总统布什年初宣布“美国新经济依然健在”，并且预计在未来11年内，美国劳动生产率可年均增长2.1%，与整个90年代相同。业内专家评称，各种迹象显示，新经济依然生机盎然。
二、存在即合理？
对新经济，褒之者有，贬之者亦有。贬之者以新经济缺乏存在与发展的科学理论为由，将其列为后工业时代的一种泡沫现象而难以为继。“9.l1”事件后，这种持否定的论调更是甚嚣尘上。但是，从新经济兴起以来的十年进程综合分析，新经济的确具有较为广泛而牢固的理论基础。
从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发展原则来看，分工可以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而分工所能达到的程度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市场规模的大小则又取决于市场交易的成本。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使市场规模扩大，分工更趋细化与合理，经济效率大幅度提高。此外，根据熊彼特所提出的著名的“创新理论”，新经济绝不仅仅是个技术概念，它不简单等同于技术上的发明和应用，新经济之所以发展迅速，一个重要原因是它通过信息、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等的广泛普及，创造了包括技术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在内的新的经济运行体制和组织管理体系。
从迈克尔·波特的管理学理论来分析，新经济的蓬勃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大大降低了产品成本；高新科技的运用使产品和服务更加丰富多彩，可以满足消费者千差万别的需求，企业更加容易利用差别化赢得比较优势；微电子、软件与网络等高新科技产业的巨大发展要求进行大规模生产，实行高度分工协作，产业聚集成为必然，并且上升为加速经济变革的一种工具。
三、前景令人看好
虽然美国新经济尚未走出阶段性调整，但是可以预计，新经济依然令人看好，其发展前景广阔。
1、十年来推动美国新经济成长的现实条件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革命。虽然信息产业在去年底出现了阶段性调整，但美国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却为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了持久而强劲的动力。与历次美国经济衰退不同的是，美国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受到严重创伤，依然保持连续增长，现仍维持在5%的水平。这表明，无论是在新经济的繁荣期还是调整期，技术革命创造的高水平劳动生产率依然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二是，经济全球化浪潮。尽管经济全球化引发了新一轮的南北矛盾，但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运动的客观现实无法回避。在当前形势下，国际商品、资本流动、信息技术扩散和国际化经营继续得到发展，欧盟、北美、东亚等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稳步向前推进。经济全球化已使以信息产业为中心的新一代工业体系出现新的变化，全球生产力要素组合与生产力布局出现新的特点，在全球化浪潮中，企业正加紧进行结构调整，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市场制度与企业制度的创新亦正在加速进行。经济全球化不仅使美国企业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中占据有利位置，而且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将自身优势与国外广大市场和廉价劳动力进行利润最大化的“合理配置”，谋取了巨额经济利益。
2、新经济为美国成功实现产业结构大调整，赢得先发优势创造了牢固的物质基础，美国将会继续从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美国信息技术革命最初得益于80年代里根和老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减税大大减轻了企业负担，增强了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新经济的全面发展准备了条件。目前，布什政府正面临使美国经济摆脱低迷和推动经济全面增长的双重任务，其在经济政策上沿袭了共和党“务实”和“自由放任”的传统特征，这将为今后新经济的走强注入巨大活力。布什政府以“里根经济主义”为依据，再次提出供给学派理论，认为生产和供应能创造需求，自行调节经济。主张削减联邦政府权限，弱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其中包括减少对作为美国经济基础的私人企业的干预，政府依靠企业进行决策，不断扩大私人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应有作用；实行大幅减税；限制货币供应量等。去年，布什政府已向国会提交了10年减税1.6万亿美元的方案，该方案将有助于政府扩大预算盈余，刺激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此外，美国政府为有效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还在政策、法规制定，人才培养，资金投入与科研部门协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营造了有利的政策环境。
此外，90年代以来的企业购并和重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发展为新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了新的基础。它反映了在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对抗性竞争正逐步被协作性竞争取代，企业经营理念和经营战略正发生新的变化。尽管近一两年来，企业购并和重组出现了一定降温势头，但总的发展趋向没有逆转。它有力地促进了企业资源的综合利用，巩固了企业的市场份额，减少了重复劳动，扩大了企业的经营范围，增强了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并且带来了不同经营发展模式的相互接近与融合。由于高新技术信息产业特有的收益递增性容易造成经济的不稳定，因此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为维持企业的长远生存与发展，走大规模兼并之路无疑有利于全球资源的合理配置与优化组合，更重要的是，将为新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创造坚实的组织基础。
四、对我国的若干启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年均增长约30%，其增加值的增幅约为制造业的2倍多，已经初步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的企业群体。在信息产业方面，已建起了贯通全国，连接全球的世界第二大立体通信网，电子政务、商务等重大工程已经或即将上马。但是同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依然明显。据国家统计局对各国信息能力的测算，美国得分为71.76分，而我国仅有6.17分，居世界底层。如果说我国在信息技术的应用上正在努力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那么在基础技术、核心技术方面的差距则仍在扩大。因此，我们一定要树立忧患意识，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以求在新一轮的全球竞争浪潮中赢得有利地位。
第一，要加快建设新一代信息网络，构筑面向新世纪的国家信息产业基础设施，抓住世界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对网络建设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
第二，在信息核心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建立自主创新、结构合理、规模经济的科研生产体系。
第三，以改造传统产业为重点，全面推进信息网络化建设，通过一系列上网工程，全面推进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应用。
第四，加大政府投入与宏观调控，适当强化政府的政策引导与监督力度，形成依法行政、高效运转、配套完整的行业管理体系。
第五，加速信息人才的培养与开发，使信息技术发展后继有人。
第六，大力推动作为信息产业核心的软件产业的发展，争取在该产业率先赢得世界领先水平。
所谓新经济主要是针对传统经济而言。按照西方经济理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旦失业率低于6%，通货膨胀率就会急剧上升。但自1991年3月以来，美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特别是90年代后期经济增速平均超过4%，失业率降至3.9%，而核心通货膨胀率却低于2%。一些经济学家把美国出现的这种“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即“一高两低”的经济称之为新经济。
尽管经济学界对是否出现了新经济、什么是新经济以及新经济形成的原因还有不同的见解，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经济持续高增长、经济周期特征淡化、同时伴随着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是“新经济”的主要特征；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经济全球化、不断创新完善的金融市场特别是急剧增长的风险投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务实和稳健的宏观经济调控等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此，电脑、通讯、网络和金融化了高新技术产业本身的发展以及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成为度量一个国家（地区）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
在信息技术的生产和应用方面比美国落后是欧盟经济存在的弱点之一。为此，欧盟提出了一系列打造新经济的措施，力争在10年内赶上或超过美国，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和最有活力的新经济地区。
一、欧盟新经济的发展
过去十年来，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这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到2000年，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增加值达到493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3.6%上升到4.4%，年均增长15%左右，大大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2.5%的增长水平，自1995年以来平均每年推动欧盟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但和美国相比，欧盟仍相形见绌，1995年以来,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年均增长20%以上,到2000年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8.3%，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来自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从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说，1996-200年，欧盟只相当于美国1990-1995年的水平，相差近5年。各成员国的情况差别较大，爱尔兰、芬兰、瑞典、荷兰和英国等国家发展较快，其中爱尔兰的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超过美国，芬兰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美国。
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了生产率的发展。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除了资金和劳动的投入引起的增长外，其他的都叫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技术要素的增长率。测算表明，1995年以来，信息技术对欧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每年推动经济增长约0.2个百分点，相当于美国1990-1995年的水平。
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下跌使欧盟的通货膨胀率降低，20世纪80年代，硬件设备、软件和通讯服务的价格平均每年分别下降1.8%、0.3%和0.2%，90年代前半期，其分别下降3.3%、0.7%和0.7%，而到90年代后半期，其下降的速度分别达到10%、1.4%和1.3%。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使欧盟的通货膨胀率自1995年以来每年降低0.2个百分点。
新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信息技术产品的使用，计算机拥有量、上网人数、移动电话使用量、电子商务发展等是主要的指标。在这些领域，欧盟远不及美国，根据初步的估计，1999年，欧盟每100人均拥有计算机为20台，不到美国的二分之一；欧盟只有14%的人上网，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电子商务额约为170亿欧元，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只有人均移动通讯电话拥有量和美国持平。欧盟人均对信息技术产品的支出约为1600欧元，不及美国的一半。实证分析也表明，在欧盟，信息技术以外的部门没有因为利用信息技术而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总之，虽然，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推动了其经济的增长，但从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等看，欧盟要比美国落后5年。
二、欧盟新经济落后的原因
从传统的工业化进程和形成的经济结构看，欧盟与美国同属工业发达国家，区别不大，有的国家如德国甚至比美国的工业化进程更加明显。但为什么新经济首先出现在美国而不是欧盟。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应用中有比较优势；二是欧盟的经济体制僵化阻碍了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应用。
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了不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要素禀赋和专业化分工的作用。按照这一理论，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应用中建立了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拥有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鼓励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以及大量军工技术转为民用和军工产业的技术外溢等。人才优势是美国最主要的比较优势，美国的信息技术人员比例明显高于欧盟，在欧盟内部，芬兰、爱尔兰、瑞典等信息产业发展快的国家其受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教育的人员比例居于欧盟的前列。由于信息技术的网络效应和第一发起人效应，即使欧美在信息技术发展初期的差异很小，也可能由于研究与开发以及专业化生产的正反馈作用而使美国形成巨大的比较优势。欧美双边的信息技术贸易也说明了美国有比较优势，近几年来，欧盟从美国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占双边贸易的25%，而美国从欧盟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仅占双边贸易的6%。
经济体制差别的理论论证了欧盟僵化的经济体制束缚了新经济。首先是劳动力市场相对僵化。欧盟严格的解雇程序、高昂的解雇费用、最低工资限制、工作时间约束等各种就业保护措施和强大的工会势力使解雇工人的成本极高，抑制了企业利用节约劳动成本技术的积极性，减低了对信息技术产品的需求和应用。其次是金融体制不成熟，缺乏创新。美国实行的是股权资本主义，其发展的路径为：个人创业合伙制股份制，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风险投资在美国的出现和迅速膨胀被认为是一场金融革命和股权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它为一些极具发展潜力和成长前景但又有高风险的新兴科技企业提供投资，催生了一大批信息技术企业并使之迅速发展，英特尔和微软等都是通过风险投资而成长为富可敌国的科技巨头的。而欧盟国家多为银行债权资本主义，其储蓄大多流入资产雄厚的少数大企业，许多依赖于科技成果创立的新兴企业因其无形资产不能做为抵押品而无法得到银行贷款支持，银行也不会提供风险投资，从而限制了新兴产业的发展。此外，建立新企业的各种行政障碍、公共研究和私人研究严重分离等科研体制僵化也阻碍了信息技术的发展。
三、欧盟发展新经济的举措
虽然在新经济方面，欧盟落后于美国。但欧洲具备赶上来的机会和条件，一是欧美从事新经济的企业已相互兼并和投资；二是可以利用美国现有的经验和做法；三是欧元启动以后，欧洲的资本市场发展迅速，筹资越来越方便。但欧洲必须在经济结构改革和科教两个方面行动起来。去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提出了建立电子欧洲计划，并把该计划提高到和欧盟共同市场、经济货币联盟同样的高度，此外，还制定了金融服务行动计划、风险投资行动计划、欧洲研究区战略等各种计划，力争在2010年前赶上美国的水平。其发展信息技术的主要政策如下：
1．坚决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把物价稳定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减少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从而鼓励投资和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2．加快信息技术的应用步伐，改善信息技术应用环境。建立统一的电子商务法，实行统一的专利法。到2001年完全开放电信市场，2001年前欧盟境内所有学校上网，政府采购全部上网，加强网络培训，鼓励终生学习，。
3、发展风险投资市场。风险投资作为创新型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对高成长性的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与美国相比，风险投资在欧洲仍处于不发达阶段。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额达到了33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150%，其对软件、通信、因特网的投资达到180亿欧元；而欧洲的风险投资额仅为12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70%，其对软件、通信、因特网的投资为50亿欧元，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为此，欧盟提出了风险投资行动计划，主要措施为：加快欧盟内部一体化的步伐，使跨国金融活动更加便捷，专业投资人执行统一的结算规则，改善便于企业获得资金支持的金融条件，并斥资2.3亿欧元对企业获得贷款和风险投资等进行支持；成立7贤人委员会研究加快欧盟资本市场一体化政策。
4、培养企业家精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是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基础，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首先，鼓励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利用社会基金资助各种宣传和推广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的活动，加强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创建充满活力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其次，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提高研发水平和产品开发能力，利用统一专利法保护创新企业的技术安全；再次，放松政府对企业在开业和营业等方面的种种限制，优化企业发展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环境；第四，提供企业国际化经营和多种形式的信息服务；第五，发展包括电子商务、网络、信息、老龄服务、特色旅游、社区服务等在内的技术型、经济型和社会型等新型服务业。
5、鼓励科技体系创新和技术成果的转化。创新是提高竞争力和促进就业的重要动力。在创新能力方面，欧洲远远落后于美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1998年，欧盟15国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占其GDP的比重为1.8%，而美国为2.8%。同时，研究与开发力量分散，研发和成果商品化脱节，没有形成统一的科技市场。欧盟委员会已计划设立欧洲研究区，以减少研究力量的分散，鼓励研究单位和企业合作，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同时，放宽移民政策，吸引国外的技术人才。
所谓新经济主要是针对传统经济而言。按照西方经济理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旦失业率低于6%，通货膨胀率就会急剧上升。但自1991年3月以来，美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特别是90年代后期经济增速平均超过4%，失业率降至3.9%，而核心通货膨胀率却低于2%。一些经济学家把美国出现的这种“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即“一高两低”的经济称之为新经济。
尽管经济学界对是否出现了新经济、什么是新经济以及新经济形成的原因还有不同的见解，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经济持续高增长、经济周期特征淡化、同时伴随着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是“新经济”的主要特征；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经济全球化、不断创新完善的金融市场特别是急剧增长的风险投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务实和稳健的宏观经济调控等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此，电脑、通讯、网络和金融化了高新技术产业本身的发展以及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成为度量一个国家（地区）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
在信息技术的生产和应用方面比美国落后是欧盟经济存在的弱点之一。为此，欧盟提出了一系列打造新经济的措施，力争在10年内赶上或超过美国，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和最有活力的新经济地区。
一、欧盟新经济的发展
过去十年来，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这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到2000年，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增加值达到493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3.6%上升到4.4%，年均增长15%左右，大大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2.5%的增长水平，自1995年以来平均每年推动欧盟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但和美国相比，欧盟仍相形见绌，1995年以来,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年均增长20%以上,到2000年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8.3%，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来自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从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说，1996-200年，欧盟只相当于美国1990-1995年的水平，相差近5年。各成员国的情况差别较大，爱尔兰、芬兰、瑞典、荷兰和英国等国家发展较快，其中爱尔兰的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超过美国，芬兰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美国。
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了生产率的发展。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除了资金和劳动的投入引起的增长外，其他的都叫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技术要素的增长率。测算表明，1995年以来，信息技术对欧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每年推动经济增长约0.2个百分点，相当于美国1990-1995年的水平。
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下跌使欧盟的通货膨胀率降低，20世纪80年代，硬件设备、软件和通讯服务的价格平均每年分别下降1.8%、0.3%和0.2%，90年代前半期，其分别下降3.3%、0.7%和0.7%，而到90年代后半期，其下降的速度分别达到10%、1.4%和1.3%。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使欧盟的通货膨胀率自1995年以来每年降低0.2个百分点。
新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信息技术产品的使用，计算机拥有量、上网人数、移动电话使用量、电子商务发展等是主要的指标。在这些领域，欧盟远不及美国，根据初步的估计，1999年，欧盟每100人均拥有计算机为20台，不到美国的二分之一；欧盟只有14%的人上网，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电子商务额约为170亿欧元，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只有人均移动通讯电话拥有量和美国持平。欧盟人均对信息技术产品的支出约为1600欧元，不及美国的一半。实证分析也表明，在欧盟，信息技术以外的部门没有因为利用信息技术而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总之，虽然，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推动了其经济的增长，但从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等看，欧盟要比美国落后5年。
二、欧盟新经济落后的原因
从传统的工业化进程和形成的经济结构看，欧盟与美国同属工业发达国家，区别不大，有的国家如德国甚至比美国的工业化进程更加明显。但为什么新经济首先出现在美国而不是欧盟。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应用中有比较优势；二是欧盟的经济体制僵化阻碍了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应用。
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了不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要素禀赋和专业化分工的作用。按照这一理论，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应用中建立了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拥有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鼓励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以及大量军工技术转为民用和军工产业的技术外溢等。人才优势是美国最主要的比较优势，美国的信息技术人员比例明显高于欧盟，在欧盟内部，芬兰、爱尔兰、瑞典等信息产业发展快的国家其受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教育的人员比例居于欧盟的前列。由于信息技术的网络效应和第一发起人效应，即使欧美在信息技术发展初期的差异很小，也可能由于研究与开发以及专业化生产的正反馈作用而使美国形成巨大的比较优势。欧美双边的信息技术贸易也说明了美国有比较优势，近几年来，欧盟从美国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占双边贸易的25%，而美国从欧盟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仅占双边贸易的6%。
经济体制差别的理论论证了欧盟僵化的经济体制束缚了新经济。首先是劳动力市场相对僵化。欧盟严格的解雇程序、高昂的解雇费用、最低工资限制、工作时间约束等各种就业保护措施和强大的工会势力使解雇工人的成本极高，抑制了企业利用节约劳动成本技术的积极性，减低了对信息技术产品的需求和应用。其次是金融体制不成熟，缺乏创新。美国实行的是股权资本主义，其发展的路径为：个人创业合伙制股份制，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风险投资在美国的出现和迅速膨胀被认为是一场金融革命和股权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它为一些极具发展潜力和成长前景但又有高风险的新兴科技企业提供投资，催生了一大批信息技术企业并使之迅速发展，英特尔和微软等都是通过风险投资而成长为富可敌国的科技巨头的。而欧盟国家多为银行债权资本主义，其储蓄大多流入资产雄厚的少数大企业，许多依赖于科技成果创立的新兴企业因其无形资产不能做为抵押品而无法得到银行贷款支持，银行也不会提供风险投资，从而限制了新兴产业的发展。此外，建立新企业的各种行政障碍、公共研究和私人研究严重分离等科研体制僵化也阻碍了信息技术的发展。
三、欧盟发展新经济的举措
虽然在新经济方面，欧盟落后于美国。但欧洲具备赶上来的机会和条件，一是欧美从事新经济的企业已相互兼并和投资；二是可以利用美国现有的经验和做法；三是欧元启动以后，欧洲的资本市场发展迅速，筹资越来越方便。但欧洲必须在经济结构改革和科教两个方面行动起来。去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提出了建立电子欧洲计划，并把该计划提高到和欧盟共同市场、经济货币联盟同样的高度，此外，还制定了金融服务行动计划、风险投资行动计划、欧洲研究区战略等各种计划，力争在2010年前赶上美国的水平。其发展信息技术的主要政策如下：
1．坚决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把物价稳定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减少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从而鼓励投资和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2．加快信息技术的应用步伐，改善信息技术应用环境。建立统一的电子商务法，实行统一的专利法。到2001年完全开放电信市场，2001年前欧盟境内所有学校上网，政府采购全部上网，加强网络培训，鼓励终生学习，。
3、发展风险投资市场。风险投资作为创新型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对高成长性的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与美国相比，风险投资在欧洲仍处于不发达阶段。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额达到了33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150%，其对软件、通信、因特网的投资达到180亿欧元；而欧洲的风险投资额仅为12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70%，其对软件、通信、因特网的投资为50亿欧元，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为此，欧盟提出了风险投资行动计划，主要措施为：加快欧盟内部一体化的步伐，使跨国金融活动更加便捷，专业投资人执行统一的结算规则，改善便于企业获得资金支持的金融条件，并斥资2.3亿欧元对企业获得贷款和风险投资等进行支持；成立7贤人委员会研究加快欧盟资本市场一体化政策。
4、培养企业家精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是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基础，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首先，鼓励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利用社会基金资助各种宣传和推广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的活动，加强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创建充满活力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其次，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提高研发水平和产品开发能力，利用统一专利法保护创新企业的技术安全；再次，放松政府对企业在开业和营业等方面的种种限制，优化企业发展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环境；第四，提供企业国际化经营和多种形式的信息服务；第五，发展包括电子商务、网络、信息、老龄服务、特色旅游、社区服务等在内的技术型、经济型和社会型等新型服务业。
5、鼓励科技体系创新和技术成果的转化。创新是提高竞争力和促进就业的重要动力。在创新能力方面，欧洲远远落后于美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1998年，欧盟15国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占其GDP的比重为1.8%，而美国为2.8%。同时，研究与开发力量分散，研发和成果商品化脱节，没有形成统一的科技市场。欧盟委员会已计划设立欧洲研究区，以减少研究力量的分散，鼓励研究单位和企业合作，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同时，放宽移民政策，吸引国外的技术人才。
一、什么是新民营经济
民营经济是改革开放的实践结晶，是基层群众的伟大创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创举。近40年来，在党的大政方针指引下，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稳定经济的重要基础、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金融发展的重要依托、扩大就业的重要渠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家成长的重要平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新的发展阶段呼唤发展新民营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浪潮兴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推进的新形势下，发展新民营经济应运而生。特别是互联网时代催生了新民营经济。新民营经济既带有传统民营经济“立足民力、依靠民资、发展民营、注重民富、实现民享”的基本属性，又呈现出许多体现新发展趋势的内涵特征，是传统民营经济的升级迭展。新民营经济之“新”主要体现在八个方面：
创业主体新。传统民营经济发端于家庭作坊、乡镇企业和小商品生产贸易，创业者大多是农民。而新民营经济的创业主体大多是新“四军”：新近毕业大学生、“海归”人才、科研院校技术人员、职业经理人，是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创新创业者。
产业领域新。传统民营经济主要集中在商贸物流、加工制造等劳动密集型工商业，大多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发展空间相对有限。而新民营经济聚焦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新经济领域，更多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都市农业，尤其在网络经济、信息技术产业领域涌现了一大批“独角兽”企业，展现出美好发展前景。
发展动力新。传统民营经济起步所需的技术、资本、设备门槛较低，主要靠初级要素投入获得增长，研发投入少，创新能力较弱。而新民营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是创新，走的将是“人才引领创新、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研发投入强度大，研发人员占比高，技术来源主要靠自主创新，发展方式将从粗放型生产向集约型生产转变，从实物型要素投入向知识型要素投入转变。
融资方式新。传统民营经济大多是靠一分钱一分钱积攒的资本原始积累以及民间借贷、传统金融来增加投入扩大再生产，是原生态的融资方式。而新民营经济融资方式主要靠多层次资本市场，采用风险投资、基金融资、债券融资、上市融资、众筹融资等新融资方式，融资渠道大大拓宽、融资效率明显提高。
集聚格局新。传统民营经济起初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经过同类产品生产企业在地理上的逐步集聚，出现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产业布局和块状经济格局。而新民营经济主要布局在各类专业型、科创型园区，包括产业创新中心、科技城、高新区等，呈现出企业集聚、要素集约、技术集成、产业集群、服务集中的“五集”发展格局，是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发展的样板。
商业模式新。传统民营经济的商业模式主要是“市场+”，靠“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的营销大军开拓市场，主要靠“厂家—商—专业市场—零售商—客户”的销售渠道。而新民营经济主要依托“互联网+”，衍生出电子商务、个性化定制、跨界融合、共享经济、智能营销、粉丝经济等层出不穷的新商业模式，极大地提升产供销效率。
市场需求新。传统民营经济处于短缺经济时代，卖方市场起主导作用，大多数产品只要生产出来都能卖得出去，主要靠规模扩张和价格优势赢得市场竞争。而新民营经济处于过剩经济时代，买方市场起主导作用。它将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与市场需求有效对接，能够敏锐捕捉市场需求变化，并针对目标市场精准细分，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以创新供给激活需求，靠拼技术、拼创新、拼质量和差异化发展赢得市场竞争优势。
治理结构新。传统民营经济主要是个体私营、股份合作和家族式企业治理结构，较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新民营经济更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采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少企业通过行业整合、供应链整合、员工持股分享等新治理模式做大做强。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入推进和国际并购步伐加快，新民营企业的股权结构将更加多元完善。
综上分析，新民营经济财富共享度更高、创新动力更足、捕捉市场能力更强、体制机制更活。可以说，新民营经济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创富惠民为目的、以新“四军”为主体、以新经济为特征、以创新为动力的民本型经济。新民营经济是民营经济在新发展阶段的新形态，是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我们把这种新经济形态称为“新民营经济”，看似在民营经济前面加了一个“新”字，实质上有更为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新民营经济既有体制活力，又有市场活力，还蕴含着新技术革命的勃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担当经济转型升级新使命的探索者，是引领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领跑者，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代表。现在，新民营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已客观存在，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上作出新概括，以认识的深化来推动理论的升华，以思想的自觉来引领实践的深入。
二、为什么要发展新民营经济
国有经济这条腿长，民营经济这条腿太短，是武汉经济结构的现状。在做强做大国有经济的同时，毫无疑问武汉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但必须走新民营经济发展之路。新民营经济的内涵特征与武汉发展新阶段的新要求高度契合。可以说，武汉已经到了大力发展新民营经济的时期。特别是“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中部崛起等国家战略聚焦武汉，国家中心城市、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国（湖北）自贸区武汉片区、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等重大改革试点落户武汉，加上武汉具有科教人才、产业基础、发展空间、区位条件、宜居环境等独特优势，只要我们善于借机融入、借势互动、借力推进，用足用活用好难得机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新民营经济一定会在武汉大放异彩。对武汉来说，发展新民营经济是当前经济工作的新任务，是新时期发展民营经济的新探索，是新阶段培育新生产力的新实践，恰逢其时、势在必行，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新民营经济财富共享度更高，是富民兴汉的源头活水。目前武汉老百姓收入水平还不高，这与民营经济不发达有一定的关系。新民营经济具有更加鲜明的众筹经济、创富经济、共享经济的特征，它所创造的财富共享度更高、受益面更广，这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武汉市民的收入水平。我们要把发展新民营经济作为老百姓创业创新创富的“发动机”，充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培育创业文化，让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新民营经济创新动力更足，是创新驱动发展的生力军。在当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进程中，新民营经济扮演了排头兵的角色，创新意愿强烈、创新动力强劲。一些重大颠覆性技术的创新突破，往往是由民营企业所发起、所推动、所主导的，特别是在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与制造技术融合上独领，迎来了产业全方位创新，开辟了新经济发展的广阔天地。目前，我国60%以上的GDP总量、60%的自主创新、55%的发明专利、68%以上的新产品都来自民营企业。我们要把发展新民营经济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引擎，力求在科技产业变革中实现由“跟跑者”向“并行者”、向“领跑者”跨越。
新民营经济捕捉市场能力更强，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推力。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高端化、精细化、定制化需求日益增长。新民营经济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能够敏锐捕捉商机，较快适应市场需求变化，更有效率地“走出去”“引进来”，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促进中高端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我们要把发展新民营经济作为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不断塑造新动能、扩大新供给、实现新发展。
新民营经济体制机制更活，是培育发展“名企名家名品”的摇篮。“名企名家名品”是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象征，是城市经济的“金名片”。新民营经济自主性更强、灵活度更高、成长性更好，特别是它更能有效整合新的要素资源，推进创新创意链、资金链、物流链、信息链、人才链的加快重构和产业生态体系的深度重塑，在行业竞争中脱颖而出。我们要把发展新民营经济作为知名企业、知名企业家、知名品牌成长的主阵地，努力培育一批引领高新高效产业发展的骨干企业和领军企业，培育一批占据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的世界级企业。
三、要发展什么样的新民营经济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坚持以同志系列重要讲话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指导，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三个没有变”的基本方针，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创富惠民为根本目的，以新“四军”为创业创新主体，以发展新经济为主攻方向，努力打造新民营经济集聚地，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复兴大武汉作出新贡献。武汉发展新民营经济的主攻方向是发展以“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
发展“新技术”。就是要发展能有效提升产品技术水平、改善生产工艺水平、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促进生产与服务融合、推进信息集成交互的新技术。重点要发展的新技术是：光通信、5G、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智能感知、智能控制、微纳制造、复杂制造系统等智造技术，基因技术、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分子靶向治疗、仿生科技、生物芯片等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与氢能、智能电网、建筑节能等清洁能源技术，全息成像、裸眼3D、交互娱乐引擎开发、文化资源数字化处理、互动影视等文创新技术，量子技术、脑科学、空天海洋等前沿核心技术，努力在原创性、颠覆性技术上取得新突破，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强大引擎。
发展“新产业”。就是要发展以科技创新为先导、以新市场需求为依托、能够引发产业体系重大变革的新产业。重点要发展的新产业是：移动互联、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地球空间信息、智能终端、自主可控软件、网络安全、新型智慧城市等信息产业，智能机器人、激光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商用航天、智能船舶、磁悬浮轨道交通、智能家居等高端制造产业，生物医药、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农业、生物制造、生物能源等生命健康产业，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新能源产业、高效节能产业、先进环保产业、资源循环利用、再制造等绿色低碳产业，人工智能、3D打印、石墨烯、大纤维、量子通信、飞行汽车、无人驾驶汽车、下一代高铁等未来产业，力求在若干细分领域抢占发展制高点，形成特色支柱产业，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业集群。
发展“新业态”。就是要顺应新技术创新和应用潮流，关注从现有领域中衍生叠加出来的新环节、新活动，支持发展能够提供多元、多样、个性化产品和服务的新业态。重点要发展的新业态是：数据备货、跨境智能配送、互动物流机器人等智慧物流，网络直播、网络动漫、网络游戏、网络影视、网络文学、数字音乐等泛娱乐业，时尚设计、工业设计、珠宝设计、家居设计、文化设计等创意设计，科研设备租赁、科学仪器设备协作共享、产业大数据共享、软件编制、硬件创制、创业孵化、技术经纪、产业咨询等研发服务，智慧医疗、健康养老、智慧教育、生态旅游、户外运动、水上运动等中高端社会服务，科技金融、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众筹等新金融，互联网+农业、农村电商、生态休闲农业、“农业+文旅+新农村”等现代农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跨界融合发展，不断激发经济发展活力。
发展“新商业模式”。就是要发展那些打破原先垂直分布的产业链及价值链、实现产业要素重新高效组合、高效便捷满足市场需求的新商业模式。重点要发展的新商业模式是：垂直电商、跨境电商、小业态、便利店等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零售，电商类、智慧城市类、服务型制造类、创新创业类、娱乐创意类等平台经济，共享出行、共享空间、共享资金价值、共享医疗健康、共享公共资源、共享技能服务等共享经济，开辟新的市场需求空间，倒逼传统行业改造升级，让广大消费者在商业模式创新中得实惠。
四、如何培育壮大新民营经济的主体力量
发展新民营经济，根本目的是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活力、实现创富惠民。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把发展新民营经济作为百姓增收之举、致富之道，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动员广大民众积极投身到创业创新创富的大潮中来，不断激活新民营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培育壮大新民营经济主体，特别要重视发挥“四军三名”作用。
重视发挥新“四军”的主力军作用。立足武汉科教人才优势，充分发挥我市招才引智新体制新机制的优势，大力实施“一留一回、两个百万”战略举措，激励更多的大学生和武汉校友加入我市新民营经济发展的队伍。大力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工程”，坚持“感情留人、事业留人、待遇留人、环境留人”，落实大学生落户、安居、见习、就业、创业、融资等优惠政策，建设大学生实习基地、创业园、孵化器、众创空间、高校创业学院等创业平台，组建大学生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努力为大学生就业创业提供“保姆式”服务，真正让大学生心仪武汉、留在武汉、安家武汉、立业武汉，确保“5年留下100万大学生”。大力实施“百万校友资智回汉工程”，充分发挥“在汉高校校友总会联盟”统筹、联络和服务功能，构建“武汉+母校+校友”同心圆，引导各级干部当好“娘家人”和“服务生”，全面落实百万校友资智回汉激励政策，吸引更多的校友回汉发展新民营经济，成为创业创新创富的新典范。深入实施“城市合伙人”计划，加大招才引智力度，落实高层次人才优惠政策，引进一批世界顶级产业科学家、创新创业领军人才、“海归”人才和职业经理人。以创新平台建设为抓手，引进一批研发机构和科技创新团队，推进关键技术与创新产品研发，支持科研院校技术人员创新创业。
重视发挥“名家”的排头兵作用。抓住“新经济最容易催生新生代企业家”的时代机遇，突出市场磨炼、文化熏陶、体制创新和服务保障，外优环境与内强素质并举，打造一支优秀民营企业家队伍，使武汉成为新民营企业家成长的摇篮和沃土。实施“名家培育工程”，探索联合在汉知名高校创办高端商学院，建立企业家库和培训体系，为提升企业家整体素质搭建平台、提供便利，努力打造卓越汉商。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充分激发企业管理力、创新力，提高生产效率。发挥企业家示范引领作用，积极打造企业家培养平台，以企业制度创新和治理模式创新来帮助更多员工通过创业成为新的老板。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产业联盟、投资人俱乐部等经济组织的作用，支持他们加强行业自律自治，提升自我服务能力，成为企业家和企业发展的温暖之家。
重视发挥“名企”的骨干力量作用。把培育知名企业作为发展新民营经济的关键举措，引导支持民营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向产业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努力造就一批在全国乃至全球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优秀民营企业。要引导支持民营企业加大科技投入，积极参与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推动产学研合作，依靠创新驱动做强做大企业。力争到2021年，全市实现“4个70%”，即70%研发机构建在民营企业、70%研发人员在民营企业、70%科研投入来源于民营企业、70%专利产生于民营企业。
重视发挥“名品”的标杆引领作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重视品牌商誉，构建完善国际化社会化市场化的品牌服务体系，健全品牌建设诚信体系。引导支持民营企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努力创建一批国际一流品牌、国内领先品牌、地方著名品牌。支持民营企业开展海外知名品牌并购、核心技术收购和跨国经营，不断提升品牌国际化程度和影响力。要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品牌集群建设，打响“世界光谷”“中国车都”“生物制药之城”“智能制造基地”“世界设计之都”等系列品牌。
五、怎样营造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环境
发展新民营经济，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要把发展新民营经济作为复兴大武汉的重大战略、作为创富惠民的重要抓手、作为增添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创新举措来抓，把工作着力点放在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政策创新、服务创新和环境营造上，切实为新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亲”“清”二字精辟定位新型政商关系，为正确处理政企、政商关系提供了基本遵循。要认真贯彻的要求，把发展新民营经济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统筹协调，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及时研究解决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各级干部既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真心实意服务企业，又要坚守法纪底线，与企业家保持清清爽爽的关系，绝不能。落实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企业机制，深化市级领导联系重点企业、“千名局级干部联系服务千家企业”、“万名处（科）级干部联系服务万家小微企业”活动，多为企业排忧解难，以优化服务亲商安商。探索建立新民营经济统计工作体系，编制新经济重点发展领域目录，把新民营经济发展纳入绩效考核评估体系，确保责任到位、措施落实。
实施突破性发展新民营经济的政策举措。市委市政府专门制定《关于突破性发展新民营经济的政策措施（试行）》，支持新民营经济发展。支持建设新民营经济园区和创新街区，探索产业用地管理；支持行业领军型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发展，支持民营企业培育名牌名品；改革奖励激励方式，以税收贡献、创新投入、品质提升、环境保护等为主要依据，实行“亩产论英雄”。支持推动产学研结合，组织实施新产品新技术推广应用示范工程，加大对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的支持力度；鼓励大型科学仪器资源单位面向民营科技企业提供开放共享服务，降低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成本。放开大学毕业生落户政策，优化完善中高端人才落户、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科技奖励、股权激励、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引进世界级产业科学家和各类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壮大市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母基金规模，引导各类资本投向科技型、创新型民营企业；支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引导新民营企业通过供应链金融、金融租赁等新途径解决融资难问题，推动开展“增信通”“助保贷”等精细化金融服务。坚守环保准入标准，加强环评工作，确保新民营经济实现绿色发展。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党中央、国务院总揽全局，审时度势，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主动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扎实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政策、思路、方式；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着力开拓发展新空间、激发新动力，实现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进入“十二五”时期，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条件与市场环境发生明显改变，潜在生产率趋于下行，与此同时，“三期叠加”的影响不断深化，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面对困难和挑战，党中央、国务院把握规律，积极作为，向改革要动力，向结构调整要助力，向民生改善要潜力，激活力、补短板、强实体、控风险，确保了经济增长换挡不失势。
增长速度领先全球主要经济体。“十二五”前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8.0%，GDP总量增长到63万亿元。同时，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较，我国仍然处于领跑者地位。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震荡下跌，股市汇市也出现较大幅度波动，并在不同市场之间共振回馈，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上半年我国经济依然保持了7%的增长速度。这充分说明，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而不是风险源。
综合国力稳居全球第一阵营。“十二五”以来，我国综合国力大跨步增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持续提高。从经济实力看，2014年我国GDP总量为10.4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为13.4%，牢牢占据世界第二位。从科技实力看，科技经费投入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位，科技人员规模位居世界第一位。从设施看，高速铁路营业里程、高速公路通车里程、4G网络规模、互联网用户规模均位居世界第一位。从国际竞争力看，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自2013年起稳居世界第一位，2014年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首次位居世界第一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自2012年起稳居世界第三位，与美国、日本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升级
现代产业体系是保证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基础。“十二五”以来，在市场倒逼和政策引领的双重作用下，我国产业重大结构性问题得到改善，新的增长动能逐步形成，新旧动力有序转换，长期发展后劲持续增强。
一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高。毫不放松地抓好粮食生产，2014年粮食产量达到1.2万亿斤，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个“11连增”。家庭经营、集体经营、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
二是工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制造业是国家间经济角力和竞争的主战场，彰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我国一手抓淘汰落后，积极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一手抓转型升级，改善品质质量，取得了良好成效。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智能制造开始兴起，成为制造业的新生力量。
三是服务业发展保持良好势头。服务业取得大发展，2014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到48.2%，今年上半年进一步提高到49.5%，自2012年起超过二产，成为经济的最主要组成部分。
四是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由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催生的新兴产业大量涌现，经济新增长点生机显现。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快速扩大，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比重提高到14.8%。依托丰富的海洋生物、能源和矿产资源，海洋生物医药、海洋电力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对外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
“十二五”时期，党中央、国务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国际竞争的主动，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得到进一步拓展。
对外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稳定出口、增加进口，努力保持我国的国际市场份额。2014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4.3万亿美元。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明显提升，初级产品出口额占比下降到4.8%。
对外资的吸引力持续保持。坚持“三个不会变”：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2014年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196亿美元，首次位居世界第一位。
对外投资全球配置。我国资产全球配置速度加快，国内资源短缺得到有效弥补，境外盈利能力得到增强。2011年-2015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达到4466亿美元。几年来，通过投资建厂、建设基础设施、产业聚集区等多种方式，积极与相关国家开展产能合作，合作国数量达到17个，形成了更加均衡普惠的全球产业链。
民生事业大幅改善
“十二五”时期，党中央、国务院坚持民生优先，不断加强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住房等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全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新提高，生活质量有了新改善。
就业稳步增加。高度重视就业工作，以改革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就业总量不降反升。2014年末，全国就业人员达到 77253万人，比2010年末增加1148万人。
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14491元。其中，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食品比重为31.0%，比2010年有所降低；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10.6%，交通和通信支出占12.9%，均比2010年有所提高。
我省发展“四新经济” 有基础
具备技术基础。我省依托富集的科技资源，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9张清单加快落实落地。“菁蓉小镇”、“磨子桥创新创业街区”等一批特色集聚区加快形成，2016年创新机构、创新平台、创新人才、研发经费投入均居西部第一，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突破1.6万亿，科技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具备产业基础。2016年全省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总产值达6900亿元，七大传统优势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77.9%，五大高端成长型产业工业总产值超过1700亿元，五大新兴先导型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达40%以上。
制约“四新经济”发展转变的因素
传统管理方式的制约。以批代管、偏重目录准入管理的模式使部分跨领域、跨行业发展的“四新”企业遭遇行业准入限制的“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大数据、车联网、互联网金融、智慧医疗等“四新”领域的公共信息共享渠道不畅，造成“数据割据”“数据孤岛”。税收优惠、资金支持、政府购买等扶持手段局限于现有行业目录和传统领域，“四新”企业常因行业归属不明晰而无法享受到相关优惠。
人才队伍不足的制约。我省人才总量不足、高端人才匮乏、结构不尽合理。以领军人才为核心的创业创新团队引进不足，集聚功能还比较薄弱，缺少一批国内乃至世界级的技术骨干、高端人才和科研团队扎根本土。人才服务体系和评价标准亟待完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障碍有待进一步破除，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推印八男戮济”发展的“智力引擎”有待进一步加强。
创新机制不完善的制约。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体制机制不通不畅不活，在促进新技术与新产业发展方面，经常出现政府催生的新产业项目，有新技术的外壳却缺乏新的实质，导致竞争力不强等问题。而科研机构花费大量财政资金开发的科研成果，却由于没有理顺科研管理和创新激励机制，没有打通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通道，得不到开发应用和产业化。此外，创新创业形式不断变化，也需创造性探索建立新的体制机制。
把握推动“四新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趋势
构筑创新平台。积极推进核能与核技术、网络安全与信息化等国家实验室创建工作。争取国家批复一批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构建国际合作开放平台，加快建设我省自由贸易试验区。扎实推进中韩创新创业园、中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积极培育军民融合型大企业大集团和创新成长型企业，抓好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和示范园区建设，打通军民双向互动通道。推广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打通科技与经济融合通道。努力打造中国西部创投融资中心，加快建设西部股权投资基金基地，打通科技与金融发展通道。
集聚创新要素。加大对企业创新的财税支持力度，支持调整财政投入方式，加强对众创空间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企业的资助。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大力拓宽融资渠道，扩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模，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完善国有创业投资机构激励约束机制和监管机制，加大对“四新经济”领域的投入力度。健全人才创新体系，加快建设创新驱动发展人才示范区。实施高层次人才引进“”“天府高端引智计划”等重大人才工程，对高层次人才在安家补助、岗位激励、项目及团队建设等方面给予补助。健全人才流动配置、分类评价、激励保障等机制，完善创新创业平台和公共服务设施，最大限度消除地区间公共服务政策差距，为人才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和舒适的生活环境。
[关键词]经济发展新常态；理解；未来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G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12-0099-01
随着时展和进步，我国经济建设工作面临着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挑战，需要通过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及未来经济发展方面内容进行分析，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产生更多的理解，进而对其进行正确引领，采取适宜的措施促进我国未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可持续发展，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一、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理解
（一）对新常态是经济发展必然过程进行理解
过去的30多年，我国经济呈现高速增长趋势，年增长率甚至达到10%左右，这是过去的经济发展常态。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是由于对外开放、劳动力飞速增长以及储蓄率较高的影响。而如今，受客观因素、客观经济规律等方面的影响，我国劳动力数量有所减少，适龄劳动人口数量下降，并且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劳动参与率方面的情况和过去相比有较大的不同，种种因素导致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出现。此外，储蓄率的缓慢回落同样导致对经济增长方面的支持减少，低利率、低工资以及资源产品价格较低的情况逐渐消失，知识储蓄率逐步下降；对外开放的外溢效应、劳动力转移效应有所削弱；我国已经逐渐步入第三产业比重增加的阶段；环境及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对经济增长约束力有所提高，在这些方面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出现便可被视为是必然的。
（二）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征及内涵的理解
经济发展新常态，即我国经济已经逐步向复杂分工、结构合理以及高级形态的方向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的增长，并且由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变为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增长；站在经济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发现由增量扩能转变为做优增量及调整存量并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以及出口需求的三大需求产生变化，并且生产要素、生产能力以及经济风险等方面发展趋势出现变化，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出现了许多新的机遇。针对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新兴技术的发展及逐渐成熟、新需求及业态的出现以及环境保护工作为经济发展带来的新增长动力等，经济建设工作发展趋势良好。
（三）积极主动适应新常态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增速较过去相比有所下降，国家、企业以及人民均需要对新常态进行主动适应，对自身认知及行动进行调整，把握经济发展机遇。人们需要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产生正确而全面的理解，进而对稳中求进的基调进行把握，对稳定增长重要任务进行正确理解。目前服务行业的发展及就业形势仍旧较为乐观，对居民收入的提高具有一定积极影响；经济结构方面的升级和调整使服务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增加，而采掘业、化工以及冶金行业等存在产能过剩和生产变慢的问题，电子信息、医药等方面增长情况较好，现代物流、文化以及旅游行业等发展较好。我们需要对经济增长效益及质量方面的问题产生更多重视，需要对生产、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以外的服务工作产生更多重视，对社会保障、教育以及医疗等方面公共服务水平进行提升。对企业而言，不能只盲目注重产能扩大，在新常态下必须进行相应的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创造出更多的市场竞争优势。此外大学生创业、普通民众的理财等方面的变化也应与新常态相符，最终对新常态下的机遇进行更好的把握，促进经济发展。
二、未来经济发展
通过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理解和认识，能够对未来经济发展进行更好的把握，我国经济在发展的同时遇到了一些问题，例如环境污染、就业问题以及医疗教育等方面的问题等，因此人们需要对未来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进而对上述问题进行更好的解决。
首先，对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发展进行分析。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使农业经济从粗放型朝着集约型的方向转变已经成为发展研究方面的重点，通过增加农业新技术的应用、使农民接受更多的教育并且对固有农耕观念进行调整显得尤为重要；就工业发展方面而言，人们最先想到的便是“中国制造”一类的字眼，制造业发展及扩张在过去较为迅速，但是达到一定峰值后，逐渐呈现下降趋势并且陷入低谷，初级产品的制造是我国制造业的主要内容，例如某些基础零部件的制造等。针对上述问题，企业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对产业结构进行转变，由低级产业链底层向上过渡，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通过扩大内需等手段促进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
其次，对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新趋势分析。国民经济的服务化便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及方向之一，服务业及服务行业就业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积极影响，并且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增加，我国经济从产品型向服务型经济的方向进行过渡；此外服务业发展信息化、科技发展的高端化、居民购物网络化以及能源结构朝着绿色化的方向发展同样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的趋势。
最后，未来经济发展前景分析。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消费便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人们需要结合经济发展新常态对经济发展进行正确、清醒的认识，对未来金融业的增加值有所上升、货币流速逐渐变缓、区域经济发展趋近于平衡等未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解，进而采取有效的经济措施对经济发展工作进行调整。
结束语
总结全文，近几年我国已经将新常态定为未来经济发展主旋律，通过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内涵的理解，对新常态之下经济可持续发展趋势的掌握，人们能蚨跃济发展新常态进行更好的适应，为今后经济建设工作及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更多支持。上文对新常态及未来经济发展方面的内容进行分析，希望为我国经济建设工作提供一定可供参考的建议。
参考文献
[1] 贾康.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1）：4-10，14.
[2] 张俊山.用社会再生产理论分析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及结构调整方向[J].当代经济研究，2016（7）：5-13.
一 对经济人修修补补,使经济学贴近现实
到目前为止,对经济人进行修修补补,使经济人更加贴近现实仍是重新解释经济人的主流。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这一方向上的研究成果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多。
1 罗纳德·H·科斯的解释
科斯看来,经典经济人暗含着这样的假定,即每个经济人都具有完全的制度知识,他们完全了解在资源稀缺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约束下的相互竞争的自利行为所必须遵守的规则,由于人具有完全理性,制度在传统经济学中也就不重要了。科斯指出“应当从人的实际出发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2]科斯认为实际生活中的人是受制度约束的,是有限理性的,人的交易活动是有交易成本的。科斯在对经济人重新解释的基础上,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提出交易费用理论,并把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和产权理论有机结合起来,说明产权不同的人会导致不同的效率,而产权的明晰会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
科斯因为揭示并澄清了经济制度结构和函数中交易费用和产权的重要性,“对经济的体制结构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而获得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2 加里·贝克尔的解释
表面上看来,贝克尔是利他主义经济思想的一个代表。他认为人不仅有利己的一面,而且还有利他动机,他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中建立了利他主义的模型。在模型中,贝克尔实际上是将利他主义的行为动机解释为行为主体的效用最大化,将自利原则用之于利他主义现象。这表明贝克尔并没有超越亚当·斯密所讲述的关于面包师和酿酒师的故事。[3]
在对经济人进行新解释的基础上,贝克尔将经济学作为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的分析工具,提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在于是否具有物质性或商业性,而在于是否具有稀缺性。所有与稀缺和选择有关的问题都是经济问题。在贝克尔看来,“经济人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的行为,这些行为涉及货币价格或影子价格,重复或零星的决策,重大或次要的决策,感情或机械似的目的,富人和穷人,男子和女子,成人与儿童,智者与笨伯,医生与病人,商人与政客,教师与学生等等。经济分析能够预见的应用范围如同强调稀缺手段与各种目的的经济学定义一样宽泛。”[4]因而,他勇敢地将经济人模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领域,广泛地分析了种族歧视、犯罪与惩罚、家庭与婚姻等包括利他主义与道德在内的人类行为,开创了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研究,从更广的维度揭示出经济人的某些实际行为特征。
贝克尔由于“把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包括非市场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而获得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3 道格拉斯·诺斯的解释
道格拉斯·诺斯认为人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为了解释制度的稳定与变迁,诺斯考察了人的认知过程,对经典经济人的理性进行批判,认为人的学习对人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人的学习不仅仅是个人在其一生中的经验产品,而且还包括那些沉淀于文化中的经验积累,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存量又被置入人的学习,并成为路径依赖,即过去对现在和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学习变成一种经过特定社会文化过滤的累加过程,而文化则决定着人们对损益的判断。也就是说,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总是受到所在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政治观点的影响,而人在决策中会不知不觉地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偏见。比如一个中国人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与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人在接受同一事物后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各自的社会里接受的文化不同。这些文化在他们的决策过程中往往左右他们的思想,使他们看问题有失客观、公正。在这种情况下,人很难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意义的“理性”人。似乎在诺斯的论证中,把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政治观点等因素包括进去以后,人的行为就变得非理性了。但是,诺斯仍然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他关于经济人的认识可以说没有超出经典经济人的巢臼。
诺斯在重新解释经济人的基础上,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与罗伯特·福格尔同获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4 经济对策论中的经济人
博奕论(策略对策论)由20世纪初的一些数学家提出,设计用数学公式表达棋、牌类选手下棋和出牌的技巧。约翰·豪尔绍尼、约翰·纳什、赖恩哈德·泽尔滕等人将博奕论研究领域的策略对策论运用于经济方面的分析,形成经济对策论。无论是完全信息或不完全信息博奕,策略对策论都刻画了竞争中的经济人的互动关系,从而使理性经济人从静止的状态活跃起来,从多个方面加深了人们对经济人的认识。在豪尔绍尼所建立的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合作博奕和不合作博奕中,局中人都是有限认知能力的人,从而使其成为现实中的人;在“囚徒困境”例子中的纳什均衡局中人通过理性思考得出的决策是不合乎理性的结果,即人人都具有理性,都具有理性的人在相互交往的经济活动中,理性与博奕的结果,就有可能得出对经济活动所有当事人来说都是非理性的决策,个体的理性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
他们三人把博奕论的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在非合作博奕的均衡分析理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博奕论和经济学产生重大的影响,改造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大大丰富了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从而获得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5 信息经济学的解释
信息经济学在继承传统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承袭了有限理性理论。根据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一个有限理性的人总是试图最大化其效用,但它只具备有限地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这种有限的能力导致私人信息的存在不可避免。当一方试图获取另一方已经拥有的信息,其成本可能超过收益;或即使一方主动地向另一方披露这些信息,但对于接受方而言,这些信息可能是不可证实的,这意味着信息注定是不对称的。不对称信息的引入产生了全新的微观经济学分支,这些分支的理论成果被称为激励理论、契约理论或理论等等。
信息不对称按时间分为事前非对称和事后非对称,事前的非对称可能使契约当事人隐瞒关于自己的私人信息,并可能提供不真实的信息来追求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从而导致逆向选择。事后的非对称则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在委托—关系中,由于委托人不能把人的行为后果与他不能控制的因素分离开来,人就有可能把自己的行为后果的责任推到委托人的身上而回避了风险。价格机制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便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从而要寻求一种与特定的交易信息结构相兼容的契约安排,这构成了委托—理论研究的主题。
以上的信息经济学各研究主题其实也包含了经济行为主体的博奕行为,也描述了从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在竞争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过程,使静止的经济分析动态化,使处于静止状态的人进一步成为生动而又现实的人。
在对经济人重新解释的基础上,詹姆斯·米利斯和威廉·维克里由于他们“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激励经济理论做出基础性和开拓性的贡献”而获得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乔治·阿克劳夫、迈克尔·斯彭斯和约瑟夫·斯蒂格里茨三人“在现代信息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贡献,尤其是对不对称信息市场的研究”而获得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