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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通论8篇

时间:2023-06-11 08:23:00

古代文学通论

篇1

关键词;美学;古代文艺理论;文化

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涉及文学、音乐、绘画、书法等各个领域,覆盖面广,影响深远,从某种角度来说,文艺理论是产生美学的基础,反过来,文艺美学又可以推动文艺理论的不断完善,因此,它们两者之间是有一定的逻辑性的。就我国目前的美学研究状况而言,美学发展已经呈现一定的体系,这和古代文艺美学的发展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因此,美学视角下的审美活动和审美元素也是有其承继性的。

1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美学特性

文艺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有它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和历史渊源。就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美学属性来看,它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延续。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为美学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源和发展延续的基础,因此自身有着很浓厚的美学特性。

1.1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美学研究特性

从目前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成果来看,文艺理论中的美学特性一般从文学艺术作品主题、创作手法和鉴赏方式入手研究。文学或者艺术作品都有着自身的创作主题,或者描述事物或者人物的美丑,刻画人物的形态、形象、气度,抑或是景物的动静、环境所营造出的一种虚实的意境等等,总之是凸显出作品的主题;文艺理论的创作手法多样,创作者根据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通过抒情、议论、神思、愤书等再填充材料;鉴赏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最能凸显美学特性的一个环节,通过鉴赏作品,体味其中所蕴含的美,最终实现与创作者的共鸣。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美学特性通过这样的三维鉴赏体系表现出来,创作者的创作语言和鉴赏者的欣赏紧密结合在一起,欣赏者再结合自身的阅历、文化素养对作品进行自我对应,从而实现与创作者心灵上的互通,形成一个双向互动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古代文艺理论的美学特性就自然而然地被传递和接受。

1.2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哲学性

中国对文艺美学的研究历史悠久,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人们就开始对文学作品和其他一些艺术作品中的美进行深入的研究。不同于西方美学的是,中国古代的美学研究并没有将文章、诗歌、书法、绘画、音乐等单独或者进行归类研究,而是将美和道的主线贯穿在各种研究之中,道与美是分不开的,而美的表现形式与道也是分不开的。道是作品的主体,同时还需要一定的美的形式将其传递出去,这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就是一种哲学性的体现,这种哲学性贯穿于整个古代文艺理论的研究中,使古代文艺理论既达到了美学的高度也实现了哲学的深度。

1.3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贯穿流变性

中国古代有很多思想派别,在历史的发展中也形成了一定的思想体系。传统思想深受儒、道、释体系的影响,每个体系中的文艺理论观念也对之后的文艺理论创作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如在东汉,玄学进入中国本土,为了适应生存,它就和土生土长的儒家思想进行了融合,并对文艺创作产生了影响。因此,中国古代的儒、道、释所形成了三体系为主干,它们之间又相互依存影响,之后又和许多思想理论进行结合,拓展出庞大的体系脉络,最终形成一个大的整体的思想系统。

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体系虽然没有严格的体系,但是却有着成体系的研究范畴。通常某一派别提出一个观点,历代的艺术家、文学家就会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拓展研究,在不断地延续过程中,最终将这一焦点进行升华,提升到文艺理论的高度,因此,中国的古代文艺理论有着贯穿流变性。

2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审美经验

2.1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作品的经验性创作

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有着明显的经验性,从美学的角度看即古代的文艺理论作品在表述上有着深刻的审美经验。审美经验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的审美经验,即创作者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对作品进行了直接的经验性创作,这种创作既会利用原有的审美资源,也会借助于脑中形成的固定的审美意识;另一种就是间接的审美经验,创作者通过研究他人的作品或者成型的文艺理论,从中提炼能够满足自身创作的审美经验,从而推动古代文艺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2.2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创作者的审美经验

我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创作者大多是艺术家或者文学家,很少有专门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们往往兼备两重身份,在创作文学艺术作品的同时也会创作一些像诗论、文论、乐论、书论这样的文艺理论作品。像陆机因文艺理论作品《文赋》被人们所知,但他最主要的身份则是诗人,诗人杜甫同样也写出《戏为六绝句》的经典之作,类似的人有很多,他们不仅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在理论研究上也有很大的建树。

不论是从创作者本身还是从文艺理论作品来说,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都有着明显的经验性。即使在今天,古代的文艺理论仍然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这和作者的审美经验是分不开的,他们创作的文艺理论虽然有着不同的观点,但是却有很多作品都有一定的系统性,像《文心雕龙》《原诗》等,有的作品即便是随感而发却有着深刻的观点,像《冷斋夜话》和《六一诗话》,还有一种最常见的是作者对别人作品的评述、整理,如金圣叹对《水浒传》的批改,还有在先人的作品上进行题词的,这些都是古代文艺理论的主要创作形式,也是审美经验在文艺理论创作上的直接表现方式。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所蕴含的这种浓厚的经验性质,虽然不是专门的哲学家、思想家和理论家所创作的,但这些诗人、文学家、音乐家、书法家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进行的理论研究更是一种有着深厚基础的智慧结晶,他们对文艺理论的论述并不是怀着某种特定的目的,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创作升华,这种富于实践性的经验性创作植根于实践,又推动着文理理论的不断发展。

3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美学意义

传统观念认为,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和西方的美学理论有着明显的差别,前者是一种直观的经验性的创作,后者是一种具有极强思辨性和紧密的逻辑性的作品,但是,对古代文艺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后才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古代的文艺理论并不是观念层和表面的东西,它与西方文艺理论不同的是它的抽象性是通过经验创作从而提取出的抽象的高度。

3.1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审美抽象

审美抽象是一种思维过程,在审美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与抽象的逻辑判断和推理不同,是一种可以概括和提升的思维方式。中国的古代文艺理论表现出的主题、思路就是典型的审美抽象。西方的逻辑思维是通过描述具体的事物,最终提取出一个概念,这个过程中会将感性的、偶然性的东西舍弃,而我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则是通过一种感性的方式将现实中的普遍意义表现出来,并将创作过程中的细节、感性认识、偶然性因素融合进去,从而运用多种表达形式、艺术符号将现象的本质表现出来,运用感性的思维去把握事物的深度,达到思想上的高度。

3.2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审美抽象途径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审美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作品整体呈现出的意蕴,另一种的文艺理论作品中所蕴含的主题。最为重要的是第二种,对于古代文艺理论中的主题,通常不是通过抽象的逻辑思维来推断出来的,而是由具体的审美抽象来凝练的。例如,上文中提到的“物”,在魏晋时期,“物”已经是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概念,而它却不是一个简单的“物品”的意思,它既是对一切自然界事物的概括,也是代指社会上的事物,同时还有“心物”之意。例如,陆机的《文赋》中就有“体有万物,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这样的句子,这句话中出现了两个“物”,像刘勰的文艺理论作品中也较多地使用了这个字,而“物”的内涵却不尽相同。可见,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具体概念,抽象的程度是高于西方的逻辑推理概念的。

4 结语

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有着丰富的美学特性,美学在古代文艺理论创作、研究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其的研究也能为现代文艺美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研究点。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作为研究美学的原动力推动着美学的发展,它的哲学性、经验性、贯穿性更是美学的重要研究要素。同时,美学的发展也推动着人们对古代文艺理论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张文勋.我走过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与美学的研究历程[J].红岩,2011(S3):5-20.

篇2

关键词: 古代文论; 现代阐释; 系统性; 世界性文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4-0081-02

一、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型引出的话题

曹顺庆先生提出中国现当代文论所患“失语症”问题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构想,使得中国现当代文论建设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不少研究中国文论的学者深入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上,要用转型后的古代文论而不是西方文论作为构架来医治“失语”的病症。其实,中国的现当代文论是过去没有的,正因为如此,它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关系才显得如此敏感。因为“失语”了,所以要“转型”已有的语言话语,朱立元先生是这样概括这一关系的:“以中国古代文论为基础,实现现代化的转型,重建我们自己的文论话语,正是根据这个失语症的诊断开出的药方。”[1]曹先生的观点受到质疑是必然的,有不少学者就认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是一个伪问题或者是一个误导性命题。[2]因为古代文论与现当代文论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古代文论现代转型的必须也只能是古代文论自身在现代视野下不断进步的必须,而不是以古代文论为构建主体来取代现当代文论从而获得话语表达的必然。曹先生对刘若愚先生的《中国文学理论》心存质疑,认为刘先生的著作中的中国文论已失去了应有的特质。事实上,刘先生并不是在进行现代转型而只是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而这样的阐释也常常会因为古代文论自身缺乏思辨理性的特点而出现把握上的困难,比如将要讨论的《中国文学理论》。

对古代文论作系统化的努力,刘若愚先生的不懈探讨是一个实例。他的《中国诗学》、《中国文学理论》、《语际批评家》和《语言・悖论・诗学》等英文专著,开创了融合中西诗学以阐释中国文学及其批评理论的学术道路。中国文论的系统化主要体现在他影响巨大的《中国文学理论》中,我们以此为例来探讨与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问题。我个人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至少应该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文学理论》不是探讨古代文论现代转型的专著,而是融合中西诗学来阐释古代文学及其理论的问题。如果也把它看作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那么转型的定义就不是曹顺庆先生所谓的“转型”,它是古代文论在当下的现代阐释,而不是现当代文论的古代文论化;二是以图表出现的系统化文论,已经具有了适合各民族文学的普适性特点――尽管是用中国传统文学及其文论来说明这个图表,所以中国文论的特点相反没有得到突出;三是古代文论有因整体性思维而排斥系统化的倾向,所以对之进行系统化非常困难,刘先生划分的六大理论也就出现了彼此之间常常互通,而划分界限不甚分明的无奈。

二、古代文论特质在著作中的失却

《中国文学理论》是在借鉴艾布拉姆斯的理论的基础上,根据研究对象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加以改造,从而形成的关于中国诗学的系统理论。刘若愚变艾氏的三角图表为具有流动特点的环形图表,在文学审美的四个阶段中推导出六大理论:形上理论、决定理论、表现理论、技巧理论、审美理论和实用理论。刘先生的借鉴当然是中西诗学的融合,而这一融合本身就是作者创作本书的目的之一。他在全书的《导论》中提到撰写目的时说:“第三个目的是为中西批评观的综合,铺出比迄今存在的更为适切的道路,以便为中国文学的实际批评提供健全的基础。”[3]中西批评观的综合是为中国文学的实际批评提供基础,而我们从整个著作所论述到的文学实践上看,它涉及到的都是古代文学而无现当代文学,所以说刘先生的努力,是在进行古代文论的现在阐释,而不是在转型古代文论并使之在现当代文论中构成我们的主流话语。在前面,我们为什么要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作为引子来谈《中国文学理论》呢?这是因为曹顺庆先生是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文学理论》的,并认为以西方理论话语来梳理中国的文论是行不通的。他在承认该书巨大的影响后说:“但平心而论,由于以西释中,完全以西方理论话语来切割中国文论,不可避免地会曲解中国文论,甚至弄得面目全非,失去了中国文论应有的特质。”[4]这与曹先生的一贯观点相一致,他认为只有从中国文论自身的角度才能理解中国文论,才能实现其现代转型。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因为没有西方话语就不可能有现代性,而排斥西方话语的现代转型,当然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了。

但是,曹先生的“失去了中国文论应有的特质”的话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阐明自己的撰写目的时,刘若愚先生提到的第一个目的即是关于“世界性文学理论”的建立的,他说:“第一个也是终极目的,在于提出渊源悠久而大体上独立发展的中国批评思想传统的各种文学理论,使他们能够与来自其他传统的理论比较,而有助于达到一个最后可能的世界性文学理论。”[5]问题是,此目的是通过古代文论与其他文论的比较,在比较中找出古代文论的特质,然后用这些特质作为其他文论的缺失来充实和补充,从而与其他文论一起构成世界性文论呢;还是通过比较,然后说明我们的文论也具有普适性意义,它们与其他别的文论因拥有共通性而与其他文论一起构成世界性文论?詹杭伦在对刘若愚理论系统进行整体评价时,引用了马克思关于人同世界的关系的一段论述:“劳动首先是人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6]然后詹杭伦说:“这种‘物质变换过程’自然是双向而不是单向进行的艺术创作也是一种生产劳动,中国古典美学的‘心物交融说’,正是对这一艺术生产中的‘物质交换过程’的形象说明。”[7]古代文论如此去套西方业已成型的理论,其自身思维的浑整性和表达方式的会意性等特质将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立足点。詹杭伦对刘若愚的认识是准确的,因为刘若愚的方法大多是在用中国古代文论的学说去印证文学理论的普通规律。比如,不少学者附和着指出中国文论中有很多关于“决定理论”的论述,如《文心雕龙・时序》中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并用此来批评刘若愚的“决定论的概念在中国文学批评中,没有详细的论述”[8]的观点。这里不对刘若愚关于“决定理论”判断的得失进行讨论,而是从方法论上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是在肯定存在着普遍意义的“决定理论”的基础上,来检讨中国文论是否在充分地反映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文论,其结果是不从中国文论自身出发,中国文论的特质就得不到很好的体现。

三、中国古代文论具有排斥系统性的特点

与西方文论强调从概念到范畴的逻辑演绎和学科体系的构建不同,中国古代文论有其自身的特点,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文论偏重于直觉、顿悟和对感性体验的描述”,具有整体性思维特点。赵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在表现形态上较为显著的特点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审美的主体性。强调审美主体在艺术实践中的意义,侧重从主体角度去规定艺术的本质;2. 思维的浑整性。即注重从整体上去把握和体悟审美对象,一般不作解剖式分析;3. 表达方式的会意性。因强调审美的主体性,直觉、顿悟和对感性体验的描述就必然因个人因素而具有会意特点。这些特点表明了中国古代文论是在自觉地排斥抽象理论、排斥系统性。

前面说了刘先生的努力,是在进行古代文论的现在阐释而不是在转型古代文论,但就即使是在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也因为古代文论本身具有的排斥系统性的倾向,而使刘若愚的系统努力出现了诸多的无奈。最明显的地方是他划分的六大系统之间在很多方面都是相通的,它们具有的相通性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文论自身特点在与分类的做法进行的无言对抗。比如“技巧理论”与“表现理论”。刘若愚在书中举了高适的诗论:“诗之有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格”是指文学体裁格式,“意”是指思想内容情感,“趣”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形成的审美特性。这三者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能把“格”看成是“技巧理论”而把“意”、“趣”看成是“表现理论”。所以刘若愚自己说高适的诗论“并非纯粹是技巧理论,而是含有部分的表现理论”。[9]而詹杭伦更是认为:“这两种理论既然难以区分,也许就没有截然分开的必要”[10]。另外还有“实用理论”与其他理论的相同。因为理论被划分切割了,各自分开的理论就出现了相互结合处的空白,这样就反过来让人感到六类理论不能概括所有的文学理论,于是作为对刘若愚的六大理论的补充,詹杭伦提出了理论[11],台湾的黄庆萱提出了十大理论。这样的分割有损害中国古代文论的整体性危险。我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只能在模糊中把握,如果非要进行系统归类的话,也应该突出系统中的反系统特点,突出各种理论之间的流通。

当然,刘若愚改进的艾氏的“文学四要素”所构成的理论,阐明了文学理论的主要构成:文学本体、文学创作、作品构成和文学接受,是一项有创建性的工作。它在当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接受。我们提出的问题,只是从中国文论自身考虑,提请专家们注意,在中国文论的现代阐释中不能让中国文论自身的特质流失。

参考文献:

[1] 朱立元.走自己的路――对于迈向21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问题的思考[J].文学评论,2000(3).

[2] 尹奇岭.伪命题: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J].理论与创作,2003(3).

[3][5][6][7] 刘若愚.杜国清译.中国文学批评[M].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4.3.129.188.

[4] 曹顺庆.中国文学理论的世纪转折与建构[J].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文艺学网站》省略/view.asp?id=516

篇3

【关键词】中国古代画论 现状 教学策略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6C-0053-02

中国古代画论承载着丰富的中国传统审美精神以及绘画经验,因此,开设中国古代画论课程十分必要。但是,目前来看,中国古代画论的教学将实践类专业和理论类专业相分离,且各大院校对传统文化教育以及人文精神培养的不重视,导致中国古代画论课程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阻碍。为此,各高校必须改变教学理念,高度重视中国古代画论课程的建设,让学生掌握画论的相关知识,引导学生热爱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一、中国古代画论课程的教学现状

(一)知识量大,内容涵盖面广,课时有限。中国古代画论伴随着中国古代绘画的发展而产生,大致可以分为品鉴、理论和画法三个部分,而这三个部分又联系着中国艺术创作系统和中国思想史,进而赋予了中国画论课程具有课程内容多、历史跨度大、知识涵盖面广的特点。另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画论自先秦发展至今,所含内容之丰富不言而喻。但是,当前中国古代画论课程的课时有限,因此,为了在有限的课时内呈现中国古代画论的精彩观点,教师往往会对其内容进行选择,主要选取了六朝、五代、唐、宋、元、明、清的代表性画论作为课程重点。

(二)学生缺乏对绘画技巧的直接感知。当前中国古代画论的发展处于重中技术教育、轻道德素养培养的大环境中,因此,中国古代画论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第一,对绘画技法实践类专业学生而言,他们并不重视人文修养和理论的学习,认为中国古代画论只是一门理论课程,并不是必须学习的内容。尽管有些学生对中国画论充满兴趣,但是由于缺乏广阔的文史背景,也无法得到系统的学习。第二,虽然中国古代画论是美术史论专业的学生的必修课程,但是仍然缺少对具体绘画技巧和经验的直接感知,再加上美术史论专业的学生不重视操作性强的论述,阻碍了中国古代画论的进步和发展。

(三)对中国古代画论的研究不够深入。在对中国古代画论的研究方面,于安澜以及沈宗骞等老派学者对画论的基础性工作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但是,中国古代画论与中国古代文论或中国古代美学相比,其研究领域并不广阔,可以说是十分薄弱。就算在文献整理、版本校勘等研究工作领域,中国古代画论的研究依然存在大量的工作值得去做,也有相应的问题需要解决和澄清。因此,中国古代画论教学缺乏相应的科研成果的支撑,且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较为滞后,无法及时得到改进和更新。再加上,中国古代画论研究属于冷门研究领域,很少有人愿意选择中国古代画论作为研究领域。基于此,中国古代画论教学缺乏完善的教师团队,导致中国古代画论研究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阻碍中国古代画论课程的建设。

二、中国古代画论课程的教学策略

在艺术学语境下,中国古代画论的薄弱性更加突出,但是,艺术学在自身的学科建设领域,必须拥有与文学和史学相同的理论依据,因此,中国古代画论研究者应该打破“艺术学从属于文学”的传统观念,构建具有中国古代画论自身特色和理论逻辑的学科基础。

(一)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画论的内涵。站在知识社会学的层面上看,中国古代画论是体现中国古代绘画形成的传统意境的途径,包含了具有史学品境的意味形式,由此看来,中国古代画论是一个拥有较高传统审美境界且涵盖知识面甚广的知识系统。而从画论的知识形态的层面出发,研究者认为中国古代画论主要研习中国古代艺术和中国古代绘画,是一门独特且知识涵盖量广的学问。而中国古代画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精神的重要载体,不但给予了后人很多优秀的艺术作品,也对绘画历史以及理论进行了完美的概括。因此,中国古代画论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应该促进中国古代画论的发展。例如,教师可以专门挑选一个课时,以观看纪录片的方式让学生掌握中国古代画论的内涵。为此,教师要准备一系列与中国古代画论相关的视频,在课堂中一边播放,一边为学生讲解,并将视频中所提到的有关中国古代画论的重点知识进行分析和讨论。因此,学生会在观看视频和与教师的讨论中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

除此以外,教师应该让学生认识到,中国古代画论并不是单纯的只是学问,其还拥有较大的现实价值。从中国古代绘画的发展来看,我国绘画能够成为独特的绘画系统的原因是:画论是在前人的不断实践和理论张立中所完成的,与西方本问题论派所倡导的形而上特征不同,中国古代画论对绘画创作有着很大的指导作用,而这种指导作用到如今也都十分突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下,中国古代画论为现当代的绘画创作提供了建构具有中国独特审美绘画风格的理论启示,同时也促进了传统绘画技术的进步。只有让学生认识到中国古代画论的内涵,感受中国古代画论的博大精深,感悟中国古代画论的魅力,才能让学生和教师都重视对中国古代画论课程的建设。例如,教师可以让学生去观赏中国古代的绘画作品,并让学生利用所掌握的中国古代画论理论知识对绘画作品进行解读,学生在解读过程中既能感受到绘画作品的美好,也能深入掌握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可以让学生感受到中国古代画论在艺术领域中的魅力,有助于促进学生主动学习中国古代画论。

(二)完善中国古代画论的课程体系建设。鉴于中国古代画论的知识体系存在很多个侧面,因此,学生在学习中国古代画论的过程中,教师要立足于学生之间存在的差异性,有针对性地对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设计相应的学习目标。因此,中国古代画论的教学设置,必须开设相应的绘画理论史学专业、中国古代画论专题研究以及中国古代画论选读三个课程体系。教师可以充分考虑实践类和理论类专业的不相同,对教学目标进行调整。其中,要注重引导学生善于对绘画经验进行总结,将技法进一步深入,教授绘画技法课程,教师则可以利用传统画谱、画册,为学生传授绘画经验和技巧,并将经验与理论论述相结合。

在绘画技法专业中,高等院校应该把中国古代画论设置为公修课程。教授传统绘画技法课程时,要让学生能够通过学习中国古代画论,掌握具体的绘画技巧和绘画规律,要让学生可以通过对画谱和画决的研究,对绘画造型和绘画形式语言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因此,在中国古代画论的教学中,教师应该注意将绘画层面上的技巧与理论层面的审美规律进行统一。为此,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以及学生的学习承受力,有针对性地为学生挑选相应的画谱和画决,让学生通过对画谱和画决的研究,提高自身绘画技巧。教师也应该鼓励学生之间进行交流与沟通,使学生能在讨论和研究中对绘画造型和绘画形式语言进行进一步的学习,从而提高学生整体的绘画能力。同时,教师还应该在教学学生画论的重要内容的基础上,引导学生用具体技巧进行学习和实践,以便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加强画论元典的阅读,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学生进行经典作品品鉴时,可以从品鉴中掌握古代画论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因此,提倡各大院校应该加强对画论元典的阅读教育。在对中国古代画论的课程进行设置时,应该安排选读和精读类的课程。鉴于中国古代画论的历史演进与社会文化史以及古代美术史之间有着紧密联系,为了让学生能站在历史的角度上对中国古代画论进行学习和研究,教师应该让学生认识到,中国古代画论是一个随时在变化的开放性体系,无论是中国古代画论的思想演进,还是中国古代画论的理论问题变迁,都值得每个人去学习和研究。因此,各大院校在对中国古代画论的课程设置上,应该特别设立“中国古代画论史”课程。

除此以外,教师应该加强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虽然不同知识体系拥有与其相对应的学科归属,但是,由于知识的连续性,不同的知识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从某个角度上说,中国古代画论是中国美术史和美学史中的一个部分,也是艺术概论的重要理论依据,因此,在中国古代画论教学中,教师可以将中国美术史、中国美学史、艺术概论与中国古代画论进行融合。使学生能将知识资料融会贯通后,应用于生活实际中,提高学生自身的综合素质。另外,古代汉语对学生学习古代画论也有十分深远的影响,若学生拥有扎实的古文功底,就能对古代画论著作有更深层的理解,因此,教师也可以将古代汉语课程与中国古代画论课程进行融合。例如,教师可以与古代汉语教师进行沟通协商,为学生打造一堂中国古代画论与古代汉语相结合的新型课,利用古代汉语与中国古代画论之间的联系,让学生能利用古代汉语知识解决中国古代画论中遇到的问题,也能利用中国古代画论中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对古代汉语知识有更深层次的理解,进而达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主动思考和探究的目的。

总之,当前中国古代画论课程的建设面临着许多困难,如各大高校对中国古代画论课程建设的不重视,学生缺乏对绘画技巧的直接感知,研究人员对中国古代画论的研究不够深入等。针对这一系列问题,高等院校绘画专业应该重视中国古代画论的整体教学建设,让学生对中国古代画论学习有正确的认识,培养学生对中国传统美术理论的兴趣,采用多种方式完善中国古代画论的课程体系建设,加强画论元典的阅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杨明.画外广视画内精准的古代画论研究[J].学术研究,2014(7)

[2]牛国栋.中国画论中笔墨理论的发展[J].读与写,2014(22)

[3]徐元元.石涛――“画论”美学思想探微[J].芒种,2015(3)

篇4

治中国古典学问者,都很清楚,我们当下的研究是在古今中西比较的复杂语境下展开的,研究对象是古代遗产,学科体系的建立却是参照了西方的结果,研究的基本范式与方法,也往往要借力于外来的资源。古今中西的比较语境,既为发现传统提供了不少新的契机,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理论上、具体操作上的困惑与困难。第一个必须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古今中西的纵横坐标中,寻找到合适的立足点。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已有百年的历史,这百年中,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于古今中西融通的背景下,贡献研究成果的同时,亦不忘对其学科定位和研究之方法论作出不同层面的反思。从近的来说,上个世纪末开始的、围绕古代文论“失语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等问题展开的大规模学术讨论,即是对古代文论学科的一次集中思考,其动因,就源于古代文论本身处境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忧虑意识。这种学术上的反思精神是可贵的。在当下的语境中,为古代文论作出合理而恰当的定位,探索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方可继续导引学问之前进。

党圣元先生的新著――《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古代文论的现代遭际》一书,既具有自觉的反思意识,又有着积极的理论建树,其洞见建立在对百年古代文论学术史系统考察的基础之上,在理清学术史之固病和积弊的前提下,边破边立,于传统文论的当下境遇有着敏锐的意识和理性的分析,又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极具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

有两个关键词语值得我们重视,即“和而不同”和“返本开新”。前者是对中西文化格局和中国古代文论在比较语境中应处地位的判断,关乎中国古代文论的品格和独立性问题;后者则是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所寻求的方法论原则。对这两者的强调贯穿整部著作,构成了本书的立论基础和目标。“和而不同”的学科定位与“返本开新”的研究方法,也是作者下足工夫探索的精髓所在。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中的独特遭际,就是处于传统和现代之间,而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实质上指的就是古与今、中与西、体与用的关系,这既是中国百年古代文论研究展开的文化环境,也构成了论争的核心。书中指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需要以深沉的历史意识和饱满的理性精神来对待的问题”,但既往的论争往往陷入非此即彼的误区。他总结说:“综观二十世纪以来围绕这一问题所进行的论争,相当一部分人在价值判断与选择上陷入了古今、中西二元对立的认识误区,形成了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两军对垒,前者主‘全盘西化’,于民族文化、传统文学思想持虚无主义态度;后者则因循守旧,以‘国粹主义’者自居。我们亦可以将这二者之间的观念对抗概括为‘荣今虐古’和‘荣古虐今’两种文化发展观的冲突,彼此在价值判断与选择上存在着一道深深的鸿沟,以致输攻墨守,争端大起。”在历数对立文化观弊端的基础上,作者提出唯有走“中西融会贯通而综合创造的路子”才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道路。摆脱古今、中西二元对立的认识误区,立足民族,放眼世界,融通中西,列类古今,展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对话,才能使全球化语境中的世界文化格局达到理想境界,即“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态平衡。

“和而不同”是古人处理不同事物差异关系的智慧结晶,这恰可以成为我们探究古今、中西关系新的突破点和立足点。“和而不同”是一个维持全球文化多样性的原则,是一个“最能体现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当代性’的典型范例”。所谓“当代性”即指古代文论所处的多样性、多元性的文化环境,“和而不同”的原则既能照顾到古代文论的实际处境,又能充分体现其差异性,使之在全球化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保持其独立性。结合古代文论在古与今、中与西之间的独特遭际来看,此论是很有见地的,要展开汇通古今中西的交流和对话,实现其“当代性”,确保对话主体的独立存在和自主地位是必要的前提。“和而不同”的文化理想不因为追求普适性而消解差异性,反而强调差异的重要,这就为对话和交流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而肯认“和”的目标,也是对话和交流的应有之义。

“和而不同”为古代文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际遇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立足点,而“返本开新”则为实现这一文化理想确立了基本的方法论。在该作中,多次强调回到文化原点的重要。作者认为,回到文化原点,是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个必要前提,要开掘传统文论中的精神价值,断章取义的理解是行不通的,必须回到历史文化语境,对其作“同情之了解”。我们要回到体现古代文论精神本真的原初形态与历史情境,重新认识古代文论的原初性的事实本体与整体性的真实面目,并要以之作为继续前进的出发点。

与强调回到原点相对应,作者还从理论与个案两个侧面说明“以西释中”的弊端。他认为单纯采取西方之视点来解释中国,并不能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论之精神提供助益,反而会忽略与掩盖中国传统文论的特色,并举齐梁诗歌研究来说明之。一些学者引入西方的“形式主义”概念,从“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对立的路子来批评齐梁诗风,判定齐梁诗歌与初盛唐诗歌的不同,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与中国诗学思想在此一历史时期自身所关注的问题并不吻合。初盛唐文人一方面标举“建安风骨”,另一方面却大大发展了对诗歌语言形式的重视,比如,将格律推向成熟,因此,以西学概念来为二者截然划界实质上是违反文学史事实的。这个看法很有道理,初盛唐的诗歌,至少是律诗,是极其重视形式的,我们以七律的集大成者杜甫为例,杜甫晚年的七律,如《秋兴八首》以形式范导抒情,体现出明显的审美游戏品格,将中国诗歌史律化运动这条路子推向顶峰,杜甫的律诗,实际上是延承了齐梁诗风,并将之发展改造,二者不是对立的关系。

将西方话语强加于中国,本质上是行不通的。在现代学术发展之早期,学者们已敏感到此,并多有论述,台湾新儒家牟宗三先生说:“凡以西方那种外在的、观解的思考路数,以及其所派生的一切,来解析中国学问,甚至整个道德宗教的,俱是差谬不相应。”陈寅恪先生倡导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治古人之说,也得到不少学者的回应。反过来看,以西释中,不仅容易犯错误,也往往丧失掉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独立性。要让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在中西比较的土壤中扎根生长,我们就先要对古典作扎实的田野作业,把双脚踏实地立在材料上,以求描述、复元古典,在西方和现代的比照下获得历史感,而不是拿起西方或现代的手术刀先合乎逻辑并规范地一刀切下去再说。我毫不怀疑,只要认真地去读古代文论,要求自己还原它,渐渐地,我们会发现让我们兴奋的东西,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具有现代意义的。

因此,“返本”并不意味着回到保守主义的立场,回归古典是为了发见其本质,“开新”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作者援引西方解释

学的理论成果,指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应采取“本体性的阐释路径”,“返本”与“开新”乃是对古代文论进行本体性阐释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两个方面:“返本是为了开新,开新则必须返本”,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与“和而不同”的地位判断和文化理想相同,回归原点的解释,重新把握经典文本的原初意义,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在解释学的论域中,返本的工作恰可以使我们的“现在视界”清晰化,实现古代文论的当代性价值和意义。

作者还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返本开新”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操作原则和实现步骤。第一步是打破西方文论普适性的迷思,沉潜到中国古代文论的原始文献中,深思明辨;第二步就是要回到古代文论的语境,进行历史还原。具体言之,所谓的“历史还原”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讲求视界融合,忠实地解读古人,务使阐释符合古人之原意;二是要将古人的话语置于其历史发展链条中来考察,对之进行定位。历史还原不是单维的返还,而是“双重历史还原”。其目的不在“复古”而在“创生”。著作从三个方面详加分析还原的具体原则和实现方式,其一是回到。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文史哲浑融不分的整体性语境,在文献搜罗上要由“醇”返“杂”,扩大范围,重视“诗文评”以外的文献材料,打通学科关系。其二是要回到文学史的语境,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不同,极少有脱离具体作品的“纯理论”,因此文论的研究要与文学史的经验结合起来。其三是要回到价值论的语境,作者以对“载道”观不加分析的轻视的研究固病为例,指出我们不可以西方审美与非审美的二元对立来裁决之,而要根据其历史语境作出合理的定位,发掘其丰富性。总而言之,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需在其产生的原始语境、所处的文化史语境以及批评史语境中通盘把握,形成一种良性的诠释学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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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12 ― 0160 ― 02

古代汉语课程是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之一,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中国古书的能力,对于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素养,阅读古籍能力,弘扬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然而,由于古代汉语课程内容理论性较强,距离今天时间久远,内容比较枯燥,教师教学困难,学习不愿意学,教学课堂死板成为目前古代汉语教学的普遍状况。尤其是现在注重应用本科高校建设背景下,古代汉语教学面临更多的问题和挑战。

一、目前古代汉语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1.高校古代汉语课程普遍使用的是由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采用繁体字,把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部分结合起来,文选中所选文章都是有代表性的历史名篇,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全书注音、释义准确,成为大多数高校首选的古代汉语教材,但是由于教材是1962年出版的,使用年代较长,教材修订相对比较滞后,文选部分与中学教材重复部分较多,如《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烛之武退秦师》等篇,学生在中学阶段已学过。文选中有些字词注释较模糊,通论部分有些难理解的概念如古今字、异体字的讲解也较少,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困难。近年来教材对新的研究成果吸收不够,知识相对陈旧。

2.课堂的教学效果不够理想。由于课程的理论性较强,内容比较枯燥,从目前教学情况来看,古代汉语的文选部分的讲解多是逐字逐句讲解,字词解释都是根据各种参考书的解释,古汉语通论部分纯理论的讲解更为枯燥。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兴趣不大,觉得教学内容枯燥,古汉语的术语难以理解,对繁体字书写的课本产生畏难情绪,感到沉闷、乏味,久而久之就产生对古代汉语课程的厌倦感,加上学生对古代汉语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学生认为古代汉语实用性不强,远离现实生活,对今后就业关系不大,对古代汉语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古代汉语存在的价值充满怀疑。

3.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单一。古代汉语目前的教学方法主要采取“满堂灌”的填鸭式授课方式,没有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仅仅依靠课堂教学,忽视课外学习的作用。虽然教学手段上大多数高校都采用了多媒体授课,也不过是课堂内容是从板书到PPT的转变,与传统的授课方式没有本质的区别,很多学生只是在把PPT拍下来,考试前再突击学习,课堂教学中缺乏学生的积极主动的参与和探讨。学生的上课积极性不高。

4.学校不够重视。在现在注重应用本科高校建设背景下,一些高校单纯重视学科的应用,将传统的语言类课程逐渐削减,甚至取消了《语言学史》等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古代汉语的课时量也逐渐减少,这与古代汉语课程的中文专业的核心课程地位极不相称。

二、提升高校古代汉语教学的策略

针对古代汉语课程尴尬的处境和学生学习的现状,面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新的需求,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需要进行重新调整,教学工作要改变当前的传统的填鸭式授课方式,应转移为注重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教学目标,应注重培养学生阅读古籍的能力以及语言的理解运用能力和写作能力。针对目前的教学现状,提出以下改革的策略。

1.优化教学内容,调整教学计划,要突显古代汉语作为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核心课的地位,同时教学计划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古文应用能力。教学内容的设计上要针对教学大纲进行合理的拓展和补充,教学过程中可将文选、通论相结合,分章节教学,课程讲解中要注重与现代语言生活相贴近,教材所选文选篇目较多,教师可重点选择有代表性的篇目,中小学教材学过的篇目可不再讲解,教师未讲的篇目可作为课堂作业布置给学生。

在讲文选部分时,可以将古代文史知识融入文选部分的教学中,从字词的讲解扩展到对古代的思想文化的讲解上,将二者结合起来,既要讲好字词,又要将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结合起,利于学生理解,将生涩难懂的文言文放在丰富多彩的文化背景中,引入相关历史背景知识和文化地理知识,提高学生的兴趣。如《论语?公冶长》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就可以讲解古代的车马的称谓,战国以前,车马是相连的,古人所谓御车也就是御马,所谓乘马也就是乘车,两匹马拉的车称为骈,三匹马拉的车称为骖,四匹马拉的车称为驷,古人乘车以左为尊。《论语?季氏》:"齐景公有马千驷。"这不在于说他有四千匹马,而在于说他有一千乘车。

通论部分的教学内容包括词汇、语法、诗词格律以及常用的字词典等内容,内容较广,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内容进行整理,在语法教学如“判断句”、“否定句”、“疑问句”的讲解时可注重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让学生自己归纳总结规律。教师要更新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提高古今贯通的能力,密切与现代汉语的联系,培养学生运用古汉语的知识解决现代汉语中遇到的问题,现代汉语也是由古汉语发展而来的。

2.在古汉语教学中,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利用各种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建议配合使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使教学内容更形象丰富,在教学方法上,要综合使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如启发式教学法、探究式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等,在课堂中提高学生主动参与性,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培养学生学习的热情,激发学生自主探究的兴趣。在课堂中,教师可以提出某个问题,引导学生进行分组讨论,或者布置一些小论文让学生在课堂外完成。如在讲解古今感彩的不同的几种情况时,教师可以先举例让学生说明一些字词各自古今的含义,然后再让学生来归纳古今感彩的变化有哪几种情况。

充分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教育技术,缓解古代汉语课的枯燥、乏味,增强古代汉语课程的趣味性,可以将相关的背景资料和知识点通过PPT展示给学习,扩充教学内容,节约大量板书的时间,通过一些有趣的背景图片和视频,增强课堂的趣味性。如在讲解《战国策》的有关篇目时,就可向学生展示出自《战国策》的一些成语的图片,如“亡羊补牢”,“画蛇添足”,“狐假虎威”。如在讲汉字形体的演变时,举例讲解“行”字时,依次展示出“行”的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行书等古文字形的图片,使学生能够清晰地看出“行”字的演变,加深学生对古文字的印象,避免了教师讲解的含混不清及板书的不准确,节约了课堂时间,也使教学过程变得生动、有趣。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教会如何利用网络查询资料,如可通过《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查询字词义,可通过“汉字字源”网查询6552个常用汉字的的甲骨文、金文、小篆等各种形体,教师也可在课堂中进行在线演示。

3.加强课程实践环节的教学,使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古代汉语课程理论性较强,现有的教学内容没有体现出文化应用的内容,因此应充分考虑到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重新思考古代汉语的课程结构,根据各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不断优化教学内容,及时引进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注重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的新颖性,将教学内容与现实社会有效地结合起来,突出课程的实践。

在知识传授过程中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着力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较强的语言运用能力,为培养创新应用型人才打好基础。关注古代汉语的现实价值,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可突出古代汉语的应用功能,将古代汉语的教学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现实社会有效地结合起合,如对于毕业后有意考公务员和从事文秘工作的学生,可鼓励学生多读名家名篇,提高写作技巧;对于想考古代汉语专业研究生继续深造的同学,可鼓励学生对古代汉语进行深入透彻的学习,并多阅读古汉语其它的教材和相关的参考书籍,如《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中国语言学史》等;对于有志于做中小学教师的学生,可鼓励学生多阅读并熟悉文献,掌握中小学古汉语中常用的文论知识,熟练使用《古汉语词典》《辞源》等工具书,并可选择一些中小学课本的古文文章让学生自己查阅资料并备课,形成教案,并让学生在课堂上讲解,这个环节对学生的能力提升作用很大。

4.加强高等学校教师古代汉语教师专业素质的培养,古汉语教学需要教师具有扎实的古代汉语基础,具有丰富的文史知识。很多高等学校古代汉语专业的教师毕业后很少再进行古代汉语专业知识的系统学习,很多教师自身就对古代汉语课程的相关知识理解得不透彻,在讲解时难以向学生阐述清楚,学生自然就感到晦涩、枯燥,难学。因此,应加强对高等院校古代汉语教师队伍的培养,教师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注意平时的积累学习,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对古代汉语进行系统的、专业的学习,以及古代汉语教学中最新的研究成果,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能够掌握古汉语的新动态、新现象,并能将现代化教学元素和传统相结合并运用到教学中,革新传统的教学方法。同时教师应注重自身的科研能力的培养,通过科研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并能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5.在考核中,传统的“古代汉语”课程的考察是单一的期末考试制度,无法体现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因此新的形势下,需要探索新的考核模式,考核命题要以教学大纲为依据,考试内容要反映大纲规定的基础知识、理论和技能,并要反映课程的主要内容,要体现学生对课程掌握和古汉语的综合运用能力。考试的类型可包括多种形式,如闭卷考试、开卷考试、平时作业等多种方式,考试内容应注重考查学生的基础知识、理论的掌握和运用能力,可建立包括课堂回答问题和课堂讨论情况,平时作业、考勤制度和考试相结合的考核制度,把期末考试的一次考核变为多次考核,记分方式为百分制,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30%,其中平时作业和课堂提问讨论情况占平时成绩的20%,考勤占平时成绩的10%,平时的各单元部分的考核成绩总共占总成绩的70%,这样便于教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调整课堂内容,也能促进学生对平时上课的重视,最终有效地促进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

〔参 考 文 献〕

〔1〕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1991.

〔2〕赵红.应用型专业古汉语课程的教学思考〔J〕.文教资料,20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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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美学特性

文艺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有它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和历史渊源。就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美学属性来看,它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延续。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为美学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源和发展延续的基础,因此自身有着很浓厚的美学特性。

1.1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美学研究特性

从目前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成果来看,文艺理论中的美学特性一般从文学艺术作品主题、创作手法和鉴赏方式入手研究。文学或者艺术作品都有着自身的创作主题,或者描述事物或者人物的美丑,刻画人物的形态、形象、气度,抑或是景物的动静、环境所营造出的一种虚实的意境等等,总之是凸显出作品的主题;文艺理论的创作手法多样,创作者根据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通过抒情、议论、神思、愤书等再填充材料;鉴赏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最能凸显美学特性的一个环节,通过鉴赏作品,体味其中所蕴含的美,最终实现与创作者的共鸣。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美学特性通过这样的三维鉴赏体系表现出来,创作者的创作语言和鉴赏者的欣赏紧密结合在一起,欣赏者再结合自身的阅历、文化素养对作品进行自我对应,从而实现与创作者心灵上的互通,形成一个双向互动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古代文艺理论的美学特性就自然而然地被传递和接受。

1.2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哲学性

中国对文艺美学的研究历史悠久,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人们就开始对文学作品和其他一些艺术作品中的美进行深入的研究。不同于西方美学的是,中国古代的美学研究并没有将文章、诗歌、书法、绘画、音乐等单独或者进行归类研究,而是将美和道的主线贯穿在各种研究之中,道与美是分不开的,而美的表现形式与道也是分不开的。道是作品的主体,同时还需要一定的美的形式将其传递出去,这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就是一种哲学性的体现,这种哲学性贯穿于整个古代文艺理论的研究中,使古代文艺理论既达到了美学的高度也实现了哲学的深度。

1.3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贯穿流变性

中国古代有很多思想派别,在历史的发展中也形成了一定的思想体系。传统思想深受儒、道、释体系的影响,每个体系中的文艺理论观念也对之后的文艺理论创作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如在东汉,玄学进入中国本土,为了适应生存,它就和土生土长的儒家思想进行了融合,并对文艺创作产生了影响。因此,中国古代的儒、道、释所形成了三体系为主干,它们之间又相互依存影响,之后又和许多思想理论进行结合,拓展出庞大的体系脉络,最终形成一个大的整体的思想系统。

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体系虽然没有严格的体系,但是却有着成体系的研究范畴。通常某一派别提出一个观点,历代的艺术家、文学家就会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拓展研究,在不断地延续过程中,最终将这一焦点进行升华,提升到文艺理论的高度,因此,中国的古代文艺理论有着贯穿流变性。

2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审美经验

2.1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作品的经验性创作

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有着明显的经验性,从美学的角度看即古代的文艺理论作品在表述上有着深刻的审美经验。审美经验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的审美经验,即创作者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对作品进行了直接的经验性创作,这种创作既会利用原有的审美资源,也会借助于脑中形成的固定的审美意识;另一种就是间接的审美经验,创作者通过研究他人的作品或者成型的文艺理论,从中提炼能够满足自身创作的审美经验,从而推动古代文艺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2.2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创作者的审美经验

我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创作者大多是艺术家或者文学家,很少有专门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们往往兼备两重身份,在创作文学艺术作品的同时也会创作一些像诗论、文论、乐论、书论这样的文艺理论作品。像陆机因文艺理论作品《文赋》被人们所知,但他最主要的身份则是诗人,诗人杜甫同样也写出《戏为六绝句》的经典之作,类似的人有很多,他们不仅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在理论研究上也有很大的建树。

不论是从创作者本身还是从文艺理论作品来说,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都有着明显的经验性。即使在今天,古代的文艺理论仍然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这和作者的审美经验是分不开的,他们创作的文艺理论虽然有着不同的观点,但是却有很多作品都有一定的系统性,像《文心雕龙》《原诗》等,有的作品即便是随感而发却有着深刻的观点,像《冷斋夜话》和《六一诗话》,还有一种最常见的是作者对别人作品的评述、整理,如金圣叹对《水浒传》的批改,还有在先人的作品上进行题词的,这些都是古代文艺理论的主要创作形式,也是审美经验在文艺理论创作上的直接表现方式。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所蕴含的这种浓厚的经验性质,虽然不是专门的哲学家、思想家和理论家所创作的,但这些诗人、文学家、音乐家、书法家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进行的理论研究更是一种有着深厚基础的智慧结晶,他们对文艺理论的论述并不是怀着某种特定的目的,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创作升华,这种富于实践性的经验性创作植根于实践,又推动着文理理论的不断发展。

3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美学意义

传统观念认为,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和西方的美学理论有着明显的差别,前者是一种直观的经验性的创作,后者是一种具有极强思辨性和紧密的逻辑性的作品,但是,对古代文艺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后才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古代的文艺理论并不是观念层和表面的东西,它与西方文艺理论不同的是它的抽象性是通过经验创作从而提取出的抽象的高度。

3.1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审美抽象

审美抽象是一种思维过程,在审美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与抽象的逻辑判断和推理不同,是一种可以概括和提升的思维方式。中国的古代文艺理论表现出的主题、思路就是典型的审美抽象。西方的逻辑思维是通过描述具体的事物,最终提取出一个概念,这个过程中会将感性的、偶然性的东西舍弃,而我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则是通过一种感性的方式将现实中的普遍意义表现出来,并将创作过程中的细节、感性认识、偶然性因素融合进去,从而运用多种表达形式、艺术符号将现象的本质表现出来,运用感性的思维去把握事物的深度,达到思想上的高度。

3.2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审美抽象途径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审美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作品整体呈现出的意蕴,另一种的文艺理论作品中所蕴含的主题。最为重要的是第二种,对于古代文艺理论中的主题,通常不是通过抽象的逻辑思维来推断出来的,而是由具体的审美抽象来凝练的。例如,上文中提到的“物”,在魏晋时期,“物”已经是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概念,而它却不是一个简单的“物品”的意思,它既是对一切自然界事物的概括,也是代指社会上的事物,同时还有“心物”之意。例如,陆机的《文赋》中就有“体有万物,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这样的句子,这句话中出现了两个“物”,像刘勰的文艺理论作品中也较多地使用了这个字,而“物”的内涵却不尽相同。可见,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具体概念,抽象的程度是高于西方的逻辑推理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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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院校;古代汉语;教学改革

一、高职院校古代汉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可供使用的教材

《古代汉语》课在高校开设三四十年来,其教学内容的安排,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并各自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教材。大致有以下五种:

1.只讲通论(或称常识)。代表教材有周秉钧的《古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高等师范院校教材。

2.通论与文选相结合。这是大多数《古代汉语》教材的编选方式。代表性的有:

①周本淳主编的《古代汉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高等师范院校教材。②赵廷琛主编的《古代汉语》(河南大学出版社),山东省中学教师培训教材。

3.通论、文选、常用词相结合。代表教材有:

①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中华书局),普通高等教育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②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商务印书馆),国家教委文科教材办公室推荐教材。

4.通论、文选、练习、参考资料相结合。代表教材有许嘉璐主编的《古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高等师范学校教学用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系列教材之一。

5.通论、文选、题库相结合。代表教材有:

①赵光智主编的《古代汉语》(齐鲁书社) ,山东省教肓委员会“九五”立项教材。②邹德文主编的《古代汉语》(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1世纪高职高专系列教材 。

(二)忽视了实践教学

高职教育最大的特点是要求“教、学、做”一体化,强调 “学中做、做中学”,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这个特点决定了高职古代汉语教学必须加大实践力度,增加实践学时,建立语言实训室和实训基地,提高学生运用古汉语的能力。但目前高职院校普遍忽视这个问题,除了常用的多媒体教室外,可供学生体验、实践的语言实训室、实训基地少而又少,制约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三)教学内容不合理

自从王力先生确立了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教学内容体系后,其合理性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并成为众多高校古代汉语课程的首选教材。但是也应该看到,《古代汉语》系列教材在高校使用的这几十年里,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高职院校,对知识的选取,往往偏重于一些简单的文选和理论常识,和初中高中文言文学习有很大的重复,练习题设置不够合理,实践性的内容很少,导致学生对所学内容缺少新鲜感,学习兴趣不大。如果不根据实际情况对教学内容加以调整,势必会对古代汉语教学产生不利影响。

二、高职院校古代汉语教学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根据实际情况选编教材或者讲义

古代汉语教学改革的第一步,首先在于教材的改革。目前我国国内教材针对高职院校的教材各有其特点与不足,每个高职院校的学生水平、教学安排有不尽相同。因此,根据自身教学条件,合理选择,自编教材或者讲义,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笔者建议在教材编写中应体现五个特点:科学性,系统性,创新性,实用性和趣味性。

(二)完善教学设备,突出实践教学

在信息时代,要充分利用教学媒体作为古代汉语的载体。《古代汉语》的教学媒体应是以文字教材为主,文字辅导教材、录像、CAI课件等为辅助的多媒体所有的有机结合。为了充分提高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兴趣,教师应在制作多媒体上下功夫,录像教材和CAI课件不应是对教材知识点的简单重复,应增加新的内容。在制作录像教材和CAI课件时,在文字设计上,语言知识点背景介绍、课文内容分析可以用不同的文体、图标、颜色清晰地列出来;在声音上,用富有形象性,感染性,启发性的语言,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在图文处理上,多采用“动”态的效果表示出来。

(三)科学设置课程内容

古代汉语课程内容的安排应考虑到学生实际,以邹德文的《古代汉语》为例,文选部分共选文章42 篇,大部分选文是语言上具有典范性的优秀作品,通俗易懂,但由于目前古代汉语的学时已大大压缩(只有68个学时),如果按照一般高校的做法把文选与通论的比例定为1:1的话,区区68学时又能讲授几篇作品呢?因此必须压缩精讲篇目的数量。而且在确定精讲的篇目时,还要考虑到学生的古文阅读实际。由于现行中学语文教材加大了文言文的比重,很大一部分作品已在中学课本中出现,因此这部分选文没有必要再“ 炒冷饭”。其余篇目,有些可以作为略讲篇目,有些可以让学生自己在课外阅读,教师根据学生普遍感到困惑的问题给以适当的指导。这样就可以把精讲与略讲结合起来,把教师的课内讲读与学生的课外阅读结合起来,既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又尊重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而且很好地解决了学时不足的问题。在通论方面,邹德文的《古代汉语》大部分吸取了王力先生的观点,没有吸收当前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并且个别观点颇有争议,拿来供学生学习不太合适,这就需要教师适当地为学生介绍、补充一些新的语言学研究成果,及时修正一些陈旧甚至错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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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代体育史;体育史研究;文本回归;学术超越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5-0115-04

已丑年荷月,知名体育史学者王俊奇先生又一力作《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出版了。从《近现代二十家体育思想论稿》、《中国唐宋体育史》到《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王俊奇先生在体育史学视野的拓展、史论角度的调整、史料层面的细化和研究视野的开拓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日益凸显出其鲜明的学术特色,日渐突破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表象复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我国古代体育史意义阐释、价值形态和理论范式的原生性、开拓性建构,为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目前,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面临着断裂式、碎片化的尴尬处境:“一种是满足现状,认为中国古代体育史似乎已没什么可值得研究的,选题较难,研究者渐少;另一种则是急于求成,缺乏深广的史料研究和考证工作,文章内容显得空泛”。在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中,很少有人再追问中国古代体育史“是什么”、“为什么”以及我国古代体育史“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在史学理论发达的今天,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虽还停留在存留历史或澄清历史事实的初始研究形态,但谭华、崔乐泉、罗时铭、王俊奇等知名体育史学者在不断“建构――解构――建构”我国古代体育史的过程中,形成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话语谱系和当代形态,促成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学术超越的新气象。

1 问题化形态下我国古代体育史史料的文本回归

在我国古代体育史“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写”系列问题面前,《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提供了有力的话语理论,强调在古代体育史“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写”的问题化形态下将史料意义从古代体育史文本中释放出来,注重古代体育史史料的文本回归与意义实践,重视在古代体育史料的建构中传播、解释和协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中的一切合理性问题。在当代体育史学术共同体中,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研究机构和学术平台无疑是非常重视古代体育史史料文本回归的学术体。1984年成立的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是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重要学术机构,她所组织的全国性体育史学术会议促进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的发展和古代体育史料的文本回归。《体育文化导刊》是在继《体育文史》后一份对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学术期刊,据不完全统计,从2003年至今,《体育文化导刊》共发表古代体育史论文达500余篇,其中绝大多数都注重古代体育史料的文本回归。武术史专家唐豪先生等古代体育史研究前辈对我国古代体育史料进行了大量的收集、整理考订工作,编辑、出版了9辑《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其中以对中国古代球类项目的考证既广又深。郑振坤的《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纲要》、王俊奇的《中国唐宋体育史》、毕世明的《中国古代体育史》、翁世勋的《二十五史体育史料汇编》、陈昌怡的《古代体育寻踪》和崔乐泉的《图书中国古代百戏杂技》、《中国体育思想史(古代卷)》、《图说中国古代体育》等我国古代体育史专著通过知识考证的方法将史料文本置于理论架构之下,使古代体育史研究的问题链在不同的时空被确认、转换和澄明,让古代体育史料的文本回归成为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主流价值。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在论述我国古代体育服饰文化、古代球类文化、古代体育艺术和古代棋类文化时,无不植根于详尽细致的古代体育史料。其参考文献不仅涉及到体育史学,还有文化人类学、经济学、哲学、民族学、民俗学、艺术与美学等学科,还广泛涉及《史记》、《二十五史》、《资治通鉴》等古籍文献,不仅如此,《全唐诗》、《全元散曲》及明清笔记小说也被引用进这一研究中。史料的文本价值在史学研究中是独一无二的,传统史学流派和新史学流派无论理论指向存在多大的分歧,都得重视史料这种文本回归和价值存在。“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当然也存在着联系,传统史学毕竟占据了史料优势,新史学不能不从中寻求史料支持”。无论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顾颉刚的“层累地制造古史”说,还是欧美的年鉴派史学、历史叙述学,都揭示了古代体育史料在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中的文本价值不可低估。在《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一书中,诸多新的古代体育史料的发现和引用,不仅意味着我国古代体育史新的研究领域将被开拓,而且表明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者对古代体育史料这种历史文本的学术自觉和价值回归。

2 理论化形态下我国古代体育史论域的视界融合

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缺乏对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和史学形态的必要关注与理论自觉,不得不说是一种理论遗憾。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借鉴现代史学理论资源和研究范式,可以使我国古代体育史“作为一种‘局部性知识’与从其他区域人类经验中提取出来的带有所谓‘普遍主义’性质的‘通则’相联系相映照”,实现理论化形态下我国古代体育史论域的视界融合。以王俊奇教授为代表的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运用文化人类学、分析史学的理论范式研究我国古代民族传统体育,如跳傩舞、划龙舟、抢花炮和舞龙灯等,对我国古代传统体育文化、古代体育史话语系统、古代体育史知识体系进行反省、修补、拓展,甚至重构,激发出了新的学术热点。王俊奇先生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一书,在过去《中西方民俗体育文化》《江西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中国民俗体育文化进行了重新梳理,为广大研究者进行新一轮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以崔乐泉、李重申为代表的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运用“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两重证据互证的研究方法,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成果,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史籍资料来考察我国古代体育,形成了我国古代体育研究的当代重要流派。以刘秉果、谭华为代表的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运用文化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美学理论等理论资源来拓宽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学术视域,研究重点从古代体育宏观领域转移到古代体育微观领域,强调古代体育运动日常规律的探讨,强调对古代体育运动的文化多样性,强调我国古代体育文化的细节、断裂与变化,但未形成特色鲜明的古代体育史研究学术流派。

在多元理论的介入下,我国古代体育史的论域、视界得到补充、修正、丰富和发展,妥善吸收多元理论的合理因子,吸收多元理论新鲜、合理的语汇、观点,来拓宽观察我国古代体育问题的视角,推动我国古代体育史新领域的开辟、研究方法的变革,进而建构起自觉的我国古代体育史话语系统。在此,《中国古

代体育文化》一书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学术证明:多元理论系统与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具有内在同一的理论逻辑涵蕴关系,形成的理论立场、研究方法等具有互释的内在一致性。

3 在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现实紧张中激发理论活力

目前,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处于迷惘的低潮期,尤要注重古代体育史研究的价值阐释和远景规划。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要实现体育史学价值的转向与复归,必须追求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终极价值、根本原理、方法意义和本质规律的理论实现,以在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现实紧张中激发理论活力。“体育史学革新的‘新’重在实践,要重视体育社会史的研究,对体育社会史的研究能够给予历史研究以有血有肉的阐述,真正建立一种立体的体育史学,形象化的体育史学和科学的体育史学,让更多的人知道体育的历史,让体育史产生社会效益……要加强与当今人类、与我国现实生活相关的体育规律或规律性的理论研究”。

无法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是我国古代体育史学的致命软肋,也是古代体育史研究应该面对的现实问题。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成果不应成为“小众理论”、“圈子理论”,甚至是孤独的“守望者理论”,无法创造性地诠释我国古代体育运动的内在精神和现代意义。由于拘泥于古代体育史实的重现与复活,我国古代体育史没有能从深层次地解释、剖析中国人的运动健康观、休闲养生观、体育文化观,来挖掘利用古代体育运动资源,丧失了解释国人运动健康和现实需求的能力。我国古代体育史理论活力丧失的背后,是古代体育史理论研究的立场错位与价值缺失。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要么沉溺于考据式的传统史学,要么受西方体育史话语系统影响,常常沉醉于抽象的思辨,对于重大体育现实问题,特别是普通民众的体育问题追问和服务不够。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现实紧张是脱离社会实践而形成的,没有实现“服务社会实践,服务社会大众”的应然价值和应然立场,没有激发出应有的理论活力。

令人可喜的是,王俊奇教授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无论从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力地突破了传统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研究的视阈,从多个维度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进行合理“切割”以凸显该体育文化的独特魅力。如对蹴鞠衰亡历史原因的考证、对中国古代的城市体育的详尽描述,无不为当代体育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借鉴。

4 在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理论紧张中建构多元范式

目前,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处于低潮时期,古代体育史理论研究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处于理论紧张的境地。“近十年的体育史学大多数还属于过去史学模式的深化,并没有完成体育史学的‘范式’转换。眼下体育史学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对此,我们应该从自身检讨,要扪心自问,我们的体育史学究竟发现了哪些独创性、实用性的理论?究竟提出了哪些与当今社会生活相关的‘规律’和‘规律性的理论’?”我国学者面对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理论紧张,表达出了建构古代体育史多元研究范式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诉求。

面对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理论紧张,社会生活史、后现代主义史学、历史地理学理论、考古学等成为了构建古代体育多元研究范式的理论富矿。“社会生活史是研究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的专门历史,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形象地认识历史原貌”。在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当代形态中,研究群体较为重视我国古代社会体育形态史和体育发展史,古代体育社会生活史就相对薄弱。郑振坤的《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纲要》、王俊奇的《中国唐宋体育史》、毕世明的《中国古代体育史》等代表性学术著作都注重宏大历史叙事研究,忽视了古代体育社会生活史的精细研究。“无论是社会形态史和社会发展史一方,还是社会生活史一方,都不应分轻重厚薄,两者间的融会贯通和相辅相成是难以否定得了的,这是重建中国古史系统的两大有机联系体,是骨架与血肉的关系,有了两方面的研究,才能使历史真正立体化、形象化,才能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史学也就更丰满、更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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