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机电类课程设计 工程伦理教育 理论改革和实践
1 机电类课程设计中融入工程伦理教育的目标定位
在我国，由于工科类高校传统的工程教育过于强调技术知识的学习，在课程设计中也仅是要求教师对学生的设计思想和设计方法进行指导，忽视工程伦理教育，从而导致工科类学生群体出现重实务技术轻人文素质、重工具理性轻价值理性、重技术实践轻道德思考的现象屡见不鲜。针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薄弱的现状，在机电类课程设计中，融入工程伦理教育的目标就是强化伦理责任意识的灌输和培养、增强对工程伦理原则及其规范的实践自觉性、掌握规避工程伦理风险解决现实道德难题的基本方法。
其实，在课程设计中蕴含了丰富的伦理内涵。首先，课程设计模拟了工程实践中涵蕴的多元伦理关系，这需要学生们思考包括工程与自然（环境）、工程与社会、工程与人的伦理关系以及工程与经济、工程与文化等的伦理关系。其次，课程设计虽然将工程运作的设计过程微观化、平面化和简单化，但在设计方案的选取中不仅有实践技术维度的协调，也有文化观念维度的协调。再者，面向实践化的产品整体设计，又必然要求学生通过课程设计，达到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这其中内涵作为设计者所必须的自然-社会-人的伦理考虑和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伦理考量。
具体来说，第一，强化伦理责任意识的灌输和培养。在课程设计的工程伦理教育过程中，要教导学生们注重分析蕴涵其中的多元伦理关系，以案例教学或情境教学的模式，分析与具体课程设计相关的人-技术-社会层面中的微观伦理关系，如工程师与雇主（公司）、同事之间的伦理关系，工程发展与工程师责任的关系，明确学生作为未来的工程师在产品安全和质量中的责任；以跨课程模式，拓展课程设计所涵盖的相关工程职业整体的社会责任，树立学生的环境责任意识，强调工程师在职业活动中要把对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利负责放到首位；在课程设计过程中，讨论与工程实践有关的公共政策，如可持续发展、低碳消费、清洁技术与绿色工艺等，培养学生对自然-人-技术-社会的整体责任感。
第二，增强对工程伦理原则及其规范的实践自觉性。除了让学生了解到工程师对社会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利的首要义务外，还要让学生了解到处理个人与工程职业、个人与工程师同事、工人、雇主、客户等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这涉及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冲突、工程质量与安全、数据的真实性、送礼和贿赂、揭发与忠诚等问题。工程伦理的基本原则及规范，NSPE（美国全国职业工程师协会伦理准则）概括为“①将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利放在首位；②只在自己能力胜任的领域从事业务；③仅以客观的和诚实的方式公开声明；④作为忠实的人或受托人为每一位雇主或客户服务；⑤避免欺骗性行为；⑥体面地、负责任地、合乎道德地以及合法地行事，以提高本职业的荣誉、声誉和作用”[1]。通过课程设计过程中的规范灌输和原则引导，使学生明确工程技术“在伦理上决不是中性的，它……游移在善恶之间”[2]。
第三，掌握规避工程伦理风险解决现实道德难题的基本方法。在课程设计中通过结合案例，使学生认识到“工程项目是社会试验，既产生新的可能性，也产生风险”[3]，并且，工程伦理风险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技术的非自然性使得技术表现为这样一种事物――即使我们本着善的目的去使用它，也不能保证不产生恶的结果，“处于风险之中就是置身于和受制于现代性世界之中的方式”[4]。因此，规避工程伦理风险，解决现实道德难题，就是要求学生增强工程伦理风险意识与伦理责任感，修养工程师应具有的“对风险保持敏感性”[5]的职业美德,即，①恰当评估可能的技术风险发生的可接受性并提前做好相关应对措施；②在工程活动的整个过程必须保持谨慎而广泛的风险意识；③尽可能地对整个工程项目要有全局性的风险把握和动态监测，而不能过分满意于在每个具体环节上对“安全系数”的符合；④必须关注的是该项目的整体的公共获益性，而不是放任已知的或可知的可接受的技术风险只为短期的、眼下的、部分人的获益。
2 融入工程伦理教育的机电类课程设计的理论改革和实践
在机电类课程设计中融入工程伦理教育，必须将主渠道式理论灌输与渗透式规范引导相结合，将工程伦理理论教学与案例讨论相结合，以激发学生的工程伦理情感和磨砺其工程伦理意志，树立工程伦理信念，养成工程伦理行为。
首先，改进课程设计的形式。表1是以《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A）》为例课程设计改革前后的教学形式对比：
其次，引入面向项目的团队设计作为学生学习的载体。参考以往的教学经验，围绕工业机械手设计，可以出于更贴近实际工程和便于嵌入工程伦理模块的考虑，提出不同设计主题。学生组成的每一个人团队都必须选择其中一个主题，同一个主题有若干团队展开竞争。
第三，根据项目设计工程伦理教育模块。针对课程特点确立的工程伦理教育目标，寻求与之对应的、可嵌入的工程伦理教育模块。如表2所示。
课程设计是高校工科类专业的一个重要的教学环节，是学完技术基础课及有关专业课后的一次专业课程内容的综合设计，其本身包含有构想、计划、选择的慎思过程。在高校机电类课程设计中注入工程伦理教育，就是要求工科学生形成正确的工程观，以便在未来的工程活动中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形成以伦理道德视角和基本原则来审视和参与工程活动的自觉意识和行为能力。
参考文献：
[1]（美国）全国职业工程师协会工程师伦理准则.转引自[美]迈克?W?马丁、罗兰?辛津格，李世新译.《工程伦理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37-338.
[2][加]M?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J].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4(1).
[3][美]迈克?W?马丁、罗兰?辛津格.李世新译.《工程伦理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
[4][德]乌尔里希?贝克.王小钢、沈映涵译，孙国东校.《风险社会的“世界主义时刻”――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演讲》[J/OL].http://www.ias.fudan.edu.cn/ResearchPersonnel/Detail.aspx?ID=2098.
关键词：机电类课程设计 工程伦理教育 理论改革和实践
1 机电类课程设计中融入工程伦理教育的目标定位
在我国，由于工科类高校传统的工程教育过于强调技术知识的学习，在课程设计中也仅是要求教师对学生的设计思想和设计方法进行指导，忽视工程伦理教育，从而导致工科类学生群体出现重实务技术轻人文素质、重工具理性轻价值理性、重技术实践轻道德思考的现象屡见不鲜。针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薄弱的现状，在机电类课程设计中，融入工程伦理教育的目标就是强化伦理责任意识的灌输和培养、增强对工程伦理原则及其规范的实践自觉性、掌握规避工程伦理风险解决现实道德难题的基本方法。
其实，在课程设计中蕴含了丰富的伦理内涵。首先，课程设计模拟了工程实践中涵蕴的多元伦理关系，这需要学生们思考包括工程与自然（环境）、工程与社会、工程与人的伦理关系以及工程与经济、工程与文化等的伦理关系。其次，课程设计虽然将工程运作的设计过程微观化、平面化和简单化，但在设计方案的选取中不仅有实践技术维度的协调，也有文化观念维度的协调。再者，面向实践化的产品整体设计，又必然要求学生通过课程设计，达到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这其中内涵作为设计者所必须的自然-社会-人的伦理考虑和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伦理考量。
具体来说，第一，强化伦理责任意识的灌输和培养。在课程设计的工程伦理教育过程中，要教导学生们注重分析蕴涵其中的多元伦理关系，以案例教学或情境教学的模式，分析与具体课程设计相关的人-技术-社会层面中的微观伦理关系，如工程师与雇主（公司）、同事之间的伦理关系，工程发展与工程师责任的关系，明确学生作为未来的工程师在产品安全和质量中的责任；以跨课程模式，拓展课程设计所涵盖的相关工程职业整体的社会责任，树立学生的环境责任意识，强调工程师在职业活动中要把对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利负责放到首位；在课程设计过程中，讨论与工程实践有关的公共政策，如可持续发展、低碳消费、清洁技术与绿色工艺等，培养学生对自然-人-技术-社会的整体责任感。
第二，增强对工程伦理原则及其规范的实践自觉性。除了让学生了解到工程师对社会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利的首要义务外，还要让学生了解到处理个人与工程职业、个人与工程师同事、工人、雇主、客户等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这涉及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冲突、工程质量与安全、数据的真实性、送礼和贿赂、揭发与忠诚等问题。工程伦理的基本原则及规范，NSPE（美国全国职业工程师协会伦理准则）概括为“①将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利放在首位；②只在自己能力胜任的领域从事业务；③仅以客观的和诚实的方式公开声明；④作为忠实的人或受托人为每一位雇主或客户服务；⑤避免欺骗；⑥体面地、负责任地、合乎道德地以及合法地行事，以提高本职业的荣誉、声誉和作用”[1]。通过课程设计过程中的规范灌输和原则引导，使学生明确工程技术“在伦理上决不是中性的，它……游移在善恶之间”[2]。
第三，掌握规避工程伦理风险解决现实道德难题的基本方法。在课程设计中通过结合案例，使学生认识到“工程项目是社会试验，既产生新的可能性，也产生风险”[3]，并且，工程伦理风险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技术的非自然性使得技术表现为这样一种事物——即使我们本着善的目的去使用它，也不能保证不产生恶的结果，“处于风险之中就是置身于和受制于现代性世界之中的方式”[4]。因此，规避工程伦理风险，解决现实道德难题，就是要求学生增强工程伦理风险意识与伦理责任感，修养工程师应具有的“对风险保持敏感性”[5]的职业美德,即，①恰当评估可能的技术风险发生的可接受性并提前做好相关应对措施；②在工程活动的整个过程必须保持谨慎而广泛的风险意识；③尽可能地对整个工程项目要有全局性的风险把握和动态监测，而不能过分满意于在每个具体环节上对“安全系数”的符合；④必须关注的是该项目的整体的公共获益性，而不是放任已知的或可知的可接受的技术风险只为短期的、眼下的、部分人的获益。
2 融入工程伦理教育的机电类课程设计的理论改革和实践
在机电类课程设计中融入工程伦理教育，必须将主渠道式理论灌输与渗透式规范引导相结合，将工程伦理理论教学与案例讨论相结合，以激发学生的工程伦理情感和磨砺其工程伦理意志，树立工程伦理信念，养成工程伦理行为。
首先，改进课程设计的形式。表1是以《机电一体化系统设计（A）》为例课程设计改革前后的教学形式对比：
其次，引入面向项目的团队设计作为学生学习的载体。参考以往的教学经验，围绕工业机械手设计，可以出于更贴近实际工程和便于嵌入工程伦理模块的考虑，提出不同设计主题。学生组成的每一个人团队都必须选择其中一个主题，同一个主题有若干团队展开竞争。
第三，根据项目设计工程伦理教育模块。针对课程特点确立的工程伦理教育目标，寻求与之对应的、可嵌入的工程伦理教育模块。如表2所示。
课程设计是高校工科类专业的一个重要的教学环节，是学完技术基础课及有关专业课后的一次专业课程内容的综合设计，其本身包含有构想、计划、选择的慎思过程。在高校机电类课程设计中注入工程伦理教育，就是要求工科学生形成正确的工程观，以便在未来的工程活动中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形成以伦理道德视角和基本原则来审视和参与工程活动的自觉意识和行为能力。
参考文献：
[1]（美国）全国职业工程师协会工程师伦理准则.转引自[美]迈克·W·马丁、罗兰·辛津格，李世新译.《工程伦理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37-338.
[2][加]M·邦格.《技术的哲学输入和哲学输出》[J].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4(1).
[3][美]迈克·W·马丁、罗兰·辛津格.李世新译.《工程伦理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
[4][德]乌尔里希·贝克.王小钢、沈映涵译，孙国东校.《风险社会的“世界主义时刻”——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演讲》[J/OL].ias.fudan.省略/ResearchPersonnel/Detail.aspx?ID=2098.
关键词：水利工程；环境问题；工程伦理；河流伦理
一、引言
在当代的诸多人类工程中，水利工程引起的环境问题尤其引人关注，水利工程的主要目标是将自然界中由于水流对人类造成的不利影响在人工干预下转换为有利的利用，水利工程施工过程免不了要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即工程伦理问题。因此，本文就水利工程中的环境问题，以现代工程伦理的视角对其进行审视，期望对《工程伦理》课程的开设与教学有所帮助。
二、水利工程环境问题的工程伦理思考
三峡水利枢纽是我国水利工程中的杰出典范，在防洪、发电、航运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效益，但近年来也引起了一系列的水环境、地质灾害等问题，引起了相关部门和群众的关注。三峡水利工程在蓄水后，由于回水作用导致流速降低，水体的自净能力下降，引起了很多支流发生了水华现象———短时间内水藻疯狂生长导致的水质问题。另外，筑坝改变了长江上游和下游的河道水流条件，引起了很多其他问题，包括：三峡库区滑坡和移民、长江中下游的江湖关系、清水冲刷引起的河岸崩塌以及水生动物及鱼类生存环境改变等。因此，本文将从环境伦理和河流伦理的角度，对我国水利工程中的环境问题进行思考，并理清水利工程伦理概念形成的发展脉络。面对当今世界上诸多水利工程引起的环境问题，很多环境保护领域的专家学者对其进行了哲学思考，形成了环境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对峙的局面。我们认为需要辩证地审视环境问题，过于乐观和过于悲观都会付出巨大代价，阻碍我国水电事业发展。我们相信，只要进行细致科学的论证研究及广泛的集思广益，我们完全有能力应对水利工程带来的不利影响，合理高效地开发水资源。当然水利工程涉及的环境问题复杂，不能只靠水利专家研究和施工人员的努力，还需要各领域人士的参与。首先，在水利工程提案之前就要对其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和科学论证。早在三峡工程还没有开工时，很多专家学者就对其进行详细的论证和考察，从孙中山先生到毛泽东同志，一直到1994年才动工修建三峡水利枢纽。又例如都江堰水利工程，从李冰修建它开始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期间经过很多次维修，至今仍在灌溉、防洪、供水、发电、养殖、旅游等方面发挥作用，之所以该工程能持续不断地运行，得益于它内在的有机整体系统，后人对其介入的维护工作等，是在充分了解其系统结构后，对其合理地改进，是唯物辩证法理论在水利工程领域的应用的成功范例。事实证明，好的水利工程可以长期地为老百姓创造幸福源泉，而不好的水利工程很快将被历史淘汰，只要经过了长期思考和细致的规划和科学论证后，三峡水利工程也可以像都江堰水利工程那样，长期为中国人民服务。其次，河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就像人体系统一样，河流一样需要人文关怀。河流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开放、动态、非平衡和非线性的系统，涉及到自然、经济、社会和工程四种系统，董哲仁（2009）提出了非生命变量和生命变量之间关系的河流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整体模型，对指导我国水利工程今后的发展思路很有帮助。然而，人总将是消费者的角色，水利工程实施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人与自然产生冲突的问题。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造成环境伦理问题的深层原因，因此需要结合科学的发展视角，建构新的相互协调的主客体关系，如此才能真正支持环境伦理学的完善，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摆脱以往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人的思想，可能会使当代的水利工程能更好地为人类服务，也可避免与大自然的冲突局面。
三、河流伦理的提出与争议
世界上著名的河流均孕育了当地的文明，其中包括中国的黄流流域。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遭受了相当程度的破坏，如何对待河流的问题提上日程，相应地产生了“河流伦理”的理念。黄河水利委员会于2004年提出了“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治河新理念，长江水利委员会也提出了“健康长江”的口号，进而发展为“重塑人与河流关系的伦理”以及“河流伦理”的基本概念。河流伦理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涉及面广、跨度大，具有边缘性和交叉性的特点。无论是对水利界，还是对人文、社科界来讲，河流伦理体系研究都是一门全新的边缘学科。河流伦理可看作是环境伦理的一个分支，环境伦理中的一些准则我们认为可作为当代指导治河工作和研究的参考指南，但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扩展到河流等自然存在物，目前还存在很大的争议，并且常常受到来自传统意识形态的质疑，因为人们总是不自觉地是以人类为中心思考问题和决定自己的行为。同时世界上的河流情况千差万别，生存的状态各异，人类对其开发利用程度也很不一样，造成河流伦理的发展遇到不少困难，比如以下的一些观点：（1）河流没有与人一样的感情和主动性，无法像人类主体一样思考、做出反应或承担相应的主体责任；（2）如果河流成为伦理主体，河流将享有与人一样的主体地位和权利，这是不可思议的；（3）河流与人类在权利上的平等，将导致人类相对地位的下降，这是对人类价值的一种贬损。河流虽然成为伦理主题，但并不是说与人类拥有相同的权力，河流本身有“内在价值”的命题，并不蕴含一切内在价值均是等同的。除了从哲学角度对河流治理进行思考，我们绝不能忽视了科学技术在治河中的作用，必须进行细致的量化研究，这样才能更清晰地了解人类与河流的关系，进行河流开发为人类服务。治河工程及河流伦理均要涉及如何评价一条河流的生态环境及健康状况等问题，于是产生了“河流健康”的问题，这对于我们实践河流伦理，指导河流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今后的水利工程的设计、施工和运行，必须要走科技支撑和哲学思考相结合的路子，这是实现人水和谐的唯一途径。
[关键词]问题式；场域变换；未来道德哲学形态；“不自然”伦理形态
不久前，樊浩在《
其次，在《基》中，作者之所以能突破已有问题以及同已有问题联系起来的视域并且提出了新理论问题式，就在于他进行了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将基因技术的伦理问题由“技术革命”视域，转换至“道德哲学革命”视域；由针锋相对的伦理批评抑或消极防御型的伦理战略，变换为积极的道德哲学准备；从固守或改良常规伦理学，变为积极探索和建构发展伦理学。正是通过这种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基》文作者能将他所看见的新场域的空缺或空白展现出来：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是由他的看所引起的，而是他在其所处的场域进行反思的过程；另一方面揭示了基因技术的道德哲学革命客观必然性(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人类采取阻止和反对都无济于事，同时，对于主体而言，也具存不可回避性：“基因技术第一次试图改变并且最终可能会彻底地改变人的主观自然。基因技术并不像以往技术进步那样，只是改变人的生活方式，而是试图改变人的存在形态，颠覆人类文明和人的伦理道德的人性基础。面对即将开始的‘造人’技术运动，人类社会在技术文明史上空前一致地拉响了伦理警报，但现在的伦理反映似乎从一开始就陷入某种悖论之中：伦理批评和伦理战略，要么在新技术的挺进面前信心不足甚至苍白无力，要么为它推波助澜。”另外，所有这一切由基因技术引发的道德哲学革命都是在理论结构变化的辨证危机中发生的。然而，《基》文作者认为，在这种变化中，并不意味着伦理学在基因技术面前完全无所作为，或一筹 莫展，而是需要一种更富有远见、更具创造性的伦理反映，更超越地确立自己的文化使命。在伦理批评和伦理战略之外，人类社会需要更长远地进行伦理规划，这就是针对可能出现的“新人”形态和文明形态进行必要的伦理准备。这正是历史赋予伦理学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对于伦理学工作者而言，必须在新的场域明确自己的新使命，因为由于基因技术的迅速扩张与应用，“人”存在的自然形态，人及其家庭的自然血缘关系，即将或正在发生改变。基因技术对人类文明和人类的道德生活、伦理关系的影响将是根本的和全局性的，伦理学在为这种改变提供批评性的伦理互动和参与性的伦理战略之外，不仅应当为“新人”基础上产生的新的道德世界和伦理世界进行文化准备，更应该为新的伦理文明形态进行道德哲学方面的准备。
再者，如何为新的伦理文明形态进行道德哲学方面的准备?在《基》中，作者通过提出新理论问题式并且进行了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进而廓清基因伦理学的视野：不是常规伦理学，而是发展伦理学。在《基》文作者看来，“常规伦理学”(基于“常规伦理道德”的伦理学)不足以积极能动而又富有远见地解决基因技术的伦理难题。因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机会与风险联系得如此紧密：人类在基因技术的迅速扩张与应用的过程中，面临着对自己创造的文明的两难选择：要么放弃彻底提升人类文明的机会，要么承受颠覆以往全部人类文明的风险——如果听任基因技术自发发展，其最后结果也许是使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文明成为“史前文明”。面对这一文明史上从未遇见的两难选择，库尔特·拜尔茨认为“如果我们缺少采取行动所需要的足够的智慧，那么真正的智慧就是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对此，《基》文作者从发展伦理学的视野指出，人类在这种两难选择的过程中，一方面的确需要以一种审慎的乃至偏于保守的态度，战战兢兢地进行自己的文化选择：但另一方面，人类更需要一种主动的和积极的战略——洞察时变，着手为新的文化根据地奠基，为解决新的文明课题进行道德哲学方面的准备。因为，基因技术的迅速扩张与应用已经是“采取行动”了并将继续“采取行动”，而“不采取行动”所能做的，只是以政治规约和文化抵抗为技术行为划定一个最后的“底线”。但是面对基因技术已经开始改变人类文明的现实，伦理学的战略反映，不能仅仅是固守自己已经遭遇袭击的阵地，而应做出上述的基于基因技术的发展伦理学视野的积极准备。这样，才能超越技术一伦理对立中的任何极端的或虚无的立场，既不把基因技术面临的决策压力仅当作习惯的和传统的压力，也不片面地以既有的道德价值拒绝和彻底怀疑新的技术，而是以对待人类及其文明“发展”能力的乐观态度，在“发展”中探讨和解决基因技术的伦理冲突和道德难题。因为“发展伦理学应对基因技术最重要的伦理反映，不是出于是文明忧患的伦理批评，也不是实用性地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伦理战略，而是以它们为基础的对于‘发展’了的社会文明的伦理建构。”而这种伦理建构，在《基》文作者看来，正是作为否定性的“道德哲学革命形态”的基因伦理的肯定性本质。
二、道德哲学革命何以发生?
在《基》中，作者从历史与现实或者从道德哲学与基因技术两个维度，对道德哲学革命何以发生展开了哲学辨析。实际上，这是他之所以能突破已有问题以及同已有问题联系起来的视域，提出了新理论问题式并且实现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的道德哲学与科学基础。
首先，他从中西方道德哲学史的比较中，探寻了“自然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家庭”何以成为道德哲学的基础。
一是他考察了作为近代道德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的道德哲学体系，其中无论是精神现象学的复原，法哲学的分析，还是历史哲学的再现，“自然人”(即家庭中诞生的“男人和女人”)和由“自然人”组成的“自然家庭”，都是道德和伦理的最初的出发点，是道德世界、伦理世界，同时也是道德哲学的两个互为前提、相互过渡的基础。就黑格尔的道德哲学体系而言，它回答了我们所试图探讨的两个问题：(1)“自然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家庭”“是”道德哲学的基础；(2)“自然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家庭”“为何是”道德哲学的基础。在他的论述中，合理内核显而易见。
二是他着重考察了在
其次，《基》文作者从现实的维度，探讨基因技术在其发展过程中，是如何颠覆人及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的自然本质，从而导致道德哲学革命的?他依据基因技术的发展趋势及其应用前景，勾画了基因技术对未来伦理道德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影响可能呈现的三种样态即渐进一质变一灾变，其中基因一治疗技术渐进地影响和改变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基因一生殖技术质变地改变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基因一克隆技术突变甚至灾变地改变人及其自然本质。因此，基因技术作用的最后结局，是包括伦理道德在内的人类文明具有革命意义甚至颠覆意义的转折，因而也是到目前为止的人类一切道德哲学的终结。
就基因一治疗技术而言，尽管目前被人们认为最具建设性意义，但是《基》文作者更深一层地探察到，其伦理后果及其对人类文明的长远影响，不在于基因伦理学家们已经指出的其内所潜在的那些伦理风险，而在于与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相关的深刻隐患。因为基因治疗可以理解为在基因水平上进行疾病的治疗干预，它在医治一些危及人类生命存在与生命质量的重大疾病，在一些遗传的病治疗方面，具有造福人类的广泛应用前景。但是，由于它是通 过体细胞或生殖细胞的途径达到治疗目的，不仅基因的表达及其控制难以预期，而且基因水平的治疗也会导致人的自然本性局部性和数量上的改变，这种改变透过婚姻关系可能导致自然血缘关系的紊乱与错乱。在潜在状态，即未被人们自觉意识的状态，它将影响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尤其影响长期进化过程中通过以姓氏为标识的血缘关系的自然区分而形成的人种繁衍的合理性，由潜在的、无意识的、局部的“”而影响人种繁衍的质量；一旦进入自在状态，即基因水平上人的自然本质的部分改变为人们所意识和自觉，又势必透过伦理心理而影响人类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生活。
再就基因一生殖技术而言，它对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的影响向前进了一步。正如一些基因伦理学家所发现的那样，基因一生殖技术的文明实质是“充当上帝”，正如格罗伯斯太因所说：“从贬义的用法上讲，‘充当上帝’的说法含有我们像上帝那样做出决定，但却没有上帝那样无所不知的智慧的意思。”虽然人类自诞生始就未停止过透过婚姻和其他选择途径对生殖过程的干预，但只是属于“按哲学原则生殖”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努力，与基因技术对生殖过程的干预具有异质性。基因生殖技术使人的自然体在相当程度上为技术所支配，《基》文作者诙谐地称之为人类由“育种员”变为育种的“工程师”，从而导致人的自然本性与人的能动性在伦理学上的巨大分裂。“由于基因和生殖工程的发展而引起的忧虑之根源在于下述事实：通过它们得以实现的干预所涉及的不是随便一种中性价值的物质，而是关系到一向被视为‘神圣’的、具有自身道德和美学价值的人和自然体，亦即人的本质。”所以，它被批评者指责为违反自然，“严重危及到人的本质及与其相关的人道、人性本身。”
更令人关注的是“克隆人”，它不仅是人的无性生殖，而且是对人的复制。《基》文作者指出，这将是对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的灾变性的颠覆。这种“灾变性的颠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技术上，由于现有的文明智慧还难以阻止克隆人可能导致的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因而这种技术应用对人类文明造成的后果将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另一方面，由于现有文明的主体和基础——自然人和自然的家庭已被颠覆，正如库尔特·拜尔茨所说：“不管这需要多长时间，但今天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早晚有一天，能够通过技术对人进行彻底的‘改良’。”因而既有人类文明的基础以及奠基于其上的价值便发生动摇并将最终被颠覆，包括道德哲学在内的现有的一切人类文明将最后终结。因此，《基》文作者预警性地断言，“基因技术已经将人类厉史带到一个革命性转折的重大进程中”。
三、“不自然的伦理”形态何以可能?
如上所述，由于基因技术由改变人及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的自然本质而导致道德哲学革命，那么面对基因技术所导致的人类文明的革命性转折，道德哲学的未来形态是什么?《基》文作者根据基因技术道德哲学革命将经历从量变和质变的过程，进而对伦理的未来前景和道德哲学的未来形态进行展望：由基因一治疗技术和基因一生殖技术而导致的“不自然的伦理”和“不自然的道德哲学”，到“克隆人”阶段，将是“无自然的伦理”和“无自然的道德哲学”。而人类首先面对、即将面对并将长期面对的基因技术形态，是基因一治疗技术和基因一生殖技术及其“不自然”原则。因此追问“‘不自然的伦理，形态何以可能?”是《基》文作者沉思未来道德哲学形态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他突破已有问题以及同已有问题联系起来的视域，提出了新理论问题式并且实现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理论诉求。
所谓“不自然”是从人作为生物体的生成方式和生成过程，由自然而然到人工即人为干预或人工控制的转变过程中的生成样态，这种样态介乎于“全自然”与“无自然”之间，因而仍然“有自然”，甚至相当程度上仍然是“自然”，它只是相对于基因技术应用于人之前的那种未被技术改造的“全自然”而言。因此，《基》文作者将其描述为“‘自然一技术’共生互动的‘不完全自然’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无自然”则是人完全为基因技术所创造和控制的状态。
首先，《基》文作者揭示了“不自然的伦理形态”之所以可能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必然性。这与“不自然人”即人作为生物体的生成方式和生成过程的自然本质为基因技术所局部地和部分地改变的人的存在密切相关。这种“不自然人”具有双重属性：自然本性与技术本性。与此相对应，“不自然人”既有出于血缘的生物性遗传的自然关系，又有出于基因改造的技术人的关系结构。由于生物性的血缘关系是以姓氏为文化标识，而非血缘的“技术人”之间的关系则可能以基因技术为标识，因而，《基》文作者强调，为了不致造成人种繁衍方面的隐患，未来的人及其家庭成员可能需要有两个“姓氏”：作为血缘标识的姓氏与作为基因技术标识的姓氏。由于“不自然人”虽然消解了原有的“纯自然”(自然生命及其家庭关系)，但又未达到完全的“技术”(人工生命及其家庭关系)，而是自然生命与人工生命在同一个生命体和同一个家庭实体中混和共存，同生互动，因而就生成了“不自然的伦理关系”。
从基因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的趋势来看，以“自然人”—“自然家庭”为基础的“自然伦理”形态，到彻底的克隆人阶段，人完全由基因技术创造或复制，其伦理形态则是以“技术人”(人工生命)—“技术家庭”(人工生命家庭)为基础“无自然的伦理”形态，在人类没有足够的智慧对克隆人技术进行合理有效的控制之前，只能通过政治法律途径对之“严防死守”。在这个意义上，“无自然的伦理”对我们来说，尚处于“六合之外”，可以暂且“存而不论”。而“自然人”(或自然生命体)与被基因改造过的“技术人”(或人工生命体)在同一个人、同一个社会文明中将长期共存，与之相对应，通过对以“自然人”一“自然家庭”为基础的“自然伦理”的辩证否定而即将诞生的“不自然的伦理”形态。这种自然生命与人工生命、自然人与技术人共生互动的“不自然的伦理”形态，将是基因技术发展给人类带来的最现实、持存历史可能最为漫长的一种伦理形态，因而最应当被关注，也最迫切地需要进行前瞻性的研究。
其次，《基》文作者探索了“不自然的伦理”形态之所以可能的认识论意义上的必要性。在探索的过程中，作者意味深长地进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追问：“如果没有家庭，伦理将会怎样?”一方面，因为基因技术的作用，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开始消解，既有文明尤其是既有道德哲学和伦理精神就会因基石的动摇而坍塌。尽管在历史上，人类从来没停止过对自己的生物本性及其家庭的本能冲动的忧思、反省与改造，从伦理道德到政治法律制度，某种意义上都可以当作对这种“自然”本性的现实批判，但是，这种反省与批判的本质，是对“自然”价值的提升和超越，而不是对它的否定与颠覆。正如黑格尔所说：“对意识来说，最初的东西、神的东西和义 务的渊源，正是家庭的同一性。”而家庭一旦彻底解体，无论是人最初的实体性，还是神圣性、义务感的渊源，都会由此丧失，现有意义上的伦理也随之“丧失”。另一方面，如不进行道德哲学方面的及时转换和前瞻性准备，新形态的伦理必将因缺乏形而上学的价值基础和价值指导而陷于混乱，并导致某些先天性甚至获得性文化遗传方面的缺憾。
20世纪中叶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最早始于哲学、文艺与建筑领域，随后席卷到政治、社会、经济和科技等诸多领域，受其影响，作为各学科综合交叉的教育与管理领域也出现后现代转向。后现代教育观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过程以及师生关系等诸多领域都与传统教育不同，强调针对不同学科的具体特点进行有针对性、交互体验式的教学。对于工商管理学科来说，传统的商科教育凸显对未来商业人才的知识和技能灌输，以打造能够高效地服务企业的管理人员为使命，却淡化对学生的伦理与人格教育。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经典的工商管理模式存在诸多弊端，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过于推崇理性主义，片面追求效率和利润，将人的情感和伦理因素边缘化。在1959年出版的《未来的里程碑———关于新的后现代世界的报告》一书中，德鲁克在管理界率先使用了“后现代”概念，他提出了后现代世界变革的四个里程碑，其中第四个里程碑就是教育。他认为，后现代是一个“教育大爆炸的时代”，后现代社会的教育应使人回归到精神价值上来，倡导将信仰作为医治现代社会诸多疾病的良方，倡导信仰在后现代世界的公司中的重要性。而在目前的工商管理学科教育中，则充斥了功利主义导向和唯科学论，将伦理价值观等规定着未来工商管理人才行动方向的重要维度在工商管理学科教育体系予以边缘化。后现代主义者猛烈批判这种教育观，主张恢复情感、伦理、信念等非理性因素在管理中的地位，并将伦理等社会性因素推演到管理决策的核心地带。根据后现代主义者的主张，工商管理学科应该强化和凸显商业伦理教育的重要性。商科专业类学生未来走向职场，面临诸多经济诱惑，极易在物质财富诱惑中丧失管理原则。此外，对工商管理类学生进行商业伦理教育还能极大地改善整个社会的伦理氛围。由工业技术和实用主义观念冲击，现代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伦理与信任危机，而企业是商业伦理培育的基本单元，对商学院学生强化商业伦理教育可以提高被教育者的伦理问题识别能力、伦理决策能力及伦理判断能力，进而影响整个商业生态的伦理氛围，引领和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由于特定的历史与政策原因，目前我国的工商管理教育功利主义导向更为严重。在扩招的背景下，各院校为了提高学生就业率，在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及教学方法方面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实用为目的，过分重视管理知识、操作技巧的传授而忽视对学生进行商业伦理教育。调查表明，在对我国115个高校样本的统计中，仅有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10所高校将商业伦理课程列为必修课程，另有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18所高校将商业伦理类课程列为专业选修课，这些课程包括“管理伦理学”、“企业伦理学”、“商业伦理学”“、营销伦理”、“领导伦理”和“会计伦理”等。此外，对工商管理学科进行商业伦理教育类的教研教改论文和课题也十分少见，从“中国知网”获得的数据看，从2008年到2013年发表在CSSCI核心刊物上以“商业伦理教育”为主题的论文只有7篇，而且主要聚焦于国外商业伦理教育以及我国MBA学生商业伦理教学，涉及的范围十分有限。最后，我国商业伦理方面的专门师资特别匮乏，很多教师都是商科出身，对伦理学等跨学科知识欠缺，未经系统化的商业伦理教育就直接走向岗位，致使商业伦理教学效果不佳。
二、工商管理学科商业伦理教学的国外经验
与国内不同，西方高校的工商管理学科历来比较重视商业伦理教育。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影响下，欧美高校教育者认为，企业应该对顾客、供应商、员工、社区、公众等各种利益相关者负责，培养有责任心的未来企业经营者是工商管理学科的基本目标，因而，工商管理学科的学生应该将生产、营销、人力资源、财务管理以及研究设计等各方面纳入必要的伦理议题。美国的大型企业集团一般都有专门的伦理机构委员会，将商业伦理纳入到企业的日常管理之中，集中负责处理企业内外部的伦理道德事务，并有详细和规范的伦理道德培训计划。与此对应，欧美高校在课程设置、研究机构和评价机制方面均有比较健全的商业伦理教育体系。统计表明，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90%以上的商学院就都开设了“决策与伦理价值”等商业伦理学课程，西方商业伦理研究机构达到300多个，专业刊物达15种之多，相关教材和专著数千部。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高校的商学院还专门组建了工商伦理系。美国的商业伦理教育以培育学生对工商管理的伦理议题敏感度为目标。未来的管理者事实上并非欠缺伦理精神，而是受传统“经济人”假设影响，往往在商业议题上对伦理问题缺乏认知和麻木不觉。商业伦理教学要帮助工商管理类学生认识到商业和社会需求、人类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其对商业的是非曲直有清晰的价值判断，塑造有道德意识和责任心的商业管理人员；其次，在技能层面，提高学生在经济绩效和商业伦理的两难困境中合理进行决策的能力。最后，鼓励工商管理类教师参与商业伦理研究，进而对商业实践伦理水平的提升储备知识力量。美国商业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商业伦理教学内容，一方面教授商业伦理学的基础理论，重点使学生认知到商业与伦理的本质联系，剖析市场与企业的伦理学基础；另一方面，讨论具体的商业伦理案例，提高工商管理专业学生的伦理决策水平，相关研究者将不断出现的商业丑闻和由于伦理问题引起的商业危机事件编进教材，在课堂上引领学生对这些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以此开发学生处理商业伦理问题的技巧。在美国，商业伦理教学是一项倍受重视的系统工程，商业伦理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也多种多样。主要包括：专职教师或企业高级管理者提供的讲座，分组讨论的案例教学，灵活生动的故事，选择典型素材进行视频播放，围绕商业伦理认知而撰写的成长日记，以及走进现场的实践教学。这些方法从理论认知、实践观察、模拟体验、人生成长等各个层面强化学生对商业伦理的认识和学习。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和教育者探索商业伦理的更加科学的教学方式，如采用合作学习法、现场调查法、经历分享法、角色扮演和情境模拟法、道德模型运行法等教学方法。在各种商业伦理教学方法中，案例教学方法在美国商学院伦理教育中倍受青睐，该方面有利于借鉴各种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在现实情境中塑造德能兼备的商业人才。如麻省理工的斯隆管理学院将学生未来职业规划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因素介绍到课堂案例的研讨之中，启发学生重点讨论“历史、环境与伦理”等商业伦理问题，提高学生们运用伦理进行商业判断的能力。
三、工商管理学科商业伦理教学模式改革的创新途径
后现代主义的教育观认为，知识不具有绝对的客观性、普适性和中立性，基于理性主义、中心主义、实用主义的教学过程事假定教师及其知识的权威性，将学生视为消极被动接受知识的行动者，而事实上学生对知识的接受是一种重新诠释和创造知识的过程。知识的创造者和讲授者不可能完全做到客观中立，难以规避其自身的社会背景和特殊价值偏好，因而教师不可能是真理的代言人，也不应被视为是教学过程中的权威，因而知识是动态的开放系统，需要在怀疑和批判中才能真正获得发展。后现代主义教育观充分认识到知识的相对性特征以及知识传递和传授中主观诠释、体验的重构意义，这对传统的教学观念带来革命性的冲击。工商管理学科的商业伦理教学更是具有强烈后现代主义色彩，需要进行一场基础性的教学模式改革。伦理的传授和传递与相对客观、中立的科学知识的传授截然不同，其价值色彩浓重，而价值和文化的传授不能强迫而只能是被认同，因而在商业伦理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权威性更弱，只能扮演一种辅角色。依照这种理念，未来工商管理学科的商业伦理教学应该尝试探索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路径：其一，师生角色转换，确立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商业伦理教师在商业知识方面具有丰富的积累，但不表明他同时是一位卓越的商业伦理实践者，因而商业伦理教育要破解教师知识权威的代言人角色，主张师生在教学过程中都是平等群体中的一员，教师只不过是这些平等者接触商业伦理理论与案例的首席解说者和故事讲述者，同时扮演参考者与协调者的角色。在这种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任务不是单方面的传授，而是通过协商对话启迪或提高学生对商业伦理议题的敏感性。其二，回归事件，还原情境，进行体验式教学。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教学的使命是让知识在回归事件的过程中培养学习者应对生活事件的智慧与能力，教学本质上是师生基于生活事件的互动与交流。因此，商业伦理教育应该把教学视为“即兴创作”“、情境再现”和“社会交往”体验过程，激发学生身临其境、直面利润与伦理冲突的能力，将商业伦理教学视为关于师生关于伦理议题的一种特殊体验技术。其三，启动自主学习机制，商业伦理教学是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建构的自组织过程。商业伦理学科知识需要学生在对商业情境的理解中建构伦理的意义以在两难的管理困境中合理进行决策，这本质上是学生对商业知识和伦理知识的文本进行创造性解读和综合的过程。这种教学过程的核心是教师提供启发性的故事和案例、情境，教学主要是学生通过自我理解、自主学习，对商业伦理的知识意义进行主动建构。商业伦理教学本质是教师参与的学生在真实性的任务驱动下进行操作性自我学习的过程，在其间，教师提供有关商业和管理目的的价值观冲突，使学生从各种选择困境中获得情感体验和知识的创造性增长。
四、我国工商管理学科商业伦理教学改革的政策建议
1.建议各商科院校开设商业伦理方面的必修课程。
学生培养质量的提高反映在教学环节关键的就是开设什么课程，以及该课程在教学体系中的位置。扭转我国工商管理类专业商业伦理教育薄弱的形势，首先要从课程设置上重视商业伦理。统计显示，在被调研的10所港澳台大学中，有7所大学将商业伦理类课程设置为必修课程，而且这些课程高达6个学分，在商业院学生课程体系中占有较高比例。加强我国商业伦理教学改革，必须要开设商业伦理课必修课，提高商业伦理在工商管理类学生培养课程中的地位。具体来说，这些课程的内容体系可以十分丰富和多样，如“商业的道德判断”、“管理伦理”、“会计伦理准则”等，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2.打造高水平的商业伦理师资队伍。
尽管在后现代教育观看来，教师仅仅是课堂的一个参与者而非权威控制者，但教师对于商业伦理教学效果的影响仍然是第一位的。商业伦理与普通工商管理课程的不同在于，商业伦理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既涉及到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知识，又涉及经济学、管理学等商科知识，这就对教师的水平有极高的要求。而目前国内尚没有商业伦理方面的专业师资，兼有商科和伦理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很少。只有伦理学专业知识的教师可能缺乏对商业常识和企业经营的理解而使教学内容过于抽象；只有商科知识背景的教师可能缺乏哲学、伦理学基础而使教学内容专注于表面问题而不能使学生真正接触伦理精神的本质和掌握伦理分析方法。其次，作为跨学科的新兴课程，是商业伦理从业教师付出与收获往往难成正比，无论是在课程申报还是上，商业伦理学都面临严重的困境，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功利主义的导向下，优质的师资力量很少会投入到商业伦理的教学和科研之中。由此，高校需要支持商业伦理科研研究，呼吁有相关基础的各学科学者加入到商业伦理的教学研究行列之中，组建相关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并提供各种资源保障，打造优质的商业伦理师资队伍。
3.创新多样化的商业伦理教学方法。
如前文所述，商业伦理与其他课程的重要不同在于，需要回归到事件之中，让学生作为参与者身临其境进行自我创造。因而商业伦理的教学应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经济效用与伦理道德结合，面向商业伦理难题与行动的教学原则，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教师应该放弃原来以自我为主导和权威的讲座式教学方式，创造性地使用辩论、案例讨论、情境模拟、角色扮演与现场参观等多种教学方法，也可以邀请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就伦理困境和教授座谈，与学生互动，启发和传递商业价值观，切实提高学生的伦理决策力。
4.建立合理的评价机制，提供商业伦理教育的资源保障。
（北方工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北京100144）
摘要：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在大搞工程建设的同时，相关的安全、环境、生态等问题不断出现。提高工程活动主体的工程伦理和道德规范意识有利于改善由工程带来的各类冲突。与国外相比，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相对滞后。理工科研究生是工程建设的未来，在尚未开设工程伦理学课程的理工科高校，将工程伦理学教育融入到自然辩证法课程中，提高研究生的工程伦理意识，具有可操作性和很好的实际效果。
关键词 ：理工科高校；工程伦理；研究生；自然辩证法
DOI：10.16083/j.cnki.-1296/G4.2015.02.013
中图分类号：G64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2—0029—02
收稿日期：2014—10—11
作者简介：王正为（1980— ），男，河北玉田人。北方工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工程伦理，教育管理。
一、工程伦理学教育的意义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各类工程活动的不断增多，由各类工程导致的事故频发，环境污染、自然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频频出现。
工程作为以建造为核心并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复杂社会实践活动，从计划、运行到实施的一系列过程中无处不渗透着人类的价值，涉及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诸多关系，所以，工程本身也就蕴含着丰富的伦理内容。在这个创造具有人的价值属性的第二自然造物过程中，工程伦理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工程活动主体的伦理责任问题。工程科技人才作为工程活动主体如果只注重专业知识在工程中的应用，缺乏与专业相关的伦理、道德判断尺度，就很可能会导致职业责任感缺失，不能合理地处理各类责任间的矛盾与冲突。
工程科技人才除了要掌握必备的专业技术知识外，还要有一定的人文关怀精神，要提高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水平，依照相应的价值判断和伦理准则，从社会、人文、历史、经济等多个维度看待自己的职业责任；在工作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和可持续发展观，正确处理好不同服务对象的利益和各个责任主体间的关系，避免负面问题出现。
二、国外工程伦理学教育现状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就将工程伦理学教育列入大学课程目录中；到70年代后期，已有千余种工程伦理类课程；80年代，美国工程和技术鉴定委员会提出：所有需要通过鉴定的工程教育计划必须包括伦理教育内容；1994年，美国工程教育协会、国家研究委员会、国家科学基金会等开始呼吁将工程师的伦理问题纳入到工程教育之中；真正将工程伦理问题落到实处的是1996年进行修订的美国工程师“工程基础”考试，其将工程伦理问题纳入其中。
鉴于多元化的文化背景，美国需要建立统一的伦理价值判断体系以消除多种文化相互碰撞对工程伦理教育造成的冲击。所以，美国工程伦理学教育对一般的伦理责任培养更加重视，将工程伦理进行细化，建立起详尽、明晰的工程伦理学标准，注重工程伦理的实践教育和一般工程原则。美国的工程伦理教育主要通过案例等方式讲授工程师在工程项目中的行为准则和社会责任等问题，如麻省理工学院设置了整套的工程伦理选修课程，以师生互动、体验式教学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应用能力。在学生毕业设计、平时授课等环节中融入工程伦理问题，向学生阐述工程师的社会责任感应高于对雇主的忠诚，工程师更应该注重生态环境、社会责任等，提高学生对工程行为准则的认识。
1856年成立的德国工程师协会对德国工程伦理教育贡献巨大，该协会提供免费的交流场所和机会给会员和非会员分享专业经验，编写了包括公众福利、安全、健康、环境质量等的工程技术政策指导方针，被政府采用后，作为工程师的执业行为准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应用，为工程师提供继续教育、信息咨询等服务。
德国通过工程技术教育和技术伦理的相互促进和发展来推进工程教育，着重研究工程伦理的产生与本质，探讨工程技术与工程伦理之间的关系，注重社会继续教育对工程师的影响作用。
日本的工程伦理学教育可以说是基于美国的工程伦理模式之上，通过模拟美国工程伦理教学模式，建立专门的学生工程伦理教学体系，将社会学、伦理学类课程贯穿于整个大学阶段，重视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跨学科、跨专业教育，重视学科的交叉培养，使学生的社会知识与专业知识相结合。
三、国内工程伦理学教育现状
与国外相比，我国工程伦理教育起步较晚，发展滞后，工程职业规范、职业操守、伦理准则等方面的社会继续教育匮乏。学生普遍认为所学的专业知识能够应用到实际即可，而相关的人文常识、伦理准则无足轻重，其工程伦理观念模糊、缺失，甚至是错误的。
虽然相关学者已经认识到了工程伦理教育的重要作用，也在极力呼吁加强工程伦理类教育的开展，但是，目前也仅有清华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少数重点高校开设了工程伦理专业教育课程。在工程伦理方面进行研究工作的多是理工科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教师，以自然辩证法、科技哲学教师居多。在研究、教学中多数局限在介绍国外工程伦理学教育方法等方面，缺乏对工程伦理学教育的深层次研究和建设。
四、在自然辩证法课程中开展工程伦理学教育的可行性
加强对工程科技人才的工程伦理教育是解决工程所带来的各项矛盾的有效途径之一。借鉴国外工程伦理学教育经验，我国工程伦理学教育可以通过两种路径实现：其一，通过工程科技人才的社会继续教育或者工程认证等方式，提高他们的职业素养，这需要社会、政府、企业等多方面的配合和努力。其二，从基础做起，在理工科高校中开展工程伦理学教育，使学生在学习阶段树立工程伦理观念，明确行业行为准则、职业规范等。实践证明，在目前理工科高校中开设工程伦理学类课程不多的情况下，在作为理工农医类必修课的自然辩证法课程中，采用主渠道教学方式插入工程伦理学内容，提高未来工程科技人才——研究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伦理意识，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工程伦理学的研究内容符合自然辩证法课程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内容的要求。工程伦理学研究者多是从事自然辩证法、科技哲学研究的教师，工程伦理学与自然辩证法之间有着天生的关系，为在自然辨证课程中开展工程伦理学教育提供了天然的教学基础。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工程伦理学的案例教学方式能引起学生的共鸣，课堂教学效果显著，给学生打下了深刻的社会责任感烙印，这与“两课”的宗旨并不相悖。在内容上，自然辩证法是一个大口袋，工程伦理教育完全可以融入其中。
对于工程伦理学教学内容，可以只讲授工程师的职业道德、工程实践中的伦理冲突等核心内容和重点问题，让学生在短时间内认识到工程问题的重要性和工程师重大的社会责任，提高其工程伦理意识。可以在自然辩证法课程中拿出2～4个学时，开设1～2个工程伦理讲座，将工程伦理学教育与具体案例相结合。案例选择要紧跟时事热点，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要与学生所学专业或与其自身相关的问题密切联系，提高课程的吸引力和学科的前沿性。授课方式以案例分析、师生互动为主，可以进行热点专题讨论，观看时事热点视频，对模糊的工程伦理观念进行辩论，分析案例背后的伦理价值冲突。讨论典型工程事故案例中违背工程伦理原则、破坏自然环境等不道德的行为，还可展示正面案例，分析其中工程主体的伦理精神、科学精神、求是精神，对学生进行正面的引导。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邀请处于工程一线的工程师或者专门从事工程工作的科技人才进行专题讲座，更加直观、真实地向学生阐述工程伦理问题在实际工程中的现实意义。
［
参考文献］
［1］张恒力.加强工程伦理教育，推进自然辩证法课程改革［A］.北京.第三届全国科技哲学专家专题论坛“在为国服务中发展自然辩证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10.
［2］张恒力.当代西方工程伦理研究的态势与特征［J］.哲学动态，2009（3）.
［3］曹南燕.对中国高校工程伦理教育的思考［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4（5）.
论文关键词：高职教育，技术伦理教育，内涵，必然性，途径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应用型技能型专门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高职院校毕业生是将来技术型社会众多技能型工作岗位的主要操作力量。在高职教育中，开展技术伦理教育，事关办学目标的实现、学生的健全成长和未来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一、对技术伦理内涵的理解
技术是人类将科学知识和研究成果应用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通过劳动创造出具有使
用价值的先进产品或优质服务的有组织的活动。对于技术，法国科学家狄德罗在其主编的《百科全书》里是这样定义的：技术是为某一目的共同协作组成的各种工具和规则体系。技术具有工具性、目的性、应用性和社会整合性的特征。伦理（道德）则是人们在社会实践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具有维系人类社会稳定，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规范人类自身行为的意义。技术与伦理能够发生联系的基础和中介是科技道德价值。科技道德价值作为科技价值与道德价值的结合，主要指科技行为及其后果对于他人、国家、社会、人类和自然的作用与意义。[1]技术具有自然效用价值，也具有社会现实价值，它所负载的价值是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与科技因素渗透融合的产物，技术不再是一种抽象的工具，必然涉及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因而形成了保证技术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新的道德规则和职责—技术伦理。“技术伦理是人们在与技术所发生的各种关系中应该具有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品质途径，应该遵守的道德规则，应该履行的道德职责论文下载。技术伦理是对技术正面价值的维护与扩展，是对技术负面价值的制约和控制。”[2]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科技负面效应日益凸现，严重危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今天，用什么样的道德准则来指导人们的技术实践活动，以及如何协调和处理上述关系呢？“是否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3]
二、技术伦理教育何以必须展开
技术伦理教育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的学科，旨在以伦理道德视角引导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树立优良的职业道德，具备从事职业活动的善恶评价标准，能对技术及自身活动进行反思，能自觉将合理应用科学技术成果以造福人类内化为自身责任和义务。
1、克服技术异化、技术悖论、回归人的本质、实现技术和谐发展的目的使然。技术具有双面效应，生产的同时可能就是破坏。种种技术行为（假奶粉、地沟油、安乐死、基因工程、人体器官移植等）都表明，现代技术发展应用与伦理建构反思已处于辨证的矛盾同一体中，既会排斥又会依存，既会冲突又能统一。复杂化多元化的社会背景导致人们的价值观选择呈现多样性，受多种利益（钱、权、利）驱使的现代社会已造成了技术异化，也称技术悖论，技术负面效应突显且日益走向人性的反面，技术本应造福人类的宗旨被异化，这也是人自身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异化的结果。因此，现代技术伦理教育的出发点正在于在人的技术活动中克服技术异化、技术悖论，建构道德体系弥补道德缺失，使技术与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谐共处，并通过技术的科学应用最终回归人的本质（在此将人的本质理解为人作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的和谐发展）。正如爱因斯坦的科技道德教育观所言，“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式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4]
2、伦理学作为文化体系的一个分支，既具有滞后性又具有先导性，它对技术的发展应用具有重大作用。一方面，科学和技术赋予人类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它们的发展又是如此之快途径，以至我们甚至来不及理解和反思它们。我们的道德实践和制度安排也还不能适应这一发展。[5]技术伦理从社会上层建筑的意义上讲显然会出现滞后，而技术与伦理是呈现既分立又汇合的互动态势发展，因此忽视技术伦理教育势必会牵制技术自身的前进。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出现双面效应，会给人类带来风险，这时它就必须接受伦理的指导，我们的科技人员应在伦理指导下生成技术责任感技术良心工程良心，积极地主动地去前瞻去预见去规避风险，重建美好和谐社会。科技研究的目的、活动的方式、发展的方向、具体的应用，都是受“心理状态制约的”，其背后都有价值目的和价值追求，“只有确立了这样的目标及其相应的价值，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活动才能获得意义”。[6]
3、构筑学生抵御现代技术负面效应挑战的思想屏障的迫切需要。德国著名技术哲学家H．Lenk指出，在历史上人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掌握如此巨大的力量和能量，这都是技术及其技术进步的结果．这就是技术及技术进步发挥出来的正面价值。然而，科学技术的不合理运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给人类本身和社会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危害，这一问题在我国也日益严峻和迫切，如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造假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引发了许多令人痛心的重大事件，严重影响了民生健康和社会稳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人员的技术伦理道德缺失或偏位?R虼耍强化技术伦理教育亟不可待，必须引起我们充分足够的重视。高职院校学生未来工作在我国经济建设的第一线，他们掌握科学技术固然重要，但同样要在未来的技术活动中构筑抵御现代技术负面效Σ涣加跋斓乃枷肫琳希使自己从事的技术活动符合技术伦理要求，并勇于同一切不法的技术行为作斗争，自觉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这就迫切需要高职院校拓展德育教育的内容，ü不同途径对学生开展技术伦理教育，对他们的技术学习给以正确的伦理道德引导途径，对一切“可以做”与“不可以做”的技术行为做出正确的≡瘢最终促使学生积极τ孟执技术，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实施高职技术伦理教育的主要途径探究
1、 领导重视、增进共识，是实施高职技术伦理教育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国绝大多数高职
院校都没有开设技术伦理教育的相关课程，高职学生对技术伦理知识几乎是一无所知，技术伦理意识模糊淡薄，专业价值与伦理教育在整个高职教育体系中可有可无，有的高职院校甚至是用技术教育完全取代价值与伦理教育，这不能不说是我国高职教育存在的严重缺憾论文下载。高职院校的领导们对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站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培养全面发展合格人才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技术伦理教育的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进而统一思想增进共识，将技术伦理教育摆上位置，列入规划，落实措施，推进技术伦理教育工作有序运作。
2、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技术伦理素养，是实施技术伦理教育的重要保证。教师的技术伦理素养对高职学生的影响是最直接最深刻的，教师在高职教学活动中应该能够引导学生关注四个关键性问题：（1）什么是专业的核心价值观？（2）什么是社会工作者能够从事的反映这些价值观的专业行为？（3）社会工作者的价值观怎样影响他们对案主、同事以及社会成员的关系？（4）社会工作者在遭遇涉及职业价值观的冲突时应当如何行为？[7]针对目前高职院校技术伦理教育方面师资缺乏的现状，一方面可以从高校相关专业的优秀毕业生和专业技术人员中选调部分合适人员充实教师队伍，另一方面可通过“请进来送出去”的办法，强化教师培训，努力提高教师的技术伦理素质。学校也可以与有关的技术部门（含企业）挂钩，建立“技术伦理实习基地”，让教师在积极参与技术活动过程中体验技术伦理的规范要求，不断提高并逐步完善自身的技术伦理素质。
3、勇于教学改革，对传统课程的教学模式进行创新，寻求专业技能知识与伦理道德教育的结合点。一是“两课”扩容。高职院校可以利用“两课”教学这个平台，在传统“两课”教育中融入行业价值观指引、行业责任意识确定、道德自律、技术良心测评等专业技术伦理内容，启发学生对与技术活动过程相关的道德现象和道德关系进行伦理思考；二是在教学计划中开设哲学（伦理学）相关课程途径，正如戴艳军教授指出，“技术哲学要为现实的技术选择提供价值指南，解决技术问题的根本途径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操纵技术的人及其价值观念的转变，技术发展需要伦理规约，即用伦理道德控制人的技术行为和欲望”。[8]例如，我们可以尝试开设《中国伦理思想史》、《西方伦理思想史》等课，以多文化整合的视角构筑学生的思想基础，启发学生依托中外大家的伦理思想思考技术领域中的一切道德问题。三是活动寓教。国外实践表明，采取活动渗透式教学开展技术伦理教育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可在课堂中开展一些主题讨论会，就现实生活中的高端技术研发、不良技术应用等热点问题让学生分组讨论、扮演角色，启发他们预想并尝试解决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高职院校可以邀请相关专业的行业专家和技术人员为学生做报告会，讲授技术运用的道德标准、行业科学的伦理守则，用他们的一线生产经验和工作知识启发学生思考如何正确处理技术与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也可开展一些技术伦理方面的知识竞赛，对获胜者给予必要的物质和精神奖励，激发学生对技术伦理知识理论层面的探索和把握。
参考文献：
[1]徐少锦《科技与伦理》[M] P114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2]张明国《现代技术发展的伦理考量》[J]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3]安延明《应用伦理学的新视野—2007“科技伦理与职业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M] P148 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4]许良英：《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P73 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5]安延明《应用伦理学的新视野—2007“科技伦理与职业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M] P147 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6]徐少锦《科技与伦理》[M] P81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7][美]弗里德里克·瑞蒙：《社会工作伦理教育》，[M]，P25，英文2001年版，
[8]安延明《应用伦理学的新视野—2007“科技伦理与职业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M] P4 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伦理学正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包含一系列分支学科、边缘分支学科的学科群组。科学技术伦理学作为介于科学技术学与伦理学之间的交叉性边缘学科，作为应用伦理学、职业伦理学的新兴分支学科，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后果的日趋凸显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热切关注。1．对科技伦理学学科理解的分歧(1)从学科演进的发展规律看杨怀中在《科技伦理学研究之内涵》中指出，科技伦理学是科学技术学与伦理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14］，所以，对科技伦理学进行研究要联系科技的伦理本质、科技发展与道德进步的互动。(2)从研究学科生成建构上看杨怀中指出，就研究科技道德现象而言，科技伦理学既有职业伦理学的一般性质，又有自身的特殊规定性。它实质上是一种职业伦理学。刘则渊和王国豫认为:“科技伦理学并不等同于职业伦理学和责任伦理学。要达到技术的和谐目的，必须从技术的决策、创造、生产、传播、使用各个环节，从技术的工程过程、经济过程、文化过程各个方面，对技术进行社会建构;这不只是工程人员的责任，而且也是社会各界的共同责任。这是一种基于技术社会建构论的技术伦理观。”［15］还有一些学者主张:技术伦理是对高技术发展中出现的伦理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一套伦理法则或规范，进而发挥驾驭、控制和引导技术发展的作用。王国豫和刘则渊等人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伦理道德的正确引导”［16］，“甚至有必要对科学研究，特别是对一些高新技术的应用作伦理上的评价，或给予一定的制约与引导”［17］;认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防止其滥用，不让潜在的危害转变为现实;另一方面有助于科学研究认清自身的局限或某种不足，以便及时纠偏补纳，改善其理论与技术”［15］。(3)从学科关注的研究领域看科技伦理学起源于伦理学的应用，即科技中的伦理问题，是一种应用伦理学，研究的是具体科技领域中的道德问题。有学者认为，科技伦理学就是以科学技术为控制对象的科学技术控制论。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标准来建构科学技术的未来走向，可能会使人们对科技伦理学的存在产生质疑。谢怀建、王贵明在《科技的伦理与伦理的科技》一文中指出:“伦理对科技的规范与限制可以有效于一时而无法维护长久。相反，科技对伦理的作用与影响才是根本的、决定性的，持久而深远的。”［18］2．科技伦理学建构的必要性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和技术活动都承载着一定的价值，技术和伦理密切关联。可是，当前国内大部分学者对是否有必要建立科技伦理学及其与其他一般伦理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产生了一些争议，甚至一些对立的观点。众所周知，“科技本身是否存在伦理问题”决定了科技伦理学能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成立。甘绍平说:“如果不能对科技本身有无伦理之问题做出一个肯定的回答，则科技伦理这一概念及由这一概念所代表的这门学科就不成立。”［19］(1)国内有些学者认为没有必要建构科技伦理学在孙道进看来，研究科学和技术的伦理问题，就是“科学技术的伦理化”问题，因此“抽象的乌托邦主义”的“科学技术伦理”易导致科学技术的停滞与消亡，这对于科学技术本身恰恰是非人道的、不伦理的。另外，“科技伦理”的价值诉求与其执行后果相反，正形成“科技伦理”悖论。孙道进说:“科技本身是否存在伦理问题仍是个问题，而科技领域的职业伦理又不能视为科技伦理学成立的要件，那么，我们只能这样说:科技伦理学，它是一门难以成‘学’的‘科学’!”［20］(P60～61)因此，孙道进对建构科技伦理学的必要性持否定态度。王国豫在《技术伦理学的理论建构研究》中认为“谢怀建、王贵明、廖小平等人将技术伦理学的作用理解为对科学和技术的限制和阻碍，指出技术伦理无法阻挡科学技术的发展。既然阻挡不了，就应该任其自然发展，其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到时候自然会得到解决，因为伦理必然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正如现代社会对安乐死从拒绝到接受的转变一样。”［15］(2)大部分学者认为有必要建构科技伦理学目前，大部分学者承认技术伦理学有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关于技术伦理的研究对象还存有一些争议，或者定位于“探寻科技人员在其科技活动中是否涉及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涉及伦理道德问题”或者定位于“对伦理的预见性”和对“技术的导向”［21］。杨怀中认为技术伦理学应包含三项内容: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它需要研究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作为一种职业伦理学，它需要研究科学技术道德现象;作为应用伦理学，它还需要研究具体科学技术领域中的道德问题［22］。张小飞认为科学技术伦理学应该关注技术的负面效应;同时他指出技术伦理学具有广泛性、差异性以及复杂性。他在《现代科技伦理问题表现及特征的哲学探究》一文中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科学技术这种在许多人看来“无所不能”的特性促使了人类物质欲望的不断膨胀，人对物质欲望的不断追求与科学技术相互促进，构造了一个“物化”的世界，使人的生命价值带上了浓重的物化色彩。物质财富的占有和享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重要参数，追求自由的生命价值服从于对物质利益的价值追求，在进化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人的创造欲望和潜能，人的生命的精神价值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被消解，这显然背离了人的自我实现的初衷［23］。江雪莲认为:“科技伦理学研究的是如何使伦理道德要求内化为社会制度或社会体制的整体性伦理机制，使社会的决策程序的设定或社会结构的调整符合伦理道德价值的要求，与其说科技伦理学专注于研究个别境遇下的个体行为选择，不如说它更重视通过各种方式在社会普遍讨论和广泛交流的基础上反复权衡、比较，而选择的普遍性的社会行为模式;科技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由于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紧迫问题，对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往往是生死攸关的课题，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只能在不同的利益权衡、不同的价值判断与抉择中通过各种商讨和探索不断地推进问题的解决”［24］。
我国古代科技伦理思想研究现状
当前，我国正致力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伦理学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在生态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推动了近现代应用伦理学的不断前进。但在中国古代科技伦理思想史的研究方面，国内的学者对于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和科技道德挖掘较少，关于技术“双刃剑”以及生态等日益严重的问题，并不是在现代社会才出现的。即使在原始社会也不例外，生态问题在狩猎经济时代也已存在，据史料记载，我国在夏代就有在春夏季节禁止任意捕杀小动物和砍伐森林的禁令，由此可以推断那时就有因为无节制的开发自然资源的行为而危及人类生存的现象。所以，当今的学者有必要对中国古代科技伦理思想史进行梳理和研究。徐少锦主编的《科技伦理学》是国内较早涉猎古代科技伦理思想起源、形成和发展的专著。书中详尽的论述了中国远古神话中所包含的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一致以及中国古代科技伦理思想萌芽等信息。另外，在他发表《中国传统工匠伦理初探》中，将官营工匠制度性伦理准则归纳为遵行程度、毋作淫巧、物勒工名和工师效功四个方面。《管仲及其学派的科技伦理思想》一文中指出管仲及其学派在生态伦理、工匠伦理等方面具有卓越的见解。《中国传统师德及其现代价值》在勾画传统师德产生与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概括出六大师德规范。《孔子科技伦理思想探析》中认为孔子具有求真殉道的治学伦理、知德统一论与无神论倾向、惜生爱物的生态伦理与资源伦理思想以及将自然美与伦理美结合起来的比德教育方法，这些思想对中国传统科技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当前科技伦理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国内一部分学者对中国古代科技伦理的某些领域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例如，何兆雄在《中国医德史》中把扁鹊的医德品格概括为“认真负责，不顾个人得失”、“随俗为变，不避风险”、“谦虚谨慎，不图名利”、“反对鬼神迷信，宣传群众，相信医学”、“防微杜渐的预防思想”五个方面。［25］是一部专门研究中国科技伦理思想史的分支学科发展史的专著。该书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国医德起源与形成的宝贵资料。陈万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博大精深的生态智慧，从宏观上看，这些生态伦理智慧包括“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底蕴、“万物平等”的生态价值取向以及“节用爱物”的生态伦理实践。并提出这些思想尽管带有某种朴素的直观或顿悟的性质，却都是人类生态伦理智慧的一部分，具有“奇迹般深刻”，值得我们今天在深入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价值时认真分析和汲取。［26］杨明亮在《农业科技道德》一书中阐述了神农氏和后稷的神话传说中所包含的农业科技伦理萌芽，认为农家的农业技术高尚品格，是农学家职业道德思想的雏形。［27］(P52～55)王前的《中国科技伦理史纲》，是我国第一部论述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专著，该书沿着工程技术伦理、环境伦理、医学伦理和学术伦理四条主线，叙述了从先秦至现代科技伦理思想的发展，认为先秦时期是我国科技伦理的萌芽和成长的时期。并指出后来人们的各种科技伦理观念和道德行为，都与先秦时期科技伦理有不同程度的思想联系。该书还提出了“以道驭术”的概念，即技术行为和技术应用要受伦理道德规范的驾驭和制约。徐朝旭在《中国古代科技伦理思想》一书中指出:中国古代科技伦理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宗教禁忌、生产祭祀礼和神话。先秦时期，一部分的禁忌和生产祭祀礼转化为具有科技伦理属性的礼。远古神话折射出原始先民在探索和改造自然中形成了某些道德品格和精神特质，它们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的一切科技道德的原发点。先秦时期，科技伦理形成的历史条件已经具备，一般道德原则开始应用到科技伦理领域，产生了一些科技伦理范畴，个别科技人员的科技道德品格初步养成，这些都是科技伦理形成的显著标志。全书通过对古代科技人员活动的探讨，归纳出中国古代主要科学伦理规范和技术伦理规范，分析了儒家文化对古代科学伦理形成的影响，比较了儒家、墨家和道家的技术价值观。全书深入研究了农耕文化时间观的形成及其科技伦理意蕴，认为农耕文化时间观是在农耕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调节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时间观念系统。此书还阐述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的文化渊源、现实原因、科学前提、哲学前提和主要内容。［28］尽管国内学者对中国古代科技伦理思想史的研究仍算是一个比较薄弱的领域。但是他们的努力研究为后继者更加全面、更科学地把握科技伦理思想提供了线索。
现代科技发展的困境
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大大增强了人类改造外在客体世界的能力，但同时高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问题也逐步成为科技伦理学研究的热点。国内学者认为有必要对现代科技发展困境展开伦理学的讨论。当前，现代科技发展的困境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伦理困境刘大椿指出:近代以来，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相互促进，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利用抽象的理论和实证方法，人实现了对自然过程的部分揭示与控制，主体的价值得以充分的彰显。但与此同时，当科技成为人们追逐物质利益的有效手段之后，科技发展逐渐打破了传统的价值信念体系，使人类进入了快速变迁的世俗化时代。他多次指出，科学与技术活动中的伦理问题己成为现代科学技术实践中不容忽视的一个严重问题。［29］李醒民指出:“科学家应该为科学的应用承担某种有限的道德责任，但是究竟怎么承担或如何承担，却面临诸多困境。”［30］他以爱因斯坦为典型案例，论证了科学技术工作者的重大伦理和道德责任。这在邹志勇的《爱因斯坦的科技伦理思想研究》一文中有所体现。邹志勇指出:“李醒民从科学探索的动机、科学追求的目的、维护科学自主、捍卫学术自由、科学活动的行为、对研究后果的意识、对科学荣誉的态度等七个方面，论述了科学家的良心及其道德内涵和加强科学技术道德建设的现实意义。”［31］当然，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问题也涉及科学界的学术伦理问题。有学者认为，科学界频频出现学术不端行为，建构和完善科学规范已迫在眉睫。根据科学规范的抽象程度或强弱程度、科学规范调整的对象、科学活动的阶段或目标、科学家的权利和义务，提出了科学规范的具体分类，并阐述其各自的功能。［8］殷正坤在《高科技时代的和谐社会》报告中指出:高科技为一部分人创造了富裕而舒适的生活，却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世界范围内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在高科技最为发达的国家里，它没有被用来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事业，却反而成为推行霸权主义、屠杀无辜平民的手段;高科技发达的国家里仍然存在着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人们盲目崇拜金钱、社会风气败坏，许多人丧失人生理想，不重视自身的价值和尊严而沦为物的奴隶，这与和谐社会的价值标准相去甚远，并认为发达的科学技术和高度的物质文明并不会必然为人类创造出一个和平、幸福、和谐的社会。［32］2．生态困境卢风在《21世纪科技的生态学转向》报告中指出:造成生态困境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现代科技本身是有片面性和缺陷的”:一是设定的机械论世界观把非人的一切都看作机械性的对象，而看不到自然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也看不到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二是还原论的方法论认为只要认识了构成事物的基本单元，就彻底认识了事物;三是重分析，轻综合，过分重视对特定对象的分析、“解剖”，不重视事物与其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四是征服性、扩张性的技术设定只有人才是主体，非人的一切都是机械性的东西，因此只是供人类使用的工具。扩张性、征服性科技使人类空前强大，但又把人类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中。［33］史兆光在《海洋环境与资源保护的伦理视阈》一文中指出:“剖析海洋环境污染、海洋资源掠夺性开发、海洋技术负面效应对海洋生态平衡的影响，说明建立全球性海洋可持续开发伦理观的必要性，即破除人类中心观念，树立公平原则，明确人类没有理由剥夺海洋生物对海洋自然资源与环境享用的权利。”［34］作者其实就是对由海洋科技引发的伦理问题进行研究、探论。
我国科技伦理研究的现代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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