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短缺条件下的储蓄动员机器
在1996年之前，中国的资金供求形势，一直是非常紧张的。按照钱纳里的理论，中国是典型的国外和国内资金“双缺口”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金融机构在整个国民经济和金融发展过程中，主要扮演储蓄动员机器的角色。
实际上，自计划经济时期，包括农村金融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都是按照“二元经济”和“二元金融”的逻辑，围绕城市工业化建立和发展的，实质上是因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策略”而内生出来的一种融资制度安排。这一融资制度的中心，是为发展重工业筹措、配置资金。这种制度安排，由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延续到1978年之后。
1978年后，市场的逐步放开和各个地方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使得资金短缺，更加成为发展的瓶颈。作为金融中介的各类金融组织，延续并强化了储蓄动员功能。笔者曾经发表了多项研究，说明了在资本短缺的基本背景下，大量资金在中央政府主导的金融纵向分割和地方政府主导的金融横向分割下，流向了国有工业部门。在政府的金融控制下，长期金融发展让位给短期经济增长，使得金融功能财政化，金融机构扮演起“第二财政”角色：在动员储蓄过程中，替代税收收入功能；在资金贷放上，替代财政支出功能。因此，金融机构在农村的活动主要是为了城市部门工商业发展动员储蓄。正式金融安排的动员储蓄目的，必然与农村非正式安排可能产生的储蓄分流发生冲突。于是，在政策设计者眼中，正式金融安排和非正式金融安排是水平竞争，而非垂直合作关系。压抑民间非正式金融组织的发展，以确保农村正式金融组织储蓄储蓄动员功能的发挥，就是这段时期金融政策演变的重点。
图1从“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描述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特殊逻辑：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来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动员储蓄，为工业化、城市化动员储蓄和方便政府控制的需要，而非基于解决农村融资困境的基本问题。由此，使得农村金融安排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动员储蓄的机器，资金外流，农村“失血”，是这种制度安排的必然。
由图1可见，在20世纪50年代确定以重化工业化作为国家目标之后，为了获得工业化最稀缺的要素――资金，国家对金融业采用了完全垄断的方式，控制由乡村到城市的所有金融机构网点，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当然包括资金），进行国家工业化的努力。19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使得金融控制的方式发生了转变，由于改革本身就是将经济自利还给民间的过程。这一过程也自然伴随着国民财富的转移――由“集财于国”到“散资于民”。原来由政府集中控制的资金，在改革后散布在民间的各个企业和居民手中。这使得中央财政能力大大下降，逐渐变为“弱财政”。经济改革和转轨的需要，要求中央政府必须要有强大的动员和支配资源能力。为了收集民间资金，中央政府以组建国有独资专业银行和拆分中国人民银行为主要标志，建立了一个以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为主体，以行政区划为网点分布原则的强大的金融部门，自上而下地将触角延伸到各个民间部门，去替代利税上缴的计划制度安排，重新集聚财富，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这启动了中国金融业的大发展，带来了金融资产的迅速膨胀（“高增长”）。但是，由于资金配置不是依据市场原则，而是依据中央政府的财政投资安排，出现了发展经济学中所言的“没有发展的增长”（“低效率”）。例如，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的专业银行体制下，每一家专业银行都对准相应的行业和地域，互不混淆，形成了金融纵向分割的局面。直到地方政府介入金融发展时，这一局面才有所打破。
1984年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前，地方政府并没有控制金融机构的冲动，因为在集权经济体制背景下，财政远远比银行更重要。当时国有金融体系的纵向分割基本上是中央政府的一手安排，各地庞大而均齐的银行科层组织结构，明显地带有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着意安排的痕迹。但伴随中央财政能力的下降，中央计划内安排的资金越来越不足以继续支付地方投资建设所需的资金，地方政府在财政包干制下，也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其税收努力，使得基本建设投资体制不得不由财政拨款转为银行贷款（“拨改贷”）。投融资体制的改变，使得地方政府将关注对象，由财政转向了银行。于是，地方政府开始加强对当地金融机构的控制。一方面，它们竭力控制国有银行在当地的营业网点（国有银行和新兴的专业银行也有在各地铺设网点的冲动），另一方面，自行组建各类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等，并争取在本地设立融资中心、证券交易中心等，力图最大程度地动员本地储蓄，让本地储蓄用于本地投资，并尽力争取吸引并利用外地资金。其后果是，各类国有金融机构在各地网点迅速膨胀的同时，由地方控制的各类金融机构甚至非法融资机构遍地开花，出现了各地方激烈的“金融竞赛”局面，将金融机构又横向分割为块块。地方政府介入金融发展过程后，各地区经济发展普遍出现了这样一副景象：地方官员的升迁竞争主要表现为地方政绩竞争；地方政绩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竞争；经济增长竞争主要表现为投资竞争；投资竞争主要表现为金融资源竞争；金融资源竞争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竞争。由此，以“银行多过米铺”为标志，进一步推动了中国金融规模的“高增长”，但也加剧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政府对金融业的控制，使得金融机构发挥的主要是动员储蓄，而非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的功能。设在农村的金融机构尤其如此，农村正式金融部门在吸收储蓄上，必然与非正式部门发生竞争，而非正式部门吸收的储蓄，并不会像正式部门那样，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和资金划拨，朝向政府意愿的投资方向放贷。因此，政府和正式金融部门都有打压农村非正式部门发展的冲动，而正式金融部门动员的储蓄，又大部分流出了农村社区。所以，资金短缺形势下，农村金融体系出现了“双重失灵”――“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并存。“三农”领域，则出现农业缺投入、农村缺资金、农民难融资的农村金融困境。
资金短缺和政府的金融控制同时并存的条件下，金融机构下乡的主要目的，是动员农村储蓄，然后配置到投入产出比高的非农领域。所以，一家家设在农村的金融机构，成为把农村资金抽取到城市的一根根管子。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如此，连所谓的“支农主力军”――农村信用社，自1970年代以来，实际上也一直是向农村“抽血”的主力军。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1992的数据和《中国农村住户调查》1996年的数据显示，自70年代开始，农村信用社对农村的贷款余额就持续小于农村的存款余额（即贷/存比小于1）。1980年代贷/存比大体在1/2左右，1990年代大体在2/3左右。其中，1995年农户储蓄仅有22％用于农户贷款。即农民似乎在“自愿”地把资金让渡出去，以至于农村存贷差成为各家金融机构争夺的对象。1990年代中后期的银行商业化改革，使得各家金融机构出于成本收益考虑纷纷撤出农村市场，此时就留下来在城市里没有大本营的农村信用社，它被多次强调恢复合作制，并冠以“支农主力军”的名号，但实际上，农户从农信社获得的贷款仍不足其向农信社存款的1/3，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
实际上，在资金短缺时代，农村金融改革几乎没有成功的条件，作为置身于整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弱势金融组织，农村金融机构只能扮演储蓄动员机器的角色。这导致了农村“缺血”现象日益突出，农村资金不断“净流出”，使得中国农民事实上在集体“扶富”，成了资金的净供给者。
资金形势的方向性转变
但是，资本短缺的状况，在1990年代中期，发生了方向截然不同的变化。自1996年起，中国金融体系的资金，由短缺走向连年过剩，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由贷差到存差的转换上。1978～1995年间，人民币存贷款一直处于贷差状态，在1987年，贷存比达到最高（140.7%），当年贷差为2144亿元。1991和1994年，贷差都超过了3000亿元。但1996年开始，贷差转为存差，而且连年大幅度上升。贷存比低于1，连年大幅度下降。比如，人民币存差增长率由2004年底的28.84％提高到2005年6月底的38.81％，人民币贷存比由2004年底的73.65％下降至2005年6月底的69.18％。超过30％，即8.5万亿元资金处于闲置状态。2006年一季度，贷存比进一步下降到68.3％，9.2万亿元资金处于闲置状态。到2008年12月，金融机构的贷存比达到了66.9%，存贷差已达15.8万亿元，是农村居民储蓄的4.5倍。即使考虑存款准备金、备付金、银行投资结构转变等因素，巨额资金滞留在金融体系内部，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资金供求形势的逆转，为农村摆脱以往单纯向农村“抽血”的不合理政策安排，留下了腾挪的空间。至少，农村的资金回流，不再影响城市工商业的资金总量了，所以，也就没有一直以来必须响应“有余粮卖给国家，多储蓄支援建设”政策口号的必要了。在此背景下，各项鼓励解决农村融资难题的政策，也开始出台了。
资金宽裕条件下的流动性悖论与垂直合作安排
1996年以来的资金宽裕，使得中国金融体系内部的流动性不断堆积。进入2000年后，流动性过剩的特征已经十分明显，资金空转，引发了许多争议。虽然中国还没像日本那样，步入了凯恩斯所言的流动性陷阱，但政府、央行以及监管部门多次调控的乏力，凸现了中国正罹患着流动性综合症。就资金供求结构失衡的状况而言，我们不妨把它叫做流动性悖论：在国民经济体系内，金融部门流动性过剩与企业部门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在企业部门内部，大企业流动资金供给充裕与中小企业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在金融部门内部，大银行流动性过剩与中小金融机构流动性不足甚至流动性危机同时并存；就农村和城市部门而言，城市流动性过剩与农村流动性严重不足同时并存；就区域而言，东部发达地区流动性过剩与中西部地区流动性不足同时并存。
笔者也曾经分析过，流动性过剩与农村流动性危机并存的基本原因，是长期以来城乡不等价交换带来城乡经济失衡的结果，是片面扶持正规金融体系压抑民间金融的结果。更深层的原因，则与资本雇佣劳动的产业体系在全球的扩张，以及在中国更加走向极端化有关。
目前，在教育经费的使用上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调整和优化教育支出结构的意识不强。许多地区没有主动在调整和优化教育的支出结构上下功夫，而是采用传统的惯性思维方式，盼望不断有增量投入来解决教育改革中遇到的新问题，一旦新增的财政资金无法落实，一些拟新开展的工作就被搁置。
二、教育经费的安排与教育改革发展任务不匹配。一些正式纳入了《国家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改革发展任务，如教育信息化工作，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资金支持，致使这些工作推动起来步履艰难。
三、教育经费的安排还存在着“多头支使”的现象。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都分别掌握和支配着一部分教育经费，并从自己的部门角度来安排这些经费。
四、教育经费安排的预见性还有待增强。目前，仍有一些项目的经费是过了6月或到年底前才下拨的，并且一旦下拨就要求立即用完，基层只能突击使用，这些资金的使用效果也大打折扣。
五、教育经费使用的系统性、完整性不强。一些教育领域项目（例如，高校化债、校舍安全工程、教师绩效工资）还未彻底做完，其教育经费又被投向了其它新项目。“旧账未结，又开新口”，导致教育领域内不断出现未完工的“半拉子工程”。
六、少数经费的安排还存在着归类不规范的现象。例如，从政府部门的职能分工来看，救助贫困学生“营养餐”的工作应是民政部门的事情，这部分经费应从民政部门的救助经费中列支，而不应从教育经费列支。
为此建议：
一、建立健全教育经费的统筹管理机制。成立由国务院分管教育的负责人为组长，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人社部、审计署、监察部等部门参加的“全国教育经费规划与管理领导小组”，负责对全国教育经费的使用进行规划与管理。同时，将原由各部委掌握的同教育相关的项目与经费统筹起来，统一纳入全国教育经费的使用范畴，系统谋划，统筹安排，形成合力。防止国家相关部委在教育经费的安排使用上继续出现“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的现象。监察部和审计署要加强对教育经费安排、使用过程和绩效的监管，不断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
二、编制教育经费使用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应在“全国教育经费规划与管理领导小组”下设立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相关部委，建立统一联动的工作机制，组建相应的工作班子，并依据《国家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所确定的到2020年必须完成的各类教育的改革内容和发展任务，梳理出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目标。并在此基础上，依据财政教育经费在全国GDP4%的占比数量，做出中长期（5年或10年）财政教育经费使用的整体规划（到2020年的财政教育经费使用整体规划）和一套与之对应的年度实施方案，并严格执行。
(一)竣工以及销售阶段的资本结构安排房地产企业在项目竣工以及销售阶段，首先应该确定竣工的时间点，在形式上判断项目竣工的标准包括：其一，开发产品已经获得了初始产权证明；其二，房地产开发企业建造、开发的产品在质量方面，通过验收并合格，或者是办理了会计决算手续和竣工备案手续；其三，开发产品已经正式投入使用；其四，开发产品完工证明资料已经报房地产管理部门备案。由于房地产开发项目已经竣工，先前所挂的大量预收账款应该当做收入处理，此时可以进行单位成本、竣工总成本的计算，同时不能够忘了以前预计毛利率和实际毛利率的差，如果预计毛利率小于实际毛利率，该部分应该作为纳税调增事项进行处理。此外，还必须考虑以前未收的款项，财务管理人员应该做到心中有数。通常状况下，如果房地产企业的销售状况良好，资金能够快速的回收，其财务状况将会发生快速好转，资本结构也逐渐的趋于合理。
(二)股权撤回以及投资分红阶段的资本结构安排房地产企业在股权撤回以及投资分红阶段，一个房地产企业可能有多个投资者，当资金流足够并且经济效益好，但是投资企业的资金状况比较紧张，可以撤回投资；如果投资企业没有再投资的意愿时，可以采取分红的方式，改善投资企业的财务状况，对于上述状况，企业领导层与财务人员必须做到心中有数。
二、房地产企业资本结构安排对财务税收的影响分析
(一)流通股比例过高，制约了房地产企业财务增长流通股比例和房地产企业的财务增长呈负相关，主要是应该非流动股多为机构投资者持有股份，并且机构投资者与个体投资者相比具有更高的判断能力，能够更加清楚的认识到房地产企业经营特点和投资项目的成长性，能够更好的监督、管理和运用资金，显著的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房地产企业的财务收入。
(二)资产规模对房地产企业绩效的影响随着企业资产规模的增加，企业的净资产收益会随之增加，并体现了规模效应的特点，合理的安排资产规模，在提高经营绩效的同时，还能够控制经营风险。
(三)短期负债率对房地产企业财务税收的影响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在房地产处于高位时，市场资金能够快速回流，此时提高短期负载率，能够提高企业的绩效。如果房地产市场处于低迷期，资金回笼过慢将会导致资金链断裂，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危机。
三、优化房地产企业资本结构的有效措施
(一)扩展融资渠道，优化资本结构在融资环境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房地产企业必须拓展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以此降低融资成本，并保证企业的资金需求，例如增大债券融资比例、发展房地产基金等，利用募集到的社会闲散资金用于房地产投资建设，这样既能够提高社会闲置资金的利用率，又能够降低投资风险，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进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创新融资模式，房地产企业需要创建一个以债务融资为主、股权融资为辅的融资新方式，在该种新型的融资模式下，在保证银行在房地产企业融资主要地位的同时，还能够充分的发挥市场在企业融资结构和资本结构安排中的作用。
(二)保证充足的资金储备负载率高是我国房地产行业的显著特点，这就要求房地产企业必须保证充足的资金储备。通过创建现金管理制度，做好时间管理和结构管理，时间安排即对获得资金、偿还债务的时间进行合理的安排；结构安排即对长期负债资金流、短期负债资金流的比重进行合理安排。合理的现金管理制度能够加强对资金的管理，提高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并充分的利用债务融资，能够有效的避免由于偿债压力而出现的财务危机。
(三)合理安排债务结构房地产企业应该根据市场环境以及行业整体发展状况，合理的安排债务结构，调整长期债务与流动负债的比例。首先，房地产企业需要准确的预测行业的发展前景，在经济萧条、行业整体低迷的状况下，适当的提高长期债务的比例；在经济景气、行业发展良好的状况下，适当的提高流动负债的比例，这样能够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
四、结束语
一是关于小贷公司功能、作用研究。夏秀渊以小贷公司在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开研究，认为受制于亲缘、地缘和业缘的传统民间借贷已经不能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小贷公司正是一个良好的补充。二是关于小贷公司性质及运营研究。欧梦柳就小贷公司的法律定位问题展开讨论，认为小贷公司是以企业法人之名、行金融机构之实，法律性质的混乱导致其法律适用不明确，应该将其纳入金融机构行列。董晓林等以江苏省227家农村小贷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数理模型实证分析小贷公司运营效率的影响因素，得出资金规模、贷款利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以及平均贷款额度与运营效率间存在倒U型关系等结论。三是关于小贷公司未来发展研究。张正平等选择小贷公司发展相对成熟的五个典型地区，对其政策设计和发展状祝进行比较，总结出小贷公司发展面临法律法规缺失、监管主体虚置、后续资金短缺等障碍，并提出相关建议。谭敏总结了小额贷款的国际起源及其主要模式，分析了小贷公司存在的意义、阻碍其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及其对策，认为应运用适当的企业文化及激励机制来促进小贷公司的发展。
二、小贷公司特征分析
小贷公司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在各级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规定范围内经营发展，同时作为最基层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其实际业务经营又具特殊之处。由此，为全面把握小贷公司的整体特征，这里先对各地政策相关条款进行简要的梳理和比较以了解政策层面的特征，再根据对江西省小贷公司的考察情况总结其在治理结构、资金来源、风险控制等方面的特征，最后分析小贷公司的重要作用。
（一）小贷公司地方政策
一是监管与设立。在监管主体上，除福建、贵州分别以经贸委、中小企业局为主管部门外，其他省份均以政府金融办为主管部门。在股东人数上，多数省份与《公司法》相同，即有限责任公司在50名以下，股份有限公司在2~200名之间，而闽青渝将股东人数的下限分别提高为8名、10名、10名。在注册资本上，根据公司类型的不同（有限、股份），其下限一般在500万元至2亿元不等，其中粤桂豫黑湘苏赣宁鲁沪川新滇浙根据地方行政级别或者经济发展程度做出了更为细致的规定，而闽粤豫湘苏辽鲁津浙还设置了1~5亿元不等的上限。二是经营与管理。在业务范围上，皖京闽粤冀琼鄂苏赣辽宁青鲁晋陕沪川新滇规定只能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甘桂豫湘吉浙增加了企业咨询业务；贵州允许经营小额贷款和票据贴现业务，重庆则增加了资产转让业务；业务范围较大的省份有：黑龙江允许开展小额贷款、票据贴现、资产转让、等业务，内蒙古则是小额贷款、中间业务、资产租赁、信用担保等业务，天津为小额贷款、票据贴现、贷款转让、结算、担保、咨询等业务。在贷款集中度上，对单一客户的贷款占比，除宁陕的1%和北京的3%之外，其他省份均为5%,而闽粤苏陕沪川津浙青鲁在额度方面还有不同程度的限定。三是融资及投资。在融资上，多数省份都沿用央行、银监会的规定，而甘肃、福建规定质量优良的小贷公司的融资比例可放宽至资本金的100%，且福建还没有限定融资机构的数量；青海除允许向若干银行融资以外，还允许向小额贷款公司再融资中心融入不超过资本金100%的资金。在贷款投向上，多数省份鼓励投向“三农”及小微企业，京甘宁规定该类贷款要占全部贷款余额的70%以上，江西、青海对于70%以上的内容还增加了额度要求。
（二）小贷公司治理运营
一是股权特征及组织架构。首先，各地均有规定要保持小贷公司股权结构合理的分散性，法人和自然人持股比例均有上限。其次，小贷公司基本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立了“三会一层”的组织架构，其中客户业务部、风险控制部、财务部和综合部是常设部门。最后，据考察，江西省小贷公司股东中涵盖企业和自然人，发起人或大股东多是当地有实力的实体企业，这些企业设立小贷公司主要是其多元化经营的需要。二是贷款以“小额、分散”、面向“三农”和小微企业为主。首先，“小额、分散”是小贷公司发放贷款的基本原则。目前，江西省小贷公司单笔贷款以30万~50万元为主，占全部贷款余额的80%以上。其次，从深入考察的两家小贷公司看，均没有向股东及其关联企业发放贷款，也没有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放贷款，主要投向养殖业、种植业、林业、加工制造业、生态农业以及商贸业，其中农业种植、养殖户贷款占比在50%以上。三是贷款期限以短期为主，利率以浮动为主。从贷款期限看，小贷公司的贷款以3~6个月为主，3个月的贷款比重最大，达到60%以上。利率水平按规定基准利率的0.9~4倍执行，整个江西省小贷公司的实际平均贷款利率为25%左右。
（三）小贷公司资金来源
一是银行融资难度较大。首先，银行出贷主动性不强。出于经营“三性”的考虑，银行对抵押物少、经营风险较大的小贷公司的融资政策相对严格，且整借整还的贷款方式与小贷公司灵活的贷款期限难以匹配。其次，市场竞争和成本因素使得小贷公司获取银行信贷支持的可能性不大。据考察，江西省只有个别小贷公司在国家开发银行有少量融资业务，而后者也有收缩存量、控制增量的倾向。二是内源融资规模有限。首先，发展时间不长。以《指导意见》以来的时间计算，小贷公司发展至今不过五六年时间，且多数小贷公司成立于2010年以后，发展时间十分有限。其次，可盈利资本规模有限。由于注册资本门槛不高，小贷公司可用于贷款的资金规模不大，导致业务收入难以快速增大。总之，受制于发展时间短及业务收入有限等因素，小贷公司经营所得净利润不高，导致其难以依靠内源融资的方式迅速扩大资本规模。三是小贷公司成立时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金是其主要资金来源。首先，最低注册资本的要求可以保证小贷公司的生存。各地对小贷公司注册资本的要求一般在500万元以上，基本上可以确保其正常运营。其次，目前股东对小贷公司的增资不多。小贷公司的大股东多为实体企业，在小贷公司的分红收入不是其主要的利润来源，因而大股东对小贷公司增资扩股的意愿不强烈；此外，增资扩股需要经过小贷公司内、外部流程耗时较长，难以满足小贷公司不定期的资金需求。
（四）小贷公司风控方式
一是风险控制以“熟人连带”为主。小贷公司的贷款客户基本是商业银行筛选过后的客户，大部分不具备足额、优质的担保抵押物。小贷公司主要是通过人际关系网络获取贷款客户“软信息”，利用自身及股东在当地形成的“熟人社会”关系网，对借款人的信用情况进行考察评价，由此形成了以“熟人连带”为主的风控方式。二是利用股东优势优化风控措施。由于小贷公司的股东多为当地实力较强的企业集团，业务经营范围较广，小贷公司可以利用股东的经营优势保障自身资金的安全，像股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小贷公司，可以构建小贷公司对供货商的贷款、承建商对供货商的欠款、开发商（股东）对承建商的欠款这样一个供应链金融业务模式，贷出资金能保持在小贷公司及其股东共同构成的现金流圈中，为贷出资金的安全回收提供保障。三是利用多种评价方法提升风控质量。虽然没有先进的风险评估防控体系，但小贷公司可以利用一些基本的、比较成熟的估值评价方法对具有抵质押物的贷款客户进行评价。此外，对于已经获准接入央行征信系统的小贷公司，可以借助这个有力工具大大提升对客户的信用评价效果，降低贷款本金及收益的回收风险。
（五）小贷公司重要作用
一是小贷公司与“影子银行”本质不同。影子银行引起系统性风险主要关注的四个核心因素为：流动性转换、期限转换、信用风险转换和杠杆运营。而对于小贷公司：资金是依靠自有，尚不具备流动性转换功能；期限是通过自身资产负债表进行转换，影响范围较小；信用风险上，现有业务经营范围有限，没有从事信用风险转换业务；杠杆上，鉴于监管要求及实际困难，只能低杠杆经营。因此，作为正式制度安排的小贷公司，有明确的经济功能和严格的监管政策，与“影子银行”本质不同。二是小贷公司正外部性明显。首先，小贷公司作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最底端，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金融的不足，已成为小微企业（个体经营者）资金来源的主要提供者之一。其次，按照现有税收政策，小贷公司缴纳的税收已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并且对实体企业的支持也间接增加了地方政府收入。最后，小贷公司对普通员工的业务技能及知识水平要求不高，在引进人员时门槛较低，能够直接解决很多应届毕业生及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
三、小贷公司发展面临的问题——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关于小贷公司的研究很多，在本文第一部分有所归纳，但少有将其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制度经济学认为，一个制度安排是由国家规定的正式制度、社会认可的非正式制度以及能动有效的制度安排实施机制构成，制度安排的绩效主要取决于这三个环节是否完善和相容。以下按照这种逻辑来分析小贷公司面临的问题。
（一）正式制度安排不完善导致小贷公司面临多种发展窘境
在法律法规方面，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体系中，没有关于小贷公司的法律、条例，仅有一些监管部门出台的意见、办法，其权威性和法律效力相对较弱。在身份定位方面，政策规定的“只贷不存”的经营特点与非金融机构的身份定位已经成为小贷公司发展的主要瓶颈，导致其面临严峻的融资问题。在行业监管方面，现行的监管体制导致监管区域化现象严重，各地在监管主体、权限设置、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规定不尽相同，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监管体系，不利于行业整体发展。
（二）非正式制度安排不配套影响小贷公司的快速发展
在社会信用体系方面，全社会诚信意识、契约精神参差不齐，导致了以“熟人连带”为主要风控方式的小贷公司面临极大的贷款回收风险，同时社会征信管理体系尚不完善，小贷公司在接入央行征信系统时普遍面临准入难问题，阻碍了小贷公司客户信用评价能力的提高。在社会认知度方面，受非法集资、民间借贷的普遍影响，合法经营的小贷公司在短期内难以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可，同时由于其股东准入在行业要求上相对宽松，容易形成“谁都可做小贷公司”的错误认识，导致对小贷公司在认知上的偏差甚至是误解。
（三）制度安排实施机制乏力难以成为小贷公司快速发展的有效推动力
在辅助机制方面，虽然各地均允许小贷公司向银行融资，但实际效果较差，银行出于风险控制及业务竞争等方面的考虑，难以给予小贷公司实质性支持，而其他金融机构与小贷公司的合作更加困难。此外，关于小贷公司行业发展配套的评估、担保等业务也还没有发展起来。在交易服务方面，有助于小贷公司资产转让的市场机制仍处在发展初期，虽然有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尝试推行类似业务，但从全国范围来看，现阶段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小贷资产交易机制。
四、促进小贷公司良性发展的政策建议——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一）调整正式制度安排
调整小贷公司正式制度安排的关键，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小贷公司正式制度安排上存在的各种缺陷和问题。一是出台专门法律真正赋予小贷公司名副其实的法律地位，制定更高位阶的法律法规来明确小贷公司的身份，如《小额贷款公司监管条例》或《小额贷款公司法》。二是有效增加小贷公司制度供给，尽快解决制度供给不足与滞后的问题，在当前无法改变小贷公司非金融机构身份的前提下，在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融资渠道、专项扶持基金等方面不断增加有效的制度支持。三是以正式制度安排的形式，明确全国统一的监管主体，例如央行或者银监会，逐步改变由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划区监管的监管状态，同时不断提高行业监管的专业性，针对小贷公司经营的特殊性形成有力的监管体系。
（二）优化非正式制度安排
完善小贷公司制度安排，还要提高非正式制度安排与正式制度安排的相容性，以非正式制度安排来保障正式制度安排的正常运行。一是大力开展全民关注、全民参与的经济诚信道德教育，完善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习俗，特别是要在县级以下区域推广，为小贷公司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信用环境。二是健全社会征信体系，完善市场声誉评价传导机制。从法律法规制定、政府职能履行、行业模式选择、数据系统建设等方面推进征信行业的发展，尤其是要进一步扩大央行征信系统的覆盖面和使用权限，逐步提高小贷公司系统接入比率；此外，要不断完善市场声誉评价传导机制，提升各类经济主体的市场声誉维护意识以及对他人违约失信行为的举报意识，使得每一位主体都能得到合理、公正的市场评价。三是强化社会舆论引导，树立良好正面形象。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小贷公司协会等组织要加大对小贷公司的经济社会职能、合法合规经营等方面的正面宣传，改变社会固存的负面看法，让更多有融资需求的“三农”和小微客户了解和关注小贷公司。此外，小贷公司自身也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合法经营，致力于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以实际行动彰显行业的良好形象。
（三）强化制度安排实施机制
一、统一思想，充分认识推进涉农资金整合的必要性
近年来，各级政府对三农的投入不断增加，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但涉农资金使用管理分散现象比较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涉农资金的使用效益。进一步整合涉农资金，有利于逐步规范涉农资金投向，合理有效配置公共财政资源，提高涉农资金的使用效益；有利于促进政府部门转变职能，克服“缺位”和“越位”现象，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提高涉农资金的整体合力，推进新农村建设。
当前，我县整合涉农资金的条件已经具备，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正确认识涉农资金整合工作面临的形势，充分利用有利条件，积极推动涉农资金整合工作。
二、明确重点，有序开展涉农资金整合和统筹安排工作
现阶段，我县涉农资金整合和统筹安排的重点是支持农业生产类资金，包括用于农田水利、土地整理、农业科技推广示范、农业综合开发等方面的资金。各有关部门要突出重点，全力支持涉农资金整合和统筹安排。一是积极向上级部门申报项目，争取更多的专项资金。二是涉农专项资金的申报立项要向涉农资金整合方案确定的重点产业和区域倾斜。三是对性质相同、用途相近、使用分散的涉农专项资金进行归并或按照资金用途重新分类打包，集中支持涉农资金整合方案确定的重点产业和区域。四是对上级下达长期不能实施的项目和结余资金由县推进涉农资金整合和统筹安排使用工作领导小组批准重新整合立项。五是进一步加强涉农资金整合和统筹安排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真正实现涉农资金的有效整合。
三、科学部署，积极搭建涉农资金整合和统筹安排的平台
（一）以全县总体规划为平台。根据我县农业农村发展战略目标和经济社会资源条件，制定支持优势主导产业、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中长期规划，以规划引导和促进各部门涉农资金的整合和统筹安排使用。
（二）以主导产业和优势区域为平台。根据我县实际，积极打造主导产业、优势区域整合平台，引导投向相近、目标相似、来源不同的各项涉农资金集中投放，做到“多个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集中财力解决制约主导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充分挖掘主导产业优势，带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
（三）以重点涉农专项资金为平台。要继续以现代农业生产发展、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等重大专项资金为平台，推进涉农资金的整合和统筹安排，充分发挥涉农资金的使用效益。
四、建立健全涉农资金整合和统筹安排的保障措施
（一）成立组织机构。成立由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为组长，分管负责人为副组长，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县推进涉农资金整合和统筹安排使用工作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统筹协调项目申报、立项、涉农资金投入、投资效益分析等工作。
（二）明确工作职责。明确各部门职责，规范工作程序，创新管理模式，减少事权交叉，逐步形成部门间分工明确、责任统一、相互协作与制衡的工作机制。
（三）加大宣传力度。采取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为涉农资金整合和统筹安排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关键词]国际融资；创新；商业银行；表内业务；表外业务
一、国际融资创新内涵及其表现形式
国际融资创新是国际金融领域出现的一种新的趋势，其表现为国际融资工具不断地开发和运用，国际融资模式理论根据及其运作机理不断演变。
1.国际融资工具创新及其演变发展趋势
国际融资工具是国际资本流动的承载工具。国际融资工具创新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银团贷款为标志的国际信贷融资工具创新是第一阶段；国际融资证券化创新标志着国际融资工具创新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国际项目融资工具创新标志着国际融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次大战以后，国际融资工具创新首先表现为国际信贷融资工具的创新。它是国际融资工具创新的早期发展阶段。国际信贷融资工具主要包括国际商业性质的信贷融资工具，如普通商业银行贷款、银团贷款、具有优惠性质的国际金融机构信贷和外国政府信贷、具有贸易融资性质的出口信贷融资方式以及福费廷等。
20世纪80年代，国际融资创新主要表现为国际融资证券化创新，主要包括国际股票融资工具的创新和国际债券融资工具的创新以及票据融资工具创新。国际股票融资工具创新是有价证券融资工具创新的较早形式，包括普通国际股票融资工具以及adr和gdr。国际债券融资工具创新是国际融资证券化创新的主要形式，主要包括外国债券融资工具创新和欧洲债券融资工具创新两个方面。正是由于国际债券融资工具的不断创新导致了令人瞩目的国际融资证券化趋势出现。与此同时，共同基金创新迅速崛起。
20世纪末，国际融资呈现了崭新的特征，国际项目融资方式应运而生。国际项目融资工具是国际融资创新的新趋势。所谓项目融资是以项目本身的经济强度为融资依据，或者说以项目本身未来的现金流量为融资依据。据此人们又称其为表外融资或者非公司负债型融资。
2.国际融资模式内涵及其演变
国际融资模式是指国际资金融通的方式、方法和手段的总和。迄今为止，随着国际融资的发展，其融资模式分为传统型融资模式和新型融资模式两种。所谓传统型融资模式是指融资者利用本身的资信能力为主要融资依据进行的融资活动。此时，债权人在决定是否对融资者提供贷款或者购买债务人发行的债务凭据，依据的是该融资主体作为一个整体的资产负债、利润及其现金流量的情况，对于该公司所要投资的某个具体项目的认识和控制，则放在较为次要的地位。因为，借款者注重的是融资者的历史和目前公司的信誉、业已形成的资产负债状况，以及从无形资产等状态中获得应有的安全感。或者说传统型融资模式是注重融资者过去和现在的经营业绩，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资产，并以其为融资基础进行的融资活动。
传统型融资模式主要包括信贷融资工具和有价证券融资工具两大类。这种融资模式主要特点是：(1)融资规模相对较小，风险较小；(2)属于公司负债型融资或者表内融资；(3)融资的保守性；(4)融资期限较短；(5)融资成本较低。此种融资模式难以满足那些资金需求规模庞大、风险相对较高的大型工程项目的资金需求。
所谓新型融资模式又称为项目融资模式或者非公司负债型融资模式。它是为一个特定的经济体安排的融资，其借款人在最初考虑安排贷款时，将该经济体的现金流量和收益作为偿还贷款的资金来源，并且将该经济体的资产作为贷款的安全保障。项目融资用来保证贷款偿还的首要来源被限制在项目本身的经济强度中。项目的经济强度是指项目本身未来的可用于偿还贷款的净现金流量以及项目本身潜在的资产价值。新型融资模式主要包括项目融资和特许权融资。新型融资模式的主要特点是：(1)融资规模庞大，信用结构复杂，风险相对较大；(2)属于表外融资，即依赖于项目本身的未来经济强度作为融资的基础；(3)融资活动具有开放性；(4)融资成本较高。因此，新型融资模式可以为项目安排灵活多样的融资方式，实现其按传统的融资模式无法实现的一些特殊的融资要求。其主要优点表现为：为超过项目投资者自身筹资能力的大型项目提供融资；为国家和政府建设项目提供形式灵活多样的融资，满足政府在资金安排方面的特殊需要；为跨国公司安排在海外投资项目中的债务追索权提供便利；创造一个适当的融资保证结构；能设计出一个具有竞争性的融资安排计划。
二、国际融资创新对商业银行产生的影响
1.国际融资工具创新促进了商业银行表内业务发展
国际融资工具创新推动了国际商业银行资产业务的迅速发展。以银团贷款为标志的信贷融资工具的创新促进了商业资产业务发展。20世纪60年代，银团贷款作为一种新型信贷融资工具被开发出来就显示出它的极大优越性。首先，分散了风险。保证信贷资产的安全性是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所遵循的安全性、流动性与盈利性三原则中首先应该考虑的原则，而银团贷款很好地解决了信贷风险问题。一般而言，银团贷款可以起到分散信用风险的效果。其次，克服了资金来源的有限性。随着经济发展对资金需求规模的不断扩大，普通商业银行贷款无法满足大规模的资金需求，而银团贷款可以为融资者提供巨额的资金。因为银团贷款可以吸纳多家大中小银行参与融资，同时其市场运作空间极其广阔，除传统国际金融市场外，欧洲货币市场也是银团贷款运作的主要市场。其三，扩大客户范围，带动银行其他业务的发展。任何一家银行都希望与更多借款客户建立贷款关系，并通过这种联系，扩大客户资源，并带动其他业务经营范围的扩大。因此，银行提供信贷融资时，即使能够满足单个借款人巨额的资金需求，也不愿意将贷款借给少数。而是希望通过参与银团贷款与更多的融资客户建立业务联系，提高银行的业务半径。
同时，国际融资促进了跨国银行业的发展。国际融资方式的创新为跨国银行也提供了广阔的资产负债业务以及表外业务的运作空间。1960年美国仅有八家银行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总资产不到40亿美元，而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已有100多家银行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总资产5000亿美元。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迅速扩张，需要国际银行提供服务，特别是国际融资方式的不断创新，与之相应的资产业务和中间业务迅速发展。比如花旗银行在海外的业务主要为包销证券和推销保险，并成功获得了丰厚利润。为了支持大型国际融资工具的运作，推动欧洲货币市场的发展，更为了抢占海外投资银行业务以及相应的服务，跨国银行纷纷拓展海外服务业务
2.国际融资创新促进了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扩张
国际融资证券化创新，标志着国际融资方式出现新的变化。1984年国际融资总额中，国际证券融资比例首次超过国际信贷融资的比例，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所谓的证券化的趋势。证券化融资过程，主要表现在股票(国际股票、adr和gdr)、债券(国际债券)、商业票据以及共同基金这些代表着融资发展新趋势的融资工具取代了传统的信贷融资工具，成为国际融资市场的新宠。
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商业银行大宗贷款业务逐步失去主要市场，存款与贷款之间的利差越来越小，传统借贷业务优势地位逐步下降。以花旗银行经营来看，表外业务的收益不断增加，在总收入中已经超过利息的收入。由于融资工具的创新，融资模式的转变，商业银行作为借款人的资金来源大大降低。1974年，美国银行贷款由占融资总额的45％降低到90年代初期的15％。银行的负债业务也有大幅度下降，表内业务的收益不断下降。而与此同时，银行的中间业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在传统上，资产负债管理是银行关注的重点，但是近年来竞争越来越激烈，银行一直在积极地从事表外业务寻求利润。表外业务是指金融工具的交易以及收费和出售贷款等取得收入的业务，但却不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上。这些表外业务主要分为几个方面：首先是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其次是出售贷款，又称为二次参与贷款，是这样一种合约安排：将某一笔贷款现金流量全部或部分销售出去，应将该贷款从资产负债表上消除。银行出售贷款的价格比该贷款的原始金额高一些，由此得到利润。另一方面是银行通过向客户提供若干专业化的服务来收取费用。如客户买卖外汇、代收抵押贷款、贷款承诺，在这种安排中，银行同意在规定的时间内满足客户的要求，随时提供一笔一定限额内的贷款。
3.国际融资创新对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国际融资创新首先对传统的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经营模式提出了挑战。传统的商业信贷模式是根据借款者现有的资信能力和其潜在的偿还能力提供信贷安排。这种融资模式注重的是融资者业已形成的资产负债状况和一定的融资清偿能力，因此属于表内业务融资。同时，传统型融资模式中债权人对债务人有无限的追索权；也就是说，当银行贷款出现风险时，银行对借款人可以行使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追索其财产。
而国际项目融资打破了传统的融资模式，是依据项目本身的经济强度、项目未来的现金流量或者项目具有的潜在价值为融资依据提供的信贷安排。因此项目融资属于表外业务融资或者非公司负债型融资，而且债权人对债务人具有有限的追索权或者无追索权。也就是说项目融资中的债权人只能对项目本身的资产价值和现金流量享有有限的追索权，而对项目以外的其他任何资产无缘染指。可见，项目融资突破了传统商业银行信贷经营管理模式。
按照传统的商业银行信贷运作模式，银行在安排信贷融资前要对借款人资信能力进行全面综合的考察，对从信用级别到资产负债状况以及关联交易状况进行彻底的审查分析，作为提供融资的依据。而项目融资是根据项目本身的未来现金流量或者说项目未来的潜在经济价值进行融资安排，这就大大超出了现有银行资产管理业务的规则。也就是说，银行安排项目信贷融资，所考察的是项目未来的现金流量状况以及未来的潜在经济价值，作为融资安排的依据。不仅如此，银行为了确保自身信贷安全，还必须考察项目融资的信用担保结构。总之，项目融资对传统的商业银行信贷经营管理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目前，国际商业银行对项目融资及其相应的信贷安排管理还尚未形成相应的管理架构。因此，商业银行必须加强有关项目信贷融资安排的制度建设。
4.国际融资创新对未来银行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银行业的发展像其他一切事物的发展历程一样，经过了不断异化、否定之否定的曲折发展过程。所谓传统银行模式，一方面，作为金融中介，充当资金借贷交易的融资主角，连接资金的提供者和资金的消费者，即商业银行；另一方面，是经营有价证券业务的投资银行。传统银行模式经历了混业经营阶段、分业经营阶段以及又重新回归混业经营三个阶段。随着融资工具和融资模式的不断创新，直接融资必然是资金供应者和资金需求者博弈的最终结果。这又意味着传统商业银行存贷业务将走向边缘化，传统银行模式的没落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
近年来，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贯彻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各项重大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大幅度增加财政支农资金，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
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一是取消面向“三农”的各种收费。财政部门先后会同有关部门公布取消、免收或降低标准的全国性及中央部门涉农收费项目150多项，累计减轻农民负担约200亿元。先后取消了农村“三提五统”、农村教育集资等收费项目，累计减轻农民负担700多亿元。二是取消农业税。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全国农民每年减轻负担约1250亿元，人均减负140元，8亿农民得到实惠。三是加大财力保障力度。截至2005年，中央财政累计已安排农村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转移支付资金1830亿元。从2006年起财政每年将安排1030亿元资金用于支持农村税费改革的巩固、完善，其中中央财政每年将通过转移支付补助地方财政780亿元。
加大投入力度，促进农民增收。一是大幅度增加“三农”投入。近三年中央财政和国债建设资金用于“三农”的投入达7746亿元，其中2005年达到2975亿元，比2004年实际执行数增加349亿元，增长了13．3％。二是推进“三补贴”等惠农政策。2005年，全国30个省份安排粮食直补资金132亿元，其中13个粮食主产省安排直补资金115亿元，6．42亿农民直接受益。近两年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良种补贴资金67．2亿元，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资金3．7亿元。三是在支持生态建设中实施直补农民政策。近三年中央财政安排资金828．9亿元，支持完成退耕还林1．35亿亩，荒山荒地造林1．84亿亩；安排231．9亿元，支持保护了14亿亩天然林，营造林木0．62亿亩；安排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助资金50亿元，支持保护重点公益林4亿亩。上述政策，既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又使农民从财政补贴中直接受益达687．06亿元。
调整支出结构，着力解决农村社会发展中的瓶颈制约问题。一是促进农村义务教育事业发展。初步统计，2003--2005年全国财政预算内农村义务教育投入3108亿元，用于实施全国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等项目。2005年，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专项资金70亿元，对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700万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除学杂费、书本费，部分学生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对中西部地区非贫困县的1700万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提供免费教科书。东部地区也安排了16亿元专项资金，使480万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直接受益。二是加强农村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工作。近三年，中央财政安排合作医疗补助资金，给予中西部地区除市辖区以外的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每人每年10元补助，地方财政也按不低于1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每年安排3亿元支持农村医疗救助工作，累计救助贫困农民1752万人次；中央财政安排补助地方公共卫生专项资金92亿元，用于建立健全公共卫生信息网络、疾病预防控制、医疗救治、卫生执法监督体系，以及加强艾滋病等重大疾病防治和农村卫生工作。2005年中央财政又设立了20亿元禽流感防控基金，及时实施了阶段性减免税费政策。
积极支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和县乡执政能力建设。一是转变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使用方式。探索采用投资参股、专项贴息等形式，发挥农业综合开发财政资金的示范带动作用。2005年安排资金832亿元，吸引信贷资金和其他社会资金4536亿元。近三年中央财政共投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270．2亿元，其中安排资金169．47亿元支持改造中低产田695．16万亩。二是开展形式多样的支农资金整合试点，取得了一定成效。三是创立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强县乡执政能力建设。近三年来，中央财政安排各类转移支付17870亿元。2005年除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4144亿元外，中央财政安排各类转移支付资金达到7330亿元，比2002年增长82．2％。其中，地方可统筹安排使用的财力性转移支付达到3813亿元，比2002年增长1．3倍，90％以上用于中西部地区。中央财政安排奖励补助资金150亿元，从2005年开始实施“三奖一补”政策，对财政困难县乡政府增加税收收入和省市级政府增加对财政困难县财力性转移支付、县乡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产粮大县给予奖励，对以前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工作做得好的地区给予补助。地方通过自筹新增安排奖励补助资金108亿元，县乡财政困难加剧的势头得以遏制并开始向好的方向转变。
支持推进相关改革搞活农村市场。一是支持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2004和2005年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共分流富余人员50多万人，用粮食风险基金对安置“老人”给予了适当补助；“老账”已初步清理完毕，1998年以来新发生的政策性粮食财务挂账已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剥离，并用粮食风险基金给予贴息；2005年绝大部分省份“老粮”已经基本处理完毕。二是推进棉花流通体制改革。2005年中央财政一次性安排竞卖棉花亏损补贴272亿元，卸掉了棉花企业的历史包袱；对到期的供销社中央政策性财务挂账224亿元也研究了消化方案。三是支持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运用税收和财政补贴等政策，支持推动29个省份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2004年和2005年已安排39．1亿元解决农村信用社开办保值储蓄业务利息支付缺口。
总体看来，在近几年的时间里，财政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大支农工作力度，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奠定了基础，也为支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摸索了一些办法。
根据中央关于加强“三农”工作的大政方针，财政部拟订了“十一五”时期财政支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思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和《农业法》为主线，以推动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目标，以“增加投入、引导放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规范管理、提高效益”为原则，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着力支持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升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农村落后面貌，让广大农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十一五”时期全国财政支出和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安排，将不断增加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新增财政支出向“三农”倾斜，重点保障教育、文化、卫生和社会保障朝着城乡统筹安排和统
一制度建设方向发展；在确保国债资金用于“三农”的比例不降低的同时，新增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用于“三农”；逐步提高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比重，并集中使用。通过上述措施，逐步形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稳定的资金来源。
完善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财税政策。一是完善和强化“三补贴”等财税政策措施。2006年安排13个粮食主产省(区)的粮食直补资金125亿元，全部达到本省(区)粮食风险基金总规模的50％，全国直补资金总额预计达到142亿元；中央财政将增加良种补贴资金和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扩大补贴范围，调整补贴重点；同时积极探索建立对农民种粮收益综合补贴制度。二是扎实推进农业综合开发，重点支持农业科技进步、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和农业产业化。中央财政将专门安排扶持农业产业化和农产品加工的补助资金，通过财政贴息、投资参股等方式，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做大做强，培育一批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和企业集群示范基地。开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增值税改革试点，探索建立有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财税制度。中央财政还将安排资金和制定财税政策，以推动环保型农业、生态型农业和节约型农业的发展。
建立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的长效保障机制。一是建立和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长效保障机制。“十一五”时期，将按照“两年实现、三年巩固”的目标，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逐步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2006年率先全部免除学杂费；中央财政同时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安排公用经费补助资金，提高公用经费保障水平；启动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资金保障新机制。2007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中央财政同时对中部地区和东部部分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安排公用经费补助资金，提高公用经费保障水平。2008年，各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全部达到该地区2005年秋季学期开学前颁布的生均公用经费基本标准；中央财政安排资金扩大免费教科书覆盖范围。2009年，中央出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各地制定的生均公用经费基本标准低于基准定额的差额部分，当年安排50％，所需资金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免学杂费的分担比例共同承担。到2010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全部落实到位。不包括教师调资的因素，2006--2010年全国财政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182亿元。二是把农村劳动力培训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建立支持农村劳动力培训的长效机制。同时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从2006年起，中央财政将设立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补助资金，着重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支持继续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
支持探索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一是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2006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40％的县，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0元，地方财政也将相应增加投入，农民缴费暂不增加；争取2008年在全国基本推行，2010年基本覆盖全国农村。二是建立规范有效的农村社会救助和医疗救助制度。贯彻落实修订后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健全完善农村特困群众定期定量救助制度，探索建立符合农村实际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解决进城农民工和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依法将进城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探索适合进城农民工特点的大病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办法。
支持扶贫制度建设和政策创新。一是加大财政扶贫力度，完善财政扶贫机制。中央财政将加大扶贫开发投入力度，重点支持整村推进、产业化扶贫等扶贫重点工作，同时改革资金分配方式，完善扶贫开发机制，建立健全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监测信息系统，提高扶贫资金管理水平。二是全面推行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继续实施农村计划生育“少生快富”工程。三是完善支持农村防灾减灾机制，适当提高灾民生活救助补助标准，探索建立农业灾害救助和动物防疫有效支持机制，建立健全符合我国国情、适应救灾特点、反应快速高效、满足救灾需要的财政支持机制。四是调整土地出让金使用政策，防止被征地农民因失地致贫。调整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分配政策，适当提高支付给被征地农民的土地补偿费标准和安置补助费标准，在土地出让金中划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
建立建设美好家园的政策引导机制。支持搞好村庄建设规划工作和改善村庄公共环境，开展村庄整治试点，重点支持解决村内道路、给排水设施、人畜混居等突出问题。加强林业生态建设，推进“天保工程”，重点解决林业职工安置和森工企业转换机制问题。通过直接补助或“以奖代补”等方式，引导农民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工投劳，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
提高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保障能力。2006年中央财政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安排1359亿元，对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资金将安排200亿元；中央财政安排“三奖一补”210亿元，比上年增加60亿元，力争在三年之内使县乡财政困难状况有明显改观。积极推进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明确省以下各级政府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责任和管理权限，规范省以下各级政府间收入划分，同时积极支持“省直管县”的管理体制改革和“乡财乡用县管”改革。妥善解决乡村债务问题，积极采取措施制止乡村发生新债，同时加强审计，摸清底数，有计划有步骤地化解债务存量。
完善财政支农资金的监督管理制度。积极推进支农资金整合，开展以县为主的支农资金整合试点，制订切实可行的支农资金整合方案。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机制，制定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根据评估结果实施激励约束并重的考核机制。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管理制度，促进包括项目立项、选择、实施、竣工验收、后续管理在内的整个资金运行全过程管理的规范化。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的监督检查，严厉查处支农资金使用管理中的违法违规行为，防止损失浪费，提高支农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确保把党和政府的温暖直接送给农民。
一、任务明确，思路清晰，合理制订工作方案。____年，筹委会就决定由县委、县政府__x同志出任资金筹措组组长，年底，由__x选定的资金筹措组全体成员全部到位，马上投入到紧张的筹备工作当中。__x同志根据领导的指示精神，起草了资金筹措组的工作方案，就资金筹措组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及任务、工作思路及措施、本组的支出预算以及资金筹措组的领导机制、人员组成和分工等作了较为详实和切实可行的规划，得到了领导的认同。在资金筹措组的人员分工中，__x同志出任资金收支管理组副组长，并负责日常工作，主要负责编制资金总预算及节会的财务管理工作，负责向中央、省、市__部门争取资金，起草向上级争取资金的报告，负责组织各乡镇和县内单位参加开幕式的方阵以及门票销售工作。总体工作目标和工作思路的确定，为资金筹措组工作的成功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不辞辛苦，扎实工作，积极争取上级支持。节会资金筹措的重中之重是要取得上级的支持，特别是中央、省、市__部门的大力支持。__x同志充分发挥自身工作的优势，积极主动配合县委、县政府领导，放弃了大量的休息时间，认真准备汇报材料，起草申请资金的报告，随同领导不辞辛苦，多方奔走，为求得上级财政部门对节会的支持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从____年x月份开始，__x同志就跟随__x奔赴__，几经辗转周折，才走进__x的大门，找到__部__司__处，向处领导汇报了我县举办第x届国际__节的深远意义和节会举办的档次和规模，并请求__部的支持。由于__x的原因，__部__x司__处只能给__x安排经费，不能给__x安排，为此，__x同志又随同__x一道，赴__x进行衔接，由__向__部递交报告，如此往返，终于理顺了申请资金的渠道。为了跟踪这笔支持，__x同志跟随__x先后x次奔赴__，到__x和__x请示汇报，得到了__x和__领导的理解和支持，最终__x破例为第x届“中国__国际__x节”安排资金__x万元，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在省__为节会安排了__x万元资金后，县委、县政府领导深感资金不足，__x同志又根据领导的指示，再次起草报告，分别跟随县委__x和__x多次赴__x和__x，反复请示汇报，请求增加__x万元资金。同样几经周折，多方奔走，终于得到了省__领导的支持和省__x领导的理解，为本次节会追加__x万元。市__也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安排了节会资金__万元。这样，中央、省、市三级__x共为本次节会安排资金__x万元，为节会的成功举办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支持，为实现资金筹措工作目标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三、精心策划，合理安排，确保观众方阵组织到位。要确保开幕式暨大型文艺演出的成功，组织好各乡镇和县内各单位的方阵至关重要，这既是保证各乡镇、县内各单位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参与节会活动的政治需要，同时也是保证门票销售、实现筹资目标的经济需要。根据县委、县政府领导的要求和__x节的成功经验，结合各乡镇、县内各单位的实际情况，__x同志精心策划，合理安排，提出了各乡镇、县内各单位参加开幕式暨大型文艺演出的方阵组织的方案，配合__x对各乡镇、县内各单位组织方阵的位置、人数、所需资金、安全保卫等事项进行了安排和布置，并积极进行督促和落实，确保了方阵组织到位。同时，积极采取措施，督促各单位及时上交门票资金；积极与新闻演出组进行协调，确保座次安排不出差错，确保方阵配合演出，取得良好效果；积极与本组内的广告招商组衔接，通过企业赞助的形式解决各方阵佩戴的太阳帽，节减了开支；积极与预备役及各方阵负责人衔接，确保各方阵安全保卫工作落实到位。此外，__x同志还积极配合县委__x和__x组，对贵宾方阵进行精心安排，耐心细致地清理和分发贵宾入场券和贵宾__x，做到了无一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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