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经济学家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所谓“二元经济结构”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现代部门”（现代工业）与“传统部门”（传统农业）的二元对立并存的现象，他认为，经济发展可以理解为在传统的以自给型农业为主体的不发达经济内部，出现并发展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的现代部门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正是在一种传统农业为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我们建立起部门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的工业体系，城市化进程也不断地向前推进；但是广大的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许多地区农村经济仍然处于劳动投入为主的生产方式，这就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这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不仅制约着现代工业和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也严重制约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之势，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
若单从收入的量上来看，农民的收入水平是不断增长的，尤其是取消农业税等许多支农惠农政策实施以来，但是若要从增长率和城乡对比中来看，农民收入增长是相对缓慢的。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至2012年35年间，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增加7917元，城镇居民收入从343.4元增加到24556元，①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速是农民的1.21倍。1978年城乡收入比是2.57:1，随后有所下降，但始终保持在1.5:1以上，并且在近10年保持在3.0:1以上（如图所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造成了大量的资金和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转移，这就必然会制约农业经济的发展。
2.落后的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经过多年的农村建设，尤其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后，我国的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比如2012年，全国20户以上自然村通电话达到到95.2%，行政村通宽带达到87.9%，农村信息化建设下乡活动惠及82%的乡镇；②全国通公路的乡（镇）占全国乡（镇）总数的99.97%，通公路的建制村占全国建制村总数的99.55%；③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1.25张，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人员1.37人。④但是这其中的不少项目也是要农户筹集部分款项完成的，这影响了农民的自身积累。农村的基础设施与城市相比还是极为落后的，在交通、通信和电力等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农村的公路、网络、电讯是修通了，但运行管理维护跟不上而受到损坏，导致基础设施效用发挥不出来，严重的多次投资建设也未能彻底解决问题。这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极为不利。农村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农村也远远落后于城市，比如在医疗方面，2011年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农村是2.80张，与城镇的6.24张相差1.22倍。⑤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落后必然造成经济发展缺乏足够的根基和动力，从而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制约。
3.农业生产市场化、产业化程度低
我国的农业生产长期以来是以分散的个体农户为主体的，虽然有些地方也成立了农业专业合作社，成立了产业化经营组织，但整体比例不高。截至2012年底，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达63.4万个，实有成员达4436.0万个（户），带动非入社成员5646万户。⑥由于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低，就难成规模效应，也增加了生产成本，再加上分散的小农户很难经营形成产品品牌，产品无法批量生产，还缺乏市场信息，这就大大降低了其在农产品市场中的竞争力。我国的工业、服务业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而农村工业与服务业发展滞后，这就造成农产品进行深加工所创造的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较低，影响了先进的科技手段应用到农业生产中，难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速度。农业生产市场化、产业化程度不够，农产品加工和贸易发展的相对滞后，不能使农业生产形成与工业和商品贸易一体化的发展形式，这也是制约目前农业经济发展障碍的主要因素之一。
4.二元的户籍制度及其衍生问题
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实行的是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把居民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这种户籍制度是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它以二元的户籍制度控制人口的迁移。这种户籍制度把农民束缚在了土地上，造成了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一些政策上的放宽，大量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但这种二元的户籍制度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不同的户籍决定了不同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于是出现了人才和劳动力集中于城镇，而农村则出现了“空心村”等现象，这似乎与农业经济发展滞后形成了恶性的循环，农业经济越是发展滞后，人才和资源越是涌向城镇，从而又反过来制约农业经济的发展。另外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但是由于户籍限制，他们并不能享受到与其所在地城镇居民一样的待遇，于是就出现了近几年比较突出的“农民工”问题，这一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的是城市化进程和农民收入问题，但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有连锁影响。
二、成因归集：历史、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的综合分析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是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必须面临的现实难题，它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历史、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等方面。
1.历史因素
我国历史上就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重农抑商”、“强本抑末”的经济发展方式造成我们在近代社会中工业发展的落后，新中国也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当时中国只有占国民经济总值10%左右的现代性工业，90%左右的仍然是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需要有强大的国防来巩固新生政权和防止外部势力的入侵，因此就必须首先考虑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国防的现代化以发展经济、摆脱贫困落后。优先发展工业，是一个后发展国家迫切要求改变其落后状况的战略选择，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相适应的。由于长期地采取优先发展工业的经济发展方式，必然造成对农业投入的不足，从而使农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增长。虽然近些年我们也提出了“工业反哺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张，并采取了许多优先发展农业的政策措施，但由于农业发展的长期积弱，并没有使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2.经济体制因素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隔离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忽视甚至否定经济发展中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利用行政指令的办法规定农产品价格，利用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来实现从农业中汲取发展工业的物质和资金，直接削弱了农业自身积累的能力，这种工业对农业的长期的剥夺造成了农业发展的落后。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还有一系列的制度，如户籍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及燃料供给制度、住宅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人才制度等等。这些制度与计划经济体制一起导致了一种封闭的城乡关系，这就大大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3.发展战略选择因素
建国后的几十年里长期奉行的是一种赶超战略，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这与传统的其他工业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太一致，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模式一般是由轻工业到基础工业再到重工业，但由于历史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道路。由于重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积累和资源消耗，而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些条件，于是采取“以农补工”的方式，将农业的资金资源转移到重工业上。据统计，“1952～1990年，我国农业通过税收、“剪刀差”和储蓄三种方式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总量达11594亿元，扣除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同期我国工业化从农业中净调动资金9528.15亿元，平均每年高达250亿元”。⑦这种剥夺农业来满足重工业发展资本量的做法不仅造成了农业经济发展的长期落后，也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虽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体制和机制的转换，农业经济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长期积累而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善。
三、路径选择：消解二元经济结构
以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当代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中国农业经济要取得进一步的长足发展就必须破解这个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
1.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以更多优惠政策繁荣农村经济
要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就应加大对农业经济的投入，补上这个国民经济的“短板”。首先，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必须完善道路、电力、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只有这样农村经济的繁荣才有了根基。提高农村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水平，才能更有助于激发农民劳动的积极性，降低城乡之间的待遇差别，从而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其次，给予农业经济发展更多的优惠政策和保护，比如在农产品的价格方面，国家可以通过政府的宏观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管控，以减小由于市场波动和少数人投机对农户造成的伤害。除此之外，还应以培养良种和推广为重点，加大农业的科技投入。做到这一点除了应不断提高农业的机械化水平，还应加强农业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增强农民科学种田的能力。
2.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机制
在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下，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资源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流动和重组，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以农村产业发展为基础，促进城乡之间在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双向流动。通过市场互动，帮助农民适应市场、把握市场、占领市场，促进农产品销售，提高市场价值和附加值，同时把真正符合农民消费需求的工业产品销往农村，扩大内需。通过信息互动，建立城乡信息沟通的有效渠道，实现城乡优势互动、资源互补；通过产业互动，逐步形成城乡分工合理、产业链对接、共同繁荣的格局。
3.加强制度改革，破除城乡一体化的制度障碍
如何把弱小的传统农业改造为生产效率高的经济部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必须建立一套适于改造传统农业的制度，他指出“制度上的相应的改变是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要真正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就必须通过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来扫除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障碍。就要不断深化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就业制度改革，建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培育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即建立健全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信息市场、技术市场等等。
4.加快县域经济和小城镇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经济增长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经济学界如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剑桥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都对经济增长的内涵及内生机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也即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长［3］。林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其经济增长与其它产业相比，表现为一定的独特性。因此，林业经济增长是指组成林业产业的全部企业的发展与森林资源的增长，即林业行业产品和劳务数量的增加或按人口平均的实际产出的增加，可用林业总产出或林业总产值来衡量［4］。但是在现阶段研究中对于林业总产值的界定，社会普遍承认森林资源的生态效益，但由于目前森林资源的生态效益难以计量，故不计入林业总产值之中［5］。赵铁珍等进一步又把中国的林业总产值分为营林产值和木材采运产值两部分，森林的种植和培育等的产值计入农业总产值，而森林采伐、运输则计入工业总产值。这种划分对于今后的林业经济增长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具体的参考方向［5］。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林业经济增长对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保障生态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6］。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制度绩效评价中的核心内容［7］，自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来，不少研究者从林业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评价产权改革的制度绩效。同时，林业经济增长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就业增收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8－9］。
2林业经济增长问题研究回顾与分析
2.1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中首先就是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丹尼森把经济增长因素分为两大类: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生产要素投入量是劳动、资本和土地投入的结果;要素生产率主要取决于资源配置状况、规模经济和知识进展［10］。总结近期的研究文献，众多学者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分两个层面，一是单独研究某一因素影响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综合考虑多个因素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2.1.1林业经济增长的单因素影响分析
单个生产要素对林业经济增长影响，主要投资、科技投入、劳动力、森林资源、林产品进口贸易等因素。林业投资可以推动林业经济增长［11］，其中科技投入与林业经济增长间存在协整关系，且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还证实了两变量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林业经济增长短期变动受财政科技投入短期变动的影响不明显，而短期内财政科技投入变动受林业经济增长短期变动的影响则较大，长期来看，财政科技投入与林业经济增长相互间有显著促进作用［12］。劳动力数量、劳动者素质、劳动者劳动行为、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等都是影响林业经济增长方式［13］。另外，国内林产品进口贸易与林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林产品进口对林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林产品进口与林业经济增长之间仅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林产品进口是林业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反向则不成立，主要源于从长期来看，国内短缺的生产要素通过进口能够提高全要素的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如中国原木、锯材等初级林产品的大量进口，不仅没有对国内生产形成替代，反而释放了国内的产能，有效地刺激了林业经济规模的扩张，有利于林业实现良性经济增长［14］。
2.1.2林业经济增长的多因素影响分析
经济增长主要为多个因素贡献的结果。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认为，生产要素主要由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构成，三大要素的投入水平和配置方式影响经济增长水平和质量。林业经济增长也不例外，资本、劳动力投入和技术在林业经济增长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营林生产以培育森林资源为主，受林木生长缓慢、林地数量有限等因素的限制，营林产值很难快速提高，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投入比资金要素的投入对于营林生产的贡献率更大［15］，资金投入应以国家投资为支撑力量，主要因为林业投入要素中相当部分的生态资产化，发挥了公益作用，从而降低了林业产出［16］。除上述资本、劳动力、技术的生产要素投入影响之外，经济增长还会受制度、市场、政策的影响。高岚、张自强系统地研究了产权管制和要素投入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利用1996～2007年间广东省林业相关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验证了林业产权管制的放松对于林业产出具有重要贡献的假设，由于外部性等因素的影响，林业产权管制的放松对于林业产出的贡献有限，提出现阶段中国仍需不断完善林业产权制度，同时需要考虑到各地区的森林资源特征与农户经营行为的差异。突破了前人研究的“制度和政策变量难以量化”保守结论［17］。李微等针对国有林区比较多的伊春地区，从公共理论角度出发，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概括为4个方面:供给因素(资源、劳动力、资本、科学技术)，需求因素(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产业结构因素，政策及制度因素，亦认为产业结构、森林资源，消费需求，资本和劳动力对伊春林区林业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并认为科学技术及第三产业并没有对林业经济的增长起到主导作用［18］。而李平、张俊飚持不同观点，认为科技投入为林业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12］。从不同角度的研究结果来看，学者的观点均认为经济增长是各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某个单一因素的作用，但也不排除在某个地区的某个因素起主导作用。结合中国林业经济增长的模式，要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中国林业经济发展是以政府为主导，决定了林业制度变迁作为林业经济的重要制度因素，辅助生产要素(资金、人才、技术)进行动态优化配置，协调好四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产生一种合理的林业产业结构，从而为林业经济的发展形成一种合理的经济增长整合模式［19］。
2.2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其转变分析
2.2.1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方向及其转变方向
从经济增长方式的一般涵义出发，以要素数量提高为主所获得的经济增长定义为粗放型的增长，而把以要素效率提高为主所获得的经济增长定义为集约型的增长。中国林业经济增长方式仍属粗放型，其基本特征为:一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扩大投资规模和增加新建项目，二是林业经济增长靠多占用资源和高消耗来实现，三是产出变化与质量、效益变化不尽协调［20］。在中国目前林业资源紧缺、林业资源质量日益下降的条件下，这种粗放型的林业经济增长方式将遭遇“极限”，当增长趋于“极限”或人们意识到这种“极限”的存在时，要使经济增长突破这种“极限”，就必然要改变这种增长的方式，转而着眼于提高要素生产率来获得有效增长。中国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过去的主要依靠增加大量的要素投入，转变到主要依靠提高现有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率，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循序渐近的［21］。在20世纪九十年代，学者廖雅萍主张不能将全部的林业资源都要集约化经营管理和发展，他针对当时的林业资源现状以及经营管理现状，认为林业应该分类经营，即以生态效益最大化的森林应该按社会公益事业进行经营，实行事业化管理，由政府和社会负责建设，而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森林则应该实行企业化管理，面对市场，参与竞争，进而在经营措施、运行机制以及补偿机制等各个方面对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施以不同管理方式［22］。后来，张孟德和孙秀娟均从循环经济角度出发，认为林业是与自然生态环境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林业在化解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二者之间的矛盾上起到的调节中枢的作用，在林业产业建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至关重要且理所当然的。在林业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应该以经济利益为纽带，使循环经济具体模式中，各种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林业乃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种观点实质与林业经济增长集约化转变方式的观点一致［23－24］。
2.2.2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制约因素分析
虽然，目前的林业资源现状、林业发展现状、当前面临日益恶化的生态现状、激烈的林业市场竞争等各种制约因素的影响，迫切需要中国的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这不是一个自发就能自动完成的过程，需要政府、企业以及农户等各个社会主体的支持和参与。刘勇、马平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分析了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瓶颈”制约因素:主观上，中国市场经济观念不强，一定程度上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改革和科技的观念也不强，林业尤其突出。客观方面因素主要有:一是当前中国林业企业自我发展机制不健全，虽然在积极稳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但进程缓慢，产权制度仍然不够明晰;二是林业产业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且投资结构不合理，林业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还不到1%，资金投入重“森工”轻“营林”，必定造成森林资源的不断减少;三是政府宏观调控不利，主要表现在林业企业的发展规模、分布区域和宏观生产力布局、环境保护以及科技兴企等之间的不合理［20］。总之，迫于当前林业经济发展面临的任务、形势和客观规律迫切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条件已初步形成并正在趋向成熟，主要表现在林业初步形成了综合性的产业体系，科技成果在林业产业中的转化效率越来越高，林业的地位也逐步提高，因此中国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是现实的、可能的［25］。
2.2.3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机制
在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领域中，劳动力要素、科技创新、资金投入等均是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动力因素。首先，资本的密集程度对林业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着深远的影响，要转变中国林业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必须加大资金的投入，强化和改进林业企业物质要素效率提高的基础条件，为林业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高提供载体和制度保证。因此，资金投入是林业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是林业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转变的第一启动力。再次，林业科技创新对于林业的贡献有巨大的潜力，是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第一推动力。但是，当前的中国林业科技与经济脱节严重，形成“两张皮”的状况，科技成果转化无法到位，林业科技含量低下。最后，劳动力要素包括劳动力数量、劳动者素质、劳动者劳动行为、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等都几个方面成为转变中国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先决条件，要转变中国林业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提高劳动者素质、规范劳动者劳动行为、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26］。魏远竹从林业企业角度出发，认为林业企业是林业经济的细胞组织，是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体，而企业规模是否经济，又是能否实现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对林业企业来说，除了应注重科技和体制的双重创新及提高劳动者素质之外，还必须加快结构调整步伐，迅速形成有效率的规模经济效益，有效地提高要素生产率，推进林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27］。
2.3调整林业产业结构促进林业经济增长
在现代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变动成为一国或一部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国内学者几乎一致认为产业结构变动有助于经济增长［28］。合理的林业产业结构是林业经济增长的基础，也是林业投入要素在合理的林业制度指导下相互作用的结果，因为林业经济增长必须以一定量的生产要素投入为基础，而其要素投入的产出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林业产业结构状况［19］。据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大部分省区的林业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林业产业结构调整对林业经济增长的正向拉动作用仍不明显。因此，加快林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改变目前中国粗放型林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从现有文献来看，多数研究以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产业结构的变动对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以某一部门内部的产业结构变动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对此部门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则不多见，在为数不多的文献中，对林业产业结构变动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基于多部门经济模型的研究。虽然林业产业结构因素在林业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已得到了普遍认可，但由于林业产业是一个由自然—经济—社会组成的复杂系统，这就决定了各地区的林业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区位条件、林业产业政策等条件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各个地区林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重点也不尽相同［29］。因此，选择个别典型省份或区域的林业发展做深入探讨更具有现实意义。黄烈亚、翟印礼等选取全国26个省、市、区为研究样本，利用多部门经济模型和各地区1997～2006年10年相关统计数据，就各地区林业经济系统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空间差异进行分析，结论表明林业产业结构的变动对林业经济具有正向的拉动作用，但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空间差异，其M值(林业产业结构变动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与林业经济增长负相关。而产业结构调整对林业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处于次要地位［30］。
肖泽军、铉珺玮概括湖北的林业总产值主要来源于营林、林产品和竹木采伐三部分，通过对营林、林产品、竹木采伐和林业总产值四个变量的相关分析发现，林业总产值与林产品产值变动具有高度相关性，但林产品产值增加值对林业产值增加的贡献却并不是最大;竹木采伐产值增加值对林业总产值增加的贡献最大，但与林业总产值相关性却不高，这主要源于林业内部产业结构不太合理［31］。肖敏静和赵璟选取江西省数据为样本，研究江西省林业三大产业对江西林业经济的贡献率，三次产业的依次贡献率为49.8%、37%、11.8%，表明目前林业第一产业的发展对江西经济的增长是有比较大的贡献的，这也与江西省的省情是相符的。目前江西省林业经济的发展还主要是以营林业等基础林业为主，林产工业及林业服务业相对还比较薄弱，林产品的加工及林产品附加值的延伸相比之下还不够发达。与此同时，林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对江西经济的发展将会有巨大的潜力和作用［32］。在对比发达国家的林业产业结构中，中国的林业三次产业比例为70:26:4，而林业发达国家的林业工业产值多数达到林业总产值的70%以上，有的已占到了90%以上，由此可见，中国林业的第二产业比重严重低下，没有发挥好林业经济增长主体的角色，并且在当前林业二次产业内部，仍然是以初级产业为主，即以消耗森林资源的木竹采运业为主，资源的综合利用为辅，属于低级的资源推动型经济增长。因此，在改变粗放型林业增长方式的发展环境下，林业除了在林业三次产业结构上需要优化升级，在林业第二产业的内部也需要调整，重点是培育林产加工业这一林业主导产业［27］。综合以上的观点可以发现，从全国角度和省域实证研究均表明，林业产业结构变动都是需要提升第二三次产业的结构比重，重点是林产品加工业，并将之培养成林业主导产业［27］。总之，经济增长依赖于资源要素的大量投入与有效配置为基础，林业产业结构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林业经济增长，进而影响林业要素预期投入产出效益。均衡的产业结构，适应于技术的发展，并且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反之则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必然导致经济增长缓慢和不稳定，该理论同样适于林业产业。因此，新时期林业的重点任务除了一味的追求经济增长外，还应该注重林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林业资源的高效配置，全面推进集约化发展。
3评述与展望
目前国内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研究上，比如洪涓、刘甦等通过与伦敦文化创意产业对比，认为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在社会文化环境、人才培养、政策资金扶持力度、各类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以及法制环境等方面需要提高。宋泓明通过对北京市朝阳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现状的实证研究,提出从产业前景、园区政策以及政府推动三个方面提出朝阳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对策建议。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定量研究目前还比较少，文嫮，胡兵等以2009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人才、技术、宽容、政策、基础设施这五个因素对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程度，发现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空间作用主要是通过邻近省域间的溢出效应来体现，技术因素在推动当前中国省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扮演重要的作用。韩顺法，陶卓民等设计了一套能够反映我国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分析31个省区市的文化创意指数空间分布状况，回归后发现区域文化创意指数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产业本身发展模式和产业融合方面的研究，另外有少数研究试图探索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于经济结构转型视角下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尚无相关研究。而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文化创新产业作为一个新的增长点，是否对经济机构转型过程带来影响，经济结构转型是否又会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来探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之间的相互影响。
2实证研究
本文中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代表经济结构转型效果，用TS表示；用文化创意产业占GDP的比重代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用CI表示。2004年以后的数据来源于历年《北京市统计年鉴》，2003年以前的数据不可以直接获得。根据《北京市统计年鉴》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统计指标，选取教育、文艺、广播电影电视事业以及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来代替。虽然两者在指标统计上有所出入，但并不影响文化创意产业的实质内容。本研究数据取样区间为1992～2013年。相关计算和分析均在运行Eviews6.0的基础上完成。
2.1单位根检验由于进行协整检验前，要求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时间序列都存在“趋势性变化”，这可能导致伪回归，因此有必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又由于对原始数据取对数，可以有效消除样本的异方差性，因此单位根检验的序列为取对数后的序列。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检验结果表明，在10%的置信区间下LNCI和LNTS均存在单位根，均为不平稳序列。对数据进行一阶差分后再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置信区间下，DLNCI数据平稳，在5%的置信区间下，DLNTS数据平稳。因此判断，在5%的置信区间下CI、TS均为一阶单整序列，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
2.2协整检验协整检验的经济学意义在于：两个变量，虽然具有各自的长期波动规律，但如果它们是协整的，或者是D阶协整的，则它们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第二步检验的单整性。如果为稳定序列，那么Yt，Xt为(1,1)阶协整，本文中我们用ADF检验方法检验残差项的单整性。如果平稳，则说明协整关系存在，从而确定经济结构转型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反之，别说明协整关系不成立，变量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对残差项的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检验结果如图所示，在1%的置信区间下残差项为平稳序列，表明经济结构转型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存在，但这种关系是否是一种因果关系，需进一步做格兰杰因果检验。
2.3格兰杰因果检验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确定经济结构转型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之间是否存在短期均衡关系，滞后2期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3所示。检验结果表明，经济结构转型不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在5%的置信区间下，文化创意发展是产业经济结构转型的格兰杰原因。
3政策建议
通过实证考察1992～2013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长期均衡关系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我们得出结论：经济结构转型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从短期来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是经济结构转型的格兰杰原因，经济结构转型不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格兰杰原因。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北京市另一个支柱产业，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能够有效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作为文化之都，北京市应该发挥文化中心的优势，积极贯彻实施《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功能区建设发展规划(2014-2020年)》，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几点建议：
(1)加快文化与科技、金融、影视艺术、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北京市拥有全国最高的高校密度，拥有雄厚的科技基础，发达的金融市场，大量的影视公司以及影视从业人员，便捷的现代服务业，这些保证了文化产业与之融合的基础条件。通过产业融合，产业渗透能够积极发挥其他产业的优势，比如科技产业的研发优势能够对于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提供人才及技术支持，大量影视公司、影视从业人员的存在能够促进广播、电影电视产业的发展。大量金融公司的存在能够保证文化产业融资渠道，方便文化产业避开较长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快速发展，高度发达的现代服务业可以使文化产业拥有良好的运营基础。
(2)积极贯彻实施已出台的鼓励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文件，制定有针对性的差异化政策来扶持不同区县的文化产业发展。目前北京市不同区县已形成文化创意产业差异化集聚。针对不同的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制定相对应的政策来鼓励各地充分发挥已有优势，形成当地的强势产业，快速推动其具备造血功能。
河南省经济总体实力较强，产业体系和布局基本形成，但传统工业所占比重较高，现代服务业和高新科技产业发展缓慢等问题反映了河南产业结构现状还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河南经济的发展仍需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二、相关文献综述
库兹涅茨（1949）提出一个国家国民收入的度量要从产业结构的视角去衡量，并对50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后发现，制造业部门的增加伴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这是最早关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系统研究理论。之后，国内外学者纷纷从不同角度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探讨。国内学者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大多为定量实证分析。江小涓（2005）认为产业结构优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第三产业发展。蒋勇等（2010）认为经济增长的条件是优化产业结构，产业升级能促进经济增长。也有学者立足于某地区，分析产业结构与地区经济增长间的关系。王兵等（2006）指出广东经济增长促进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李懿洋（2011）指出甘肃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最大，但发展较为缓慢，产业结构内部不合理。柴伟等（2013）认为吉林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第一产业次之，提出第二产业为吉林主导产业，同时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为了解河南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找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及薄弱环节，本文将运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河南省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三、实证分析
1.模型及数据样本
经济增长与各产业产值之间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本文将经济增长设为因变量，各产业产值设为自变量，构建多元回归模型：Y=a+a1X1+a2X2+a3X3。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指标。X1为第一产业产出值，采用第一产业产值CY1表示；第二产业产出值CY2为X2，第三产业产出值CY3为X3，各产业产出值选取《河南统计年鉴》中1979~2013年的数据，样本容量为36。由于时间序列可能存在异方差，对方程两边取对数，得到第一、二、三产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Ingdp=a+a1lncy1+a2lncy2+a3lncy3。
2.平稳性检验
由于经济变量存在非平稳性，为避免使用回归方法所估计的方程可能存在的伪回归问题，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若不存在单位根，即证明检验数据是平稳的。运用STATA12.0软件检验结果如表。检验结果表明，四个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而它们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所以是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3.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是看变量的某种线性组合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这里采用适合变量较多的Johansen法对四个变量lngdp、lncy1、lncy2和lncy3的时间序列进行检验，估计出来的协整回归模型为：lngdp=1.0527+0.2637lncy1+.05480lncy2+0.1869lncy3+et11.645.3922.575.33F值为61791.0，较大，ADR2值为0.999趋于1，说明方程拟合度较好，回归结果理想，即三大产业产值与经济增长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回归结果可知：第一、二、三产业产值分别增加1%，则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0.26%、0.55%和0.19%。可以看出，第二产业对河南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大。
4.格兰杰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证明了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检验。本文运用格兰杰Granger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其进行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是检验一个变量的前期变化是否能有效解释另一个变量的变化，一个变量若受到另一变量滞后影响，称其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河南省经济增长是第一、三产业产值增长的原因，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的增加并没有促进经济增长。第二产业产值增长是促进河南经济增长的原因，但经济增长没有带动第二产业进一步发展。2012年，河南省三大产业结构的比例是13:56:31，第二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最大，符合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促进最为明显的结论。河南省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较少，对经济的贡献度小于第二产业。河南省是农业大省，应在保持河南工业竞争力的同时，做大做强农业。第三产业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河南省应不断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发展现代服务业，支撑工业和农业发展，带动河南产业结构升级。
四、政策建议
1.发挥优势，夯实第一产业基础
河南是国家的农业生产基地，近年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在14%左右，但其产业化程度不高，技术水平较低。发挥河南人力资源和地理气候优势，保证粮食安全生产、稳定农业发展、夯实农业基础的同时，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农业生产加工的机械化信息化；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产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增加农业收益，形成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新型农业。
2.优化结构，提升第二产业竞争力
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均表明，第二产业对河南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其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也一直较高，是河南经济的支柱产业。在未来经济发展中仍要重视第二产业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工业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发展实体制造业，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重视新兴产业，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研发掌握实体制造业核心技术；减少龙头企业、骨干企业、产业集聚区上下游企业等重点企业的行政干预，发挥市场作用，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产业集聚的形成，培育产业集群品牌，提升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升级传统产业、扩大巩固优势产业、扶持新兴产业，形成良好工业体系，提升第二产业核心竞争力，使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进一步提高。
3.扶持鼓励，促进第三产业发展
（一）计量经济模型设定基于上述分析，构建了如下形式的计量经济模型来反映农村人口结构、农业经济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关系。其中，α4表示少儿抚养系数与农业经济增长交互项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α5表示老人抚养系数与农业经济增长交互项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其他符号同上。为克服因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在模型（2）中引入了对消费存在影响的其他控制变量：（1）农村居民收入Incoit，在凯恩斯消费函数中，收入被认为是消费的最主要决定因素；（2）通货膨胀率Infit，其反映了价格波动或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其对消费的影响方向并不确定；（3）城乡消费比Ratit，其反映了城乡居民消费份额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于是，模型（3）可进一步拓展为如下形式。
（二）变量选取本文选取了中国31个省（市、区）2001至2012年的面板数据，其中各地区少儿抚养系数、老人抚养系数、家庭规模和性别比数据取自2002至2006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2007至2013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其余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变量的定义说明如下：农村居民消费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对数值表示；少儿抚养系数用少年儿童（0～14岁）与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数之比表示；老人抚养系数用老年（65岁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数的比例表示；农业经济增长以人均第一产业产值的对数值表示；农村居民收入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数值表示；通货膨胀以各地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化率（消费物价指数－100）表示；城乡消费比以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之比来表示。表1给出了各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二、估计方法与结果分析
（一）估计方法与模型估计由于在估计静态面板模型时，通常考虑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方法，故本文将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方法来识别模型（1）至（3）；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情形，在模型估计过程中，使用了以省份为聚类变量的稳健标准差，相关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发现，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系数的显著性和大小并不存在明显差异，由模型（1）至（3）可知，F统计量及Wald统计量整体依次增大，说明引入控制变量后，模型显著性有所改善，并且F统计量及Wald统计量的P值均为00000，表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模型设定较为合理。因此，本文的分析将根据拓展模型（3）的估计结果展开。至于依据模型（3）的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估计结果进行分析，则需要通过相关检验来进行取舍，传统的做法是进行Hausman检验，其假定在原假设成立的情况下，随机效应模型是最有效率的，这意味着模型中的复合扰动项是独立同分布的。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因素，本文在模型估计过程中使用了聚类稳健标准差，这时便无法进行Hausman检验，于是，我们采用了与Hausman检验等价的Xtoverid检验来验证固定和随机效应模型，Xtoverid检验显著拒绝了随机效应的原假设，认为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相应地，本文还将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给出少儿抚养系数、老年抚养系数及农业经济增长等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散点图（图2至图5），从图上可以发现，老人抚养系数、人均农业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支出存在正向关系，而少儿抚养系数和总抚养系数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反向的变动特征，有关它们间的相关关系，本文接下来将结合模型识别结果进行详细论述。
（二）实证结果分析第一，少儿抚养系数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负向影响。具体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少儿抚养比每下降1％将导致农村居民消费上升00466％，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子女的教育更加受到重视，从而使得家庭少儿总抚养支出对家庭抚养孩子数量的弹性增大。长期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抚养的孩子数量出现了显著下降，在抚养的孩子较少时，父母往往倾向于给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生活环境。加之子女教育成本的不断增加，希望子女“跳出农门”的农户家庭，需要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以数量换取质量。也就是说，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而上升了，这一结论与生命周期理论不一致，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少儿抚养系数与居民储蓄水平负相关，而与消费水平正相关，但是生命周期理论的假设条件，并不适用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生命周期理论中，居民要以一生为跨度做出消费和储蓄决策，据统计，2012年底中国农村仍有9899万贫困人口①，如果加上刚刚摆脱贫困的农村居民，这一数字将大大增加，对于这些居民而言，暂时性收入是其当期消费的主要来源，较低的收入使居民没有足够储蓄来实现消费在不同年龄段的优化调整。同时，在面临传统的自然风险、家庭内部风险，以及宏观经济波动引发的市场风险时，农村居民往往难以准确预测未来收入与支出状况，只能依据现期收入与财产状况进行“阶段性”决策，其消费和储蓄行为具有典型的“短视性”特征。第二，老人抚养系数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不显著正向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老人抚养比每上升1％将引起农村居民消费上升00439％。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会逐渐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农村老年人便无法从事高强度的农业劳动，其只能获取微薄的收入或者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农村老人将成为净产出为负的消费群体，并需要成年劳动力为其提供食品、医疗等消费品。一方面，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会加大农村居民家庭的抚养负担，另一方面，在农业技术条件不发生改变或进步缓慢的情形下，还会引起社会总产出水平的下降，这两方面的作用会使消费在社会总产出中的比例上升。在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农村居民并不会将储蓄存款作为其养老的保障以应对未来的不时之需，因为现阶段家庭养老依然是农村老年人的主要（也许是唯一）选择，老年人的生活、医疗等消费需求，可以依靠子女和自己来满足。同时，中国老年人比较关心下一代的生活，往往会选择节衣缩食来减少当前消费，以便能为子女遗赠更多的财产，减轻家庭的养老负担。因而，在农村居民较弱的谨慎的养老动机和较强的关心子女的遗赠动机共同作用下，农村老人抚养比将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目前中国农村少儿抚养系数呈现不断下降态势，而老人抚养系数在逐步上升，少儿抚养系数下降幅度超过老人抚养系数上升的幅度，从而人口总抚养系数呈现出下降趋势。少儿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的共同作用将使总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表现为负相关关系（如图4），从而农村人口结构转变即人口总抚养比的下降将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消费。第三，人均农业产值与消费支出显著正相关。农村居民家庭作为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的统一体，农业经济增长将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直接和间接效应。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农业经济的增长一方面会提高农户家庭的农业经营性收入，从而引致农户通过市场购买来满足其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农业经济增长将会产生更多的剩余农产品，农户可将剩余农产品转化、加工后进行消费，从而提高农户消费水平，而不是将仅有的农产品进行出售以换取生活补贴，或作为来年的生产资料储备起来。第四，首先从少儿抚养系数与农业经济增长交互项和农村居民消费间关系来看，模型（2）中两者的交互作用对居民消费存在不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其在模型（3）中具有高度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老人抚养系数与农业经济增长交互项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在模型（2）与（3）中均表现为不显著的负向影响；农业经济增长对消费的偏效应为α3＋α4Youthit＋α5Oldit，表明农业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上升的贡献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而被强化，而随着老人抚养比的上升逐步被弱化，其中，少儿抚养比的强化作用更为明显。少儿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对居民消费贡献的偏效应分别为α3＋α4Agriit和α3＋α5Agriit，表明随着农业经济的不断增长，少儿抚养比下降对农村居民消费提升的贡献被强化，而老人抚养比上升对居民消费的贡献被弱化。第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其系数远大于农业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率与居民消费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负相关，说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负向影响。城乡消费比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城乡消费差距越大，表明全社会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中，农村居民消费所占份额越小，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村居民在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占分配份额过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将直接制约我国居民整体的消费需求，进而影响内需的扩大。
三、主要结论和启示
本文利用2001至2012年中国农村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农村人口结构转变与农业经济增长及其交互作用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在控制农村居民收入、通货膨胀率及城乡消费比的条件下，检验结果依旧稳健。实证分析发现，少儿抚养比下降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而老人抚养系数升高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不显著的正向影响，现阶段中国农村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和老人抚养比的上升将有助于提升农村居民消费；农业经济的增长将有利于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农业经济增长对居民消费上升的贡献随着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而被强化，而随着老人抚养比的上升逐步被弱化；此外，控制变量农村居民收入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通货膨胀和城乡消费差距制约了农村居民消费需求。
特区成立以来，深圳市经济高速发展，既具有持续性，又有一定的波动性。从国民生产总值来看，20多年来，深圳全市GDP由1979年的19638万元增长至2001年的19081500万元，在全国大中城市中排第4位，仅次于上海、北京和广州，GDP年均递增31.2%，这样的增长速度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
附图
图1深圳市各年份GDP增长状况
资料来源：深圳市统计信息年鉴（2000年）
从深圳市的经济增长速度来分析深圳经济的发展态势，1979年至1989年的10年间，由于大量资金涌入，又由于GDP基数还较小，各年的经济超高速增长，大多数年份的增长率超过了40%，但此一阶段的经济增长表现出一定的振荡性，这既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有关，又与投资增长的不稳定性有关，表明深圳经济发展在当时仍然很不成熟，未能从中央政府高度集中的投资分配的“空投式——镶嵌型”发展，转化到依靠城市经济系统的自增长能力（资金自我积累）和投资环境吸引力（吸引外部投资）的阶段。
1990-1995年是深圳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阶段，GDP增长率相对稳定于30%-40%之间，表明深圳经济系统发展机制进一步完善，加上国内国际的有利形势的因素，使深圳经济继续保持超高速发展势头。
1995年后的深圳经济呈现了新的发展态势，经济增长率下降到20%以下，随着我国经济的“软着陆”，经济过热的势头受到宏观调控抑止，深圳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经济环境仍然较好，1995、1996两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19.4%和18.9%；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深圳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深圳市政府在经济工作上做了大量工作，经济素质进一步提高，1997-2001年，GDP增长速度保持在13%-14%之间。
2深圳产业结构演替
2.1产业结构转化的内容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会相应地发生改变，区域产业结构的演替与区域经济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反过来，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产业结构转化的国际潮流是产业高级化，其基本内容是向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特区成立以来，深圳的产业结构发生的快速变化，也是按此趋向发展。
表1为深圳市1979年至1999年第一产业的有关统计数据。
表1深圳市各年份第一产业相关统计数据
附图
资料来源：深圳市统计信息年鉴（2000年）
由上表可以看到，深圳市第一产业的发展态势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增长趋势变化大，发展速度不稳定。表明深圳市第一产业的发展容易受到干扰，还未能达到稳步增长的阶段。二是第一产业所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这主要与深圳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关。
第二产业是深圳经济快速发展的主线。从表2中的数据可以看到，深圳的第二产业的发展迅猛，为深圳的经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其发展态势直接影响全市的经济状况。第二产业的发展速度虽然一直很高，但波动性并不大，这说明深圳的第二产业的发展稳健，基础坚实，素质较好，抗干扰能力较强。
表2深圳市各年份第二产业相关统计数据
附图
资料来源：深圳市统计信息年鉴（2000年）
第三产业对于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素质有着重要作用，第三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被重视。建市初期，由于深圳特区是我国首先实行开放改革的地区，吸引了国内外前来投资洽谈，旅游、贸易的众多客商，再加特区人口的迅速增加，刺激了商贸、旅游，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使第三产业从一开始就占居了重要位置，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5.06%，起点较高。20年来，第三产业虽然产值逐年增加，且增长速度也相当迅猛，但由于它从一开始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占有较大比重，因此，往后逐年的比重变化较小，多年来第三产业所占GDP比重稳定于45%-50%之间（表3）。
表3深圳市各年份第三产业相关统计数据
附图
资料来源：深圳市统计信息年鉴（2000年）
纵观深圳市20多年来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非农化趋势明显。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由于受城市化发展和土地资源的限制，以及农业生产本身的特点所制约，其发展规模和速度，远不及第二、第三产业，因而比重逐年降低。开放以前，深圳还是个落后的农业社会，但到1996年，第一产业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6%，深圳已成为一个完全的工业社会。深圳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在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
其次，1993年以前，第二产业发展速度相对快于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比重相对稳定，三次产业构成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第一、第二产业的变动上。1993年以来，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加快，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3年的42.9%上升到近几年已接近50%。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已形成并行发展的格局。按发展趋势估计，第三产业在深圳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将继续上升。
第三，不断优化和升级是深圳市产业结构变化的主趋势。深圳的产业结构以“三来一补”作为起点，经历了蛙跳式的演进，使幼稚的高新技术产业很快成长为深圳产业结构中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强经济与技术的结合，使传统产业逐步引退，高新技术迅速崛起，第三产业蓬勃发展，不断产生新的经济亮点。近年来，深圳开始致力于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确立了以高新技术为先导，先进工业为基础，第三产业为支柱的经济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建设由数量型、资源消耗型的粗放经营方式向质量型、效益型、集约化经营转变，走技术先进和内涵发展的道路，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第一产业注重扶持“三高”农业、创汇农业，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产业化；第二产业积极发展高新技术，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提高企业装备水平和产品技术含量；第三产业以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全市第三产业上规模、上等级。三大产业结构由1979年的37:21:42调整到2000年的1.2:50.5:48.3，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第四，各个产业产业内部的发展变化也相当明显。农业生产打破“以粮唯一”的单一格局，按贸工农综合发展的方向调整农业生产布局，使农村经济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农业生产朝着集约化经营和外向型方向发展。
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不断向着新型化的方向转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则有不同的支柱产业。特区成立的前10年，“三来一补”的加工业是第二产业的主体，“八五”时期建筑业成为了第二产业中发展最为迅速的行业。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从1990年初起步，近10年得到迅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深圳经济发展第一增长点。1991年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仅22.9亿元，1998年达655.18亿元，产值年均递增54.2%，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8.1%提高到35%。随着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的不断完善，深圳已经形成了计算机及其软件、通讯、微电子等高新技术产业群，并在周边地区形成了很强的产业配套纵深优势。深圳的第三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增长点，呈现出内容多元化、新型化和高附加值的发展趋势，金融、信息、旅游、商贸、房地产、仓储、运输等新兴行业已发展成为深圳的优势产业。到目前，金融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物流业共同成为了深圳的三大支柱产业。1999年末，深圳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13.2%，占第三产业的比重达到27.4%，深圳作为中国两个全国性证券市场之一和金融机构较多的城市，将逐步发展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再以游泳业为例，多年来，旅游行业一直充满活力，各项经济指标均居全国前列，产业地位不断提高。1999年接待海内外游客1700万人，其中，海外游客230万人；旅游收入150亿元，创汇11亿美元，占全国旅游收入的十分之一，占广东省的三分之一。旅游业已成为深圳二次创业中的重要经济增长点，其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和在全市第三产业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显著。1995-2000年连续6年中，深圳旅游收入的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超过5%。
2.2深圳市产业结构演替的阶段判识
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可以，从量和质的规定性两方面去认识这种联系。量的规定性指的是各产业的产出与投入规模的比例关系，质的规定性的核心是指产业结构的高度。所谓产业结构高度是指区域产业结构在根据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内在逻辑序列顺序向演进过程中所达到的阶段或层次[1]。这种序列的内容包括：(1)产业结构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的产业逐渐向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占优势的状态演进的水平；(2)第一产业占优势的状况逐渐向第二、第三产业占优势的状态演进的水平；(3)制造初级产品的产业占优势的状况向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的产业占优势的状况逐渐演进的水平。
根据前面所述各个产业的数量上和内容上的变化，结合区域产业结构高度的理论，可以尝试对深圳产业结构演替划分阶段并进行判识。
第一阶段，1979-1990年，也就是特区成立的前10年，此一阶段的产业结构的特点是：大量的“三来一补”加工业是当时的主导支柱产业，第三产业以旅店、服务业等行业为主，增长速度快，但内容相对单一。
第二阶段，1990-1995年，在这个时期，“三来一补”的加工业增长势头回落，工业向深加工发展，同时新的经济亮点产生，如建筑业的快速发展，另外，高新科技产业起步于这个阶段，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业和旅游业也开始发展。
第三阶段，1995年以后，深圳的产业结构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实现了传统加工业的引退，以计算机通信、生物技术为代表的高新科技产业增长迅猛，旅游业空前蓬勃发展，与金融业、物流业等新兴产业一起成为了支柱产业，经济素质得到实质性的提高。
2.3深圳产业结构演替的特点
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它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产业结构的转化和升级也有一定的特点：
首先，产业结构的变化快。在短暂的20余年见间，深圳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升级，多个行业在不同时期成为经济增长点，优化了产业结构，提高了经济素质，促进了经济持续增长。其次，产业结构的调整及时有效。既适应了深圳本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又把握了时展的特点，使深圳经济增长具备较强的持续性。
第三，政策的催化推动对于深圳的产业结构演替起着重要作用。这是深圳产业结构演替的重要特点。经济的发展要求有一定的产业结构与之相适应，但这种规律需要人为把握，政府的牵引作用就是适应了经济发展的要求，促进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深圳市政府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规划、引导、扶持、创造好的环境和服务上，制定了前瞻性的产业发展规划，引导高新技术产业健康发展。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政府作用的外在推动，构成了深圳市产业结构演替的内外动力。
3结论
经济发展水平是产业结构发展演替的基础，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要求有不同的产业结构与之相适应；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提升，又为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注入推动力量。本文所述关于深圳市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演替的分析，一定程度上正验证了此一理论。
【参考文献】
1周起业等.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2魏清泉.区域规划原理和方法.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
关键词：知识经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调整
1知识经济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形式下，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核心是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增长的实质性内容是结构高一档次的优化，经济增长是结构升级的一种表现。
1.1需求结构变化快，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知识经济是以高科技知识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经济，不仅使增长高质量，人均收入水平也稳定快速提高，从而导致了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消费方式、消费结构的变更。需求结构的变化通过市场这个中介环节影响生产和供给。对生产的直接作用就是资源配置结构发生变化，在总产值来源的产业分布上知识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和知识密集的服务业的份额相对上升，农业和传统制造业的份额相对下降。可见，需求结构的快速变化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1.2科技发展迅速，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创新是知识经济的基石。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研究与开发、在职培训的投资不断增加。由于教育的发展，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科技人才，而且提高了全体劳动者的素质，因而知识的生产、分配和应用具有可靠的人力资源保证。由于研究和开发活动积极活跃，经费也充足，使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科技进步速度加快，而技术进步是影响产业结构的首要因素，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正相关，科技进步越快，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就越快。
1.3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知识经济，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经济一体化，使国际间的经济联系很紧密。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加快各类要素、商品在国际间的速度，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在国外消费示范作用的冲击和带动下，必然引起国内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从而导致企业的生产、技术结构的变化，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一国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发生变化时，不仅推动了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而且由于国际贸易活跃，引起其他国家出口导向型企业的生产的变化，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2知识经济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2.1知识经济时代下高新技术发展迅猛，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可能知识经济时代下高新技术产业不仅起先导作用，而且将成为第一支柱。高新技术产业由于其高附加值有力地支撑着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决定着知识的生产、传播及应用的能力和效率。知识的生产是无穷无尽的，非消耗的，通过知识、信息和技术的投入，带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使高新技术产业无可非议地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下的第一支柱产业，从而改变了工业经济时代下经济发展从萧条、复苏、繁荣到衰退的周期性，使经济可持续增长成为可能。
2.2知识经济时代下知识成为主体资源，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知识经济时代下"资源"这个概念的内涵被大大地扩展了，工业经济时代，资源原来是指自然资源，随后扩大到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等。在知识经济时代下，资源已经成为生产活动和经济活动得以进行和开展的外在条件的总称，可分为信息资源与实物资源两大类。经济活动是永远离不开实物资源的，但信息资源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实物资源，信息和知识不仅成为辅助资源，而且成为主导资源，甚至在一定情况下成为主体资源。信息和知识不仅用它来辅助与支配物质生产，而且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资源，进行独特的生产，形成独特的产业即信息产业和知识产业。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经济资源，遵循效益递增规律，即在提高资源效率方面投资越多，获取的边际效益越多。知识资源与物质资源相比，具有四个特征：①非消耗性。知识可经无数次使用而自身并不减少，在使用过程中还会增值，可以被用来创造新知识，知识越用越多，使用的成本越来越低。②共享性。知识较少受时空的局限，可为公众共享并可反复使用和同时使用而价值不被削弱，与其它生产要素结合可大幅度提高劳动力和资本的使用效率。③非稀缺性。物质资源是稀缺的，尤其对不可再生资源来说，它们只能绝对地减少，而知识则可以在使用中产生知识，人类可以无穷尽地创造知识。④易操作性。知识更易于传播和处理等等。
3经济增长推动了技术进步，加快了知识经济的发展
经济增长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一、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环境
纵观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历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对“”的拨乱反正，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入经济建设，农业经济结构有了大的调整，由1980年农业在社会总产值中占68.9%降到1990年的46.1%①，下降22.8%，，1997年又降到18.7%②,已经开始由农业型转向多种经营型,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
在世纪之交,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环境有了新的变化,给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带来机遇,同时也是严峻的挑战从国际形势看，其表现有三：一是经济结构调整呈现出世界范围内调整的局面，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将更是如此；二是农业科学突飞猛进，呈现出向农业纵深发展的趋势；三是农业跨国公司影响力日益增大，且有越来越大的趋势。面临这样的国际经济形势，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经济的调整和优化要抓住这次机遇，同时也要及早准备，周密规划，严格实施，迎接挑战。要有紧迫感和使命感。
从国内经济形势看，我国经济在国际国内的复杂环境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尚有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诸如，有效需求不足，农村市场疲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更加突出，等等。现实也提出了农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是势在必行的。不调整，就没有出路。不调整，就难以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不调整，就难以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要求和挑战；不调整，就难以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特点、难点和重点
1、特点：在上述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呈现三大特点：一是具有规律性。即第一产业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呈稳定趋势；第三产业呈迅速发展趋势。在第一产业内部，种植业是下降趋势，林牧渔业呈增长趋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中等欠发达地区，都不例外。二是具有阶段性。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由形成期、成长期、高潮期，到退潮期的时序阶段变化。而这些阶段的长短是受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因素制约的。对此要有明确的认识。三是具有差异性。不要说世界范围内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差异，就是在中国，由于幅员广大，各地区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千差万别，也决定了农业经济结构具有强烈的地域的差异性。全国从总体上可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带。据统计位于西部地区的陕西省，1997年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7.9%，而位于东部地区的江苏省为15.1%，浙江省为13.7%，山东省为18.6%。③
2、难点：新时期农业经济结构调整起码有三大难点：一是这次调整优化要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在目前农村经营体制和农民素质低的情况下，难度较大；二是这次调整要切实落实科教兴国、科教兴农战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从利用资源转向利用和保护资源，这一过程是递进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为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带来困难。三是这次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目标。而市场变化多端，现代化进程曲折不平，都将为农业结构调整带来难度，需要认真对待，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3、重点：新时期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的重点：一是将粮食转化为肉、蛋、奶等，适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二是将低档次的农产品调为高品质的农产品，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要求和挑战；三是在大江大河源头地区重点退耕还林、植树种草，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三、对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可操作性的思考
为保证新时期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目标的实现，结合对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研究的成果，从可操作性方面提出几点思考。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仅提供初级原料的局限性，按农业产业化经营体制的要求，加强农业产前生产资料供应，以及农业产后的储运、加工、销售等服务，打破目前以初级原料生产的单一格局，促进传统农业的基础向新的产业分化；以农产品加工为主导产业，提高农产品的加工增值率和提高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率；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基础产业。为达到上述目的，各地可制定不同内容的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规划方案。为使规划方案更具有可操作性，可依据方案，制定出一个具体的项目储备库，可划分为近期、中期、远期项目，也可分为大、中、小三类项目。项目库可做到“项目建议书”的深度。包括：项目背景、项目内容和方案，项目资金预算和筹措，项目达产后的效益估算，项目承担单位等。有了项目库可向社会招商引资，也可向主管部门争取基本建设投资资金，也可向社会项目信息提高知名度、信誉度。1999年中国农业大学为河南郑州金水区制定的158个项目的区一级项目储备库（包括文本、软盘和光盘）目前已到海南、深圳、广州、上海以及日本、韩国引进了项目和资金。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部门分割，生产经营分散的局面。在家庭经营基础上通过现代市场经济的协议、契约、合同、参股、投资、入社等，发展合作社、专业协会、股份公司和法人企业，实现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培育和完善龙头企业是关键。据研究，培育龙头企业的原则有三条：一是因企制宜原则；二是精简高效原则；三是利益共沾原则。
选择龙头企业有三条标准：一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二是具有雄厚的技术力量、良好的科研、生产、推广体系的企业；三是开展企业公共关系，即能与基地和农户有机结合的企业。龙头企业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运行机制有三条：一是龙头企业与基地乡（镇）村（组）的合理利益留成的机制；二是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价格（保护价）运行机制；三是基地与农户的利益留成再分配机制，可采取奖金、补贴、资助的方式再分配给农民一部分利益。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突破农业技术落后局限，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科教兴国可从农村社会最基层细胞村级单位搞起，即科教兴村。在全国部署科教兴村试点时，抓住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的特点、难点、重点，做好规划方案，农科教结合，提高农民素质，普级实用科学技术，建立主导产业，要以村带乡、带县、带省，促时产业结构和地域结构的合理化。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99年9月，全国已有5个省、18个乡、1251个村有计划、有步骤开展科教兴村的试点工作。在迈向小康村目标的过程中，达到“生产好、生活好、环境好”的标准。《农民日报》在1999年9月报道：“科教兴村3年富民百万”，累计增收15.1亿元，参加试点的农民平均增加收入100-500元。科教兴村中，有2400名科技人员走村串户，为农村培训技术150万人次，推广实用技术4800多项，建立主导产业120多项。北京上庄乡以中国农业大学为技术依托，实施科教兴村，大学教授不仅为该乡规划并实施翠湖水乡的“青、少年农业科技教育基地”，而且开展遥控航模，水生植物园、昆虫标本、鲜花干制等多项技术，以旅游业项目为切入点，带动了全乡农业经济结构的优化。
总而言之，如能在广大农村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时，突破农业仅提供初级原料的局限，突破农业部门分割、生产经营分散的局限，突破农业技术落后的局限，重点搞好农业项目储备库，培育和完善龙头企业，开展科教兴国战略的实践科教兴村，新时期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就会顺理成章、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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