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的迅猛发展可谓顺应其时，符合当代社会发展趋势。作为新媒体的表现形式，微博以方便、迅速的特点成为社会舆论形成的重要信息平台，尤其是近两年以来，重大的社会事件、突发事件以及公共议题事件，都通过微博平台在全国公众中扩散。微博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渠道，在继新闻网站、论坛、博客、人http://际关系网络之后，成为深刻影响社会的信息传递方式。
任何一种媒介的运作都与政府进行社会公共管理的行为相联系，任何一个新媒体传播形式都既是政府公关管理的对象，同时也是政府进行社会公共管理的必要手段。微博既然成为了一种社会不可或缺的舆论工具，那么，它注定要成为政府社会公共管理体系的一部分。政务微博在我国的蓬勃兴起，说明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微博的公共管理价值。
微博下的公共事务治理
政务微博在微博场域中起到公共事务治理的作用，从“温州7·23动车事故”、上海高层建筑火灾到“小悦悦事件”，在一系列社会公共事件中，政务微博在其中扮演着解释、引导、疏解等重要作用，这种信息与意见的及时沟通，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平息舆论风波、安定社会公众心态的作用。当然更多的微博开始扮演日常的公共管理工具的角色，例如：北京市公安局的“平安北京”架起了一座新媒体桥梁，连接了公安系统与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将北京市公安系统重要的公务活动公之于众，也用微博的形式向公众提供公共安全方面的知识，提醒公众应该注意的细节；外交部新浪官方微博“外交小灵通”有100多万粉丝，它的功能定位是“外交信息、解读外交政策、普及外交知识、披露外交花絮”，有博友评价外交部微博是“一扇神秘的大门向公众敞开了一条缝。”就是这条缝，开通8个月以来用最快的速度向公众通报了一系列外交事件，比如湄公河惨案的相关信息等。政务微博在社会公共管理中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这种作用正是微博的传播力。
微博影响力的动力机制内生于微博作为信息服务平台所激发的内容协同生产及基于用户社会关系网络打通的信息通路，其本质是对信息资源的凝聚力和整合力。
政务微博借助微博平台为公众提供公共性的事物信息，引导公共舆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同时，微博作为新媒体传播技术也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管理的客体对象，政务微博是政府应对新媒体的舆论形式，是积极渗入的媒介管理活动，换言之，政务微博本身就是公共治理的具体行为。作为主体的政府面对传播力强大的微博，既不能任其随意发展，也不能随意干预微博的发展。政府最好的一种选择便是主动参与到传播力日益强大的微博洪流中，利用政府强大的信息资源、公共权力、社会公信力等因素，尽可能的将微博纳入到公共治理的轨道中。
转贴于 http://
从提供公共信息到为公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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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微博既然是公共管理的工具，那么必然体现出工具性的功能，其功能是以微博强大的信息传播力为基础实现的。我国目前正在经历着社会碎片化的过程，所谓社会碎片化是指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人群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分化为比较复杂的社会群体，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化在加剧，群体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相互之间的矛盾复杂化；与此同时，由于现代科技的进步，人们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直接交流变得越来越少，这又不利于社会公众的团结一致。新媒体的传播力一方面离间了社会个体，使得社会个体可以直接面对面进行交流，但是，另一方面，它在公共管理方面的威力也正蕴含于此，信息在微博平台及时、迅速、广泛的传递又能起到整合社会公众的作用，从而达到社会公共管理的目的。在这样的过程中，政务微博发挥了哪些功能呢？
首先，政务微博为社会及时提供了许多公众迫切想要了解的公共信息。政务微博提供的公共信息有些是按主题的，有些是在与博友的交流互动中应公众的要求而提供的。这些公共信息的提供，促进了公众对一些法律、政策、制度以及政府运作等方面的了解；解答了公众提出的事关切身利益的一些疑虑，比如房价、养老金发放、医疗福利等。许多政务微博将天气、交通、商务或者民间重要活动都列入微博内容，逐渐将微博从单纯的信息提供引向社会服务的方向。
其次，利用政务微博应对社会突发公共事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突发公共事件频繁，除了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社会矛盾、经济冲突、交通意外等都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社会突发公共事件。如果社会突发公共事件不能得到比较完满的结局，会使社会公众对社会管理者失去信心，甚至出现更糟糕的情况——由于对社会管理者失去信心而可能引发社会剧烈动荡。
因此，利用微博主动介入重大的社会突发公共事件，是解决公共事件矛盾冲突的重要途径。政务微博对社会突发公共事件的干预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手段来进行：第一，在重大危机中一定要及时传递真实状况的信息，最大程度地消除微博中的各种谣言；第二，与博友展开互动，及时回答各种问题，拉近与公众之间的距离；第三，适当且客观公正地探讨事件的责任划定，树立负责任的政府形象；第四，政务微博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网络活动和线下的公众联络，主动化解人们的紧张情绪，主动告知公众政府如何将微博舆论引向一个比较理性的方向。
再次，利用微博解决社会实际公共事件。任何一个领域或者行政区域内，公众事务十分繁杂，虽然政务微博不可能介入每一个具体的社会事务中去，但是，政务微博可以通过有意识地选择有代表性的社会公共事务，主动介入社会事务的解决处理过程中，通过对具体事务的解决满足社会公众中某一群体的合理诉求，这样的方法不仅促进了社会公共事务的解决，促进了社会的和谐，还可以进一步深化政务微博的影响力，有利于政务微博在更深层次上、更广的范围内实现社会公共管理的职能。
社会公共管理潜能的释放
微博采用微语言的形式传递信息，释放出了一定的社会管理的能量。这让各级各类政府机构以及社会组织看到了政务微博的潜能，从而纷纷开设微博，但是，实际上活跃的政务微博只占到总数的20%不到，绝大部分的政务微博处于深度睡眠状态，有的甚至六个月都没有更新过。很明显，微博的巨大潜能并未得到有效的释放。分析其原因如下：
首先，政务微博缺乏有效的运转监管。一些政府机构仅仅是为了应付上级的要求或者为了在表面上做出顺应民心、服务公众的样子而被动开设了微博，其真正的用心并不是将微博作为公共管理手段，因此没有严肃地对待微博，开通后弃之不用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二，即使有些政务博客的开设是出于政府机构或者官员的本意，但是他们并不能从思想深处转变观念，在政务微博运作过程中不能将博友当作是与自己平等的对象看待。在我国的行政系统中很多官员存在官本位的思想，反映到政务微博中，他们沿用现实世界与他人特别是与普通社会个体交流的方式进行沟通，显然，这在身份特征十分淡化的网络世界中是行不通的，这样的交流是难有粉丝的，特别是在微博中，繁杂的官僚语言或政治语言肯定会引起博友的反感，在微博这样紧凑的空间中公众希望的政务微博的回答简洁清楚明了。
微博的迅猛发展可谓顺应其时，符合当代社会发展趋势。作为新媒体的表现形式，微博以方便、迅速的特点成为社会舆论形成的重要信息平台，尤其是近两年以来，重大的社会事件、突发事件以及公共议题事件，都通过微博平台在全国公众中扩散。微博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渠道，在继新闻网站、论坛、博客、人http://际关系网络之后，成为深刻影响社会的信息传递方式。
任何一种媒介的运作都与政府进行社会公共管理的行为相联系，任何一个新媒体传播形式都既是政府公关管理的对象，同时也是政府进行社会公共管理的必要手段。微博既然成为了一种社会不可或缺的舆论工具，那么，它注定要成为政府社会公共管理体系的一部分。政务微博在我国的蓬勃兴起，说明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微博的公共管理价值。
微博下的公共事务治理
政务微博在微博场域中起到公共事务治理的作用，从“温州7·23动车事故”、上海高层建筑火灾到“小悦悦事件”，在一系列社会公共事件中，政务微博在其中扮演着解释、引导、疏解等重要作用，这种信息与意见的及时沟通，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平息舆论风波、安定社会公众心态的作用。当然更多的微博开始扮演日常的公共管理工具的角色，例如：北京市公安局的“平安北京”架起了一座新媒体桥梁，连接了公安系统与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将北京市公安系统重要的公务活动公之于众，也用微博的形式向公众提供公共安全方面的知识，提醒公众应该注意的细节；外交部新浪官方微博“外交小灵通”有100多万粉丝，它的功能定位是“外交信息、解读外交政策、普及外交知识、披露外交花絮”，有博友评价外交部微博是“一扇神秘的大门向公众敞开了一条缝。”就是这条缝，开通8个月以来用最快的速度向公众通报了一系列外交事件，比如湄公河惨案的相关信息等。政务微博在社会公共管理中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这种作用正是微博的传播力。
微博影响力的动力机制内生于微博作为信息服务平台所激发的内容协同生产及基于用户社会关系网络打通的信息通路，其本质是对信息资源的凝聚力和整合力。
政务微博借助微博平台为公众提供公共性的事物信息，引导公共舆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同时，微博作为新媒体传播技术也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管理的客体对象，政务微博是政府应对新媒体的舆论形式，是积极渗入的媒介管理活动，换言之，政务微博本身就是公共治理的具体行为。作为主体的政府面对传播力强大的微博，既不能任其随意发展，也不能随意干预微博的发展。政府最好的一种选择便是主动参与到传播力日益强大的微博洪流中，利用政府强大的信息资源、公共权力、社会公信力等因素，尽可能的将微博纳入到公共治理的轨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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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微博既然是公共管理的工具，那么必然体现出工具性的功能，其功能是以微博强大的信息传播力为基础实现的。我国目前正在经历着社会碎片化的过程，所谓社会碎片化是指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人群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分化为比较复杂的社会群体，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化在加剧，群体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相互之间的矛盾复杂化；与此同时，由于现代科技的进步，人们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直接交流变得越来越少，这又不利于社会公众的团结一致。新媒体的传播力一方面离间了社会个体，使得社会个体可以直接面对面进行交流，但是，另一方面，它在公共管理方面的威力也正蕴含于此，信息在微博平台及时、迅速、广泛的传递又能起到整合社会公众的作用，从而达到社会公共管理的目的。在这样的过程中，政务微博发挥了哪些功能呢？
首先，政务微博为社会及时提供了许多公众迫切想要了解的公共信息。政务微博提供的公共信息有些是按主题的，有些是在与博友的交流互动中应公众的要求而提供的。这些公共信息的提供，促进了公众对一些法律、政策、制度以及政府运作等方面的了解；解答了公众提出的事关切身利益的一些疑虑，比如房价、养老金发放、医疗福利等。许多政务微博将天气、交通、商务或者民间重要活动都列入微博内容，逐渐将微博从单纯的信息提供引向社会服务的方向。
其次，利用政务微博应对社会突发公共事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突发公共事件频繁，除了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社会矛盾、经济冲突、交通意外等都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社会突发公共事件。如果社会突发公共事件不能得到比较完满的结局，会使社会公众对社会管理者失去信心，甚至出现更糟糕的情况——由于对社会管理者失去信心而可能引发社会剧烈动荡。
因此，利用微博主动介入重大的社会突发公共事件，是解决公共事件矛盾冲突的重要途径。政务微博对社会突发公共事件的干预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手段来进行：第一，在重大危机中一定要及时传递真实状况的信息，最大程度地消除微博中的各种谣言；第二，与博友展开互动，及时回答各种问题，拉近与公众之间的距离；第三，适当且客观公正地探讨事件的责任划定，树立负责任的政府形象；第四，政务微博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网络活动和线下的公众联络，主动化解人们的紧张情绪，主动告知公众政府如何将微博舆论引向一个比较理性的方向。
再次，利用微博解决社会实际公共事件。任何一个领域或者行政区域内，公众事务十分繁杂，虽然政务微博不可能介入每一个具体的社会事务中去，但是，政务微博可以通过有意识地选择有代表性的社会公共事务，主动介入社会事务的解决处理过程中，通过对具体事务的解决满足社会公众中某一群体的合理诉求，这样的方法不仅促进了社会公共事务的解决，促进了社会的和谐，还可以进一步深化政务微博的影响力，有利于政务微博在更深层次上、更广的范围内实现社会公共管理的职能。
社会公共管理潜能的释放
微博采用微语言的形式传递信息，释放出了一定的社会管理的能量。这让各级各类政府机构以及社会组织看到了政务微博的潜能，从而纷纷开设微博，但是，实际上活跃的政务微博只占到总数的20%不到，绝大部分的政务微博处于深度睡眠状态，有的甚至六个月都没有更新过。很明显，微博的巨大潜能并未得到有效的释放。分析其原因如下：
首先，政务微博缺乏有效的运转监管。一些政府机构仅仅是为了应付上级的要求或者为了在表面上做出顺应民心、服务公众的样子而被动开设了微博，其真正的用心并不是将微博作为公共管理手段，因此没有严肃地对待微博，开通后弃之不用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二，即使有些政务博客的开设是出于政府机构或者官员的本意，但是他们并不能从思想深处转变观念，在政务微博运作过程中不能将博友当作是与自己平等的对象看待。在我国的行政系统中很多官员存在官本位的思想，反映到政务微博中，他们沿用现实世界与他人特别是与普通社会个体交流的方式进行沟通，显然，这在身份特征十分淡化的网络世界中是行不通的，这样的交流是难有粉丝的，特别是在微博中，繁杂的官僚语言或政治语言肯定会引起博友的反感，在微博这样紧凑的空间中公众希望的政务微博的回答简洁清楚明了。
任何一种媒介的运作都与政府进行社会公共管理的行为相联系，任何一个新媒体传播形式都既是政府公关管理的对象，同时也是政府进行社会公共管理的必要手段。微博既然成为了一种社会不可或缺的舆论工具，那么，它注定要成为政府社会公共管理体系的一部分。政务微博在我国的蓬勃兴起，说明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微博的公共管理价值。
微博下的公共事务治理
政务微博在微博场域中起到公共事务治理的作用，从“温州7·23动车事故”、上海高层建筑火灾到“小悦悦事件”，在一系列社会公共事件中，政务微博在其中扮演着解释、引导、疏解等重要作用，这种信息与意见的及时沟通，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平息舆论风波、安定社会公众心态的作用。当然更多的微博开始扮演日常的公共管理工具的角色，例如：北京市公安局的“平安北京”架起了一座新媒体桥梁，连接了公安系统与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将北京市公安系统重要的公务活动公之于众，也用微博的形式向公众提供公共安全方面的知识，提醒公众应该注意的细节；外交部新浪官方微博“外交小灵通”有100多万粉丝，它的功能定位是“外交信息、解读外交政策、普及外交知识、披露外交花絮”，有博友评价外交部微博是“一扇神秘的大门向公众敞开了一条缝。”就是这条缝，开通8个月以来用最快的速度向公众通报了一系列外交事件，比如湄公河惨案的相关信息等。政务微博在社会公共管理中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这种作用正是微博的传播力。
微博影响力的动力机制内生于微博作为信息服务平台所激发的内容协同生产及基于用户社会关系网络打通的信息通路，其本质是对信息资源的凝聚力和整合力。
政务微博借助微博平台为公众提供公共性的事物信息，引导公共舆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同时，微博作为新媒体传播技术也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管理的客体对象，政务微博是政府应对新媒体的舆论形式，是积极渗入的媒介管理活动，换言之，政务微博本身就是公共治理的具体行为。作为主体的政府面对传播力强大的微博，既不能任其随意发展，也不能随意干预微博的发展。政府最好的一种选择便是主动参与到传播力日益强大的微博洪流中，利用政府强大的信息资源、公共权力、社会公信力等因素，尽可能的将微博纳入到公共治理的轨道中。
从提供公共信息到为公众服务
政务微博既然是公共管理的工具，那么必然体现出工具性的功能，其功能是以微博强大的信息传播力为基础实现的。我国目前正在经历着社会碎片化的过程，所谓社会碎片化是指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人群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分化为比较复杂的社会群体，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化在加剧，群体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相互之间的矛盾复杂化；与此同时，由于现代科技的进步，人们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直接交流变得越来越少，这又不利于社会公众的团结一致。新媒体的传播力一方面离间了社会个体，使得社会个体可以直接面对面进行交流，但是，另一方面，它在公共管理方面的威力也正蕴含于此，信息在微博平台及时、迅速、广泛的传递又能起到整合社会公众的作用，从而达到社会公共管理的目的。在这样的过程中，政务微博发挥了哪些功能呢？
首先，政务微博为社会及时提供了许多公众迫切想要了解的公共信息。政务微博提供的公共信息有些是按主题的，有些是在与博友的交流互动中应公众的要求而提供的。这些公共信息的提供，促进了公众对一些法律、政策、制度以及政府运作等方面的了解；解答了公众提出的事关切身利益的一些疑虑，比如房价、养老金发放、医疗福利等。许多政务微博将天气、交通、商务或者民间重要活动都列入微博内容，逐渐将微博从单纯的信息提供引向社会服务的方向。
其次，利用政务微博应对社会突发公共事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突发公共事件频繁，除了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社会矛盾、经济冲突、交通意外等都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社会突发公共事件。如果社会突发公共事件不能得到比较完满的结局，会使社会公众对社会管理者失去信心，甚至出现更糟糕的情况——由于对社会管理者失去信心而可能引发社会剧烈动荡。
因此，利用微博主动介入重大的社会突发公共事件，是解决公共事件矛盾冲突的重要途径。政务微博对社会突发公共事件的干预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手段来进行：第一，在重大危机中一定要及时传递真实状况的信息，最大程度地消除微博中的各种谣言；第二，与博友展开互动，及时回答各种问题，拉近与公众之间的距离；第三，适当且客观公正地探讨事件的责任划定，树立负责任的政府形象；第四，政务微博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网络活动和线下的公众联络，主动化解人们的紧张情绪，主动告知公众政府如何将微博舆论引向一个比较理性的方向。
再次，利用微博解决社会实际公共事件。任何一个领域或者行政区域内，公众事务十分繁杂，虽然政务微博不可能介入每一个具体的社会事务中去，但是，政务微博可以通过有意识地选择有代表性的社会公共事务，主动介入社会事务的解决处理过程中，通过对具体事务的解决满足社会公众中某一群体的合理诉求，这样的方法不仅促进了社会公共事务的解决，促进了社会的和谐，还可以进一步深化政务微博的影响力，有利于政务微博在更深层次上、更广的范围内实现社会公共管理的职能。
社会公共管理潜能的释放
微博采用微语言的形式传递信息，释放出了一定的社会管理的能量。这让各级各类政府机构以及社会组织看到了政务微博的潜能，从而纷纷开设微博，但是，实际上活跃的政务微博只占到总数的20%不到，绝大部分的政务微博处于深度睡眠状态，有的甚至六个月都没有更新过。很明显，微博的巨大潜能并未得到有效的释放。分析其原因如下：
首先，政务微博缺乏有效的运转监管。一些政府机构仅仅是为了应付上级的要求或者为了在表面上做出顺应民心、服务公众的样子而被动开设了微博，其真正的用心并不是将微博作为公共管理手段，因此没有严肃地对待微博，开通后弃之不用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二，即使有些政务博客的开设是出于政府机构或者官员的本意，但是他们并不能从思想深处转变观念，在政务微博运作过程中不能将博友当作是与自己平等的对象看待。在我国的行政系统中很多官员存在官本位的思想，反映到政务微博中，他们沿用现实世界与他人特别是与普通社会个体交流的方式进行沟通，显然，这在身份特征十分淡化的网络世界中是行不通的，这样的交流是难有粉丝的，特别是在微博中，繁杂的官僚语言或政治语言肯定会引起博友的反感，在微博这样紧凑的空间中公众希望的政务微博的回答简洁清楚明了。
第三，有的政务微博流于形式，成为了政府机构的传声筒。长期以来，政府部门把媒介看作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这种观念从传统媒介一直延伸到网络媒介，再到新媒体的最新的形式——微博，一些官员习惯性的将微博也看作是替自己说话的、可以直接被自己利用的工具，而不是把微博看作是公共传播媒介，遵循这个领域特有的规则。所以，很多政府微博并不注重与公众的互动交流，对公众的声音不回应、不解释，微博内容大多是领导的活动、政府会议精神甚至领导讲话摘要。这样的政务微博也不能得到博友的关注与支持，其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政务微博数量的增加，让各地、各级政府机构看到了一种新的卓有成效的社会公共管理新模式，但是，政务微博缺乏规范与监管，在很大程度上又妨碍了政务微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潜能的发挥。既然政务微博被冠以政务两个字，那么，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就有责任规范其微博行为，建立标准化的政务微博运行机制，确立不同机构政务微博的定位，框定微博内容，规范语言表现，使政务微博运行常态化，从而使政府能更好地行使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责。2012c
陶长春
武汉纺织大学传媒学院
链接
2011年十大公务人员微博
1. 伍皓红河微语——云南红河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2. 朱永新——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3. 陈士渠——公安部打拐办主任
4. 段郎说事——九江市公安局民警
5. 孙晓云——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6. 鞍钢郭明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感动中国人物、“雷锋传人”
7. 叶青——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
8. 中一在线——海宁市司法局长金中一
关键词 公共危机 媒体功能 媒体责任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的8.0级大地震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
这是一次典型的由自然灾害引发的公共危机。在这场抗击地震灾害的重大战役中，新闻媒体和广大新闻人不畏艰难险阻，见证、记录、参与了这场伟大的抗震救灾行动，媒体功能及责任得到充分体现。
事实证明，在公共危机中，媒体承载着重要责任和使命。媒体功能发挥得好，公共危机公关就顺利；媒体功能发挥得不好，公共危机公关就麻烦……如何发挥好媒体功能，对于处理任何公共危机，十分必要和重要。在汶川大地震后，我们看到，媒体积极、主动承担责任、发挥功能是社会安然共渡难关的重要因素之一。公共危机时刻，媒体既是记录者、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协调者。充分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尤其是发挥媒体功能，是应付公共危机的必备条件——这是媒体的责任和使命。
一、媒体危机报道中的责任分析
1.媒体要做“安全阀”不做“助燃剂”
传播具有深层次的解释功能，通过“解释”，向人们阐释危机发生的背景、起因、影响以及发展趋势，帮助人们更深刻地认清形势、统一态度，使组织在此基础上确定对策，制定措施，实施有效管理。
在危机传播的过程中，受众最关心的是有关危机信息的内容、者和传递的方式。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后，大众媒体在信息传递、知识介绍、信心鼓励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大众传媒的危机信息传播需要注意下面四个方面问题：信息失真、报道失衡、重复传播、急功近利，造成媒体公信力的下降和受众趋向不稳定的局面。同时，也需注意受众面对危机信息传播的媒介素养水平不高，缺乏理性判断各种传播渠道的客观性和可信性的能力，不知道如何接触公共信息源，如何判断大众传媒报道的真伪，对得到的危机信息缺乏科学判断和理性分析，导致轻信来自人际传播渠道的流言。
由此可见，在传播危机事件时，新闻是柄“双刃剑”，媒体既可能是“安全阀”也可能是“助燃剂”。媒体作为舆论的工具，具有反映舆论、引导舆论的功能，及时、真实、准确地传播危机事件信息，让公众尽快了解事实真相，大众传播就是“安全阀”。如果瞒报谎报危机事件信息，大众传播就可能是“助燃剂”。
因此，对公共危机，媒体首先要做好全面报道，尽可能及时地将真相告知公众，廓清谣言，稳定人心。其次做好舆论引导。当危机来临时，由于社会有较大变动和震荡，导致刺激意见的出现并汇集为舆论，而舆论又反过来影响着公众的意见和情绪。此时，如果进行正确引导，舆论就有助于危机的解决，而如果引导不善，舆论就有可能形成阻力。
2.媒体要树立大局意识，善于信息的取舍
一旦危机事件发生，媒体就要积极面对，把社会公众对危机的舆论引导到有利于危机解决的正确方向上来。如何发挥媒体的积极作用，正确引导舆论，需要媒体树立全局意识和大局意识，全面配合危机处理者，二者达到完美的结合，共同促进危机的解决。
公共危机是对媒体的一场大考验，既是新闻敏感性的考验，也是政治敏感性的考验，更是综合业务能力的考验。2008地震灾害涉及到方方面面，但始终有一个聚焦点——抗震救灾，包括受灾状况、救人和重建工作。紧盯聚焦点是媒体的本能，但怎么盯、盯什么，却反映了媒体自身的素质。每一场公共危机，对媒体来说，都是一场战斗。这场战斗不仅仅说要“在场”，在场只是起码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打好责任牌，是最大程度地为化解危机出力。在报道中不渲染灾情，以稳定人心，维护稳定，减少些对民众产生恐慌心理的信息传播。这是责任媒体在报道中大局意识的体现。
危机传播，不同于一般的新闻传播，它是在极大时间压力下对不确定状态作出的无章可循的传播。媒体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树立大局意识，努力提高危机传播的引导水平。
在此次地震灾害面前，各媒体积极介入，纷纷派出记者奔赴抗灾第一线，为读者带来了各地第一手材料，但这其中仍然存在着各种复杂因素，只要稍一处置不当，就有可能进一步激化危机。这主要体现在媒体对信息的取舍上。
面对这么多信息，公开什么不公开什么，就对媒体造成了考验。如果不加判断，有什么就披露什么，哪怕信息是真实的，也有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在这样的公共危机面前，传媒责任不仅是派记者奔赴抗灾第一线，更关键的是需要有大局意识和高度的政治家办报的理念，帮忙而不添乱。
3.公共危机管理必须注重媒体作用
新闻媒体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凸现。因此，政府在危机管理中，要充分重视新闻媒体的作用，制定有效的媒体政策，及时向公众公开信息，提高决策透明度，引导公众共同克服危机。
危机管理中，双向式对称模式是最可取的模式，其目的在于与公众交流，并从公众的反馈信息中寻找最佳的、切中要害的有效传播手段。其中包括：政府主动与新闻媒体沟通，提供真实信息供其，并考虑公众需求，作针对性报道。危机发生后，应快速建立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之间顺畅的信息沟通路径，使媒体既承担起政府真实信息者的角色，又成为收集舆情、反映公众呼声的最佳渠道，实现政府与公众之间良好的双向沟通。相反，如果只是单向地传播信息，不注重信息反馈，忽视公众在危机中的心理需求，将使沟通的效果大打折扣。
二、媒体危机传播的策略探讨
1.媒体要保证危机信息的及时公开和全面
向社会提供真实的公共信息是政府和媒体的社会责任，应对突发事件，及时和客观地披露信息，更是关系到信息渠道是否畅通、应对措施是否得力，大众心理是否安定、社会是否稳定的大局。如果媒体在涉及到有关公共安全、公众利益的重大突发性事件中保持沉默，让小道消息满天飞，那就是媒体的失职，丧失了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因此，传媒必须尊重受众知情权，形成畅通的信息传播渠道和沟通渠道，建立完善的信息供求体制，满足受众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信息需求。
媒体应对公共危机的措施之一是严格遵循第一时间原则。危机事件中的新闻传播应该在第一时间引导舆论，即所谓抢占制高点，先入为主、先声夺人、先发制人。谁第一时间新闻，谁就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事件处理的主导权。
在保证了信息及时公开的基础上，媒体报道应是全方位的。媒体不能满足于向公众提供危机事件零散的信息，还应该随着事态的进展，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发展趋势，做出自己的评价。这种引导，除了渗透在对事实的报道中，更多地以采访专家、学者的形式，以别人之口来传达媒体的态度。有时，则以社论等各种言论文章的形式，直接表明态度。有时，还会采取让公众参与讨论的方式，给公众提供一个政策参与视角。只有在满足不同公众对不同信息需求，社会秩序才能正常运转。
2.媒体要保证传播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
以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在研究传播来源对受众态度的影响时指出，传播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与传播的效果成正比。在保证信息公开和全面的同时，新闻媒体还要履行“把关人”的职责，保证信息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
把关理论之一巴斯的“双重行动模式”指出：新闻媒介的把关过程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新闻采集阶段，记者是主要把关人；第二部分是新闻加工阶段，编辑是主要把关人。也就是说，在危机传播中，记者和编辑都要在新闻流经各自把守的阶段严格把关，保证传播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在此要求下，媒体应该与危机信息的主体——政府保持密切畅通的联系，因为政府是最具权威性的信息来源。由政府权威部门的信息，老百姓是深信无疑的。这样，媒体在劝服公众改变某些错误的想法和偏见，平息公众过激行为以及排除危机解决中的其他障碍时就会更加得心应手。
公共危机事件，涉及国计民生或国际关系，其复杂性与深层次问题，记者或媒体一时可能看不清楚，甚至根本无法知道它的内幕与政治背景，在短时间内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媒体要充分考虑危机的政治属性、波及的范围和各种后果，以审慎理性的态度进行处理，因此媒体必须获取和保证传播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才能帮助政府处理危机，否则就会严重影响危机的解决，甚至导致事件的升级。
3.媒体要充分利用“议程设置”引导公众舆论
政治学家伯纳德·科恩在其《报纸与外交政策》一书中说“媒介在使人们怎样想这点上很难奏效，但在使人们想什么这点上却十分有效。”
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在对1968年总统大选的实证研究中得出结论：“大众传媒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当中；传媒的新闻报道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在危机传播中，为了引导公众舆论向有利于危机解决和社会稳定的方向发展，媒体可以加大相关信息的流量，让这些信息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以引起公众的注意，进而成为公众议论的话题，成为公众中的主导价值观。
利用“议程设置”引导公众舆论，是媒体面对危机的积极姿态。在汶川大地震报道初期，“议程设置”的主题应确立为告知危机的真实情况，引导公众如何避险；中期，“议程设置”的主题应确立为如何救灾抗险，发动社会参与；后期，“议程设置”的主题应确立为恢复社会秩序，重建家园等。
三、公共危机中媒体功能和责任强化的现实途径
1.媒体要不断完善自身功能
(1)树立“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意识
在危机报道中要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媒体报道的根本出发点和价值诉求。另外，危机信息的特性也要求新闻媒体树立这样的意识。危机事件作为一种社会事件，具有“三公性”：一是公众性；二是公共性；三是公开性。因此，媒体有责任及时、全面、客观、公正地向全社会危机时期的各种重要信息，同时成为观点和思想流动的平台。
危机中，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意识的重要体现之一在于准确把握受众需求。
危机发生后，有三个方面可供选择报道，即事件本身、事件中的受害者、事件引发的政府或社会行为。如何报道这些内容，第一，站在受众立场思考问题。要时刻想着“此刻受众最想知道什么”，“哪些信息是受众最想了解的”，“哪些事实对受众来说是新鲜的”等受众的关注点；第二，要尽快了解和掌握环境资料和事件发生、演进的过程和细节，这样才能对整个事件或现场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和判断，以免使报道流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浅薄；第三，开启所有的感官来体察和认知，并以最富于现场感的方式表达出来，用事实表达的完整性和深入性来感染和说服受众。
同时，树立“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意识，需要强化新闻媒体的责任意识，危机管理中的新闻媒体要拒绝商业化运作。危机关乎国计民生，牵连甚广，在对其干预时，任何的马虎懈怠都有可能酿成无法弥补的错误，商业化目标很容易使新闻媒体偏离自己的职业责任。
（2）遵循传播规律，改进危机传播策略
第一、对真实性传播策略的艺术性运用
在危机报道中，由于危机事件涉及范围宽，影响巨大，事关大局，媒介不仅要真实报道新闻，更要在处理新闻事实的艺术上下工夫。
媒体除了考虑事件的真实性和关注度外，还必须考虑对社会承担的责任，要考虑宣传报道可能会带来的负面的和消极的社会影响。换句话说就是危机报道要讲求传播策略，在坚持新闻真实的要求下要以正面引导为主。
此外，在报道的时机、报道的组合上也要讲求技巧，根据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一心理学家卡尼曼的前景理论推理，如果有几个坏消息，媒体应该把它们放在一起报道，因为两个坏消息加起来所带来的痛苦要小于分别经历这两次坏消息所带来的痛苦之和；如果有一个大的坏消息和一个小的好消息，媒体应该给以分别报道，因为这样的话，好消息所带来的快乐不至于被坏消息所带来痛苦所淹没，人们还可以感受到好消息所带来的安慰和鼓励；如果有一个大的好消息和一个小的坏消息，媒体应该给以同时报道，因为坏消息所带来的痛苦会被好消息所带来的安慰和快乐冲淡，坏消息的负面效应就小得多。事实上，在不违背新闻真实原则的前提下，对重大公共危机中的各种新闻，选择时机恰当并对之进行有意识的组合传播，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稳定情绪、安抚人心的传播技巧。
第二、探索舆论引导新方法
可以说，受众接受新闻信息的过程，既是一个进行信息确认、材料收集的过程，同时也是新闻报道影响他们已有观念的一个过程，而这正是新闻媒体有效引导社会舆论的直接方式。
媒体在进行舆论引导过程中要注意舆论的“零境导向”问题。所谓舆论的“零境导向”，是指在事物发展的初始阶段，媒体找准切入点、矛盾交汇点，进行客观准确的舆论引导，此时受众易受影响，引导最容易成功，以最小的媒介成本和社会成本达到最佳的舆论引导效果。在公共危机发生之初，媒体如能及时介入，警醒各方，畅通信息，往往能对其危害性的扩散和发展进行有效的遏制。相反，一旦问题成堆，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盘根错节时，舆论引导的力量就极为有限。纵然动用数倍于初期的力量和资源，媒体的力量场——对受众的态度及其行为层面的影响，也必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同时注意舆论的“首因效应”。美国的传播学者在对相互冲突信息的不同呈现顺序的研究中发现，当受众面对两种冲突的信息时，两种信息的不同呈现顺序会影响受众对信息的接受。即当先呈现信息a，紧接着呈现信息b，且在信息呈现后延长一段时间再测试态度的改变，受众就会倾向于接受信息a，这就是所谓“首因效应”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危机事件刚爆发的时候，往往是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最大的时候，如果这时主流大众媒体上没有声音，那么各式流言通过各种非正式传播渠道就会大行其道，而当流言先于主流媒体的声音进入公众的认知领域之后，要再纠正就事倍功半了。
第三、把握好报道的度和信息的平衡
危机报道应该有度，这里的“度”既包括新闻的广度、深度，同时也有适度的含义。传播学研究规律告诉我们，媒体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意识当中，媒体越强调，公众就越重视，媒体能在一定程度上放大或缩小某事的重要性。在公共危机中，媒体传播量过小或过大，都不利于危机的解决。
因此，媒体要对新闻进行斟酌、审读，既要考虑到读者需要，更要关心当前的政治大局、社会稳定。
另外媒体应从大局出发，保证及时报道危机的同时，还需要提供危机事件以外多方面信息，适当转移受众注意力，把握信息整体平衡。
第四、整合信息协同作战
信息整合就是大众媒体、互动媒体、电子媒体等多种媒体，在所有与社会公众接触的地方，传播“一个声音，一个形象”，注重信息的一致性，同时，在恰当的时机、适当的地点，以恰当的形式对公众传播恰当的信息，达到信息的最有效传播。
整合信息，强调传播的协同效应，即如何使各种传播活动显得更有生气并获得协同效应。它不只是几种传播工具和传播手段的组合，而是整个传播过程的整合。首先，对公众的信息传递加以整合，深入了解传播对象，区分不同社会公众，采取不同的传播方式和内容，进行差异化传播。如面向老年人可以以广播传播为主，面向中年人可以以电视、报刊为主，面向年轻人可以以网络为主。其次，讲究传播的时机，由于危机的突发性与时间的紧迫性，把握传播时机极为重要，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节奏传播，决定了传播的有效性和及时性。
（3）建立危机报道机制
要把“第一时间报道危机”落到实处，媒体必须建立完善的危机报道机制，当危机事件发生后，媒体可以立即调集人手、设置方案，采取行动报道危机。
就媒体自身而言，各部门之间应当建立协作机制，以协调采编部门和其它部门的关系，调集力量、提供便利；协调编辑与记者的关系，记者采访了解事件的过程和趋势，编辑了解背景和宏观局势，使报道井然有序。如中央电视台通过设立信息员报题制度、24小时新闻监检制度等强化各部门之间、与全国省市台之间的资源共享。同时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防总等部委建立了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一旦突发事件发生，这些部门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央视的有关联络人，央视的前期采访部门也会在第一时间以字幕或电话连线方式将其播出。随后联系其它相关人员，以做到对突发性事件的及时监控和快速反应。此外，一套完善的危机报道机制还应该注意平时对参与报道危机的新闻工作者进行培训，包括政治素质、身体素质以及业务素质等，以便在危机发生时刻能够迅速开展报道工作。
（4）倾注人文关怀
在危机传播过程中，媒体必须强调“以人为本”，即关注“人”这一主体，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关注被报道者的遭遇和命运，维护和尊重每一个人。
危机报道中，媒体更应该，体现人文关怀：重视对危机事件本体的报道，让受众了解事实真相，哀悼遇难者，抚慰幸存者及受难者家属；把握分寸，尊重受难者隐私。受难者及其亲属也有维护个人隐私及消除或减轻痛苦的权利，他们最不愿提及、最不堪回首的就是自己或亲人遭遇不幸的过程和悲惨的细节，因此灾难报道要尽量避免给受难者及其亲属带来“第二次伤害”；弘扬危机中的人间真情。
2.强化媒体和政府的互动合作
危机报道，媒体必须保证信息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而政府是最具权威性的信息来源。媒体应与危机信息的主体——政府保持密切畅通的联系。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从媒体处获取信息，了解社会各方状况。在媒体和政府的互动合作中下，需要强化以下工作：
(1)加强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
新闻媒体不是化解危机的直接实施者，但如果一个社会没有新闻媒体的监督，一些危机事件就有可能被压制和忽略，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可以说，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危机决策。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提高了政府的危机处理效能。
（2）加强政府对媒体的引导
关键词 公共危机 媒体功能 媒体责任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的8.0级大地震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
这是一次典型的由自然灾害引发的公共危机。在这场抗击地震灾害的重大战役中，新闻媒体和广大新闻人不畏艰难险阻，见证、记录、参与了这场伟大的抗震救灾行动，媒体功能及责任得到充分体现。
事实证明，在公共危机中，媒体承载着重要责任和使命。媒体功能发挥得好，公共危机公关就顺利；媒体功能发挥得不好，公共危机公关就麻烦……如何发挥好媒体功能，对于处理任何公共危机，十分必要和重要。在汶川大地震后，我们看到，媒体积极、主动承担责任、发挥功能是社会安然共渡难关的重要因素之一。公共危机时刻，媒体既是记录者、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协调者。充分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尤其是发挥媒体功能，是应付公共危机的必备条件——这是媒体的责任和使命。
一、媒体危机报道中的责任分析
1.媒体要做“安全阀”不做“助燃剂”
传播具有深层次的解释功能，通过“解释”，向人们阐释危机发生的背景、起因、影响以及发展趋势，帮助人们更深刻地认清形势、统一态度，使组织在此基础上确定对策，制定措施，实施有效管理。
在危机传播的过程中，受众最关心的是有关危机信息的内容、者和传递的方式。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后，大众媒体在信息传递、知识介绍、信心鼓励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wwW.133229.coM但是，大众传媒的危机信息传播需要注意下面四个方面问题：信息失真、报道失衡、重复传播、急功近利，造成媒体公信力的下降和受众趋向不稳定的局面。同时，也需注意受众面对危机信息传播的媒介素养水平不高，缺乏理性判断各种传播渠道的客观性和可信性的能力，不知道如何接触公共信息源，如何判断大众传媒报道的真伪，对得到的危机信息缺乏科学判断和理性分析，导致轻信来自人际传播渠道的流言。
由此可见，在传播危机事件时，新闻是柄“双刃剑”，媒体既可能是“安全阀”也可能是“助燃剂”。媒体作为舆论的工具，具有反映舆论、引导舆论的功能，及时、真实、准确地传播危机事件信息，让公众尽快了解事实真相，大众传播就是“安全阀”。如果瞒报谎报危机事件信息，大众传播就可能是“助燃剂”。
因此，对公共危机，媒体首先要做好全面报道，尽可能及时地将真相告知公众，廓清谣言，稳定人心。其次做好舆论引导。当危机来临时，由于社会有较大变动和震荡，导致刺激意见的出现并汇集为舆论，而舆论又反过来影响着公众的意见和情绪。此时，如果进行正确引导，舆论就有助于危机的解决，而如果引导不善，舆论就有可能形成阻力。
2.媒体要树立大局意识，善于信息的取舍
一旦危机事件发生，媒体就要积极面对，把社会公众对危机的舆论引导到有利于危机解决的正确方向上来。如何发挥媒体的积极作用，正确引导舆论，需要媒体树立全局意识和大局意识，全面配合危机处理者，二者达到完美的结合，共同促进危机的解决。
公共危机是对媒体的一场大考验，既是新闻敏感性的考验，也是政治敏感性的考验，更是综合业务能力的考验。2008地震灾害涉及到方方面面，但始终有一个聚焦点——抗震救灾，包括受灾状况、救人和重建工作。紧盯聚焦点是媒体的本能，但怎么盯、盯什么，却反映了媒体自身的素质。每一场公共危机，对媒体来说，都是一场战斗。这场战斗不仅仅说要“在场”，在场只是起码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打好责任牌，是最大程度地为化解危机出力。在报道中不渲染灾情，以稳定人心，维护稳定，减少些对民众产生恐慌心理的信息传播。这是责任媒体在报道中大局意识的体现。
危机传播，不同于一般的新闻传播，它是在极大时间压力下对不确定状态作出的无章可循的传播。媒体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树立大局意识，努力提高危机传播的引导水平。
在此次地震灾害面前，各媒体积极介入，纷纷派出记者奔赴抗灾第一线，为读者带来了各地第一手材料，但这其中仍然存在着各种复杂因素，只要稍一处置不当，就有可能进一步激化危机。这主要体现在媒体对信息的取舍上。
面对这么多信息，公开什么不公开什么，就对媒体造成了考验。如果不加判断，有什么就披露什么，哪怕信息是真实的，也有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在这样的公共危机面前，传媒责任不仅是派记者奔赴抗灾第一线，更关键的是需要有大局意识和高度的政治家办报的理念，帮忙而不添乱。
3.公共危机管理必须注重媒体作用
新闻媒体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凸现。因此，政府在危机管理中，要充分重视新闻媒体的作用，制定有效的媒体政策，及时向公众公开信息，提高决策透明度，引导公众共同克服危机。
危机管理中，双向式对称模式是最可取的模式，其目的在于与公众交流，并从公众的反馈信息中寻找最佳的、切中要害的有效传播手段。其中包括：政府主动与新闻媒体沟通，提供真实信息供其，并考虑公众需求，作针对性报道。危机发生后，应快速建立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之间顺畅的信息沟通路径，使媒体既承担起政府真实信息者的角色，又成为收集舆情、反映公众呼声的最佳渠道，实现政府与公众之间良好的双向沟通。相反，如果只是单向地传播信息，不注重信息反馈，忽视公众在危机中的心理需求，将使沟通的效果大打折扣。
二、媒体危机传播的策略探讨
1.媒体要保证危机信息的及时公开和全面
向社会提供真实的公共信息是政府和媒体的社会责任，应对突发事件，及时和客观地披露信息，更是关系到信息渠道是否畅通、应对措施是否得力，大众心理是否安定、社会是否稳定的大局。如果媒体在涉及到有关公共安全、公众利益的重大突发性事件中保持沉默，让小道消息满天飞，那就是媒体的失职，丧失了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因此，传媒必须尊重受众知情权，形成畅通的信息传播渠道和沟通渠道，建立完善的信息供求体制，满足受众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信息需求。
媒体应对公共危机的措施之一是严格遵循第一时间原则。危机事件中的新闻传播应该在第一时间引导舆论，即所谓抢占制高点，先入为主、先声夺人、先发制人。谁第一时间新闻，谁就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事件处理的主导权。
在保证了信息及时公开的基础上，媒体报道应是全方位的。媒体不能满足于向公众提供危机事件零散的信息，还应该随着事态的进展，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发展趋势，做出自己的评价。这种引导，除了渗透在对事实的报道中，更多地以采访专家、学者的形式，以别人之口来传达媒体的态度。有时，则以社论等各种言论文章的形式，直接表明态度。有时，还会采取让公众参与讨论的方式，给公众提供一个政策参与视角。只有在满足不同公众对不同信息需求，社会秩序才能正常运转。
2.媒体要保证传播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
以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在研究传播来源对受众态度的影响时指出，传播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与传播的效果成正比。在保证信息公开和全面的同时，新闻媒体还要履行“把关人”的职责，保证信息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
把关理论之一巴斯的“双重行动模式”指出：新闻媒介的把关过程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新闻采集阶段，记者是主要把关人；第二部分是新闻加工阶段，编辑是主要把关人。也就是说，在危机传播中，记者和编辑都要在新闻流经各自把守的阶段严格把关，保证传播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在此要求下，媒体应该与危机信息的主体——政府保持密切畅通的联系，因为政府是最具权威性的信息来源。由政府权威部门的信息，老百姓是深信无疑的。这样，媒体在劝服公众改变某些错误的想法和偏见，平息公众过激行为以及排除危机解决中的其他障碍时就会更加得心应手。
公共危机事件，涉及国计民生或国际关系，其复杂性与深层次问题，记者或媒体一时可能看不清楚，甚至根本无法知道它的内幕与政治背景，在短时间内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媒体要充分考虑危机的政治属性、波及的范围和各种后果，以审慎理性的态度进行处理，因此媒体必须获取和保证传播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才能帮助政府处理危机，否则就会严重影响危机的解决，甚至导致事件的升级。
3.媒体要充分利用“议程设置”引导公众舆论
政治学家伯纳德·科恩在其《报纸与外交政策》一书中说“媒介在使人们怎样想这点上很难奏效，但在使人们想什么这点上却十分有效。”
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在对1968年总统大选的实证研究中得出结论：“大众传媒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大众传媒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当中；传媒的新闻报道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在危机传播中，为了引导公众舆论向有利于危机解决和社会稳定的方向发展，媒体可以加大相关信息的流量，让这些信息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以引起公众的注意，进而成为公众议论的话题，成为公众中的主导价值观。
利用“议程设置”引导公众舆论，是媒体面对危机的积极姿态。在汶川大地震报道初期，“议程设置”的主题应确立为告知危机的真实情况，引导公众如何避险；中期，“议程设置”的主题应确立为如何救灾抗险，发动社会参与；后期，“议程设置”的主题应确立为恢复社会秩序，重建家园等。
三、公共危机中媒体功能和责任强化的现实途径
1.媒体要不断完善自身功能
(1)树立“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意识
在危机报道中要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作为媒体报道的根本出发点和价值诉求。另外，危机信息的特性也要求新闻媒体树立这样的意识。危机事件作为一种社会事件，具有“三公性”：一是公众性；二是公共性；三是公开性。因此，媒体有责任及时、全面、客观、公正地向全社会危机时期的各种重要信息，同时成为观点和思想流动的平台。
危机中，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意识的重要体现之一在于准确把握受众需求。
危机发生后，有三个方面可供选择报道，即事件本身、事件中的受害者、事件引发的政府或社会行为。如何报道这些内容，第一，站在受众立场思考问题。要时刻想着“此刻受众最想知道什么”，“哪些信息是受众最想了解的”，“哪些事实对受众来说是新鲜的”等受众的关注点；第二，要尽快了解和掌握环境资料和事件发生、演进的过程和细节，这样才能对整个事件或现场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和判断，以免使报道流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浅薄；第三，开启所有的感官来体察和认知，并以最富于现场感的方式表达出来，用事实表达的完整性和深入性来感染和说服受众。
同时，树立“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意识，需要强化新闻媒体的责任意识，危机管理中的新闻媒体要拒绝商业化运作。危机关乎国计民生，牵连甚广，在对其干预时，任何的马虎懈怠都有可能酿成无法弥补的错误，商业化目标很容易使新闻媒体偏离自己的职业责任。
（2）遵循传播规律，改进危机传播策略
第一、对真实性传播策略的艺术性运用
在危机报道中，由于危机事件涉及范围宽，影响巨大，事关大局，媒介不仅要真实报道新闻，更要在处理新闻事实的艺术上下工夫。
媒体除了考虑事件的真实性和关注度外，还必须考虑对社会承担的责任，要考虑宣传报道可能会带来的负面的和消极的社会影响。换句话说就是危机报道要讲求传播策略，在坚持新闻真实的要求下要以正面引导为主。
此外，在报道的时机、报道的组合上也要讲求技巧，根据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一心理学家卡尼曼的前景理论推理，如果有几个坏消息，媒体应该把它们放在一起报道，因为两个坏消息加起来所带来的痛苦要小于分别经历这两次坏消息所带来的痛苦之和；如果有一个大的坏消息和一个小的好消息，媒体应该给以分别报道，因为这样的话，好消息所带来的快乐不至于被坏消息所带来痛苦所淹没，人们还可以感受到好消息所带来的安慰和鼓励；如果有一个大的好消息和一个小的坏消息，媒体应该给以同时报道，因为坏消息所带来的痛苦会被好消息所带来的安慰和快乐冲淡，坏消息的负面效应就小得多。事实上，在不违背新闻真实原则的前提下，对重大公共危机中的各种新闻，选择时机恰当并对之进行有意识的组合传播，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稳定情绪、安抚人心的传播技巧。
第二、探索舆论引导新方法
可以说，受众接受新闻信息的过程，既是一个进行信息确认、材料收集的过程，同时也是新闻报道影响他们已有观念的一个过程，而这正是新闻媒体有效引导社会舆论的直接方式。
媒体在进行舆论引导过程中要注意舆论的“零境导向”问题。所谓舆论的“零境导向”，是指在事物发展的初始阶段，媒体找准切入点、矛盾交汇点，进行客观准确的舆论引导，此时受众易受影响，引导最容易成功，以最小的媒介成本和社会成本达到最佳的舆论引导效果。在公共危机发生之初，媒体如能及时介入，警醒各方，畅通信息，往往能对其危害性的扩散和发展进行有效的遏制。相反，一旦问题成堆，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盘根错节时，舆论引导的力量就极为有限。纵然动用数倍于初期的力量和资源，媒体的力量场——对受众的态度及其行为层面的影响，也必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同时注意舆论的“首因效应”。美国的传播学者在对相互冲突信息的不同呈现顺序的研究中发现，当受众面对两种冲突的信息时，两种信息的不同呈现顺序会影响受众对信息的接受。即当先呈现信息a，紧接着呈现信息b，且在信息呈现后延长一段时间再测试态度的改变，受众就会倾向于接受信息a，这就是所谓“首因效应”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危机事件刚爆发的时候，往往是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最大的时候，如果这时主流大众媒体上没有声音，那么各式流言通过各种非正式传播渠道就会大行其道，而当流言先于主流媒体的声音进入公众的认知领域之后，要再纠正就事倍功半了。
第三、把握好报道的度和信息的平衡
危机报道应该有度，这里的“度”既包括新闻的广度、深度，同时也有适度的含义。传播学研究规律告诉我们，媒体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意识当中，媒体越强调，公众就越重视，媒体能在一定程度上放大或缩小某事的重要性。在公共危机中，媒体传播量过小或过大，都不利于危机的解决。
因此，媒体要对新闻进行斟酌、审读，既要考虑到读者需要，更要关心当前的政治大局、社会稳定。
另外媒体应从大局出发，保证及时报道危机的同时，还需要提供危机事件以外多方面信息，适当转移受众注意力，把握信息整体平衡。
第四、整合信息协同作战
信息整合就是大众媒体、互动媒体、电子媒体等多种媒体，在所有与社会公众接触的地方，传播“一个声音，一个形象”，注重信息的一致性，同时，在恰当的时机、适当的地点，以恰当的形式对公众传播恰当的信息，达到信息的最有效传播。
整合信息，强调传播的协同效应，即如何使各种传播活动显得更有生气并获得协同效应。它不只是几种传播工具和传播手段的组合，而是整个传播过程的整合。首先，对公众的信息传递加以整合，深入了解传播对象，区分不同社会公众，采取不同的传播方式和内容，进行差异化传播。如面向老年人可以以广播传播为主，面向中年人可以以电视、报刊为主，面向年轻人可以以网络为主。其次，讲究传播的时机，由于危机的突发性与时间的紧迫性，把握传播时机极为重要，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节奏传播，决定了传播的有效性和及时性。
（3）建立危机报道机制
要把“第一时间报道危机”落到实处，媒体必须建立完善的危机报道机制，当危机事件发生后，媒体可以立即调集人手、设置方案，采取行动报道危机。
就媒体自身而言，各部门之间应当建立协作机制，以协调采编部门和其它部门的关系，调集力量、提供便利；协调编辑与记者的关系，记者采访了解事件的过程和趋势，编辑了解背景和宏观局势，使报道井然有序。如中央电视台通过设立信息员报题制度、24小时新闻监检制度等强化各部门之间、与全国省市台之间的资源共享。同时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防总等部委建立了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一旦突发事件发生，这些部门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央视的有关联络人，央视的前期采访部门也会在第一时间以字幕或电话连线方式将其播出。随后联系其它相关人员，以做到对突发性事件的及时监控和快速反应。此外，一套完善的危机报道机制还应该注意平时对参与报道危机的新闻工作者进行培训，包括政治素质、身体素质以及业务素质等，以便在危机发生时刻能够迅速开展报道工作。
（4）倾注人文关怀
在危机传播过程中，媒体必须强调“以人为本”，即关注“人”这一主体，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关注被报道者的遭遇和命运，维护和尊重每一个人。
危机报道中，媒体更应该，体现人文关怀：重视对危机事件本体的报道，让受众了解事实真相，哀悼遇难者，抚慰幸存者及受难者家属；把握分寸，尊重受难者隐私。受难者及其亲属也有维护个人隐私及消除或减轻痛苦的权利，他们最不愿提及、最不堪回首的就是自己或亲人遭遇不幸的过程和悲惨的细节，因此灾难报道要尽量避免给受难者及其亲属带来“第二次伤害”；弘扬危机中的人间真情。
2.强化媒体和政府的互动合作
危机报道，媒体必须保证信息来源的可信度和知名度，而政府是最具权威性的信息来源。媒体应与危机信息的主体——政府保持密切畅通的联系。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从媒体处获取信息，了解社会各方状况。在媒体和政府的互动合作中下，需要强化以下工作：
(1)加强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
新闻媒体不是化解危机的直接实施者，但如果一个社会没有新闻媒体的监督，一些危机事件就有可能被压制和忽略，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可以说，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危机决策。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提高了政府的危机处理效能。
（2）加强政府对媒体的引导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公共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的服务功能也在不断增加，同时由于电子图书及音像制品是通过光盘、硬盘以及互联网服务器为媒介传输的，而且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读者其素质高低不一，因此要加强对阅览室的管理，使其为读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1.公共图书馆电子阅览室服务的功能
1.1文献检索和阅读
文献检索是建立在数据库的基础上进行的服务，是公共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的主要服务功能之一，读者可根据自身科研或学习、工作的需要通过检索得到文献的全文，在不借助电子阅览室的情况下，读者也可自行购买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但费用过高，而在电子阅览室一般会引进多种数据库，使读者享受到不受限制的文献检索、阅读、下载服务，常见的文献数据库有万方数据库，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超星数字图书、维普数据库等等。
1.2上网服务
电子阅览室为读者提供了安全的上网环境，读者可在电子阅览室内进行网上聊天、接发电子邮件、论坛互动以及登陆各大门户网站了解感兴趣的新闻、政策等等，而不用担心账号、密码的安全问题，除了这种互联网的服务外，电子阅览室内部局域网也为读者提供了便捷的信息咨询服务，例如阅览室管理人员可通过局域网内的通讯工具将图书馆的最新动态发送给每一个读者，读者也可通过这种通讯手段向管理员咨询问题，使读者与管理员之间不用面对面即可完成交流，并且一个管理员可同时服务于多个读者，增加了工作效率。
1.3多媒体影音服务
电子阅览室内的计算机都内置了各种多媒体播放软件，在电子阅览室内读者可以通过这些软件读取电脑硬盘内的电子图书、期刊、音乐、视频等文件，缓解压力和陶冶情操，也可通过借阅图书馆馆藏的光盘和通过互联网点播的方式享受电子阅览室带来的多媒体服务。
1.4学习应用软件
为满足不同读者的学习需要，电子阅览室的计算机一般都内置了当前较常用、较热门的工具型软件，如office、Auto CAD、Photoshop等，以往读者要学习这些软件往往要购买软件和参加一些面授或网校的课程，花费不菲，而电子阅览室为读者配备了相关软件的学习视频教学课程和电子版案例分析等，极大方便了读者自学。
1.5其他
除以上服务功能外，公共图书馆的电子阅览室还根据读者的需要提供一些辅助性的服务，如资料下载、光盘刻录、打印、复印、图片扫描、资料外借等。
2公共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的管理措施
2.1对人的管理
2.1.1对工作人员的管理措施
首先，要培养公共图书馆电子阅览室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使其具备计算机软、硬件知识以及资料检索和网络操作知识，对缺乏使用电子资料经验的读者要耐心指导，同时负责调查读者对资料的需求情况，以便为电子阅览室的日后工作提供参考。
其次，制定工作人员规章制度，使工作人员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培养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使其认识到自身的存在价值就是为读者服务，对读者的要求要尽量满足，不可对读者态度蛮横或冷落读者，设立一定的奖惩机制，通过全民调查的方式评选出一定周期内的最佳以及最差工作人员，使工作人员在思想上重视自己的工作，从而为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2.1.2对读者的管理措施
首先，要制定图书馆电子阅览室读者行为规范，并张贴在室内醒目位置，明确读者和阅览室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具体有电子阅览室管理条例、电子文献使用规则、读者须知以及安全管理条例等，使规范读者的行为变得有据可依。
其次，要通过进馆培训的方式，一方面再次重申电子阅览室的读者行为规范，另一方面要针对计算机操作、网络安全、文献检索等知识对读者进行培训，从而避免读者在使用电子阅览室的过程中由于不规范操作导致的操作系统瘫痪以及计算机硬件损坏等，培训的方式多种多样，如讲座、现场演示以及发放宣传手册等。
2.2基础设施管理
电子阅览室主要以计算机网络设备、操作系统及各种应用软件构成，只有保养并维护好这些设施，才能更好地为读者提供良好、稳定的使用环境，所以我们把重点放在对计算机硬件的保养，计算机网络及软件的维护，及计算机系统病毒的检测与预防等方面。遇上上网线路不畅通时，要查找故障并及时排除。
2.2.1计算机软硬件管理
第一，电子阅览室工作人员要对计算机内工具型软件和操作系统进行定期的升级和更新工作，修补系统漏洞，使读者得到最佳的阅读体验。
第二，由于计算机容易遭到病毒、木马的侵袭以及读者恶意的修改，因此可通过内置软件的方式在电脑内设置还原点，一旦系统或软件发生异常要及时恢复系统，防止系统崩溃。还可通过安装硬盘保护卡的方式，使读者自离开图书馆算起短时间内即可回复至初始状态。
2.2.2网络安全管理
由于电子阅览室内的计算机均与互联网相连，并且读者所登陆的网站五花八门，要想完全杜绝网络病毒变得几乎不可能，因此要采取以下措施应对互联网带来的网络安全问题：
首先，阅览室服务器要安装网络版病毒、木马查杀软件，定期对服务器和工作站进行病毒查杀工作。
其次，在每一台计算机上均安装正版病毒和木马查杀工具，形成服务器、终端的双层保险。
再次，约束读者的上网行为，杜绝其浏览不健康网站，可通过巡视、监控等方式对读者进行监督。
最后，做好服务器数据的备份工作，以防系统崩溃造成巨大的损失。
我国是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近年来，洪水、台风、地震、泥石流、干旱等灾害频繁发生。同时，当前我国处在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相对滞后，突发风险事件较多，政府公共管理面临较大压力。在自然灾害、环境污染、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食品安全等公共事件的管理中，保险可以最快的速度化解风险，稳定社会，安定人心，弥补政府对公共危机应急机制中资金投入的不足，减少灾害事故损失，维护社会稳定，为政府排忧解难。在这方面，应大力发展农业保险、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安全生产责任保险、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等，健全保险行业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充分发挥保险在国家应对公共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中的作用。同时，要加快论证和研究，科学合理地设计符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制度框架和运行模式，完善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体系。三、运用商业保险服务特殊人群当前，国家正在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其核心是城镇化建设。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将出现诸如留守儿童、高危职业从业者、失地农民、流动人口等特殊群体。他们的人身风险相对较大，也给政府的公共管理带来挑战。大胆运用商业保险机制，为这些特殊群体提供商业保险保障，应成为政府提高公共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比如，针对农民工群体，可以在农民工输出地组织集中投保，对高危行业农民工提供保障，并开办补充工伤保险，解除农民外出务工的后顾之忧。又如，在解决被征地农民的保障方面，可由政府、开发商和农民按适当的比例共同构建失地农民养老账户基金，由保险公司参与养老基金的管理。再如，在外来人口较多的城市开办出租屋综合保险、租住人员人身保险，在外来人口较多的建筑行业开办团体意外伤害及健康保险，为流动人口的迁徙、就业和工伤等提供风险保障。
二、运用商业保险完善社会保障
以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障为核心的民生建设是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我国采取的是政府统揽包办的方式。实践证明，这是不可持续的，也受到社会广泛诟病。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对这些公共产品，应采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按照市场化的方式交由具备条件、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机构或企业来承担。商业保险公司具有精算技术、机构网络、体制机制等方面的优势，完全可以承接下来。一方面，要支持保险业参与基本社会保障管理，充分发挥保险机构专业化的风险控制和资金管理优势，支持保险机构在开展基本医疗、养老保险经办服务的同时参与基金管理，形成“征、管、监”分离，相互监督制约的运作机制，在维护基金安全的同时提升基金运用效率。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保险机构的专业优势，将补充医疗、补充养老保险以及企业年金业务交由商业保险机构经办，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情况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需求。
三、运用商业保险加强城市管理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大型城市规模将越来越大，中小城市将越来越多，城市管理也将越来越复杂。这是政府公共管理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保险企业参与城市管理可以解决城市管理中的许多问题。比如，在社会治安管理方面，社区可组织居民签订协议，以户为单位参加治安保险。治安保险涵盖意外伤害、财产失窃等赔偿责任，可以进一步完善社区群防群治责任机制。又如，在城市交通管理方面，交通管理部门可与保险企业合作，开展交通事故快撤理赔服务，缓解城市道路交通拥堵压力，预防二次事故，为群众提供便利。再如，在公共场所管理方面，可以发展火灾公众责任保险，完善消防安全监管管理体系，提高火灾风险防范能力和管理水平。
四、运用商业保险协调社会关系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和各项法律法规的日益完备，企业在经营、管理活动中涉及法律的事务越来越多，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也日显重要。因此，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和企业家对企业的法律事务工作也格外重视。他们不仅聘请专业律师担任企业的法律顾问，甚至还成立专门的法律事务部门，聘用专业法律人员处理企业的法律事务，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法律与企业经营、管理的关系
企业经营、管理等活动与国家法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主要体现在：
一、依法治国已经作为国家的基本方针写进了《宪法》。在现代法制社会，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主要通过各种法律法规的实施来实现。企业作为国家经济活动的基本主体，必然也在国家法律法规调整的范围之列，受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必须在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二、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各经济主体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的。各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调整，主要依靠国家的法律法规，所以说所谓市场经济也即法制经济。参与市场经济的企业，如果不知法，不懂法，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之间因违法而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时在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也往往会由于不懂法而错失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机会。而知法守法的企业，则完全可以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使之免受任何不法侵害。
三、企业经营、管理的整个过程，从宏观上看，也可以理解为即各种经济合同的谈判、签订、履行、解决纠纷的过程。企业的经营目标，主要依赖各个经济合同的正常、实际履行来实现。而各个经济合同的谈判、签订、履行、和纠纷的处理，均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
四、企业依法签订的经济合同，是确立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也是企业实现其经济目的、解决经济纠纷的重要依据，所以，经济合同也可以理解为是国家法律法规在该企业的具体延伸。签订经济合同，对企业来说如同立法一样重要。所以，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如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或专业的法律工作者的参与，经济合同签订不好，企业的经济目的也往往难以顺利实现。
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特点
企业作为国家法律调整的对象，企业法律事务工作必然有着不同于国家司法机关的自身的特点：
一、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企业领导重大决策过程中的法律事务。包括企业的设立，投资项目的选择、谈判，重大经济合同的签订，企业的改制、上市，企业重大问题、突发问题的处理等。主要涉及企业法、投资法、公司法、合同法、金融法等内容。
2、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法律事务。如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劳动人事的管理，经济合同的管理，金融税收的处理等等，均不同程度地涉及到相关的法律问题。
3、解决各种经济、民事纠纷过程中的法律事务。除经济、民事纠纷涉及的有关经济、民事法律问题外，还有关于仲裁、诉讼、执行等程序性法律问题。
二、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不享有任何的执法的权力，而是着重与知法守法，防止发生法律冲突，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三、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主要以预防为主，以避免发生法律纠纷为目标，其次才是依法解决、处理已发生的法律纠纷。
四、企业法律事务工作涉及面广，涉及的部门、人员较多，涉及的工作内容复杂，企业法律事务往往处于配角地位，带有服务性质，所以要求企业法律事务工作人员除必须掌握全面的法律知识外，还必须有高度的服务意识和良好的协作精神、奉献精神。
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功能
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功能主要三项：
一、预防功能
通过为企业领导进行重大决策提供法律意见，就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有关法律问题提供法律意见，参与、协助企业领导和员工的有关工作，起草、审查企业的经济合同和有关法律事务文书，解答企业职工的法律咨询等，使企业依法进行各项经营、管理活动，防止出现违法行为和各种法律漏洞，预防企业发生法律纠纷，避免企业经济损失。
二、挽救功能
在企业发生法律纠纷或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通过企业进行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活动，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避免或挽回企业的经济损失。
三、宣传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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