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独联体成立20余年来，一直在曲折中发展。与整体一体化举步维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独联体次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从关税同盟、中亚经济共同体、欧亚经济共同体、自由贸易区到统一经济空间，为了寻求该地区一体化向纵深发展，确保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俄转变了求全、求大的独联体模式，转向由点及面、循序渐进的一体化形式，谋求建立以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为基础欧亚经济联盟。但独联体次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也同样受到独联体地区一体化进程影响因素的制约，组织的发展及深化面临诸多挑战。
[关键词]独联体；次地区经济一体化；俄罗斯
[中图分类号]F1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16-0029-02
独立国家联合体（СНГ）成立于1991年12月8日，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独立国家协调组织。独联体成立20余年来，形式意义大于实际内容，签署文件上千，但真正落实者寥寥，组织发展举步维艰。独联体次地区经济一体化为地区发展重新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多层次、多水平、多速度的一体化局面。
1独联体次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回顾
独联体次地区经济一体化首先是以关税同盟为突破口的。1995年俄白哈签署关于成立关税同盟的协议。2000年在普京总统的提议下，在关税同盟的基础上成立欧亚经济共同体。2007年10月俄白哈宣布在欧亚经济共同体框架内建立三国关税同盟，签署关于建立统一海关空间的协议。2009年关税同盟正式成立，2010年，关税同盟开始运转，标志着以俄罗斯为主导的苏联地区重新一体化的进程出现关键性的转折。2010年7月关税同盟海关法典在俄、哈、白三国正式陆续生效。2011年7月，在三国间建立统一海关空间，完全取消海关关境。2011年11月，俄、白、哈三国领导人签署欧亚经济一体化宣言，指出2012年1月1日启动以世贸组织规则为基础的统一经济空间，并最终在2015年建立欧亚经济联盟。2011年10月吉尔吉斯斯坦加入关税同盟，2012年1月1日取消成员国间所有贸易、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壁垒，统一经济空间在俄、白、哈开始启动。自2012年2月1日起，由欧亚经济委员会取代关税同盟委员会成为关税同盟和欧亚经济空间的管理机构。
从上述时间表可以看出，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由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次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并被媒体认为是独联体地区最为顺利的一体化计划。首先，该计划采取灵活务实的一体化模式，以建立统一海关空间为突破口，逐步发展到其他经济、人文、政治、军事领域。从关税同盟到欧亚经济联盟，就连普京提出的带有浓烈政治色彩的欧亚联盟也是着重在经济上做文章，让独联体国家从政治高层、商业人事到普通老百姓都能切切实实体会到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其次，放弃了求全的一体化模式，先同与俄关系最为密切、经济发展程度最为接近的白联合，深化发展经济一体化，待取得一定成果之后再视情况发展其他独联体国家。正是摆脱了过去独联体僵化空洞的发展模式，关税同盟等次地区经济一体化才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但即便是进展最为顺利的独联体次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也同样受到独联体地区一体化进程影响因素的制约，组织的发展及深化面临诸多挑战。
2影响独联体框架内次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因素
（1）独联体框架内次地区经济一体化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从独联体内部来看，一方面，由于独联体地区对俄罗斯的重要地缘政治意义，俄罗斯高层顺应民心加快一体化进程。俄罗斯大部分居民支持独联体一体化达到新的水平。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2011年11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48%的人积极看待在后苏联空间成立联合体的问题。更有调查显示，目前有56%的居民赞成保留苏联，只有22%反对。[1]另一方面，独联体其他国家担心与俄罗斯的一体化终将使其丧失主权。与欧盟内英、法、德、意四大经济体起主要作用不同，俄罗斯在独联体可谓独占鳌头，是该地区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占后苏联空间的3/4，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占世界首位。俄罗斯的强大让周边相对弱小的近邻国家产生了“不安全感”。俄罗斯力邀基辅加入关税同盟，许诺将以俄国内能源价格供应乌克兰，面对如此大的诱惑，乌克兰仍坚持以“3+1”的模式与关税同盟合作。此前亚努科维奇曾表示基辅是否加入关税同盟取决于俄罗斯入世后该组织的工作成果及是否符合乌克兰的利益。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充分证明了乌克兰目前并不愿意加入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次地区一体化组织。2011年12月，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维奇表示乌将不会加入关税同盟和其他国际组织，因为不排除他们超出经济范畴而成为具有政治色彩组织的可能性。[2]哈萨克斯坦国内对成立欧亚经济联盟同样存在反对声音，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就坦言，批评者认为成立该超国家组织将使哈丧失部分主权。
从独联体外部环境来看，后苏联空间是当代世界地缘政治中心之一，各世界大国和及其区域组织都力求增加对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欧盟、美国、中国以及独联体南部的伊朗、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穆斯林国家都纷纷加强了与独联体各国多领域的合作。欧盟十分重视发展与独联体国家特别是欧洲部分邻国的关系，倡导启动了文中提及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9·11”之后，美国以阿富汗战争为契机加强了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在颜色革命、能源投资等影响独联体国家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美国人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另外，谋求穆斯林世界领导地位的伊朗、实力日益增强的北约成员国土耳其、财力雄厚的沙特阿拉伯等穆斯林国家也同中亚国家展开了一系列能源等领域的经济、文化合作，均想成为该地区发挥主导作用的政治力量之一。各方势力在后苏联空间的角逐及独联体国家外交多元化增加了独联体地区一体化的不确定性。2011年10月摩尔多瓦最大议会政党表示赞同摩加入关税同盟。随后欧盟立即表态称一旦摩尔多瓦加入关税同盟，将取消所有对摩贸易优惠制度。相信摩政府在权衡之后会打消加入这一次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念头。
（2）独联体内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制约着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经济一体化程度主要取决于俄罗斯的经济实力。 俄罗斯201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5900美元，分别约是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7.2和7.3倍[3]。由于独联体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大多数国家面临经济转型的巨大压力，对于完全开放市场、取消关税和配额限制仍需一个过渡期。俄罗斯在普京执政以来，一直奉行“国家利益至上”的务实外交，外交为经济发展服务。因此，是否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是俄推动独联体一体化关键因素。近年来俄大幅提高对乌克兰、白俄等国的天然气供应价格，俄白双方经贸纠纷不断，甚至多次出现冲突与对抗。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制约独联体框架内的经济一体化发展。
关键词：地区经济；一体化；政府；产业
毋庸讳言，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潮流。二者并驾齐驱，已经成为21世纪的主导。从国内来看，目前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经济协作水平最好、经济活力最强的三大经济圈：珠江三角洲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环渤海湾经济圈的一体化趋势也在逐步加强，通过一体化的聚集效应，又进一步强化了它们在国内经济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近几年，区域经济一体化无论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实践运动中都处于兴盛阶段，理论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实践运动方兴未艾，国内许多地方政府都将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发展区域经济所实施的一个重要战略。在此背景下，应当对经济一体化本身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一、政府间的协调与合作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因素
从国际上看，无论是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非洲经济共同体还是APEC会议，无一不是由一国政府代表本国出面参与各种会议并签署协议。从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上看，无论是单一商品的经济一体化（如欧洲煤钢共同体），还是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全面的经济联盟以及完全的政治一体化等，都是由各国政府出面签订相互给予对等优惠待遇的有关协议。如果没有政府的参与，经济一体化就不可能真正能实施起来，也就不可能达到现在这种一体化的程度。从国内来看，现在一体化程度最高的三个经济区域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圈，也都先后建立了一系列的由政府出面协调成立的组织。政府的职能之一就是要弥补市场失灵，抛开经济一体化，政府也仍然要参加经济管理。实施经济一体化，就更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参与。政府凭借其强势地位，通过各种强制性措施，整合制度与规则，迅速获得社会认同并付诸实施，省去经济主体为签订契约、开展并监督其实施过程的许多交易成本。通过政府间的各种互利的优惠协议的签署，使民营资本和企业在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地区内进行各项经济活动时节省大量的交易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这也就是实施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参与的原因之一。
二、经济的一体化必须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
许多学者在谈到经济一体化时，都注意到了政府对经济一体化的关键作用。有关经济一体化的各种报道也往往侧重于各级政府之间达成的协调机制、各种经济协调组织成立等，而忽略了一体化中市场的基础地位。这会给人一种误导，认为经济一体化只要政府大力推动就可以实现。其实不然，从国际社会看，目前较为成功的欧盟的经济一体化，其成员国都经历了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不包括新近加入的前东欧国家，它们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许多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从我国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追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自求平衡，产业体系的特征就是大而全、小而全。当时的经济运作方式完全是有政府全力推动的，市场基本上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但它也属于一种经济一体化模式，但由于这种经济一体化模式缺乏市场基础，从实际效果来看，它是失败的。目前经济一体化水平较高的是长三角经济区和珠三角经济区，在我国刚实行改革开放时，这两个经济区并未提出经济一体化，国内学者也没有提出在这两个地区实施经济一体化的主张。但是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发展，近两年来，有关这两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研究著述颇多，实际上，主要是由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力量不断地摧毁着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传统领域的统治地位，推动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必然会强化专业分工，相互的经济依赖性也自然随之增强，经济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必然会显现出来，从而也促成其在理论界的研究和提上政府经济管理活动的议事日程。
三、经济一体化的理论研究往往滞后于实践运动
1953年以前，在国际经济学标题索引中找不到“经济一体化”一词。但是现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程却始于1951年的关于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巴黎条约》。伴随着欧洲共同体的正式成立，有关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才日渐增多，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但是，总体来看，一体化的理论主要是针对西方尤其是西欧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而进行的，以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为研究对象的一体化理论相对较少。而且，其理论也往往是在一体化的实践运动中出现新现象以后，相关的理论研究才应运而出，而很难做到从理论上提前进行科学的预见。从我们国内看，改革开放前有关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主要源自于前苏联的地域生产综合体，改革开放初期，虽然我们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但更多的理论还是处于要不要市场经济等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上，对于如何建设市场经济的讨论尚未展开。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如何建设市场经济的讨论风起云涌，但对于经济一体化的理论研究不多，即使有一体化的研究，更多的也是侧重于对国外一体化理论的介绍，很少有将国外一体化理论与国内经济一体化运动相结合的。直到近两年，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和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经济一体化运动的客观要求，理论界掀起了一股经济一体化的热潮，这是可喜可贺的。但是，这种一体化的研究相对于国内经济一体化的运动来说是滞后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应当是：理论源自实践、高于实践、指导实践。无论从国际社会和国内的经济一体化运动来看，有关一体化的理论总体上是滞后于一体化的实践，一体化的理论往往是针对已经付诸于实践的一体化运动进行事后的探讨和总结，丧失了理论的前瞻性。如果一体化运动一开始就能够得到理论上的指导，相信一体化运动会少走弯路，获得更好的发展。
四、经济的一体化促进了专业分工，增强了经济互补性
许多学者都强调实施一体化的区域内部相互之间应当有较强的经济互补性，其实，经济互补性只是实施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从理论上讲，发展中国家缺少资本，资本作为生产的稀缺性要素，如果说资本投放到发展中国家，那么它的投资回报率会很高，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经济的互补性很高，应当有大量的发达国家的闲置资本投向发展中国家，但实际的结果却并非如此。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随之出现了两种倾向：第一，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第二，产业内贸易大大增多，产业竞争加剧。
对此，传统的经济理论并没有从一体化角度进行解释，这一方面表明在传统理论中并不认为经济互补性是进行经济一体化的充分条件；另一方面也表明对于经济互补性和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传统理论对此并未有较深入的研究。从一体化理论的角度讲，这一时期国际经济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是以欧共体的成立为代表的经济一体化运动的兴起，而欧共体的成员国恰恰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根据斯密定律：市场规模限制专业分工。只有当区域实行了经济一体化以后，由于市场规模的扩大，专业分工会越来越细化，从而经济的互补性也会越来越凸显。也就是说，经济互补性未必是实施一体化的前提条件，但是通过实施经济一体化以后，经济一体化的区域内的经济互补性会增强。
很多学者在谈到经济一体化时，都强调经济一体化的各成员单位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必须强。从经济互补性的角度看，在一体化的过程中，强调经济的互补性的目的是为了强调通过实施一体化，使一体化的各成员单位之间加强贸易往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经济互补性不是决定是否实施经济一体化的唯一标准。1956年，理查德・李普西和凯尔文・兰卡斯特总结了前人的理论分析，创立了“次优理论”。即“如果一般均衡体系中存在着某些情况，使得帕累托最优的某个条件遭到破坏，那么即使其他所有的帕累托最优条件都得到满足，结果也未必是令人满意的，换句话说，假设帕累托最优所要求的一系列条件中有某些条件没有得到满足，那么，帕累托最优状态只有在清除了所有这些得不到满足的条件之后才能达到”。次优理论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启示：一个地区在构建一体化的过程中，也许它不如其他进行一体化建设的区域内的各成员单位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强，但是，这决不表明这个地区的一体化建设一定会比那些经济互补性强的地区差。
五、一体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一体化是一个综合性的、多维度的、动态的概念。从一体化所涵盖的角度讲，一体化可以实现一国内部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跨国界的几个国家的经济一体化，也可以是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从一体化程度的高低讲，一体化可划分为五种形式：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一体化和政治经济一体化。从一体化的实施步骤上看，即可以先从某一产业实施一体化，也可以在所有经济领域内同时实施一体化。从一体化的推动力量上看，既有以市场化为基础的政府主导型一体化（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实行这种一体化），又有以计划体制为基础的政府主导型一体化。从上述对一体化的分类可以看出，一体化的概念所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从一定角度上讲，一体化本身是一个概念群，所涉及到的理论也就构成了一个理论群。对于一体化的理解，因当是动态的，作为一种具有多维度特性的一体化概念，对它的理解不能僵化。
六、一体化是手段，不是目的
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许多人也认为，通过实施经济一体化战略，就能够为本国或本地区带来许多经济利益。例如，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可以用较低的价格获得投资品和中间产品的进口，获得国外储蓄，以及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输入观念、技术和制度等，以帮助其成功绕过一些传统的实现快速增长的障碍，这样的理解是片面的、有失偏颇的。加入一体化组织本身并不是一种可以依赖的、能促进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基础。加入一体化的国家和地区必须在实施一体化战略的同时采取互补性的、明确的、连贯的政策和制度，才有可能将加入一体化所带来的潜在的经济利益变为现实的经济利益。决定经济增长的基础因素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进步，加入一体化只是有助于这些基础因素的出现。一体化是我们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参考文献：
［1］ 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2003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国内及国际区域合作［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地方政府行为；职能转变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2-0078-02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必然的趋势。但是，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还很低，发展的速度还比较慢，尤其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行政区划存在矛盾和冲突。在现有的行政体制内，每一个行政区划就是一个政治经济实体和地方利益主体，这样就势必构成贸易壁垒和行政壁垒，影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阻碍了区域统一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打破行政区经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必须优化地方政府的行为。
1 发展行政区经济给区域经济一体化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1）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妨碍统一、竞争、有序市场的建立。打破计划经济条件下市场的行政分隔，建立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当前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搞地方主义，大力发展行政区经济直接成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大障碍。行政区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企业竞争中渗透着强烈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市场经济下的分权使地方政府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有发展地方经济和增加地方财政的责任，成为地方政府积极主动地推动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但同时各地方政府纷纷采取地方保护的政策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地方政府为保护本地企业，会以政府行为介入市场竞争，运用行政手段防止资源流出，从而限制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有关部门发现，目前地方保护行为已经由过去禁止本地资源外流主要转变为限制外地产品进入当地市场为主；保护手段则由直接下发“红头文件”为主转变为制定一些当地产品才具备的所谓的技术、质量、环保和安全标准，达到限制外地产品的目的；保护范围从产品扩大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各自制定所辖区的经济政策，为了自身利益封锁市场，导致“行政区经济”现象愈加突出，区域经济格局难以形成。
（2）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造成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化现象严重。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决于拥有实际决策权的地方政府官员，他们追求的是政绩的最大化。而行政性分权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加强把地方政府培育成强有力的投资主体，同时又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约束。于是，在政绩最大化而又缺乏约束的条件下，各地方政府掀起了“投资热”、纷纷上项目、搞形象工程。各地方政府在效果上急功近利，热衷于周期短、效益快的项目投资，而农业、交通设施等设施建设相对滞后，这就必然造成了重复建设、结构趋同和效益低下。
（3）地方政府的“反宏观调控”行为阻碍区域经济统一、协调发展。如果说地方保护主义是地方政府横向上对区域市场分割的话，那么，反宏观调控行为则是在纵观上对经济权限的限制。为了保证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以及区域经济协调统一发展，中央政府根据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制定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政策，如产业布局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以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在目前市场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弥补市场缺陷，促进市场体制的完善和市场机制的健全。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但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利用自己能调控地方经济发展的权力，对中央的政策予以“变通”，实行有利于发展本地区经济的政策。地方政府这种经济行为严重影响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地方的有效贯彻实施，不利于区域经济的统一协调发展。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地方政府以行政区划为界发展“行政区经济”逐渐成为我国经济一体化的障碍。阻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根本原因，不是行政区划而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异化。
2 打破“行政区经济”，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优化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对策
（1）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有自己准确的角色定位，使地方政府从传统的角色中解放出来，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从“权力政府”到“责任政府”。当前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主要是弱化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强化政府的社会职能。
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责是在中央政府的政策框架下推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增进当地居民的利益。地方政府应该通过提供各种公共物品，间接地达到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目的，而不是直接推进当地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必须摆脱运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市场的做法，尽快退出经营、竞争性的投资领域，建立面向市场、以市场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各种社会事务不断增加，地方政府社会管理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必须迅速、有效地增加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
在地方政府与企业关系上，地方政府不应该对企业进行直接的管理与控制，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制定符合市场经济环境的“游戏规则”和公平的竞争机制。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区域经济指标的、重大竞争性项目的落实来对企业进行宏观的指导。地方政府还应该督促有关部门依法维护当地的市场经济秩序，建立有效的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和契约机制来确立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委托-关系，努力克服自身的“准市场行为”，减少各地行政力量对企业的控制。
地方政府应大力发展第三部门，充分利用社会力量治理和服务社会。第三部门的发展使转变政府精简和职能转变变得容易。由于社会的复杂化，地方政府必须缩小职能范围，做好自己的应做的基础性工作，而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组织性、自愿性等特点成为地方政府理想的合作者以及地方政府分离出去的职能的承担者，可以代替地方政府对企业活动进行监督和提供服务等。地方政府要加快向社会组织转化政府的一部分职能，将政府目前所承担的技术性、行业性、服务性、协调性职能转交给社会中介组织、社会公共服务组织和社会自治组织，合理地界定政府和社会的功能“边界”。这样就使地方政府摆脱了很多具体事务，提高宏观调控的和监督管理的能力和效率，还能协调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由此，地方政府要在给予第三部门适当的资助和进行必要监管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社会力量治理社会和服务社会。
（2）加强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刚性约束。在当前市场作用还不尽完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在本地区内做出一些不合理的经济行为，大力发展行政区经济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其原因除了一些制度性的因素外，还和地方政府的约束机制不力有关。为了规范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不合理行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地方政府的刚性约束机制。
①法律约束。即通过健全法律法规，运用法律手段对地方政府进行强有力的约束。当前，随着地方政府职能的扩张，地方政府具有在现有的制度体系内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力和手段，如果不对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进行约束，极易导致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非理。当前，造成我国地区垄断的主要原因则是缺乏对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有效的法律约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应尽快制定出若干针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有关法律、法规。
②风险约束。在我国，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一般不必承担因决策失误而带来的风险成本。我国地方政府的官员作为中观决策者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机构的决策者有着本质的不同，企业的决策者必须对企业的生死存亡负责，企业的利润关系着决策者的前途，而地方政府官员的不必负担经济上的盈亏责任，个人的升降奖惩也不是依靠市场来评定，这就助长了地方政府在处中央和地方关系、地方与地方关系中的博弈心理。于是在发展区域经济中，各地方政府总是选择自认为对本地区最有益的经济行为，而不顾区域经济的整合发展。因此，在当前的体制转轨时期，必须构建一种有效的风险约束机制，防止地方政府因风险约束不力而采取的博弈行为。
③组织约束。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必须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建立跨行政区的行政组织，避免各地区追求短期利益的行为，实现区域经济的整体利益。当前，由于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并不到位，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必要组建由地方政府组成的跨行政区的经济协调管理机构，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其职责和权限，使地方政府的相关职能向经济协调管理机构转移。比如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市场规划、重大项目决策方面的协调统一；统一规划和管理区域公共资源；统一进行开发项目融资和投资管理，统一规划区域内重大基础设施体系和生产环境保护与建设等。
3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完善政绩考核机制
在过宽的政府职能下形成的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导致地方政府发展行政区经济的原因。因此，要在“服务型政府”的前提下，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改进现有的政绩考核机制，打破行政区经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形成。
以往我国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考核中过分注重经济增长指标的考核办法，不可避免地导致地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过分追求任期内直接的、看得见的短期经济效益，大力发展“行政区经济”，而忽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当前，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科学的地方政府考核指标体系。不仅要关注区域的经济增长的数量指标，更应该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社会效益、社会公正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指标；应该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减少地区之间矛盾和冲突列为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以避免地方政府短期行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地方政府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关注点作为地方行政的着力点和政绩考核的侧重点，唯有如此，政府才能取信于民，巩固自身存在的民意基础，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人民群众的关注点会有所转移，因此，地方政府的政绩考评的具体内容必须作及时相应的调整。
参考文献
［1］杨龙．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统一市场建设”课题组．中国国内地方保护的调查报告-基于企业抽样调查的分析［J］．经济研究资料．2004，(6)．
［3］姜德波．地区本位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一、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国际贸易又进一步加深国际分工，解释贸易的理论都是以阐释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认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其相对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其相对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表明，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差异是产品价格差异的根源，各国应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密集地使用本国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二是新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该理论仅解释了要素禀赋具有差异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发生在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着眼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以边际成本递减作为生产分工与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竞争及其市场细分策略来解释这类贸易与国际分工，说明规模收益只要超过运输成本，生产应有集中化的趋势，并且市场规模越大、“学习曲线”效应越明显的行业，成本就会越低，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分工与选址，不再决定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而是历史因素与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2.处理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关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表明，一体化后的市场将成为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角逐的场所，其第一阶段的投资将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生产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阶段的投资则是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加强对市场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便成为其迅速占领市场的最有效的手段。面临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市场结构中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在规模经济较显著的行业，如汽车、化工、金融、民用飞机等部门，在收入需求弹性较大的部门，如电子通讯、计算机、药品等部门，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企业兼并的国际化倾向也明显，因而应鼓励国内企业实现并购，形成产业组织的集中化，以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而在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处于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已标准化、需求收入弹性较小的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应以鼓励竞争为主，制定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这种按产业结构的差异制定垄断管制的双重标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都采用的方法。
3.处理好具有核心竞争力要素的培养与跨国公司一体化经营的关系。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经营的战略下，中国既要发挥简单劳动力丰富低廉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也要发挥中国优秀人才的竞争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既要有生产加工中心，也要有技术中心。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要保护本国有竞争力的要素在本国有就业机会，有获取高工资的机会，要力争让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具有核心创造力的研发活动在中国展开，如法国在药品生产行业就规定在当地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是外国投资进入法国市场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跨国公司，只要能对中国关键的核心生产要素付高额报酬，都应受到鼓励，这是从根本上获取关键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键要素与技术的持续供给能力，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具有“独立于一体化经济中的能力”。
【参考文献】
[1]赫尔普曼，克鲁格曼.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上海三联书店，1985.
[2]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张二震，马野青.贸易投资一体化与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创新.福建论坛，2002,(3).
[4]高乐咏.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与企业.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
[5]冯昭奎.10+3：东亚自由贸易区之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3).
[6]Kindleberger.c.p.EuropeanIntegrationAndTheInternationalCorporation.
ColumbiaJouralOfWorldBusiness,Vol.1.1996.
[7]PeterRobson.TheEconomicsOfInternationalIntegration.Routledge,1998.
[8]MiraWilkins.TheGrowthOfMultinationals.EdwardElgarPublishingCompany.
1991.
[9]Yannopoulos.G."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EuropeanIntegration".Jounal
OfCommonMarketStudies,Vol.28.1990.
[10]ShyamalenduSarkarAndHongY.Park"ImpactOfTheNorthAmericanFree
一、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国际贸易又进一步加深国际分工，解释贸易的理论都是以阐释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认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其相对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其相对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表明，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差异是产品价格差异的根源，各国应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密集地使用本国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二是新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该理论仅解释了要素禀赋具有差异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发生在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着眼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以边际成本递减作为生产分工与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竞争及其市场细分策略来解释这类贸易与国际分工，说明规模收益只要超过运输成本，生产应有集中化的趋势，并且市场规模越大、“学习曲线”效应越明显的行业，成本就会越低，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分工与选址，不再决定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而是历史因素与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2.处理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关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表明，一体化后的市场将成为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角逐的场所，其第一阶段的投资将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生产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阶段的投资则是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加强对市场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便成为其迅速占领市场的最有效的手段。面临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市场结构中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在规模经济较显著的行业，如汽车、化工、金融、民用飞机等部门，在收入需求弹性较大的部门，如电子通讯、计算机、药品等部门，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企业兼并的国际化倾向也明显，因而应鼓励国内企业实现并购，形成产业组织的集中化，以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而在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处于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已标准化、需求收入弹性较小的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应以鼓励竞争为主，制定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这种按产业结构的差异制定垄断管制的双重标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都采用的方法。
3.处理好具有核心竞争力要素的培养与跨国公司一体化经营的关系。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经营的战略下，中国既要发挥简单劳动力丰富低廉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也要发挥中国优秀人才的竞争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既要有生产加工中心，也要有技术中心。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要保护本国有竞争力的要素在本国有就业机会，有获取高工资的机会，要力争让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具有核心创造力的研发活动在中国展开，如法国在药品生产行业就规定在当地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是外国投资进入法国市场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跨国公司，只要能对中国关键的核心生产要素付高额报酬，都应受到鼓励，这是从根本上获取关键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键要素与技术的持续供给能力，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具有“独立于一体化经济中的能力”。
【参考文献】
[1]赫尔普曼，克鲁格曼.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上海三联书店，1985.
[2]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张二震，马野青.贸易投资一体化与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创新.福建论坛，2002,(3).
[4]高乐咏.一体化进程中的政府与企业.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
[5]冯昭奎.10+3：东亚自由贸易区之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3).
[6]Kindleberger.c.p.EuropeanIntegrationAndTheInternationalCorporation.
ColumbiaJouralOfWorldBusiness,Vol.1.1996.
[7]PeterRobson.TheEconomicsOfInternationalIntegration.Routledge,1998.
[8]MiraWilkins.TheGrowthOfMultinationals.EdwardElgarPublishingCompany.
1991.
[9]Yannopoulos.G."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EuropeanIntegration".Jounal
OfCommonMarketStudies,Vol.28.1990.
[10]ShyamalenduSarkarAndHongY.Park"ImpactOfTheNorthAmericanFree
一、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国际贸易又进一步加深国际分工，解释贸易的理论都是以阐释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认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其相对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其相对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表明，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差异是产品价格差异的根源，各国应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密集地使用本国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二是新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该理论仅解释了要素禀赋具有差异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发生在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着眼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以边际成本递减作为生产分工与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竞争及其市场细分策略来解释这类贸易与国际分工，说明规模收益只要超过运输成本，生产应有集中化的趋势，并且市场规模越大、“学习曲线”效应越明显的行业，成本就会越低，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分工与选址，不再决定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而是历史因素与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 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 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 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 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 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 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2.处理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关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表明，一体化后的市场将成为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角逐的场所，其第一阶段的投资将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生产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阶段的投资则是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加强对市场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便成为其迅速占领市场的最有效的手段。面临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市场结构中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在规模经济较显著的行业，如汽车、化工、金融、民用飞机等部门，在收入需求弹性较大的部门，如电子通讯、计算机、药品等部门，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企业兼并的国际化倾向也明显，因而应鼓励国内企业实现并购，形成产业组织的集中化，以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而在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处于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已标准化、需求收入弹性较小的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应以鼓励竞争为主，制定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这种按产业结构的差异制定垄断管制的双重标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都采用的方法。
3.处理好具有核心竞争力要素的培养与跨国公司一体化经营的关系。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经营的战略下，中国既要发挥简单劳动力丰富低廉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也要发挥中国优秀人才的竞争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既要有生产加工中心，也要有技术中心。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要保护本国有竞争力的要素在本国有就业机会，有获取高工资的机会，要力争让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具有核心创造力的研发活动在中国展开，如法国在药品生产行业就规定在当地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是外国投资进入法国市场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跨国公司，只要能对中国关键的核心生产要素付高额报酬，都应受到鼓励，这是从根本上获取关键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键要素与技术的持续供给能力，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具有“独立于一体化经济中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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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二震，马野青.贸易投资一体化与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创新.福建论坛，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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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冯昭奎.10+3：东亚自由贸易区之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3).
[6] Kindleberger.c.p.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Columbia Joural Of World Business,Vol.1.1996.
[7] Peter Robson.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Routledge,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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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9] Yannopoulos.G."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Jou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28.1990.
[10] Shyamalendu Sarkar And Hong Y.Park"Impact 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关键词] 货币区 经济一体化 货币一体化 货币联盟
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东盟各国认识到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的弊端，以及开展货币合作的重要性。经济大国日本也因日美元汇率的急剧变动给其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转变了原本消极的态度,正在积极支持和推动亚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中国经济的发展给亚洲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亚元”的可能性提供了更大的保障。 随着亚洲经济的高速发展,东亚货币一体化成为学术界内外讨论的焦点。笔者就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与货币一体化问题谈点浅见。
一、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分析
目前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两个框架下进行，一个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一个是次区域的东盟组织，两个框架的基本目标是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APEC是一个连接亚洲和太平洋国家的、松散的、关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论坛，内涵的国家众多，差异性极大，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受到多方面的障碍。东盟是一个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涵盖的经济体规模太小，区域内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很小。
这里，我们主要选取三个指标来考察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区域内贸易占各国GDP的比重、区域内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各国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
1.区域内贸易占总贸易及GDP的比重
区内贸易量越大，货币一体化给成员国带来的利益越大，因为共同货币将会降低贸易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东亚地区区域内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是33.15％，而欧洲共同体是55.9％，占GDP的比重东亚是40.58％，欧洲共同体是39.46％。这表明东亚地区区域内自由贸易的程度和共同市场的建设程度虽然比欧洲还有一定距离，但近年来，随着东亚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个差距在逐步缩小。
2.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我们通过分析东亚各国1985年至1999年这15年的GDP增长率，计算出任意两个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并与欧洲共同体主要成员国的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进行比较，发现:东亚各国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之和为20.493，平均相关系数为0.4554;欧洲共同体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之和为14.185，平均相关系数为0.6755。这反映出东亚目前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还远远不够。
二、东亚地区要素流动性分析
1.劳动力流动性及工资、价格弹性
一方面，东亚各国和地区并没有像欧盟那样建立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目前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很多，包括语言障碍、法律障碍、文化障碍、政治障碍等等，这些障碍都使得整个东亚地区劳动力的流动程度很低。
另一方面，东亚地区工资和价格又有较大的弹性，它具有一下四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东亚地区是具有较高增长速度的发展中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刚刚完成（与欧美国家相比），如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正处于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化的过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批量转移，这种转移在满足了工业化过程中对城市劳动力的巨大需求的同时，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弹性；第二，东亚国家和地区一般都不制定最低工资法、雇员税法和就业保障法等法规，使工资完全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劳动力市场基本上不发生扭曲；第三，东亚国家工会的力量与欧美国家相比比较弱小，谈判能力低，失业保险制度也不健全，导致工资刚性不强；第四，日本是东亚国家工业化完成较早的国家，虽然各方面的法规相对比较健全，但是日本的终身雇用制度也保证了工资的充分弹性，在终生雇用制度下，劳动力需求下降时企业不裁员、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方法是削减工资水平。工资构成企业成本的最重要部分，工资的较高弹性保障了产品价格的较高弹性。
2.资本流动性
东亚各国（地区）金融发展的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由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组成，该类国家和地区金融深化的程度较高，是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基本不存在资本流动的障碍。第二类由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泰国、日本组成，该类国家或地区正处于金融深化的过程中，政府对金融的管制已经大大放松，金融市场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第三类由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组成，这类国家（地区）金融自由化起步较晚，目前存在较多的政府对金融的管制，资本流动的政策和市场障碍都很大。由于该地区的大国――中国、韩国和日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资本流动存在一定的障碍，致使整个东亚地区的资本流动性不高。
三、 经济发展水平及结构相似性分析
如果外界冲击对货币区内各国的影响是对称的，可采用同样的（或类似的）货币政策予以抵消，各国就不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形成一个货币联盟。而冲击是否是对称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是否相当，是否具有相似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经济结构趋同的国家有可能形成货币联盟。
1.经济发展水平
为了反映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折算）这个指标。可以明显看到，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既有像中国这样人均GDP仅仅2624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折算）的发展中国家，又有如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那样的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还有日本这个位居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发达国家，贫富悬殊十分严重，最高和最低之间相差竟达10倍以上。
2.经济结构相似性
这里我们选取两个指标反映经济结构的相似性：贸易结构和资本形成比率。
表1计算了东亚各国（地区）1985年～1999年期间平均的资本形成比率、东亚地区的平均资本形成比率、资本形成比率的标准差。标准差反映东亚各国（地区）偏离平均资本形成比率的程度。该指标的高低粗略反映了一个地区各国资本形成比率的相似性。标准差越高，相似性越低。表2给出了欧洲共同体各国1979年的资本形成比率。东亚地区的标准差明显高于欧洲共同体的标准差，说明东亚地区资本形成比率的相似性大大低于欧洲共同体1979年的水平。
表1 东亚各国(地区)资本形成占GDP的比率(1985年～1999年)
资料来源：根据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2000有关资料计算
注：日本的资本形成率和GDP均使用第四季度的数值计算
表2 欧洲共同体国家资本形成占GDP的比率（1979年）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1986
从进出口结构的差异度来看．东亚地区1993年出口的差异度指标的平均值为58.56，进口差异度指标的平均值为34.47；而欧洲国家1979年这两项指标分别为35.71和23.21。东亚地区进出口结构差异明显高于欧洲共同体。
四、政策目标的相似性
政策目标相似性越高，在对付经济冲击时货币合作各国政策协调越容易．货币合作越容易成功。
我们选取了通货膨胀作为主要的政策目标来考察。表3和4列出了东亚地区上世纪90年代和欧洲共同体70年代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及通货膨胀率的平均值和标准差。东亚地区的标准差是5.2，欧洲共同体是3.73，东亚明显高于西欧地区。
表3欧共体国家的通货膨胀率（1970年～1980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2年世界发展报告》
表4 东亚国家（地区）的通货膨胀率（1992年～1998年）
资料来源：根据APEC秘书处《1999APEC经济展望》，1999年9月有关资料计算
五、东亚货币一体化存在的困难和障碍
综合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的东亚地区还不具备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有制度保障、以汇率目标区为主体的如同欧洲货币体系的货币合作机制的条件。具体来讲，目前东亚货币合作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
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结构有较大差异国家的一体化相对较为复杂。东亚建立货币联盟的过程应该在初步实现经济一体化、达到一些前提条件之后，包括建立关税同盟或者共同大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东亚各国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经济一体化程度大大低于欧洲各国，目前还不具备实施货币一体化的条件。
2.东亚区内尚不存在轴心国
德国是欧盟最大的经济体，享有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声誉。欧洲中央银行事实上是遵从了德意志银行的货币政策，这一方面反映了德国经济在西欧经济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德意志银行长期拥有的反通货膨胀信誉。
东亚地区尚没有能为整个区域决定货币政策并对区内各国政策起协调作用、担当轴心国的国家。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关系中，日本始终扮演主角，日元也是地区内最国际化的货币。近年来，日本与亚洲各国的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在某些国家其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是，即使不考虑政治因素，日本在经济上的某些缺陷也使它难以在该地区担当轴心的角色。如日本国内市场狭小，金融市场限制过多，日元在国际贸易结算、外汇市场等的地位大大小于其国民生产总值及对外贸易在全球的地位，这些都影响了日本在东亚的核心地位。
3.在东亚国家（地区）合作中存在着政治方面的障碍
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货币联盟要有一个政治联盟为后盾。与欧洲相比，东亚货币合作的困难可能主要在政治方面。
首先，长期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存有分歧，包括历史上的积怨、领土纠纷、文化传统、、价值观的差异等，因此它们更多的是把彼此视作竞争对手而不是潜在的合作伙伴。历史上日本的侵略战争给一些国家留下创伤，而且日本对战争问题至今没有深刻反省，因此，东亚国家很难对日本有信任感。另外，东亚国家领土问题尽管目前暂时搁置，但随时都会成为合作的祸根。总之，在东亚地区合作过程中存在着政治障碍，各国很难相互信任，对合作始终存有戒心。
其次，区域货币合作需要各国让渡一部分经济政策的自，服从一种共同的货币政策。然而，到目前为止，东亚国家并没有显示出愿意放弃部分货币政策的自换取货币合作成功的决心。这一地区也缺乏类似欧盟货币委员会那样的超越国家权力的机构，以及对违反合作协议的成员国进行强制惩罚的机制。因此，如果东亚地区希望采用单一货币、形成货币联盟，需要各国强有力的政治承诺。
参考文献:
[1]McKinnon, Ronald I. “Optimum Currency Area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3, 53: 717-725
[2]Krugman, Paul R., and Maurice Obstfeld.“International Economics-Trade and Theory 5th edition” Addison-Wesley,2000
[3]王子先:欧元与东亚区域金融合作.世界经济,2000,3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 土地价格 因素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地区经济的发展按照地区经济的总体目标来实现，重点发挥区域优势。自上世纪90年代，地区经济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指导方针下得到迅速的发展。在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欧盟组织跨出成功的一步。也正因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中取得的成功，使得欧盟组织下的成员国成为无论从经济还是国力上，都称的上是强者。我国自与东盟建立贸易往来后，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在顺应时代的经济发展趋势，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全面推动地区内的经济协调发展。在迅速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下，对区域内影响城市土地价格的因素进行深入研究，对作用于城市土地价格的因素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为土地市场的区域性统一的建立提供重要依据。
一、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全面阐述
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成员国之间的类似人为的限制以及影响经济活动进行的障碍进行消除，使各国的市场能紧密相联，成为一个整体的经济活动。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要趋势，也是和经济全球化相辅相承的存在。经济全球化就是：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将在这个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里相互参与，从而得到他们想要的资源，让他们的优势可以有效的发挥出来，实现发展国家经济的目的。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很多，实行的范围也很广，所以在利益的协调方面是个难题，实现经济全球一体化难度很大。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之的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在区域内的经济差异小，对区域内参与经济合作的组织协调容易，从而使其发展迅速。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既存在对立，也有统一。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内部表现了经济自由增强，这一点让世界经济的自由与开放也得到了体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其发展范围上存在了一定的局限性。所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要增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开放性，才能使区域一体化经济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并且也能促进自身的发展。
二、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我国城市土地价格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与东盟在通过贸易与投资的结合上，形成“引进来”到“走出去”的产业模式，全面提升了我国产业合力，实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与东盟成员国形成了在贸易结构不同的产业梯次转移体系，这将更好地解决区域内各国间相互间竞争的问题。特别是我国不断发挥国有中资公司资金雄厚以及企业对外联络广泛的优势，强化外资投资和外资承包工程，并且与东盟国家紧密联合起来，推动我国土地资源开发，实现国家之间的资源共享。除此之外，也要通过不断的引进外资，鼓励我国企业资产重组，提升产业结构，这对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核心影响因素――我国城市处于东盟区域核心位置
核心影响因素在影响城市土地价格中，主要表现在城市的区位条件和区位环境两个方面。一个城市的区位条件和区位环境是城市地租形成差异的物质基础，也是影响城市土地价格的重要因素。我国是东亚大国，在东盟的地理区域位置中处于核心地位，这样的区位条件与区位环境给我国城市土地的价格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随着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我国城市中，有距离市场活动中心较近的地块，由于处在城市的经济中心，对信息的获得有便捷的途径；又或者处在交通便利的优越条件下的地块，节省了高额的运输成本，对企业的效益有所帮助。在城市规模的大小、经济和资本集中的程度，劳动关系等因素的制约下，以及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使我国城市土地在区位条件和区位环境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在东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土地价格的形成受到了城市土地区位条件和环境的重要影响。
（二）外部因素――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改变了我国城市的土地需求
对于影响城市土地价格的外部因素主要表现在对城市土地区位的条件和环境的改善、城市土地需求的改变等方面。而我国城市由于受到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城市土地价格的条件与环境，以及土地需求等。如果对城市的区位条件进行改善，加强周围的综合配套设施或者增强产品的竞争力都将为土地的价格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我国城市土地价格的影响正是做到了这一点。与此同时，在城市中，房地产对开发投资的地块因情况的不同，对地价的影响也表现的不同，尤其是我国加入东盟经济组织以来，其对住宅地价的影响表现最大，对开发工业的地块影响则很小。
三、结束语
在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建立区域一体化的土地市场经济是必经之路。城市土地价格在受其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下、还受城市人口状况的影响、政府的调控、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城市的开放度的影响。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城市土地价格的影响主要来源于城市的内部因素，在实现土地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价格的调控具有一定意义。除此之外，对于工业用地市场进行完善，在体现区位条件和环境的基础上，加强城市在工业用地中的市场化程度。
参考文献：
[1]黎一畅，周寅康，吴林，等.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空间差异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版）. 20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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