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研究的是青少年羽毛球训练中常见运动损伤的损伤机理和预防策略。文章首先具体分析了腕关节损伤、膝关节损伤和肩袖损伤等三种青少年羽毛球训练中常见运动损伤的损伤机理，然后又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注意强化教练员和运动员运动损伤知识的学习；重视训练活动的科学开展，切忌出现运动量过大或者是局部负担过重等问题；重视运动员生理和心理水平欠佳问题的干预和调控等三点预防策略，以期对青少年羽毛球训练工作的安全高效开展能够有所助益。
关键词 羽毛球训练 青少年 运动损伤 致伤原因 防治策略
在青少年羽毛球训练中运动损伤一旦出现，不但会给运动员的正常生活和训练带来消极负面的影响，甚至还会给运动员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因此，为了加深对青少年羽毛球训练中常见运动损伤的认识，本文就针对青少年羽毛球训练中常见运动损伤的损伤机理和预防对策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一、青少年羽毛球训练中常见运动损伤的损伤机理
通过一系列的资料分析和训练观察发现，现阶段在青少年羽毛球运动训练中，最为常见的几种运动损伤分别为腕关节损伤、膝关节损伤和肩袖损伤，以下就针对这几种常见运动损伤的损伤机理进行简要的分析：
首先是，腕关节损伤。腕关节损伤是青少年羽毛球运动训练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种运动损伤类型。之所以腕关节损伤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是因为羽毛球运动对于运动员手腕部位的快速伸展有着比较高的技术要求，不论是在做击打动作时，还是在做扣杀动作时，亦或是在做吊、挑、推等技术动作时，都需要通过手腕部位做最基本的外展动作和后伸动作来完成。而且在连续击打的过程中，还需要手腕部位根据技术动作的要求不断做出在不同角度内的外旋动作和屈收动作等等，从而使得腕关节薄弱部位的三角软骨盘经常的处于旋转和拉紧的状态之中，再加上对于年龄较小的青少年羽毛球运动员来说，手腕部位的三角软骨盘尤为脆弱，所以在运动训练的过程中就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其次是，膝关节损伤。在青少年羽毛球运动训练中，膝关节损伤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损伤类型。人体的膝关节是由股骨下端、股骨上端以及髌骨等三个主要部位构成的，其不但是人体中关节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关节，同时也是最容易受损伤的一个关节。在开展青少年羽毛球运动训练的过程中，由于运动员经常需要进行瞬间启动、瞬间变向以及侧身、起跳和跨步等动作，所以膝关节经常需要不断的承受来自各个角度的压力，一旦膝关节中的某个部位出现运动性疲劳就很容易出现膝关节损伤的问题。
第三是，肩袖损伤。肩袖损伤同样也是青少年羽毛球训练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损伤类型。肩袖是人体肩关节运动中的解剖薄弱环节，在肩关节运动的过程中，它不仅要保护肩关节自身的稳定性，同时还要维持上臂的各种姿势，并协助完成各种运动功能。在青少年羽毛球训练中，之所以容易出现肩袖损伤，是因为运动员在杀球等情况下，通常需要做快速转肩的运动，这时候肩袖肌腱就会不断的与肩峰之间发生摩擦和挤压，而一旦出现摩擦或是挤压过度的问题就容易引发肩袖损伤。
二、青少年羽毛球训练中常见运动损伤的预防策略
根据上文所分析的，青少年羽毛球训练中常见运动损伤的损伤机理，特提出了如下几点预防策略：
首先，要注意强化教练员和运动员运动损伤知识的学习。在青少年羽毛球运动训练的过程中，运动员常见运动损伤问题的出现与教练员和运动员缺乏必要的运动损伤知识之间有着重要的关系。很多青少年运动员都不了解常见运动损伤部位的解剖结构，不了解上述常见运动损伤与羽毛球运动的关系，以至于在训练的过程中，没有针对常见运动损伤问题做好充分的准备，在运动损伤出现了之后也不能科学的分析损伤出现的机制和原因，从而使得运动损伤问题反复出现，严重影响了训练的效率。因此，针对这种情况，为了最大限度的避免青少年羽毛球运动损伤出现的几率，就一定要注意强化教练员和运动员运动损伤知识的学习，提高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安全意识。
其次，要重视训练活动的科学开展，切忌出现运动量过大或者是局部负担过重等问题。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人体的解剖学结构和羽毛球运动的特点决定了，在青少年羽毛球运动训练中很容易出现腕关节损伤、膝关节损伤以及肩袖损伤等常见的运动损伤问题。如果在开展羽毛球运动训练的过程中，再不顾人体解剖学结构的特点和羽毛球运动的特点，出现运动量过大或是局部负担过重等问题，那么就会进一步加大运动损伤出现的概率，损害青少年运动员的身心健康。所以，为了预防青少年羽毛球训练中常见运动损伤问题的出现，一定要重视训练活动的科学化开展。
最后，重视运动员生理和心理水平欠佳问题的干预和调控。在青少年羽毛球训练中，运动员过度疲劳、带病训练等生理水平欠佳问题和心理水平欠佳，如：由于运动经历较短，比赛经验不足等问题，在赛前训练中存在过度焦虑等问题也是影响训练水平，引发运动损伤事故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在生理水平和心理水平欠佳的状态下，运动员应有的水平发挥不出来，很容易出现动作僵硬变形或是发力动作不正确等情况，因此极易引发上文所分析的几种常见的运动损伤。所以，要预防青少年羽毛球训练中常见的运动损伤，就要注意对运动员生理和心理水平欠佳等问题进行及时的干预和调控。
参考文献：
[关键词]视野；儿童参与；调查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背景和目的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以下简称CRC)确立的四项权利中，儿童的参与权仍然是“在儿童生活的几乎每个领域被违反和忽视最严重的一项权利”。一项关于儿童参与家庭和学校生活现实状况的调查显示，儿童不仅不了解自己的权利，对参与和提高自己的影响力也没有兴趣，虽然他们非常注重在进行个人选择时的自，但对参与家庭、学校和社区等其他领域并没有表现出太大兴趣。青少年通常认为自己有能力就日常生活做出自主的决策，但是对于那些有长期后果的决策，比如职业选择等却不敢问津。有研究者发现，儿童不熟悉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在现实生活中的参与水平存在明显的性别和文化差异，而且对家庭、学校、社区参与的情况都表现出了很多不满。一些儿童提出他们想要的其实是在决策过程中发表意见，获得倾听的权利，而不是要完全由他们自己来控制决策过程，他们更关注在每天的日常问题上的自。
尽管一些研究指出儿童参与不尽令人满意，但儿童参与对其自身的发展很有帮助。参与可以增强儿童的能力，帮助儿童发展辩论、交流、协商、优先考虑和决策的技能，提高和增强自尊，让儿童产生自我效能感等。儿童参与对社会发展也有价值。根据童年社会学的有关研究，作为社会能动成员，儿童完全有能力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并为整个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国内关于儿童参与的研究不多，但开展了许多有价值的实践活动。例如，2000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团中央中青网和中国社科院新闻所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了中国儿童表达中心2001年，全国妇联组织召开了以“我们拥有自己的权利”为主题的第一届中国儿童论坛；2004年，广东省妇联等单位在广州联合举办了“我关注・我参与――粤港澳儿童论坛”；2003年和2005年上海市妇联主办的“为了孩子国际论坛”均举行了儿童主持和参与、儿童和成人互动的专场研讨。
如何全面落实儿童参与家庭、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权利，“确保有主见能力的儿童有权对影响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项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儿童的意见应按照其年龄和成熟程度给以适当的看待”(CRC，第12款)，我们需要一个持续发展的行动方案。为了保证儿童参与行动计划的科学性和有针对性，我们首先要充分而全面地了解上海市儿童参与的真实状况，以寻找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确定解决问题的突破口。课题组之所以选择儿童作为调查对象，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儿童应该是儿童参与的主体。要制定一个合理可行的儿童参与计划，我们有责任“聆听儿童”，要考虑到儿童对儿童参与的认识与理解，对自己现实生活中的参与状况的满意程度，以及对儿童参与的推广和发展的建议。其次，儿童是积极的观察者，他们对于事件及其过程都具有丰富但常常不被人重视的理解与看法。作为自己生活的主人，关于自己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情，有主见，的青少年应该最有发言权。
二、调查方法
(一)调查问卷
课题组在查阅文献和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设计了调查问卷，包括两个部分：基本信息涉及学生的年龄、性别、年级；项目信息涉及学生对相关法律以及儿童参与的理解，学生在学校、家庭和社区的参与现状、评价和期望，以及对儿童参与的建议和意见。题型主要是单项选择题，还有少量多项选择题和开放问题。
(二)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为1286名上海中学生，来自市区初、高中各2所和郊区初、高中各1所，回收有效问卷1234份。另有638份回答了开放式问题。样本情况见表1。考虑到小学生可能的理解困难、初三和高三学生面临的升学考试，调查对象定为预备班到初二以及高一和高二学生，年龄以12-14岁和16-17岁居多。
(三)调查方法
学生问卷由班主任讲清调查目的、意义、方法和注意事项之后，让学生填写，当场收回。
三．结果与分析
(一)青少年对相关法律和儿童参与权的了解
1．青少年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状况
与儿童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有《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和CRC，分别涉及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学生知道最多的是《未成年人保护法》(87,8％)和《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83．9％)，其次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59．2％)，最少的是CRC(24．4％)。学生对前三项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基本呈现正态分布，对CRC的了解却呈现偏态分布，接近70％的学生不太了解或不了解(见图1)。
2．青少年对儿童参与权的了解状况
青少年对儿童参与权的了解程度也呈明显的偏态分布，表示非常了解(1．5％)和比较了解(7．9％)的很少，约25．5％的学生表示了解程度一般，而大部分学生表示不太了解(30．1％)和不了解(33．2％)(1．8％为缺损)。青少年了解儿童参与权的主要途径是媒体(41.O％)，如读报、杂志或看电视、听广播和上网等，其次是课堂学习(13．0％)、学校组织的活动(7．9％)、其他形式(5．5％)。
我们将儿童参与方式分成五个等级：(1)由成人决定并指派儿童参与活动；(2)儿童对参与的活动提出意见，但成人没有采纳；(3)儿童对参与的活动提出意见，并得到成人的采纳；(4)儿童提出活动建议，和成人一起做出决定；(5)儿童自行组织活动，并邀请成人参与。从1至5的递增表明儿童参与程度的不断增加。对于“什么是儿童参与”，学生选择最多的是“儿童对参与的活动提出意见，并得到成人的采纳”(3)(75．5％)，其余依次为“儿童提出活动建议，和成人一起做出决定”(4)(53．6％)、“儿童自行组织活动，并邀请成人参与”(5)(38．8％)、“由成人决定并指派儿童参与活动”(1)(17．2％)和“儿童对参与的活动提出意见，但成人没有采纳”(2)(15．1％)。
(二)青少年在不同领域的参与状况
1．青少年在家庭领域的参与状况
调查问卷将青少年参与的家庭领域分为：教育决策(如学校选择)、个人生活决策(如购买与自己有关的物品)、家庭生活决策(如购买家庭用品、家庭的娱乐活动)、以及家庭重大决策(如购房、搬迁)。图2显示：青少年在个人生活和教育决策上的参与程度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儿童在家庭生活决策中的参与程度接近正态分布，即低程度和高程度的参与都很少，中等程度(第三、四种方式)的参与最多；但是在家庭重大决策方面，34．6％的情况下是由家长事先做出决定然后将结果告诉儿童，家长在做出决定时征求儿童意见或者家长邀请儿童共同做出决定的情况分别是
24.6％和25．6％只有1．8％是单独由儿童自己做出决定的。
学生期望参与家庭生活各个领域的热情比较高，从高到低依次为参与个人生活决策(77．6％)、家庭生活决策(62．3％)、教育决策(46．5％)、和家庭重大决策(35．3％)。50．6％的学生对自己在家庭生活中的参与表示满意，而48．4％不满意。
2．青少年在学校领域的参与状况
调查问卷将青少年参与的学校领域分为：课堂教学、班级管理(如班级选举)、学校或社团等文娱活动(如乐团)和学校管理(如学生评议、校纪校规的制定)四类。
从现实的参与状况(见图3)来看，在课堂教学和学校管理两方面主要是由教师事先安排好，再将活动任务分配给学生．与此相反在班级管理上，教师却赋予了学生很大的参与权和决定权。随着参与度的增加曲线有显著的上升趋势，由学生自己做出决定的情况占到了38．6％；另外在学校或者社团活动上，教师也普遍都会征求学生的意见并让学生参与决策。
无论是学校或社团组织的活动(63．5％)，还是课堂学习(51．9％)和班级管理(42．7％)，学生都非常希望能参与。但是，学生对参与学校管理(28．4％)的兴趣不高。
与对家庭参与的评价相比，学生对于学校各个方面的参与状况的评价和满意度都有所降低，并接近正态分布，有47．6％的学生对此评价一般，37．0％的学生认为较好，15．4％的学生评价较差。
3．青少年在社区领域的参与状况
调查问卷将社区活动分为公益活动、文娱活动和宣传活动三个领域。图4显示：社区在不同领域的做法极其相似。无论是公益(54．7％)、文娱(51．7％)还是宣传(54．1％)活动，超过50％的社区活动通常都是由社区组织者安排好活动计划之后，再将任务分配给儿童。社区采取第二、三、四种方式的情况很少，根本没有采用第五种方式。
学生对社区组织的各类与儿童有关的活动表现出了浓厚的参与兴趣(61．6％)，对参与社区里的其他活动(34．5％)和社区管理(23．1％)兴趣不高。对于社区参与的总体评价和满意度与家庭和学校相比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49％的学生对社区参与的总体评价较差，50．3％的学生对该领域的参与状况表示不太满意。
(三)青少年参与家庭、学校和社区的比较
对家庭、学校和社区三个领域内的儿童参与情况的比较(见图5)显示：家庭领域的参与状况最好，其次是学校，社区参与的状况最差；社区最常采取第一种方式(由成人决定并指派儿童参与活动)，依次是学校和家庭；在第二种方式(儿童对参与的活动提出意见，但成人没有采纳)和第三种方式(儿童对参与的活动提出意见，并得到成人的采纳和)上，三个领域接近；在第四种方式(儿童提出活动建议，和成人一起做出决定)和第五种方式(儿童自行组织活动，并邀请成人参与)上，从高至低依次为家庭、学校和社区。学生对个领域参与的评价和满意度从高至低依次为家庭、学校和社区。
(四)学生参与状况的年龄和性别差异
相关分析发现：学生的年龄越高，参与各种活动的积极性也越高，在各个方面、各项活动中也都被赋予了更大的参与权；但随着年龄的提高，学生对于自己参与现状的满意度反而有所降低；性别差异上，女生在家庭和学校中的参与程度较男生，男生参与社区的情况比女生好，但是，男生在很多活动中比女生都表现出了更强烈的参与愿望。
(五)学生对儿童参与的建议
在1234份有效问卷中，有638份对3道开放式提问做出了回答。青少年学生们对在家庭、学校和社区领域的参与提出了许多建议(见表2)：想要参与家庭、学校和社区各类活动的迫切愿望；希望能够在这三个领域中得到更广泛的接纳；能够加强与家长、学校和社区之间的沟通；在各方面获得更多的自；在家庭和学校生活中能有更多的机会发表意见，学校和社区能够组织更多有趣的活动；另外在家庭领域，学生渴望得到更多的尊重；在学校中同学之间能够更加平等；在社区中宣传儿童参与的活动能够更多。
四、讨论与启示
(一)青少年对CRC和儿童参与权的了解有待深入
半数以上的学生没有听说过儿童参与权，即使听说过的学生对于该权利的内容也知之甚少；对于问卷中列举的四项与儿童自身相关的法律，青少年学生们都表示了解一般，特别是对CRC还很不熟悉。另外，学生了解这些内容的途径主要是各种媒体，通过学校组织的课堂教学或者课外活动等方式了解的情况很少。
参与权是法律赋予给所有有主见能力的儿童，但如果儿童不了解这种权利，没有很好地理解自己的需求，就很难唤醒儿童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行动。因此，为了保护儿童的参与权，让学生理解自己的权利、培养参与意识和能力就显得相当重要。在宣传、培训和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和参与的兴趣，帮助儿童了解到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教育他们合理正确地使用儿童参与权。
针对这种情况，应该继续大力开展以CRC和儿童参与权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除了继续利用各种媒体，如报纸、杂志或电视、广播和网络进行滚动式地宣传以外，还应该针对学生的特点，在课堂学习或者学校组织的课外活动中渗透儿童参与理念的培训以及人权和积极公民的教育；加强儿童参与意识和技能的培养；还可以利用社区和社会上的各种教育资源加强宣传和教育的力度和广度。
(二)青少年的个别差异与参与能力
本调查调查揭示了青少年参与的个别差异：青少年的年龄与参与的积极性成正比，与参与现状的满意度成反比；而且在不同领域的参与程度也存在性别差异。我们的研究只是表明青少年的年龄或性别同他们参与的兴趣和程度有关，还不能进一步说明儿童的能力高低与参与的关系。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所有儿童――无论其年龄、性别、种族、残疾与否――都有权利就与自身相关的问题发表意见。但是，享受这种权利的程度取决于儿童的能力。在判断儿童的主见能力时，我们习惯于以年龄作为依据，但是，年龄不是唯一的因素。我们还要综合考虑儿童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认知能力、过去经验、对问题的理解、独立程度和家庭等因素。成人经常夸大成人和儿童之间的能力差异，低估了儿童的能力，在许多与儿童有关的事务上，倾向于代劳，而忽视了儿童的实际能力和潜在能力。即使儿童形成和做出某种决策的能力有限，但是他们的能力经常能从参与决策过程中获得提升。
当然，青少年的年龄和参与兴趣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提示我们，儿童有权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意味着，如果儿童不愿意，成人不能强迫儿童参与；如果儿童希望中途退出某项活动，成人也不能强行阻止。所有的儿童参与活动都要建立在儿童自觉自愿的基础上。但是，他们有参与的权利，也要相应的义务。这种义务包括儿童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完成自己的任务、承担个人决策产生的后果等。
儿童的发展本身存在个别差异，在儿童参与的过程也必然存在差异。为了推动青少年的参与，成人和社会需要作出以下努力：第一，相信儿童有能力发表意见，不要以代劳的方式剥夺了儿童
的表达意见的权利。成人应该综合多方面的因素全面判断儿童的能力，对儿童的意见应按照其年龄和成熟程度给以适当的看待。第二，成人要尊重儿童的意见，但也尊重儿童发表意见的意愿。儿童发表意见是建立在其自愿的基础上。第三，培养儿童的责任感。父母、教师、儿童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都要努力创造一种安全的儿童参与环境，鼓励和支持儿童自由地发表意见，让儿童在参与的过程中学会并敢于承担必要的责任。
(三)青少年参与不同领域的状况与改进
1．青少年参与家庭领域的状况和改进
在家庭领域的参与中，青少年倾向于在许多直接涉及自身的问题上，比如选择参加何种课外活动，购买怎样的食品或学习用品时拥有更高的自，但在家庭重大问题，如搬迁、购房等方面参与决策的权利却很小。青少年希望在家庭中获得父母更多的尊重与接纳，能够更好地与父母进行沟通。
为了改善儿童参与家庭生活的状况，必须对父母进行儿童参与理念的培训与教育。除了各类媒体之外，还可以通过家长学校和社区宣传的方式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另外，要注意继续完善以社区为载体的家庭教育指导网络，改善家长教养方式。通过社区的力量，推动家长与儿童之间的良好沟通，帮助建立更和谐的家庭关系。
2．青少年参与学校领域的状况和改进
虽然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重要性人人都认同，他们在这方面也表现出了很高的参与热情，但是学生课堂教学的参与程度明显较差。与此相反，学生在班级管理、学校或社团组织的文娱活动等方面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进行自主选择的权利却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他们也热切希望能更多地参与到这两方面的各项活动之中。与家庭领域的重大决策相似，青少年对于参与学校管理的重大活动也兴趣欠缺。
要提高学生在学校生活中的参与程度，现在正在进行的新课程改革和素质教育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单独推广儿童参与相比，在教改中融入儿童参与的理念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组织更多形式的活动，兼顾每个学生的平等参与也同样重要。
3．青少年参与社区领域的状况和改进
对家庭、学校和社区三个方面的总体比较显示，家庭参与最优，而社区参与的情况最差，所有活动仍然主要是由社区成人进行组织和决策。
在继续保持良好的家庭参与氛围的同时，应该努力为儿童创造参与社区活动的环境和机会。特别是所有与儿童有关的活动。社区参与关键在对社区工作人员进行参与培训，改变工作方式，在已有的工作和活动中融入儿童参与。同时，社区也应该组织更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来吸引儿童参加。加强社区与学校和家庭之间的联系也将有助于促进社区参与的发展。
青少年犯罪及其治理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复杂的社会问题，与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和公共政策取向密切相关。虽然发端于1899年美国伊利诺伊州《少年法院法》的少年司法制度，被著名法学家庞德称为是“英国大以来，司法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但我们却无法否认制度表象背后社会价值观变迁和政策理念博弈对少年司法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福利主义也好，严罚主义也罢，它们才真正是青少年犯罪治理事业“活的灵魂”。“政策治国”在中国有久远传统，虽然过度强调无形的政策而忽视有形的规则总是或多或少地和“人治”联系在一起，导致“政策治国”屡遭法学家诟病，但我们又不能否认，政策的价值往往又是法律规则本身不能完全取代的。在告别动荡战乱的常态、稳定的社会生活中，作为国家进行公共秩序调节和社会治理的“活的规则”，政策常常包含了最稳定、最基本的公共价值思潮和利益取舍标准，并在制度变革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引领作用。
刑事政策是重要的公共政策，它不仅对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策略价值，而且对实际工作有着权威的直接指导作用，历来受到各国关注。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是刑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刑事政策“试验田”和“先驱者”的基础作用。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以青少年为本位，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只不过是这一政策的初层目的而非最终目标，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障个体和群体的青少年实现正常的社会化与再社会化，营造有利于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进而从根本上降低整个社会的犯罪发生几率。从这一意义上看，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与普通刑事政策相比，实际上又具有二元分立的特点，它是一种特别的刑事政策。我国大陆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关注刑事政策问题由来已久，对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研讨近年来也开始活跃，但关于这一特别刑事政策的系统、专门阐述，却并不多见。
对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研讨，需要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合作与互动，需要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参与。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检察院是多年的“全国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单位，在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司法实践及其对策思考方面进行了不懈尝试。早在2004年，余姚市人民检察院便以青少年案件业务骨干们为主体，与华东政法大学的同仁们合作研讨课题“检察视野中的青少年维权”，并于同年11月出版著作。[1]但著作的出版显然并没有减轻检察官们的困惑和疑虑，多年的实践本已启发了人们关于青少年犯罪问题复杂性的思索，而集中研讨过程中的思想碰撞与视野拓展，又更明确无误地告诉了大家：一个单位自发的道义理念与实践热忱，虽然自有其价值，但对于从根源上治理青少年犯罪而言，却终如杯水车薪。面对日益复杂和严峻的青少年犯罪问题，社会的全方位关注和国家的全方位干预，以及由此引发的系统深入的理论探索、政策升华和所带来的法律制度、社会干预模式的成熟，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正是基于这一感悟，以检察长张利兆博士为首的余姚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们不满足于对青少年犯罪问题研究的浅尝辄止，而是与华东政法学院的同仁们再度携手，展开了对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系统求索。殚精竭虑之后，眼前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研究》[2]一书终得面世，并带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至少在我个人看来，它应当是目前在独立、系统、专门研究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问题方面有视野、有见地、有深度的一部力作。
作为近年来我国大陆司法机关唯一一部专门、系统研究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著作，《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不止一二，颇可圈点：
从内容和观点体系上看，本书有所突破的难点问题至少有以下几个：一是在对国外及我国“两岸四地”各法域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和对我国青少年犯罪治理历程进行历史分析后，对我国目前的青少年犯罪治理实践和刑事政策进行了客观评价与定位，包括正确认识我国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历史渊源、历史功绩，其在当今世界青少年犯罪治理政策格局中的地位和积极影响，以及目前面临的矛盾和困惑。明确指出我国当代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存在的根本问题是其价值观上的依附性、规范渊源上的非独立性和执行机制上的虚置性，因此需要从根本上颠覆旧式思维，实现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独立发展。二是科学界定了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内容体系，实现了对传统上将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等同于“缩小了的成年人犯罪普通刑事政策”旧式思维的超越。普通刑事政策多被理解为包括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行刑政策，但本书特别提出，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除了刑事立法、刑事司法政策外，应当包含专门的刑事矫正政策和特殊的刑事社会政策，同时应当排除行刑政策。因为“矫正”与“行刑”在青少年犯罪语境中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基于青少年的犯罪成因以及其身心特点，对青少年一般不轻易判处刑罚，而多强调进行非刑罚的教育矫正政策，所以狭隘的行刑政策不应包含在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中。行刑至多应看作是矫正的内容之一，强调因材施教以实现“浪子回头”的矫正政策和注重从根本上改善青少年生存发展环境的社会政策，才应当是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核心内容。三是联系青少年犯罪治理的现实和长远需要，具体深入地阐述了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各个领域的发展思路，包括：立法政策方面，正确理解青少年犯罪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取向问题，合理界定青少年犯罪圈的最佳范围，突出青少年刑事立法在价值和渊源上的独立性，实现立法体系的完整性和衔接功能，建青少年司法过程中以“社会调查”和“心理治疗和教育”为载体，以“宽容”为核心理念，建立人文主义的案件处理模式；矫正政策上，厘清矫正政策与其他刑事政策的关系，对青少年非刑罚矫正措施提出了适合国情的发展完善路径，在缓刑、非刑罚处理、社区矫正、心理测试、恢复性司法与刑事和解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观点；社会政策方面，从社会发展与社会控制的角度探索通过完善保障青少年生存的早期福利制度、优化青少年的发展环境（如改革教育模式、实行媒体产品分级、治理少年帮派、鼓励青少年社会参与等）、改善归正青少年的再社会化条件等，直接预防和治理青少年犯罪，同时提出通过调整国家区域经济和教育发展的不平衡、纠正人口出生性别比例失衡、治理城市“贫民窟”等控制青少年犯罪的社会根源，间接地预防和治理青少年犯罪的社会政策建议。
从研究方法上看，本书的特色与建树主要体现在它除了运用历史、比较、实证等常规方法之外，还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人口学等视角出发，借鉴吸收了“文化冲突理论”、“社会紧张理论”、“社会生态学”、“社会排斥理论”、“亚文化理论”等犯罪学研究方法和法律功能、法律控制等法社会学研究路径，用以分析青少年犯罪的社会根源与演变机理（比较典型的是本书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社会政策”一部分的分析阐述），并提出宏观与中观、微观相结合的有针对性的犯罪治理策略，令读者不禁眼睛一亮。
当然，不足之处也不是没有。如本书建议制定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诉讼程序法，但不容忽视的是，犯罪只是未成年人不应有的行为的一部分，发生在他们身上更多的却是有潜在危险倾向但又不是犯罪的“不良行为”，这些行为自然无法依照处理犯罪行为的刑事诉讼程序法处理，在当前其他教育纠正方式乏力的情况下，这些行为应当纳入何种治理渠道？而本书同时建议制定的矫正法虽然涉及到这一问题，却似乎还有待深入。因此究竟是制定分立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法和矫正法，还是借鉴域外经验制定少年犯罪处理与不良行为矫正一体化的完整的“少年事件处理法”，也许还可以进一步商榷。另如本书倡导以“宽容”为核心理念建立人文主义的未成年人犯罪司法模式，应当说这是没错的，但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犯罪形势日益严峻，且许多国家少年犯罪刑事政策亦向“严罚主义”有所回归的潮流中，过于强调“宽容”是否与当前民意合拍，或与现实需要相左，也许还值得探讨。再如本书最后一章阐述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社会政策问题，虽然其视角独到、鲜活、全面，也系统阐述了影响未成年人犯罪发生和演变的社会根源因素及其改善路径，并将许多看似无关、易被忽视的社会发展矛盾问题令人信服地纳入到了未成年人犯罪治理视野中，但如何将这些社会矛盾的解决路径更加有机地、更加具体地连接到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的工作机制中，实现从“可见、可知”到“可用、可行”，恐怕还值得进一步思考和展开。然而瑕不掩瑜，即便有上述些许遗憾，本书的价值仍然是十分值得肯定的。正如作者谦言，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上的呕心沥血，非求学术闻达，只为抛砖引玉，乃是期待引起更多的关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今天看来，作者的心血应当是没有白费的。
[参考文献]
摘 要 跆拳道运动员竞技运动水平的高低与其技战术的掌握情况和运用能力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在临场竞技的过程中，只有具备了技战术能力，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技术实施正确的战术行动，才能够取得理想的运动成绩。因此，本文就针对青少年跆拳道运动员技战术运用中的常见问题和训练策略进行了分析。文章首先分别分析了青少年跆拳道运动员技术运用和战术运用中的常见问题，然后又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相应的训练策略，希望能够对青少年跆拳道技战术训练活动的开展能够有所启发或帮助。
关键词 跆拳道 青少年运动员 技战术运用
跆拳道运动员竞技运动水平的高低与其技战术的掌握情况和运用能力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在临场竞技的过程中，只有具备了技战术能力，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技术实施正确的战术行动，才能够取得理想的运动成绩。因此，为了提高青少年跆拳道运动员的技战术能力，促进其运动水平的提升，本文就针对青少年跆拳道运动员技战术运用中的常见问题和训练策略进行了分析。
一、青少年跆拳道运动员技战术运用的常见问题
（一）青少年跆拳道运动员技术运用的常见问题
一是，技术的运用不够全面。随着跆拳道运动的发展，现代跆拳道运动在技术运用的层面呈现出了多样化的趋势，运动员只有熟练掌握了多种技术，并能够实现在竞技比赛中的合理恰当运用，才能够取得理想的技术运用效果。但是，观察和分析青少年跆拳道运动员的技术使用情况却可以发现，多数青少年跆拳道运动员均存在技术运用不够全面的问题，以2014年全国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女子少年组跆拳道运动员的技术使用情况为例，通过对女子少年组跆拳道运动员的比赛录像进行分析发现，后横踢技术使用的频率是最高的为41.4%，前横踢技术次之，使用的频率为31.6%，这两种技术的使用频率之和为73%，由此可见，青少年跆拳道运动员技术运用不够全面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
二是，技术运用的击打效果差，得分率较低。青少年跆拳道运动员技术运用的击打效果差，得分率低是其技术运用中的又一个较为明显的问题。很多青少年跆拳道运动员虽然技术动作的使用次数多，但是得分率却并不高，
（二）青少年跆拳道运动员战术运用的常见问题
一是，主动进攻的能力不强。2009年世界跆拳道协会在对原有的跆拳道竞技规则进行修改和完善的基础上，推出了新的规则。新规则实施以后，开始更加鼓励运动员在临场竞技中的积极主动进攻。但是，通过一系列的文献研究和对日常竞技训练和运动比赛的观察却可以发现，青少年跆拳道运动员更加倾向于使用反击战术而却很少进行主动的进攻，并且使用进攻战术的得分率要明显的低于反击战术的得分率。例如，对2014年全国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中青少年运动员的战术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就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的青少年跆拳道运动员反击战术的得分率都要明显的高于进攻战术的得分率，而且很多青少年跆拳道运动员都缺乏打破对方防守，主动寻找得分机会的能力。这说明，青少年运动员在战术使用上主动进攻的能力不强，在训练的过程中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提升。
二是，战术运用的种类比较单一。跆拳道运动的战术种类是非常多的，如果按照跆拳道战术在竞技比赛中的表现形式来进行划分，通常可以分为主动进攻战术、防守反击战术、假动作战术、体力战术、克制战术、边角战术、迂回战术以及规则战术和心理战术等多种。但是，通过对各种青少年跆拳道竞技比赛资料进行分析和日常运动训练中对青少年跆拳道运动员战术使用情况进行观察却发现，虽然跆拳道运动战术种类非常多，但是青少年跆拳道运动员却多是采用简单的主动进攻战术和防守反击战术，很少能够根据比赛中的实际情况熟练的使用各种战术，以至于影响了战术运用的能力，很难通过合理利用战术来得分取胜。
二、青少年跆拳道运动员技战术训练的开展策略
一是，要注意采用灵活的训练方法组织开展训练工作。在开展青少年跆拳道运动员技战术训练活动的过程中，根据青少年跆拳道运动员的身心特点、训练内容和训练的实际情况灵活采用不同的训练方法来开展训练工作往往能够有效的激发运动员的训练积极性，提高训练的质量，达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例如，在开展青少年跆拳道运动员的技术训练活动时，可以根据训练的需要，灵活采用身法和步法的结合练习、踢靶练习、空击练习、条件实战等多种训练方法；在开展青少年跆拳道运动员的战术训练时，也可以根据训练的实际运用配合训练、假设训练、战例分析训练、实战比赛以及条件实战和模拟训练等多种训练方法。
二是，要注意科学认识技术训练与战术训练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跆拳道运动中技术和战术两者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联系的。其中，技术是运动员战术行动的手段，无论是什么样的战术都必须要通过具体的技术运用才能够得以实现；而战术则是技术运用的灵魂，是技术合理运用的重要保障。因此，在开展青少年跆拳道运动员技战术训练工作时，不应该将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完全的割裂开，而是要注意将两者融合起来，促进青少年跆拳道运动员技战术水平的共同提高。
三是，在平时训练的过程中，要重视动作的规范性，注意锻炼运动员对击打时机的把握能力，以此来提高击打的效果，提高技术运用的得分率。除此之外，教练员还要注意加强运动员对跆拳道运动规则的理解和认识，尽可能的为运动员战术的合理运用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关键词：青少年；社会融入；“新二代”
伴随着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进程，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了数量庞大而又身份独特的流动人口群体。他们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产生的新型劳动力大军，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统筹城乡发展进程中的强大支柱。虽然流动人口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物质财富，并引领劳动力资源在各产业之间实现转移，但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均衡以及流动人口及其家庭自身的需求不断增加，由城市新居民及其家庭需求难以满足而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严峻。新居民流动人口的管理是事关社会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议题。而城市新居民流动人口中的第二代（下称“新二代”）青少年如何更好地融入我们的社会，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新时期共青团工作需要面临的新情况和亟待解决的新课题。本研究以城市“新二代”青少年的生存现状和存在问题为切入点，对城市“新二代”社会融入问题开展了问卷调查和走访调查。
一、城市“新二代”青少年社会融入研究的必要性
（一）城市“新二代”青少年对象界定。自20世纪80年代第一波“民工潮”开始，城市新居民群体主要经历了两种模式的代际变迁：第一种表现为因流动动机与社会特征分化而导致的第一代新居民向第二代新居民的代际变迁；第二种是由于城市流动人口从单身外出、夫妻外出更多地转向举家迁移，在流入地以核心家庭方式居住。这两种模式的代际变迁形成的城市“新二代”青少年则是本文研究的对象。
（二）何谓“社会融入”。社会融入又称“社会融合”、“社会接纳”或“社会整合”，是指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针对社会融入的探讨包括了社会资本融入、文化融入、教育融入、身份融入、心理融入以及经济融入等多方面的研究。
二、城市“新二代”青少年社会融入现状分析及存在问题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10年11月1日零时，在嘉兴市居住的外来人口为181.26万人，比2000年增加了137.78万人，增长3.17倍；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比例达53.21%，比2000年提高40.03个百分点。随着城市中大量人口流动的不断涌入，一方面，地方政府监管、社会保障体系、城市教育制度等各类服务管理部门均面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流动人口自身同样面临着个体和家庭生存与发展、群体矛盾、地域文化差异等一系列的严峻考验。
1、社会资本方面。“新二代”无论是生存条件、家庭功能，还是社会支持、社区资源都已经不再是“白手起家”了。但是和同龄的本地城里人比起来，仍然存在巨大差异，有相对剥夺的缺失感。数据显示只有不到两成的“新二代”反应自己“来了城市以后，没搬过家”，尽管市际迁移方面稳定性尚可，但是在市内仍然在“流动”，这对于“新二代”的学习习惯培养、性格养成和心理健康无疑都是有破坏性影响的。而这样高的流动率对于政府流动人口的管理也带来很大难度。
2、身份认同方面。有部分青少年仍感受到有时甚至经常的歧视，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从政府、教育与社会服务层面采取有效措施为“新二代”提供城市融入的良好环境。同时，有五成的流动人口子女都对自己有着较为正面而积极的自我认识，但仍有一半的青少年在自我正向概念与积极身份的建构上需要大量的工作介入。
3、职业和教育方面。本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对子女的教育程度给予的期望较高，渴望接受高等教育，但目前由于户口等的限制，流动人口在城市高考的机会和条件受到限制，尽管如此，流动人口依然对未来在城市就学与发展持乐观态度，并等待政策的积极回应。由于市场对技术性人才的需求和政策的改变，在职业教育方面，大部分城市对流动人口打开了限制，流动人口对职业教育也有较高的兴趣，但有两成的青少年在就业前景方面存在疑虑。
4、经济消费方面。大部分家庭为减轻经济负担，还是倾向于选择租住较为廉价的房子，仅有不到三成的家庭表示会不太甚至不用去考虑房租问题，这从一个侧面显示经济问题仍然是目前外来家庭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政府在住房及经济补贴、福利救助等方面的政策推进、机制健全、管理完善提供了有效的理据基础。
三、城市“新二代”青少年社会融入路径探索
本研究综合调查问卷、个别走访、集体访谈的结果，提出破解新居民青少年社会融入难题的现实路径。
1、提高对“新二代”青少年的关注度，增强其融入感。多数城市“新二代”青少年融入嘉兴的意愿强烈，关心嘉兴的发展和变化，愿意参与所在学校、工作单位或所居住社区的管理和选举活动，希望逐步融入当地社会。因此，共青团组织在组织开展活动时，要把“新二代”青少年作为活动的主体来开展，要尽量开展不区别新居民和本地青少年的活动，来淡化新居民的概念。教育行政部门将新居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依法保障其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对于政府部门、社会机构不能满足“新二代”青少年特定、正当和正常的需要时，要收集有关信息，进而引起社会对“新二代”青少年潜在问题的关注。
2、优化“新二代”青少年的服务管理，增强其主体感。针对“新二代”青少年的重要需求，依托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现有政策和制度，为实现社会融入目标。优化就业服务，加强基层就业服务站建设，逐步将就业服务触角向村、社区延伸，形成就业公共服务全覆盖。着重提高高中及以上学历“新二代”失业人群的就业率。健全医疗卫生服务。探索建立常见病诊疗套餐制度，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出诸如20元套餐式“门诊服务包”。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利用信息化技术提高城市“新二代”健康管理水平。
3、加强对“新二代”青少年的学校教育，增强其满意感。由于“新二代”青少年的活动场所主要是学校，因此，为了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必须加强学校社会工作。随着“新二代”青少年受教育政策的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不久的将来，“新二代”青少年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政策相信能够扫除。因此，消除社会对流动人口子女的歧视和偏见将成为流动人口子女学校社会工作的重要工作内容。
城市“新二代”青少年社会融入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让“新二代”青少年享受到和本地青少年同样的公共服务，理应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而“新二代”青少年也一定会继承他们父辈的优秀品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参考文献：
[1] 乐伟中.迈向新世纪的流动人口管理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 王洋阳.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管理的政策路径选择[J].学理论，2010.
[3] 王学明等.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2.
关键词 心理健康素质，应对风格，青少年，发展。
分类号 B848.9
1引言
在有关心理健康的研究中，不同的研究者对心理健康的界定不一致，应用的研究工具也不尽相同。我国学者提出了心理健康素质的概念，认为“心理健康素质是个体在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某些内在的、相对稳定的和基本的心理特质和身体特点的整合，这些心理特质和身体特点的整合影响或决定着个体对于各种内外刺激的心理生理反应，并进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状态和适应水平。”[1,2,3]这一概念为心理健康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为全面、深入地了解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奠定了理论基础。
应对风格作为心理健康素质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是指在各种应激情境中都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带有个人特点的应对方式的组合形式。一个人的应对风格是其人格特征在应对活动中的表现，具有跨情境的一致性。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在心理应激和健康的联系中，有一个重要的调节（或中介）变量，这就是应对方式。面对同样的应激源，不同个体可以产生截然不同的心理反应和心理后果，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同的人采用了不同的应对方式[4]。因此，关于应对方式的调节或中介作用的研究已经成为心理学各个领域研究中被广泛探讨的问题[5,6]。
为了深入了解我国青少年应对风格的一般特点和发展水平，为我国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可供借鉴的实证性资料，并进而丰富和发展心理健康素质理论，本文以青少年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研究。
2方法
2.1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在华东、华北、中南、西南、西北、东北等不同行政区域所属的23个省市、自治区选取了51399名青少年为调查对象，以同时满足年级、性别、专业、家庭来源、家庭收入、学校性质等15个背景变量为标准进行严格筛选，获得有效样本44063（有效率85.70%）例。其中男性21245（48.20%）人，女性22818（51.80%）人；来自城市20569（46.70%）人，农村23494（53.30%）人；重点学校15737（35.70%）人，一般学校28326（64.30%）人；独生子女19626（44.50%）人，非独生子女24437（55.50%）人。平均年龄为15.39±2.74岁。调查对象年级分布如表1所示。
2.2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梁宝勇编制的《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质调查表・应对风格分量表》分为7个理论维度。这7个维度及其含义是：
（1）针对情境的行为应对策略（行为―情境策略）：该维度得分越高，表示受测者在应激条件下越可能采取实际的、针对问题情境的行动，以解决自己所面对的问题或者暂时脱离问题情境。
（2）针对情境的认知应对策略（认知―情境策略）：该维度得分高，说明受测者在应激条件下倾向于采取认知策略来处理问题情境。
（3）针对情绪的身体策略（行为―生理策略）：该维度表示采用体力活动来减轻应激所引起的生理（身体）反应的努力。得分高，意味着受测者习惯于通过身体活动来减轻压力。
（4）针对情绪的行为表达策略（行为―表达策略）：该维度得分高意味着受测者较多地采用各种情绪宣泄和压制等行为方式处理情绪困扰。
（5）针对情绪的认知表达策略（认知―表达策略）：该维度得分高意味着受测者经常采用诅咒和祈祷的方式处理情绪痛苦。
（6）针对情绪的防御机制（防御策略）：该维度由4种较成熟的防御机制组成，是个体处理心理应激的“无意识的”心理手段。
（7）混合的策略：该维度所包含的应对方式既可以服务于问题的解决，也可以被用来减轻由应激所引起的情绪困扰。
该量表各维度及总量表的重测信度系数都在0.8左右。结构效度的分析结果显示，应对风格分量表各个维度大多呈中低程度的相关。各个维度同分量表总分间的相关在0.379~0.644之间，而且均高于各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这说明，本分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以国内研究者肖计划编制的用来评估青少年应对方式的量表《应付方式问卷》做效标，《青少年应对风格量表》和《应付方式问卷》，两个量表的相近维度间大多存在中度的显著相关。
2.3数据的统计处理
用SPSS13.0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等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
3结果与分析
3.1青少年应对风格的整体情况
对参加调查的44063名被试的有效数据进行频数分布分析，结果（图1）显示青少年在应对风格量表上得分的平均数为2.70，标准差为0.31，数据分布符合正态分布形态。
分析数据在两个标准差以外的被试人数发现，有687名青少年得分低于2.08（M-2SD），占调查总人数的1.6%；有1736名青少年得分高于3.32（M+2SD），占调查总人数的3.9%，结果见表2。
青少年应对风格各维度得分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3.2青少年应对风格的年级发展特点
3.2.1不同年级青少年行为―情境维度的发展特点
不同年级青少年在行为―情境维度上的特点，见表4。
经统计分析表明，不同年级青少年在行为―情境维度上差异显著，F（7,44055）=28.77，p
3.2.2不同年级青少年认知―情境维度的特点
不同年级青少年在认知―情境维度上的特点，见表5。
经统计分析表明，不同年级青少年在认知―情境维度上的得分差异显著，F（7,44055）=79.08，p
3.2.3不同年级青少年行为―生理维度的特点
不同年级青少年在行为―生理维度上的特点，见表6。
经统计分析表明，不同年级青少年在行为―生理维度上得分差异显著，F（7,44055）=30.30，p
3.2.4不同年级青少年行为―表达维度的特点
不同年级青少年在行为―表达维度的特点，见表7。
经统计分析表明，不同年级青少年在行为-表达维度的分数差异显著，F（7,44055）=34.43，p
3.2.5不同年级青少年认知―表达维度的特点
不同年级青少年在认知―表达维度上的特点，见表8。
经统计分析表明，不同年级青少年在认知―表达维度上的得分差异显著，F（7,44055）=9.61，p
3.2.6不同年级青少年防御策略维度的特点
不同年级青少年在防御策略维度上的特点，见表9。
经统计分析表明，不同年级青少年在防御策略维度上差异显著，F（7,44055）=13.71，p
3.2.7各年级青少年混合策略维度的特点
不同年级青少年在混合策略维度上的特点，见表10。
经统计分析表明，不同年级青少年在混合策略维度上的得分差异显著，F（7,44055）=16.25，p
4讨论
在对44063名青少年应对风格的频数分析中发现，有687名青少年得分低于2.08（M-2SD），占调查总人数的1.6%；有1736名青少年得分高于3.32（M+2SD），占调查总人数的3.9%。
我国青少年在应对风格量表的行为―生理、行为―表达、认知―表达、防御策略和混合策略维度上表现为从小学五年级逐渐上升至初二年级，之后不断下降，高二时达最低，高三年级回升，到大学又有所回落。
分析其中的原因，初二是个转折点，在这之前学生的逻辑抽象思维虽已有相当的发展，但基本上属于经验型，理论思维发展尚差。在遇到应激事件时，还不能自己解决实际问题，而且这个阶段的学生也比较活泼好动，更容易通过一些身体的活动来减轻压力。初二以后到高二年级，学生的理论型的抽象逻辑思维开始发展起来。这时，青年开始能对自己的思想、观点提出论证。他们力求对各种经验材料作出理论的、规律性的说明，用理论作指导来进一步扩展知识领域。高中学生的抽象逻辑思维达到了较高的水平[1]。所以这一阶段的学生通过身体的活动来减轻压力呈下降趋势。但是到了高三年级学生通过活动来减轻压力的趋势又有所上升，这可能与高三年级的学生学习压力大，学习任务重有关，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所以这阶段他们更倾向于简单地用身体的活动来应对所面临的应激事件。
从初一到高二年级采用各种情绪宣泄和压制等方式处理情绪困扰趋势逐渐下降，分析原因可能是：在中学生的情绪表现中，充分体现出半成熟、半幼稚的矛盾性特点。随着中学生心理能力的发展和生活经验的扩大，其情绪的感受和表现形式不再像以往那么单一了，他们已经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了解了不同的情绪在人际关系中具有不同作用的事实。因此，他们的情绪表达已不是很外露，并能适当控制某些消极情绪，以相对缓和的形式表现。中学生已逐渐克服了儿童时期情绪体验的单一性和粗糙性，情绪表现变得越发丰富和细致。中学生在情绪表现上已逐渐失去了那种毫无掩饰的单纯和率真，在某些场合，可将各种情绪隐藏于心中不予表现[9]。因此，随着年级的升高，学生采用各种情绪宣泄和压制等方式处理情绪困扰趋势逐渐下降。高三年级由于学习任务重，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大，学生自我调节情绪的能力就削弱了，所以较之于高二年级，他们更多地用情绪宣泄来解决所面临的应激事件。
从初三年级开始到高二年级运用防御策略逐渐降低，分析其原因可能是：随着年级升高，学生的思维发展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他们可以多方面地选择其他的应对策略，因而较少选择防御策略来解决应激事件。
我国青少年行为―情境和认知―情境维度的年级发展趋势具体表现为小学五年级和初中阶段得分高于高中和大学阶段，从初中阶段开始呈逐渐下降趋势，到高二年级之后回升，在大学阶段呈较快上升趋势。这两个维度所包含的应对方式均属于Lazarus和Folkman的应对分类体系中的“注重于问题”的应对方式，在应对研究文献中通常被看作是“适应的”或成熟的应对方式[10]。小学和初中阶段较高的得分并不意味着这些学生已经发展形成这些较成熟的应对方式，恰恰相反，这个结果说明他们还没有学会针对问题的有效的解决方法，他们尚处于积极尝试、探索和学习阶段。伴随着对应激问题的认知能力的发展和成熟，到高中阶段，他们逐渐减少或放弃那些对问题解决无效的应对尝试，从高中二年级开始到大学阶段，他们越来越多地尝试面对问题并采取解决问题的认知和行为应对策略和多种多样的应对方法。
5结论
我国青少年应对风格的年级发展特点，在行为―生理策略、行为―表达策略、认知―表达策略、防御策略维度和混合策略维度中，我国青少年的年级发展趋势表现为从小学五年级逐渐上升至初二年级，之后不断下降，高二时达最低，高三年级回升，到大学又有所回落。在认知―情境策略上和行为―情境策略有着相似的年级发展趋势表现为小学五年级、初中阶段逐渐下降，高二年级之后回升。
参考文献
1 沈德立, 马惠霞. 论心理健康素质.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04, 2(4): 567~571
2 张大均, 冯正直. 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质的概念和结构初探.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04, 2(4): 582~585
3 梁宝勇. 关于心理健康素质及其结构的思考.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04, 2(4): 577~581
4 梁宝勇. 精神压力、应对与健康.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
5 Somerfield M R, McCrae R R. Stress and coping research: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 55(6): 620~625
6 梁宝勇. 应对研究的成果、问题与解决办法. 心理学报, 2002, 34(6): 643~650
7 梁宝勇, 郭良才, 刘畅等. 关于应付的一些思考与实证研究: 应付的概念模式与效果估价.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999, 7(3): 188~190
8 梁宝勇. 《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质调查表》应对分量表的编制.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06, 4(3): 161~167
9 林崇德. 发展心理学.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10 李士保, 席波, 付茂笋等. 城乡大学生应对方式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及影响因素研究.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2006, 15(5): 398~400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DIATHESIS: A STUDY OF COPING STYLE
Hao Zhihong, Liang Baoyong
(Academy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in T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300074)
Abstract
【关键词】 压力;适应,心理学;对比研究;精神卫生;青少年
【中图分类号】 R 395.6 R 181.2 R 1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10)02-0172-04
在我国青少年群体中,农村青少年占据着主体。而城乡之间由于生活环境、家庭背景、家庭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体系及教育资源等一系列的不平衡现状,不可避免地给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带来诸多影响。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村青少年相对城市青少年在教育和成长中存在更多的问题与困扰[1]。很多农村学生就学的目的就在于跳出农门,走向城市[2],农村教育主要还在于“离农”应试教育,教育质量较差[3],农村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智力水平也明显低于城区[4]。
应对能力是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调节变量。由于农村青少年应激源及应对资源的占有不同于城市青少年,因此在应对方式上也存在较大差异。为充分了解农村青少年应对状况及其与城市青少年的差别,以便有针对性地培养其应对能力,笔者对广东部分农村和城市中学生进行了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农村中学生选取粤西、粤北和粤东乡镇8所中学初一到高三年级学生789名。其中,初一年级学生121名,初二年级学生148名,初三年级学生113名,高一年级学生124名,高二年级学生156名,高三年级学生127名;男生390名,女生399名;年龄11～20岁,平均年龄15.69岁;有618人认为压力事件是可控的,68人认为不可控。城市中学生选取广州市7所中学初一到高三年级学生776名。其中,初一年级学生142名,初二年级学生144名,初三年级学生120名,高一年级学生142名,高二年级学生112名,高三年级学生116名;男生381名,女生395名;年龄11～19岁,平均年龄15.45岁;有656人认为压力事件可控,90人认为不可控。
1.2 方法
1.2.1 测评工具 采用“青少年压力应对方式量表”[5],该量表采用Likert自评式4点记分,“从不采用”记1分、“偶尔”记2分、“有时”记3分、“经常”记4分,得分越高,表示越多采用该种策略,维度分为各项目均分。该量表是一个包括4个二阶维度和17个一阶维度的三阶等级模型,分别是消极的问题关注应对(否认、幻想、非自主与冲动行为、回避/麻木)、消极的情绪关注应对(压抑、侵入性思想、自责、生理唤起、情绪困扰)、积极的问题关注应对(寻求社会支持、问题解决与行动、认知重建、保持平静)、积极的情绪关注应对(容忍/接受、幽默、分心、自我放松)。三阶维度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除生理唤起为0.40外,其他16个维度为0.44～0.89,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4个二阶维度与总量表间的相关系数为0.60～0.71,模型GFI为0.85,RMR为0.5,内容效度、结构效度较好。
1.2.2 施测方法 使用统一的指导语以班级为单位集体施测。问卷包括性别、年级、年龄、城乡等人口学变量及认为压力事件是否可控。
1.2.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1.5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城乡青少年压力应对方式的总体比较状况 在区域主效应上,寻求社会支持(F=7.91,P
除非自主与冲动行为(F=3.23,P
对青少年压力应对的总体分析发现,不论城市还是农村中学生,最常使用的3种策略都是属于积极问题关注应对的认知重建、保持平静、问题解决与行动;而最少使用的3种策略都是属于消极问题关注应对的否认、回避/麻木、非自主与冲动行为。见表1。
从总体上看,城乡青少年都更多地采取积极的方式应对压力,尤其是积极的问题关注应对方式,而较少使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同时,城市青少年在采取积极应对方式上要多于农村青少年,而采用消极应对方式的多数是低于农村青少年。
2.2 城乡青少年压力应对方式的特点分析 见表2,3。
2.2.1 年级差异 年级主效应上,寻求社会支持(F=2.32,P
由于青少年应对方式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以城乡为分界点进行简单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区域青少年随着年级升高,应对方式变化的趋势并不一致,农村青少年应对方式的变化较城市青少年更为明显。
2.2.2 性别差异 性别主效应上,非自主与冲动行为(F=7.62,P
以城乡为分界点进行简单效应检验发现,城乡男女青少年在如何运用应对策略方面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结果见表4。城市青少年中男生比女生更多地使用问题解决与行动和幽默的方式应对,与有关研究结果[6]一致,而女生比男生更多使用非自主与冲动行为、幻想、否认、生理唤起、寻求社会支持、保持平静、认知重建、分心。农村青少年中,男生比女生更多地使用自我放松,而女生比男生更多使用幻想、自责、生理唤起、寻求社会支持、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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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控制度的差异 控制度主效应上,非自主与冲动行为(F=73.82,P
以城乡为分界点发现,除寻求社会支持、幽默、分心、自我放松4个维度外,城市青少年的应对方式在可控性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控情境下,倾向于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而不可控情境下倾向于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农村青少年在侵入性思想、情绪困扰、分心、容忍/接受、自我放松策略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在可控情境下,2种消极的情绪应对方式得分比城市青少年相应的高。
3 讨论
研究表明,当前青少年的应对方式以积极取向为主,其应对策略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并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这与以往研究认为应对在性别、城乡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并不一致。笔者认为,相对来说,城市青少年所在的家庭文化环境、学校环境以及总体的社会大环境都要优于当前广大农村,这对城市青少年兴趣爱好的发展、知识面的拓展、视野的开阔、能力的提高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他们的幽默感要好于农村学生,寻求社会支持与自我放松策略的环境条件也更优于农村学生。由于城市青少年能找到更多的方式排解压力与挫折,因此,他们更少自责。
随着年级的升高,城乡青少年应对方式变化的趋势并不一致。农村青少年的变化更为明显,且从得分上看,积极的应对方式包括积极的问题关注应对(如问题解决与行动等)和积极的情绪关注应对(如幽默等),增长的幅度也较城市青少年快,这一结果与以往有研究认为农村中学生应对年级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8-9]不一致。笔者认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环境与教育对于塑造一个人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说明应对具有发展特性[10]。
有研究表明,男生比女生更多的使用幻想策略[11],也有研究认为女生比男生更多的寻求社会支持[12]。本研究发现,无论城乡,女生在幻想、寻求社会支持、分心等策略的使用上均多于男生。说明尽管现在的家庭与学校教育对性别角色的意识已逐渐淡化,但传统性别角色对当代青少年的影响仍大范围的存在。两性间的这种差异,其原因可能是性别角色社会化的结果,这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行为有关。但研究间不一致的结果也说明城乡青少年应对方式在性别表现上具有复杂性,未来仍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研究显示,在可控情境下,农村青少年消极的情绪关注应对方式得分都比城市青少年相应得分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农村青少年在遭遇压力或挫折时,更容易产生情绪上的波动。另外,城乡青少年在可控情境下都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在不可控情境下更倾向于采取消极的方式应对。一方面说明情境可控性程度对青少年压力应对方式的选择有特别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个体有消除压力与紧张的期望。这一结果的意义是深远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个体对情境可控性的认识可能与个体的内外控特征或人格特征有关[13]。
4 参考文献
[1] 金洁. 略论加强农村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探索, 2006,26(7):97-98.
[2] 覃章成. 当前农村初中生学习心理调查. 教育探索, 2000,20(4):38-40.
[3] 吕天甫. 对农村教育发展的目标定位及措施的思考.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07, 22(4):64-70.
[4] 刘万里. 农村青少年心理发展的调查研究. 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22(5):41-44.
[5] 岳颂华,张卫,黄红清,等. 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及其与应对方式的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6,22(3):93-98.
[6] PATTERSON, MCCUBBIN. Adolescent Coping Style and Behaviors: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J Adolesc,1987,10(2):163-186.
[7] 彭虎军.高中生自我和谐与应对方式及其相互关系.中国学校卫生,2007,28(11):972-974.
[8] 张兴元, 李宏英. 农村高中生应对方式和家庭环境的相关研究. 现代中小学教育, 2006,22(6):36-39.
[9] 吴俊. 农村中学生应对方式研究. 社会心理科学, 2006, 21(5):64-67.
[10]SKINNER EA, ZIMMER-GEMBECK MJ. The Development of Coping. Ann Rev Psychol, 2007, 58(1):119-144.
[11]黄希庭, 余华,郑涌,等. 中学生应对方式的初步研究. 心理科学, 2000, 23(1):1-5.
[12]肖计划, 向孟泽,朱昌明. 587名青少年学生应付行为研究:年龄性别与应付方式.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5,9(3):100-102.
[13]CHENG C. Assessing coping flexibility in real-life and laboratory settings: A multimeathod approach. J Person Soc Psychol, 2001, 80(5): 814-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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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术・网络・人》，载， 2004年2月4日。
[4] 钟瑛：《网络传播伦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0～77页。
[5] 李河：《得乐园・失乐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
[6] 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06页。
[7] 哈贝马斯・哈勒：《作为未来的过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页。
[8] 金伯利・S・扬：《网虫综合症》，毛英明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9] 陶然等：《网络成瘾探析与干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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