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人口老龄化；特征和影响；战略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10-0051-05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主要特征，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很快的国家。如何从我国实际出发，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妥善解决好人口老龄化问题，不仅对做好当前老龄工作具有指导作用，还可为解决世界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借鉴。本研究从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特征入手，阐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探索既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又切实可行的老龄工作对策。
一、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其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老年人的比例上升。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的统计，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龄人口数超过人口总数10%，或65岁以上老龄人口数超过7%，就称其为老龄化国家或老龄化地区。据此，国际上习惯将人口年龄结构划分为三种类型：65岁以上老龄人口数超过总人数7%的称为老年型人口，4%-7%称为成年型人口，4%以下称为年轻型人口。2000年，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数为1.3亿，首次突破10%，正式跨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从世界范围来看，已经出现人口老龄化和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几乎都属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既有与经济发达国家类似的方面，也有许多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不同的特殊表现。
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大。截至2006年底，全国65岁以上人口1041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9%，比上年上升了0.2个百分点。预计到2040年人口达到最高峰值时，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约为3.3亿，接近于1980年全世界老年人口之和。国际老龄问题研究专家普遍认为，解决好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对亚洲乃至世界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快于发达国家。按联合国统计，从1950年到90年代末，世界老人数量增长了176%，中国的老人数量增长了217%；而在本世纪未来的25年中，世界老人将增加90%，中国的老人将增加111%。某人口研究机构统计，65岁以上老人从7%增加到14%所需的时间，在法国是115年，瑞士是85年，美国是66年，英国是45年，而中国只需要25年。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将是我国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60岁以上老人数平均每年增长4%以上，65岁以上老人数的年增长速度将超过5%。也就是说，每12至13年，60岁以上的老人就要增加1亿，相当于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的总量。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少有，甚至超过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日本。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改变了世界人口老龄化格局。即过去人口老龄化是发达国家的事情，现在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
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大，人口老龄化进程在时间上、空间上很不平衡。据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我国大陆31个省(市、区)进入老年型社会时间的标准差为9.36年。东部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已相继成为人口老龄化城市。上海市到2010年将增加到287.3万，占总人口的20.5%；到2025年将达到最高峰468.8万，占总人口的32.7%。北京市到2010年将增加到230万，占总人口的16.9%；到2025年将增加到416万，老年人口比例接近30%，大大超过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程度。相对而言，我国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压力还不突出，但这些地区的老龄人口总数不可忽视。
老年人口城乡分布不均。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因控制人口增长的力度不同，加上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和医疗条件的差异，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是城市高于农村，城市老龄化程度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型的初、中期比农村突出。但随着今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将可能出现农村高于城市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是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从事二三产业，使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有所缓解；中老年人留在农村，则加剧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形成的发展差异给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进程超前经济发展水平。从人口老龄化的一般规律来看，人口老龄化程度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着直接正向的联系，而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同经济发展状况、社会保障能力、国民收入水平有着较大的偏离和超前性。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看，世界上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的发达国家，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而我国在达到这一比例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有1千美元左右。即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而我国是“未富先老”。因此，经济的发展和年龄结构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在经济水平较低、综合国力有限、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这就使我国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遇到更多的困难和矛盾。
老年人口高龄化发展迅速。国际上研究人口老龄化问题时通常把80岁以上老人划为高龄老年人口。我国高龄老年人口预计到2025年和2050年将分别达到3547万和12083万，占世界高龄人口的23.1%和31.9%。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的概率高，高龄女性多于男性，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他们不仅需要经济上的供养，而且需要生活上的照料，这对我们老年社会保障和发展老年事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标志。长寿与低生育率是人口趋向老龄化的直接因素。许多学者在研究中都强调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而笔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由增长型向稳定型转变，有利于未来人口数量的稳定和负增长，从而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老龄化社会在经济不发达，缺乏应对准备的情况下提前来临，使得社会承载力相对不足，这是它的负面影响。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是人口的老龄化会导致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由于老龄人口日益增长，社会用于积累的再生产基金相对减少。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积累和消费基金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国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的增长会导致消费基金的不断膨胀，从而对生产基金的积累产生消极影响。同时，一旦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呈现老化趋势，必然使劳动力素质下降，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二是人口过快的老龄化提高了社会负担系数，使社会负担加重。我国老年人供养系数已由1982年的12.9上升到2000年的29.4，预计2030年将达到39。这说明劳动力人口除了为自身生存和发展进行生产劳动外，还要负担更多的老年人口生存和发展的费用，这不仅使劳动力人口的负担日益加重，同时也加重了社会负担。三是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需求结构提出新的要求。随着老龄化的快速发展，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重不断增大，为满足庞大老年人口特殊需要的商品和生活服务及服务设施也将大幅度增加，这必然要求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作相应的调整，发展以满足老年人需要的产业和社会服务设施。而我国现有的产业结构与人口老龄化很不适应，突出表现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远不能满足老年人口的特殊需要。
对生活方式的影响。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生产生活的社会化以及个人在经济上的独立，家庭规模和结构发生变化是必然的。家庭规模缩小，全国平均每个家庭人口数在建国初期一般为5人以上，1982年下降为4.41人，现在已降到3.28人。家庭结构模式由传统的联合家庭向核心家庭转换，多代家庭显著减少，与子女分家或独居的老人越来越多，同时，家庭中可照料老人的成员减少，特别是由于妇女参加工作，将难以承担照料任务，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
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人口结构的变化将会影响到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老年人需要社会有适应老人的文化活动来丰富精神生活。老年人喜爱的大秧歌、太极拳、保健操以及老年大学等很多社区文化教育活动将会有显著的增加，电台、电视台、报纸刊物等新闻媒体将会增加适合老年人的节目和版面。社会文化变迁的主体将是老年人自身，变迁的目的是为了从心理上和生理上创造出一个更加适应老年人生活的社会氛围。但不可避免的是，一些老年人退休后无所事事，孤独、单调、缺乏创造性的生活状态仍会有相当程度的存在；社会发展和变化节奏的加快使一部分老人不适应，激烈的社会竞争、紧张家庭的生活使晚辈没有时间陪伴和照顾老人，可能会有新的难以预料的现象发生。
三、人口老龄化引发的老年人问题
人口老龄化之所以能够对经济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要是由于老年人口是一个生理和社会功能处于下降时期的群体，是一个较为明显的弱势群体，当这一群体所占比重不断提高、人口数量迅速增加，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又不相适应，社会观念、保障机制和服务水平等又难以配套时，必然引发一些老年人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保障压力日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虽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尚未达到保障全体老年人口的水平，特别是广大农村养老保障水平低、能力弱。如何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广大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障程度，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问题，是各级政府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二是医疗保健问题较为突出。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日渐增多，医疗新技术的运用，医疗费用不断上升，对政府和家庭都是新生的负担。往往因一个老人生大病就阻碍了一个家庭的致富之路，“小康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三是老年人生活社会化日趋普遍。随着人口的高龄化、家庭的小型化、老年家庭的空巢化，越来越多的家庭将失去全方位养老的功能，越来越多的高龄老人、病残老人的生活照料更依赖于社会服务，老年社区服务中心、康复机构、老年公寓、托老所等需求量日增。四是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快速上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老龄人口经济收入不断增加，文化层次逐步提升，必然对精神文化生活产生更高的要求。如老年文化活动、老年大学、老年旅游、老年网站受到越来越多老年人的青睐。如何满足老年人这方面的需求，也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五是老年人社会参与度不断增强。随着老年人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改善，保健意识和保健能力的增强，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体现生命价值的愿望愈加强烈。庞大的老年群体蕴藏着巨大的人才能量，应加以充分开发利用。
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对策
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以及引发的老年人问题，必须立足实际，放眼长远，趋利避害，及时研究制定相应的战略对策，以实现老龄化不利影响的最小化和老年人价值的最大化，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不断增强经济承载能力。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切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加快经济发展，壮大经济实力。统计和预测表明，在2020年以前，我国人口的总供养系数在60%以内(相当于发达国家1995年的总供养系数)，是一个“人口红利”时期。这个时期少儿人口的比重已经下降，老年人口的比重还在上升，总供养比尚处于较低水平，同时劳动力也相对年轻，劳动力资源充足，每年净增劳动人口达600万左右，是加快发展经济的黄金时期。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加快经济发展，不断增加积累，为应对老龄高峰和高龄社会的到来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适当调整我国的人口政策。自70年代以来，我国成功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已经下降到10‰以下，妇女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较大，在21世纪前20至30年，人口的净增值仍然会居高不下。这期间，我国的劳动力人口将超过9亿，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压力非常大。因此，控制人口数量仍然是我们现在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重要任务。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控制人口的同时也要适时调整人口政策，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使我国的人口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以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一是制定人口发展规划要考虑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和压力。二是对城市和农村应有不同的计划生育要求。鉴于农村人口增长的比例和社会控制难度较大的现状，农村的人口政策应该在一个较长时期维持不变；城市的人口政策可在一段时期后作些调整，比如允许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生第二胎等。三是提高人口的教育水平，改革和发展教育事业，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劳动力收入水平，推动我国人口由外生性低生育率向内生性低生育率的转变。
加快完善符合国情的养老保障体系。保障老有所养是老龄化社会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要求各国政府根据向所有老年人都提供保险的原则，建立或制定社会保险制度，强调养老保险应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及国民经济承受能力，同时应努力实现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为养老计划提供资金时要慎重考虑，既要确保这些计划的实现，也不妨碍社会经济发展。这些要求对于我国建立养老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我国经济尚不发达的条件下，建立一个既能保障老年人经济生活需要又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养老保障体系，将是我们实现老龄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为了适应我国老龄化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应建立一个公平与效率兼顾、基金来源多渠道、城乡有别的社会养老、家庭养老与社会助老服务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由国家基本保险、企业补充保险和个人储蓄保险组成，国家基本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制度，保险费由国家、单位、个人共同承担。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宜采用现收现会与部分积累相结合的模式，即在现收现付的基础上，建立个人帐户储存积累基金，为21世纪老龄化高峰期的退休人员剧增做准备。农村养老保险以家庭保障为主，目前要充分发挥家庭的养老功能，政府对有养老任务的子女给予适当的资助和优惠。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在政府引导和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开展商业保险和社会互助保险，满足部分群众对养老的特殊需要。
建立切合实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我国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迎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因此，要用发展的观点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我们不能照搬西方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只能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改革创新，坚持国家、社会、家庭、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建立一套符合实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近年来，江苏经济较发达的苏南地区举办了一些具有特色的养老院，并设立了养老爱老救助基金，对解决老龄化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加快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服务体系建设。在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以及老年人预期寿命延长的背景下，一方面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需求增多，另一方面家庭照料老年人的资源在逐渐减少，需要通过发展社区服务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这几年，江苏各地加快了社区利民服务网点建设，但社区服务发展缺乏宏观政策的指导，缺乏管理人才和经过专业培训的服务人员，服务项目少，工作不规范。下一步，要把发展社区服务纳入社会总体发展规划，以满足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为目标，围绕“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要求，加强疾病医护、生活服务、精神慰藉、文化体育、参与社会等硬件和软件建设。硬件建设项要按照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梯度发展；软件方面要完善服务体系，增加服务项目，抓好物业管理队伍、志愿者服务队伍、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或患病老人服务队伍建设，创造居家养老的新环境。
积极推进老年立法，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解决老年人问题和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依法推进我国的老龄事业。我国199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但有关老年工作的法制建设仍滞后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在处理很多涉老民事纠纷时，缺乏专项法律法规依据。为了切实维护老年人权益，发展老龄事业，应尽快制定养老法、医疗保险法、社会救济法、社区服务法、老年人住宅法和老年福利法等。实践证明，建立健全老年法律法规体系，可以更好地调整涉及老年人的法律关系，制裁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促进家庭和睦，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弘扬中华民族的尊老、爱老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认真搞好老龄事业发展规划。针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国家制定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趋势相协调和“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工作方针，这是我国近期乃至今后较长时期应该坚持的基本方针。近20年来，我国老龄事业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创造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的特有模式。随着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老龄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必须制定和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老龄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要千方百计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促进老年福利、老年教育、老年文化、老年卫生、老年体育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为广大老年人安度晚年创造必要的条件，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和环境。建立多元化的老龄事业投资机制，加大对老龄事业的投入，并按一定的比例提取老龄事业专项经费，列入财政预算，集中用于老年服务设施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同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事业、个人和外商投资老龄事业。
随着我国当前人口迅速老龄化的现实，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与老龄事业所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公民养老保障条件的差异悬殊，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距甚远。当前建立普惠化、均等化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
老龄化问题凸现，公民养老保障条件差异悬殊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日益发展，老龄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和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课题。自1999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5989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2%(将近1/8)，比提高约0.44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天津、江苏、北京、浙江、重庆、辽宁、山东、四川、湖南和安徽等11个省市老龄化水平超过全国平均值。今后，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以年均800万人的规模递增。，随着新中国的同龄人步入老年，中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的第一次老年人口增长高峰。老年人口增速加快，高龄老人和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大幅增加，空巢化趋势日益突出。全国老龄办的调查统计表明，城市“空巢”家庭已达49.7%，农村“空巢”类家庭达到了48.9%。无论城乡，“空巢”家庭中的老年人生活状况十分令人担忧。“十一五”期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持续增长，到20xx年将达到1.74亿，约占总人口的12.78％，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将达到2132万，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2.25％。与“十五”时期相比，老年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与此同时，中国的老龄工作仍存在大量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从全国来看，当前的养老保障体系只覆盖了很小的范围，据统计，70%以上公民未在养老保障制度的覆盖之下，城市中约有10%左右的老年人没有养老金，农村老年人中约有80%以上没有任何养老金，许多农民根本不知道养老保险为何物。
全国与地方养老保险金制度设计中，不同类型人员享有的养老资金标准(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农民基本养老保险金标准以及非就业人员享受的养老资金标准)之间差距悬殊。尤其是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因与在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增长直接挂钩，以较高速度持续增长，而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却缺乏合理增长机制，导致两者差距日益增大。另外，由于当前国家养老保障制度只考虑各种就业人员，导致非就业人员与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障也完全处于不平等状态。
整体上看，当前养老保障制度设计与实施中存在的差异悬殊的普遍现象，折射出我国老年人在养老待遇方面因身份不同而出现的严重不平等性，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极不相称。
建立系统的普惠化、均等化的基本养老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和谐
养老问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建立一个科学的、切实有效的社会系统工程体系，确保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实现，是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任务。
在社会系统中，任何主体(无论是个人、家庭、组织、社会、国家还是人类)客观上都具有“安全与发展”双层目标架构，所以，无论是老年人生活还是老龄事业及老龄公共服务，也都具有“安全与发展”双层目标架构。
在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经济实力能够承担普惠化与均等化的基本老年保障(老年生存保障)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在其公民进入人生的老年直至离开这个世界前，还不能公平地享受到普惠化、均等化的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他们的基本人权的享有将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解决基本老年保障的普惠化、均等化，能够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并使我国不稳定的出口依赖型(外需拉动型)经济系统，向稳定的内需拉动型经济系统转化。
因此，我个人认为，中央应当尽快将普惠化、均等化的基本养老保障措施，作为刚性指标列入各级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绩效指标之一；应当在普惠化、均等化的社会保障系统工程体制下，通过建设部级社会保障系统工程的信息技术支持平台，实现全体公民社会保障信息的共享，使跨地域自由流动的任何公民(包括行动不便的老年人)，都可以方便地使用居民身份证或公民卡实现社会保障(包括养老保障)“一卡通”；应当建立可持续(如定期)进行数据更新的国家老龄系统工程模型，使重大老龄问题的预测、决策、管理做到“胸中有数”。为此，在设计和实施老龄系统工程以及社会保障系统工程中，各级决策者应当澄清以下几点认识：
（1）尽快实现基本养老保障普惠化、均等化，不是指当前就要实现所有养老保障内容的普惠化、均等化，而是指事关老年人起码的生存安全(“低端安全”)的那部分养老保障。老年人需求的多样性，要求老龄事业与老龄公共服务的多样性。政府与市场在养老产品(包括资金与服务等)供给上，有不同的侧重，应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本养老保障体系。
(2)认识和解决老龄问题，不但要算货币账(易衡量价值、有限价值)，更要算货币不可衡量的超货币帐 (难以衡量价值、不可衡量价值乃至无限价值)。
(3)在老龄系统工程框架下，养老保障包括资金保障与非资金保障。资金保障，是以资金货币形式提供给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如养老保险金、老年津贴等；非资金保障，是以非资金非货币形式提供给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如老年公共服务设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定期为老年人体检、老年公寓等。非资金保障有些是直接提供的，有些是从资金保障转化过来的。
(4)彻底扩大基本养老保障的覆盖面，不仅覆盖所有就业者，也要覆盖所有非就业者，以及作为雇主的公民。
(5)基本养老保障的普惠化、均等化应当尽快上升为刚性的、强制性的法律规范，而不应当仅仅在政策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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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从2000年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并且是在不太富裕的情况下进入的。人口老龄化使得劳动力不足，严重短缺，劳动人口的结构呈现出老人状况，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现在的独生子女日益增多，年轻人照顾老年人的负担是重大的。人口老龄化使退休金收支不平衡，养老金供给不足。我国的老龄化问题不仅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发展都不平衡，呈现出了从东向西过渡的趋势。这些都对国家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
二、我国学者的研究
杜鹏在其文章中，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他选取了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具有重要影响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两个因素，以1990年为中心，根据中国四十年以来的人口变化和四十年后的发展趋势，分别对我国0-15岁人口和60岁及以上人口进行了分析。1950-1990年间，出生率下降使得0-15岁人口比例下降了23.5%，六十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增加了3.2%；然而死亡率下降使得0-15岁人口所占比例增加了2个百分点，六十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增加了7个百分点。因此得出结论，1950-1990年间，出生率下降对人口结构的影响高于死亡率降低的影响程度。另一方面，出生率下降使0-15岁人口所占比重下降，而超过六十岁及以上人口在增加。
姜向群在其研究中讨论了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与计划生育的关系。他指出老龄化问题是一个人口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系统阐述了计划生育对我国老龄化问题的产生的消极意义。几十年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出生率迅速降低，人口年龄结构向老龄化方向发展。通过比较国内外的一些文献研究，表明今后三十几年内，人口死亡率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影响将不断加大。
三、人口老龄化的历程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养老及其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主要是为了解决城市老年人口的问题，当时的就业、养老金、医疗、住房等基本制度仅限于城镇职工。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要代表国家和政府向农民催缴各种农业税。因此，农民基本上没有享受到任何的社会保障，农民养老基本上依靠家庭。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压力相对城镇将更加突出。农村养老问题更是成为几亿农民的一个巨大隐忧。
目前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老年人对社会、家庭已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社会发展的成果和财富积累过程中，包括了老年人的劳动成果，所以要共享发展成果。在社会转型时期，部分老年人在收入、家庭、住房等方面已缺乏了年龄优势，国家在制定社会政策时，应充分照顾这些老年人在社会保障、医疗、福利、家庭等方面应有的待遇，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本世纪前二十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十六届六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加快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让老年人享有改革成果。这对全面建设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四、老龄化出现的问题
第一，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
家庭养老是指家庭对其老年成员的生活提供安全保证。它包含着三个方面的
内容：一是经济保障，二是生活服务保障，三是精神慰藉。
我国目前的农村养老基本上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单一的、分散的家庭养老方式。据有关调查表明，至少94.2%以上的老人是以家庭方式居住的。这种养老方式不仅老年人的生活服务由家庭提供，而且养老经费也完全由家庭负担，被称为“传统的家庭养老”。
第二，农村人口的流动给老人照顾带来困难。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外出务工经商的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增多，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大。留守农村的老人养老很难得到保障。即使有了经济保障，但其养老生活服务无法保障，尤其高龄、体弱多病的老人生活问题更无法解决。由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空巢家庭”中的农村老人在得不到子女帮扶的情况下，绝大多数无法像城市老人一样有便利条件进行自我帮助和照料。
第三，孝敬老人的观念弱化，老年人缺少精神慰藉。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家庭内部关系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但在市场经济中，人们的家庭观念在不断更新、蜕变，使传统孝道逐渐失去其影响力。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年轻人在更多、更深入了解外面世界的同时，其观念、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有意逃避赡养义务，远离年老父母分家另过等违反孝道的想法和做法。因此，如何正确解决好养老问题，就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五、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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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伊恩 G 库克，杰森 L 鲍威尔.老龄化城市社会：言论与政策[M].鲁哲，唐磊，海外学者视野中的中国城市化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247-266.
[8]杨青哲.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障问题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3.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养老保障 问题 对策
1 人口老龄化的界定
我们通常按照国际标准来界定人口老龄化的标准，即一个国家的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或超过总人口的10%，或者是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就可以定义为老龄化国家。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可知，中国的60岁以上的人口达1.85亿，占总人口13.9%，而65岁以上人口高达1.19亿，占人口总数的8.9%。如果按照国际标准来判断，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相关学者预测，在未来的50年内，我国的老龄人口将以年均3.2%的速度递增，按这个速度计算，我国在未来的20年内将会变成老龄化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
2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来看，表现出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老年人口绝对数大，高龄人口增长速度快，老龄化速度超前于经济发展速度等一系列特点。
2.1 老龄化速度和进程加快
在20世纪70年代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属于“年轻型”。1996年，我国老年人口比重接近国际老年化标准。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国际标准线7%。此后，我国老龄人口比重开始越过国际标准线，并以递进速度上升。2010年，我国的老龄人口比重达到8.9%，2000年到2010年间，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近两个百分点。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从我国近十年来的老龄化进程速度可以知道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越来越趋向老龄化，老龄化的速度和进程也越来越快。
2.2 老年人口绝对数大，低龄老人多，高龄老人增长速度快
根据2010年开始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发现，2000年，我国65岁以上老人达到882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7%，60岁以上人口达14231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11.3%。而2010年，我国65岁以上老人达到11894万人，占总人口比重8.9%，60岁以上人口共1851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13.9%。由此可知，在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65岁以上老龄人口增加了近2%，60岁以上老年人口增加了近3%。这说明我国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很大，老年人口比重很大，低龄老人多，高龄老人数量也在增长。
2.3 人口老龄化速度与经济发展不适应
西方发达国家在迈入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伴随着经济的巨大发展。经济的飞速发展，可以保证社会福利和提高社会保障能力，因此人们的生育率会有所下降，再加之医疗条件的改善，死亡率的大大降低，人口寿命的延长，最终导致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从这个分析流程可知，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是成正相关的。但是由于我国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生育率被迫下降，因此导致了我国在国家财力尚未非常强大的时候就面临老龄人口比重过高的威胁。世界上已进入老龄化的国家的人均GDP基本都大于10000美元左右，而我国在进入老年化国家时仅达1000美元。这表明我国尚缺乏应付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实力。
3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是多层面的，有个体、群体上，有政策、制度上的。但是，其中最主要最直接加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两个重大原因是：一是我国70年代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这直接导致我国的生育率大大降低。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再加之国家医疗设备条件的不断改善和提升，人们更加注重健康养生，人们的寿命也在延长。这直接提高了我国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年轻人口比重不断减少和老年人口比例的相对提高，最终导致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飞速发展，老龄化趋势越演越烈。
4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建议
4.1 适当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相对提升出生率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上个世纪就开始贯彻实施的一项基本国策。长期以来，我国的出生率相对其他国家较低，这影响了人口结构比重的划分，导致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因此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是老龄化问题的原因之一。为了减轻老龄化的严重程度，减缓老龄化的速度，国家和相关部门单位有必要将人口老龄化放在全局角度进行思考，兼顾好老龄化问题与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从人口长期发展的角度综合考虑人口老龄化与生育政策的关系。
4.2 区别对待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大量的农村年轻劳动力涌入城市，老人小孩留守农村，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国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大大高于城镇比重。但是，目前我国老龄化的主要保障政策是针对城市居民，城乡之间的老年人所获得的养老保障以及公共服务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必须区分好城市和农村的老龄化问题的差异，区别对待城乡人口老龄化问题，寻找解决城乡老龄化问题的方法手段。全局出发，制订国家人口老龄化战略，全面分析、评估和预测中国未来面临的人口老龄化的相关问题，分步骤，分重点解决老龄化问题。
4.3 建立社会范围内的养老服务支持体系
建立“老人自立为主，社区服务为辅”的社会养老新格局，调整和改善养老机构的功能和布局，逐步完善社会化的养老服务支持体系，在老年人出现自理能力缺陷时可寻求养老机构帮助。这需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扩大养老功能机构的分散范围，将其分散化、小型化，布局于各社区周围，实现老年人的就近养老，对经营性的养老机构进行规范化，使其在政府的管制下，有组织有纪律地向老人提供各种个。二是要建立社会化的养老服务支持体系，政府以政策支持、资源调动、宣传倡导及监督监管等方式参与养老福利事业，将养老服务推向社会，实现政府“管大放小、管少放多”的宏观管理体制。
4.4 积极开发利用老人人力资源
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日益增多，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议题。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越来越有限，这也就引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重要议题。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主要有两个思路：提高退休年龄，延长工作年限和直接利用老年人力资源，为社会提供服务。另外，鼓励低龄、健康老人开展志愿性的甚至是经营性的养老服务，将老年人力资源转化为社区养老服务资源也是应付老龄化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
总之，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一项系统性的全民性的工程，必须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各部门和群众达成一致目标，共同行动，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尽快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全局性战略，逐步形成多层次的老龄政策体系，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社会化养老服务支持体系，积极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
参考文献：
[1]原新，刘士杰.1982～2007年我国人口老龄化原因的人口学因素分解[J].学海，2009（4）.
[2]莫龙.1980～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性定量研究[J].人口研究，2009（3）.
[3]陆杰华.快速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挑战与对策[J].甘肃社会学，2007（6）.
[4]李秀丽，王良健.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其分解研究[J].西北人口，2008（6）.
一、引言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来，“人口老龄化”成为一个全球化问题，这是上世纪人口发展的两大现象——生育率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引发的结果。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王桂新、林志宗认为，由于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全球人口出现了平均寿命预期升高以及生育率下降的趋势[1]。这既是人类社会取得巨大成就的表现，同时也使各国政府面临着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养老保障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按照联合国1982年制定的国际标准，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上，或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7%以上的社会即为老年型社会。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的过程。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伴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及医疗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人口生育方面经历了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这必然会改变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从而使人口的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据统计，我国1999年60岁以上人口总数达到1.26亿，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10%，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
武汉大学的马骁骁的研究则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他认为中国作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在1974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人口增长太快，该政策实施后，生育水平下降，从而导致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老龄人口迅速增加[2]。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趋势也在不断加快（见表1）。“六普”数据显示：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8.87%。同“五普”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2.93本文由收集整理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1.91个百分点，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在进一步加剧。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水平城镇高于农村的发展历程不同，我国农村老龄化水平超过城镇，农村老龄化问题的压力更为突出。此外，在2005年超过13亿的总人口中，城市总人口是56 167万人，农村人口是74 471万人。因此，我国农村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也就尤显突出。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农村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近8 600万人，占全国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可见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要远高于城市[3]。
在我国现实的情况下，农村人口老龄化波及的范围更广、规模更大。根据最近的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农村老年人口为8 557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到21世纪后半叶，城镇的老龄化水平才将超过农村，并逐渐拉开差距。
河北省老龄人口呈现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农村老年人口比例大于城镇老年人口且具有未富先老的特点。河北科技大学的闫露娜等人研究认为，河北省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医疗、服务等一系列问题形势严峻，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4]，但他们未能对河北这个农业人口大省的农村老龄化问题做专项研究，其他相关文献也鲜有涉及此问题。本文专门就农村人口老龄化及其问题加以系统分析，并提出符合农村现实的养老对策建议。
二、河北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
河北省既是一个农业大省，也是一个人口大省。建国以来，河北省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982年“三普”时，0～14岁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0.78%，65岁及以上人口占5.67%，老少比为18.43%；1990年“四普”时0～14岁人口占29.04%，65岁及以上人口占5.81%，老少比为20.01%；2000年“五普”时，0～14岁人口比例降至22.78%，65岁及以上比例升至7.05%，老少比为30.93%。以上数据表明，从2000年起，河北省人口年龄构成已经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据第二次农业普查统计，2006年底河北省在农村居住及城镇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口为4 926.23万人。从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看，2000年河北全省总人口为6 668.4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 756.01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26.33%；农村人口4 912.43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73.67%（农业户口占80.4%）。随着河北城市化步伐的加快，2005年、2007年全省城镇化率分别为37.69%、40.25%，推算全省农村人口分别减少为4 268.86万人和4 148.5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比例分别降至62.31%、59.75%（2007年全国为55.06%）。另据公安户籍统计，2007年末河北省持农业户口的有4 842.76万人，占全部户籍人口的68.96%。几种统计渠道均显示，河北作为农业大省，农业人口比重较大，而且这种现状将保持相当一段时期。因此，在老龄化背景下做好河北省农村养老问题研究至关重要。
三、河北省农村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
（一）农村人口“未富先老”问题
我国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属于“未富先老”。
河北省“未富先老”的状况在农村尤为突出。长期以来的“重城市，轻农村”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使农村的经济发展缓慢，计划生育政策及青壮年农民工进城导致农村劳动力资源欠缺，再加上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制约，使得河北省农村的贫困现象很普遍，人均收入与城市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我国农村老年人口是经济上最弱势的群体之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除了耕种土地外几乎没有其他自主收人来源[5]。农村劳动生产率原本低下，土地收益率又极低，因此，当他们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后，维持温饱已是十分困难，生活上很难得到其他保障。因而，因病致贫或者因病返贫成为农村老年人口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根据对河北省农村特困老年人的抽样调查分析显示因病和残疾致贫的人口占近46.7%，几乎达到被调查特困老年人的一半。此外，由于农村许多低收入中青年子女的受教育机会相对不足，从而加大了贫困世代传递的可能性。他们无法为家中老人提供较好的物质生活保障，自己也无法为养老积蓄。
（二）农村劳动力的老化问题
和全国的情况一样，河北省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外流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由于流出人口巨大，造成许多地区的所谓“空心村”现象，在“空心村”里，许多家庭房空门关或者很少有人。青壮年大多出去了，剩下的多半是妇女、儿童、老人，现在很多妇女也出去了，农活主要由一些“年老的留守人员”负担。人口流出引起农村空巢家庭问题，青壮年子女不在身边，年迈的父母无人照料，很多流出人员还不得不把孩子留在家里由老人照看。某县调查出有90%的老人需照看孙辈，70%的留守老人依然干农活，45%的老人无积蓄，生活贫困。
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河北省农村劳动力的空心化及老化的特征明显。现在越来越多的耕地被“抛荒”的现象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农村劳动力老化带来的严重问题。据有关调查发现，河北省农村60～65岁间的老人中，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比例有60%多，65岁以上还在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占21%强[6]。随着年龄的增大，劳动者的体力衰退导致原本低下的农业生产率进一步下降，长此以往，必然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会延缓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进程。
四、对策和建议
（一）发展农村经济是根本之道
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村家庭照顾的养老保障方式仍会继续存在，因此，增加家庭成员的收入显然是提高其保障能力的基本手段。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大批转移已成定势。因此，在改善农村劳动力工作环境、提高其收入、能力方面，政府应做到： 第一，消除劳动力市场的一些不合理制度，为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力求做到同工同酬； 第二，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如前所述，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其生产率就越高，工资收入就越多。教育和培训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家需要加大在农村的教育投入，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培训，这些都是提高农民工增收能力的有效措施。
鉴于河北省在经济尚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就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背景，加快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和当务之急。我国当前农村老龄人口所面临的诸如养老、医疗保障等问题是“三农”问题的一部分。想要着实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及社会福利水平，根本解决农村老龄人口所面对的各种问题，着力点应该围绕“三农”问题展开。据报道，河北省老龄人口近1 000万，占到人口总数的13.5%。结合河北省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当前应响应党的十八大提出实现农村人口城镇化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号召，以大幅提高农村经济实力和农民收入水平作为今后的重要工作目标。这就需要加强河北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并逐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积极探索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及产业化经营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通过科技下乡，提高农业科学技术在农业收益中的贡献率[7]。建立以新型农业技术推广部门、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基础的农业技术推广与产业化体系和以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村远程教育网络为基础的高效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加大农业生产技术投入，以提高土地经营效益。
通过大力发展河北省乡镇企业来进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拓宽农民的收入来源。在推行减免农业农民税费的惠民政策的同时，拓宽农产品销售的渠道，建立并普及河北省农产品供求信息网络。此外，需消除农产品流通环节中运输及市场准入环节中中存在的种种关卡。只有切实保护农民的权益，提高农民的收入，才能解决好农村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
（二）政府需要加大投入以解决农民养老问题
考虑到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的负担能力，河北省农村的社会保障可以采取重点突破、循序渐进的路径，以医疗和养老保险为突破口，逐步建立统一、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村的养老提供社会支持。在提高社会保障的补助比例上，可以采取高于城市的比例，适当降低农村的个人养老成本，这也是符合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农民收入能力较低这一现实国情的。
关键词：河北省；农村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弱势群体；三农问题；政府投入；互助养老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4-0104-03
一、引言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来，“人口老龄化”成为一个全球化问题，这是上世纪人口发展的两大现象——生育率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引发的结果。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王桂新、林志宗认为，由于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全球人口出现了平均寿命预期升高以及生育率下降的趋势[1]。这既是人类社会取得巨大成就的表现，同时也使各国政府面临着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养老保障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按照联合国1982年制定的国际标准，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上，或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7%以上的社会即为老年型社会。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的过程。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伴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及医疗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人口生育方面经历了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这必然会改变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从而使人口的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据统计，我国1999年60岁以上人口总数达到1.26亿，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10%，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人口老龄化时代。
武汉大学的马骁骁的研究则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他认为中国作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在1974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人口增长太快，该政策实施后，生育水平下降，从而导致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老龄人口迅速增加[2]。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趋势也在不断加快（见表1）。“六普”数据显示：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8.87%。同“五普”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1.91个百分点，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在进一步加剧。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水平城镇高于农村的发展历程不同，我国农村老龄化水平超过城镇，农村老龄化问题的压力更为突出。此外，在2005年超过13亿的总人口中，城市总人口是56 167万人，农村人口是74 471万人。因此，我国农村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也就尤显突出。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农村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近8 600万人，占全国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可见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要远高于城市[3]。
在我国现实的情况下，农村人口老龄化波及的范围更广、规模更大。根据最近的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农村老年人口为8 557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到21世纪后半叶，城镇的老龄化水平才将超过农村，并逐渐拉开差距。
河北省老龄人口呈现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农村老年人口比例大于城镇老年人口且具有未富先老的特点。河北科技大学的闫露娜等人研究认为，河北省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医疗、服务等一系列问题形势严峻，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4]，但他们未能对河北这个农业人口大省的农村老龄化问题做专项研究，其他相关文献也鲜有涉及此问题。本文专门就农村人口老龄化及其问题加以系统分析，并提出符合农村现实的养老对策建议。
二、河北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
河北省既是一个农业大省，也是一个人口大省。建国以来，河北省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982年“三普”时，0～14岁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0.78%，65岁及以上人口占5.67%，老少比为18.43%；1990年“四普”时0～14岁人口占29.04%，65岁及以上人口占5.81%，老少比为20.01%；2000年“五普”时，0～14岁人口比例降至22.78%，65岁及以上比例升至7.05%，老少比为30.93%。以上数据表明，从2000年起，河北省人口年龄构成已经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据第二次农业普查统计，2006年底河北省在农村居住及城镇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人口为4 926.23万人。从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看，2000年河北全省总人口为6 668.4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 756.01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26.33%；农村人口4 912.43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73.67%（农业户口占80.4%）。随着河北城市化步伐的加快，2005年、2007年全省城镇化率分别为37.69%、40.25%，推算全省农村人口分别减少为4 268.86万人和4 148.5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比例分别降至62.31%、59.75%（2007年全国为55.06%）。另据公安户籍统计，2007年末河北省持农业户口的有4 842.76万人，占全部户籍人口的68.96%。几种统计渠道均显示，河北作为农业大省，农业人口比重较大，而且这种现状将保持相当一段时期。因此，在老龄化背景下做好河北省农村养老问题研究至关重要。
三、河北省农村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
（一）农村人口“未富先老”问题
我国是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属于“未富先老”。
河北省“未富先老”的状况在农村尤为突出。长期以来的“重城市，轻农村”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使农村的经济发展缓慢，计划生育政策及青壮年农民工进城导致农村劳动力资源欠缺，再加上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制约，使得河北省农村的贫困现象很普遍，人均收入与城市相比有很大的差距。我国农村老年人口是经济上最弱势的群体之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除了耕种土地外几乎没有其他自主收人来源[5]。农村劳动生产率原本低下，土地收益率又极低，因此，当他们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后，维持温饱已是十分困难，生活上很难得到其他保障。因而，因病致贫或者因病返贫成为农村老年人口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根据对河北省农村特困老年人的抽样调查分析显示因病和残疾致贫的人口占近46.7%，几乎达到被调查特困老年人的一半。此外，由于农村许多低收入中青年子女的受教育机会相对不足，从而加大了贫困世代传递的可能性。他们无法为家中老人提供较好的物质生活保障，自己也无法为养老积蓄。
（二）农村劳动力的老化问题
和全国的情况一样，河北省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外流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由于流出人口巨大，造成许多地区的所谓“空心村”现象，在“空心村”里，许多家庭房空门关或者很少有人。青壮年大多出去了，剩下的多半是妇女、儿童、老人，现在很多妇女也出去了，农活主要由一些“年老的留守人员”负担。人口流出引起农村空巢家庭问题，青壮年子女不在身边，年迈的父母无人照料，很多流出人员还不得不把孩子留在家里由老人照看。某县调查出有90%的老人需照看孙辈，70%的留守老人依然干农活，45%的老人无积蓄，生活贫困。
由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河北省农村劳动力的空心化及老化的特征明显。现在越来越多的耕地被“抛荒”的现象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农村劳动力老化带来的严重问题。据有关调查发现，河北省农村60～65岁间的老人中，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比例有60%多，65岁以上还在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占21%强[6]。随着年龄的增大，劳动者的体力衰退导致原本低下的农业生产率进一步下降，长此以往，必然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会延缓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进程。
四、对策和建议
（一）发展农村经济是根本之道
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村家庭照顾的养老保障方式仍会继续存在，因此，增加家庭成员的收入显然是提高其保障能力的基本手段。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大批转移已成定势。因此，在改善农村劳动力工作环境、提高其收入、能力方面，政府应做到： 第一，消除劳动力市场的一些不合理制度，为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力求做到同工同酬； 第二，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如前所述，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其生产率就越高，工资收入就越多。教育和培训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家需要加大在农村的教育投入，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培训，这些都是提高农民工增收能力的有效措施。
鉴于河北省在经济尚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就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背景，加快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和当务之急。我国当前农村老龄人口所面临的诸如养老、医疗保障等问题是“三农”问题的一部分。想要着实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及社会福利水平，根本解决农村老龄人口所面对的各种问题，着力点应该围绕“三农”问题展开。据报道，河北省老龄人口近1 000万，占到人口总数的13.5%。结合河北省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当前应响应党的十提出实现农村人口城镇化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号召，以大幅提高农村经济实力和农民收入水平作为今后的重要工作目标。这就需要加强河北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并逐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积极探索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及产业化经营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通过科技下乡，提高农业科学技术在农业收益中的贡献率[7]。建立以新型农业技术推广部门、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基础的农业技术推广与产业化体系和以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村远程教育网络为基础的高效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加大农业生产技术投入，以提高土地经营效益。
通过大力发展河北省乡镇企业来进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拓宽农民的收入来源。在推行减免农业农民税费的惠民政策的同时，拓宽农产品销售的渠道，建立并普及河北省农产品供求信息网络。此外，需消除农产品流通环节中运输及市场准入环节中中存在的种种关卡。只有切实保护农民的权益，提高农民的收入，才能解决好农村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
（二）政府需要加大投入以解决农民养老问题
考虑到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的负担能力，河北省农村的社会保障可以采取重点突破、循序渐进的路径，以医疗和养老保险为突破口，逐步建立统一、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村的养老提供社会支持。在提高社会保障的补助比例上，可以采取高于城市的比例，适当降低农村的个人养老成本，这也是符合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农民收入能力较低这一现实国情的。
河北作为农业人口大省，需要把农村养老社会化制度建设作为农村基层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政府主导投入的基础上，推动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设置多种形式的养老组织和机构。由省政府相关部门统一管理和监督，鼓励集体或个体开办养老院。例如河北肥乡县首创的农村互助养老新模式。这种模式的含义是“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实现“离家不离村，离亲不离情；养老在乡村，享乐家门口”的养老愿望。这一模式主要解决子女在外务工、经济来源有保障、身体健康、生活能够自理的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互助幸福院的建设和管理主体是村委会；政府补贴基本保证运转，每建成一套“互助幸福院”，配套措施由政府承担。
另外，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组织和社会网络体系时要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农村老龄人口的生活习惯和特点，积极发挥村民邻里感情的纽带作用。在公办养老机构的基础上，鼓励开展村民互助为基础的农村居家养老模式。借鉴兄弟省市经验，在政府投入的同时，推行并完善农村养老保险体制，科学管理养老保险基金，从而实现政府、集体和个人共同投入的农村新型养老体制，使河北省老龄人口保障制度得到多重保障，真正做到农村老龄人口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这也是解决河北省三农问题、实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至关重要的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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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田永坡.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经济学分析[J].理论学刊，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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