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深感兴趣并争论不休的问题。从公元前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开始直至今天,仍未定论。概括起来,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种理论:第一,语言决定思维,思维只能在语言基础上进行;第二,语言对思维有较大影响,对思维起着指导和调节的作用;第三,思维决定语言,语言是在思维基础上产生的;第四,思维即语言;第五,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错综复杂,二者间的作用既非单向的。也非直接的。
语言和思维究竟是什么关系?笔者同意这样的观点:思维的载体是语言,同时语言也反作用之思维。思维创造了语言,语言又影响了思维。语言符号当然更是人类思维的产物,它对人类思维的作用也是两方面的,既有刺激的作用又有规范的作用。文字是语言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发展也必然影响思维方式。英语和汉语分别属于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它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符号系统,作为视角符号系统一文字,汉语是表意文字,英语是表音文字。两种语言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它们所属的两个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由于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背景等诸方面而不同,他们用各自的独特的方式观察世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因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带有民族色彩的语言体系,孕育出各自独特的思维方式,从而造就出各自独特的文化氛围。思维方式不同其结果是语言方式不同,而语言表达方式不同又反过来直接影响着思维方式。因此,有学者甚至认为文字是文化的基因,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是从文字体系的不同开始的。
下面笔者从中西文字差异的角度来探讨其对思维方式的影响。
二、文字的差异
中西文字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音、形、义、语法四个层面。
在语音层面,最突出的特点是:汉字是单音节,同时汉字每字都有声调,而且严格地分一、二、三、四声,是规定的,也很规则,而且它的声音很响。而印欧语既有单音节,又有多音节,无声调之区别,但有轻重音之分。
在字形层面,汉字是惟一现存的象形文字。汉字的结构是一种方块形、建筑型的结构,是立体的。它的笔划是上下左右都可以通,各种笔画几乎多和某种实物有联系,所以有很强的具象性。而西方文字,以希腊字母为例,它借助于菲尼基字母,它是完全符号化的,因此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
在字义的层面,汉字的立体结构导致汉字的总字量的有限性,不能随时根据语音造出新的字(词),也正因为如此,汉字常常采用一字多义的办法弥补。一字多用,字义就容易宽泛、笼统。而西方语言的造词功能很强,有很多种构词方式如:派生、合成、拼缀、缩略、逆构词法等。这样,西方文字的多义词相对少得多,新造词能满足西方人表达比较确切概念的需要,而且很精确,但相对而言,词的分类要多一些。
在语法层面,汉语文字在词法方面没有性、数、格、时态、前缀、后缀等,这使得汉字的定位功能相对灵活,也造成汉字具有很高的创造性。而印欧语系有严格的性、数、格、时态、前缀、后缀,以及主谓宾定补状,词的定位灵活性差,词的位置限制性很大。因此汉语的词法和语法都不发达;而西方语言的词法,语法系统比较发达完备。
总而言之,英语和汉语分别属于不同的语系,各有自己的思维特点。英语是声音语言,汉语是形象语言。英语强调刚性定位、固化指谓,汉语强调意义的积聚性。英语多为形合句,汉语多为意合句。英语是线性因果推理,汉语是因果相生推理。英语是原子论语言结构,注重单词、句子、段落之间的关系,汉语注重整体定位法,强调位置的重要性。英语求衔接而多推理,靠逻辑而非灵感,重论证而轻直觉:汉语求简捷而少推理,靠灵感而非逻辑,重直觉而轻论证。
三、文字与大脑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色色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也可称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也可以称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文字有三个方面:字形、字音、字义。研究发现,字音作为语音,主要由左脑语言中枢处理。字义则由右脑处理。拼音文字字形由左脑处理,汉字字形由右脑处理。文字作为字形、字音、字义的综合符号系统,左、右脑都参与了处理。现代的计算机核磁扫描,也证明也这一点。但是使用表音不强、有序不强汉字的人,则偏重使用右脑。研究也表明如果由左脑处理汉字则比右脑慢得多,如果由右脑处理拼音文字则比左脑慢得多。
研究还表明,不管信息是以什么方式进入大脑的,一般人的左半脑处理的是有序性信息,而右半脑处理的是各种继续性即混沌信息。生理研究也表明,大脑左半球的神经元的分布排列整齐有序:大脑右半球相应位置的神经元的分布排列,不如前者有序。
拼音文字具有很强的序列性,所以由左半球处理,而汉字类似象形文字,有序性不强,由右半球处理。汉字与拼音文字它们的词意都是由右半脑处理,看拼音文字字符和理解词意必须左右脑并用,看汉字则主要用右脑,它的表音功能不强。拼音文字利于大脑的均衡发展,左右脑不同功能的并用才是科学的用脑方法。
因此,文字的差异可以对大脑不同区域产生刺激。中西方人长期接受这种不同的刺激,使大脑的某些局部区域发达,从而为中西方思维差异奠定了生理基础。
四、文字差异与思维
关于思维方式差异的分类很多,笔者在这里只探讨几种最主要的思维方式: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综合思维和分析思维。
(一)文字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
中国人侧重形象思维,而西方人侧重抽象思维。导致这种思维差异的主要根源是:西方语言和汉语分别属于不同的语系,各有自己的特点;汉语是形象语言,英语是声音语言。
汉语以形象为主导,汉字是象形文字,“六书”就以象形或取象为主,都是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模仿,指事也以形象一符号显示自然关系、模拟自然关系。会意则是对事态的复杂关系的显示,不是单纯的象形。这基本上决定了汉字的形象性。转注、假借则是语义的延伸,是把象形文字的形象性延伸出去。语义的延伸也代表了形象的延伸。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抽象思维的习惯,使之抽象思维特别发达。
(二)文字与综合思维和分析思维
中国人重综合思维,西方人重分析思维。综合思维是指在思想上将对象的各个方面联系并综合起来。分析思维则指在思想上将一个完整的对象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或将其属性、特征等各方面分开考虑。
汉语以单音节为主要的意义单元,并表现为字的形象。因此,形象语言则以字的形象决定字义。汉语中一音多词现象很普遍,形象语言中的声音独自看来是模糊多义的,必须整体上把握。汉语很注重整体性,个别现象反而变得很模糊,导致意义的多样性。汉语采用相对定位原则,用相对定位来规定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因此汉语是整体定位法,强调位置的重要性。汉语的条理是隐性的。整体决定部分,对整体了解越多,对个体了解也就越多。整体与个体之间互相决定。
英语把元音和辅音组合为音节,然后形成意义单元。因此,声音语言是以声音组合来决定字义。英语中,一个形象(即一个意思或意义)可有多个声音与之相应,声音语言中的意义独自看来是模糊多义的。声音必须要有意义,要掌握声音的意义,必须产生概念,人们依赖这些约定俗成的概念进行定义和推理。英语强调固定不变的指谓,每个意义必须加以固定而不能积聚,于是能够产生多元的概念系统和理论系统。英语则必须用明显的语法结构来表达现象,强调词的形态。汉英语言这方面特征的差异可以使中国人长于综合性思维,而英国人长于分析性思维。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深感兴趣并争论不休的问题。从公元前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开始直至今天,仍未定论。概括起来,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种理论:第一,语言决定思维,思维只能在语言基础上进行;第二,语言对思维有较大影响,对思维起着指导和调节的作用;第三,思维决定语言,语言是在思维基础上产生的;第四,思维即语言;第五,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错综复杂,二者间的作用既非单向的。也非直接的。
语言和思维究竟是什么关系?笔者同意这样的观点:思维的载体是语言,同时语言也反作用之思维。思维创造了语言,语言又影响了思维。语言符号当然更是人类思维的产物,它对人类思维的作用也是两方面的,既有刺激的作用又有规范的作用。文字是语言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发展也必然影响思维方式。英语和汉语分别属于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它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符号系统,作为视角符号系统一文字,汉语是表意文字,英语是表音文字。两种语言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它们所属的两个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由于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背景等诸方面而不同,他们用各自的独特的方式观察世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因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带有民族色彩的语言体系,孕育出各自独特的思维方式,从而造就出各自独特的文化氛围。思维方式不同其结果是语言方式不同,而语言表达方式不同又反过来直接影响着思维方式。因此,有学者甚至认为文字是文化的基因,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是从文字体系的不同开始的。
下面笔者从中西文字差异的角度来探讨其对思维方式的影响。
二、文字的差异
中西文字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音、形、义、语法四个层面。
在语音层面,最突出的特点是:汉字是单音节,同时汉字每字都有声调,而且严格地分一、二、三、四声,是规定的,也很规则,而且它的声音很响。而印欧语既有单音节,又有多音节,无声调之区别,但有轻重音之分。
在字形层面,汉字是惟一现存的象形文字。汉字的结构是一种方块形、建筑型的结构,是立体的。它的笔划是上下左右都可以通,各种笔画几乎多和某种实物有联系,所以有很强的具象性。而西方文字,以希腊字母为例,它借助于菲尼基字母,它是完全符号化的,因此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
在字义的层面,汉字的立体结构导致汉字的总字量的有限性,不能随时根据语音造出新的字(词),也正因为如此,汉字常常采用一字多义的办法弥补。一字多用,字义就容易宽泛、笼统。而西方语言的造词功能很强,有很多种构词方式如:派生、合成、拼缀、缩略、逆构词法等。这样,西方文字的多义词相对少得多,新造词能满足西方人表达比较确切概念的需要,而且很精确,但相对而言,词的分类要多一些。
在语法层面,汉语文字在词法方面没有性、数、格、时态、前缀、后缀等,这使得汉字的定位功能相对灵活,也造成汉字具有很高的创造性。而印欧语系有严格的性、数、格、时态、前缀、后缀,以及主谓宾定补状,词的定位灵活性差,词的位置限制性很大。因此汉语的词法和语法都不发达;而西方语言的词法,语法系统比较发达完备。
总而言之,英语和汉语分别属于不同的语系,各有自己的思维特点。英语是声音语言,汉语是形象语言。英语强调刚性定位、固化指谓,汉语强调意义的积聚性。英语多为形合句,汉语多为意合句。英语是线性因果推理,汉语是因果相生推理。英语是原子论语言结构,注重单词、句子、段落之间的关系,汉语注重整体定位法,强调位置的重要性。英语求衔接而多推理,靠逻辑而非灵感,重论证而轻直觉:汉语求简捷而少推理,靠灵感而非逻辑,重直觉而轻论证。
三、文字与大脑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也可称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也可以称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文字有三个方面:字形、字音、字义。研究发现,字音作为语音,主要由左脑语言中枢处理。字义则由右脑处理。拼音文字字形由左脑处理,汉字字形由右脑处理。文字作为字形、字音、字义的综合符号系统,左、右脑都参与了处理。现代的计算机核磁扫描,也证明也这一点。但是使用表音不强、有序不强汉字的人,则偏重使用右脑。研究也表明如果由左脑处理汉字则比右脑慢得多,如果由右脑处理拼音文字则比左脑慢得多。
研究还表明,不管信息是以什么方式进入大脑的,一般人的左半脑处理的是有序性信息,而右半脑处理的是各种继续性即混沌信息。生理研究也表明,大脑左半球的神经元的分布排列整齐有序:大脑右半球相应位置的神经元的分布排列,不如前者有序。
拼音文字具有很强的序列性,所以由左半球处理,而汉字类似象形文字,有序性不强,由右半球处理。汉字与拼音文字它们的词意都是由右半脑处理,看拼音文字字符和理解词意必须左右脑并用,看汉字则主要用右脑,它的表音功能不强。拼音文字利于大脑的均衡发展,左右脑不同功能的并用才是科学的用脑方法。
因此,文字的差异可以对大脑不同区域产生刺激。中西方人长期接受这种不同的刺激,使大脑的某些局部区域发达,从而为中西方思维差异奠定了生理基础。
四、文字差异与思维
关于思维方式差异的分类很多,笔者在这里只探讨几种最主要的思维方式: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综合思维和分析思维。
(一)文字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
中国人侧重形象思维,而西方人侧重抽象思维。导致这种思维差异的主要根源是:西方语言和汉语分别属于不同的语系,各有自己的特点;汉语是形象语言,英语是声音语言。
汉语以形象为主导,汉字是象形文字,“六书”就以象形或取象为主,都是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模仿,指事也以形象一符号显示自然关系、模拟自然关系。会意则是对事态的复杂关系的显示,不是单纯的象形。这基本上决定了汉字的形象性。转注、假借则是语义的延伸,是把象形文字的形象性延伸出去。语义的延伸也代表了形象的延伸。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抽象思维的习惯,使之抽象思维特别发达。
(二)文字与综合思维和分析思维
中国人重综合思维,西方人重分析思维。综合思维是指在思想上将对象的各个方面联系并综合起来。分析思维则指在思想上将一个完整的对象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或将其属性、特征等各方面分开考虑。
汉语以单音节为主要的意义单元,并表现为字的形象。因此,形象语言则以字的形象决定字义。汉语中一音多词现象很普遍,形象语言中的声音独自看来是模糊多义的,必须整体上把握。汉语很注重整体性,个别现象反而变得很模糊,导致意义的多样性。汉语采用相对定位原则,用相对定位来规定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因此汉语是整体定位法,强调位置的重要性。汉语的条理是隐性的。整体决定部分,对整体了解越多, 对个体了解也就越多。整体与个体之间互相决定。
英语把元音和辅音组合为音节,然后形成意义单元。因此,声音语言是以声音组合来决定字义。英语中,一个形象(即一个意思或意义)可有多个声音与之相应,声音语言中的意义独自看来是模糊多义的。声音必须要有意义,要掌握声音的意义,必须产生概念,人们依赖这些约定俗成的概念进行定义和推理。英语强调固定不变的指谓,每个意义必须加以固定而不能积聚,于是能够产生多元的概念系统和理论系统。英语则必须用明显的语法结构来表达现象,强调词的形态。汉英语言这方面特征的差异可以使中国人长于综合性思维,而英国人长于分析性思维。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深感兴趣并争论不休的问题。从公元前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开始直至今天，仍未定论。概括起来，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种理论：第一，语言决定思维，思维只能在语言基础上进行；第二，语言对思维有较大影响，对思维起着指导和调节的作用；第三，思维决定语言，语言是在思维基础上产生的；第四，思维即语言；第五，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错综复杂，二者间的作用既非单向的。也非直接的。
语言和思维究竟是什么关系?笔者同意这样的观点：思维的载体是语言，同时语言也反作用之思维。思维创造了语言，语言又影响了思维。语言符号当然更是人类思维的产物，它对人类思维的作用也是两方面的，既有刺激的作用又有规范的作用。文字是语言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发展也必然影响思维方式。英语和汉语分别属于印欧语系和汉藏语系，它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符号系统，作为视角符号系统一文字，汉语是表意文字，英语是表音文字。两种语言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它们所属的两个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由于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背景等诸方面而不同，他们用各自的独特的方式观察世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因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带有民族色彩的语言体系，孕育出各自独特的思维方式，从而造就出各自独特的文化氛围。思维方式不同其结果是语言方式不同，而语言表达方式不同又反过来直接影响着思维方式。因此，有学者甚至认为文字是文化的基因，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是从文字体系的不同开始的。
下面笔者从中西文字差异的角度来探讨其对思维方式的影响。
二、文字的差异
中西文字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音、形、义、语法四个层面。
在语音层面，最突出的特点是：汉字是单音节，同时汉字每字都有声调，而且严格地分一、二、三、四声，是规定的，也很规则，而且它的声音很响。而印欧语既有单音节，又有多音节，无声调之区别，但有轻重音之分。
在字形层面，汉字是惟一现存的象形文字。汉字的结构是一种方块形、建筑型的结构，是立体的。它的笔划是上下左右都可以通，各种笔画几乎多和某种实物有联系，所以有很强的具象性。而西方文字，以希腊字母为例，它借助于菲尼基字母，它是完全符号化的，因此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
在字义的层面，汉字的立体结构导致汉字的总字量的有限性，不能随时根据语音造出新的字(词)，也正因为如此，汉字常常采用一字多义的办法弥补。一字多用，字义就容易宽泛、笼统。而西方语言的造词功能很强，有很多种构词方式如：派生、合成、拼缀、缩略、逆构词法等。这样，西方文字的多义词相对少得多，新造词能满足西方人表达比较确切概念的需要，而且很精确，但相对而言，词的分类要多一些。
在语法层面，汉语文字在词法方面没有性、数、格、时态、前缀、后缀等，这使得汉字的定位功能相对灵活，也造成汉字具有很高的创造性。而印欧语系有严格的性、数、格、时态、前缀、后缀，以及主谓宾定补状，词的定位灵活性差，词的位置限制性很大。因此汉语的词法和语法都不发达；而西方语言的词法，语法系统比较发达完备。
总而言之，英语和汉语分别属于不同的语系，各有自己的思维特点。英语是声音语言，汉语是形象语言。英语强调刚性定位、固化指谓，汉语强调意义的积聚性。英语多为形合句，汉语多为意合句。英语是线性因果推理，汉语是因果相生推理。英语是原子论语言结构，注重单词、句子、段落之间的关系，汉语注重整体定位法，强调位置的重要性。英语求衔接而多推理，靠逻辑而非灵感，重论证而轻直觉：汉语求简捷而少推理，靠灵感而非逻辑，重直觉而轻论证。
三、文字与大脑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也可称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也可以称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文字有三个方面：字形、字音、字义。研究发现，字音作为语音，主要由左脑语言中枢处理。字义则由右脑处理。拼音文字字形由左脑处理，汉字字形由右脑处理。文字作为字形、字音、字义的综合符号系统，左、右脑都参与了处理。现代的计算机核磁扫描，也证明也这一点。但是使用表音不强、有序不强汉字的人，则偏重使用右脑。研究也表明如果由左脑处理汉字则比右脑慢得多，如果由右脑处理拼音文字则比左脑慢得多。
研究还表明，不管信息是以什么方式进入大脑的，一般人的左半脑处理的是有序性信息，而右半脑处理的是各种继续性即混沌信息。生理研究也表明，大脑左半球的神经元的分布排列整齐有序：大脑右半球相应位置的神经元的分布排列，不如前者有序。
拼音文字具有很强的序列性，所以由左半球处理，而汉字类似象形文字，有序性不强，由右半球处理。汉字与拼音文字它们的词意都是由右半脑处理，看拼音文字字符和理解词意必须左右脑并用，看汉字则主要用右脑，它的表音功能不强。拼音文字利于大脑的均衡发展，左右脑不同功能的并用才是科学的用脑方法。
因此，文字的差异可以对大脑不同区域产生刺激。中西方人长期接受这种不同的刺激，使大脑的某些局部区域发达，从而为中西方思维差异奠定了生理基础。
四、文字差异与思维
关于思维方式差异的分类很多，笔者在这里只探讨几种最主要的思维方式：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综合思维和分析思维。
(一)文字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
中国人侧重形象思维，而西方人侧重抽象思维。导致这种思维差异的主要根源是：西方语言和汉语分别属于不同的语系，各有自己的特点；汉语是形象语言，英语是声音语言。
汉语以形象为主导，汉字是象形文字，“六书”就以象形或取象为主，都是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模仿，指事也以形象一符号显示自然关系、模拟自然关系。会意则是对事态的复杂关系的显示，不是单纯的象形。这基本上决定了汉字的形象性。转注、假借则是语义的延伸，是把象形文字的形象性延伸出去。语义的延伸也代表了形象的延伸。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抽象思维的习惯，使之抽象思维特别发达。
(二)文字与综合思维和分析思维
中国人重综合思维，西方人重分析思维。综合思维是指在思想上将对象的各个方面联系并综合起来。分析思维则指在思想上将一个完整的对象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或将其属性、特征等各方面分开考虑。
汉语以单音节为主要的意义单元，并表现为字的形象。因此，形象语言则以字的形象决定字义。汉语中一音多词现象很普遍，形象语言中的声音独自看来是模糊多义的，必须整体上把握。汉语很注重整体性，个别现象反而变得很模糊，导致意义的多样性。汉语采用相对定位原则，用相对定位来规定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因此汉语是整体定位法，强调位置的重要性。汉语的条理是隐性的。整体决定部分，对整体了解越多，对个体了解也就越多。整体与个体之间互相决定。
英语把元音和辅音组合为音节，然后形成意义单元。因此，声音语言是以声音组合来决定字义。英语中，一个形象(即一个意思或意义)可有多个声音与之相应，声音语言中的意义独自看来是模糊多义的。声音必须要有意义，要掌握声音的意义，必须产生概念，人们依赖这些约定俗成的概念进行定义和推理。英语强调固定不变的指谓，每个意义必须加以固定而不能积聚，于是能够产生多元的概念系统和理论系统。英语则必须用明显的语法结构来表达现象，强调词的形态。汉英语言这方面特征的差异可以使中国人长于综合性思维，而英国人长于分析性思维。
《说文解字·叙》谈到文字的起源时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盌盓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又说：“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也；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早期的汉字，依赖于人们直接感受到的对象，经抽象思维、多维联想而产生的，以“依类象形”的方法表现出来，是当时的人们对社会认识的体现。这种直接的取象表义方式，决定了汉字的本质特征就是象形；以具象示义成为汉字的个性特征。现有的甲骨文资料以及《说文解字》的字形分析，都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
从汉字构形来说，最早的造字法和构造类型是象形字，其他的造字法都是以象形字为构字部件组合而成，象形字是汉字构成的基础和根本。象形字的本质是象形，是以具体的形象表达语义，具象性成为其突出的特征。象形字所表现的是具有突出的整体轮廓或形状特征的事物形象，是以具象的视觉效果和联想把字形与具体事物联系起来，展示它所表达的意义。甲骨文中的象形字大多为名词，表现自然界的山水、草木等诸多事物；表现人的各种形态和身体部位。这些“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具体形象，是人类感性认识的视觉符号化的形象描绘，是将直观的感性特征，经过抽象、概括的思维组合后的固化形象。而这种固化形象必定融入了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融入了时代的文化特征。如：甲骨文的“山”、“水”二字为独体象形字。“山”字之形由高耸的主峰和两边稍矮的侧峰构成，“水”字之形由中间的水流和两边飞溅的水花构成，形态逼真，能产生“见形而知义”的共识效果。这些字体形象，当然是先民们将直觉感受抽象、概括出的固化形象，是自然之象在人们的思维活动中逐渐形成的知觉形象，是语词义与人的记忆中所存留的感性印象相联接而产生的意识形象，这种意识形象就是意中之象。用文字来表现这些形象时，在于对整体形象的把握，突出其特征，强调视觉效果。这种具象的形成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分析归类概括出的表义形象，而汉字的表义功能正是通过这些具体形象来实现的，因此，具象性成为汉字构形表义的个性特征。
汉字的具象性也表现在合体字的构字形象中。随着汉字的发展，以象形字为基础的合体字成为汉字构形的主体，此时的象形字成为合体字的构字部件，由于象形字以具象示义的功能与它作为构造部件的作用共同进入合体字中，从而形成了整个汉字体系独特的以具象示义功能和形式。我们以“杲”、“杳”为例，分析其形体特征：日在上为“杲”，表示阳光明亮的意思；日在下为“杳”，表示天色昏暗不明的意思；这些合体字构字部件的数量、位置不同，但都以整体的直观形象示义。这种构形表义的思维方式正反映了汉字构形的具象性以及具象的时代性。
以具象示义的思维方式影响着汉字的形体构造，也影响着整个汉字体系的发展变化。甲骨文中假借字占70%以上，假借是在象形字之后出现的记录语言的一种方法，也是世界上所有早期象形字发展的方向。汉字发展到这一阶段时，因为假借字直接借形标音，偏离了汉字以具象示义的轨道，因此，在传统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的影响下，又为假借字增加象形字作为构造部件而重新组合，形成了既表义又表音的形声字，汉字以具象示义的特征得以保留。正如前人所言：“山旁必言山，水旁必言水，此则万无移易者。因其偏旁所含之字，详其为何义，审其为何声，虽不中不远矣。”[2](P69)这种字形与字义的关系，正反映了汉字体系以具象示义的独特的功能和表义形式。
二、汉字构形的辩证性
我国古代哲学从《周易》起，就有了素朴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的萌芽，提出了一系列互相矛盾对立的概念，如阴阳、刚柔、动静、屈伸、进退、大小、内外、损益、盈虚等等[1](P55)这种传统的辩证思维方式，渗入汉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在人们的观念、认识、表达等诸多方面。作为汉民族文化元素之一的汉字，从它的字形特征和形声字的构造方法等方面也体现出了受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说到方块汉字字体组合，首先想到的是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内外结构等，再具体一些就是左形右声、左声右形；上声下形、上形下声等。每个汉字构字部件不同，部件数量不同，但整体结构都讲究整齐对称。这种讲究整齐对称的辩证思维观，不仅表现在汉字形体的外在形式上，在构形表义中也是常见的。如“从”、“比”、“北”三字，均由两个“人”字作构字部件组合而成，或相从，或并列，或相背，以整齐对称的视觉效果表达语义。
汉字构形表义中的辩证思维观体现在整个汉字体系中。以形声字为例，形声字的构造形式是将现成的象形字当作义符或声符，根据语词的意义和读音取用相关的义符和声符组合而成。根据义符与声符，在构字中的不同作用，表现出形声字构形表义中主从分明、相辅相成的辩证思维观念。先看以义符为主的构造法，义符在形声字已类化了，成为义类的标识，同用一个义符的字同属一个义类。《说文解字》的部首即义符，《说文解字》中同一部首的字义类相同。如“水”部字以“水”为义类，所收460字多表现水流的名称、水流的形貌动态、水的作用等，均与水有关。此类形声字的构形，以义符为基础，加上与语词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声符，表示同类事物的各个方面。如，以“心”为义符的字，意义多与人的心态、情绪、思维活动有关(古人认为“心之官则思”)等等，此类字的构造，在组合形式上，由义符确定所要表示的意义范畴，义符为主，声符为次，一主一从，层次分明；在意义系联上，它们往往有总分关系，义符表现总的抽象的概念，体现了它们的共性。所组合的字，表现的是个别的具体的意义，体现了事物的个性。它们之间体现了共性与个性的辩证思维观。
现如今，要在千变万化、风云谲异的市场实践中创作出以某种新颖的目的为先导的广告文案创意，通过标新立异的可视艺术形式传达独树一帜的信息到被传达对象，并且使对被传达对象产生共鸣，其视觉传达的作品必须打破常规思维，从创意的角度进行求异思维的创造。
那么，作为一名广告文案创意人，该如何认识思维，从求异的角度进行绝佳广告文案创意？在具体实践中，又该用什么样的“沟通”方式进行创意“沟通”？
一、思维与角度在广告文案创意中的作用
创意的核心是想法。假使你对你的广告文案创意不太满意，不如换个角度来审视思维，重新创意出有特点的东西来。那么，我们又该追寻怎样的思维呢？
1.广告文案创意中的常规思维
思维分广义的和狭义的，广义的思维是人脑对客观现实概括的和间接的反映，它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和事物间规律性的联系，包括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而狭义的通常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思维专指逻辑思维。
而常规思维则是指在动力定型驱使下的按照经常实行的规矩或规定进行思维的活动过程。广告文案创意中的常规思维就是围绕创意按照一定的思维习惯与思维定式去进行的思维活动。它常常根据已有的经验与信息，主观能动惰性地思考问题，创造结果。
2、广告文案创意的求异思维
求异思维是从已知信息中产生大量变化的、独特的新信息的一种创造性思维方式，具有流畅性、变通性和独特性的特点。它的创意思维过程倡导从多方向、多角度、多起点、多层次进行思考，并从多方面探索不同见解、不同结论的思维，是创造性思维中一种极为重要的思维形式，也是测定创造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广告文案创意的求异方式
求异的广告文案创意要紧紧围绕主题进行思维高度的聚合与灵活的扩散，在质与量、广度与深度上要求聚集思维与扩散性思维辩证统一，使形象与意义完成最佳结合，最终以新颖独特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对典型元素的提炼，文字意义的拓展繁衍，形象的定义与沟通完成创意思维拓展。在具体实践中，可以从几个方面培养：
1.思维的发散和联想
发现与联想在创意思维中就如感觉与理性思辩一样，我们要抓住核心价值，寻找相关的共同点，发现其中的亮点。联想由此物到彼物，是一个物形的转换更是一个内在实质意义的更迭，需要我们通过理性思维去铮别。但是，在创意中，我们要排除那些孰能可见的创意，考虑其在文案中被重新认识和再创造的可能。
2. 各种手法的巧妙运用
一件成功的作品，创作者对已储存的表象进行创造性想象，发现新的形象，赋予其新的特征。此时，同质异构法、解析淘汰法、辏合显同法都可以在创意中量体而用。
象形与拟人也是形象思维的一种，把独立于我们的其它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事物看作是我个自身情感的移入，通过设计使这些再造的形象表现出人的情感，来获得人的认同。
象征主义和意象派都强调想象与联想。象征具有几乎固定的意义，意象具有可变的意义，具有鲜明的可感性。 同一种形象在不同文化中的象征含义也不同，例如龙在东西方的含义就不同。
三、 广告文案创意的传达过程
广告文案创意最终的表达是视觉传达的过程，是一个传达者、被传达的信息与被传达者，三者之间互相影响，互为沟通的过程。广告文案创意的求异思维就是围绕这三者进行思维再创造的过程。
创意传达的过程中，有几个因素：
1. 创意沟通与“符号”
符号（Sign），是指具有某种代表意义的标识。来源于规定或者约定成俗，其形式简单，种类繁多，用途广泛，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人们通过符号系统进行信息交流时，必须对符号有一致的理解。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对同一符号所感受的意义也不尽相同。文字作为广告文案表现形式的重要工具，创作者要根据传播对象，传播媒介进行传播符号的解码，综合提炼出符号的逻辑与广告冲击力。
2.创意沟通与“文化”
文化（culture）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文化是个多元多解概念，其定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2012年伦敦奥运会会徽文洛克是个具有金属现代感的独眼卡通吉祥物。它的头部代表着金、银、铜3个奖牌，它的大眼睛是一个记录的摄像头，头上的黄灯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伦敦黑色出租车，而手上戴着的友谊手链代表奥林匹克的5个颜色。文洛克是以1850年现代奥运会的雏形而命名的。这个文案中的创意元素很好的诠释了英国人在传统与现代文化的交流，以及人类在传统上的传承。
关键词:隐喻 《为自己而写》 隐喻思维法 隐喻翻译法 排列顺序 原因
一、对翻译的理解
翻译是一个极富实践性的领域,同时又是最典型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翻译的过程就是对两种语言对比研究的过程,它反映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特征。翻译的直接目的是获得可接受的译文,最终达到两种语言的移植、两种文化的沟通、两种思想的交流。
二、对亚里士多德的隐喻定义的理解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对隐喻定义为“将彼事物的名称用于此事物”,他的这一定义被视为隐喻的经典定义。他认为隐喻是一种语言现象,是一种修辞格,隐喻就是在不同事物中发现相似之处,而恰到好处地使用隐喻是天才的标志。
隐喻的恰当使用,能够反映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想象力,能够使语言超越常规上的语义局限,以鲜明的形象感染读者。隐喻能够增进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能够反映出人类不同寻常的认知能力,是具有独创性和生命力的新颖表现形式。
“将彼事物的名称用于此事物”的前体条件是彼此事物之间有相似处,“彼事物的名称”显现的有时是本义(即字面义),如:prim suits(古板的套装);有时是引申义,如:wavy hair(微微卷曲的头发)。因此就有了这样的结论:凡不再拘泥于字面意义的表述,由字面意义到引申意义的“词义引申”或转义均与隐喻有某种联系,而隐喻是涉及“词义引申或转义”的基本形式,它能含蓄、隐讳地指出事物之间的相似之处,是明喻、拟人和拟物等的原型,如明喻不过是由like, as if/as though, similar, resembling 等喻词标示出的隐喻,拟人是赋予抽象概念、物体、自然现象等人的特性、习性、动作、感情等,如:cheerless year(沉闷的一年);拟物是将自然界中生动形象的词语用于人上,如:――he seemed a comic antique.(他活脱脱是一个滑稽的老古董。)凡是借助“词义引申或转义”的手法达到积极修辞目的的,均可视为某种形态特殊的隐喻。
三、对《为自己而写》中的隐喻现象的分析
英语文章“Writing for Myself”(《为自己而写》)是美国作家、《纽约时报》的长期专栏作家拉塞尔•贝克(Russell Baker)的自传《Growing Up》(《成长》)中的一部分。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讲述了自己如何由厌恶英语及写作,转而找到写作的乐趣并最终成为作家的转变历程。文章启示读者写作要从真实的生活入手,为自己而写,不能当作交差、完成任务来应付,同时作者也从侧面反映了教师的慧眼对一个人的成材所起的作用。拉塞尔•贝克因其杰出的评论文章和自传《成长》而两次荣获普利策奖。
本文以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定义“将彼事物的名称用于此事物”或由其衍生出来的“词义引申”或“转义”作为判断隐喻的依据,发现“为自己而写”只有短短797个单词,其中隐喻现象有23个。
1.从结构上来分析《为自己而写》中的隐喻现象。这23个隐喻现象,从结构上来看,大体上有三种:
第一种:句子隐喻(7处)――主系表结构(3处),主谓结构(4处)。
第二种:词组隐喻(14处)――松散词组{偏正结构(10处)、动宾结构(1处)｝和固定词组(3处)。
第三种:单词隐喻(2处)。
从字词句这一体系来看,隐喻现象在词组层面出现的较多,其次是句子层面、单词层面。可以是彼事物的词语修饰此事物而形成的偏正结构的词组隐喻,也可以是彼事物的词语与此事物相搭配而形成的动宾结构和主谓结构的词组隐喻,也可以是彼事物的词语具有此事物的特征而形成的主系表结构的句子隐喻。《为自己而写》中有十个偏正结构的词组隐喻、一个动宾结构的词组隐喻、四个主谓结构的句子隐喻,在构成隐喻的所用结构中,偏正结构的词组隐喻最多。“将彼事物的名称用于此事物”也告诉我们,只需两个不同类但却有相似处的词语合乎语法地放在一起就可以构成隐喻,单词是因为词语的数量较少,而句子又因为词语的数量较多,这就是词组隐喻尤其是偏正词组隐喻较多而句子隐喻和单词隐喻较少的原因。固定词组从词语数量上来说不止一个,但牢固程度如同一个单词,至于固定词组和单词也会成隐喻,这是由“词义引申和转义都能形成隐喻”这样的结论决定的,因为固定词组和单词在具体语境中往往不是字面义而是引申义,也往往转义。
2.从隐喻思维的形式和英汉对比的结果来分析《为自己而写》中的隐喻现象。《为自己而写》中的句子隐喻共有七处。主系表结构的有三处,其中一处采用了拟物隐喻思维,另两处采用了拟人隐喻思维。拟物隐喻的例子:――he seemed a comic antique.(他活脱脱是一个滑稽的老古董。),此隐喻是将“老古董”的名称用于古板的人身上,目的在于逼真地刻画作者的老师那古板的形象,翻译采用了保留形象的直译法;拟人隐喻的例子:None (topic) was quite so simple-minded as “What I Did on My Summer Vacation(像……那样傻乎乎的题目倒是一个也没有),此隐喻是将表示“人”的词语“傻乎乎”用于无生命的“作文题目”上,目的在于形象地道出那一个“作文题目”彼时彼刻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和主观看法,翻译采用了在词义引申基础上的意译法;… the night was half gone…(半夜时分),此隐喻是将表示运动着的物体的词语(gone)用于静止的自然现象 (night)上,目的在于变静为动,给人以生动形象之感,翻译采用了意译法。主谓结构的有四处,其中一处采用了拟物隐喻思维,两处采用了拟人隐喻思维,一处采用了转义隐喻思维。The idea of becoming a writer had come to me …(我的脑子里就转着当作家的念头。)Vivid memories came flooding back of a night in Belleville…(贝尔维尔之夜的清晰的回忆如同潮水一般涌来。)都采用了拟人隐喻思维,都是将表示运动着的物体的词语(come)用于静止抽象的概念 (the idea)、(memories)上,尤其是第二句还把“flooding”与“memories”搭配在一起,构成了生动形象的比喻,前者采用了意译法,后者采用了保留形象的直译法。The topic on which my eye stopped was “The Art of Eating Spaghetti”. (我的目光落在……)采用了拟物隐喻思维,将表示“静止”的词语(stop)用于人具有运动特征的器官 (my eye)上,翻译采用了在词义引申基础上的意译法;――the possibility took hold.(这一想法就有了实现的可能。)采用了转义隐喻思维,将“生根、确立”的“took hold”翻译为“实现”,采用了转译法。
词组隐喻有十四处,其中,有五处是靠拟人思维形成的隐喻,有一处是靠拟物思维形成的隐喻,有六处是靠词义引申思维形成的隐喻,有两处是靠转义思维形成的隐喻。lifeless paragraphs(乏味的段落)、cheerless year(沉闷的一年)、prim suits(古板的套装)、All the good humor of Uncle Allen’s house …(艾伦舅舅家诙谐有趣的场景)和the pleasure of that evening(那个夜晚的快乐)都是靠拟人思维形成的隐喻,都是将表示有生命的人或物的词语(lifeless、cheerless、prim、 humor和pleasure)用于修饰无生命物(paragraphs、year、suits 、house 和evening)上,前两者采用了词义引申基础上的意译法,后三者采用了直译法。wavy hair(微微卷曲的头发)是靠拟物思维形成的隐喻,将具体形象的无生命物体的词语(wavy)用于对有生命的物体的词语(hair)的修饰,其中“wavy”意为“波浪的”,引申为“微微卷曲的”,unfruitful year(一无所获的一年)、“没有果实的”即“一无所获的”,用具体生动有实感的词语(unfruitful)修饰抽象没有具体实感的词语(year);a small prim smile(一丝拘谨的微笑)是将常用于表示大小的形容词“small”来修饰人的表情(smile),引申为“一丝”;unwelcome task(这一讨厌的功课),“不受欢迎”即:“讨厌”,将常用于人的词语(unwelcome)用于修饰无生命物(task);Mr. Fleagle would surly give it a failing grade(一个不及格的分数),用一个贬义形容词(failing)来修饰无生命物(grade);I wanted to relive the pleasure of that evening. (重温……的愉快),“relive”的字面义为“使…重获新生”,与表示人的感情的名词 “pleasure”搭配起来,引申为“重温”,这六处都是靠词义引申形成的隐喻,采用的都是词义引申意译法。hold back(抑制),字面义为“拉拽回去”,将人的动作用于人的抽象感情方面,转义为“抑制”。turn out (编写), 字面义为“翻转出来”,与“段落”搭配,转义为“编写”,I wanted to put it down simply for my own joy, not for Mr. Fleagle. (把它写下来),“put … down”字面义为“把……放下来”,用于“有趣的事情上”,转义为“把……写下来”,这三处都是靠转义思维形成的隐喻,采用的都是转译法。
单词隐喻有两处,其中,when I saw him lift my paper from his desk…中的“paper”(作文)、He was reading my words …中的“words”(文章)都属于单词隐喻。“paper”的字面义即本义为“纸”,写在“纸”上的就是“作文”(结合语境),“举起我的纸”即“拿起我的作文”,“words”的字面义即本义为“单词、字”,读我的“文字”,即读我的“文章”,这两个都是靠转义思维形成的隐喻,采用的都是转译法。
四、结论
以亚里士多德的隐喻理论为依据,通过对《为自己而写》一文中23个隐喻现象的结构分析,得出隐喻现象大多出现在词组(尤其是偏正词组)层面,其次是句子层面,再其次是单词层面,并总结出了其中的原因;从其隐喻思维的形式分析,得出隐喻思维法由高到低的排列顺序为:拟人法(9处)、词义引申法(6处)、转义法(5处)、拟物法(3处);从其英汉对比的结果分析,得出转义思维形成的隐喻大多采用转译法(6个),纯粹词义引申形成的隐喻大多采用的词义引申基础上的意译法(5个),这两种隐喻思维形成的隐喻,其翻译方法较单一,因为,这两种隐喻思维只涉及到词义的引申或转移,不涉及形象,而拟人和拟物思维形成的隐喻,其翻译方法较多样化,因为,这两种隐喻思维有时不仅要涉及到词义的引申或转移,而且还要涉及形象,拟人思维形成的隐喻,有采用纯粹的直译法的(3个),有纯粹采用意译法的(2个),有保留形象的直译法的(1个),有在词义引申基础上的意译法的(3个);拟物思维形成的隐喻,有采用保留形象的直译法的(1个),有采用词义引申基础上的意译法的(2个),由此可见,隐喻现象的主要翻译方法由高到低的排列顺序为:词义引申基础上的意译法(10个)、转译法(6个)、纯粹的直译法(3个)、保留形象的直译法和纯粹的意译法(各2个)。
参考文献:
[1]于祥杰:《论翻译中语境对词义生成的制约性》,《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7(11)。
[2] Aristotle, Rhetoric and Poetics [M],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1954.
[3]李荫华等:《全新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1)》,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关键词：辩证思维；辩证法；培养目标；辩证思维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5-0064-03
一、引言
特定的物质条件下，人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取决于是否善于思考，而思考是一种技能，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来提升。我们培养学生，不仅要使其掌握知识和获得价值认知，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这样有利于其专业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以适应社会发展。在高等教育课程设置中有许多专业课程支持思维能力的形成和发展，但这些课程从开设范围上来讲，并不具有普遍性，它们有的是针对专业学生，有的只是公共选修课，修读学生为数不多。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却是一门可以普及思维教学的公共必修课程，该课程拥有丰富的辩证思维教学内容，同时覆盖所有大学生，以此课程为平台进行思维能力培养，具备可行性。
在思政课的教育实践中，通过对高校思政课思维教学目标进行具体诠释的方式，将简单的“是什么”教学，提升到为解决“为什么”提供思维方法支撑层面，去帮助学生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实现教育效果反思，才能真正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对学生而言，既能克服心理障碍，降低冲突性倾向，又能拓宽视野见识，提升整合思维素质，增强社会竞争力；对整体的思政工作而言，思维方法教学能普遍地为后续工作搭建高层次思维受体平台，一举三得。
辩证思维是高端人才思维方式，对从事复杂思维活动的群体来说是必须具备的能力。面向大学本科层次的受体，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过程中进行渗透式辩证思维培养，建立起一般辩证思维训练模式，加强思维训练，帮助学生冲破盲从，独立思考，增长知识和认知能力，合理地决策和行动，甚为必要。本文从定位本课程的辩证思维能力概念及目标范围着手，从教材中寻找本课程的辩证思维潜在资源，确定辩证思维的研究范围、特点及具体指标，确定本课程应该承载什么样的辩证思维教学任务和目标，以实现教学的“有的放矢”。
从教学实际分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有丰富的培养辩证思维素质的资源。从方法论角度来看，该课程的哲学部分蕴含了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和原则、认识论、方法论，包含了唯物辩证法的联系与发展的观点，对立统一规律是整个唯物辩证法体系的实质与核心，是贯穿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中心线索，而原因与结果、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蕴含着矛盾分析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本课程由感性具体“生动直观”经过思维抽象上升为理性具体，再回到实践，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认识，实现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历史统一，理论与实际结合，完全符合思维的“从表象具体到抽象规定的阶段，再从抽象到具体的阶段”的两个逻辑序列，有助于形成完整思维链条。
二、什么是“辩证思维”
首先，明确辨析辩证思维等同于辩证法，辩证思维等同于对立统一的观念。在我们的既定观念里，辩证思维就是哲学上所指的辩证法。但事实上辩证思维≠辩证法≠唯物辩证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来看，唯物辩证法包括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体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的统一，构成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作用，具有本体论意义。而“所谓的主观辩证法即辩证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导出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1]。辩证思维可以看作是“辩证认识方式”，只是主体反映客体辩证本性的理性分析工具和手段，辩证思维不等同于辩证法。在1994年就有文章指出：辩证思维不等同于辩证法，辩证思维应该是辩证性思维，而不是辩证法思维。应该将作为本体的哲学层次的客观辩证法从“辩证思维”内涵中分离出去，将一般“辩证思维”内涵确定为辩证认识方式的取向。同时，辩证≠对立+统一，辩证思维不仅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思维，辩证思维有它自身的具体逻辑范畴。[2]我们应该从整体上把握辩证思维逻辑体系，辩证思维不仅仅是对立统一思维，它更是“实践、主体、客体，质、量、度，内容、形式、现象”，“同一、差异、矛盾、根据、条件、联系、因果关系、相互关系、整体联系”，“个别、一般、本质，过程、系统、规律”等范畴构成的逻辑思维体系。
其次，明确辩证思维与形式逻辑之间的关系。辩证思维是辩证性思维，是介于形式逻辑和具体辩证法范畴原则之间的思维形式，是辩证法原则与逻辑的结合，可以称之为“辩证逻辑思维”。在形式逻辑思维中，结论一般是“非此即彼”、“非真即假”，而在辩证思维中，却可以“亦此亦彼”、“亦真亦假”，强调条件性。这说明辩证思维与形式逻辑思维具有不同的规则，分别遵守不同的思维规律：形式逻辑思维的概念、推理与判断具有相应的思维规律（矛盾律、同一律、排中律），辩证思维以联系与发展的观点看待世界，遵循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3]辩证思维是多维、动态的整体思维，形式逻辑思维是一维、静态思维，两者关系密切但层次不同。辩证思维是逻辑思维的超越，逻辑思维是辩证思维的基础。辩证思维注重客观世界和事物本质对思维的决定作用，反对擅离外在客观而只注重形式上的逻辑自洽，同时又遵循思维自身的规律和逻辑一致性的思维方法。辩证思维的最大特点是从事物的联系、发展和变化等方面来反映事物，提供一种思维框架，既强调对客观规律和关系的辩证本质探索，又倚重思维规则、程序和手段，在尊重辩证思维规则、程序和手段的基础上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辩证逻辑思维的实质就是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原则，通过运用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等方法，在联系和发展中把握对象，在对立统一中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因此，要学会辩证思维，必须掌握辩证法原则和逻辑思维规则。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中辩证思维培养目标的设定
依据上述结论，我们可以将教学过程中的思维培养目标设定为两个部分：第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总体的辩证认知和对辩证法原则的把握（世界观认知）；第二是对在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前提下的思维规律和方法的把握（方法论认知）。
首先，掌握客观辩证法知识。马克思主义学说把辩证法看作客观世界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性，把思维中的辩证法视为客观规律在人的头脑中的自觉反映，来源于客观现实，而客观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因而辩证思维培养的首个目标就是让学生熟练掌握客观辩证法知识。
其次，把握辩证思维的内核，使教学目标具体化。辩证思维无非是要求思维主体把客体（对象）本身的对象性形式变成一个辩证的运动过程，通过对辩证运动过程的全面考察，通过一系列环节来把握它的整体关系、把握对象具体。透过其客观辩证法联系的、发展的、矛盾的基本原则，立足于“整体性、动态性、具体性、开放性”四个内核，可以将目标通俗化为四点：①对问题的理解完整，认真考虑了对立观点，做出多角度看问题的努力，对这些方面做了公正、批判和综合的考察。②能够摆脱思维固化，以发展的眼光分析问题，强调论证过程。③收集不同信息，分析证据的质量，考察不同立场的观点，能说明背景和具体情况的重要性，思考和表达具体。④能够检查问题是否合乎实际，事实准确性和逻辑一致性，发掘可能的替代解释或推论，确认检验结果，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系统思维、发散性思维、创造性思维能力，并养成相应的思维习惯。
第三，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设定为培养目标，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实现辩证思维能力的提升。为了让学生成为知识的主动探索者和分析者，用辩证法的观点去分析问题，吸收方法论的教益，运用具体的思考方法来分析新的问题，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必须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理性思维方法，把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逻辑分析法与历史分析法统一的理性思维方法作为培养大学生辩证思维能力的具体目标。
（1）掌握归纳与演绎的双向推导法。归纳与演绎的运行方向是相反的：归纳是从个别事实推导出一般结论的思维方法，是思维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演绎是从一般原理推出个别结论的思维方法，是思维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归纳是演绎的基础，演绎也是归纳的前提和指导。人的认识是不断地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这恰恰是归纳和演绎交替使用的过程。它们既是辩证思维基本的推理方法，也是进行其他学科研究的基本思维方法。无论是对工作学习来说还是对日常生活具有普遍性方法论意义，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的具体培养目标。
（2）具备分析与综合的思维能力。分析与综合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分析是主体在思维中将对象整体分解为多个部分，分别加以认识；综合则是主体在思维中把对象的各方面认识进行整合，全面地把握对象的方法。分析是思维从整体走向部分的过程，综合是思维从部分走向整体的过程，没有分析，就难以认清对象的细节，从而难以正确认识整体，没有综合，没有正确的整体认识，难以进行具体分析。在教学中要使学生认识到分析法与综合法不可分离，并能够掌握分析与综合的基本技能。
（3）能够把握感性具体―理性抽象―理性具体的认识过程，自觉运用抽象与具体方法。抽象与具体是辩证思维的高级形式，是通过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在辩证思维方法中居于中轴地位。本目标的实现分两步，第一步，在反映具体事物的感性具体基础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运用分析法，从整体中抽象出事物的本质属性，使认识从感性具体发展成理性抽象，从现象深入到本质；第二步，运用综合法的同时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把各个部分的各种规定按照它们本身固有的内在关系相互联系起来，从总体上把握这一事物，使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由理性的抽象上升到理性的具体（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4）能够掌握并正确运用逻辑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历史方法是指考察客观对象的发展过程及人们认识客观对象的思想发展过程，逻辑方法则指是对事物内部逻辑的理性分析。逻辑分析应以历史的考察为基础，历史的考察应以逻辑分析为依据，以达到客观、全面地解释事物的本质及规律的目的。运用逻辑的方法研究事物发展规律，实际上就是对历史进行概括，在运用历史方法研究事物历史进程时，也要通过逻辑分析确定史实间的必然联系，把逻辑分析贯穿于历史的考察之中。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是主客观统一的辩证思维过程。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明确：思维的逻辑进程要与客观的历史进程统一，还要与思维的历史进程统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7.
[2]李仁武.“辩证思维”内涵辨析[J].逻辑与语言学习，1994，（6）：12-14.
一、文字、思维、文化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存。”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4]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西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这种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貌的真实感。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与模糊性表现在中国人的美学观上是求似与超脱。中国的艺术家们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种“超真”的艺术效果；中国画的特色就在这里，几条线、几点墨就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无独有偶，司空图早在《诗品》里就说过：“离形求似”，可见这是一个传统。无论是中国的画，还是诗，总能给人一个无限想象的天地，使人们回味无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苕溪渔陷从话》前集，卷十五）坡对王维的定评，一语道破了中国艺术的特色。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何独王维的诗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这不正是一幅用饱醮忧愁的笔墨描绘出的图画吗？又何独王维的画是如此呢？敦煌壁画中的佛像，那种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纯净；既莞尔而笑，又庄严静思的神态，不正是一首绝妙的诗吗？这都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结出的硕果。
至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占优势，西方在近代占优势呢？这个问题迷惑过不少人，包括爱因斯坦这样卓越的科学家也感到惊奇。我以为，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显示出来的不同的优势。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两点：第一，确切地讲，科学不等于技术，前者是指一种以理论为主的学术体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发明创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术创造向科学理论发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态以技术创造为特征，近代以科学理论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态的显著特征即技术创造以实践经验为基础，显然中国人的形象思维会大显身手，而西方人的语言思维就相对逊色了。所以，中国能够成为四大发明的故乡四大发明基本上是技术创造。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术方面的，《天工开物》是宋应星对明代手工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本草纲目》是李时珍对中草药的功能与用途研究的记录。另外，中国学者在理论体系和学术概念上的潜在性、模糊性、玄奥性表现在哲学、美学等方面是别具一格的，但与生性精确的近现代科学理论背道而驰。这或许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而以语言思维为主要思维方式的西方科学家，却正是在这方面得天独厚，故能在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许多领域中独占鳌头。牛顿的力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体系在近代科技史上显示出了语言思维在这方面的优势。
我时常有这样一种想法：中国的科技形态基于人类的原始经验，而西方的科技形态则是对人类原始经验的转折。原始思维研究证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寻常的直觉能力和经验积累。我认为，中国的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原始经验，从而形成了中国的科技形态；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则在一定程度上割断了与原始经验的联系，使之另外开辟出一块天地，从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态。西方科技在现代社会的优势已为人们所共睹。其实，中国的传统科技，尤其中医学，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类思维之树上的两朵奇葩，互有优劣，各具独特风貌，在历史上争奇斗艳，各领。因此，不能笼统地划分谁好谁坏，贬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种贬低方块汉字和形象思维、抬高字母文字和语言思维的论调，事实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二、哲学与宗教
哲学与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层面，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又反映了各个文明的不同风貌。在我看来，哲学和宗教的含义，是一个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问题。这两个概念都来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观念中的哲学与宗教，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可谓之狭义的哲学与宗教。以这种狭义的哲学与宗教来考量中国的学术思想，严格地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这个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来分析中国学术思想，我们当然可以找到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和宗教。依此，或许可以这样说：西方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分离，印度思想的特质在于哲学与宗教相合一，而中国思想的特质在于以哲学代替宗教。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但在中国，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哲学通过两条途径来安顿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们又往往交织在一起。由于它们都为人生而设，所以都具有人文主义特点。就此而言，我们又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人文主义。
不过，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思想，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应该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在更超越的层面上去理解哲学和宗教，对这两个概念从广义上进行重新理解和诠释。我想，如果把“哲学”看作关于世界根本观点的学说、关于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关于人生的学说、关于信仰的体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说中国思想具有哲学和宗教的两重性；它既是哲学，也是宗教。中国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这种哲学是人文主义的哲学，这种宗教也是人文主义的宗教。
中国传统思想的这种特质，是殷周之际经过一场以人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形成的；这场思想风暴，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建立。也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从探究人的本质即人性（德）开始的。透过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是从原始宗教中转化出来的。
西方的情况完全不同。西方哲学尽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从探究客观世界开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然后才转向人，从而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不可否认，西方早期的这种人文主义和中国早期的人文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例如，伦理学一度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主要课题，研究形上学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这和先秦哲学家的思路不谋而合。
中西哲学不但出发点不同，而且发展进路迥异。希腊哲学没有经过殷周之际那样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这就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希腊哲学发展的后期，哲学终于和来自东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导入中世纪。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没有经历过殷周之际那种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西方的哲学和宗教始终禀性各异。其哲学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义的。终于，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哲学与宗教又一次分道扬镳了。就这样，西方重新确认了久违的人文主义传统，并跨入近现代社会。可以说，西方的近现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的结果，所以它表现出对中世纪激烈批判的意识。
但是，由于经历了殷周之际的宗教反思和批判运动，所以从那时起，中国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义的。正因如此，中国没有中世纪，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会，就象不存在奴隶社会一样。也正因如此，中国人没有必要从中世纪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重新认定人文主义传统，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历文艺复兴运动。
多少年来，在西学的一片凯歌中，学者们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来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期，费尽心思地寻找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所有这一切，皆迹近无的放矢。诚然，中国古代社会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严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这就是封建主义吗？这就是专制主义吗？对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国古代至少没有西方那种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如果说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专制主义的话，那应该是斯大林主义传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顶峰。所以，中国的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现实，不要总是把账算到古人的头上、总是把祖宗当作替罪羊、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切实地提高自己，发展社会。
三、形上学
形上学不但是某种哲学的核心，也是某种文化系统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种学术思想的特点。
形上学所探讨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与现实世界无对的。这就是说，它完全由人心所设。这样，我们就无法回避心这个概念。
上文谈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认知之心两个层面。我认为，相应地形上学也有两种类型，即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它们分别由生命心和认知心所构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质的投影。哲学家们把他们对心（或者说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来规定心、安顿心。后者乃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投影。客观世界的根本特质首先投射到认知心，然后又由认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学家们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和对客观世界根本特质的认识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形上学和认知形上学。黄梨洲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6]这里，我要接着他的话说：存在（最普遍的存在）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既然最高形上概念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体，也就是心的本体；“工夫”的不同，决定了心之本体和存在之本体的不同。“工夫”，当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传统的形上学属于不同的类型。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是一种“爱智”的学问，由此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用科学性的概念、判断、推理的理论知识体系来把握的，这当然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前苏格拉底哲学或有所不同）。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立足于生命的价值，因而其传统形上学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学。儒道佛三派形上学的最高范畴分别为天、道、真如，这些范畴的实质分别为善、自然、空。就是说，三派对生命根本特质的体悟分别为善、自然和空。不过，宋明新儒学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学则是一种认知形上学。它虽然声称其最高范畴“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论证中更侧重社会人伦的一面，所以与西方的认知形上学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对其自身的体悟，所以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归根结蒂它是主体性的实际承载者。这正是中国哲学主客合一特点的根源。与此相反，对象化是认知心的鲜明特征。它总是把客观世界作为对象去认识；即使对自身，它也是先将其对象化，然后再去认知。换言之，认知心与客观世界本来二分。另一方面，认知心与作为主体性实际承载者的生命心与本二分。这就导致了西方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特点。
由于中国哲学脱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难免带有中国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运是由天所赋予的一样，在中国哲学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实体赋予，从而内在于人自身的。这一点，也是与西方形上学大相径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尤其现代以来怀疑、否定传统形上流的实质，在于对认知形上学的背离和对生命形上学的靠近。这样，一些西方哲学家自觉地从中国哲学中吸收养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从三个由浅入深的层面分析了中西学术思想的特点。事实上，这三个层面是相互关联的。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第7页，商务印书馆版。
[2]杜威《思维术》第174页，中华书局1933年版。
[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0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3页，商务印书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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