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想源远流长，在古希腊时期，先贤亚里士多德对法治作了深刻阐述：“法治应包括两重含义：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地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制定良好的法律” 。这一论述实际揭示了法治的两个构成要素——良法与守法。守法是指法律制定出来后，在实际施行的过程中，从抽象的行为模式变成人们的具体行为模式，从纸面上的法转变成现实的行为指导。守法它要求所有的社会成员把成文法作为最高的行为准则，依法而行，最终将自己的社会生活与法律融为一体，视法律为人类特有的生活方式。 注重守法是当代法治基本内涵的普遍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要求。公民守法的前提是必须认识法律。将公民分为法律专业公民和非法律专业的普通公民，法律专业公民与普通公民对知悉法律的要求程度并不一样，前者要求更高。法律专业公民应当掌握比较全面的法律知识，普通公民只需要具备法律常识。法律常识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法律相较于法律有什么特殊功能，法律常识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目前在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系统的阐述。
一、法律常识的基本特征
认识常识应先廓清“知识”的含义。“知识”一词在传统上有三种含义上，第一种含义：是如何做或如何造某种东西的预先倾向、才干、能力、技艺等;第二种含义：是知识一般地等价于任何在认知上有意义的信息;第三种含义：作为特定的认知单元，知识被诠释为日常知识或科学知识。 根据知识的三种含义，有学者将知识界定为：是人类在实践中认识世界所得到的信息、技艺、诀窍、真理、原则等及其集合。
“常识”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两种解释：一是普通的知识【elementary knowledge】二是一般的知识【common sense】。由此可知，常识属于知识的一种。费耶阿本德说：“常识与我们不可分离，它是我们思想和行动的实践基础，我们的生活要依靠它” 。按鲍曼的说法，常识即“用来指导日常生活的知识，这些知识丰富而零散、没有系统性、常常难以用言语表达。我们都在他人的陪伴下生活，与他人互相交错并相互影响。我们每个人都不止一次经历过与他人交流失败的痛苦，为了在他人的陪伴下更通畅的生活，我们需要许多基本知识即常识” 。瓦托夫斯基揭示“常识是广泛的，是长期的经验产物。它可以说是社会进化而来的对人类环境的适应。它的适应性证明它有着很大的生存价值，而且从某种进化的观点来看，它是人类生存的一种重要手段” 。
综上所述，常识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一是广泛性，常识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所覆盖的每一个领域，为正常的社会活动提供保障;二是基础性，常识是基础性或本源性的认识，是知识的基础性内容;三是稳定性，常识是长期发生的众多现象和过程的概括，是长期积累形成的极其稳定的共识;四是习惯性，常识一旦形成，就变成我们的习惯，会习惯的、无意识的指引着我们的行为。法律常识是法律的常识，常识具有的特征，法律常识当然也具体。法律常识相较于常识还具有区别特征，即法律性。综上所述，法律常识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一是广泛性;二是基础性;三是稳定性;四是习惯性;五是法律性。
1.广泛性。法律常识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指导性，它对很多领域的社会关系都能进行宏观性指导。例如，“民主”作为一种法律常识，民主不仅在社会生活层面，而且在政治生活层面都作为一种基础性调节的手段。民主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表现为：立法民主，行政民主，决策民主，治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谈判民主或民主政府，民主程序，民主生活等。
2.基础性。基础在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事物发展的根本起点”或是“为事物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原理”。法律常识的基础性是指法律常识在法律中处于基础地位，亦是法律的基础原理。例如，“民主”在法律制度中处于基础地位，任何制度的构建都将以“民主”为起点，任何制度的完善又将会回到“民主”。简而言之，法律常识是法律的起点，又是法律的终点。
3.稳定性。法律常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其含义不会随着一个具体条文的修改而发生改变，具有稳定性。王名扬教授提出：任何法律，其内部均是“同时存有一个可变的因素和一个稳定的因素。法律的稳定因素是法律的传统，构成法律的固定的基础” 。法律常识是构成法律的固定基础的一部分，是社会重大价值的积淀，亦是法律内在的、本质的、抽象的东西，更是一以贯之的价值。
4.习惯性。法律常识是法律意识的最高阶段，是一种无意识的习惯性的意识形态。法律常识坚定不移的、深信不疑的告诉公民如何行为，对公民的行为是一种不知不觉的、未加注意的、不由自主的指引。在法律常识的影响下，公民则会习惯性的按法律常识的指引为之，所以法律常识的习惯性对塑造公民的守法意识有重要的意义。
5.法律性。法律常识应当是具有规范性的内容，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调整人们行为与社会关系的行为指导。法律性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体现了法律权力(利)义务运作之特性或要求的内涵;二是体现在其可以作为立法、执法和司法之依据;三是对公民的法律行为会产生直接的法律意义、法律效果，如果不按法律常识为之，会导致一种否定的法律效果。
二、法律常识的特殊功能
法律常识除具有与法律相同的功能之外，还有特殊功能，具体而言，法律常识的特殊功能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守法底线功能
“底线”这个词有其比较鲜明乃至强烈的色彩，表示一种“很基本的”或“很重要的”的含义。 守法底线有以下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它是一种普遍主义的，第二，它是一种强调基本义务的。守法底线是指对守法主体是普遍的，是最基本的守法义务。法律常识是基础性真理、原理，是公民应当遵守的最低要求。每一位公民都应当认识法律常识，进而被法律常识所同化，在其内心深处形成共识，形成守法意识。法律常识的守法底线功能对引导公民做一个守法公民，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概括指引功能
法律的指引功能，即法律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具体的调整。法律常识的概括指引，即法律常识对人们的行为是一种方向性的调整。法律常识含有一种允许、命令、禁止或调整人的行为与行动的概括性声明或指令，它对人们的行为是一种方向性的、大概的指向。法律常识的习惯性会不知不觉的、未加注意的、不由自主的概括指引人们的行为。法律常识的概括指引功能对引导公民合法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价值评判功能
价值评判是以某一选定的标准进行衡量，是主体对某一特定客体有无价值、有什么价值、有多大价值的评价与判断。主体进行正确的价值评判，需要有一个共识标准。法律常识作为一种基础性的真理或原理，是社会重大价值的积淀，也是一种价值评判衡量的共识标准。法律常识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共识，对公民的行为有一种价值层面的评判，直接影响着公民价值观的形成。法律常识的价值评判功能对公民守法价值观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法律常识的主要内容
从法律常识的广泛性、基础性、稳定性基本特征分析法律常识的主要内容。首先，法律原则没有具体的假定、行为模式、法律后果，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指导性。其次，《布莱克法律辞典》记述：“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或原理，为其他规则提供基础性或本源的综合性规则或原理，是法律行为、法律程序、法律决定的决定性规则” 。再者，法律原则是法律的稳定部分，其含义不会随着法律规则的修改而改变。综上所述，法律常识的主要内容是法律原则。另外，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可以分为公法与私法。调整国家权力的法为公法，调整私人权利之间的法为私法。按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公法与私法又对立统一于根本法宪法，可以认为法律原则主要包括宪法原则、公法原则、私法原则。
宪法是我国根本大法，位于我国法律体系的核心。宪法内容确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从整体上确定规范、限制和保障国家权力运行的规则，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在法治背景下，宪法是依法治国的根本。宪法原则主要包括：民主集中制原则、权力制约原则、权利保障原则、法治原则等。公法是规定国家和个人之间权力和服从关系的法。在法治背景下，公法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公法一般包括刑法、行政法和程序法，公法原则主要包括：罪刑法定原则、依法行政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等。私法是规定个体相互之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法。在法治背景下，私法是公民守法的重点。私法在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划分为民法。私法原则是指民法原则，主要包括：意思自治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等。
四、法律常识的教育
通过对法律常识的基本特征、特殊功能、内容进行分析，不仅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法律常识，而且也为进一步探讨法律常识教育的重要性作了充足的理论准备。从法律常识的基本特征角度，法律常识是普通公民应当具备的基础知识。从法律常识的特殊功能角度，法律常识可以培养公民的守法意识，概括指导公民的行为，塑造公民的价值观。法律常识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那如何才能普及呢?答案是教育。没有教育，就没有公民的守法，就没有法治的进步，教育是法治进步的主要载体。
法律常识教育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适时的、可行的。接受法律常识教育，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应尽的义务，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都要积极接受法律常识教育。通过法律常识教育增强公民的守法意识、法律认同感，保证公民正确行使权利与义务。在法治建设进程中，我们不仅应该进行法律知识教育，培育合格的法律专业执业者，更应该把目光聚焦于普通公民，通过法律常识教育，培育符合法治社会需求的普通公民，使普通公民知法、懂法、守法，以满足法治建设的需求。
关键词：高职院校 大学生 法律意识
中图分类号：G4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11-115-02
一直以来，我国的高职院校并没有引起社会和国家的重视，使其处于教育边缘化的位置。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经济适用型人才和技术性人才的需要量不断的增加，近几年来高职院校越来越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并决定将其发展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尽管国家和社会开始重视高职院校的发展，高职院校本身仍存在许多矛盾的问题，如教学设备差、师资力量弱、学生素质差等诸多问题。在许多的高职院校里，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也非常的欠缺，还会出现许多集体斗殴的现象，遇到矛盾时并不是用法律等正当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而是采取比较野蛮的以怨报怨方式。本文将着重探讨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以帮助高职院校的大学生健康成长。
一、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现状
法律意识在一般看来，是指人们对于法律知识的理解、法律现象的认知和把握而形成的一种比较稳定的关于法律的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学者看来又拥有着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有的形式，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另一种观点认为，法律意识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主观把握形式”。但不管法律意识怎么定义，它们具有的共性就是人们对于法律知识形成的一种包括认识、理解、心理上和情绪上的意识形式。高职院校的大学生对于法律意识的把握是非常欠缺的，其法律意识的培养现状包含在以下三个方面。
1.法律知识的缺乏。法律知识是指一些关于法律的基础知识，在许多的高职院校里根本就没有开设法律基础知识的专门课程，而是在《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这一门课中附带的讲一点关于法律的基础知识，使得学生在学习中没有学习到相关的法律知识。一些高职院校也并没有专门教法律的老师，是将其附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旗帜下，以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来讲解法律。这就在法律知识的课程和教学方面使学生学不到关于法律的基础知识，导致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知识的缺乏。另外，高职院校的大学生许多相对本科的大学生来说自学能力和自制能力比较差，在课外业余的时间里，很少主动地去学习法律的基本知识。这也导致了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基本知识的缺乏。
2.法律观念淡薄。法律观念是人们对于法律的一种常识性的判别。在多数高职院校里，大学生由于没有学好法律的基本知识，很多对于法律的功能、作用并不了解，因而就不会拥有一定的法律观念，运用它来解决矛盾和维护自己正当的权利与利益。许多学生的学习还过于功利化，认为有用即学，没用则不学。当同学之间发生矛盾时，许多的同学不是付诸法律的意识，而是采取私了的方式，有些甚至出现暴力和的事件。在自己的权利遭到侵犯时，许多的学生要么采取的是忍气吞声，要么采取暴力的方式，而从不诉诸法律等等。由此充分地说明了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观念的淡薄。
3.法律信仰缺失。法律信仰是人们对于法律效力、法律权威的崇拜和敬仰，并以之来作为行动准绳的一种信念。一个人只要具备了法律的信仰，内心就会产生守法、用法和执法的自觉自愿的行为，而要产生法律的信仰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高职院校里，由于许多的原因使得大学生的法律基础知识非常欠缺，许多学生根本就不相信法律，反而会相信一些非法律的准规则，法律信仰自然会严重的缺失。在许多高职院校的法律信仰调查中，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没有法律的信仰，每一年在高职院校发生的许多事件也会得到很好的佐证。
从以上对于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现状的分析得出，许多大学生由于学校、教师和学生自身等原因导致了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困难重重，因此，必须首先分析出高职院校法律意识培养的关键是什么，以找出解决的途径。
二、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关键
根据社会对于大学生的界定可以看出，大学生是集基础知识和综合素质于一身的高素质群体，学好法律的基础知识也成为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必需。对于高职院校的大学生来说同样如此，他们虽然比较重视职业技能的培养，但作为一个现代的人，法律意识的培养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关键应在于以下两点。
1.让高职院校大学生懂得法律的基本常识。高职院校的大学生由于受专业的限制，许多的学校都采取的是三年制的教学方式，培养的目标的是专业型的技术性人才，所开的专业主要以经济适用型为主。学生在校学习基础知识的时间一般只有两年，而并不像一般本科那样学习四年。学习基础知识的时间也就非常短，还要完成课程所需要的学分。这使得高职院校的大学生两年的基础知识学习时间非常的仓促，加上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差，因此，在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方面，也就不应该像本科生那样的要求，要学生完成相应的学分并熟知法律的条文。对于高职院校的大学生来说，法律意识培养的关键应在于使他们懂得法律的基本知识，这一方面使他们能够守法，行为时遵守国家的法律和相应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是当权利遭到侵犯时能够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2.促进高职院校大学生自主守法和践行法律。许多的高职院校大学生由于自身的素质及自主的学习能力比较差，在自己与别人发生冲突时，经常采取的方式就是非理性的暴力。同样在遇见别人与别人发生矛盾时，往往也是袖手旁观。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关键就是促进其能够自主的守法和践行法律，这其一就是帮助高职院校大学生拥有法律的意识，形成守法的精神，不去做一些违法或有损于法律的事情；其二就是帮助大学生在实践中能够践行法律，在自己和别人遭到不法的侵犯时运用法律维护自己、保护他人，而不是采取冷漠的态度；其三就是能帮助高职院校大学生健康的成长。
三、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途径
1.改革高职院校的课程设置。目前，大多数的高职院校由于学校的性质而并不注重基础知识的学习，法律知识的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合二为一开设，这门课就是《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其中谈到法律知识的仅有三四章的内容，而且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少而简略。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想学到一定的法律基础知识就显得相当的困难。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使得我国必须向法制国家迈进，相应地人们的素质也必须得到提高才能适应。高职院校的法律课程必须予以改革。而具体改革的总目标就是让学生们懂得一定的法律知识。首先高职院校在注重职业技术培养的同时，也应注重基础文化课程的设置。法律基础课程应作为文化基础课基本课程之一，而不是附带在思想政治教育下，开设一门专门的法律基础知识课，让学生对这门课程引起重视。其次在课程的章节安排上，应把最基础的法律部分，如民法、刑法等放在开头的几章里。因为这会引起学生的关注，如若放在后面的章节里，往往会被忽视而让学生学不到知识。再次在课程的时间安排上，不要总是把这样的课程安排在一天最后的两节课上，应下午前一二节或早上三四节课上，这样学生才愿意或容易接受。
2.提高教师的法律素养。教师作为大学教育的中坚力量，其素质对于学生的教育和成长至关重要。在国内目前的大多数高职院校中，法律基础知识课一直是系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下，并且只是简单的作为小小的三个章节来讲解，而教师并不是专业的学法律的教师，多数由教思想政治的老师上课。这就会导致法律知识教授的老师是一个非专业的人士，缺乏应有的法律素养，使得教学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因此，在高职院校里，要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质，首先就要提高教师的法律素养，用专门学法律的人士来教授学生法律知识。学生就既能接受专门的法律知识教育，也使得学生能够很好的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使得法律素质得到真正的提高。
3.加大法律的宣传力度。要高职院校大学生提高自己的法律素质，除了以上课程设置的调整和教师的法律素养外，学校还可以外在的加大法律知识的宣传力度，也就是运用广告和海报等形式来宣传法律知识，以帮助大学生了解法律知识。具体的途径有：一是学校可以将法律的基础知识部分印成小册子分发给每一个学生，让学生在业余时翻阅，或当学生在不懂或遇到困难时可以及时地阅读和运用以学习法律知识；二是学校学生处可以制作展板，在展板上附上许多相关法律的案例，让学生们有兴趣去看和思考，并从中学习法律基础知识；三是学校可制作宣传片和相关的法律性的光碟，挂在校网上或是在公开的场合、节日上放映，让学生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习法律知识。
4.建立大学生自主的法律咨询中心。在高职院校中，大学生作为具有较高素质的群体，拥有着自主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在法律意识的培养里，学校的相关机构就可以创立一个自主的法律咨询中心，此中心的目的就是为广大学生提供一系列的法律知识咨询。在运行的方式上必需要有专门的老师来加以指导，学校给予大力的倡导和支持。这样学生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麻烦事时，就可以先咨询法律咨询中心，最后用理性的方式、法律的方式，而不是用非理性或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学习法律知识的过程中，遇到有什么不懂的问题时还可以自主的咨询以解决难题。以此就能发挥学生的积极性，方便而快捷地了解法律知识和解决现实问题。
因此，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对于法制社会的今天来说已成为必需，而要做好法律意识的培养工作，就必须认真的分析当前高职院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现状，探讨其关键性，最后才能找到合理的培养路径来。本文对于高职院校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培养提出了四个途径，从外在性来看，主要是要改革高职院校关于法律知识课程的设置和加大外在法律知识宣传力度，这有利于深化法律知识对于学生的重要性；从内在性来看，就是提高教师的法律素养和创立属于大学生自己的法律咨询中心，这就从内在调动了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最终帮助形成具有较高素质的综合性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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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类型化；法律思维；知识产权；教学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7016302
1问题的提出
在知识产权专业的课程设置中，法律类的课程无疑占了较大的比例；并且，在我国的学科分类体系中，知识产权本身也被分在了法学项下。然而，现实中知识产权专业却与法学专业有着一定的不同：通常知识产权专业招生的对象为理科生，就业方向偏重于专利人等方向，学生除了法学知识以外，还要开始一些非法学课程，如管理学、机械制图等；而就法学课程的开设本身而言，知识产权专业因其专业特性，通常要突出“知识产权”的学科属性，因而会增加知识产权相关专业的比重，对于专利、商标、著作权等往往单独开设课程。这种情况会使得知识产权专业法学课程的比重相对降低，有些专业的法律核心课程不再开设：如《宪法》、《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中国法制史》，有些法律课程会某种程度上“缩水”，如《经济法》仅开设《竞争法》等等。开设课程与课时量的有限，在一定程度上使知识产权专业的学生，在法律知识学习方面不如其他法律专业学生那么系统化。但就现实需求而言，社会作为需求方，需要的仍然是受过系统法律训练的知识产权专业学生，并不会考虑知识产权专业开课时课时量的有限性。这就对于知识产权专业的法律课程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使学生受到更为专业、系统而有效的法律专业培训？
结合笔者多年来作为学生参与法律课程学习，作为编辑参与法律教材编辑、参与法律教材编写，以及作为教师进行法律专业课程讲授的经验，笔者认为，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到更为有效地传达法律知识，需要对现有的法学教育体系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与剖析，提炼其更为有效的部分，删除或者简略讲述一些冗余部分，方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目前法学教材的编写，多着眼于一种学科的整体叙事，例如，一个学科是如何产生、如何发展，等等，有哪些整体叙事所需要的原则，有哪些基础概念，哪些基础规则，等等。事实上，各学科的教材之间一定程度上缺乏必要的勾连，如“法律关系”“法律行为”这种基础概念，在法理、民法课上讲授，但不一定能贯穿到行政法等课程中去。同一套教材中，有时甚至会出现不同分册基于不同的学科立场，出现编排知识的重叠、冲突，以及一些知识的遗漏等等。而现在高校的教学又往往是某一学科由专门的老师负责，一个教师通常不会去深入了解其他学科的课堂给学生讲授了些什么，不同的学科之间呈现各自为战的情况。如果每个教师仅着眼于本课程的教材对学生进行讲授，则两种情况难以避免：不同课程之间的知识缺乏配合与衔接，知识出现重叠或冲突；各学科基于本学科立场的知识过多，加大了教学负担。
2现代法学教材中的三种知识
基于这种现实，笔者以为，需要对于各学科的法律知识进行一种整体上的评估，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的法学知识进行通盘的考虑，以培育学生准入法律共同体以及掌握相关法律实务技巧为目标，重新考量不同课程中哪些知识需要向学生讲授、不同的知识如何向学生讲授，以及不同的课程如何相互配合形成一个整体的法学知识体系。
在这种背景下，笔者以为首先要区分法学教材里的三种不同的知识：法律知识、法史知识与比较法知识、法哲学知识。上述三种不同的法学知识往往被参杂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法学教材的内容，但这三种知识其实是不同的知识，并且对于培养学生的法律实务能力有着不同的意义。
法哲学方面的知识主要是一种对于法律整体性理解的知识，如法律到底是什么？法律在本土维度如何界定？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法律？法律现象要体认哪些价值完成哪些社会功能？等等，上述知识其实并不仅仅体现在法理学中，其他部门法多少也会有些涉及，如民法如何自我定位，等等。这类知识严格意义上都属于法哲学方面的知识。这种知识对于学生整体上认知法律现象会有一定的帮助，但需注意：这些知识往往存在着很多分歧，如关于法律的概念，不同的法理学派认知差异很大；对于什么是知识产权，学界其实也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通说。因此，法哲学知识本身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且，法哲学知识本身与法律实务之间的关系不大，因而陈卫东等教授甚至曾经建议在司法考试中取消法理学的部分。而对于普通的本科生教学而言，法哲学的知识产权对于进行法律研究意义非常重大，但对于培养学生的法律实务能力意义有限，因而在教学体系中，教师应该有所区分，对于多数学生，可以缩减法哲学的授课内容，并且保证法哲学方面的授课保证在相关知识已有共识的基础上。当然，对于培养学生最基础的法律认知、法律方法等方面的法哲学知识，依然需要重点向学生讲授，当然这种讲授不是帮助学生提升对法现象更为深刻的认知，而是帮助学生学习其他部门法知识做有益的铺垫。目前有的高校法理学被划分为法学导论、法理学两门课程，事实上法学导论课程就担负着上述铺垫的功能。
法史以及比较法方面的知识通常出现在各部门法的教材中。一般的部门法学科都会对自己的学科史进行一个回顾，建构本学科的一个延续的叙事。同时会将其与该部门法相关他国家的对应法律制度纳入进来。法学教材的这种书写方式其实是为了建构独立的部门法叙事，使一个部门法形成内在的特有的知识谱系。但是，需注意，法史的知识以及比较法知识，都不是现行有效的国家实定法，如果学生不能有效地从部门法叙事中区分出这两种知识，误以为这两种知识本身是有效的本国实定法知识，反而无助于学生实务能力的培育，甚至会潜在地削弱法治所必须的法律人尊重本国现行实定法的伦理要求。因此，首先需明确，法史知识与比较法知识对于法学学科建设有意义，但对于法律实践意义不大，并且在中国现实语境中，这些知识都只是描述性的，而不具备法律上的规范性；因而可缩减这类知识的讲授比例；同时，在讲授时，需要教师着重提醒学生这类知识并不是我国生效的实定法知识，本身不能作为生效的法律规则而援引，以免给学生不必要的误导。
相比上述法哲学知识、法史与比较法知识，真正的法律知识应是基于国家实定法的一天阐释体系。这种知识是面向实践的，是学生应该重点学习的。下文将对这类知识进行进一步的剖析。
3对于法律知识的类型化
如笔者上文所言，相对于法哲学知识、法史与比较法知识而言，法律知识的传授才是我们本科法学教学的重点。而如果跨过学科的藩篱对于法律知识进行具体剖析，则可以发现事实上存在三种不同层面的法律知识。
第一个层面是经验描述层面。这个层面的法律知识是最基础的，包括实定法文本知识，以及法教义学所提炼的概念、规则、原则等法律三要素，同时还包括由规则组成的制度。这些知识是法科学生学习法律的基础。对于这种知识的学习，主要靠的是学生的记忆。而教师则需要从实践运用的需要出发，对众多的实定法文本知识进行鉴别分类。对于最基础最重要在实践中最常用的知识，应该要求学生准确记忆；对于一些在实践中有可能用到，但运用频率相对较低的知识，则需要学生熟悉、了解，避免可能的错误理解即可；而对于那些在实践中运用频率较少的知识，则需要学生大致了解一下知识的基本脉络，例如什么样的法律文本在做相应的规定，碰到类似问题应该到按照什么样的方向检索知识，即可。而不必一味地强求学生记忆所有的实定法文本。
第二个层面的知识是实践运用层面的知识。单一的经验描述层面的知识，还不足以使一个学生具备运用法律知识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这种情况下，实践运用层面的知识就显得非常必要，只有具备了这种知识，学生才能够说真正具备了法律实务方面的“技能”。在具体而言，在法律的实践运作中，三种技能非常重要。其一是事实认定方面的技能，具体而言又包括两种技能：阅读事实材料，从中发现相关的法律意义；寻找相关的证据，为自己的法律主张辩护。只有具备了上述两种技能，一个法务工作人员才能有效地将生活事实与法律规范勾连起来，从而使法律适用于相关事实。其二是以法解释学为基础的法律方法。法律文本通常本身并不一定具有确定的规范意义，尤其是对个案的规范意义，这就需要解释技巧、推理技巧，从客观的文本中去发现有关于个案的意义，从分散的条文中去总结完整的法律规整。因此，几种主要的解释技巧以及基础的逻辑推理方式的培训，对于法科学生同样不可或缺。其三是查找法律的方法。如上所述，法科学生无法也没必要机械记忆所有的条文知识，在这种情况下，遇到具体个案时，去查找检索法律的能力就非常重要了。只要学生能够有效运用各种工具查找到相应的法律条文，即便他不能准确记忆这些条文，他仍旧能够较好地运用相关法律知识处理问题。
第三个层面的知识是思辨层面的。这种知识往往伴随着一些法律学科的主流的价值观念。这种知识虽不直接面向实践，但却往往作为法律共同体理解法律条文的共同前见而在场，因而学生也有必要学习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另外，思辨层面的知识对于培育学生的自主思维能力，养成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等作为大学生乃至作为研究者非常重要的思维习惯，从而实现学生素质上的提升，也是非常必要的。
4以知识类型化为基础的知识产权教学
结合到具体的知识产权专业法学教学，上述三个层面的知识，对于学生而言，第一个层面的知识显然是基础，也是目前教学的重点，但笔者以为，对于这种记忆性的知识，没有必要投入过多的教学时间，尤其是现代检索手段已经非常发达，没必要让学生死记硬背所有的文本知识。更多的应是了解即可。第二个层面的知识其实对于学生的学习非常必要，但却恰恰是教学中容易忽视的。笔者认为，可在法理、民法等相应课程中有意识地加入一些法律技能培养方面的能力，对学生进行更多法律技能方面的训练。至于第三个层面，对于以研究为学习目标的学生非常重要，但对一般学生，其意义限于培养法律人共同的思维前见。因而对于这类知识的传授可针对不同的学生分别进行，做到因材施教。
参考文献
美国公民教育注重弘扬美国传统的道德和爱国主义精神，以培养青少年的诚实、正直、自尊等传统美德和青少年对国家的忠诚。重视公民法律教育。早在工业革命初期，美国公立学校对人数相对较少的中等教育者开设了专门以宪法条文为主的课程。在美国的南北战争至20世纪初，为维护美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稳定，美国公立学校加强中学公民教育的力度，开设了包含法律及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科目在内的“社会科”。在最近几十年，法制教育成为美国中小学校的一项正式工作。美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法制教育体系。美国法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非法律专业者的法律知识和运用法律的技能，掌握这些方面赖以建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价值观。美国法制教育的特征在于:各种社会主体参与，鼓励学生参与公民事务，要求学生掌握在日常生活和社区事务中实践运用法律的能力。法制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1、传授包括法律、权力、公正、自由等知识性内容。2、培养技能。法制教育要培养如下技能。(1)获取或组织法律信息的能力。(2)理解与评价法律问题及冲突的能力和实践性运用法律解决现实法律问题的能力。(3)交流与社会参与的能力。要求公民清楚表达有关法律问题的思想、信念与意见。3、培养态度、信念、价值观。法律教育的形式:(1)学校教育。有的学校为开展公民法律教育，开设了“法律研究”、“法律概念”、“刑法”和“商业管理与法律”等课程。(2)家庭教育。美国教育界认为，教育的重要职能在于引导孩子根据价值观进行选择，而不是灌输既定的规范。(3)网络教育。美国各州都有法律教育网站和许多由国家政府部门支持的法制教育计划。
我国中职法律基础教育“公民教育”属性分析
从上可知，美国公民法律教育是美国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应属于“公民教育”范畴。这为理性审视中职法律基础教育的性质提供了新视界。长期以来，我国中职法律基础教育被划归为“德育”范畴。《职业道德与法律基础》与《哲学与人生》等中职公共课统称为“德育课”。中职法律基础教育呈现“德育”属性。然而，这种属性归属缺陷明显:1、容易导致概念混乱。“法律教育”与“道德教育”内涵不同，外延也不存在重合，将“法律教育”归属“道德教育”范畴，令人费解。2、容易导致教学目标混乱。法律基础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尊重和遵守法律的公民。道德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品格高尚、对社会负责的公民。两者目标不同。将“法律教育”归属于“道德教育”，容易让施教者教学目标混乱。3、不利于“因课施教”。法律与道德分属不同学科，教学方法、教学策略应该不同，对任课教师的专业要求不同。然而，中职法律基础归属“德育”范畴，教学管理人员习惯安排“德育教师”来任课。但非法律专业的德育教师对法律知识掌握有限，难以按照法律的内在规律进行有效教学。
那我国中职法律基础教育能否像美国公民法律教育一样归属于“公民教育”呢?这取决于中职法律基础教育是否具备公民教育的特点。北京师范大学肖川教授认为，公民教育指国家或社会培养其成员忠诚履行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品格与能力的教育。在他看来，公民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学生具备参与民主政治生活必需的知识、态度、价值观和社会合作能力，具体包括:认同自己的国民身份;获得履行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品格和能力;发展参与社会生活的兴趣，并具有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承担的责任意识和责任能力。［1］实现这些目标前提之一的是对公民权利义务的掌握。而公民权利义务主要由宪法和法律规定。公民法律教育就成为实现公民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因此，要将中职生培养成我国合格公民，需要对他们进行公民法律教育。然而，我国多数中职生在中职以前没有接受过较为全面的法律教育。毕业后，他们直接参加工作。中职法律基础教育成为对中职生进行公民法律教育的关键阶段。因此，中职法律基础教育是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
“公民法律素质”指引下中职法律基础教育创新
我国中职法律基础教育应归属于“公民教育”范畴。这有利于准确界定中职法律基础教育目标，为中职法律基础教育改革提供方向指引。中职法律基础教育属于公民教育范畴，其根本目标是提高中职生的公民法律素质，培养尊重和遵守法律的公民。那中职生应具备哪些公民法律素质呢?公民是指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根据该国法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因此，合格公民的最重要的法律素质就是具备享有公民权利和履行公民义务的意识和能力。而公民法律素质是指公民在法律知识、法治意识和依法办事能力等方面的综合状态。［2］(p9)它包含法律知识、法律意识、法律遵守和运用法律的能力三个方面。因此，中职生公民法律素质应包括:1、对公民法定权利义务的理解与掌握。2、具备依法维护公民法定权利和履行公民法定义务的积极意识。3、具备依法享有法定权利和履行法定义务的能力。同时，中职生也应具备在学习、生活和未来工作中解决常见纠纷的法律知识和技能。中职生法律素质范围的确定，为中职法律基础教育确立努力方向，引导中职法律基础教育的内容的确定与教学策略、教学方法的选择。
一方面，从中职生应具备的公民法律素质入手，确定中职法律基础教学内容。由于教学时间短、中职生学习能力较低，而我国法律体系庞杂、法律知识繁多，确定中职法律基础教学内容并非易事。而教学内容是中职生法律教学开展的前提。那如何确定中职法律基础教学内容呢?这要遵循两个原则:1、目标原则。根据中职法律基础教学目标来确定教学内容。2、对象原则。根据中职生的特点和需求确定教学内容。他们知识基础较差、学习理论知识能力低、容易接受实用性和操作性较强的知识。因此，中职法律基础教学内容应该做到三点:易懂、实用、有趣。根据上述两个原则，中职法律基础教育应该包括以下知识范围:1、法律知识:(1)有关公民法定权利与义务的知识，包括: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根本权利与义务(这方面，现有教材略显不足)，民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刑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行政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的基本诉讼权利与诉讼义务;(2)与中职生学习生活和将来工作紧密联系的常用法律知识，包括婚姻家庭制度、继承法律制度、合同订立及履行、劳动就业制度及劳动维权、创业及公司的设立、产品质量及消费维权、交通安全遵守及维权等。(3)必要、适量的法律理论知识介绍。比如宪法及其地位、刑法等基础法律知识。2、法律意识，包括:宪法理念、法治理念、民法理念、(私权意识、权利为本、平等意识)、行政执法为民理念、合法维权理念等。3、遵守与应用法律的能力包括两方面:(1)在日常生活中，能将日常法律规范作为自身的行为准则，依法行为。(2)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能依法维权、适度维权，追究侵权行为人的法律责任。#p#分页标题#e#
另一方面，从中职生应该具备的公民法律素质入手，研究中职生法律素质形成的内在规律，引导中职法律基础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的创新，提高中职法律基础教学实效。目前中职法律基础与职业道德合为同一教材，内容只有100页左右，上课时间只有30个学时左右。在此条件下，如何提高中职生公民法律素质呢?这需要研究中职生法律素质形成的内在机制。如前所述，公民法律素质是公民所具有的法律知识、法律意识和运用法律能力与水平的综合体现。法律知识包括法律理论、法律制度等知识。法律意识由法律认知、法律情感与法律信仰构成。
[论文摘要]法律职业化有其深刻的知识论根据,它建立在多种知识论基础之上,并与司法制度合理化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为法律职业化的知识论根据所内在要求的司法制度合理化的基本方面包括司法独立、判决理由合理、司法权力中性化和司法程序正义等。
一、法律职业化的知识论基础
法律职业化作为法制 现代 化进程中的一种特定现象,有其深刻的知识论基础,释明这种知识论基础的基本方面,对于现代司法制度的完善和 发展 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认为,法律职业建构其上的知识论基础一定程度上也是推进司法现代化进程的一种重要动力。
对于法律职业化运动的知识论基础的基本内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简要界说。首先,法律职业化对应于法律知识的类别属性要求,是法律这一本性上属于实践理性知识所要求的法律实践活动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亚里士多德曾将人类的知识划分为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技艺三种基本类别,法律属于实践理性知识的范畴,界说法律是一种实践理性知识,是将其与纯粹理性知识进行的一种必要区分。实践理性这一概念意味着:“理性不仅是一种理论观念或认识能力,而且也是一种行动者的实践能力和意志能力,是实践着的理性。”[1]波斯纳则将实践理性概念很实用主义地理解为“不轻信者对无法为逻辑或精密观察证实之事物形成种种确信时使用的各种方法”,[2]它用于解决人们面对现实问题时如何作出行动。在波斯纳看来,法律作为一种知识类别系统,它更多地不是一个数学式、逻辑般和 科学 论证型的知识形态,而经常是一个依赖直觉、常识、记忆、习惯、内省、想象等力量资源的过程。因此,作为实践理性知识的法律,如何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势必需要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方得以可能,而法律职业化正是这种实践理性范畴的法律知识创造和传播的恰当社会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形态表现为一个共同经受法学理论 教育 和技能训练、并共奉法律信仰且专长于法律实务技能的法律职业家共同体的形成,他们坚持法律至上立场并恪守法律思维作出法律行动。
其次,法律职业共同体在认同法律知识之实践理性本质的同时,并不放弃对纯粹理性知识本性的应然法律的追寻。系统的法学理论学习作为一种经历是法律职业家区别于行业匠人的根本标志,“学识法律家集团的内部尽管存在着职能分工,甚至存在着(例如检察官与律师之间)对抗活动,但是他们具有共同的知识背景,必须以共同的法理语言来交谈。他们构成了一个有关法律的解释共同体。”[3]这个具有共同知识背景的法律解释共同体的形成,没有经过正统的大学法学理论思维训练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法律家共同体内部,作为成员之一的法学家更是注重对应然之法的追问,没有发达的法学理论根据,便不可能出现一个共享法律价值的法律家共同体。因此,法律职业化正是因为这种对纯粹理性属性的法学理论的开放,才得以区别于以单一的技能传授为特征的行业匠人。尤其重要的是,法律职业家对应然之法或正义法律的追问,并非一种思想实践或形而上学游戏,因为法律职业家追问应然之法和正义法律的过程重合于法律实践行动,即便是法学家的学理思辩,也是很实用主义的。
第三,法律职业化顺应社会 经济 发展所引发的法律知识增长要求,担负起市场条件下国家权力和市民权利之间关系架构的中介。知识的增长一方面决定于社会关系的不断分化和日益复杂,另一方面决定于社会主体对这种不断分化和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所内在的 规律 及其本质的追问和探寻。导致社会关系分化和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动力是人类经济行为的多样化和经济关系的日趋复杂,这种复杂和多元关系状况必然地要求产生大量以调整人们经济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法律规范,这种法律规范对于那些必须将其作为行为约束和结果预见根据的社会经济生活主体而言,显然就是一类重要知识。但是,就社会个体而言,任何人都只拥有该类法律知识的十分有限的部分,哈耶克指出:“我们对于那些决定社会进程的大多数特定事实的无从救济的无知,正是大部分社会制度之所以采取了它们实际具有的那种形式的原因之所在。”[4]因此,因经济市场化发展所引发的人类行动规范之重要一种——法律规范知识的不断增长,客观上要求社会形成一定机制以保证这种知识的创造、传输和服务,这样,法律职业才应运而生。由此可见,法律职业的兴起,根本上是以对社会经济交易活动所引发的利益当事人对日益增长和复杂的法律知识的需求为依据的,经济的市场化发展必然地要求法律职业化进程的开始。法律职业家共同体按照角色分工,按照创造法学理论、解释法律规则、提供法律服务、主导司法程序、进行事实陈述和举证等多种游戏规则,使得法律职业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权力和市民权利之间关系架构的一个重要中介和桥梁,“在这种体制下,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之间保持着适度的联系和交流;市民的个人选择可以反映到行政的制度选择上去,而实证的法律规范也可以渗透到自生的民间秩序之中。”[3](222)
第四,法律职业化按照其内在规则处理法律知识,使得法律知识始终能够保持一种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作为知识系统和行动规则的法律,存在一个如何保持其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问题,实在之法是一个事实性问题,法律如何合法是一个有效性问题。保持法律之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根本上是一个法律的合理化问题。一方面,已经制定的法律应得到普遍的服从,而为人们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就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语),这样,就存在一个如何实现法律的合理性问题和怎样保证法律合法的合法性问题。对实在法律的实现,实际上就是将既有的法律规则适用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事实之上;对法律合法性的保证,则成为一个为实在法律的前提根据提供理由并进行合法性论证的事业。应当认为,法律职业化所内在的职业规则暗合于保持法律事实性和有效性张力之要求,对于法律职业处理法律知识的规则,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归结:(1)法律职业区别于缺失理论根据和价值引导的技艺,法律职业家按照理论和概念思维指导行为并通过专业术语进行对话和交流。上升为科学学科的法学,其理论原理和概念体系始终是职业法律家赖以为生的专业养分。(2)职业法律家因循法律解释学进路,在处理事实的同时也解释规范。守旧的法律与新生的事实之间始终对立存在,弥补这道鸿沟的正是职业法律家以三段论思维为基础的法律解释学方法,通过这种法律解释学方法,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获得了新的表述(法官造法),作为小前提的争议事实被赋予规范内涵(法律判决)。(3)法律职业家崇尚形式法律并持以对道德涉入的审慎立场,通过法律维系职业家共同体的自治和团结。道德、伦理、政策、习俗等外在于法律的权力话语并非绝对地无涉于法律,它们对法律这一社会行为规则系统也存在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仅仅只是法律规范系统的外部环境,它们影响着实在法律的实际内容,但没有为实在法律所吸纳的内容并不能成为法律事实结论作出的根据。(4)法律职业形成准入制度,这种准入制度强化了法律职业家对法律知识内容的熟悉范围和处理法律事务的能力。资格 考试 成为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的基本形式,通过资格考试而促成的法律知识掌握和法律技能熟练,使得法律职业家能够胜任法律知识供给和法律服务之社会责任。
二、现代司法制度合理化的基本要求
法律职业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仅仅为法律职业本身的目的追求和实现而出现的法律实践现象,法律职业化本质上没有自己的目的,其意义根本上在于推进法治进程。司法现代化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特殊地位,法律职业化更多地是通过对司法现代化进程的作用而推进法治进程,其中,法律职业化之知识论内涵在为法律职业化进程提供坚实基础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出了现代司法制度的合理化要求。
首先,作为实践理性属性的 法律 知识所要求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法律职业,要求司法独立。法律职业作为法律知识创造、传播和运用的社会组织形式,意味着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家共同成为法律知识的主体,他们推进司法活动过程或解释和评价司法活动现象只按照实践理性的法律知识所内在的规则行事,为法律职业家所共享的法律价值成为司法原则,为法律职业家所拥有的实在法律知识成为处理具体法律事务的直接根据, 政治 权力知识、道德知识、伦理知识、 经济 知识等,既不是法律职业家所求取的对象,也不是司法运行的决定性力量和司法结论作出的根据。司法权力话语的力量之源来自法律知识本身,任何非法律知识话语的权力形态均不得成为左右司法活动的主导。
其次,法律职业家对应然之法的追问及对正义法律的答案提供,要求司法判决理由的合理化。“判决理由是司法权合理化的最重要的指标,也是法官思维水平的最典型的表现。在学识性、合理性较强的法律体系下,判决书不阐述和论证把法律适用于案件事实的理由的事情是绝对不可想象的。”[3](229)法律知识之前提根据尽管有其客观性一面,也有其主观性一面,其客观性在于社会关系的法权要求,其主观性在于法律职业家(尤其是法学家)对这种法权要求按照怎样的方法和标准作出了识别和回答。因此,在抽象性层面上,司法判决理由应为法律职业家所共识的法学理论知识;在具象性层面上,司法判决理由应为实际参与诉讼个案的法律职业家意见。
第三,回应法律知识增长之社会需求的法律职业,要求司法成为权力控制和权利维护的中性力量。以经济市场化 发展 为主要动力所引发的法律知识的增长,一方面意味着国家控制社会权力的强化,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市民为实现其利益而对抗强制和摆脱束缚之权利依据的渴求。权力——权利作为一种二元对立构造,催生了以法律知识生产和服务为使命的法律职业,而这种法律职业所表现出的法律知识生产和服务行为的权力内涵是权力控制和权利维护,即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中介,架构秩序与自由之间的通道。从而,以回应法律知识增长之社会需求的法律职业,实际上为司法权力的目的作出了定位——社会整合,也对司法权力的性质作出了限定——中性力量。诚如马克思所言:“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5]
第四,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所遵循的处理法律知识的基本规则,要求司法程序的正义品格。如上文所述,法律职业遵循“理论和概念思维指导行为并通过专业术语进行对话和交流”、“法律解释学进路处理事实和解释规范”、“崇尚形式法律并持以道德涉入的审慎立场”、“职业准入制度”等职业规则处理法律知识,这就要求司法制度必须确保司法程序的正义品格。为 现代 司法制度所一致确认的司法程序正义性价值标准,诸如参与、自治、对抗、依法、合理、效率等司法价值标准的具体要素,很大程度上是对法律职业共同体所遵循的处理法律知识的基本规则之要求的规范化确认。
[ 参考 文献 ]
[论文关键词]法律职业化 知识论 司法制度合理化 [论文摘要]法律职业化有其深刻的知识论根据，它建立在多种知识论基础之上，并与司法制度合理化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为法律职业化的知识论根据所内在要求的司法制度合理化的基本方面包括司法独立、判决理由合理、司法权力中性化和司法程序正义等。 一、法律职业化的知识论基础 法律职业化作为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特定现象，有其深刻的知识论基础，释明这种知识论基础的基本方面，对于现代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认为，法律职业建构其上的知识论基础一定程度上也是推进司法现代化进程的一种重要动力。 对于法律职业化运动的知识论基础的基本内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简要界说。首先，法律职业化对应于法律知识的类别属性要求，是法律这一本性上属于实践理性知识所要求的法律实践活动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亚里士多德曾将人类的知识划分为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技艺三种基本类别，法律属于实践理性知识的范畴，界说法律是一种实践理性知识，是将其与纯粹理性知识进行的一种必要区分。实践理性这一概念意味着:“理性不仅是一种理论观念或认识能力，而且也是一种行动者的实践能力和意志能力，是实践着的理性。”波斯纳则将实践理性概念很实用主义地理解为“不轻信者对无法为逻辑或精密观察证实之事物形成种种确信时使用的各种方法”，它用于解决人们面对现实问题时如何作出行动。在波斯纳看来，法律作为一种知识类别系统，它更多地不是一个数学式、逻辑般和科学论证型的知识形态，而经常是一个依赖直觉、常识、记忆、习惯、内省、想象等力量资源的过程。因此，作为实践理性知识的法律，如何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势必需要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方得以可能，而法律职业化正是这种实践理性范畴的法律知识创造和传播的恰当社会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形态表现为一个共同经受法学理论教育和技能训练、并共奉法律信仰且专长于法律实务技能的法律职业家共同体的形成，他们坚持法律至上立场并恪守法律思维作出法律行动。 其次，法律职业共同体在认同法律知识之实践理性本质的同时，并不放弃对纯粹理性知识本性的应然法律的追寻。系统的法学理论学习作为一种经历是法律职业家区别于行业匠人的根本标志，“学识法律家集团的内部尽管存在着职能分工，甚至存在着(例如检察官与律师之间)对抗活动，但是他们具有共同的知识背景，必须以共同的法理语言来交谈。他们构成了一个有关法律的解释共同体。”这个具有共同知识背景的法律解释共同体的形成，没有经过正统的大学法学理论思维训练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法律家共同体内部，作为成员之一的法学家更是注重对应然之法的追问，没有发达的法学理论根据，便不可能出现一个共享法律价值的法律家共同体。因此，法律职业化正是因为这种对纯粹理性属性的法学理论的开放，才得以区别于以单一的技能传授为特征的行业匠人。尤其重要的是，法律职业家对应然之法或正义法律的追问，并非一种思想实践或形而上学游戏，因为法律职业家追问应然之法和正义法律的过程重合于法律实践行动，即便是法学家的学理思辩，也是很实用主义的。 第三，法律职业化顺应社会经济发展所引发的法律知识增长要求，担负起市场条件下国家权力和市民权利之间关系架构的中介。知识的增长一方面决定于社会关系的不断分化和日益复杂，另一方面决定于社会主体对这种不断分化和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所内在的规律及其本质的追问和探寻。导致社会关系分化和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动力是人类经济行为的多样化和经济关系的日趋复杂，这种复杂和多元关系状况必然地要求产生大量以调整人们经济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法律规范，这种法律规范对于那些必须将其作为行为约束和结果预见根据的社会经济生活主体而言，显然就是一类重要知识。但是，就社会个体而言，任何人都只拥有该类法律知识的十分有限的部分，哈耶克指出:“我们对于那些决定社会进程的大多数特定事实的无从救济的无知，正是大部分社会制度之所以采取了它们实际具有的那种形式的原因之所在。”因此，因经济市场化发展所引发的人类行动规范之重要一种——法律规范知识的不断增长，客观上要求社会形成一定机制以保证这种知识的创造、传输和服务，这样，法律职业才应运而生。由此可见，法律职业的兴起，根本上是以对社会经济交易活动所引发的利益当事人对日益增长和复杂的法律知识的需求为依据的，经济的市场化发展必然地要求法律职业化进程的开始。法律职业家共同体按照角色分工，按照创造法学理论、解释法律规则、提供法律服务、主导司法程序、进行事实陈 述和举证等多种游戏规则，使得法律职业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权力和市民权利之间关系架构的一个重要中介和桥梁，“在这种体制下，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之间保持着适度的联系和交流;市民的个人选择可以反映到行政的制度选择上去，而实证的法律规范也可以渗透到自生的民间秩序之中。”(222) 第四，法律职业化按照其内在规则处理法律知识，使得法律知识始终能够保持一种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作为知识系统和行动规则的法律，存在一个如何保持其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问题，实在之法是一个事实性问题，法律如何合法是一个有效性问题。保持法律之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根本上是一个法律的合理化问题。一方面，已经制定的法律应得到普遍的服从，而为人们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就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语)，这样，就存在一个如何实现法律的合理性问题和怎样保证法律合法的合法性问题。对实在法律的实现，实际上就是将既有的法律规则适用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事实之上;对法律合法性的保证，则成为一个为实在法律的前提根据提供理由并进行合法性论证的事业。应当认为，法律职业化所内在的职业规则暗合于保持法律事实性和有效性张力之要求，对于法律职业处理法律知识的规则，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归结:(1)法律职业区别于缺失理论根据和价值引导的技艺，法律职业家按照理论和概念思维指导行为并通过专业术语进行对话和交流。上升为科学学科的法学，其理论原理和概念体系始终是职业法律家赖以为生的专业养分。(2)职业法律家因循法律解释学进路，在处理事实的同时也解释规范。守旧的法律与新生的事实之间始终对立存在，弥补这道鸿沟的正是职业法律家以三段论思维为基础的法律解释学方法，通过这种法律解释学方法，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获得了新的表述(法官造法)，作为小前提的争议事实被赋予规范内涵(法律判决)。(3)法律职业家崇尚形式法律并持以对道德涉入的审慎立场，通过法律维系职业家共同体的自治和团结。道德、伦理、政策、习俗等外在于法律的权力话语并非绝对地无涉于法律，它们对法律这一社会行为规则系统也存在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仅仅只是法律规范系统的外部环境，它们影响着实在法律的实际内容，但没有为实在法律所吸纳的内容并不能成为法律事实结论作出的根据。(4)法律职业形成准入制度，这种准入制度强化了法律职业家对法律知识内容的熟悉范围和处理法律事务的能力。资格考试成为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的基本形式，通过资格考试而促成的法律知识掌握和法律技能熟练，使得法律职业家能够胜任法律知识供给和法律服务之社会责任。 二、现代司法制度合理化的基本要求 法律职业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仅仅为法律职业本身的目的追求和实现而出现的法律实践现象，法律职业化本质上没有自己的目的，其意义根本上在于推进法治进程。司法现代化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特殊地位，法律职业化更多地是通过对司法现代化进程的作用而推进法治进程，其中，法律职业化之知识论内涵在为法律职业化进程提供坚实基础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出了现代司法制度的合理化要求。 首先，作为实践理性属性的法律知识所要求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法律职业，要求司法独立。法律职业作为法律知识创造、传播和运用的社会组织形式，意味着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家共同成为法律知识的主体，他们推进司法活动过程或解释和评价司法活动现象只按照实践理性的法律知识所内在的规则行事，为法律职业家所共享的法律价值成为司法原则，为法律职业家所拥有的实在法律知识成为处理具体法律事务的直接根据，政治权力知识、道德知识、伦理知识、经济知识等，既不是法律职业家所求取的对象，也不是司法运行的决定性力量和司法结论作出的根据。司法权力话语的力量之源来自法律知识本身，任何非法律知识话语的权力形态均不得成为左右司法活动的主导。 其次，法律职业家对应然之法的追问及对正义法律的答案提供，要求司法判决理由的合理化。“判决理由是司法权合理化的最重要的指标，也是法官思维水平的最典型的表现。在学识性、合理性较强的法律体系下，判决书不阐述和论证把法律适用于案件事实的理由的事情是绝对不可想象的。”(229)法律知识之前提根据尽管有其客观性一面，也有其主观性一面，其客观性在于社会关系的法权要求，其主观性在于法律职业家(尤其是法学家)对这种法权要求按照怎样的方法和标准作出了识别和回答。因此，在抽象性层面上，司法判决理由应为法律职业家所共识的法学理论知识;在具象性层面上，司法判决理由应为实际参与诉讼个案的法律职业 家意见。 第三，回应法律知识增长之社会需求的法律职业，要求司法成为权力控制和权利维护的中性力量。以经济市场化发展为主要动力所引发的法律知识的增长，一方面意味着国家控制社会权力的强化，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市民为实现其利益而对抗强制和摆脱束缚之权利依据的渴求。权力——权利作为一种二元对立构造，催生了以法律知识生产和服务为使命的法律职业，而这种法律职业所表现出的法律知识生产和服务行为的权力内涵是权力控制和权利维护，即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中介，架构秩序与自由之间的通道。从而，以回应法律知识增长之社会需求的法律职业，实际上为司法权力的目的作出了定位——社会整合，也对司法权力的性质作出了限定——中性力量。诚如马克思所言:“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 第四，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所遵循的处理法律知识的基本规则，要求司法程序的正义品格。如上文所述，法律职业遵循“理论和概念思维指导行为并通过专业术语进行对话和交流”、“法律解释学进路处理事实和解释规范”、“崇尚形式法律并持以道德涉入的审慎立场”、“职业准入制度”等职业规则处理法律知识，这就要求司法制度必须确保司法程序的正义品格。为现代司法制度所一致确认的司法程序正义性价值标准，诸如参与、自治、对抗、依法、合理、效率等司法价值标准的具体要素，很大程度上是对法律职业共同体所遵循的处理法律知识的基本规则之要求的规范化确认。 [
关键词：高职学生 法律知识 途径
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明确了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社会的有序运转需要法治来保障，但法治社会的实现又受到公民对法律基础知识掌握程度的影响。现如今高职学生已成为我国公民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贵州为例，1999年，贵州省政府获得国务院授权审批高职院校，开始举办高职院校。到2011年全省高职院校发展到23所，占全省高等院校的47.92%， 在校生达14万多人。所以，增强对高职学生的法律基础知识的教育和法律意识的培养，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高职学生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高职学生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学习和掌握法律知识：
第一：结合课本知识学习法律知识。在高校，法律基础课是学生获取法律知识的基本学科。课堂教学成为高职学生学习法律基础知识的一个有效途径。以国家教委1986年决定在高校开设《法制基础》为标志，我国开始了高校的系统法制教育。现在高职院校中，同学们学习法律基础的教材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通过对这本教材的学习，可以让高职学生比较系统地学习和掌握法律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初步学习宪法和其它法律的基本内容。明确宪法的基本内容，即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通过对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婚姻继承法、诉讼法的基本理论与知识的学习，使高职学生正确理解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在履行义务的前提下，合法行使自己的权利，帮助高职学生形成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律意识。
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本教材中关于法律基础知识的部分对法律基础知识如刑法、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部分介绍得比较简单，同学们仅靠课本上的知识很难充分理解和掌握这些部门法的精神和规定。所以高职院校在法律基础知识的教学过程当中要注意始终要把法理学、法律精神、法治理念、法律权威和宪法学作为法律基础知识的重点，必须把法理精髓、法治理念根植高职学生的脑海，这是我国法治建设的要求。在讲授部门法的时候要补充相关的内容，特别是要结合我们身边的热点案例，对各个部门法进行讲解、分析，强化高职学生对各个部门法的认知。
第二：结合生活实际学习法律知识。鉴于法律的应用特征，高职学生应将课本上的理论知识与我们的大学生活的实际和社会生活的实际结合在一起，从而增强法律知识学习的实效性。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这是我们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目标，培养高职学生的法律意识要和这一社会实际有机结合起来。高职学生是未来工作在各个领域第一线的国家栋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生力量，他们的法律意识如何将直接关乎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高职学生应努力学习法律知识、提高自己的法律素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教师在法律知识的教学中要引导高职学生深入社会生活，了解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并结合我们身边的一些法律案例和法律实事。如大学生犯罪的案例，云南大学马加爵案、复旦大学林森浩投毒案等，通过案例教学法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推理和辨析，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模式。在教学中还可以以社会上发生的热点案例为主题，如2014年再审的引发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的呼格吉勒图案等。组织学生开展一些主题鲜明的法制演讲、“模拟法庭”等活动，使学生能主动参与、理论联系实际，让高职学生把在课堂中学习到的法律知识充分地运用起来，从而得到教育和熏陶。此外，教师可以利用现代传媒、网络等工具，引导高职学生关注电视、网络、报纸等多种传媒，如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等栏目，通过对其中的案例讨论、分析，让高职学生主动参与到法律的学习中来，激发高职学生对法律知识及法律现象的浓厚兴趣。
第三：结合工作实践学习法律知识。高职院校作为社会和经济建设各行各业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其培养对象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扎实的专业技能，更需要具备相应行业的良好职业法律素养。高职学生以后将是在国家的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等各领域的第一线工作的高技能人才，我们要抓好抓实高职学生职业法律基础知识的培育让学生树立职业法律意识，树立踏踏实实、严谨认真的务实精神。
以贵阳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学院现在有四个分院、九个系、一个中心、四个部门、三十八个专业。其中这三十八个专业包括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会计电算化、物流管理、文秘、汽车制造与装配技术、数控技术、项目管理、旅游管理、园林技术、药学、室内设计技术等。每个专业的学生除了学习宪法和部门法等法律知识外，还应该结合本专业以后的实际工作，增添职业生活中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以使高职学生能适应今后职业生涯的需要。以药学专业为例， 学习药学专业的高职学生应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和《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等相关法律法规。高职学生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相关的法律认识水平的高低，对他们今后的工作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对中国法治国家的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陈金钊.法治与法律方法【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2]杨彦峰. 有效整合高职教育资源的思考. 贵阳日报. 2013年5月14日11版.
[3]张东玲：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及培养途径新探【J】. 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8月 .
Abstract： In the gradual process towards a society ruled by law in China， legal literacy has become one of the must-have qualities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so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Legal Basis course is important to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legal literacy. Starting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legal literacy， combined with the 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Legal Basis， the paper discussed the way to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legal literacy for improving the actual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Legal Basis course.
关键词： 法律素养；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法律意识；教学
Key words： legal literacy；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Legal Basis；legal awareness；teaching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9-0267-02
0 引言
党的十报告中指出，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中国社会正逐渐迈向法治社会，任何人尤其是大学生们都无法摆脱法律而生存，法律素养已成为大学生们必备的素养之一，提升大学生法律素养已成为高校必须承担的任务，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以下简称“基础”课）正是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增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养的最好切入点。
1 大学生法律素养现状
所谓素养，是指“人在先天生理的基础上在后天通过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所获得的、内在的、相对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身心特征及其基本品质结构”[1]其实就是指人们能够把所学的知识内化和融合，并对自己的思想、行为等产生影响。法律素养就是人们对法律知识的内化和融合，实践运用法律的能力和自觉提高的综合体现。大学生的法律素养则是指大学生认识、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或素质，主要表现为法律知识、法律意识和法律能力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法律知识是理论基础，法律意识和法律能力是法律素养的外在表现，三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当前大学生法律素养现状主要表现在：
1.1 法律知识缺乏
当前，绝大多数学生都意识到学习法律知识的重要性，并想去学习法律知识，事实却是大学生的法律知识欠缺。
第一，基本法律知识缺乏。基本法律知识是指作为普通的社会公民所应具备的法律常识，包括一般的法律基本理论知识和我国主要的部门法知识。[2]调查发现学生对这部分法律知识缺乏整体上的了解，尤其对我国主要的部门法知识掌握情况更不乐观。
第二，基本法律常识缺乏。很多学生无法分清违法与犯罪的区别，不清楚哪些是“可为”，哪些是“不可为”，不知道违反法律必须要接受法律的处罚，这些基本常识的缺乏使当前大学生的基本行为选择出现了问题，导致犯罪率上升。
1.2 法律意识不强
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法（特别是现行法）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知识和心理态度的总称。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能促使公民积极守法。[3]
大学生的法律意识不强主要体现在：
第一，混淆道德与法律。常常将法律问题道德化，习惯于从道德的角度去看待法律问题，不能准确地辨别道德与法律及二者的关系。
第二，对待一些社会现象和涉及情感因素的问题的评价和处理缺乏公平公正的标准，习惯将感情因素加入其中。
第三，对于一些涉及到个人权益的事件，很多学生不愿意采取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1.3 法律能力欠缺 法律能力是体现大学生法律素质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主要表现就是学生对于法律知识的内化与外化能力。当前，学生在这两方面的表现不理想。首先，大学生自主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不强。很多非法律专业的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只是通过《基础》课的课堂教学，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公共课任务，修满学分，自然也不会在课后去主动学习法律知识。其次，大学生将自身法律知识外化的能力弱。很多学生没有真正理解法律意义，没有充分认识到法律意味着一种权利、一种保护，从而不善于将自己的法律知识运用于日常生活中，缺乏维权意识，不懂如何维权，更缺少维护法律尊严的行为。
2 《基础》课在培养大学生法律素养上存在的问题
05方案改革后，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合并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主要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帮助大学生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提高思想道德素质，解决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面对新的变化，作为对非法律专业学生进行法律知识教育的主要途径的《基础》课的法律部分教学遇到了诸多困境，在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有：
2.1 教学课时无法容纳全部教学内容 合并后的《基础》课，教材几经修改，但法律部分的内容并无突出变化，法律知识完整的章节只有第7、8两章，另外第5、6两章中也有少部分法律内容，从篇幅上看，法律部分只占教材的1/3稍多一点。基于此，高校都大大缩减了法律部分的教学学时，而且大部分高校是按照理论学时和实践学时来划分教学，一般留给法律部分的教学学时在10到20学时之间，仔细分析教材，其涵盖的内容与原先的《法律基础》几乎完全一样，只是内容更为精简而已，罗列出较多的法律条文，缺乏帮助理解的辅助型教学内容，知识晦涩难懂。这使原本就存在的课时少与内容多的矛盾更为突出，致使很多学生甚至是任课教师都觉得无所适从，影响了教学效果。
2.2 教师的教学能力难以达到教学要求 新的《基础》课内容体系和讲解上要求将道德与法律、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起来，既能在德育中培养大学生遵纪守法的意识，又能在传授法律基础知识的同时进一步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这就要求教师必须要把握《基础》课的真正目的，然而很多教师难以把握这一点，在教学中依旧遵循以前的教学模式，把二者割裂开进行教学，这对大学生在德育的过程中同时培养自身的法律素养是不利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教师来自原来的《思想道德修养》课，对法律知识掌握较少，不能及时调整自身知识结构，进而在教学中无法得心应手的讲解法律部分，更不能从深层次上将德育和法制教育融汇贯通，难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2.3 实践教学优势没有充分发挥 实践教学是一种以实践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理论教学，成功的实践教学可以引起学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巩固理论教学的成果，促进理论教学的发展，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情感，提升法律素养。然而很多教育者由于理论课教学学时的缩短，教学任务重等原因，就大大压缩实践教学或简单安排实践教学，没有具体的规划、制度约束等，致使实践教学流于形式，学生无法从教学实践活动中获得感性认识，提升学习兴趣，反过来也不利于法律基础知识的学习，实践教学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也影响了教学效果。
3 《基础》课提升大学生法律素养的途径
3.1 注重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 《基础》课的课堂仍然是大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主渠道，这是所有教师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点。面对当前法律课时少、内容多的情况，教师应建立起清晰的法律知识框架，教学中突出重点，解决难点，根据教学目标、学生可接受性、社会需求来安排教学内容；要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如案例式、亮点追踪法、讨论式。尽量利用社会中的热点以及和学生有关联的案例来引起学生的兴趣，启发思考，引导其向正确的方向分析问题，得出结论。这些都有利于我们尽可能在短暂的课堂时间内向学生灌输尽可能多的法律知识，激发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兴趣，培养法律意识，提高运用法律的能力，进而增强课堂法律教学的实效性。
3.2 充分发挥实践教学的作用 作为理论教学的重要补充，《基础》课教学应尽可能多地、合理地安排法律实践教学，组织学生到法院旁听、参观监狱；和学生一起观看法律题材电影，并一同分析影片中的内容；组织学生开展法律辩论赛和模拟法庭；帮助学生组建法律社团；课程组可以与校外建立法律社会实践基地等。这不但可以减少课堂教学的负担，同时也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亲身体验的机会，帮助学生实现对法律知识的内化和外化，激发学生学习、参与法律的热情，提升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
3.3 提升教师的法律素养 合并后的《基础》课要求教师既要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理论素养，又要有较高的法学素养。
第一，教师要充分利用较少的课时将法律知识讲完、讲好、讲透，必然要求教师要全面掌握法律知识，总结法律知识特殊的教学方法，方能完成教学任务。
第二，教师必须树立法治理念、公民意识、权利意识等，并在讲授的过程中将其融入教学内容，使法律知识与法治理念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法律教学的目的。
第三，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健全，新的法律条文等不断出现，学生的法律需求也在不断提升，这都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教师应通过各种交流、培训和自主学习不断增加和更新法律知识，提升自身的法律能力，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
3.4 合理开发利用网络教学平台 网络教育的辅助作用在信息社会和网络时代显得尤为突出，为此，应积极打造网络教育平台，充分延伸课堂教学，将课程内容延伸到网络。建立教学网站，将教学课件、教案等教学资料传到网上，实现与课堂教学的同步；建立法律交流论坛和QQ群等，对学生的法律困惑给予及时的解答；设置一些网络虚拟法庭、案例追踪、法律游戏软件等，鼓励学生参与其中，巩固法律知识；开设法律视频教学等丰富网络课堂。网络平台的合理开发利用，不但能拉近师生间的距离，也能增强法律部分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本门课的教学吸引力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1]面向2l世纪中小学素质教育论纲[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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