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民间借贷；法律规制；诉讼时效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4月16日
民间借贷是一种古老的融资方式，但法学界对民间借贷的研究比较少，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也比较零散、粗浅、总体上缺乏对其的正确引导。在我国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民间借贷的融资方式更灵活，有利于缓解国家资金不足的问题，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国家应当引导、鼓励、规范民间借贷关系的发展，而不应给予过多的限制，应当在依法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前提下着重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一、民间借贷的涵义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借贷。民间借贷是民间资本的一种投资渠道，是民间金融的一种形式。相对于银行借贷而言属于直接融资，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同时，因借贷产生的抵押有效，但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根据《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民间借贷在性质上是一种法律行为，在内容上只能是借用金钱，在主体上也只能是自然人和企业。此外，由于民间借贷本身具有自由性、广泛性的特征，所以弄清楚民间借贷的种类有助于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认定民间借贷的法律效力，便于相关机构解决此类纠纷问题。
（二）民间借贷的种类。民间借贷根据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三大类，即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企业之间的借贷。
1、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即民间个人借贷活动，是自然人之间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原则通过自愿协商，由贷款人向借款人提供资金，借款人在约定或者法定的期限内归还借款的法律行为。双方当事人都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属于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资金，禁止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贷。且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国家规定，超过部分法律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禁止复利，即“驴打滚”。
自然人之间的借贷产生的社会基础关系复杂多样，有的基于亲情关系，有的基于合作关系等，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是一种互通有无的互助行为，是符合民法要求的，是城乡居民解决生产、生活资金需求的一种行之有效的行为。自然人之间的借贷通常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手续不规范。民间借贷中用来约束借贷双方的主要是口头协议和便条借据，很少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合同，极易出现矛盾纠纷。
第二，感性因素浓厚。民间借贷依附亲情体系，借贷分散，随意性大，且有很强的隐蔽性。通常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有较强的信任基础，在请求支付等诉讼时效中断问题上有其特殊性。在还款时间以及利息的约定上也经常具有不确定性。这一切因素在发生纠纷诉至法院时，会带来举证困难，事实难以认定等局面。
第三，发生频率高。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自然人之间经常发生短期或者长期的借款现象，实现着民间借贷互助。但是，由于我国大多数人法律意识较为薄弱，我国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民间借贷的纠纷也有不断增多的趋势。
2、自然人与企业（单位）之间的借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与自然人之间的借款一样，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是出借人与借款人在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
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往往涉及面较广，处置不当会使法律问题演变成社会问题。如现阶段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自然人之间借贷案件的处理其涉及国家利益、银行债权、购房者、股东、其他债权人利益，处理不当将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又如在有限公司特别是股份有限公司中，大多数股东并不直接参加经营并及时知晓经营信息和状况，控制公司的只是少数大股东，如果公司虚构债务，一旦执行后就会减少公司利润或者增加公司亏损，从而直接损害其他股东利益。与此相关，国家税务机关针对公司、企业利润所征收的企业所得税必然减少，这将直接损害国家利益。由此可以看出，以企业的名义与自然人之间达成借款协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企业资金周转等问题，但是也引发了逃避债务、抽逃资金等一系列的问题。
3、企业之间的借贷。企业之间的借贷是违法借贷。企业借贷出去的资金实际是银行贷款。1996年下发的《贷款通则》第六十一条明确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企业之间不仅不得办理借贷，而且连“变相”借贷融资都不被允许。故这类借贷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类型。
二、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现状及完善建议
民间借贷作为债权债务关系的一种，民法中的债权理论与合同法同样也适用。但民间借贷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也有必要对其进行更为详细的规定。在现行法中搜索，就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问题，较为明确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合同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现状及不足：
（一）民间借贷案件真实性的确定问题。由于民间借贷的手续简单，当事人之间往往不签订正式借款合同，而是以借条或者欠条、收条等来代替，或者只是达成口头协议。欠条和借条都是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明，而收条则不仅仅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还能够作为股权关系或合同履行的证明。前者如公司收到股东出资时出具的凭证；后者如卖方收到货款时出具的凭证。在这两种情形中，持有收条的一方是无权要求对方清偿收条项下的款项的。持有收条的一方要求出具收条的一方清偿收条项下的款项，就必须证明，其所持有的收条是债权关系，而并非股权关系或合同履行的证明。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靠出示一张收条通常是不够的。收条的持有者在不能出具其他证据时，便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败诉的风险。
在民间借贷出现纠纷时，双方当事人可以选择多种途径来解决。随着法制观念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民间借贷纠纷已诉至法院。这类案件中，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形：
其一，出借人作为原告需要就借款事实提供证据，借款人如果否认借款事实，同样也需要对其陈述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这种情形根据我国现行的《合同法》及《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定已足以解决纠纷。
其二，在原告的主要证据就是被告出具的一张借条，且当事人双方均对债务无异议。法院是否应对借贷事实本身的真实性进行审查以及如何进行审查，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认识和处理方式，而这涉及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十三条的理解和日常经验法则的运用。
一般认为，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模式更强调法官的中立地位和当事人的主导作用，强调“以证据认定的事实”，通常只有当事人才能够将争议的事项导入程序，对当事人自认的事实，除涉及身份关系外，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审查。诉讼中，当事人往往将不利于双方的事实通过自认来达到规避法律的目的，由于诉讼的公法性质，司法机关在处理民事纠纷的过程中应当顾及当事人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相互协调和平衡，因此，《规定》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其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有关证据。”
民间借贷具有当事人较少、法律关系简单、证据单一、法律关系中一般不涉及第三人等特点，其主要证据就是借据。一般情况下，有借据且对方无异议时可以认定借贷关系的证据充分并可直接作出裁判或进行调解，法院一般也不再要求当事人提供其他证据。正因如此，实践中通过虚构债务经诉讼程序达到规避法律、逃避债务目的从而损害国家、集体以及其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避免上述现象的蔓延，有必要放宽对法院责令当事人提供相关证据的标准，使得案件的事实基础更为可信，且更能有效地保护第三人及社会公共利益。
（二）诉讼时效的适用问题。时效期间是法律对民事权利提供保护的期限。在此限期内，权利人行使请求权，即可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权利人不能再依诉讼程序获得救济。民间借贷作为民事主体进行的民事活动之一且并非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形，因此，同样适用我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即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为两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计算。
传统意义上的民间借贷即自然人之间互的生活方面的借贷有其特殊性，不应当适用普通的诉讼时效。民间借贷依附亲情体系，是一种互通有无的互助行为，在城乡居民解决生产、生活资金需求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民间借贷在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在较强的信任基础，在请求支付等诉讼时效中断问题上有其特殊性。为了帮助朋友、亲人，在其自身遇到困难时也不愿意向朋友、亲人讨回借款或者基于双方合作信任关系，对于彼此之间的欠款等不直接主张权利的现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时常见到，这不能说明这些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我们更应当看到的是一种互助和诚信精神。在当今这个信用有所缺失的年代，立法的目的不仅需要有效的保护当事人的权利，督促其行使权力，同样也需要将我们的优良传统和民间善良风俗传承下去，民间借贷的诉讼时效应当适当延长，不应当适用过短的两年时效，具体时效的确定需要调查考量社会成本、司法成本及民俗习惯等来予以确定。
当然，2008年8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在时效中断等方面做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完善了《民法通则》的原则性规定，这对我们的司法实践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但是针对民间借贷自身的功能和特殊性，我们有必要专门制定一项关于民间借贷的法规。
（三）民间借贷纠纷中的利息和违约金问题。民间借款是自然人之间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由出借人向借款人提供资金，借款人在约定期限内归还借款的民事法律行为。民间借款的利率由当事人约定产生，因此，民间借贷的利率实质上是确定自然人之间因借款合同关系成立后而孳生的债，法律性质上属合同之债，是按合同约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权利义务关系。由于民间借贷合同关系是在当事人自由自愿协商的基础上形成，具有自由性、广泛性的特征，因此法律法规对于民间借贷的规定并不严格，而给当事人较多的自利。《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这一条文确定了只要出借人与借款人在实施订立、变更和终止借贷行为时，在形式和内容上符合法律规定，国家就对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予以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息可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部分的利息法律不予保护。”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允许民间借贷的有偿性，借贷利率可以高于国家银行利率，突破了以往民间有息借贷的。《合同法》第211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从以上法律和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对自然人之间的借款，立法精神是以自愿为原则，充分体现合同意思自治原则。但是，对高利率没有明确的解释，对什么属于高利率等也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利息纠纷的处理各地法院理解和认识并不统一，适用法律、保护的程度也不同，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和法治的统一性。在借款合同纠纷中，双方既约定了利息，又约定了违约金，且利息和违约金的总和超出了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的4倍，具体如何去计算利息和违约金成了目前争议最突出的问题。
关于借款合同纠纷中的利息和违约金问题，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中利息、违约金等问题的解答》中明确提到：“当事人约定违约金高于银行同类贷款利率4倍，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尊重当事人的约定。若当事人以约定违约金过高为由请求调整的，法院可以参照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进行调整。”这个解答开了关于借款合同利息和违约金纠纷问题的地方法院作出司法解释的先河，不失为利息和违约金过高而产生争议的较好的解决方法，能够有效地平衡借贷双方利益，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参考该解答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以解决利息和违约金问题各地法院司法混乱的不统一的局面。
综上所述，只有完善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法规，才能使民间借贷这种行为走上法制的轨道，也才能从根本上防范民间借贷活动中的风险，减少民间借贷纠纷，从而确保民间融资市场的有序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徐德林.浅谈民间借贷纠纷中的利息和违约金问题[J].中国中小企业，2008.
文/刘兴成
自2015年9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规定》）开始施行。自1991年8月13日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借贷案件意见》）以来，相隔24年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刷新了对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
司法解释民间借贷
《借贷案件意见》虽然名义上没有将借贷案件定义为民间借贷案件，但实际上审理的是“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反而给民间借贷下了以“公民”为纽带的定义。
按照《借贷案件意见》的逻辑，借贷法律关系有三种：民间借贷、金融机构借贷、非金融机构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借贷法律关系分类的后果是：民间借贷、金融机构借贷都是有效的，而非金融机构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是无效的。
非金融机构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无效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关于联营合同中的保底条款问题”第（二）项规定：“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是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除本金可以返还外，对出资方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利息应予收缴，对另一方则应处以相当于银行利息的罚款。”至于“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哪一部、哪一条金融法规，没有人知道。
后来有人找到的“明为联营，实为借贷”无效的依据是《贷款通则》，但《贷款通则》是1996年8月1日实施的，晚于1990年11月12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时间是无法倒流的。更重要的是，《贷款通则》是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行政规章，既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也不是国务院出台的行政法规，不能作为因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而无效的依据。
刷新的《民间借贷规定》第一条将民间借贷定义为“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区别于“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即《民间借贷规定》将借贷法律关系分为民间借贷和金融机构借贷两种。
《民间借贷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了转贷牟利、借款用于违法犯罪、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和法定无效外，民间借贷合同是有效的。
民间借贷谁来解读
最高法院对民间借贷的解读，前后并不一致。《借贷案件意见》对民间借贷的定义切合实际，但一直在维护国有金融机构对借贷市场的垄断权，禁止企业之间的资金融通，对发展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的成长壮大不利。《民间借贷规定》打开了企业之间的资金融通的大门，但对民间借贷的定义显然不符合实际。
《借贷案件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民间借贷的利率本来应当由市场决定，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这个数据谁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只能归结为是拍脑袋的结果。
《民间借贷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如果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约定处于年利率24%与36%之间的，借款人支付了的利息不能要回，没支付的贷款人不能要求。《民间借贷规定》比《借贷案件意见》，在利率拍脑袋的路上走得更远。
最高法院利率拍脑袋的结果，既与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又导致利率数据缺乏法律依据。最高法院有什么理由对民间借贷作出这样的解读？
《贷款通则》第二十一条规定：“贷款人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贷款业务，持有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或《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必须经过行政审批才能做贷款人。因此，最高法院对对民间借贷的解读，实质上保护的是行政审批权。
问题是最高法院只对法律规定的具体适用有解释权，并没有法律解释权，更没有立法权。因此，最高法院对民间借贷的解读不具有合法性。
对中国任何涉法事项有解读权的是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民间借贷的解读也不例外。
走向法治是否路遥
为了适应民间借贷规范化和阳光化的要求，满足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需要，解决中国存在的“民间资金多，投资渠道少；中小企业多，融资渠道少”的“两多两少”的问题，有必要专门对民间借贷立法。
民间借贷专门立法，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四条规定，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避免从部门利益出发，切忌维护和增加行政审批权，打破国有金融垄断，推动民间借贷走上法治道路，制定和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借贷法》势在必行。
《民间借贷法》应当有如下主要内容：
第一，将民间借贷市场与金融机构借贷市场分开。民间借贷与金融机构借贷井水不犯河水，但两个市场可以打通，水井满了可以流到河里去。
第二，禁止民间借贷募集公共存款。民间借贷要防止“拆东墙，补西墙”、“空手套白狼”的“庞氏骗局”。民间借贷不得与不特定的、广泛的自然人和非金融机构经济组织发生借贷法律关系。一旦民间借贷需要与不特定的、广泛的自然人和非金融机构经济组织发生借贷法律关系，应当向金融监管机关申请批准，取得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成为村镇银行、社区银行等金融机构，接受金融监管后方才允许。
第三，禁止民间借贷以发展人头的方式进行资金传销或炒资金。
第四，坚持“自由交易，欠债还钱”的民间借贷基本原则。为了体现“自由交易，欠债还钱”的民间借贷基本原则，《民间借贷法》不限定利率。
利率在市场上自由竞争，反而不会出现普遍的高利贷。限定利率的做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章“借款合同”的法律规定相冲突。
自2015年9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规定》）开始施行。自1991年8月13日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借贷案件意见》）以来，相隔24年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刷新了对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
司法解释民间借贷
《借贷案件意见》虽然名义上没有将借贷案件定义为民间借贷案件，但实际上审理的是“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反而给民间借贷下了以“公民”为纽带的定义。
按照《借贷案件意见》的逻辑，借贷法律关系有三种：民间借贷、金融机构借贷、非金融机构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借贷法律关系分类的后果是：民间借贷、金融机构借贷都是有效的，而非金融机构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是无效的。
非金融机构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无效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关于联营合同中的保底条款问题”第（二）项规定：“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是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除本金可以返还外，对出资方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利息应予收缴，对另一方则应处以相当于银行利息的罚款。”至于“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哪一部、哪一条金融法规，没有人知道。
后来有人找到的“明为联营，实为借贷”无效的依据是《贷款通则》，但《贷款通则》是1996年8月1日实施的，晚于1990年11月12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时间是无法倒流的。更重要的是，《贷款通则》是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行政规章，既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也不是国务院出台的行政法规，不能作为因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而无效的依据。
刷新的《民间借贷规定》第一条将民间借贷定义为“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区别于“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即《民间借贷规定》将借贷法律关系分为民间借贷和金融机构借贷两种。
《民间借贷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了转贷牟利、借款用于违法犯罪、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和法定无效外，民间借贷合同是有效的。
民间借贷谁来解读
最高法院对民间借贷的解读，前后并不一致。《借贷案件意见》对民间借贷的定义切合实际，但一直在维护国有金融机构对借贷市场的垄断权，禁止企业之间的资金融通，对发展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的成长壮大不利。《民间借贷规定》打开了企业之间的资金融通的大门，但对民间借贷的定义显然不符合实际。
《借贷案件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民间借贷的利率本来应当由市场决定，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这个数据谁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只能归结为是拍脑袋的结果。
《民间借贷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如果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约定处于年利率24%与36%之间的，借款人支付了的利息不能要回，没支付的贷款人不能要求。《民间借贷规定》比《借贷案件意见》，在利率拍脑袋的路上走得更远。
最高法院利率拍脑袋的结果，既与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又导致利率数据缺乏法律依据。最高法院有什么理由对民间借贷作出这样的解读？
《贷款通则》第二十一条规定：“贷款人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贷款业务，持有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或《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必须经过行政审批才能做贷款人。因此，最高法院对对民间借贷的解读，实质上保护的是行政审批权。
问题是最高法院只对法律规定的具体适用有解释权，并没有法律解释权，更没有立法权。因此，最高法院对民间借贷的解读不具有合法性。
对中国任何涉法事项有解读权的是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民间借贷的解读也不例外。
走向法治是否路遥
为了适应民间借贷规范化和阳光化的要求，满足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需要，解决中国存在的“民间资金多，投资渠道少；中小企业多，融资渠道少”的“两多两少”的问题，有必要专门对民间借贷立法。
民间借贷专门立法，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四条规定，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避免从部门利益出发，切忌维护和增加行政审批权，打破国有金融垄断，推动民间借贷走上法治道路，制定和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借贷法》势在必行。
《民间借贷法》应当有如下主要内容：
第一，将民间借贷市场与金融机构借贷市场分开。民间借贷与金融机构借贷井水不犯河水，但两个市场可以打通，水井满了可以流到河里去。
第二，禁止民间借贷募集公共存款。民间借贷要防止“拆东墙，补西墙”、“空手套白狼”的“庞氏骗局”。民间借贷不得与不特定的、广泛的自然人和非金融机构经济组织发生借贷法律关系。一旦民间借贷需要与不特定的、广泛的自然人和非金融机构经济组织发生借贷法律关系，应当向金融监管机关申请批准，取得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成为村镇银行、社区银行等金融机构，接受金融监管后方才允许。
第三，禁止民间借贷以发展人头的方式进行资金传销或炒资金。
第四，坚持“自由交易，欠债还钱”的民间借贷基本原则。为了体现“自由交易，欠债还钱”的民间借贷基本原则，《民间借贷法》不限定利率。利率在市场上自由竞争，反而不会出现普遍的高利贷。限定利率的做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章“借款合同”的法律规定相冲突。
论文关键词 民间借贷 温州 法律规制
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迅速，民间借贷作为一种由来已久的融资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2011年中期，有数据显示，我国民间借贷的规模已达3-4万亿元。民间借贷已经发展成为中小企业进行融资的重要途径。但是接连发生的民间借贷信用危机，如债务人出逃、中小企业倒闭等事件，对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等民间借贷活跃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较大冲击。在经济迅速增长的背景下，急需构建完整的民间借贷法律体系，维护民间借贷双方的正当权利，促进民间借贷活动的内生动力。
一、民间借贷的内涵分析
当前国内外学者还未对民间融资的概念和形式形成共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一条的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有学者认为货币一旦交付就发生了所有权转移。 理论上，民间借贷有多种划分方法。不以盈利为目的有偿转让资金或者无偿进行资金的转让，应属于民事行为。但若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的资金转让则具有融资的性质，属于商事行为。当然，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因为有专门法律规定，所以在此不列入讨论范围。
二、我国民间借贷市场发展状况
（一）我国民间借贷进入高级阶段
民间借贷在我国自古有之。我国春秋时期已有放债取利的记载。在封建社会，民间借贷主要以高利贷形式存在，解放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由于政府明令禁止，民间借贷行为几乎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中期，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私人钱庄、摇会、合会、抬会、标会、等民间融资形式。特别是浙江温州等地，在中小企业创办和发展过程中，民间借贷十分活跃。 2010年5月国务院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第五条和2010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都明确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当前，民间借贷的发展已经进入高级阶段，表现出交易上的连续性、有组织性、集中性和专业化特征。
尤以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表现最为突出，如，2010年，温州市中支在温州市范围内曾开展了一次民间借贷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民间借贷的目的，相较过去，不再单一。民间借贷不仅仅局限于居家的重大支出，逐渐扩大到投资性支出。第二，规模总量不断增长。第三，借贷方式得到极大丰富。温州民间借贷的方式包括了直接借贷，集资，聚会，担保、投资公司等五类。第四，民间借贷主体发生转变。过去只是邻居亲友等人际关系间的货币救济，现今已经转变为个体、私营业主等多种借贷主体。第五，民间借贷作为一种投资方式，在众多投资途径之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二）我国民间借贷相关立法存在冲突
尽管我国民间借贷市场已经颇具规模，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制定出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的专门、系统的法律法规。关于民间融资的法律制度分散见于在《民法通则》、《刑法》、《合同法》、《担保法》、《物权法》等法律中，《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法规中以及《贷款通则》等规章中。但是未给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区分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民间借贷的判断标准，且各项法律规定中存在矛盾。例如《民法通则》第90条，“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210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但是有些法律却对符合《民法通则》、《合同法》的民间借贷行为严格限制甚至否定。如《贷款通则》第61条明令禁止非金融企业从事借贷行为。当前的立法现状已不能为民间借贷活动提供良好的法律保护，不能激励民间借贷的内生动力，严重制约了民间借贷的发展。
三、我国民间借贷法律管制的重点问题及建议
（一）我国民间借贷的主体规制
我国法律上规定民间借贷的主体范围包括两个方面，即，“自然人之间”以及“自然人与企业之间”。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复杂多变的环境，公民与非银行机构发生的资金借贷，一般按照民间借贷纠纷处理。 争议主要存在于两个问题上：
1.贷款人是否一定为自然人。在现行法律体系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21条“公民之间的借贷，双方对返还期限有约定的，一般应按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出借人随时可以请求返还，借方应当根据出借人的请求及时返还；暂时无力返还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责令分期返还。”、第123条“公民之间的无息借款”、以及第125条“公民之间的借贷，出借人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的，不予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1）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2）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3）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4）其它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综上所述，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其他非金融性组织之间的相互借贷均属于民间借贷。
2008年5月，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性质、资金来源、设立方式等做了规定，积极引导金融资源的有效分配。2010年人民银行制定的《贷款通则》规定，借款人包括法人、其他经济组织、个体工商户和自然人；贷款人指金融机构。综上，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扩大借贷主体的规范：一是自然人做为贷款人，应当通过注册准入机制予以确认。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还不健全，通过规定相当的注册资金以限制自然人作为民间借贷的主体，是非常必要的。此外，还应当同时考虑其退出机制与破产机制。二是通过对申请人的资格审查限定主体范围。民间借贷极容易与犯罪联系，如洗钱、发放高利贷、欺诈交易等等，因此有必要提高“门槛”，以阻止某些不适格的主体进入市场。
2.企业之间的借贷是否可以确认为民间借贷。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产生的效力一直受关注，依据《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规定，其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在实践中，法院通常判令此借贷行为的借款人返还本金，对利息则不予保护。根据美国纽约州的司法案例实践，显然没有将个人与企业间不经常的借贷行为列举在商事行为之中，因此，个人和企业的偶尔借贷行为不需要申领放债人牌照。据此对我国现行法律提出修改意见，即，适当放开企业之间的部分借贷。
（二）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规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2年社会蓝皮书称，民间借贷最突出的问题，相当规模的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流于“钱生钱”的投机性投资中。传统民间借贷行为的主要资金，来源于私营企业主和普通家庭的闲置资金等。当前，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已发生显著变化，正如上文所述温州借贷市场所表现出的特点，自然人、企业法人、商业银行等都加入到民间借贷资金的来源之中。特别是上市公司和商业银行惹来民众众多非议。
2012年9月10日，温州市委常委、温州市政府党组副书记朱忠明在第六届中国银行家高峰论坛上称，2011年温州地区有三成民间借贷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
《刑法》第176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的吸收公众存款在认识上争议很大，界定不明，在司法实践中往往纠结不清，限制了民家借贷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在不触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前提下，明确规定民间融资的正常途径，丰富民间融资的形式。
（三）民间借贷的利率规制
我国关于利息的规定可以追溯至封建社会早期。在当前有关法律中，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下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第7条“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及第8条“借贷双方对有无约定利率发生争议，又不能证明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借贷双方对约定的利率发生争议，又不能证明的，可参照本意见第6条规定计息。”这三条都涉及了对于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
民间利率是在市场环境下形成的。根据供需理论，当借贷市场的资金需求程度大于供给，利率必然的会有所提升。当然，实践中往往很大一部分民间借贷是友情债，其常常是无息的。基于亲戚、朋友等亲属关系而发生的民间借贷行为，对于诚信建设提出了更进一步的挑战。
对利率的限制关系到借贷双方的利益，对于最高利率的制定要求有很高的技术性，不仅要考虑到对借款人利益的保护，同时也不能扼杀了贷款人的正当利益。
摘 要 民间借贷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讨论的热门话题。基于规制金融风险，维持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为保证国家宏观调控效果的需要，有必要对民间借贷进行监管。考察民间借贷监管现状，其缺陷主要表现在监管法律的缺位、对民间借贷管制过严。至此，我国民间借贷的应有思路因从适度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入手，从而保证民间借贷运行的阳光化和规范化。
关键词 民间借贷 管制 监管
作者简介：胡承伟，安徽大学法学院2012级法学硕士，研究方向：经济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69-02
民间借贷这把“双刃剑”在利用自身优势弥补正规金融服务不足的同时，由于监管机制的缺失而威胁到金融秩序与金融安全。其引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浙江吴英案”、“温州跑路潮事件”、“包头金利斌自焚事件”等三个典型的民间借贷事件，凸显了民间借贷的复杂性和问题症结。由此出发，传统上对于民间借贷持严厉压制的态度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考虑到民间借贷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在放松规制的前提下，加强民间借贷的法律监管，不失为解决民间借贷监管问题的一个较优方案。
一、民间借贷监管的必要性
民间借贷游离于金融体系外，监管方面一直处于空白的状态。然而这不表示民间借贷就不需要监管。结合民间借贷在现实中暴露的诸多问题，结果或违法，或犯罪，将其纳入到金融监管体系，实施一定的法律监管是必要的。这种必要性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规制金融风险，维持金融秩序
民间借贷活动处于合法化边缘，由于监管依据等法律规定的空白，金融监管部门很难进行监管，加上民间借贷机构存在组织涣散、管理方式落后等问题，金融风险在所难免。“主体、借据、担保、利率、用途”等五大风险交叉出现在民间借贷的交易活动中。同时，民间借贷也在冲击着金融秩序。借贷双方自由地约定利率，易形成黑市利率，对国家利率是不利的，实质上扰乱了金融秩序。
（二）稳定社会秩序
建立在债务人信任基础上的民间借贷在债务人无力偿还借款、丧失信用时，债权人的利益将得不到保障，尤其在债务人携款潜逃时，债权人更是无所适从。实践中常见的是，在债务人未提供担保时，民间合会携款潜逃的倒会事件会经常发生，给金融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危害。同时，高利贷行为因借款人急需借款而发生，当贷款人无法从借款人处获得本金和利息时，贷款人诉诸于私力使用暴力手段解决债务纠纷，纠纷性质迅速发生转变，矛盾进一步恶化，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更为甚重的是，民间借贷常常成为金融犯罪的工具。
（三）保证金融信息真实性，从而便于国家宏观调控
民间借贷的隐蔽性，易造成金融信息的失真，导致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控能力大为削弱。民间借贷的资金在体外运作，不便于我国金融监管当局对资金运作整体进行全面的把握，从更深层次上来说，难以保证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局部经济过热的现象迟迟不能得到有效抑制。
二、现有民间借贷监管的缺陷
民间借贷的规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扩大，社会主体已经意识到了民间借贷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双面影响。试通过完善的监管制度来克服民间借贷的负面效应，有助于平衡民间金融自由和金融秩序的关系。现阶段，我国虽已开始对民间借贷进行监管，但监管过程中显露的缺陷却一直未得到弥补，这值得我们思考。
（一）民间借贷监管法律的缺位
由于法律的滞后性，法律创制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民间借贷作为社会出现的一种新兴事物，之所以被社会争论的沸沸扬扬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法律尚未对其作出明确规定。立法界、司法界及普通大众基于各自的立场从不同层面对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与非法、如何监管等问题作出了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判断。对民间借贷作出简单规定法律规范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行为应如何处理的批复》、《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的批复》、《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等最高院司法解释，其他甚至三部被称为狭义上的银行监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均没有针对民间借贷活动做出规定。民间借贷立法呼声愈来愈高涨的趋势有增无减。民间借贷监管依据空白、监管主体的缺失、监管措施的单一，导致监管实践依然落后甚至停滞不前。监管当局面对民间借贷的复杂情形，往往会感到无所适从。没有可供参照的标准，只能采取坐观其变的态度，任其发展，或者直接取缔。实际上，民间借贷监管法律涉及到民间借贷合法与非法定位之界定。居于何种范围的民间借贷行为可以被认定为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以及如果合法的民间借贷逾越合法边界而转向非法时的行为该如何认定等问题，都需要法律作出统一而详细的规定。简单的规定会产生法律冲突甚或打架的现象，即使是通过法律解释也很难对因民间借贷产生的疑问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金融监管是指金融监管机构依法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经营活动以及市场退出等进行监督管理的活动。”其主要内容包括：市场准入监管、业务经营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遗憾的是，在这些内容中，民间借贷却因无“法”而得不到金融监管机构全方位的监管。
（二）对民间借贷管制过严
民间借贷监管法律的缺位并没有阻碍我国民间借贷监管的步伐。依托于政府，为防范金融风险，民间借贷监管现状则表现为在严格管制态度的驱动下，压制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完全不顾及市场对公平竞争和效益的需求。笔者认为，这并不是民间借贷监管的应有之义，于整个金融市场而言，其不能容忍如此之严厉的管制手段影响其自身的发展。“中国金融发展的现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势头不相匹配的根本原因是中国金融管制过严，限制了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扭曲了社会融资的结构，增加了银行信贷的风险。”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管制过严的后果是严重的。其不仅封杀了民间借贷进入正规金融体系的可能性，阻碍了民间借贷进入金融市场的道路，还使金融市场多元化的需求得不到根本上的满足。同时由于民间借贷合法性被排斥，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模式呈现过重且多样责任并存的结构，民间借贷监管的固有严管态度在此又得以体现。
三、民间借贷监管的应有思路
通过对现有民间借贷监管缺陷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民间借贷监管的应有思路是：结合外国的监管经验，从适度放松管制和加强监管入手，从而保证民间借贷阳光化和规范化的运行。
关键词：借贷主体;高利贷;食利者
中图分类号：D922.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5-0087-02
民间借贷正席卷南北，大有全民借贷之势，民间借贷到底是洪水猛兽，还是草莽英雄？笔者最近几年办理了大量民间借贷案件，有幸接触了其中纷繁复杂的人和事，感觉问题太多，正所谓“民间借贷，乱象丛生”。
一、民间借贷之乱象分析
（一）借贷主体铺天盖地
所谓的民间借贷并不是简单的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其主体太乱了。近几年，各种担保公司、典当行、寄售行、投资公司如泉涌一般在大小城市里的大街小巷出现，几乎都在从事民间借贷或相关的业务。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媒体报道，鄂尔多斯几乎“家家房地产、户户典当行”，都从事民间借贷或相关业务。参与的不光是普通个人和企业，家家户户都在搞，国家公务员在搞，事业在编在搞，甚至少数律师、法官也在搞。现在少数银行也充当着民间拆解“二传手”。领导们暗一点，民众们明一点。为什么这么多人乐于投身民间借贷？主要是民间借贷赚钱来得快！但凡事都物极必反，生意场上更如此，人人都参与的生意就必然崩盘。
（二）拨开借贷的面纱，丑陋不堪
1.欺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有民间借贷的地方，就有欺诈。这些欺诈表现在方方面面，亲戚骗亲戚，朋友骗朋友，战友骗战友，同学骗同学，既有出借方的欺诈行为，也有借钱方的欺诈行为，正所谓欺诈与反欺诈。既有借钱时手续上的欺诈，更有借钱后的还钱过程中的欺诈。借钱时候，保证你肯定有能力还，实际上到时能不能还他根本没底;借钱时说肯定按几分利息准时支付，实际上还利息时能赖就赖，到时不但利息不全给，甚至本也不一定能还齐;借钱时说这钱急着用于正规用途，实际上拿到手后怎么用他自己甚至都想不到。专玩民间借贷的人几乎没有一句话能听。他们之间有数重借贷关系，骗来骗去，到最后谁都不知钱借给谁了。他们为了让人相信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通常都开豪车，玩的都是大场面。可以说一切都在欺骗中进行。
2.逼迫。民间借贷过程不但欺诈无处不在，还有很多逼迫手段。逼迫手段之一：借钱时必去斩头息。现在去斩头息的方式颇为隐蔽：先按借条上的数字把钱汇给借钱人，然后立马跟着借钱人一起去银行逼迫他把斩头息取出交给出借方。这样表面上借钱方拿到了借条上完整的数字。逼迫表现之二，借款到期还不上时，出借人按照“约定”的利息逼迫借钱方将计算出来的纯利息重新打借条，同时要求借钱方将卡和密码提供出来，出借方将计算出来的利息打进该卡然后立即自行取出，再将卡立即返还给借钱方。这样表面上借钱方又多了一笔借款。逼迫表现之三：逼债。这个非常之多，手段是五花八门，软硬兼施。出借方常逼迫借钱方将有关产权证件原件交给出借方扣留，甚至办他项权证。还有在讨债过程中逼迫借款方追加担保人。现在的讨债公司也有不少。武力、半武力讨债屡见不鲜。
（三）民间借贷滋生问题众多
民间借贷监管方面一直是真空，使得民间借贷就向高利贷趋势去发展，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资金链必然断裂，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变成洪水猛兽。现在大多数民间借贷都是处在灰色甚至黑色领域，没有在阳光下运作，出现这些问题也在所难免。高利贷让民众财富被变相疯狂血洗、让百姓陷入人性扭曲。民间借贷案件现在成为法院民事案件的主流了，案件数量多、标的额大、执行难、战线长。到法院诉讼的还只是民间借贷的冰山一角，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诉讼，很多是无法诉讼。有不少大手笔的民间借贷者跑路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一跑路，即引起群发效应，大面积百姓受损。食利者的获利源头来自于实体产业，如若企业因无法消化高企的财务成本而倒闭，那么预期中的高利息回报必然沦为“无本之木”。更何况，前期高利贷的获利示范效应吸引了许多实体资金转道加盟，产业空心化日趋严重，民间借贷越来越像一座空中楼阁。一旦某一环节出现纰漏，其间的风险就犹如多米诺骨牌般扩散开来，给当地经济与社会安定形成重创。
1.让很多企业、经营者不堪重负，直至倒闭。民间借贷就是高利贷，很多中小企业急用钱时不顾一切，被民间借贷手续快速便捷的表象所迷惑。实际上民间借贷手续虽快速便捷，但利息高得吓人，月息五、六分已属正常，还有月息超过一毛的，更要命的是还要去掉斩头息、到期不还计算复利，这样一年下来利息可能超过百分之百。一旦卷入高利贷，本来效益不好的企业雪上加霜，拆东墙补西墙，企业资产被挖空并形成恶性循环，严重影响企业进一步健康发展，说很多企业就是被高利贷压垮的一点不夸张。
2.极易引发各种犯罪。一是集资诈骗罪。放贷者通过承诺高利息、虚假宣传方等手段，大量吸取公众、经营者的资金，一开始都能兑现，让那些出借者尝到甜头，愿意借钱的人越来越多。集资者随着手头上钱越来越多，胆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张扬跋扈、胡作非为，后虽拆东墙补西墙大量的钱还是还不上，问题越来越严重。吴英、曾成杰就是我国近来发生的被法院认定为集资诈骗两个最为典型的案例。二是非法拘禁罪。一些玩高利贷的人往往雇佣一些社会闲杂好斗人员，甚至勾结黑社会，讨债、逼债，在借款人到期无法偿还贷款时，往往会对借款人或担保人强行拘禁，逼迫偿还贷款。还有放款合伙人之间因为资金问题而发生矛盾进而对同伙拘禁。三是绑架罪。一些放款人为追回贷款及巨额利息，有时铤而走险对借款人或他们的家属实行绑架，还有极个别的借款人为了偿还高额利息，绑架他人以获得赎金。四是诈骗罪。一些放款人为了保证“资金链”顺畅，往往利用他人的信任，采用欺骗手段获得资金。还有个别借款人为偿还贷款，采用欺骗手段骗取他人钱财，借钱时什么条件都答应，其实内心里借了就是对准不还，钱拿到手后就玩失踪，换手机号码，搬离住处等欺骗手段。五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实，绝大多数放款人自己并无多少资金，一般都是以高息高回报为噱头，吸收社会上不特定对象的存款，因此，往往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以上只是民间借贷极易引起犯罪几个主要罪名，有的还引发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等其他罪名。
3.影响银行金融秩序。首先，大量民众闲散资金因追逐高利不愿意存入银行，四大银行存款迅速锐减，银行正常业务的开展大大受限。其次，一时间银行内部人员甚至也玩起了高利贷，违规将银行的部分资金投放到高利贷市场。再次，民间借贷中的大量资金通过银行流动，造成银行业务混乱和资金流的虚假表象。第四，民间借贷自定利率，银行都是国家定利率，民间借贷利率远高于银行，使得银行对国家的利率政策无所适从。最后，因高利贷的一些突发事件造成民众到银行疯狂挤兑现象，给银行造成混乱。
4.影响社会稳定。很多地方因民间借贷引发了，位于金字塔底部的民间借贷者上访闹事，相关命案时有发生，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稳定。《白毛女》中，杨白劳因高利贷被逼得家破人亡，喜儿逃进深山成了白毛女，痛恨恶霸地主南霸天太狠毒。那是在旧社会。在提倡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在人民权利得到充分保护的今天，因高利贷而被逼家破人亡的事实依然活生生存在，不能不说政府在依法治国方面还有很大差距。
二、治理民间借贷乱象之管理措施及立法建议
如何规范民间借贷，让其回归良性，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笔者认为既要采取一定的管理措施，也要加强这方面的立法。
（一）民间借贷管理措施建议
1.发展和完善正规金融机构的服务，金融部门要积极筹措资金，提高服务水平，加强服务创新。各商业银行要按照《银行开展中小企业贷款业务指导意见》的要求，切实改进中小企业的授信管理，加大信贷支持力度，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在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前提下，适度对那些经营管理水平较高，产品有市场竞争力，能够还本付息的企业加大信贷投入力度，支持其合理的资金需求。利用现代化高科技为民众提供尽可能简便、快捷的存款、贷款服务。各大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在向国有企业、大中型企业倾斜同时，要适度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求。人民银行应加强对农村信用社的政策引导。金融部门要创造条件，积极开拓融资市场，为企业直接融资创造条件，从而规范企业行为，同时也为投资者正确把握方向提供稳妥的金融条件。
2.银监会应切实担负起金融监管职责。培育和建立合法的民间金融服务体系，改造民间信贷机构性质，引导民间信贷机构规范经营行为，有利于弥补目前我国金融体系服务不足的缺陷，满足多元化的社会金融需求。金融监管部门应制订严格的管理规定，给予民间金融一定的法律地位，尤其是自发形成的有组织的金融活动加强监管，避免“金融风波”;同时要坚决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活动，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在继续改革和完善正规金融的同时，让非正规金融即民间金融步入正轨。
3.政府应切实改善投资环境，同时发挥其一定监管职能。要加大投资体制改革的力度，建立储蓄投资转化核心机制，加快资本市场发展速度，积极为民间社会资金顺利进入投资领域拓宽渠道、扫除障碍。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为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政府可尝试建立对民间借贷的监测体系，定期采集民间借贷活动的有关数据，及时掌握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资金投向、利率水平、交易对象等变动情况，为有关部门制定宏观政策提供数据支持，并相应地将民间借贷行为纳入宏观调控体系。
4.强化金融和法律知识宣传，引导民间借贷健康运行。首先，在办理手续上，要引导其按照银行办理贷款的程序，有凭有据，大额度贷款实行公证，防止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其次，要引导民间借贷资金用于经济发展上，防止用于非正常消费。提高民众金融素质，对民间借贷的潜在风险进行必要提示，增强群众的金融风险意识和风险识别能力，提高投资者风险识别、判断能力。
（二）民间借贷立法建议
民间借贷在我国如此普遍的存在，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相关问题愈演愈烈，目前已上升到影响社会稳定的高度，却没有相关立法对此进行规制，不能不说是个缺憾。目前仅有少量的最高院关于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比如最高利息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比如大额借款，须提供银行打款凭证等意见。这些意见是指导法院审判的，对如何规制民间借贷的运行一点作用不起，特别是不能有效打击高利贷。所以，笔者以为，当下迫在眉睫的不是民间借贷的民事立法问题，而是要加强刑事立法，出台一个刑法修正案，专门打击民间借贷中涉嫌的各项犯罪。具体有以下两点建议。
1.将赚取高利贷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直接入罪。管理民间借贷重点是遏制高利贷，要把赚取高利贷直接入罪，哪怕是赚取了高利贷但还没有涉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只要赚的利息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且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民间借贷这几年为什么那么疯狂地兴起，就是食利者靠“钱生钱”，疯狂地赚取高利贷，来得那么快，那么容易。疯狂赚钱的背后，必有人严重受损。从美国和我国香港的经验来看，利用刑事手段打击高利贷是其共同的立法选择。我国香港地区《放债人条例》设定了两个高利贷界限，对于不同层次的高利贷规定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违反该条例第24条（年息60%的实际利率）即属犯罪。
如何定罪？目前我国刑法还没有直接打击高利贷的罪名。刑罚中已有的高利转贷罪客体是信贷资金管理制度，非法经营罪的客体是国家许可经营物品或业务以及许可证或批准文件管理的市场秩序，该两个罪名尚不能将赚取高利贷入罪。那么笔者建议出台新的刑法修正案的处理方式有二：一是可以直接将上述两个罪名客体扩大，将民间资金的利益保护纳入进去，比如高利转贷罪中的资金不限于金融机构的资金，应包括民间资金，比如非法经营罪中不准金融机构之外的单位或个人将吸收来的资金转手外借;二是干脆确定一个全新的罪名就叫“高利放贷罪”，主体是除金融机构外的单位或个人，客体是资金的正当使用权益，客观方面为将自己或他人资金以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向外放贷赚取利息数额较大、情节严重，主观方面为故意。
2.降低民间借贷的入罪门槛，加大打击力度。这么多年来，最高院“不准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过部分不予保护”的规定不但不起作用，反而助长了高利贷的违法犯罪行为，因为放贷者因此胆子更大，私下里随便约定利率，只要借钱人愿意给，可以随便超过这个规定，反正最坏的结果是到打官司时超过四倍的部分不予支持。如果只要超过四倍、获利较多、情节严重就定罪入刑，那么放贷者还敢随便定超高利率吗？
降低入罪门槛，还要做到：一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原来规定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30户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50户以上的，笔者以为标准偏高。笔者以为要降低一半，个人15户、单位75户足矣。数字越高说明问题越严重，而打击犯罪在初始阶段才更能保护民众利益。二是借款后常有债务人恶意躲避、频繁更换电话号码、搬迁住处的。此类行为，达到一定时间、情节严重的，可直接定性为诈骗罪。三是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对象不宜有过多的限定，现在好多犯罪对象就是亲朋好友、同学、战友、同事。自家之外的人都可以列为犯罪的对象。
笔者以为我国当下的民间借贷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有关问题亟待解决。其根本路径就是让民间借贷浮出水面，让民间融资阳光化、规范化和法制化。实现“疏”与“堵”的辩证统一，最终让民间借贷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企业间借贷 利息支出 法律效力 风险 影子银行
一、企业间借贷有别于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尤其是司法系统中所称的民间借贷，都是与自然人有关的借贷，是指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款行为。也就是说，民间借贷必然有一方当事人为自然人，因此民间借贷并不包括企业间借贷。
民间借贷一般受法律保护。根据199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法（民）[1991]21号）规定，民间借贷的利息可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部分的利息法律不予保护。
企业间借贷是指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比如两个制造企业之间的借贷。对企业间借贷，人们往往只关心税务风险，没有意识到这里还存在着一定的法律效力风险。因为企业间借贷，在中国一直有着合法性问题的争议。这个合法性的风险，对资金出借方尤为不利。
二、企业间借贷利息支出的税前扣除问题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非金融企业向非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的部分，准予税前扣除。另外，关联企业间借贷资金，对借入方还有着接受债权性投资和权益性投资结构比例的限制，以防止企业利用资本弱化方式降低税负。非金融企业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其接受关联方债权性投资（即赖以计息的本金）与其权益性投资比例不得超过2：1，超过的部分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三、企业间借贷行为的法律效力
（一）有权部门的相关规定
企业间借贷行为的法律效力风险，主要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文件规定。（1）1996年9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法复[1996]15号）指出，企业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2）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第2号令）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3）1998年3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企业间借贷问题的答复》（银条法[1998]13号）明确，非金融机构的企业之间不得相互借贷，企业间订立的所谓借贷合同（或借款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因此，企业间借贷不受法律保护，企业间借贷纠纷在司法审判实践中一般以无效来认定借贷的合同效力，要求资金借入方返还本金，并将已支付利息和应支付利息收缴国库。
（二）企业间借贷存在的合理性
企业间借贷存在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往往一方企业有着大量的闲置资金，亟须盘活资金，因为资金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增值，另一方企业却资金严重短缺，亟需资金“救急”。尤其是一些中小民营企业总是难以从金融机构获取贷款，于是民间借贷和企业间借贷就成为亟需资金“救急”企业的必然选择。
借贷关系实为合同关系，企业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在法律界一直存在争议。尤其是在《公司法》和《合同法》施行以后，对于无效合同的认定，与以前的司法解释以及金融规章之间存在冲突。理论界和实务界一般认为，企业间借贷是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承认部分企业间借贷合同的合法性，并不等同于完全放弃对企业间借贷的管制，企业间借贷的合同关系在不违背《公司法》和《合同法》的情况下应当有效。
（三）为企业间借贷适度“松绑”甚为必要
企业间借贷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如果不发生经济纠纷，法院就会“视而不见”。2010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法发[2010]18号）要求，妥善审理非金融借贷纠纷案件，正确认定非金融借贷合同效力；依法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和企业融资行为，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对非金融企业借贷已表现出谨慎且适度宽容的态度，但仍然担心“各种以合法形式掩盖的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动”。各级地方人民法院也在适度放宽对企业间借贷的管控。比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年出台的《关于为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浙高法发[2010]4号）规定，企业之间自有资金的临时调剂行为，可不作无效借款合同处理；必须是自有资金出借，利率不超过合法的范围。又如，2009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依法妥善审理非金融机构借贷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苏高法审委[2009]45号）规定，企业之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企业将自有资金出借给其他企业帮助其解决生产经营所急需资金的，孳息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1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依法妥善审理非金融机构借贷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苏高法审委[2009]45号），规定企业以自有资金向其他企业出借，如确系解决暂时资金困难，且约定利息在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以内的，可予以承认。
目前，企业间借贷的司法环境正在改善，地方法院不再简单地认定企业间借款合同无效，但企业间借贷仍存在着法律效力风险。笔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企业间借贷合同关系可以认定为有效，而对于可能损害社会利益均衡的“高利贷”以及“以借养借，赚取利价”等变相向房地产市场和股市输送资金的企业间借贷行为，则应坚决认定为合同关系无效。
四、企业间借贷与影子银行
论文关键词 法律工作者 法律服务 民间借贷
近几年来，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民间借贷迅速发展，纠纷频发，因民间借贷而引发的各类案件剧增。随着欠发达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西部地区的民间借贷必然随之迅速发展。在此背景之下，如何借鉴东部地区民间借贷实践探索的经验并吸取其负面教训；在充分发挥民间借贷促进经济发展作用的同时，如何避免和减少其可能带来的问题及负面影响？就成为非常必要和迫切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民间借贷特点及现状入手，对法律服务工作者提供民间借贷的工作重点进行初步探讨，以期能在以法律工作者专业法律服务促进民间借贷良性发展，并同时拓展法律服务专业领域和范围的问题上有所探索。
一、分析民间借贷的基本特点
法律工作者在民间借贷中提供法律服务的工作重点则是必须对民间借贷的基本特点和具体个案的具体特点进行全面分析。只有在具体分析之后，才能抓住工作重点，从而为当事人提供优质服务。个案的具体特点是个性的，是千变万化的；而民间借贷的基本特点是共性的，是相对稳定的。
民间借贷纠纷的基本特点，按不同的归纳总结方法、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人可能分析归纳的特点不一样。因此，对于实际工作当中的分析，应根据自己所在地区，自己接触的资料等相关情况，从自己的运用角度进行归纳。笔者认为：从有助于风险控制的实用角度出发，民间借贷可归纳出以下特点：
一是方便快捷。与银行贷款相比，民间借贷的最大特点就是方便快捷，没有一系列的审批放贷程序。只要双方就借贷事宜协商一致，通常借款人很快就能获得贷款人提供的贷款。
二是手续简单。很多民间借贷，尤其是小额借贷，往往没有书面借款合同，没有担保合同，甚至有的连借条都没有，大多凭当事人一言而决。
三是大多发生在熟人之间，双方彼此了解，信息对称；而借款方居于自身信誉和维护相互之间关系等因素的考虑，一般也都积极按时还款。
四是存在担保的，担保形式基本为保证人保证；民间借贷中很少有规范有效的其他担保形式。
对于上述基本特点，可在具体实践中各自分析民间借贷基本特点时有选择地参照。
二、了解当地民间借贷的现状
为做好民间借贷的法律服务工作，了解当地的民间借贷现状，尤其是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判实践情况是非常重要的。
在民间借贷中，由于现有法律规定远远落后于实践发展。因此，在实践中，当地民间借贷的具体状况和所呈现的特征可能会影响当地法院对民间借贷案件的审判态度。而在民间借贷纠纷高发，且民间借贷纠纷有虚假诉讼可能性，或者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可能还会引发其他案件的地方，法院可能就会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加大对民间借贷案件某些环节的审查力度，不轻易以单独借条定案。
民间借贷是否发生纠纷并通过诉讼手段解决，当地法院的审判态度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如果借款人觉得以贷款人掌握的证据，在当地法院很难判决贷款人胜诉，那么，借款人拖欠还款、发生纠纷及最后导致诉讼的可能性就较大；反之就较小。因此，法律工作者在为当事人提供民间借贷法律服务，指导当事人进行借贷设计时，当地民间借贷的状况及法院对该类案件的审判态度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三、法律工作者自身加强对民间借贷有关规定的学习
民间借贷案件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简单的案件，举证责任分配明确，证据种类相对单一、简单，事实判断非此即彼。但在实践当中，民间借贷案件却异常复杂，比如：有的案件本是其他法律关系（如买卖、租赁、承揽等）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最后却以债务人出具借条或欠条等方式表现为借贷关系；比如：有的案件当中，当事人之间本无借贷关系，而当事人为了逃避债务、转移财产等目的而虚构与亲朋好友之间的借贷事实等。
与此同时，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却非常零散、混乱，有的规定甚至相互矛盾。关于民间借贷的现行有效的直接和间接规定，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担保法》、《刑法》等法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行政法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等司法解释；《贷款通则》等部门规章以及一些规范性文件当中。这些规定，很多并不常用，因此即便作为专业法律工作者也难以全面掌握。而相关规定的零散、混乱，导致民间借贷缺乏稳定的法律制度支持，并表现出极强的政策导向性。而政策所固有的原则性等特点，又导致当事人在民间借贷活动中无所适从。
具有上述两点原因，法律工作者对于民间借贷相关问题的学习不同于其他法律问题的学习：其他法律问题的学习是工作的前提，不是工作本身；而关于民间借贷相关规定及问题的学习，学习本身就是工作的重点之一。
因此，法律工作者在从事民间借贷非诉法律服务工作中，除了必须预先掌握现行有效规定（能够比较准确地区分民间借贷与高利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行为之间区别）外，还必须随时跟踪学习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政策，以及一些地方法院做出的规定和做出的生效判决。工作当中的跟踪学习，虽不能直接提供法律以及，却可以提供民间借贷易发纠纷环节等相关信息，有助于民间借贷纠纷中的风险规避设计。
四、帮助、指导当事人进行借贷风险分析
由于民间借贷的方便、快捷、方式灵活、手续简单等特点，让其在具有闲置资金的贷款人和急需资金使用的借款人之中都备受欢迎。但民间借贷这些竞争优势的过度发展，必然也带来风险增大和当事人忽视风险存在等负面影响。如：贷款人或碍于情面不便推辞，或因追求借贷利息，急于为闲置资金找到出路而忽视对本金安全的相应考虑；借款人为几块摆脱资金困境而忽视对资金使用获利能力、自身承受能力及利息支付压力的正确考量。因此，法律工作者在提供民间借贷法律服务过程中，应当将借贷风险提示作为一个工作重点，指导当事人进行相关风险分析。
对于贷款人，应引导他树立本金安全高于利息回报的风险意识，并指导他对借款人使用借款的资金获利能力、借款人本身的还款能力等可能影响按期还款的因素进行全面分析。在确定是否借贷时，不宜将相互信任等非实质因素的作用过分放大，更不宜一味追求较高利息回报而忽视本金安全；在有多个借款人可以选择时，应首先从本金安全的角度考虑，不宜非要坚持利率标准的随行就市。
对于借款人，应提示其对自身利息承受能力和还款能力的估计必须客观、理性，并有相应数据参照或有足够依据支撑。借款人在陷入资金困境决定举债时，往往会有一种“渡过这一关，情况会很快好转”的自我安慰，而这种自我安慰，必然导致其对还款能力的估计失真。因此，对于急于举债的借款人，应详细询问他做出“能够承受利息压力并能按时还款”判断依据，从旁观者的角度对其估计进行分析后提出建议，并提醒他：饮鸩止渴般的举新债还旧债，摧垮其资金、财产体系的速度远远大于自己想象的速度；对于利息支出明显超过自身财产承受能力的，选择放弃比选择坚持更加明智。
五、指导当事人做好借贷行为控制
由于民间借贷系实践合同，借贷合同自贷款人提供贷款时生效。因此，民间借贷当中的非诉法律服务有别于其他合同案件，其他案件的主要工作是合同审查，而民间借贷中拟定和审查借贷合同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指导当事人做好借贷行为控制。借贷行为控制的核心是借贷款项的交付。
对贷款人，应提示其在交付款项时留下足够的依据，比如：在借贷合同中约定款项支付至某账号，在通过银行付款后将相关依据同借款合同一起保管；以现金方式支付的，要求借款人书写收条并注明系某借款合同的借款；在借款合同中直接写明借款已于何时何地交付；以及款项交付时尽量有第三人在场见证等方式。
对借款人，应提示其注意款项交付后在书写借条或收条的先后顺序，所写凭证记载金额同时用大小写注明并与实际收到金额一致等，防止相关凭证书写并交付给贷款人后贷款人不提供贷款，或者在交付款项时预先扣除部分或全部利息。
六、指导当事人做好贷后风险管理
民间借贷产生后，其核心风险就是款项是否能按期偿还。该风险不仅仅是贷款人的风险，对借款人同样是风险。因为如果不能按时还款，借款人必将遭受诉讼等方式的强制追索，影响自身经营持续及财产管理、使用计划，同时还会遭到自身人际关系圈的排斥。因此，贷后风险管理，不论借贷哪方都应进行。
对贷款人，应提示其注意在贷后对借款人使用借款的情况，借款人的财产及活动情况等进行必要跟进核实，适时提示借款人还款期限和还款金额，有担保人的，应及时将自己了解的借款人相关情况向担保人通报，以使担保人也能帮组督促借款人还款。此外，还应采用适当方式让借款人周围尽可能多的人知道借贷情况，以促使借款人自觉还款。必要时，可与借款人协商提前分批还款，或者提供或增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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