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西部地区；民族文化；文化多样性
作者简介：吴惠红，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卢遂茂，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2003级学生，广西南宁 530004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3―0082―04
今天所说的西部，是一个包含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状况和民族分布的综合性概念，包括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2个自治州：内蒙古、新疆、、宁夏、广西、云南、贵州、青海、四川、甘肃、陕西、重庆、湖南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湖北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P2)。在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除了满、朝鲜、黎、畲、赫哲和高山等9个少数民族外，其他的46个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西部，西部少数民族的人口有一亿多2(P3)，46个民族形成不同类型的文明，使西部民族文化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一、西部地区民族文化多样性形成的原因
(一)多民族造就了西部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我国西部共有46个少数民族，其中少数民族的人口有一亿多，占西部总人口的30％。众多的少数民族在长期繁衍生息的过程中，依据自己所处的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经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积累，形成了世界上少有的多族群、多文化交错并立的共生地带。时至今日，西部地区仍有着辉煌灿烂的文化遗存：古朴原始的遗址、蜿蜒起伏的长城、雄伟恢弘的王都、苍凉浑厚的城址、绚丽多姿的庙宇、巍峨壮观的建筑、精美绝伦的石窟、瑰丽神秘的墓葬、古拙粗犷的岩画、浑然天成的彩陶；尤其是异彩纷呈的民族节日、五彩缤纷的民族服装、鸿篇巨制的民族史诗、轻曼刚健的民族歌舞、色泽艳丽的民族绘画、独特的民间戏剧、丰富的民间文学、各具特色的民族艺术、民俗文化等。
(二)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不同的民族文化。民族是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其中，共同的地域使民族共同体产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心理素质；共同的地域也是民族自我意识和风俗习惯形成的自然前提。因此，地理环境的不同对该地区文化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我国西部地区的自然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等都比较复杂。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南北两个亚区。西北亚区深处欧亚大陆腹地，地貌多为沙漠、戈壁，其中间有面积大小不等的绿洲、河谷，气候干旱。西南亚区主要由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组成，高原上横亘着多列山脉，山脉间有大大小小的河流，广泛分布着高山草原、高山草甸、河谷平坝；除了有热带、亚热带、温带等气候外，尚有典型的立体性气候。西部各少数民族根据特殊的自然条件，采取了不同的生计方式，并形成了多种经济文化类型。下面，我们以云南地区为例，研究地域环境与民族文化间的关系。
云南省地处云贵高原西部，大部分分属横断山脉的延伸，山脉的河流纵列，相间分布，地势起伏大，形成复杂的地理环境。云南地区各民族按照不同的地理环境分居各处，其人文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受居住的地理环境的制约，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生存方式，进而形成了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如居住在山区的苗、瑶、布郎、拉祜等民族多从事山区旱地农业；同样居住在半山的哈尼族又从事山区高田稻作农业，并形成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梯田文化。居住在河谷、平坎的白族、壮族、部分彝族、布依族等从事稻作农业；藏族等民族既从事牧业，又有小面积的草原农业。云南各民族采取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去适应其复杂的地理环境，并不断调整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饮食、建筑、服饰、节庆、人生礼仪、等人文景观，丰富了云南文化的内容。如纳西族“东巴文化”、白族“建筑文化”、彝族“火文化”、哈尼族“梯田文化”等等。
(三)民族文化多样性是西部民族文化与外来优秀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结果。一种民族文化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往往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各民族经过迁徙与其他民族的融合，经历了不同民族间的双向互动、吸收彼此优秀的文化的过程。西部地区每个少数民族文化的形成都经历了这一过程。下面，我们对甘宁青地区的文化形成过程作一探究。甘宁青地区属于山地高原区，正好处于我国最大高原――黄土高原，最高高原――青藏高原和最干旱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边缘和交汇地带。甘宁青地区一直是我国古代农牧民族频繁迁徙的主要场所。多路径、多方式的民族人口的迁徙、移动，使大部分民族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长期的交错杂居，致使各民族间不仅有政治、经济方面的来往，还有文化、血缘等方面的交融。当然，这中间既包括自然发生的、自上而下的、无强制手段的民族融合，也包括统治者实行的强迫性的、灌输式的民族同化。
在民族融合过程中，传统文化积淀较少、人口规模小、与其他民族混居程度高的民族，其融合速度快一些；而传统文化积淀较多、人口规模大、人口中与其他民族混居程度低的民族，比较容易保持其民族特性以及文化、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凝聚力，其融合速度相对缓慢。这样，原来的特有的民族文化与外来优秀文化并存，其文化特征更显多样性。
(四)国家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帮助其发展，这是西部民族文化多样性得以保留的根本原因。国家对西部文化遗产实施了有效的保护、整理和研究，这是西部民族文化多样性得以继续存在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为了保持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健康繁荣发展，国家制定和实施了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对西部文化遗产实施了有效的保护、整理和研究，并且举全国之力收集编纂民族文艺志书等，在整个国家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编纂了多部民族文化志，少数民族的语言也得到保存和推广，各种民族节日也更加流行，更具特色。国家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遗产采取“抢救第一”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并动员各种力量抢救、保护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以及积极组织和领导各民族古籍文化的管理工作等。同时，国家还培养了一批由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工作研究队伍，从事研究和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的工作。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建设、保护和弘扬，是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得以继续存在的根本原因，并为西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西部地区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现状
分析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日益发展，我国西部的少数民族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和世界文化的融合而丧失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他们在传统的原创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不断利用先进文化技术来发展优秀民族文化，再加上国家对西部文化遗产实施了有效的保护、整理和研究，使西部不仅民族文化多样性得到保持和发展，也丰富了该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对外交流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当然，随着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具体表现在：
(一)传统多样的民族文化受到现代文化的影响。随着西部大开发的经济重点向西转移，中国加入WTO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孕育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生成环境也随之变化，这意味着这种特定环境下所产生的独特民族文化将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被商品化、庸俗化，各少数民族的价值取向被同化以及传统的民族文化面临退化的危险。
(二)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保护受到影响。现今，西部很多地方，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城市和农村建筑在旧城改造中遭到破坏或拆毁；现代化设施建设以占用毁坏古迹遗址为代价；不法分子以兜售文物为生；地区以开发民族特色旅游景区为名对传统的文化景点等进行改装。此外，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化以及一些民族语言文字的失传等原因，一些民族文物古迹遭到破坏以致无法进行辨认。
(三)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发展道路受到影响。一方面，现代社会是一个发展经济、发展科技的工业型社会。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资源。但是一些传统的民族文化被作为经济利益的工具，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是西部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世界各种文化既相互碰撞、相互冲突又相互吸收、相互融合。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要保持多样性的发展，就要不断创新发展，以致不被其他文化取代或同化。在现代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道路依然在探索中发展。
三、保持西部地区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途径
(一)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在西部乃至全社会营造有利于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氛围。保持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首先要加强西部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保护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强化保护意识。我们可以在西部地区开展民族文化保护的宣传工作，使西部各级领导干部及广大群众，高度重视并认识到民族文化在民族社会发展与进步中的重要地位，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除了采用大张旗鼓的宣传手段外，营造有利于保护西部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氛围，教育无疑是一种重要的途径。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主体应该是西部各民族群众，因此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应重视西部各民族群众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知识的教育培训工作。通过民族语言教学、民间技艺传习、民族历史文化讲授等多种渠道，加深西部各少数民族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鼓励和激发各民族群众自发保护和发展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促进实施文化保护的行动效果。我们也可以利用传统师徒相授、现代学校教育或传统教学和现代教育结合等方式，尽可能多地培养各种各样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人才，以实行文化项目的活态保护。我们还可以通过办培训班、鼓励在职自学和脱产进修等方法，努力培养和扩大西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队伍。总之，我们可以采用各种灵活的手段，使教育成为西部地区保持、扩大和传播民族文化的制度。
(二)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健全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机制。使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更加规范和科学。要真正建立起有效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机制，立法是关键。建国以来，国家和各地政府曾对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出台了不少法律、法规，对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国家关于民族文化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多侧重于民族语言文字、民族文物方面，而民族器物和大部分的民俗类文化资源还没有相应的法律保护规定。需要继续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政策与法规。另外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有些地区一些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地方政府的法规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家和西部地区政府应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工作，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保护纳入法制化轨道，使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更加规范和科学。在这方面，西部各级政府必须结合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将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以下机制：
1.建立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护的保障机制。西部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首先要解决民族文化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要加大民族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才能使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工作得以真正落实。为此，必须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内容包括经费划拨、机构设置、人员组织、项目确立、税收优惠政策、专家咨询机构设置，以及奖励和惩处措施等。
2.建立健全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普查和专项调查机制。普查和专项调查是对民族文化多样性进行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其主要内容包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和对物质文化遗产的材料收集。西部各地区要通过立法的形式，使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普查和专项调查制度化、规范化。
3.建立民族文化的重点保护机制。在国家和地方政府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卓有成效，必须建立民族文化的重点保护机制。对濒危文化遗产，应该重点予以扶持。对于濒临失传的民间绝技，政府一方面要组织人员进行记录、整理，另一方面给予民间艺人以适当的资助，鼓励其带徒传艺。对于具有重要价值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遗产，国家采取重点扶持政策。建议对一些既无历史、又无文化的名城或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实行摘帽制，每两年检查一次，对保护不力、名存实亡的各级名城和文物保护单位实行末位淘汰制。
4.建立文化生态保护机制。西部地区风景迷人，文化遗产十分丰富，至今还有文化生态保存比较完整的地区。建议国家加大投入，对西部文化遗产进行修复保护，划定文化生态保存比较完整的地区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立少数民族文化原生形态保护区。基本要点是维持少数民族文化赖以产生、传播和传承的自然生态环境及人文生态环境，提供相对稳定的局部生存发展条件，维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原貌，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干扰破坏，以此恢复和增强其自身再生机制，尽可能延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良性循环周期。同时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创办博物馆、民族文化生态村、传习馆，切实搞好民族文化的传承工作。
(三)充分利用西部地区的民族文化资源优
势，建立区域性的特色经济，发展西部民族文化产业。这是保护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的必由之路。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一旦在社会中失去功能，就会自动消失。实践也证明，许多文化事象之所以消失、文化资源之所以枯竭，与其长期闲置、利用不够有很大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利用的过程也就是保护的过程。要实现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有效保护，必须将保护与利用结合起来，在利用中实现保护。民族文化资源可以多方面被利用。经济方面，开发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可以成为一个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开发旅游，使传统文化恢复活力，使各族人民重新认识本民族的文化，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通过开发保护民族文化，这是可行的。这种开发应突出民族地区的特色文化。西部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千百年来各少数民族杂居，共建家园，形成了西部地区个性鲜明的文化特征。我们的任务就是很好地挖掘、利用这些历史文化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建立区域性的特色经济，发展西部民族文化产业，这是保护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的必由之路。民族文化多样性是文化产业化的基础与前提，文化产业化为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近年来，西部民族地区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许多可贵的探索，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逐渐过渡到“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从而使文化变成一项产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习惯于让文化成为商品的附属，过去西部并不看好文化的经济意义，认为文化就是花钱的，就是向政府要钱的，所以特别强调“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现在西部地区的人们已经开始改变这种观念：文化不但能赚钱，而且能赚大钱，在更高的层次上，文化完全可以唱主角，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时候了。在这方面，云南的文化产业的发展独具特色，取得的成绩与影响是公认的，近年来，云南省通过不断的努力，打造出《云南映象》及姐妹篇《香巴拉映象》等在场文化，通过舞台形式，为保护云南的文化多样性，传承优秀民族文化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清华大学教授熊澄宇将云南这种大力发展民族文化创作与全力发展民族文化产品的实践道路，概括为“党政领导，战略布局；职能部门，统一运作；专家论证，观念突破；科学决策，试点先行；群众参与，保持特色；市场运作，机制创新；立足本土，拓展海外；文化兴邦，产业富民”3。广西的文化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起点较高，无论是已打响品牌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还是印象刘三姐的成功开发，以及《妈勒访天边》等一些文化艺术精品的打造，都凸现了广西文化产业的巨大发展潜力。这些对西部地区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样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我们应立足于西部的基本区情，立足西部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资源优势，建立区域性的特色经济，发展民族文化产业，这是保护西部地区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根本出路。这不仅能达到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也能促进当地特色经济的建立。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单纯的保护观，是一种保留、传承、发展观。
当然，西部大开发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在实施这一工程的伟大实践活动中，要注意其整体性，防止片面性、局限性。既要追求经济的增长，又要注意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面对西部丰富的民族文化，我们需要开发与保护并重，从而发挥西部地区得天独厚的特色优势，实现西部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缪家福，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多样性[M].昆明：云南人
民出版社，2005.
[2]李晓东，等，全球化与文化整合[M].长沙：湖南人民出
版社,2003.
[3]和铨，熊澄宇解读香格里拉文化[N].迪庆日报，2005―
10―20.
[4]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
版社,2005.
[5]李世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J].中国民族，
2004，(11).
[6]马平，全球化格局下的民族文化多元化发展趋势[J].
青海民族研究(社科版)，2005，(1).
[7]吴仕民，西部大开发与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
关 键 词 ：文化多样性 原生态 民族唱法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上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标志着全球已达成提倡文化多样性的共识。保持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维持文化生态的平衡如同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一样，是人类生存和共同发展的前提和需要。文化多样性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延续的条件，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基础。
中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语言丰富，因而声乐种类繁多。中国声乐发展到今天，在唱法上已经形成美声、民族、通俗、原生态共存的百花盛开的繁荣局面（这里的民族唱法特指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在中国传统声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学院派为代表的唱法）。在此文化多样性视野下，笔者就原生态、民族唱法与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发表一己之见。
一、原生态作为中国民族声乐的根基和个性的体现，首先应当受到提倡和保护
原生态唱法是中国百姓在生活的自然空间中，以自然的发声方法为基础，不断总结和改进发展而来的。它不论在演唱的语言、内容、形式还是技巧上都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它多元的音乐风格、鲜明的民族特性、个性化的演唱都植根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其不可替代的相对的文化价值。近年来，主流媒体上的大量展示使人们对原生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如青歌赛中朝鲜族卞英花古典的演唱、蒙古族的呼麦、李氏姐弟的海菜腔、扎西拉宗的康巴弦子等众多鲜明地方色彩、浓郁民族特色的演唱，都给大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精神享受，使观众认识到中国除了有以郭兰英、李谷一、阎维文、彭丽媛、宋祖英等为代表的民族唱法外，还有如此丰富、有个性的声乐文化。
原生态是培养艺术家的沃土，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源泉。声乐教育家万昌文教授也曾经说过，要唱好民族风格的创作歌曲，就需要用民间音乐的风格和唱法。民族歌唱家大都有向原生态学习的经历，如吴雁泽到鄂西向放排工学习“打啊哈哈”后，才将《清江放排》唱得更加腔正味浓。胡松华曾深入40多个民族地区体验生活，曾向彝族歌手白素珍学习过“海菜腔”，向“草原长调之王”哈扎布学习过“若古拉”，向藏族“囊达”大师扎西顿珠学习过“真园”，向“花儿歌王”朱仲禄学过“花儿”，还学过维吾尔族“木卡姆”、苗族“飞歌”等原生态音乐，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由此可见，原生态是中国民族声乐的根基和源泉，也是中国民族声乐的个性所在。它体现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和源远流长，也体现了中华各民族的神韵，独特的审美品质以及巨大的艺术创造力，彰显出我们五千年文明古国无穷的音乐智慧。
但由于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及其他诸多原因，使原生态的生存受到了极大地威胁。因此，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政策和制度并加强对其实施的力度。特别要重视对原生态的搜集、整理以及对传承者、原生态自然和人文环境的保护。媒体应该更积极地引导大众对原生态的关注和认识。在学校教育中应该增加更多原生态的内容等措施来保护和提倡原生态，这也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二、民族唱法作为中国民族声乐共性的体现也应受到提倡和保护
以学院派为代表的民族唱法（以下简称民族唱法）是建立在民族语言基础之上的，适合民族的生理与心理特点，表现民族音乐特有的韵味，反映民族的审美取向和人文精神，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在这些特征上，它与原生态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它继承了传统民族唱法的精髓，主要以汉民族为审美主体。它的产生与发展适应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时代的产物。早在1963年，周恩来总理就曾经指示要研究出一套不同于别人，训练嗓子基本功的民族的歌唱、民族的发声方法，这就要求确立自己的民族唱法。要确立一个唱法或建立一个学派就必须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必须理论化、规范化、系统化。简言之，要有共性作为评价的标准。以学院派为代表的民族唱法正是这样做的并且发展得很快，已经能够作为中国民族声乐的代表走向世界，彭丽媛在新加坡、宋祖英在悉尼和维也纳金色大厅成功的独唱音乐会就是有力的证明。而且它已经被中国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接受和喜爱，其民族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完整体系是其他原生态所无法替代的。它的共性化使其能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由此可见，民族唱法与原生态原本就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如果说原生态是强调中国民族声乐的个性，那么民族唱法则是强调共性，是中国民族声乐这一问题矛盾的两个方面。樊祖荫先生也曾说过：“音乐教育的规范性与民间音乐的即兴性特征有着天然的矛盾，但并不能丢弃任何一方，应学会两条腿走路。”①因此，笔者认为民族唱法和原生态应该共融互补，共同繁荣我国民族声乐，从而达到提倡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目的。
至于田青先生所说“在规范化的歌声里不要说历史，常常连人性都感觉不到，感觉到的就是技术”。②这恐怕有些绝对。宋祖英在维也纳演唱的《孟姜女》，虽然外国人听不懂歌词，但观众热烈的反应说明他们听懂了音乐，听懂了艺术。况且国内更有数不胜数的民族唱法的忠实观众，他们中有几人能听出技术上的孰优孰劣？绝大多数是被歌唱家的艺术感染力所吸引，并接受和喜爱民族唱法。田青先生还说：“这个民族唱法很了不起，最适合歌颂，因为它宏大、亮、通、透、传得远，这种颂歌式的民族唱法就变成了我们唯一的民族唱法……我们的民族唱法就是‘颂’，你听几个有名的歌手唱过几首爱情歌呢？我们的民族唱法唱什么？党、祖国、母亲、父亲、战友、长江、黄河等。” ③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似乎是对民族唱法稍有些偏见。就算民族唱法只唱颂歌，颂歌也有它存在的价值。就文化层面来讲，它也是多样文化中的一种，也应该被保护和提倡，更何况它还有如《兰花花》《望月》《五哥放羊》《孟姜女》《小背篓》《辣妹子》等许多颂歌以外的内容。
声乐艺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声乐均为世界多元声乐文化的一元，都有其相对的文化价值。尊重不同民族声乐的差异性和平等价值，保护和提倡声乐文化多样性，传承和发展民族声乐，也是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做出贡献。
注释 ：
①刘晓真.专家说“原生态民歌”[J].艺术评论，2004，10：34.
②③田青.原生态音乐的当代意义[J].人民音乐，2006，9：20，18.
参考文献 ：
[1]刘晓真.专家说“原生态民歌”[J].艺术评论，2004，10.
[2]田青.原生态音乐的当代意义[J].人民音乐，2006，9.
[3]金铁霖.民族声乐教学的现状及创新[J].中国音乐，2005，4.
[4]郭克俭.传统声乐文化特质及其当下意义[J].音乐研究，2004，4.
[5]王磊、赵英华.原生态民歌崛起的必然性及意义[J].中国音乐，2006，4.
[6]杨仲华、尤志国.中国气派 民族神韵 百姓欢迎──论金铁霖民族声乐学派的确立[J].中国音乐，2005，1.
[7]杨曙光.多维文化视野中的专业民族声乐教育[J].中国音乐，2004，2.
关 键 词 ：文化多样性 原生态 民族唱法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上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标志着全球已达成提倡文化多样性的共识。保持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维持文化生态的平衡如同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一样，是人类生存和共同发展的前提和需要。文化多样性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延续的条件，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基础。
中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语言丰富，因而声乐种类繁多。中国声乐发展到今天，在唱法上已经形成美声、民族、通俗、原生态共存的百花盛开的繁荣局面（这里的民族唱法特指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在中国传统声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学院派为代表的唱法）。在此文化多样性视野下，笔者就原生态、民族唱法与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发表一己之见。
一、原生态作为中国民族声乐的根基和个性的体现，首先应当受到提倡和保护
原生态唱法是中国百姓在生活的自然空间中，以自然的发声方法为基础，不断总结和改进发展而来的。它不论在演唱的语言、内容、形式还是技巧上都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它多元的音乐风格、鲜明的民族特性、个性化的演唱都植根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其不可替代的相对的文化价值。近年来，主流媒体上的大量展示使人们对原生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如青歌赛中朝鲜族卞英花古典的演唱、蒙古族的呼麦、李氏姐弟的海菜腔、扎西拉宗的康巴弦子等众多鲜明地方色彩、浓郁民族特色的演唱，都给大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精神享受，使观众认识到中国除了有以郭兰英、李谷一、阎维文、彭丽媛、宋祖英等为代表的民族唱法外，还有如此丰富、有个性的声乐文化。
原生态是培养艺术家的沃土，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源泉。声乐教育家万昌文教授也曾经说过，要唱好民族风格的创作歌曲，就需要用民间音乐的风格和唱法。民族歌唱家大都有向原生态学习的经历，如吴雁泽到鄂西向放排工学习“打啊哈哈”后，才将《清江放排》唱得更加腔正味浓。胡松华曾深入40多个民族地区体验生活，曾向彝族歌手白素珍学习过“海菜腔”，向“草原长调之王”哈扎布学习过“若古拉”，向藏族“囊达”大师扎西顿珠学习过“真园”，向“花儿歌王”朱仲禄学过“花儿”，还学过维吾尔族“木卡姆”、苗族“飞歌”等原生态音乐，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由此可见，原生态是中国民族声乐的根基和源泉，也是中国民族声乐的个性所在。它体现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和源远流长，也体现了中华各民族的神韵，独特的审美品质以及巨大的艺术创造力，彰显出我们五千年文明古国无穷的音乐智慧。
但由于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及其他诸多原因，使原生态的生存受到了极大地威胁。因此，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政策和制度并加强对其实施的力度。特别要重视对原生态的搜集、整理以及对传承者、原生态自然和人文环境的保护。媒体应该更积极地引导大众对原生态的关注和认识。在学校教育中应该增加更多原生态的内容等措施来保护和提倡原生态，这也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二、民族唱法作为中国民族声乐共性的体现也应受到提倡和保护
以学院派为代表的民族唱法（以下简称民族唱法）是建立在民族语言基础之上的，适合民族的生理与心理特点，表现民族音乐特有的韵味，反映民族的审美取向和人文精神，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在这些特征上，它与原生态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它继承了传统民族唱法的精髓，主要以汉民族为审美主体。它的产生与发展适应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时代的产物。早在1963年，周恩来总理就曾经指示要研究出一套不同于别人，训练嗓子基本功的民族的歌唱、民族的发声方法，这就要求确立自己的民族唱法。要确立一个唱法或建立一个学派就必须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必须理论化、规范化、系统化。简言之，要有共性作为评价的标准。以学院派为代表的民族唱法正是这样做的并且发展得很快，已经能够作为中国民族声乐的代表走向世界，彭丽媛在新加坡、宋祖英在悉尼和维也纳金色大厅成功的独唱音乐会就是有力的证明。而且它已经被中国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接受和喜爱，其民族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完整体系是其他原生态所无法替代的。它的共性化使其能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由此可见，民族唱法与原生态原本就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如果说原生态是强调中国民族声乐的个性，那么民族唱法则是强调共性，是中国民族声乐这一问题矛盾的两个方面。樊祖荫先生也曾说过：“音乐教育的规范性与民间音乐的即兴性特征有着天然的矛盾，但并不能丢弃任何一方，应学会两条腿走路。”①因此，笔者认为民族唱法和原生态应该共融互补，共同繁荣我国民族声乐，从而达到提倡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目的。
至于田青先生所说“在规范化的歌声里不要说历史，常常连人性都感觉不到，感觉到的就是技术”。②这恐怕有些绝对。宋祖英在维也纳演唱的《孟姜女》，虽然外国人听不懂歌词，但观众热烈的反应说明他们听懂了音乐，听懂了艺术。况且国内更有数不胜数的民族唱法的忠实观众，他们中有几人能听出技术上的孰优孰劣？绝大多数是被歌唱家的艺术感染力所吸引，并接受和喜爱民族唱法。田青先生还说：“这个民族唱法很了不起，最适合歌颂，因为它宏大、亮、通、透、传得远，这种颂歌式的民族唱法就变成了我们唯一的民族唱法……我们的民族唱法就是‘颂’，你听几个有名的歌手唱过几首爱情歌呢？我们的民族唱法唱什么？党、祖国、母亲、父亲、战友、长江、黄河等。” ③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似乎是对民族唱法稍有些偏见。就算民族唱法只唱颂歌，颂歌也有它存在的价值。就文化层面来讲，它也是多样文化中的一种，也应该被保护和提倡，更何况它还有如《兰花花》《望月》《五哥放羊》《孟姜女》《小背篓》《辣妹子》等许多颂歌以外的内容。
声乐艺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声乐均为世界多元声乐文化的一元，都有其相对的文化价值。尊重不同民族声乐的差异性和平等价值，保护和提倡声乐文化多样性，传承和发展民族声乐，也是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做出贡献。
注释 ：
①刘晓真.专家说“原生态民歌”[j].艺术评论，2004，10：34.
②③田青.原生态音乐的当代意义[j].人民音乐，2006，9：20，18.
参考文献 ：
[1]刘晓真.专家说“原生态民歌”[j].艺术评论，2004，10.
[2]田青.原生态音乐的当代意义[j].人民音乐，2006，9.
[3]金铁霖.民族声乐教学的现状及创新[j].中国音乐，2005，4.
[4]郭克俭.传统声乐文化特质及其当下意义[j].音乐研究，2004，4.
[5]王磊、赵英华.原生态民歌崛起的必然性及意义[j].中国音乐，2006，4.
[6]杨仲华、尤志国.中国气派 民族神韵 百姓欢迎──论金铁霖民族声乐学派的确立[j].中国音乐，2005，1.
[7]杨曙光.多维文化视野中的专业民族声乐教育[j].中国音乐，2004，2.
一、云南多样性文化的当代意义
云南是多民族省份，汉族之外，有25个少数民族，至今多数民族都保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在这种语言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也最终汇聚成了云南的多样性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这样的文化状态使云南获得了发展优势和发展潜力。
云南省是少数民族大省，在云南省的经济发展中，民族文化和民族风情是一张不可替代的名片，但恰恰是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在民族文化的保护取舍上，更多是基于经济效益而非人类持续发展的考虑，我们在向外界呈现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时也采用了极为简化的处理方式。因西双版纳而选中傣族，因大理而选中了白族，因丽江而选中了纳西族;而我们展示的文化内容也局限于这几个民族与汉族迥异的服饰、舞蹈等“有声有色”的东西，在民俗的介绍方面，也是仅仅挖掘与汉族风俗差异较大(当然，如果是完全不同的习俗效果更好)的角落，比如婚俗等等，以期增加其神秘色彩，最终引起更多的好奇感，甚至猎奇心态。这样的民族文化发展方式，当然不可能深入到更为丰富的内在的空间，多民族语言问题必然难以得到关注。如果云南多民族文化就这样蜕变为经济效益的一个简单符号，不仅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而且也不可能提升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的内涵和品质。可以肯定，对于多民族文化，只要局限于上面所说的那种选择性展示，放弃了对这座无形但无价的民族文化资源宝库的充分的挖掘，必将逐渐使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变得单薄而虚弱，有损于云南省这一中国充满多样性文化的区域的整体形象，当然，最终失去的必将是多民族文化的新的流失与变异，云南也将会像世界某些地方一样，在强势文化的挤压下成为文化趋同潮流的牺牲品，而不是充满生机与持续发展力量的文化多样性区域。
二、多民族语言是云南多样性文化的核心
1.多样性文化生态的自身诉求使语言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可以从生物进化活动获得启示。在生物界，多样化的物种形成的生物链，能促使各物种在竞争和相互依赖中健康发展，求同与存异，生物学提倡物种多样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这一观点并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对环境自我完善的重要性。文化生态在某种意义上也与生物生态一样，它同样需要一个良性的自我成长环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确认了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的相互关系，将这种联系上升为生命多样性的构成内涵。语言遗产的重要性在这里显露无遗，它也是人类无形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大省，少数民族语言丰富，多语共生、互为渗透现象表现得非常突出。而由于语言的这种共生，又导致了明显的不同民族文化碰撞、交互影响，和谐共处的局面。不同民族聚居地核心区域，显现出浓郁的本民族文化特点，与其他民族的接缘地带，又呈现出文化混杂但却和谐共处的局面，这是历史积淀的必然结果，“云南成为多民族地区，并不始于近代。从先秦到汉晋时期，云南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已经生活着许多民族群体，到元明清时这些族群基本形成现代的民族及其分布格局。”[1]可见，云南多民族文化生态的形成，有着历史的基础，它创造了云南当代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文化生态环境。
2.多民族语言奠定了云南多样性民族文化状态
语言是文化符码，思维的载体，每一种民族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智能，这在现代语言学理论中有着清晰的表达。“对于索绪尔来说，语言是一种‘其内部各部分之间都相互关联着的封闭系统’，尤其重要的是差异关系，包括二元对立。因此举例而言，单词热的意义不是来自于‘真实’世界的某种固有性质，而是来自于这个词与单词冷之间的关系和二元对立。意义、心智和社会世界都是由语言结构所形塑的。因此，我们拥有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不是人们形塑着他们的周遭环境，相反，而是人们以及社会世界的其他方面被语言和它的符码结构或将单词结合起来的那些专横的规则所形塑。”[2]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也指出，“语言不再表征现实，不再是用来强化主体的工具理性的中性工具，语言变成了，或者更确切地说，重构了现实。”[3]
在云南，我们知道，并不是一种语言在发挥着这种作用，而是20多种语言发挥这种作用，在它们所形成的语言体系中，这种构建的丰富性再一次得到了延展，不同区域与不同民族文化的柔性魅力就在这种丰富中折射出来，它们体现为风俗与风情，并为宗教、艺术、人生态度等等所区别。当它们再一次出现在表达层面，语言在此充当了重要角色。所以保护一种语言就必然意味着保护一种文化的根基，同时也保护了文化多样性的根基。可以说，语言的多样性绝对是人类最重要的遗产之一。
在此意义上，任何一种民族语言的消亡都将是整个人类的损失。随着一种语言的消失，创造的文化篇章也随之在人类历史上关闭。在云南，许多人意识到这一点，尤其是一些青年作家，面对这种文化消亡所产生的忧患感是十分强烈的，这种忧患感当然是缘起于民族语言的。回族诗人马绍玺说：“语言是文化中最基础、最鲜活的部分。一种语言的死亡，意味着依托这种语言而生存的文化失去了自己的原生态文化机制，其结果就是该语言的文化被其他文化同化、殖民化，甚至彻底灭亡。”[4]当然，在云南，这并不是一种绝对现实，它只是一种发展中的趋势，在民族文化的当代建构中可以得到引导和校正，尽管这看上去很难。
云南在少数民族文艺事业方面的发展就是一个证明。据统计，文学方面，云南的2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都有获得过“骏马奖”的作家作品。云南省近年来涌现出彝族、哈尼族、回族、白族、纳西族、景颇族、傣族、佤族等少数民族文学群体。一些地区性的少数民族文学群体也开始崛起，……而在舞台、演出、歌舞及民间艺术的繁荣发展方面，云南省也走在了前面。目前云南文化产业已经推出了一批如《云南映象》、《丽水金沙》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品牌。云南的文化产业发展被业内喻为“云南现象”。[5]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少数民族的语言基础及其在此之上形成的多样性文化，这样的文艺盛举可以在云南出现。
三、云南多民族语言与多样性文化发展前景
1.尊重并保护各民族的语言
既然每一种民族语言都负载着一种文化，并为整体的多样化贡献了力量，那么，尊重并保护各民族的语言必然是我们建构云南多样性文化的首要工作和可预期的前景，它可以使云南多民族的文化获得可持续发展空间。在语言问题上，过去，我们做得最多的是整合，而不是弘扬不同语言的独立价值，其结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政治机体的日趋一统，作为主流精神文化载体的汉语便逐渐成为云南各民族之间交流的通用语。”[6]今天，在全球化趋同背景下，多样性显示出它的价值，在云南，尊重并保护各民族的语言，这是具有文化建设价值的最重要的实践策略，它会对云南多样性文化建构发挥潜在的基础性作用。
尊重并保护各民族的语言，必须有相关的民族语言政策支持和实际行为。民族语言政策主要指关于一个国家内部少数民族语言的政策，具体说，就是如何对待少数民族语言、如何规定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性政策。云南省教育厅2009年数据显示，云南省已有6000多所学校实现了普通话授课，对云南这样一个教育落后的省份，这一数据确实显现出一种可喜的转变。但问题的另一面，则是民族语教材和民族乡土教材的开发欠缺，这是让人遗憾的状况。另一方面，资金缺乏一直是制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一大障碍，目前国家的双语政策大多停留在理论上，因为真正实施起来会增加教学成本，很多地方的双语教学流于形式，根本原因是没有钱，一年级的教材编了，但是没有资金去编二年级的教材。这些现象说明，尊重并保护各民族的语言，在云南文化发展中，任重道远，需要做的事还很多。
2.在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交融中创造新的文化亮点
在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发掘过程中，我们不应当一味强化差异，人为增加其神秘感，甚至把少数民族文化置于汉族文化的对立面。不同民族的文化在表现形式和表述方式上固然存在差异，但我们必须看到，人类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相同的，如果否认人类普遍价值观的存在，一味极端强调差异，一方面会遮蔽不同民族文化在云南这块土地上和谐共存的漫长历史，另一方面，也无助于在今后的发展中共同前行。
可见，研究云南的民族文化，不能只关注少数民族的文化研究，也必须分析和研究云南汉民族文化，事实上，自有文献记载的“庄蹻入滇”以来，汉人入滇的历史就没有间断，只存在规模的大小之别。因此，云南的汉族文化与中原地区的汉族文化是一脉相承，共同发展。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汉民族与云南的少数民族漫长的交往中，华夏族直至后来的汉族夷化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文化融合不断发生，形成了亮点，其中的意义是无比巨大的。语言更是如此，没有新因素的补充它就不可能发展。现代汉语本身在形成过程中，不仅继承了汉语的固有特点，也吸纳了多种民族的语言因子。
与此相应，云南的少数民族语言其实也在这种类似状态中不断发展。“由于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远离中心的边缘位置，加之其他一些语言屏障，令汉语推行至此每每失去纯正，不可避免地掺入了大量使用民族的语音、语调、句法以及运用过程中一些不全然等同于汉语文化的对词义的理解方式，产生了佤汉语混合、傣汉语混合一类的双语混合现象。”[8]事实证明，这正是语言交融创造的新亮点。它的意义在多方面得以体现，比如文学创作，这是一种直接使用语言的活动，最能见证语言交融的力量。确实，许多少数民族作家使用了汉语言进行写作，而“正是在这种穿行中，少数民族作家可能发现了汉语的特殊性。一个人只有在掌握一门外语后，才可能真正意识到母语的特殊性，差异和对比使特性突出。……认识到这种差异，将异质带进汉语中，可能是少数民族作家对汉语写作的一种贡献。”[7]如前所述，语言是文化的符码，思维的载体，语言的交融必然带来民族多样性文化的发展，只要我们具有语言的平等意识和观念，而不是歧视的意识和观念，便会接近了规律和真理。在这个意义上，多民族语言与云南多样性文化建构，也就获得科学的支撑和内在的潜力。[参考文献][1]王文光，龙晓燕.云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概要[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
[2][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M]. 谢立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3.
[3][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范静华译.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马绍玺.在他者的视域中：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5]明江.云南现象：渴望从量变到质变[N].文艺报，2008-4-17.
从文化地理的角度看，云南无疑是中国一个充满多样性文化的区域。要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强省，保持并发展云南的多样性文化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导致云南文化多样性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云南多民族的语言状态。换言之，无论从历史状态还是就未来发展而言，云南的多民族语言与多样性文化建构都有着内在的深刻联系，了解这种联系，可以使我们找到发展云南多样性文化的科学依据和更有效的措施。
一、云南多样性文化的当代意义
云南是多民族省份，汉族之外，有25个少数民族，至今多数民族都保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在这种语言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也最终汇聚成了云南的多样性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这样的文化状态使云南获得了发展优势和发展潜力。
云南省是少数民族大省，在云南省的经济发展中，民族文化和民族风情是一张不可替代的名片，但恰恰是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在民族文化的保护取舍上，更多是基于经济效益而非人类持续发展的考虑，我们在向外界呈现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时也采用了极为简化的处理方式。因西双版纳而选中傣族，因大理而选中了白族，因丽江而选中了纳西族；而我们展示的文化内容也局限于这几个民族与汉族迥异的服饰、舞蹈等“有声有色”的东西，在民俗的介绍方面，也是仅仅挖掘与汉族风俗差异较大（当然，如果是完全不同的习俗效果更好）的角落，比如婚俗等等，以期增加其神秘色彩，最终引起更多的好奇感，甚至猎奇心态。这样的民族文化发展方式，当然不可能深入到更为丰富的内在的空间，多民族语言问题必然难以得到关注。如果云南多民族文化就这样蜕变为经济效益的一个简单符号，不仅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而且也不可能提升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的内涵和品质。可以肯定，对于多民族文化，只要局限于上面所说的那种选择性展示，放弃了对这座无形但无价的民族文化资源宝库的充分的挖掘，必将逐渐使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变得单薄而虚弱，有损于云南省这一中国充满多样性文化的区域的整体形象，当然，最终失去的必将是多民族文化的新的流失与变异，云南也将会像世界某些地方一样，在强势文化的挤压下成为文化趋同潮流的牺牲品，而不是充满生机与持续发展力量的文化多样性区域。
二、多民族语言是云南多样性文化的核心
1.多样性文化生态的自身诉求使语言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可以从生物进化活动获得启示。在生物界，多样化的物种形成的生物链，能促使各物种在竞争和相互依赖中健康发展，求同与存异，生物学提倡物种多样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这一观点并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对环境自我完善的重要性。文化生态在某种意义上也与生物生态一样，它同样需要一个良性的自我成长环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确认了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的相互关系，将这种联系上升为生命多样性的构成内涵。语言遗产的重要性在这里显露无遗，它也是人类无形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大省，少数民族语言丰富，多语共生、互为渗透现象表现得非常突出。而由于语言的这种共生，又导致了明显的不同民族文化碰撞、交互影响，和谐共处的局面。不同民族聚居地核心区域，显现出浓郁的本民族文化特点，与其他民族的接缘地带，又呈现出文化混杂但却和谐共处的局面，这是历史积淀的必然结果，“云南成为多民族地区，并不始于近代。从先秦到汉晋时期，云南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已经生活着许多民族群体，到元明清时这些族群基本形成现代的民族及其分布格局。”[1]可见，云南多民族文化生态的形成，有着历史的基础，它创造了云南当代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文化生态环境。
2.多民族语言奠定了云南多样性民族文化状态
语言是文化符码，思维的载体，每一种民族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智能，这在现代语言学理论中有着清晰的表达。“对于索绪尔来说，语言是一种‘其内部各部分之间都相互关联着的封闭系统’，尤其重要的是差异关系，包括二元对立。因此举例而言，单词热的意义不是来自于‘真实’世界的某种固有性质，而是来自于这个词与单词冷之间的关系和二元对立。意义、心智和社会世界都是由语言结构所形塑的。因此，我们拥有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不是人们形塑着他们的周遭环境，相反，而是人们以及社会世界的其他方面被语言和它的符码结构或将单词结合起来的那些专横的规则所形塑。”[2]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也指出，“语言不再表征现实，不再是用来强化主体的工具理性的中性工具，语言变成了，或者更确切地说，重构了现实。”[3]
在云南，我们知道，并不是一种语言在发挥着这种作用，而是20多种语言发挥这种作用，在它们所形成的语言体系中，这种构建的丰富性再一次得到了延展，不同区域与不同民族文化的柔性魅力就在这种丰富中折射出来，它们体现为风俗与风情，并为宗教、艺术、人生态度等等所区别。当它们再一次出现在表达层面，语言在此充当了重要角色。所以保护一种语言就必然意味着保护一种文化的根基，同时也保护了文化多样性的根基。可以说，语言的多样性绝对是人类最重要的遗产之一。
在此意义上，任何一种民族语言的消亡都将是整个人类的损失。随着一种语言的消失，创造的文化篇章也随之在人类历史上关闭。在云南，许多人意识到这一点，尤其是一些青年作家，面对这种文化消亡所产生的忧患感是十分强烈的，这种忧患感当然是缘起于民族语言的。回族诗人马绍玺说：“语言是文化中最基础、最鲜活的部分。一种语言的死亡，意味着依托这种语言而生存的文化失去了自己的原生态文化机制，其结果就是该语言的文化被其他文化同化、殖民化，甚至彻底灭亡。”[4]当然，在云南，这并不是一种绝对现实，它只是一种发展中的趋势，在民族文化的当代建构中可以得到引导和校正，尽管这看上去很难。
云南在少数民族文艺事业方面的发展就是一个证明。据统计，文学方面，云南的2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都有获得过“骏马奖”的作家作品。云南省近年来涌现出彝族、哈尼族、回族、白族、纳西族、景颇族、 傣族、佤族等少数民族文学群体。一些地区性的少数民族文学群体也开始崛起，……而在舞台、演出、歌舞及民间艺术的繁荣发展方面，云南省也走在了前面。目前云南文化产业已经推出了一批如《云南映象》、《丽水金沙》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品牌。云南的文化产业发展被业内喻为“云南现象”。[5]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少数民族的语言基础及其在此之上形成的多样性文化，这样的文艺盛举可以在云南出现。
三、云南多民族语言与多样性文化发展前景
1.尊重并保护各民族的语言
既然每一种民族语言都负载着一种文化，并为整体的多样化贡献了力量，那么，尊重并保护各民族的语言必然是我们建构云南多样性文化的首要工作和可预期的前景，它可以使云南多民族的文化获得可持续发展空间。在语言问题上，过去，我们做得最多的是整合，而不是弘扬不同语言的独立价值，其结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政治机体的日趋一统，作为主流精神文化载体的汉语便逐渐成为云南各民族之间交流的通用语。”[6]今天，在全球化趋同背景下，多样性显示出它的价值，在云南，尊重并保护各民族的语言，这是具有文化建设价值的最重要的实践策略，它会对云南多样性文化建构发挥潜在的基础性作用。
尊重并保护各民族的语言，必须有相关的民族语言政策支持和实际行为。民族语言政策主要指关于一个国家内部少数民族语言的政策，具体说，就是如何对待少数民族语言、如何规定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性政策。云南省教育厅2009年数据显示，云南省已有6000多所学校实现了普通话授课，对云南这样一个教育落后的省份，这一数据确实显现出一种可喜的转变。但问题的另一面，则是民族语教材和民族乡土教材的开发欠缺，这是让人遗憾的状况。另一方面，资金缺乏一直是制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一大障碍，目前国家的双语政策大多停留在理论上，因为真正实施起来会增加教学成本，很多地方的双语教学流于形式，根本原因是没有钱，一年级的教材编了，但是没有资金去编二年级的教材。这些现象说明，尊重并保护各民族的语言，在云南文化发展中，任重道远，需要做的事还很多。
2.在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交融中创造新的文化亮点
在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发掘过程中，我们不应当一味强化差异，人为增加其神秘感，甚至把少数民族文化置于汉族文化的对立面。不同民族的文化在表现形式和表述方式上固然存在差异，但我们必须看到，人类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相同的，如果否认人类普遍价值观的存在，一味极端强调差异，一方面会遮蔽不同民族文化在云南这块土地上和谐共存的漫长历史，另一方面，也无助于在今后的发展中共同前行。
可见，研究云南的民族文化，不能只关注少数民族的文化研究，也必须分析和研究云南汉民族文化，事实上，自有文献记载的“庄蹻入滇”以来，汉人入滇的历史就没有间断，只存在规模的大小之别。因此，云南的汉族文化与中原地区的汉族文化是一脉相承，共同发展。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汉民族与云南的少数民族漫长的交往中，华夏族直至后来的汉族夷化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文化融合不断发生，形成了亮点，其中的意义是无比巨大的。语言更是如此，没有新因素的补充它就不可能发展。现代汉语本身在形成过程中，不仅继承了汉语的固有特点，也吸纳了多种民族的语言因子。
与此相应，云南的少数民族语言其实也在这种类似状态中不断发展。“由于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远离中心的边缘位置，加之其他一些语言屏障，令汉语推行至此每每失去纯正，不可避免地掺入了大量使用民族的语音、语调、句法以及运用过程中一些不全然等同于汉语文化的对词义的理解方式，产生了佤汉语混合、傣汉语混合一类的双语混合现象。”[8]事实证明，这正是语言交融创造的新亮点。它的意义在多方面得以体现，比如文学创作，这是一种直接使用语言的活动，最能见证语言交融的力量。确实，许多少数民族作家使用了汉语言进行写作，而“正是在这种穿行中，少数民族作家可能发现了汉语的特殊性。一个人只有在掌握一门外语后，才可能真正意识到母语的特殊性，差异和对比使特性突出。……认识到这种差异，将异质带进汉语中，可能是少数民族作家对汉语写作的一种贡献。”[7]如前所述，语言是文化的符码，思维的载体，语言的交融必然带来民族多样性文化的发展，只要我们具有语言的平等意识和观念，而不是歧视的意识和观念，便会接近了规律和真理。在这个意义上，多民族语言与云南多样性文化建构，也就获得科学的支撑和内在的潜力。[参考文献][1]王文光，龙晓燕.云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概要[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
[2][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M]. 谢立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3.
[3][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范静华译.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马绍玺.在他者的视域中：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5]明江.云南现象：渴望从量变到质变[N].文艺报，2008-4-17.
【关键词】全球化；民族文化多样性；世界格局；可持续发展
在全球化浪潮下，国际上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呼声日益高涨。回顾人类文明史，世界上各国家、各民族都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所拥有的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都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发展已经成为共识。
1.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发展，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
面对全球化浪潮，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变迁、创新与调适成为世界性的重大课题。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能够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演进的自觉水平。现代许多国家民族都大力保护民族文化，培养统一的民族文化意识、民族文化自豪感，以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
1.1民族文化是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根基和精神纽带。文化作为民族凝聚力的根本要素，对国家经济、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力和影响力。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质的文化，民族文化反映该民族历史发展的水平和独特文化气质。是该民族在发生和发展中所有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多层面的完整复合体；是其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创造方式、信仰方式、感受方式、表达方式、道德习俗的历史积淀和知识系统；代表了该民族的价值取向和潜意识中的社会心理趋向，铸造了最核心的民族性格。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标志，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创造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民族文化起着维系社会生活、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是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根基和精神纽带。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整合民族精神，强化国家、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1.2民族文化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文化资源、人文环境和民族素质，是一个国家、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保护、弘扬和利用，将成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不竭的智力支持和丰富的经济生长资源，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如果没有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民族文化作为支撑，经济和社会发展就没有后续力量，就无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民族文化在未来的国家发展中又占据着重要地位，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民族文化产业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可持续地创造国内生产总值，增加社会财富；促进社会消费，拉动内需增长。所以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保护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化问题。
1.3民族文化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民族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之一，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象征。文化在人类文明历史发展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现了这个民族步入文明、发展文明的特殊路径。对民族文化的重视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能够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演进的自觉水平。
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民族、一个时期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能力的文化软实力，对社会的精神面貌和社会发展发生起着深刻的影响。历史也同样告诉我们，能在国际斗争中占据主动地位，纵横驰骋的国家，历来都是硬实力和软实力兼具的国家。而现实经验表明，在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化的格局下，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
2.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发展，有利于对抗文化霸权主义
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凭借经济、技术和综合国力的优势，加紧了对发展中国家从意识形态和经济模式的全面输出，从某种程度上讲，全球秩序是西方的价值观念、体制和规则的扩大和延伸，其中不可避免地带有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色彩，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一体化是一种压力，是对传统民族特性的冲击。面对西方经济霸权、政治强权和强势文化的刺激，民族国家出于维护本民族和国家利益的需要，本能地以民族主义来抵抗，特别是中、小国家由于受到自身实力所限，不能借助某种国际机制来抗拒这种压力，民族主义便成为唯一有力武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认为文化之间的竞争具有了战略意义。
2.1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利用经济、政治等综合优势在全球化进程中推进文化霸权。在冷战结束以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关于全球政治的一个共同认可的假设是谁赢得文化，谁就将赢得世界。也就是说，谁的文化观念、价值标准、行为方式在全球赢得更多人的认可，谁将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因此，推广传播各自的文化成为当代各个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不遗余力的战略目标。
2.2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各民族的自我意识普遍增强。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权利的分布。19世纪以西方殖民主义表现形式的西方权利和20世纪美国的霸权把西方文化推广到当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随着现代化所带来的非西方社会权利的日益增长，却导致非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复兴，那些本土的、植根于历史的习俗、语言、信仰及体制正在自我伸张。
3.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发展，有利于减弱民族冲突
伴随着日益紧密的国际、族际交往，关注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是减弱文化民族主义冲突的有效途径。当今世界上很多不安定的因素都与人们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有关。由于认同所造成的异差而产生的民族、种族、文化上的歧视、纷争与冲突比比皆是，其中很多国家及地区发生地缘冲突、宗教冲突、民族冲突等不安定因素大都可以从政治文化或政治亚文化的变异上找到原因。这些冲突往往或者是由权力观念、、民族特质的狭隘利己性、排他性所引发的，或者是由于存在着对其他文化不平等的态度而导致的。正因为当今时代此起彼伏的国际地缘冲突和动乱事件中，常常显现文化的动因、文化的矛盾，所以，人们认为当今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进入了“文化的时代”，而关注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则是减弱民族冲突的有效途径。
每一种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别的优长之处，人类社会或国家民族的发展都需要吸收全人类文明的成果。文化繁荣更需要宽容、兼容、包容。如果世界文化趋于一元化，人类文化繁荣就无从谈起。因而，尊重和保存不同民族文化，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保护文化多样性，前提是认识与尊重文化多样性。而尊重文化多样性，就要尊重文化的独立性、异质性和完整性。在文化交流中，要尊重差异，理解个性，文化能趋同，文化亦可立异。这既需要各民族在理性地看待自身的文化传统的同时，也更需要理性地面对其它文明。尊重文化多样性是实现世界文化繁荣的必然要求，各国各民族必须要遵循文化一律平等的原则，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多样并存，共同繁荣。
4.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发展，有利于重新配置世界格局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文明之间的交往是间断的，或者说规模有限。大约自公元1500年始，西方民族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德国和美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征服、殖民，决定性地影响了所到之处的文明。冷战时期，全球政治成为两极化，一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与一个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展开了竞争，这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甚至是军事的竞争。但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巨变，冷战的国际体系成为历史。
冷战的结束，彻底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亨廷顿指出，从此“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人们认同于部落、种族、宗教、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文明，这是因为：首先，冷战的结束使民族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主宰国际秩序的局面，使一些民族国家摆脱了外国的掣肘获得了完全独立和，使其有可能走上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也使一些民族摆脱了异族的束缚走上了独立建国和自主的发展道路。民族文化在此时获得了释放的机遇，因为冷战时代的民族文化被两极对峙的需要所压制。其次，冷战的结束，使民族主义对国际战略力量的配置和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依据共同的历史传统结成联盟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那种用意识形态来组织联盟的方式结束后，政治集团的形成主要寻求那些具有相似文化和相同文明的国家集团。那些在冷战时期分别是不同的超级大国的伙伴，现在则重新确定他们的利益，寻求反映他们文化政治现实的新的合作。这一政治需求刺激了人们对自身文化的反思。
【内容提要】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为谋求自身的生存的发展，在千差万别的生存环境下创造了千百态的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珍宝，是人类智慧的总库存。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有助于人类生存环境的宽松，对缓解目前已出现的生存环境恶化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有效地利用各民族文化的多地并存源，人类21世纪的生存环境将仍然是美好的。
【英文摘要】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human beings created variousethnic cultures in an immense variety of survival environments.the various ethnic cultures are the precious items in thehuman treasure house of wisdom. to protect the cultures isconducive to the human survival environment and is importantto help stop the deterioration of survival environment.
【关 键 词】民族文化/生存环境/文化类型ethnic culture/survival environment/cultural types
【 正 文】
人类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梦想彻底征服自然。开始是凭巫术，以后是凭信仰、凭人类的科学和技术及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人类经济秩序。其结果是人类在局部问题上使自然按照人类的意志发生了改观，但在总体上却不断地遭到了自然的报复。那么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协调还是控制，是利用还是征服，是依存还是对立？本文拟从民族文化多样性与人类生存环境的关系加以分析。
人与其他生物物种不同，其他生物物种完全是凭借自身的生物属性，在生态区域内参与生态系统的协调运作，任何一个物种在其间失去平衡，该生态系统内的其他物种都会相应按生物规律做出反应，使之重归于平衡。人则不同，就其生物性而言，他与其他生物物种无异都得摄取生物能，消耗生物能，都得接受同一区域并存物种的生物性制约。而就人的社会性而言，人与其他生物物种就迥然不同，他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特有文化，凭借文化结成社会，维系成个体集合——民族。用人类特有的手段——文化去摄取和消耗生物能，因而和人并存的生物，只能在生物性上层面上对人的生息和繁衍加以制约，而在生物层面之外对人类却无能为力，人类却能在生物层面之外凭借文化按自己的意志对于伴生生物加以控制甚至彻底征服。这样一来，矛盾酿成了，即人类超越于生态系统之外，它可以左右生态系统，却不受生态系统制约。终有一天人类这个脱控的生物物种会打破生态系统的均衡运作，使所处的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这一天目前已经迫近了，这就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降临。
人类在生态系统内的脱控既然导因于人类的文化，那么要使之在生态系统中重归于平衡，也得惟文化是问。要使人类这一物种在生态系统内重归于平衡，当然得靠一种制约力。这种制约力只能是文化，文化又只有人类才有，因而不能靠其他生物种的文化来制约人类，只有靠人类自身的文化来制约人类自身。如果这个制约的方案能够行得通，人类这一生物物种在地球上的失衡也就随之得到解决。人类生存环境恶化问题也就彻底缓解了。
我们知道文化可以划分为具体的类型，类型之下又可以划分为具体的样式。要使文化对生态失衡发挥制约作用，当然不能靠文化的整体，而只能靠文化的不同类型、不同样式之间的交互作用去实现。为此，我们得按照文化的类型一一分析，看看他们各自对生态系统失衡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以及如何去加以制约。
属于狩猎一采集类型的文化，由于是在伴生生物的运作中获取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这种文化类型也能够积累有限的代偿力，但是这样的代偿力仅作为转换生活区域、对付生存环境不测因素的变故之用。一旦所维系的民族成员个体数量超过所处地带生态系统所能承担的生物个体数，随之而来是该种文化在该区域内适应度的锐减。人们的反应只能是扩散或出现该种民族的分裂。在这种文化类型中，人类虽然超越生态环境的生物性，但是由于他们所拥有的文化仅仅用于人类转移生存环境和对付生存环境的不测变故之用，而不是在生态系统之外按自己的意志，迫使生态系统改观来适应自己，因而不会造成生态环境的阻滞，即生态环境运作仍能按其生物性正常延续。
斯威顿耕作类型的文化也是在所处生态系统中凭借伴生生物在该系统内的生物正常运作从中获取生活资料。在这种文化中可以积累较多的代偿力，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从所处的生态系统中划分出由人严格控制的生产区，于是仅具有生物性的生态系统开始接受来自人类文化的强制性控制。这时所积累的代偿力已经可以使自然生态系统局部地改观，但却不会使这种改观延续下去，否则，人类在生存区域内所构建的生存环境，就会与其对应的文化失去平衡，导致适应度的降低。于是，在这种文化类型下的人们，为了避免适应度的降低，同样只能向新的生存环境扩散，去构建新的生存环境，使暂时的生态系统阻滞迅速得到恢复，而不能在使生态系统改观中找出路。因而在这样的文化类型下，人们仍然没有完全脱离生态系统中生物性特征的制约。由于代偿力的积累，人类可以局部地扰乱生态系统中生物的正常运作，但那仅是处于构建生存环境的临时需要，并非以此为目的。因而在该类型文化下，人类对其处的生态系统造成的阻滞是暂时性的。
关于斯威顿耕作是否会造成生态危机，曾有过不少的偏见，处于一般进化类型较高的民族，往往指责斯威顿民族靠毁林烧畲谋生，是生态资源破坏的罪魁。这种提法，带有很大的民族偏见色彩，近年来很多切实细致的研究工作已对这种偏见进行了有力的匡正。尹绍亭在云南边境地区所作的研究工作，使这种带有传统性的偏见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在国外也有很多卓越的学者，同样地证明了这一点。拉巴婆特在对岑巴甲玛凌族的生计生态研究后，明确地指出，该民族的斯威顿耕作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呈相当和谐的平衡状态，并未造成生态系统运用的阻滞。
畜牧类型文化不是用代偿力去使所处的生态系统暂时改观，而是凭借控制大型的食草动物去谋求生存，其所控制的大型食草动物，是在其所处生态系统中按生物性参与生态运作，人类则在这一运作中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该类型文化下，人们所控制的仅是饲养的动物本身，不是这些动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因而这些人类手中的动物一直在接受着生态系统中生物运作规律的制约，一旦这些动物的繁殖超过该系统所能容纳的数量，造成生态运作阻滞，受到制约的首先是这些动物本身，依赖这些动物为生的人类则受到间接的制约。由于这种类型中，人类没有直接控制生态系统的运作，因而不存在人为的生态运作阻滞。生态系统规律却间接地控制着人类的过分活动。很多中亚和北非的草原尽管从局外人看来条件十分险恶，但是生存其间的游牧民族却得到长期的延续，这间接地证明了在畜牧类型文化之下，生态运行阻滞是极为有限的。
在历史上很多农业民族都曾蒙受过来自畜牧民族的威压，因而从感情上难以公平地对待处于这一类型文化的民族，总是谴责处于这一类型的民族破坏他们的生存环境。但是，这种内容的指责与畜牧民族自身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人为破坏并不相关，因为畜牧民族一旦离开了他们的固有生存环境，必然被农业民族所同化，所谓畜牧民族专事破坏生态环境的指责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农业类型文化和以往的生产类型都不同，它必须积极地使生态环境改观。使生态环境按人的意志只适应特定的由人类驯化的植物生长，凡干扰该种作物生长的其他生物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一律从生态系统中被人驱赶出外。随着人类农业水平的提高，这种驱赶伴生生物的做法越来越彻底。这样一来，作物的生长不是靠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体的自然运作而生存，而是在人的监护下以打乱生态系统正常运作为前提而得以生存。一旦作物生长越过生态系统所能容许的范围，人类所积累的代偿力又足以匡复，那么，长期性的运作阻滞就必然产生，随之而来的是文化在其生存环境内的适应度锐减。加上在本类型文化中，生态环境的改观是固定化了的，避免适应度锐减的办法就只能是靠强化代偿力投入来加以暂时的维持，于是长期的生态运作阻滞就可能诱发为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性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终止人类的过分活动才能使生态环境重归于均衡运作。
在一些生态系统较为脆弱的地区，人类曾经一度建立起高度的农业文明，但在一度的文明之后诱发成了局部性的生态危机，这些繁荣的农业文明，在历史上昙花一现之后就消失了。中国西北地区的大夏政权，曾经一度繁荣昌盛，而今却埋没在荒凉的沙漠之中。不过在农业类型文化中，由于它所要求的生态系统改观，并不是在人力的全部控制下实现文化运作，因而诱发生态危机的可能性并不普遍，只有生态环境自身较为脆弱地带，才可能出现局部生态危机，比如降雨量较少的地带，又比如土层较薄、坡度较大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至于宽旷的平原、水量丰富的江河三角洲，人类通过文化的特殊进化也可以长期地保持文化的高适应度运作。汉族在长江三角洲长期稳定的发展并保持着人口的高聚合度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此外，在17世纪的西欧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特别是莱茵河下游的尼德兰族和佛来芒族就十分成功。
农业类型文化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来说并不会导致大面积的生态危机，但是该类型文化可以积累大量的代偿力，可以诞生出强有力的稳定性大帝国，而这样的大帝国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滥用积累起来的代偿力，比如为了增加财政的收入，可以迫使非农业民族接受涵化，迫使非农业民族向他们交纳农产品，其结果必将造成被它控制的弱小民族在不适宜农业生产的区域强行进行农业生产。这往往导致这些民族所在地区生态环境的长期性运作阻滞，甚至诱发为生态危机。萨珊王朝时期的中亚、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马格里布和巴勒斯坦都曾局部地出现过类似情况。
工业类型文明与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文化都不同，它是立足于最终性地彻底改变所在地区的生态系统为其文化运作的基本前提。这种改变随着工业文明的成长而与日俱增。由于这是按人为意志凌驾于生态系统上而从事的活动，因而生态系统的正常运作对它完全失去了控制，这种文化运作的本身就必须建立在生态运作阻滞之上，是靠人力来加以平衡的生存方式，一旦人力超出了生态控制的极限，必然酿成生态危机，这种状况在本世纪初已经开始在局部地区露头。比如北美的草原局部退化、莱茵河下游的海水倒灌、英伦三岛的环境污染，都是这方面的明显征兆。但是，由于该类型文化可以积累巨额代偿力，局部性的生态危机不足以从全面动摇该文化类型的运作，因而往往被掩盖下去，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一直延续到了近年，人类才日益感到对自然的束手无策，生态危机的话题才引起了全人类的关注。
工业类型文化由于伴随有巨额代偿力积累，还带来另一个生态恶果。为了维护本类型文化的运作，为了大幅度地提高其生存环境的适应度，工业类型民族往往赁借其代偿力的直接投入，控制其他类型文化的民族，强迫他们提供廉价的原材料，成为接受工业产品的市场。也就是说，凭借实力推行全球范围内的涵化政策或同化政策，打乱其他民族文化运作的外部环境，迫使有关民族不得不按工业民族意志人为构建的外部环境去调适其文化。然而，工业文明自身的弱点导致了他自身生存环境的不稳定性，同时也必然造成他为其他民族人为构建的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这就必然导致有关民族文化运作调适上的混乱，迫使这些民族超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而不考虑因此而造成的所处生态系统的运作阻滞，一旦工业类型民族不能维系他为其他民族所构建的外部环境，有关民族的文化运作阻滞就有可能爆发为大面积的生态危机。当前世界上已出现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征兆，而且这些征兆在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中更为严重。埃塞俄比亚全国性的干旱、撒哈拉沙漠的扩大化、亚马逊原始密林的破坏、印度和孟加拉的水患、巴基斯坦的干旱，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在这里我们必须严格地区分生态运作阻滞和生态危机两个截然不同的学术概念。生态运作阻滞是生态系统内有关物种的个体数比例失调而造成的生态运作暂时性失衡，一旦外来因素消失，生态系统的自身协调律可以使之重归协调和达成新的平衡。生态危机则不同，生态危机是由于对生态环境的根本性改变而造成的生态系统运作混乱，单纯凭借生态系统的自身协调律无法恢复正常。对人类总体的生存而言，生态运作阻滞并不可怕，其最终极的严重后果仅止于导致某些民族的兴盛衰亡，从人类总体而言，只需换用另一种文化去从事开发利用，同样可以使之趋于正常。
就农业文化类型而言，在其有效生存环境内，虽然改变了生态环境的原有面貌，打乱了原有生态运作结构，但这样的文化还必须接受生态环境适应度的制约，一旦适应度降低，有关的民族就只有暂时地部分地中断该种文化的运作，同样不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仅止于有关民族文化的蜕变和民族的衰亡。这与生态危机的出现没有直接关系。农业类型文化诱发生态危机不是在它的有效分布区内，而是在它的代偿分布区上。由于不是有效分布区，在出现危机时，可以轻易地退出，自然会促使原来的文化在该地区的重新启用，所造成的危害经过相当时间后，也能趋于缓解，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恢复。
真正酿成祸患的倒是某些农业民族高度发达，人口聚合度极大，能够持续地积累巨额的代偿力，因而对已经出现生态危机的地区出于军事、政治的需要，强行投放代偿力，以维持该民族势力在该地区的存在，这就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该地区生态危机的质变和扩大其规模。历史上汉民族在内蒙古西部和塔里木各绿洲的活动正是这种情况。要缓解这些地区的生态危机，惟一可行的办法是换用其他类型的文化代替汉族农耕文化的代偿性存在，才能救治这一地区的生态危机。
工业类型文化由于需要最终地改变自然生态环境，因而造成生态危机的隐患是人力的控制限度，而不是生态系统运作本身。换句话说，工业类型文化是造成生态危机隐患的根本原因。而这样的危机隐患又不能靠自然力加以节制，只能靠工业民族的自我约束，这乃是生态危机被人类注意到并作为重大问题提出来的文化背景。更为严重的事情还在于工业类型文化还把积累的巨额代偿力强加于其他民族，使之为其提供有利于本民族文化运作的外部生存环境，又无需为这些民族承担任何责任，以致于生态危机可以扩展为全球性的危机，并且把祸水泼向其他民族，这才是当代人类最大的灾难。这种损人利己的生态危机转嫁办法得以扩大推广，正是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本性的特征。
环境污染与资源危机一样都是世界统一经济秩序的派生产物，在世界统一经济秩序下，只容许一种经济计量体制存在，而不容许多种体制并存，因而处理污染物无利可图，不能纳入文化正常调适之中去加以解决，而最终诱发为全局性的环境污染危机。
在统一的经济秩序下，人口越密集，经济越有利可图，作为20世纪高度繁荣的都市化进程，正是这一不合理需求的表现形式。而高度都市化导致了污染物的集中排放，加上对资源的浪费性消耗，又促成了废物的超量排放，这是环境污染激化的另一个原因。
环境污染的激化还导致资源的单向倾斜消费。自然界本身是一个庞大的整体，污染物的存在是早已有之的事实。只要对自然资源消费不过分地单一化，有限的污染完全可以凭借自然的运作去加以平衡，问题在于人类的消费高度单一化剥夺了自然力平衡的必需时间，从而构成了全局性的环境危机。
环境恶化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不是好事。而文化的可调适性本身具有对付恶劣环境的能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同样具有抑制不利作用的牵制能力。问题在于这样的调适从无序到有序得有一个过程。20世纪的超速发展和对资源超前消费，使不利因素的出现频率加大，从而加速了无序状态的延续时间，使各民族文化的调适难于形成定型的反馈，也使各民族之间的互动牵制力难以有序化，从而无法抑制环境污染因素的蔓延。
基于上述原因的并存，同时导致了同一的结果——全球范围的人类生存环境恶化。
针对环境恶化的症结，对待人类生存环境形势，如下一些认识应当逐步地建立起来：
第一，20世纪末，环境专家在评估污染危害时往往与短期的经济利益纠缠在一起，没有将短期的经济损失与人类长期的延续加以严格的区分。举例说，人们在评估二氧化碳的超量排放时就有如下几种相互关联的结论：一是二氧化碳过量排放会造成温室效应，致使原先富饶的农业区会因为过热干旱而蒙受经济损失；二是温室效应的出现加速两极冰雪的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从而造成足以代表人类高度繁荣的濒海城市彻底报废；三是温室效应会导致某些寒生物的生存危机，而这些生物具有经济价值或者具有生态价值，这些生物生存危机也会带来人类的经济损失；四是温室效应的出现将造成世界气候的震动，使很多原先有效的经济活动变得无利可图，甚至会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等等。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些评估的背后，短期的经济利益在起着潜在的关键性作用。
比如说温室效应导致一些原先的农业区干旱，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局部问题不是全局问题。因为在同样的太阳能补给下，全球的水蒸发量应当趋近于一个常数，总蒸发的水蒸气结成雨时，回落到地面也应当接近于一个常数，因而局部地区的干旱的同时，在另一些地区又会有多的雨量，使原先不能耕作的干旱地区重新变得可以利用。因而雨量的重新分配造成的经济损失是一个局部问题而不是全局问题，从全局来看，得失是相抵的。
又比如海平面上升的问题，这虽然会使一些已经高度繁荣的大都会，使一些极为宝贵的工程设施被淹没掉，但是凭心而论，这被破坏掉的仅是人类构建的经济产物，而不是人类本身。人类完全有能力凭借经济活动重新加以构建，经济损失是短期的，人类修复损失的能力是长期的。这同样不能最终毁灭人类本身。
气候震动和气象的超常肯定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但这并不足以造成全人类的创伤。得失相较，同样处于人类可以调适的范围之内。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对环境恶化的评估，必须将短期的经济损失、局部的毁损与人类长期的延续和全局性的威胁区分开来。关键的目标是要让污染的变动不至于太突然，以至于人类无法发挥文化的调适能力，也无法让各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并存发挥有效的相互牵制力去缓解环境恶化的速度。
第二，环境污染诱发的后果具有多重性。对环境质量的评估如果停留在线性思维模式上，就必然限制人类思维的正常发挥，使人们无法看到因果的多重性，进而把环境的恶化看死，无法让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应对环境的变动。以上述的二氧化碳排放为例，目前学术界谈得最多的是二氧化碳排放过多导致的温室效应，而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对刺激植物生长的作用，却没有形成问题的热点。事实上，二氧化碳的浓度提高后肯定会加速植物的生长。地质学研究表明，地球表面二氧化碳的浓度曾经一度较高，但经过植物的光合作用后，二氧化碳的浓度也就相应降低了。这样的过程虽然需要较长的时间，但却具有稳定的可持续性。而植物的快速生长对人类来说是具有长远经济效益的。此外，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也会诱发目前尚不显著的化学反应，进而较多地消耗掉二氧化碳。总之，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不光作用于人类社会，同样作用于自然，以至于自然的正常运作全为之而出现相应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二氧化碳浓度的快速提高，这样的变动对人类来说同样得失参半，只有加以有效的扬长避短，环境的危机才不会像线性思维模式得出的结论那么恐怖。
第三，同样由于20世纪末对环境评估使用的是线性思维办法，所提出的对策也脱离不了线性思维的影响。这些线性思维的特征就在于片面地依赖于对污染物排放的硬性控制，而不在于诱导人类社会对此作出有效的调适，也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发挥各民族文化多样化的交互制约力上去有效地调控“三废”的排放。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说，这种评估是一种被动的评估，提出的对策也是一种消极的对策。
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后，我们就可以按照非线性思维的模式去讨论人类文化多样化与各民族文化环境的关系。环境污染既然是族际关系多样化被忽视的必然产物，治理环境污染的积极对策就得从各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入手。
首先，应尽力维护全球范围内多元文化的并存，以缓解环境的恶化。在这一点上，对付环境恶化的对策与对付经济震动、资源危机的对策是同步的，只要解决资源消费的单一化，就能一举而三得。这从经济投入的效率上看，人类社会是可以承受的。比如说只要多渠道能源的获取能替代化石能源的消费，哪怕是部分地替代，化石能源的资源危机就可以得到局部的缓解，利用化石能源造成的污染也可以得到缓解，经济秩序单一化的弊端也可以得到解除。对付其他形式的环境危机在本质上与此相同，解决的思路也可以比照执行。
其次，环境污染对人类的威胁具有相同性，但造成污染的直接责任在不同民族间却是有区别的。因而在族际关系互动过程中，各民族的利益和损害是有差别的。“三废”的排放，完全可以通过文化的互动去形成有效的制约力，以放缓“三废”的排放，事实上在20世纪后期这种制约力已经有所表现。造成重大环境污染的民族和国家已经遭到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谴责，从而使“三废”的排放者和因事故污染肇事者受到应有的制裁。问题在于在统一经济秩序下，总是抑制这种制约力的形成，致使消除污染的效益并不显著，不能真正起到改善环境的作用。举例说很多发达国家为了怕污染自己的环境，把那些高度污染的产业以资本输出、技术输出的方式移置到欠发达地区，又利用统一的经济秩序以低价吸收高污染企业的产品为自己赢得好处，这实质上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做法。如果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形成的制约力能够行之有效的话，完全能够抵制这一不合理的行为。遗憾的是统一的经济秩序在作怪，致使明知不合理，发展中民族也只好被迫接受。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出现，这种损人利己的做法肯定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抵制，随着各民族文化多样化抵制力的凝聚，这种转移环境污染的短期行为肯定会被最终制止。
再次，人类社会的调控能力也不容低估。20世纪环境污染的症结在于污染物排放的集中与污染物排放的超量，致使自然力无力在短期内消耗这些废弃物，重新使环境清洁。但是当“三废”排放达到一定的限度后，原有的生产成本必然会提高，比如说水质污染必然使用水的企业要耗费一定的成本去提高水质才能正常生产，这样一来，产品的成本就会提高，原有的生产秩序就会被打乱，从而迫使当前的人们极力地支持保持水体资源的对策，即使是耗费经济的对策也在所不惜。因此环境污染导致成本的提高，会反过来促使企业为治理环境而努力。有效的对策就应是及时地将治理环境的经济代价有效地分散到现有企业的生产成本中，迫使造成污染的企业参与到治理的行业中来。通过社会的调控让当事人合理地负起责来，环境污染问题就可以获得有效的遏制。
最后，20世纪环境污染的症结还在于污染物排放的速度超过了必需的调控时间，致使各民族文化对于污染的反馈长期无法定型，因而加剧了环境的恶化。同时抑制恶化的定型反馈不能稳定，有效的对策就应当针锋相对，利用环境监测的结果针对污染物的排放施加压力，有效地压低不顾后果的经济膨胀。一方面降低了强污染企业的增长速度，为各民族文化的调适赢得可贵的时间，再一方面又直接减少了对环境的压力，同时还使自然力的自我复原能力有发挥作用的可能。只要这种监测和抑制合理，就能够收到多重性的环境治理实效。
总而言之，环境危机是经济秩序统一化的派生产物，核心问题是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的调适能力是否发挥实效，只要这种调适能力有效地发挥其效能，同时又为自然界的复位能力创造一定条件——不言而喻，创造这种条件同样得依赖文化的调适，只要能兑现这些做法，人类的生存环境绝不会像线性思维模式所预言的那样可怕，21世纪的环境对人类来说同样具有光明的一面。
我们认为要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必须明确责任，依赖人类自我节制，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具体的解决方案，必须明确以下三条指导原则。
第一，多种文化类型、多种文化样式的并存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必要前提。维护现有各种文化的合理并存是医治生态危机的根本大计，因而某些民族为了其文化运作需要，使用代偿力企图改革其他民族的文化运作的做法必须加以制止。
第二，代偿移置往往是造成局部生态危机的根源，因而代偿移置的规模和代偿移置所推行的地区，必须进行严格的控制，应当保证代偿移置所涉及的民族拥有最大限度的发言权和最终的否决权，个别民族的需要必须通过民族间的协商解决，不允许强加于人，在这种情况下，被损害的民族有权做出强烈的反应，这是正当的，是维护人类总体利益的正义举动，应当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
第三，工业类型文化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高文化类型，但是对其必须一分为二。在承认其对人类所做贡献的同时，必须充分地注意到，其对人类生态危机应承担的责任，其他类型文化的民族应当动员起来，有效地限制其规模。而工业类型文化民族也应当自我节制，不应当把其他民族的限制看作敌对行动。事实上，人类的创造拥有巨大的潜力，其他民族的限制，虽然造成了外部环境的不利，但是却有利于促使工业类型文化民族向更高的层次更新文化。把这种形式下的民族关系理解为敌对行动，是民族本位偏见在作祟，不应当使之合法化。只有按上述三大原则达成各民族之间的谅解和相互制约，生态危机才能最终地解决，全人类的永世其昌才有希望。
【参考文献】
[1][澳]约翰．w．伯茨，马学印、谭朝洁译．全球冲突[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
[2][瑞典]缪尔达尔，顾朝阳等译.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3]王松．生态经济学浅说[n]．北京日报，1996年-01-04.
[4]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5]孙梅．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生存环境问题[j]．新疆社会科学，1999，(3).
[6][英]雷蒙德·弗斯，费孝通译.人文类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修订本.
[7][美]西奥多·舒尔茨，郭熙保、同开年译.经济生长与农业[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关键词】缅族 同一语系 不同语族 对外汉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09)11-0015-02
一、缅族概况
缅甸联邦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共有50多个民族(1983年缅甸政府公布缅甸8大主要民族外,还有其支系,总共有135个民族),主要民族有:缅甸族、掸族、克伦族、若开族、克钦族、钦族、孟族(亦译“汶族”)、克耶族等8大民族。缅甸族人数最多,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缅甸语是缅甸族的母语。1948年缅甸联邦摆脱了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民族独立后,新宪法规定缅甸语为缅甸联邦的通用语。现在使用缅甸语言的人口约5400万左右。
二、缅民族语言文化和历史渊源
1.缅民族与汉藏语系的关系
汉藏语系,也称为“藏汉语系”,包括汉语和壮侗、藏缅、苗瑶三个语族。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文献最为丰富的语系之一。而缅甸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族缅甸语支,由于使用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又有极为丰富的文字记载,在汉藏语系语言中除了汉语、藏语外,缅甸语也是一种重要的语言。对研究汉藏语系诸语言和汉语的历史,以及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也为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奠定了基础。
2.从缅语发展与变化进行对外汉语教学
缅甸语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中的一个重要语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数约有2500万。其中可以看到,缅甸语言在近一千年的历史演变中,无论是语音、词汇还是语法,各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近年来,随着对缅甸语历史演变的不断研究,不仅发现了缅甸语言本身发展的规律,也为研究亲属语言的同源性和差异性提供了有力依据,推动了对外汉语教学策略研究水平的提升。
(1)语音变化:①辅音韵尾的变化就是一个重要的语音变化现象,经过对缅甸语中的辅音韵尾变化的研究,发现缅甸语中辅音韵尾的变化过程及其变化规律与汉语以及部分少数民族的语言变化规律极为相似;②“弱化”是另一个重要的语音变化现象,在缅甸语中的弱化音节与汉语中的轻声有很多相似之处。汉语的轻声是:说话的时候,前字音又长又重,并带出后字音,后字音又短又轻,简单说就是短平快,很轻、很短,如汉语“子、头”等后缀词和“了、着、的”等虚词都读轻声;还有些双音节词的第二个字也读轻声,如“地方”和“大夫”两个词中的“方”和“夫”都读轻声。而在缅甸语中的弱化音节也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缅甸语中的弱化音节除少数送气音外,其他辅音做声母时一般都变浊,实际音高变弱;而绝大部分出现在双音节或多音节词中;只要是弱化音节,无论韵母是单元音或复元音,一律变成央元音[ə];也都变成轻声。
(2)声调变化:缅甸语通过声调的变化,来表示语法意义,这是一种形态变化。我们可知,缅甸语的有表达语法关系、改变词性、语言的补偿、区别词义和词义强弱,以及事物的程度的作用。当然,声调主要的作用还是区别词义,这与汉语相似。
(3)词类变化:①缅甸语属于孤立型语言,基本词多为单音节词,由词首辅音或辅音丛加上一个单元音或双元音构成。主要的构词方式是附加(包括前缀、后缀)、插入、重叠等,通过这些方式可以改变词性和词义;②人称代词有男用和女用、尊称和卑称之分。其中缅甸语代词中的疑问代词,在句子中必须与表示疑问的语气助词搭配使用,如果没有后面的语气助词,就不能单独表示疑问,这与汉语的疑问代词不同。而疑问代词与表示疑问的句尾助词结合后,有时并不表示疑问,而是表示强调作用,这又与汉语相同;③量词与汉语量词相似,数量很多,往往应用事物的形状、物体的形象、事物的名词或以容器的名称来作量词,但数词和量词的结合方式却不相同,如汉语中说“一亿”,而缅甸语中习惯说“十个千万”或说“一百个百万”。另外,量词分为动量词和名量词,在缅甸语中动量词较少,如叹了口气、白了一眼、拉一把、砍一刀等中的量词。在汉语中用不同的动量词,而在缅甸语中却用同一个动量词“tɕhε?”。还有就是月份的名称、公历借用英文,而缅历却有单独的月份名称来表示,一星期的每一天也都有固有的名称,不像汉语中那样月份和星期用基数词来表示;④助词是藏缅语族中最有特色的词,也是缅甸语中极为重要的词。在缅甸语中助词,本身既没有实在的意义,又不能独立存在,总是跟在其他词或词组后,在句子中起着句子成分作用,属于虚词。在每个句子中都有一个识别标志,就是“助词”。这样就容易确定其前面的词或词组在句子中的地位或所起的语法作用,也就知道说话人所表达的语气。也正是因为有这些助词来确定句子的成分,使得缅甸语就不像汉语那样需要特别强调词序的重要。
(4)句子变化:基本语序是:主语――宾语――谓语,修饰语在中心词之前。句子中各成份之间的各种语法关系和感彩主要通过助词来表现,如汉语“我吃饭”,缅甸语“我(主语助词)饭(宾语助词,往往省略)吃(谓语助词)”;或“饭(宾语助词)我(主语助词,常省略)吃(谓语助词)”;这些方面有些和汉语相似,也有不相同的方面,如但相比同属于汉藏语系的壮侗语族和藏缅语族,两者之间却是有着相同和相近之处。
3.缅语所体现的文化
(1)同源文化。在藏缅语族的各种语言中,我们发现了它们之间的语言有着诸多共同的特点,其中还包括具有许多同源词,以及共同的语法规律和体系。如我,缅甸语ŋa,藏语ŋa,白语ŋo;死,缅甸语fiɕi,藏语ɕi,白语ɕi等。可以知道,缅甸语中不仅有许多藏缅语族中的同源词,而且在语音的变化规律方面也有相似之处。
(2)亲属文化。从缅甸语的语音发展规律和汉藏语系有关语言,发现了古汉语中复辅音的存在,正是利用了亲属语言之间的比较,进而研究了汉语本身的发展,使得汉语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
(3)词语文化。我们从语言谱系可知,缅民族的起源是源于中国,而缅甸文字的起源却受到印度古文的影响。因此,缅甸的语言和文字,正好是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融合的结果。如“du”,缅文词义是“筷子”,但是,这不是缅甸词,因为缅甸人吃饭时不用筷子,习惯用手抓饭,用勺舀汤。很明显,“筷子”一词借用了汉语,这也可以看到中缅两国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再如“paq?phɔ,”“胞波”一词,缅文原义是“同胞兄弟”,但由于中缅友谊源远流长,两国人民从种族上又有血缘关系,因此缅甸人专门将中国人亲切地称为“胞波”。
三、缅民族生活和风俗习惯
1.汉缅民族成语对比
成语不仅是每一个民族的语言现象,还是每一个民族的文化现象,更是各个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积累的精神产物。它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智慧和感情、思维方法、生活和风俗习惯等,也反映了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接触和融合。如汉民族成语井底之蛙,缅民族成语nə khwε?thε:kapha:(牛蹄印里面的青蛙);汉民族口念佛手作孽,缅民族pa:sa?aphəja: phəja:lε?a/ ka:ja: ka:ja:(口佛佛手胡作非为)等,从词的组成和成语,以及句子的寓意,我们可知,缅民族除了借用了汉民族语言,还因中缅两国人民,有着共同的思维方式、生活条件和环境,所以两个民族的成语和句子是如此相同。
2.汉缅民族称谓对比
缅民族的姓名和许多国家的习惯不一样,只有名字没有姓。我们可以从缅民族的历史和社会、婚姻制度等发现,缅甸的母系社会的影响很深,缅民族不像我们,特别强调宗族关系。如汉民族女姓一旦嫁到男方家,就没有了自己的姓名,只能跟男方的姓,而在缅民族就没有这种夫权思想,因为缅民族并不强调宗族、传宗接代等的思想,男女比较平等,况且男权之上的封建主义思想也不像我们那样严重。
3.汉缅民族人称对比
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同样长期受封建社会统治的汉民族和缅民族来说,这种影响是十分严重的。体现在人称代词上,尤其是表示第一人称的词很多。如汉民族“奴才”,是一种谦称,而在缅民族是从完全符合其身份的人自称的词,到变成了自己的谦称,即使是作为统治阶层的人,为了表示谦虚也可用此词。这与汉民族有着相同之处。
四、结 论
通过同在汉藏语系下,汉语、壮侗语族、藏缅语族之间诸多相同处,充分以多元民族文化为背景,从三者在语言文化、历史渊源、生活习惯等方面进行对比,以缅民族为主体,分析和研究了在同源性和差异性上的相异点,挖掘和发现在云南省开展对外汉语教学的优势条件,积极应用有效的教学策略。最终,能够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并推动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水平、教学实验、学科建设、文献研究的提升,也为云南省对外汉语教学提供理论参考。
参考文献
1 汪大年.缅甸语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