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心理 和谐 虚拟社区
当今社会，竞争激烈，家庭复杂，再加上传播媒介的影响，中学生的心理问题日益严重。 据新华社最近报道：“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心理疾患发病率呈直线上升趋势。目前35%的中学生具有心理异常表现。”“存在明显心理问题的学生，小学占10%，初中占15%，高中占20%。20.5%的人有明显的心理健康问题。”而职专生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他们不但具有一般中学生的心理问题，同时还具有职专生的特有的心理，他们从应试教育下转为职业教育，心理上面临着更大的困惑。因此，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关注学生在学校的心理感受，引导学生积极的心理活动，减少学生不健康心理的产生，是学校实施各项教育活动的基础；如何引导学生保持良好的心态，成为职专老师的一项重要工作。但很多学生反感教师的说教，同时有了心理方面的困惑又不好意思求教别人，致使心理冲突益加严重。
如今，随着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网络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据信息产业部介绍，我国上网人数过亿，而中学生常常流连于网吧和用手机上网，作为职专老师和心理辅导员要重视网络的影响，利用网络，尤其是利用虚拟社区，来构建学生的心理和谐。
一、利用虚拟社区来构建学生的心理和谐对学生主要有以下优点：
1、解除了学生面对他人进行咨询的紧张。职专生心理上各方面的困惑，例如，学习上的压力，因为怕受到学生和教师的责备、嘲笑、歧视，不愿与人交流；情感上的困惑，怕个人隐私受到侵犯，也不愿对人坦露。而利用虚拟社区就可以使学生的这种心理负担得以解除。
2、更加保证了学生心理问题的真实性。因为在虚拟世界里，不用担心他人的看法，不用看别人的反应，不受别人的拘束，学生对自己的心理问题就可以坦诚相待。例如，职专生的青春期性心理问题，因为不受现实的约束，不用担心对号入座，而可以畅所欲言。
3、保证了学生心理发泄的随时性。在现实社会里，有了心理问题，要找人倾诉，首先要看别人的时间；要找人发泄，要看别人能否接受。而利用虚拟社区，有了心理问题，只要有了一台计算机或是手机，你可以随时上网，发表你的言论，发泄你的情绪，而不用把你的烦恼转嫁给别人，或是等待他人的时间。
4、利用虚拟社区，更加保证了人与人的民主、自由。在网络里，你就是一个符号，不分地位学识的高低，只要你不违反条例，你随时可以灌水，也可以潜水，不存在强迫与被强迫。
二、利用虚拟社区来构建学生的心理和谐对教师和心理咨询人员主要有以下优点：
1、利用虚拟社区，缓解了学校里心理辅导人员配备不足的状况。作为一所职业学校，大多老师的工作重心是教学，对心理辅导不很精通，像我们学校五六千学生，心理辅导老师只有四名，学生的心理状况层出不穷，老师很难做到面面俱到。 转贴于
2、掌握学生的心理问题，及时疏导学生的情绪。在学校里可以利用校园网建立心理咨询的虚拟社区，心理辅导人员负责虚拟社区的管理与应用。老师不再高高在上，而是一个“符号”，和学生打成一片。心理辅导人员的身份不再固定，可以是版主，可以是楼主，更多的可以是建楼的。辅导人员及时浏览虚拟社区里的帖子，能较好地把握学生的心理，同时利用帖子可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
3、利用虚拟社区，心理辅导教师符号化，排除了学生的逆反心理。在虚拟社区里，心理老师不再高高在上，而是混迹于符号之间，学生不知道哪个是老师哪个是同学，能比较理性地看待别人的说法，对心理老师的辅导更容易接受。
4、虚拟社区功能强大，丰富了心理辅导人员的辅导渠道。利用社区通信，心理辅导老师可以有目的地对学生准确地进行心理辅导；利用聊天服务，可以实时对学生进行心理沟通；根据张贴讨论，心理辅导人员进行跟贴，可以纠正学生的心理偏执；根据某一问题进行投票，可以对学生进行心理调查，真实地把握学生的心理。
任何事物有利也有弊，虚拟社区同时也有不利的一面。例如，因为在虚拟社区一切都是符号化的，什么都是可以的，有些学生的发言就漫无边际，太自由散漫，有时会无意地夸大或缩小现实，给心理辅导老师造成一些困扰等等，这些都需要心理老师有甄别地对待。
总之，虚拟社区在学生的心理辅导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一名心理辅导老师，要善于利用先进的技术来提高为学生服务的质量，同时还要维护虚拟社区的正常运行，引导虚拟社区健康向上，从而促进学生的心理和谐。
参考文献
1、郭茂灿 《虚拟社区中的规则及其服从》.《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
【关键词】贵州 高中学生 心理健康 应对措施SCL-90
高中阶段是个体在身体、心理、知识各方面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也是个人成才、事业成就的准备时期和性格定型的关键时期。然而，他们正值青春期，情绪不太稳定，又面临升学、择业等压力。与其他年龄阶段的个体相比，在学习、生活、人际交往和自我意识等方面更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问题如不能及时解决，将会对高中学生的健康成长产生不良的影响，严重的会使学生出现行为障碍或人格缺陷。贵州是个多民族、经济欠发达省份，有自己的区域文化和不同于其它地区的某些特点，特别是贫困地区高中学生由于生长环境、文化背景、经济状况、学习基础等各方面条件的影响，面对的心理压力和存在的心理问题和其他地区相比，有相似之处，可能也有不同之点。因此，加强对贫困地区高中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象与方法
1.对象。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贵州省毕节、遵义、铜仁等贫困地区的高中学生及贵阳市高中学生各3000人，分别进行症状自评量表(SCL-90)、焦虑自评量表(SAS)、艾森克人格量表(EPQ)的测试，共获得贫困地区有效问卷2361人，其中男生1183人、女生1169人；贵阳市有效问卷2136人，其中男生1202人、女生935人；高一学生1248人、高二学生2068人、高三学生1181人；年龄平均17岁。调查对象均为自愿参加活动，排除人格障碍及严重躯体疾病者。
2.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方法现场调查。测试前心理调查人员对协调人员进行培训，在专业心理调查人员的指导下采用统一指导语，进行团体测试，要求学生独立作答，完成后当场收回。分别将有效问卷输入到心理健康测试软件系统，计算其数据。
3.统计学方法。对以上数据进行检查检错后输入SPSS15.0系统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描述性分析、正态检验、方差齐性检验、秩和检验等统计处理。
4.调查工具。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学号、班级、民族等。采用的问卷：(1)症状自评量表(SCL-90)由Derogatis，L.R编制，共有90个条目，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偏执、精神病性等9个因子。量表采用5级评分，该量表用于反映有无心理障碍及其严重程度o(2)焦虑自评量表(SAS)是由张(w.K.Zung)编制。本量表含有20个反映焦虑主观感受的项目，其中15个为正向评分，5个为反向评分，采用1～4的4级评分。该量表可以评定焦虑症状的轻重程度。(3)艾森克人格量表(EPQ)是由P、E、N、L四个量表组成，分别为精神质(P)、情绪稳定性{N)、内外向(E)和效度量表(L)，对个性特质和心理健康都能较好的测查，共有R8个题目。
二、结果
1.贵州省贫困地区高中学生与贵阳市高中学生比较。SCL-90得分除躯体化、恐怖以外，其它各因子分均明显高于贵阳市高中学生(P
2.SCL-90各因子与SAS焦虑程度呈正相关(见表3)。
三、讨论
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随后，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山东6省市开展了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社区矫正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①]的一种有效的行刑社会化的方式，充分体现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再预防的刑事政策，也符合国际刑罚执行方式的发展趋势。未成年犯在生理、心理、认知模式上都与成年犯有很大的区别，导致未成年犯社区矫正除具有社区矫正的共性之外，还具有区别于成年犯社区矫正的许多特色。为此，许多国家已采取了专门适用于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管理制度和模式，有专门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和不同于成年人的专业化管理人员。但是，目前我国试点省市中基本上没有确立适合未成年犯特点的社区矫正管理制度。这样不加选择地与成年犯混同操作，既不利于提高对未成年犯的矫正质量，又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效率。因此，在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第13届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在研讨少年司法制度时，呼吁加快社区矫正立法，针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完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措施，建立适合未成年犯特点的社区矫正管理制度。本文在探讨建立未成年犯区别矫正制度必要性的基础上，就如何建立未成年犯区别矫正制度提出了一些粗浅的建议，以期对我们正在开展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有所帮助。
二、建立未成年犯区别矫正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未成年犯区别矫正制度是适合未成年犯身心特征的需要
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相比，其生理和心理都没有发育成熟，社会经验和认识能力远低于成年人。由于未成年人心智还尚未成熟，对自己行为所可能导致的后果还没有正确的预见性，因此未成年人犯罪有其自身的特点：如盲目性大、偶发性强、纠和性强、反复性强、感染力强、悔改性强；违法犯罪的类型一般比较简单，主要是盗窃、抢劫、寻衅滋事、故意伤害以及性犯罪等几种智能化程度较低的犯罪为主；违法犯罪的原因多数是受不良的家庭因素和生活环境的影响；违法犯罪的主体主要是失学学生、失管和失控的青少年。正是因为未成年犯罪具有上述特点，说明未成年犯的主观恶意不大，社会危害程度低，可塑性强，改造后回报社会的机率高，因此在对未成年犯开展社区矫正时要始终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以区别于针对成年犯的“惩罚和改造相结合” 原则。
（二）建立未成年犯区别矫正制度是遵循国际未成年人司法准则的需要
目前，国际上有关未成年（又称“少年”）司法的文件主要有三个，一是1985年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又称北京规则），另外两个是1991年通过的《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又称利雅得准则）及《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又称东京规则）。这三个文件已成为各成员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法理渊源。这些文件都无一例外地提到要建立针对未成年人的特殊的司法制度。如我国于1985年11月29日已批准加入《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2.3条规定：“应努力在每个国家司法管辖权范围内制定一套专门适用于少年犯的法律、规则和规定，并建立授权实施少年司法的机构和机关。”而未成年犯区别矫正制度是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建立未成年犯区别矫正制度是提高矫正质量的需要
从国外的实践来看，建立未成年犯区别矫正制度能大幅度地提高未成年犯社区矫正质量，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如美国伊利诺伊州针对未成年犯所采取的特殊的矫正措施，“伊利诺伊州设有青少年临时拘留中心和学校，该中心雇用了青少年管理员、专业医务人员、社会工作者、牧师和特殊教育教师，设有特殊教育、娱乐、宗教活动、辅导、医疗服务，并提供均衡的饮食、衣着和安全的住处。这是一种寄宿的办法。第二种办法是非寄宿措施，即违法青少年仍然住在自己的家中，但要按时到指定的地方去工作和学习。这种非寄宿措施使违法犯罪的未成年犯学会生存技能，为他们将来的就业创造条件。”所有的这些办法，都是为了感化未成年犯，由社会各方力量对未成年犯进行教育和监督。英国的《刑事法庭权力法》第三、四、五、六章规定了仅适用于未成年人的“社区令”、“补偿令”、 “管护令”等社区矫正管理制度。德国、日本、北欧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也都有针对未成年犯的特殊的社区矫正管理制度。
国外未成年犯区别矫正的实践已证明，针对未成年犯的身心特点，设计、运用区别于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大大提高社区矫正的质量。当然我们对上述做法不可能照搬照抄，但是借鉴他们的做法探索我们自己的未成年犯区别矫正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三、建立未成年犯区别矫正制度的建议
（一）增设并妥善运用“社区服务”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国际社会就开始倡导对未成年人采取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化矫正，以代替专门机构对未成年人的刑事处置。如《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明确规定：“在防止少年犯罪活动中，应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和方案……正规的社会管制机构只应作为最后手段来利用”。“1973年，英国《刑事法庭权力法》中创立了社区服务（Community Service）这一刑种。”之后，“社区服务”发展十分迅速，至20世纪80年代，西欧国家、美国1/3以上的州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及我国香港地区，都引进了这一刑种。“社区服务”，一般适用于犯有非暴力性轻微犯罪的未成年犯，既可作为主刑，也可作为附加刑。内容主要是从事一定时数的无偿劳动，以此赎回罪过或赔偿被害人；或者为公益和私人从事一定时数的有偿劳动，以赔偿对于公私法益的损害。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已实行了“社区服务”，早在2001年，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检察院已发出了“社区服务令”，此后安徽、山东、辽宁等地的法院也发出了“社区服务令”。据2005年4月7日《解放日报》报道，上海市的少年法庭已经全面推行了“社区服务令”。适用“社会服务”的对象是暂缓判决、宣告缓刑、判处管制、单处罚金或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被告人，执行时间从一个月到六个月不等。上海市长宁区法院试行“社会服务令”一年来，已有21位少年领到“社会服务令”，目前没有一人重新犯罪，实现了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鉴于我国部分地区已经推行了“社区服务”并取得了很好的办案实效，应该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把“社区服务”上升到国家立法层面。
但是在推行“社区服务令”时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安排未成年人从事无偿公益劳动，应当注意选择适当的时间、地点，控制劳动强度并做好保密工作，避免其服刑人员身份公之于众。二参加公益劳动的身份应当是“社会志愿者”而非“服刑人员”。这主要是因为未成年人心理比较脆弱，承受压力的能力不强。来自社会公众的歧视会损伤其自尊心，严重影响其接受教育改造的积极性。北京海淀区已经采用了这种做法，据2004年11月28日的《新闻晨报》报道，“海淀区拥抱未来（青春树）青少年志愿活动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缓刑少年将在大学生志愿者的引导下，以志愿者的身份开始他们全新的社区矫正生活。三是在安排公益劳动时，建议选择既有劳动内容又有教育意义的工作，如在敬老院、公园、医院做义工等。
（二）设立专门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组织
我国社区矫正尚属起步和试点阶段，制度尚不健全。从目前的现状看，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匮乏，加之工作任务繁重，其根本没有精力专门从事社区未成年人矫正工作。但是，随着我国社区矫正实践的逐步推进，因此笔者认为，社区矫正管理机关应当牵头成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组织，如特殊学校或短期培训基地等。社区矫正组织可以聘用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人才，并面向全社会招募热衷于未成年人事业的高素质的志愿者，以为社区未成年犯矫正对象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和全新的关怀。更重要的是，社区未成年人矫正组织应当积极开发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如广泛吸收慈善机构、民间社团等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志愿者的积极支持和援助，动员社会各方力量，扎扎实实做好未成年犯矫正对象的教育保护与行为矫正工作。这方面，北京市朝阳区管庄司法所针对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制定的“3+2”矫正计划，即是对建立专门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组织有益的探索。 “2”即建立两个基地，青少年社区矫正公益劳动基地和青少年社区矫正教育基地。公益劳动基地设在医院，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以青少年志愿者的身份，为老人清扫房间，读报，谈心，同时接受医院心理学专家的心理健康指导。社区矫正教育基地设在社区附近的大学，定期为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举办专业知识培训班，由大学的学生做知识指导。“3”即三种力量，一是专业矫正干部，二是地区团委，三是青少年服刑人员的亲友、医院医生和大学的老师、学生等社会力量。用劳动洗涮罪恶，用知识净化心灵，这种针对未成年矫正对象专门设立的社区矫正组织，能够更好的达到对未成年人进行矫正的目的。
（三）设立有特色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项目
未成年人心智发育不成熟，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容易沾染不良行为。但相应的，其主观恶性也不深，如果加以正确的教育、帮助、引导和保护，其戒除恶习的可能性也更大。在对未成年人进行矫正时，应当充分考虑未成年矫正对象的身心特点，针对未成年矫正对象的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矫正措施。
1、个案矫正。未成年犯之所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与他们的成年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对未成年犯矫正对象开展矫正工作时，应全面调查矫正对象的成长经历、家庭背景、朋辈关系等，根据调查信息，结合矫正对象的个性特征，分析其不良行为的原因，有针对性地制定个案矫正计划、明确矫治工作目标。 2、团体活动。社区矫正一方面是严肃的刑罚执行方式，另一方面也是矫正罪犯的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矫正过程。而团体活动是未成年人成长发展更好地社会化的必由之路，通过富有实践性、趣味性和创造性的活动，可以激发他们的各种热情，获得多方面的收益。“如榜样示范活动，使未成年人产生赞赏、敬慕、仿效等情感和行为动机；情景感染活动，使未成年人受到美的熏陶、思想的影响和情绪的调动；竞赛激励活动，使未成年人的自信自尊感以及自我求成的需要更加强烈；角色模拟活动，使未成年人在角色模拟中，增强角色体验，以增强社会性等等。”
3、思想矫正。针对未成年人易于感化的特点，在对未成年人进行矫正时，除采用定期汇报思想和活动、限制权利、公益劳动等措施外，应侧重于教育感化，加强思想矫正。教育感化应成为违法犯罪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一项重要内容。针对未成年人存在逆反心理，在对其进行思想矫正时，一味地进行说教不但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而且还可能适得其反。因此，可以依据未成年人的兴趣，组织他们学习先进人物事迹、阅读法律书籍、参观烈士陵园、观看富有教育意义的影片、邀请改造好的未成年人现身说法等生动活泼的形式，引发未成年人的兴趣，使其全身心地投入到矫正活动中去，真心实意地接受改造，使他们悔过自新，弃恶从善，成为守法公民。
4、心理矫正。青少年违法犯罪有其复杂心理上的原因，为达到矫正的目的，必须首先消除未成年犯违法犯罪的心理原因。因此，应当将聘请心理医生、心理学专家，为青少年进行心理疏导、医治心理疾病，帮助违法犯罪的青少年树立改过自新，复归社会的信心，作为社区矫正的一项重要内容。开展心理辅导前首先应当对未成年犯进行了心理测评，以便能够更深入全面地了解未成年矫正对象的心理特点和潜在心理困扰，进而有针对性地给予他们帮助。更重要的是，通过心理测评，可以增强社区矫正工作的可操作性、具体性和针对性，提高社区矫正教育改造质量，预防和减少社区服刑人员再犯罪。在这方面，四川省首次将心理测评引入监外执行检察工作。成都市武侯区检察院和四川大学应用心理研究所合作，专门设计了一套关于心理健康、职业能力倾向及再犯罪预警调查问卷，并由四川大学教授和该院高级心理咨询师组成专家组。该活动受到被测评青少年及其家长的普遍欢迎，家长们说：“心理测评准确、直观、科学地反映出孩子内心悔罪态度，能切实地帮助孩子改造，也有助于科学制定帮教措施，我们更放心了！
5、就业指导。未成年犯，尤其是那些经济类犯罪的未成年犯，之所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根本原因就是滋生了好逸恶劳的思想。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未成年犯最终还是要走向社会，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在对未成年矫正对象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时，应培养其正确的劳动态度和观念，对未成年犯的就业观念进行正确的引导，并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工作技能和就业技能的培训。
结语
未成年犯本身就与成年犯存在很多差异，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时，将未成年犯与成年犯不加区分地混同操作，是不科学的，也不利于工作的开展和矫正质量的提高。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们的工作实际，建立未成年犯区别矫正制度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
「注释
[①] 未成年犯，是指已满14不满18周岁的触犯刑事法律规范的未成年人。国内外一些学者有时也用青少年犯。
[②] 胡羽，“浅谈缓刑的扩大适用与少年缓刑犯的社区矫治”，[chinalawedu.com/news/2004_8/23/1124342848.htm].
[③] 王昕 ，“社区服务令制度探讨”，[chineselawyer.com.cn/pages/2005-3-23/p42483.html].
[④] 如北京丰台区成立的“青少年社区矫正学校”，该学校由北京市丰台区司法局、区团委、花乡政府、法庭及派出所等单位联合组建，校方表示，“青少年社区矫正学校”将通过法制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心理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五方面开展矫正工作，实现学校、家庭、政府和社会教育四结合。建立辅导员与学生定期谈话制度，全面掌握学生的日常生活表现和思想动态，并及时将信息反馈给当地派出所、区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泸州泰康精神专科医院医疗系，四川泸州 646000
[摘要] 目的 研究分析精神分裂症患者童年创伤经历和眼区情绪识别的关联。方法 选取2012年3月—2014年4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60例精神分裂患者作为观察组，同时选取60例健康者作为对照组，对两组人员进行童年创伤经历的问卷调查及眼区情绪识别测试。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问卷调查中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情感忽视等得分均要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的眼区情绪识别测试正确率要低于对照组的眼区情绪识别测试正确率（P<0.05）；观察组的童年创伤经历与眼区情绪识别正确率呈负相关，差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童年的创伤经历较多，对于患者的心理创伤较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眼区识别率低表明患者对于他人的情绪认知能力存在损害。由此可见，童年的创伤经历会影响个体的社会认知能力。
[
关键词 ] 精神分裂症；创伤经历；眼区情绪识别
[中图分类号] R7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5654（2014）07（c）-0157-02
童年创伤经历是指童年时曾被人为造成非常规对待，例如身体虐待、心理虐待、性虐待等经历，人在童年时期的创伤经历会对儿童的身心发展造成极大的影响，甚至涉及到成年后的认知能力、记忆能力等[1]。本次研究针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童年创伤经历与社会认知能力进行研究，为早期预防精神分裂症提供参考价值，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选取2012年3月—2014年4月期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60例精神分裂患者作为观察组，同时选取60例健康者作为对照组。观察组男性患者34例，女性患者26例；年龄19～49岁，平均年龄（32.6±12.3）岁；病程1个月～325个月，平均病程（52.3±6.5）月；入院时的诊断类型：偏执型26例，未定型34例；受教育年限6～15年，平均（10.6±3.6）年。对照组男性36人，女性24人；年龄18～48岁，平均年龄（31.4±11.3）岁；受教育年限8～16年，平均（11.5±4.2）年。本次实验中所有人员均已被详细告知实验内容，自愿参与本次实验且已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要求。比较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一般资料均为显著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入选标准 观察组患者均符合以下标准：①符合我国精神障碍分类及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②患者处于急性发作期；③从未服用过精神药物或者停药至少一个月；④初中以上文化程度；⑤右利手。
1.2.2排除标准 排除标准包括：①患有神经系统疾病；②患有严重躯体疾病；③无法完成试验或者不认真回答者；④明显视力障碍者；⑤有脑病史或滥用精神活性药物的患者。
1.2.3研究方法 结合美国临床心理学家Bernstein编制的量表及我院实际情况，自编童年创伤问卷（CTQ），该量表的一致性系数为0.52～0.72，重测信度为0.42～0.83，分半新度为0.44～0.72.。本次实验中问卷共有25个项目，5个因子，包括身体虐待、心理虐待、性虐待、身体忽视、心灵忽视。评分越高则表明童年时期曾遭受的创伤水平越高。同时对两组患者进行眼区情绪识别测试（EBEDT），检测包括喜、怒、哀、乐等六种基本情绪，采用照片的方式呈现，共100张情绪照片，判断正确得1分，共100分。由此统计患者的总反应正确率、总反应时间。所有问卷调查及检测结果均在当日完成测试和评估。
1.3统计学方法
所有资料均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 17.0进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分别用t和χ2进行检验，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观察组和对照组的CTQ得分
由表1可见，观察组患者的总分及其他五项得分均要高于对照组（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2观察组和对照组的EBEDT得分
由表2可见，观察组患者的总识别正确率要低于对照组，总反应时间均要长与对照组，两者比较差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3观察组患者的CTQ得分与EBEDT得分之间的相关性
观察组患者的CTQ总分和EBEDT总正确率及眼区情绪识别的正确率呈负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CTQ得分与EBEDT总反应时间无显著统计学意义。
3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病因不明，同时存在广泛的神经认知及社会能力障碍的精神疾病[2]。近年来，随着医学对于精神分裂症的研究日益增多，发现患者的童年创伤经历与其认知障碍有着密切的关系。眼区情绪识别是测试社会认知能力的重要指标[3]，本次研究针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眼区情绪识别能力，探究患者童年创伤经历与其识别能力的关系。
外国学者Morgan提出试验性假设[4]：童年创伤经历属于负性的早年应激事件，极有可能导致多巴胺代谢水平的增高。而医学界早已证实中枢多巴胺功能亢进是导致精神分裂症的病因之一；此外，负性的早年应激事件也可能会导致 HPA轴的调节异常，而 HPA 轴的异常变化会间接影响行为、情绪、认知等功能，精神分裂症的中心特征之一即为对于压力的高敏感性。据多项研究证实，多巴胺能够在整个情绪的加工过程中起到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在以往的研究中显示, 海马、杏仁核和脑干都会参与应激神经的加工过程，而HPA 轴调节异常会导致杏仁核、海马、前额叶皮层的部分功能的损害。而这些脑区是参与社会认知加工的主要脑部结构，其中杏仁核在眼区情绪，尤其是恐，喜与悲的情绪的加工中有关键的作用。本次研究中对照组及两组人员资料合并后也显示 CTQ 评分和 EBEDT 评分存在相关性，从行为学的角度支持该观点，表明早年的负性经历体验可能会导致个体社会认知功能的累积缺陷。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童年创伤总分以及各因子的得分均要高于对照组（P<0.05），由此可见，患者童年的负面经历较多，极大的影响了身心健康发展。而且本次研究中观察组的眼区情绪识别正确率均要低于对照组，总反应时间要高于对照组（P<0.05），表明患者的情绪认知能力存在损害。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患者的CTQ得分及TBEDT总正确率呈负相关，可见患者的童年心理创伤越大，其眼区的情绪识别能力越低，而对于患者的认知能力影响越大。
综上所述，精神分裂症患者童年的创伤经历越大，对于患者的社会认知能力影响越大，并且本次研究能够证实患者的童年创伤经历与眼区情绪认知能力存在相关性，为今后研究社会认知能力缺陷提供理论依据。
[
参考文献]
[1] 赵子丛，董毅，汪凯，等．精神分裂症患者童年创伤经历与眼区情绪识别的相关性[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2012，21（10）：903-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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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赵子丛，董毅，汪凯，等．精神分裂症患者童年创伤与梦威胁模拟水平和功能失调性态度的相关性研究[J]．安徽医科大学学报，2013，48（1）：53-56．
天津师范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是在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的基础上建立的。该中心成立于1993年，凝聚了一批妇女和社会性别学的学术骨干。中心保持“妇女史”研究的优势，先后承担了9项省部级以上的科研项目。中心积极开展学科建设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在国际基金会资助下，多次举办国际及全国学术会议、读书班等，与国内外妇女研究专家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同时，还培训农村基层妇女与妇联干部，提高农村妇女自立自强和性别平等意识。以杜芳琴教授为总负责人的“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跨界联合课题共举办研讨会、读书会15次，参与者近600人次；出版著作、教材、译集等19部；课题还资助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19所高校开设本科、硕士、博士试点课程约42门。
未来3年内，该基地的规划主要有：(1)在研究上，重点选题将集中于社会科学与应用及行动研究、人文学科与基础研究、教育科学与实践三个方面。(2)在教学与培训上，本科课程新增：性别与社会工作、性别与健康、国外妇女史、女性心理学、媒介与性别等。研究生课程新增：性别理论、社会性别研究方法、中国妇女史专题研究、世界妇女史专题研究、社会性别与发展(中外理论与实践、社会公共政策的性别分析)、妇女运动与组织、中国NGO(模式、管理与社会性别)、性别发展社会学、性别健康社会学、文化批评与媒介研究等。培训计划有：亚洲与本土妇女学：研究、课程与教学(针对开课教师培训，暑期班系列培训2007-2008年，与韩国梨花女大亚洲妇女学课题组合作)；妇女领导力培训(争取加拿大大学教学项目，可与中国妇女研究会合作，2007暑期)；公共健康与性别(培训大学公共卫生与健康社会学教师、卫生系统官员和专业人员，2008)。(3)在学科建设计划上，硕士研究生方向首先在“妇女／性别史”和“性别社会学”基础上再增设新方向，如“性别与发展学”和“性别与健康学”等，其次与有关院系结合增设新方向：与政治与行政学院结合增设“性别与公共政策”与新闻传播学院结合增设“性别与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学院、教育学院等嫁接出“性别与教育”(含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教育、卫生健康教育等)，逐步形成研究院独立的研究生培养机制。博士研究生方向上，借用学校一级学科平台，以历史学为依托的“妇女／性别史”；以政治学为依托的“性别与政治(公共政策)”等方向的博士研究生。
二、中国农业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
中国农业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是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和农村妇女研究所基础上成立的。
近五年来，中国农业大学开展的妇女／性别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1)发展干预与农村妇女发展问题的研究，包括了外部干预条件下妇女的性别角色的变迁、农村妇女的能力建设；如何制定性别敏感的发展计划；农业生产的技术服务中的性别不平等分析等等。研究课题与各种发展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加拿大农业项目支持的“中国小农获取畜牧服务的性别不平等研究”。(2)发展政策中的性别平等问题研究，包括了农村土地分配政策中的性别平等问题、农业技术创新及推广中的妇女与性别问题及大城市郊区流动妇女发展与能力建设问题等。(3)各专题研究，包括妇女与农村贫困人口的教育、健康发展、性别与反贫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少数民族妇女的影响等。
该基地今后3年的建设中主要有四个目标：一是加强既有农业研究中的性别敏感。计划主办一次有关“研究领域纳入性别视角的意义”的研讨会，并将研讨成果进行发表和宣传。预期成果包括：农民生计及反贫困、农村自然资源管理、乡村自治、乡村规划及变化等各人文与发展研究领域，继续推进研究计划及监测评估中纳入性别指标：促进本校专业以及各农业科学院在农业研究领域的性别意识。二是促进农村发展及研究领域的性别主流化。计划每年至少举办一次有关性别理论、性别分析方法的培训；组织农业相关部门进行有关妇女与农村发展的研讨会；编制如何在农业发展及研究中纳入性别视角的手册。预期成果包括：在目前合作的全国各地的农业科学院机构中至少有6个能够在其研究计划和研究影响中纳入性别指标；每年的交流活动中均纳入有关性别与发展的内容；与宁夏、河北等地的新农村建设合作中进行性别计划；出版有关农业发展及研究中纳入性别视角的手册。三是加强农村发展与管理学科建设中的性别主流化。计划组织农村发展与管理学科的有关性别内容的研讨会：继续修订既有的性别与发展教程。四是促进妇女与乡村发展的倡导。计划建立妇女与乡村发展网络；通过递交研究报告、邀请相关人员进行研讨等方式为新农村建设的相关政策提供建议。
三、中央民族大学妇女／性别研究基地
中央民族大学妇女／性别研究基地是在成立于1994年的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中心基础上建立的。中心成立以来，从民族学、法学、宗教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众多学科视角人手，先后承担了“中国少数民族女性的现状及其发展对策研究”等6项部级科研项目，争取到的研究经费和活动经费达几十万元。中心主办了中国少数民族妇女问题和平等与发展妇女问题学术研讨会，还召开了3次以“妇女平等与发展”为主题成功地召开了三次大型的国际学术会议：2004年，中心成立十周年之际，在中央民族干部学院与近百名来北京参加培训的、各个民族地区的处级女干部进行研讨；形成了《中国少数民族妇女问题研究》、《21世纪妇女平等与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女性与社会发展第二届妇女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等成果。
未来3至5年，基地建设工作的思路和计划：(1)民族地区女干部与女实业家的培训计划。将充分利用中央民族干部学院的资源优势和中央民族大学的人才优势，举办各种不同类型的民族干部培训班，听课对象不仅包括女性，更注意吸收少数民族的男性学生、干部、领导。还将开展对民族地区女干部、女企业家、女科技人员的学习、培训、研讨和参观。(2)基地的科研规划。准备将民族地区的女性研究和中央民族大学的“九八五”与“二一一”科研项目紧密结合起来，集中民族系统的学科与人才优势，切实关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重大现实问题。深入生活实际开展有关法律和政策及社会机制的社会性别分析，特别是有关就业、社会保障、土地、人口、参政等方面的法律和政策的调查研究，为制定法律和政策提供对策与建议。(3)基地的妇女／社会性别教学计划。以教学科研为中心，推动学科建设。中心将继续在中央民族大学开设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女性文学概观等全校性的公共选修课程，并且与文学与新闻、民族学社会学等相关单位合作，设立女性学二级学科硕士基金。
四、武汉大学中部地区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
武汉大学中部地区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是在武汉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基础上组建的。该中心是2006年学校整合妇女／性别研究资源，以建于1993年的武汉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为主体，纳入了“武汉大学弱者权利保护中心”部分骨干力量和“武汉大学女企业家研究与咨询中心”整体力量而组成，成为集研究、培训和维权为一体的跨学科的全校性学术机构。中心有来自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十多个学科的教师51人，其中教授20人，副教授18人，处级以上女领导干部8人；其中有3名著名男性学者。该中心成员自2000年以来主持大型实证研究6项，完成课题10项，出版著作8部，发表妇女学论文五十余篇；组成单位举办过“武汉大学2003女企业家国际论坛”，参与组织各类培训班、专题讲座100余场，听众两万余人次。中心成立后于今年4月主持召开了“中国高校女性学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学校承诺每年拨款不少于15万，本年经费已到位；配办公室一间及承诺适当编制。
【摘要】 目的 研究徐州市区空巢老人心理健康状况及相关因素。方法 采取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徐州市4个社区为研究地区，采用自编一般调查问卷、精神症状自评量表(SCL90)进行测查。结果 空巢老人躯体化因子、恐怖因子劣于常模(P
【关键词】 空巢老人;心理健康;相关因素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空巢家庭日益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随之而来的是空巢老人身心健康问题的增多，而心理健康问题尤为突出〔1〕。如何实现健康老龄化已不仅仅是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还是复杂的社会课题。近些年国内有少数研究〔2～4〕进行了空巢老人心理健康相关因素的探讨，但多局限于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相对落后的地区开展较少，以徐州市为中心的淮海地区缺乏相关研究。为提高空巢老人生活质量，给老龄工作提供参考，我们开展了徐州市区空巢老人心理健康状况及相关因素研究。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徐州市区的4个社区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发放400份问卷，回收有效卷370份(回收率 92.5%)，其中空巢组247份，非空巢组123份。纳入标准：①年龄 ≥60岁;②意识、语言表达能力正常。 排除标准：①有意识障碍的老人;②有精神疾病的老人;③有老年痴呆的老人。
1.2 研究方法 自编一般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年龄、性别、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社会关系、健康状况等。精神症状自评量表(SCL90)〔5〕 该量表由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性、恐怖、偏执、精神病性、附加因子共10个因子组成，广泛用于心理症状评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6〕。采用1～5级评分法，得分越高症状越明显，心理健康水平越低。调查员经统一培训、指导后开展入户问卷调查。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Epidata3.0双份独立录入数据，用SPSS13.0统计软件中的χ2检验、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q检验以及等级相关分析处理数据。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 抽样人群中非空巢组有123人，平均年龄(70.1±7.5)岁，其中男性36人(29.30%)，女性87人(70.70%)。空巢组有247人，平均年龄71.2±7.1岁，其中男性83人(33.60%)，女性164人(66.40%)。空巢组和非空巢组性别构成比经卡方检验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空巢老人一般状况如下：①年龄分布：60～70岁有116人(47.0%)，71～80岁有94人(38.1%)，81岁及以上有36人(15.0%)。②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148人(59.9%)，高中学历79人(32.0%)，大专及以上学历20人(8.1%)。③婚姻状况：未婚3人(1.2%)，在婚173人(70.0%)，分居0人(0.0%)，离异1人(0.4%)，丧偶70人(28.3%)。④职业: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者44人(17.81%)，企业商业从业者121人(48.98%)，无正式工作无业人员42人(17.0%)，其他职业40人(16.19%)。
2.2 空巢老人心理状况
2.2.1 徐州市区空巢老人与SCL90全国正常人常模〔7〕各因子比较 由表1所示，空巢老人与SCL90全国常模各因子比较，强迫症状因子、焦虑因子、精神病性因子无统计学差异，其余各因子有统计学意义(P
2.2.2 不同躯体健康水平的空巢老人心理状况不同 躯体健康评价以被调查者自我评价为指标。健康状况自评分为3个等级(好、一般、差)，126人(51.0%)自评为“一般”，76人(30.8%)自评为“好”，45人(18.2%)自评“差”。由表2所示，不同健康水平间(好、一般、差)比较，经单因素方差分析，除偏执因子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余各因子均有差异(P
2.2.3 不同性别空巢老人心理状况不同 男性的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恐怖因子分均低于女性(见表3)，其他因子与女性类似，无统计学差异。反映出男性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女性。
2.3 社会因素与SCL90各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表4表明社会因素中除受教育程度只与SCL90少数因子有相关外，其余各社会因素与SCL90因子均呈负相关，其中躯体健康有显著相关。本调查中SCL90采用1～5级评分法，得分越高症状越表1 空巢老人与SCL90全国常模各因子比较表2 不同躯体健康水平的空巢老人心理状况表3 不同性别空巢老人心理状况对比结果1)P
明显，心理健康水平越低，因此与老伴关系、收入、与子女关系、躯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状况呈正相关。总体来说，心理健康状况受多因素影响。
3 讨 论
徐州市区空巢老人心理健康状况令人堪忧，与全国常模相比，躯体化因子、恐怖因子分均显著增高。这一结果与国内学者曾长佑〔8〕的研究结论(空巢老人SCL90各因子分均低于全国常模)不一致，反映出徐州市区空巢老人心理健康状况受躯体不适严重影响，这可能与作为重工业城市的徐州地区的生存环境有关。
不同躯体健康水平的空巢老人心理健康状况不同，躯体健康水平越高相应的心理状况越好。因此，建立健全的卫生服务体制，满足老人日益增长的卫生服务需求，提高躯体健康水平，是预防空巢老人心理问题的重要措施。
空巢老人心理健康状况性别间存在差异，男性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优于女性，与梅锦荣报告〔9〕一致。可能与女性细腻的感情思维、沉重的家庭负担、心理状态易受周遭的改变而波动有关。所以，老年女性的心理健康更应得到关注。
社会因素与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分析发现，心理健康水平受多因素作用。受教育程度对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不大。表4也反映出和谐美满的婚姻、稳定丰厚的经济收入、与子女亲密的关系、良好的躯体健康状况均对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的活动空间受到压缩，生活中心转移到家庭，因此，和谐美满的婚姻生活会增强老人的满足感。较高的经济收入，可以使老人更好地满足自己的物质和精神消费，增添生活的优越感和幸福感。与子女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了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水平〔3〕，儿女不在身边致使老人孤独、焦虑、抑郁。当然健康的体魄是幸福生活和良好心理状态的前提。
上述研究结果提示：空巢老人总体心理健康水平偏低，提高心理健康水平迫在眉睫，是今后老龄化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空巢老人的心理状况受复杂的多因素影响。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家庭、社会、政府通力协作建立完善的老年特色的医疗服务体系，探索出科学合理的养老模式，真正实现健康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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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基础有区别
德育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理论指导，心理健康教育以心理学、教育学等为理论指导。
（二）目标侧重点有区别
德育按社会要求规范个人行为，以塑造个人完善的道德品行为目标，其教育核心问题是人生观问题。心理健康教育关注个人合理的心理需求，以塑造个人完善的人格为目标，其教育核心问题是个性的自我完善。
（三）内容有区别
德育内容始终充满着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感，主要包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规范等内容。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没有阶级性，主要包括心理卫生、智力发展、人格评定、行为适应等内容。
（四）学生观有区别
德育把学生当作塑造的对象，在师生关系上重视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强调教育性。心理健康教育把学生当作帮助、服务的对象，在师生关系上重视平等、民主、尊重、理解，强调人性。
（五）教育原则有区别
德育的主要原则是政治方向性原则，有明确的是非价值取向。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原则是根据学生心理发展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在尊重学生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实施指导、帮助，帮助学生解决心理矛盾，培养心理能力。
（六）工作方法有区别
德育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说服、评价、模仿、规范等，要求个体必须接受教育者提供的价值体系、行为模式，“符合”就予以肯定，“不符合”就予以公开否定、批评惩处等，具有集体性、公开性特点。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主要方法是测量、矫正、咨询等，虽然也有一定的心理健康的参照标准，但这是一个学生主动构建、改造其心理世界的过程，教师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要本着尊重、理解、信任、保密的原则，没有对学生的心理予以否定的权利，具有个别性、保密性特点。
（七）教育后果有区别
德育工作失误或失败，会导致受教育者思想更加错误，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心理健康教育失误或失败，会导致受教育者心理问题加重，严重者可能轻生、自杀、精神分裂［1］。
（八）教育者的要求和角色有区别
德育工作要求人人做，德育工作者要居主导地位，其任务是进行宣传、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要求具备一定心理专业技能的人员做，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处于辅导地位，主要扮演参谋、顾问、朋友的角色，其任务是询问、帮助、指导对方［2］。
二、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联系
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虽然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但它们之间的联系也是非常密切的，主要表现在：
（一）有共同的教育目的
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对象都是学生，基本职能都是“育人”，都是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二）有相互交叉的内容
无论是德育还是心理健康教育，都关注学生的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四个方面，心理健康教育解决学生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心理层面的东西，德育解决诸如道德认知、爱国主义情感、遵守道德观念的意志、文明行为等思想道德层面的东西。
（三）有互相衔接的职能
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成才，而健康的心理是学生成才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也是德育的前提。心理健康教育通过改善学生的心理状况，使他们保持一种主动接受教育、积极完善自我的良好的精神状态，从而为他们接受思想品德教育和其他教育创造条件；而德育通过对学生思想品德的熏陶和塑造，反过来对学生心理状况的稳定和改善发挥积极影响，二者协同作用，相互促进，共同促进学生的成长。
（四）有密不可分的工作方式
学生的某些思想问题要通过心理教育的方式配合解决，而学生的某些心理问题也要通过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教育帮助排除。
（五）有类似的教育途径
课堂教学、学科渗透、辅导员班主任工作、社团工作、校园宣传阵地、课外实践活动、优化校园环境、家校配合、谈话谈心等是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都可采取的途径。
（六）有一些可共同遵循的教育规律
先进的教育理念、新型的师生关系、尊重人的价值、重视个性发展、正面教育为主以及学校、家庭、社会的协同发展，都是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共同遵循的规律。
（七）有融为一体的实际操作过程
就学生个体而言，他们的心理问题往往与道德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必须通过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协同作用、共同进行来加以解决。德育工作者必须具有心理健康教育的知识和技能，是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力量；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也要懂得德育原理，会做德育工作［1］。
三、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相互作用
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不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而且从机理上能够相互作用。
（一）心理健康教育是德育的基础
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心理发展过程，任何一种思想品德的形成，都是以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等基本心理成分为基础，而政治立场、思想观念和道德情操等是人心理中最高层次的东西。没有健全的心理过程和人格，就不可能建构高层次的精神世界，不可能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同时，学生要形成正确的政治立场、道德规范和法律意识，必须首先学会适应社会、应付挫折、调整情绪、人际交往、设计生活目标等。另外，只有当学生处于良好的心理状态下，才能顺利接受思想品德教育。
（二）心理健康教育有助于学生构建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德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形成学生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而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的形成建立在学生正确的自我意识基础之上。一个心理健康的人，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客观地评价自己，积极地悦纳自己。他们一般有较高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水平，了解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有恰当的人生目标，并且能正确认识自己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能及时调整自我需要以适应社会需要，从而确立个人需要与他人需要、社会需要相统一的科学的人生价值观。
（三）心理健康教育为德育工作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德育工作者应认真研究、掌握心理学知识，遵循学生的心理活动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在工作中尊重学生个性，充分理解和信任学生，达到心理相容；要善于满足学生的合理需要，激发学生的高层次需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要注重自己的人格修养，用自己健全的人格影响学生，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3］。
（四）心理健康教育对德育工作具有调节功能
心理健康教育能够较好地协调道德教育与学生心理需要和生活实际的关系，使德育更加贴近学生心理需求，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德育是系统的、高层次的导向教育，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内容理论性极强，对人的培养有一个较为统一的标准，这使德育在学生眼里高高在上，与现实脱离；在教育方法上，教师以理论教学为主，更使学生觉得内容空洞，难以接受，从而采取消极应付方式，产生逆反心理。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涉及学生生活、学习实际，又坚持自愿、平等的教育原则，学生乐于接受，能够产生心理共鸣，消除逆反心理。
（五）德育为心理健康教育引导方向
在心理健康教育中渗透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具有坚实的思想基础。同时，在道德评价与选择的矛盾冲突中，可以锻炼学生的心理调试能力，通过丰富的德育实践，能够增强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磨炼意志品质，丰富健康情感，提高心理素质［4］。
四、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要有机整合
在学校教育实践中，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都有各自的优势。结合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德育工作，有助于促进学生的道德内化，提高德育实效；结合德育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因德育问题而引发的心理问题，从思想上解决一些因德育失误造成的心理偏差，从而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因此，只有将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有机整合，才有助于提高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
（一）在德育理念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德育工作者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除了坚持政治导向和道德导向外，还必须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对学生的个性心理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合其身心发展特点，加强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增强学生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培养健全人格，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充分调动学生的身心潜能，促进学生健康发展、全面发展。
（二）在德育方法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通过运用一些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充分调动受教育者个体的主动性、参与性，实现个体的自我教育与调试，改变过去那种单项灌输的教育方法，给他们自己选择、判断的机会，教给他们判断的方法，从而提高德育工作的实效。
（三）在德育过程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进行必要的心理咨询，引导学生自己去领悟和调适，使学生处于一种自觉自主的心理状态，这样“说服”才能真正转变成学生的“心服”，变成他们稳定的内在素质和个性品质。
（四）在德育内容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在德育工作中，不仅重视政治思想教育，还要把现代人的观念和素质、心理问题的防范和调节等内容纳入德育内容中来，使学生不仅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而且知道如何为自己创造健康、幸福、美好的人生［5］。
（五）把“健全人格”的建构与培养作为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有机整合的“切入点”
健全人格的建构与培养是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共同目标和整合基础。人格健全是个体心理健康的核心，而良好的道德品质的形成过程实质上也是健全人格的形成过程。通过健全人格的建构与培养，能把道德认识、道德情操、道德行为统一起来，建立一个完整、健全的心理结构，使个体具有较高的动机水平和自我意识，从而形成一个高层次、高效能的自我调节与控制系统［6］。
（六）教育实施者相结合
学校由同一个组织或部门统一领导、组织、协调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统一计划、统一研究、统一实施，防止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两张皮”。德育工作者要能够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要能够从事德育工作，教育者在进行教育时，根据学生的思想和心理实际，既做德育工作，又做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从而提高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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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注留守儿童遭受负面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性别差异，并在调查、访谈的基础上分析了产生这个问题原因，提出针对男女留守儿童问题的对策与措施，有助于社会各界共同来关注和解决男女留守儿童的问题。
关键词：性别差异 留守儿童 措施
一、留守儿童问题的提出
许多研究表明：远离父母的留守生活严重影响着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和健全人格的形成和发展。近年，社会各界也把大量的目光和注意力对准了这群特殊的儿童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特别是关于他们的负面消息不时见于各种媒体。而且我们在对媒体报道稍加留意后发现，对于留守男孩于留守女孩问题的相关报道中，其内容、角度往往存在明显的差别。关于留守男孩的报道大多是游荡、迷恋网络以及暴力犯罪，而留守女孩遭受性侵害是最为普遍问题。2005年底，安徽肥东县完成了一项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调查。调查显示：该县有22.7万人出外务工，3.75万留守儿童。在2005年1－8月，该县公安检察机关共逮捕233个犯罪嫌疑人，其中18岁以下的占27个，留守儿童有24个。而留守女童由于生理和心理的特点，很容易受到伤害，特别是性伤害。公安部最近的一项统计也表明，农村留守女童容易成为性侵犯的对象。留守女童在我国的数量很多，媒体报道发现留守女孩遭到性侵害的可能还只是冰山一角。
留守儿童问题的差别主要表现在：①留守男孩存在更多的品德问题以及行为不良现象，而留守女孩的心理健康问题更严重。②留守男女童在父母离家后性格和学习方面的变化差别较大，留守男孩受到的影响远大于留守女孩。③在青春期，留守男孩受社会影响更大，而留守女孩更依恋父母和同伴。④留守女孩更容易遭受到性侵害以及其他伤害，而留守男孩更可能成为各种伤害中的伤害他人者。⑤家庭劳动分配不公，受教育程度期望有别。在存在明显的性别偏好的农村地区，人们通常在家庭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以牺牲女孩利益为代价，把更多的机会和资源留给男孩。留守儿童的性别特征在很多研究、调查中研究者都发现留守女童多于留守男孩。这是因为农村流动父母具有重男轻女的倾向，在有选择地决定哪个孩子留在老家时，他们更倾向于把女孩子留在老家，而把男孩带到城市来，带在自己身边。
二、留守儿童问题差异的原因分析
（一）社会和家庭对男女儿童不同的性别角色期待，以及留守儿童家庭不同的教育理念和教养方式导致不同的问题
家庭是儿童社会化最重要的场所。有关临床的研究表明，在亲密度和适应性方面表现出极端特征的家庭，尤其是亲密度极度匮乏、家庭角色混乱、规则不一致的家庭，特别容易出现家庭成员出走或身心疾病、子女行为出轨等不良现象。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正是典型的“家庭亲密度缺乏”的家庭，大部分家庭长期缺乏父亲角色。留守儿童和他们的父母通常是通过电话、信件来联系，这样的交流方式就决定了他们的交流不能够达到一定的频率。而且沟通也多局限于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很少有非常深入的话题交流。处于成长期的孩子，长期与父母分离，在寄养的环境中长大，与父母无法进行良好的亲子沟通，缺乏家庭温暖和有效的教育监督，这对留守儿童的自尊、同一性以及道德推理能力的发展是明显不利的。同时，我国农村家庭在子女的教养方面，明显存在不一致。那就是普遍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对留守在家的男孩和女孩，父母及代养人往往采取不同的教育理念和教养方式。对男孩：物质上尽量满足、学习上要求较高、相对的期望也更高。对女孩；物质上尽量满足、对其学习和其他方面的要求不高，通常是能读多少算多少的。留守男孩的监护人特别是祖父母往往对他们溺爱，忽视了道德教育和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与此相反，大部分留守女童则受到了冷落和忽视。
（二）男女的两性自然差异是留守儿童问题差别的原因之一
我们提倡男女平等，但男女的生理性别差异和社会性别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研究表明，男女两性无论在大脑结构还是心理气质及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不同。社会对两性的期望以及父母的养育方式不同则构成了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差异。男孩崇拜力量、冒险、独立，并且倾向于在自己的小团体中处于有利的位置。对于青春期的男孩没有一帮铁哥们会让他们感到没有“面子”。研究者发现男生和女生和父母沟通的内容不尽相同，在一些敏感性话题和交友、兴趣等方面的个人话题上，男孩尽量更加倾向于避免与父母交流。而女孩更善于表达情感，无论什么话题都比男孩更善于向父母袒露。远离父母的留守儿童也表现出这个特点，女孩仍然依恋父母，会更加主动地寻求父母及其他亲属、老师的帮助。而男孩更喜欢通过同伴交往以及上网等，向网络、社会寻求支持、友谊。在他们尚未形成鲜明的是非观的时候，由于缺乏父辈的示范指导，很容易因不良的同伴交往导致品德问题，不良的同伴交往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一些留守男孩偏离了正常的人生发展轨道。
由于社会对男性特质中独立性的强化作用，男孩似乎比女孩在独立发展方面经历的冲突和痛苦多些。留守女孩虽然想念父母却较少抱怨，对父母更多的是理解，也更加适应远离父母的生活。但孤独的生活以及父母的忽视很容易对其心理产生创伤、感到压抑、郁闷。而留守男孩对父母的远离相对抱有较多的抱怨及负向情绪。一些从父母那里得到较多物质满足的男孩表现出缺乏责任和自信，过度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导致学习下降、精神空虚甚至与父母、社会对抗等。对于青春期的男女来说，性是既神秘又充满魅力的。男孩经常一起讨论异性、关注自己的性特征及性行为的有关问题，而女孩更加关注自身的性心理方面的问题。这也是在一些性侵害案件中表现出来的。
（三）学校教育和社会支持系统的缺失
美国学者Michael Gurian认为：一个健康孩子的成长需要小家庭（抚养孩子的父母及祖父母辈）、大家庭（包括亲属、朋友、保姆、老师、监护人）、第三家庭（包括媒体、政府、其他机构组织及有影响的社区人物在内的文化和社区）三种家庭的协调作用。在留守孩子问题的产生中，我们的学校、农村社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部分的农村学校及社区没有主动肩负起监管留守孩子和为他们提供更多支持的任务，留守孩子的闲暇时间以及他们的娱乐活动没有得到关注和引导。大部分时候，“大家庭”或“第三家庭”的成人世界把看护留守孩子看作是一种负担。从学校教育来看，课程设置与儿童身心发展不相适应。由于家庭生活的不完整，留守儿童在心理发展上存在更多的困惑与问题，他们需要学校给予更多的帮助与疏导，需要通过教师、通过集体的温暖弥补亲子关系缺失对其人格健全发展形成的消极影响。但由于教育理念、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等多方面的制约，我们农村学校很少开设专门的心理课程并配备专门的心理教师。碰到孩子在学校里犯了错误，我们的学校要歧视或开除他们、社区的人都警告自己的孩子不要和他们一起玩，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在关于男女的性别教育方面我们的农村学校也存在问题，很多学校在制定校规校纪、学习目标、教学计划时过于严格，并没有考虑到儿童的年龄特点和心理发展水平，特别是忽视男女儿童的性别差异，用传统的“听话”、“乖巧”、遵守纪律来要求生理发育不完全、自制力差、活泼好动的孩子。在这种条件下，女孩更容易适应学校的规章制度，而大部分男孩难以适应严格的学校纪律，难以成为老师眼中的“好孩子”。学校、老师对遵守纪律、“听话”的女孩的赞扬和鼓励无形中强化了女孩的某种性格特点，而男孩由于受到了更多的批评，学校生活在他们心中就是受约束、不快乐、无所适从的地方。这种偏激的思想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从而导致了学业不良的情况。在以学习成绩论英雄的学校中，他们成为了不受老师、学校甚至是同伴不喜欢的人。在初中时期辍学的学生大部分是男生，原因多是厌学甚至是被学校开除，他们在离开学校的日子里就很容易沾上社会上一些不良习惯。
三、针对男女留守儿童应采取有所区别的教育措施
留守儿童的大量产生和存在.是我国现行户籍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就业、教育、保障等体制的产物。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是每个儿童的基木权利和健康成长的基木条件。由于经济原因，现在数以千万计的年轻父母在外出打工时，不得不做出与自己的孩子相分离的决定，并将孩子交给年迈的父母或者其他亲属照管，这是迫不得己的选择。要从根木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必须从户籍制度以及其他相关体制的改革入手，消除留守儿童产生的条件，这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治木之策。
（一）在学校创建平等的氛围，真正实现教育公平
在农村地区仍然存在明显的重男轻女的现象。这对处于身心发展重要阶段的女孩来说，心理的影响肯定是长期的、消极的。她们会形成非常消极的自我概念、低自尊、自卑等心理困惑。对于男孩来说，他们往往由于调皮、违反纪律、学习成绩差，被班级边缘化，邻居甚至也不让自己的小孩和他一起玩。为了让留守儿童在一个快乐、单纯的环境下成长，老师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做到公平，平等对待男女生、学习好以及学习差的学生。细致了解不同家庭背景、不同性格学生的特点，给予学生平等尊严而有区别的教育，在尊重所以学生自尊的情况下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使留守儿童受到有尊严的教育。
（二）学校、社区和家庭必须重视给留守儿童健康的同伴群体、健康向上的社区文化
留守儿童特别是男孩需要同伴、也需要得到同伴的接纳、承认。因此我们的学校、社区和家庭应该通过组织健康的群体活动满足他们这种需要，并在帮助他们寻找健康偶像的过程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在健康同伴群体中活动，可以避免留守男孩受到不良同伴及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减少留守儿童的孤独感和犯罪率。这可以通过当地的学校团委组织青年志愿者与留守儿童进行交流及对其进行辅导等形式来完成。
（三）有区别的对留守儿童进行青春期教育和生命教育
青春期是身心发展的重要阶段，生理上已经发育的相对比较成熟，性意识也开始萌动了。而心理上他们则处于一个矛盾的阶段：既想独立然而又离不开成人人的照顾。因此在青春期的学校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播，更要注重个性化问题的辅导。对留守女孩特别要进行科学的性健康教育以及自我保护、反对性侵害、性骚扰等方面的问题。教导她们要尊重、爱惜自己的生命。对留守男孩则应帮助他们了解男性生理特点的同时，注重进行性道德教育，教导他们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明确自己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四）建立农村社区儿童少年教育和监护体系
少年儿童的教育历来是家庭、学校与社会共同的责任。但是，就我国当前教育的现状来看，社会对少年儿童发展提供有效帮助的机构太少，尤其在我们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基层很少或没有相关的少年儿童的社区教育组织，使得农村少年儿童的教育与成长发展在社区教育这一块尚处于真空之中。因此，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健全各自的教育功能，相互合作，促使孩子健康成长。
农村建立社区教育和监护体系，可以考虑由基层学区和共青团牵头，联合妇联、工会、村委会、学校，共同构建农村少年儿童健康发展的教育和监护体系。这些社区机构可由离退休教师、青年志愿者等人员构成。这对于保护农村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生活态度，培育他们形成健康人格，提高其综合素质，沟通学校与家庭都会产生有利的影响。这是家庭、学校之外的另一种与孩子们互动的关系，同时也起到了一种沟通家庭、学校与孩子们之间关系的桥梁作用。
（五）在学校教育中增设相关课程
我们在为所有儿童提供良好的知识教育的同时，我们也要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尤其是对生活在特殊状态下的儿童，我们更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增加对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的关怀。我国学校应试的倾向仍然十分严重，健康教育和心理教育等在广大的中小学校依然很薄弱。我们呼吁所有学校要开设针对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的心理课程，引导儿童走过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学校要专设心理教育教师，他们和其他任课教师一起共同对儿童的显性和隐性的心理压力进行疏导。帮助儿童健康、和谐发展。如果把学校的健康教育和心理教育搞好了，其他有特殊需要的儿童群体也可以受益，得到必要的帮助。
参考文献：
[1]易进.心理咨询与治疗中的家庭理论.心理学动态1997.6.1－5
[2]康树华.青少年犯罪与治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114页
[3]杨晓莉，邹泓.青少年亲子沟通的研究.心理与行为研究.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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