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长清、李晖提出政府财政支持对于农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刘涵提出在促进政府支农结构调整中，应该合理配置好农业科技投入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尽量压缩农业事业性支出;温涛、王煜宇在论述我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问题时，提出资金投入总量与资金配置效率低下是两大瓶颈，这在我国西部区域农村表现得更为明显;张杰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点出发，提出即使加大支农资金投入量，仍然难以突破农村经济信贷资金“质”的瓶颈，仍需要从财政支农与金融支农等多种渠道来进行整合，发挥财政支农的杠杆作用，以此提高支农资金的整体合力。
二、研究方法与引用数据
(一)实证方法选择
在实证模型选择上，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本研究选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通过分析各变量间的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来实现对检验变量的平稳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的原理是，借助于变量Y2的过去与现在的信息进行预测得出变量Y1，则说明Y1是由变量Y2引起的。其显著的优势在于能够从滞后时间的确定中，来检验最优滞后期数，如果出现滞后期数的随机性，则会出现错误的检验结果。为此，在本次研究中，对于最优滞后期数的确定是依照Schwarz的评价准则来进行的，同时引入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技术，实现对各变量之间关系的全面分析。
(二)对于测算指标的选择
在测算指标引用中，一方面引入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情况，如银行在农业贷款中的额度值;另一方面参照国家财政支农政策中，对各农业生产支出项目，如水利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支出、农业救济款项等。本次所引用的金融机构信贷数据及财政支农数据，多源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6］1952～1977年的资料及1978～200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三)实证检验方法
1.格兰杰单位根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在使用非平稳序列进行统计时，可能会出现虚伪回归，导致回归方程所描述的因果关系为伪回归，即对于非平稳序列所得出的t值、F值、DW值和R2将出现偏差。为此，为了确保回归结果的准确性，借助扩展迪基富勒(ADF)检验方法来实现对样本数据的序列化。常用的扩展迪基富勒(AugmentedDicky－Fuller，ADF)检验模型为Y［，t］=［，0］+Y［，t－1］+rT+［，1］Y［，t－1］+［，2］Y。首先假定某系列Yt服从AR过程且满足ADF平稳性检验回归方程Yt=β1+β2t+(ρ－1)Yt－1+αi•∑miYt－i+εt，式中t表示为纯粹的噪音误差项，能够确保滞后阶数t不存在序列相关，对于H0∶ρ=1。当原假设成立时，说明序列是非平稳的状态，采用Eviews5.0对相关变量进行初始化分析，ADF检验呈现出了平稳性，对于一阶差分后再次进行ADF检验，获得数据呈现出平稳性，便可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
2.格兰杰因果检验
无论是政府增加财政支农资金的力度，还是积极地扩张金融机构的信贷规模，在对农业经济的增长因素进行分析时，均可以从格兰杰因果检验中获得验证。格兰杰因果关系验证的原理是将某一变量的滞后变量作为引入项，代入变量方程，如果其结果受到其他变量的滞后影响，则说明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对于金融机构的信贷不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拒绝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为0.08，说明金融机构的信贷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概率很大，原假设将会被拒绝，也就是说金融机构信贷规模的增长对农业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当财政支农资金不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时，拒绝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为0.69，则说明财政支农资金不是农业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较大，原假设不能被拒绝，表明财政支农资金的增加并未有效地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同时，在99%的置信水平下，金融机构信贷是农业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即表明农业经济的增长会促进金融机构信贷规模的增加;在95%的置信水平下，财政支农资金是农业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即说明农业经济的增长也会促进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支出。
3.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对于脉冲响应函数来说，主要是用来分析当出现一个随机性的扰动项时，对内生变量当前及未来取值的影响程度。，横轴代表滞后期间数(单位为年)，纵轴代表农业经济增长率;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对于金融机构信贷来说，一个正向冲击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来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而当进入第9期后时则趋于稳定增长，说明金融机构信贷规模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长效性;对于财政支农来说，一个正向冲击后对农业经济的增长几乎不变，说明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的增长影响很小或几乎没有影响。
4.方差分解技术分析
利用方差分解技术来衡量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主要是通过对某一结构冲击所带来的内生变量的贡献度来实现的。方差分解将每个变量产生的影响都进行显示。由此可见，对于农业经济自身因素之外的其他影响来说，金融机构的信贷冲击具有较高的贡献率，而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的增长贡献率很低甚至为零。
三、结论及建议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根本问题。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完成这一伟大历史性任务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因此“三农”问题的解决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以服务“三农”为宗旨的供销合作社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在十七大精神指导下，要不断深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使供销社逐步发展成为农民经济合作的带动力量、农村现代流通的主导力量、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骨干力量。
走过风雨见彩虹
在吉林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作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供销合作社，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计划经济时期，供销合作社在为农服务、促进城乡物资交流、保障市场供给等方面，尤其是在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业品的经营、农副产品的购销、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烟花爆竹的安全经营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供销合作社有过辉煌，也经历了跌宕起伏。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供销合作社和其它行业一样，由于历史包袱沉重、体制机制僵化、服务功能不强，一度陷入困境。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系统人员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紧紧依靠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紧紧依靠干部职工的拼搏，发扬供销合作人吃苦耐劳的“扁担精神”，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二次创业，在改革创新中探求加快发展的良策，在发展实践中寻找破解难题的方法。通过体制变革、机制转换、业态创新、开拓经营，使供销合作社走出了困境，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从1978年到现在，全系统累计供应化肥6997.6万吨，生活资料490亿元；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5年间帮助农民推销议价粮1000多万吨，为农民增加收入160多亿元。从1983年到现在，共向国家缴纳各种税费17.3亿元，为我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立足“三农”，构建农村社会化服务新体系
党中央提出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直接服务于“三农”的供销合作社应该如何应对新形势下的新要求呢？采访中冯主任对我们说，供销合作社始终立足“三农”，不断构建农村社会化服务新体系。坚持以改革为动力，以创新为手段，坚持合作经济的方向和为“三农”服务的宗旨，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地处农村、贴近农民、具有覆盖城乡的网络资源和人才、经营优势，努力构建“三个体系”（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体系、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做强两个载体（基层供销合作社和参与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打造两个工程（助农增收工程和农民消费放心工程），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的新型供销合作社，把供销合作社真正办成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
一是突出组织创新，培育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体系。为切实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扩大农民生产经营规模，促进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大市场的有效衔接，省供销合作社于2003年、2004年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吉林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协会”和“吉林省农村经纪人协会”。现在全省9个市州和52个县（市、区）全都成立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协会，全省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总数已突破5000个，参与农户36万户，带动农户150多万户，分别占农户总数的9.9％和36.4％，每年向农民市场、科技、劳务等信息50多万条，培训农民近20万人次，供应生产生活资料65亿元，推销农产品48亿多元，为农民实现收入近100亿元。省供销合作社发挥自身优势 ，帮助农民成立了专业合作社，例如食用菌合作社、人参合作社等。冯主任说：“这样就让有同样需求或者拥有同样商品的农民进行同类买卖，为农民提供了很大方便。”梨树县榆树台镇生猪生产发展很快，通过组建生猪专业合作社，发挥合作优势，将150万头生猪远销浙江、福建等地，不但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的卖难问题，而且也让农民获得了更大的收益。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对农产品经纪人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省供销合作社为了满足农村经济这一需要，开展了万名农产品经纪强人培训和强化技能鉴定活动，全国第一批高级农产品经纪人诞生在吉林省。实践证明，供销合作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推进农村组织创新，在我省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其他部门不可替代的作用，主要是发挥合作优势，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引导农民生产，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创造就业机会，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等。除此之外，各级农协在为农民提供信息技术、教育培训、法律援助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项工作走在了全国供销系统的前列，先后在全国供销合作社工作会议上和全省农村工作会义上介绍了经验，全国近20个省市供销合作社领导到吉林省考察学习。省农协被民政部评为先进民间组织，被全国供销总社命名为农产品经纪人星火科技培训示范站。
二是构建农村现代流通网络体系，打造农民消费放心工程。为了方便农民消费，满足农村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抵制假冒伪劣、坑农害农现象的发生，近些年，供销合作社结合自身的经营特点，围绕农业生产资料、日用消费品、农产品、再生资源和烟花爆竹、医药等五大经营平台，引进现代经营方式，大力组织连锁配送经营，收到了显著成效。目前，全系统发展农资连锁经营网点2200个，创建各类日用消费品超市1900个，烟花爆竹连锁店1050家，医药连锁店70家。吉林省农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吉农连锁”经营，在全省顺利实施“811”计划（即农资连锁经营网点800个，年经营化肥总量100万标吨，年销售额10亿元），实行“统一购进、统一配送、统一价格、统一结算、统一标识、统一管理”的“六统一”，向农民推行了优惠卡、信誉卡制度和承诺制度。为了把农民生产的绿色优质农副产品送进城，供销合作社切实加强了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共兴办各类市场200多处，年交易额60多亿元，其中长春果品批发市场是全国最大的果品市场。
三是积极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建立助农增收长效机制。近些年来，供销合作社按照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用工业化思维谋划农业发展的要求，结合供销合作社系统经营优势和特点，改变过去单纯组织商品购销的经营格局，积极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2006年实施了10大系列、20个龙头企业、50个产业化项目的“125”工程。全系统培育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100多个，年销售收入33.9亿元，带动农户99.2万户。建立各种农产品基地153个，每年发展订单农业9亿多元，创办庄稼医院522个，试验示范田2.9万亩，测土配方施肥20.7万亩，技术培训4.3万人次，咨询服务27.9万人次，有效地推进了助农增收。同时，供销合作社还积极为农民提供信息服务。信息闭塞问题一直困扰着农民的生产生活，供销合作社专门组建了“黑土地信息网”，为农民提供信息服务。据说一位农村的大娘家里有将近2000只大鹅，但因对外面的信息行情不了解，一直苦于没有销售大鹅的机会，通过当地供销合作社工作人员的介绍，将出售大鹅的信息在信息网上，不到三天的时间，接到了近百份定单，2000只大鹅在几天内销售一空。可见，农村的信息闭塞问题严重影响农民的经济收入。在和冯主任交谈中，她流露出对供销合作社开展这些活动的信心和憧憬。
实施“新网工程”，全力参与新农村建设
吉林省是农业大省，近半数人口在农村，农村消费潜力巨大，但是目前农村的消费环境与城市相比有较大差距，农村流通基础设施比较落后，现代化程度低，农村超市少，而城市一些大的商家到农村设点投入大，运距长，配送成本高，农村购买力相对较低，企业利润小。因此，城市企业轻易不愿意到农村去。农民买难卖难问题依然比较严重，假冒伪劣、坑农害农的现象时有发生。加快建立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型农村现代流通服务体系，帮助农民实现安全消费，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各级供销合作社充分发挥地处农村、贴近农民、具备覆盖城乡经营网络的优势，按照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体制创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见》（吉发[2006]30号）中“供销合作社是建设农村现代流通网络体系的主力军。要大力实施建设新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络工程（简称“新网工程”）”的要求，积极建立和完善农业生产资料、日用品、农副产品、再生资源、医药等五大连锁经营体系，建设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2006年11月省政府印发了《研究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络工程建设有关问题》的第110号专题会议纪要，明确了实施新网工程是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以省政府的名义成立推进新网工程建设协调领导小组，由两位副省长任组长，两位副秘书长任副组长，省供销合作社、发改委、财政厅等13个委办厅局为成员，办公室设在省供销合作社。通过系统上下的共同努力和相关部门的大力配合，全省推进新网工程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各市县“五个体系，一个中心”的总体框架已经形成，全系统发展各类配送中心90个，各门类连锁店、便利店等经营网点5740个，其中社区综合服务中心65个。实施新网工程以来，供销合作社系统累计供应化肥479.5万标吨、生活资料28亿元，推销农副产品31亿元。已经建立起来的各个网络在繁荣吉林农村经济、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一是净化农村市场，保证农民安全消费。省农资股份公司在发起组建吉林省农资流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的基础上，打造“吉农连锁”经营品牌，发展连锁店1286个，通过现代经营方式的运作，保证了诚信经营，维护了农民利益，“吉农连锁”品牌被全国农资流通协会评为“最具价值品牌”，被吉林省评为“综合贸易批发企业五十强”。省农资公司还承担着国家和省里25万吨的淡季化肥储备任务，对满足市场需求、平抑市场价格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吉林省平均每吨化肥价格降低150元，农民从中受益5亿多元。在“吉农连锁”的带动下，截至2007年8月末，全省供销社销售化肥281.2万标吨，占社会供应量的70.3%，体现了农资供应的主渠道作用，保证了全省农业生产的需要。吉林瑞春医药药材有限公司投资450万元建设了3200平方米的市级农村药品配送中心，在磐石、桦甸、永吉设3个中心店、44个加盟店、350个药品专柜，开展连锁配送，帮助农民实现药品安全消费。二是打造畅通工程，搞活农产品流通。延边州供销合作社采取“超市+专业社+农户”的模式，积极开拓京津沪市场，与天津市供销合作社天绿农产品营销合作社合作，把延边的大米、木耳等农产品打入了天津、北京的大型超市，在延边建立了有机大米生产基地，开辟了供销合作社系统跨区域合作的新路子。梨树县天成油脂有限责任公司被省政府命名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年加工20万吨大豆，新上年产5万吨生物柴油项目，年收入可达2.5亿元，填补了吉林省生物制柴油项目的空白。他们采用“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在全县14个乡镇建立商品基地1.6万公顷，与5000多户农民签订了订单，每户农民平均增收2000多元。三是发展循环经济，改善城市卫生环境。吉林市社以吉林市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为依托，发挥传统经营优势，借助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契机，建成3个再生资源回收加工市场，占地总面积33万平方米，使全市 60%的业户进入市场经营。他们还在城市社区建设了120多个再生资源收购亭，对市区内2000多台流动收购车进行了“五统一、四规范”的管理，社区收购亭要求日收日清，使废品经营变成清洁环保经营，同时进行加工利用，变废为宝，有效地改善了城市的卫生环境，促进了循环经济的发展。四是拓展服务功能，改善农民消费结构。永吉县一拉溪陡嘴子服务中心辐射4个村，近8000人口，现有一个再生资源收购点、一个农副产品收购点、一个农资商店、一个歌舞厅、一个美发厅、一个室、一个台球室、一个小吃店、一个网吧、一个浴池。该中心根据农民收入增长、生活宽裕的现实条件，为农民提供系列化服务。年销售商品60多万元，为农民宰杀生猪200多头，还为农民提供了休闲娱乐、上网等服务，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五是提供就业岗位，促进劳动力就业。长春果品批发市场是“部级果品批发市场”、“全国定点鲜活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菜篮子工程’”。市场通过开展连锁经营，促进了长春果品市场的发展，扩大了交易规模，带动了交通运输餐饮娱乐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交易摊位210个，吸纳1650人就业，为发展长春经济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吉林市社通过建设各类连锁经营网点2200个，吸收城乡就业人员近4万人，其中，吉林市日杂批发市场吸收下岗人员1500人，有效地缓解了当地的就业压力，促进了劳动力的再就业。六是壮大供销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全省供销合作社企业在开发项目、培育龙头、构建基层网络的过程中，用现代经营方式规范了经营行为，用现代管理方式加强了企业制度建设，逐步形成了不亏损的长效盈利机制，增强了发展后劲，提高了经济效益。2007年上半年，全系统商品总购进实现28亿多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8%，商品总销售实现29亿多元，比同期增长15.2%。农副产品收购同比增长18.1%。
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们临淄区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大力实施“科技兴农”战略，加大投入，积极改善农业装备条件，按照市场需求，不断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步伐，有力地促进了全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去年全区农业总产值达18.24亿元，较上年增长4.2%；农村经济总收入达113亿元，增长8.2%；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951元，增长7.5%。农业科技贡献率也由上年的62%提高到65%。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以齐城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为先导，为农业现代化提供科技支撑
建设淄博市齐城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是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策，是我区农业发展的新机遇。自去年8月份，齐城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启动建设以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抽调精干人员，组成了管委会。聘请中国农业科学院搞好了开发区总体规划，规划面积1.5万亩，重点建设高新技术试验示范园、高效种植园、现代化畜牧养殖园、农副产品加工园四个功能园区，各个园区协调配套，有机统一，适应了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在工作上,一是注重抓了政策制定和宣传。根据上级有关政策，区委、区政府制定出台了《淄博市齐城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在符合国家方针政策的前提下，从资金、土地、税收等方面为投资者提供最佳优惠条件，并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在市内外引起了较大反响，目前已有千余人次参观考察开发区，咨询投资政策，洽谈合作项目。二是加强了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及大专院校的联合与协作。先后与中国农科院、山东农业大学、莱阳农学院、山东理工大学等科研教学单位建立了科技协作关系，现已进入实质性研究项目两项,还有几个科研项目正在商讨之中,为我区农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三是加快了基础设施建设。区内主干道路、供电设施、办公及科技培训中心等已完成规划设计，正在招标建设中,为进区项目创造了较好的环境。目前，15万头生猪屠宰及深加工、“兔巴哥”系列膨化食品、乳制品等5个项目已开工建设，总投资4400多万元;高科技低温脱水食品、授粉熊蜂周年繁育等8个项目正式签约并准备动工，总投资1.7亿元。另外，波尔山羊养殖、生物肥加工、啤酒添加剂等项目正在进一步洽谈之中。
二、依靠科技，不断调整优化农业结构
围绕发展高效农业，我区始终坚持“市场为先、科技为要、效益为本”的原则，实施科技带动，不断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加快全区农业支柱产业的优化升级,提高主导产品的品质及加工增值能力。在积极引导东部乡镇蔬菜上规模、上档次、增效益的同时,对西部乡镇立足高起点、大规模、快速度,大力实施“瓜菜西移”战略，并不断制定和完善扶持政策，搞好蔬菜科技示范园区建设，收到了以点带面、推动蔬菜持续发展的效果。2001年,全区蔬菜种植面积达到28万亩，其中保护栽培面积占80%以上,年蔬菜总产量达16亿公斤，实现收入15亿元。在结构调整中,我们坚持把发展畜牧业作为重点，突出抓了畜牧小区建设，促进了畜牧业的规模化发展。全区已建成畜牧小区50多处，生猪存栏9.5万头，年出栏肥猪13万头，家禽存养490万只，尤其奶牛得到较快发展，存栏量突破4000头，比去年增加一倍,全区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增加到30%以上。在科技的推动和市场的拉动下，我区农业结构调整正在朝着布局合理、产出高效、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迈进。
三、用科技打造名牌，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WTO的加入，名牌已是产品流通的“通行证”，是“命牌”。对此，我区把创名牌、树名牌当作发展无公害农产品和创汇农业的一项关键性措施来抓。一是突出抓了“良种工程”，在不断改造传统农业品种，培育传统特产的同时，积极开发、引进、推广粮食、蔬菜、果品、畜禽、花卉等名、优、稀、特、新品种，特别是以淄博维生种苗公司等农业企业为龙头，充分发挥其科技优势，积极引进推广国内外新品种58个，改善了农产品品质，逐步培育创出了“绿帝”、“绿彩王”、“紫姑娘”等蔬菜名牌，畅销国内外。二是狠抓了无公害蔬菜基地建设。根据市场发展的要求，注重把蔬菜标准化生产作为主攻方向，并在皇城设立了无公害蔬菜生产试验示范基地,取得了较好效果。
我区被国家命名为“中国西红柿之乡”、“部级蔬菜标准化示范区”、“中国优质蔬菜生产出口基地”。三是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我们利用信息网络,狠抓了国内国际蔬菜市场各种信息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先后加入了“农业部信息网”和“中俄商贸网”，进入国际互联网络，并建立了临淄蔬菜信息网站，及时了解国内外蔬菜市场行情信息，在上海、呼和浩特、牡丹江等城市设立了蔬菜直销市场和销售办事处，随时了解外地蔬菜市场需求品种、数量、价格和商检标准，为产销两地牵线搭桥，传递信息，搞好服务。去年，全区90%的蔬菜实现外销，外销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并通过满洲里等边贸口岸向俄罗斯、韩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出口蔬菜1200万公斤，创汇180万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5%和42%.
四、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投入，不断提高农业科技水平
关键词：农业；农村经济；思考
引言
“三农”问题一直受国家高度重视，尤其从2004到2020年连续17年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做出具体部署。这是党中央持续发出的强农惠农富农信号，是党中央坚持不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集中体现。
1寿阳县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状况
2017年，全县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1.85亿元，农业增加值13.03亿元。全县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2017年达12…568元，是2012年8…287元的1.52倍，年均增长8.69%；农民收入水平在晋中市排名第六位，增幅居全市第九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从2012年的2.80︰1稳步缩小到了2017年的2.59︰1。
2寿阳县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2.1农业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寿阳属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区，全县耕地中90%以上为旱地，多数为跑肥、跑水、跑土的中低产田，水土流失严重。由于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状况还未根本改变，加上受水资源、气候等条件的制约，农业生产成本偏高，种地收入效益低下，以至农村土地出现撂荒，农业兼业化、副业化现象较为突出。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劳动力和土地价格刚性上涨而农产品价格弱势运行已成常态，农业比较效益持续走低。农业龙头企业相对弱小，带动能力不强，多数农产品以初级产品进入流通环节，精深加工少、附加值低。农产品储藏、保鲜、包装等处理能力不足。农产品品牌建设不足。农业农村支持保护体系不够健全。农业市场风险、自然风险防范机制不完善，农业产业仍处于弱势。农技推广体系弱化。农业经营主体贷款难、贷款贵依然存在，龙头企业和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用地、用电、用水政策有待完善和贯彻落实，农业补贴、保险、信贷有待加强。
2.2美丽乡村建设有待深化
全县美丽乡村建设不平衡，亮点不多，短板明显。美丽乡村建设覆盖面不足，离全域美丽仍有较大差距。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历史欠账较多，乡村生态环境亟待修复。村庄建设规划覆盖率低，建设水平有待提升。除了少数“盆景”外，许多村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还较差。多数村庄垃圾分类处理、生活污水治理仍处于较低水平，设施不完善。“要我建到我要建、要我管到我要管”的美丽乡村建设机制和长效管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设施和绿化美化管护有待加强。
2.3乡村社会治理有待完善
农村“三基”建设仍然薄弱，基层组织建设不平衡，一些村“两委”干部队伍的战斗力与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要求不相适应，部分乡村干部的工作能力不能满足农业农村快速发展的现实要求。一些村组干部长期在外务工和定居，“领头羊”作用丧失。一些村组干部领富带富能力不强。还有一些村组发展党员源头不足、老龄化严重，少部分农村党员缺乏党员意识，对周边群众的模范示范带动意识不强、效果不佳。全县农村乡风文明建设任务还非常艰巨。农村陈规陋习等不良现象仍较为突出。
2.4乡村振兴人才缺失严重
乡村振兴关键是人才振兴，真正解决好“地谁来种、新农村谁来建”的难题。从专业技术人员看，乡村振兴建设项目多、任务重，对农业技术人员需求量大、要求高，但目前各个乡镇不仅相关专业技术人员配备不足、专业不对口，而且很多时间都是在从事乡镇安排的其它工作。受到年龄、知识结构等要素的影响，老龄农业劳动者对新技术、新品种接受比较慢，综合劳动素质技能地，严重影响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农村建设。此外，全县农产品电子商务、乡村休闲旅游等农业新型业态发展和农业新技术推广应用，也有赖于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整体提升。
3推动我县农业农村健康发展的有效策略
3.1增加农业投资资本，推行农村特色化发展
加大农业资金投入力度，增加农业经济的资金成本，同时，依据当地文化特色，发展适应我县农村发展的特色化经济，吸引当地客商投资。政府部门应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机械设备、支农资金成本的支持，减少农户的作业压力，减轻农户种植业发展的压力，提高农业作业机械化程度。
3.2开展农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户知识水平
农业部门应会同各村委会定期组织农户开展农业种植科学技能培训活动，邀请专业农技人员指导农户种植，组织讨论种植模式，共同解决种植过程中的问题，丰富农民的种植经验，提高农民的专业科学种植能力，从选用适合土壤种植的种子，选择恰当的肥料入手，针对生产中的具体问题，推出具体操作规程。
3.3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发展特色多元经济
依据当地实际情况，农民应合理规划使用土地，丰富种植品种，优化种植结构，生产优质的农作物，多元化的发展农业经济，评估土壤适合种植的作物，加大产业链的延伸，完善农村经济基础建设，便于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
从体制和法律上建立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效机制
我国目前正处在从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向工业和服务业经济转化的过程中。伴随这一进程，城市住房和非农业用地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大量的农业土地转化为城市用地。我国是通过国家强行征用的方式而非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将土地从农民手中征用过来，然后把土地转让给新的用地者，用于城市用途。而且这种转化通常是被垄断的，这种做法在世界各国是非常鲜见的。国家强制性地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征为国家所有，农民在得到一定补偿后，便永久丧失了土地的所有权。伴随着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大批农民变成了失地农民。据估计，目前中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可能高达4000万—5000万人。国家强制性大量征地造成的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就业无着落等问题日益严重，因征地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需要有新的立法和政策，既保证国家建设用地，又要给农民以公平的补偿，给失地农民以妥善的安置。必须完善有关法律，保证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才动用征地权。为了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征地补偿必须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依据，实行公平补偿，不能以侵害农民利益为代价降低建设成本。必须完善征地程序，保证在征用农民土地过程中土地权利人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必须允许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流转。根据现行法规，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不能出租、转让和抵押等。目前法律的规定已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实。要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只要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只要在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控制之上，应该通过市场开发商和土地所有者进行平等的谈判，而且不一定涉及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要改变一次性货币安置为主的做法。农民入股也可以，合营也可以。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是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的根本途径。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工业反哺农业的新机制
目前中国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后，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工农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农业不再替工业发展提供积累，农业成为接受“补助”的部门，而不是受“挤压”的部门。根据国际经验，此阶段不同国家从各自国情出发，都采取相应措施，以工业反哺农业。尽管现在农村人口还占多数，还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大量补贴来解决农民收入偏低问题，但就我们国家的财力来讲，我国在总体上已具备了反哺农业的实力。与国家财力增长相适应，必须增加政府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形成支农资金的稳定投入渠道。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幅度要继续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政府新增财力的使用要大幅度向“三农”倾斜。
为此应该切实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过去我国农业财政建设性资金中，用于大中型工程的比重较大，而与农民生产和生活直接相关的农村小型基础设施的投入严重不足。在取消农业税以后，要将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各级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范畴。
切实打破城乡隔阂，形成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改善城乡关系上做了大量工作，但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中仍处于不利地位，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方面仍然不平等。由于长期受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在处理农村与城市关系问题上，仍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重城轻乡”的观念，甚至以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市和工业的发展。
城市的发展，城市很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农村的发展，农业和农村很多问题的解决，更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带动和反哺。与同等工业化程度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化水平仍然有很大差距。目前，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平均水平已达40％，发达国家城镇化平均水平则在70％以上。根据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城镇化水平在30％—70％时期是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一个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达到70％左右才能基本稳定。可以预见，未来20年，我国将处于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比较乐观的预测是，按照1995年以来城镇化率平均每年增长1.4个百分点的速度，201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为50.6％，2020年达到65％；较为保守的预测是，按照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城镇化率平均每年增长0.9个百分点的速度，201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为46.3％，2020年达到55.2％。从就业结构看，随着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按每年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下降1个百分点计算（1981—2001年的20年间，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份额年平均下降1.3个百分点），到2020年，农业就业比重将由50％下降到35％左右，产业与就业结构偏差将进一步调整。未来20年，如果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得当，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将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提供难得的机遇。
推进城镇化一定要与解决“三农”问题紧密结合，妥善处理城乡关系，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机制。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为农民进得来、留得住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是城市带动农村的最重要的体现。要对现行的一些政策措施进行清理，清除农民进城的障碍，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疏通农民进城的渠道。要高度重视依法保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重视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要调整城市建设的思路，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城市的财政支出和各种公共服务不能仅考虑城市户籍人口的需要，应该有效服务于全社会。城市政府应把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和住所的进城农民视同常住人口对待，应把外来人口对住房、就学、医疗等设施的需求纳入城市建设规划。要进一步放宽农民进入大中城市就业和定居的条件。在大中城市的农民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应给予办理城镇常住户口，逐步实行以居住合法、固定职业为户口准入条件。农村居民在城镇落户后，在子女就学、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应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履行相应的义务。让外来人口逐步融入城市，有利于城市各种服务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城市社会的和谐。
赋予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国民待遇，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
目前，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明显滞后，城乡居民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会落空。
加快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现在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中政府投入已占了大头，即使这样，也应该清楚地看到，这种投入还是低水平的，远不能满足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要求。实行“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主要是把过去乡镇用于发放教师工资的资金上收到县财政，由县财政统一发放，这种做法对保障教师工资发放有明显的效果，但这项政策从总体上看仍囿于现行体制框架之内，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义务教育体制的城乡分割问题。实行“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后，学校公用经费依然严重不足，预算内补助虚列现象普遍，危房改造资金仍然存在较大的缺口。教育债务负担沉重，偿还难。要真正落实中央提出的把农村教育作为整个教育工作“重中之重”的要求，真正实现政府办农村义务教育，必须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版权所有
改善农村医疗条件，提高农民医疗保障水平。农村卫生事业虽然有所改善，但是医疗价格不断攀升，农民医疗负担重，有病看不起，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很普遍。从调查看，医疗支出已经成为农村居民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在全部调查农户中，医疗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8.5％，大病户家庭则占了30％左右。目前90％以上的农民属于自费医疗群体。新型合作医疗的保障水平还很低，平均补偿比例仅为30％，即使农民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还远远不能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从总体来看，政府农村卫生投入严重不足。1998年—2002年，政府农村卫生资金投入总量由110.34亿元增长为151.16亿元。同期，政府对农村卫生机构投入占财政支出比重由1.02％下降为0.69％。国务院已经提出，到2010年，要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民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卫生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主要健康指标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先进水平。实现这一目标，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进一步增加对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投入。当前，特别需要认真研究如何完善新型合作医疗的相关政策。
完善对农村困难群体的救助体系，逐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对这些丧失劳动能力的特困人口，要实行社会救济。要进一步加大各级政府对医疗救助的支持力度。要完善农村“五保户”和重病重残人群的供养、救助制度，逐步提高供养、救助标准，完善救助方式。在具备条件的地区，要加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农业和农村经济自身良性发展机制
全面繁荣农村经济不能仅仅依赖城市的带动和工业的支持。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即使城市化能够顺利推进，能够缓解农村发展面临的困难，2020年农村至少还会有5亿以上的人口，2030年至少还会有4亿以上的人口，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仍然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在理顺城乡关系的基础上，农村最终要通过深化改革，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进程，加快农村二、三产业和小城镇的发展步伐，逐步缩小与城市的差距。
但是，农村仍然存在以下问题：土地承包依然缺乏长期、完整。有法律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对农村乱收费和农民不合理负担的问题仍然缺少治本之策；农民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分散生产、势单力薄，谈判地位低，信息不灵，在交替出现的“买难”和“卖难”中，难以承受市场风险和利益损失；在世界农产品贸易日益自由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农业正面临着市场竞争的考验；乡镇企业面临着产业结构升级的市场压力；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城镇化滞后的问题日益突出；城乡分割体制依然没有彻底冲破，等等。在本文中，我们着重对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中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探讨。
一、食品政策：从自给自足到适度进口
中国农业资源紧缺、人口众多，努力增加粮食有效供给，始终是农业发展的头等大事，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中国农业生产长期发展中面临的严峻问题是，粮食生产将难以满足需求的增长，粮食的供需缺口将进一步扩大，未来的粮食进口量将逐步上升。
在实现中国粮食中长期供求平衡的战略选择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主张必须把粮食自给作为目标。另一种思路主张，在国内农产品价格逐步达到国际市场价格水平的时候，尽可能地利用国际市场，利用相对廉价的进口粮，弥补近期内中国因无法大量增加农业投入而可能出现的粮食供给不足，同时节省下宝贵的资源用于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实现农业人口的产业转移，不能片面地强调粮食的“自给自足”。
我们认为，从中长期看，保证粮食的供求平衡，既不能过份强调自给自足，也不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而只能选择“立足自给，适度进口调剂”的战略。
坚持粮食自给自足是不必要的，也是行不通的。近年来，中国粮食生产的要素边际生产率呈递减现象，由此导致粮食生产成本和价格不断攀升，目前，中国粮食的市场价格已高出国际市场的价格。
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实现粮食自给，就必然要求：大量使用耕地；大量增加对粮食生产的投入，以挖掘粮食的资源潜力和技术潜力；不断提高粮食价格；对国外廉价粮食的进口通过采取关税和非关税的措施进行限制，等等。这些措施，或者是难以行得通，或者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例如，过分强调粮食自给，土地和资本两项要素的机会成本将会很高，这不但影响农民增加收入，也会损害非农业的发展；不断提高农产品价格，不但会成为国内通货膨胀的潜在因素，而且会推动工业劳动成本的提高，影响整个经济比较优势的发挥；在经济日益国际化、贸易日益自由化的条件下，过份限制国外粮食进口，会遇到贸易伙伴的反对和报复，同样要付出代价。
适度进口粮食，调剂品种余缺，弥补产需缺口，增加储备，对于提高中国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无疑是有益的。今后，国际粮食市场的供给能力，仍是可以进一步提高的。但考虑到大量进口粮食对世界市场的影响，粮食安全、粮食进口能力以及粮食大量进口对国内生产的影响，今后在扩大粮食进口上，又应当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中国粮食的中长期供求平衡，必须立足于国内，不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将对中国农业进出口贸易产生巨大影响，其利弊如何最终取决于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近10年来，中国粮食生产成本平均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使粮食价格也随之提高。目前中国小麦、玉米、大米及棉花等大宗农产品的国内价格已高于国际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以往的竞争优势。中国的油料、糖、奶业自然条件好，原料充足，但由于加工技术落后，目前植物油、食糖和奶制品价格已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了以往的竞争优势。中国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蔬菜、水果、花卉和水产品、畜产品，由于资源成本低，目前价格大都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上述农产品出口水平却还比较低。如中国的水果类产品，目前的年出口量仅占其总产量的1％左右。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品质差、农产品加工、包装、贮藏等环节还非常落后。此外，对这些产品的国内支持还不够。
适应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求，今后农业发展的目标应是在继续确保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提高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根据比较优势原则来优化农业结构，提高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农民收入政策：从价格支持政策转向结构调整政策
增加农民收入，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全局性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农民收人预期不好，就不愿扩大农产品供给。因此，实现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目标，必须使农民收入能稳定增长。90年代末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增长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就是，在农产品供给全面好转的形势下，农民收入的增长处于缓慢状态。
目前农业收入仍占农民收入的60％以上，工农业之间的交易条件仍是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农业是一个观风险产业，同时又受到恩格尔法则的制约，在市场竞争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在农产品市场化的改革中，政府制定农产品保护价格政策，对减少农产品价格的不稳定性保护农民收人是至关重要的。
有关研究表明，政府对农业的价格保护程度，与经济所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一般说来，经济越发达，政府对农业生产者的价格保护程度越高。从中国目前所处发展阶段和财政实力看，像目前发达国家那样大量补贴农业是不可能的。现在，应逐步减少对城镇居民和城市国有企业各种补贴，大幅度削减农民的各种负担。从长远看，实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是一种趋势，实行高保护政策的国家必将大幅度削减农业的价格补贴，逐步开放农产品市场。而且，即使中国经济发展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农业人口份额降低到了较低的程度，也不可能直接采用价格手段对农业进行高保护。
增加农民收入，单靠政府的价格支持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这方面的潜力也会越来越有限。增加农民收入，最根本的途径是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调整农业结构，构建高效农业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结构调整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应当承认，过去农业结构的调整仍然是初步的、低层次的、阶段性的。农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农业结构性矛盾日益显露出来。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品质量不高，大路货多，名优产品比例低；二是一般性品种多，专用品种少；初级产品多，加工产品少，精深加工产品更少。目前中国水果的优质果率只占水果总产品的30％，约有20％的劣质果适口性差，部分蔬菜。茶叶中农药残留量超标，蔬菜、水果、花卉等产品贮藏、保鲜、加工水平低，难以保证储藏质量和商品质量。三是虽然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分工有了很大进展，但区域比较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区域性农作物结构不同程度存在大而全、小而全问题。在结构调整中，地区之间重复投入，常常一哄而上，带有很大的盲目性，造成了过度的盲目竞争和资源浪费。果品、蔬菜产地市场之间的激烈竞争，已经暴露了在品种、布局方面的趋同性。
抓住农产品总量平衡的有利时机，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促进结构优化升级，就成为农业发展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新一轮的农业结构调整决不能再走简单的数量、比例变动的老路子，必须注重调整的质量。这次结构调整，主要是向生产的深度进军，提高农业的质量和综合经济效益。
根据中国农业资源利用和农产品供求的现状，构建高效农业体系，应在继续发展种植业的同时，加快林业和畜牧水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在大农业中的比重。与此同时，在大农业内部，提高种植业与林牧渔业之间的多层次综合利用水平，努力实现农牧结合、农林结合、牧渔结合，更加集约地利用各种农业资源。
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既是提高农产品质量的重要途径，又会提高农业的比较利益水平，甚至可变废为宝，提高农产品的综合利用率，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多样化需求。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大都在3：l，而中国只有0．79：1。发达国家加工食品约占90％，而中国只占25％。发达国家食品工业产值一般是农业产值的1．5－2倍，而中国还不到1／3。从上述差距中，可以看出中国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还有很大的空间。农产品的包装、储藏、分级水平低，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经营的经济效益。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优化，应把加强产后系统开发、特别是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以利于其高产优质高效的实现。
三、农业产业化：农业发展的新趋势
长期以来，中国农业生产、加工和销售三个环节相脱节，导致农产品“买难”和“卖难”交替出现，这既使得农产品加工企业常常得不到稳定的原料供给，农民的利益也经常受到损害。针对这种情况，近年来，中国提出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思路。农业产业化在实践中是一种内容相当丰富的现象，虽然在理论上对其内涵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但多数意见认为，推进农业产业化，通过中介组织的带动，一头连给农户，一头连接市场，既保持了家庭承包制的稳定，同时又通过延长产业链，发挥一体化组织的协调功能，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进行商品生产，在一个产品、一个产业、一个区域内形成了产品规模、产业规模和区域规模，实现了规模经营。这种形式，有利于克服千家万户的分散经营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的矛盾，使分散的农民家庭经营与大市场之间找到了一种有效的连接方式；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层次上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有利于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
农业产业化在中国广大农村的实践，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概括说来，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一是龙头企业带动型。主要是以农产品加工或流通企业为龙头，带动农户从事专业生产，将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实施一体化经营。这种类型一般以“公司十农户”为基本组织模式。二是中介组织带动型。主要是以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包括农民专业协会）、供销合作社等为中介，带动农户从事专业生产，将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实施一体化经营。这类组织一般以合作经济组织十农户为基本组织模式，但也有一些是“公司+合作经济组织+农户”。三是专业市场带动型。主要是以专业市场为纽带，带动主导产业，连结广大农户。四是其它类型，如各农业研究和推广部门为农户提前、产中、产后服务。
无论采取何种组织形式，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核心问题是在生产、加工和销售之间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从实践看，农户与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其它组织的利益连接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买断”关系，即农户与企业之间除了纯粹的市场交换关系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经济联系，企业仅是一次性收购农户的原料，双方不签定经济合同，价格随行就市。在这种买断型的利益关系下，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之间并没有形成有机的内在联系，更没有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企业与农民的关系很不稳定。严格说来，如果企业与农户之间仅仅停留在这种“买断”型关系上，还不能说是实现了农业一体化经营。
二是契约关系，即农户与企业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前提下，签订规范的经济合同，明确规定各方面应当享受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建立了相对稳定的购销关系。在这种形式下，农户与企业的利益关系的紧密程度也有差别。多数企业一般都向农户供应良种、优良种畜、种禽和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并提供技术指导、培训，有些企业还以相对稳定的价格收购农民的产品，或参照市场价，制定保护价，当市场价低于保护价时，以保护价收购农民的产品。在这种方式下，农民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与“买断”型相比，更进了一步。但在许多情况下，农户不履约或企业拒收、压级压价等现象是经常发生的。
三是新型的合作关系，主要是通过建立各种类型的合作组织，实行利润返还，入股分红，逐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从合作组织形成的方式看，主要有以下几种：（1）供销社吸收农户入股，兴办专业合作社；（2）农民自发组建专业合作社；（3）一些协会吸收农民入股发展成合作社；（4）龙头企业吸收农户入股，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等。从合作组织内部的服务内容看，有些合作组织（主要是农民专业协会）主要还是提供信息、技术培训、物资供应等服务，有的则实现了合作加工和销售。从合作组织内部的利益关系看，有些合作组织与农户之间还是以服务为纽带连结在一起，而有些合作组织（包括企业）则与农产形成了新型产权关系，对农户实行利润返还和按股分红。从总体上看，这种利益联接方式还不多，发展也比较缓慢，许多合作组织还不够规范，特别是多数合作组织经济实力还比较弱，这使得它在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发挥的作用还比较有限。
农户与其他利益主体建立什么样的利益联接方式，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如产品性质、企业实力、农户素质等。今后，中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仍将以“公司+农户”作为基本组织形式，以契约作为基本的利益联接方式。积极扶持龙头企业的发展，对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只有龙头企业素质高、竞争力强，农产品及加工品才能立足市场、占领市场，农业产业化才能顺利进行。龙头企业在发展方向上，要高起点，坚持以质取胜，以效益取胜。龙头企业要处理好与农民之间的关系。龙头企业不是单纯的农产品加工或流通企业，它要为农民提供经济技术等方面的配套服务，这样才能使农民的生产符合市场的要求。龙头企业要努力做到与农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努力与农民结成共损共荣的经济利益共同体。
四、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就地转移到跨地区有序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尽管如此，目前农业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并没有得到很大缓解。
解决规模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必须采取“多渠道分流，多种形式转移”的战略，依靠
一、
二、三产业的全面发展，全方位开拓就业门路，最大限度地增加就业机会。为了防止大量农村人口过度涌入城市，诱发“城市病”，应该充分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潜力，使农业有效地发挥过剩劳动力的“蓄水池”作用。同时，应积极开拓国际劳务输出市场。但这两条渠道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今后，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出路的根本途径，在于非农化和城镇化。乡镇企业今后在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仍将发挥主渠道的作用。
能否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关键取决于乡镇企业能否继续保持较高的吸纳劳动力能力。现在乡镇企发展面临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新的环境下，乡镇企业不可能在所有的行业都与城市企业展开竞争，在经济发展进人结构调整时期，大部分行业生产能力出现相对过剩的情况下，乡镇企业要适应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的要束，对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这是保证乡镇企业持续增长和就业容量不断提高的关键。
一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从城乡布局看，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大都分布在沿海大中城市，形成了农村生产原料，城市加工的格局。这种格局割断了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的有机联系，不仅造成农产品原料损耗大，加工成本高，也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这一局面有了一定改观。1997年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城乡比为1：0.89，食品工业还是城市占主导地位，城乡比为1：0．60。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目前仍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农产品的深加工大都在城市。从农产品加工业的区域布局，1997年东、中、西三大区域农产品加工业的产值比为66：24：10，也就是说，农产品加工业主要还是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近2／3），而内地的比重则很小，尤其是西部地区只占1／10。乡镇企业要抓住机遇，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再次创业的突破口。中西部既是农产品的主要产区，也是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最具潜力的地方，要加快农产品加工企业向中西部转移的速度。中国今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主要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加工业，不仅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而且可以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压力。
二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发展的规模和要求而言，农村第三产业发展总量不足，发展相对滞后。现阶段的农村第三产业，主要集中于一些传统的、低水平的交通运输和商业饮食服务业之上，在某些传统行业中，由于区域之间产业结构的相似性，进入过剩、低水平过度竞争的局面也早已形成。如在乡镇第三产业的传统交通运输业中，运力的发展多集中于短途客运和内河运输业之上，运力增长相对于运力需求和道路过剩的现象较为严重。一些农村发展亟需的（新兴）第三产业行业（如科技服务、信息咨询、金融保险等方面）发展严重不足，如农村金融业，不仅业务范围窄，信用手段落后，而且极不规范，难以满足促进农村资金流动的需要。加快发展农村第三产业。一是重点建设好农产品批发市场，积极开拓农村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二是把交通、通讯、保险、金融、信息服务、技术服务等行业作为发展重点；三是要开发农村房地产和旅游等新兴产业。
引导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应是今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
从8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日趋活跃。根据国际经验，90年代和下个世纪的头20年，将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最剧烈的时期。可以说，近年来数千万“农民工”的大流动，不过是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农村劳动力跨地区大流动的序曲。
如此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以及自发流动不可避免的盲目性，致使流入地区的一定时期劳动力吸纳能力受到挑战，城市基础和交通运输面临巨大的压力，城市的住房、环境管理、卫生医疗设施、治安管理和人口生有控制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虽然引发了一些问题，但不能因此而普遍严格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除了像少数特大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流人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外，大多数城市应向农民打开城门，鼓励农民企业家进城投资办厂，吸引部分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近年来，在沿海一些大、中城市，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迅速增长，不仅城市就业问题已迎刃而解，而且还吸收了大批外来劳动力。这说明，现有大、中城市在解除了旧体制的束缚之后，经济若能蓬勃发展，其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允许一部分农民进入大、中城市就业，并努力使一部分具备条件的农民，由常年性外出打工，转变成稳定性移民，应当成为今后解决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的一条重要途径。
要加大户籍制度的改革力度，逐步消除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况。改革以来，虽然市场机制在劳动力配置方面的作用日益加大，但迄今尚未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着城市人口对城市就业机会相当程度上的垄断。长期保持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不用农民的就业竞争去抑制城市劳动费用的上涨，不仅农业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和条件，而且城市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的劳动效率也难以提高。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剔除粘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地位平等，获得统一的社会身份。为此，在就业制度上，应建立“企业自主用人，劳动者自由择业”的市场化就业制度。建立新的人口登记和管理制度，就是要建立对人口实行开放式管理的户口制度，即任何人无论是从乡村迁移到城市，还是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或从一个农村区域迁移到另一个农村区域，以及从城市迁移到乡村，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和要求（如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居住时间达到一定年限等），就应该依法获得合法的居住身份，并依法享受相应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户籍制度的改革可以采取渐进的方式，可先在小城镇实行新的户籍管理制度，在取得局部突破的基础上，再循序展开。目前，在小城镇，非农业户口已没有多少特权，改革现行户籍制度的条件已经具备。
五、土地政策：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虽然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进一步稳定和完善这一制度仍有大量的后续工作要做，特别是如何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仍是农村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
目前，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土地所有权继续归农民集体所有，农户则以承包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这样一种独特的制度安排，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但由于较好地解决了制度下普遍存在的集体成员“搭便车”问题，从而带来了生产率的巨大提高。由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在缺乏成熟的理论准备与系统的政策设计的情况下进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不规范是难以避免的。近年来为了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政府出台了一些重要政策，并试图使这些政策在法律上得到具体化，但农地产权制度仍不够完善。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的最主要的缺陷是农民土地权利的稳定性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在大多数地区，根据人口的变化，周期性地进行土地的调整是司空见惯的事。这种调整严重地损害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而政府关于将土地承包期在原先耕地使用权15年的基础上再顺延30年的政策；也没有得到较好的执行。
农民土地权利不稳定，还表现在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仍不够充分，例如，在现行制度下农民缺乏抵押上地使用权以获得银行贷款的权利。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在现实中缺乏充分行使自己土地权利的能力。虽然政府要求农户和集体之间要签定书面的土地承包合同，但在现实中，随意解除土地承包合同，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
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目前遇到的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是30年承包期内是否调整土地。一种观点主张应明确规定30年承包期内不调地。另一种意见是，在承包期内，应允许进行有限制的小调整。近年来的经验表明，采用行政手段，周期性地调整土地，以缓解人地矛盾，固然可以满足部分农民的愿望，但副作用很大，不利于鼓励农民改良土地。考虑到落实30年的承包期本身阻力就较大，如果在30年的承包期内再完全不允许调整土地，执行起来就会更困难。因此，比较可行的选择是，针对承包期内土地的调整制定更为严格的限制条件。新的《土地管理法》在这方面已有了很大的改进，如规定：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个别承包者土地的调整，必须经村民会议1／3以上成员或2／3以上村民代表同意。但这还不够，还应规定更为严格的限制。特别是对把土地承包给集体以外的单位和个人经营，要有更为严格的限制条件，如规定任何调整首先应得到现在的承包户的同意。这方面存在着基层干部滥用权力的现象，强行出租集体土地，强行收回农民承包地的现象是时有发生的。在很多国家的土地法律中，无论是对私地的出租，还是对公地的出租，都有“续相权”的规定。在荷兰，政府颁布的土地法令也规定，烟农的土地租期至少为12年，并可续租。在澳大利亚，大约85％的农地（主要是草场和林地）属于“公地”（crownland）。这些公地大都采用长久租用制，也都有续租的法律规定。例如，草场的租用期一般是99年，到期后都可续租。中国自来代就有了永佃制。明清时期永佃制在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区已经很盛行了。永佃制的特征是“一田两主”，即把土地的田底权与田面权分离开来，地主拥有田底权，佣户拥有田面权。地主可以把田底权出卖、典押，但不能随意赶走拥有田面权的佃户。佃户可以出卖、典押田面权，在这种情况下，地主的田底权不变。这种土地制度在历史上曾对保护佃农的利益和促进农业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赋予农民更长久的、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应当在有关土地的新的立法中，充分保障农民在30年承包期满后，有权继续承包土地。中央的政策是给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承包期再延长30年，30年内严格限制调地，满30年后有权续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农民感到自己是土地的主人，才能真正有利于使农民形成长期的预期。
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土地承包期长固然重要，但关键是明确界定土地承包权的性质。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从法律性质看，一开始就是以债权的形式出现的。物权和债权是大陆法系民法上相对应的两种财产权利。在英美法系中，没有这种概念。物权和债权的法律效力是不一样的。物权是一种排他性的财产权利，而债权则不具有排他性。物权对世上任何人都有约束力，因而又称“对世权”。债权只对某个或某些人有约束力，因而又称“对人权”。物权又可分为自物权和他物权。自物权即所有权。他物权则又可分为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用益物权包括：地上权、永佃权、地役权等；担保物权如抵押权。债权即租赁权。由此可见，所谓土地权利，是指一束权利。仅在英美法系中，就有50多种土地权利。土地承包权的债权属性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农户对抗他人侵权行为（尤其是对抗乡村集体干部随意调整土地、更改土地合同行为的效力），因土地承包权的债权性质而降低。实践表明，把土地承包权界定为债权，不利于农户树立起保护自己土地权利的法律意识，不利于防止农村基层干部随意调整土地，侵犯农民的土地权利。改变土地承包权债权性质，实现土地承包权的物权化，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土地权利，如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继承权、抵押权等，有利于减少现行土地产权关系中内含的不稳定性，有利于增加国家对农民的产权保护，有利于使农民形成长期的预期，也有利于在发挥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同时，推动农地的市场化流转，从而提高农地的利用效率。在《物权法》中，可以在明确土地归集体所有的前投下，把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或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新型的物权来看待，对农民的土地权利作出更加明确、更加具体、更加严格的法律界定。这样才有助于让农民树立起依法保护自己土地权利的法律意识。
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只有合理流动，才能提高使用效益。特别是在当前农业结构调整中，为了实现区域规模化种植，要求建立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机制，搞活土地经营权。土地流转的形式可以多样化。例如，一些地区创造出的“反租倒包”的模式，就是土地流转的一种好形式。这种土地流转形式在充分尊重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的前提下，改变了一家一户分散种植的格局，实现了区域的规模化种植；这种流转形式在充分发挥公司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收获的优越性的同时，也充分发挥了农户家庭分散劳动的优越性，把两种优势有效地结合了起来。促进土地流转最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培育土地使用权市场，通过私人之间土地使用权的自愿转让，来实现农场规模的扩大。政府的作用应当主要体现在健全土地法规，界定土地产权和制定土地流转的规则上，而不是用行政命令手段，去推进规模经营的发展。从整体上讲，中国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应以发展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为主，不应把规模经营与家庭经营对立起来，动摇家庭联产承包制。
六、走向新的合作
改革前，我们在发展合作经济上走了很大的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应该讲，迄今为止，在合作经济的探索上，我们还没有真正踏上坦途。农民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分散生产，势单力薄，不仅进入市场难，而且保护自身利益也难。这是农村发展市场经济面临的一个很大难题。农业生产以家庭经营为主，同时通过发展各种类型的合作社，为农民提前、产中和产后服务，可以有效地克服家庭经营的局限性，可以把家庭经营的优势与合作经营的优势有效地结合起来，可以为家庭经营增添新的生机和活力，开辟家庭经营走向市场、走向现代化的广阔前景。
发展合作经济，不应拘泥于一种模式，而应因地制宜地采用多种形式。综观世界各国，由于各自的条件不同，合作经济发展的模式差别也很大。欧美国家的合作社以专业合作组织为主；东亚国家和地区则以综合性的合作组织为主（如日本的农协）。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合作组织形式，人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大体有两种思路：一是大综合、大合作的思路。即供销、信用、技术服务三位一体，组成综合性的合作社，作为企业法人或合作社法人，享有独立的财产主体地位，承担有限责任，类似于日本的“农协”。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各自完善和发展的思路。即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供销社和信用社等，长期并存，自我改造，自我发展；政府则根据其不同特性，分别逐步加以规范，尽可能作为独立的财产主体，明确相应的法人地位和责任形式。这两种思路哪一种更符合实际，不宜过早下结论，更不能强迫农民接受某一种模式。比较稳妥的做法是因地制宜地采用多种形式。
在中国，强调发展社区合作是必要的。与欧美国家不同，东亚国家和地区农村村落稳固存在，村落内农户家庭之间血缘、地缘关系密切，社区内的合作十分重要。目前，中国的社区合作组织普遍存在着服务功能不强、合作属性较弱的问题，对农民没有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求在村庄一级普遍建立社区合作组织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建立“全民社”，农民只有入社的义务，但没有退让的权利。这样做，只能束缚、甚至窒息中国合作经济事业的发展。在中国现实条件下，发展合作经济，要充分利用社区这一组织资源，但又不能局限于社区合作，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超越社区的界限，要求在更广的范围内发展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近年来，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发展很快，在为农民提供科技、信息、资金、物资和产品销售等服务，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不可否认，迄今为止，这种合作经济组织并没有形成大的气候，对这类合作，要大力鼓励，要通过深化改革，为这类合作组织的发展创造更宽松的政策环境。
早在80年代初，从政策上就明确提出恢复供销社“三性”，还社于民。然而，经过10余年的努力，把供销社改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目标并没有达到。供销社目前面临着“三个不承认”：即农民不承认供销社是他们自己的组织；政府不承认供销社是官办的企业；供销社职工也不承认供销社是农民的组织。看来，试图把供销社在整体上改造为新型合作组织的政策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可以考虑适当对供销社体制改革的目标进行修正。有条件的供销社可以改造为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而大多数供销社在改革目标上设定为盈利性的非合作制性质的企业组织可能更为恰当。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也面临着与供销社同样的问题。
日本“农协”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日本“农协”不仅是农民经济利益的代表，而且也是农民的政治利益代表；它既是合作经济组织，也是行政辅助机构和政治团体。借鉴日本“农协”的经验，我们可以在一些地区试办为农民提供包括信用。供销、技术推广等在内的综合的合作社。
借鉴国际经验，总结历史教训，发展农村合作经济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维护农民经营主体和财产主体的利益，不“归大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农民入社退社自由，不搞强迫命令；坚持“民办、民管、民利”，不搞行政干预；对社员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不以盈利为目的。
目前各种类型的合作组织普遍存在规模不大，发展速度不快，管理制度不健全，改组、解体过于频繁，稳定性较差等问题。合作社难以获得全面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为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创造适宜的政策环境，特别是有关合作经济的法规建设严重滞后。从合作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看，在宏观上存在着许多严重阻碍合作经济发展的因素。例如，粮、棉等大宗农产品一直保留着相当程度的部门垄断，许多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也由国家垄断经营。这就排除了农民合作组织合法涉足这些产品购销的可能。而国家对农村金融的控制更是严厉，农民合作金融组织的发展难以获得适宜的土壤。从合作经济发展的法律环境看，中国迄今仍没有一部合作经济法规，在中国企业法人注册类型中没有合作经济的位置。由于合作经济的法律地位不明确，使合作经济组织的经营活动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合作社的法律地位不明确，既不利于维护其自身的利益，也不利于规范其行为，维护其它市场主体的利益，保障市场经济秩序。中国现有的合作经济组织包括社区合作组织、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供销社和信用社等，不同类型的合作经济组织差别很大，很难用一部统一的法律来对它们进行规范。应根据其不同特征，逐步加以法律规范，当前，迫切需要制定专业合作社法，在法律上明确其财产关系和责任制形式等。
七、粮食流通体制：从“双轨制”到市场化
中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建立主要由市场调节的粮食购销体制。这种新的粮食体制，包含着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粮食体制要进入市场经济轨道，这是由粮食也是商品决定的；二是粮食市场要在政府调控下运行，这是由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以及中国特殊的国情、粮情所决定的。借鉴国际经验，这种粮食流通新体制需要具备以下四个基本特征：第一，要有竞争性的粮食市场主体和完善的粮食市场体系。第二，要有健全有效的储备调节和保障体系。第三，要有健全的法制体系。第四，要有发达的粮食储运体系。
1998年出台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方案，并没有使中国粮食流通的市场化改革有实质性进展。这个改革方案虽然也提出要解决国有粮食企业政企不分这一深层问题，但由于它继续强化国家垄断的粮食收购体制，因而与主要由市场调节的粮食购销体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新的粮改方案更侧重于解决国有粮食企业巨额亏损挂帐这样的短期政策目标，而对发有粮食市场，培育竞争性的粮食市场主体这样的长期政策目标则重视不够。
粮食流通体制涉及到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等方面的利益分配，涉及到中央与地方以及产区与销区的利益调整，还涉及到财政、金融、价格。内贸和外贸等众多部门的体制改革，因此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化的粮食流通体制，需要继续进行一系列改革。一是改革国有粮食企业，真正实现政企职能分开；二是鼓励农民建立合作经济组织，参与粮食流通；三是完善仓储制度；四是完善保护价制度；五是政府逐步过渡到只管按保护价收购专储粮，逐步取消定购；六是协调好粮食内外贸的关系及生产和流通的关系。
八、工农关系：从以农业支持工业向以工业反哺农业转变
在传统体制下，中国工农业之间一直未能建立起一种均衡增长和良性循环的关系，导致二元经济结构凝固化。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提高了工农业的关联度，市场机制的引入促进了资源在两大产业之间的合理配置，但是，工农业仍未走上协调发展的轨道，为了实现工农业的协调发展，政府政策最重要的选择是实现由以农业支持工业向以工业反哺农业的转变。
今后，政府在财政上对农业的支持应主要侧重于以下方面：
一是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欠帐太多，目前普遍存在农业基础设施老化问题，这是造成农业抗灾能力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推动新世纪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创造条件，政府必须提高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在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中央和地方要集中财力，以直接投资的方式，为大中型防洪工程、灌排工程、水资源工程、水土保持工程、防护林工程等方面的建设提供资金保证。在欠发达地区，应继续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劳动投入。
二是支持农业科研和推广体系建设。农业科学研究和推广活动，大多属于直接经济效益低、社会效益显著的社会公益性事业，它们是为农业提供社会化服务的重要依托力量。要充分发挥科技在农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必须高度重视农业科技研究和推广工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财政支持是农业科技研究和推广部门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条件。据估计，中国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80年代在35－40％左右，而早在70年代，主要发达国家农业科技进步对提高农业生产率的贡献率就已经达到60－80％。农业研究投资占农业总产值的份额，是衡量政府对农业科研重视程度的重要指标。“七五”期间，中国农业研究投资的实际支出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在0．20－0．25％之间。80年代中期世界各国农业研究投资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平均为1％，而且各国农业研究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都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中国亟待增加对农业科学研究的财政投入。
三是支持建立粮食等关系国计民生农产品的支持价格制度和专项储备制度，以财政全额出资方式，建立国家农产品储备调节基金，实行吞吐调节，平抑市场价格波动，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近年来，中国大宗农产品市场波动剧烈，与农产品储备调节体系极不完善有直接关系。首先，中国目前大宗农产品储备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贷款和财政贴息，由于农产品储备调节属于一种低利、无利甚至亏损的社会公益性事业，现行农产品储备体系在运转中经常出现银行贷款难落实、财政贴息不到位的问题。其次，储备调节机构极不规范。现行农产品储备调节职能由国有商业企业来承担。实际运行情况表明，国有商业企业的盈利与政策往往会发生冲突，在农产品市场出现波动时，很难保证现有国有机构服从政府意图，进行合理的调节。从国际经验看，大宗农产品的吞吐调节，属于政府行为，应当与国有商业企业的经营行为严格分离开来，建立独立行使政府职能的储备调节机构。重要农产品的储备调节，应当由中央政府决策，实行一级调控，与此相对应，也应由中央财政，以全额出资的方式，建立农产品储备调节基金，切实保证农产品储备调节体系的有效运转。
四是支持建立农业风险保障体系。农业是一个高风险产业，同时处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之中。从1982年开始，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办农业保险业务。由于缺乏政府财政的支持，农业保险盈利水平低，甚至亏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作为一个商业保险机构发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并不高。可以考虑采取财政拨保险基金和减免税收的方式，支持农业保险事业的发展。
九、走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化及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业资源的短缺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在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资源的过度利用和浪费一直是一个突出问题。以耕地资源为例，目前中国实有耕地19亿亩，1957至今，耕地面积已累计净减少3亿多亩，有666个县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人均0．8亩的警戒线；有463个县人均耕地不足0．5亩。人口生存的压力导致毁林（草）开荒。围湖造田，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根据有关资料，大陆共有大于25度的坡耕地9151万亩，其中大部分分布在长江中上游地区，为6200万亩。这些坡耕地基本上都是毁林毁草开荒后的产物，且大多数采用水土流失严重的顺坡耕作方式。长江流域是中国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重要产区，总面积为180万平方公里，目前水土流失面积已由50年代的36万平方公里上升到56．2万平方公里，占全流域面积的31．2％。黄河流域由于森林和植被破坏，农业生态环境也很脆弱。根据全国第四次森林资源清查，黄河流域森林覆盖率仅为5．85％，黄河中上游地区现有坡耕地l．4亿亩，其中25度以上坡耕地1571万亩。该地区尤其是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极为严重。每年流入黄河的16亿吨泥沙，其中有87％来自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黄河流域面积为75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已超过43万平方公里。
中国水资源短缺，而且水资源分布很不均匀。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降水量占全国的80％以上，而耕地仅占全国的36％。干旱缺水一直是北方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为了克服这一制约，建立在引黄灌溉和引淮灌溉（包括支流）基础上的灌溉农业的发展一直受到高度重视。目前，黄淮海平原有效灌溉面积已达l．8亿亩，占该区耕地总面积的67．l％；黄河流域目前建有水库3200余座，总库容590亿立方米；万亩以上灌区659个，灌区面积7742万亩，占黄河流域灌溉总面积的70％左右，年引水量270亿立方米，已占黄河天然径流量的一半。灌溉农业的发展对北方旱作农区粮食的持续增产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北方灌溉农业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矛盾。黄河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为580亿立方米，扣除输沙用水量210亿立方米，可利用水量仅370亿立方米，而目前年灌溉引水量已占可利用水资源量的73％。由于灌溉引水量猛增，黄河断流情况日益加剧，给下游的工农业生产、居民生活和生态环境都造成了重大影响。黄河灌区上游的宁蒙灌区，采用大水漫灌的方式，水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只有40－55％。中国农业用水有效利用率只有30－40％，而世界发达国家达到了70－80％。近十年来，中等干旱年份每年农业缺水400多亿立方米，全国干旱受灾面积3亿多亩，粮食减产300多亿公斤。
近年来，节水农业的发展已受到高度重视。最近政府又作出了通过实施以粮代赈的办法，支持退耕还林、还草的决策，这些都是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十、从人治走向法治
改革前，中国有关农业的法律和法规寥寥无几，农业发展基本处于无法可依的状况。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整个法制工作的推进，有关农业方面的立法有了长足的进展。1993年7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农业法》，以法律的形式，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农业发展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大政方针进一步规范化、法律化。这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第一部农业大法。十五大以后，农业法制建设又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8年重新修订了《土地管理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到目前为止，已颁布实施了10多部农业法律和10多部行政法规；一大批地方性的农业法规也已制定出来。可以说，农业无法可依的状况已基本得到改变。
但是，总的来讲，中国农业的立法依然是滞后的。目前有关农业的立法，更多的是行政性法规，而体现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和诚实信用等市场经济原则的有关农业的民事立法还比较弱。一些急需的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特别是保护农民权益的法律还较薄弱。规范农村市场主体、维护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也很少。相对于农业立法而言，中国农业执法和执法监督更为薄弱。
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看，政府对农业的管理都通过法律手段来进行，各种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采用都由法律加以确认，这就是严格意义上的“依法行政”。改革以来，中国过去那种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对农业进行直接管理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越来越注重采用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来支持和保护农业，但是，对法律手段的使用还远远不够，各种经济手段大都没有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许多农业政策执行不执行、执行得好不好，除了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依据外，一般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责任。这样一来，许多好的政策在执行中往往走样。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府要从对农业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管理转向对宏观经济活动的间接管理，要从主要利用行政手段管理农业转向主要利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来管理农业。应尽可能将涉及农业的财政、金融、价格、贮备、贸易等经济手段纳入法治化轨道，政府行政管理手段的使用也应有明确的法律授权，严格“依法行政”。在中国经济工业化、市场化、开放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农业越来越成为需要国家保护的脆弱行业。确保对农业有足够的财政和信贷投入，保护农业环境、资源，保障主要农产品的总量和结构平衡，保护农业在国际贸易竞争中的地位等，都要依靠法治。
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这决定了农村的稳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近年来，农村大规模集体越级上访事件明显增多，表明了农村存在着不稳定因素。造成农村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是，因乱收费、乱摊派、罚款无序、乱集资等造成农民负担过重；因基层干部随意收回承包地、随意批地以及集体资产流失而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这些行为的背后往往滋生着腐败。这些问题造成了基层政府和社区组织与农民之间的不信任，各种形式的冲突有所增多，局部地区甚至出现突发事件。
[关键词]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沼气的综合利用 乡村旅游
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资源消耗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趋势,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题中之意。农业循环经济是以可循环的农村新能源为动力来源,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充分利用每一种资源的综合效用,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并举,所有的原料和能源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利用,从而把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保护统一起来,实现人类与生态的良性循环。在新农村建设的浪潮中,淳朴智慧的中国农民发挥着他们的聪明才智,努力探索着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模式,其中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马六良村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成功经验尤其值得探讨和推广。
一、马六良村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概况
遂溪县马六良村曾是该市典型的畜牧饲养专业村,共有76户、423位村民。过去,村里遍地污水横流,不少农户家中人畜混居,遍地畜粪和泥水,整个马六良村是个名副其实的“垃圾村”。2005年11月后,为响应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马六良村大力改善村容,休整拓宽环村大道,拆除乱搭乱建的猪舍鸡栏,挖通排水排污暗渠,建成广东省第一个生态污水处理沟,还大胆实践,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合作养殖,并配套建设大型公用沼气站,充分发挥沼气的综合效益,通过发展绿色循环经济来带动新农村建设,走出了一条“发展生态农业循环经济,建设‘造血型’新农村”的新路子。
二、马六良村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经验
马六良村致力发展绿色循环经济,开发建设多个“造血型”项目,探索出“畜一沼一鱼、菜、花、果―游”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其成功的建设过程有着许多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一)规模化养殖与大型沼气站相结合
规模化养殖是相对于传统的单家独户式散养的新型养殖模式,与此相配套的就是大中型规模化养殖场沼气站模式。这种沼气利用模式,一是使原料来源稳定,生猪市场价格常有波动,大型养殖场可以抵御一定的市场风险,能够保证持续饲养足够的生猪来提供沼气原料,二是沼气池的保管方便,分散在农户各家的沼气池不管是有专门的机构管理还是农户自己维护都有很大困难,而这种集中的沼气站模式就方便了管理维护,保证了持续的沼气输出,三是利于落实更先进的沼气利用技术,有助于沼气的综合开发,不会造成浪费,充分发挥沼气这种新能源的巨大作用。
马六良村以集体投入和群众入股的方式筹集资金32万元,在村西集中建造现代化猪栏4条,建成总面积2240平方米的猪舍,同时与泰国正大集团南宁畜牧有限公司合作发展“一条龙”订单养猪项目,年可出肉猪4800头,每年可获得纯收入29万元。规模化养殖的问题解决后,村集体又出资万元专利使用和技术指导费将“深藏式沼气池”国家专利技术的发明者请到村里讲课、指导,并投资15万元在猪舍旁建起了5座总容量500立方米的连体深藏式大型公用沼气池,目前为广东省最大沼气池,将猪粪用于生产沼气,沼气通过输送管如同自来水一样通到每家每户,每天免费供应250立方米沼气供村民们煮饭、照明和洗浴用,解决全村群众日常所需能源,每年节约能源费20万元,相当于人均减少支出500元左右,同时年可节省木柴20多万公斤,相当于200亩生态林木的年生长量。可以说,将规模化养猪与大型沼气站相结合的模式,既节约了能源,保护了环境又促进了农民增收。
(二)沼渣、沼液的集约化回收再利用
依托沼气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必须充分发挥沼气的综合效益。沼气的综合效益除了沼气的能源价值外还包括充分利用沼渣和沼液。沼渣、沼液中含有大量的微生物代谢产物,里面含有大量维生素、蛋白质,各种酶、微量元素等,对农作物生长有很好的调节作用。沼液浸种能显著提高种子的发芽率,发芽率平均提高10%左右;水稻增产10%左右,玉米增产8%左右,小麦增产6%左右。沼液对蚜虫、红黄蜘蛛、清虫、稻叶蝉、稻飞虱等有明显的防治效果,并且因具有无污染、无残毒、无抗药等特性而被称为“生物农药”。沼液沼渣也是优质有机肥,可以改良土壤。沼液还可作根外追肥,或者叶面施肥,促进生长平衡,生产无公害农产品。沼渣可作为淡水养殖和腐食动物的营养饵料,其中富含粗蛋白、粗纤维、粗脂肪等成分,能节约饲料,降低生产成本,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
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好沼气的综合效益,马六良村把原来村边的4口臭水塘开发扩建为76亩鱼塘,鱼塘周围种上柳树、桃花以及杨桃、龙眼、木瓜、香蕉等经济果树,同时建设了200多亩无公害蔬菜基地。村内统一收集垃圾、畜粪和部分生活污水,修建专门的沼渣沼液排输管道,将全部沼渣、沼液用于养鱼和200多亩的无公害蔬菜基地种植无公害蔬菜和经济果树。这些沼渣沼液是天然的绿色无污染肥料,通过利用沼渣沼液不仅使全村每年节省下35万元购买化肥的开支,还使果树、蔬菜能够更健康的生长。经过一番规划改造后,村集体每年可获得收入约35万元,76亩鱼塘、200亩无公害蔬菜以及250亩花卉、水果每年可助全村人均增收2000元以上。马六良村利用沼渣、沼液养鱼种草种花种果,形成了一个循环互动的绿色生态环保型经济模式,开辟了农民增收的新途径,同时也美化了整个村庄的环境,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三)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城郊型乡村休闲生态旅游
乡村休闲生态旅游集旅游、度假、休闲、生态农业观光于一体,将旅游与农业合二为一,是循环经济理论在我国旅游业实际运用中的典型模式。这种形式的旅游以乡村特有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为吸引物,以城镇居民为主要目标市场,可以旅游者休闲、求知和回归自然等需求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城郊型的乡村休闲生态旅游最为发达和典型。发展城郊型乡村休闲旅游是城市郊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可以扩大城市旅游空间,开拓旅游资源,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特别对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乡村生态旅游与产业结构调整、人居环境改善、农民收入增加、富余劳动力本土化转移结合起来,可以形成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和亦农亦旅、亦果亦商的生产方式,建立了以旅游带农业、以城市助乡村的长效机制,培育了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
在考虑了自身实际后,马六良决定要充分发挥其城市郊区和果园鱼塘相间的优势,开展城郊型乡村休闲生态旅游。通过集资,村内修建了具有农村特色的招待所、休憩景点、钓鱼台等农家乐休闲项目,凭借其卫生整洁的村容和依山靠海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吸引城区居民前来度假。马六良的农家乐生态旅游充分利用了其自身的农业循环系统,例如游客可以到蔬菜基地、果园采摘瓜果,在鱼塘钓鱼,最后将“战利品”送至村食堂消费,整个农家乐都围绕着农业循环系统进行。马六良的城郊型乡村休闲生态旅游迎合了现在城市居民热衷绿色食品、渴望接近大自然的心理,有着广阔的市场和巨大的发展潜力。05年马六良人均年收入4230元,08年跃升至6600元,可以说这些成绩都与新发展的乡村旅游密不可分。
三、马六良村进一步推进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对策
(一)健全机构,实行沼气的物业化管理
沼气池三分建七分管,该村的养殖场大型沼气站是全村循环经济模式的根本所在,沼气站的正常运行,主要依靠原料来源的稳定供应,以及日常设备的保管维护。与大型农业企业合作养猪的模式保证了沼气站原料的长期稳定供应,但目前该村并无明确的管理沼气站的专门机构,平时主要由沼气池旁的养猪场负责管理,村里也并无专门的技术人员,遇到设备故障,就由村长牵头带领村民们“集体出力,集思广益”,用村民自己的土办法来解决问题。这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一些故障,但绝不是长久之计,要保证沼气站的平稳运行,必须要尽早成立沼气站的专门管理机构。
该村应及早建立相关组织机构,积极鼓励单位或个人成立沼气物业公司或协会,承包沼气站管理业务,开展专业的技术培训,建立一支适应村庄需要、技术水平过硬的沼气维护队伍,按照“市场运作、合理收费”的原则,为农户提供长期持续稳定的沼气使用指导、沼气灶具维修、公用管道维护、沼气池日常监测等方面全方位的服务,推动农村沼气向物业化管理、专业化服务、市场化运作、产业化经营的方向发展。
(二)典型推广,打响循环经济和乡村旅游品牌
马六良村是全县乃至全省农业循环经济建设的典型,省市领导多次莅临该村视察其新农村建设的宝贵成果,其成功的经验应该得到推广和借鉴,但是离开湛江市以外,却鲜有人知马六良的成功,也少见专家学者对其发展模式的研讨,这既让其他还在苦苦探索循环经济建设的村庄失去了一个良好的借鉴机会,也不利于该村打响乡村生态旅游的品牌。
马六良应充分利用国家重视新农村建设的大好契机,发挥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的作用,对该村循环经济建设中的方法方式加以推广,对其改善农村卫生状况和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成功进行全面、深入、广泛的宣传,既要做到马六良循环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入人心,又要做到马六良乡村休闲生态旅游品牌的家喻户晓,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通过典型示范,以点带面,推动全市乃至全省农村循环经济建设向纵深发展。
马六良村的成功建设,一是把握了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正确方向,二是充分结合了自身优势,发展了适合自己的经济项目,走出了富有特色的“畜一沼一鱼、菜、花、果―游”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我们在借鉴马六良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时,要与自身实际情况相结合,开创适合自己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因地制宜的开展新农村建设。
参考文献:
[1]骆世明,黎华寿,广东沼气农业模式的典型调查与思考[J],生态环境,2006,15(1): 147-152
[2]张朝华,农村沼气综合利用技术[J],农村能源,2010,4:55
[3]李琳桂,基于循环经济的农家乐旅游思考[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5,11,83-86
一、“*”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形势
（一）“*”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要成就
“*”期间，我省以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省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以加快发展为主题，以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为中心任务，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重点，按照“围绕增收调结构，突出特色闯市场，依靠科技增效益”的基本思路，强化各项支农惠农政策，深化改革，加大投入，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坚持不懈地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加快扶贫开发进程，不断改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条件，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农民群众，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成为我省农村工作力度最大、出台措施最实、农民得实惠最多、成效最为显著的时期。
农村经济实现四个重大突破，“*”发展目标全面完成。*年全省农业总产值突破千亿元，达1068.6亿元，农业增加值达656.2亿元，粮食生产突破历史最高水平、达1515万吨，分别比2000年增长30.7%、27.6％和3.2％，“*”年均增速分别为5.5％、5％和0.6%。畜牧业产值突破300亿元、达到339.7亿元，年均增长11％（未扣物价）。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2000元、达到2042元，年均增长6.7%。圆满完成了“*”计划确定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目标，为全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粮食生产再上新台阶，优质特色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再创历史新高，实现12年连续增产。烤烟和鲜切花产量分别为77万吨和36亿支，保持全国第一位；甘蔗、茶叶、橡胶产量分别为1415万吨、11.6万吨、24万吨，保持全国第二位；马铃薯产量（折原粮）158万吨，居全国第四位；人均肉产量67公斤，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开始建立，优质特色农产品呈现面积扩大、质量提高的态势，优质粮油作物种植面积占农作物种植面积的26%。全省有92家企业、195个产品获得绿色食品产品标志，184家企业、382个产品获得无公害农产品标志，272个产地获得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
农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年，全省经济作物比例提高，粮经种植结构比调整为69.6:30.4，优质粮食面积突破2000万亩，冬季农业开发面积达到1442万亩；农、林、牧、渔业产值构成比由2000年的61:7:30:2调整为56:10:32:2。林牧渔业产值保持两位数增长，畜牧业产值和林业社会产值分别突破300亿元和200亿元大关，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32%，仅次于种植业在农业中所占份额。优势农产品区域化生产格局初步形成，无公害农产品面积1500万亩，建成优势农产品基地600多个。
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加快，外向型农业不断扩大。到*年底，全省各类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到2561家，固定资产总值达到208亿元，实现销售收入226亿元，经国家和省认定的重点龙头企业有96家，年销售收入上亿元的有49家，辐射带动农户增收50亿元。全省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达到7000多个。全省共引进省外国外农业企业113家，引进中外资金17.52亿元，农产品出口创汇4.8亿美元。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外向型农业的发展，加快了特色农业发展和优势产业集聚，提升了农业的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水平和农民组织化程度，带动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年全省乡镇企业增加值608亿元，实缴税金75亿元，从业人员357万人，分别比2000年增长78%、84.3%和26.3%，全省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获得纯收入600元，超额完成“*”计划目标。农产品加工快速增长，规模以上乡镇工业发展势头强劲，不仅成为支撑全省工业经济加快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且成为加快县域经济和城镇化发展的推进器。乡镇企业营业总收入超过10亿元的县市达53个，5亿元的乡镇122个，亿元村357个。全省城镇化水平提高了5个百分点，从2000年的23%提高到*年的29.5%。
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减负促增收成效明显。*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0年的1479元增加563元，“*”年均增速比“九五”期间提高1.5个百分点。畜牧业、冬季农业、优势特色农业、林产业和非农产业成为农民收入增加的新亮点，*年来自畜牧业的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达到30%。实施“百万民工培训工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和新型青年农民培训工程，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输出步伐，累计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近500万人，劳务收入突破100亿元，对全年农民纯收入的贡献率近20%。实施了粮食“直补”、良种补贴、退耕还林现金补贴和降低农业税率、取消了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等惠农政策，共减轻农民和农业企业负担27亿元，全省农民减负率达67%。
扶贫开发成效显著，贫困农民生产生活条件逐步改善。按照“省负总责、县抓落实、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总要求，调整思路、分类指导，以整村推进、劳动力转移培训、产业开发、安居工程为重点，充分发挥小额信贷、易地搬迁、社会帮扶等行之有效扶贫措施的作用，五年共投入财政和信贷扶贫资金、定点扶贫和对口帮扶资金155.73亿元，贫困人口下降到737.8万人，比2000年的1022.1万人减少284.3万人，有30多万户特困农户告别了住破烂茅草房的历史。80个国家和省级扶贫重点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103元上升到1537元，年均增幅为6.9%，高于全省平均增幅0.2个百分点，农村适龄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左右。贫困地区呈现经济持续增长、社会事业不断进步的良好局面。
农业投入明显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明显改善。“*”期间，各级财政用于支持农业的支出达474.46亿元，比“九五”时期增长53%，年均递增9.8%，其中争取国家安排我省农业基本建设投资65亿元，比“九五”增长27.7%。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建设取得新进展，以高产稳产农田和以“润滇工程”建设为重点的水利建设成效明显，办成了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大事，增强了农业发展后劲。全省新增柴石滩等大中小水库150件。“润滇工程”中，麻栗坝水库作为我省首个列入国家基建计划的大型水库以及其他20件中型水库已开工建设。开展了大规模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61件中型病险水库、26件重点小（一）型病险水库得到国家投资补助，建设情况良好。全省水库建设数量、质量、进度均处于全国前列。农村山区“五小”水利工程取得新进展。“*”期间，全省累计解决农村饮水困难人口556万人，新增有效灌溉面积207万亩，节水灌溉面积210万亩，高稳产农田250万亩，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1.2万平方公里。农村道路、能源、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进展。到*年，全省农村自来水受益村比重达到83%，有98%的行政村通电、通公路，92%的行政村通了电话，农村户用沼气池超过150万口、居全国第四位，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以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防护林等为主的林业六大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累计完成营造林5299.9万亩，封山育林与森林管护面积近2.5亿亩，设立自然保护区181个，完成退牧还草40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49.9%，实现有林地面积和蓄积量的持续双增长，大部分地区生态状况明显改善。
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农村社会事业和民主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农村税费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粮食购销市场化、土地征用制度、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社等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认真实施《*省农村工作守则》，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全面开展了村级体制改革，实行了以村务公开、财务公开为主的村级民主自治，保障了村民的民利。农村教育“两基”攻坚战取得新成果，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县市达到112个，人口覆盖率达到86%，青壮年文盲率降到5%以下，享受免费教科书的学生达到257万人；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取得新进展，参合农民达到650万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新突破，全面推行了农业人口家庭独生子女“奖优免补”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8‰以内。普遍开展了创建“文明村镇”、“十星级文明户”和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三下乡”等活动，广播、电视覆盖率分别达到92.5%和93.5%。加强了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了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
（二）发展机遇和有利条件
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阶段，我省同全国一样，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良好的发展机遇和条件。一是党中央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部署为新时期做好“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和农村工作，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新时期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明确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坚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信心和决心。二是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我省生产总值、财政总收入迈上新台阶，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方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为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三是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扩大国内外合作带来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大。东中部产业结构升级转移，“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和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合作项目的落实和实施，特别是随着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的建立，农业对外开放不断扩大，我省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和劳务输出优势明显，拓宽了我省农业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的发展空间。四是我省“*”农村经济社会已经具备加快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农产品需求持续增长，消费需求多样化、多层次、优质化趋势更加突出；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农业增产增效、农民增收致富、农村和谐发展的基础更为坚实。五是农民群众推动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普遍高涨。全省上下加快发展的认识进一步统一，各地实践经验日愈丰富、广大农民群众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关心农业、关注农村、关爱农民的良好氛围基本形成。
（三）主要挑战和不利因素
“*”期间，我省农业农村发展既有机遇和有利条件，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主要有五大矛盾：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与城镇建设和工业发展的矛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与资源约束日益强化的矛盾；推进农村经济现代化发展与传统粗放增长方式的矛盾；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与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的矛盾；促进农民生活宽裕与农村劳动力就业门路单一的矛盾。当前，农业农村仍然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与全国相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更加艰巨。
第一，农民增收困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拉大。农业人口多，农民增收困难是制约*新农村建设最突出的问题。*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仅2042元，与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相比，仅占全国的62.7%，在各省市区排列第29位。我省是全国贫困面最大、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年底仍有绝对贫困人口248.4万人，农村低收入人口489.4万人，分别占全国的10.5%和12%，近70万特困群众丧失生存条件，7个人口较少民族整体上处于贫困状态，贫困人口多达125.7万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000年的4.3:1扩大到*年的4.5:1，最高的官渡区与最低的福贡、贡山县差距达4200元，城乡之间、与全国之间、地区之间差距进一步拉大。
第二，农业基础薄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农业投入不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抗灾能力弱。一是以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水利瓶颈制约突出，工程性缺水问题严重，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近2/3耕地只能靠天吃饭，全省人均库塘蓄水只有222立方米，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0%左右，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仅占耕地总面积的36%，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个百分点；人畜饮水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仍有1500多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和不安全。二是农村公路交通等级低。全省县以下的农村公路均为低等级公路，沥青、水泥、弹石路里程仅有1.2万公里，道路硬化率低。三是农村电力开发利用程度低。一些民族贫困边远地区至今尚未通电，农村用电水平较低，到户电价偏高，全省县以下农村人均年用电量仅110千瓦时左右，与全省人均年用电量600千瓦时和全国人均年用电量1000千瓦时相比，差距很大。四是农村生态状况局部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耕地减少、草山退化、湿地消失、河流湖泊污染、岩溶地区石漠化、生物多样性遭受破坏等现象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7%，年土壤侵蚀总量5亿吨，占全国年流失量的1/10。全省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年均因灾造成的经济损失在50亿元以上。
第三，农业增长方式粗放，农业竞争力在短期内还难以较快提高。农业产业和布局结构还不合理，林牧业仍处于“大资源、小产业、低效益”的状况，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水平不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低，龙头企业“小、散、弱”，农产品精深加工滞后，外向型农业发展水平不高，大部分农产品“资源型、原料型、趋同性”的状况还未根本改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不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还不高；新型合作组织和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滞后，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农业服务体系建设不完善，农业发展的质量效益不高。
第四，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条件较差。农村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和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年，我省尚有17个县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全省中小学危房率达11.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5个百分点，农村中小学危房率则达到14.8％；全省有874个乡镇卫生机构还没有实现有房屋、有设备、有人员的“三配备”目标，占乡镇卫生机构总数的59％；有5825个行政村的卫生室没有业务用房，占村卫生室总数的44％。广大农村地区因贫致病、因病致贫、因灾致贫的问题突出；多数行政村及乡镇体育设施欠缺，不能满足农民健身及传统体育活动的需要；村镇规划滞后，社会事业发展和村镇整治投入不足，生活消费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落后，农村环境“脏、乱、差”突出，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42%和54%。社会保障投入严重不足，大部分乡村群众既没有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又没有实行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一些乡镇五保户供养没有经费来源，残疾人保障经费未能足额发放。
第五，农村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低，农村劳动力转移难度较大。农村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达54%，高中文化程度仅占8.2%，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滞留农村，培育新型农民任务艰巨，农民权益保护缺乏组织和制度保障。目前全省还有800万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农村就业压力巨大。
二、“*”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
（一）总体思路
“*”期间，全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是：以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以增强农业、富裕农民、繁荣农村、缩小差距为目标，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基础，以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加快科技进步和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和保护为保障，倾力发展六大产业，重点实施工程，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按照上述发展思路，我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要围绕新农村建设“小康、文明、生态、和谐”的“四村”目标和“产业发展新格局、农民收入新提高、公共服务新体系、乡村建设新面貌、乡风文明新风尚、民主管理新体制”的“六新”任务，统筹城乡规划布局、统筹城乡产业发展、统筹城乡公共设施建设、统筹城乡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促、城乡互动”的发展道路；要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稳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力打造特色优势产业，优化产品、产业和区域布局结构，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要建立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加大农业和农村的投入；要全面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切实解决好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着力推进农村和谐社会建设。
（二）发展目标
“*”期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
——农业稳步发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农业增加值达到950亿元，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增长5%以上，力争达到1000亿元。
―——粮食稳定增产。总产量突破1600万吨，年均增长1%以上。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人均纯收入达到2700元以上，年均增长6%以上，力争达到3000元。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力争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700万人，实现农村劳务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5％左右；基本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提高农村低收入人口的收入水平。
——农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明显加快，优质农产品大幅度增加，畜牧业产值和林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达到35％和15％以上，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中畜牧业比重达到40%。
——农业增长方式进一步转变。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良种良法推广水平进一步提高，先进实用技术入户率和到位率均达到90％以上；节约型农业稳步发展，土地、水、化肥、农药等利用效率和农业机械化水平有较大提高，农业综合生产成本降低15%以上；农业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出口达10亿美元以上；培育国内知名品牌40个，其中国内驰名商标5个、中国名牌产品10个以上；培育*省名牌产品100个以上、*省著名商标100个，农业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进一步加强。新增蓄水库容12亿立方米，新增年供水能力14亿立方米，建成高稳产农田500万亩、基本农田500万亩，新增有效灌溉面积200万亩，农田有效灌溉程度提高到40%以上。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2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到53%以上，重点地区生态治理取得突破性进展，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步。改造农村公路15000公里以上；确保解决500万、力争解决750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解决48.44万户无电人口通电问题，农户通电率达到96%以上；新增农村户用沼气池100万口以上；以改水、改厕、改厩、治脏、清乱等为主要内容的村寨环境整治取得明显成效；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加强。
（三）主要任务
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部署，围绕实施“十大”建设工程和完善“六大支撑体系”，“*”期间，我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
⒈稳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把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作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重点。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为核心，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目的，着力构建粮食稳定增产的坚实基础。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积极做好土地整理工作，确保耕地保有量达到9150万亩，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80%以上。继续加强以水浇地、坡改梯和中低产田改造为主的高产稳产农田建设；继续加强以“润滇工程”为重点的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以良种良法为主的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先进适用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实施以“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和主体培训”为关键的科技入户工程。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建设和病虫害的防治。“*”期间每年建设高稳产农田100万亩，基本农田100万亩。
⒉加快发展优势特色产业
积极实施产业支撑打造工程，以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为目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科技为支撑，紧紧围绕全省18类优势农产品，重点建设一批规模化、集约化的特色产业原料基地，尽快形成一批优质特色农产品的龙头企业群体、产业集群和产业带，造就精品，创造名牌，不断拓展产业链，创新利益联结机制，打好生态牌、绿色牌、科技牌、区位牌、资源牌，打造特色产业发展的新优势，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村工业化进程，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农业比较效益。
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在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的同时，加快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和乡镇企业，大力发展优势特色农产品加工业，实现农产品的增效增值，带动农民增收。继续搞好农村集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等建设，积极扶持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业发展，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做好农民外出务工的引导和服务工作，大力发展各种劳动力市场和中介组织，拓宽劳动力转移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⒋加强农村扶贫开发
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的方针，以基本解决绝对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和增加农村低收入人口收入为目标，紧紧瞄准贫困群体，以贫困村为主战场，实施整村推进、产业开发、劳动力培训转移“一体两翼”战略，突出农村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事业建设重点，落实易地搬迁、小额信贷、社会扶贫等扶贫措施，继续开展以工代赈扶贫，因地制宜创新机制，分类指导，完善政策措施，实现解决温饱和巩固温饱同步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力度和资金投入同步加大、基础设施条件和贫困村寨生活环境同步改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贫困人口素质同步提高。到2010年省级扶持3万个、州市级扶持1万个，共完成4万个30户以上贫困自然村的整村推进任务。扶持100个省级劳动力转移培训示范基地，培训转移200万贫困地区劳动力。力争完成20万缺乏生存条件贫困人口的易地搬迁。
⒌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
坚持以人为本，从解决农村群众生活需要入手，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继续实施基础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推进“两基”攻坚。到2010年完成全省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农村初中毛入学率达到95%以上，青壮年文盲率降至5％以下。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多形式开展农民的继续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科技素质和职业技能。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重点加快建立农村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推进初级卫生保健，在原有52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的基础上，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立农村困难群众大病医疗救助制度，减轻农民医疗负担，提高农民的健康素质。发展和繁荣农村文化体育事业，深入开展文明村镇创建活动，满足农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逐步建立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其他保障措施相配套、适合农村不同群体特点和需求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三、发展重点和布局
（一）重点产业
⒈畜牧产业
坚持“增加总量、提高质量、突出特色、择优发展”的方针，调整畜牧业结构，重点发展草食型、节粮型畜禽，培育猪禽业、肉牛业、肉羊业、奶业等四大主导产业，抓好良种繁育、动物防疫、基地建设、产品深加工等重要环节，发展规模养殖，实现品质良种化、生产标准化、经营规模化，大幅度提高畜产品质量和市场占有率，创出一批国内外知名品牌，使畜牧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畜产品人均占有量达到全国先进水平，成为全国重要的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到2010年，肉类总产量达到440万吨、奶产量50万吨、禽蛋产量25万吨；畜牧业总产值达到800亿元以上。
⒉林业产业
在加强生态建设的同时，立足于森林可持续经营，强化资源培育和综合利用，积极发展林纸一体化、木材加工及人造板、林化工产业、特色经济林、森林资源非木材产品、竹、藤产业、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产业、森林生态旅游业等林产业，培育和营造一批速生高产造纸工业原料林、速生丰产林、珍贵用材林、优质高产林化原料林、特色经济林、优质竹林基地、建设一批林下产品种植基地及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基地，初步建立起定向培育的稳定原料供应基地。加快发展林产品深加工，提高林产品的附加值。稳步开发特色森林旅游业，努力实现从单一木材利用转向多资源利用，把林业产业建设成为多门类的产业体系。到2010年，林业产业总产值达到500亿元以上，努力实现林业跨越式发展。
⒊优势生物产业
稳步发展烟草产业。稳步发展优质烤烟，积极发展具有市场需求的香料烟、白肋烟，为省内、国内烟厂和国际知名烟草集团生产优质名牌卷烟提供优质原料。实施全省基本烟田建设规划，继续把烤烟生产向最适宜区转移，建成不少于1200万亩基础设施配套、耕种制度科学、保护措施完善、稳定丰产的高标准基本烟田，烤烟种植面积稳定在600万亩，烟叶生产量稳定在1600万担左右。形成科学合理的烟叶生产布局，构筑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烟叶生产体系，把我省建成我国最大的烟叶生产基地。
积极发展蔬菜产业。围绕大中城市供应、扩大外销、旅游业发展和深加工，优化布局，加快发展精细蔬菜、反季蔬菜、夏秋补淡蔬菜、野生蔬菜，到2010年种植面积达到1000万亩，产量1600万吨，综合产值180亿元，使我省成为我国重要的无公害蔬菜生产和出口基地。
稳定发展甘蔗产业。压缩高海拔和陡坡地蔗园，重点发展潜力大、产业化程度高的滇西南和滇南两个甘蔗糖料优势产区，加速吨糖田和高优蔗园建设，做好早、中、晚熟品种合理搭配，大力提高甘蔗单产和含糖率。到2010年，种植面积控制在400万亩，产量达到2000万吨以上，综合产值120亿元，实现年产糖250万吨以上。
提升茶叶产业。加大低产茶园改造和良种推广的力度，加快加工技术装备更新改造的步伐，积极开发生态茶、名优茶。打造以普洱茶、滇红茶和下关沱茶为主导的三大“云茶”品牌，加强茶叶加工和市场营销，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增加出口创汇，实现“云茶”的高产、优质和高效。到2010年全省茶园面积稳定在400万亩左右，茶叶产量20万吨，综合产值超过200亿元，出口创汇1亿美元。
巩固提升橡胶产业。以整合资源为重点，稳定规模，优化布局，依托先进适用技术，推广胶木兼优的良种种植和新型割胶技术，改造低产胶园，加强橡胶病虫害防治，提高单产和品质，努力降低生产和管理的综合成本。积极发展橡胶产品精深加工，开发名优新产品，提高附加值，提高橡胶产业的整体水平和竞争力。到2010年全省橡胶种植面积发展到500万亩，干胶产量32万吨，总产值46亿元。
大力发展花卉产业。加快推进优质花卉倍增、国际市场拓展、物流运输通畅、品种研发创新、“云花”品牌打造工程。依托重点花卉产区，发展壮大花卉重点企业，扶持花农合作组织，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特色优势花卉品种，促进大宗花卉品种、野生驯化花卉品种以及特色花卉品种的开发创新，不断提高以鲜切花为重点的花卉产品质量，完善物流网络，强化出口带动，逐步建立优势明显、特点突出、功能完善、运行高效的出口花卉产销体系，扩大优质花卉总量规模。到2010年，全省花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0亿元，出口额达到2亿美元。把我省初步建成享誉海外的亚洲花都和世界花卉研发、生产重要基地。
加快发展马铃薯产业。积极引进国内外马铃薯加工、种薯企业（集团），建立淀粉加工型品种生产基地，菜用及薯条、薯片生产基地，优质种薯生产基地，菜用、反季加工原料生产加工型基地，积极发展种薯、商品原料及菜用薯、马铃薯食品和淀粉等精深加工业，形成产业链各环节的有机衔接。逐步把我省建成全国最大的马铃薯商品薯出口生产基地、面向全国和东南亚的种薯供应基地、全国最具市场竞争力的马铃薯加工基地。到2010年，全省马铃薯种植面积800万亩，总产量1500万吨，实现产值超过100亿元。
积极发展食用菌产业。充分利用*野生菌资源优势，在“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重点扶持一批野生食用菌产区县，建立以羊肚菌和牛肝菌为重点的人工促繁基地，积极发展松茸保护技术，建立质量保障体系，引进开发先进的保鲜和加工技术，在企业中推行标准化生产，提高野生食用菌的产量、品质和产值；大力发展珍稀、反季节食用菌，加强标准化基地建设和规范化栽培技术推广，攻克贸易壁垒，稳步提高国际市场份额，实现野生和人工食用菌出口的大幅度增长。2010年，全省食用菌产量达15万吨，总产值达50亿元，出口量达2.5万吨，出口创汇2亿美元。
着力发展水果、咖啡产业。重点建立一批温带水果为主的无公害生产出口基地，提高果品内在质量和采后加工保鲜、分级包装水平，积极开拓东南亚市场。通过品种改良、完善基础设施，改造一批林果基地，提高老果园经济效益；新建一批优质水果基地和加工专用原料基地，扶持一批果品流通和加工龙头企业，提升果品业的整体水平，推进水果生产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加快果品产业化发展进程。巩固现有咖啡园，积极稳步扩大咖啡种植规模，培育产业龙头，创*小粒咖啡品牌，做强、做大*咖啡产业。2010年，全省水果产量达210万吨，产值32亿元。咖啡种植稳步发展到60万亩，投产面积30万亩，实现年产干豆3万吨，工农业产值6亿元以上，力争年出口创汇2000万美元以上。
创新开发生物质能源产业。合理规划全省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加快研发、选育能源作物和植物品种，推广先进种植、加工技术。在最适宜区合理布局原料基地，大力发展农村能源和生物质能源新产业。积极发展沼气、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和生物质气化，为农村提供高效清洁的生活燃料；加快生物质能源高新技术产业化，以生物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为开发重点，加大甘蔗、薯类等非粮农作物和膏桐、橡胶等木本油料植物的开发利用，对重点项目给予扶持。形成优势互补、互促共进的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新格局，力争把生物能源产业打造成为我省重要的优势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使我省成为全国重要的生物质能源基地。
⒋农产品加工业
借鉴烟草产业发展的经验，选择粮油、畜禽、果蔬、淀粉、食糖、茶叶及咖啡、核桃、麻丝、林竹、橡胶和植物药等具有加工潜力的产业为重点，扶持骨干企业、名牌产品和特色园区建设，加大对加工企业技术改造、基地建设、新产品开发等的支持力度，着力提高加工能力和水平。引导乡镇企业以农产品加工为重点，加快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不断提高发展水平。到2010年，农产品加工率达到50％以上，除烟草以外的农产品加工产值突破1000亿元。把我省建成全国重要的生物产业基地和面向东南亚、南亚的绿色农产品加工出口基地。
⒌劳务产业
按照“政策引导，有序流动，加强管理，改善服务”的方针，构建劳务信息、技能培训、劳务市场、政策保障和管理服务等五大体系，实施农民知识化、农业产业化、就业非农化、农村城镇化、政策制度化、服务优质化等“六化”联动工程，大力实施“百万民工培训工程”、“阳光工程”、“绿色证书”和“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加强对农民的政策法规、职业技能、安全知识和公民道德规范培训；坚持农业内部转移与向二、三产业转移相结合，常年转移与季节转移相结合，就地转移与易地转移相结合，鼓励使用本地劳动力，大力组织劳务输出，加快小城镇建设。到2010年，累计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700万人，实现农村劳务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达到35%以上。
⒍以农产品流通为重点的服务业
加强以农产品批发市场为中心的市场网络建设。围绕名优特商品基地建设，发展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建立和规范农产品产地专业批发市场运行机制，以综合性批发市场为中心，以专业市场为骨干，以遍布城乡的集贸市场为基础，建设健全的市场网络。规范市场流通秩序，进一步加强“绿色通道”和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培育和扶持农产品流通中介组织，发展农业行业协会、农产品生产销售协会等市场开拓主体，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探索和推行农产品现代物流模式，加快发展农产品连锁经营，积极采用电子商务、期货交易、连锁配送、专供直销、交易、拍卖交易等方式和设办事处、开窗口等办法，提高农产品市场占有率。
（二）重大工程
⒈粮食安全综合示范工程
坚持总量基本自给、供需总体平衡的粮食工作方针，确保每年全省粮食种植面积达到6200万亩以上。同时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增加总产。以水稻、玉米、马铃薯三种作物为主，选择60个粮食主产县，建立2400万亩粮食安全综合示范区（其中，中心示范600万亩，示范带动1800万亩）。通过改善农田水利建设，推广优良品种和集成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加强土地产出能力、粮食加工能力和科技支撑能力三个能力建设，采用中心示范、带动辐射等途径，全面提升综合示范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效益，夯实我省粮食安全的基础。
⒉优势农产品推进工程
继续落实《*省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以优质化、专用化、品牌化为主攻方向，重点培育具有我省特色和优势明显的优质烟叶、畜产品、无公害蔬菜、“双高”甘蔗、中药材、花卉、茶叶、橡胶、果类、核桃、“双低”油菜、蚕桑、咖啡、食用菌、杂粮、林产品等优势农产品。加强优势农产品标准化基地建设，促进优势农产品向优势产区集中。加快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强力推动农产品加工业结构调整，优先发展对农业生产影响大、农民增收关联度高、外贸出口拉动力强、原料基地落实的农产品加工生产，促进农产品加工业迅速崛起。到2010年，农产品加工产值突破1000亿元，加工转化率达到50%以上。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进一步健全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中介服务组织快速发展，全省70%以上的农户与龙头企业或中介组织形成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农业产业化组织带动770万户农户，农民从事产业化经营增加收入185亿元。
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积极筹措资金，加快以“润滇工程”为重点的水源工程建设，确保麻栗坝大型水库和已开工20件中型水库建成投入使用，全面完成国家第一、第二批规划内的71件中型、125件重点小（一）型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任务；开工建设楚雄青山嘴水库和一批大中小型水库等工程；解决500万以上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大力发展小型水利设施，通过政府补助，鼓励农户为主参与新建一批小型蓄水、引水、提水、集雨水窖等水利设施，完成山区“五小”水利工程100万件；力争完成4000公里的干支渠防渗工程建设；强化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管理，提高防洪抗旱能力，缓解全省水资源供需矛盾。认真做好“滇中调水”工程前期准备工作，力争在国家支持下，“*”末期开工建设。进一步扩大以水浇地、坡改梯和中低产田改造为主的高产稳产农田建设，结合商品粮生产基地、优势农产品龙头企业原料基地的水利配套，大力实施以节水改造为中心的12个大型灌区和19个中型灌区的续建配套，继续开展节水增效示范县工程，力争累计完成3000万亩高产稳产农田、2000万亩基本农田的建设任务。
⒋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工程
坚持走“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的路子，大力发展循环农业，推广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农业技术，积极发展节地、节水、节肥、节种的节约型农业。加快农村能源建设，新增农村沼气池100万户以上；新增小水电代燃料150万户，农村改灶50万户，太阳能推广50万平方米，建秸秆气化集中供气站10个。加强农村面源污染防治，严格控制农田污灌与底泥施用，大力发展无公害和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建设，合理使用农药、化肥、薄膜等农用化学品，积极发展生态农业，搞好作物秸秆和畜禽养殖废弃物的综合利用，防治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继续改革农业供水体制，以农业用水计量收费为方向，推行面向农户的终端水价制度，促进节水型农业发展。坚持“科学规划、巩固成果、突出重点、稳步推进”的原则，继续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石漠化治理工程等重点生态工程，加强森林生态系统类型和野生生物类型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典型生态区建设。做好丽江拉市海调蓄水工程等项目前期工作，争取早日开工建设。以九大湖泊、六大水系和石漠化地区治理为重点，以小流域为基本单元，加大对工程污染、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力度，加强水环境和水土流失治理，促进农村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实现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统一。
⒌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工程
立足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把饮水安全、住房条件改善、乡村道路建设、环境整治等作为新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重要任务。从解决农民要求最急迫、受益最直接的问题入手，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规划先行，突出重点，量力而行，分步实施，采用政府补助、群众为主、社会参与等方式推进村容村貌整治。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提高饮水质量；全面提高农村公路通达程度和质量等级，切实解决农民出行难的问题；彻底消除农村破烂茅草房、杈杈房，逐步使农村住房整洁适用；开展以改水、改路、改厕、改房、改灶和治脏、治乱、治差为主要内容的“五改三治”工作，结合整村推进、易地搬迁、移民安置，实施农村民房抗震安居工程，建设清洁家园。有条件的地方，要推进农民集中居住，促进土地集约、产业集群、人口集中，使5万个以上的村庄得到集中整治。
⒍农业科技创新工程
围绕优势特色产业的发展，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整合各级农业科技研发技术和人才资源，建立省级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创新基地，以*省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园区建设为切入点，鼓励国内外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参与农业科技创新，积极引导和鼓励龙头企业成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主体。加强农业应用基础研究和重大应用技术研究，支持和推进省内外先进农业科研成果的中试和示范推广，建立相对固定的新成果和新技术集成示范基地。大力开发和推广光、热、水等气候资源的应用技术，强化气候资源开发利用能力。继续实施“种子工程”、“畜禽水产良种工程”，力争在品种良种化、种养规范化、管理科学化、产品优质高产化、农产品加工现代化等方面取得新突破，提高我省农业科技的总体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健全和完善农技推广体系，以“农业科技入户工程”为突破口，建立“科技人员直接到户、良种良法直接到田、技术要领直接到人”的科技成果快速推广转化长效机制。以培育科技示范户为重点，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建立一支用得上、留得住的乡土人才队伍。
⒎农产品质量安全工程
以无公害农产品生产为基准，以农业投入品源头控制为重点，以农业标准化生产为基础，以质量认证和质量监测为手段，加强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积极推行GAP、GMP、HACCP、GSP认证及相关产品认证。加快建立以畜牧、蔬菜、水果、茶叶、花卉、烟草、药材、甘蔗和马铃薯等优势农产品产业为主体的农业标准体系框架。整合监测资源，逐步建立以省、部级农产品质检中心为龙头，州、市级区域性检测中心为骨干，县级农产品质检站或农药残留快速检测站（点）为基础的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生态环境等监测体系，逐步实现农产品无公害生产、流通和消费。到2010年，建设1500万亩省级农业标准化综合示范区，80%的农业生产实现无公害标准化生产，5000万亩耕地通过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
⒏农业防灾减灾工程
坚持“以防为主，防抗结合，综合治理”的防灾减灾方针。建立和完善气象灾害及相关灾害预警体系，重点强化灾害预报预警功能，加强气象灾害预警应急系统建设，建立防灾减灾决策指挥和科学的灾情评估体系，形成干旱、大范围致灾暴雨、低温冷害和森林火灾、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预警预报系统，全面提高预报预警水平和服务能力。在滇中、滇东缺水地区积极建设专业的人工增雨作业基地，进一步提高空中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缓解水资源的短缺局面。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外来有害生物的防治。围绕防灾减灾、生态建设的需求，采取工程、生物、科技措施综合治理，加强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抗灾减灾能力。
优势农产品推进工程。加快烟叶、畜产品、无公害蔬菜、“双高”甘蔗、中药材、花卉、茶叶、橡胶、蚕桑、咖啡、食用菌、林产品等优势农产品产业化进程。
粮食安全综合示范工程。以水稻、玉米、马铃薯为主，在60个粮食主产县建立2400万亩粮食安全综合示范区。
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工程。12个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在山区半山区新建100万件“五小”水利工程。建成高稳产农田500万亩、基本农田500万亩，新增有效灌溉面积200万亩以上，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
科技入户工程。以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和主体培训为主，科技人员到户、良种良法到田、技术要领到人。2010年，先进实用技术入户率和到位率均达到90％以上，农业综合生产成本降低15％以上。
动物防疫体系建设。建设动物疫病监测、预防控制、防疫监督、边境动物防疫四道屏障，做好禽流感等重大疫病防治工作。建立健全省、地、县、乡、村五级动物疫病技术支撑系统和兽药质量控制体系。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立健全省市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到2010年，通过认证的无公害农产品率达到50%、优势农产品质量安全指标合格率超过90％。
农村饮水安全。解决农村500万人以上的人畜饮水困难和饮水安全问题。
农村无电地区通电工程。采用电网延伸、开发小水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等多种方式，解决48.44万户无电人口通电问题，2010年户通电率达96.2%。
农村能源。新增沼气池100万口以上，新增小水电代燃料150万户，农村改灶50万户，太阳能推广50万平方米，建秸秆气化集中供气站10个；营造薪炭林200万亩，改造薪炭林500万亩。
农村公路。改造农村公路15000公里以上，具备条件的乡镇实现通乡公路路面硬化；行政村公路的通畅能力广泛提高，基本实现村村通路。
农村教育。农村中小学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以尚未“普九”的17个县农村中小学为重点，建设学校教学、生活设施。实施职业教育建设专项规划，完善农村职业教育设施。
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建设乡镇卫生院以及贫困县、民族自治县、边境县中的部分县医院、妇幼保健院和县中医院（民族医院）。基本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提高到55％。
农村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建设。建设完善县级服务站、中心乡镇服务站、流动服务车等。
农村文化。农村广播电视工程。推进广播电视进村入户，基本实现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村村通广播电视。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做好农村电影设备、拷贝配送工作，基本实现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县级图书馆、文化馆设施建设，着力加强乡镇文化站建设，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加强农村体育健身场地建设。
村寨环境整治工程。以改水、改厕、改厩、治脏、清乱等为主要内容的村寨环境整治，力争5万个村寨的环境整治取得明显成效。
（三）空间布局
从*山区、边疆、民族、贫困“四位一体”的实际出发，围绕现代畜牧产业、现代林业产业、生物产业、优势农产品加工业和以农产品流通为重点的服务业，突出在城郊区和平坝区、山区和半山区、热区和边境地区进行农村经济空间布局，加大《*省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实施力度，打破行政区划、所有制和行业的束缚，推进优势农产品向优势产区集中，建设一批特色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基地，尽快形成一批优质特色农产品产业群、产业带，加快特色产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⒈重点产业布局
畜牧产业。以昆明、玉溪、曲靖等市为重点建设现代加工型原料猪养殖基地，以曲靖、丽江、昆明等市为重点，建设以火腿为代表的传统加工型原料猪养殖基地。以滇东南、滇西南、滇中为重点建设肉牛加工外销基地。以昆明、曲靖、大理、楚雄、保山、丽江、临沧等地为重点建设肉羊生产基地，以昭通、曲靖、丽江、迪庆等州市为重点建设半细毛羊养殖基地。以德宏、保山、大理等州市为重点建设奶水牛养殖基地；以昆明、曲靖为重点建设奶山羊基地。以昆明、玉溪、曲靖、大理、楚雄、保山、德宏为重点建设现代化禽类生产基地，加快发展主要畜产品产业集群。
林产业。重点在思茅、西双版纳、大理、保山、丽江、迪庆、红河、文山、临沧等区域布局。以国家林业重点工程为带动，推进生态建设工程的同时，加大8大特色林产业建设力度。重点在林纸一体化、特色经济林、竹藤产业、干果产业、木材加工及人造板、林化工产业、林下资源开发等产业上，实现产业集聚式发展，加快林业产业化发展进程。
生物产业。围绕建设以红河为重点的热带、亚热带水果产业带，以西双版纳、思茅、临沧为重点的橡胶、茶叶产业带，以昆明、玉溪为重点的花卉产业带，以保山、德宏为重点的咖啡、香料产业带，以文山、楚雄为重点的南药产业带，以干热河谷、农业秸秆丰富地区、甘蔗和橡胶产区为重点的生物质能源产业带，建设一批特色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基地，尽快形成一批优质特色农产品产业群、产业带。
优势农产品加工业。重点围绕优势畜产品、优势特色林产品、外向型特色生物资源产品的原料基地，向昆明、玉溪、曲靖、大理、蒙自等大中城市和以县城为中心的城镇和交通沿线集中布局，加快产业向工业园区集聚，培植龙头企业，推进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发展循环经济，提高优势特色产业的产业化经营水平，增强对农民增收的带动力。
以农产品流通为重点的服务业。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省内国内大中城市和沿海发达城市为营销重点，立足优势农产品产区，构建以大中型专业批发市场和农业龙头企业为主体，以公路、铁路、航空和水运交通运输网络为线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和流通网络，构建以农业生产资料向乡村辐射的服务体系和以农产品价格、供求变化、经纪中介为重点的信息中介服务体系。
⒉重点区域布局
城郊和平坝区。以率先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为方向，以加快无公害蔬菜、高档花卉、优质烟叶、优质稻米和优质畜产品等特色产业发展为重点，下大力气加快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原料基地建设，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为现代化加工和外销提高原料保障，做大做强一批龙头企业和培育一批名牌产品，推进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力争在优势特色产业的现代化发展上取得较大突破。
山区和半山区。围绕发展特色种养业，以转变生产经营方式、提高生产水平为重点，加大“五小”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开拓市场，农林牧结合，大力发展优质草食畜牧产业、优势特色经济林产业、优质蚕桑产业、地道药材产业等，加快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放活集体商品林，使畜牧产业和林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
热区。在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红河、南盘江等低热河谷地区及版纳、德宏等热带地区，发挥光热水土资源富集的优势，以甘蔗、茶叶、橡胶、热果、冬早蔬菜、咖啡、观赏绿化植物等为重点，加大开发力度，扩大冬季农业开发规模、稳步发展生物质能原料产业，积极发展精深加工，大力开拓国内外市场，促进热区优势特色产业发展。
边境地区。在25个边境县市范围内，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构建互利合作的“双赢”机制，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开发与合作，以热带生物资源开发、四季蔬菜生产、畜牧业养殖、林产业和林产品开发加工为重点，建立农业特色产业园区和科技示范园区；以替代种植为契机，调整农业产业布局，建立境外农产品生产基地，开发跨境农业，转移农村劳动力；加强农业科技合作，促进农业技术、种苗、化肥、农（兽）药、农机具和农用物资的出口。在红河州、思茅市、西双版纳州等地区建立边境农业合作区，以“一港三区”，即瑞丽姐告自由贸易港、河口工业加工区、打洛边境自由贸易区和磨憨边境自由贸易区为载体，建立*邻边加工服务贸易区和农产品进出易市场，加快边境地区外向型农业发展。
四、主要政策措施
（一）继续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政策，切实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
坚持长期稳定农村基本政策。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贯彻落实好《农村土地承包法》，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政策，建立县乡两级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调解机构，创造不断改善和优化农民安居乐业的政策环境。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以落实“一地一证”为目标，全面检查并切实纠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规民约中侵犯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各种违法行为。
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按照“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使用权”和“依法、自愿、有偿、规范”的原则进行土地使用权流转，适当鼓励土地的使用权向农业开发商、种田能手和其它经济组织集中，在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探索农田地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发展土地规模经营，以农民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引导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资源流向农业。严格执行国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主动做好土地流转法规的宣传普及，培育专业性土地中介服务机构，促进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规范化管理，提高基层干部依法执政能力，增强农民法律意识。
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快征地制度改革，建立和实行土地征用与经济补偿、社会保障、就业服务同步进行的制度。继续从严从紧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数量和范围，规范征地程序，提高征地占用补偿标准，落实被征地农民安置措施，维护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申述权，坚决制止低价征占农民土地，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切实加强对农用地转用规划和计划审查，改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非农建设用地和农户宅基地审批制度，从严从紧控制建设占地的总量和速度，加强城市、工矿、交通、园区占地管理和耕地复垦，切实做到占补平衡。严格保护基本农田，落实基本农田“五个不准”，建立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保持和扩大基本农田规模，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不下降。切实转变粗放的农业生产方式，以耕地质量建设为中心，以高稳产农田建设和中低产田改造为重点，促进耕地集中集约利用和规模经营，加大耕地产能建设力度，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积极推进旧村改造，合理规划新村建设，继续加强农业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推进以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为主要内容的土地开发与整理，促进耕地的集约可持续利用。积极建立耕地保护与开发分级管理责任制和动态监测系统。
（二）深化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优势特色农业
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把增加农民收入与发展粮食生产结合起来，综合运用市场、政策和价格信息等各种经济手段，继续实施粮食补贴政策，改善粮食生产条件，努力建设优势粮食产业带，不断优化粮食品种，提高粮食质量，积极支持主产区搞好粮食生产和加工转化，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快培育和规范粮食市场，健全和完善储备调节制度，提高种粮效益和农民收入，确保粮食生产稳定发展。
大力发展畜牧水产、林业产业。建立健全畜禽良种繁育体系。继续实施奶牛良种繁育补贴，引导有条件的地方发展畜牧养殖小区，提高规模化、集约化饲养水平。积极推进水产良种工程建设，提高良种覆盖率；充分发挥*鱼类资源优势，发展特色渔业；全面推进水产养殖科学规划布局，培植外向型渔业；建立完善水生动物疫病防控体系，提高应对突发性重大疫病的能力。积极推进林纸浆、林板、林化、林果、林下资源和森林旅游一体化经营，坚持基地建设优先的原则，搞好科学布局，合理选择林种树种，完善植造抚育采伐方式；增强国有林发展活力，放活集体商品林，改革林木采伐管理制度，切实将采伐指标落实造林、护林、用林者。
推进优势特色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坚持相对集中、合理布局、分类指导的原则，调整生产力布局，率先推进肉牛产业、乳业、蔬菜产业、茶产业、专用型马铃薯产业、鲜切花产业、食用菌产业等的产业集群建设。“*”期间，重点扶持500家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认定200家省级重点龙头企业，扶持农产品加工业技术改造、劳动密集型骨干企业发展、标准化生产，加大对冷藏、包装、运输、卫生检疫等加工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
加快乡镇企业发展。采取财政贴息、补助、参股、以奖代补等多种支持方式，引导和拉动信贷资金和民间资本的投入，积极支持乡镇企业，促进农民创业就业，增加农民收入。进一步推进乡镇企业东西合作，鼓励乡镇企业发展边境贸易，鼓励内外商对乡镇企业进行兼并、收购、租赁、承包，鼓励乡镇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重组。创新管理体制，完善产权制度改革，健全经营机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促进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有重点地发展乡镇企业园区，发展循环经济，集约利用土地，提高集聚效应，繁荣小城镇经济。
加快培养新型农民。加强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等方面的培训，积极开展以需定培、定向培训、定岗培训等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农民转产转岗就业能力，培养新型务工农民和产业农民。继续实施和完善鼓励企业增加就业岗位、加强就业培训的财税和信贷等有关优惠政策，采取政府引导、市场配置、企业订单、劳务派遣、能人带动、项目拉动、中介推动等多种模式，拓展农村劳动力就业领域。逐步建立为务工农民服务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业服务网络，清理和取消各种针对农民工就业的不合理规定，降低进城和就业的门槛，切实解决务工农民工资偏低、拖欠和子女上学问题，建立和完善民工救助体系，加强以劳动仲裁、司法援助、舆论监督相结合的民工维权服务，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远程教育，积极整合城乡教育资源，扶持中高级职业教育学校，大力培养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利用现代信息网络和农村文化阵地，建设农村和谐文化，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融入新农村建设全过程，武装干部头脑，教育带动群众，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三）以培育龙头企业为重点，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认真落实好农产品加工增值税进项抵扣、项目资金扶持产业化基地建设、财政信贷扶持龙头企业、技改贷款贴息、出口退税等政策措施。继续安排农业产业化专项资金，围绕优势产业，按照重点龙头企业的认定办法，选择一批龙头企业，纳入政府扶持项目，支持龙头企业引进、示范和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建立科技研发、质量标准和信息网络体系。鼓励和引导有品牌、有实力和知名工商企业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名牌产品为龙头，以优势企业为骨干，把政府扶持同企业改制结合起来，采取联合、兼并、改组等多种资产重组方式，推动实施“五个一批”的品牌战略，即支持一批优势农产品品牌、发展一批特色品牌、培育一批高新技术品牌、推进一批现代服务业品牌和扩大一批区域品牌，创造名牌，造就精品，开拓市场，增强我省农业的竞争优势。鼓励龙头企业积极实施资本运营战略，推动龙头企业由规模化向集团化方向发展。
加大对原料基地建设的扶持力度。做到龙头企业建到哪里，原料基地建设到哪里，各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到哪里。鼓励龙头企业通过采取合同契约、股份合作、股份制、利润返还、托管或租赁经营等多种形式，开展定向投入、定向服务、定向收购，与农户建立较为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让农民获得一部分加工、经营环节的市场利润。对农民给予二次分配的企业，要优先扶持。引导企业和农民增强法制观念和诚信观念，规范完善合同内容，提高订单履约率。既让企业获得稳定优质的原料，也使农户借助企业增加收入。使基地生产逐步由分散经营向适度规模经营，由粗放经营向集约化经营、由兼业为主向专业化生产转变。
加大对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扶持力度。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大力发展一批服务领域宽、组织化程度高、经营机制灵活、带动能力强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产品行业协会、产销协会、购销公司、中介服务组织，并在税收优惠、财政补助、金融支持等方面给予扶持。充分依靠农户采用合作、参股、预付定金等方式，引导村集体与供销社、农技组织、龙头企业等合作联合，实行“支部加协会（合作社）”等模式，壮大各类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发挥技术指导、信息传递、物资供应、产品加工、市场营销等方面的作用。
（四）依靠现代科技和装备，提高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加强农业新品种的选育和新技术的推广及应用。支持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开展良种引育、选育、繁育、栽培技术，加强对先进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推广和应用。制定并实施重大农业科技推广计划。大力发展旱作节水农业，积极推广先进旱作技术和节水灌溉技术，提高农业灌溉用水利用效率。巩固提高农村可再生资源综合循环利用水平，开展秸秆综合利用，推行农资节约和测土施肥，提高化肥、农药利用率。鼓励并推广农膜回收利用，不断提高农业投入品的利用效率，发展节约型农业。普及应用种子精选分级、包衣、药剂拌种等加工处理技术；全面推广应用主要农作物精量半精量播种技术。积极推广绿色高效生态畜禽养殖技术，大力推广舍饲、半舍饲圈养技术模式和高效、优质、集约化的生态水产养殖技术，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和经济效益，切实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轨道转变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加强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逐年增加对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的投入，重点用于基层站所改造、设备更新及有关科技培训；以县、乡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依托，新建一批农业科技示范场，开展实用新技术、新品种试验示范、优良种苗繁育和实用技术培训；建立村级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农技推广项目招投标制度和科技联产承包制度，推广农技110、庄稼医院等服务形式，继续抓好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农业适用技术推广网络，认真组织实施“科技入户工程”，改变科技与生产两张皮、科技与推广不协调的现象，提高服务“三农”的水平。尤其是要围绕外向型特色产业，对普洱茶、宣威火腿、冬早蔬菜、专用型马铃薯、出口高档鲜切花、小粒咖啡、野生食用菌等一批优势特色农产品，率先实施标准化和产业化生产。
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积极示范推广先进适用农机具，逐步提高重要农时、重点作物、关键生产环节和优势农产品主产区机械化作业水平。继续实行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加大对农机大户和新型农机专业服务组织的引导和扶持，鼓励农民购买和使用农业机械，对水利、生产、加工等中小农业机械服务给予政策性信贷支持，努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五）深化农村改革，增强农村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
统筹城乡改革。坚持以人为本，围绕提高农民收入和生活质量目标，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性和政策，切实维护和保障好农民的合法权益，保障农民公平的待遇、完整的财产权利和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探索改革统筹城乡、产业规划布局和发展、城乡基础公共设施建设、城乡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城乡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加快建立城乡居民地位平等的经济社会新体制。昆明、玉溪、曲靖、大理、个开蒙等大中城市郊区要先行一步，力争2010年前在建立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机制上取得较大进展。
深化农村综合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积极稳妥地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创新农村工作机制；以落实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为重点，努力深入农村义务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以增强基层财政保障能力为重点，切实加快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推行“乡财县管乡用”预算管理方式改革。同时，要按照强化公益性职能、放活经营的要求，搞好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改革；加快推进兽医管理体制和种子管理体制改革，稳定基层“三农”服务队伍。重视解决乡村债务问题，建立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长效机制。
深化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把发展农村股份合作制作为重要方向，积极探索多种实现形式、多渠道、多种模式发展的新路子。省级集体经济专项发展资金要重点扶持经济薄弱村。鼓励村集体经济组织充分利用自有资产，采取股份合作、专业承包、租赁经营等形式增加集体收入。以清产核资和股份制改革为重点，积极稳妥地推行农村社区股份制改革。结合集体经济发展，加大小型水利产权制度等农村小型基础设施改革力度，大力发展农民用水户协会，着力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深化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加快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进一步理顺林业生产关系，因地制宜将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经营权逐步落实到户、联户、林场或其他经营实体，并配套开展林权流转、林木采伐、资源保护、投融资体制等综合改革。进一步明晰集体林木所有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增加林农收入，调动林农和社会各界参与林业建设的积极性，把林业建设成为我省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促进全省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基本完成全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任务，实现“山有其主、主有其权、权有其责、责有其利”的目标，建立起“产权归属清晰、经营主体到位、责权划分明确、利益保障严格、流转顺畅规范、监管服务有效”的现代林业产权制度，为加快我省边疆民族山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良好的制度环境。
深化农村流通体制改革。鼓励各类投资主体以新建、兼并、联合、加盟等方式，加大农产品批发市场升级改造力度，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加快发展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和消费品连锁经营，发展农村现代流通业；围绕加快建设一批对接大西南乃至全国以及东盟市场的农产品物流基地和专业物流中心，进一步开拓省际“绿色通道”网络，实现鲜活农产品省际、周边国外市场的互通。加快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培育和规范粮食市场，完善储备调节制度，积极探索在国家宏观调控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符合我省省情、粮情的粮食流通体制。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在农村商品流通中的主渠道作用，加强供销合作社传统经营网络的改造、整合和提升，积极发展专业合作社、综合服务社、农产品协会，加快现代经营网络建设。
深化农村户籍制度改革。探索突破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的二元结构，使农民逐步享有自由进城和自由迁移的权利，促进农村人口加快向城镇集聚，把发展农业与减少农民有机结合起来。
（六）加大投入，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
增加公共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坚决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逐步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确保财政每年对农业投入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确保每年新增财力重点用于“三农”。从2006年起省级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并逐步形成新农村建设稳定的资金来源。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发展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争取“*”期间省级财政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比“*”期间有所提高。完善政府涉农资金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整合财政涉农资金，优化投入结构，优先集中用于解决农村最薄弱、农民最急需的问题。严格涉农资金立项程序，建立农业投入绩效评价制度，加强资金监管，提高使用效率。州（市）、县（市、区）财政也要加大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力度，确保支农支出达到《农业法》的要求。
拓宽以工促农渠道。要重点在“多予”上下功夫，积极拓展农田水利建设筹资渠道，从土地出让金、基本烟田建设资金等有关资金中筹集农田水利建设专项资金；落实提高耕地占用税税率、新增税收主要用于“三农”的政策；落实国有土地出让金纯收益的30％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政策。总结烟草产业反哺农业的经验，拓宽和完善以工哺农的支持政策和融资渠道，探索建立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企业大集团以工哺农机制，每年筹措一定数额的以工哺农资金，重点用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支持农业生产发展。建立完善工商企业特别是以农产品和农业资源为原料的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及外贸企业和第三产业对农业的回报反哺机制，拓宽和完善工业反哺农业的支持政策和融资渠道。推进城乡产业优势互补，加快城乡产业融合，实现工业与农业相互促进、相互发展，保证以工哺农的良性循环。
增加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投入。以建立城乡基础设施共同发展机制为切入点，大力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让广大农民共享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带来的实惠，真正建立起地位平等、开放互通、互补互促、共同进步、平等和谐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认真落实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科技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规定，加大对农村社会事业的经费投入，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
创新投融资方式。按照集中资金、突出重点、扶优扶强的原则，整合资金、整合项目，加大对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项目和重点地区的支持力度。改革政府资金投入方式，建立政府直接投资、资本金投入、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多种投资方式，加强项目资金管理，提高投入效率。强化*省农业开发投资公司、*省水利水电投资有限公司的融资、担保、整合、扶持等服务功能。加强政府与银行、企业与银行、信用社与农民的协商合作，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完善农业信贷体系，创新贷款支农方式，加快推进金融支持“三农”行动计划。在有条件的地区，积极鼓励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探索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培育农村金融市场，搞好农户小额信贷和农户联保贷款等金融服务，切实加大信贷资金投入力度。健全农民自主筹资筹劳的机制和办法，有条件的地方可采取以奖代补、项目补助、民办公助等办法给予支持，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
（七）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加快发展外向型农业
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发展创汇农业。扩大我省与周边国家的农业合作。利用东盟国家丰富的农业资源优势，发展外向型农业。以创汇农业为重点，大力发展种养殖业、林业、园艺业及农业深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附加值高的出口创汇产品，增加特色农产品出口量。加快重点出口农产品基地建设，扶持发展一批具有产业优势和规模的外向型农业龙头企业，扩大农产品出口规模。逐步完善农产品出口信用保险制度，加快构建出口农产品预警机制，积极应对国外农产品贸易技术壁垒。加强与东盟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组织我省农业企业到省外、境外和国外参加博览会，投资兴办企业，抓住机遇，推动境外罂粟替代种植的进一步发展，扩大贸易、资金和人才交流，拓展国际市场。
实施“引进来”战略，大力吸引农业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创新引资机制，通过农业资源使用权的转让，农业企业的拍卖、兼并、重组等多种形式，积极引导和支持外资投向优质品种的选育和推广，吸引国外农业集团公司以独资企业、资本参股、技术入股等方式参与*特色农业资源开发。加大我省农业利用国外贷款力度，进一步扩大我省农村经济发展和建设的融资渠道。组织举办各种形式的农产品展销、推介等经贸活动。鼓励中外合作开展国内外的产品标准和质量认证，提高利用外资的科技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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