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郑振铎；古代文学；研究方法
一、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
郑振铎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猛将之一，做出了大量的新文学实绩，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学术个性。作为成长于20世纪初的一代学者，外来影响作为“他者之镜”、“他山之石”在郑振铎文学史观的构成中起了很大作用启蒙意识、民族意识、世界意识、文学本体意识、研究者主体意识成为其文学史观的主要特质，也使其文学史著作具有了长久的生命力。
郑振铎从1920年为耿济之等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写序时就开始了比较文学研究，通过比较中俄两国文学的特色，提出新文学的建设要向俄罗斯文学学习。他认为中国文学想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努力：第一，引进外国的文学作品与理论，吸收外国文学的精华；第二，要整理中国旧文学。他的比较文学思想受莫尔顿的影响最大。莫尔顿的《世界文学》与《文学的近代研究》两本著作为他提供理论指导，然而他的比较文学理论与莫尔顿的又有所不同，莫尔顿强调以一个定点或国家文学作观照，而郑振铎更加注重从世界文学整体加以研究。1922年8月他发表《文学的统一观》提出“以文学为一个整体，为一个独立的研究的对象，通时与地与人与种类一以贯之，而作彻底的全部的研究的”。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中，他直接指出：“所谓文学研究的统一观，便是承认文学是一个统一体，与一切科学、哲学是一样的，不能分国单独研究，或分时代单独研究。因为古代的文学与近代的文学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这一国的文学与那一国的文学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的研究文学应以文学为单位，不应该以国或以时代为单位。
文学大纲正是世界文学思想的产物，他将中国文学纳入到世界文学的版图中加以叙述。在世界文学的坐标系中，郑振铎通过中外小说的比较来确定中国小说的坐标，如水浒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著作，其人物刻画，生动活泼。郑振铎的中国古代小说比较研究，可以分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又可以分为流传学和渊源学研究。流传学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流传和影响研究。最典型的两个例子：一是对中国中篇小说翻译到外国的研究。他提出：关于中篇像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等，在国外都已有了不止一种的译本，且都曾受过欢迎；他提到Giles曾翻译聊斋志异为英文，所以这本书在国外殊为出名。郑振铎曾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重点强调中国文学的外来影响的研究。所研究的就是中国文学在历代受到的外来的影响有多少，或其影响是什么样子。
在20世纪初，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中国从近代就已开始文学的改革，如黄遵宪、梁启超的“诗界革命”等，但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变革才大张旗鼓地进行，并取得决定性进展。郑振铎在外观文学作品和理论的影响下，从内涵和外延两层面对文学观念进行了清理。1921年《文学的定义》说：“文学是人们的情绪与最高思想联合的‘想象’的‘表现’，而它本身又是具有永久的艺术的价值与兴趣的”。这个定义显然受了文齐斯德《文学评论之原理》的影响，在《文学的使命》（1921年）中，他嫌亨德的文学观太偏重理性，而赞成文齐斯德。与之不同的是，将时代精神融合了进去。
二、从“进化的观念”到历史唯物论
达尔文进化论观渐由自然科学进入人文科学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也从严复译的《天演论》等著作接受这种观点。郑振铎在《中国文学研究》的序中说：“三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有关中国文学的论文，尤以有关小说、戏曲研究的为多……且受了从西方输入的‘进化论’的影响，也想在文学研究方面运用这样的‘进化论’的观念。”郑振铎的文学进化论观点，受莫尔顿的《文学的近代研究》影响较大。他强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文学，“‘进化’二字并不是作‘后者必胜于前’的解释。不过说明某事物一时期一时期的有机的演进或蜕变而所谓进化者，本不完全是多进化而益上的意思。他乃是把事物的真相显示出来，使人有了时代的正确观念，使人明白每件东西都是随了环境之变异而在变动，有时是‘进化’，有时也许是在‘退化’。文学与别的东西也是一样，自有他的进化的曲线，有时而高，有时而低，不过在大体上看来，总是向高处趋走。”文学进化论对郑振铎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他找到了小说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规律，不是一部部作品简单地按时代排列，而是像有机生命体一样有发展变化的生命过程，有萌芽期、生长期、茂盛期、衰退期。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小说史的分期上。他在《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中，将中国小说史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原始的古代到唐开元、天宝时代，称为古代小说的胚胎期。第二时期是从开元天宝到北宋的灭亡，称为小说的发育期。第三时期是从南宋到明弘治，为中国小说的成长期。第四时期是从明嘉靖到清朝的乾隆、嘉庆时代，是中国小说的全盛时代。第五时期是从清乾嘉后到现代，是小说的衰落期。中国小说的发展从胚胎期、发育期、成长期、全盛期到衰落期，与动物或植物的生长模式一样，是由生到死的一个发展过程，这明显地受到进化论的影响。
郑振铎的文学观既是在中国特定环境下的思考和选择，也吸收了外来影响，正是因为他接触外国文学时体悟到了文学审美的人类共通性，与西方理论家的观点产生共鸣，所以对文学的情感和表现性尤其强调和突出，在观念上跨越了不同民族或国家的政治、社会、宗教与文化的限制，为对人类文学作一体观照、统一研究提供了认识前提。郑振铎的文学史写作受西方影响也很大，如进化论、泰纳的种族环境时代决定说以及比较神话学、民俗学等，正如他在1958年10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学术批判”上的“自我检讨”所说，在文学研究方面他受了泰纳文学史观点、安德路・莱恩民俗学、弗莱塞《金枝》、厨川白村等的影响。
当下，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进入一个自觉的时代，“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不断。早期的，包括非本土的“中国文学史”在内的著作重新被端上案头。李为民、桑农的《Giles的草创与郑振铎的批评──西方第一部中国文学史》重新认识郑振铎对英国汉学家Giles的名著《中国文学史》（1900）的评价，认为应该从发生学的立场探讨Giles《中国文学史》的历史价值。黎敏的《郑振铎对民间文学诸体裁的研究》还呼吁学界在研究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史时，不应忽视郑振铎这样一位反应迅速、始终站在学术前沿、学风稳重的独特学者。
【参考文献】
[1]郑振铎.郑振铎全集[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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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向远.比较文学学科新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4]曹道衡等.评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文学史》[J].文学评论，1958（3）.
[6]葛红兵，温潘亚.文学史形态学[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
[7]陶东风.文学史哲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8]徐公持.关于古典文学研究的宏观研究及其现状[J].文学遗产，1987（04）.
[9]王锺陵.文学史新方法论[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
一、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
郑振铎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猛将之一，做出了大量的新文学实绩，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学术个性。作为成长于20世纪初的一代学者，外来影响作为“他者之镜”、“他山之石”在郑振铎文学史观的构成中起了很大作用启蒙意识、民族意识、世界意识、文学本体意识、研究者主体意识成为其文学史观的主要特质，也使其文学史著作具有了长久的生命力。
郑振铎从1920年为耿济之等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写序时就开始了比较文学研究，通过比较中俄两国文学的特色，提出新文学的建设要向俄罗斯文学学习。他认为中国文学想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从两个方面加以努力：第一，引进外国的文学作品与理论，吸收外国文学的精华；第二，要整理中国旧文学。他的比较文学思想受莫尔顿的影响最大。莫尔顿的《世界文学》与《文学的近代研究》两本著作为他提供理论指导，然而他的比较文学理论与莫尔顿的又有所不同，莫尔顿强调以一个定点或国家文学作观照，而郑振铎更加注重从世界文学整体加以研究。1922年8月他发表《文学的统一观》提出“以文学为一个整体，为一个独立的研究的对象，通时与地与人与种类一以贯之，而作彻底的全部的研究的”。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中，他直接指出：“所谓文学研究的统一观，便是承认文学是一个统一体，与一切科学、哲学是一样的，不能分国单独研究，或分时代单独研究。因为古代的文学与近代的文学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这一国的文学与那一国的文学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的研究文学应以文学为单位，不应该以国或以时代为单位。
文学大纲正是世界文学思想的产物，他将中国文学纳入到世界文学的版图中加以叙述。在世界文学的坐标系中，郑振铎通过中外小说的比较来确定中国小说的坐标，如水浒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著作，其人物刻画，生动活泼。郑振铎的中国古代小说比较研究，可以分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又可以分为流传学和渊源学研究。流传学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流传和影响研究。最典型的两个例子：一是对中国中篇小说翻译到外国的研究。他提出：关于中篇像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等，在国外都已有了不止一种的译本，且都曾受过欢迎；他提到giles曾翻译聊斋志异为英文，所以这本书在国外殊为出名。郑振铎曾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重点强调中国文学的外来本文由收集整理影响的研究。所研究的就是中国文学在历代受到的外来的影响有多少，或其影响是什么样子。
在20世纪初，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中国从近代就已开始文学的改革，如黄遵宪、梁启超的“诗界革命”等，但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变革才大张旗鼓地进行，并取得决定性进展。郑振铎在外观文学作品和理论的影响下，从内涵和外延两层面对文学观念进行了清理。1921年《文学的定义》说：“文学是人们的情绪与最高思想联合的‘想象’的‘表现’，而它本身又是具有永久的艺术的价值与兴趣的”。这个定义显然受了文齐斯德《文学评论之原理》的影响，在《文学的使命》（1921年）中，他嫌亨德的文学观太偏重理性，而赞成文齐斯德。与之不同的是，将时代精神融合了进去。
二、从“进化的观念”到历史唯物论
达尔文进化论观渐由自然科学进入人文科学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也从严复译的《天演论》等著作接受这种观点。郑振铎在《中国文学研究》的序中说：“三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有关中国文学的论文，尤以有关小说、戏曲研究的为多……且受了从西方输入的‘进化论’的影响，也想在文学研究方面运用这样的‘进化论’的观念。”郑振铎的文学进化论观点，受莫尔顿的《文学的近代研究》影响较大。他强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文学，“‘进化’二字并不是作‘后者必胜于前’的解释。不过说明某事物一时期一时期的有机的演进或蜕变而所谓进化者，本不完全是多进化而益上的意思。他乃是把事物的真相显示出来，使人有了时代的正确观念，使人明白每件东西都是随了环境之变异而在变动，有时是‘进化’，有时也许是在‘退化’。文学与别的东西也是一样，自有他的进化的曲线，有时而高，有时而低，不过在大体上看来，总是向高处趋走。”文学进化论对郑振铎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他找到了小说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规律，不是一部部作品简单地按时代排列，而是像有机生命体一样有发展变化的生命过程，有萌芽期、生长期、茂盛期、衰退期。这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小说史的分期上。他在《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的趋势》中，将中国小说史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原始的古代到唐开元、天宝时代，称为古代小说的胚胎期。第二时期是从开元天宝到北宋的灭亡，称为小说的发育期。第三时期是从南宋到明弘治，为中国小说的成长期。第四时期是从明嘉靖到清朝的乾隆、嘉庆时代，是中国小说的全盛时代。第五时期是从清乾嘉后到现代，是小说的衰落期。中国小说的发展从胚胎期、发育期、成长期、全盛期到衰落期，与动物或植物的生长模式一样，是由生到死的一个发展过程，这明显地受到进化论的影响。
关键词：大学语文；中国古代戏剧；教学方法
大学语文已成为大学里增强学生文学素养的重要课程之一，而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却发现，大学生大多对中国古代戏剧较为陌生，学习古代戏剧作品较为困难，因此在给他们上古代戏剧作品课时，笔者探索并采用了一些较为可行的教学方法，如故事复述法、影像呈现法、课件展示法、情景再现法、“创设意境”法，角色体验法等，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撰为此文，以期分享。以下笔者就以杨胜宽、陈晓春先生主编的《大学语文》中的精选课文《牡丹亭•惊梦》（游园）[1]150-151为主要教学案例，并适当借助自己所教大学语文中的其他相关戏剧作品，探析上述教学方法。
一、故事复述法
笔者在给大学生们上汤显祖《牡丹亭•惊梦》（游园）之前，提前布置了作业———阅读汤显祖《牡丹亭》，并复述故事。因此，上该课时，首先让学生自愿复述《牡丹亭》的故事。从上课情况来看，一般都会有学生主动站起来按教师的要求（重点突出、简练、清楚、详略得当、流畅的复述故事），抓住《牡丹亭》的主要线索复述故事。这里就不再重叙学生的复述了。只是强调一下教师除对复述提出一般要求以外，还应提示复述必有的一些要点：（一）复述故事以情节为主，但应注意人物形象、人物关系和规定的典型环境，以及经典文词。（二）复述故事，关键性的节点必须有，这样才能完整而精要。《牡丹亭》故事的节点大致是：1.严父迂师，管教甚严。2.私出游园。3.梦中幽会。4.相思成疾而亡。5.柳生得画像，与丽娘幽魂欢会。6.丽娘复生，杜柳结为夫妇。7.杜父以柳为盗墓贼，拒不认婿。8.遵旨大团圆。当一位同学形象生动的按上述主线与剧本相关情节和老师的要求复述后，其余同学会予以适当的补充，此时，学生们会沉浸于充满传奇性的戏剧里，这样既调动了学生学习古代戏剧的积极性，又使大家熟悉了剧情，为下一步的学习奠定了基础。在讲授该教材中马致远的戏剧作品《汉宫秋》时[1]148-149，由于王昭君之事，年代久远，流传过程中说法不一，一说昭君是因为爱国爱民，自愿出塞和亲的；一说昭君出塞和亲是被迫无奈的，在汉朝与匈奴的边界投江自尽的。因此，采用故事复述法十分必要。课前，让学生查阅昭君出塞的相关资料，熟悉昭君出塞的两种不同的故事，比较两种故事的异同，理解昭君出塞的情怀，并阅读《汉宫秋》原文。在课堂上让他们按《汉宫秋》关键性的节点，对其故事加以形象、生动的复述。这样，学生们对《汉宫秋》的故事，昭君出塞的复杂情怀就会有较为全貌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教材里所节选的《汉宫秋》的文本在学生的脑海里就不会是抽象空洞的了。同时集中了学生的注意力，提高了他们的记忆、概括、理解、逻辑思维等能力。这样的方法也可用于《西厢记》《长生殿》等其他的古代戏曲作品的讲解与理解。
二、影像呈现法
大学语文教学应更多地介入多媒体教学。其中形象、生动、直观的影像呈现法是指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对象的特点，通过教学设计，合理选择和运用现代教学媒体，将戏剧作品以影像呈现。当这种方式与传统教学手段有机组合，以多种信息作用于学生，形成合理的教学过程结构，可达到优化的教学效果。笔者教授汤显祖《牡丹亭•惊梦》（游园）时，在学生复述故事之后，即采用多媒体教学：播放许珂导演，梅兰芳、言慧珠主演的昆曲电影《牡丹亭•游园惊梦》，影片中，演员扮相靓丽，服饰典雅，唱腔优美，配乐和谐。旦、贴、生配合默契，将杜丽娘“沉鱼落雁鸟惊喧，羞花闭月花愁颤”的美貌“，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赞叹，“恰三春好处无人见”的遗憾，“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的哀叹，梦中生（柳梦梅）“一片闲情爱煞你”的深情表白，生旦携手的缠绵，巫山云雨的欢梦等都完美地展现出来了。学生通过对影片的观看，不仅可以具体地感受到戏剧中角色之美、人物之个性、剧情之离奇、情节之动人、唱腔之悦耳动听等，更能体味到封建时代闺阁小姐被封建礼教禁锢的痛苦、对自由的渴望、对爱情的期盼、对封建礼教的婉曲反抗等。在讲《汉宫秋》时，也为学生适时播放了黄梅戏《汉宫秋》的视频。影像呈现法，能让学生目视耳听、身临其境地进入古代戏剧的场景中，去领略中国古代戏剧的特别之美。以此铺垫后，再讲文本就不会让学生感到陌生和疏离了。
三、课件展示法
对相关作品的作家的介绍只用文字叙述，不够形象、直观，其阐释、讲解一般是纵向贯穿、横向展开、纵横交叉、错综复杂，与作品形象性内容比较，更具理性思考，不易把握与记忆。教师借助详细的板书又较费时。而课件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使问题得以解决。多媒体教学课件是指根据教师的教案，把需要讲述的教学内容通过计算机多媒体（视频、音频、动画）图片、文字来表述并构成课堂要件。它可以生动、形象地描述各种教学问题，增加课堂教学气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是现代教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常常使用多媒体课件，依据教学内容精心设计出条理清楚、图文并茂的作家生平介绍，使单调的线性化陈述与阐释变得形象可感，宜于学生把握和记忆。如介绍《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可运用课件：第一张课件图片，用米黄色作背景，然后用深蓝色、楷书、加粗三号字体，在背景色与模版上方居中处，推出汤显祖及生卒年，蓝色沉静、庄重、醒目，易于记忆。在模版的左上方放入汤显祖富有特点的古代画像———头像。在模版的右上方用深棕色写出：一、汤显祖生平。提行，宋体、深紫色、加粗小三号字写出：汤显祖，明代戏曲家、文学家。字义仍，号海若、若士、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早有才名，他精通古文诗词、天文地理、医药卜筮诸书。接着第二、三、四张，图文并茂地介绍汤显祖的坎坷仕途与其戏剧创作及代表作品，这样，学生通过汤显祖的画像和老师结合课件对其生平的形象、生动、有力度的讲解及师生的互动，就能够具体、生动地感受其形象、气质、精神风貌等，了解其坎坷的人生、复杂的情怀，理解其创作的艰辛，从而在自己的心中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作者形象，这是传统的文字描述式教学难以实现的教学效果。学生也容易在较短的课堂时间内较快地理解与接受所讲内容，同时缩短古代作家与当代大学生之间的心距。接下来师生进入汤显祖《牡丹亭•惊梦》（游园）的欣赏、理解、审美，就是水到渠成了。课件不仅具有生动性、联想性、直观性，补充性等特性，还有其特别的色彩美、意境美、画面感、情景感等优势，对戏剧作品中那些含蓄、跳跃的唱词有较强的补充性。这就使学生随之产生一定的联想、思考，深思其意蕴，进入戏剧作者所表现的特定情节，感受戏剧唱词的特有内涵，走进戏剧中的人物的内心世界，体验其不同阶段的特有情感，把握其主要性格特征，畅游于其特定的意境之美，因此，教师在讲授唱词的教学过程中，应充分运用课件配合教学。笔者在讲授《牡丹亭•惊梦》（游园）的一些唱词时，因其具有较强的含蓄性、跳跃性与较深的思想意蕴，导致学生难以理解与欣赏，所以主要制作、运用了一些符合唱词剧情、内容、情感，学生容易看明白，易于联想、思考、理解、欣赏的幻灯片介入教学过程。如唱词【皂罗袍】的讲解。【皂罗袍】是脍炙人口的名曲，文词精美，抒情经典，影响广泛，《桃花扇•传歌》和《红楼梦》第23回都曾引用。教师作了上述提示后，便推出第一张幻灯片。第一张幻灯片，用白色作背景色，在左上方插入开放的粉红色桃花，右下方插入灰色的废井与隐约可见的破败的院墙，居中的上方，用深紫色、二号字、隶书写出原唱词一、二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唱词隐含深意，含蓄、跳跃，因此使用了深紫色。紫色是矛盾色，具有双重表情性，既蕴含戏剧主人公所处时代的黑暗，被封建礼教桎梏失去自由的痛苦，青春虚度，如花似玉却无人欣赏、无人爱，情怀悲忧、抑郁；又透露出杜丽娘对春景春光之美的惊异与赞美；色彩的运用正隐喻式地表现了杜丽娘的矛盾情怀。画面上怒放的桃花，充满活力，如青春美貌渴望爱情的杜丽娘。但姣美的桃花等花儿却不幸被迫把自己都交付给了废井、颓垣，这样不和谐的画面，显现其含蓄性，连接其跳跃性，容易引领学生进入悲凉的意境，引发学生的相关联想、思考，这时，伴随着画面是教师的讲解与分析，然后教师适时提出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引导学生讨论，发表个人见解。教师则斟酌时机给出合于情理的答案，并放映有答案的第二张幻灯片。接着，根据教师继续讲该解唱词的需要，有序放映以下相关的既有诗情又具画意，又能表现戏剧特定情节，使人感受唱词的特有内涵、情感的课件图片，配合教师的教学。笔者讲解教材节选的《汉宫秋》第三折里“灞桥送别”的【七兄弟】【梅花酒】【收江南】等唱词，仍借助多媒体课件，对唱词里充满诗情画意的场景予以生动、形象的展示。如讲解【收江南】时，先放映相关幻灯片。这张幻灯片用黑色作背景色，在左上方置入昭君的美丽画像，右下方插入汉元帝黯然神伤、独坐空宫的图片，居中的中上方，放置烛台与流泪的红蜡烛，居中的下方用白色、二号字、华文行楷书写出原唱词中的：“美人图今夜挂昭阳，我那里供养，便是我高烧银烛照红妆。”在学生充分感受课件画面后，教师依据原唱词结合课件予以讲解：画面里的黑色暗示出昭君出塞后汉元帝的绝望。悬挂的美丽的昭君画像，表现皇帝对昭君的爱恋、牵挂与不舍。独坐的汉元帝，以此反映他痛失爱妃后内心的孤独、寂寞、忧愁、痛楚等情怀。课件中的唱词，充分表现了汉元帝此时此刻难言的各种感情……唱词里的愁泪透露出他无限的哀伤与万般的眷念。到此，学生便会融入凄清悲凉的意境，深思皇帝无奈痛失爱妃的复杂情感与深层次的原因等。从上可知，具有画面、色彩、文字、意象、意境等要素的多媒体课件在古代戏剧的教学过程中的运用，不仅有助于教师进行生动、形象、具体、可感、有层次、有深度、有力度、多视角的有效教学；还可以创造活跃、丰富的课堂氛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习积极性，形成生动、主动、快乐学习的局面。
四、情景再现法
中国古代戏剧作品产生的年代较为久远，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思想、情感、审美情趣等与当代大学生都存在一定的距离，而古代戏剧作品中的唱词，其意象的丰富性、含蓄性、意境的审美性等都一定程度地使大学生们感到赏析、理解存在一定的困难，为解决这一教学过程中的问题，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尝试了情景再现教学法，收效较好。所谓“情景再现”教学法即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运用想象与联想，运用吻合作品实际的语言，把作品中蕴含的意象、意境、含蓄性、跳跃性、空灵性，甚至多义性等通过情景交融的描绘与展示“再现”于课堂，引导学生进入作品的情景、境界，在如同身临其境中，正确欣赏与理解作品，提高审美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情景再现法的使用，具有一定的条件。即应在教师讲解、师生互动后，学生对作者的生平、作品的创作、角色、情节等较为理解与熟悉的情况下，教师主讲、学生配合，对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解析，对其中的意象、意境、艺术特色作有效的探析与概括后，教师方可使用情景再现教学法。也就是说，这是在对作品有一定的理性把握之后，再一次进入感性体验，在感性与理性的连接、交融中，实现审美的又一次飞跃。因此，使用情景再现教学法，就要求教师必须以作品的意象、情景、内容等为蓝本，引导学生展开相关的联想与想象，运用吻合大学生心理、思维与情感等的艺术语言，融合作品中所蕴含的意象、意境、含蓄、空灵、跳跃性，多义性，情景交融地再现于课堂，让学生有真切的身临其境之感。在讲《牡丹亭•惊梦》和《汉宫秋》的“灞桥送别”时，笔者都采用了情景再现法。这里试将《牡丹亭•惊梦》的一段唱词【醉扶归】的“情景再现”展示如下：春天来了，幽禁深闺、孤独、寂寞、春愁满怀的杜丽娘迷恋春光春景，在春香的游说下，准备瞒着桎梏自己自由的封建家长偷游自己家的花园。游园前杜丽娘精心打扮自己，对自由充满向往之情，加之春香对其漂亮的穿戴的艳羡与赞叹，杜丽娘的心中充满自喜自赏自信而又自怜、惜春又惜人等复杂情怀。她深情款款又意味深长地唱到：你（春香）说是色彩鲜艳明丽衬托得我衣裙更加艳丽吧。我又戴着嵌有各种珍宝、光彩灿烂而又漂亮的花簪子，你以为我今日才如此呀？你长久把我陪伴侍候，其实你应该知道爱美是我的天性啊。唉，我正值春光般美丽的容颜却无人看，无人赏呀。你瞧，一不提防呀，我美丽的容貌，就会使鱼雁因惊异于我的美艳而沉落，鸟儿也因我的美貌而惊叹，发出叽叽喳喳的欢鸣声。我只怕啊，只怕我姣美的容颜呀，使姹紫嫣红的花儿也羞愧，使皎洁清丽的月儿也躲藏，花儿也会因为没有我美艳而忧愁得颤抖啊。哎，我这样青春、姣美而又多情，却被不理解我的父母呀，幽闭在深闺，只剩下满怀令人痛苦不堪的绵绵春愁和剪不断、理还乱的思春忧绪呀！这样的情景再现既符合唱词之意，其间的想象和联想又合于情理，并充溢着动人心弦的诗情画意，将原唱词的裙衫、花簪、沉鱼、落雁、鸟、花、月等意象与杜丽娘美艳的容貌、自喜自赏自信而又自怜、惜春又惜人的情怀有机交融形成可以让学生具体感受与沉浸的情景画面。唱词“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儿茜，艳晶晶花簪八宝填，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里的色彩、情态、情感、微妙心理等在情景再现里得到了形象生动地呈现。“恰三春好处无人见”的幽怨、娇羞、无奈、痛楚等情怀与其中的空灵、含蓄的丰富意蕴，“不堤防沉鱼落雁鸟惊喧，则怕的羞花闭月花愁颤”的自我肯定，难以言传的良好的自我感觉、感动，也通过富于画面、易于感受、能够共鸣的情景，有声有色有意境地再现出来，使学生感同身受。笔者在对《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长亭送别”的唱词[正宫•端正好][2]205进行讲授时，因这一唱词，体现了审美移情的原则，即“人在观察外界事物时，设身处在事物的境地，把原来没有生命的东西看成有生命的东西，仿佛它也有感觉、思想、情感、意志和活动，同时，人自己也受到对事物的这种错觉的影响，多少和事物发生同情和共鸣。”[3]597如唱词中所写景物总是蕴含着人的情感的，是情与景的有机融合。唱词里，也有紧扣秋季富有特征性的景物进行描绘、融情于景、情景交融的特点。因此笔者采用了情景再现法，对作品中所描述的情景予以生动的展示：“天上，淡淡的云彩，轻柔地漂浮在蓝色的天空，秋意横亘；地上，枯萎的，十分憔悴，惹人伤感；此时耳畔又响起阵阵凄厉的撕裂人心的秋风声；北雁列队成行，相依相随，一路艰辛，向遥遥的南方飞去。是谁一夜未眠情染霜林，情醉霜林呢？总是那即将离别的离人的凄清悲泪染红了霜林。莺莺我心已碎啊！”这种延伸、扩展的情景，渲染了北地萧瑟冷落的悲秋气氛，强烈感染着学生。让他们更易体验和理解作者所运用的以“染”致“醉”的拟人手法。作者将枫叶上欲挂还滴的朝露与离人的愁泪叠印、融化为一体，凸现莺莺内心曲折而深沉的悲愁之情。使学生在再现的情景里，自然而然地完整、深刻、诗化地理解唱词的内涵，体会文词的华美和表现手法的力度，在审美的过程中也潜移默化地提升了审美的能力。
五、创设意境法
创设意境教学法，是笔者在长期的古代文学教学实践活动中，结合“意境论”的美学观点总结出来的一种可行性的教学方法。“创设意境”教学法，即在教学活动的过程中，教师根据作品里作者所创设的意境，运用一定的相关联想与想象，以形象化、情感化、色彩化、画面化的语言，创造出与作品特定意境相联系、可互通的相似或相类的课堂意境，并引导学生自然进入这种特殊的审美境界，从而进行相关教学的方法。它包括“背景创设意境”“色彩创设意境”“特征性景物创设意境”“特定时空创设意境”“多角度创设意境”教学等多种方式。创设意境教学法也适用于大学语文中的中国古代戏剧作品的教学。“意境”是中国艺术特有的美学范畴之一，是情景有机交融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有感染力的艺术境界。王国维先生在其《人间词话》中也认为“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4]60。中国古代戏剧作家在他们创作以韵文为主体的戏剧作品时，自然而然地、精心地创造了许多精彩的动人心魄的意境。在《牡丹亭•惊梦》（游园）的讲授中，笔者采用了“创设意境”教学法，如唱词【皂罗袍】，即采用“色彩创设意境”“特征性景物创设意境”进行教学。因为在此唱词中，作者巧妙运用了能表达主人公情感的特定色彩与春天富有特征性的景物，并使之有机交融，形成特殊的艺术境界。唱词里，首句“姹紫嫣红开遍”中不仅用了春天特定的色彩———紫色、红色，还写了春天特定的景物———春花。紫色、红色，配以“姹”、“嫣”二字，呈现出繁花似锦的艳丽之美，不仅为春天抹上了亮丽的色彩，暗示了如花一般的杜丽娘之青春美艳，还透露了杜丽娘对春光的赞赏之情，并与烂漫绚丽的园中各种春天的花朵、春景相交融，构成明丽的意境。紧接着“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则用带有残破特征的景物———断井、颓垣，即无人问津的废弃之井与破旧、坍塌的花园之墙，以及它们陈旧、暗淡的色彩，与杜丽娘浓郁的惜春情怀交织出悲凉的意境，从而深入地表现了惜花更惜人感伤、忧愁、痛苦、无奈的悲怀。在此悲凉的意境里，学生们理解大家闺秀杜丽娘“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的忧怨、无奈、矛盾情怀等就较为容易了。而后又以朝飞的白色流云，暮卷的淡灰色细雨，轻柔的风，绿色的小轩，淡青色的烟波，五彩缤纷的画船，这些颇带春天特征的景物、色彩和杜丽娘赏春的情感相交汇，构成清丽空濛的意境，又与其“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的遗憾、无奈、惋惜抑郁、忧伤等情怀相聚集，呈现清冷之意境。学生在教师结合唱词着意创造的或明丽或清丽空濛或清冷的意境里徜徉、沉浸、体味……就会自然进入特定的审美境界，感受唱词的意境美，提高其欣赏、理解作品的能力。在讲洪昇《长生殿》第二十四出“惊变”[5]235时，笔者采用了“特定时空创设意境”的方法，即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借助一定的事物，创设出吻合教学内容的特别之意境，使人身临其境，产生共鸣，从而进行有效教学的方法。因为古代戏曲中的人物、景物必然存在于一定的时间与空间，其教学，就可以采用“特定时空创设意境”的方法，以便学生在特定的时空与特有的氛围里，更好地学习作品。“惊变”一开始写道：（丑上）玉楼天半起笙歌，风送宫嫔笑语和。月殿影开闻夜漏，水晶帘卷近秋河。咱家高力士，奉万岁爷之命，着咱在御花园中安排小宴。要与贵妃娘娘同来游赏，只得在此伺候。（生、旦乘辇，老旦、贴随后，二内侍引，行上）从其中的“玉楼天半起笙歌，风送宫嫔笑语和。月殿影开闻夜漏，水晶帘卷近秋河”，可知是一个清风明月的夜晚，因此，笔者在上大学语文课时，特意将“惊变”安排为烛光课，白天上课可以拉上遮光布和窗帘，晚上可以利用自然的黑夜，使教室变暗。然后在屏幕上放映有银河与月亮、云彩为背景的幻灯片；再让学生把早已准备好的蜡烛放在课桌相应的位置上，然后点染，此时教室烛光盈盈。银河、月亮、云彩、烛光交融，就会使学生自然沉浸在美妙的夜晚，在老师相关教学语言的导入下，进入清幽的意境，感受下文皇上与妃子美宴小酌、沉醉于爱情、贵妃醉酒的极乐场景与情怀，从而深刻理解“惊变”里所揭示的乐极生悲的客观规律与警示作用。其余的“背景创设意境”“多角度创设意境”等教学法在大学语文中的中国古代戏剧作品的教学中也可适当加以运用。创设意境的教学方法，能创造出有多种意境的特色课堂，让学生深入体会戏剧中的意境美，给学生以艺术的审美享受。
六、角色体验法
角色体验法，在此一指教师让有表演才能的学生扮演戏剧作品中的相关角色，在课堂进行模拟表演，让学生们体验特定角色的心理、情感、行为。二指教师让学生分角色朗读文本的相关唱词，以体验剧中人物的心理、情感、行为。使学生进入戏剧所规定的场景，对戏剧艺术产生真切的审美体验，从而更深入、全面地把握戏剧艺术作品。在教师采用多种教学方法讲解，师生互动默契，学生对戏剧作品有正确、深入、细致的理解，对角色有准确的艺术定位，对人物情感的体验与把握较好时，教师可采用角色体验法，进一步巩固教学效果。以下仍以《牡丹亭•惊梦》（游园）为例介绍角色体验法。教师在学生自愿或推荐的基础上，选出两位有表演才能的女同学（若是男同学愿意反串角色也可以），并让她们在课前背好相关台词，充分酝酿情感，练习好戏剧舞台动作，并装扮成《牡丹亭•惊梦》（游园）里的旦角杜丽娘、贴角春香。上课时，由班上的报幕员同学报幕后，在同学们的期盼与热烈的掌声中“演员”出场，并以讲台为舞台，舞台周围有适当布景。“演员”按剧本的规定与要求进行生动形象的表演，可唱也可说，辅以动作，还可用一定的多媒体音乐适时伴奏，“演员”要尽量把春香的天真、诙谐、机智，杜丽娘的美丽、青春和她惊喜、无奈、忧怨、感伤等情感表现出来，塑造出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让“演员”学生和观看表演的同学，都身临其境，充分体验角色的心理、情感、行为，并强化对戏剧作品的欣赏、理解与感悟，学好相关作品；同时，认识古代社会女性的悲惨处境与复杂情怀。再者，教师可以让学生一对一分角色声情并茂地朗读《西厢记》（长亭送别）的相关唱词与说白；也可将1小组规定为莺莺的角色，2小组为张生的角色，3小组为红娘的角色，4小组为其余角色：老夫人、长老。根据剧本中的提示，让学生们分角色朗读《西厢记》（长亭送别）；而后再互换角色，相互配合，进行有效朗读等；在朗读的过程中，学生会在特定的情景与氛围中用心去体验杜丽娘、春香的不同心理、情感、行为，进而充分理解戏剧中人物的特点，把握作品内涵，获得审美价值。角色体验法的有效运用，能使学生主动参与到教学活动中，亲力亲为，具体感受与体验戏剧角色的思想、情感、心理、行为等，深入理解、欣赏作品，进一步巩固教学成果。综上所述，大学语文里中国古代戏剧作品的教学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在实际的教学实践活动中，教师应因材施教，上述教学方法，既可以综合运用，也能够独立使用，还可以有主有次交叉使用，从而使学生学有所获，学有所乐，积极主动完成大学语文中中国古代戏剧作品的学习，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与审美能力。并“通过艺术体验去把捉生命的价值，通过艺术活动，去穿透生活晦暗不明的现象，揭示生命的超越性意义”[6]149。这些教学方法不仅能够运用于大学语文的中国古代戏剧作品的教学，而且还可以运用于其他中国古代戏剧作品的教学，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与实用性。
参考文献：
[1]杨胜宽，陈晓春.大学语文[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徐中玉.大学语文[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3]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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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关键词：古陶瓷；方法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5-0168-01
古陶瓷研究方法论与时代的文化、科技水平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古代，古器物研究水平决定对古陶瓷研究的高低。近代以来，随着科技文化的不断进步，古陶瓷研究的方法也在不断更新。总体而言，对古陶瓷研究的方法是在不断丰富，研究的范围也不断的拓展，从零散到系统，从单一到丰富，研究也向系统化、理论化发展。
以古陶瓷本身为研究对象，以古陶瓷鉴赏为研究目的：北宋时期，金石学、古器物学开始兴盛，重视对古代器物的考证与收藏，以古器物学的研究方法对古代文物进行考证，这一研究文物的理论方法一直持续到清代晚期。这个时期，古陶瓷的研究只是停留在器物本身的观赏与把玩，热衷对瓷器的器型、釉色、纹饰、款识等方面的考证，而对其内涵并不做深入系统的考究。成书于明代洪武年间的《格古要论》，是古代关于陶瓷研究十分重要的书籍，在谈及宋代五大名窑时，只是谈五大名窑各个窑口特征的不同，及瓷器的一些固有特点，而对其美学特征及其艺术特点谈及较少。以收藏鉴赏为目的研究方法，对古陶瓷的综合研究免不了会产生一些偏颇。对各个时期瓷器认识不深入，从而不可能认识到古陶瓷的发展演变规律，也不可认识古陶瓷真正的内在价值。北宋一直到清末，遗留的古陶瓷研究著作多停留在对古代器物的描述当中，对古陶瓷进行系统整理的书籍，此时尚未出现。
西方考古学运用于古陶瓷研究，以考证古陶瓷发展史为主要目标：随着近代西方考古学的传入，以考古类型学和考古地层学为主要研究方法应用于古陶瓷的研究领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考古学家陈万里先生为代表的陶瓷考古先驱，第一次实地发掘了浙江省的龙泉窑，结合古代文献对龙泉瓷器的记载，对不同时期的瓷片及窑具进行分类。依据地层学的原理，将器物按照地层叠压的关系进行年代的区分，再用类型学方法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历代龙泉窑生产演变的发展规律，以及产品的风格特征，作为龙泉窑瓷器年代判定的主要依据。将陶瓷考古的发掘成果作为古陶瓷研究的主要依据，在中国古陶瓷研究史上是开天辟地的事情，使第一线的考古资料与传世实物进行对比研究，为古陶瓷研究找到了可靠的参考资料，解决了历史上的许多遗留问题。考古学与古陶瓷研究相结合，形成了两个学科交叉形成的新学科，陶瓷考古学。考古学在古陶瓷研究方面的普遍应用，为系统的研究古代陶瓷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的研究著作，是以吴仁静、辛安潮先生编写的《中国陶瓷史》为代表。该书虽然内容较为简略，却系统的介绍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历史的脉络。以史论的形式编写古陶瓷的著作，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方法。此时还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方向，日本学者三山次男对中国外销瓷器领域的研究及对中国的制瓷技术对世界制瓷业的影响的考证，都是过去没有涉及的研究领域。
近代科学技术在研究中应用，以分析古陶瓷微观结构为研究方法：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物理化学方法运用于古代陶瓷的研究当中，产生了许多应用于陶瓷断代的科学仪器，像分析陶瓷年代的热释光技术，能够准确将器物断代，用化学方法检测陶瓷的物质成分构成，判断出古代陶瓷的物质元素，与采集的陶瓷标本进行分析，准确判定陶瓷的大体窑口，为古陶瓷的断代研究提供了较为便利的条件。由于我国的窑口众多，很难区分器物的准确窑口，造成了对其研究的不便。借助科学仪器的帮助，较准确的认清器物的归属，明确其价值，有利于对古陶瓷的把握与研究。利用科技研究古代陶瓷在民国时期就开始应用，李家治等先生编写的《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一书，是以科技分析应用于陶瓷研究的代表著作，该书详细分析了古代陶瓷的微观结构，化学物质的构成比例，开启了近代陶瓷科技研究的先河。
当代以多学科理论为研究背景，多方位研究为目标：随着古陶瓷研究的深入，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也应用于古陶瓷研究领域。因为单单对古陶瓷本身进行研究，很难再找出新的研究方向。再有，古陶瓷是古代社会生活的物质实用器皿，但与古代的社会经济、物质生产技术、及古代审美思想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要想全面的研究古陶瓷，还需其他学科的知识作为背景。当代许多研究大家在最初并不是研究古代陶瓷的，而是在后来用自己所掌握学科领域知识来进行古陶瓷的研究，反而会出现一些新的研究思路。研究陶瓷美学的熊廖先生，他过去在中国美院主要是对美术史和传统美学的研究，将中国美学领域的知识、方法引用到古陶瓷领域之中，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陶瓷美学。当代古陶瓷研究的方向是多元化的，深入去研究古陶瓷的本质与内涵，就必须以其他相关的学科做为学术背景，形成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论文摘 要:当前古代文学研究的培养重心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养,该专业的研究生人才应该具备崭新的文学观念,将方法、主体、客体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以及大胆可贵的开放式创新意识。与此相适应,古代文学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也应做出相应调整。
从本质上而言,古代文学是一门特殊的历史科学。它通过研究具有相对独立审美价值的各种现象和符号,探索以审美心理为主的古代人类心灵运动轨迹,又通过古人的心灵感悟了解各时代社会的全貌。它与探索古代人类认识发展的哲学史一起,构成了一部有层次的人类精神史,进而与主要研究古代人类物质活动的一般历史科学一起,构成了整个古代社会的立体透明复原图象。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门带有深厚历史积淀而又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学科,其发展的空间经受了种种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唯有不断更新和改进古代文学学科教学和科研的内容和方法,挑战和考验才会转变成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和现实。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关键在于后备力量的培养,准确而言,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养塑造。这里所说的“研究生人才”,具体是指学历在本科层次以上的硕士、博士乃至于博士后。当前学界对古代文学专业的本科层次教育―通识教育探讨甚多,而对该专业研究生层次教育-精英教育甚少涉及。《中国大学教育》2006年第12期刊登了南开大学文学院宁稼雨教授的《古代文学研究生教学要培养精英素质》一文,该文从学习重点的差异、科研能力的培养以及学术研究过程的艰难三方面对怎样培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精英素质这一重要议题进行了探讨。宁教授所论皆为凿凿之见,然笔者读后颇有意犹未尽之感,故作此文以论述之,聊作宁教授文章的一点补充。
当今学界,新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年轻学者已露头角,学术刊物不断增多,人文社会科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就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而言,老一辈学者渐次凋零殆尽,而以新时期培养的博士为主体的学者全面占据了学术舞台。整体而言,学术的传承完成了顺利的交接。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所担心的:“我们对古典文学的命运却有一丝隐忧,担心在当今学术体制的制约下古典文学的内在精神逐渐消亡,担心未来古典文学界的话语霸权被毫无古典情结的学科带头人所占据,担心未来的新进博士最终以现代学科建设的名义‘革’掉古典文学的‘命’”[1],这种忧虑绝非空穴来风,当前学界的古代文学研究确有沦为其他现代学科附庸的倾向。笔者认为:要想在当今多元化的语境下保持古代文学内在精神的纯一性,要想让古代文学不至于消失在其他学科的侵袭之中,根本环节还在于对从事该门学科研究事业的研究生人才培养,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性和紧迫性的课题,也是古代文学学科能否发扬光大的命门所在。
一、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内在品格
外在行动发生于内在品格,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应该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内在品格。
首先必须具备崭新的文学观念,摒弃将古代文学作为历史附庸、技巧渊擞的狭隘理念,树立将古代文学视为一部与当代相通、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民族心灵史的文学观,具有宏观的大文学意识。古代文学学界倡导宏观研究已有数十年,也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似乎存在一种误解,以为题目大才是宏观,于是有了许多大而无当的东西。其实,倡导者的本意并非如此。著名学者陈伯海说:“于是我联系唐诗的发展,晚唐诗坛的分派,乃至由唐诗向宋诗、宋词转变的轨迹,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历史地位,写出《宏观世界话玉溪》的文章……此后,由作家研究进入唐诗总体研究,由唐诗进人中国文学史总体研究,甚而涉足于文化史研究。”[2]陈先生阐释了他本人治学的轨迹,即由宏观步入微观,再由微观回归宏观。由此可见,没有宏观意识的宏观研究实为微观研究的大杂烩,却失了微观研究的严谨扎实,正是一种空疏无用的学风。形成大文学意识观的客观依据是: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以审美心理为主的整个心灵世界感受客观现实作用而外化形成的特殊物质形态;作家的心灵也就是民族心灵的浓缩和积淀,他寄寓在作品中的心灵也就是民族的心灵,体现了民族心灵发展的历史。因此,就本质而言,文学是人类心灵的科学,古代文学本质上也就是人类心灵史的科学。此外,不能满足于从丰富的文学作品中寻绎出古代民族心理的特征及其拓展脉络,还要探明那些消极民族心理的形成原因,用以指导现实,人为消除某些心理环境,从而避免消极民族心理的不良影响。这里的大文学意识并不意味着取消学科界限和专业分工,而是强调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从事人文科学研究必须具有尽可能宽广的理论视野和尽可能渊博的知识储备。就古代文学专业而言具体体现为四方面,一是打通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二是打通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三是打通古代文学内部各分支学科的联系;四是打通研究与创作的关联。
其次,应该具备将方法、主体、客体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
方法是从实践和理论上把握客观世界,为解决具体课题而采取的途径和手段的总和,也是联系主体和客体的中介。古往今来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总是与其完善的研究方法紧密相关。任何科学的方法都具有实用性,但任何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方法有其适用的对象,但它没有事先设定用它进行的研究所能达到的层次,出神入化地运用某种方法,自可取得成功。方法、研究主体、研究客体都有自身规定性,要入化境,除首先要把握三者各自的规定性外,还要寻求三者的最佳整合。李泽厚认为:“人们的性格、气质、背景、基础、兴趣、潜力才能因人而异。。。例如有人适合于搞精确考证;有人更长于提出理论问题;有的长于分析;有的喜欢概括;有的更偏于冷静的客观描述;有的则不免主观情感倾向的注入。”[3]他主张在多样的方法中,寻求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研究客体的规定性只有靠苦读积累才能把握,在这一基础上,我们似可采取“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用什么方法”的策略[4],以方法为手段,舍筏登岸,决不可为方法而方法。因此,三者的有机整合是不易的,既有客观的限制,又需主观的努力和识力。也许正因如此,当前古代文学学界我们看到的运用“新方法”的典范性成果还不多。
再次,应该具有大胆可贵的开放式创新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能够拥有今日之辉煌,靠的就是历代具有创新精神的有识之士所组成的这支中间力量的开创性探索,假使没有魏晋以来大胆主张文学脱离史、哲而另立门户的有识之士,我国漫长封建社会的文学研究或许长期只是游离于文、史、哲研究之间的“四不像”,假使没有进行纵横贯穿、探索规律的开放式研究的有识之士,古代文学研究也只会停留在诗话、词话式的小本经营;假使没有建国以来大胆主张古代文学研究应不拘于单一社会学模式的有识之士,今日的古代文学研究又岂能呈现出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局面?然而,相当部分学者认为:古代文学并非与现实联系紧密的前沿学科,在当今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已难以像具有实用价值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时髦学科一样,有着施展创新才能的广阔天地。这种偏见促使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在业务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更遑论去进行创新和开拓了。殊不知古代文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创新与开拓的余地将永远是难有穷期的,正如人的认识能力不断前进而难有穷期一样。从问题的多端性,可以产生大量新的假设;从问题的伸缩性,可以改变思维;从问题的新颖性,可以去探索不同于传统方式的解决方法。因此,创新意识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生人才而言至关重要。
上述三种品格,即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必备的人文素养。与该素养相适应,研究生人才还应该具备扎实的美学、心理学、语言文字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对伦理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也应有基本了解。总之,应最大程度地掌握关于人的学说,尤其是有关汉民族学说的知识。
二、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措施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历经的各种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对于学术的推进,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与学术界其它领域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仅仅是一场序幕。本世纪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掀起的“新方法”热及“宏观研究”热,其意并不是某种方法或研究模式的单纯倡导,实质上是借助当时思想界和文艺理论界的新的话语方式,旨在清理长期盘踞于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旧的政治一元论霸权,扬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使古典文学研究由单一的政治批评转变为多元的文化、美学、文学批评,同时又不致于影响古代文学的学科地位.,要想实现这一目的的话,新型研究人才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系统的更新转变具有战略性的价值意义。而哪些人更有可能成为新型研究人才呢?我们认为:老年学者和大部分中年学者的知识结构以及研究方法基本已经定型,能够使文学观和研究方法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只能是青年古代文学研究者,其范围主要包括在高校从事古代文学教研任务的人员,在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从事古代文学科研的人员,在校学习深造的研究生,大学生以及部分青年业余文学研究者。他们中的部分人有可能通过广泛接触各门人文学科及其前沿动态,并广泛接触新科学方法论知识而转变成新型人才。而在这些人员中,研究生群体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何才能实现研究生向新型研究人才的转变?首要条件是研究生本人基于当前学术界发展状况而对古代文学现状产生的不满情绪和改革需求,这是转变的内在动因。此外,必要条件是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有关制度和观念的相应改革,具体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改革传统的单纯传授知识的教育模式,建构以传授知识为基础,以培养创造力为主导的新型教育模式。这种新型模式可以避免将古代文学研究塑造成泥古不化,矜夸多识而盲于现实,无益新知的“掉书袋”,而有利于使其在接受知识的基础上,充分开动智力去鉴别,评价所学知识,积极运用所学知识,并由此出发去发掘创造新知识。导师可以要求研究生独立查阅文献,要求他们针对相关问题写综论或述评,并争取在有关的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是对研究生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归纳与分析能力、汉语的写作能力的综合训练。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导师还应从多个角度了解研究生的情况,从入学直至论文撰写阶段,要不断发现学生在科研基本功训练上、知识面上的薄弱环节,并及时指出,使之加以充实改进。也要了解学生的为人,并与其及时交流。同时,导师也要主动让学生了解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捕捉研究生思维活动的闪光点,才能有利于开发研究生的创新力和创造力,塑造其创新人格。
其次,与教育模式的改革相适应,要调整古代文学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并改变教学方式。除了教育部规定的专业课程和基础课程外,要适当根据学科的相关性以及研究的兴趣和要求,广泛开设人文科学各学科的选修课,对于一些相关性密切且研究生兴趣浓厚而本院校却不能开设的课程,应允许并积极支持研究生跨校选修。所有选修课程都应该采用多提示、低课时的(包括提示学科重点、主要书籍文献和解疑)的教学方式,而不必进行规定性考试,研究生在学习中确有所得者,可作自选题论文呈教师批阅。只有做到广泛开设选修课与讲授方法的改变相统一,才能使古代文学研究生既不致因课程繁多、考试频仍而被动听讲、死记硬背,从而泯灭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又能够多、快、好、省地获得形成创造力所必须的广厚知识基础,这一知识基础也是形成全新文学观和宏观研究气魄所必需的。
再次,要改变古代文学研究生信息相对闭塞的现状,充分保障其信息来源。不仅保障其一般信息来源,如各类古籍文献和前人研究著作以及本学科的各种刊物杂志,而且要重点保障那些传达相关学科前沿动态以及新技术革命和新科学方法论最新成果的信息来源。不仅要保障其静态信息来源,积极主动地提供各类书刊和网络资源,而且也不能忽视动态信息来源的摄取,允许、支持并积极组织古代文学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指导教师不要以自己习惯的传统治学方法限制研究生的学习和思维,不要将研究生所具有的新文学观念及其所运用的新方法视为旁门左道,也不要以研究生在科研中的失误和偏差来否定其研究,而应该在责任中加入对其勇于创新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各有关方面都能对古代文学研究生采取宽容谅解乃至支持的态度,那就必然会促使大批研究生迅速转变为新型研究人才。
注释:
[1]周裕锴:《原文阅读与经典模拟》,中国大学教学,2006年,第12期。
[2]陈伯海:《中途小识—谈谈我对文学史模式的探求》,文史知识,1993年,第4期。
[3]李泽厚 :《在多样的方法中找到最适和自己的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22页。
[4]董乃斌:《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和新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44页。
参考文献:
[1]周远清.深化文科教育改革的几点思考[j].北京:中国高等教育,1996,(9).
[2]王前新.创新教育全书[m].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
[3]王小盾.在文学研究的边缘[j].文史知识,2003,(5).
[4]宁稼雨. 古代文学研究生教学要培养精英素质[j].中国大学教学,2006,(12).
[5]李素娟.大学文科教学改革之我见[j].江苏高教,2004,(6).
论文摘 要:当前古代文学研究的培养重心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养,该专业的研究生人才应该具备崭新的文学观念,将方法、主体、客体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以及大胆可贵的开放式创新意识。与此相适应,古代文学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也应做出相应调整。
从本质上而言,古代文学是一门特殊的历史科学。它通过研究具有相对独立审美价值的各种现象和符号,探索以审美心理为主的古代人类心灵运动轨迹,又通过古人的心灵感悟了解各时代社会的全貌。它与探索古代人类认识发展的哲学史一起,构成了一部有层次的人类精神史,进而与主要研究古代人类物质活动的一般历史科学一起,构成了整个古代社会的立体透明复原图象。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门带有深厚历史积淀而又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学科,其发展的空间经受了种种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唯有不断更新和改进古代文学学科教学和科研的内容和方法,挑战和考验才会转变成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和现实。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关键在于后备力量的培养,准确而言,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养塑造。这里所说的“研究生人才”,具体是指学历在本科层次以上的硕士、博士乃至于博士后。当前学界对古代文学专业的本科层次教育?通识教育探讨甚多,而对该专业研究生层次教育-精英教育甚少涉及。《中国大学教育》2006年第12期刊登了南开大学文学院宁稼雨教授的《古代文学研究生教学要培养精英素质》一文,该文从学习重点的差异、科研能力的培养以及学术研究过程的艰难三方面对怎样培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精英素质这一重要议题进行了探讨。宁教授所论皆为凿凿之见,然笔者读后颇有意犹未尽之感,故作此文以论述之,聊作宁教授文章的一点补充。
当今学界,新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年轻学者已露头角,学术刊物不断增多,人文社会科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就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而言,老一辈学者渐次凋零殆尽,而以新时期培养的博士为主体的学者全面占据了学术舞台。整体而言,学术的传承完成了顺利的交接。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所担心的:“我们对古典文学的命运却有一丝隐忧,担心在当今学术体制的制约下古典文学的内在精神逐渐消亡,担心未来古典文学界的话语霸权被毫无古典情结的学科带头人所占据,担心未来的新进博士最终以现代学科建设的名义‘革’掉古典文学的‘命’”[1],这种忧虑绝非空穴来风,当前学界的古代文学研究确有沦为其他现代学科附庸的倾向。笔者认为:要想在当今多元化的语境下保持古代文学内在精神的纯一性,要想让古代文学不至于消失在其他学科的侵袭之中,根本环节还在于对从事该门学科研究事业的研究生人才培养,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性和紧迫性的课题,也是古代文学学科能否发扬光大的命门所在。
一、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内在品格
外在行动发生于内在品格,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应该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内在品格。
首先必须具备崭新的文学观念,摒弃将古代文学作为历史附庸、技巧渊擞的狭隘理念,树立将古代文学视为一部与当代相通、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民族心灵史的文学观,具有宏观的大文学意识。古代文学学界倡导宏观研究已有数十年,也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似乎存在一种误解,以为题目大才是宏观,于是有了许多大而无当的东西。其实,倡导者的本意并非如此。著名学者陈伯海说:“于是我联系唐诗的发展,晚唐诗坛的分派,乃至由唐诗向宋诗、宋词转变的轨迹,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历史地位,写出《宏观世界话玉溪》的文章……此后,由作家研究进入唐诗总体研究,由唐诗进人中国文学史总体研究,甚而涉足于文化史研究。”[2]陈先生阐释了他本人治学的轨迹,即由宏观步入微观,再由微观回归宏观。由此可见,没有宏观意识的宏观研究实为微观研究的大杂烩,却失了微观研究的严谨扎实,正是一种空疏无用的学风。形成大文学意识观的客观依据是: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以审美心理为主的整个心灵世界感受客观现实作用而外化形成的特殊物质形态;作家的心灵也就是民族心灵的浓缩和积淀,他寄寓在作品中的心灵也就是民族的心灵,体现了民族心灵发展的历史。因此,就本质而言,文学是人类心灵的科学,古代文学本质上也就是人类心灵史的科学。此外,不能满足于从丰富的文学作品中寻绎出古代民族心理的特征及其拓展脉络,还要探明那些消极民族心理的形成原因,用以指导现实,人为消除某些心理环境,从而避免消极民族心理的不良影响。这里的大文学意识并不意味着取消学科界限和专业分工,而是强调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从事人文科学研究必须具有尽可能宽广的理论视野和尽可能渊博的知识储备。就古代文学专业而言具体体现为四方面,一是打通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二是打通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三是打通古代文学内部各分支学科的联系;四是打通研究与创作的关联。
其次,应该具备将方法、主体、客体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
方法是从实践和理论上把握客观世界,为解决具体课题而采取的途径和手段的总和,也是联系主体和客体的中介。古往今来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总是与其完善的研究方法紧密相关。任何科学的方法都具有实用性,但任何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方法有其适用的对象,但它没有事先设定用它进行的研究所能达到的层次,出神入化地运用某种方法,自可取得成功。方法、研究主体、研究客体都有自身规定性,要入化境,除首先要把握三者各自的规定性外,还要寻求三者的最佳整合。李泽厚认为:“人们的性格、气质、背景、基础、兴趣、潜力才能因人而异。。。例如有人适合于搞精确考证;有人更长于提出理论问题;有的长于分析;有的喜欢概括;有的更偏于冷静的客观描述;有的则不免主观情感倾向的注入。”[3]他主张在多样的方法中,寻求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研究客体的规定性只有靠苦读积累才能把握,在这一基础上,我们似可采取“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用什么方法”的策略[4],以方法为手段,舍筏登岸,决不可为方法而方法。因此,三者的有机整合是不易的,既有客观的限制,又需主观的努力和识力。也许正因如此,当前古代文学学界我们看到的运用“新方法”的典范性成果还不多。
再次,应该具有大胆可贵的开放式创新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能够拥有今日之辉煌,靠的就是历代具有创新精神的有识之士所组成的这支中间力量的开创性探索,假使没有魏晋以来大胆主张文学脱离史、哲而另立门户的有识之士,我国漫长封建社会的文学研究或许长期只是游离于文、史、哲研究之间的“四不像”,假使没有进行纵横贯穿、探索规律的开放式研究的有识之士,古代文学研究也只会停留在诗话、词话式的小本经营;假使没有建国以来大胆主张古代文学研究应不拘于单一社会学模式的有识之士,今日的古代文学研究又岂能呈现出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局面?然而,相当部分学者认为:古代文学并非与现实联系紧密的前沿学科,在当今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已难以像具有实用价值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时髦学科一样,有着施展创新才能的广阔天地。这种偏见促使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在业务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更遑论去进行创新和开拓了。殊不知古代文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创新与开拓的余地将永远是难有穷期的,正如人的认识能力不断前进而难有穷期一样。从问题的多端性,可以产生大量新的假设;从问题的伸缩性,可以改变思维;从问题的新颖性,可以去探索不同于传统方式的解决方法。因此,创新意识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生人才而言至关重要。
上述三种品格,即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必备的人文素养。与该素养相适应,研究生人才还应该具备扎实的美学、心理学、语言文字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对伦理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也应有基本了解。总之,应最大程度地掌握关于人的学说,尤其是有关汉民族学说的知识。
二、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措施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历经的各种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对于学术的推进,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与学术界其它领域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仅仅是一场序幕。本世纪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掀起的“新方法”热及“宏观研究”热,其意并不是某种方法或研究模式的单纯倡导,实质上是借助当时思想界和文艺理论界的新的话语方式,旨在清理长期盘踞于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旧的政治一元论霸权,扬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使古典文学研究由单一的政治批评转变为多元的文化、美学、文学批评,同时又不致于影响古代文学的学科地位.,要想实现这一目的的话,新型研究人才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系统的更新转变具有战略性的价值意义。而哪些人更有可能成为新型研究人才呢?我们认为:老年学者和大部分中年学者的知识结构以及研究方法基本已经定型,能够使文学观和研究方法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只能是青年古代文学研究者,其范围主要包括在高校从事古代文学教研任务的人员,在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从事古代文学科研的人员,在校学习深造的研究生,大学生以及部分青年业余文学研究者。他们中的部分人有可能通过广泛接触各门人文学科及其前沿动态,并广泛接触新科学方法论知识而转变成新型人才。而在这些人员中,研究生群体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何才能实现研究生向新型研究人才的转变?首要条件是研究生本人基于当前学术界发展状况而对古代文学现状产生的不满情绪和改革需求,这是转变的内在动因。此外,必要条件是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有关制度和观念的相应改革,具体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改革传统的单纯传授知识的教育模式,建构以传授知识为基础,以培养创造力为主导的新型教育模式。这种新型模式可以避免将古代文学研究塑造成泥古不化,矜夸多识而盲于现实,无益新知的“掉书袋”,而有利于使其在接受知识的基础上,充分开动智力去鉴别,评价所学知识,积极运用所学知识,并由此出发去发掘创造新知识。导师可以要求研究生独立查阅文献,要求他们针对相关问题写综论或述评,并争取在有关的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是对研究生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归纳与分析能力、汉语的写作能力的综合训练。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导师还应从多个角度了解研究生的情况,从入学直至论文撰写阶段,要不断发现学生在科研基本功训练上、知识面上的薄弱环节,并及时指出,使之加以充实改进。也要了解学生的为人,并与其及时交流。同时,导师也要主动让学生了解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捕捉研究生思维活动的闪光点,才能有利于开发研究生的创新力和创造力,塑造其创新人格。
其次,与教育模式的改革相适应,要调整古代文学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并改变教学方式。除了教育部规定的专业课程和基础课程外,要适当根据学科的相关性以及研究的兴趣和要求,广泛开设人文科学各学科的选修课,对于一些相关性密切且研究生兴趣浓厚而本院校却不能开设的课程,应允许并积极支持研究生跨校选修。所有选修课程都应该采用多提示、低课时的(包括提示学科重点、主要书籍文献和解疑)的教学方式,而不必进行规定性考试,研究生在学习中确有所得者,可作自选题论文呈教师批阅。只有做到广泛开设选修课与讲授方法的改变相统一,才能使古代文学研究生既不致因课程繁多、考试频仍而被动听讲、死记硬背,从而泯灭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又能够多、快、好、省地获得形成创造力所必须的广厚知识基础,这一知识基础也是形成全新文学观和宏观研究气魄所必需的。
再次,要改变古代文学研究生信息相对闭塞的现状,充分保障其信息来源。不仅保障其一般信息来源,如各类古籍文献和前人研究著作以及本学科的各种刊物杂志,而且要重点保障那些传达相关学科前沿动态以及新技术革命和新科学方法论最新成果的信息来源。不仅要保障其静态信息来源,积极主动地提供各类书刊和网络资源,而且也不能忽视动态信息来源的摄取,允许、支持并积极组织古代文学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指导教师不要以自己习惯的传统治学方法限制研究生的学习和思维,不要将研究生所具有的新文学观念及其所运用的新方法视为旁门左道,也不要以研究生在科研中的失误和偏差来否定其研究,而应该在责任中加入对其勇于创新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各有关方面都能对古代文学研究生采取宽容谅解乃至支持的态度,那就必然会促使大批研究生迅速转变为新型研究人才。
注释:
[1]周裕锴:《原文阅读与经典模拟》,中国大学教学,2006年,第12期。
[2]陈伯海:《中途小识—谈谈我对文学史模式的探求》,文史知识,1993年,第4期。
[3]李泽厚 :《在多样的方法中找到最适和自己的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22页。
[4]董乃斌:《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和新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44页。
参考文献:
[1]周远清.深化文科教育改革的几点思考[j].北京:中国高等教育,1996,(9).
[2]王前新.创新教育全书[m].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
[3]王小盾.在文学研究的边缘[j].文史知识,2003,(5).
[4]宁稼雨. 古代文学研究生教学要培养精英素质[j].中国大学教学,2006,(12).
[5]李素娟.大学文科教学改革之我见[j].江苏高教,2004,(6).
【关 键 词】徐中舒/学术渊源/思想体系/学术实践/古史研究/成就
中国传统学术历经清朝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从清末民初起，涌现出了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他们以渊深的国学根底，融通中西，不仅擘划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更开创了一种圆融通博且富于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而后者也正是当今学术界历经了十几年的曲折后出现的“世纪回眸”热潮所尤为心仪的核心问题。著名的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便是这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中的一员。徐先生在长达70年的学术生涯中，以高尚的情操、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在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等学科领域中辛勤耕耘，奋力开拓，以渊邃非凡的学识和精湛丰硕的成就饮誉当代学林，并由此奠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而他在漫长学术生涯中形成的独到而完善的学术思想体系及在此基础上卓有成效的学术实践则更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代特色及颇为鲜明的个性特征。正因为如此，对徐中舒学术思想的渊源、治学门径与学术特色及其对当代学术界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等一系列有重要价值的问题进行一番系统的发掘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初步作一番尝试性的探索和研究，对于回顾和总结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取得的成就及目前古史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展望未来古史研究的发展大势，颇有启发和参考价值。
一
徐中舒科学而严密的学术思想体系的建立与他的学术传承和交往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在安庆第一师范和清华国学研究院学习期间，曾对日后他从事学术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胡远浚、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李济、顾颉刚等一代学术大师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直接或间接地构成了他学术思想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他与学术界的密切交往及自身长期的学术探索与实践对其科学而完善的学术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兹依次述之如下：
（一）清末桐城学派对他的影响。1898年10月徐中舒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今安庆市）。该地区自清代以来，人文荟萃，学术发达，曾涌现出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一大批在古文义法方面卓有成就的桐城派学者。徐先生在安庆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曾师从晚清桐城古文派大师吴汝纶的弟子胡远浚。胡在学生中大力提倡桐城派古文，“以复古为革新”（注：“复古”即“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革新”则主张“惟陈言之务去”。参见徐中舒《我的学习之路》，载《文史知识》1987年第6期。），其对徐中舒日后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徐对韩愈《进学解》“惟陈言之务去”感受颇深，他由此认识到做学问不能蹈袭前人，必须自出新意，方能有所建树。他后来在史学和古文字学领域内，不墨守前人成规，形成新的研究方法与不断进取的治学精神，当是根植于这一时期。
（二）王国维的影响。有人称王国维是20世纪中国最富创见性的奇才。王在治学方法上最大的特点在于他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特别是晚清考据之学的严谨学风，熟谙古代文献典籍与文字音韵之学，另一方面又强调实证，摆脱传统经史之学的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方法，重视地下出土的古器物上面的古文字资料，并能够有机地将这两方面的材料与学问结合起来治史。他以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来补证文献史料。王在《古史新证》的总结中讲：“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以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王对二重证据法的运用，成功地开辟了研究商周史的新途径，在客观上对其后建立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先秦史学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1](p99)徐中舒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研究生期间，尤其对王国维的课兴趣更浓。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给予先生印象最深”[2]。他后来研究古史不仅采用这种方法，而且还把它大大发展了，对当代学术界产生过颇为深远的影响。
（三）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被称为近代历史上开始对历史现象作深一层的追究，力求探求历史演变的原因和线索的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之一。他对封建史学的批判和对所谓“新史学”即“人类进化公理”的主张，虽然都没有能够说出本质的问题，但在当时的史学领域里可以说是比较新的思想。其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其多年研究历史的治学积累，不愧是中国近代史学名著。在这部著作中，梁启超涉猎东西方史学著作，结合中国史学的过去和现状，系统整理，条分缕析，言简意赅，有理论，有方法，有例证，有判断，其中很多治学经验，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徐中舒在清华研究院读研究生期间，梁启超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徐对梁启超的课颇感兴趣。耳闻目睹再加上自己亲身的学术实践，徐在古史研究中形成了独到而完善的治学门径，尤其对文献具有精深的造诣，重视史料的收集且善于鉴别辨析，得心应手地驾驭和利用，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梁启超的言传身教有密切联系。
（四）陈寅恪、李济的影响。徐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期间虽未直接授业于陈寅恪，但在日后学术交往过程中，陈的治学原则和方法也对徐治学产生过重要的影响。“陈寅恪先生终其一生，始终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治学原则，同时在其学术研究中创造性地提出和运用了一系列现代研究方法”[3](p200)，在史料学或对“民族文化之史”的论述，都具有相当开阔的看法。他在诗文方面也卓有成就。徐在研究古史过程中，往往能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以至吸收陈的治学方法。徐早期的著作《木兰歌再考》（刊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东方杂志》1925年第22卷第14号）、《〈木兰歌再考〉补编》（刊《东方杂志》1926年第23卷第11号）、《古诗十九首考》（刊《立达季刊》1927年第1期，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8年第6卷第25期重载）、《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刊《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18号）、《豳风说——兼论〈诗经〉为鲁国师工歌之底本》（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4分，1936年）、《论〈豳风〉应为鲁诗——兼论〈七月〉诗中所见的生产关系》（与常正光合撰，刊《历史教学》1986年第4期）等皆为采用以文证史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创新见解的名篇。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从陶渊明的寓言联系到西晋末年的屯聚乌堡，无独有偶，徐中舒则结合先秦时期的历史事实指出，陶渊明《桃花源记》记述晋太元中（公元376-396年）武陵渔人进入的桃花源应该是客观存在着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乌托邦，而是村社共同体存在时期的某些客观事实的反映。[4]虽所作结论不同，但研究方法却有异曲同工之处。
李济曾经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任讲师，给徐讲授人类学、考古学。徐日后研究古史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常以考古资料与文献材料相结合，再参以边地后进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互证”[5]，这种多重证据法的运用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李济的启发。
（五）顾颉刚的影响。顾颉刚是现代历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顾和徐所处时代大体相同，两人很早就有过较为密切的学术交往。顾对于古史研究的最杰出的成就即在疑古辨伪思想的基础上，否定了战国以来由经书所载的古史系统，并以考证的方式辨析了旧的古史系统的形成过程，从而提出了被时人称为“精当绝伦”（注：钱玄同语，参见钱玄同复顾颉刚的函，刊《努力》增刊《读书杂志》第9期，1923年6月10日。）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这一学说的提出，在中国辨伪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徐在学术研究中受顾疑古思想影响颇深。他在为唐嘉弘《先秦史新探》一书撰写序言时指出，“先秦史的研究，从西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以后，即已提到日程上，当时更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在继承秦代大一统政局下，如何更有效地适应暴秦和楚汉战争之后的现实条件，建立一整套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来为汉帝国服务。当然也对先秦典章制度进行了一些清理和总结。正如我的老友顾颉刚教授在他写的《汉代学术史略》（后更名为《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中所论述的，秦汉知识分子为我所用地排列出了一个先秦历史系统和序列……可惜，先秦历史却被他们以讹传讹，造成极大混乱，谬种流传，两千年来一直未能肃清”。由此可见，徐中舒的古史观在诸多方面同顾颉刚早年提出的“层累的造成的古史”观颇为吻合，与此同时，顾的疑古思想及研究历史之批判的科学方法也多为徐所借鉴。
二
徐中舒在直接或间接地继承和借鉴了胡远浚、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李济、顾颉刚等学术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学术探索与实践，不断加以融通和创新，形成了自己独到完善的学术思想体系，并对当代学术界产生了颇多积极的影响。
（一）无征不信、科学批判的思想。乾嘉学派治学讲求实事求是，论学立说，注重佐证，反对穿凿附会。清人钱大昕即曾讲过：“穿凿附会，自出新意而不衷于古，其失也妄。”[6]戴震更明确指出，“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一，守讹传谬也”[7]。他还进一步解释说：“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谬者，所据之经非其本经”[7]。具体而论，对于古史研究来说，更应讲求证据，做到无征不信。
众所周知，先秦时期史料颇为缺乏。早在春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孔子即曾慨叹夏、商时期文献不足：“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也。”[8]正因为此，极度贫乏且又颇需进一步辨析的史料对于古史研究来说就显得颇为重要。梁启超对此曾有过论述：“史料之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9](p40)“时代愈远，则遗失史料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9](p41)。徐中舒对此领会更深。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曾撰写《商周史料考订大纲》作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授课的讲义。他还曾著文指出，“史之良窳率以史料为准，史家不能无史料而为史，犹巧妇不能无米而为炊”[10]。徐检讨殷、周之际历史，即善于“据新旧史料而为抉择，贯串，证明之”[10]。先生将纸上史料与地下史料相互证明，故所作结论多信而有征且富有新意。
徐不仅重视史料之收集，而且还善于借鉴乾嘉学派科学批判的方法，对各种真伪史料进行科学的爬梳整理和条分缕析，故所作结论多以坚实可靠的史料作为支持，从而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非常赞赏清代乾嘉学派学者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他们“对于澄清汉、唐以来的伪先秦史谬误作了大量的工作，不少微观研究颇能揭露历史实际，堪称独步千古。可以说，他们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批判的科学方法”。[11]他在《夜郎史迹初探》一文，考订出《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关于滇王的记载存在着析一为二的严重错位。他认为，庄豪与滇王庄蹻本是一人，而范氏不察，强为分别，于是庄豪滇王之外，又有一庄蹻之后的滇王。尤有甚者，更于滇王下系以“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之说，一错再错。徐指出，豪原为蛮夷酋长强大有政而未受王朝封号者的统称。[12]从音韵学考察，豪、蹻古同在幽部，蹻即豪之音转。“先生之见，前无古人有知，连乾嘉学派巨著《二十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及《二十二史札记》均无论及”[13]。正因为此，徐中舒对诸多历史问题的考察均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上，创新见解也往往破壁而出。
（二）古史多重证法。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的方面至为广泛。它与文学、哲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字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都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4]在古史研究的方法上，徐中舒不但继承了王国维首倡的古史二重证据法，并且还在此基础上将其发展为古史多重证据法。他在古史研究过程中，经常使用相关学科的丰富资料及研究成果，其大量论著本身就是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尤其由于近代文化人类学的长足进展，“用边裔民族的资料阐发古代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同样成为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途径”[15]。他说：“我们认为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先秦史的研究有所突破，求得先秦历史实际及其规律，要彻底的平反汉代的先秦伪史，要在世界汉学热潮中居于领先地位，治史方法应该有所改进。传统的专治文献的方法，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必须将宝贵的大量的考古出土材料加以充分利用，并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同时作为‘社会活化石’的现存民族的调查以及民族史志，也应予以重视，这些都是十分有用的参考资料。”[11]徐在研究古史时往往将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学材料加以印证，并进一步联系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以及落后民族相同阶段的情况进行比较，尤其注意从二十四史的“四夷传”中撷取大量材料，同时对有关学科进行综合性的研究，重视一些边缘学科的讨论。他和唐嘉弘合撰的《论殷周的外服制——关于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问题》（载《人文杂志》增刊《先秦史论文集》，1982年）即将殷代四服制同辽代指定服役制度进行比较研究，从而使这一颇为令学术界棘手的问题迎刃而解。徐的《论商于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对中国古代村社共同体的初步研究》（载《四川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把视野扩展到整个西南地区，对一般人弄不清楚的洞的概念作了新的解释，认为洞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公社，从古代一直延续到明清。“由于理论事实兼备，说服力强，解决了学术上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西南地区一些民族史工作者认为，这是创造性的收获和发现”[13]。徐对古史多重证据法的倡导和娴熟的运用，是古史研究方法论方面的重大突破，它“无疑会有助于体现历史本身的完整性，使理论基础更坚实，说服力更强，并进一步提高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2]。
（三）博涉与专精相结合的治学原则。博涉之学是我国传统的读书治学方法。清代乾嘉学者更是“以博学为先”[16]。因为考据学涉及文字、音韵、训诂、天算、地理、名物、典制、乐律、金石、职官以及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学，它们之间相互关联，交叉运用，非博学多识，则很难达到目的。先秦古史的研究同样如此。因此，徐中舒研究古史非常强调博学，他不仅在文学、文字学方面具有精湛的修养，而且还能够娴熟地运用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文献学、工艺学乃至古代自然科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充分注意到诸多学科知识之间的联系，故徐中舒古史研究的范围颇为广泛。其所著《耒耜考》（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农业考古》1982年第1、2期重刊）、《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弋射与弩之溯源及关于此类名物之考释》（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第4分，1933年）、《古代灌溉工程源起考》（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第2分，1935年）等文，往往既有史料之论证，又有科学原理之阐发，均充分反映了徐先生博学多识，不囿一隅，古今贯通的治学原则。
徐中舒研究古史和古代学者一样，也并非一味地嗜博求多，而是在此基础上更求专精。他曾强调做学问“切忌在学习之始就把基础学习的面铺得过宽过大，盲目地去追求所谓的博。反造成学习重点不突出，知识不系统，不扎实，精力分散，结果是事倍功半，甚而一事无成，造成时间精力的极大浪费”[15]。综观徐中舒的学术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其主要集中在先秦史、明清史和古文字学等学科，这充分体现了他在读书治学过程中始终将博涉与专精的读书治学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使二者达到协调与统一。
三
徐中舒的学术思想及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发展轨迹的一个侧面。因此，深入研究徐中舒的学术思想对于我们回顾和总结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及目前存在的若干突出问题，展望未来中国古史研究的发展大势颇有启发和参考价值。
20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突破性成就。王国维古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的运用，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提出，对于古史研究的方法的更新及创立科学的先秦史研究方法与先秦史料学，无疑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随着殷墟发掘工作的陆续展开，田野考古学真正成为广义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新的地下资料的发掘为古史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董作宾贞人说及甲骨文断代10项标准的提出，胡厚宣对甲骨文和殷商史的研究均具有开拓之功，不仅为以后的商史研究奠定了基础[17]，而且标志着古史研究进入了一个通过田野考古发掘获取新史料以及对新史料进行缜密的、科学的分析的新阶段。在该阶段中国社会史研究开始兴起，其中对中国是否经过奴隶制阶段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重要理论性问题的论战，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迄今仍为学术界高度重视。
新中国建立后，古史研究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除去“文革”十年由于政治因素的干扰，古史研究无法正常进行外，中国古史学界集中讨论了古史分期问题，后来相继出版了不少通史性著作。与此同时，顾颉刚对《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的点校，尤其对《尚书》的整理与研究，把校勘、训释、译述、考证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了《尚书》整理的新水平，对商周史的研究作出了新贡献。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总结1899年以后甲骨文发现、研究的成果，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甲骨文综合性论著。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学集大成之作《甲骨文合集》，“对八十年来甲骨学资料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理和总结，从而推动了对龟册骨书、语言文字、商代社会历史和整个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意义非常重大”[18](p15)。此外，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制度》、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杨宽《战国史》、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及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等一大批高水平学术著作的陆续出版，标志着中国古史研究队伍和机构逐步扩大，中青年学者继往开来，学术研究日趋活跃，一批学术新人脱颖而出，一些专题性研究的古史专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从而不断推动中国古史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然而实事求是地讲，目前的古史研究也存在若干突出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研究同其它学科的研究一样，应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必须反对“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而应“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19](p443)。恩格斯也曾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20](p118)。这告诉我们，古史研究必需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并注意对材料进行科学的批判。总之，古史研究应当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我国古代作史，一向有着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古人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21]司马迁作《五帝本纪》时即深感材料不足，认为“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22]。在此种情况下，他根据其所掌握的材料，“择其言尤雅者”[22]并辅之以亲身的实地调查，勉强编写出《五帝本纪》。司马迁的本意是试图提供一些较为可靠的线索，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线索，供后人作实事求是的分析。司马迁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显然是可取的。20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学者自觉运用科学批判的方法，给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史学体系以致命的打击，这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确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近年来古史研究中却存在一种流弊。有的以“古史专家”或“历史地理学家“自诩的所谓“名学者”，抱着将中国古代文明史极力向前拉的一腔“爱国热忱”，连司马迁都不相信的远古时代的传说人物，一概视为可靠的历史人物，对其族属、地望、世系、年代重新定位，并用大量晚出的甚至毫不相涉的材料去附会古史，轻易武断地提出黄帝、尧、舜、禹为女人，古秦、楚同源，夏族源于雅鲁藏布江等奇谈怪论。梁启超在论述史家的“四长”时曾将史家最常犯的毛病归纳为夸大、附会、武断三种。[9](p157～159)以上三种毛病不仅以上那些同史学隔行如隔山的“名学者”容易犯，在学风浮躁的今天，在许多专业史学工作者身上也有体现。有的学者读到《史记·秦本纪》“女华生大费”，便断言：“大费在今山东费县。”读到《诗·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就断言“此时的海外，说不定就是辽东或朝鲜半岛”。更有学者无视已有的文献和考古材料，提出“禹都阳城即濮阳”，或武断地讲，“周公奔楚即周公居东，周公东征”。凡此均表明，目前的古史研究中的确尚存在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严肃态度。
（二）治史方法过于单一。自从王国维倡导二重证据法之后，徐中舒自觉采用古史多重证法，将已有的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以及作为人类历史活化石的民族学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大大提高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然而就目前古史学界的研究状况看，这种古文多重证法并未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有的考古工作者或根本不相信文献记载，认为只有考古材料才是真实可信的，或对晚出的文献材料不进行一番科学的分析，随便拿出乱用，凭想象地拿《禹贡》解释夏史，用《商颂》论证商史，用《周礼》解释西周时期的制度，用《管子》去套春秋时期的社会。与此相反，有的古史工作者则始终未能摆脱传统的从文献到文献的治史方法，甚或认为考古资料为哑材料，无法深入研究，或不顾考古发现的客观实际与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不借鉴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等新兴学科的方法理论，执着于古史旧说，未敢向前迈出一步。如西周青铜器铭文资料表明，周初对齐、鲁、燕的分封当在周公东征之后的成王之世，有的学者由于对《史记·周本纪》及诸世家的记载深信不疑，或用徙封之说去加以附会，更有甚者则从根本上否定青铜器铭文的真实可靠性。如此由于人为地割裂古文献资料和考古学资料之间的有机联系，因而往往容易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从而大大降低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
（三）研究领域过于狭窄。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古史学界集中讨论了一些理论性问题，与此同时，古史研究也多集中于古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等几个狭窄的领域内，古史研究过程中重宏观研究忽略微观研究的不良倾向一直影响至今。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史研究的情况看，虽然中国文明起源、夏商周断代等问题以及作为古史分支学科的先秦礼俗史、民族史、社会史的研究已开始引起古史学界的重视，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其中诸多问题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且存在众多薄弱之处。同时还有更多研究领域如先秦科技史、灾害史、交通史、人口史等则几为空白，有待古史专家去积极地开拓。
20世纪已经成为历史，新的世纪已经来临。在回顾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的发展道路的基础上，探索新世纪中国古史研究的走向，这是众多历史学家所共同关心并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在此略陈管见，分别述之如下：
（一）微观研究更应受到重视。长期以来由于古史研究过程中形成的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的不良倾向，加上治史研究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严肃态度，古史学界对先秦史领域中诸多微观问题并未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从史料分析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领会，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徐中舒曾指出，“如果能够把每一个局部的历史问题加以研究解决，一个全面的科学的古史体系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并一再强调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二者并重，结合起来是十分必要的”。[23]尤其随着考古学不断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大量新材料的出土不断丰富着颇为贫乏的古史资料，在此基础上古史专家倒真应回过头来冷静地思考和分析一些具体而细微的历史问题，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基础性工作，必要的辨伪、考证工作应继续深入地进行下去，从而为建构起全新的古史体系作出贡献。
（二）重视学科间的联系，积极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理论。古史研究要想获得突破性的进展，传统的从文献到文献的治史方法早在20世纪初就已为王国维、徐中舒等所摒弃。目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已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学术发展趋势。一方面，在诸多传统学科母体中不断诞生出一些新型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新型分支学科群的出现，使得人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分工越来越细。中国古史学科同样面临着这样一种趋势。如在传统古史学科基础上诞生的甲骨学则将研究范围集中在甲骨文与殷商史这一领域。然从另一方面看，各学科之间的固有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又促使古史专家应对与历史学相关的其它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理论给予高度重视。因此，未来的中国古史研究将不再仅仅是古史专家、考古学家及人类学家的“专利”。不同学科的专家直接或间接参与中国的古史研究，不仅将大大提高中国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同时也预示着传统的古史学科理论体系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三）积极拓宽中国古史研究的新领域。随着古史研究过程中多学科交叉方法的运用，积极拓宽中国古史研究的领域已成为当务之急。历史学家陈高华指出：“史学既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又要受社会政治、经济的制约和影响。史学只有关注社会，与社会的发展同步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陈先生还说：“当前，全国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的中心任务。史学工作者应关心现代化建设，从中得到启示，积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24]21世纪的中国古史研究也面临着这一问题。陈先生具体指出应不断加强对海洋开发史、灾害史、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24]这表明21世纪中国古史研究将会面临众多崭新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党中央、国务院吹响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号角，这一伟大的战略决策同样给古史专家带来了许多有意义的新课题。与古史研究相关的西部交通史、西部民族史、西北灾荒史、西北军事史、西部人口史等课题的研究将随之提上日程，前景颇为广阔。这对广大的史学工作者来说，既是一颇为难逢的有利机遇，同时也是责无旁贷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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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代体育史；体育史研究；文本回归；学术超越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5－0115－04
已丑年荷月，知名体育史学者王俊奇先生又一力作《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出版了。从《近现代二十家体育思想论稿》、《中国唐宋体育史》到《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王俊奇先生在体育史学视野的拓展、史论角度的调整、史料层面的细化和研究视野的开拓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日益凸显出其鲜明的学术特色，日渐突破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表象复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我国古代体育史意义阐释、价值形态和理论范式的原生性、开拓性建构，为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目前，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面临着断裂式、碎片化的尴尬处境：“一种是满足现状，认为中国古代体育史似乎已没什么可值得研究的，选题较难，研究者渐少；另一种则是急于求成，缺乏深广的史料研究和考证工作，文章内容显得空泛”。在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中，很少有人再追问中国古代体育史“是什么”、“为什么”以及我国古代体育史“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在史学理论发达的今天，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虽还停留在存留历史或澄清历史事实的初始研究形态，但谭华、崔乐泉、罗时铭、王俊奇等知名体育史学者在不断“建构――解构――建构”我国古代体育史的过程中，形成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话语谱系和当代形态，促成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学术超越的新气象。
1 问题化形态下我国古代体育史史料的文本回归
在我国古代体育史“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写”系列问题面前，《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提供了有力的话语理论，强调在古代体育史“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写”的问题化形态下将史料意义从古代体育史文本中释放出来，注重古代体育史史料的文本回归与意义实践，重视在古代体育史料的建构中传播、解释和协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中的一切合理性问题。在当代体育史学术共同体中，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研究机构和学术平台无疑是非常重视古代体育史史料文本回归的学术体。1984年成立的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是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重要学术机构，她所组织的全国性体育史学术会议促进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的发展和古代体育史料的文本回归。《体育文化导刊》是在继《体育文史》后一份对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学术期刊，据不完全统计，从2003年至今，《体育文化导刊》共发表古代体育史论文达500余篇，其中绝大多数都注重古代体育史料的文本回归。武术史专家唐豪先生等古代体育史研究前辈对我国古代体育史料进行了大量的收集、整理考订工作，编辑、出版了9辑《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其中以对中国古代球类项目的考证既广又深。郑振坤的《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纲要》、王俊奇的《中国唐宋体育史》、毕世明的《中国古代体育史》、翁世勋的《二十五史体育史料汇编》、陈昌怡的《古代体育寻踪》和崔乐泉的《图书中国古代百戏杂技》、《中国体育思想史(古代卷)》、《图说中国古代体育》等我国古代体育史专著通过知识考证的方法将史料文本置于理论架构之下，使古代体育史研究的问题链在不同的时空被确认、转换和澄明，让古代体育史料的文本回归成为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主流价值。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在论述我国古代体育服饰文化、古代球类文化、古代体育艺术和古代棋类文化时，无不植根于详尽细致的古代体育史料。其参考文献不仅涉及到体育史学，还有文化人类学、经济学、哲学、民族学、民俗学、艺术与美学等学科，还广泛涉及《史记》、《二十五史》、《资治通鉴》等古籍文献，不仅如此，《全唐诗》、《全元散曲》及明清笔记小说也被引用进这一研究中。史料的文本价值在史学研究中是独一无二的，传统史学流派和新史学流派无论理论指向存在多大的分歧，都得重视史料这种文本回归和价值存在。“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当然也存在着联系，传统史学毕竟占据了史料优势，新史学不能不从中寻求史料支持”。无论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顾颉刚的“层累地制造古史”说，还是欧美的年鉴派史学、历史叙述学，都揭示了古代体育史料在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中的文本价值不可低估。在《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一书中，诸多新的古代体育史料的发现和引用，不仅意味着我国古代体育史新的研究领域将被开拓，而且表明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者对古代体育史料这种历史文本的学术自觉和价值回归。
2 理论化形态下我国古代体育史论域的视界融合
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缺乏对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和史学形态的必要关注与理论自觉，不得不说是一种理论遗憾。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借鉴现代史学理论资源和研究范式，可以使我国古代体育史“作为一种‘局部性知识’与从其他区域人类经验中提取出来的带有所谓‘普遍主义’性质的‘通则’相联系相映照”，实现理论化形态下我国古代体育史论域的视界融合。以王俊奇教授为代表的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运用文化人类学、分析史学的理论范式研究我国古代民族传统体育，如跳傩舞、划龙舟、抢花炮和舞龙灯等，对我国古代传统体育文化、古代体育史话语系统、古代体育史知识体系进行反省、修补、拓展，甚至重构，激发出了新的学术热点。王俊奇先生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一书，在过去《中西方民俗体育文化》《江西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中国民俗体育文化进行了重新梳理，为广大研究者进行新一轮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以崔乐泉、李重申为代表的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运用“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两重证据互证的研究方法，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成果，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史籍资料来考察我国古代体育，形成了我国古代体育研究的当代重要流派。以刘秉果、谭华为代表的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运用文化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美学理论等理论资源来拓宽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学术视域，研究重点从古代体育宏观领域转移到古代体育微观领域，强调古代体育运动日常规律的探讨，强调对古代体育运动的文化多样性，强调我国古代体育文化的细节、断裂与变化，但未形成特色鲜明的古代体育史研究学术流派。
在多元理论的介入下，我国古代体育史的论域、视界得到补充、修正、丰富和发展，妥善吸收多元理论的合理因子，吸收多元理论新鲜、合理的语汇、观点，来拓宽观察我国古代体育问题的视角，推动我国古代体育史新领域的开辟、研究方法的变革，进而建构起自觉的我国古代体育史话语系统。在此，《中国古
代体育文化》一书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学术证明：多元理论系统与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具有内在同一的理论逻辑涵蕴关系，形成的理论立场、研究方法等具有互释的内在一致性。
3 在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现实紧张中激发理论活力
目前，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处于迷惘的低潮期，尤要注重古代体育史研究的价值阐释和远景规划。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要实现体育史学价值的转向与复归，必须追求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终极价值、根本原理、方法意义和本质规律的理论实现，以在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现实紧张中激发理论活力。“体育史学革新的‘新’重在实践，要重视体育社会史的研究，对体育社会史的研究能够给予历史研究以有血有肉的阐述，真正建立一种立体的体育史学，形象化的体育史学和科学的体育史学，让更多的人知道体育的历史，让体育史产生社会效益……要加强与当今人类、与我国现实生活相关的体育规律或规律性的理论研究”。
无法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是我国古代体育史学的致命软肋，也是古代体育史研究应该面对的现实问题。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成果不应成为“小众理论”、“圈子理论”，甚至是孤独的“守望者理论”，无法创造性地诠释我国古代体育运动的内在精神和现代意义。由于拘泥于古代体育史实的重现与复活，我国古代体育史没有能从深层次地解释、剖析中国人的运动健康观、休闲养生观、体育文化观，来挖掘利用古代体育运动资源，丧失了解释国人运动健康和现实需求的能力。我国古代体育史理论活力丧失的背后，是古代体育史理论研究的立场错位与价值缺失。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要么沉溺于考据式的传统史学，要么受西方体育史话语系统影响，常常沉醉于抽象的思辨，对于重大体育现实问题，特别是普通民众的体育问题追问和服务不够。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现实紧张是脱离社会实践而形成的，没有实现“服务社会实践，服务社会大众”的应然价值和应然立场，没有激发出应有的理论活力。
令人可喜的是，王俊奇教授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无论从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力地突破了传统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研究的视阈，从多个维度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进行合理“切割”以凸显该体育文化的独特魅力。如对蹴鞠衰亡历史原因的考证、对中国古代的城市体育的详尽描述，无不为当代体育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借鉴。
4 在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理论紧张中建构多元范式
目前，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处于低潮时期，古代体育史理论研究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处于理论紧张的境地。“近十年的体育史学大多数还属于过去史学模式的深化，并没有完成体育史学的‘范式’转换。眼下体育史学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对此，我们应该从自身检讨，要扪心自问，我们的体育史学究竟发现了哪些独创性、实用性的理论?究竟提出了哪些与当今社会生活相关的‘规律’和‘规律性的理论’?”我国学者面对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理论紧张，表达出了建构古代体育史多元研究范式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诉求。
面对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理论紧张，社会生活史、后现代主义史学、历史地理学理论、考古学等成为了构建古代体育多元研究范式的理论富矿。“社会生活史是研究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的专门历史，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形象地认识历史原貌”。在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当代形态中，研究群体较为重视我国古代社会体育形态史和体育发展史，古代体育社会生活史就相对薄弱。郑振坤的《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纲要》、王俊奇的《中国唐宋体育史》、毕世明的《中国古代体育史》等代表性学术著作都注重宏大历史叙事研究，忽视了古代体育社会生活史的精细研究。“无论是社会形态史和社会发展史一方，还是社会生活史一方，都不应分轻重厚薄，两者间的融会贯通和相辅相成是难以否定得了的，这是重建中国古史系统的两大有机联系体，是骨架与血肉的关系，有了两方面的研究，才能使历史真正立体化、形象化，才能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史学也就更丰满、更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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