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 风险社会 海洋污染 刑法规制
一、风险社会语境下加强我国海洋污染刑法规制的必然性
“风险社会”的概念是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在其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针对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基础上提出的，此后德国刑法学界以此为基础逐步构建了风险刑法理论体系并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接受。一般认为，风险刑法是为应对风险社会而产生的一种刑法观念，它最大的价值在于，通过刑法规制关口前移，改变了传统刑法对某些危害人类生存安全的罪行处罚过于滞后的做法，进而实现防范社会风险、维护人类安全的目标。在风险刑法观之下，一些对人类生存安全造成潜在严重威胁的行为，即使没有出现法益侵害的结果，也应予以刑罚处罚。
目前海洋污染是国际社会普遍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随着海洋环境危机的日趋严重和人类认识水平的逐步提高，加强海洋污染的刑法规制已成国际趋势。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俄罗斯、新加坡等，均在刑法中专门设立了海洋污染罪；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逐步认识到海洋污染对经济发展的严重影响，纷纷加强了对海洋污染的刑法规制。我国海洋同样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破坏。从我国每年公布的海洋环境质量公报看，我国海洋污染状况日益严重，海洋环境质量不容乐观。所有这些都暴露了我国海洋保护立法的不足。2010年7月16日下午发生的辽宁大连输油管道爆炸事件更为我国海洋保护敲响了警钟。风险刑法理论与环境犯罪须臾不可分，目前我国海洋污染问题已成为风险社会的常见风险形式。“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下，刑法最根本的价值诉求是‘防范风险、保障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犯罪立法与风险社会的刑法具有价值基础上的同构性”。 刑法作为最严厉的调控手段，面对威胁全人类的海洋风险，有必要在预防和惩治海洋污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加强和完善我国有关海洋污染的刑法规制，既是当前我国保护海洋环境之需，也符合风险社会语境下国际社会加强海洋污染刑法规制的国际潮流，体现了风险刑法追求人类生存安全的价值取向。
二、我国现行海洋污染刑法规制的现状及缺陷
我国有关海洋环境保护的立法肇始于1982年颁布实施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并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加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近20个有关海洋污染防治和海洋生态保护方面的国际公约，目前已形成以《海洋环境保护法》为核心、由各种形式的国内法及我国缔结或签署的多边国际环境公约、议定书和双边协定等组成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而我国有关海洋污染的刑事立法则相对滞后，它经历了由粗疏到相对细致的立法演变过程，1979年刑法没有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单独设罪，发生的海洋污染事故造成财产损失、人员伤亡的犯罪行为参照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罪、重大责任事故罪来定罪处罚。1997年刑法对污染海洋环境构成犯罪的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进行处理。刑法修正案（八）则降低了该罪的入罪门槛，并相应将原罪名“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变更为“污染环境罪”，对于惩治海洋污染事故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我国海洋环境刑事立法的现实来看，仍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
（一）未能全面体现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观
传统的人本主义法益观是在工业化程度不高，人类对海洋污染的后果认识不充分基础上产生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海洋环境刑事立法保护的重点不是海洋生态环境，而是人身和财产权益。“因为，环境不是利益的归属主体，不能反映利益，环境利益只能透过人才能表现出来，故只有在人本身的利益才具有刑法上的意义。” 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第38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规定，代之以“严重污染环境”的要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风险刑法所追求的“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但不难看出，现行刑法尚有不少传统人本主义法益观的遗留，从我国现行刑法把海洋环境犯罪放在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规定来看，可知海洋生态权并不是刑法所直接保护的法益，也不是保护的重点。
（二）缺乏对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的犯罪规定
我国现行刑法在应对海洋污染的方式上仍坚持“末端应对中心主义”，污染海洋环境并造成严重后果才可按犯罪进行处理，而对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则未予以规制。刑法修正案（八）虽对该罪作了修改，但不能否认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仍以“严重污染环境”这一结果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虽然有学者认为，刑法的这一变化意味着本罪在修改后已从结果犯转变为行为犯，罪名的成立不再要求行为必须造成严重后果，而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相应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并达到了成罪所需要的程度，这一变化体现了立法理念从人本主义向环境本位回归的态势。 但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如张明楷教授认为，由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到污染环境罪的立法转变并不意味着由结果犯向行为犯的变更，原因在于，“根据犯罪的本质，行为犯也必须具有侵犯法益的性质，否则不可能构成犯罪，如果认为行为犯是只需要实施一定的行为就成立的犯罪，则可能意味着不需要法益侵害与危险，这会导致将没有侵犯法益的行为认定为犯罪，从而不当扩大处罚范围。” 笔者同意后一种意见。修订后的污染环境罪，除要求行为人必须实施“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外，还另外附加对行为后果的要求，即须达到“严重污染环境”的程度才可能构成犯罪，显然，“严重污染环境”并非是对行为本身的要求，而系对犯罪结果之强调。因此，修订后的污染环境罪，体现的还是传统的“末端应对中心主义”对犯罪结果的要求。
现行刑法将大部分环境犯罪规定为结果犯是符合我国的立法传统，并与立法者的惩治目标相一致。 然而，随着我国海洋污染日益严重，刑法这种只注重末端治理、而缺乏源头干预的应对方式已明显滞后，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刑法在预防海洋污染和环境破坏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未能有效解决认定犯罪因果关系方面存在的困难
我国在确认海洋犯罪的因果关系和责任制度的问题上秉持了主客观一致原则，要求污染行为必须是出于故意并造成了“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而且行为与结果之间还需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然而，海洋污染的过程较之传统的环境侵害行为更为复杂，它往往是经过多种因素最终形成侵害的，海洋污染行为人尤其是污染企业基本上对污染的证明形成了知识垄断，作为承担举证责任的公诉方，事实上很难证明污染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更难以证明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我国现行环境刑事立法未对因果关系的推定以及相关关系原则作出明确规定，未能有效破解认定污染海洋犯罪因果关系的难题，使得许多污染海洋犯罪游离于刑事法网之外，弱化了刑法在打击和追究海洋犯罪方面的重要作用。
（四）独立罪名缺失，且现有法定刑种类过于单一
我国现行刑法对海洋污染犯罪并未设立独立的罪名，司法实践中对污染海洋构成犯罪的行为只能根据具体情况以“污染环境罪”进行定罪处罚，使污染土地、污染水体、污染大气并列成为污染环境犯罪的行为类型，但这三类行为性质的污染环境犯罪行为，污染行为各自产生危害的机理大不一样，危害性程度也并不相同，将此三种性质各异之污染环境行为合并在一起存在相当大的不合理性， 使得司法实践对海洋污染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少之又少。此外，现行刑法第338条只规定了罚金刑和自由刑，缺乏资格刑的规定，难以有效地对海洋污染犯罪进行打击与预防。
三、完善我国污染海洋犯罪的设想
（一）独立设置污染海洋罪
海洋刑法必须因应海洋环境恶化而造成的现实或潜在风险，实现“从人本主义的立法价值观向海洋环境生态主义的立法价值观”的转变，因此有必要将污染海洋罪从污染环境罪中分解出来，设置与海洋环境保护相适应的独立罪名，即污染海洋罪。具体理由如下：
1.污染海洋罪虽同属污染环境犯罪，但其危害程度、危害范围却远超一般环境违法犯罪，从本质上说，污染海洋罪所侵害的直接法益为海洋环境生态安全，而非简单的与人类本身有关的法益如生命、身体、健康等权利，从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均将本类犯罪归属于“公共危险罪”即可证之。且“由于涉海领域的犯罪具有多发性、流动性、跨区域性的特点决定其在证据的收集和保全上非常困难，在刑事犯罪的证据使用和犯罪起刑点上都不宜直接援引陆地上的刑事法律规范”， 增设污染海洋罪不仅可以完善刑事立法的不足，而且有利于惩治有损于海洋环境的各种犯罪行为，做到防患于未然。
2.设置污染海洋罪不仅是成文法国家立法大势所趋，更是我国将所加入的国际条约进行国内法转化的要求。目前有关国际条约或国际协定已对污染海洋犯罪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我国作为缔约国或参加国必须在所承担的条约义务范围内在将其规定转化为国内法规定。同时，国外一些临海国家均在刑事立法中专门设立了污染海洋罪，我国如不因应形势增设污染海洋罪，势必影响对有关犯罪的司法管辖和司法合作。
（二）增设抽象危险犯
在刑法理论中，危险犯可分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两类。二者虽然都以对法益侵害的危险作为定罪依据，但抽象危险犯是建立在抽象危险的拟制性基础上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重视行为本身的危险性，即只要行为本身具有刑事违法性就可成立犯罪，至于行为所引起的危险程度以及危害结果的发生与否并不影响犯罪的构成。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海洋犯罪中仅设置具体危险犯显然是不足以吓阻和惩治日益严重的海洋犯罪的，出于我国欲突破末端应对中心主义缺陷的考量，我国刑事立法在设置污染海洋罪的同时，应增设海洋污染源头干预环节的抽象危险犯。
1.增设抽象危险犯是海洋刑事立法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的必然要求，体现了风险刑法所追求的“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风险刑法所追求的“生态中心主义”，要求将对海洋环境形成潜在威胁的、虽尚未出现严重后果但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行为也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
2.从行为的危险性角度来看，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具有入罪的必要性。国内外刑法学者如雅科布斯、耶赛克、罗克辛、王皇玉等，均纷纷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抽象危险犯的刑罚理由。笔者认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最本质特征，具体到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是否入罪问题上，应从其危险行为是否具有严重危害性方面加以判定。实践中，海洋污染行为侵害的对象往往是大范围内不特定的人或物，海洋环境一旦遭到严重破坏，往往很难恢复，甚至不可逆转，而且治理代价昂贵且结果不可预期，因此，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将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这是犯罪本质的要求。
3.从对海洋污染治理的效果来看，抽象危险犯应对模式更具实效性。对普通污染来说，结果犯应对模式具有合理性。 但如上所述，海洋污染行为具有“侵害对象不确定、危害后果严重且不可逆转”等特点，如按结果犯模式应对则会使得刑法介入时间过于滞后。因此，基于海洋污染案件的特性，在非法从事海洋活动因而产生海洋污染抽象危险时，刑法便予强力介入，不仅可以降低其作为公害犯罪的成立标准，减轻国家追控成本，而且能有效而及时地将海洋污染制止在萌芽状态，彰显刑法的预防、震慑、引导功能。
（三）引入相关关系原则
相关关系是统计学上的一个概念，它与因果关系一样，也是说明事物之间联系的重要形式。为应对日益严重的海洋风险，我国有必要在污染海洋犯罪中引入相关关系原则。
1.相关关系能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有助于破解证明刑法因果关系的难题。过去我们习惯性地用因果关系来探求事物的联系。即使无因果关系，我们也还是会假定其存在，而对相关关系基本不予考虑。但研究表明，因果关系被完全证实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也是比较困难的。相对因果关系而言，相关关系对证明的要求则较低，只要找出两个事物之间的关联关系，我们即可预测、推定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必然联系。在海洋污染犯罪处理上，倘若恪守“无过错即无责任”、“主客观相统一”等固有观点，想从正面突破刑法因果关系的证明难题并不现实。相反，如果我们有条件地实行相关关系原则，从对于因果关系的追求中解脱出来，转而将注意力放在相关关系的发现上，则破题变得极有可能，不仅可以提高诉讼效率，减少诉讼环节，而且可以使污染海洋的犯罪分子得到应有制裁。
2.国外有关立法、司法实践我国实行相关关系原则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近年来，有鉴于证明刑法因果关系的现实困难，国外许多国家如日本、加拿大、德国等纷纷对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进行了反思和批判，由此产生了一批理论创新研究成果，同时，他们又及时将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本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如日本在其颁行的《关于危害人身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第5条就对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作出明确规定，并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运用。不难看出，国外立法中的“因果关系推定”与相关关系原则在性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基于事物关联关系的推定，即只要控诉方在法庭上能就采样分析结果提出证明时，则推定因果关系成立，并可以依此追究加害方的刑事责任。国外“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破围成功的经验启示我们：刑事领域中的因果关系证明法则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污染海洋犯罪中适用相关关系原则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3.适用相关关系原则不失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目前人类社会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成为人类改变探索世界的一种有效方法，也必然会影响到法科的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换言之，大数据时代使得在污染海洋犯罪中适用相关关系原则变为可能。相关关系的基础是有关数据的采集，核心是量化两个数值之间的数理关系，关键是预测和推定。因此，当两个数值之间出现正相关关系时，即可推定两者之间具有关联关系，应予追究刑事责任；反之，当两个数值之间出现负相关关系时，即可推定两者之间不具关联关系，刑事追究自然无从谈起。很显然，这种通过采样分析数据得出的结果是有一定的科学根据的。
4.相关关系原则的适用必须加以严格限制。从本质上来说，相关关系是在因果关系难以证明的情况下通过关联关系的强弱而得出的一种推论，但鉴于物质世界因果关系的极端复杂性和无限性，这种推断出的结论与真实情况可能会有偏差。因此，我们应对在污染海洋犯罪中适用相关关系原则有所节制，严格区分相关关系与“有罪推定”，严格限制相关关系原则的适用范围，严防“超犯罪化”情况的出现。
我国海洋环境问题及指标体系研究进展
海洋经济的涵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海洋空间为活动场所的经济活动;二是以海洋资源的利用为对象的经济活动。按照海洋与经济活动的关联程度不同,海洋经济可以分为三个层面:(1)狭义的海洋经济,是指包括开发和利用海洋的丰富资源、海洋的广袤水体以及海洋的广阔空间的经济活动的总称;(2)广义的海洋经济,是狭义海洋经济的延伸,指为开发和利用海洋而产生的相关产业;(3)泛义的海洋经济,不仅包括上述两个层面,还包括海岛陆域的经济活动(海岛经济)、海岸带的陆域经济活动和河海体系中的内河经济(沿海经济)。
(一)海洋环境问题
关于海洋环境问题的研究,我国经历了起步阶段、初步形成阶段和逐步完善阶段。
1.起步阶段。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海洋生态环境也遭受到了严重破坏。一方面,陆地的农业和工业生产排放出大量的污染物,尤其是工业废水的处理手段还非常欠缺,直接排放到海洋中,给海洋造成严重污染;另一方面,海水养殖、海洋石油开采等形成的污染,造成海水水质恶化,近海生物资源受到严重破坏。为此,海洋的环境保护问题引起了我国海洋管理部门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此时关于海洋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海洋环境污染的来源和治理措施、海洋环境保护和评估、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等方面。如孟伟和张淑珍以水环境中的深圳湾为例,提出了开发海洋物理环境容量的意义,指出有机污染物(主要指COD)的物理环境容量主要受海域水动力条件的制约[2];倪轩认为,世界各国沿岸海域遭受日益严重的污染,最主要的原因是沿海工业和海洋事业的发展带来的海洋污染物的增多,这不仅使得海洋的自净能力几乎丧失,给海洋生物资源带来巨大灾难,而且更严重的是人类的健康也面临极大威胁[3]。
2.初步形成阶段。由于海洋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海洋环境的研究成果显着增多,主要的研究方向有:渔业环境污染治理和保护、海平面变化及影响、海洋灾害的危害和防治、海洋环境保护和治理对策、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研究成果包括:巴登在分析海洋领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评述了海洋污染的现状和未来走势,运用生物地球化学行为和生态毒理学方法研究了海洋污染问题[4](P45-103);陈亚瞿认为,渔业的发展受到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污染物排放加剧的危害,造成很多江、河、湖、海的渔业水域遭污染,对人类健康造成巨大威胁[5];王伟洁和吴长江认为,山东省渔业资源丰富,品种繁多,但是由于污染源的大量增加,渔业发展的水域环境质量显着下降,渔业生态环境污染严重,渔业生产受到了挑战[6];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的杜碧兰等提出了海平面上升的恶果,认为如果海平面上升30厘米,长江三角洲及江苏和浙江沿岸大概5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将被淹没[7](P5-20);翁盛深以汕头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要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断加大对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的保护力度[8]。
3.逐步完善阶段。21世纪以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受到了学者们的更广泛关注,主要的研究领域有:海洋环境监测、海洋环境质量评价、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对策、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特殊生物品种及区域的分类保护。主要研究成果有:王斌提出了我国海洋及海岸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肯定了国家相关部门在管理国家海洋事务、监督海洋环境保护方面做出的重要工作[9];徐祥民和马英杰认为,海洋特殊区域是海洋环境和资源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包括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渔业水域、重点海域、海滨风景名胜区、海洋生态示范区等,并建立了一整套海洋特殊区域的保护体系,对特殊海域进行分类、集中整治和保护[10];韩永伟、高吉喜等以珠江三角洲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敏感性的过程中,提出了合理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改变珠江三角洲生态环境恶化现状、保护渔业资源和濒危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具体措施[11];高振会提出在未来的海洋经济发展中,海洋技术和海洋环境监测工作的重要性[12];王美珍以环杭州湾为研究对象,认为环杭州湾产业带的发展对海洋环境的影响非常大,应该抓住环杭州湾沿海经济发展的机遇,进行可持续的海洋经济发展[13]。
(二)海洋经济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对海洋经济的环境评价方面的定量分析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热点。在这些研究中,主要采用的方法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评价,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有:陈可文在《中国海洋经济学》一书中建立了海洋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3个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和资源环境子系统。其中,关注海洋经济的资源环境的发展是该指标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其资源环境系统包含的变量有:自然资源存量、海洋污染排放、海洋污染带来的损失、海洋灾害带来的损失等指标[14](P59-138)。张德贤等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中建立了海洋经济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5个子系统:海洋经济子系统、海洋资源子系统、海洋环境子系统、海洋可持续发展能力子系统、社会发展子系统。其中,海洋资源与环境子系统主要包括海洋生物多样性、工业污水达标排放率、海洋污染面积比重、海岸倾倒数量等指标[15](P12-60)。韩增林和刘桂春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定量分析》中建立了海洋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含4个子系统,分别为海洋资源承载能力、海洋资源发展能力、海洋环境承载力和保护能力以及智力支持系统。该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建立模型,共包括5个层次共48个指标。其中,海洋环境承载力和保护能力子系统包括的指标变量为:单位海域面积废水排放强度、单位海域面积固体废弃物倾倒强度、滨海海域的水质质量指数、赤潮发生的年频率、海域内年原油泄漏量、海洋环境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海洋水体环境质量标准、海洋水体污染物背景值、人均海洋环保费用、海域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例、入海废水排放达标率、海洋环境保护法规数目、省级以上海洋保护区数目等[16]。
冯晓波等在《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实证研究》一文中建立的指标体系包含4个子系统:海洋产业发展能力、海洋科技综合能力、海洋资源利用能力和海洋环境承载保护能力。该体系共包括4层16个指标,其中重点考虑了海洋环境承载力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制约,海洋环境承载保护能力包括的指标变量有:工业废水处理、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海洋自然保护区个数、滨海观测台站等指标[17]。狄乾斌和韩增林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一文中建立了包含海洋资源环境子系统、海洋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发展子系统的指标体系。其中海洋资源环境子系统中包括资源总量、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三个方面;海洋经济子系统中包括经济增长和经济质量两个方面;社会发展子系统中包括人口增长、生活质量、科技潜力三个方面。该指标体系共包括28个指标[18]。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关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而针对海洋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建立海洋经济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还有待深化。因此,本文将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并改进目前研究的不足,建立一套我国海洋经济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希望通过该体系的设计,使该指标体系具有实用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并能够具体用于指导我国海洋经济的环境改善,用于政府在海洋经济发展方面的环境政策制定和实施。
我国海洋经济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关键词】连云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
江苏连云港市地处黄海之滨，是我国沿海经济带和“沿桥”经济带的结合部，海岸线北起锈针河口，南至灌河口，全长162公里，有全国渔场之一的海州湾渔场，海洋生物资源十分丰富，沿海滩涂160万亩，可开发浅海水域400万亩。随着江苏省沿海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连云港市海洋开发也迈入了新的阶段，海洋经济占据连云港市经济的重要位置，也是加快连云港市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在“十一五”期间，连云港市海洋经济快速发展，海洋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长21%，到2010年，海洋经济增加值达到335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29.1%，海洋经济已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海洋运输、海洋工业、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快速发展，海洋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连云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连云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海洋经济总量不大。2010年连云港海洋经济增加值较上年增长30%，水产品总产量达到70万吨，全市渔业行业实现总产值100亿元，连续三年增幅超过10%。虽然连云港海洋经济发展的速度比较快，但是总量上与其他地区如大连、青岛、宁波等发达地区相比差距仍然比较大。
2．海区环境污染。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对海洋资源的保护认识不足，使一部分未经处理的工业生产污染物超标排放和大量的生活污染物通过河流携带入海，加上海洋开发中的自身的污染物存在，使海洋生物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2009年连云港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海域面积有所减少，面积约1500平方公里，占全市海域面积的22.5%，轻度污染海域面积大幅度减少。虽然污染物排海总量有所下降，但实施监测的入海排污口中，66.7%的排污口出现污染物超标现象，个别排污口污染物超标现象严重，不容乐观。海水中的主要污染物（或指标）依然是无机氮和部分站位的化学耗氧量、石油类。陆源污染物排海仍然是造成我市近岸海域污染的主要原因。
3．海洋经济产业结构不够合理。连云港海洋产业有一定的基础，但目前开发利用多局限于渔业、盐业、港口和旅游等传统产业，占比重偏大，新兴产业刚刚起步，而作为现代化工产业核心的石油化工，精细化工对连云港来说还没有发展起来。并且开发利用尚未向综合利用转化。有些资源还局限于低水平、低层次的开发利用，资源的综合效益未得到充分发挥。
二、连云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措施
1．发展临港工业。临港产业能为城市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是城市经济的“助推器”。连云港应该首先明确临港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并从战略的高度重视和研究临港产业的发展，紧紧把握国内外制造业转移机遇，大力发展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临港产业，促进临港产业向产业化、多元化发展，围绕港口做足临港产业文章。
2．推动海洋产业优化升级。目前，连云港海洋产业结构中，渔业、盐业、旅游等传统产业，占比重偏大，这种结构不利于海洋产业的持续发展。而海洋船舶修造、海洋生物医药以及海水综合利用业等这些新兴产业发展潜力大，附加值高，环境污染小，因此，连云港应根据自身的资源优势、基础条件，制定相关海洋产业政策，重点发展连云港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而加快连云港海洋产业结构的转型，使连云港海洋经济得以快速、持续和健康地发展。
3．进一步加强海洋环境保护。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加强陆源污染物入海排放控制；加快治理海洋污染，对入海直排排污口建设监测系统，对超标排放的重点河道进行治理；加强沿海区域污水处理厂建设，降低排入海洋的污染负荷；同时也要完善港口船舶污染物处理设施，努力实现海洋环境生态化，以增强连云港市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参 考 文 献
[1]张祝钧．宁波海洋产业结构分析及优化升级[J]．港口经济．2011（4）
我国海洋环境问题及指标体系研究进展
海洋经济的涵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海洋空间为活动场所的经济活动；二是以海洋资源的利用为对象的经济活动。按照海洋与经济活动的关联程度不同，海洋经济可以分为三个层面：（1）狭义的海洋经济，是指包括开发和利用海洋的丰富资源、海洋的广袤水体以及海洋的广阔空间的经济活动的总称；（2）广义的海洋经济，是狭义海洋经济的延伸，指为开发和利用海洋而产生的相关产业；（3）泛义的海洋经济，不仅包括上述两个层面，还包括海岛陆域的经济活动（海岛经济）、海岸带的陆域经济活动和河海体系中的内河经济（沿海经济）。
（一）海洋环境问题
关于海洋环境问题的研究，我国经历了起步阶段、初步形成阶段和逐步完善阶段。
1．起步阶段。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海洋生态环境也遭受到了严重破坏。一方面，陆地的农业和工业生产排放出大量的污染物，尤其是工业废水的处理手段还非常欠缺，直接排放到海洋中，给海洋造成严重污染；另一方面，海水养殖、海洋石油开采等形成的污染，造成海水水质恶化，近海生物资源受到严重破坏。为此，海洋的环境保护问题引起了我国海洋管理部门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此时关于海洋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全球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海洋环境污染的来源和治理措施、海洋环境保护和评估、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等方面。如孟伟和张淑珍以水环境中的深圳湾为例，提出了开发海洋物理环境容量的意义，指出有机污染物（主要指COD）的物理环境容量主要受海域水动力条件的制约［2］；倪轩认为，世界各国沿岸海域遭受日益严重的污染，最主要的原因是沿海工业和海洋事业的发展带来的海洋污染物的增多，这不仅使得海洋的自净能力几乎丧失，给海洋生物资源带来巨大灾难，而且更严重的是人类的健康也面临极大威胁［3］。
2．初步形成阶段。由于海洋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海洋环境的研究成果显著增多，主要的研究方向有：渔业环境污染治理和保护、海平面变化及影响、海洋灾害的危害和防治、海洋环境保护和治理对策、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等。研究成果包括：巴登在分析海洋领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评述了海洋污染的现状和未来走势，运用生物地球化学行为和生态毒理学方法研究了海洋污染问题［4］（P45－103）；陈亚瞿认为，渔业的发展受到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污染物排放加剧的危害，造成很多江、河、湖、海的渔业水域遭污染，对人类健康造成巨大威胁［5］；王伟洁和吴长江认为，山东省渔业资源丰富，品种繁多，但是由于污染源的大量增加，渔业发展的水域环境质量显著下降，渔业生态环境污染严重，渔业生产受到了挑战［6］；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的杜碧兰等提出了海平面上升的恶果，认为如果海平面上升30厘米，长江三角洲及江苏和浙江沿岸大概5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将被淹没［7］（P5－20）；翁盛深以汕头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要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断加大对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的保护力度［8］。
3．逐步完善阶段。21世纪以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受到了学者们的更广泛关注，主要的研究领域有：海洋环境监测、海洋环境质量评价、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对策、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特殊生物品种及区域的分类保护。主要研究成果有：王斌提出了我国海洋及海岸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肯定了国家相关部门在管理国家海洋事务、监督海洋环境保护方面做出的重要工作［9］；徐祥民和马英杰认为，海洋特殊区域是海洋环境和资源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包括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渔业水域、重点海域、海滨风景名胜区、海洋生态示范区等，并建立了一整套海洋特殊区域的保护体系，对特殊海域进行分类、集中整治和保护［10］；韩永伟、高吉喜等以珠江三角洲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敏感性的过程中，提出了合理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改变珠江三角洲生态环境恶化现状、保护渔业资源和濒危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具体措施［11］；高振会提出在未来的海洋经济发展中，海洋技术和海洋环境监测工作的重要性［12］；王美珍以环杭州湾为研究对象，认为环杭州湾产业带的发展对海洋环境的影响非常大，应该抓住环杭州湾沿海经济发展的机遇，进行可持续的海洋经济发展［13］。
（二）海洋经济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对海洋经济的环境评价方面的定量分析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热点。在这些研究中，主要采用的方法是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评价，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有：陈可文在《中国海洋经济学》一书中建立了海洋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3个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和资源环境子系统。其中，关注海洋经济的资源环境的发展是该指标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其资源环境系统包含的变量有：自然资源存量、海洋污染排放、海洋污染带来的损失、海洋灾害带来的损失等指标［14］（P59－138）。张德贤等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中建立了海洋经济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5个子系统：海洋经济子系统、海洋资源子系统、海洋环境子系统、海洋可持续发展能力子系统、社会发展子系统。其中，海洋资源与环境子系统主要包括海洋生物多样性、工业污水达标排放率、海洋污染面积比重、海岸倾倒数量等指标［15］（P12－60）。韩增林和刘桂春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定量分析》中建立了海洋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含4个子系统，分别为海洋资源承载能力、海洋资源发展能力、海洋环境承载力和保护能力以及智力支持系统。该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建立模型，共包括5个层次共48个指标。其中，海洋环境承载力和保护能力子系统包括的指标变量为：单位海域面积废水排放强度、单位海域面积固体废弃物倾倒强度、滨海海域的水质质量指数、赤潮发生的年频率、海域内年原油泄漏量、海洋环境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海洋水体环境质量标准、海洋水体污染物背景值、人均海洋环保费用、海域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例、入海废水排放达标率、海洋环境保护法规数目、省级以上海洋保护区数目等［16］。
冯晓波等在《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实证研究》一文中建立的指标体系包含4个子系统：海洋产业发展能力、海洋科技综合能力、海洋资源利用能力和海洋环境承载保护能力。该体系共包括4层16个指标，其中重点考虑了海洋环境承载力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制约，海洋环境承载保护能力包括的指标变量有：工业废水处理、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理、海洋自然保护区个数、滨海观测台站等指标［17］。狄乾斌和韩增林在《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一文中建立了包含海洋资源环境子系统、海洋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发展子系统的指标体系。其中海洋资源环境子系统中包括资源总量、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三个方面；海洋经济子系统中包括经济增长和经济质量两个方面；社会发展子系统中包括人口增长、生活质量、科技潜力三个方面。该指标体系共包括28个指标［18］。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关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而针对海洋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建立海洋经济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还有待深化。因此，本文将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并改进目前研究的不足，建立一套我国海洋经济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希望通过该体系的设计，使该指标体系具有实用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并能够具体用于指导我国海洋经济的环境改善，用于政府在海洋经济发展方面的环境政策制定和实施。
我国海洋经济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环境污染与海洋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忽视环境保护的过快海洋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高污染和高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问题，这样不仅会大大削弱我国海洋经济的中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还将面临不断加大的经济和社会风险。海洋经济增长不应该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必须在海洋资源与环境可承受的范围与约束下进行，即海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密不可分。本文将海洋生态环境因素作为衡量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建立我国海洋经济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海洋经济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层次结构由目标层、因素层和指标层组成，共包含4个因素层和18个指标，具体的指标见表1。
海洋经济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目标层T由4个因素层组成，分别为：海洋污染程度（E1）、海洋环境治理（E2）、海洋经济损失（E3）、海洋可持续发展能力（E4）。海洋污染程度因素层描述的是海洋受到的各种污染和侵蚀，包含8个指标，分别为：（1）海洋污染面积比重I1，考察海洋受污染的面积占整个海洋面积的比重；（2）海洋主要污染的超标程度I2，考察海洋受污染程度的严重性；（3）水质质量指数I3，考察海洋海水的水质情况；（4）单位海域面积废水排放量I4，考察废水这种主要海洋污染物的单位面积的排放量；（5）工业污水未达标排放率I5，考察排放的工业废水的污染强度；（6）单位海域面积固体废弃物倾倒量I6，考察固体废弃物这种海洋污染物的单位面积的排放量；（7）海洋生物多样性I7，考察海洋中生物的品种多少，是否受到了污染；（8）海岸侵蚀比重I8，即海岸侵蚀的面积占总海岸面积的比重，考察海岸作为不可再生资源而遭受的破坏程度。
海洋环境治理因素层描述的是人们在改善海洋环境和治理环境污染方面做的努力，包含4个指标，分别为：（1）单位海域面积污染治理费I9，考察单位面积的用于治理污染的经济投入；（2）污水处理率I10，考察废水作为主要污染源在排放之前的无害化处理比例；（3）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I11，考察用于海洋污染处理的投资在GDP中所占的份额；（4）减灾防灾投入I12，考察为避免和防治海洋灾害而投入的成本。海洋经济损失因素层描述的是由于海洋环境的恶化导致的海洋面临的直接的或间接的成本损失，包含2个指标，分别为：（1）海洋污染直接损失I13，考察海洋污染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2）海洋环境灾害损失I14，考察由于海洋生态破坏而导致的海洋灾害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海洋可持续发展能力因素层描述的是海洋经济在后续发展中可能的能力大小，包含4个指标，分别为：（1）人均海洋环保费用I15，考察用于海洋环境保护费用的人均值，反映未来环保发展的经济支持；（2）海洋科研人员占海洋从业人员比重I16，考察致力于海洋环境保护科技研发的研发人员的多少，反映未来在研发上有多少人力资源可以利用；（3）海洋科研支出占GDP比重I17，考察致力于海洋环境保护科技研发的支出比重，反映未来科技经费的投入；（4）公众的海洋环保意识I18，考察公众对于海洋环境保护的认识。
评价方法选择
在学者们对于指标体系的研究中，较常见的评价方法有多种，包括投入产出法、模糊评价法、层次分析法、专家咨询法等。由于本文构建的海洋经济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包含多层次的多指标综合模型，其评价方法的选择必须具有实用性、可操作性和简便性，因此，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指标体系进行评价。层次分析法（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icess，AHP）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后，在经济决策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该方法由美国匹兹堡大学的萨第（Saaty）教授提出，它是一种“无结构决策问题的建模”，对于海洋经济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具有可行性。本文采取指标处理、指数权重赋值及海洋经济环境评价指数计算三个步骤来完成海洋经济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过程。1．指标处理。由于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中的18个具体指标具有量纲不同的特点，所以必须经过指标的标准化处理之后，变换成无量纲的指数化数值，再进行计算和加总，即无量纲化处理。本文采取阈值法作为无量纲化处理的方法。2．指标权重赋值。指标权重赋值是层次分析法运用的核心，也是影响一个指标体系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的最重要步骤。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海洋经济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首先需要将每个层次的各个因素进行比较和赋值，构造模型各层的相对重要度判断矩阵。
造成海洋旅游资源污染损害因素分析
虽然在海洋旅游资源的污染损害过程中它们产生影响的程度不尽相同，但都使海洋旅游资源的美观度和可再生性受到破坏，不利于海洋旅游的持续发展．在海洋旅游研究中，有学者采用两层次定量评价法［4］对海洋旅游资源污染损害情况进行评价，发现产生污染损害的原因既有自然因素引起的，更多是人为造成的．新罕布什尔大学的自然资源教授安德鲁•罗森堡(2008)表示，人类不能再独立看待捕捞、沿海湿地流失或污染问题，在很多情况下，人为影响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重叠，需要全面控制人为因素的影响来保护海洋环境．由此可见，在海洋旅游资源污染损害的控制过程中，应该重视人为破坏方面的重点治理和预防［5］．海洋旅游资源污染损害影响因素，从自然和人为两大因素剖析了造成海洋旅游资源污染损害的主要原因，自然因素在海洋旅游资源污染损害产生过程中有一定的影响，大多属于不可抗力因素，不能阻止或控制其发生，但人为因素方面可以通过海洋旅游及相关海洋行业采取措施减少对海洋旅游资源产生的破坏，合理科学地利用海洋旅游资源．
海洋旅游资源污染损害控制的相关研究
海水污染、海滩萎缩的现象明显加强．基于当前海洋资源的污染损害情况，学者专家在各自领域内提出角度不同的控制海洋资源污染损害的方法．针对海洋污染损害控制及预防评价的最新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视角进行．从海洋环境评价指体系的角度，王勇智(2010)提出海洋工程海洋环境后评价，开展一次系统的海洋工程海洋环境实际影响评价从而更有针对性提出海洋环境保护措施．在海洋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6］，谭映宇(2010)建立了以系统动力学模型、状态评价模型为主的海洋资源－生态－环境承载力复合系统研究方法，实现了区域海洋资源、生态和环境承载力的分析、模拟、预测，对比和决策支持［7］．Kuji等人(1999)分析了造成海洋海水污染的原因，包括粪池、污染处理系统泄漏、陆源污染物、邮轮等．Campbell、Ritter和Marsh等人就游船活动对不同地区及海域的环境影响情况作了研究，丰富了人们对游船活动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影响的认识．Monika等(2005)在从事整合海岸带管理可持续性研究项目(ICMS)时，以菲律宾中部米沙郡群岛为例，详细探讨了旅游业的成功与该项目进程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海洋旅游业水平与地区的遵从性和可进入性指标成正相关关系，而与生活质量指标和活动可持续性指标成负相关关系．［1］基于上述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学者对海洋污染损害的控制研究集中在环境工程、生态、法律制度等方面，对海洋旅游资源污染损害控制研究很少关注，国外学者虽有涉及海洋旅游环境评价和管理方面，但仍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和有效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海洋污染；环境监测；治理
引言
海洋总面积约为33600万km2，约占地球总面积的70.9%。海洋对于地球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被称为“生命的摇篮”。但是在海洋环境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过程中，人类活动不可避免的对海洋环境带来了污染与破坏[1]。随着人们生态文明意识的提高，海洋污染问题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2]。目前，海洋污染问题逐渐成为世界性问题。我国海洋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海洋污染问题的不断恶化也已成为影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阻力，对我国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当面临环境问题时，如何通过合理有效的环境监测手段和治理方法解决这一危机，逐渐成为当前环境学者们研究的重大课题。有学者认为，预防主要分为两方面：环境损害预防和环境风险预防[3，4]。目前，我国的环境保护一直采取的就是“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政策。这也是我国海洋污染治理的指导思想。
1 海洋污染环境监测的主要任务
对海洋污染环境监测首先应该着手于对污染现状、污染分布和污染程度进行监测。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必会带来污染。如果不及时对污染进行处理就会造成更加严重的环境问题。只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掌握污染范围、污染程度等资料情况，才能快速的采取有效的手段进行治理。其次海洋污染环境监测要对海洋中污染物的变化趋势进行监测，通过对比变化数据，分析污染的变化趋势，交于有关部门，以便及时采取措施。最后海洋污染环境监测要对突发污染情况进行监测，在人类活动中，不可避免的会造成突发污染，应该及早的监测出污染状况，并把突发状况汇报应急处理部门进行处理，减少突发污染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2 海洋污染环境监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和抵御突然海洋污染灾害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5]。但在实际工作中，在体制制度上、技术措施上还存在许多问题，限制了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工作质量的提高。具体存在以下问题有待解决。
2.1 海洋污染环境监测管理体制有待完善
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学科。由于海洋污染监测涉猎因素较多，运用资源巨大，因此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完善健全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6]。目前为止，我国海洋污染环境监测管理体制尚未完善，在污染监测工作过程中还存在很大的缺陷和不足。对有效开展海洋监测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所以建立完善健全的管理体制，是我国海洋污染监测工作目前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对于海洋污染监测工作的健康有效地的进行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意义。海洋污染监测管理体系的建立，需要有相关的制度作为其强有力的保障。目前，我国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在工作职能、监测体系建设、海洋突发灾害及海洋污染事故损害评估等方面相关制度有待于完善和规范。
2.2 海洋污染环境监测技术手段有待加强
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属于应用型学科，各种污染监视、探测工作都依赖于科学有效的技术方法和先进的监测设备才能得以顺利进行。而且目前我国海洋污染监测机构工作经费与研发经费缺乏，对我国海洋监测技术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7]。许多海洋污染环境监测技术尚不成熟，短时间内不能正视投入使用，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用。随着我国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建设工作的深入推进海洋污染监测的需求日益增加，但污染监测网络体系建设工作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海洋污染监测网络的整体发展水平呈下降趋势的现象。这严重影响了我国海洋污染环境监测事业的发展。
3 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工作的发展对策
充分发挥海洋环境监测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能，建立完善的海洋环境监测工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为海洋环境监测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制度保障。各地区的海洋污染环境监测机构和管理部门要积极配合，协调运作，以提高各地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工作高效运行，避免造成资源浪费或监测缺位现象的出现，建设完善的海洋环境监测秩序。不断对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工作中的细节进行完善，形成科学高效的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制度体系。
根据监测工作的具体需求，开展相关培训工作。同时，引进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形成梯队建设，推动我国海洋污染环境监测工作的技术水平。
4 海洋治理中需要明确的一些问题
发挥政府在海洋环境治理和消除污染工作中的重要责任，克服“谁污染谁治理”原则的局限性。实践中，关于政府的这一责任，主要是指政府及时进行采取治理措施，以减少海洋污染的持续发生，对人们生活健康造成的影响。由政府承担海洋污染治理责任是同政府作为社会资源管理者的职能相对应的。政府在海洋污染治理事件中的作用和地位要因时间的不同而发生适当的转变。在污染范围较小时，由相关政府部门监督污染责任方自行清污。如果污染范围对海洋环境重大损害时，污染责任方自身力量无法解决的，政府的作用和地位就大不相同了，这时就需要政府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协作才能完成。政府应该建立完善的治理程序体系，对海洋污染事故的发生，采取及时有效的处理措施，以防止污染的持续扩散，从最大程度上减少污染事故所造成的损失。
5 海洋治理中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
5.1 建立完善海洋污染治理立法体系
建立完善的海洋污染治理法律制度是海洋环境管理的基础，随着人类对海洋开发利用的加剧，立法工作变得更为重要。建设完善的海洋治污法律体系，首先，应该填补海洋污染治理立法的空白。目前，我国关于海洋污染治理领域的立法较少。建议在创制《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法》、《海岸带管理法》等法规时，明确设立对海洋污染治理的相关法规。使海洋污染治理更加专业化，形成科学合理的海洋污染治理法律体系，有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5.2 明确法律责任，保障海洋污染治理工作有效开展
明确法律责任需要从源头解决海洋污染治理部门内部及其与治理主体之间关系，明确政府是海洋污染治理责任的主体，使污染治理执法坚强有力。首先，要建立环境行政的统一高效管理。每个部门责任者应亲自抓治理工作，确立第一责任人，对不履行海洋环境保护、治理工作的责任人承担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其次，把海洋污染治理的具体责任交于污染治理的具体责任者，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对不遵守污染治理法规者，严肃追究其法律责任，加大惩处力度，保障海洋污染治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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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渤海污染；“渤海碧海行动计划”；污染
Astract：Thewarningof″Bohaimaybecome＇DeadSea＇″fromtheoceanenvironmentexpertmakes″theblueseaactivityplanofBohai″comingout：However，intheyearofthefirst″treatment″in″theblueseaplan″，isover，peoplediscoverthecurativeeffectof″bluesea″verysmall，Bohaistillcoveredwith″mistofdeath″：So，whatis《theblueseaactivityplanofBohai》，withrenovatingtheoceanenvironmentpollutionplanimplement，whypollutionturnsworseonthecontrary？
Keywords：pollutionaroundBohai；theblueseaactivityplanofBohai；pollution
2001年，面对海洋环境专家“渤海可能变成‘死海’”的警告，为了拯救渤海，国家四部局联合海军､环渤海四省市(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政府开出了斥资555多亿元､15年三个疗程的“渤海碧海行动计划”药方。计划在2005年“碧海计划”第一个“疗程”的结束之年，使渤海环境污染得到初步控制。让人们大失所望的是，根据《2005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与2003年相比，渤海海域严重污染､中度污染､轻度污染海域面积分别增加280平方公里､2060平方公里､2470平方公里。2006年上半年，渤海污染状况依然没有好转而且呈现整体恶化趋势。显然，“碧海”药方疗效甚微，渤海依然笼罩“死亡阴影”。那么，什么是《渤海碧海行动计划》，以整治海洋环境污染为任的计划实施后，为何污染反而加剧？渤海的污染治理如何能更见起色呢？
事实上，环渤海地区环境治理问题一直深受重视。1986年，环渤海地区建立了由天津､山东､河北､辽宁三省一市及其17个省辖市环境保护部门共同组成的环渤海环境保护协作组，编制了“环渤海地区海洋环境保护规划”。这是我国第一个区域性的海洋环保协作组织。2001年，国务院又批准实施了“渤海碧海行动计划”。“渤海碧海行动计划”被列为国家环境保护工作重点工作，成为“33211”工程。“渤海碧海行动计划”旨在促进渤海近岸海域海洋环境质量的改善，努力实现海洋生态环境良性循环。近岸海域的环境保护要分阶段推进，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其日程表为2001—2005年，使海域环境污染得到初步控制，生态破坏的趋势得到初步缓解；2006—2010年，海域环境质量得到初步改善，生态破坏得到有效控制；2011—2015年，海域环境质量明显好转，生态系统初步改善。
随着备受重视､设计完善､部署科学､以整治海洋环境污染为任的“渤海碧海行动计划”实施，本应能还渤海波清浪白､鸟飞鱼跃､一片碧海的“鱼仓”和“海洋公园”的美誉。然而，三年多的实践告诉我们，渤海的污染反而加剧了。那么，原因何在呢？
第一，渤海是我国唯一的内海，自身水动力条件较差决定了它自净能力有限。渤海是全球11个典型的封闭海之一，水交换能力差，海水的自净能力有限，更新周期长达15年，几十年的污染积累很难在几年内消除。渤海环境污染源主要来自于陆源污染，流域周边的生活用水､工业废水和农药及化肥污染是三大陆源污染源。此外，船舶石油产品跑冒滴漏､船舶生活污水､海上石油开采和海水养殖中的添加剂也会对海洋造成严重污染。另外，海岸曲折､水流交换不畅，也使得海水的温度､PH值､含盐量､透明度､生物种类和数量等性状发生改变，对海洋的生态平衡构成危害。从2005—2006年中，天津市海洋局对15个入海排污口及其邻近海域的监测数据表明，天津市入海排污口总体环境质量状况污染严重，93：3%的排污口存在超标排放现象，超标入海排放现象不仅发生在天津。《2005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辽宁､河北､山东超标的排污口数量分别为54个､31个和75个，分别占所监测排污口数量的65：1%､96：9%和96：2%。
第二，多头管理造成“群龙闹海”､“治而反污”的现状。由于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因而在渤海污染治理上，惊动了环保､海洋､海事､渔政､交通等多部门，形成山东､天津､河北､辽宁多省､市齐抓共管的局面。然而，奇怪的是这么多部门齐抓共管，不但没有治好，反倒越治越污，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有两条：一是“海洋部门不上岸，环保部门不下海，管排污的不管治理，管治理的管不了排污”的部门割据现象严重，无法形成综合治理的合力；二是渤海致污源涉及多个省份，污染责任认定比较困难，容易相互推诿。各个省市往往各自为战､治理步调不一致也是造成渤海污染治理不见效的重要原因。
第三，“环渤海经济圈”经济快速增长使得本已脆弱的海洋环境不堪重负。环渤海经济圈，指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京津冀为主的环渤海滨海经济带。环渤海地区是全国重要工业基地，由于环渤海地区充分发挥了在政治､经济､科技､人才､流通的突出优势，并且抓住了东北振兴､西部开发､北京奥运的历史机遇，近年来经济迅速腾飞。然而，随着环渤海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人口不断增加导致排污总量有所增加，环境更加脆弱。比如，环渤海地区多为传统资源依托型工业，如原盐､原油､“两碱”(纯碱和烧碱)､钢铁､玻璃等，它们的发展一方面受资源约束强，另一方面由于产品生产工艺落后，渤海遭到空前的污染，变成了“纳污池”和“垃圾场”。
第四，狂捕滥捞也是祸端。不可否认，狂捕滥捞也给渤海的水产资源以致命打击。由于捕捞强度的不断增大以及环境污染的日益加剧，渤海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物群落生产力下降，渔业资源严重衰退。山东省15万平方公里近海渔场除部分中上层鱼类外，大宗品种洄游鱼类基本形不成渔汛，局部海域呈“荒漠化”。曾经盛极一时的渤海中国对虾和小黄鱼产量分别由历史最高年份的4万吨和1：9万吨下降到目前的1000吨和几十吨。当务之急是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要减少捕鱼船，帮助渔民转产，防止捕捞过度。同时，要坚决保护环境､防止污染，使资源能够再生和持续发展，严禁破坏海洋生物生存环境的项目上马。
第五，治污资金短缺是羁绊。据了解，由于资金匮乏､市场化运作机制未建立起来等原因，碧海行动计划建设项目进展还不理想。有关资料显示，自2001年“渤海碧海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治理设施建设的进展和运行情况不容乐观。辽宁省政府最新的一份资料显示：“列入国家计划的重点环保工程项目，尚有三分之一没有开工建设，主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资金投入未得到相应的保障，中央没有补助，地方特别是县区经济困难，建设资金难以到位……”类似的观点，在环渤海区域的许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第六，法律体系存在缺憾。《海洋环境保护法》配套法规建设的滞后是影响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原因。我国1982年制定了《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年修订后从2000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但相关的配套法规并没有随之修订完善。《海洋环境保护法》实施几年来，没有一部相关的实施细则及法规出台，一些重要的海洋环境标准仍是空白。可以说，“渤海碧海行动计划”的执行，目前还不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另外，沿海和海洋环境保护法制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海岸带环境管理等还存在着立法空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仍然存在。遏制海洋环境污染关键靠法制，只有把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全面纳入法制轨道，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保障海洋污染不再继续。
目前，环渤海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社会经济增长极，应做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并重。要做好环渤海地区污染治理则是当务之急。究竟该如何突围污染､“拯救渤海”呢？
第一，坚持加强协调，通力合作，共同推进的原则，建立区域性河海污染统筹防治机制。环渤海四省市对保护海洋环境具有共同的责任，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区域性污染统筹防治机制。通过把渤海综合治理的权利和责任交给环渤海的地方省市政府，从而为渤海环境执法扫除“障碍”。首先，解决越治越污问题，关键要强化各省､市大区域的环保战略意识，要建立区域协调机制。相关省市应该把治理渤海污染､保护渤海的环境当成共同的责任和义务，而不应该有你我之分，各自为战。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通报6起重大环境突发事件时，就曾指出：“布局性的环境隐患和结构性的环境风险，将取代个体的污染，成为我国环境安全的头号威胁。”要消除“布局性的环境隐患”，要对抗“结构性的环境风险”，要在区域内进行环境､资源的整合，建议建设跨省市的联合污水处理厂，加强对入海口已有湿地的保护，并有针对性地进行湿地生态工程建设，增强河口湿地的清污能力。其次，应该弱化部门利益､强化部门责任问题。绝不能因为多个部门齐抓共管越治越污，就放松了对部门的责任约束。各相关部门履行职责情况的监督检查，环保､海洋､海事､渔政､交通等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共同开展海洋环境监测和监察执法工作，尤其要认真解决“海洋部门不上岸，环保部门不下海，管排污的不管治理，管治理的管不了排污”的问题，严格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量。对于不能履行职责的部门，中央和国家有关方面要严格追责问责，依法严惩。
第二，协调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积极推动环渤海地区的产业整合，在加大对环渤海地区传统工业改造的同时，积极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型材料和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产业。大力调整现有不合理的产业布局，针对环境污染重的企业应加强管理力度。比如，为了彻底治理污染企业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天津市出台了十条严治污染企业的措施。这十条措施是：(1)对清理出的死灰复燃的小冶炼､小炼油等企业，一律取缔，采取拆除设备､断水断电的强制措施，对有工商执照的，要吊销执照，防止死灰复燃；(2)对不符合国家产业调整政策的企业一律关门，生产设备就地销毁，严禁向其他地区转移；(3)对未经环保部门批准的项目必须立即停产，拆除生产设备，一律不得恢复生产；(4)对超标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一律停产整顿；(5)对不正常使用污染物处理设施，有偷排偷放违法行为的企业，一律停产整顿；(6)目前已经停产的企业，未经市环保部门验收，一律不得开工生产；(7)拒不执行停产决定的企业，一律由区政府采取综合措施强制执行；(8)对治理达标无望的，一律关闭；(9)企业建设过程中需同时修建和完善排水管网和污水处理设施，解决污水排放出路问题；(10)对环保审批､验收和排污申报登记手续健全，符合环保法律法规规定的企业，要采取严格的日常监管措施，确定稳定达标。环渤海经济圈不可缺少环保这个关键的内容，环渤海经济圈首先应该是环渤海环保经济圈。
第三，海洋环境保护法制建设。《海洋环境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保护海洋环境的单行法律。由于《海洋环境保护法》实施几年来，一直没有一部相关的实施细则及法规出台，一些重要的海洋环境标准仍是空白。由于渤海具有区域性与综合性并存的特点，而现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没有具体规定一些可操作性条款，专家们认为，还应制定专门的《渤海法》，使排放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问题实现从原则规定到具体实施的转化，在中央政府统一协调组织下，建立环渤海各省市协调机制并成立专门的机构，明确其职责和权力，相对淡化国家主管部门，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环境执法提供更加充分的法律依据。
第四，预防海洋污染关键要严格控制污染物的排放，利用生物技术改进海洋生态环境。渤海治污的主要阻力源于向渤海排污的受污染流域污染源的种类多并过于复杂。治理渤海环境污染的重点是削减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海洋部门要根据渤海的海流､被污染情况及海域沿岸的工农业发展状况来确定渤海能够接纳的污染物限度。环保部门要严格执行污染物入海总量和达标排放双控制度，根据海域的污染物最大接纳量来分配各个排污口污染物的排放量。尤其是沿海省市流域应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减少农药､化肥等的使用。海事､渔政､交通和海军要采取措施防止､减轻和控制船舶及港口污染物污染海域环境。同时加强对排污企业的监管力度。最近，国家环保总局､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监察部､工商总局､司法部､安全生产监督局已经联合下发通知并在全国开展清理整顿不法排污企业。可借鉴美国的生物技术进行污水处理，他们通过酶打开污染物质中更复杂的化学链，将其从高分子有机物降解为低分子有机物或二氧化碳､水等无机物。这种技术已被广泛用于工业废水､湖泊､河流､景观水以及生活污水的处理中；也可利用不同生物的吸收､摄食､固定､分解等功能来达到生物净化的目的。借鉴此项技术，我国在渤海有机物聚集较多的内湾或浅海，有选择地养殖海带､裙带菜､羊栖菜､紫菜､江蓠等大型经济海藻，既净化水体，又有较高的经济效益。
第五，树立科学发展观，排除渤海治污的内在阻力，保障治污资金的投入和高效使用。要搞好渤海环境污染的治理，首先应保障治污资金的投入。但值得思考的是，在明知会造成污染的情况下，一些国有企业仍持续向渤海排污，除了法制观念淡薄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因为企业治污积极性不足。事实上，污染严重的企业往往面临着沉重的经济负担，生产设备､生产工艺的陈旧落后，无力从根本上解决环保矛盾。以辽宁省葫芦岛锌厂为例，随着国家调整对大型国有企业发展的支持战略，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企业的经营负担加重。尽管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有限的财力中尽量挤出资金，用于帮助企业提升环保能力，国家环保总局也几次特许其延期达标。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在污水处理过程中厂方都尽可能“省”几道工序，少投几种药剂。显然，在生存和健康面前，工人们选择的是生存；在稳定和环保面前，政府选择了稳定。另外，《中国经济周刊》调查还发现，严重污染的背后是“法不责众”的企业心态。显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观，是“污染容易治理难”的环保困境。为调动治污积极性，填补治污资金不足，可以考虑治污项目市场化的改革。环渤海省市就此做了有益的市场化尝试，如辽宁省近年来在筹措环保项目资金方面，采取了加大政府投资力度､积极争取国债资金､拓宽外资渠道､积极推进治污项目投资主体多元化､运营主体企业化及运行管理市场化改革和按市场要求调整污水处理费等一系列措施。专家认为，治污项目如能赢利，将为其市场化改革奠定基础；同时可有效缓解污染治理资金不足的情况，实现环保与资源永续利用的有机结合。市场化和政府公共经济行为的合力，希望往日碧波浩渺的渤海早日摆脱“海洋环境污染”这一多由人类自身行为制造的自然灾害，达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人水相谐的感人境界。
参考资料：
[1]渤海治污“越治越污”没治了吗？
[2]肖笃宁：地球科学系列——环渤海三角洲湿地的景观生态学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2)：
关键词：环渤海污染；“渤海碧海行动计划”；污染
Astract：Thewarningof″Bohaimaybecome＇DeadSea＇″fromtheoceanenvironmentexpertmakes″theblueseaactivityplanofBohai″comingout：However，intheyearofthefirst″treatment″in″theblueseaplan″，isover，peoplediscoverthecurativeeffectof″bluesea″verysmall，Bohaistillcoveredwith″mistofdeath″：So，whatis《theblueseaactivityplanofBohai》，withrenovatingtheoceanenvironmentpollutionplanimplement，whypollutionturnsworseonthecontrary？
Keywords：pollutionaroundBohai；theblueseaactivityplanofBohai；pollution
2001年，面对海洋环境专家“渤海可能变成‘死海’”的警告，为了拯救渤海，国家四部局联合海军环渤海四省市(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政府开出了斥资555多亿元15年三个疗程的“渤海碧海行动计划”药方。计划在2005年“碧海计划”第一个“疗程”的结束之年，使渤海环境污染得到初步控制。让人们大失所望的是，根据《2005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与2003年相比，渤海海域严重污染中度污染轻度污染海域面积分别增加280平方公里2060平方公里2470平方公里。2006年上半年，渤海污染状况依然没有好转而且呈现整体恶化趋势。显然，“碧海”药方疗效甚微，渤海依然笼罩“死亡阴影”。那么，什么是《渤海碧海行动计划》，以整治海洋环境污染为任的计划实施后，为何污染反而加剧？渤海的污染治理如何能更见起色呢？
事实上，环渤海地区环境治理问题一直深受重视。1986年，环渤海地区建立了由天津山东河北辽宁三省一市及其17个省辖市环境保护部门共同组成的环渤海环境保护协作组，编制了“环渤海地区海洋环境保护规划”。这是我国第一个区域性的海洋环保协作组织。2001年，国务院又批准实施了“渤海碧海行动计划”。“渤海碧海行动计划”被列为国家环境保护工作重点工作，成为“33211”工程。“渤海碧海行动计划”旨在促进渤海近岸海域海洋环境质量的改善，努力实现海洋生态环境良性循环。近岸海域的环境保护要分阶段推进，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其日程表为2001—2005年，使海域环境污染得到初步控制，生态破坏的趋势得到初步缓解；2006—2010年，海域环境质量得到初步改善，生态破坏得到有效控制；2011—2015年，海域环境质量明显好转，生态系统初步改善。
随着备受重视设计完善部署科学以整治海洋环境污染为任的“渤海碧海行动计划”实施，本应能还渤海波清浪白鸟飞鱼跃一片碧海的“鱼仓”和“海洋公园”的美誉。然而，三年多的实践告诉我们，渤海的污染反而加剧了。那么，原因何在呢？
第一，渤海是我国唯一的内海，自身水动力条件较差决定了它自净能力有限。渤海是全球11个典型的封闭海之一，水交换能力差，海水的自净能力有限，更新周期长达15年，几十年的污染积累很难在几年内消除。渤海环境污染源主要来自于陆源污染，流域周边的生活用水工业废水和农药及化肥污染是三大陆源污染源。此外，船舶石油产品跑冒滴漏船舶生活污水海上石油开采和海水养殖中的添加剂也会对海洋造成严重污染。另外，海岸曲折水流交换不畅，也使得海水的温度PH值含盐量透明度生物种类和数量等性状发生改变，对海洋的生态平衡构成危害。从2005—2006年中，天津市海洋局对15个入海排污口及其邻近海域的监测数据表明，天津市入海排污口总体环境质量状况污染严重，93：3%的排污口存在超标排放现象，超标入海排放现象不仅发生在天津。《2005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辽宁河北山东超标的排污口数量分别为54个31个和75个，分别占所监测排污口数量的65：1%96：9%和96：2%。
第二，多头管理造成“群龙闹海”“治而反污”的现状。由于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因而在渤海污染治理上，惊动了环保海洋海事渔政交通等多部门，形成山东天津河北辽宁多省市齐抓共管的局面。然而，奇怪的是这么多部门齐抓共管，不但没有治好，反倒越治越污，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有两条：一是“海洋部门不上岸，环保部门不下海，管排污的不管治理，管治理的管不了排污”的部门割据现象严重，无法形成综合治理的合力；二是渤海致污源涉及多个省份，污染责任认定比较困难，容易相互推诿。各个省市往往各自为战治理步调不一致也是造成渤海污染治理不见效的重要原因。
第三，“环渤海经济圈”经济快速增长使得本已脆弱的海洋环境不堪重负。环渤海经济圈，指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京津冀为主的环渤海滨海经济带。环渤海地区是全国重要工业基地，由于环渤海地区充分发挥了在政治经济科技人才流通的突出优势，并且抓住了东北振兴西部开发北京奥运的历史机遇，近年来经济迅速腾飞。然而，随着环渤海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人口不断增加导致排污总量有所增加，环境更加脆弱。比如，环渤海地区多为传统资源依托型工业，如原盐原油“两碱”(纯碱和烧碱)钢铁玻璃等，它们的发展一方面受资源约束强，另一方面由于产品生产工艺落后，渤海遭到空前的污染，变成了“纳污池”和“垃圾场”。
第四，狂捕滥捞也是祸端。不可否认，狂捕滥捞也给渤海的水产资源以致命打击。由于捕捞强度的不断增大以及环境污染的日益加剧，渤海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物群落生产力下降，渔业资源严重衰退。山东省15万平方公里近海渔场除部分中上层鱼类外，大宗品种洄游鱼类基本形不成渔汛，局部海域呈“荒漠化”。曾经盛极一时的渤海中国对虾和小黄鱼产量分别由历史最高年份的4万吨和1：9万吨下降到目前的1000吨和几十吨。当务之急是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要减少捕鱼船，帮助渔民转产，防止捕捞过度。同时，要坚决保护环境防止污染，使资源能够再生和持续发展，严禁破坏海洋生物生存环境的项目上马。
第五，治污资金短缺是羁绊。据了解，由于资金匮乏市场化运作机制未建立起来等原因，碧海行动计划建设项目进展还不理想。有关资料显示，自2001年“渤海碧海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治理设施建设的进展和运行情况不容乐观。辽宁省政府最新的一份资料显示：“列入国家计划的重点环保工程项目，尚有三分之一没有开工建设，主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资金投入未得到相应的保障，中央没有补助，地方特别是县区经济困难，建设资金难以到位……”类似的观点，在环渤海区域的许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第六，法律体系存在缺憾。《海洋环境保护法》配套法规建设的滞后是影响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原因。我国1982年制定了《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年修订后从2000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但相关的配套法规并没有随之修订完善。《海洋环境保护法》实施几年来，没有一部相关的实施细则及法规出台，一些重要的海洋环境标准仍是空白。可以说，“渤海碧海行动计划”的执行，目前还不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另外，沿海和海洋环境保护法制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海岸带环境管理等还存在着立法空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仍然存在。遏制海洋环境污染关键靠法制，只有把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全面纳入法制轨道，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保障海洋污染不再继续。
目前，环渤海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社会经济增长极，应做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并重。要做好环渤海地区污染治理则是当务之急。究竟该如何突围污染“拯救渤海”呢？
第一，坚持加强协调，通力合作，共同推进的原则，建立区域性河海污染统筹防治机制。环渤海四省市对保护海洋环境具有共同的责任，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区域性污染统筹防治机制。通过把渤海综合治理的权利和责任交给环渤海的地方省市政府，从而为渤海环境执法扫除“障碍”。首先，解决越治越污问题，关键要强化各省市大区域的环保战略意识，要建立区域协调机制。相关省市应该把治理渤海污染保护渤海的环境当成共同的责任和义务，而不应该有你我之分，各自为战。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通报6起重大环境突发事件时，就曾指出：“布局性的环境隐患和结构性的环境风险，将取代个体的污染，成为我国环境安全的头号威胁。”要消除“布局性的环境隐患”，要对抗“结构性的环境风险”，要在区域内进行环境资源的整合，建议建设跨省市的联合污水处理厂，加强对入海口已有湿地的保护，并有针对性地进行湿地生态工程建设，增强河口湿地的清污能力。其次，应该弱化部门利益强化部门责任问题。绝不能因为多个部门齐抓共管越治越污，就放松了对部门的责任约束。各相关部门履行职责情况的监督检查，环保海洋海事渔政交通等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共同开展海洋环境监测和监察执法工作，尤其要认真解决“海洋部门不上岸，环保部门不下海，管排污的不管治理，管治理的管不了排污”的问题，严格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量。对于不能履行职责的部门，中央和国家有关方面要严格追责问责，依法严惩。
第二，协调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积极推动环渤海地区的产业整合，在加大对环渤海地区传统工业改造的同时，积极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型材料和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产业。大力调整现有不合理的产业布局，针对环境污染重的企业应加强管理力度。比如，为了彻底治理污染企业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天津市出台了十条严治污染企业的措施。这十条措施是：(1)对清理出的死灰复燃的小冶炼小炼油等企业，一律取缔，采取拆除设备断水断电的强制措施，对有工商执照的，要吊销执照，防止死灰复燃；(2)对不符合国家产业调整政策的企业一律关门，生产设备就地销毁，严禁向其他地区转移；(3)对未经环保部门批准的项目必须立即停产，拆除生产设备，一律不得恢复生产；(4)对超标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一律停产整顿；(5)对不正常使用污染物处理设施，有偷排偷放违法行为的企业，一律停产整顿；(6)目前已经停产的企业，未经市环保部门验收，一律不得开工生产；(7)拒不执行停产决定的企业，一律由区政府采取综合措施强制执行；(8)对治理达标无望的，一律关闭；(9)企业建设过程中需同时修建和完善排水管网和污水处理设施，解决污水排放出路问题；(10)对环保审批验收和排污申报登记手续健全，符合环保法律法规规定的企业，要采取严格的日常监管措施，确定稳定达标。环渤海经济圈不可缺少环保这个关键的内容，环渤海经济圈首先应该是环渤海环保经济圈。
第三，海洋环境保护法制建设。《海洋环境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保护海洋环境的单行法律。由于《海洋环境保护法》实施几年来，一直没有一部相关的实施细则及法规出台，一些重要的海洋环境标准仍是空白。由于渤海具有区域性与综合性并存的特点，而现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没有具体规定一些可操作性条款，专家们认为，还应制定专门的《渤海法》，使排放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问题实现从原则规定到具体实施的转化，在中央政府统一协调组织下，建立环渤海各省市协调机制并成立专门的机构，明确其职责和权力，相对淡化国家主管部门，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环境执法提供更加充分的法律依据。
第四，预防海洋污染关键要严格控制污染物的排放，利用生物技术改进海洋生态环境。渤海治污的主要阻力源于向渤海排污的受污染流域污染源的种类多并过于复杂。治理渤海环境污染的重点是削减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海洋部门要根据渤海的海流被污染情况及海域沿岸的工农业发展状况来确定渤海能够接纳的污染物限度。环保部门要严格执行污染物入海总量和达标排放双控制度，根据海域的污染物最大接纳量来分配各个排污口污染物的排放量。尤其是沿海省市流域应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减少农药化肥等的使用。海事渔政交通和海军要采取措施防止减轻和控制船舶及港口污染物污染海域环境。同时加强对排污企业的监管力度。最近，国家环保总局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监察部工商总局司法部安全生产监督局已经联合下发通知并在全国开展清理整顿不法排污企业。可借鉴美国的生物技术进行污水处理，他们通过酶打开污染物质中更复杂的化学链，将其从高分子有机物降解为低分子有机物或二氧化碳水等无机物。这种技术已被广泛用于工业废水湖泊河流景观水以及生活污水的处理中；也可利用不同生物的吸收摄食固定分解等功能来达到生物净化的目的。借鉴此项技术，我国在渤海有机物聚集较多的内湾或浅海，有选择地养殖海带裙带菜羊栖菜紫菜江蓠等大型经济海藻，既净化水体，又有较高的经济效益。
第五，树立科学发展观，排除渤海治污的内在阻力，保障治污资金的投入和高效使用。要搞好渤海环境污染的治理，首先应保障治污资金的投入。但值得思考的是，在明知会造成污染的情况下，一些国有企业仍持续向渤海排污，除了法制观念淡薄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因为企业治污积极性不足。事实上，污染严重的企业往往面临着沉重的经济负担，生产设备生产工艺的陈旧落后，无力从根本上解决环保矛盾。以辽宁省葫芦岛锌厂为例，随着国家调整对大型国有企业发展的支持战略，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企业的经营负担加重。尽管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有限的财力中尽量挤出资金，用于帮助企业提升环保能力，国家环保总局也几次特许其延期达标。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在污水处理过程中厂方都尽可能“省”几道工序，少投几种药剂。显然，在生存和健康面前，工人们选择的是生存；在稳定和环保面前，政府选择了稳定。另外，《中国经济周刊》调查还发现，严重污染的背后是“法不责众”的企业心态。显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观，是“污染容易治理难”的环保困境。为调动治污积极性，填补治污资金不足，可以考虑治污项目市场化的改革。环渤海省市就此做了有益的市场化尝试，如辽宁省近年来在筹措环保项目资金方面，采取了加大政府投资力度积极争取国债资金拓宽外资渠道积极推进治污项目投资主体多元化运营主体企业化及运行管理市场化改革和按市场要求调整污水处理费等一系列措施。专家认为，治污项目如能赢利，将为其市场化改革奠定基础；同时可有效缓解污染治理资金不足的情况，实现环保与资源永续利用的有机结合。市场化和政府公共经济行为的合力，希望往日碧波浩渺的渤海早日摆脱“海洋环境污染”这一多由人类自身行为制造的自然灾害，达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人水相谐的感人境界。
参考资料：
[1]渤海治污“越治越污”没治了吗？http：//www：people：com：cn/
[2]肖笃宁：地球科学系列——环渤海三角洲湿地的景观生态学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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