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债权人不愿打官司的“三怕”心态
一怕“拔出萝卜带出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带有色彩的促销手段如信息费、好处费、回扣等应运而生，部分企业在业务往来中，有损公肥私、中饱私囊的问题，这往往也是经济纠纷发生的诱因之一。一旦发生纠纷，他们便极力逃避法律，采取消极的讨债方法，不惜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以达到相互掩盖的本文来源：文秘站 目的。
二怕诉讼费用支出过高。经济案件所需诉讼费用高于其他类型案件。一方面，债权人要按照《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交纳一定比例的案件受理费；另一方面，有的法院因经费紧张，还要债权人承担诉讼过程中的其他费用，特别是债务人在外地的，还要承担一些不应承担的额外费用如路费等，从而加重了债权人经济负担。所以，有些债权人打官司前首先考虑的是承担诸多费用是否“值得”。因此会出现以下几种心态：一是担心标的小，赢了官司，输了钱，得不偿失；二是担心审理后执行不了，为一纸文书，“赔了夫人又折兵”；三是担心费钱、费时、费力，不如把打官司的支出作为私下和解让步的条件，既节省人力和财力，又维持了“友好”关系。
三怕外地官司难打赢。经济纠纷涉及外地的较多，但一些法院在处理外地纠纷时存在有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观念，在处理外地债权人与本地债务人的经济纠纷案件中，千方百计地为本地一方找理由，刁难外地一方，造成执法不公。甚至有些地方的党政部门领导，为了本地利益，以权压法，干扰法院办案，所以形成外地债权人对当地法院不信任，债权人怕到外地诉讼的局面。债权人宁愿自我协商，也不愿到外地打官司受冷落。
二、消除债权人怕打官司心里的对策
（一）进一步加大法律宣传力度，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观念。要主动上门宣传法律，注重案前调解和诉讼风险提示，讲求调解艺术。
（二）人民法院应尽量减轻债权人不必要的经济负担，严格收费标准，合理适用诉讼费用的缓、减、免政策，提高办案效率，杜绝“吃、拿、卡、要”和乱收费现象的发生，以“优质服务”赢得债权人的信赖。
（三）树立“立案审查时考虑执行，实体审理时着眼执行、案件审结后抓紧执行”的审执结合观念，力求做到案结事了，以实际行动消除当事人怕赢了官司不赢钱的畏诉心理。
虽然经济法纠纷与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和刑事案件之间存在交叉之处，但是经济法纠纷是发生在国家经济调节过程中，是经济法中经济权利义务的争议。经济法纠纷由于不是在商品交换或者民事活动中发生的纠纷，经济法纠纷双方当事人由于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的不对等，因此它与民事纠纷不同;也不是在一般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发生的纠纷，也不属于行政纠纷;另外，经济法纠纷如果尚未构成刑事犯罪的，也不以刑事案件来解决纠纷。在经济法纠纷中，多数情况下至少有一方当事人是行使行政权力的国家行政机关，即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但也有纠纷的双方均为社会组织或个人的。经济法纠纷按照法律主体分类可以分为: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的纠纷，比如上下级国家经济调节行政机关之间的纠纷和平级国家经济调节行政机关之间的纠纷;行使国家经济调节权的经济调节主体与被调节主体之间的纠纷;国家经济调节主体进入经济市场参与投资经营时与经济市场中其他的经济主体之间发生的纠纷;国家经济调节行政机关与第三方受国家经济调节行为影响的主体之间的纠纷;被调节主体之间以及被调节主体与受影响的第三方的主体之间的纠纷;国家或团体公共利益代表人与损害公共利益者之间的纠纷。此外，经济法纠纷还可以根据纠纷发生的领域、行业、有无涉外因素、可诉性等多种划分方式进行划分。
二、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必要性
国家经济调节过程中，国家经济调节主体运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对社会资源进行再配置或者再分配的活动中，而产生的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之争，都是经济法纠纷。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有限性，国家经济调节主体无论如何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都将打破配置或分配既有的平衡，在使部分人得益的同时，也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利益受损的一方为了能够最大限度规避损失，这就导致了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之争;另外，国家经济调节主体在调节经济活动中，一旦滥用经济调节权，将导致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就将导致经济法纠纷的出现;不同的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会导致经济法纠纷的出现。经济法纠纷一旦出现，如果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将直接影响经济法的遵守和实施，无法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无法合理分配资源，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纠纷的途径和方法一般有四种: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司法解决被认为是最后的也是最有效的解决纠纷的途径，经济法纠纷也有解决的方式。但是，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比如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和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调节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由于仲裁机构为社会组织，不能对国家行政机关行使仲裁权，所以不能用仲裁的方式进行解决此类纠纷。此外，如果不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当事人对仲裁结果不服时，就必须提交法院进行解决。理论上来说经济法具有可诉性，也就是说经济法纠纷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即经济法纠纷，可以诉求法院寻求解决。经济法纠纷不同于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和刑事案件，这些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不适用于经济法纠纷，我国的经济法纠纷大都采用行政解决作为最终的解决途径，没有诉求至法院。通过司法解决机制途径来解决经济法纠纷，才能使得经济法纠纷得到有效解决;通过司法解决纠纷，才可以有效地监督和制约国家行政机关权力的行使，也就是制约国家权力机关的经济调节权，从而避免了经济调节权力的乱用，防止了腐败的滋生。
三、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经济法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有干预、管理和调控的作用，也就是说经济法调整的对象，主要包括国家规范经济组织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规范经济秩序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在宏观微观经济调控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等。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广泛性决定了经济法纠纷的多样性，刑事诉讼可以解决经济法纠纷中涉及刑事犯罪的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可以解决行使经济调节的国家行政机关与被调节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可以运用民事纠纷来解决那些不涉及国家行政机关的经济法纠纷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但是，现有的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三大途径都不能有效解决经济法纠纷，寻求新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即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成为当务之急。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需要在检控机关、受理机关、以及诉讼程序等方面做出特别的规定，可以创设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来寻求能够有效解决经济法纠纷的有效途径。(一)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民事诉讼制度是涉及平等主体之间利益的纠纷，经济法纠纷当发生在平等的主体之间时，可以通过民事司法解决，包括普通民事司法诉讼制度和特别民事诉讼制度。但是，经济法纠纷的主体之间往往地位、能力是不平等的，这就需要对现有的普通民事司法解决制度进行机制改革，可以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措施，或者对当事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提供法律援助、以及简化诉讼程序等措施，纠正当事人双方地位不平等的现状;还可以通过降低诉讼成本、推行集团诉讼制度、建立小额诉讼制度、实行电子送达、改进公示制度等措施，纠正司法解决的公正度和效率;加大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保障司法公正开展。解决经济法纠纷的特别民事诉讼制度包括公益民事诉讼制度，还包括团体民事诉讼制度、公益民事诉讼制度等。(二)行政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是涉及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利的组织或者个人，针对的往往是具体的行政行为，包括普通行政诉讼制度和特别行政诉讼制度。国家调节经济的是由国家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机关来行使的经济调节权，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被调节主体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受影响的第三方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的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都可以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普通行政诉讼制度扩大了案件受理的范围，建立了集团行政诉讼制度，在行政诉讼的种类、证据收集与举证责任、撤诉与调节等方面做了修正，来适应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需要。特别行政诉讼制度包括公益行政诉讼制度、行政执法诉讼制度和机关诉讼制度。
四、结语
国家经济调节过程中，国家经济调节主体运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对社会资源进行再配置或者再分配的活动中，而产生的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之争，都是经济法纠纷。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有限性，国家经济调节主体无论如何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都将打破配置或分配既有的平衡，在使部分人得益的同时，也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利益受损的一方为了能够最大限度规避损失，这就导致了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之争;另外，国家经济调节主体在调节经济活动中，一旦滥用经济调节权，将导致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就将导致经济法纠纷的出现;不同的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会导致经济法纠纷的出现。经济法纠纷一旦出现，如果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将直接影响经济法的遵守和实施，无法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无法合理分配资源，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纠纷的途径和方法一般有四种: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司法解决被认为是最后的也是最有效的解决纠纷的途径，经济法纠纷也有解决的方式。但是，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比如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和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调节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由于仲裁机构为社会组织，不能对国家行政机关行使仲裁权，所以不能用仲裁的方式进行解决此类纠纷。此外，如果不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当事人对仲裁结果不服时，就必须提交法院进行解决。理论上来说经济法具有可诉性，也就是说经济法纠纷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即经济法纠纷，可以诉求法院寻求解决。经济法纠纷不同于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和刑事案件，这些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不适用于经济法纠纷，我国的经济法纠纷大都采用行政解决作为最终的解决途径，没有诉求至法院。通过司法解决机制途径来解决经济法纠纷，才能使得经济法纠纷得到有效解决;通过司法解决纠纷，才可以有效地监督和制约国家行政机关权力的行使，也就是制约国家权力机关的经济调节权，从而避免了经济调节权力的乱用，防止了腐败的滋生。
二、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经济法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有干预、管理和调控的作用，也就是说经济法调整的对象，主要包括国家规范经济组织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规范经济秩序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在宏观微观经济调控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等。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广泛性决定了经济法纠纷的多样性，刑事诉讼可以解决经济法纠纷中涉及刑事犯罪的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可以解决行使经济调节的国家行政机关与被调节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可以运用民事纠纷来解决那些不涉及国家行政机关的经济法纠纷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但是，现有的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三大途径都不能有效解决经济法纠纷，寻求新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即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成为当务之急。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需要在检控机关、受理机关、以及诉讼程序等方面做出特别的规定，可以创设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来寻求能够有效解决经济法纠纷的有效途径。(一)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民事诉讼制度是涉及平等主体之间利益的纠纷，经济法纠纷当发生在平等的主体之间时，可以通过民事司法解决，包括普通民事司法诉讼制度和特别民事诉讼制度。但是，经济法纠纷的主体之间往往地位、能力是不平等的，这就需要对现有的普通民事司法解决制度进行机制改革，可以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措施，或者对当事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提供法律援助、以及简化诉讼程序等措施，纠正当事人双方地位不平等的现状;还可以通过降低诉讼成本、推行集团诉讼制度、建立小额诉讼制度、实行电子送达、改进公示制度等措施，纠正司法解决的公正度和效率;加大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保障司法公正开展。解决经济法纠纷的特别民事诉讼制度包括公益民事诉讼制度，还包括团体民事诉讼制度、公益民事诉讼制度等。(二)行政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是涉及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利的组织或者个人，针对的往往是具体的行政行为，包括普通行政诉讼制度和特别行政诉讼制度。国家调节经济的是由国家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机关来行使的经济调节权，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被调节主体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受影响的第三方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的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都可以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普通行政诉讼制度扩大了案件受理的范围，建立了集团行政诉讼制度，在行政诉讼的种类、证据收集与举证责任、撤诉与调节等方面做了修正，来适应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需要。特别行政诉讼制度包括公益行政诉讼制度、行政执法诉讼制度和机关诉讼制度。
三、结语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2月16日
一、经济法纠纷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国家调节经济法律纠纷是经济法纠纷，这些纠纷是政府职能部门运行国家赋予的权力来调节的。经济法纠纷主要包括经济权利、义务之间的争议，这些纠纷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就会扰乱经济秩序，因此需要经济法来解决各类经济纠纷，保证经济秩序运行。
值得一提的是，要辨析一下经济纠纷与经济法纠纷。所谓经济纠纷，是指利益主体在权利和义务方面的矛盾导致的经济法主体之间的纠纷。其范围涉及平等主体间的纠纷、被管理人的法人、组织及机关单位间的纠纷。而经济法纠纷指的是发生在经济调节过程中的经济权利和义务间的争议。在辨析经济法纠纷与经济纠纷的区别时，一定要明确经济法纠纷不是由商品交换或是民事纠纷引起的，是纠纷双方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产生的纠纷，它与民事纠纷有着本质区别，当然也与一般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产生的行政纠纷不同。此外，如果经济法纠纷尚未构成犯罪，是不能以刑事案件来解决的。
二、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必要性
宏观调控是国家对经济总体运行做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调控手段，在实际操作中，政府作为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在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干预市场运行、市场资源配置以及再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在避免贫富两极分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对资源的管理都是很认真的，因为它具有稀缺性、有限性等特征，有些资源还是非再生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不能以牺牲后代的利益满足本代人无节制的欲望。国家经济调节的主要目的就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与再分配的公平性，经济调节在让一部分人得益的同时，一定不能损害其他人群的利益，如若有另一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势必会导致利益主体间的各类纷争。此外，国家经济调节权也不能被滥用，这势必影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众所周知，利益纷争是导致经济法纠纷的根源。经济法纠纷一旦出现，一定要及时处理并妥善解决，否则将直接影响经济法的遵守和实施，也会使“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无法实现资源配置，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优化经济法纠纷解决机制相当必然。
一般来说，解决纠纷的方法有四种：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而司法方法纠纷在前三种方法无法解决的情况下采取的比较公正而有效的方法。但也必须明确，经济法纠纷的主体如果是国家经济调节的机关或是组织，就不适用仲裁方法来解决经济法纠纷，这是由于仲裁机构本来就是社会组织，它无权对行使国家经济调节权的机关或组织行使仲裁权，因此这类经济法纠纷解决不适用仲裁。
三、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以干预、管理和调控来实现对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调节是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它的调整对象是经济主体间的各类经济法纠纷。这些纠纷包括合法经济组织进行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法纠纷、国家在整顿经济秩序中产生的经济法纠纷和国家宏观调控中引发的各类经济法纠纷。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纠纷解决机制，首先要对调节的对象进行深入分析，同时还要分析当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大环境，兼顾优化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来寻求能够有效解决经济纠纷的有效途径。
（一）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提及民事诉讼，实质就是平等主体间的利益纠纷的解决途径，包括普通民事诉讼和特别民事诉讼。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法纠纷主体的地位、能力等方面是不平等的，为了公正起见，就需要对现有的普通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的制度进行优化革新。一般来说，可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手段，当然也可以对处于弱势一方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与此同时，还需要简化诉讼程序来纠正当事人双方在地位、能力上的不平等。欧美一些国家甚至还从当事人的经济负担的角度上采用降低诉讼成本、推行集团诉讼制度、建立小额诉讼制度、实行电子送达、改进公示制度等措施来保证司法解决的公正和效率。
（二）行政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是一种高效的纠纷解决方法，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当事人是国家行政机关或是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它针对的是具体行政行为，其中包括普通行政诉讼和特别行政诉讼。国家调节经济的权力是由国家或是法律法规赋予特定的行政机关来行使经济调节权，因此国家经济调节的主体间、被调节主体间以及调节主体和被调节主体间的纠纷需要行政诉讼来解决，当然也有一些受影响的第一方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间也会有经济法纠纷，这类纠纷也可适用行政诉讼来解决。
总的来说，普通行政诉讼制度可以扩大案件受理面，有助于建立科学有效的集团行政诉讼制度，在行政诉讼的种类、证据收集与举证责任、撤诉与调节等诸多方面要做大量的优化工作，这样才能有效地适应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需要。
主要参考文献：
[1]孙育玮.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借鉴与融合――以纽约和上海为例的相关法文化法社会学思考[J].学习与探索，2009.1.
［关键词］ 和谐社会 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系统 建构
一、社会和谐与纠纷解决机制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此，“社会和谐”已明确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成为检验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①。“和谐”意味着安宁有序，是数千年积淀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当今普通百姓的最深层的内心诉求。和谐社会是以法治社会为基础的，是法治社会的升华。从字面上看，和谐社会似乎应当是没有纠纷的社会，但其实，纠纷是在任何时期任何社会都普遍存在的，只不过其存在的形式与范围有所区别而已。一般认为纠纷就是对秩序的背离，这其实也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辩证地看，纠纷也有它的积极一面，纠纷的解决是不断确认秩序的过程，特别是在社会迅速转型时期，秩序的生成与法律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依赖于主体之间的“博弈”，绝对地排除纠纷就不利于对秩序的把握。当前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最根本原因是社会矛盾冲突的总量在增加。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利益关系的调整，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由各种原因引发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多。而这些矛盾又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造成的，这些矛盾的根源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以消除。惟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完善法律，改变不合理的政策，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不和谐的因素。既然现阶段纠纷的量产不可避免，那么，在纠纷产生之后，如何畅通纠纷解决渠道，通过纠纷的解决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就是我们一段时期内必须解决好的重要课题。
民事纠纷的解决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机制。在现代法制社会中，诉讼是纠纷解决的法定方式，但绝不是惟一的方式。相对于通过诉讼得到判决，处于这一最后阶段之前的任何纠纷解决方式都可称之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以下简称为“非诉讼”），即西方国家所谓ADR（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缩写）。诉讼与非诉讼的共存与互补及相互间动态的运作调整机制构成了社会多元化纠纷解决系统。我国建国以来处理和化解民事纠纷的长期实践中，已经初步形成了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等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综合应用，对于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应当看到，当今众多社会矛盾都汇集到司法机关，而由于司法缺乏效率与独立性，难以发挥最终顺畅解决纠纷的关键作用，不得不将大量的纠纷推出法院，最终演化成社会矛盾。面对大量的社会冲突，能否建立起一个灵活、广泛、有效、快捷的纠纷解决机制，成为建构和谐社会的关键。笔者认为，在新形势下，研究纠纷解决机制系统的构造及其在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构具有很强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二、纠纷解决机制的比较维度
（一）纠纷解决的形式与程序。纠纷解决方式的历史进化顺序应是从自力救济发展到社会救济再到公力救济。但诉讼一经出现，就以其强大的功能和广泛适用性成为了社会纠纷解决的主导方式，这是以其权威性、强制性为基础的，诉讼的严格程序性也能为其结果提供公正的保障。但这一方式也并非尽善尽美，基于诉讼的固有弊端，非诉讼总在诉讼的笼罩下不绝如缕。在现代法院的案件积压、程序迟延、费用高昂造成一般民众“接近司法”困难的形势下，能相对迅速、低廉、简便、高效地解决纠纷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趁机大势发展。并在弥补传统性非诉讼自身缺陷的基础上，发展形成较完备的现代型非诉讼系统。如在纠纷处理结果的效力上，传统型非诉讼多为无拘束力或非终局性的，但在现代，非诉讼的结果经过特定程序，如法院的确认或公证后，即可获得拘束力，这就形成了有拘束力或终局性的非诉讼；传统型非诉讼以当事人双方合意为基础，其启动具有非强制性，现代强制性非诉讼则根据法律规定或法院的决定，把非诉讼设定为解决某些类型的纠纷的前置条件。但非诉讼的“强制”仅限于参与的强制，而不是指当事人必须接受处理的结果，也不意味着剥夺当事人的诉权②。从总体上说，非诉讼在功能上与诉讼是分担而非前置、过滤的关系，当事人选择非诉讼往往是基于解决纠纷的成本和效率的考虑。如果非诉讼过多地向诉讼转轨则意味着纠纷解决资源的浪费。选择非诉讼在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对诉讼的放弃。但从社会提供的制度选择来说，贯彻的是司法最终裁决原则，诉讼是纠纷解决的底线。诉讼与非诉讼并不是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的并列的纠纷解决方式，多种方式其程序利益取向各不相同，表现形式亦有区别。从完全私力救济到社会救济再到公力救济，是一个强制性不断增加的过程，强制效力等级不同的方式共同组成了现代纠纷解决体系。诉讼是最具效力、最具强制力的方式，仲裁、调解、和解等其他各种纠纷解决机制在强制性这一维度上依次显示出其顺序性。
（二）纠纷解决的依据与结果。诉讼是纠纷解决的法律方式，提供的是法律的标准答案。法律标准为当事人提供的是权利义务的统一规范化救济，而较少考虑其他的利益或价值的平衡问题。审判以案件客观事实为审查对象，较少关注纠纷主体之间的特定关系及纠纷的环境因素。这与因不同欲求、不同价值认识发生纠纷的当事人的要求必然发生磨擦。而非诉讼则不以制定法为惟一依据，综合考虑各种现实因素，纠纷解决方案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非诉讼允许当事人根据自主和自律原则选择适用的行为规范，如地方惯例、行业习惯等解决纠纷③，从而使处理纠纷的结果更能体现和包含当事人的合意，更利于保持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从这一方面来看，选择非诉讼就意味着对制定法的背离，当事人可能在非诉讼中合作规避制定法。但即使是在法律规避中，法律实际上也会以一种消极的方式隐性发挥着作用，即通过民间法隐性存在④。如果说对诉讼制度的选择是对法律的选择的话，对非诉讼的选择却多少隐含着对使用法律的放弃。纠纷的类型不同，要求解决方案亦不同。法律解决纠纷是以社会设置的同一价值标准去纠正当事人背离法律的纠纷认识，由此会抹杀存在差异的价值、观念⑤，实际上并不总是利于个案的和谐解决。在实际生活中，法律并不是调整主体之间关系的惟一规范，静态的制定法并不能总是理想地“将所有社会关系调整为法律关系”，社会生活中的法是一种“活法”。当纠纷发生并诉诸法院时，诉讼这种以法律为准绳的纠纷解决方式就暴露出其缺陷。作为解决纠纷的两种竞争性规范，国家法和民间规范的冲突是无法在短期内消除的现实，依据博弈论的分析，无论从解决纠纷还是从各自规制社会的有效性来看，两者之间都必须妥协、合作，以实现双赢⑥。笔者认为，现代我国民事纠纷大致可分为利益确认型和价值整合型，前者纠纷主体侧重应得利益的维护，以利益恢复为特征，宜于以“只问过去”的司法形式解决；后者纠纷主体侧重于改变既存利益状态，属“向前看”类型。由于该类纠纷追求的价值大多在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因而当事人为了谋求这种“法外”价值获得承认，往往通过规避法律的多方交涉来解决，典型的表现形式是现代型纠纷。这种纠纷解决过程往往能显示出纠纷的积极机能，在纠纷解决过程中，逐步地改变当事人之间的原有社会关系，并通过裁决形成新的关系，甚至生成新的权利。解决方案所形成的价值判决可以融入社会价值体系，并作为社会制度的基本思想发挥着构建制度大厦的作用⑦。在现实生活中，国家法、竞争性规范、个人偏好、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社会评价共同构成了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决定人们法律态度的主要变量⑧，这个框架具有普适性。多种纠纷解决方式结果的不同取向动态地说明了法律多元的结论。诉讼解决纠纷遵循的是法律的“标准答案”，仲裁、调解、和解方式遵循的标准则离法律越来越远，纠纷解决结果的自由度越来越大。
三、纠纷解决机制系统的构造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纠纷解决的形式强制性和结果自由度为纵横两维，得出一个纠纷解决方式的坐标。在这一坐标中，诉讼和非诉讼共同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纠纷解决体系，展示出一个开放性的协调互洽的纠纷解决机制系统。多种纠纷解决方式并存有利于维持一种“生态平衡”，以保持“物种”的多样性。从纵向上看，越是远离国家控制的方式，越容易生成，也越易得。国家对“自发”形成的纠纷解决方式进行的原则性规制是自上而下的，最先是“准司法”性质的仲裁，然后是民间性的调解，最难以法制化的则应是纯自治性的自由放任的和解。在横向上，其他“竞争性规范”总从最远离国家权力控制的地方逐渐侵蚀制定法的领地。为扩大自身机能，在纠纷解决方式的发展进程中，后来者总存在着试图吸纳、包容前者的倾向，如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已是世界范围内的趋势⑨，甚至最具强制力的诉讼也始终为庭外和解（撤诉制度）留下一线生机。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内在的价值取向就是其各自独特的“基因”，在特定社会特定时代，两种“基因”的嫁接可能生成一种更适合特定需求的新品种，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即是西方法制在我国本土化的过程中的产物。是诉讼（审判）与调解嫁接而生的我国特色方式，日本的调停及近年产生于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的“和解兼辩论”的程序也都是为了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适应社会需求，创制一种过渡性纠纷解决机制而采取的积极策略。
正如法律多元的普适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也是普遍存在于各社会形态和阶段的，只有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对纠纷解决提出独立的要求时，才给这种机能烙上时代的烙印。在“法制建设”初期，由于人们多强调法律的国家强制力背景，甚至夸大了法律解决纠纷的强制，创造了法律作为解决纠纷的最终手段的神话，这与纠纷的特质及其社会结构是不相符合的。和谐社会则基于主体和利益的多元化而更注重非诉讼的利用。但不容忽视的是非诉讼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否则人类历史的发展就不可能从非法律的调整方式向法律调整过渡，法制始终是我们社会的主流。非诉讼的广泛运用更多地反映出和谐社会对片面法治观的一种修正：对自主、自律和多元化的重新评价和推崇，以及主体对权利实现的成本效益问题的理性思考与选择。就如同产品供求关系，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依赖于“市场”的选择。作为法定纠纷解决方式，诉讼虽无法垄断纠纷的解决，但诉讼制度的设计却极大地牵动其他方式的地位和作用，正如同“国家定价”对“黑市”的冲击。要形成一个与特定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纠纷解决体系，国家的有意识的顺应形势的制度建设是必不可少的，但从根本上说，决定这一体系命运的将是社会的公共选择。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纠纷解决机制系统是功能闭合与对社会的认知开放的统一，强行规定各种方式的地位是以他组织的方式解决自组织的问题。
四、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
既然纠纷解决机制本身无法对社会纠纷总量施加影响，诉讼与非诉讼必然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互动互补的态势中。现代社会，诉讼制度所面临的压力和所存在的弊端在各国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主要体现在案件剧增、积案严重；诉讼拖延、程序复杂、费用高昂。我国近年案件数量激增不仅使基层法院因超负荷运转而不堪重负，而且在客观上滋生久审不决、久拖不执、积案居高不下和审判质量下降等“诉讼爆炸”综合症，进而影响到法院的司法信用和审判的公信力。传统法制观念下漠视法院外纠纷解决制度建设、由国家高度垄断纠纷解决权的直接后果是：法院门庭若市、积案居高不下，而仲裁机关机构闲置、门可罗雀，民间调解更是防线瘫痪、半死不活；司法改革表面上如火如荼，实际上却步履维艰。可喜的是，我国理论及司法界也开始对诉讼总量高速增长背后隐藏的危机进行深刻反思，并意识到建构一个完整的纠纷解决机制系统的重要性。建构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必须从宏观入手，对纠纷解决机制系统进行结构调整：一方面，必须继续深化司法改革，认真清理我国司法组织及诉讼制度的弊端。但应注意的是诉讼制度的改革必须保持诉讼的基本特性，否则难免走向程序异化；另一方面，必须大力推进非诉讼的建设也即ADR的法制化，将ADR逐步纳入法制轨道，对其程序和原则作出最基本的法律规制，使其能与诉讼制度更好地协调互补，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快速转型时期，传统文化的深厚影响与立法的相对滞后决定了诉讼的司法功能障碍，要扩大纠纷解决渠道，非诉讼在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系统中的角色扩张将是可以预见的趋势。当前，将那些本可通过调解机制处理的民间纠纷分流解决于司法机制之外，无论对缓冲和减轻当前法院案件承受之重，还是对维护和提升审判质量、司法权威乃至国家整个法治建设水平，都可谓至关重要。其实，司法只能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掌握的是纠纷的最终解决权而不是最先解决权；要维护自己的法律权威，必须在自己周边设置一道道社会防线，通过激励机制尽可能地引导当事人将那些简单细小的争议通过非诉讼的途径去解决。使调解和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共同构筑的维护社会稳定的防线可以与诉讼形成层级递进、功能互补关系，而且可以纠正诉讼本身的弊端，并在纠纷解决中发挥自己独特的功能。伴随着观念上的改变，我国的纠纷解决机制已经出现了新的动向，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在共同推进中国的非诉讼实践方面已经采取了若干重大举措，力图将我国传统的以人民调解为主的非诉讼进行现代化的转型，使其融入到世界性的ADR建设的潮流之中，使其在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中扮演新的重要角色。构筑以人民调解、仲裁解决为基础，以司法解决为保障的诉讼内外纠纷解决系统的工程已经拉开序幕。这必将对我国转型时期社会纠纷的顺利解决，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注 释：
①青连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抓住几个着力点［J］科学社会主义，2004(5)
②③{10}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56、41、64
④⑥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48、65
⑤⑦刘荣军.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3、32
【关键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构建；必要性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亦称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是对诉讼外的其他各种纠纷解决方式或制度的总称，英文简称ADR。[1]在对其审视之前我们姑且分析一下当前我国的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
一、我国的纠纷解决机制现状及其成因
（一）我国的纠纷解决机制现状
我国现行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着严重失衡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法院面临“诉讼爆炸”之困扰，诉讼资源供不应求。
2.非诉讼纠纷解决资源则严重被闲置――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亟待勃兴。
（二）失衡原因
形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便是现有纠纷解决机制内部体系失调，国家配置司法资源的不合理。其二便是对法治的盲目崇拜，公力救济优先的偏见。再者就是现有非讼纠纷解决机制自身存在的不足。
二、“诉讼爆炸”的成因分析
诉讼成为主流纠纷解决方式有其内在必然性。
（一）诉讼的含义和本质
诉讼是指由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解决民事争议，在审理过程中所进行的诉讼活动及这些诉讼活动所形成的诉讼关系的总和，是以司法方式解决平等主体间的纠纷。其本质是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诉讼的特征
1.裁决机构的独立性和中立性。法院做裁判机构必须保持中立且不受外界任何机关或个人的影响。
2.冲突主体的平等性和对抗性。原告和被告作为主要的当事人，其诉讼权利具有平等性且具有相对抗性的一面。
3.诉讼活动的严格规范性。民事诉讼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
4.诉讼结果的明显强制性。民事诉讼强制性不仅体现在执行程序当中，亦体现在审判活动中。
诉讼的这些特点亦是其内在的优点，决定了其与生俱来所携带的公平正义性和权威性，这也是诉讼之所以是最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的原因所在。因而我们不难理解当下“诉讼爆炸”这一现象了。然而诉讼救济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其亦有弊端。
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构建之必要
（一）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弊端
民事诉讼作为最终的救济保障，其价值并不在于它解决纠纷的数量，而在于它促进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质量。并非一切纠纷都能通过司法的途径解决，更不能说所有的纠纷都能够通过司法得到公平的解决。再者，即使司法裁判做到了公正，还必须关注司法裁判延伸之下的结果。如执行程序的正当性和裁判的社会效果等等。另外，法律制裁手段的强制性和附带的暴力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人们的理性错觉和心理负担。
从另一面来讲，诉讼比起其他的救济手段，其成本代价相对较高，尤其是在知识产权领域，诉讼途径解决的纠纷所要付出的代价远远要比所收获的经济价值要小得多，这也是为什么知识产权纠纷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和解协议或仲裁的方式来化解纠纷。
（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优点
比讼纠纷解决方式，非诉讼纠纷解决手段具有天然的灵活性和低成本性。其在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前提下，灵活运用经济学上的管理技巧，来对当事人的矛盾进行化解，当中可能会使用商业上谈判的技巧，充分围绕充分围绕双方的利益来进行斡旋，最终达到和解和化解矛盾的目的。其特点详述如下：
1.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具有程序快捷、简便，方便当事人的特点。在相对短的时间里聚焦矛盾中心，找到解决的办法，相对而言成本较低，当事人只需支付一定的仲裁费用或调节费用或是其他方式的费用，便可以在第三方机构的调解下尽快寻求和解途径并达成争议解决方案。
2.不同于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对抗性辩论中激烈的口舌之战，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比较温和，这也有利于双方当事人保持长久合作关系。
3.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随着商业的发展，各种商业的争端亦不断增多，正如上述知识产权争议案件，涉及到当事人的商业秘密时，往往不便于公开化解决矛盾，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比如说仲裁便是一个很好的选择。“ADR以灵活取胜，其最大的目标是追求效率……在自由与秩序这一价值矛盾中……偏爱自由”， [2]这正是对其灵活性与自由性的最好诠释。
4.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运行的空间比较大，受法定程序的限制较小。作为诉讼程序的对称事物，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也具有纠纷解决的功能，但同诉讼不同的是，它是一种灵活解决纠纷的方式。[3]
5..当事人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构和程序选择的余地较大，可以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自由选择权。在解决私法纠纷的大市场中，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诸方式的存在就形成了同诉讼方式竞争解决纠纷资源和案件的局面。私法纠纷的市场同其他的市场一样，它也需要市场竞争这只无形的手对私法纠纷解决资源和案件的分流数量进行微调。[4] 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肯定和完善便是对私权自治的一种保障。
以上只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一些特点或是优点，当然我们并不是极端的抛弃诉讼的方式，一味的追求非诉讼的方式，只不过在当下面临“诉讼爆炸”的情形下，非诉讼方式有其发展的必要。其可以为案件分流，也有助于对司法资源更好的分配，更何况其内在的价值并不单单是弥补诉讼的空缺和不足，发展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更是构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必然要求。
四、小结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与生俱来的替代性、功能性和选择性决定了其与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可以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共同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贡献力量。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摒弃诉讼万能论这一偏见，而法院更应该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提供参考，进行监督。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亦要不断得到完善，以更好的适应社会的发展和要求。我们相信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是可以在互补中共存，互动中发展的。
【参考文献】
[1]范愉.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38，187，184-185，341，347.
一、从经济法与经济法诉讼之关系分析
构建经济法诉讼必要性
“程序是实体之母”(程序法乃实体法之母)，“程序工具主义”，“程序法与实体法如同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对诉讼同时起作用”。这三种论述基本上概括了当前学术界对实体法与程序法关系的主要观点。通过对上述三种观点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学者们对实体法与程序法谁主谁从的看法不同，甚至会产生较大分歧，但是他们之间却存在一个共识—程序法与实体法两者之间存有必然的联系，是两个并不矛盾的话题，实体法需要程序法来保障，程序法需要实体法作为基础。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辩证统一的。因此从经济法实法与程序法之间的普遍性来看，尽管两者不一定是一一对应关系，但是经济实体法也需要经济法诉讼的完善，需要经济法诉讼为之提供一定保障。
当然，经济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必然有其特殊性，下面从经济法的特殊性来看其对经济法诉讼的客观需要。其主要体现为两点:①从经济法理论完善来看，需要经济法诉讼模式的系统、完善。中国的经济法理论肇始于20世纪末叶，在20余年的风雨历程中曾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整体性重构:第一次是发生在1992年之后，这次重构主要解决了经济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问题;第二次是发生在2002年以后，经过这次重构进一步确立具有深厚法理基础、能够有效指导法制实践、具有内在自足性的经济法理论。但经过这两次理论重构之后，经济法理论仍旧彰显不足，在学界仍存有对其存在性置疑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虽然经过了两次较大的理论重构，但是仍然没有给予经济法诉讼以足够的重视，从而呈现出了经济法理论的不完善性、不完备性。从系统论角度来看，经济法理论本身可以看做一个大系统，经济法实体法理论和经济法诉讼理论则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子系统，两者在经济法理论中的作用就如同上面所述的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关系一样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地在经济法理论中发挥作用。所以说要使得经济法理论这个大系统得以完善，有必要对其子系统进行理论探讨，其中对经济法诉讼的探讨成为当前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②从经济法的运行系统来看，上面的论述主要是从静态或是说从理论角度阐明了经济法理论的完善需要经济法诉讼的补充。接着我们从经济法运行的动态角度来看实体法对程序法的需求，在法的运行系统中，经济法诉讼是法律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本身具有终局性。经济法要得到良好的运行，必然要求有经济法诉讼这道必备装置.从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有程序法保障的实体法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而没有程序法保障的实体法则不能使其作用充分地发挥。所以，无论是从经济法的理论角度来看，还是从经济法的实践角度来看，我们都需要经济法纠纷诉讼模式的完善。
因此，我们认为无论是从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关系来看，还是从经济法本身的特殊性来看，都需要我们对经济法纠纷解决机制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而王新红老师则正是在这种需求之下总结当前的经济法诉讼模式，构建了新经济法诉讼模式。
二、新经济法诉讼模式的解读
在《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研究》一书中，作者从深层次的理论角度出发，科学地提出了经济法诉讼模式构建的三项基本标准:一是必须能够涵盖对所有可诉的经济法纠纷的司法解决;二是必须有利于经济法纠纷的司法解决，也就是说，在满足第一项条件的前提下要寻求最优的制度设计;三是必须与现有的诉讼形式形成协调统一的整体[zj‘’3)。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对当前我国存在的几种经济法诉讼模式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进行了充足的论证，最终重新构建了我国的经济法诉讼模式。
其构建的经济法诉讼模式的整体框架是:①对于违反经济法的犯罪行为、违宪行为，分别在刑事诉讼、宪法诉讼(违宪审查)中处理，不视为经济法诉讼，也不纳人经济法诉讼的范围;②对于经济调节机关以管理者身份与被调节管理主体发生的经济法纠纷，通过行政诉讼解决;③对于经济调节机关以市场主体身份与其他市场主体发生纠纷、被调节主体相互之间以及被调节主体与其他受国家调节影响的人之间的纠纷，在民事诉讼中解决;④对于现有诉讼制度不能解决或者不能很好解决的经济法诉讼，在检控和受理机构、诉讼程序等方面做出一些特别的规定，创设一些新的诉讼制度闭“8)。
这种整体框架是在中国现有经济法纠纷解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抛弃了传统的经济法与实体法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同时也否认了不建立经济法诉讼解决机制的观点。因此，作者既认识到了经济法与其他实体法之间的普遍性，同时也注重了经济法本身的独特性。针对经济法的普遍性，作者认为需要把经济法纠纷通过其他诉讼来解决;针对经济法诉讼的特殊性，作者认为应当建立个别的特殊制度来解决经济法纠纷。
三、经济法诉讼模式构建的理论依据
1.现有经济法诉讼模式的不足对新经济法诉讼的需求
关于经济法诉讼的模式，从我国的经济法诉讼模式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主要有四种学说:综合经济法诉讼说、独立经济法诉讼说、经济公益诉讼说、“大民事诉讼说”。然而.这四种学说却因为它们本身的缺陷而使得创门在解决我国现有经济法纠纷时存在不足。如:综合经济诉讼说未能脱出传统诉讼模式在观念上和制度上给我们设定的界限，其结果是对部分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案件贴上经济法诉讼的标签，并没有为经济法诉讼问题解决做出实质性理论贡献。独立经济法诉讼说体现的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这种学说是基于程序法与实体法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提出和发展的，其是一种理想化的表现形式。而从当前我国的诉讼资源、诉讼效率等各个角度来看，这种学说的可行性令人置疑。经济公益诉讼学说把握住了经济法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关怀这一核心，同时也抓住了经济法本身的特殊性。但是这种学说与整个社会现实中表现出来的经济法纠纷相比较来看，其调解范围过窄，其主体存在不明确性，以及这种学说中的核心—公共利盎也难以确定，所以说该种解决方式不能担当其解决经济法诉讼的重任。“大民事”诉讼说是建立在普通法基础之上的，意味着要对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做彻底的调整，必然会产生巨大的成本，就如同独立经济法诉讼说一样，该种学说过于理想化.是不可行的。所以，为了使经济法纠纷能够得到解决，必然要产生一种新型的经济法纠纷解决模式。一种新的经济法诉讼模式的出现，既要能够同我国当前的经济法理论衔接，能够起到对其的补充、保障作用，从而完善我国的经济法理论。同时，又要能够在实践中真正解决我国面临的各种经济法纠纷.新经济法诉讼模式通过从我国经济法纠纷的可诉性等角度分析，从而能够正确地为经济法纠纷的解决提供法律依据。
2.从法律经济学角度来分析该诉讼模式的理论依据
在新的综合经济法诉讼中，作者果断地提出了三种标准。在第二项标准中，作者认为，在保证纠纷得到公正处理的前提下，主要有两点:一是是否简便易行;二是是否制度成本低廉。关于制度成本是否低廉也有两层含义:一是制度变迁和创新是否低廉;二是诉讼成本是否低廉。怎样体现这个诉讼成本，作者没有进一步的论述，我们认为这一方面可以从法律经济学角度来进一步分析。
20世纪50~60年展起来的法律经济分析，因其视角新颖、方法独特和具有实际运用价值(尤其是其提出的理性人思维)，从而引起我国学术界的重视，并且在法学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法律经济分析主要包括三个紧密相关的部分:预测特定的法律规则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解释为什么特定的法律会存在、确定应该存在什么样的法律规则闭。所以，在设计我国的经济法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过程中，我们也应当充分利用法律经济分析中的理性人思维、成本、效益、效用最大化等这些经济分析工具。在法律进程的整个活动中，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等法律活动本身也需要支付费用，大到宪法的出台，小到一项法律规范的改进和经济法纠纷的依法审理，都会给社会特别是相关法律主体造成大量的直接和间接的成本耗费.若单位法律的交易成本过高，就会使公众对该法律的需求消失，法律即便制定出来也可能成为一纸空文，且同时浪费大量国家的法律资源。节约交易成本由此成为法律设计的评价标准和效益性质川。所以我们在设计(构建)一种法律纠纷的解决机制时，一方面要注意节约其本身制定过程中的社会成本;另一方面，也要注意节约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交易成本，从而使权利受害者愿意且能够通过司法来最终解决法律纠纷。
在当前，对经济法诉讼模式的构建更应该注重我国在司法解决中已经存在的诉讼资源，并且使当前的诉讼资源(民事诉讼相关的法律资源、行政诉讼相关的法律资源)达到其效用最大化。为了更加详细地了解我国当前的经济法诉讼模式设计中的诉讼效率，我们设计以下公式使其明确化。我们将诉讼中的总成本表示为c总，民事诉讼相关的法律成本表示为C民诉=C民特+以用，行政诉讼相关的法律成本表示为殊诉一C行特+C共用，经济法诉讼相关的法律成本表示为哒诉二q济法诉论十味用，同时.我们将它们在法律纠纷解决中共用的法律成本表示为味用。则有:
C总=C民诉+C行诉+殊诉(工)或C总一C民特+味用+殊特+C共用+味济法诉讼+C共用(n)公式(n)C总~C民特+殊特+C。济法欣+C共用+C共用+C共用(m)通过公式(皿)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在现有的诉讼资源基础之上，假如我们再制定一部完整的经济法程序法，则是对我国诉讼资源中共用部分的一种浪费，从而使得这种设计得到的是一个无效率的结果。故我们在设计经济法纠纷解决机制的过程中要考虑当前的诉讼资源.从而防止资源的重叠.
[关键词] ADR；商事纠纷；商事调解；商事仲裁
【中图分类号】 D9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2-016-2
ADR是“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缩写，意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原指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机制的总称。由于各国诉讼制度改革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视，ADR被广泛推崇和使用。
一、ADR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ADR制度源于美国，其兴起的原因主要是传统的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了其僵化性和对抗性的缺陷。法院的案件大量积压，纠纷得不到快速的解决。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民事案件迅速增长，远远超出了法院的承受能力，这种现象被称为“诉讼爆炸”。为了缓解法院的压力，快速处理纠纷，同时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ADR迅速发展。
2012年8月31日，《民事诉讼法》修正案通过，新法第122 条规定：“当事人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此条文中 “民事纠纷”包括了除刑事案件、行政争议之外的几乎所有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纠纷，商事纠纷占据较大的份额。新法第133条规定： “人民法院对受理的案件，分别情形，予以处理： （一）当事人没有争议，符合督促程序规定条件的，可以转入督促程序； （二） 开庭前可以调解的，采取调解方式及时解决纠纷； （三）根据案件情况，确定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 （四）需要开庭审理的，通过要求当事人交换证据等方式，明确争议焦点。”由此，新 《民事诉讼法》明确了调解的案件分流功能。新《民事诉讼法》规定的 “先行调解”原则，与法院系统推行的“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司法原则具有一致性。
我国新民事诉讼的施行顺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随着我国民众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将纠纷诉诸法院已是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在有限的司法资源下，如何妥善、快速、高效地解决纠纷给诉讼与非诉讼机制的衔接提出了新的课题。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模式在缓解法院的压力的同时，使纠纷也得到了有效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交易规则、市场体系都在不断完善，商事纠纷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商事主体间的纠纷解决也逐步正规化，商事主体希望通过法律使商事交往有可靠的制度保障和完善的救济途径。我国这次民事诉讼法的大修，专门强调了诉讼与非诉讼机制的对接，这是ADR在我国商事纠纷中运用的一大进步。
二、商事纠纷的特殊性以及ADR在商事纠纷中运用的必要性
（一）商事纠纷的特殊性
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优劣比较在学界已经存在多年，无论在哪种立法体制下，商事行为的特殊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诉讼这个环节，对于民事纠纷和商事纠纷应当区别对待。商事主体，其最主要的特征在于他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经济人。所谓经济人按照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穆勒的观点就是会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商事主体所从事的商行为也不同于一般的民事行为。商事行为以营利即资本增值为目的，具有集中交易、集团交易、批量交易和系列交易的特点，交易环节或链条较长。商事行为复杂灵活，更加注重营利性和风险性。商事纠纷区别于民事纠纷的最大特点在于，商事纠纷的解决不单单是意思自治的救济，还要考虑利益相关人的保护和社会利益。民事纠纷的形态往往是可以预知或类型化的，而商事纠纷在个案中表现不一，这就需要灵活多变的纠纷处理模式。
（二）ADR在商事纠纷中运用的必要性
1.ADR的优势。首先，灵活而实用。相比诉讼，ADR最大的优点是灵活，针对不同的案件，当事人可以随意选择适当的ADR方式；其次，成本低。由于ADR纠纷处理机制的高效性，使得双方当事人在经济成本方面也获得了利益；再次，对抗性弱。ADR强调的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主张双方相互妥协，相互推让，和平地解决纠纷；另外，ADR还有保守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当事人参与性强等优势。
2.商事纠纷中运用ADR制度的必要性。由于ADR制度自身的优点和商事纠纷的特殊性一拍即合，有必要将ADR制度引入商事纠纷的处理机制中。
（1）ADR的灵活性可以实现商事纠纷中效率优先的要求。在法学家眼中公平是任何制度设计都必须考虑的价值，但在商事纠纷的处理中对公平价值的追求却具有从属性和辅，即对公平的追求不能妨碍商主体效益的实现。与此相对应，商事纠纷解决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主要依据不是看权利义务的分配或收益与风险的分担是否对等，而是看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财富的增加。ADR中仲裁的内容可以由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大大节约了纠纷处理的时间，避免了强制性规则的运用，符合其效率优先的要求。
（2）ADR有利于商事纠纷解决中效率与安全并重的实现。如果说没有效率的交易安全不符合市场规律的话，那么没有安全的交易效率将会导致市场无序化的结果。ADR中无论是先行调解、仲裁或者其他解决方式都是在法院、仲裁机构或者其他第三方的主持下进行的，相较于“民间私了”来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在一方不服处理结果或者毁约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还可以得到救济，这就解决了双方当事人的后顾之忧。对于讲求诚实信用的商业市场来说，ADR在保障效率优先的同时，还可以防止诱发道德风险。
（3）ADR的低对抗性有助于实现商事纠纷解决中的利益均衡。商事规则侧重于对动态交易活动的保护，强调对利益相关人的保护，商事主体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商事纠纷的处理机制强调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或利益均衡。由于“利益就其本性说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不法的本能”。因此利益调整和利益衡量就显得非常重要。ADR主张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讲求的是“友好解决”，在和平处理交易双方纠纷的同时，保护利益相关人的合法利益、同行业有序的商业规则，乃至全社会的经济利益。
三、商事调解及商事仲裁
前文说明了商事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引入的必要性。在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主要就是商事调解和商事仲裁制度的运用。
（一）商事调解
2002年以来，以人民调解肇始，由诉讼外调解波及至诉讼调解，调解在中国社会的纠纷解决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直至去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可以说，过去十年，中国的调解，经历了人民调解的复兴、诉讼调解的强调、法院调解的社会化以及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结合。官方倡导的“调解优先”，带来的是诉讼与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的频繁互动与深度合作，以及以调解为中心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发展与繁荣。
在商事纠纷方面，保险业、证券业率先引入了商事调解制度。例如，保险业根据最高院和保监会的精神，建立特邀调解组织名册、特邀调解员名册，向保险纠纷当事人提供完整、准确的调解组织和调解员信息，供当事人自愿选择。中国证券业协会于 2011年成立证券调解专业委员会，在此基础上，于 2012年设立证券纠纷调解中心，健全了证券纠纷调解组织体系。另外，法院和仲裁机构也成立专门的调解组织，充分利用各争议解决机构积累的人才、制度、组织资源，并能成功地解决调解协议执行力的问题。2012年，不少法院、仲裁机构设立了调解组织，实行独立的调解程序。虽然我国在商事调解制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很多商事纠纷还是无法纳入商事调解制度的适用范围，如何更好地运用商事调解制度来处理商事纠纷，仍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商事仲裁
仲裁是一种传统的、民间性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它的主要优点在于不公开性，并且当事人可以对仲裁程序的环节及仲裁时间进行必要的“裁剪”以适应当事人的特殊需要，而无须受定型化的法庭规则的制约。所谓商事仲裁，是指发生了商事争议或纠纷的商事主体，通过事先或事后达成一定形式协议的方式，将有争议的商事权利和义务事项，提交第三人（仲裁人或公断人），由其作居中裁决，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而使商事争议或纠纷得以解决的一种制度。在商事仲裁中，由于当事人可以自由的选择仲裁人，仲裁员又多具有专业的知识背景，因此仲裁结果也更容易被当事人所信服。在世界各国仲裁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仲裁形式，例如，书面仲裁、友好仲裁制度、“高―低仲裁”、最后报价/摆钟/棒球仲裁、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合并仲裁等制度。这些制度都是本着简化纠纷解决程序、“成本最小化”、“交易最大化”的目标，将仲裁制度不断完善，使其更符合交易当事人的需求。此外，国际商事仲裁多年来在国际贸易中也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可以借鉴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惯例、判例为解决国内商事纠纷提供蓝本。
商事纠纷的解决，不仅承载着商事交易双方利益的保护，还关乎社会责任。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手段运用上也不应拘泥于商事调解或者商事仲裁。英美法系中的“指导性评估”、“小型审判或咨询法庭”，“简易陪审团审判”等复合性纠纷解决程序已经成为趋势。将仲裁、调解相结合，或者是使用商事主体间认可的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只要能在商主体之间产生公信力又不损害公共利益，更好的为市场经济服务，符合商业发展的需求，都可以作为商事纠纷解决的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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