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于1902年的青岛纺织业，是中国最早的纺织产业基地之一，并被誉为青岛市的“母亲工业”。新中国成立后，郝建秀工作法以及“五一织布工作法”和“五三保全工作法”的创立、对国内外纺织业的各种援助建设以及青岛纺织的工业总产值、上缴利税在青岛市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青岛纺织赢得了“上青天”的美誉，为百姓所铭记。
青岛纺织百年史话
青岛纺织的历史，是以1902年德国和我国合资企业“德华缫丝厂”(原国棉九厂前身)的创立为发端。在百年的历史长河中，青岛纺织对青岛地方工业的发展和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都作过重大的贡献。提起青岛纺织，青岛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都耳熟能详，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十九世纪前，青岛市曾有过不成规模的纺织手工作坊和染坊。建市不久的1902年，德国和中国合资企业“德华缫丝厂”(原国棉九厂前身)的创立以及1916年1936年问陆续建立的8个棉纺织厂，逐步使青岛的机器动力纺织形成规模，成为中国最早的纺织产业基地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在武力侵占青岛的同时，加剧了对青岛经济的侵略和掠夺，仅1916至1926年十年间，就先后在胶济铁路青岛四方站至沧口站沿线建立了内外棉纱厂(联创实业公司前身)、大康纱厂(一棉公司前身)、宝来纱厂(现华新物产公司与四方机厂沧口分厂一部分)、富士纱厂(第二毛纺织公司前身)、隆兴纱厂(三棉公司前身)、钟渊纱厂(六棉公司前身)等大型纱厂以及铃木丝厂；1935至1936年两年问，又在沧口建起了“上海纺绩株式会社青岛分工场”(五棉公司前身)、“丰田纱厂第一厂”(四棉公司前身)。时至“七七事变”前，青岛9个纱厂的工人已达33300多人，成为青岛市产业工人的核心力量。其中，作为民营企业的华新纱厂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强势挤压下，不断成长壮大，成为青岛市民营经济的代表。
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榨，青岛纺织工人觉醒最早，并以工人阶级的主体身份登上青岛工人运动的舞台。期间，青岛各纱厂工人积极参加有组织的抗议活动，进行过英勇的护厂运动，粉碎了反动势力撤退时拟对各纱厂的南迁和炸毁阴谋，使各纱厂完好地回到了祖国和人民的怀抱。
解放后，为恢复战后经济、建设新中国，青岛纺织各企业在广大工人的努力下，仅用10多天时间就全部恢复了生产，到1952年末，华东纺织管理局青岛分局所属国营企业19户、私营业户480家，拥有纱锭41.8万枚、布机13131台。
民主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中，广大纺织工人以当家作主人的满腔热情，投身以“增产节约”为主要内容的“红五月”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其问，以郝建秀为代表的一大批全国劳动模范的榜样作用，以王家祥等人和王集凯等人为代表的“织布经验”、“保全经验”而形成的“织布工作法”和“五三保全工作法”的应用，对解放初期青岛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共和国年轻纺织工业的发展以及抗美援朝运动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勘作用，并作出了重太贡献。
青岛纺织走向全国前列
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青岛纺织的发展达到高潮。1975年末，青岛纺织工业局所属企业通过技术改造，生产规模有了进一步的扩大，纱锭总量达到43.2万枚，布机10236台。年总产值8.89亿元，年利润1.11亿元，税金1.14亿元。1985年，青岛市纺织工业总公司又与青岛纺织联合进出口公司一起实行―套班子，两块牌子。1987年9月，青岛服装公司划归青岛市纺织总公司领导。至此，青岛纺织工业总公司有纱锭47.7万枚，布机0.95万台。此时青岛纺织的职工总数达到十万人，在青岛有“十万纺织大军”的称号。
这期间，青岛纺织的生产规模、技术装备、管理体制、技术力量、品种和质量以及产品出口，在全国纺织工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向全国各地输送管理干部和技术人才，培训和代训纺织专业人才等方面，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从而赢得了“上青天”的美誉。
青岛纺织的荣耀――郝建秀
郝建秀，1935年11月生，山东青岛人。1951年创立了“郝建秀工作法”，成为全国先进典范。多次受到、、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接见。先后担任青岛市委副书记、山东省委常委、纺织工业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在解放初期的全国“红五月”劳动竞赛中，参加工作不到一年的青岛国棉六厂细纱值车工郝建秀用在实践中总结的工作法，值车能力由300锭提高到600锭，平均皮辊花率始终保持在0.25％。她的事迹很快上了报纸，并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1951年6月，由全纺总工会牵头，青岛市委、市总工会和华东纺管局青岛分局组成郝建秀工作法研究委员会，对郝建秀工作法进行了总结，又在8月17日至19日召开的全纺细纱职工代表会议上正式命名，并作出在全纺开展学习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决定。
郝建秀工作法是中国纺织工业，也是全国工交系统出现的第一个科学工作法，它不仅规范了纺织企业的操作管理，为总结各岗位工作法提供了范例，也推动了全国纺织生产的发展。
1952年，在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高潮中，郝建秀所在的小组被命名为郝建秀小组，并荣获纺织工业部颁发的“永远发挥火车头的作用”的锦旗。
59年来，郝建秀小组月月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先后培养输送干部和管理人员40人、技术骨干257人；荣获“全国纺织标杆组”、“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劳动竞赛先进班组”、“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等称号。至此，说起纺织业，没人不知道郝建秀，说到郝建秀，她让青岛纺织在已经走向发展高潮的同时又在全国火了一把。
重组改造，迈向新纪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青岛纺织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指导，不断坚持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使整个行业的结构和机制得到了进一步优化，1998年，在完成压锭攻坚战任务后，又开始了棉纺企业重组改造的实质性操作；顺利完成了中小企业的有序退出；海外企业和联盟集团不断发展壮大：“十一五”后，以建成近郊工业园和市区的四个现代化纺织产业园为主要目标任务的发展规划初步形成，从而为把青岛纺织打造成与世界名牌相配套的纺织产业基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整个纺织总公司调整重组和集团化建设进程中，作为具有百年纺织历史的传承主体和改革发展的平台――青岛纺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依托棉纺、印染、针织服装、海外实业、国际贸易和综合产业六大板块，形成集团产业集群，成为一个融工贸为一体、产学研相结合、产业链配置完整的国际化综合性企业。至“十一五”末，通过青纺联“一体化”战略实施：青纺联控股集团将近二十户企业原本松散的管控模式转变为产业、市场和投资三大板块的内部产业链和价值链；先后与海尔集团、奥地利兰精集团、台儿庄政府和山东鲁棉公司、总后勤部、华融公司济南办事处等签署协议，在市场和品牌开发、产业链合作、产业建设和企业改革等方面实施战略合作，同时与雅芳婷等大客户实施产业链合作，加强了绍兴等重点目标区域性市场重点客户开发，强化了产业和市场板块与设计研发部门的联动机制和业务流程重组。目前，棉纺企业在新材料应用、新工艺创新和新产品开发上闯出一条新路：纺纱工厂生产品种4825个，试纺品种1464个；面料工厂上机品种3361个，试织新品种992个，差别化产品产量份额已经占总产量的93％以上，青纺联导电布被评为山东省名牌。棉纺集团在荣获“国家多组份差别化纱线坯布生产基地”的基础上，又被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授予“中国多组份纱布精品基地”称号。集团的贸易板块，依托青岛纺织长期沉淀的产业优势，积极实施全球发展战略，业务涵盖纺织原料、纱线等领域，并与国内外众多客商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针织服装板块以华金、中大两大针织集团和位于城阳区纺织工业园内的华金苑为标志，以生产高品质的针织内衣、休闲装为主，年产量达73000万件(套)。综合板块中，集团参股经营的凤凰印染的超级蜡纺、丰衣纺器的丰衣牌钢丝圈等产品，均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和市场信誉。
“天子躬耕，皇后亲蚕”。自古以来，纺织生产一直被作为统治阶层立国的重要经济支柱而加以保护和重视。在历史上，中国是世界纺织生产的强国，一直到19世纪初期，中国土法手工纺织品和传统植物染料靛蓝还大量出口欧洲。18世纪，英国依靠机器纺织工业积累的大量资金和技术，完成第一次产业革命并迅速崛起。1840年英国侵华战争的直接导火线虽然是鸦片贸易，但实际上英国纺织中心曼彻斯特市资本家早就要求英国政府用武力打开中国纺织市场［1］鸦片战争后，洋商利用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低税率和倾销政策等手段，开始向中国倾销机器纺织品，洋商用土布三分之一的价格将洋布卖给中国人民，舍土布而着洋布者比比皆是，并从沿海而逐渐及于内地。诚如郑观应所说：“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2］纺织品进口速度日增，进口的英国棉纺织品总值从鸦片战争前的白银年40余万两猛增至战后的1 000万两，到19世纪中叶已达2 000－3 000万两，到90年代初，棉纺织品进口总值竟达5 270余万两［3］，仅次于鸦片的进口数。同时期，印度的传统经济因遭到英国纺织品的巨大冲击而衰败，马克思认为“英国的干涉则把纺工放在兰开夏郡，把织工放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4］。在纺织繁盛之地江西抚州，一个传统家庭妇女手工纺一匹布可卖两千文，足以应付家庭日常花销，而进口纺布，一匹只卖600文，质量却远胜土布。到1885年，纺织品进口总值已超过鸦片占第一位，不仅大大冲击中国传统的土布生产，致使大量的手工纺织业破产，农村纺织劳动力过剩，白银大量外流，传统经济遭到沉重打击。
二、李鸿章的三上《织布局折》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创建和发展
光绪八年三月初六日（1882年4月23日），李鸿章上表《试办织布局折》，对近代中国纺织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做了全面论述。为了保护中国机器纺织发展，奏折提出给民族纺织专营十年的优惠政策，对机器纺织产品，“如由上海迳运内地，及分运通商他口，转入内地，应照洋布花色，均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溉免内地沿途税厘，以示体恤”［5］。这说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政府从一开始就从国家决策层面出台一系列支持机器纺织的发展政策，奠定了近代纺织业发展关键的第一步。上海机器织布局创设于1876年，实际筹创始于1878年，1890年投产。由于李鸿章给予的特殊优惠政策和淮系要员杨宗瀚等人的努力，织布局开工后，营业甚盛，纺纱利润尤厚。据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1893年5月10日所记，织布局每月获利达1．2万两，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的非常成功。在李鸿章上奏《试办织布局折》后，淮系官僚上海道台合肥人龚照瑗呈请李鸿章奏准设立华新纺织新局，参与者有淮系幕僚严信厚等人，严信厚一直担任总办一职。由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成功，李鸿章为大利所诱，决定大规模扩充纺纱，遂令出使英国大臣薛福成速购新式细纱机百部，不料新机订购未妥，织布局于1893年10月19日发生严重火灾，延烧全厂，损失白银70余万两。该局被焚后，李鸿章并不气馁，急图恢复，光绪十九年十月（1893年4月）李鸿章又向皇帝上《重整上海织布局折》［6］，再一次提出采用机器纺织以敌洋布，并上奏积极推荐淮系洋务大将盛宣怀来经营。“谋始图成，得人尤难”。盛宣怀果然不负鸿章期望，进行了大胆改革，为改变织布局的官僚气息，盛宣怀按照李鸿章的意思，将局改厂，改称“华盛纺织总厂”。盛宣怀雄心壮志，计划华盛开10家分厂，纱机38万锭、布机4 000张，后来华盛实际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地开设了7家分厂，还控制因管理不善而经营困难的华新纺织局（后改华新纺织厂），到1895年纱锭总量实际约21万枚，布机2 300台。盛宣怀在华盛的成功极大鼓舞了李鸿章。光绪二十年（1894年）年3月28日，李鸿章乘热打铁，再奏《推广织布局折》［7］，除向皇帝奏明上海机器织布局从建立到焚毁又到规复的情况外，又依盛宣怀之意，将华盛规划的38万锭棉纱、4 000张织机加上张之洞的湖北纺织局的2万锭棉纱、1 000张织机，共40万锭和5 000张织机作为今后十年纺织行业的最高投产限额，加以保护。奏稿中还强调“将求种棉之法，徐图纺织细纱原布，以期开拓利源”，以求棉农结合，更好地推动纺织生产。此时银元贬值而英镑升值，购买进口设备花费巨大，又担心洋商自行在华设厂，与华民争利。李鸿章忧心忡忡，奏稿中甚至出现“此臣所以日夜筹维，力图振兴，而不敢中止也”的紧张情绪。李鸿章的这篇奏稿上了不久，甲午战争爆发，战争的起因之一是日本新兴纺织资本家要求掠夺中国原料、市场和在中国拥有开设工厂特权。由于李鸿章等人的努力。甲午前外资投资纺织业得到严厉控制，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纺织产业保护条例自然失效，外资果然大量在中国设厂，中国初生的机器纺织业面临外资纺织业的全方位围剿，困难重重，中国近代机器纺织第一个发展阶段告一段落。但毋庸置疑的是，李鸿章的以上三篇关于创建机器纺织的奏折在中国近代纺织发展历史上具里程碑的意义。
三、淮系集团的努力促进近代机器纺织的全面进步
1．盛宣怀与“华盛纺织”
盛宣怀，江苏常州人，长期担任李鸿章幕僚。李鸿章苦心筹划的上海纺织机器局由于一场大火毁于一旦，盛宣怀接受了李鸿章的任命，并按李鸿章“建厂开工，稗昭迅速”的要求，积极多方筹备。1893年12月20日，盛宣怀向李鸿章递交了《规复机器织布局禀》，迅速处理好火灾遗留问题，紧锣密鼓地进行规复，成效明显。1894和1895年华盛经营良好，华盛总厂及其在上海、无锡等地的裕源、业勤等七家分厂，是近代纺织业创始时代的代表企业。这些企业中的创办者和经营者基本是李鸿章淮系幕僚人物，著名的如杨宗濂、杨宗翰、龚照瑗、朱鸿度等。
2．周学熙与“华新纺织”
周学熙（1866－1947），安徽东至人，李鸿章幕僚、清末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周馥的第四子，我国北方近代民族工业的奠基人，与南方实业家张謇并称为“南张北周”，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对中国出口减少，一时货源紧缺，周学熙着手组织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19年正式成立，两个月即获利10万元；1919年3月至1920年2月计获利137万余元。此外，周学熙还先后在天津、青岛、唐山等地建厂。天津华新纺织厂创办后，对北方的棉纺织业起了推动作用，先后在天津建起纱厂5家，在济南建起纱厂3家，奠定了北方纺织业的基础，与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了有力的竞争，既为国家挽回了利权，又打下了棉纺织业的基础。1918年，周被任命为全国棉业督办。他制订《整理棉业计划四条》，提出改良棉种、培养技术人才、成立棉业公会等措施，并成立了长芦棉垦局，开始大规模植棉。
3．张謇与”大生纺织“
张謇，江苏南通人，早期为淮西将领庐江人吴长庆和李鸿章幕僚桐城人孙云锦（后任开封知府）幕僚。1894年在南通设立大生纱厂，1899年投产。张謇注重棉花种植生产和机器纺织之间的关系，1901年建成通海垦牧公司，以棉纺织为核心建立了从棉花种植到机器纺织和纺织机械的大型集团企业，1913年，张任北洋政府农林工商总长，制定民族纺织保护条例。“大生纺织”是近代纺织第二个黄金时期的代表性民营纺织企业。
4．薛南溟与“永泰”丝业
薛南溟，是薛福成长子。光绪十四年（1888年）中举，入李鸿章幕府。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时，他以候补知县衔任天津县、道、府三署发审委员会委员。光绪二十二年与周舜卿合资五万两白银，在上海七浦路开办水泰丝厂。由于注重工厂管理和工人技术训练，重视产品质量，精选优良茧子，终于缫出“金（银）双鹿”牌优质白厂丝，在国际上声誉日隆。至光绪末年，该厂已拥有480台缫丝机，在厂职工1 000余名。所产“金双鹿”丝曾获美国纽约万国博览会金像奖。薛南溟病逝后，其子薛寿萱努力经营，很快登上“中国丝业大王”的宝座。
5．陈惟彦与安徽裕中纺织
陈惟彦，安徽石台人，1884年入李鸿章幕府，和张謇是儿女亲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外国纱布进口锐减，陈惟彦产生在芜湖创办纱厂的想法。芜湖当时是安徽最大通商口岸，交通便利，附近盛产棉花，具有发展纺织工业的良好条件。1916年，陈惟彦以振兴实业为名，创办裕中第一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向英国订购机器，1919年投产，生产“三多”、“四喜”牌粗纱，揭开安徽近代机器纺织序幕［8］。
四、李鸿章创办近代纺织的历史价值
1．建设纺织工业的富国思想与近代工业化全面推动的不谋而合
李鸿章关于建设机器纺织工业的富国思想是在洋务运动中逐步形成的。洋务运动早期，李鸿章认为“洋机器于耕织、印刷、陶植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省人物之劳”［9］，局限于采用机器纺织能够节省劳力，提高生产效率的初步认识阶段。后来逐渐认识到利权的争夺关系重大，李鸿章认为“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而中国若不早图变计，“以贫交富，经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弊者”，反映了洋务派民富才能国强的观点①。李鸿章在《试办织布局折》中强调“臣维古今国势，必先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要益固”，更加鲜明地指出民富才能国强和兴办纺织业对于民富的重大意义。李鸿章在接触西学的过程中，受到西方经济价值观念的影响，看到西方皆以工业立国而富强的事实。纺织行业本身能广泛解决就业以利民生，产品又是大众必需品，如销售顺畅便能迅速收回投资。发展机器纺织对洋务民用企业的采矿、铁路、航运都有极大的推动，纺织还直接影响中国农村广大的种植业，意义深远。1894年，就在盛宣怀重建华盛纺织已有起色，李鸿章再奏《推广织布局折》的时候，杨经、杨纶还建议盛宣怀开展机器印染，进一步完善机器纺织产业链以争取利源，可以说近代纺织发展正按照正常的轨道在进行［10］。在近代经济史上，第一次产业革命就是从纺织行业开始而开创大工业时代，现代工业发达国家几乎都是以发展纺织工业来积累资本以实现工业化。鸦片战争前，英国已经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纺织生产强国，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由于大力引进英美机器纺织而迅速完成初步工业化。李鸿章具有当时士大夫中少有的远见卓识，力排众议，大力举办机器纺织，还亲自为纺织企业题写厂名，对于纺织企业的财务、人事、商务等等方面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足见其对纺织发展的殷殷关切之心，无形之中在淮系幕僚中引起重大反响。当时社会上有识之士之中也对李鸿章的纺织建设成就高度认可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青年时期就曾上书李鸿章，赞赏李等洋务派“育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先后辉映”。李鸿章之后，淮系幕僚相继创办了众多的纺织企业，到1913年纺织工业在整个工业经济中占了投资总额、厂数、从业人数三项第一［11］。这些企业以“华盛”、“华新”、“裕中”、“裕源”为名，反映了洋务派希望积极通过兴办民族纺织工业以争取国家利益而富民强国的思想，而当时纺织工业的实际进步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工业的全面发展，近代中国工业化似乎在这个节点出现了曙光。
2．实现纺织技术的历史性进步
中国手工纺织历史悠久，由于中国土布的价廉物美，一直到19世纪初期都是出口的大宗商品，现代机器纺织的成果在中国并没有得到体现，中国的手工纺织技术依旧顽强地生存，手工纺织生产由于中国劳力的低廉和机器纺织的刺激甚至在局部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现代纺织技术的革新自然无从谈起。由李鸿章倡导的机器纺织工业，在纺织技术进步方面无疑是彻底的革新，其中淮系集团把持的上海机器纺织局是当时引进技术最成功的企业。中国第一批近代纺织技术力量开始出现，纺织技术得到飞跃发展。这种进步是一次性突破的，从现代机器纺、织、染技术引进的角度无疑是成功和低成本的，上海机器纺织局的机器甚至使用至上世纪90年代的限产压锭时代。自李鸿章倡导近代机器纺织以后，沿袭数千年的中国手工纺织开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经过几代纺织科技人才的努力，特别是解放后，新中国自己建立了独立的纺织工业体系并加以保护，终于在20世纪末完成机器纺织技术的赶超，中国成了世界第一纺织大国。纺织工业为中国工业化、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提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3．推进中国现代纺织基地的形成
淮系集团创办的纺织企业在运营、产品质量等方面领先于当时其它洋务集团，湘系集团左宗棠在甘肃兰州主持织呢局，经过两年艰苦筹备和生产，其产品“几乎完全不能出售”［12］；1883年织呢局锅炉爆炸，彻底停工。另一洋务主帅张之洞在武汉筹建湖北纺织四局，因筹款困难、资本不足、管理不善等原因，四局共欠款近170万两，企业衙门化，管理混乱，生产难以为继，连年亏损。相比之下，从李鸿章筹办上海纺织机器局一开始，就注意用人和筹款两项办厂要点，筹建初期，接连撤掉总办彭汝琮和龚寿图、龚彝图兄弟，启用马建忠、杨宗濂、盛宣怀等洋务人才。在1893年上海纺织机器局毁于一炬后，李鸿章又力图规复，体现了李鸿章对兴办机器纺织的高度重视和坚持，日后上海成了中国最大的纺织基地，纺织行业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始终是上海的第一大产业，为上海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之一做出彪炳史册的贡献，淮系集团在天津、青岛等地也极力推动机器纺织的发展，形成了近现代中国著名的“上青天”（上海、天津、青岛）纺织基地，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工业化的发展和壮大，功不可没。
2008年3月恒源祥集团旗下Fazeya品牌宣布进军车用纺织品市场，释放出强烈的信号。这个新兴市场，有着巨大的潜力，正在吸纳有能力和资本的公司，同时这个行业特有的产品属性和发展趋势对进入的企业也有着不一般的要求。
中国车用纺织品市场发展不过短短20年，20世纪80年代末才出现第一家生产汽车座椅面料的厂家。目前，涉及企业数量并不多，而相对应的车用纺织品市场的巨大潜力已经逐年显现，原因在于汽车行业的发展对车用纺织品的拉动十分强劲。据交通部规划预计，2010年汽车产量将达到1000万辆。保有量将达到5500万辆，每辆汽车平均耗用纺织品在15kg～20kg。车辆内饰面料中纺织品已占50％以上。我国汽车用纺织品销售量每年正以15％～20％的速度递增，估计车用纺织品面料的需求量到2010年将达到26.73万吨／年。2008年，欧洲汽车业的产业用纺织品需求将达12亿美元。到2015年全球汽车内饰市场将达到215亿美元。
高标准 严要求
如今一辆完美座驾的指标不仅仅包括漂亮的外观，超强的内部动力，还要有美观舒适的汽车内饰，从汽车座椅、车顶棚、地毯、后备箱垫毯、内护板、遮阳板、门护板等等，而一定程度上他们所使用的材料对整体汽车内饰的氛围和档次的营造至关重要，会对消费者直接产生第一影响。当这些蕴含不同材料和技术的面料应用到汽车中时，“尽管他们属于汽车零部件的原材料，作为我们厂家来讲，它就是个艺术品，” 江苏旷达集团负责销售的殷经理说道，“这是一个高技术含量的产业。不仅在原料上有较高的要求，而且其加工工艺及后整理也十分复杂。”
纺织品在汽车制造业中大约有40种以上的用途，无论主要用于装饰性的座椅面料、地毯、车顶衬底等产品，还是注重功能性的安全带、安全气囊、过滤材料等等，在原料和后整理工艺上都较普通纺织品有更高的要求。如填充材料的隔音、隔热效果，还有防震功能等等包覆用材料如地毯对防潮、减震、抗霉、阻燃、色牢度等要求较高，汽车顶棚、座椅面料等车用纺织品都有着尺寸稳定、透气、耐光、耐磨、防污、阻燃，抗静电等性能要求。
车用纺织品发展的方向很大程度上由汽车厂商们和消费者的追求决定。一方面汽车厂商近年来更加重视终端用户的感受，随着汽车普及率的提高，消费者对汽车有了浓厚的兴趣，对整车的外观结构到内饰的变化和材料都越来越懂行了。殷总认为目前消费者对汽车内饰安全舒适和环保的要求不断提高，更加偏好对人体无刺激、无异味、无毒害并能够回收利用的产品，这决定了针对车用纺织品的甲醛、雾化、气味、胺散发、总碳含量等环保指标要求越发严格，促使车用纺织品行业对新的原材料的采用和新工艺的不断翻新，例如采用聚酯的海绵，增加后整理工艺等等。而加强面料的功能性，如防水、防污、防静电、易擦洗、抗紫外线等等，超细纤维合成革在内饰上的应用。在功能性上将把座椅的电动按钮集成化子面料上代替现在的开关。座椅面料作为中高档汽车品质的重要装饰品，在外观、性能与整车具有的协调性上要求都更高。最先生产假编聚酰胺单面织物和聚酯织物，获得了极大的效益的VolVo公司不断在内饰纺织品的革新上探索，2008年北京车展中，他们几乎是唯一一家为车用纺织品开辟独立展台的厂家，形象地展示他们采用的车用纺织品面料，采用纯植物染料和软化剂保证产品的环保和健康，强调织物比皮革具有的更佳的撕裂性，便于安全气囊的弹出。
另外车用纺织品的类型和品质都是根据各层次要求不同的主机厂而变化。由于国内各主机厂整车产品档次不一，因此对车用纺织品的要求也不同，以大众、通用、神龙、福特等等为例很注重产品的质感，执行的标准都是全球一样的要求。这些厂家由原来的CKD面料国产化已经逐步要求国内纺织品厂家进行自主设计。随着国内纺织品厂家与这些主机厂的配套也逐步把品质带动上去了。而个别内资。OEM厂商还并不太注重纺织品带来的效应，同时面料的档次始终处于低端，不希望在面料上花费更多的成本，加上国内还没有关于车用纺织品的行业标准，行业内存在一定的无序竞争。
在将近20年发展过程中，国内企业基本形成一定的生产和设计能力，逐步参与国际化竞争。不过以国内车用纺织品的现状来说，虽然可以从织造结构上达到国际水平，但原材料和产品的后处理方面始终存在很大的差距。旷达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为38％以上，为一汽、一汽大众、上海大众、东风汽车、东南汽车、南京汽车、上汽奇瑞、浙江吉利等汽车生产配套产品，已经形成了从聚酯开始纺纱――染色――织造――后处理――复合成型――产品测试完整的产业链，也具备了产品出口的能力。但殷总自己也承认在产品设计上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国内企业仍处于“模仿”阶段，生产能力低，产品质量、性能等与国外产品仍有较大差距。车用纺织品的高端产品主要掌握在日、美、德等汽车工业发达的国家手里，在工艺和性能的研究上远远超出国内生产水平，如通用、丰田等汽车公司采用的都是美国3M公司、英国BBA公司生产的非织造布过滤器。
环保趋势
素以“衣冠王国”、“丝绷之路”闻名世界的中华民族，远在2200年前的秦汉时期，就以其高度精湛的手工纺织技艺，率先实现了世界纺织技术史上的历史性飞跃。到宋代，棉纺织生产勃然兴起，纺织工艺和技术更臻于普遍完善的程度，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动力纺织机器的雏型一一多锭大纺车。在手工纺织全盛期的明清两代，已形成拥有上千台织机、数千织工的城镇作坊和集中性国家经营工场一一江南三织造局。直至19世纪初，中国仍是世界上抽出棉织品的主要国家之一。人们从伦教博物馆里看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绅士的时堪服装，还是中国的杭拥衬衫和萦布花裤子。
令木倪叹的是.长期停滞落后的自然经济状态和闭关镇国政策，最终扼制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手工纺织机器八百年里没有重要改革。延至19世纪70年代，整个中国的纺织生产仍沉醉在“男耕女织”的田园牧歌声里……。
此时的欧洲，整整超趁我国一个世纪，以纺织工业为主导的英国“产业革命”取得了历史性胜利:动力纺织机器取代了传统的手工纺织机器;大规棋集中性纺织工厂挤垮了手工作坊生产。西方人只用了百年不到的时间就跨越了东方古国的千年漫长之旅，实现了纺织生产史上的第二次飞跃。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美、日各国纷纷非发展纺织工业发家致畜，相继迈人资本主义阶段。纺织—无一例外地成为西方列强的“富国工业”。面对两次鸦片战争后外国“洋纱”、“洋布”的大t涌人，清朝政府中的洋务派代表人物迟至19世纪90年代方始重视从欧洲大批引进动力纺织机器和技术人员，创办了中国第一批使用动力机器的棉纺织企业。尽管这批官办企业从诞生到夭亡，维持了仅三四年，但毕竟是一次引进西方技术，开拓近代坊织生产的可贵尝试，代表着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为随后登场的我国民族资本纺织工业拉开了序幕。
这里.就该提到今天展示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那台大生纺织机器，同时牵涉到近代中国一位重要人物:张之洞。这位对中国近代化的时代感颇具敏锐力的洋务派誉宿，早在1888年即着手筹划设立纺织厂。经过十年修淡经营，他的湖北四局(又称纱麻丝布四局)总算开出了三局。唯独纱局命运多外，到1897年仅勉强上马了工程的一半。留下4.08万纱锭设备，因财惮支细只好半途搁浅。张之洞的湖北四局败如流星堕空，已不足后人挂齿。
所幸他遗下的那4.08万纱锭棉纺机器，似乎有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不朽造化，注定会在此后的中国社会，演绎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这就是张套大生纱厂在本世纪初的崛起。
且让我们循若这批棉纺设备的来龙去脉，去重沮一段逝去的岁月峥嵘。
据张套《大生纱厂第一次股东会之报告》载云:“计此官机于光绪十九年那仔在武昌认息借瑞记地亚士洋行所定。机至上海运哪，那督调江，则又运江，江不能设，则又运沪。”原来这批机器是张之洞1893年通过德商地亚士洋行向英国赫丘灵登公司订购的。它们分批供货陆续运抵，直到1895年才交付完讫。湖北造厂遇挫，机器也跟着张之洞的调任辗转娜运，一直未能派上用场。最后干脆搁在黄浦江边的芦席拥里整整沉睡了三年。“上雨旁风，板腐箱裂，机件断烂者十之三四。”这批机器从定购始，前后延t五载.所耗银两远远超过机器本金。张套算过一笔账:“随机洋匠一人，月体四百金，前后凡五年。运哪、运江、运沪之费，栈于上海地租、栈租、保险之费，洋匠月体之费，洋行月息之费，统计近八十三万两。”官府办洋务的种种弊端，由此可窥一斑。
很显然，这批久困沪上的官机，早就成为朝廷甩不出去的烫手货。偏偏张套在通设厂筹款催尽磨难、百计俱穷，自己找上门来认领。几经周折，最后达成“绅领商办”、的办法:将这批4.08万锭纱机对半分开，每起作价25万两银子，由张套与盛宜怀分领办厂，官方只取官利股息，不介人厂务。这一特点，决定了张套大生纱厂的民族资本属性。
光绪二十三年(1897)10月17日，张套承领的这批官机由清廷“威靖”兵轮首运南通。“运通安设之时，剔出腐败者堆积如阜。’.连随机洋工程师汤姆斯看了也叹首:“余在本国亦曾装过数厂纱机，从未见锈损腐烂若此之甚者。”安装中，仅用于搬运擦绣的费用就达6侧刃多两银。到1899年大生投产，才勉且开出9000纱锭。随后又花去7万多两银子，定购残缺的零部件，半年后也只开出1喇叹犯纱锭。
然而.正是这批曾经腾娜易地三处，前后闲t五载的破报官机，到了张套手里，却用它们来圆了中国民族工业的“世纪之梦”。“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遗我东南。”
此后大生的迅速崛起隆兴，岂止倾动东南一隅，其辐射与影响可谓波及全国，瞩目世界，泽被后代!
当年张之洞上奏朝廷批准设厂的名单里，同时还有苏州的陆润库、镇江的丁立该。若论设厂的客观条件，苏州、镇江、南通三地各具优势，结果“姑苏、京口两跳陀”，就连精于洋务的卖办盛宜怀，他与张容同时认领的一半官机，也因锈蚀不堪弃置原处未敢启用，最后仍被张赛领去扩充大生纱厂。
难道历史特别垂青于张套?在张粤之前洋务派搞了几十年的军用民用工业均以失败告终。左宗棠的兰州织呢局、李鸿章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张之洞的湖北官布局等一批纺织企业，也都开办在大生之前，却都昙花一现未能奏效。据著名纺织史专家严仲平先生40年代的统计调查，至第一次欧战姆发，国内19家华资纱厂中“十八家莫不曾失败易主”。“张赛创办的大生纱厂是唯一成功的厂”。事实远甚于此。翻开大生纱厂历年的账略，自1899年开机出纱，工厂竟创下连获厚利21年的经济奇迹!就在这短短20年里，张赛把一个资本不足45万两、纱锭仅2万余枚的棉织厂，发展为16万纱锭、1300余台布机，拥有4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总资本达3000万元的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企业集团—大生企业系统。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
那么.张套大生纱厂何以能在本世纪初一举成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果?大生的崛起，对处于徘徊、摸索中的我国近代民族工业又起到何种启迪和推动作用?这是值得深究下去的问题。
中国近代工业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怪胎。它缺乏一个漫长的工场手工业时代的孕育，也没有经受“蒸汽和钢铁时代”的催产，而是在两次鸦片战争的火光里，伴随着封建自然经济解体的阵痛和人侵资本的血腥摧残，而仓促分娩的。这是中国历史的不幸，也是中国民族工业发韧初期的一个重要基本国情。谁若忽视这一基本国情，盲目照搬移植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套，注定会事与愿违、归于失败。
不是吗，当年洋务运动打着“自强求富”的旗号，以“兵船路矿”为发端，紧紧追赶模仿西方的“船尖炮利”。结果呢，抵不住威海卫一仗，便把30年的“强国梦”击得粉碎。
继而，他们又改弦易辙，推行“全盘引进”的卖办口岸经济。只可惜那批所谓“富民工业”一个个如沙中建塔，转眼也毁于一旦。缺乏民族的基础工业，一味依赖仰仗洋人，这难道不是我国近代化步履瞒姗的重要原因?
从一开始就着眼于开辟民族基础工业。这正是张套独领时代的超人胆识。棉纺工业是维系国计民生的基础工业。“洋纱”又是当时中国的“漏危大宗”。花往纱来，仅棉纱一项，我国每年损失的白银就达2亿两以上。张套痛感此状“无异于沥血肥虎而祖肉以继之”，于是愤然辞官.归乡创设大生纱厂。
“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大生纱厂《厂约))紧紧结合本国国情，利用西方的工业文明与本土乡村经济的自然优势，积极发展民族的基础工业。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历史性选择。
大生纱广投产后，张容即为大生设立了一条“土产土销”方针:充分利用通海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当地土布业的传统优势，从棉农手中购进棉花供纱厂纺纱.再把生产的机纱卖给农家手工织布。这种“寓工于农.以工利民”的经营方针，形成工厂小车间，农村大工厂的局面，推动了南通地区土布业的空前繁荣。每年行销东北的“关庄大布”均突破十万件大关(每件40匹)，并在东北市场连续保持28年长盛不衰的独猫地位。土布业兴旺带来的巨大纱市渴求，促使大生自身也不断走向壮大发展。张套的这种“以大工业为中心的乡土经济建设”，移西方文明就东土生辉，不失为中国近代化的途径之一。
大生纱厂初见成效，张赛又创办通海垦牧公司，着手，.兴垦植棉，以厚纱厂自助之力”。棉纺与盐垦结合，为大生开辟了丰沛的棉花生产基地，稳定和保障了纱厂的原棉所需，使张容的大生企业能够于劣势地位与外资在华纱厂和洋纱洋布的倾销展开力量悬殊的悍战，并且取得巨大的成功。“不兼农事，本末不备。’，对于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发展近代工业必须走与改造农业相结合的道路，这显示出张套又一过人的战略眼光。
1902年，“德华缫丝厂”建立，青岛开始有了真正现代意义的机器工业；1913年，周学熙收购“德华缫丝厂”，设立华新纱厂（后来的国棉九厂），这是青岛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民族企业。
纺织业发轫，带动了纺织机械、布厂、袜厂、针织、染织等一系列周边的工业，同时，使得青岛自近代以来城市化飞速发展，无怪乎纺织业被称为青岛的“母亲工业”。
无论是上世纪30年代沿着四流路鳞次栉比的纺织工厂，新中国成立后“上青天”的美誉、“郝建秀工作法”的光荣，还是上世纪80年代“十万纺织大军”的荣耀，这些，都给青岛这座城市留下了深刻的“纺织情结”。
而当传统的纺织产业到了转型升级的关头，以青岛纺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纺联”）为代表的青岛纺织企业，将怎样怀抱着这种情结，使“母亲工业”再度青春？青纺联董事长闫勇就是一个深具情怀的人，在他的理念里，“跳出纺织做纺织”可谓精髓，而这既植根于青岛的历史文脉，也是新常态下的新要求。
“要想个办法”
“纺织转型，过去是有想法没办法，有办法了还不能很好地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但是，青岛纺织人始终在苦苦探索，没有放弃。‘纺织谷’就是想了个办法。”――闫勇
实际上，青岛的纺织产业转型问题，早已摆在了青岛诸多纺织企业面前。从一个个模糊的构想中，提出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也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是，何以时至今日，“纺织谷”的概念才日渐成型？
在闫勇看来，青岛的纺织产业转型非常艰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过去引以为豪的“上青天”，恰恰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产业基地，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工厂，它形成和存在的前提，不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国有企业的基因，根深蒂固地生长在青岛纺织业的肌体里，使得这些企业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人员负担、经营管理模式落后、成本高企等等。
“过去的优势不在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跟不上了，说到底，青岛纺织与全国纺织产业面临的问题都是如此。过去我们常常纠结，说设备不好了，设备不好对不对？对，但是这不是最根本的问题。设备可以买，可以换，但是要进一步发展，内生动力绝不是来自设备的改进。”闫勇说道。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纺织业充分竞争，青岛过去的优势不复存在。特别是电价成本、人力成本，已经不具备竞争力了。再坚持过去的模式，无异于“等死”，但是对于青岛来说，纺织是一种“情结”，如果不了解青岛历史，确实会认为青岛应该加快改革步伐，将纺织产业全部外迁，纺织企业的土地用来搞房地产，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也是短期最有利可图的办法。青纺联摒弃了这种做法，它一直在苦苦探索，寻求纺织产业转型中“情结”与“利益”的两全之道。
要走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必须抓住上游的研发、创意、设计，以及下游的服务。而上游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科技，二是时尚。论科技，青纺联的功能化多组份纤维一直在国内独占鳌头，接下来，就要从时尚入手，从服务贸易入手。一个转型的思路渐渐清晰。
应运而生的“纺织谷”
“纺织业发展的驱动力已经从要素驱动，变成了创新驱动。单纯的技术改造，不能使青纺联摆脱加工型的国企，做‘纺织谷’是被逼的，也是因为看到了自身的短板和优势，应运而生的。”
――闫勇
腾笼换鸟，是当前所有传统制造业共同的命题。青纺联也早已将大部分生产制造的环节外迁至省内的台儿庄等地，在青岛市区的老厂区里，仅留下了几个车间和“金牌”产品。“笼子”腾出来了，“鸟”在哪里呢？要引进一些什么样的“鸟”呢？在闰勇看来，要使引进的“鸟”适应这个“笼子”，不至于水土不服，必须要认清自身的“长板”。
过去的“木桶理论”，总是在强调要弥补自己的短板，而“木桶原理”的新解，就是要发现自己的长板，这些长板决定了企业的特色与优势。“青岛的纺织工业遗存，保存最完整的就是原国棉五厂，就是现在的纺织谷所在地。这个地方有很多‘土豪’来，要开发房地产，但是被我们拒绝了。”闰勇认为，青岛的区位优势、青纺联老厂区的空间优势、青岛纺织工业百年的历史以及长久积淀的产业背景，都是“长板”，是不可多得的优势，这里“天生就应该做研发、做展示、做文化”。
青岛地理位置优越，近可辐射山东半岛，远可辐射东北亚，距离日本、韩国近，有着对外贸易的基础和港口优势。已经成为了对日韩贸易的“桥头堡”。而青纺联是国内行业唯一的“国家多组份差别化纱线坯布开发基地”和“中国多组份纱布精品基地”，在纤维的新材料应用、新工艺创新和功能性纺织品设计开发方面具有核心竞争力。
原国棉五厂的老厂区，有着独特的味道，这在闰勇看来，就是最时尚的“国际范儿”。厂区里还矗立着日本占领时期修建的水塔，民族工业家周志俊亲手栽在原国棉九厂的金桂树被移栽至此，年年都会吐香。“这座百年老宅院，如果搞房地产，就太可惜了。”在闰勇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需求已经不再是吃饭穿衣，人们到了讲究氛围、情调、品位的阶段，也就是愿意“为情怀埋单”的阶段，这是最大的价值所在。
“上青天”、“郝建秀小组精神”这些都是百余年纺织历史留给青岛的文化名片，而良好的产业背景、成熟的产业配套、完善的产业链条，都会对来“纺织谷”落户的企业形成吸引力。“因为在青岛做业务特别方便，企业下了一个订单，能够很便捷地找到工厂加工，跟单、品控、物流等配套也很完善。”闰勇说道。
“纺织谷”就是从这些“长板”出发，力求打造一个服务贸易为主体，研发创新、文化创意为两翼的产业园区，而在中国纺织总会推动的全国36家纺织产业园区中，这也是唯一一家以服务贸易为定位的园区。立足产业做产业，跳出纺织做纺织，“纺织谷”的思路，已经不再是由机器、纱锭、工人等构成的纺织本身。
招商不是“拉郎配”
“‘纺织谷’就像一个码头，我们修建一个码头，要请大家来。所以我们做的是平台建设，只要这个平台是开放的、包容的，就能够吸引优质资源集聚。而我们就要加以筛选，形成上下游的供应链配置。”――闰勇
“林子大了鸟就多了”，闰勇笑言。首先，花重金请北京的设计团队来设计这个老厂区，保留原有的味道，打造一个有“范儿”的平台，接下来，就是要选择核心团队了。闰勇认为，有10个核心团队，足以支撑起这个服务贸易、科技研发、文化创意为三大板块的园区。由“纺织谷”搭台，大家来唱戏。
目前，中国色彩中心已经落户，2014年的“色彩中国”颁奖典礼就在改造过的老厂房里上演；与青岛出版集团合作的“城市记忆”文化空间即将落户；自2015年开始，各类时装品牌会将在这里举行，纺织谷将联手当地政府和国外时尚机构，开展时尚活动，助推青岛时尚之都的建设。未来，电商平台、金融服务机构等也将相继到来。
“那时一旦有外国人来，我就被选出来登台唱歌、跳舞。”小李对记者说。
在小李的印象中，外国小孩的个头都很高。
小李高中毕业后，在父母的说服下，曾在三厂的清花车间试着干过3个月，但最终觉得自己不适合在车间干，就走出了纺织城。尽管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进厂当工人也是要走门路、托关系。她放弃公职，在当时还是引发不少人的惋惜。之后小李先后换过不少工作，现在是一家家政公司的主管。
曾经是国棉四厂（下简称四厂）舞蹈队的祖梅英，也对记者说起过中日青年大联欢的盛况。
在纺织城采访时，不止一人会说起，纺织城曾经是西安市对外接待之地。
1960年6月，赫赫有名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西北第一印染厂（下简称一印）参观访问；1961年10月7日，总理、副总理兼外长陪同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和王后参观完半坡博物馆后，驱车到一印参观。
用现在时髦的话说，纺织城就是上世纪60、70年代西安的“会客厅”。
国纺六大基地
“一五”计划的第一年，国家确定在京广线沿线及其以西靠近产棉区的北京、郑州、石家庄、西安4个地方同时发展纺织工业，加上陕西咸阳以及河北邯郸两地，这便是非常著名的“全国六大纺织基地”。
按建设先后顺序排，在5.3平方公里的郭家滩上，先后建起的三厂、四厂、五厂、六厂及一印，构成了纺织城的主体。
西安纺织城的建设速度极快。
1953年3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和纺织工业部批准了西安纺织城首家纺织厂—西北国棉三厂（最初曾命名为西北国棉五厂）的基本建设计划书，该厂总投资3804.9985万元人民币，征地1042.448市亩。
同年6月20日，仓库工程破土，标志着工厂的基建全面推开。只用了一年零三个月，地面建筑工程基本完成。土建工程的提前完工，使得设备安装包括工人训练等统统提前进行。
1954年12月15日，三厂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典礼，标志着正式建成投产。此前，大约进行了7个月的试生产阶段。
1956年9月29日，四厂正式投产。这个日生产面纱40吨、棉布30多万米的纺织厂，工厂生产区以及家属福利区，包括食堂、学校、浴室等建设只用了8个月，上万台机器设备安装用了不到半年。
随后，每年纺织城都有一个厂举行开工典礼。
1957年12月29日，五厂举行开工庆典，《陕西日报》在对五厂开工庆典的报道中这样描述道：我国目前布机最多的一个工厂，每年生产的棉布可供2200多万人各做一套衣服。
在五厂正式开工典礼的前一天，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前来视察。陈云在厂区视察了约一个多小时。陈云特地要求，在一处地势较高的地方，俯瞰了纺织城全貌。
1958年7月，国家副主席，也曾来五厂视察。
1958年8月3日，六厂举行了开工典礼。
1957年3月，一印主厂房破土动工，1960年7月1日竣工验收合格，正式投入生产。而早在1959年1月，就已经开始接受国家生产任务。
截止到1959年，西安纺织城拥有纱锭34万枚，布机8500台，一年织布24700多米，印染各种花布120万疋。解放前，西安只有纱锭3万枚，布机800台。纺织城的建成，彻底改变了西安纺织业弱小落后的局面。
远去的好时光
纺织厂的建设速度快，投资回收速度更快。
一印，国家的投资额为2403万元，从破土动工算起，到回收建厂的全部投资仅用了49个月。
四厂建成后仅两年，就收回了国家建厂的全部投资。据四厂厂志记载，大多数年份里，四厂每年向国家上缴的利税均在3000万元以上，最高时超过5000万元。
在纺织城采访时，总会有人提到设备陈旧是国营棉纺企业衰落、缺乏竞争力的主因，但三厂是个例外，建厂50多年来，不同年代都在进行技术设备的改造工作。
上世纪60年代初，通过技术改造，试制并投产了出口的高档产品，比如华达呢、精梳卡其等产品，不少产品还是陕西首家生产的。正是这种突破，使得三厂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能够成功地规避了被“关停并转”的风险。
70年代，三厂被国家轻纺部选定为全国三个“24项配套改造”的试点厂之一。投资296万元进行技术设备改造，不仅棉纱生产能力、棉线生产能力分别提高22%和1.5倍，且是陕西省首个具备纺织涤棉混纺纱技术能力的企业。
1980年到1985年，通过布机加宽改造，以及相应的纱线设备和辅助设备更新换代，使得产值突破了亿元大关，出口创汇达1000万美元以上，多个品种评为省级优秀产品。
1 9 8 6年到1 9 9 8年，共计投资16190万元，从意大利、日本、捷克、德国、美国和法国先后引进具有80年代先进水平的气流纺纱机、喷气织机等设备。
直到1998年实行破产前，三厂是西北地区设备新度系数最高的企业，年销售收入2.1亿元人民币，年创汇1811万美元，在业界被誉为陕西省纺织系统“四小龙”之首，全国棉纺织行业前50强。
低收入的沦陷
“我1982年从部队转业进了六棉，工资每月42元，比派出所的民警好多了，当时，派出所老所长的工资，也才50元。”六厂社区主任刘文对记者说。
“工人一月的工资50或60元，相当于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的工资水平。”四厂前财务科的科长赫际忠说。
纺织城发工资时，西安市所有的商业银行为纺织城服务，工资的数量大约占西安市银行流动资金的1/4。
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纺织城人的好日子走向末路。
1998年，四厂实行压锭减员，别的人对提前退休还想不通时，赫际忠主动要求退休。厂里经营状况不好时，每到发工资，他这个财务科科长就开始头 痛。
“头一周就开始到处跑钱。把劳司等下属单位该收的钱收回来，实在没钱，就拆东墙补西墙，再不行就贷款。”赫际忠回忆说。
赫际忠要提前退休的一个原因是厂里的工资太低，一个月就660元，同样的工作，在其他单位能拿到几千元。
厂里给他办了退休手续，虽然也被厂里返聘，但可以在外面兼职，多点收入补贴家用。直到2005年，他才彻底退休，享受天伦之乐。
已住在韩森寨的小李，买东西还是会回纺织城，因为同样的东西，纺织城便宜不少。
“纺织城物价低的主要原因是，这里居住着很多退休工人，而退休职工的退休金水平偏低。”四厂社区聂主任向记者介绍说，“这个社区17000人，退休职工就有7000多”。
裴国华，在六厂从技术员干起，1997年从总工的位置退休，当时的退休金也只有600多元。
祖梅英1964年进厂，1995年退休的教练工，一个月的退休金只有380元，经过7年的连续上涨，现在她能拿1600元。“和我同时进厂，后来调出纺织厂，人家现在一个月少了拿2000元，多的时候能拿3000多元。”祖梅英以赌气的口吻说。
历经两次破产
就纺织厂而言，用数字来体现其经营的艰难，就是报表上连年的亏损。
四厂厂志中写道：由于产品结构老化，品种单一，技术改造投入不足，四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陷入困境，经济效益逐年下滑。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先后更换了两任厂长及领导班子，虽经努力，但未能遏止企业亏损局面，1995年到1998年，连续4年亏损，累计亏损高达25140万元，资产负债率达130.35%。
据六厂厂志记载，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企业已负债累累，生产难以为继。
在1998年实施政策性破产前，曾经有着“东亚第一大厂”的一印，已经是一个空壳企业了。工人下岗，自谋出路；留守人员靠出卖设备，出租厂房艰难度日。
一印现在给人留下的只有这么一些数字：从建厂到1997年，共生产各种印染布35亿米，实现工业产值约50亿元，上交利润税金和折旧基金35000万元，相当于建厂投资的5倍。
1998年，全国纺织企业都在做一件事—限产压锭，减员增效。
在这一政策大背景之下，1998年下半年，政府主管部门决定，由中国华诚控股集团公司对三厂、四厂、六厂和陕棉十一厂、一印实施兼并重组，享受国家停息挂账政策。
原本计划是将5家企业的有效生产经营资产进行整合，筹建唐华股份公司，并争取上市。但后来发展思路有所调整，各个企业依然是独立法人，各自独立经营。除厂名分别更换为唐华三棉、唐华四棉、唐华六棉以及唐华一印外，最大的变化是由工厂制变为公司制。
这次破产工作完成后，除唐华一印停产外，其他企业又继续开工生产了。
1998年末，唐华四棉新的领导班子成立，大约用了6个月的时间，就扭亏为盈，结束了四棉连续4年严重亏损的局面，1999年全年实现利润1026万元。
从2001年起到2007年，四棉多次荣膺中国纺织行业前50强“排头兵企业”称号，成为陕西纺织行业的“领头羊，唐华集团所属五户企业的排头兵，累计盈利13169万元，利税3.6亿元。
但是，2007年8月2日，中国华诚集团的核心企业华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因资不抵债，经国务院国企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批准，被列入国家政策性破产项目计划。唐华集团作为在陕的全资子公司，所属五户企业也被列入其中。
按相关规定，四棉列入国家政策性破产项目计划后，中国华诚集团兼并企业时所承担的债务409亿元和利息2.25亿元需债务移交给企业。由于这一原因，四棉资产负债率又冲高到185.15%（截止2008年6月末，四棉资产总额77180万元，负债总额81799万元，其中，银行及资产管理公司借款本息71407万元），已严重资不抵债，只好无奈地实行二次破产。
成败皆因萧何
唐华三棉的情况有所不同，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第一次破产之后，三棉在市场经营上探索走“多品种快交货”的路径，为满足一些客户的需求，许多工艺独特但产量需求少的订单也积极生产。为达到客户的需要，先后自筹资金购进设备，并对其他配套部件也进行相应改造，加上生活区暖气工程的开建，企业流动资金开始紧缺。2002年上半年，唐华集团对所属企业进行经济效益检查，三棉出现较大的结构性亏损，经济效益开始滑坡。
在二次破产中，六棉彻底沦陷了。
在纺织城的纺织企业中，六棉这个单纱厂，实力最弱，命运也最坎坷。
在最初的计划当中，六棉是位于咸阳的，因为施工单位正在建纺织城的其他厂，倘若又将建设人员往咸阳调动，会耽误时间，如果布局在五厂之南，施工时间上会更紧凑，建设速度也更快。出于这样的考虑，六棉被布局在了纺织城。
当时纺建公司在纺织城实行的是流水作业，很快主厂房框架就立了起来。不巧，却遇到“小三反”运动的冲击，被纺织工业部列入下马项目之中。
西北纺织管理局派人专门向纺织工业部汇报六棉的建设情况：已经投资了420万元，如果下马这些资金就打了水漂。最后的结果是六棉的建设继续，但原设计的织布部分被取消，于是，六棉成为纺织城惟一的一个单纱厂。
这一改动或许成为日后六棉发展不顺的诟病之笔。
1957年11月中旬，试生产期间就已完成了全年计划；1959年，棉纱产量达到86820.31件，比设计能力的76328件提高了12.1%，当年实现利税1109.4万元，是建厂投资总额的一半。
难抑历史之痛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棉花供应紧张，到1962年，六棉生产棉纱仅为13132件，只是设计水平的20%。因此六棉被暂停关闭，仅留200人看守工厂，维护设备，2000余职工调往外厂的有1765人，退职409人，辞退192人。
1964年，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六棉开始复工，直到1965年第三季度，才完全恢复了三班生产。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是六棉最好的一个时期，棉纱市场供不应求，要货的函电目不瑕接，厂门内外车水马龙。棉纱市场大好之后，大大小小的纱厂遍地开花，随着私人纱厂的不断发展状大，市场被日益蚕食，六棉再次走了下坡路。
经历了1998年的破产之后，局面并无改善，2008年第二次破产，关门就成了无法回避的结局。职工到退休年限的退休，不到退休年限的或分流到三厂、四厂，或买断工龄，自谋生路。
“厂房、机器都被拍卖了，仅从厂区内移出了一棵桂花树，栽在了生活区里，它成为六棉人惟一的念想。”曾是六厂职工的杨爱丽对记者说。
“纺织吃香的时候，是利税大户。”裴国华大学所学专业是纺织工艺，他将纺织城的末路归结为国营企业的体制，“私营起来了，国企破产了。”
过去棉纺织企业经营状况好的时候，将利税，甚至设备折旧上交给了国家，但在设备更新上速度一直很慢，私营企业起来后，设备更新速度快，慢慢就显出国营企业的疲态了。
“江浙包括广东沿海一带，上的小厂很多。从广州到清源沿线全是纺织厂，厂里工人不多，就200或300人，但人家都是新设备，将涤纶丝进行各种花样的加工，又柔软又保暖，比咱纯棉的还好，正所谓船小好调头。”已退休了的赫际忠说。
1998年的限产压锭目标之一是更新设备，但效果并不尽人意。
“设备只改造了一部分，但在市场上还是没竞争力。这次下决心，全是新设备，20万纱锭，才用千把人。”赫际忠说。
现在，纺织城棉纺企业中，只有三厂、四厂还在开工运转。不久，作为西安纺织集团下属的企业，将会迁往位于西安洪庆的纺织产业园。
最后一抹温情
居家养老服务站就设在原六棉的光明区内。
“2009年，纺织城街办提倡建设特色社区活动，六棉针对本社区老年人多、破产导致的下岗工人多的特点，办起了居家养老服务站。”六棉退休办主任刘文向记者介绍说。
六棉社区有3140户，光明区就占了1200户，由于是一个老福利区，1200户中以老年人居多。很多1950年代进厂的人年龄大多在七、八十岁。过去，子女在厂里上班，还好照应，现在厂里停产了，很多人需要到市区，甚至到更远的地方打工，照顾不上老人们，尤其是一些独居的高龄老人，生活问题凸显。为了解除外出打工人员的后顾之忧，六棉在光明区实验性地办起了居家养老服务站。“主要给老人提供两顿饭，中餐和晚餐，一天只收10元的成本费。”刘文说。
服务站有健身室、图书室、休息室等设施，由于来吃饭的老人过多，只好将健身室腾出来供老人们就餐。
“刚开始办的时候，只有三、五十人来吃，到去年冬天前，增加到了130人。”刘文解释说“冬天一过，来吃饭的老人就会多起来。家属区没有暖气，有的老人被子女接到别的地方过冬了”。
记者采访那天是2月9日，来服务站吃饭的人数是93名，其中有50名是采取送饭上门的办法。
在服务站吃饭，很多退休在家的老人有了彼此交流的场所和机会。原定晚饭开饭时间是五点半，五点就开始有老人来就餐，服务站实行随到随吃。
服务站招募了16名下岗职工做工作人员，属于公益岗位，每月工资860元。“一天差不多要干近10个小时，家也顾不上。”刘文说。服务站绝大部分是中年女工，惟一一名男工，兼做重体力活。
“服务站的开支主要有两块：燃料费、水电费。没有管道气，只能烧罐装液化气，一罐气只能烧三天，350元。水电费也是一个大头，每月差不多要2000元。”让刘文最头疼的是，服务站这个公益项目，水电费不仅没有任何优惠，还按商业标准收取。
是她，让那个时代的纺织女工不愁嫁，男工不愁娶。一大群姑娘，穿着白帽子蓝布衫的纺织工作服回家，一路上绝对回头率超高。
16岁她就摸索出“五一细纱工作法”，由此，改变了整个纺织业。
发明那个最牛工作法的时候，她才断断续续读过四年小学。家里孩子多，全家都靠着赶大车的父亲养活。她是老大，只好早早出来打工，捡煤渣、赶海捉鱼，补贴家用。1949年6月青岛解放时，郝建秀14岁。听说国棉六厂因为战事吓跑很多工人，她便报名考试做了挡车工，也就是现在的实习生。清花、疏棉、摇纱、粗纱、细纱，光听这些个车间的名字，郝建秀就头大。
安排她干的活儿，是在细纱车间给棉线接线头，这活儿并不轻快。一天在纺车前走的路，加起来得有六七十里。人得使劲盯着机器看，这边刚接上，那一刎、轱辘一转，又多一处断线。时间一长，眼一花，就有断线头漏接了。哪怕都接上，接不好，棉线也会变得疙疙瘩瘩，成为皮辊花，也口U白花。那玩意儿只能被清理出来当废料。白花出多了，产纱墨就低了。
刚进厂，郝建秀几乎年龄最小，只是这种技术活儿，不是靠纯粹卖力气就能做好的。头几天，她腾腾腾地出白花。转正后第一个夜班，她打了个盹，醒来半边车的皮辊都被白花缠住了。这次事故损失很大，也让郝建秀挨了一顿臭骂。脸皮薄，又羞愧，回家路上，她哇哇大哭。
可是抹完了泪珠子，总得找个不挨训的法子吧。
有一回，她正在接断线头，旁边扬起一片花毛，花毛跑到哪儿哪儿线头就断。这个发现让她很吃惊。观察几次之后，她很快就摸透了纺车的“臭脾气”，还专门找出了一套“收拾”它的笨法子：多走几趟，随时清除花毛，断头就能大大减少。
1950年，青岛纺织业启动“红五月”劳动竞赛，郝建秀的技术立刻冒了尖尖。她每天出的白花，连续7个月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
当时轻工业纺织占很大比重，青岛在全国纺织业规模排第二，国棉六厂又是青岛最大的棉纺厂。所以，当《大众日报》头版头条刊出消息――“国棉六厂女工郝建秀创造白花新纪录”时，很快，就引起了中国纺织工会的注意。
工会主席陈少敏派了专人总结郝建秀的工作技巧。一开始负责的技工给总结了“三勤三快”，就是“眼要勤看快看，腿要勤跑快跑，手要勤清洁快接头”。女工们为了节约时间，上厕所也小跑。
“这还不把工人全给累死了!”陈少敏看到就来了气。可是，再次总结的内容大同小异。陈少敏索性拉了17个人，有领导有专家，整整盯了郝建秀两天，仔细看她干活儿的每一个细节，然后又研究了5天，这才总结出后来推行全国的“五一细纱工作法”，也叫“郝建秀工作法”。
要在全国推广，得先在青岛试点，很多老工人部对这个小青年不服气。直到郝建秀做了现场表演，老师傅们这才开始“膜拜”她，还纷纷带头学起了“郝建秀工作法”。
1951年，国庆宴会上，郝建秀代表全国纺织工人给主席敬了酒，之后又受到、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她甚至还被专门邀请去了莫斯科。
1952年，“郝建秀工作法”在全国推广。这一下，全国每年多生产出来的棉纱，能够400万人用一年的。同年，她所在的生产小组被命名为“郝建秀小组”。
大华第一任厂长
说到大华，不能不提到石凤翔的名字。他是大华纱厂的第一任厂长，更是西北纺织业的拓荒者。
石凤翔与大华纱厂的结缘很有些传奇色彩，他是湖北孝感人，1912年留学日本，就读东京高等工艺学校，专攻纺织工业。1917年回国后，先后在保定、武汉等地的工业学校和纺织学校任教务长、校长，为我国早期的纺织企业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当时，湖北楚兴公司是武汉最大的纺织企业，楚兴先后在武汉、石家庄和西安创办了裕华、大兴、大华三个纺织公司，这三家公司在民国时期的名气都很大。但这三家公司，都与石凤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最早成立的裕华纱厂，石凤翔被聘请为技师，相当于今天的总工程师。1922年，大兴纱厂在石家庄兴建时，已成为国内纺织业权威的石凤翔被委任为厂长。西安的大华纱厂，则是石凤翔到陕西后一手兴建起来的。
西安大华纱厂，原名大兴第二分厂，石凤翔任厂长兼总经理。选择在西安建厂，也是时局所致。此前，石凤翔在大兴纺织厂任职近10年，由于他精通技术，先后改装了纱机、布机及其他设备，并对部分生产工艺和流程做了改进，使得纱布质量大大提高，大兴的产品在国内市场很畅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棉纱的杀价倾销，严重冲击着刚刚起步的我国纺织工业，纱厂纷纷破产、停工，大兴也不例外。1934年，大兴纺织厂在全国的市场仅剩西北的陕西一地了。
同年9月，原裕华公司董事长苏汰余说：“查本厂所出之布，仅以陕西为惟一出路，而所用棉花也以陕棉为大宗，但是往返装运，运费亦属不赀。故本厂同仁屡有迁厂至陕或在陕设一分厂之建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石凤翔授命来到陕西建厂。
1934年10月，石凤翔一行八人来到西安考察选址，得到时任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的支持。石凤翔最终将厂址定在了邻近火车站的道北地区，并在大明宫含元殿东侧购地122亩，兴建工厂。从1934年筹建，到1936年3月正式投产，只用了短短两年的时间，一座当时西北最大的机械化纺织厂—大兴纺织二厂就在古城西安诞生了。半年后，大兴二厂的利润即达法币20万元。石凤翔在征得大兴、裕华公司董事们同意后，继续扩建，增加了锭纱机和自动织机，使工厂的细纱生产能力达到了5万锭。不久，由股东集资成立大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工厂即更名为大华纱厂。
今年已90岁的李宗春老人是原大华纱厂的一名纺织工人，他清楚地记得，1945年，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年，他进了大华厂。老人向记者介绍说，石凤翔个头不高，四方脸，平时戴一顶礼帽，穿着长袍，有时也戴眼镜，右手拄根拐杖，左手残疾，总背在身后。记者了解到，石凤翔在武汉的裕华纺织公司期间，一次在车间巡视，不慎被机器打掉了左手两个手指，由于当时医疗水平所限，伤口感染，导致左臂被截肢，从此失去左手。
据悉，大华纱厂建成后，每年在陕西收购棉花10万余担，充足的棉花供应，以及毗邻陇海线的便利交通，让大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最多时，大华厂有三四千名工人，加上家属有上万人，除了厂区外，还在周边形成了大华一村、大华二村、大华三村等生活片区。大华纱厂成为当时西安市仅有的一家拥有上千名工人的大工厂，在大华的带动下，一系列相关企业陆续在西安建成。
建国后，通过公私合营，大华纱厂易名为陕棉十一厂。接着，政府在西安、咸阳、宝鸡等地兴建了多家棉纺织企业，使陕西成为新中国纺织工业的重镇。在采访中，一位熟知大华历史的人士说，别看大华在陕西排名“十一”，其实大华是陕西纺织企业的黄埔军校，因为“这些纺织厂的技术骨干和管理干部多数出自大华”。
大华的爱情传奇
谈到大华，同样不能不提到的名字，因为他与大华纱厂老板石凤翔是儿女亲家，他们子女间的爱情故事，至今仍是大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爱情故事的主人公是石凤翔的次女石静宜与的次子蒋纬国。李宗春老人说，从他进入大华厂的那一天起，就听到人们在谈论蒋家公子与石家小姐的故事，他从工友们那里得知，蒋公子是在跳舞时认识石家小姐的。后来还有人说两个人是在奔赴前线的途中邂逅相识的，也有说是在西安的钟楼底下意外相遇的，而且不同的人会演绎出不同的版本，但传奇和浪漫却是不变的主题。
历史的细节是永远无法复原的，但结局和故事的大体轮廓却基本一致。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情节是，1940年底，蒋纬国从德国慕尼黑军校留学回国后，来到西安胡宗南麾下，任步兵少尉排长，驻守潼关。一次，蒋纬国在西安至潼关之间的火车上，发现对面一位漂亮的姑娘，竟然在看一份英文报纸。蒋纬国便主动与之打招呼，但眼前这位姑娘并未在意这位稍显莽撞的年轻军官。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这位英俊的军官向自己借阅报纸，而且还能用流利的英语阅读和交谈。姑娘自然对这位年轻的军官产生了几分好感。当然，这只是故事的开始。
不久，这一对在火车上邂逅的青年男女又一次相遇了，这次是在陕西省议长刘楚才的家庭宴会上。蒋纬国一眼就认出了让他怦然心动的女孩，这时他才知道，这个女孩原来是大华纱厂老板石凤翔之女，名叫石静宜，而且还是一名正在西北大学读书的大学生。而蒋纬国当时年仅26岁，风华正茂，抱负远大。宴会后，蒋纬国即邀请石静宜跳舞。很快，两个人便坠入了爱河。他们的爱情传奇，从此也在西安城里流传开来。
因了这层关系，民间便有人认为，石凤翔能在西安玩得这么大，是因为有这个亲家在撑腰。其实，细究起来，这种说法是很没有道理的，从先后顺序来说，是大华的兴起在前，蒋、石两家结缘在后。直到1942年，蒋纬国才把自己与石静宜的恋情写信告诉了父亲。蒋纬国与石静宜的婚礼，则是一年以后，即1943年的圣诞节那一天在重庆举行的，和宋美龄亲自为他们操办了婚礼。据说，婚礼极其奢华、气派。后来在大华厂，一直流行这样的口头语：“生儿子要像蒋纬国，生女儿要像石静宜。”
当然，两家结亲以后，大华纱厂的名气比过去更大了，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大华厂的这种荣耀并未维持多久，随着日本人投降，没几年功夫，全国就解放了。据大华厂的老工人介绍，胡宗南的部队在败退时，曾将大华厂的发电机房炸毁，使大华厂一度陷入瘫痪状态。后经奋力保护和抢修，大华厂终于在西安解放后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生产。
李宗春老人还向记者披露说，西安解放前夕，石凤翔的亲信和部分家人，带着整麻袋的银元准备逃跑时被厂里扣留了，后来他还分得了几块大洋。他还介绍说，石凤翔弟兄五人当时都在大华厂干事，石凤翔聘请的技师叫陈访周，其子在后来的大华中学执教。
而石凤翔早在1949年初，带着家眷南下四川，后经上海离开大陆。有报道说，1959年，石凤翔举家迁至香港，曾开设珠宝店，晚年病逝在香港。
大华的优质名号
在通往大华三村的纱厂东路，记者遇到了82岁的赵大爷。赵大爷是1949年进大华厂的，他说那时西安刚解放，军管会招工，他就去了，成为了一名钳工。
“解放初那阵，（大华）还不叫十一厂，效益好，待遇高，工资在西安是最高的，比铁路上的工资都高，听说铁路上的人有意见了，后来就降了。厂子内什么工种都有，自己发电、供水，设备有问题了，还能自己修理加工，不出厂就全解决了……大华厂生产的‘雁塔牌’棉布，越洗越白，就是最后磨破了，露出的纱线也是白的，当时西安人就认这个牌子，卖得特别好。”赵大爷说起大华厂的故事来，如数家珍，言语间流露出一种久违了的优越感和自豪感。
“现在的人，都以为旧社会工人吃不饱饭，也不全是这样，听那些比我更早进厂的人说，解放前，大华厂的工人吃的非常好，工人都吃食堂，8个人一桌，两荤两素。人家那个土豆丝，吃完后碟子里还有一层油，你想那菜能不香吗？”赵大爷说。
“有的工人还偷偷地把食堂里的馍带出去，卖给那些逃荒的。”此前，李宗春老人在家里也向记者这么说，无意中印证了赵大爷所言不虚。按照李宗春老人的说法，外面根本吃不到那么大那么白的馍馍，以至于“有的家里好几口人都在厂里上班”。
建国后，通过公私合营，大华厂恢复生产，继续沿用“大华”名号。1966年12月16日，大华纱厂更名为国营陕西第十一棉纺织厂。从此，“十一厂”逐渐被西安人熟悉，“大华”的名号渐渐被人们淡忘。与此同时，西安、咸阳、宝鸡等地也兴建了多家棉纺织企业，使陕西成为新中国纺织工业的重镇。在采访中，一位熟知大华历史的人士说，别看大华在陕西排名“十一”，其实大华是陕西纺织企业的黄埔军校，因为“这些纺织厂的技术骨干和管理干部多数出自大华”。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十一厂”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同国内众多老纺织企业一样，从亏损到停产，再到破产，不可逆转地走上了一条不归之旅。据赵大爷介绍，厂里传说改革开放不久，石凤翔的儿子从台湾回来，提出要收购厂子，条件是所有厂房、机器、工人全部留下，但行政管理人员一个不留。这意味着当时的领导们都要下岗了，自然没谈成。“要是让人家收了就好了，工人们也都享福了，至少比现在强。”老人惋惜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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