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95-2001年是我国文化产业的准备酝酿探索的阶段的话，那么，随着我国加入WTO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进入小康社会，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已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新阶段。1994-2001年是我国文化产业的酝酿探索的起步阶段，在这七、八年中，我国文化产业界逐步转变了观念，初步探索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道路。从历史看，我国文化产业的理论研讨的起步与欧洲、日本、韩国相比并不晚，但在观念上却徘徊多年，造成实践上长期犹豫不决的局面。欧洲、日本和韩国90年代中期先后致力于发展文化产业，1995年，日本文化政策推进会议在其重要报告《新文化立国：关于振兴文化的几个重要策略》中，确立了日本在未来21世纪的文化立国方略。其后，韩国也提出，知识密集型和高附加值的文化产业是最适合韩国的产业。政府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将文化产业培育成21世纪在韩国经济中起先导作用的国家基干产业。方针政策确定之后，日韩两国的文化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游戏软件、动漫画、日剧韩剧等文化产业迅速成长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振兴本国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对文化产业的关注和讨论是较早的，《中国文化报》早在1994年就率先举办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征文和讨论，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做了理论上的探索。但总体发展阶段的限制、计划经济框架下的文化体制和观念的陈旧滞后，严重束缚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使我国文化产业在总体上呈现为徘徊不前的局面。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面临巨大的机遇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机遇与挑战，机不可失，时不我待。
从世界来看，近年西方文化产业正酝酿着更大的发展，当代信息产业正在向创意产业（创造性产业）快速迈进，在美国，新经济中的文化要素构成了创造性经济的重要战略目标，欧洲、日本和韩国等国正在迅速崛起，文化产业的未来发展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商机。
从我国来看，经济全球化与加入WTO，为我们参与世界文化产业竞争创造了条件，也逼迫我国文化产业不得不进入国际大循环。从现实条件来看，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迅速进入小康社会的现实态势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内在的需求；特别是高新技术如IT业的高速发展，奠定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科学基础与技术保障。文化产业需要高新技术，高新技术也迫切需要文化产业（内容产业、创意产业）发展的支持。而文化创新则和技术创新一起，构成了我国未来社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不竭动力。
同时，作为成长中的经济大国，中国面对未来世界，需要也必须规划和大力建设发展中的文化大国和文化产业大国，重建“中国形象”和中国产业形象。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必须辅之以新的文化形象与文化策略。中国需要全面重建文化。而在文化建设中，首先推进国内文化经济与文化产业改革并准备外向的产业发展姿态。
那么，中国成长为未来世界文化产业大国是否具有可能呢？在当代世界文化产业发展中，美国实际上是一国独大。现在能够与美国抗争的只有欧洲法、德，未来可能在文化上具有发展潜力的是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在要素组合中目前中国处于相对有力的位置。这包括1.中国作为发展中经济大国的综合国力的提升；2.中国作为文化资源大国具有巨大潜力；3.中国在经济领域改革的成功范例和经验；4.中国近年网络等高科技发展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5.中国文化产业具有巨大的待开发人力资源；6.中国自身具有的巨大文化市场，等等。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首先是观念上的挑战。我们必须转变文化无关国计民生的“形象”，全面调整对文化在社会转型与总体结构中位置及意义的认识。文化作为发展的手段尽管很重要，但它最终不能降到只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或促进者这样一个次要的地位。“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文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对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文化政策是发展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未来世纪的文化政策必须面向和更加适应新的飞速发展的需要”。未来世界的竞争，是文化和文化力的竞争。
其次，我们必须把文化作为生产力来重新认识，探索发展先进文化生产力的道路。文化生产力观念表明，今天的文化作为一种大规模的社会生产，它就天然地具有社会生产的基本特征，具有流通、交换、消费等基本环节，具有市场条件下经济运作的全部过程。而第三代生产力的重要特征便是“文化的经济化、科技化”和“经济、科技的文化化”，以及由之产生的当代文化经济科技的一体化趋势。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文化的经济功能和经济、科技的文化含量。同时，文化作为先进生产力，文化产业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世界兴起的先进生产力是以高科技为基础的文化生产力。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总是在先进文化的开启和引导下向前发展的。当代经济、科技与文化的一体化包含的两大趋势——经济的产业下游化与公民需求上游化、高级化，就是以人的不断变化提升的需求为根本的。所以，当代以体验经济，心理产业，精神经济、眼球经济（注意力经济）为趋势的文化经济或新经济
但是，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仍面临着严峻的问题与困境。这主要表现为我国现有的文化产业基础十分薄弱，体制上延续计划经济的基本格局，仍然存在着的四大壁垒：所有制壁垒、部门壁垒、行业壁垒、地域壁垒；市场化程度很低；并且，毋庸讳言，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还存在着文化产业发展与主导意识形态的协调等众多问题。
运用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开展文化体制创新
面对挑战和机遇，我们必须在三个代表的指引下，全面贯彻16大精神，落实16大提出的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决策。坚决冲破一切妨碍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改变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做法与规定，坚决革除一切影响文化发展的体制弊端。运用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开展文化体制创新。
制度决定长期的社会经济绩效。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文化体制改革出现不对称或不平衡，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文化体制改革滞后或严重滞后，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与文化产业之间不平衡，要求对文化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而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必然要求文化体制改革。
文化体制的首要问题是计划体制与市场方式的矛盾，文化的市场改革将成为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体制改革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内思考和规划。稳步有序地向国内外各种所有制的经济实体放开文化市场准入限制；努力锻造在内外两个市场上具有强大核心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文化企业。政企分开、管办分开、现代企业制度等在经济改革中行之有效的改革实践应在文化领域积极推行和实践，经济、管理领域各个环节的成功经验和大量人才应全方位进入文化创新领域。总之，应借鉴世界各国文化管理上的经验，逐步消除壁垒，在市场经济的主导框架内推动体制改革。
内容产业的历史性登场
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已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内容产业的历史性登场。
近年来，现代传播媒介的高速发展，宽带技术、多媒体传播、数字化与互联网的兴起，对传统的经济与文化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种飞速发展的电子、数字通讯、信息技术给当代社会产业结构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文化市场发生了急剧变化。不仅文化艺术领域内部发生了行业内的大调整、大改组，新的艺术传播媒介如电视、卫星电视及网络文化的发展，使得像电影这样一些昔日文化艺术界的“龙头老大”风光不再，转而成为电视业、音像业的补充，而且网络文化从根本上为人类创造了新的数字化生存的新方式。法国学者阿曼德.麦特拉在其《国际图象市场》一文中指出的：“文化部门的不断的商品化以及相应的新传播技术的发展，已将文化置于产业结构与政治结构的中心。对于欧洲大部分国家来说，这是一种十分新近的情形。文化与产业之间的关系已经逐渐进入原先只集中于文化与国家关系的论争之中，并且已产生与现存文化定义的决裂。”这就是说，现代传媒高新技术革命对人类当代文化的发展和艺术文化生态格局正在产生着以往所无可比拟的巨大影响：当代科技的发展引起当代社会主导传媒形式的变化，而主导传媒形式的变化则引起了原有文化生态格局的全面变化。高新技术的产生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不仅导致所有传统文化形态的“升级换代”和现代更新，而且创造了大量崭新的文化形式。
知识经济与数字化曾使世界欣喜若狂，巨量的资金投入了网络业，全世界各行各业都争相到网络业来“烧钱”。在知识经济的泡沫吹破之后，人们痛定思痛，深刻地认识到，在新一轮新技术革命的经济环境中，文化发展如果不与这种高新技术与经济的革命性突破相结合，就会被飞速发展的现实世界淘汰出局。反之，在基础设施和技术手段达成之后，在传播或发送的方式解决之后，传播或发送什么就显得极为重要。作为“上帝”的消费者他们需要什么消费什么，成了发展的关键。没有千百万人需要或喜爱的文化的内容或节目，高新技术与新经济就没有了市场，没有了市场也就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事实证明，正是缺乏文化产业的有力支持，知识经济才落入低谷，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无疑，当代新一阶段的技术革命迫切地需要文化产业的支持。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网络等媒介产业的生存能力取决于“内容”的创造和消费。从发展的环节看，内容产业成了文化经济传播交流的“基础的基础”。
因此，建设与未来世界新的经济形态和技术形态相协调的新的文化产业形态——内容产业与创意产业，就成了新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文化产业需要高新技术，高新技术也需要文化产业——内容产业。于是内容产业便历史地、合乎逻辑地登场了。
什么叫内容产业（或译节目产业）？简言之，内容(content)即流过那条“粗管子”——光纤宽带电缆的所有节目。欧盟“Info2000计划”中把内容产业的主体定义为“那些制造、开发、包装和销售信息产品及其服务的产业。”内容产业的范围包括各种媒介上所传播的印刷品内容（报纸、书籍、杂志等），音响电子出版物内容（联机数据库、音响制品服务、电子游戏等）、音像传播内容（电视、录象、广播和影院）、用作消费的各种数字化软件等。所以主导的内容产业就是视听传媒业。这些产业是经济价值的生产者，不管是通过票房收入、转播权等的产值的直接增长，还是以不同的方式出售媒体产品获得收益。
重庆乡镇经济实现绿色崛起需要以文化产业为支撑。乡镇是连接农村与城市的重要纽带，是推动农村发展进步的重要着力点和支撑点。对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于一体的重庆而言，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率先在西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乡镇的绿色崛起是关键。乡镇经济的绿色崛起离不开绿色产业的支撑。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一个地区应选择扩散效应最大的产业或产业群作为主导产业，重点扶持，加速发展，从而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由于自然条件、地形地貌及资源禀赋的限制，重庆绝大多数乡镇不适合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为支撑，这已经为半个世纪以来重庆工业化发展历程所证明。文化产业具有污染小、能耗低、效益高的特点，不仅高度契合生态文明价值理念，而且其发展繁荣能够带动乡镇的旅游观光、休闲度假、餐饮娱乐等新的经济增长点，甚至为下一个新兴产业搭建新的平台。文化产业对镇域经济具有良好的带动效应，符合扩散效应的经济带动原理。加之重庆历史文化底蕴丰厚，大足石刻、綦江版画、秀山花灯、铜梁火龙等民间艺术盛行，乡镇经济非常适合发展文化产业。在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高度重视生态文明的当下，文化产业应该成为重庆镇域经济绿色崛起的支撑产业。发展乡镇文化产业是重庆乡镇落实生态文明战略的内在要求。2013年9月，重庆市委四届三次全会将渝东北11个区县定位为生态涵养发展区，将渝东南6个区县定位为生态保护发展区，明确提出“建设绿色经济发展高地、重要生态屏障、生态民俗文化旅游带……”［3］对于重庆各乡镇，尤其是渝东南、渝东北各乡镇来说，在力争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又要避免高能耗、高污染等问题，为三千万重庆人民留下一片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关键是要依靠以文化产业为代表的绿色产业来落实生态文明战略。为此，重庆市政府设立了历史文化名镇基础设施建设配套费，出台了有利于名镇保护与利用的具体政策和措施，每年支持每个区县2500万元，用于名镇的历史文化保护与开发。文化是推动经济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内在精神力量。以保护和开发特色文化资源为抓手，推动一大批特色文化乡镇的形成，是重庆统筹城乡发展、实施生态文明战略的重要使命。
二、乡镇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重庆文化产业总体发展迅猛。据蔡灵、薛胜文、沈哲彦等统计，2005—2012年，重庆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从66．66亿元增长到约420亿元，年均增长近30%，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2%提高到4%左右，重庆文化产业正向支柱性产业迅速迈进。据文创网披露，2013年，重庆市文化产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上半年实现电影票房收入3．45亿元，居西部第二、全国第九，同比增长31．23%;广播电视收入12．2亿元，同比增长11．97%，其中广电集团总收入11．7亿元，同比增长14．91%;直属院团公益演出218场，商业演出281场，其中演艺集团总收入3264万元，同比增长8．5%。与迅猛发展的城市文化产业相比，重庆乡镇文化产业发展还比较缓慢。由于乡镇文化产业、甚至整个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尚未纳入有关部门统计范畴，目前无法用详细、准确的数据对其进行描述。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对重庆乡镇文化产业的现状做个基本判识:一是从发展基础看，重庆乡镇文化产业已有一定基础，但底子薄、基础差，发展速度慢。受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制约，重庆农村包括乡镇居民文化消费需求不高，消费支出偏小，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重庆城市居民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的5．98倍，文化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基本集中在大中城市，乡镇得益非常有限，全市3．64万文化人才主要集中在市级宣传文化单位，乡镇文化站专门工作人员则严重流失［5］。二是从区域布局看，重庆乡镇文化产业发展极不平衡。总体而言，经济社会发展较好、交通相对便利的渝西地区乡镇文化产业发展要好于渝东南和渝东北“两翼”地区;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底蕴、良好民间艺术基础或者拥有得天独厚自然资源的乡镇，其文化产业发展较快，而没有上述条件的乡镇文化产业发展举步维艰。三是从发展模式看，重庆乡镇文化产业目前主要是依托现有文化、艺术资源或者旅游资源，就地取材，“看米下锅”，缺乏“无中生有”“借船出海”的胆量和气魄，当然就更谈不上产业资本运作了。
三、发展乡镇文化产业的路径建议
综观国内外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结合重庆实际，笔者以为，乡镇文化产业走“打造品牌—引智创新—产业集聚”的发展路径是可行的。依托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打造本地文化旅游品牌是乡镇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的起点。重庆民间文化、民族文化丰富，许多乡镇具有非常独特的旅游资源、历史文化资源、民间文艺资源。綦江版画、铜梁火龙、秀山花灯、酉阳摆手舞、九龙楹联、梁平三绝(梁山灯戏、梁平年画、梁平竹帘)、接龙吹打、木洞山歌，是重庆的特色民间艺术。此外，重庆的民歌民谣、民间舞蹈如木叶情歌、喝茶歌、秧锣鼓、竹筒舞、铜铃舞等风格别致;“过赶年”“三月三”“赶秋节”等民族节日精彩纷呈;石板街、封火墙、印子屋、四合院、吊脚楼等民间建筑风格独异;媷油粑粑、酿豆腐、乌江鱼、油茶场等民间饮食别具特色……这些民间文化加上底蕴丰厚的历史文化、风光独特的自然环境，形成了强大的文化旅游基础。若政府能够牵头搭台，调动社会各方力量，那么，打造独特的乡镇文化旅游品牌是切实可行的。武隆县依托仙女山镇“天生三硚”等独特奇异的自然风光，聘请张艺谋等文化传媒专家对川江号子、哭嫁歌等民俗文化进行深度挖掘，精心打造了印象系列情景剧之印象•武隆。该剧公演后，3个月内就成功演出近百场，门票收入突破2000万元。同期，武隆县接待游客346．1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6．44亿元，同比增长19．08%和20．53%，带动仙女山镇和武隆县经济大幅增长。
乡镇文化产业要由小做大，还必须在此基础上积极引智创新。引智创新，就是乡镇在缺乏人才的情况下借用外部智慧对文化产业进行培育和打造，形成自己独特的品牌。对严重缺乏文化产业专业人才的重庆各乡镇而言，引智创新至少有四种方式可作参考。一是借用外部智慧对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包装打造，形成独特的文化旅游品牌。印象•武隆即是借用张艺谋、王潮歌、樊跃等外部智慧打造文化旅游品牌的成功典型。风光秀美、旅游资源丰富的渝东南、渝东北各乡镇宜将此种方式作为首选。二是借用外部智慧将本地文化资源如特殊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家族文化、耕稼文化、饮食文化等等，与本乡镇地形地貌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开发，打造具有浓郁乡土文化气息的特色小镇。文化是特色小镇之魂。当前一些“古镇”盲目仿古、冒古、造古，终究沦为“四不像”，关键就是没有抓住特色文化这个“魂”。历史悠久、民俗文化丰富的渝西各乡镇可考虑此种模式。如永川松溉古镇，滨临长江，交通便利，自明清以来多次作为县衙治所，其古街、衙门、城隍庙等建筑保存完好，又有诸葛亮神树传说，民间饮食“九大碗”享誉重庆……若能聘请文化传媒专家将这些文化要素进行综合打造，凝练出松溉古镇的特色文化并使其得以彰显，则该镇的文化旅游产业将迅速实现突飞猛进。三是借用外部智慧将本地特殊的文化资源制作成为电影、动漫、网络小说或者游戏作品等等。重庆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历史典故题材丰富，据段庸生、张雪梅等考证，重庆地区民间广为流传的这类文化题材多达250余个，诸如巫山神女、涂山禹迹、金鹰降螺、白帝托孤、蛇吞象等经典故事，都是值得影视业和动漫业深度挖掘并打造的好素材。四是借用外部智慧牵线搭桥或者“无中生有”，利用本地自然资源或者文化资源与文化传媒企业合作打造影视拍摄基地。拥有独特外景拍摄条件的乡镇，如南川、奉节、云阳、巫山等区县的一些乡镇可以借鉴龙兴镇两江国际影视城的做法。该影视城以“民国历史”“巴蜀特色”为主要外景拍摄主题，兼具“影视拍摄、影片观看、产品展示、高端论坛、特色旅游”五大功能，规划面积5平方公里，建成后将实现每年拍摄5部经典影视作品、年均游客500万人、年服务业产值逾500亿元的发展目标。目前虽尚未完全建成，但“民国街”已初具规模，游“民国街”、逛龙兴古镇成为重庆一日游的理想选择之一。
乡镇文化产业发展的落脚点是实现文化产业的集聚。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工业区理论本质上是一种产业要素集聚理论，该理论认为，同一产业越多的企业聚集于一个空间，就越有利于企业所需生产要素的聚集，而空间内生产要素聚集越多，就越容易降低该产业的平均生产成本，而且随着各生产要素专业化的加深，生产将更加有效率，该空间企业也将更具有竞争力。重庆乡镇文化产业经过若干年的品牌打造、引智创新，积累起一定的产业基础之后，必然走向产业集聚。产业集聚的初始阶段是生产要素的集聚。就某一乡镇而言，文化产业生产要素的集聚主要是指该乡镇文化旅游品牌或者文化产业主导项目所需的劳动力、资金、能源、运输以及其它专业化要素源源不断的集聚。这些要素的集聚一方面不断降低该文化产业品牌或主导项目的生产成本、提升其竞争力，另一方面还促进与本品牌或主导项目相关的其他产业的集聚。这些文化企业之间主要是互补关系而非竞争关系，他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可以促进彼此更好地发展。就某一区县而言，文化产业的集聚应该是一种大文化产业即产业群的思路，其域内文化企业之间、各乡镇之间应该形成品牌的差异和互补。武隆县的产业集群发展思路可资借鉴:该县以文化旅游品牌为核心，吸引一大批文化旅游产业、文化生态产业、文化装饰产业、文化创意产业落户县城及周边各镇，推进文化旅游产品、营销、服务国际化进程，做优生态农业，做活现代服务业，拟用5～20年时间把近3000平方公里的县域全境打造成为一个宜居、宜游、宜业的大公园。重庆乡镇文化产业要成功走出“资源开发—引智创新—产业集聚”的发展路径，须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首先是县级及以上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由于经济欠发达，重庆大多数乡镇，尤其是渝东南、渝东北的乡镇严重缺乏发展文化产业所必须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物流等诸多要素。
从国内看，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则更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莫说文化产业不被承认，连文化市场也不被承认。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文化功能日趋多样化和丰富，文化的产业属性逐步显现出来，以营业性舞会和音乐茶座为发端的文化市场日益活跃。在这种形势下，1987年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了《关于改进舞会管理的通知》，正式认可营业性舞会等文化娱乐经营性活动。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提出文化市场的概念，同时明确了文化市场的管理范围、任务、原则和方针。这标志着我国“文化市场”的地位正式得到承认。1989年国务院批准在文化部设置文化市场管理局，全国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开始建立。
1992年，十四大之后出版的国务院办公厅综合司编著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一书，明确起用了“文化产业”的说法，这是我国政府主管部门第一次使用“文化产业”概念。1993年12月8日，《中国文化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当时文化部领导的讲话，提出“在改革开放中发展文化产业”，这是我国政府文化行政部门领导人首次全面阐述对于文化产业的政策性意见。200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其中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里提出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推动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的结合”；有关文化产业的说法达六处之多。2001年3月，这一主张为九届人大四次会议所采纳，并正式被纳入全国“十五”规划纲要。于是，“文化产业”这个近年来频频出现于报端的概念，正式进入了党和国家政策性、法规性文件。“文化产业”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于文化产业的承认和对其地位的认可。它标志着，发展文化产业开始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发端于美国，滥觞于欧洲，挟新经济之势蓬勃于世界的朝阳产业正在中国迅速崛起。但《建议》只提出“文化产业”概念，但并没有明确文化可以分为“事业”和“产业”两个部分。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第一次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由以上两个过程可以明显看出，文化产业先有其实，后有其名，经历了长期的有实而无名阶段，然后才提出“文化产业”概念。关于文化产业的发展阶段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划分为“酝酿、探索阶段”和“加速发展阶段”，认为“如果说过去十年是我国文化产业酝酿、探索阶段的话，那么，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已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新阶段，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党的十六大做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部署。”[1]有的则划分为“初期发展阶段”、“探索发展阶段”及“全面提速和全面融入国民经济发展总体战略的阶段”，认为“改革开放20年以来，中国的文化产业的发展经过了以‘文化事业’为基本特征的初期发展阶段，以‘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为基本特征的探索发展阶段，目前正处在‘发展’、‘转型’、‘入世’三大任务并存，全面提速和全面融入国民经济发展总体战略的阶段。”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遗漏了改革开放前的文化产业发展史，容易使人产生古代、改革开放前不存在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只是改革开放乃至只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的产物的误解。事实上，文化产业古已有之，计划经济体制也不能将其完全扼杀。从我国的文化产业从古到今的全部历史及发展趋势来看，文化产业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有实无名阶段。从古代到1956年底“三大改造”完成属这一阶段。建国前，我国尽管没有文化产业的概念，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也很小，但却并非不存在。上文提到的古代的戏曲表演、口技表演、评书说唱、杂耍表演、武术表演、书画刊印等皆是文化产业。因有其实而无其名，故称之为“有实无名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体制扼杀阶段。从“三大改造”完成后的1957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属这一阶段。这一阶段的文化体制是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建立起来的，实行的是计划管理模式，出于当时的需要，只强调文化作为思想道德教育手段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属性，忽视乃至排斥文化作为消费产品的商品属性，忽视乃至排斥文化产业在发展现代经济，以至于发展现代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这种体制人称“事业单位体制”，其运行模式是“财政支持型”、“社会福利型”，俗称“政府办文化”。这一阶段的文化产业遭到体制扼杀，但仍没有绝迹，新华书店、出版社等也是当作企业来经营，自然属于文化产业。
第三个阶段是萌芽起步阶段，也即文化市场合法化阶段。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属这一阶段。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广州东方宾馆开设了国内第一家音乐茶座。随即，营业性舞厅等经营性文化活动场所在各大城市争相开业，我国第一次出现了文化市场。到了1987年2月，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局联合发出了《关于改进营业性舞会管理的通知》，第一次明确了举办营业性舞会的合法性质，文化经营活动正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合法组成部分。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局又联合了《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不仅在政府文件中首次出现了“文化市场”的字眼，而且对众说纷纭的文化市场的范围、管理原则和任务等做了界定，从而结束了文化市场管理无法可循的局面。
第四个阶段是酝酿徘徊阶段，也即某些学者所说的酝酿探索阶段。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结束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属这一阶段。这一阶段，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文化产业界逐步转变了观念，初步探索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道路。1992年，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提到要“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把“文化卫生事业”当作了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重点。同年出版的国务院办公厅综合司编著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一书，明确起用了“文化产业”的说法，这是我国政府主管部门第一次使用“文化产业”概念。1993年12月8日，《中国文化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当时文化部领导的讲话，提出“在改革开放中发展文化产业”，这是我国政府文化行政部门领导人首次全面阐述对于文化产业的政策性意见。随着国民经济“九五”计划的顺利完成，我国经济告别了“短缺时代”，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社会对精神文化需求明显增加，党和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政策进一步明朗化。1999年，国务院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在《关于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进文化、教育、非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保健的产业化”，文化产业第一次被正式纳入国家发展计划的政策视野。1999年1月，“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研讨会”在大连召开；5月，文化部与亚欧基金会共同举办的“亚欧文化产业和文化发展国际会议”在京召开，这是我国召开的第一个关于文化产业问题的政府间国际会议。2000年10月13日，在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结束之后的第三天，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举行的文化产业理论研讨会上做了长篇讲话，对于发展我国文化产业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意见。随后，文化部文化产业司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文化研究中心于10月22日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大城市文化产业研讨会”。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21世纪中国文化产业论坛首届年会”。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前后召开的这几次重要会议，积极配合党中央关于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的重大战略决策，起到了舆论准备和学习宣传的重要作用。这一阶段，文化产业在我国迅速崛起，成为我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但与其它国家相比，这一时期我国的文化产业反而相对落后。我国对文化产业的关注和讨论，与日本、韩国相比并不晚，但因一些人的传统思想教条难以打破，感情上不愿接受文化产业化，条块分割的计划式文化体制又使文化产业缺少生机和活力，我国文化产业在这一阶段总体上仍呈现为徘徊不前的局面。同一时期，日韩两国的文化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游戏软件、动漫画、日剧韩剧等文化产业迅速成长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振兴本国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国文化产业并没有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对我国经济的贡献仍然微乎其微。
第五个阶段是加速发展阶段。从2002年党的16大召开至今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都属加速发展阶段。16大吹响了我国文化产业全面发展的号角。自此以后，党中央召开了文化产业学习会，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开始实施，“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建设文化大市”、“文化立市”、“文化兴市”、“文化强市”、“文化强县”、“文化强镇”、“文化兴企”等一系列文化图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方针在各地纷纷提出。标志着我国文化产业开始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新阶段。2003-2004年，我国文化产业的投资大大增加，公共财政对文化设施的拨款规模几乎超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总和，大量业内和业外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资本正在冲进文化投资领域，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投资高潮正在兴起。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权威的统计数据支持了这一点。2003年7月，为全面反映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情况，由牵头，成立了国家统计局、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国家文物局等单位参加的“文化产业统计研究课题组”。经过深入研究，课题组对我国文化产业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提出了《文化产业及相关产业分类》，并于2004年7月，利用现有的统计资料对2003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的主要指标进行了初步测算，首次公布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官方数据。从总量上看，2003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3577亿元，占GDP的3.1%。2003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有从业人员1274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7.44亿人）的1.7%。如果按照GDP增长持平计算，2004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创造的增加值将接近3900亿。从结构上看，在我国诸种文化产业中，以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如新闻、出版、广电和文化艺术等为主构成的“核心层”有从业人员223万人，实现增加值884亿元；以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起来的新兴文化产业如网络文化、休闲娱乐、文化旅游、广告及会展等为主构成的“层”有从业人员422万人，实现增加值835亿元。新兴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已超出传统文化行业近1倍，创造的价值已接近传统的几个产业部门。从事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生产、销售的“相关层”有从业人员629万人，实现增加值1858亿元，其发展规模在整个文化产业发展中占据了一半。[2]这些权威统计数字传递出了非常清晰的信息：我国新兴文化产业的规模已经超过传统文化产业部门，整个文化产业的带动作用已经非常明显。
第六个阶段是成熟阶段。如同其它任何产业一样，文化产业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加速发展后,必定走向成熟，其主要标志是：（1）文化产业发展的思想障碍基本消除，整个社会都积极支持其发展；（2）文化管理体制基本理顺，建立起适合文化产业发展的管理体制。（3）社会优秀人才大量投身文化事业，有力地支撑了文化的创作、出版、展演、传播、教育、销售及消费各个环节；（4）从业人员较多，为增加就业作出了重大贡献；（5）在GDP所占比重较大，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得到确立。不过应注意的是，因基数大、发展潜力缩小，这一时期的增长速度与以前尤其是加速发展阶段相比，并不快，甚至会有所下降。
[参考文献]
[1]颜彦，张乐.聚焦浙商“文化投资热”.
音乐文化产业是一种以知识作为基础的产业文化,在音乐文化中具有很强创新的理论设计,也有的是有能力的劳动者自己创建的,通常都是将音乐文化作为核心观念,聚集音乐文化、信息技术、传播方式、自动化技术等结合在一起的知识的结晶,所以自身的知识性就很强。
二、我国音乐产业的发展情况
目前,我国每个地区都设立了专门从事音乐产业发展的部门,也慢慢形成了比较健全的管理体制,这给现代化建设阶段里音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保证。
1.缺少自主发展以及穿凿能力,造成竞争力低下由于音乐长时间都受制于传统体制,几乎不具备自由发展和创造的空间。虽然音乐出现了很多新产品,但是有价值的确很少,有些音乐企业只是看重生产,并不关注市场情况,一味的投入忽略产出,注重形式而忽略内容,对内容只是进行仿造,缺少接近大众的好产品。使得整个音乐市场都受到国家经济发展的约束,制约了音乐市场的前进,造成竞争力下降。
2.缺乏高素质音乐人才,造成原动力不足音乐人才是音乐发展的主要资源,现在我国的音乐产业人才还很少。由于原有教育培训机构的影响,我国音乐产业的人才量、结构以及整体素质还不能满足音乐产业的发展速度。尤其是对于一些缺少具备音乐知识与技术、经济的综合性人才,造成创作的原动力不足,影响了音乐产业的发展。
3.缺乏健全的法律体制音乐文化作为文化产业的主要组成,它的版权维护问题也是文化产业的问题。最近几年,虽然一些唱片公司给其做了很大的投资,也创造出了精品文化,但是却让一些盗版商偷窃了,造成唱片公司大量的经济损失。除此以外,由于网络经济的迅速发展,音乐文化也被在网络上公共使用和下载等,这些都给传统音乐市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造成音乐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受到迫害。总结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关键还是有关音乐文化产业的一些法律体制不够健全,法律制度缺乏操作性,监督管理也不好。
三、我国音乐文化产业发展的具体措施
1.加强自主创新能力
创造音乐品牌来提升竞争力自主创新能力能够影响国家的综合国力,也是进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更是我国音乐文化产业健康、迅速发展的基础。品牌经营是音乐产业形成的开端,最后慢慢再发展成产业经营。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发展音乐文化的时候不但要将这个优势充分利用,还要不断创新,将时代的新元素融入到音乐当中,创建出真正属于我们的品牌。所以要将音乐创意品牌和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创造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精品,形成的品牌。与此同时,还要做好市场的宣传,将自己的品牌推入市场,满足市场的需求,提高音乐产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2.培养专业的音乐人才
在现在的经济条件状况下,音乐产业和其他产业的结合是一种趋势,所以在培养音乐人才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对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逐渐健全人才教育机构,尽量培养一些高技能人才。第一,一些高校要专建一些音乐经济、音乐管理以及音乐营销的音乐,然后再和另外的学科结合,强化对学校的教师、音乐装备以及教学技术的培养,加快音乐专业人才素质的提升。第二,音乐企业要强化对职工的培养,为员工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不断提升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第三,要借助不同的方式来创建音乐文化氛围,激发音乐人的创作灵感,促进音乐人创作的积极性。
[关键词]“公司+协会+农场”；发展；奥秘
农业产业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农业产业化经历了10余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必须清醒看到，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总体水平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我国农业产业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很低，发展中还存在龙头企业规模小、龙头企业与农户的结合仍较松散等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农业产业化，以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临武舜华鸭业的成功发展历程在这方面作些探索。
一、临武山水鸭天下
湖南临武鸭是我国名地方麻鸭之一，又是古代皇家贡鸭。作为临武鸭产业的部级龙头企业——临武舜华鸭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10月。公司自创立以来，始终贯彻“服务农民、报效社会”的经营宗旨和“名在质量、利在创新”的经营理念，不断发展创新，构建了“公司+协会+农场”的产业化经营模式，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龙头企业规模不断壮大，带动能力不断增强
目前，舜华鸭业已建成现代化加工厂2个，种鸭场3个，规模养殖场106个。2005年出栏加工达到550万羽，实现销售收入2.8亿元，实现利税总额2670万元。带动农户23600户，户均增收1160元。
(二)产品不断优化，品牌影响力不断增强
产品由过去的卤鸭发展到现在的香辣鸭、板鸭、鸭肉粽等8大类70多个品种产品，产品畅销全国20多个省市，远销香港及南非等地区和国家。2004年“舜华”商标被认定为“湖南省著名商标”，形成了良好的品牌效应。
(三)基地建设初具规模，养殖基地与龙头企业的关系更加紧密
舜华鸭业产业的发展带动了鸭业生产基地的建设。目前，有规模养殖农场106个，平均养鸭10万羽以上。同时通过协会与公司签订合同，既解决了家庭式生产与市场脱节的矛盾，又解除了舜华鸭业的原料的后顾之忧，从而使基地与龙头企业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四)农民收入得到保障，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出路得到拓展
“公司+协会+农场”模式的创新，使农户有了公司和协会的多项服务保障，养殖农场农户每养殖1羽鸭可获利1.5～2.0元，为农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随着产业的发展壮大，还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新的出路，现今，公司员工有850人，直接安排农村和街道剩余劳动力近800人，带动种养殖农村劳动力近9万人。
二、创新发展：从“丑小鸭”到“天鹅”的蜕变
临武舜华鸭业公司在实现临武鸭产业化的过程中，一直在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产业化发展模式，通过不断摸索总结产业经营模式，走出了一条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希望之路，实现了从“公司+农户”到“公司+基地+农户”再到“公司+协会+农场”的三次跨越式发展，从“丑小鸭”成功蜕变为“天鹅”。
(一)“临武鸭模式”的演变
1、“临武鸭模式”的雏形：“公司+农户”
1996年，临武鸭业公司实行“公司+农户”模式，由公司与养鸭户签订购销合同，鸭农按照合同约定养殖临武鸭，鸭业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收购临武鸭。从“临武鸭模式”的实践看，由于公司无法完全监控临武鸭的养殖质量，导致加工成品质量不过关；另外，由于农户分散，计划性不强，养殖难以控制，养鸭成活率仅为70％，无法取得规模效益，因而该模式不久便被淘汰。
2、“临武鸭模式”的发展：“公司+基地+农户”
1999年10月，舜华鸭业公司成立，提出了“公司+基地+农户”的产业模式。由公司开发养鸭基地，统一提供鸭苗、防疫、调配饲料，鸭农参与到基地生产中去。从“临武鸭模式”的实践看，第一，由于少数农民短视，基地不足以制约养鸭户。当公司试图借助乡村的集体力量，通过签订基地建设合约，以此把分散的农民按原有的行政划分来组织起来，以达到专业化、规模化生产，取得效益。实践证明，以行政命令式的行政组织——村委会这一有着多元化社会目标的组织难以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发挥中介组织的效率，更违背市场机制的运营，难以奏效。第二，农户分散经营，是独立个体，现实利益太强，合同信誉度差。同时，对鸭子也不便于防疫管理，一旦发现死鸭，极易发生大规模感染传播，造成整个基地瘫痪。第三，“一家一户一口塘”连起来形成的基地，在养殖过程中遇到了基本农田有限的新问题，规模发展遇到瓶颈。因而该模式也被淘汰。
3、“临武鸭模式”的深化：“公司+协会+农场”
从2003年开始，舜华鸭业公司通过不断探索，提出“公司+协会+农场”的产业化新模式。“公司+协会+农场”的运作方式是，首先由公司根据市场需求预测，通过契约与合同和协会或农场约定本年度生产的数量、品种及主要的品质和技术指标。协会会同公司再把生产任务分解落实到各个农场农户。农副产品收获后，由协会(或与公司一起)验收、收购。从“临武鸭模式”的实践看，公司鼓励、支持和帮助养鸭大户利用全县闲置的山塘水库办农场，由分散的小规模经营逐渐转向农场规模化养殖。通过协会将农户拧成一股绳，减少了利益主体，大大提高了养殖效率。公司与养鸭户形成了稳固的契约关系，具有很强的带动能力和明显的规模效益。
(二)“临武鸭模式”的创新
1、组织形式的创新——协会与农场的引入
“临武鸭模式”通过由“公司+农户”到“公司+基地+农户”再到“公司+协会+农场”模式的转变实现了组织形式的创新。协会由公司引导，农民在自愿的原则下组织起来，协会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信息、调剂资金、协调生产、帮助交易谈判等等。农场由几户、十几户农民自发成立，采取合伙、股份合作等方式经营。协会与农场的引入，一是有利于在合作组织范围内成员互相间了解、信任和监督。中国农村是一个典型的静态社会，通过地源关系、亲缘关系，农民之间不仅相互了解，而且存在着相互监督和道德约束。因此，协会和农场能够对分散农户的机会主义进行监督和约束，从而弥补了前两种模式的组织缺陷。二是有利于节约签约、执行和监督契约的成本。养鸭协会和农场的介入，公司只需和协会或养殖农场签订合同，由一方对多方(散户)到一方对几方(农场和协会)，监督起来也比较容易，更较大程度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三是有利于企业与农户之间购销关系的稳定，公司、协会与农户之间的组织关系较以前更为紧密。
2、风险利益保障机制的创新——“三统一”服务与“5、4、3”扶持政策
在鸭子养殖过程中，为确保临武鸭品质，公司组建了下属控股子公司——临武鸭养殖公司，成立了临武鸭养殖协会，对养殖户统一发放纯种临武鸭苗、统一防疫治疗、统一饲料经营。通过“三统一”服务，一方面使农户养殖的鸭子达到“无疫病、无违禁添加剂和无规定药物残留”的“三无”安全要求，确保了鸭子的质量和安全；另一方面提高了鸭子的孵化率和成活率。目前，临武鸭种蛋孵化率在95％以上，养殖成活率在90％以上，降低了鸭农经营风险，提高了养殖效率。
为进一步发展临武鸭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公司积极探索，在龙头企业、养殖公司、信用社、农户之间建立四方信贷机制，并建立了风险保障机制：对养殖户实行“5、4、3”的扶持政策，即养殖户每养1羽临武鸭，信用社给予贷款5元，舜华鸭业公司给饲料款4元，养殖户自筹资金3元。公司还设立临武鸭养殖风险基金，由财政出资10万元，公司出资20万元，养殖户按实际交鸭数量每羽上缴0.05元共同筹措。基金由临武鸭养殖协会按照“专款专用，遇缺即补”的原则掌握使用。对那些因自然灾害、疫病、意外导致一次性损失在500元以上的养殖户，经鉴定给予适当补偿。从公司方面看，公司统一发放鸭苗，每羽鸭苗可获利0.2元；统一饲料供应，每吨饲料可获利50元；通过深加工，每羽鸭可获利1元；统一防疫，自制蛋黄疫苗、大肠杆菌疫苗还可获利。临武鸭产业化环环得利，企业与农民共同发展。
3、技术开发培训机制的创新——技术开发与技术培训职能的分离在前两种模式中，养鸭农户的技术培训是由公司出面解决，采用“公司+协会+农场”模式后，技术开发由公司负责，而技术培训与推广由养鸭协会负责。职能的分离一方面有利于企业集中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生产经营中去，向专业化、规模化方向更快地发展，更好地带动农民致富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协会发挥科研机构、政府的技术推广部门与农民之间的桥梁作用。
总之，与前两种模式相比，“公司+协会+农场”在稳定契约方面具有较大的组织优势。当然，它仍然存在着一些信息和履行方面的制度缺陷。应当肯定的是，正在兴起的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村制度的又一次深刻变革，而产业化组织模式的创新则是这一变革的先导和支撑。农村经济组织创新的意义即在于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活动稳定地联接在一起并使之一体化，以提高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真正解决“小农户、大市场”的矛盾。
三、成功的奥秘和经验启示
推进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舜华鸭业的“临武鸭模式”对此进行了有益探索，可以从中得出诸多有益的启示。
(一)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必须与产业发展的具体情况相适应。而不应搞“一刀切”
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的发展同样是一个组织程度由低到高，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随着产业化发展，舜华鸭业根据鸭业生产加工的特点，从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出发对产业化组织形式和利益联结机制适时进行创新，从“公司+农户”到“公司+基地+农户”再到“公司+协会+农场”，逐步形成了企业、协会、农场三者分工协作和“利益均沾，风险共担；联利联心，共同发展”的经济共同体。从生产关系角度看，这是一种体制模式，它能够将农民家庭同相关组织，按照产业联系和利益关系，组成生产经营共同体甚至命运共同体，优势互补、分工协作，有效地防止利益结构的扭曲和失衡，克服了家庭经营“一小二散”的问题，适应了当前产业化发展的需要，是新型的农村社会主义市场关系，是促进家庭经营走向现代化规模经营的有效组织形式。可见，农业产业化具体组织形式要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出发加以选择，并不断进行完善和创新。
(二)社会化大生产的龙头企业必须有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相匹配，家庭农场、合作制和股份制农场将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主要组织形式
根据产业经济理论，专业化分工、协作不仅扩大市场交易规模，而且促进企业的创立和发展。当农业的发展更多地利用工业分工的成果并同时与工业品的交易规模增大的情况下，农业的传统生产方式将逐步让位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在现代农业生产方式中，应该以农场生产经营为主，龙头企业和各种专业化服务组织进行社会化的服务，是一种市场或契约联结下的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相匹配的生产组织方式，农场只从事生产，而产前、产中、产后的各种服务都由社会分工产生的龙头企业和各种服务组织(龙头企业、合作组织、技术协会、行业协会等)提供。
临武鸭最初由农户零星饲养，生产水平低，经营效益低，后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推进经营资源向企业和养殖大户集聚，在建立养殖基地的基础上培育和发展一大批养殖农场(基本上是家庭农场或者合作制农场)，使产业规模得以迅速扩张和稳固，企农经济效益都有明显提高。“临武鸭模式”成功经验和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龙头企业必须有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相匹配，家庭农场、合作制农场和股份制农场将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主要组织形式，从而不断推进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有效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和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三)协调利益分配必须充分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中介组织的发展将成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剂
多元参与者主体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营利益共同体，是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中，利益分配问题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系统中最核心的问题。在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中，中介组织能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在市场中的谈判地位，促进龙头企业与农场(农户)之间利益的合理分配，成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剂。“临武鸭模式”为我们提供的成功经验是，充分发挥专业协会的功能，以产品为纽带，协调农企利益关系、增强相互信任和理解，可以将不同经营主体形成合力，通过“专业化分工+社会化服务”，形成规模化经营，生成规模效益，使产业化链条内部的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联系更加规范、紧密、协调，有效实现了养鸭产业由传统饲养变为规模饲养、由传统经营向现代规模经营转变。
(四)增强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必须不断进行自主创新
龙头企业经济实力、竞争能力的强弱和产业牵动能力的大小，直接决定着产业化经营的规模和成效。而龙头企业竞争能力的强弱和产业牵动能力的大小关键在于自主创新。在一定意义上，技术创新是农业产业化的灵魂所在，农业科技开发和应用的水平直接决定着农业产业化的水平；市场需求是第一需求，得市场则得天下，没有市场，产业、企业无法生存更无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龙头企业市场开拓力度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产业化经营的成败；而制度创新是激发企业活力和调动要素生产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对企业的发展壮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舜华鸭业坚持“名在质量，利在创新”，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开发部，并与华南农业大学、广东仲恺农业技术学院等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积极推进技术创新；建立销售网点1800多个，并通过广告宣传、抽奖旅游等活动，形成了强大的营销网络，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日益扩大；积极推进生产组织方式、风险利益保障机制的创新，积极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以此为基础完善内部制度，将管理层和员工通过股权和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以技术、营销、产权为主的自主创新，从根本上增强了企业内部活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表现出强劲的优势，有效地承担起龙头企业的产业带动作用，达到了“创一个龙头、牵一群产业、活一方水土、富一方百姓”的目的。“临武鸭模式”的经验表明，自主创新不仅可以为传统产业注入强劲的活力，而且能够不断拓展产业的发展空间，具有提升产业竞争能力和带动能力的巨大能量。
打造文化产业中的高端形态，在当今全球化的社会大格局下，应用技术系统成熟不断进步，网络信息化完备，各种高新技术可以一夜之间传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充分发掘和利用传统文化与新兴的广播影视、动漫、音像、传媒、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工艺与设计、雕塑、环境艺术、广告装潢、服装设计等方面创意群体的联系和融合，通过网络与世界接轨，生产出具有独特文化气质的国际级文化产品，这才是产业转型中真正的目标形态。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凌源皮影为例，传统的皮影戏受到影视、网络、娱乐等消费方式的冲击，演出市场日渐萎缩，虽经政府和相关社会人士保护和推广，但仍然不能摆脱后继乏人的现状，在这种情况下，相关文化公司推出了皮影雕刻艺术品的这种衍生品，用皮影的造型艺术开拓新的市场，也有把传统皮影连本戏录制成音像制品发售，近期又创编制作了以红山文化为题材皮影戏数字电影，这些都使皮影戏传统单一的舞台表现形式得到了多方位的扩展，试想如果设计制作皮影动画片，皮影故事书，皮影装潢，在皮影戏表演中引入场景投影，加入声光电新元素，使皮影艺术变得丰满而立体，这样的创意不但会使古老的传统文化项目以崭新的面貌呈现给受众，而且丰富了产品种类，延伸了产业链。文化遗产需要保护，但以文化创意作为形式的发展才是更好的保护。
二、集聚或集群化发展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基本空间形式和组织形态
在产业集聚发展的路径上不同国家或地区具有各自的特色，一种是由市场机制作用下各类经济主体自发集聚形成的产业群落，另外一种是以地方政府主导下通过园区建设形成的文化创意类产业园区，这也是当今中国各地包括朝阳在内，应该大力推进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的主要模式。朝阳地区由于地理自然环境、以及经济发展体制等多种因素作用，长期以来经济基础相对薄弱，虽然历史积淀的文化资源深厚，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却相对落后，对地区文化缺乏系统而深入地梳理和认识，对文化创意的理解也比较肤浅，大型资本在文化创意产业上的投资力度不够，所以难以形成气候。以化石和“战国红”玛瑙为例，辽宁朝阳被誉为“古生物化石资源宝库”，因为稀缺和独特，多数化石资源禁止发掘和交易，但仍有部分鱼类、昆虫类动物化石和大量木化石可以在市场上流通。从目前市场上化石相关产品来看，动物类化石一般以盒式或镜式装裱，作为礼物或礼品出现，这些商品大多形式比较单一，包装也简单；木化石和“战国红”玛瑙品质出色，除打磨抛光陈设外，多雕刻成玉石类摆件、吊坠、手镯等，但因为朝阳地区本地的做工手法粗犷，不精致细腻，在生产环节又多为一人到几人组成的小作坊式生产，对原材料缺乏前期的设计，导致产品制作简陋粗糙，不但产品附加值低，还浪费了石料资源。化石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其实主要是缺少高端产品的带动，虽然政府也设立了慕容古街等化石产品交易集散地，但总的看多是小门户的制作和经营，生产和制作、销售各环节都缺乏层次，缺少龙头企业的带动。用龙头带动，集聚或集群化发展，促进化石文化创意产业园建设势在必行，2013年11月论证通过的《朝阳市化石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总体规划方案》为朝阳化石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后续建设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可以设想，化石文化创意产业园可以为化石类创意文化发展向上迈一大步。另外，这类资源的开发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实物的深加工和包装设计上，还可以依托本地的其它文化基础和资源，进行整合和重新创意，在影视、动漫等的文化产业品种里发掘和创新。
早在20世纪40年代德国学者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就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率先提出了文化产业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学界对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又有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同时由于对文化产业作为21世纪的“黄金产业”的共识，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加大力度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如美国非常注重科技创新加版权保护，大力发展输出文化。“好莱坞文化”影响深远。日本1996年正式提出《21世纪文化立国方案》，政府设立公共支援制度，倾力支持发展文化产业，首屈一指的成就当属其动漫产业的高度发展。我国台湾地区也将文化产业作为核心产业发展，积极扶持创意文化产业。在我国以党的十六大为起点，也正积极倡导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总书记在党的十报告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无疑为我们描绘了文化产业新的发展蓝图。
二、国内外城市文化产业发展之比较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加大力度投入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美国是文化产业最发达的国家，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文化巨无霸”企业，最富有的400家公司中72家是文化企业。尤其注重文化产业输出，占据了世界文化市场43%的份额。法国的特点则是国家扶持和庇护文化产业发展。实行文化信贷、文化合同制等文化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链予以连续支持，甚至直接资助。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持续经济低迷时，唯独文化产业取得了巨大增长并取得了全球市场的领先地位，其动画产业占世界市场的62%，游戏产业占世界市场的三分之一。近几年来，非洲国家如南非、摩洛哥等也逐步认识到文化产业的重要性而给予了一定重视，使得非洲的文化产业也逐步得到发展。我国国内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近年来在新兴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此外，南京、青岛、大连等中等城市，也纷纷依托各自人才、区位及资源优势，建设各具特色的文化产业基地或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积极推动新兴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时像鄂尔多斯、攀枝花等小城市也充分结合城市特色积极发展各自特色文化产业。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当前我国理论界在城市文化产业发展问题仍停留在局部探讨阶段，对文化产业的针对性政策理论分析较少，尚未形成全面系统的理论体系，这种一直以来理论研究的不足已经成为指导实践发展的“瓶颈”障碍。另一方面我国总体上文化产业起步晚，发展步调参差不齐，表现出大城市发展迅速，广大中小城市发展缓慢；东南部地区新兴文化产业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城市文化基础雄厚，但是发掘利用程度不够，城市文化产业仅处于起步阶段，文化资源浪费严重；传统文化产业发展态势较好，新兴文化产业发展不足。
三、我国城市文化产业发展之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必要性分析
首先，综观当今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所取得的骄人成绩我们可以看出，城市文化产业在创造自身价值的同时也带动着城市相关产业的联动发展，这是一种良性循环的发展。也最恰当的符合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那么我们要走好可持续发展之路，积极发展城市文化产业势在必行。其次，我国当前城市文化产业发展实践存在严重不足。第一，我国文化产业经营单位众多但产业组织集约化程度不高。实践中表现出资源极度分散和经济效益不突出的特点，使得城市在总体上缺乏竞争力，难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第二，我国城市文化产业的配置机制与市场化要求之间矛盾突出。伴随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文化产业尤其是传统文化产业表先出越来越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在竞争中优势难于发挥。第三，我国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创新能力不足，资源潜力不能转化为产业实力。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更多的是要发展新兴文化产业，尤其是创意文化的发展，这才是城市文化发展的生机和活力，才是最能提高文化生产力的，但是在这一层面上更多的中小城市发展缓慢，不能适应当前文化产业总体发展要求。
（二）可行性分析
论文关键词：文化产业，集群，厦门
一、厦门文化产业集群现状
厦门的文化产业集群已初具雏形，厦门比较成熟的文化产业集群有油画产业聚集区、惠和石文化园、软件园影视动画产业区。
油画产业聚集区。其包括乌石浦油画村和海沧油画一条街。厦门的油画产业聚集区目前已拥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画师一万多名，且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这保证了该产业群落的原创性以及创新性。不仅如此，该集聚区拥有进出口企业30多家；大中型油画制作室100多家，个体画廊进470家；销售生产油画颜料、油画布及画框的企业近40家；实力较强的产业公司15家；拥有多家面积2万平方米左右、产权自有的工厂。由油画的生产经营为中心，发展出众多的为油画服务的文化企业，形成了油画创作、生产、销售的产业链条，该产业集群被誉为全球三大商品油画基地之一。
惠和石文化园。该园由厦门惠和腾飞石业有限公司投资兴建，产品远销台湾、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和欧美国家，年产值2000多万元，是一个集石雕展示、艺术创作、文化交流、旅游休闲及教育学习为一体的综合性园区。较之自发形成的油画产业集群，惠和腾飞石业引领该石文化园的聚合，在围绕“创意”核心的同时，通过博物馆、展示中心和交流中心等为创意主体提供了开放沟通的网络平台，这为群内行为主体的隐性知识传播提供了途径经济论文，提高了创意人员对新文化的敏感度，使创新发生在多个层面上。
厦门软件园影视动画产业区。该产业区时由厦门市政府于2006年投资建成，到2008年实际入住企业297家，入园企业员工总数达18000人，实际销售额62亿元。厦门市政府在这一企业群落中扮演着主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将创建国家动画基地作为发展目标，致力于搭建影视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平台。发挥政府的管理职责，对产业发展进行指导、协调、引导，提供产业发展信息，推动产业品牌的配置和营销，促进不断延伸的产业链的建立。厦门广电局每季度举行一次影视动画企业节目制作座谈会，搭建交流合作平台，促进知识经验的积累和传播。[1]
由此可见，厦门初具规模的产业集群的发展各有不同的契机和推动力量，但它们都具有核心原创的行为主体，具有沟通和交流的正式与非正式的途径，具有前后向关联的企业支撑，具有对同类企业较强的吸引能力站。
二、厦门文化产业集群发展优势
（一）区位优势
厦门是我国五个经济特区之一，这赋予了厦门经济发展的先行优势，运用政策优势和地方自主优势，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出台扶持促进政策，促使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厦门的集聚。厦门地处东南沿海，面对台湾，毗邻港澳，面向东南亚，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条件便利，与世界经济接轨快，外来的生产要素便于进入，文化也随之进入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土壤。
（二）文化优势
厦门风光旖旎，气候宜人经济论文，是一处美丽的海港风景城市，其中西文化融合，人文底蕴深厚，社会包容性强，非常有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厦门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以闽南语为媒介进行表演的歌仔戏、高甲戏、布袋戏发展良好；传统手工艺——漆线雕的制作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至今一直畅销不衰。厦门现代艺术底蕴浓厚。鼓浪屿完好地保留着许多具有中外建筑风格的建筑物，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誉。1993年10月成立的小白鹭民间舞团，是我国第一个专业民间舞艺术表演团体。在各类舞蹈比赛中频频获奖，其表演以浓郁的民间风格和独特的闽南特色博得各界好评。新中国第一个女指挥家郑小瑛指挥下的中国第一个民办公助交响乐团——爱乐乐团，被列为全国9大交响乐团之一。厦门城市内涵丰富，拥有强大的城市精神。有爱国爱乡爱国爱乡、乐于奉献的“嘉庚精神”，愚公移山、矢志不渝的“海堤精神”，奋勇当先、争创一流的“马拉松精神”，还有诗情画意、浪漫温馨的“爱乐精神”。
（三）资金优势
厦门被确立为经济特区以来，全市经济发展迅速，主要经济指标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是中国经济发展十强城市之一。经济的发展为文化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金支持，文化事业的财政补助逐年增加，民营资金也纷纷介入。2008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单位中，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为88.73% ，2724个文化服务单位中，公有制的有307个，非公有制则有2417个，文化服务业从业人员达52205人，产值达102.76万元，占当年全市GDP的比重为6.06%。[2]
（四）需求拉动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人们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2008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948元。[2]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居民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消费结构也随之变化，相当居民的消费已向教育、科技、旅游、文化娱乐等领域转移，人民群众对文化消费的潜在要求也在不断增大。
综上所述，厦门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经济论文，有着开放经济带来的资金技术优势，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社会文化需求，有着灵活的政策支持体制，具备了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有利条件。
三、厦门文化产业集群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规模小，产业链不完善
除了少数企业比如惠和腾飞有限公司以外，在集群中企业规模都比较小。资金不足成为制约集群内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厦门市动画企业规模小，企业的产品多停留在企业宣传片和广告节目的制作上，产品单一，市场竞争力不强。油画产品单一，缺乏综合展示和交易的平台，除了部分进出口企业可以直接与国外市场接轨，厦门有将近70%的油画出口是通过“第三方”，[3]即外商直接收购或深圳等地的外商收购，进行包装后出口，利润空间被中间商大幅压缩，画师画工的劳动仅仅是赚取了劳务费。
（二）产业发展规划的前瞻性不足
首先，厦门优惠政策的力度较之周边地区薄弱，引致投融资渠道不畅，高级人才流失。其次，在推动文化产业集聚的过程中忽视了传承已久的宝贵文化遗产，对闽南文化的挖掘、整理、创新缺乏系统性，使这类文化遗产无法很好地运用到文化产业的创作中。第三，在文化产业发展的初期缺乏很好的规划和设施配套建设，致使已聚合的产业资源分散。最典型的是油画产业园区，乌石浦油画产业聚集区的条件无法满足产业集群发展的需要，大规模生产的产地不足、不集中，限制了企业的发展；上规模上档次的店面缺乏，供需失衡的情况下房价店租不断上涨，导致画师画商的创作和经营成本大幅上涨，部分画师画商被迫外迁，产业集聚度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三）创新能力薄弱
厦门目前只依靠创造性较弱的文化制造业、文化旅游业推动厦门文化产业的发展。厦门文化创新能力的不足制约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国内外文化产业以及内容产业发达城市的产品扩张的情况下经济论文，若再不提高创新能力，其文化内容产业的发展空间势必受到挤压。
四、推动厦门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对策
（一）完善文化产业链条
成熟的文化产业链是创造、发行和衍生产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完整链条。只有完整产业链支撑的文化产业集群才能有效发挥出规模和互动效应。因此，要从建立一条优质高效的文化产业链开始,上游原创研发、中游生产制造、下游销售发行,三处共同发力站。要营造鼓励原创的产业氛围,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加强创新，打造文化企业品牌，开发品牌衍生产品；拓宽销售渠道，建立推广宣传平台。在上下游链接方面，要以市场为导向，以利益为纽带，把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加工、销售连成一体，形成有机联合的产业链条。
（二）科学规划，引导产业集群的发展
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引导文化产业集群的发展。应就厦门文化产业存在的情况，因地制宜，发挥地区的比较优势，推动文化产业经济的良性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产业集群。加强与台湾的文化合作交流，建立承接台湾文化产业交流的平台。扶持具有地方特色且有发展空间的文化产业核心层的发展，如艺术、影视、印刷、传媒等的发展。注重加强相关支撑产业的扶持，尤其是教育产业、旅游产业和信息产业的扶持。
其次，文化产业园区规划要布局合理，功能分区明确，科学把握文化产业群落不同发展阶段特征，结合区域优势和特色，合理布局，统筹发展。完善产业园区配套设施建设，合理规划布局园区周边区域的交通、市政、商业设施、健全园区的配套功能，营造有利于激发创意灵感的氛围，增强文化产业要素进入的吸引力、加强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大力引进公共机构、专业中介机构和相关支撑性文化企业，为入区企业提供市场化信息，技术和交易共享平台，培育有利于文化产业集聚的环境和市场。这样才能改善政府的投入和管理经济论文，优化政府对公共性文化资源的配置能力，强化集群内企业的竞争能力。
（三）加强文化产业创新能力
文化产业的特质性使创新的作用更为重要。在加强文化产业创新能力方面，对于文化服务业来说，应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不断推陈出新，创造利用各种机会，面向世界，博采众长，摒弃模仿创新的观念。对于处在文化相关产业层的企业而言，要加大创新资金的投入，增强技术优势，根据国际产品市场变化发展的趋势来改进技术，不断推出新的技术产品。
其次，要培育高素质的人才队伍。高素质的人才促进了快速创新，是推动文化产业核心层发展的关键。依靠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厦门理工学院等院校的知识优势，培养适合文化产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推进产、学、研互动。政府可定期举办企业家论坛等形式加强企业家的交流和合作，并且可以鼓励大学教师、研究人员到公司兼职，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参考文献]
[1]林起主编.厦门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发展蓝皮书（2009）[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P:364.
[2]厦门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厦门调查队.厦门特区统计年鉴2009[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3] 林起主编.厦门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发展蓝皮书（2009）[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P136-158. [4] 厦门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厦门调查队.厦门特区统计年鉴2009[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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