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银行监管成本收益说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寻找能够有效分析银行监管效率的量化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法是目前理论界研究银行监管效率运用得最多的方法。由于成本只有与收益相对比才有意义，银行监管的成本—收益对比则反映了银行监管尺度松紧的合理性。如果能以更小的银行监管成本实现银行体系系统风险最小化目标，那么又何必付出更大的代价呢？因此，银行监管当局必然应该追求最大的监管收益以及在此基础上付出最小的监管成本。从这种意义上讲，银行监管就是监管当局依据现实金融运行情况，对各种影响银行监管成本——收益的因素进行调整和改善，寻求银行监管均衡边界这样一个动态的“帕累托优化过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少学者运用交易费用理论来解释银行监管失灵问题，提出了银行监管的成本收益说。
Moskow（1998）指出有效的银行监管是指银行监管当局在实现银行监管目标时，对银行业的经营活动带来的损失最小化。银行监管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利于减少银行体系的风险，维护银行体系的稳定，另一方面它也会给银行业的运营带来成本。因此，有必要对银行监管的成本与效率进行比较分析。
对于银行监管成本的内涵，Elliehausen（1998）认为监管成本指银行为满足银行监管当局的监管要求而支出的成本和因此而承担的效率损失。他区分了监管成本中的机会成本和操作成本。对于银行而言，机会成本发生在银行的盈利活动受到监管的限制时；操作成本则指银行为满足监管要求而采取的特定行动形成的成本。
银行监管收益一般表现为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这在理论界几乎达成共识，争论最多的还是如何计算银行监管收益问题。关于银行业监管的收益计算比较困难，迄今为止关于银行业监管的收益的专门实证研究成果很少，困难之处在于监管收益指标选取及参照系选取都比较困难。有的学者通过比较银行监管放松后和放松前的状态，研究放松银行监管的收益。Besanko和Thakor（1992）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并通过这个模型研究了银行业准入监管放松的效果，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准入监管放松可使贷款利率下降，同时使得存款利率上升，进而使借款人和存款人受益，而由银行承担相应费用。此外，由于准入监管放松了，银行的债务——资本比必然呈现上升态势。
（二）银行监管激励相容说
所谓银行监管的激励相容，指的是银行监管制度所涉及的各个主体的效用最大化目标保持一致。其核心就是要解决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最优激励问题，银行监管当局需要设计出一套既能为银行提供适度激励，又有利于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机制。
国际银行界对激励相容规制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始于1995年前后，以《巴塞尔资本协议市场风险修正案》的推出与Paul和Brien（1995，1997）提出的“预先承诺制”理论（PCA）为标志。
《巴塞尔资本协议市场风险修正案》允许各银行采用内部模型法，即采用自己的风险评价模型（VAR），来确定其银行资产组合的风险；然后，银行监管当局以各银行VAR模型的计算结果为依据，计算所要求的资本数量。这种内部模型法鼓励银行采用更成熟的风险评价技术来确定市场风险。然而，内部模型法也可能诱使银行为了符合监管程序而不是为了真实反映自身风险水平而设计VAR模型。
Paul和Brien（1995）首先提出了“预先承诺制”，即银行事先对风险损失最大数额作出承诺，监管部门到期末对银行交易的利润和损失情况加以检查，如果发现损失额超过期初的“预先承诺”数额，则以超额损失额为依据对银行处以罚款。Prescott（1997）和Arupratan（1998）分别发展了具体的“预先承诺制”的机制设计。他们发展的预先承诺制使银行经营目标与监管当局监管目标达到一致，实现了激励相容的监管效果。Kobayakawa（1998）改进了预先承诺模型，设计了激励兼容的模型。这个模型主要是运用激励理论设计某种激励兼容的机制鼓励银行披露真实信息以降低监督检查的成本。在均衡状态时，高风险的银行会选择高的资本金率。
此外，Dewatripont和Tirole（1994）运用监管激励理论，构造了“最优相机监管模型”，该模型基于他们提出的银行监管代表假说，把对分散的存款人的信息不对称分析引入存款人集体行动失灵问题，并将讨论集中在银行何时需要外部的干预和监管，以及外部人监管的激励方案。
（三）银行监管市场纪律说
银行监管的市场纪律是指银行的存款人、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在不同程度上关注银行的风险状况，并根据自身掌握的信息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措施，影响该银行的利率及其资产价格，从而对该银行的经营产生约束作用。作为市场这种外部力量对银行机构的制约，其本质是由银行机构的利益相关者来约束银行行为。
自Kane（1983）在《对存款保险改革的六点建议》别强调市场纪律的作用后，银行监管三大支柱之一的市场纪律逐渐被人们所认识。特别是1999年《美国现代服务法案》的实施和2001年《新巴塞尔协议》的颁布，使银行监管中的市场约束受到高度重视。与此同时，许多学者从不同层面对市场纪律改善银行监管效率进行了理论研究。
Kane（1983，1985）认为，以政府为主导的银行监管体系试图通过对银行设定复杂的税收和补贴机制来维持银行体系的稳定。但由于监管者的能力及委托问题，使这一目的很难达到。相反，存款保险提供了使银行配置高风险资产并将这些风险转嫁给存款保险机构的激励，进而造成巨额补贴支出和较高的银行监管成本。要降低由此带来的银行监管高成本，就不得不充分运用市场方法来约束银行向存款保险机构转嫁风险的激励。Thomsom（1990）和Kaufman（1996）分析指出，银行监管体系和存款保险制度，会使银行的利益相关者不关心银行的具体经营和风险状况，缺乏动力对市场激励做出反应，无法使存款由经营差的银行流向好的银行。如果缩小存款保险的范围和规模，使银行监管与市场约束结合起来，将大大改善银行监管效率。
最近几年以来西方学者纷纷提出建议，要求银行持有一定比例的次级债务，从而提高市场约束的动机和强度。Wall（1989）和Gorton（1990）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通过发行次级债券来增强对银行管理层市场约束的观点。一般认为，银行证券的风险和收益状况反映了银行的经营条件和违约风险水平，因而，债券市场信息可以作为银行风险的市场信号。如果所有银行都要求发行同样类型的次级债券，那么监管者就可以很容易比较各银行的违约风险大小。Maclachlan（2001）得出发行次级债券可以显著提升对非投保银行的直接和间接的市场约束的结论。同时Jagtiani和Lemieux（2001）的研究发现，美国银行控股公司债券的买卖差价先于银行融资条件和信用评级恶化出现，这说明通过增加发行次级债券来增强市场约束是有效率的。
银行监管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展望
银行监管经历了由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全面的严格监管，到放松监管再到重新监管的周期循环。
第一阶段严格监管，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银行在“看不见的手”的思潮影响下实行“自由银行制度”，银行体系基本上不受任何监管，但30年代经济大危机引起的巨大恐慌，彻底颠覆了自由银行制度理论，人们甚至认为为防止这种危机再次发生是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于是对银行业实施了严格的监管。
第二阶段放松监管，经济大危机以来的严格监管致使上世纪60年代许多银行盈利能力降低，竞争力弱，面临被淘汰的危险。这种管制是以损失银行盈利水平和效率为代价，反而使银行体系愈发不稳定。在金融机构不断开展金融创新，要求放松利率管制、提高效率的压力下，各国在上世纪70～80年代摒弃了严格监管措施，使银行业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第三阶段重新监管，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几次金融危机，让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开始对银行监管重新审视，在银行体系的效率与稳定性的权衡中采取了一种更加谨慎的态度，开始约束和引导市场参与者的行为，防范金融风险。
第四阶段放松监管，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金融全球化、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金融界不断抱怨监管成本过高和过度监管成为影响银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相应地，金融领域再次出现放松银行监管的趋势。
20世纪以来全球银行监管从“严格监管—放松监管—重新监管—放松监管”的演变轨迹，正是一个不断调适监管限度并提高监管效率的最优化过程。与此同时，银行最优监管理论也必然随着金融实践不断地创新与发展。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在银行效率与银行监管两者之间权衡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还需要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成.金融监管学[M].科学出版社，2006
2.德沃特里庞，泰勒尔著，石磊，王永钦译.银行监管[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3.Berger，AllenN.，1991，MarketDisciplineinBanking，ProceedingoftheConferenceonBankStructureandCompetition，FederalReserveBankofChicago
4.Bliss，RobertR.，2002，MarketDisciplineandSubordinatedDebt：AReviewofSomeSalientissues，EconomicPerspectives，theFederalReserveBankofChicago
5.Flannery，MarkJ.，1998，UsingMarketinformationinPrudentialBankSupervision：AReviewoftheU.S.EmpiricalEvidence，JournalofMoney，CreditandBanking，Vol.30，No.3，August，Part
6.Jagtiani，J.，G.Kaufman&C.Lemieux，2002，TheEffectofCreditRiskonBankandBankHoldingCompaniesBondYield：EvidencefromthePost-FDICIAPeriod，JournalofFinancialResearch
7.Park，S.andS.Peristiani，1998，MarketDisciplinebyThriftDepositors，JournalofMoney，CreditandBanking
银行监管所依托的理论及其内涵为监管组织的存在形式、结构、监管行为方式的选择等，提供了理论指导，促进了监管体制的不断完善。
(一)“法律的不完备”理论
从哈特的“不完备合约”出发，一种称为“法律的不完备”理论观点认为，金融监管是为了解决高度不完备法律下司法机构执法效率低下这一问题而出现的，与司法行为互为补充(许成钢，2001年)。引入监管机构以主动方式执法可以改进法律效果(特别是侵害行为发生前或事前，主动采取调查取证等手段，禁止或惩罚损害行为)，弥补法律的不完备。剩余立法权及执法权的最优分配取决于法律不完备性的程度及性质、对导致损害的行为进行标准化的能力以及此种行为产生的预期损害和外部性大小。这种理论解释了外部监管主要以监管部门而不是司法部门形式存在的原因及其功能。
(二)“功能性监管”理论
默顿(Merton)和博迪(Bodie)针对监管部门的组织结构；提出了“功能性监管”理论，认为从功能角度从事监管，有利于促进金融机构组织进行必要的改革，同时有利于保持监管政策与有关监管组织的稳定性。这种理论与他们主张金融机构按功能进行界定的理论是一致的。这种理论在当代金融领域出现混业经营潮流下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三)“监管激励”理论
从新制度经济学“委托—关系”出发，“监管激励”理论将监管者和被监管者所面临的信息结构、约束条件和可行的工具纳入一个框架内进行综合考虑，并将产权结构(债权人、股东)和法律内生地加以分析，尽可能反映真实世界里可观察到的成本。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这种理论认为，在指导监管实践上，一国采用相机性监管，还是采用事先标准化的基于规则(Rule-basedregulation)的非相机性监管，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只有独立性较强、且将广大金融消费者利益内部化的监管机构，才可以被赋予相机性监管的权力。如果监管机构受政治压力及利益集团的影响较大，则基于规则的非相机性监管制度是—个不错的选择。这种理论阐释了监管行为方式选择的基础。
从委托—关系上，无论是法官还是监管者都是政府(或者说是人民大众)的人，都要受到政治影响、激励和条件的制约。一个国家金融监管制度的选择受以下因素的共同影响：金融经济信息结构、政治经济体制、历史传统、政府及其能力、政治约束、法律环境等等。制度、法律和技术一方面构成了金融监管演化的现实条件，另一方面也构成了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
将上述理论结合当代体制进行分析，可以看到，现代监管者主要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对监管业绩的及时和适当评价在目前仍是困难的。纳税人或社会公众将为监管不力埋单，其中蕴含着道德风险。
二、现代监管的主要依据及演变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界开始关注对商业银行的风险与资本充足性关系的研究，提出了资本监管理论。资本监管理论认为，银行的资本只占资金来源的很小一部分，而其资本越少，所有者从错误决策中招致的损失就越小，就越倾向于采用高风险的经营策略，从而产生很大的负的外部效应(即其决策对外部人产生很大的成本)，因此，必须实行资本监管，使资本能承受由当前风险导致的未来损失。(一)巴塞尔协议
依托资本监管理论，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1988年制订出了作为国际统一银行监督管理的重要契约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建立了根据风险设定最低资本要求的基本框架，即风险为基础的资本监管框架，其中中心概念是资本充足率(或称库克比率)。《协议》是在金融风险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的具体措施方面实施统一标准所取得的实质性结果。《协议》产生的现实背景主要是：监管者在20世纪80年现，由于诸如衍生产品等表外工具使用的增长，银行在较薄弱资本基础上进行经营；同时，一些国家，尤其是日本的银行，资本标准较松或不存在，从而将其他司法辖区内的银行置于不利竞争地位。《协议》诞生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提出一个国际一致的资本标准保证各国银行的公平竞争；二是增加国际大银行的资本准备以保证经营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协议》推广的效果，一方面，使得世界各国管理规则及资本要求不断趋同；另一方面，通过提高资本成本相对于风险的敏感性，鼓励银行识别、量化和监控风险，从而对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历史来看，资本充足率要求为设立抢先或事前监管政策提供了一个一流和简单的解决方案，较之过去的监管政策集中于一旦银行出问题的纠正行动或事后行动，是一个显著的进步。
(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20世纪如年代中期，国际上的大银行机构所开发的一系列风险度量方法对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不断完善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些方法随后在有关巴塞尔协议的文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2001年1月，出现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以下简称《新协议》)草案，并开始向国际银行业广泛征求意见。经一再修订，《新协议》在2004年6月由十国集团开会一致同意公布。《新协议》计划在2006年12月在愿意采用新规则的国家实施。《新协议》由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三大支柱组成，其中对最低资本要求的计算包含了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度量。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可以较好地弥补第一支柱的局限。如监管部门在监督检查过程中，通过适当的方法和程序(如压力测试)可以有效评估第一支柱未充分考虑的风险(如贷款集中度)和未考虑的风险(如银行账户的利率风险(如利率突然和意外的变化导致机构经济价值下降超过资本的20％、经济周期因素等)，并且可督促被监管机构采取改进行动。与《协议》相比，《新协议》是一个技术性更强的行业文件，它对不同类型风险的处理提供了多种比较灵活的方法，其中处理信用风险的方法包括标准化方法(StandardizedApproach，SA)和基于内部评级的方法(InternalRating-BasedApproach，IRB)，后者又分为初级方法(FoundationApproach，F-IRB)和高级方法(AdvancedApproach，A-IRB)。对市场风险的度量方法有标准化度量方法(StandardizedMeasurementMethod)和内部模型方法(InternalModelApproach，IMA)。对操作风险进行度量的方法有基本指标法(BasicIndicatorApproach)、标准化方法(StandardizedAvproach)和内部计量方法(InternalMeasurementApproach)。这些方法运用了近几年国际金融领域中发展起来的度量金融风险的新技术和新方法。与此相应，推行两层风险管理体制：大型复杂的机构(核心机构)将被要求服从更高的监管标准和更高的资本标准。核心机构将被允许使用自有模型(经过准确的验证和适当的结构及使用监督)设置非市场风险的资本要求，而其他金融机构仍然按照一套简单而易于理解的原则设置资本要求。
以系列化的巴塞尔文件为标志，可以说，监管的重心已经从过去的流动性要求转向现在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当然，这种大幅转变可能也存在问题。例如：在经济出现周期性下滑时，由于筹集新资本金的条件不佳，在给定资本金要求的情况下，银行将被迫缩减业务规模。打压市场价格的资产出售行为将对其他持有同类资产的银行的资本价值造成负面影响，并可能迫使监管当局维持市场的流动性以便使这种调整得以顺利进行，从而可能导致系统不稳。相反，原来的要求迫使银行保持充足的流动资产，有助于在外部条件恶化并迫使银行收缩业务规模时，保护整个银行体系免受资产价格波动带来的破坏性冲击。同时，从流动性与盈利性的矛盾分析，银行一般倾向于持有低于最佳行业标准的流动资产，而银行持有充足的流动资产才有助于维护系统稳定。一家银行持有的流动性资产越多，它在面对负面冲击的情况下坚持的时间就越长。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银行的流动资产(而不是资本金)会提供这种宝贵时间。可见，一味坚持当前的资本充足率标准(对流动性风险基本未予考虑)也是存在局限性的。此外，会计核算转向以市场或公允价值为标准的势头越强，基于上述分析类似的原理，也可能会导致系统更不稳，即存在所谓顺周期风险。
三、其他一些监管思路与框架
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开始开发和使用内部模型来测量风险，但监管部门验证这些模型的准确性却存在相当大的难度。由于资本对银行而言是一种相对昂贵的资源，银行具有偏低报告模型测量的风险数额从而尽可能地减少设置监管资本(类似于资本保证金)的动机，即银行有可能采用低估真实风险数额的计量模型，所以监管机构有必要定期地验证(BackTestins)银行机构用于测算风险数额的计量模型的准确性。然而，有效地验证风险计量模型的准确性是很困难的。一方面，市场中存在大量的金融机构，它们各有不同的经营特点，采用的计量模型可能有较大的差别；另一方面，验证过程还需要大量的历史数据，在很多场合下这是不现实的。
(一)预先承诺方法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KupiecPaul和JamesO’Pien早在1995年提出了一种风险监管方法——“预先承诺方法”(Pre-CommitmentApproach，PCA)，即银行事先对风险损失的最大数额作出承诺(即为所要求的资本保证金数额)，监管部门到期末时对银行交易的利润和损失情况加以检查，如果发现损失额超过期初的“预先承诺”额，则以二者之差即超额损失值为依据加以罚款。KupiecPaul和JamesO’Pien认为，直接地规定了充足性资本保证金与风险暴露大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刚性”的监管方式，不具备足够的弹性，银行在监管条款下几乎完全失去自由判断风险大小并操作资本的权利，因此缺乏监管的效率。他们倡导给予银行充分判断风险大小和操作资本额度的自由空间，监管机构不强制要求银行实施任何统计模型，而由银行采用自己的经验和方法来对风险的大小作出估计，但同时以银行经营的结果为依据来决定是否对银行实施相应的惩罚措施。PCA体现了一种具有一定自由弹性度的监管方法，相对于“刚性”的SA和IMA等方法而言，是一种“柔性”的监管方法。监管机构所要求的资本保证金数额并不直接与金融机构的风险敞口挂钩，而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由受到罚款制约的银行的自我约束来实现，形成一种激励相容机制。
PCA方法的特点是十分简单灵活，通过确立一个处理违规问题的既定方法与程序，来取代没完没了的实质性规则的改善过程。但这种方法的有效性与约束力却难以得到证实，在实践中基本未被采用，但其思想被部分地吸收(如设置资本充足率触发性比率的监管反应机制)。
(二)以经济周期为基础的监管框架
一些学者针对系统性风险是监管部门最需要关注的风险问题，提出了针对经济周期的一些监管思想，可以整理为“以经济周期为基础的监管”框架。他们提出，衡量风险偏好(Riskappefite)的标准之一是看风险利差(Riskmargins)的大小。可以将经济繁荣和信心高涨时期的利差缩小视为金融体系可能承载过多风险的信号，在经济低迷时期情况正好相反。金融系统抑制顺周期风险的途径之一应当是相对于利差水向设立监管要求(如资本金和流动性要求)。因此，监管要求不应是一成不变的，应随经济周期而变化，即建立以经济周期为基础的监管框架，根据一定程度的风险信号启动逆周期调控程序。将初始的(最低)比率要求设定在与经济衰退期相适应的水平上。在经济好转时，为资本金水平规定附加要求，一旦经济出现非持续性繁荣，对相关系统性因素的比率要求则需大幅提升。当风险利差在经济繁荣期出现下降时，监管总量比例要求需要上升，反之亦然。与商业贷款有关的资本充足率可能取决于GDP的增长率，取决于财产贷款与财产价格增长率的关系等。进一步面临的问题是，将规定的监管比率和最近一段时期主要系统性因素的变化率挂钩，在采用前还需要进行大量实证研究。而且即使确定了这种关联关系，其稳定性及变化也需要定期进行测试及校验。四、对我国银行监管工作的一些启示
在体制转轨阶段，受多种因素影响，我国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存在比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合理的激励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更需建立强有力的外部监管，并适当限制金融自由化进程，否则将具有灾难性后果。类似的情况在东欧、亚洲部分地区已得到了反面印证。
我国目前将银行等外部监管部门定位于事业单位的性质并对运行经费主要实行收费制，在理论上存在不足。如前面所论述，银行监管部门主要应代表社会公众利益，行使的主要是国家权力(包括制定颁布和执行部门规章等二级立法权和准司法权)，带有更多的机关性质而相对较少的服务性质。对银行监管部门实行与银行资产等挂钩的收费制度，易造成监管部门从公共利益定位上错位，而倾向于代表行业利益，从而支持银行机构业务等过度扩张。为避免忽略重要的社会条件而造成不必要的成本，需要在体制上及时作出适当的调整。同时，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到，银行监管的知识与智力含量日益提高，从发展来讲，需要相当多专业性的高级人才。因此，应将银行监管部门作为特殊的行政部门对待，实施一些特殊的薪酬政策，才有利发挥其作用。
金融业混业经营符合发展潮流，能增强国内金融机构在国际范围内的核心竞争力，监管当局有责任尽快推动这一进程，以缩小与发达国家或地区金融体系的差距。只要确立了严格明细的金融法规，具备相应的监管能力以及较为宽松的环境，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金融业可以实现混业经营、混业监管。以香港为例，金融管理局(简称金管局)与证券期货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保险监理委员会分别签有谅解备忘录，载明《银行业条例》、《证券及期货条例》等法律架构，说明各监管机构彼此的角色及责任(监管分工)和建立日常监管合作的架构(运作机制)。各监管部门定期就监管问题及有关政策问题进行协商，交流监管情况，做好对机构监管的分工协作，保证在混业经营情况下，相应的业务执行一致的监管政策与标准，并防止出现监管真空或漏洞。这种功能性的监管制度安排，事实证明是十分有效和有序的，可以为国内所借鉴。
为更好地履行监管职责，我国银行监管部门应依据巴塞尔委员会核心监管原则，参照先进国家的监管经验，完善监管的组织框架、政策与流程。首先，要建立监管委员会，周期性地有效评估银行机构风险的部位、严重性、可能性，以风险为本对机构进行风险分类，在此基础上来分配使用监管资源；进一步，根据成本收益分析法，针对被监管机构制定风险降低计划，并采取适当措施来实施，保持监管工作的连续性。其次，要发挥监管人员知识技能及专业性，提高工作成效。第三，完善金融监管治理结构。尽可能清晰和量化监管目标，落实监管责任制，建立激励约束机制。要从监管的独立性、问责制、操守、透明度等方面定期组织实施自我评估。通过健全监管问责制，发展与社会的良好沟通，增进监管的透明度和自我约束力。同时，要形成对监管人员正常履职的法律保护。第四，丰富和改进监管手段。监管手段要现代化，以适应金融电子化和信息化的迅速进展。
历史显示，外部监管对银行风险管理体系的发展具有强劲的推动力。事实上，推动风险管理体系的发展也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赋予监管机构的重要任务。监管要产生适当的激励(核心要抓住资本金负担)，使银行完善风险管理框架与理念、开发使用各种工具去控制风险。外部监管推进银行风险管理体系发展的核心思想是充分借助资本、市场的约束力量，形成激励相容机制。外部监管推进银行风险管理体系发展的可行路径是：
【论文摘要】当今，金融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发展，资本的全球化自由流动趋势继续加强，金融业国际化的迅猛发展对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跨国银行作为金融全球化的中坚力量，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与市场交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跨国银行监管体制是指为了特定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对跨国银行的活动依法进行必要的监督与管制的组织机构及权限划分。跨国银行监管体制是市场经济管制的制度安排，是金融监管体制的核心，是银行监管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基本可以将跨国银行的监管体制划分为两个基本类型，即一元监管体制与多元监管体制。一元监管体制是指由国家的一个法定机构专享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权，并制定和实施相关的监管政策，统一进行监管活动，其中，英国是推选一元监管体制最为典型的国家。英国《银行法》将银行监管权高度集中在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手中.多元制是指两个以上的机构享有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权，共同执行监管政策。
就我国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而言，属于一元监管体制。2003年，我国成立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对银行业进行监管。如前所述，从整体上看，一元监管体制需要较好的运行环境，即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市场体系比较完善统一；(2)经济发展比较平衡；(3)居民人口不太多；(4)监管人员素质比较高。与上述条件相比，我国是个人口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体系不完善，不适合实行单一监管体制。然而，我国却采用了单一监管体制。看起来，我国的银行监管体制实践与理论并不完全吻合。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几个方面理解：首先，我国是个单一制国家，在跨国银行监管上，只能实行一级监管体制，而不可能实行两级监管。这是我国国家结构的基本要求。其次，我国是个大国，市场体制尚不健全，统一监管是银行业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因此，一元监管体制有利于维护银行业的秩序，而且所产生的体制成本相对较低。第三，虽然我国实行一元监管体制，但中央监管机构下设了众多的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根据其授权委托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监管，满足了人口大国对银行监管的需求。从总体上讲，我国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基本上适合中国的实际需要。
在新形势下，我国跨国银行监管体制面临着改革与发展的问题，从世界跨国银行监管体制的发展经验及趋势来看，我国应就以下方面改革与完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首先，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建立对跨国银行监管的协调机制，我国目前采用的是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体制。我国金融业采用的是分业经营，因此我们先后成立了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分别对证券业、保险业及银行业负责监管。但从世界金融发展趋势来看，金融综合化、混业经营己成为一种潮流，而且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银行业市场会进一步开放，更多的跨国银行会进入中国市场，而且多数国家的银行己经开始混业经营，这给我们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此借鉴综合监管体制的经验，对于加强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的国情和现实使我们不能冲破现有的体制框架，只能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加强监管协调，建立监管的良性协调机制，以克服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体制的弊端。关于监管的良性协调机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中央银行的协调机制，即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统一协调下，银监会负责银行业监管，并与证监会、保监会保持密切的协作监管，并统一向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第二监管机构间的监管信息及时交流机制。第三监管机构间的联合调查及采取行动的机制。第四与国际间银行监管机构的合作机制。
其次，完善有关银行监管体制的法律问题。我国已经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及2003年修正案和《商业银行法》及2003年修正案、《银行监督管理法》、《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外资银行监管条例》及《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这法律法规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对维护金融业的稳定与促进银行业的健康发展造就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律平台，但不能断言我国银行监管法律体系己无完善必要。实际上我国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的构建还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问题。根据我国银行业的现实情况与发展的需要，有必要从法律上对下列制度进行完善：(1)分业经营虽然有利于金融业的稳定，但越来越难以适应金融业发展的需要，全能银行(混业经营)己经成为世界银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针对这种情况，建议商业银行法适当取消或弱化对分业经营的限制。(2)在取消分业经营限制的基础上，必须从法律上建立中央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监管协调机制与综合监管机制。例如，证监会是否有权对银行的行为进行调查等问题，法律应当明确规定。(3)进一步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弱化其国家机关的性质，使其成为真正意义的中央银行，提高其监管协调效率。(4)完善银行监管的法律程序。程序是体制运行的基本保障，监管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程序所构成的监督与管制过程。可以说，没有适当的程序，就没有适当的监管。目前，中国跨国银行监管程序总的来说比较粗糙。例如，银监会对外资银行的调查权有哪些及行使程序如何，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导致调查权的界限及其行使程序的边界模糊，大大降低了监管的透明度，这与WTO的透明原则是不一致的。因此，从法律上进一步具体规定监管的程序及提高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政策的透明度，将成为中国跨国银行监管体制改革与完善的重要议程。第三，应当加强银行业的自律管理。虽然自律管理不是监管体制正式的制度安排，但自律组织是监管的传导机构和监管运行的协助机构，自律管理不但可以减轻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的监管压力，弥补监管的不足，而且可以对银行业稳定发挥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监管无法实现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讲，自律性约束是金融风险监管成败的关键。目前我国银行自律作用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两个银行法对此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自律制度不仅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而且急需进一步完善。中国加强银行业自律有两个突出的现实意义：(1)在市场经济中，主体自治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构成要素，银行业的自律是实现银行业市场自治的重要路径；(2)加强银行内部监管是当前银行监管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势，加强自律则是加强银行内部监管的重要方面。因此，加强自律应当是中国银行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关于加强自律的路径选择问题，应当考虑三个制度上的措施：一是为银行业自律提供更高层次的制度安排，用法律形式将银行自我约束机制确定下来，将其纳入正式监管制度的范畴；二是适当参照香港的做法，考虑赋予银行自律组织适当的自治性监管职能，如调查会员间的纠纷等；三是提高银行自律组织的法律地位，使其在监管体系中真正发挥正式监管主体之外的补充作用。
参考文献：
[1]胡定核.英国金融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金融参考，2000，7.
我国应借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对信息披露的相关规范，尽快出台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条例，尤其要重视对防范风险的信息披露，以增进市场约束。具体改进方向如下：
1.1银行会计体系和会计财务信息披露。非上市商业银行的会计准则向上市商业银行的会计准则靠拢，上市商业银行的会计准则向国际标准靠拢，最终实现会计报告国际化。出台专门的衍生金融交易会计准则，解决衍生金融交易业务的会计处理和信息披露的问题。尽快出台银行基本业务会计准则，强化会计财务方面的信息披露。
1.2强化表外信息披露。①我国商业银行应当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所确定的框架原则基础上，建立统一的表外业务风险衡量标准和风险检测体系。这样金融监管机构可以对不同商业银行的各种表外业务的风险进行量化比较，同时又能够将中间业务的经营纳入金融宏观调控的范围予以监督。②完善表外业务的信息披露方法。要求表外业务项目应以资产负债表附注形式或附表形式反映出来。对表外业务会计核算，无论是已经确认还是未经确认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金融企业均应揭示有关其公允价值的信息。③强化信息披露真实性要求。对在银行表外业务披露中的重大虚假披露事件的当事人应制定严格的惩罚制度，适当的时候可以引进社会权威信用中介机构，对所披露的会计信息加以审计。
2建立多层次的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效率
2.1健全银行内部控制机制。
①完善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运作有重大影响。针对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股权过分集中的问题，应适当分散股权，将政府的绝对控股变为相对控股。在股份改造的基础上，国有商业银行应尽快建立规范的董事会，完善董事会结构，确保董事会履行其受托责任，保证其有足够的独立性。明确各管理部门的权责，建立权力制衡机制。建立董事会、监事会、信贷管理委员会、内控管理委员会、行长等与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相适应的法人治理结构。②建立对内部控制科学有效的综合评价体系。开展内部控制制度评价稽核，确定被稽核单位内部控制的缺陷和薄弱环节，评估拟稽核单位的内部控制的可靠性，确定现场稽核的范围和重点。开展内部控制评价工作可以分三步进行：首先对内部控制建设状况进行调查；其次，开展内部控制的符合性测试；最后，进行内部控制制度的评价。
2.2建立金融同业自律机制。应当根据金融机构的不同类型、不同地区建立不同的金融同业公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全国金融同业公会的联系机制，并赋予金融业同业公会行业保护、行业协调、行业监管、行业合作与交流等职能。
2.3由指令式监管模式向激励相容式监管模式转变。在激励相容的监管模式下，监管部门将本应由市场、银行的相关利益者承担的职责还给了市场和银行的相关利益者，可以克服监管中的越位、错位，极大地减少了监管者的工作量，使监管者将有限地资源集中于本应承担的职责，从而有助于监管效率的提高。
3建立商业银行动态的风险评估系统，制订合理的风险监管措施
3.1建立商业银行动态的风险评估系统。随着金融创新步伐进一步加快，银行面临的风险也必将增加。为了适应这种市场环境的变化，我国商业银行应按照现代商业银行的要求尽快建立一个能够实时监控风险的动态风险评估系统。
3.2制订合理的风险监管措施①确定监管周期，实施动态、持续监管。监管部门应根据资产规模、业务特征和风险管理等因素，确定银行监管周期，在每一周期结束后对银行进行综合评级和风险评估，并做出下一周期的监管计划和具体安排；同时，跟踪监控上个周期发现的问题，检查其改进情况，实施动态、持续的监管。②制定明确、严谨的现场检查制度和程序。要建立具体的现场检查计划制度，计划主要以非现场监管所预警的银行风险状况为依据，检查方式为专项检查和综合检查相结合，检查频率依据银行风险状况而定；要制定明确的现场检查程序与步骤，并通过电脑网络系统指导每一次检查，加强信息交流。③建立统一、规范的非现场监管机制。首先要统一商业银行非现场监管评价体系，各式报表实现标准化，原始数据统计口径规范化，实施并表监管。其次要加快非现场监管电子化、信息化进程，逐步建立非现场监控中心数据库，开发统一的计算机非现场监管软件系统，实现非现场监管的信息化、自动化。第三要针对风险传递、控制问题，加快建立完善的金融安全预警系统。④实行监管特派员制。经过授权，监管特派员有权代表监管当局列席商业银行的高层决策会议，并有对银行内控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进行否决的权利，把监管的“关口”前移，从源头上抑制违规和风险问题的产生。
4提高我国金融监管人员素质
4.1完善培训机制，对现有监管人员加强培训。风险监管要求监管人员熟悉金融法规、商业银行业务及经济金融形势，能够结合区域金融特点对银行经营情况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价，提出切实可行的风险化解措施及建议。可以采取到国外监管机构考察、调研、进修或到被监管机构实际操作等形式，对现有监管人员进行现代国际金融知识、法律、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外语和专业技能的培训，优化现有监管人员的知识结构，造就一批适应新形势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提高监管工作水平。
4.2建立科学的用人机制和考核机制。
4.3加强对监管人员的监督，使其尽量做到监管行为的客观、公正和尽职尽责。
4.4在利益分配上，对监管人员实行等级管理和晋升制，根据监管人员的学识水平和工作业绩进行评聘，并享受相应的待遇，提高监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实现责、权、利相统一。
5建立、完善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
5.1明确各部门职责，并指定牵头部门。要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管协调合作机制，必须明确各部门职责，并指定牵头部门，牵头部门的职责主要是起召集、协调的作用。结合我国分业监管的实际，人民银行应当发挥牵头作用。
5.2建立双边或多边紧急磋商制度，提高危机状态下的决策效率。若金融机构需要人民银行“紧急救助”，应由人民银行与被救助机构的监管部门进行双边紧急磋商。若被救助机构的风险波及多领域的，由人民银行与监管部门进行多边紧急磋商。经紧急磋商，先提出初步解决方案，再根据有关决策程序报国务院或有关部门。
5.3实现监管各部门信息共享。央行和监管部门应避免向同一机构收集同样的信息，并就何种信息由谁收集及如何交流与共享达成一致意见，减轻被监管机构负担。从国际经验看，通常由监管部门收集与金融监管有关的信息，央行收集与货币政策和金融服务有关的信息。
以担保为目的提存是指为保障一方当事人债权的实现，相对当事人将一定的货币、实物、证券等提存于公证机关，待各方约定的条件成就，由公证机构将提存物交付于另一方当事人的制度。
在银行与企业签订信贷合同的同时，银行与企业另行签订一纸提存担保协议。在提存协议中，双方约定：（1）将企业的银行账户设定为一个提存账户；（2）银行将贷款划拨入该账户中；（3）企业必须按照信贷合同的约定正当使用贷款，其正当性由银行或者银行的委托人进行审定；（4）企业使用其银行账户内的其他超过一定数额的款项应当由银行或者银行的委托人进行审定。该提存协议经过公证机关公证之后，交由企业的开户银行备案。
要进行上述操作，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这种担保方式是否具有法律依据？（2）银行或者其委托人对企业使用资金正当性的审定是否是干涉企业的经营自？（3）企业的开户银行是否会协助监管？（4）银行应当委托什么人来进行监管？
第一，诚然，无论是《民法通则》、《担保法》及相应的司法解释还是《合同法》，都没有明确规定前述担保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担保方式就是无效的。担保行为是当事人在实践中选择的债权保障方法，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属于典型担保方式；法律没有规定的，属于非典型担保方式。以提存方式进行担保系由当事人自己以契约方式选择的保全债权的方式，由《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进行调整，并无无效之咎。第二，银行或其委托人对企业使用资金的正当性进行审定并非意味着银行可以任意对企业的经营行为进行干涉。银行的监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监督贷款专款专用；（2）监督企业的重大交易行为。第三，对于银行之间在出现非典型担保方式时的协助义务，在《物权法》出台后，其中的浮动抵押制度要求银行必须履行协助监管责任，金融监管当局也致力于加强信贷资金监管，那么在理性上大家很容易就协助监管问题达成一致；协助银行有贷款银行和企业的提存契约为依据，师出有名，另外协助监管也算是一种金融衍生工具，对协助银行不无益处。第四，由于在对企业资金流动的监管过程中，需要涉及对企业交易契约的审查，而且企业的银行账户作为提存账户在理论上由公证机关监控，所以企业委托公证机关对企业交易资金使用的正当性进行审核是适当的；另外，由于企业的交易行为涉及到财务和价格问题，所以辅之以会计师事务所审核是必要的。银行通过委托公证机关和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交易中属各自范围内的技术性问题进行审查，可以有效实现对企业资金使用的监管。
不过这种监管方式也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缺点：不能对抗第三人。如前所述，由于以担保为目的的提存是一种非典型的担保方式，不是担保物权，所以它不能产生物权的优先效力。如果企业还存在其他的债权人，那么其他债权人对其提存账户内的资金同样具有求偿权，而且这种求偿权与银行的求偿权是平行的。要解决这一瓶颈，我们可以求助于下面的账户抵押制度。
（二）账户抵押制度
我国目前在实务上已经存在账户抵押行为。账户之所以能够作为抵押物，是因为其中现在存有资金而且可望将来继续有资金存入，而且这些资金是可以支取的，因此在这里企业是以届时对银行账户内资金的支取权为做抵押标的物的。业界公认，我国担保法以及司法实务是认可权利抵押的，例如业已存在的摊位抵押权、公路桥梁收费抵押权就是明证，所以用账户资金支取权作为抵押物不会遇到法律上的障碍，实际上我国司法实务也认可账户抵押。账户抵押有两种形态：一是银行与企业在企业银行账户之外另行设定一个专门以担保目的的银行账户，双方约定企业的某项经营资金收益（一般为某种特许收费）划入该账户，由银行对该账户内的资金行使支配权，这实际上是一种质押，对于普通的企业来说，这一做法不可取，因为不仅将资金交由银行控制不符合企业追求资金流动增值的目的，而且在技术上也难以保证企业会将该项经营资金收入划入该账户中；另一种形态就是企业用其专属的银行账户内的全部资金的支取权向银行提供抵押，账户内的资金除双方约定需要由银行进行审核的情况外，由企业自由支配，本文论及的就是这一形态的账户抵押。
账户资金支取权显然不属于担保法第34条第（1）—（5）项规定的抵押物的范畴，而且账户资金是不确定的，所以它也不属于存款凭证的质押，那么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抵押呢？对于账户抵押这样一种抵押标的物金额随时发生变化的抵押形式，在现行的抵押类型范围内的确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归类，但是账户抵押的客观存在性和适法性却是不容置疑的。无论最终将其界定为浮动抵押还是一般权利抵押，立法部门或者司法机关最后一定会对其抵押登记问题做出规定，这是现实的需要。而无论如何被定性，它对保障银行信贷资金的安全性都是非常有效的。
银行在与企业签订的信贷合同的同时，签订一纸账户抵押合同，合同中约定企业以其银行账户对银行提供抵押担保，参照前述担保提存协议中的内容与企业约定监管内容和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同样需要关注企业适用信贷资金的正当性并委托公证机关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监管。
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银行可以及时阻止企业违规适用资金，防止企业逃匿资产，在发现企业违规运作或经营状况恶化时，及时行使债权，回笼资金，减少损失。这两种监管方式适合于中小企业，也适合于市场大鳄。这表面上看加大了银行的资金监管工作量，但实际上不过是银行履行早应该去尽而没有尽到的责任而已。
由公证机关对前述资金进行监管，有着深刻的法律和经济基础。
1、根据国际立法惯例和我国法律的规定，公证机关具有服务、监督、沟通、证明的作用，所以公证机关对银行信贷资金进行监管具有职权基础。
2、公证机关是法律专业机构，而且其本身工作以“真实性、合法性”为依归，所以由其对借款企业重大交易合同的正当性进行审查具有知识基础。
一、监管目标及其主旨：理论的辨析
现代经济学对银行监管的原因、必要性及其应达到的目标的解释，主要建立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之上，特别是“市场失灵理论”与“信息经济学”理论。该理论体系认为，政府实施银行监管是为了社会公众利益而对市场运行过程中不适合或低效率的一种反应，是为纠正金融市场垄断性、外部性、传染性、脆弱性和信息不完备性等所引起的市场失灵问题而做的制度安排。从理论分析的逻辑看，主要有两个基本分析视角：一是基于银行系统的宏观视角，主要着眼于银行系统本身的重要性及其外部性效应，认为银行体系在提供金融服务等特殊商品外，还支撑着整个社会的支付结算体系，对整个经济体的平稳运行至关重要，从而使得银行体系具有较强的外部性，银行业是高风险聚集的行业，同时银行风险会引起系统风险，一家银行的破产倒闭可能诱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引起银行体系的连锁反应，破坏整个支付结算体系，并通过货币信用紧缩影响经济增长。因此，需要政府部门介入，通过外部监管来限制银行倒闭的不利影响，保持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
另一种视角则是基于银行合约参与者——存款人的微观视角，主要着眼于保护一般存款人及金融商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Kareken，1986）。认为在金融商品的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委托关系，为保证作为人的金融机构更好地为委托人服务，金融商品的消费者需要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者进行监督。对于银行而言，为避免银行经营者在使用存款人的资金发放贷款时过于冒险、损害存款人利益，存款人需要对其进行监督。但由于银行与存款人及各金融交易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监督成本很高，数量众多而分散的中小存款者存在着普遍的“搭便车”倾向，中小存款人既没有积极性也没有能力去搜寻信息或干预银行管理。因此，银行监管对中小存款者而言具有公共品性质，供给严重不足，需要政府承担这一公共品的供给。
作为这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和关注视角，尽管在最终监管要求和监管内容等方面是基本统一的，两者异曲同工，都要求被监管行尽可能稳健经营，避免其过度涉险，进而保持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和存款人利益的最大化。以消费者保护为目标的监管，常常可以获得对维护系统稳定有用的信息，而以维护系统稳定为目标的监管，也照样可以甚至必须对具体业务行为进行监管（王君，2001）。然而，基于两种不同的目标和关注视角，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两者有时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的冲突，如基于稳定整个金融系统的角度考虑，在银行业出现一定问题时，出于担心整个市场崩溃的角度考虑，监管者可能会故意隐瞒一些重要的信息，但从存款人利益的角度来讲，显然具有一定的“欺诈”之嫌，侵犯了消费者的充分知情权，不利于其及时调整投资决策。
为了避免目标冲突，相当一批经济学家主张监管机构应围绕监管目标设置（Wallman，1977；Taylor，1995；Goodhart，1998）。但在具体方案的设计方面，理论界仍未达成共识。较为普遍的一种模糊分类方案认为，各类金融机构由于性质的不同，对维护系统稳定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要求也各不相同，银行的系统性风险特征明显，并且与宏观经济政策关系密切，因而应当由中央银行负责监管；而保险业与证券业的消费者保护特征比较明显，可以由相应的专业监管机构负责。但在这一框架下，对于某个金融机构的监管常常难以同时兼顾不同的目标，只能有所侧重。如中央银行对银行业的监管只以维护系统稳定为重点，有时不可避免地难以顾及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问题；对证券业的监管，则主要顾及了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而忽视了其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影响。为避免这种主次的冲突，泰勒（Taylor，1995）提出了一种“双峰”论（TwinPeaks）的观点，认为整个金融系统的监管可以根据目标的不同，设置两个相应的监管机构。两者的监管对象都同时涉及银行、证券、保险，只是前者针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审慎性监管，以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尽量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或金融市场崩溃；后者针对金融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商业营运监察”性的行为监管，以防止其出现欺诈或机会主义行为，保护知情较少者（中小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合法利益。负责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监管机构应以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为对象，而负责稳定金融体系的监管机构应以支付系统为对象。
二、银行业监管目标体系的确定：中国的选择
监管目标的确定与划分，既应当遵循整个金融系统健康发展和监管工作有效进行的一般规律，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具体金融机构的体制安排、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历史文化环境等国情实际，从既有利于整个金融系统长远发展的战略发展需要，又有利于保证体制改革平稳推进的现实需要出发进行具体设计、安排。
从目前我国的监管体制来看，随着银监会的成立，逐步形成了与分业经营相适应的分业监管体制框架。根据最近公布的中国人民银行“三定”方案，中央银行除了在传统的货币政策职能之外，还有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职能。而在目前正在讨论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就把保护广大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作为立法宗旨。这标志着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首次得到了明确区分，解决了长期以来人民银行既承担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宏观职能又负责保护存款人和消费者利益的微观职能的双重监管目标冲突问题。作为我国银行业的专业监管机构，银监会的成立使得保护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监管目标获得独立化，使得保护存款人利益的监管目标得以凸显，有利于存款人利益能得到切实保证。
从理论上讲，银行经营中对存款人或消费者可能造成的利益侵害，一方面是基于商业银行经营的高负债率和有限责任制而导致的经营者过度涉险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就是在商业银行主要通过吸收存款等负债业务取得经营资金并实行有限责任的条件下，对于其股东与经营者发放贷款或从事某项投资而言，如放贷或投资成功可以取得几乎全部的收益，而如放贷或投资失败则只需承担极小部分的责任，因此，在缺乏必要的债权人监管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所有者和经营者都存在过度涉险的激励，从而威胁到存款人资金的安全性等。另一方面可能的损害基本与一般企业类似，商业银行可能会凭借其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降低银行服务的质量和有效产出，侵犯消费者利益，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因此，银监会“保护广大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的监管目标定位，就是要通过对于银行机构市场准入的审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查、各项经营业务的检查和监控等各项审慎监管工作，保护消费者免受金融服务部门或金融市场其它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或垄断定价的损害，促进各商业银行积极发展、稳健经营，加强内控制度，强化风险管理，确保消费者得到诚实、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
此外，由于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普遍存在，消费者行为之间也具有相互模仿和影响的外部效应，金融市场的有效运作在相当程度上还取决于市场参与者对市场的信心。因此，出于对消费者整体利益的考虑，监管者还应当提供市场公信这样一种公共产品，要通过审慎有效的监管，及时预警、控制和处置风险，有效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通过增加信息供给，加强信息披露，提高银行业经营的透明度，进而增进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防止出现因集中性的恐慌而引起金融市场的混乱，维护银行业稳健运营。同时，保护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利益，最为根本的是要提高其自身的自我保护能力。考虑到我国目前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之中，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金融发展滞后，市场规则及相关知识尚未完全建立并深入人心，居民缺乏必要的金融风险意识，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因此，作为监管者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考虑，还有一个重要职责便是“要通过宣传教育工作和相关信息披露，增进公众对现代金融产品、服务和相应风险的识别和了解”。金融机构要及时向公众披露市场及金融产品的信息，监管者要对金融机构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度作出判断，并纠正消费者对一些金融产品及服务的误解。
最后，由于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系还未健全，法制仍需进一步完善，市场主体在经营过程中不规范的行为时有发生，违法犯罪案件难以完全避免。因此，为从根本上保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作为监管者必须严密监管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活动，通过加强监管，建立起防范金融犯罪的机制，有效减少金融犯罪。同时，通过严厉打击各类金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良好的金融市场秩序，最大限度的减少资金损失，进而促进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应当说，目前银监会的目标定位，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多目标的，但实质上保护存款人利益、增进市场信心、提高公众金融意识、减少金融犯罪等四个目标都统一于保护存款人合法权益这一最高目标，前者是基础与根本，后者则是其的具体化，四者共同构成我国银行监管目标的有机体系。
三、中国银行业监管的目标定位：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分析
1、银行监管目标的定位反映了执政党“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现代政治经济学对政府监管的分析认为，政府对不同行业的监管是不同利益集团政治斗争和利益较量的结果，反映了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要求（佩茨曼，1976；Stockman，1991）。对银行业而言，正如前面的分析，政府介入主要为广大存款人提供一个“有积极性的代表”（M.Dewatripont＆J.Tirole，2002），以解决广大存款人之间因“搭便车”而出现的监管不足问题。目前我国由于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投资工具有限，居民主要以储蓄存款为主，几乎都是储户，其利益与银行密切相关。因此，银监会对广大存款人和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最为直接而深切地体现了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
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发展历经了建国初期的开创阶段，计划经济时期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等三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95年3月18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国和人民银行法》(下文简称《人民银行法》)及1995年5月1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下文简称《商业银行法》)标志着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已初步成形。这两部****成为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的核心。
《人民银行法》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规定审批，监督管理金融机构”、“按照规定监督管理金融市场”、“有关金融监督管理和业务的命令和规章”等监管职责，[1]这意味着专门性的代表国家的权威监管主体已经确立。该法还进一步为“金融监督管理”设了专章，共七个条文，规制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责，包括对金融机构的审批，金融机构业务的稽核、稽查监督、存贷款利率的监管、财会信息查核，以及政策性银行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等内容。[2]
《商业银行法》则进一步明确地规定了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设立的条件和程序、组织机构、银行存贷款业务中的义务、谨慎性要求、禁止业务、财务报告、监督管理、接管和终止及违反法律的责任等内容。
与此同时，还有一系列的法规和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规章涉及了银行监管问题。比较重要的行政法规有：《储蓄管理条例》、《借款合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金融规章则更为繁多：《金融机构管理规定》、《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贷款通则》、《支付结算办法》、《银行帐户管理办法》、《关于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通知》、《信贷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制正存款业务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则》、《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银团贷款暂行办法》、《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等等。
从《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其它法规、规章所涉及银行监管的内容来看，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似乎已不仅初步成形，而且可谓较为“完善”了，尤其是一大串的银行业务管理的金融规章更是甚为繁多。但是，深入分析既有的监管法制，我们便会发现不仅既有的规则、制度尚有缺陷，而且疏漏及亟待补充的问题仍大量存在。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监管法制体系的构建上存在诸多的不协调或不合理之处。我国现行的银行监管法制体系主要由两个基本法律——《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国务院主持通过的行政法规及中国人民银行的银行管理规章（包括“规定”、“办法”、“通知”等文件形式）。这三个层级的法律法规本应是一个有机的协调整体，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尤其是后两类存在的问题尤为突出。其次，银行监管有关的条例和规章相互之间或与两大基本法律之间有诸多重叠、不协调或直接抵触之处。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银行监管规则对基本法律的重复其为突出，如1996年6月1日的《贷款通则》中第4、5、13、24（第一项）、29（第一款）、62、63、64、68、69条等条款都与《商业银行法》的有关规定相重复，有的则仅是简单的复述。银行业务管理规章之间重叠则更为严重，如1997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支付结算办法》大量直接照搬了《票据法》、《票据管理办法》的规定，与此同时，它还与1994年10月9日《异地托收承付结算办法》、1993年5月21日《商业汇票办法》、1994年10月9日《违反银行结算制度处罚规定》[3]等规章有许多重叠的内容。《支付结算办法》中有关“信用卡”规定的第三章（共32个条文）绝大多数内容均直接来自1996年4月1日的《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4]人民银行制定的规章之间有不协调或抵触的情形也不少。同时并行适用的《支付结算办法》（1997年）和《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1996年）就有此种现象，前者的第132条规定“商业银行（包括外资银行、合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得发行信用卡。……”后者的第5条则指出“商业银行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得发行信用卡。”“非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境外金融机构的驻华代表机构不得经营信用卡业务。”很显然，《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已排除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信用卡及经营信用卡业务的可能性，而《支付结算办法》则只要求非银行金融机构“不经批准不得发行”，两者已明显抵触，况且《支付结算办法》第133条已明确规定符合法定条件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申请发行信用卡。再次，一些法规和规章因未能及时修订已有明显过时的内容，有的条文甚至与现行的法律相矛盾，或者无法适应现时的经济生活之需要。如人民银行1986年4月16日的《再贴现试行办法》、1990年《利率管理暂行规定》[5]等便属此类。从这两个文件的名称及的时间来看，分别历经14年和10年的规章仍然处于“试行”和“暂行”的状态，这足以表明银行监管规章的严重滞后。从两个文件的具体内容来看，其中与经济现实或现行法律、法规不相符之处也不乏：1）“专业银行”的用语在两个文件都出现了，但自《商业银行法》出台后，“专业银行”的用语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可谓不合法了。2）《再贴现试行办法》仅限于对“专业银行”的贴现也与《人民银行法》第22条第（三）项规的“为在中国人民银行开立帐户的金融机构办理再贴现”不相适应。3）《再贴现试行办法》第5条规定的“再贴现率暂定为3.75‰，略低于对专业银行的一般贷款利率”也不合时宜了。因为人民银行于1997年3月15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总行开办再贴现业务暂行办法》第5条规定：“再贴现利率按同档次再贷款利率下浮10%执行。”[6]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缺乏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效益理念，使得行政法规或规章相互之间或与法律之间有大量重叠的条文。这大大地增加了规范性文件的数量及特定文件的条文。银行监管规章制定的目的应在于补救法律、行政法规的缺漏或者对有关内容作补充性阐释，绝不在于重复强调法律法规的某些内容，因为中央银行制定的规范性规件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宣传法律法规的文件。其二，缺乏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系统化理念。这与制定者的规划性和全局性把握的技术和意识水平有关。其三，制定者对已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之及时修订、废止工作未予以足够重视。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处于重大变革时期，政策性较强的“人民银行规章”更有必要作出及时的调整、补充和完善。
第二，监管法制的制度选择不利于实现有效监管，也不利于商业银行追求效率。这主要表现在《商业银行法》及有关的行政法规、规章过于侧重对商业银行业务的监管。在《商业银行法》的第一章确立的第4—10条原则性规定中，绝大多数条文为商业银行开展业务及协调与其客户之间的关系作出原则性要求，这种设计也为后面的具体制度选择取向奠定了基础。事实上，第三章“存款人的保护”的绝大部分条文及第四章“贷款和其业务的基本规则”的多数条文都是对银行与客户的私法关系的规制。[7]笔者并不是认为《商业银行法》不应对私法关系作规制。但是这种立法选择取向，反映了立法者试图通过严格规制私法关系来实现监管的目标，有监管权力干预私法关系之嫌。反过来，因这些条文占据了将近20个条文，使得总共仅有91条的《商业银行法》很难系统而全面地构筑真正有助于监管目标实现的规则和制度。从德国《银行法》[8]的框架来看，该法第一章界定了信用机构的法律意义及联邦监督局的法律地位；第二章“关于信用机构的条款”仍然是法律赋予信用机构的“公法性义务”，诸如自有资本、信用机构集团的自有资本、清偿能力、对投资的限制、企业之间的关系[9]、高额信贷[10]、信用机构集团发放的高额信贷、近亲信贷、对近亲信贷的申报义务、责任条款、资信证明等等，即使其中的“储蓄业务”也是法律赋予信用机构的强制性义务；第三章“对信用机构的监督条款”；第四章“特别条款”，主要处理监督局监督与其他监督及在外国注册之后的监督等问题；第五、六章“处罚条款、罚款条款”、“过渡条款和最终条款”。这些规则几乎没有直接针对信用机构与其客户之间的私法关系作出规制的内容。日本在56年修改后的《银行法》及其配套施行令也未对私法关系作出规制。法国1984年《银行法》虽在第四、五章分别规定了“信贷机构与其客户的关系”及“对企业贷款的发放”。但从内容上来看，第四章只有两个条文，仅提及活期帐户的开立问题及授权咨询委员会研究信贷机构与客户间的关系及有关建议，而未直接针对具体的私法关系。第五章第60条原则性规定了信用机构对企业的贷款安排的履行问题，第61条则针对贷款接受人的债权之转让问题，这两条属私法关系。
当然，我国《商业银行法》关注私法关系的规制与我国银行业中国有银行占绝对比重的现状有关，因为国有银行的资产是国有资产，倘若像一般私法关系那样广泛自治，可能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立法者的这种顾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国有银行商业化的角度来看，这种选择并不利于市场主体自主地位的确立，也不利于公平、自由竞争机制的实现。况且私法关系可以由《合同法》调整，事实也正如此。
另外，我国中央银行制定的大量银行监管规章，没有真正从有助于提高监管效率、质量的角度出发，而是着眼于银行具体业务操作上的监管。如我国银行监管规章中有关银行结算及信贷业务的规则甚多，且极为细致入微，诸如《异地托收承付结算办法》、《商业汇票办法》、《违反银行结算制度处罚规定》、《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支付结算办法》、《贷款通则》、《贷款的管理办法》、《个人定期储蓄存款存单小额抵押贷款办法》、《电子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自营住房贷款管理暂行规定》、《制止存款业务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则》、《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银团贷款暂行办法》、《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办法》等等。[11]具体业务的监管并非不必要，但是完全或高度依赖具体业务的监管有如下弊端：（1）业务监管规则过于广泛，使得力量有限的监管主体之监管很难得到有效落实，特别是我国监管主体正处于不断发展阶段，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是技术都极为有限。这务必导致该管的不能有效管，不该管的却去管。（2）广泛的业务监管规则之生成为监管主体滥用监管权力大开方便之门，其结果是监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腐败的可能性增大，而被监管的银行则不惜借助违法手段来规避监管，这两者促成了监管成本的徒增及银行追求经济效率的目标受到侵蚀。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所制定的重要监管条例（28个）[12]来看，其中直接针对银行业务的规则有：《平等信贷机会的规定》（B条例）、《电子资金转让的规定》（E条例）、《金融证券交易的延伸贷款规定》（G条例）、《支票托收和资金转移的规定》（J条例）、《银行对证券交易的信用贷款比例的规定》（L条例）、《诚实信贷条例》（Z条例）等，其余大多为银行与联储及银行之间、银行业务的谨慎性要求等方面的规定，而且即使前述的几个条例也侧重于对银行业务的谨慎要求作规制。
第三，监管主体的法定权责之构造存在诸多不足。首先是立法对法定监管主体——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职权之规制过于宽泛和原则化。《人民银行法》第2、4、7条都是原则性地肯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该法虽为“金融监督管理”设了专章，但遗憾的是不仅条文数上仅有7条，而且每个条文的内容均为原则性的规定，如第31条指出“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规定审批金融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其业务范围”；第32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对金融机构的存款、贷款、结算等情况随时稽查、检查监督。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对金融机构违反规定提高或者降低存款利率、贷款利率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尽管《商业银行法》对这些职权的规制有所补充，但是在监管权力的运作上仍是缺少详尽的规定，这使得诸多权力不便于操作，尤其是无法促成监管权力的合法运作。如关于人民银行有权对企业银行的财务状况及相关资料的检查权，《商业银行法》仅在第62条原则性地规定：“……随时对商业银行的存款、贷款、结算、呆帐等情况进行检查监督。检查监督时，检查监督人员应当出示合法的证件。商业银行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提供财务会计资料、业务合同和有关经营管理方面的其他信息。”德国《银行法》则与此不同，该法虽然在“征询和稽核”上仅有两个条文，[13]但是第44条所设计的机制可操作性强，该条从如下几方面构筑征询和稽核权的实现机制：（1）要求信用机构及其成员有义务提供有关资料，并不需任何特别许可；（2）赋予监督局工作人员可为检查而进入信用机构的营业室；（3）监督局可通过参加股东大会、社员大会及监督机构的会议来实现；（4）可为检查而要求召开前项所列的各种会议，并可规定会议日期、议决事项等。
其次，法律对人民银行行使监管职权的保障机制构造上不健全。如在稽核检查监督权行使的保障上仅规定“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表的，”“拒绝中国人民银行稽核、检查监督的”可对商业银行进行处罚。这种规定很显然把提供有关材料和信息不及时、不完整或不正确的情形疏忽，同时此处也未要求给银行内部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相应的处罚。[14]这不利于保证人民银行监督职权履行的有效性。新加坡1971年《银行法——审批银行执照和规定银行业务的银行法》则明确地把刑事和行政制裁责任落实于特定的人身上，如该法第60条的责任主体都是“银行的任何董事、经理、信托人审计员、职工或人”，“故意漏记帐”、“故意做或嗦使别人做假帐”、“故意将某项记录改变、抽出、隐藏或销毁，或故意嗦使别人这样做，”这些“均作为违反本条例处以50000元以下罚款或不超过3年的徒刑，或二者并行。”[15]
再次，法律法规对人民银行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及违反法定程序或滥用权力的监督未能明确地要求。由于中央银行担负着监管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重要责任，而金融业务又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况且各国对商业银行主要管理人员的任职一般均有法定的要求，为加强银行监管的有效性，笔者认为我国也应对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尤其是主要的负责人之业务素质作出严格要求。至于人民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履职的监督问题，在《人民银行法》第49、50条有所规制，另外《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均提供了“行政诉讼”机制实现司法监督。但这些规制仍过于简单，有待立法进一步完善。
第四，监管法制在构建、运用监管手段和方法上有缺漏。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对市场准入监管、稽核检查监管、调查统计、市场退出、谨慎性要求等手段均已纳入监管法制体系中，但是对存款保险制度等监管手段，则尚未予以足够重视，存款保险制度在我国尚为空白状态。各国实践表明，存款保险制度在维护金融秩序和稳定银行体系起到了明显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少国家已纷纷以不同方式建立此制。该项制度有助于借助存款保险机构来加强对银行业务的监管，尤其是有助于通过存款保险机构督促银行减少违法经营。我国银行业因各种原因积累的不良资产问题使银行潜伏了极大的风险，倘若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不良资产及其带来的风险将进一步强化，存款人面临的风险也将更大。存款保险制度可在一定程度上可促成这些风险的降低和防范。
市场退出监管是在银行机构发生信用危机或可能发生信用危机时，中央银行认为保护存款人或投保人利益并恢复市场秩序而有必要关闭该机构，以及其他原因主动退出市场时，中央银行依法对退出全过程的监管。我国《商业银行法》对此种监管设了专章“接管和终止”(第七章)，但是该法对银行因破产或主动退出市场的监管之规定过于简单，仅有原则性的4个条文，诸如关闭中债务清偿原则、债务重组、有效资产的承接、被关闭银行的托管等均无规定。另外，我国尚无针对一般企业的破产法，[16]何况银行不同于一般企业，它的破产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法制必须对破产程序的各种问题设置监管。美国借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来监管和处理银行破产问题，并在20世纪80年修正支付法，公开对商业银行援助，运用资本暂缓政策、过渡银行等方法来处理银行破产中的问题。
在谨慎要求方面，《商业银行法》已对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资本充足率、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比例等作出规定。很显然，这些指标过于简单。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作了进一步规定，即1997年1月1日起执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办法，该办法设置的指标分为监控指标和监测指标，前者包括资本充足率、贷款质量、单个贷款比例、备付金比例、拆借资金比例、境外资金运用、国际商业借款、存贷款比例、中长期贷款比例、资产流动比例等十个指标；后者主要有风险加权资产比例、股东贷款比例、外汇资产比例、利息回收率、资本利润率、资产利润率等指标。[17]这些补充使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方面的监管制度已比较完善。但是《商业银行法》对关联贷款(对关系人发放贷款)的规定尚有如下不足：1)对关系人发放担保贷款的程序未严格规制。立法只是规定发放贷款的条件不得优于其他借款人的同类贷款的条件，这种规定为关系人(尤其是商业银行的董事、管理人员自己及其近亲属)借所谓的“担保”暗渡陈仓，开方便之门。德国《银行法》对近亲信贷增设了“仅当根据全体业务领导人的一致通过的决议，且得到监督机构的明确同意时才提供”。[18]2)立法未给监管主体——人民银行具体实施监督创设有效的机制。德国《银行法》设定的“申报义务”[19]机制值得借鉴。3)“关系人”的范围之界定尚有不足，即一方面未对近亲属作出明确的限定，另一方面对商业银行的股东(尤其是持有较高比例股份的企业)纳入关系人的范围。事实上，这类人也可能因其持股关系而取得“方便”的贷款，从而徒增银行的经营风险。
我国两大基本法律对监管方法仅有原则性的规定，诸如以何种形式和程序来实现现场、非现场的监管，或者通过利用外部审计师对有关信息进行核实，这些方法的具体运用均未上升到法制的层面。[20]
第五，监管机制过于强调法定权威监管机制的运用——疏忽了银行内部控制和同业自律机制的兼用。我国《商业银行法》在内部控制机制的设计上仅有三个条文，即第59、60和61条。第59条要求健全企业规则和制度；第60条要求健全稽核和检查制度，并要求对分支机构应当进行经常性的稽核和检查监督；第61条规定业务报告。这种规制有如下几个缺陷：其一，规定过于原则化。业务管理规则、制度及稽核、检查制度的具体要求均需进一步补充完善。业务报告的要求既未对报告应涉及的具体(尤其是那些强制性要求报告的)内容进行明确，也未就报告的时间、报告的形式、程序等作出规定。其二，未对内容专门性的稽核检查途径——审计予以规制，这无疑会大大削弱该途径的有效性。因为内部审计员只有在任命、其职权及法律责任等方面有严格而强制性的法律依据，才足以保证其履职的客观、及时与合法。银行监管法制健全的国家往往突出审计员在任命及职权行使上受法定监管主体的制约。如新加坡《银行法》便规定：尽管公司法已规定，但每家银行每年必须由当局批准后任命一名审计员；并授权当局在法定情形下可直接任命一位审计员。[21]德国《银行法》规定了特别情况下信用机构任命的审计员需通报监督局，并可要求另任命一名其他的审计员，监督局还可在法定情形下申请登记法院指定审计员，同时，进一步为审计员的特别责任作了专门规制。[22]其三，法律对于内部控制系统是否完善、有效的再监管问题未予重视。对银行内部工作程序过于简单，部门之间、员工之间的职责划分过于粗放，缺乏完善的管理信息系统，没有明确合理和透明的业绩评估程序(如缺乏详细的业务标准、明确的业务标准考核程序)[23]等问题均无再监管的标准、强制性制裁措施。另外，加上我国银行评级机制不健全，同业自律机制不健全，倘不强化中央银行对内部控制系统的再监管，势必使该机制处于虚设的状态。
在同业自律方面，我国法制尚未对此给予足够重视。尽管已经组建了全国性的银行业协会，但是其地位和作用尚未在法律层面上予以充分关注。银行同业组织及其自律机制在诸多国家和地区颇受关注，香港的银行业公会便是成功的例子。同业组织及其自律机制在我国法制中的完善尤为重要，这是因为，首先同业组织的自律与协助管理银行业可以充分发挥其专业性优势——组织的管理与工作人员普遍熟悉银行及其经营业务，可弥补我国法定监管主体中工作人员专业素质方面的不足。其次，同业组织还可通过其灵活地制定、修正同业自律规则来补救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严重滞后的缺陷。特别是我国尚处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发展的阶段，金融体制及一系列的具体制度都处于不断地变化中，仅靠相对稳定而普遍化的法律法规来反映改革的具体情况是不够的，而且法律的相对稳定性也不允许朝令夕改，同业自律规则的相对灵活性或许可以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再次，同业组织及其自律性的监管银行业务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约束”法定监管主体滥用权力的作用。我国现实的监管机制充分体现集中监管的特质，但权力的过度集中会促使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因此培育监管主体的“多元化”，尤其是辅的监管主体极为必要。另外，银行同业组织也可以借助全行业的力量来促成法定权威监管机制的完善——特别是监管规章的及时废、改、立和抵制不当的监管权力之运作。第六，监管法制在适应银行业国际化方面存在不足。我国在银行业国际化方面的监管法制已有1994年4月1日施行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关于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管理办法》、《中外合资投资银行类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境外金融机构管理办法》、《上海浦东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办法》、《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等。综观这些法规、规章，仍有如下不足：1)规范性文件的权威性不高。这些文件除《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是国务院通过和的行政法规外，其余多为中国人民银行颁发。这种状况不利于对外塑造“法制完备”和“依法监管”银行业的形象，但国际上通常把银行信用及银行监管法制的完备状况联系起来。尽管《商业银行法》在其“附则”中规定：“外资银行、中外合资商业银行、外国商业银行分行适用本法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但是《商业银行法》毕竟是立足国内银行及其业务，因此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可能难于有效实现，特别是《商业银行法》自身尚有诸多不足会强化这种效果。2)在监管内容和实现监管的方法上过于原则而不便于操作。如《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未作明确要求，对其业务资料的报送及稽核与核查的规制也甚为原则和简单。这极不利于监管目标的有效实现。美国的1991年《加强对外资银行监管法》及1996年的《K条例》，不仅要求外资银行必须接受联储一年一度的检查，而且法律法规所确立的银行现场和非现场检查制度，特别是现场检查制度尤为完善。现场检查中极为重要的保障程序是：检查官员一进入银行，将控制银行所有帐本和资产，如现金、证券等，检查官员除对银行资产、业务资料进行检查评估外，还对管理组织（包括高层管理人员和经理层的监管能力等）进行评估。[24]3)在监管领域的选择上，法制很明显倾向于对境内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而疏忽对境外金融机构的监管。因为我国《境外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对海外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监管极为简单——只要求每半年报送一次报表，未作其他任何要求。这种监管法制取向，表现看来有助于我国金融机构境外业务的拓展，但是事实上并不利于这一目的的达到。因为各国在接受外资金融机构之发展时，往往把母国的金融监管制度作为一个考虑因素(正如我国立法也如此)。如美国在审查1996年2月13日生效的《K条例》修正案中便明确提出：那些不受母国统一监管的外资银行是否可以继续在美国从事经营活动，要经过严格审查。[25]美国立法也重视对海外金融机构的风险监管(如要求考察存款的波动性、借款频率与数量、依赖利率敏感性资金的比重、易变现资产数量、银行本身向货币市场的借款能力等)、准备金(要求对海外分支机构〈包括分行〉及其他外资银行的借款，以及海外机构对非居民的直接贷款都按10%缴纳准备金)[26]均有要求。而且在检查审核方面，对海外分行和子行都要进行现场检查，尤其是常对海外子行实施现场检查。[27]新加坡《银行法》也明确地规定：“当局可随时秘密检查每一家银行以及每一家在新加坡注册、但设在新加坡以外的分行、行或办事处的帐册、帐户及业务情况”。4)银行监管法制还面临着我国即将加入WTO后的诸多国际标准的冲击。既有的银行监管法制尚无法接纳市场准入、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透明度和逐步自由化等原则，因为目前的法制对外资银行的限制性待遇还甚多，要为外资银行的市场进入提供完善的许可和国民待遇的监管，尚需监管法制及有关政策的修订。
此外，我国银行监管法制的缺陷还与相关的配套政策和法制的不健全有关。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中存在的诸如监管主体地位和具体权责的落实问题等，已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它还涉及到国家权力的分配和制约机制，与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息息相关联；对国有商业银行的监管困难也直接关涉到金融体制、国有企业转制等重大问题。相关的配套法制诸如企业破产法制、会计法律制度、审计法律制度等的健全都直接关系到银行监管制度能否顺利地进入现实经济生活中去。正如克莱因指出，要防止金融风暴的爆发，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要建立健全企业破产法、会计和交易制度，增加市场的透明度，以及要有良好的教育制度。[28]
二、完善我国银行监管法制的若干思考
鉴于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仍存在许多不足和缺憾，今后的监管法制建设需注意如下问题：
1.在法律、法规及规章的制定与废改上要突出监管法制体系内部的协调和完备。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法律法规及规章的创制者必须重视立法的整体规划。由于我国专门针对银行监管的法律只有两个，行政法规也不多，引发监管法制内部不协调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人民银行制订的一系列监管规章。人民银行要克服此弊病，一方面要尽可能对近期需要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规划；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切忌发现“一事”便立“一法”的流弊，这种作法既不便于监管者执法，也不便于银行自觉地守法，同时还可能引发相关规章之间的不协调不照应。要作好立法和制定银行监管规章的计划性，也需要制定者具有前瞻性地把握国内金融体制改革的动态，也需要制定者熟悉市场经济体制成熟国家相关制度的具体内容。其次，法律、法规及规章的制定者必须充分重视对既有的法律规章不合时宜的内容进行处理，尤其是那些与新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规章更应及时地废止或修改。我国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目前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在《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出台以前的法规和规章都有必要进行清理。再次，人民银行针对具体监管领域的个别规章在条件成熟时应注意系统化。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其管理条例按26个字母序号编列的管理方式值得借鉴。对既有规章的系统化管理可为规章内部之间的协调和及时修正不合时宜的规则均有帮助。我国人民银行的监管规章数量太大，分门别类地逐渐系统化不仅必要，而且是当务之急。否则会徒增监管者履职的成本，也会增大各银行遵守有关规章的困难。
2.充分重视在结合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外国立法经验，尤其是那些银行监管法制行之有效的国家之经验，并使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大胆接纳国际通行的规则和制度。银行监管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活动，银行监管法制则既是技术性、专业性并具的法律制度。这种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法制不同于那些与文化因素联系紧密的婚姻、家庭、继承等领域的法律，后者因体现文化的稳定性、继承性，[29]而不便于学习和借鉴，而技术性强的法制则便于借鉴和移植。为此，我们应创造条件积极主动地学习、研究国外银行监管法制的经验，特别是中国人民银行有必要重视此项工作。要学习和借鉴，首先就要注意收集、翻译和整理国外的银行法律制度，有关部门应为此提供必要的资助；其次，集中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力量对监管法制成效显著的美国、德国、新加坡等国的法律制度及实施机制作系统的研究；再次，应注意引进国外的监管法制专家和实务部门的优秀人才来国内传授经验和技能；此外，重视调查分析国内现有监管法制及其实施的局限性，结合实际在法制的完善和实施上借鉴外国的经验，绝无必要为中国监管法制之特色而拒绝外国具有参考价值的经验。
3.要处理好放松监管与改善监管、严格监管之间的关系。我国监管法制由于打上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烙印，诸多制度具有一定滞后性，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我们必须直面放松监管与改善监管、严格监管的冲击与协调。放松监管是指我国既有法制必须逐步适应WTO有关金融服务方面的制度和规则之要求，放弃过去体现过多干预的银行监管制度，尤其是涉外银行业务方面的管制，这势必增大我国银行业及金融市场遭受国际金融风险渗透的可能性。为了防范风险，银行监管只能走向改进监管质量和提高监管效率，将全面的严格监管发展为有重点的高质量监管。在监管法制上也必须作出回应，逐步地放弃和修正旧法制的过严监管，及时地有步骤地健全应该监管方面的法律制度。有鉴于此，银行监管法制的废、改、立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技术”。
4.完善监管主体自身建设相关的制度。监管主体自身建设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关系到整个银行监管法制及实施水平的提高。监管主体建设需法律进一步明确其地位和权责，要把防范地方政府干预、提高银行监管效率的具体措施制度化。监管主体内部职能部门的划分也应顺应监管新形势的需要进行改造，要突出金融监管职能部门的地位，注意处理金融监管与金融管理服务之间的关系。监管主体中工作人员素质建设也应上升到制度层面上来，严格规范银行监管工作人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对金融业务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对银行法制及其实施机制的熟悉等要求，应建立银行监管业务知识资格试和职业道德评价等制度。现代社会复杂多变的金融市场和多样化的金融风险需要具有金融专业知识和从业经验的工作人员来履行监管职责。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后，中国银行业国际化进一步深化，银行监管工作人员的责任更加艰巨，其素质也就更有必要作出更高要求。
5.在具体的监管制度完善方面需抓好如下工作：其一，完善监管主体对银行进行稽核检查的保障制度。对于非规场检查，应具备在单个和并表的基础上收集、检查、分析、审核报告的手段。因此人民银行应对银行报告，尤其是需强制性报告的问题、程序和时间作出规制，月报表和附加资料、年度决算、营业报告和审计报告等材料的内容、信息准确性要求及提出的时间、程序均需详尽规制，这才有助于监管者作出准确非现场的分析。现场检查制度的构建更为迫切，检查程序及检查权力的保障是该制度的核心，可借鉴美国的立法经验，赋予监管主体以不预先通知的绝对检查权——一旦进入被检查银行，检查当局便控制了银行的一切资料和财产，以避免各种干预力量妨碍检查的进行。与此同时，法律也应强化检查人员的责任，疏于监管者应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情节严重者依刑法追究刑事责任。现场检查的内容应包括：被检查银行递交报告的准确性、真实性、银行的总体经营状况、银行风险管理制度和内部控制措施的完善程序、贷款资产组合的质量和贷款损失准备的完善程度、管理层的能力、会计和管理信息系统的完善程度、非现场或以前现场监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银行遵守法规和规章的情况。
关键词：风险性监管外资银行
风险性监管（Risk-basedSupervision）是西方发达国家自70年代以来普遍运用的用以管理银行金融风险的科学而系统的管理方法。美国著名学者威廉姆斯（C.ArthurWilliamsJr）和汉斯（RichartclM.Heins）在《风险监管与保险》一书中对风险性监管作了如下定义：风险监管是通过对风险的识别、衡量与控制，以最少的成本将风险导致的各种不利后果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科学管理方法。其主要通过风险识别（riskidentification）、风险衡量（riskevaluation）、风险控制（riskcontrol）和风险决策（riskdecision）四个阶段来达到“以尽量小的机会成本保证处于足够安全的状态”的目标。
一、巴塞尔协议体系对银行风险监管的基本规定
专门针对跨国银行监管问题而成立的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颁布的《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即通常所说的“巴塞尔协议”）和于1997年9月颁布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共同构成对外资银行风险性监管的基本规定。
《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①指出银行业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针对银行业的这些风险，监管者应当制定和利用审慎性法规的要求来控制风险，其中包括资本充足率、贷款损失准备金、资产集中、流动性、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
（一）资本充足率
资本充足率是指资本对加权风险资产的比例，是评价银行自担风险和自我发展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核心原则》第6条指出，“监管者要规定能反映所有银行风险程度的适当的审慎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此类要求应反映出银行所承担的风险，并必须根据它们承受损失的能力确定资本的构成。至少对于活跃的国际性银行而言，上述标准不应低于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规定及其补充规定”。根据1988年的“资本协议”，银行的资本应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核心资本应不低于总资本的50%，附属资本不能超过核心资本。此外，通过设定风险权数来测定银行资本和表外业务的信用风险以评估银行资本所应具有的适当规模，即将资本与资产负债表上的不同种类的资产以及表外项目所产生的风险挂钩，依其风险大小划分为0%,10%,20%,50%和100%五个风险权数，对于活跃的国际性银行规定了4%的一级资本和8%的总资本的最低资本比率要求。
（二）信贷风险管理
对于银行的信贷业务风险，《核心原则》做出了五个方面的规定：第一，信用审批标准和信用监测程序。“独立评估银行贷款发放、投资以及贷款和投资组合持续管理的政策和程序是监管制度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②第二，对资产质量和贷款损失准备金充足性的评估。“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建立评估银行资产质量和贷款损失储备及贷款损失准备充足性的政策、做法和程序。”③第三，风险集中和大额暴露。“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的管理信息系统能使管理者有能力识别其资产的风险集中程度；银行监管者必须制定审慎限额以限制银行对单一借款人或相关借款人群体的风险暴露。”④第四，关联贷款。“为防止关联贷款带来的问题，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仅在商业基础上向相关企业和个人提供贷款，并且发放的这部分信贷必须得到有效的监测，必须采取合适的步骤控制或化解这种风险。”⑤第五，国家风险或转移风险。“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制定出各项完善的政策与程序，以便在国际信贷和投资活动中识别、监测和控制国家风险及转移风险并保持适当的风险准备。”⑥
（三）市场风险管理
《核心原则》第12条规定，“银行监管者必须要求银行建立准确计量并充分控制市场风险的体系；监管者有权在必要时针对市场风险暴露制定出具体的限额和具体的资本金要求。”市场风险管理的主要手段有：要求对产生于交易业务活动的价格风险提供明确的资本金准备、对与市场风险有关的风险管理程序设置系统的定量和定性标准、保证银行管理层实施了充分的内部控制等。（四）其他风险管理
其他风险管理包括利率风险管理、流动性管理以及操作风险管理等。根据《核心原则》第13项的要求，银行监管者必须要求银行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程序（包括董事和高级管理层的适当监督）以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各项重大的风险并在适当时为此设立资本金。
（五）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包括：组织结构（职责的界定、贷款审批的权限分离和决策程序）、会计规则（对帐、控制单、定期试算等）、“双人原则”（不同职责的分离、交叉核对、资产双重控制和双人签字等）、对资产和投资的实际控制。内部控制的目的是确保银行业务能根据银行董事会制定的政策以谨慎的方式经营。而“银行监管者必须确定银行是否具备与其业务性质及规模相适应的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二、英美国家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相关经验
（一）英国的“比率风险监管体系(theRATEframework)”⑦
1997年，英国银行在1987年的《银行法案》授权下制定出“比率和比例风险监管体系（RATEandSCALEframeworks）”，所谓的RATE风险监管体系是风险测评（RiskAssessment）、监管措施（ToolsofSupervision）、价值评估（Evaluation）的缩写，它是由英国金融服务权力机构（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简称FSA）对银行业务、风险纪录、宏观经济环境做出综合性评估，以制定有效的监管计划和使用恰当的监管措施。
第一，风险测评。风险测评的目的在于系统地识别银行业务的固有风险，评估其风险控制的充足性和有效性，明确其组织结构与管理体制，初步建立对这些银行的监管体系。风险测评分为八个步骤：1.确认风险评估的重点方向，2.取得事前信息（包括与跨国银行的母国监管者联络），3.做出初步的风险测评，4.现场检查，5.做出最终的风险测评，6.建立初步监管体系，7.保持监管的一致性（包括建立RATE专题小组和质量保证会），8.向银行反馈信息。其初步风险测评主要参照九个方面的因素：CAMELB指标（主要用于分析商业风险）和COM指标（主要用于分析控制风险）。CAMELB指标包括资本（Capital）、资产（Assets）、市场风险（Marketrisks）、盈利（Earnings）、债务（Liabilities）、业务（Business）六个方面；COM指标包括控制（Control）、组织（Organization）、管理（Management）三个方面。通过对银行商业风险和控制风险的评估，将银行分为四个等级（QuadrantABCD），对A、B等级的银行只需要对其风险控制做出适当的监测，对C、D等级的银行则需要采取监管措施。
第二，监管措施。FSA可以对C、D等级的银行采取如下监管措施：1.要求银行提供全面的会计师报告（ReportingAccountantsReport），2.FSA的专家小组对银行财政领域进行检查（TradedMarketsTeamVisit），3.FSA的专家小组对银行信用领域进行检查（CreditReviewVisit），4.向跨国银行的母国监管者收集相关信息（Liaisonwithoverseasregulators），5.与银行高级管理层进行审慎性会晤（Prudentialmeetings），6.特别性会议讨论银行未来发展计划（Adhocmeetings）。
第三，价值评估。在下一次风险测评之前，FSA每年会对风险测评、监管体系、监管措施的使用做一次价值评估，以保证银行已完成必要的整改工作、FSA已完成监管体系中所预定的工作和监管措施被正确的执行。此外，FSA还对其监管阶段工作的有效性做出评估和复查所有银行是否仍然符合立法的最低标准。
（二）美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
作为拥有悠久管理外资银行历史和丰富经验的大国，美国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体制上有其独特之处，其中包括“ROCA”等级评估制和VAR风险测定方法。
第一，双重评估体系。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对外资银行的评估体系上多半采用单一制，即外资银行与国内银行适用同一种评估体系，例如英国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都适用CAMELB&COM指标。而美国对其国内银行适用的是国际通行的“骆驼评级体系(CAMEL)”，即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capitaladequacy）、资产质量（assetquality）、管理水平（managementability）、盈利状况（earningperformance）和流动性（liquidity）五个方面进行评估。对外资银行，则考虑到外资银行的分行和行不是独立的法人，许多因素（如资本调控或资产流通等）都受制于总行，采取的是“ROCA”等级评估制，即对外资银行的风险管理（riskmanagement）、作业调控（operationalcontrols）、遵守法规（compliance）、资产质量（assetquality）四个方面进行评估，将重点放在风险评估、风险跟踪、风险控制上。第二，VAR风险测定方法。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银行业遭受到重大的商业风险，坏帐逐年增加，许多银行认为，单纯运用巴塞尔协议的公式会扭曲贷款和投资决策，因而1995年12月美国金融机构正式将JP摩根公司发明的VAR风险测定方法作为银行风险测定和管理的工具使用。VAR（ValueatRisk，风险值）是指在某一特定的时期内，在一定的置信度下，给定的资产组合可能遭受的最大损失值。与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相比，VAR方法主要用以测定市场风险，其步骤为：首先，选定一组影响交易组合价值的市场因素变量，比如利率、汇率，以及商品价格等；其次，假定这些变量所遵循的取值分布或随机过程，比如正态过程；然后，将交易组合的市场价值表示成上述市场因素变量及其相关系数的函数；最后，选择某种方法来预测市场因素的变化，从而得到交易组合市场价值的改变量，这就是风险值（VAR）。
三、对我国外资银行风险监管的思考
2002年以前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还停留在是否合规性的事后检查阶段，缺乏以预防为主的风险性监管。2002年2月1日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初步确立了我国外资银行风险监管的指标体系，如要求外国银行分行、中外合资银行或合资财务公司，外国出资者须达到资本充足率8%的标准；外资金融机构人民币业务适用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即外资金融机构资本或营运资金加准备金等之和中的人民币份额与其风险资产中的人民币份额的比例不得低于8%；明确“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25%”的流动性比例要求等⑧。然而，与风险监管发达的美、英、日、法等国相比，我国的风险监管体制还显得极不健全，有待进一步完善。
第一，制定风险监管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和建立风险监管的专门机构。由于我国在外资银行监管方面的立法层次比较低，在风险监管方面并没有出台相关的专门性规范，只在修改后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中略有涉及。而美国除了在1978年的《国际银行法》中对外资银行的风险性监管做出总体性规定，还有1978联邦储备局制定的《统一鉴别法》中的“风险评估法”以及1991年的《外资银行监督改善法》等法规加以补充。法国则在法兰西银行之外，另设有银行法规委员会（TheCommitteeonBankRegulation），专门负责制定监管法规和风险性量化指标。而英国不仅设有专门的监管机构——FSA（金融服务权力机构），还在风险性监管方面出台专门性法规——“比率和比例风险监管体系（RATEandSCALEframeworks）”。由于我国外资银行的数量随着我国加入WTO而将迅猛增长，我国应制定出风险监管的总体政策和量化指标，设立专门的类似于英国FSA一样的监管机构来执行这些法规。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