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城乡统筹；金融非均衡发展；城乡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2）040104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市城乡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从1980年的2.57扩大到2010年的3.62，其中，2006年收入比达到最大为4.03。随着2007年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开展，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才得以逐年下降。尽管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众多，但毫不质疑的是，传统的二元经济模式所形成的金融结构是引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重庆市二元金融结构在城乡金融发展不均衡、农村金融供给短缺、农村金融管理滞后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为此，重庆市政府加快统筹城乡步伐，促进城市化的实现，推进城乡金融的同步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本文基于Johansen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在统筹城乡的背景下从金融发展的非均衡视角研究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以期为政府有效制定统筹城乡一体化的金融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广泛而长远，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方面的积极因素早已被诸多学者所证实。然而直到1990年，部分经济学家才开始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加以关注，对这一领域进行首次探索的是Greenwood & Jovanovic利用经济内生增长理论建立模型进行动态分析，论证了三者间的关系，指出在起步阶段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但不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不过在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时，金融发展会促进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得到改善［1］，但是，作者并未对此过程进行明确的划分。Townsend & Ueda在对前人成果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动态计量模型的构建，进一步讨论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及路径变迁，其研究结论证实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倒“U”型曲线的存在［2］。这使得从金融的角度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在国外受到了推广和重视。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胡宗义、刘亦文论证了我国地区间的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之间呈倒“U”型的非线性函数关系［3］。而尹希果、陈刚等运用面板单位根和VAR模型的实证结果并未支持金融发展的“库兹涅茨效应”［4］。丁志国、赵晶等选取中国1985―2009年各省份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验证了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库兹涅茨效应”，随着经济的增长，城乡收入差距的趋势是先扩大再缩小［5］。然而，更多的学者则把注意力放在了研究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的关系问题上，并对此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一）金融发展扩大收入差距
Galor & Zeira认为，金融发展拉大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原因是在开始阶段金融市场制度的滞后无法与金融发展保持一致［6］。Dayal Gulati & Husain指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差距的缩小起延缓作用，金融水平的提高促进地区间资产的转移，增加了收入差距拉大的可能［7］。国内学者杨德勇、初晓宁引入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从农村金融发展相对滞后和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现实出发，根据实证结论建议政府增强农村的经济基础，完善农村的金融体系［8］。徐中生使用SVAR模型方法，考察中国金融发展、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三方面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规模和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长期以来，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库兹涅茨效应”，认为中国现在还处在金融发展初期［9］。夏传文、刘亦文从农村金融规模与金融效率的角度出发，指出金融规模对缩小收入差距有利，而金融效率的作用却相反。城乡居民基尼系数与金融发展的均衡度密切相关［10］。孙永强、万玉琳建立PVEC模型，研究金融发展、对外开放与城乡收入差距长期稳定和短期波动的关系。表明金融发展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其中东部地区表现最为明显［11］。王修华、邱兆祥也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大使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提高金融效率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2］。
（二）金融发展缩小收入差距
Clark，Goerge等统计全球91个国家35年间的经济数据，通过引入基尼系数等变量研究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的相关性，总结出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口流动到现代服务业的费用，重新调节自给农业部门与资本主义部门的比例关系，从而缩小了不同人群间的收入差距［13］，但倒“U”型假说并没有得到有力解释。Jeanneney & Kpodar认为，尽管金融发展使贫困比例下降，降低贫困发生的可能性，但金融的动态不确定性也使穷人原先所得的好处遭受侵害［14］。刘亭亭、刘传哲基于VAR模型及协整检验，从整体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以及农村金融发展三个不同的角度，考察了31年间中国金融发展和收入差距的相关性。结论认为两者之间具有协整关系，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规模的关系为正，金融发展效率与其负相关［15］。
由上述文献可知，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尚存在着明显分歧，尤其是以往多数研究没有对统筹城乡下金融发展的差异性进行具体研究，本文基于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现状，尝试从重庆市城乡统筹的基础上，以城乡金融发展不均衡为视角，分析重庆市城乡统筹下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为研究统筹城乡下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问题进行有益探索和提出政策建议。
第二，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具有城市化偏好，因此，统筹城乡之后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偏离程度更大。更多的资金将用于促进城市化发展方面，而降低对农村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供给。2007年统筹城乡之前，LCRI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0.041），2007年统筹城乡之后，LCRI具有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0.354）。因此，政府应通过相关政策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近年来所采取的新农村建设政策有助于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在城乡金融发展非均衡方面。城乡金融发展效率非均衡将得到改善。LCRE在统筹城乡前后都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系数从统筹前的-0.119变为统筹后的-0.433，显然城乡金融发展效率极大地减低了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其中可能的原因是，随着统筹城乡的继续发展，财富分配趋于更加合理的水平。居民收入的增加使得存款数额上升，同时金融信贷服务体系的完善也增加了居民贷款额，城乡之间金融效率非均衡得到改善。城乡金融发展规模非均衡将进一步偏离，LCRS系数在统筹前为-0.030，而在统筹城乡之后变为0126，明显地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究其原因可能是统筹城乡使农村GDP在整个GDP的比重逐步变小，城市化导致农村贷款中用于农业生产的数额随之下降，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乡镇企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乡镇企业的贷款数额也会减少，大量的资金集中于城市地区，所以，在统筹城乡之后城乡金融发展规模的不均衡将使城乡收入扩大。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计量分析表明：在目前情况下，重庆市在提出“缩差共富”政策时应将城乡金融发展问题纳入分析框架之内［18］。解决金融均衡发展是缩小城乡差距可行的路径选择。重庆市统筹城乡下金融发展的特点是：农村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得到了共同发展，尤其是非正规金融机构力量将得到壮大，民间金融在农村逐渐活跃，形成了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合作与竞争的良好氛围，产生了农村金融集聚效应。为实现重庆市城乡金融一体化协调发展应采取以下手段：
第一，应该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改善公共服务水平，维持户籍制度改革的有序健康运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这不仅可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还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内陆开放高地”政策将加大重庆市对外开放力度。开展对外贸易将实现乡村地区的产业升级，传统行业向现代行业的转型将缩小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对调节收入分配起到积极作用。
第二，政府应调整城乡之间固定资产的投资比重，加大对乡村地区的政策扶持，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改善，有助于提升乡村地区的投资环境。从表5看出，统筹城乡后城乡固定资产投资会对收入差距起拉大作用（0.354），因此，政府在相关政策上予以指导，纠正城乡投资的偏向。
第三，加快完善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出台农村金融准入政策，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存款额度、贷款额度，实现城乡之间资金的良性循环，促进城乡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将促进城乡金融均衡发展，对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起到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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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郭军华.中国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东、中、西部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9（12）：17.
［8］杨德勇，初晓宁.我国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实证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11）：1723.
［9］王修华，邱兆祥.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1（2）：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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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惠宁，熊正潭.城乡固定资产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研究――基于1980―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4552.
［12］孙永强，万玉琳.中国对外贸易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基于1978―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10（6）：4651.
摘 要 当前，各地城乡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城乡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不平衡现象。本文主要用具体实例简要分析城乡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农村信用联社实行机构撤并后的运营状况，进一步分析了浙江城市金融发展及城乡金融发展差距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对松阳县农村信用联社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改革措施，尽可能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关键词 城乡金融发展 城乡金融发展差距 农村经济 分析
农村金融服务不足和严重落后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由整个社会和金融机构共同引起的。现阶段，浙江省金融发展体系相对较高、组织体系逐渐趋于完善、金融服务能力日渐增强，但仍然存在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现象。上个世纪末新世纪初，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等地相继实行了农村信用社管理体系改革。尽管经过十几年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并没有真正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改善农村金融严重缺失等问题。为了缩小城乡金融发展差距，文中以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农村信用联社金融发展为例，初步分析了城乡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城乡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
市场经济有一个基本发展规律，生产要素向效益好、回报高的地区和行业流动。城市经济高速发展、农村经济相对落后，必然导致农村部分金融机构撤离、信贷资金流失，转向城市发达地区。据2011年统计资料显示，城市人均贷款是农村的十倍之多，农村贷款年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个百分点左右。不平衡的城乡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服务能力不足的农村信用社，不可避免地将对农村经济造成一定制约影响。
在我国，关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文献中相对缺少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因此，文中将着重从这一个角度分析城乡金融发展差异及其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以相关经济理论为基础，建立一个关于金融机构业务导致农村资金流入城市地区的理论模型，然后进行相关分析与讨论。在该模型中，假设金融机构在城市吸收存款的利率为 ，在城市进行资产业务的收益为 ，在城市进行资产业务的成本为 ；金融机构在农村吸收存款的利率为 ，在农村进行资产业务的收益为 ，在农村进行资产业务的成本为 。并用 表示农村存款在农村投资的比重，则有（1- ）比例的农村存款投入到城市发展中。在该模型理论下，金融机构利润 可由如下函数表示：
=（ ）-
根据该公式可得到金融机构最大化利润。当金融机构利润最大化时，金融机构在城市金融资产收益与在农村的金融资产收益之差为金融机构在城市经营成本与在农村经营成本之差。这种情况下，则说明：金融机构可以减少在农村的投资比重，将资金转移到城市则容易增加收益。简单说就是，如果其他各项条件不变，金融机构在农村进行的资产业务值越大，金融机构的最大化利润就会越来越趋于 ，促使更多比重的农村存款在农村转化为投资，进而带动农村经济增长与发展。这种情况下，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关系；如果其他各项条件不变，金融机构在城市进行的资产业务投资值越大，金融机构利润 就会越来越小，农村存款就会流入城市，不利于推动农村经济增长与发展。这种情况下，城市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简单总结：城市金融发展水平高可能不利于农村经济增长，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水平高有利于带动农村经济增长。
二、例证分析与结论
（一）城乡金融发展变量与数据资料
为了进一步论证城乡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下面以浙江省城乡金融发展水平为例，简单、扼要分析城乡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浙江省城乡金融发展水平数据对比，如表1所示，主要参考指标包括人均储蓄存款比、人均短期贷款比、金融深化度比。
表1 2011浙江省城乡金融发展水平对比数据
杭州 温州 湖州 金华 宁波 嘉兴 绍兴 台州 舟山 丽水 衢州
人均储蓄存款比 25.4 7.5 21.8 12.4 18.4 26.7 24.2 9.5 26.8 8.6 17.8
人均短期贷款比 17.5 5.4 22.5 8.9 10.8 17.8 18.2 6.5 22.5 9.8 18.8
金融深化度比 31.2 21.5 4.6 34.1 28.5 43.4 17.5 20.4 48.9 40.8 45.8
从表1对比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浙江省11个城乡地区在2011年金融发展存在一定差距。与城市金融发展水平相比，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为落后，表示浙江省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
（二）分析与结论
实例分析中采用回归分析法建立计量模型，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2所示。
表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称（万元/人）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人均农村短期贷款 131 0.148 1.458 0.577 1.025
人均农村储蓄存款 131 0.425 1.254 0.854 0.243
人均城市储蓄存款 131 1.456 9.257 4.524 1.245
人均城市短期贷款 131 1.558 14.587 6.571 2.571
人均农村固定资产 131 0.125 1.541 0.452 0.542
农村就业率 131 0.421 0.941 0.425 0.124
农业财政支出比 131 0.042 0.435 0.348 0.153
城乡收入差距 金融发展 安徽
一、文献综述关于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国内外都有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认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正相关，二是认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负相关，三是认为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是遵循倒“U”型的，四是认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关系。其中，认同度较大的比较经典的应该是倒“U”型的关系论。它是由Greenwood和Jovanovic 最早创立的G-J模型来阐明的，这种模型揭示的收入分配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开始，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的增长和金融发展逐渐扩大，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差距又会随着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呈现缩小的趋势，即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几何关系是呈倒“U”型的。另外还有许多国外学者也都分别从不同角度建立了模型在一定程度上都验证了这种“倒U”型的关系理论。例如，Aghion和Bolton（1997）在信贷市场是不完善的假设条件下，建立了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模型。假设资本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资本积累率不断增长，收入分配的状态会收敛成唯一的状态。在初期，资本积累会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后期随着资本积累又会缩小这种差距。Matsuyama也从金融市场角度出发建立了内生模型，也说明了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我国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在已有的理论框架下，吸收理论精华的基础上根据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建立了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例如章奇、刘明兴和陶然以各省1978年-1998年的数据为样本，建立了实证分析模型得出金融发展会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结论。万文全（2006）建立了实证模型证明了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相关关系显著，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倒“U”型关系。总的来说，无论国内外学者建立的模型有多大差距，都说明了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的相关关系显著。
二、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农村金融发展表现为农村金融资源的规模不断扩张、配置效率不断提高、体系不断健全与优化。从上述对国内外学者研究的例举和总结来看，已有的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大多是比较宏观的。安徽省农业人口比重大，研究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意义深远。总结相关文献中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差距的机制主要是通过金融发展的三种影响效应。分别是门槛效应、降低贫困效应及非均衡效应。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指的是在金融行业存在抑制的条件下，穷人资本积累有限没有足够的财力享有金融服务，只有那些高收入者凭借自身在资本积累上的先天优势有支付金融服务的成本，能够获得高投资收益，由于财富门槛的限制导致他们的获得收益金融资源的机会不同，投资收益回报也不相同，进一步拉大了他们的收入差距。这种门槛涉及人力资本、收入、规模等各方面。金融发展的降低贫困效应有两条途径。一是金融发展通过促进经济增长降低贫困水平效应。另一种是通过发展小额信贷，直接提供贫困者金融服务的方式即微型金融来降低贫困水平。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效应是指一国金融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以及城乡之间的不均衡配置从而导致的收入差距。这种不均衡既有部门间的不均衡也有城乡间的不均衡，而城乡间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就会影响收入差距。金融资源配置总是偏向于城镇，农村的金融资源明显偏低。
三、安徽省农村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状况自改革开放以来，安徽农村金融发展依次经历了1979-1993年的农村金融恢复阶段、1994-2003年农村金融体系的调整和重构阶段、2004年至今的农村金融发展改革深化阶段。近几年，农村金融机构的转型和改革较快，安徽省农村金融逐步形成了包括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信社在内的的一套相对完整的农村信用联合社系统。随着对进入金融市场的门槛的降低，大量的新型金融机构涌入安徽省农村金融市场。但同时，安徽农村金融发展依然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表现在：（1）农村金融缺口依然很大，资金外流到城市的现象严重。根据周世军、岳朝龙2009年利用戈德史密斯理论中的相关金融比率指标测算出了安徽省农村金融缺口可以看出安徽农村金融缺口一直维持这较高水平且有放大的趋势，金融金钩不能满足农村地区对资金的需求。（2）农村金融机构区位分配不够合理，硬件设施等有待完善。（3）安徽农村金融发展创新能力不足。安徽省的金融业起步较晚，金融人才缺口较大，缺乏先进的科技技术和系统，金融产品及服务方面的创新能力都不是很强。农村金融活动多以存贷业务为主，金融效益较低。经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作为改革开放改革第一村凤阳小岗村的故乡-安徽的经济也得到快速发展，居民的收入大大提高。2012年安徽省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为21024.2元，相比1981年的424.56元增加了49.52倍。2012年安徽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为7161元。相比1981年的246.51元增长了29倍。但与此同时，安徽省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不能被忽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分配不均的现象依然存在。
四、金融发展与城乡差距的描述性分析这里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研究的实用性可以选择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效率、金融发展结构三个指标来衡量安徽省金融发展状况，引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比值作为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测度指标记为IG。其中，农村金融发展规模是用农村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农村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表示的；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是用农村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农村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比值来表示的，金融发展结构是用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与农村贷款余额的比值来表示的。根据统计年鉴数据做出下面趋势图：
根据表中的数据以及随着时间的变化，收入差距和金融发展指标的趋势对比中可以看出，安徽省从1991年到2011年这20年间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与选取的金融发展的三个指标的变化趋势具有一定的联系。（一）从图中各指标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金融发展规模与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同向性，虽然 1990年到1997年间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没有太大波动，而在此期间，安徽城乡收入差距却发展的很大的波动，先逐渐增大，到1994年之后又开始减小。但1997年之后，金融发展规模以很小的幅度缓慢上涨，同时，收入差距变动的总趋势也是上涨的。这意味着，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对收入差距是有影响的，且在特定时期存在着正向关系，即农村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会拉大城乡间的收入差距。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以解释为安徽农村金融就有非农化的性质，某些农村地区凭借其较强的储蓄能力，将吸纳的资金投资到具有高回报率的城市从而导致资本外流现象，也可以理解是与城乡经济二元性相似的金融的二元性。另外，金融具有的门槛效应要阻止了那些相对贫困地区享受农村金融发展成果和金融机构提供的优质服务，正因为如此，所以金融规模的发展拉大了城乡间的差距。（二）从图中的变动趋势也可以看出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反向关系，即随着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说明金融发展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乡收入差距，提高金融发展效率对缩小差距有着很大的作用，安徽省在金融资源的有效利用上有很大进步，但从图中可以看出从998年开始，安徽省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呈下降趋势，表明安徽省在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尚有待提高，高效的金融资源利用率不仅对提高安徽省经济发展有巨大作用，对整合经济资源，缩小城乡差距也有很大意义。（三）金融发展结构也对城乡收入有一定影响，其效果与金融发展规模相似，乡镇企业贷款余额与农村贷款余额的比值越大，城乡收入差距也越大。图中可以看出，安徽省在金融发展结构上也不够合理，1995年开始，金融贷款中乡镇企业的比例相对于农村贷款逐渐增长。这也是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
五、结论及建议从上述描述和分析中可知，安徽省收入分配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可能符合倒“U”型，目前，安徽省的金融发展依然处于会拉大城乡差距的阶段。但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从多方面进行的，安徽省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才能让经济更持续健康发展。要建立更高效的金融机制减少农村资本外流，不断完善金融体制，拓展融资渠道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使金融发展更多的为农业现代化服务，同时完善农村保障体系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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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比较优势理论；城乡和谐发展；城乡金融系统
[中图分类号] F832.3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2-0163-03
[作者简介] 刘浩，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企业投融资理论和实务、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湖北 宜昌 443002)
城市与乡村犹如两个盛了不同容量的水杯，城乡欲达到和谐发展，就必须在城乡这两个水杯中连接上水管，根据连通器原理，两个水杯中的水位因连接了管子的缘故最终将达到平衡(虽然容量不同，但水位高度一样)。金融业作为当代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无疑是城乡和谐的最佳连通器，金融具有资源配置和效率导向功能，只要城乡金融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城乡和谐发展的目标就将达到。
一、城市金融体系比较优势
城市金融体系由于经济发展历史缘故，金融运行框架较为完善，在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创新方面都比乡村金融体系发展程度高得多，城市金融系统的特点具体表现在：
1.金融机构林立。金融机构作为城市金融体系的物质载体，在城市经济发展中起到重大作用。城市金融机构林立，主要包括中央银行、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保险公司、城市信用合作社、证券公司、财务公司)和在境内开办的外资、合资金融机构等。
2.金融产品丰富。金融产品是金融体系运行的基本载体，金融产品丰歉程度直接影响金融体系的繁荣程度。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的金融工具多种多样，不仅包括传统的金融产品(如大额可转让存单、信托基金)，而且包括金融衍生产品(如远期、期货、期权和掉期)。
3.金融创新有力。由于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克服经济环境中各种风险，城市金融领域内部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不断引进新事物。金融创新的种类包括金融制度创新、金融组织结构创新、金融企业经营管理创新和金融业务创新。
正因为城市金融系统由于经济发展的历史缘故，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框架，其比较优势是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1)较强的技术优势。城市凝聚了高端的信息技术，信息技术对金融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市信息网络建设促使城市金融体系涵盖范围扩大，促使电子金融业务迅速发展，促使结算和清算有效运行。(2)较大的资金优势。城市资金优势主要体现为两方面：首先是拥有巨额资金。由于城市经济较为繁荣，资金流动性高，资金流通总量较大。其次是有较强的筹资能力。城市金融业发达，筹资能力远比乡村强。(3)持续的人才优势。城市金融业发展离不开一大批专业和富有经验的优秀管理人才，他们能快速全面获取市场信息，人才优势有利于设计统一的管理体系和组建具有良好市场反应的组织结构。
二、乡村金融体系的比较优势
同样由于经济发展的历史缘故，乡村金融运行还没有与其需求相适应的完整框架。与城市相比处于绝对劣势，它运行的特点是：
1.政策性较强。乡村金融发展程度不高，政府往往对乡村给予政策性扶持，在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配置方面倾向于政策性，如我国目前的农村金融体系是以农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这些金融机构为主，由于他们一般为国有企业，在经营管理时往往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带有公益性质。
2.效率上偏低。乡村金融体系运行效率偏低，这主要原因在于其性质。乡村金融体系在政府指导下运行，指令性计划较浓，因垄断而导致的寻租行为也有所存在，金融体系背离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致使金融资产效率达不到最佳，效率性偏低普遍。
3.规模化不够。乡村金融体系较为单一。由于乡村本身自然特征，乡村金融体系主要是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因信息技术不够普及，金融体系运行成本偏高，各个金融主体相对分散，无法达到规模化经营的目标。
上述特点实际上说明了在与城市金融体系比较时，乡村金融体系处于劣势。但是，对比城市，乡村的下列比较优势也十分明显：
1.地缘优势。地缘是因同属一地而产生的联系，乡村人烟相对稀少，内部人口流动性不强，由于邻近关系和社交需求，农民拥有良好的熟人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较为和谐，一旦某家出现什么问题，整个村落都将传开，因而这一地缘优势使得乡村金融体系信息披露机制容易建立。一方面，由于互相了解，信息相对透明，有利于金融发展；另一方面，如果某人违背信用，则此人必将声败名裂。乡村金融体系所处的环境，在于广大的地缘意识浓厚的乡村市场主体之中，注重地缘意识，有利于乡村金融体系的维护与运行，即是信用意识的作用。利用好乡村独特的比较优势，有利于发展乡村金融体系。
2.人文优势。乡村的自然条件促使乡村重视农业发展，农业因其亲近土地具有天然凝聚人心和加强人们感情的功能，农民淳朴实在的风格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友爱氛围形成。历史上，许多国家都曾组织过合作性质的农庄和互助社，如俄罗斯、中国等。互助合作的优良传统悠久，有利于建设合作型金融体系。
3.后发优势。后发优势是欠发达主体通过发达主体的技术、制度和结构的低成本移植和模仿而迅速赶上发达主体的水平。乡村金融体系相对于城市金融体系发展落后，基于此，乡村金融体系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有选择地从城市金融体系中移植和模仿金融信息技术、运行制度和金融业结构布局。
三、城乡比较金融系统的构建
1.构建乡村金融体系基本框架。乡村金融体系基本框架要求乡村金融体系有一定的基础设施，它主要包括通信技术、金融机构和众多市场主体，没有基本框架，就无法发挥乡村金融体系的比较优势。城乡比较金融系统构建的前提在于乡村金融体系框架的基本形成，如果乡村交通运输条件、银行等中介机构缺乏，市场参与者寥若晨星，则不足以建立强势银行联盟，从而无法实现平等、公平的体系运行目标。在建立乡村金融体系框架时，可有不同的模式供选择，比如：建立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的优点主要是：可以获取关于公司和经理人员的信息，进而改进资本分配和公司治理效率；可以规避金融风险，进而促进投资效率和经济增长；能够动员资本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分工和生产。建立银行联盟。乡村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关键在于组建大而强的银行机构，建立大而强的银行机构的目的在于与城市金融机构平等参与市场竞争，从而实现平等、公平的体系运行目标，防止城市金融体系对乡村金融体系资源的掠夺。然而。乡村金融机构规模化不够，无法形成强势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因而，建立货币联盟势在必行。通过货币联盟，实现资源、信息和技术共享，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目标，从而提高金融运行效率。信托基金也是能够在乡村取得长足发展的金融形式。信托基金通常也称为投资基金，主要通过契约或公司的形式，借助发行基金券(如收益凭证、基金单位和基金股份等)方式，将社会上不确定的多数投资者不等额的资金集中起来，形成一定规模的信托资产，交由专门的投资机构按资产组合原理进行分散投资，获得的收益由投资者按出资比例分享，并承担相应风险的一种集合投资信托制度。信托基金具有集合投资、专家管理操作、组合投资分散风险、资产经营与资产保管相分离、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以纯粹的投资为目的和流动性强等优点。乡村金融市场投资主体规模小，抗风险能力低，而信托基金能有效分散投资风险，变现性相当灵活，小额资金具有安全性高等特点，有利于乡村金融繁荣。此外，信用互助应是建立乡村金融框架的重要选择。金融业本质上是信用行业，信用是金融发展的基石。乡村金融体系可利用地缘和人文比较优势，开展信用互助，主要途径有两个：一是组建乡村信用协会。通过成立信用协会，对会员信用进行担保，并对会员违约行为进行披露，通过宣传压力迫使会员遵守信用。二是建立信用互助组。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按不同性质划分(如血缘、地缘和业缘)，通过共同担保，化解违约风险。
2.城市以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与乡村相比，城市的金融交易和金融活动是相对“高端”的，其活动的领域应该是着重发展衍生金融。城市金融体系相对完善，较为具备处理风险能力，这主要在于衍生金融工具设计。所谓衍生金融工具，是以货币、债券、股票等基本金融工具为基础而创新出来的金融工具，它以另一些金融工具的存在为前提，以这些金融工具为买卖对象，价格也由这些金融工具决定。衍生金融工具具有高风险性、高度技术性、复杂性等特点。衍生金融工具的主要作用是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加速经济信息的传递，其价格形成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资金的有效流动，可以增强国家金融宏观调控的能力，有分割与转移风险、提高金融市场经济效率的作用。因此，城市金融体系应大力发展金融远期合约、金融期货、金融期权、金融互换等衍生金融产品。同时，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是全部中长期资本交易活动的总和，囊括了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和中长期信贷市场等，其融通的资金主要作为扩大再生产的资本使用。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的功能主要有资金融通、产权中介和资源配置三个方面。城市金融发展的新兴领域还包括表外业务。表外业务是商业银行按照通行的会计准则可以不列入资产负债表内，不影响其资产负债总额，但能影响银行当期损益，改变银行资产报酬率的经营活动。表外业务产生于承诺或约定事项，其主要业务包括贷款承诺、银行承兑汇票、银行保函、信用证、备用信用证等，这些业务对技术能力要求较高，处理不当，表外业务将转化为表内负债。城市金融体系较为具备处理表外业务带来的风险，可利用其优点大力发展。
四、生态循环的城乡金融系统
生态循环的城乡金融系统，要求城乡在分别构建各自金融体系时是要有金融生态理念，而金融生态理念又要求金融业生存发展应处于一个和谐、统一的社会经济环境之中，通过打造和建设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来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降低金融风险，进而推进社会经济全面健康持续发展。金融生态环境是金融支持体系、金融运行体系和金融政策体系三者有机结合的综合系统，金融生态理念的落实关键在于三者的和谐统一。
根据生态循环的要求，城乡金融和谐发展的基本着眼点是要实现城乡金融体系生态平衡。城市与乡村金融体系彼此关联而又相互影响，城市金融体系的发展受到乡村金融体系的制约，乡村金融体系的发展受到城市金融体系的指导，两者和谐发展，必然要求建立和谐的城乡金融生态系统。城乡金融生态系统依赖于城市与乡村金融的互动平衡，二者之间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城市金融体系对乡村的指导和支持。从长远来看，乡村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必然依赖于城市金融体系的支持，原因在于强势银行联盟通过信息垄断而收取信息租金和保护关系企业会妨碍创新，另外，管制较少的强势银行联盟有可能会与公司的一些经理勾结以损害其他人的利益，并阻止有效的公司治理。因此，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由于存在自身劣势必然依赖于市场的支持。从释放经济增长所累积的风险和避免发生经济危机的角度看，银行体系非但不能提供一种将风险释放到系统之外的内在机制，而且其自身内部风险的最终释放还得依赖于城市以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提供的流动性和风险分担功能。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建立有利于实现城乡金融生态循环和两者和谐发展的金融体系，有赖于城乡比较金融系统支持体系作用的发挥。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1.政府职能科学定位。政府是城乡金融系统中的主导力量，政府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有一整套清廉高效的行政机构。城乡金融系统作为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政府应担当起组织者的作用，在处理城乡金融体系联系上将有所作为。同时，区域政府应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将乡村绿色GDP和人均收入水平纳入考核指标中。在职能行使方面，应注重发挥市场的功能，对金融业给予必要的行政服务支持。
2.信息技术广泛普及。在金融发展领域中，信息技术对金融发展具有先导作用(最新信息快速传递功能)、“软化”作用(实现网络管理功能)和优化作用(资源整合功能)。城乡金融系统运行，离不开金融信息高速公路支持，通过信息高速公路，实现结算电算化，从而降低运行成本。信息技术已在城乡中广泛普及，特别是乡村信息建设要依赖于政府的政策导向，对在乡村信息建设中涉及到的资金费用应给予扶持和优惠。
3.货币政策有效实施。国家货币政策调控能力较强，能有效地处理好城乡经济发展和物价稳定的关系。城乡金融发展具有极强的脆弱性，特别是乡村金融体系更具有不稳定性，当发生通货膨胀时，乡村金融体系因其相对弱小，无法应对物价急剧膨胀的风险，这就要求国家货币政策在实施时特别要注重稳定物价，通过多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调控物价水平。同时，还需密切关注货币供应总量、利率政策的变化和消费与储蓄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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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世军.比较优势理论的学术渊源和评述[J].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 2006，(3).
关键词：金融发展；城乡收入差距；湖南
改革开放政策在增强中国经济实力的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也稳步提升。然而，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的国家基尼系数是0.473，其中城市居民的最高可支配收入与农村最低人均净收入有近22倍之差。所有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迫切需要在中国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中部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湖南省又是中部地区的经济强省之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市场竞争的激烈化，金融实力必将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所以，本文综合考虑到湖南省经济发展水平的典型性，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研究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有三种观点从理论方面探讨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其一，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主要存在“倒U型”关系1，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为适应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先递增后递减的发展趋势；其二，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成正相关关系。持这种偏激观点的学者认为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只会给高收入群体提供相关金融福利，低收入群体根本没有资格享受到优惠条件，因此，金融发展反而拉大城乡贫富差距2；其三，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为负相关关系，因为金融发展在完善的金融机制前提下，能够有效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化3。除此之外，国内外学者也在实证研究方面有探索与突破，他们通过建立时间序列模型4与面板模型5，普遍支持金融发展可以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虽然国内外学者研究收入分配差距的文献比较多，但鲜有文献研究区域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特别是研究湖南省的甚少，因此，本文具体研究到湖南省的实际情况，对研究全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金融发展对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分析
金融发展通过多种路径影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中国金融在发展过程中会逐渐产生四种类型的影响效果，即门槛效应、排斥的效果、减少贫困以及非平衡的影响。此外，金融发展将间接刺激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人均净收入。
1.门槛效应
金融抑制政策要求城乡居民参加金融服务前必须缴纳相当数额的成本。但是由于大多农村居民缺乏一定的资本积累，而且信贷、保险条件也相对比较差，他们很少能够支付高额成本来拓宽自身的贷款渠道，相反，拥有较高经济实力的城镇居民能够获得高收益回报率的金融服务。因此，先天不平等的经济实力将阻碍农民收入的增加，从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2.排斥效应
受金融风险与金融成本的影响，金融机构为了获得最大化的利润，在扩大金融服务类型和服务范围的同时，不惜关闭经济落后地区的某些金融子公司，减少他们的金融服务供给，甚至有些金融机构明文规定禁止提供金融服务给贫困农民。如此一来，贫困地区的农村经济会一直恶化下去，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3.减困效应
金融发展的减困效应主要通过两种渠道扩大金融服务范围，一是刺激城市和农村经济均衡增长，加大农村经济发展步伐；二是发展微型金融，丰富金融服务内容。农民不仅可以获得更多有价值的金融服务，还能够增加合法收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4.非均衡效应
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效应主要是指城市和农村的金融结构和金融分配效率存在不平衡发展的现象。由于国家一直致力于城市化建设，很少投入资金到农村的经济发展建设中，再加上农村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农村资金大量外流，所以在中国，农村的金融资源分配与城市相比，本身就存在不平衡，城市金融环境条件比农村要优越得多。
三、湖南省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实际影响
不管是研究整个国家，还是探讨某个区域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基于金融发展的角度，我们都可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以及金融配置效率三个方面来分析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实际影响情况。
1.金融规模
在调查湖南省的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际情况时，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些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农村反而与所属城市的收入差距更大。经过实地调查和数据分析，我们认为这些农村虽然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是资源浪费比较严重，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这是没有处理好金融发展速度与分配效率之间关系的后果。
2.金融结构
湖南省的城镇金融结构也极其不平衡，特别是某些落后山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令人堪忧。随着农民工的剧增，留守农村的大部分年迈老人和无劳动能力的小孩，再加上国家财政资金不到位，使那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很难有所提高。
3.金融配置效率
现代金融方式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农村与城市相比，主要在保险市场和信贷市场有极大的差距。保险资源能否得到合理配置对于农村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较高的保险资源配置效率能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为农民创造更大的收入。虽然湖南省近年来不断加大对农业的保障力度，但是资源配置效率仍有待提高。
四、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提出以下四点措施来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以供参考。第一，降低金融服务在农村的供给成本，提高农民的融资能力。一方面积极鼓励农民为本村经济建设投入资金，避免资金外流，另一方面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到贫困农村投资发展，为农民提供更多廉价的金融服务。第二，兼顾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配置效率共同发展，在扩张金融规模的同时，着力优化金融分配结构，提高金融分配效率，极力反对一味地追求单方面提升的不当行为。第三，改善农村金融体系，丰富农业保障政策，通过增加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共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第四，时刻关注城乡收入差距的发展趋势，在积极推进城镇化水平的同时，防止城乡收入差距不合理的扩大化。
引文注释
1Jeremy Greenwood，Boyan Jovanovic.Financial Development，Growth and the Distibution of Income[J].Political Economy，1990（98）：1076-1107.
2Stephen Haber，Armando Razo and Nobel Mature.The Politics of Propety Rights：Political Instability，Credible Commitments，and Economics Growth in Mexico，1876-1929[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3冉和光，汤芳华.我国非正规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2（1）：185-190.
4Beck Thorsten，Demirgue Kunt，Ross Levine.Finance，Inequality and Poverty：Cross Country Evidence[R].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04.
5王征，鲁钊阳.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我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J].财贸经济，2011（7）：55-62.
【关键词】 金融发展；城乡收入；收入差距；关系
一、引言
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问题作为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新兴研究课题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Goldsmith在1969年提出以金融相关比率作为衡量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指标，通过对金融发展的分析，使人们认识到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当时的研究侧重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以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真正意义上对两者关系的研究始于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金融发展、增长和收入分配》一文的发表，也就是在此之后，许多学者才开始陆陆续续从事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问题的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对两者间关系的研究比我国要早，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倒“U”型理论，该理论由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提出，他们基于Kuznets假说，证明了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服从倒“U”型曲线，同时建立了相应的动态模型—GJ模型，为后人研究奠定了实证基础；第二、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正相关论，Hossein Jalilian以及Colin Kirkpatrick（2001）从市场失灵方面对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他们利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金融的发展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贫困，并且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正相关性；Kirk Patrick（2006）等主要从金融在中小企业发展中所起作用方面进行分析，认为良好的金融发展能很好地缓解中小企业的资金短缺现象，通过促进中小企业迅速发展来吸收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增加农村就业机会，进而增加农民收入；第三、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负相关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是Maurer和Haber。他们认为，以企业形式存在的金融中介的经营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而这也就决定了它会把自己的主要市场放在资源丰富，经济发达的城市而不是相对闭塞落后的农村。
我国经济起步较晚，相对应的，对于金融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的研究跟国外相比也就有所延后。国内较早的关于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起于刘明兴、章奇、陶然（2003）等人，他们在结合本国实际情况的前提下，采用银行信贷资产与GDP的比值来衡量我国金融的发展水平，而最终的研究结果则表明：在农村，金融发展并没能如我们预期的很好发挥其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反而有拉大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迹象；而陈钊等人在其城镇化的相关研究中则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金融发展并未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任何正面或负面的较为显著的影响；2005年，姚耀军通过协整检验及Granger因果检验对反映金融发展、城乡收入差距水平的各项指标进行实证分析，证明了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两者之间是彼此影响的；湛泳、张立军则在后来的研究中发现，贫困效应和非均衡效应是影响城乡财富分配的主要因素；冉光和、温涛、熊德平在金融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研究中，以M2/GDP、信贷比率及证券化比率作为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结果发现，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不存在显著的正面效应，反而在一些方面会呈现出明显的负面影响，成为差距扩大的另一诱因。
二、青海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实证分析
1、指标的选取与数据说明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指标（F1）。文章采用城乡收入比率来反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之其他指标，该指标能更为明了、直接的反映城乡收入差距状况；同时，我国研究学者刘明兴、章奇、陶然等人在研究中均采用该指标，也充分说明了该指标的可取性。
（2）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金融发展水平可以表现为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以及金融发展结构，因个人水平及资料获取途径上的限制，在此以金融发展效率指标和金融发展规模指标来反映金融发展水平。
其一，金融发展效率指标（F2）。文章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与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之比来衡量金融中介将储蓄转为贷款的效率，从而反映金融发展水平。
其二，金融发展规模指标（F3）。我们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在GDP中所占比重来衡量青海省金融发展规模。Demetriades（2001）等人曾在研究中证明了该指标的可取性，也为文章中对该指标的使用提供了依据。文章中用到的数据主要来源于《青海统计年鉴》（2011），部分从中国保监会、腾讯财经频道等网站的信息获得。其中有些数据直接获得，有些数据通过整理得到。
2、模型建立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1、结论
通过对模型中涉及的相关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青海省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同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反过来影响了金融发展效率的进一步提高；金融发展规模也对收入差距具有一定负面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究其原因，一方面作为西部省份，青海省因自身自然环境的影响，使得农村的各方面在起点上就与城市差距悬殊，加之我国整体上实施“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战略，受该政策的影响，在金融发展的同时农村资源大量的流向了城市，而金融规模的扩大则狭隘的表现为城市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致使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另一方面，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使得城市经济系统将资金由储蓄转为贷款的速度加快，虽然农村相对也有所提高，但效率远不及城市，这也就造成了资金由农村转入城市，城乡金融发展失衡，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2、政策建议
第一，不断优化金融发展环境。在农村发展中，发挥自身在农牧业上的比较优势，加快农牧业的结构调整，着力培养农畜产品加工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牧区生产生活条件；完善农牧区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农牧区居民整体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农牧民信用意识，健全守信受益和失信惩戒制度。通过进一步优化金融发展环境来吸引金融机构入驻，扶持商业银行、农信社等地方金融机构发展，培育村镇银行、农村牧区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力争提高农牧区金融网点和服务覆盖率，减少金融服务盲点，从整体上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能力，改善农村金融状况。
第二，遏制农村资金外流。存在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之一是农村的金融发展效率和城市相比明显偏低，银行等以盈利为目的的金融机构自然更倾向于将吸收的农村存款转而用于城市投资以追求高的回报，而这就直接导致了农村的发展因缺乏资金支持而停滞不前，对此，政府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遏制农村资金的外流。具体可以仿照银行存款准备金的做法，对商业银行吸收的农村存款规定一个比例，而该比例范围内的存款只能用于农村发展，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对该比例进行相应调整。这样就能有效保证农村有足够的预留资金用于自身经济发展。
第三，加大对农村的金融支持力度。经济发展之初，农村居民因自身储蓄有限，得不到应有的金融服务，资本无法实现其再生功能，致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虽然政府已先后开展了一些金融支持的相关举措，但农村发展状况却未得到根本改善。基于此，政府应加大对农村的金融支持力度，对现有的金融机构，如邮政储蓄、农业银行，要充分发挥其支农作用，可以对其信贷方向加以引导，有目的性转向农村。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农牧区经济信贷支持力度的同时，可以适当地降低低收入人群的贷款门槛；同时，对农村信贷提供政府补贴，实施税收优惠，切实达到支持农村经济建设的目的。
第四，充分发挥金融作用，化解农业风险。作为农牧业大省，要切实减少农业风险和农牧民的损失，不能再单纯的依靠政府财政补贴和社会救济，这可以救一时，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充分发挥金融作用，以农业保险作为农村经济的“保护伞”。但目前农业保险在农村的发展水平偏低，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尽如人意。这就要求政府积极推动农业保险立法，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在开展农业保险中所应发挥的职能和作用，加大政府扶持力度；设立奖励机制用以鼓励各类保险机构到农村设立服务网点，在进一步扩大种植业保险和养殖业保险试点范围的同时，不断探索创新适合农村发展的保险产品；扩大保险产品覆盖面，通过设立地方性、政策性农业保险专用基金等方式确保农业保险顺利开展。力争以不断完善的保险体系分散农牧业生产风险，保障农牧民增产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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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普惠金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面板门槛模型；门槛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6）09-0058-05
普惠金融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最初普惠金融的相关研究大多集中在普惠金融的内涵、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以及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等方面。随着普惠金融指数测度体系的逐渐完善，许多学者对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田杰和陶建平（2012）对我国2006―2009年1877个县（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但从区域层面看区域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徐敏和张小林（2014）根据我国1985―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VAR模型对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效果并不显著。李建伟等（2015）根据我国2004―2013年的相关数据，采用VEC模型分析，发现普惠金融特别是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降低城乡收入比。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生活水平的差异，并不能反映城乡居民的福利差异。谢升峰和卢娟红（2014）从“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两个维度来衡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并根据我国2007―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测度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减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但在东中西地区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
本文力图在以下方面有所贡献：第一，现有的实证研究成果是基于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和福利差异的影响存在线性关系，但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和福利差异的影响在不同阶段可能会呈现不同效果，本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对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进行分析。第二，通过门槛区间的划分，将我国各区段的省份个数变化以及门槛区间的构成进行分析，对我国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的地区差异做出更为详细的分析。
三、实证分析
（一）门槛效应检验
本文首先对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进行检验。依次进行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的检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三种门槛模型效果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应构建三重门槛模型进行分析。但第三个门槛估计值位于双重门槛模型两个门槛值之间，因此双重门槛模型即可有效描述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结构变化情况。本文根据两个门槛值将全国的31个省份划分为3个区段，其中将普惠金融指数满足[IFI]≤0.021的省份定义为低区段省份，将普惠金融指数满足0.0210.249的省份定义为高区段省份。
（二）门槛模型的估计
本文对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非线性双重面板门槛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当普惠金融指数处于不同区间范围时，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将呈现不同的效果。当普惠金融指数低于0.021时，普惠金融指数的回归系数为3.456，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当普惠金融指数处于0.021―0.249之间时，普惠金融指数的回归系数仍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系数大小由3.456显著减小为0.535；当普惠金融指数大于0.249时，普惠金融指数的回归系数更小，减小为0.155，并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当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处于第一个区间时，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为正且显著；当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位于第二个区间时，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应仍为正，但与第一个区间相比，这种效果较小；当普惠金融位于第三个区间时，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效应为不显著的正效应。
综合三个阶段来看，从2008―2014年，普惠金融的发展拉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但是这种效应不是线性的，而是存在一个双门槛效应的非线性特征，整体来看为逐步放缓的变化特征。这是由于当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普惠金融的受益群体主要是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受益较少，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拉大城乡居民福利差异。随着普惠金融在城市发展的相对饱和，农村居民从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收益，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农村居民福利水平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增大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作用会逐渐减小。当普惠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农村居民从普惠金融发展中所能获取的收益能够达到城镇居民所获取的收益，因此当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较高时，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影响并不显著。
从控制变量来看，财政支出[gov]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是由于中国政府财政支出的城镇偏向性显著地提高了城镇居民福利水平，而对农村居民福利水平提升作用较小，从而拉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经济发展[lnpgdp]的系数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外开放[fdi]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城镇化率[city]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城镇化会减小城乡居民福利差异。
（三）门槛区间的构成和变化
2008―2014年普惠金融三个区间内的省份个数如图1所示。从各区间内省份个数的时间变化趋势可知：位于低区段的省份个数由2008年的8个下降为2014年的3个；位于中区段的省份个数从2008年到2014年几乎是平稳的变化趋势；位于高区段的省份个数由2008年的2个增加到2014年的3个。整体来看，2008―2014年普惠金融在三个区段内的省份数量变化不大，普惠金融从2008―2014年发展速度较为缓慢。
从各区段内的省份个数比较来看：位于中区段的省份最多，占比达到了2/3以上；其次是位于低区段的省份个数；位于高区段的省份个数最少。由此可知，我国大多数地区位于低区段和中区段，其中位于中区段的省份个数最多，说明我国多数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拉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只有少数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影响为不显著的正影响。以2014年为例，我们观察各区段省份所处的地区，可以发现2014年位于高区段的3个省份为北京、天津、上海。西部地区的新疆、青海、内蒙古等地位于低区段，其余省份位于中区段。由此可推断我国只有少数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为不显著的正效应，大部分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仍然显著拉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
（四）稳健性检验
上述分析表明了我国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但各变量大多呈现逐渐上升的变化趋势，变量过多容易影响模型估计结果的精确性，增加或减少某个控制变量都可能影响模型的估计结果。本文在上述门槛模型的基础上依次剔除其中的一个控制变量进行估计，用来检验模型的估计结果是否存在稳健性，在门槛效应的检验结果中，本文发现剔除变量[lnpgdp]和[gov]的门槛效应接受了双门槛效应，而且门槛值与不剔除控制变量的门槛值相同，剔除变量[city]和[fdi]的门槛效应接受了单门槛效应，单一门槛值为0.249。各门槛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由表6可知，在原门槛模型中依次剔除控制变量[lnpgdp]、[gov]后，普惠金融指数的系数估计结果在量上有少许差别，但符号保持了一致性，这说明了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随着普惠金融指数的提高呈现逐步放缓的变化特征。剔除变量[city]和[fdi]的模型同样说明了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呈现逐步放缓的变化特征。上述结论说明本文的估计结果存在稳健性，不会因为增加或减少某个控制变量而使估计结果发生本质变化。
四、结论
本文根据2008―2014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对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进行考察，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福利差异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普惠金融发展初期，会拉大城乡居民福利差异。随着普惠金融的发展，其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会逐渐减弱。原因在于当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其受益群体主要是城镇居民，随着普惠金融在城市发展的相对饱和，农村居民从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收益。
第二，普惠金融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在第一个门槛区间为显著正效应；在第二个门槛区间为正效应，但作用效果与第一个门槛区间相比较低；在第三个门槛区间为不显著的正效应。我国只有少数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为不显著的正效应，大部分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仍然显著拉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
由以上结论可知，我国现阶段多数地区普惠金融的受益群体主要还是城镇居民，普惠金融的发展整体上拉大了城乡居民福利差异。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增加农村基础建设支持，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对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可给予减免税等优惠政策。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成本较高。业务散、成本高、利润薄是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发展的重要阻力，也是长期我国金融机构在城镇覆盖率比较高、而在农村覆盖率较低的重要原因。给予农村普惠金融机构减免税等优惠政策以及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降低农村普惠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增加农村普惠金融机构的营业利润，从而引导更多金融机构入驻农村。二是降低农村普惠金融准入门槛，加大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推进银行业普惠金融工作、发展融资性担保机构、小贷、网贷等，使普惠金融能够真正“普之城乡，惠之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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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金融；城乡统筹；金融发展
Abstract：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way of research for the problem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the balancing urban and rural. The writer puts forward three research perspectives from three questions，thoseare how to realize finance balanced development in urban and rural， how finance to improve the economical bala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nd how to build the modern rural financial system.
Key Word：rural finance，bala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financial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3-0003-04
城乡统筹发展就是要把城市与农村、农业与工业、农民与市民作为一个整体，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统一规划中去通盘考虑，把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综合起来研究，统筹加以解决，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一体的协调发展。城乡统筹的实质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得到的。从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统筹城乡发展为首的“五个统筹”；到2004-2007年连续四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加清晰地诠释“城乡统筹”的内涵，“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其目的是推进新农村建设；再到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照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抓紧在农村体制改革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可以说，城乡统筹已经放在了我国未来发展的战略高度上。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如何促进经济的城乡统筹发展，又如何实现金融业自身的城乡统筹，是在城乡统筹建设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城乡统筹建设中金融发展的核心在于农村金融的发展。但是，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实践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机构不足建机构；补贴不足加补贴；监管不足改监管”的阶段，农村金融组织也多在支农与自身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徘徊，逐渐迷失了方向。而理论上也未对破解农村金融压抑提供一个较好的突破点。因此，我们必须转换思路，扩大研究视野，针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的实际状况，突破单就农村经济谈农村金融的框架，站在城乡统筹发展的高度，探索一条城乡统筹的金融发展之路。本文从如何实现金融业的城乡统筹发展、金融如何促进经济的城乡统筹、如何建立现代农村金融体系三个问题着手提出三个研究视角，简要分析城乡统筹中金融发展的思路。这也是对几年来作者所在的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在城乡统筹及农村金融方面研究思路的总结。
一、如何实现金融业的城乡统筹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是产生三农问题、导致农村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各个方面与城市差距越来越大的根源。金融作为一种资源，长期以来，在城乡间的配置是极不平衡的。事实上，目前我国的“城市金融”和“农村金融”是两套体系，相关度很低。以往的理论研究也往往将农村金融与城市金融独立来看待，忽视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一面。要实现金融业的城乡统筹发展，就要将“农村金融”与“城市金融”放在城乡统筹的统一框架内，从城市金融对农村金融的带动作用出发，重点研究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间的联通机制。强调在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城市金融对其产生的影响，也就是研究如何在较成熟的“城市金融”体系与刚刚起步的“农村金融”体系之间实现对接与贯通。
我们应站在统筹城乡金融资源的角度上更为广泛地理解农村金融。所谓的农村金融，不过是一国全部金融的子领域，随着经济现代化进程，在整体金融框架下，农村金融尤其是在它的资本流动上，与城市资本的独立性会越来越弱。因此，我们可以将农村金融理解为以“三农”为服务对象的金融供给安排，而不局限于其区域属性，有利于在解决农村金融问题时拓展思路。
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之间联通机制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金融机构的联通
由于农村经济属于风险高、效益低的弱势经济，在我国，农村金融一直被业界认为是成本高、利润率低、风险大的领域。过去一些在农村设有营业网点的国有商业银行，由于财务的不可持续，不得不纷纷撤离农村金融市场。无数事实证明，将金融资源引入农村依靠现代商业金融是不行的。而对有名无实的合作性金融而言，农村信用社的服务对象正慢慢脱离农村，其资金使用效率也是低效的。因此，要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将金融资源真正引入农村，就要依靠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以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农业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为代表的新型金融机构是未来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成员。城市金融机构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之间可以通过金融控股、参股、同业拆借等形式实现资金的联通。具有良好信用记录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担保业务架起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间的桥梁。城市金融机构也可以通过为农村金融机构提供培训、宣传、信息服务等方式发挥支农作用。
（二）金融市场的联通
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和农业自身弱质性的特点，客观上造成了农村资金严重外流。为了有效引导资金回流农村，就要通过城市与农村间金融市场的联通。要在进一步完善同业拆借市场的基础上形成区域性资金拆借中心，重点是发展银行同业拆借融资，逐步把同业拆借和与票据交换、联行清算结合起来，发展交换、清算、融资三位一体的头寸市场。发展贴现市场，逐步扩展为区域票据承兑贴现中心。将民间融资票据进行规范，提高区域票据市场的中心地位。进而，推进货币市场建设。同时，扩大农村龙头企业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融资能力。实行向农村乡镇企业倾斜的上市与融资政策，积极鼓励农村龙头企业上市，积极争取有关IPO和再融资的地区倾斜政策，促进上市公司再融资能力的提高。
（三）风险补偿机制的建设
农业是弱质产业，自然风险大，同时农产品又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农业投资收益率不高。而农业资产的表现形态主要是花木、果园、茶叶、牲畜等动产，往往不符合金融部门规定的贷款抵押物的标准，作为不动产的土地又是租赁性质，土地承包权抵押在开展担保的操作层面上存在很大难度，从而客观上很难形成农业对外部资金吸引的优势。由于贷款风险等多种原因造成农户和农业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农业企业找担保难、贷款难问题，已逐渐成为制约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一个“瓶颈”。如何为农村金融建立有效的风险补偿与分担机制，是金融发展中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农业贷款担保、农产品期货市场是必然选择。
二、金融如何促进经济的城乡统筹发展
从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发展演变来看，二者的关系可分为两方面来理解：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
一方面，经济是金融的基础，产业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信用关系的发展程度，产业链的完善是信用关系贯通的前提。从信用关系发展规律来看，信用关系的产生总是从“熟人社会”走向“生人社会”。最初形态的个人信用，就是依赖熟人社会中的信用约束实现的；商业信用是在产业链条中不同主体之间提供的信用，它建立在产业链的基础之上，同时，商业信用是银行信用的基础。银行信用以银行自身信誉为保证，以资产抵押、权威机构担保等为条件，完成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的分离，使信用关系走向“生人社会”。由于目前我国农村仍普遍处于小农经济状态，理论与实证研究均证实，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民间借贷在广大农村仍是主要融资渠道。而代表“生人社会”信用关系的商业金融在农村呈现萎缩退出的态势。按照信用关系发展规律，为了使信用关系得以建立及发展，必须培养商业信用。而培养商业信用必须从完善产业链着手。因此从本质上说，为了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必须从产业经济角度入手，健全城乡产业链条，从而实现信用关系贯通，促进城乡金融统筹发展。
另一方面，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对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973年，McKinnon 和Shaw通过比较分析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发展情况，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从制度层面强调了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原理：有效的金融制度能使经济和金融保持互动状态的良性循环，否则二者将会因金融制度缺失而陷入恶性循环。他们认为，金融变量与金融制度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来说，既有促进作用，也有阻滞作用，关键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和制度选择。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当局对金融活动进行强制干预，人为压低利率和汇率，即所谓的“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政策即金融深化政策就是政府放弃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过度干预，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严格管制，使得利率和汇率成为反映资金供求对比变化的信号，从而有利于增加储蓄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具体到城乡统筹事业中，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一方面，我们要放松农村金融管制，适度引入竞争机制，逐步探索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允许和鼓励社会资本进入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另一方面，要实现金融支持效率的最大化就要对各地区经济的特点进行深入研究。黄祖辉等（2006）将农业关联产业链定义为一个由市场导向的与发展农业相关、为发展农业服务的群体产业，包括产前、产中、产后的各行各业。这个围绕着农业生产而形成的庞大的产业群，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与农业生产形成稳定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利益共同体；它们相互之间又及时传递各种市场信号，并以科技进步成果、市场供求信息和各种物质力量支撑着各个环节的发展。这是一个纵向联系极其紧密、横向联系十分广泛的产业链。配套发展这个产业链上的产业，是通往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金融促进经济的城乡统筹发展就是要促进这个庞大的产业链条的完善，重点扶持产业链中具有带动作用的行业优先发展。
正是由于经济与金融之间的紧密关系，才决定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应该构建相应不同的金融体系。具体到城乡统筹事业而言，针对各地区多圈层、多层次的经济发展状况，结合各区域统筹发展中的连带作用，应构建起多层次的金融体系。
三、如何建立现代农村金融体系
对于农村金融体系或金融供给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有三种不同但相互关联的思路：第一种研究思路是重点研究金融需求与金融供给在不同发展阶段何者居先导作用。Patrick（1966）提出了金融发展的两种模式：一是“需求追随”（demand-following）模式，强调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导致金融机构及相关金融服务的产生；二是“供给领先”（supply-
leading）模式，强调金融机构及相关金融服务的供给先于经济主体的需求，并对其需求有引导作用。他还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供给领先型金融居于主导地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需求追随型金融逐渐居于主导地位。第二种研究思路是从金融供给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出发来研究金融供给体系及其改革措施。麦金农（1973）针对金融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供给存在着“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为打破金融抑制的恶性循环，他提出了包括利率市场化、适度放松金融业的进入管制和逐步开放资本项目等在内的一系列金融自由化的改革措施（麦金农，1993）。沿着麦金农的研究思路，我国学者对农村金融抑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据此提出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措施。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农村金融抑制属于供给型金融抑制。导致我国农村金融抑制的主要原因是正规金融部门对农户贷款的资金有限（谢平，2001）。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农村供给型金融抑制与需求型金融抑制共存。在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同时，农户对正规金融部门的资金需求也相对有限（曹立群，2000）。第三种观点认为，我国农村金融抑制主要表现为供给型金融抑制，需求型金融抑制是从属现象。金融有效需求不足，其实质却是金融供给类型不对，金融供给的总量不足（何志雄，2003）。第三种研究思路是结合我国农民和农村经济的特点分析了农村金融需求及其相应的金融供给体系（张杰，2003；何广文，2003；成思危等，2005）。
这三种研究思路的共同出发点都是研究金融需求和金融供给之间的关系。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涉及多领域、多层次、多类型的金融需求，在不同的区域甚至是同一区域的农村，金融需求也呈现多层次性，企业与农户之间、规模不同的企业之间、生产模式不同的农户之间，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存在差异。为全面深入地了解目前我国农户的金融需求状况及金融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选择了成都市六个区县作为样本点展开调研活动①。我们将农村金融需求概括为农村发展需求、农户需求及企业需求，分别对各类金融需求及满足状况进行了调研。我们对农村金融问题的研究遵循这样的总体思路：从研究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出发，基于经济与金融关系及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指出金融需求层次与金融体系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构建多层次金融体系的战略思想。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政策设计也基本遵循了这一思路，即农村金融改革的重点是规范发展适合农村金融需求特点的金融组织，发挥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作用，建立农村信贷投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吴晓灵，2006）。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最近对城乡统筹相关课题的研究中，将“县域金融”与“农村金融”按照需求主体不同进行了分类，更细致地研究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进而设计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供给体系。在已有的研究中对“县域金融”的理解几乎等同于“农村金融”，这是建立在“大农村”概念的基础上。但从纯粹的以第一产业为主体的“小农村”的概念来看，在我国行政级别为乡（镇）的广大农村，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农村，金融需求主要体现为个体农户的需求，金融机构非常匮乏，金融服务单一，部分地区甚至还存在金融服务空白。根据2008年9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所载，截至2007年末，全国有2868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机构，约占全国乡镇总数的7%。因此，在农村金融体系非常薄弱的前提下，在县域建立旨在支持农村中小企业发展的县域金融体系是统筹城乡发展中至关重要的环节。根据服务主体的不同，将“县域金融”与“农村金融”分开讨论。县域金融是指扶持农村中小企业发展，在农业现代化、工业协调化、城镇适度化建设中提供多种金融服务的金融体系。农村金融则特指针对农户的金融服务。在县域金融发展中应充分发挥其在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之间的纽带作用，并通过建立较完善的金融体系带动农村金融的发展。
注：
①调研选取样本点为南郊、新都、金堂、郫县、新津、蒲江。调研活动是在农村信用社召开座谈会及开展两项问卷调查（农户和企业金融需求问卷调查，两项问卷分别为500份和120份，有效收回问卷为208份、49份）。调研活动得到了成都市信用社联合社及各区县信用社联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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