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21世纪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将仍然是南北国家之间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但在经济全球化时期，这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中国的国际经济法研究应从国情实际出发，围绕经济发展趋势和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以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为研究任务，同时要注意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 【论文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秩序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跨国的贸易、投资、金融、税收和运输关系（通称跨国经济交往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是随着各国政府对经济交易活动干预管制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在国际经济现实生活中客观形成的，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法规范共同组成、彼此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法律体系。而国际经济法学则是适应解决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跨国经济法律问题的客观需要，在二战后突破传统的部门法学分科界限的基础上融法学和经济学于一体而形成的一个新的综合性交叉学科。（注：对于国际经济法学科的概念和范围，法学界的认识还存在广义说和狭义说的分歧。请见陈安教授的论文《论国际经济法学科的边缘性、综合性和独立性》，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9-64页。）在中国，国际经济法这一新兴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需要发展起来的。在过去20年历程中，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走过了一段蓬勃发展的路程。（注：关于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在过去20年中的发展情况，可参见曾华群教授《论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一文，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9页。） 在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之际，国际经济法学界同仁都在关注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今后一个时期内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趋向问题。笔者认为，今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密切相关，经济全球化将对新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发展方向和研究任务产生深刻影响。现不揣冒昧，拟就此问题谈一些个人的认识，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发展的新趋势 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总是由于它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引致的。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与习惯构成的综合的法律体系，要认识和把握它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发展变化的总体趋势，必须从当前和今后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基本特点，及其对国际经济法产生的影响来考察和分析。 正如众多经济学家共同指出的，进入21世纪，由于资本扩张和科技进步引起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将进一步明显加强，这是未来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经济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是广泛、复杂和深远的，其意义有待于人们进一步研究和认识。就其对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而言，至少促使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出现如下几个新趋势： 1.调整跨国经济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迅速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造成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加深，各国经济关系日渐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状态。正如江泽民主席所指出的，"当今世界经济已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这种相互依存的客观经济现实，要求各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照顾到对方的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国际合作与协调成为各国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相互依存带来相互合作的需要"，而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则"需要有共同遵守的规范"。因此，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各国相互依存与合作关系的加强，必然促进调整跨国经济交易关系的国际统一规则的长足发展。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国际经贸框架协议的形成，以及负责全面落实和监督这些多边协议规则执行的常设行政机构即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WTO的多边协议规则调整的关系内容不仅扩大了GATT调整的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关系范围，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技术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和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等领域，在这些历来属于各国国内法管辖的 领域里确立起一套新的国际统一原则规范。我们应该看到，目前通过《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等多边协议确立的新的国际统一规则，仅是调整有关跨国服务、技术和投资关系的初步法律框架。随着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协调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初步框架如何运作的具体规则和程序将会进一步健全、丰富。同时，WTO已经开始新的"千年回合"谈判，新一轮的多边谈判可能涉及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和竞争政策等议题，从而可能导致上述领域内新的国际统一规范的形成。此外，像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也将会推动区域范围内统一适用的法律规则标准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继续发展。上述这样一些因素的存在和作用，决定了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中具有国际公法性质的多边统一原则规范的数量比例，将会明显提高，其所调整涉及的领域范围和程度，也会愈益深广。 2.贯穿于国际经济法发展过程的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矛盾更趋激烈 经济全球化发展是建立在南北贫富悬殊并继续扩大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我们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仍然充满着矛盾和问题。据世界银行报告，在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20%的最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相同比例最不发达国家的30倍；而在90年代，这一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成为60倍。"全球经济的发展肯定不能长久地建立在少数国家发达、多数国家落后的基础上。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动力，世界市场需要新的补充。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兴盛，是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所在。"因此，未来经济全球化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必须要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的巨额债务负担、贸易条件恶化和外部援助匮乏等紧迫问题，改革现存的造成南北经济发展失衡的旧的国际经济体制，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就决定了在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必然贯穿着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这也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的新时期国际经济法发展变化的另一重要特征。 3.作为国际经济法重要渊源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趋同性逐渐增强 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国在普遍选择实行了对外经济开放的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也先后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以市场经济作为国内经济动作基础。在早已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达国家，对国内一些尚未市场化的产业领域，如民航、铁路、电讯等公用部门和服务业，进一步实行自由化政策，如放开对服务业部门的价格管制、经营范围和企业进出产业的限制，打破少数企业对一些部门的垄断，以促进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发展中国家也先后进行了允许企业自由进出产业的市场化改革，对外资开放更多的产业部门。经济转型国家则从废除指令性计划入手，解除价格管制，在市场定价的基础上，由企业自主决定投资方向，使产业结构调整逐步从计划调节向市场调节过渡。这种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促使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尤其是有关涉外经济法制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减弱，而趋同性增强。这不仅表现在各国的合同法和公司法等民商法律部门，而且也反映在像反垄断法、竞争法这类公法方面。各国政府为使国内经济更好地与世界市场机制接轨，必然要参照有关国际经济规则标准来调整、修改国内的经济政策法规。这也是21世纪各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共同趋势。 4.适用于跨国电子商业交易的法律框架正在形成 促使当前经济全球化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可以说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跨国界的计算机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使整个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在改变传统的生产、销售和经营管理模式的同时，也对现行的适应于传统商业交易活动方式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和冲击。例如，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产生的合同的成立与履行、知识产权保护、隐私与安全保护、电子货币与网上支付以及税收征管等一系列法律问题，各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有关的国际条约缺乏相应的调整手段和规范措施。目前，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为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正加紧研究制订解决电子商务发展问题的法律政策和措施。（注：自1996年11月以来，为解决电子商务的税收征管问题，美国、加拿大、荷兰、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 财税部门先后发表了各自的政策研究报告，经合组织也在1998年8月了《电子商务税收框架条件》，这些报告和文件分别就如何解决现行的税法和税收协定适用于电子商务交易的困难，提出初步的对策思路和方案。参阅：Luc Hinnekens，Looking for an Appropriate Jurisdictional Framework for Source-State Taxation of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Commer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tertax Volume 26 Issue 6-7，1998.）因此，在今后的一个时期里，一个由各国有关的国内法和国际条约构成的，适用于跨国电子商业交易的法律框架的形成，将会是国际经济法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经济全球化与新世纪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的任务及方法 中国属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是适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发展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我们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的宗旨，在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和中国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制，提供科学的法律理论依据和切实可行的法律对策方案。在新世纪要进一步贯彻这一宗旨，使国际经济法理论研究更好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服务。为此，必须从经济全球化这一国际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出发，在分析研究其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的基础上，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从而在更高的起点上确立新世纪国际经济法研究的战略思想，确定我们的研究任务。 基于前述关于经济全球化对未来国际经济法发展的影响的分析，我们认为，21世纪国际经济法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南北国家之间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但这种矛盾和斗争具有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在20世纪，尤其是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前，南北之间的矛盾主要反映在国际商品的不等价交换之争，国际经济交往的主要障碍是各国在关境边界上执行的关税和进出口限制贸易政策制度。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各国的进口关税已降到很低的程度，进出口数量限制措施已被明令废除，各国的商品市场将全面开放。因此，21世纪影响市场准入的主要因素已由各国的边界政策制度转为各国边界内的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矛盾和斗争，也从商品不等价交换之争转向经济政策和规则之争。落实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框架协议，需要各成员国之间在国内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上更加协调统一。例如，有关农产品、纺织品和服务协议的实施，关系各国的农业和产业政策；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协议的执行，则涉及各国的技术政策、投资鼓励措施和企业经营体制；而服务市场的开放将要求改革国内流通体制、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如何消除各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规则的差异给跨国经济活动造成的障碍，南北国家之间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旧两种国际经济秩序斗争的继续。 中国的国际经济法研究应该紧密联系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围绕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法发展中南北国家的矛盾斗争这一主线，抓住中国加入WTO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积极进行动态追踪研究，比较借鉴研究和对策研究。这是新世纪我们国际经济法研究应有的战略思想，也是我们确定今后的研究任务的指导思想。 基于上述认识和分析，笔者以为，在新的世纪里，至少在今后10年内，中国国际经济法学界应着重对以下这样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研究： 1.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的关系问题 这是一个关系到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理论问题。经济主权原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和斗争，在联合国《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等重要国际法律文件中确定的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此项原则的基本涵义是各国有权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制度；每个国家对其境内的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有制定法律进行管辖和处置的权力。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政治独立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的一项基本原则。(P71-82)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这一传统的法律原则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前所述，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新的多边协议的贯彻落实，涉及到各成员国国内经济体制和政策的调整修改。例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执行，要求成员国逐步取消国内外资法中有关当地成分要求、贸易平衡和外汇平衡以及出口比例要求等可能扭曲贸易关系的规定。《农产品协议》的实施，则要求成员国承诺削减对农产品出口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政策性补贴。(P364，140)而且发达国家进一步主张，新一轮世界贸易谈判议题必须包括与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和体制有关的问题，如贸易竞争与劳工标准问题；出口生产与环境保护问题；国际多边贸易原则与各国竞争政策的一致性问题等。传统的经济主权领域随着市场的开放，正受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侵蚀。西方的一些国际法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向，是民族国家界限的模糊和主权观念的淡化。(P13，151)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坚持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是否需要重新认识经济主权原则的涵义？如何协调处理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与加强国际相互合作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 2.中国"入世"后如何充分有效地运用WTO的法律框架体制趋利避害，在发展国际经贸合作的同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 WTO的多边贸易体制庞大复杂，在它目前所确立的基本法律原则框架下，还有许多具体的运作规则将随着国际法律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健全和完善。对WTO体制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我们过去对"入世"利弊的分析，往往将两者割裂开来看待，其实利与弊是一个矛盾体的两个方面。关键在于我们应如何运用多边协议的有关原则规范，使其利的一面变成矛盾的主要方面，使弊的一面降到次要位置。以《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成员国开放其金融、证券市场为例，它既有利于中国今后大量吸收外国间接投资的资金，也带来了日后外资对国内银行和证券业的竞争和冲击，以及国际游资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但如果我们能有效地利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限制保留条款以及《GATS金融服务附录》中有关慎重措施的规定，就能在逐步放开国内金融服务市场的过程中，使外资的竞争、冲击和金融风险降到最低程度。为此需要充分地认识和研究WTO体制中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条款和例外条款的运用，追踪分析WTO对有关贸易争端案件的处理，注意吸取有关国家在市场开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如何实现与国际经贸惯例和世界市场机制接轨的问题 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大课题，主要包括如何逐步实现对外资的国民待遇问题，外资企业法与内资企业法、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法制的并轨问题，国内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发展问题等。这些问题的研究，一方面要立足中国的国情和改革开放的实际，正确认识国民待遇原则及其与鼓励、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的关系，考虑到符合国际惯例规范要求的公平自由竞争、市场秩序的建立和防范金融风险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应重视对有关国家相关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大胆吸收其中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科学内容和合理成分。 4.现代科技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跨国经济法律问题 这类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传统的法律概念原则和规范难以调整和保护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经济关系和利益。例如，传统的商标权概念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于解决互联网上域名争端的困惑，现行所得法中的所得分类和来源地识别规则在跨国电子商务所得课税方面存在的适用问题。研究解决这方面法律问题的对策方案，要解放思想，随时跟踪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注意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处理技术法律问题。例如，在解决跨国电子商业利润的国际税收分配问题上，如果局限于从传统的物理存在的概念框架来寻找来源地国家对有关电子商务所得的课税依据，则难以找到公平合理地协调和解决居住国和来源地国税收权益分配问题的方案。因为各国现行税法上的营业机构、场所和履行地等概念用语，是在适应传统的商业活动方式下征税的需要和合理性而形成发展起来的，而跨国电子商务是在虚拟的电子空间市场中进行的。我们应该突破以非居民在境内有某种固定有形的物理存在作为承认来源地国行使征税权前提的传统观念束缚，寻求更能在网络数字经济条件下反映经济交易联系和营业实质的来源地课税连结标志，才能实现跨国电 子商务所得的国际税收的合理分配。 中国的国际经济法学要在上述这样一些重大法律问题的研究方面实现突破性的进展，取得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的成果，必须善于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尤其注意采用综合联系的方法、比较借鉴的方法和跨学科研究的方法。 我们之所以强调综合联系的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国际经济法本身是一个由国际法和国内法、公法和私法以及实体法和程序法规范组成的综合的法律部门。(P26)现代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法律问题，往往涉及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公法和私法关系的交叉渗透。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国内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国际影响增加，对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需要联系有关的国际条约和经贸惯例；研究有关国际经济条约，也必须结合有关国家的国内法规范。因此，你们只有突破传统的法学分科界限的束缚，采用综合的研究方法，才能客观、全面地了解和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法律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实现与国际经贸惯例和世界市场机制接轨方面，比较研究的方法具有重要的作用。比较分析各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异同，有助于我们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经济法律制度；对有关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考察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及时了解掌握其动态趋向可能对彼此间经贸交往产生的影响。在当今各种双边和多边性国际经贸条约空前发展的形势下，除了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的比较外，还应重视对同类性质的双边和多边条约的比较研究，尤其是这些协定在缔约国的执行情况，从而对我国谈签和执行类似条约实践应采取的立场、原则和方法，提供有价值的意见。 国际经济法调整规范的对象是跨国的经济关系，研究国际经济法律问题必须结合对国际经济关系和跨国经济活动现象的分析。离开了法律赖以存在发展的社会经济关系基础，就法论法，就不可能掌握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变化规律。在21世纪，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将更多地受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采用法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发挥学科交叉渗透的优势，才能更好地揭示国际经济法律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有关法律问题的对策。 【
企业文化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①企业良好形象的树立有赖于企业文化，优秀的企业文化能使企业得到消费者信赖，同时得到社会的认同，这样可以提高企业的长期竞争力，创造更多的经济利润；
②具有优秀企业文化的企业能更多的获得政府的支持，优惠政策相应而来，企业可以从中长期获益；
③企业的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的增强，能够促进企业生产高质量的生态产品，随着消费者对绿色环保产品的需求增加，企业和市场能够达到双赢；
④优秀的企业文化一定是能够引导顺应时代要求的，这样企业能够遵从市场经济规律，实现利益最大化；
⑤具有优秀企业文化的企业，能够积极采用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为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创造良好条件；
⑥优秀企业文化能够充分激发企业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融入企业文化当中，能够提高工作效率，直接提升企业经济效益。由此可见，通过企业文化的建设而创造出企业文化生态系统，成为创造经济效益的巨大动力。
二、从微观经济看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将推动企业内部经济的发展，文化的构建产生正外部性，以文化约束，防止内部员工搭便车行为的发生，一个有积极文化做导向的企业，可以实现企业效率的提高，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因为文化使内部的员工充满激情，相互协作的精神，相互鼓励的品质，都会使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而增加劳动的剩余价值。因此相比较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企业将更具有竞争力，压缩成本后，会使企业在市场中的产品价格下降，相比同类产品使消费者得到的效用增加，以此使企业的销售收入增加，同时企业文化对于内部环境的稳定，降低了企业的经营风险，也使企业的信用得到提高，企业信用的提高又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行投资，充足的资本有利于企业对于产业链的加固，这将导致一系列良性循环，使企业不断发展，通过企业创新的文化精神，研发出符合消费者偏好的产品或者是优质的服务，以此为消费者创造出需求，而强有力的文化才可发展出强有力的科技与营销，根据供给与需求函数，可以看出创造出了需求，并且需求的增加使价格提高，增加了企业利润，由此可见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因为其确实对企业的内部微观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相应的实例举不胜举，从大连万达集团的万达学院，到江淮汽车的JAC大学，不论是麦当劳的汉堡大学，还是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积极构建文化生态系统。我们都可以看见企业文化对于微观的企业具有实实在在的有利之处。它将成为一个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这种企业文化以渗透到了员工培训，员工再教育的各个方面，甚至企业的一草一木，建筑特点，环境风格都是诠释企业内部文化的阵地。每个企业都有不一样的文化内涵，虽然文化主干大致相同，但是不同行业会有差异性。只有抓住了不同行业之间细微的差异性，才可以使企业文化具有针对性。利用企业文化在企业发展上得到成功。
三、从宏观经济看企业文化建设
我国的经济目标是降低失业率，价格稳定，防止通货膨胀，经济持续增长，国际收支平衡，而这些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依赖于经济的主体，企业的发展水平，所以通过文化建设，可以更好的对企业进行调节。同时，内部文化，与外部文化相辅相成。通过社会大环境的文化来影响企业文化，将为构建和谐社会，充分挖掘与扩展中国梦这样的党政方针降低成本，也为实现国家文化高度创造推动力，所以企业文化不仅是企业需要，也是社会需要，国家需要。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而国家政策又基于企业所制定。所以文化也就成为了企业与国家之间的软性连接。比如社会提倡的诚实守信，创造创新文化，国家以政策和法律为导向的，经济法，物权法的实施，来保护由创造创新产生的知识产权，由诚实守信创造的正当利益，以这种方式保护了社会文化，同时这样的文化落实到了企业，又变成了企业文化，如企业所要求员工的诚实守信，创造创新，将会使企业顺应大环境而得到保护与发展。所以，企业需要去建设企业文化，这种文化可以使企业得到宏观政策的保护，社会舆论的保护，为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也为社会文化的发展加固基础。
四、从行为经济看企业文化建设
行为经济学是把心理学与经济学相互结合，而企业文化的建设则是通过对企业员工心理的观察而产生的激励与效率。行为经济学认为人有生性活泼的一面，人性中有情感的、非理性的观念所引导的成分。因此，通过企业文化，降低员工的非理性的一面，而提高员工的团队感，集体意识。对于企业家而言，他们的行为被企业文化赋予了为社会创造高品质和服务，为企业职工谋福利为，为社会解决就业，而不仅仅是单纯的的经济学中所说的经济学人，即自私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个体，所以在个人效用函数中引入利他主义行为来说明人类行为的一般性，这就拓展了“经济人”的假设，将非经济因素纳入到经济模型分析中来，而企业文化就是为了加强行为经济中的利他主义行为，由人性的自私，变得更有道德。以此来实现企业的更好发展。通俗点说，通过企业文化为目的所塑造的人，应该是笔下所说的“我们大家要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通过感性的方式，让企业中的员工有归属感，有责任感，也是企业文化的导向。加入跟多的利他精神。
五、结语与启示
[关键词]文化 文化本位 中国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1-0063-06
一、问题的提出
建构的中国经济学，是经济学作为学科在中国发展以来的一个老问题。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学者就在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问题。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唐庆增、马寅初等都探讨过中国经济学独立发展的可能性，并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西方经济思想差异的比较中，探讨中国经济学落后的原因，寻求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道路。马寅初先生在其《通货新论》一书的结尾，就深刻地提出：“惟中国传统的思想，已不能适应世界潮流，非加以改造不可。”[1]( P273 ) 王亚南则完全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现实出发，比较系统地探讨了中国的经济问题，著成《中国经济学原论》。但他十分坦诚地指出：“这部书极有限，也许只能算是中国经济之科学的系统的研究之发端。”[2]( P4 ) 国学大师钱穆对于中西方发展差异的文化原因有精辟的说明，他认为：“中国文化是自始到今建筑在农业上面的，西方则自希腊、罗马以来，大体上可以说是建筑在商业上面。一个是彻头彻尾的农业文化，一个是彻头彻尾的商业文化，这是双方很显著的不同点。”[3]( P15 ) 这些都是关于中国经济思想和中国文化极其深刻和精辟的见解，启发着后来的学者更深入地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经济学的关系。新中国建立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中的指导地位，成为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新阶段；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所关注和探讨问题不同，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似乎成为不太亟需研究的选题。因此，对于经济学与文化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缺乏足够深入的进一步研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处于困难的处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问题不时掀起激烈的争论。中国经济学的问题再度凸现。中国经济学长期不发达，这一方面与中国经济不发达的现状相关；但另一方面，确实存在中国文化自身的原因。笔者认为，时下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建构问题，首先就要对经济学和文化关系详加研究。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中国经济学自立的理性基础。这和时髦的文化经济学是完全不同的研究主题，文化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原理研究文化领域的问题；而经济学和文化关系的研究，则是要探讨中国经济学的文化之根，探索中国经济学何以不发达、何以不独立、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学本土化发展的问题。当然，同时也就是探讨中国文化的局限性所在。构建中国经济学，首先要系统地回答这个问题，文化本位的探讨就是展开这个研究的出发点。
二、何为文化本位
所谓文化本位，即文化的本源和实质问题。文化的追源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责任。对文化的本位思考才是思想家所要从事的工作。上溯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何为肇始，何为初结，不是一件头疼的事情，至少是一件没有尽头的工作。在中华文明最古老的典籍《尚书・文侯之命》中有“追孝于前文人”，〈疏〉：“追行孝道于前世文德之人。”[4]( P216）《诗经・大雅・江汉》有：“告于文人”，〈传〉曰：“文人，文德之人也。”[5] ( P511 ) 按谓周之先祖。(
(注:《毛诗传笺通释》的解释是：“……文人，犹云文祖、文父、文考耳。……此诗文人，《传》 《笺》 俱指召穆公之先人，甚确。”参阅袁梅：《诗经译注》，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511页。)
《易经》有云：“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6] ( P188 ) 天之有征，天文也；人之行止，人文也。文实同“纹”，以其行止存也，此乃文之初谓。所谓“化”者，乃据人之行止平措天下，以教所循也。所以称周之先祖为文人，就在于周的先祖契教民以稼穑，遂使民生，所以景形影止，民乐从之。文在其中，化在其外，道括其中。可见文化之初并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而是从人类生存、发展的角度总结和概括社会生产生活的方式，文化的问题首先是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因此文化的理性也不可能是空想或者玄妙的奇谈怪论。社会生产生活的经验一旦得到理性的表达就形成了脱离社会实践形式化的文化。是以老子不言，道法自然，文之本位在人也，化在其中；孔子崇教，率叹化之不行，概文之不立也。至使孔子困匡有云：“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世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 7 ]( P188 ) 这里的“斯文”其实就是周文化的实质与命脉，即文化的道之所在也。由此可见，文化之初并非像现在这样复杂。后世的发展，虽然煌煌可观，自有其先进性蕴育其中，并且是历史的必然；但不能不说得鱼忘筌，得意忘言，得意忘形（本体）亦其中之必然。
中国文化的真正本位，是因之生产、生活的实践；而老、孔为之立论。然真正矫枉过正，正本清源，阐明文化之本位者乃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礼书》、《史记・乐书》 中所反映的：礼者养也，乐者化也，礼以畜人，乐以化人，文化即“礼乐之谓也”的思想，正是对文化发源的本位考察，也明确反映出对中国文化肇始的本位思考。“文明以止”，观察人的行止，知何所宜为，何所宜止。个人行止，如木之纹；群体行止，如木之理。故在人曰文，在群曰礼，纹明而理清，畜人之道存也！是以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讲契之天下为公，乃“文明以止”的生活本然。[8] 孔子讲：“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乃“群行之礼”，道之所在也。及至以乐化人，纹明而理清，人而有感，感有喜怒衰乐七情六欲，静而无声，动而有形，何以克之，乃乐也。浩浩漫漫，播撒于天地之间，钟物之声，若春雨之润。循礼而发，遂能化育天下。所以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明礼，礼人畜人，生存之道在也；明礼成乐，乐以化人，化成天下之法存也。这就是文化本位的初创。文明发轫，字以载纹，论以明理，文遂远其本位；曲以记乐，歌为唱答，乐遂半失化育之功能。迨至其后，得鱼忘筌者，竟成为中国文化之一大奇观。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苦苦追寻中，着意于历代圣人的微言大义，道之所在；而实失文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之本位。甚至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社会最精英的部分仍然抱着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所形成的观念，斥责新事物使“礼崩乐坏”。尤其是历朝历代，将礼、乐形式化、制度化的结果，更是导致了中华文明创造精神和进步动力的全面萎缩，这应该说是中国文化本位真正的和最大的悲哀。
三、经济学学科化发展的文化本位
经济学似乎是一个很新的东西，乃至她的名词、定理似乎都表露出非同凡响的气息，尤其是数理化的公式表达，更增加了其中扑朔迷离的味道。但经济学何以成为经济学，它从何而来、何以自立、何以致用？却是中国文化所不曾深入的命题。因此，坦而言之，所谓中国经济学只不过是当代中国的命题。早年留学哈佛大学的唐庆增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中认为“中国之上古经济思想，流入西土，殆为必然之事实”；[9]( P361 ) 并明确指出：“故吾人如专就学说出世之早晚而论，则中国经济学说，发达确在西洋各国之先也。”[9]( P362 ) 但唐先生承认中国有发达的传统经济思想，却并不存在学科化发展的中国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学科化发展的道路，唐先生在该书《自序》中明确指出：“世界各国实情不同，其历史的背景亦迥异，处今日而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必以不背乎国情为尚。”[9] 由之可见，中国经济学没有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在1999年，尚有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著名经济学家L・Young在他的论文《市场之道：司马迁与看不见手》中倡言早于亚当・斯密，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已提出了市场机制的概念以及和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等价的隐喻：“低流之水。”并认为亚当・斯密有引介之嫌。尽管亚当・斯密旅居巴黎正值法国重农学派声势正隆之时，受魁奈的影响日趋关注经济问题；在巴黎的上层交往中有过与两位中国人交换意见的经历，并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源泉》一书中屡次引证中国的发展。但以此于中国经济思想是绝然没有前途的。
我们必须承认，经济学在学科意义上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研究术语和一些基本原理的科学研究形式不会在中国形成，而是西方的传统。这绝非理论的矫情，而是文化的本然。分类研究才能细微深化，生产方式的更新才能促进文化本位的演进，这二者恰恰是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发展和传承所不具备的因素。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钦服冯友兰先生的勇气。冯友兰先生针对李约瑟难题的回答是：“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是因为按照她自己的评价标准，她毫不需要。”[10] 用冯先生后来的话说，中国之所以没有科学，是能之而不为，而不是为之而不能。历史的长河吹散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现在值得我们一再回顾何以“能之而不为”？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我认为和追问中国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同一问题，但却允许仁智的纷争和更多、更精彩的理论沉思。
文化本位是一种生产、生活方式的精神反映，这绝非是中国文化的独创。近代西文的culture源于拉丁文的 cultura（分词形式是cultum），原意指“保护”、“耕种”、“栽培”、“居住”。汪堂家（1999）指出：“文化”与农业最早紧密联系在一起，人首先“文化”自然，进而“文化”自身。农业（agricultura）的本文即是对土地的“文化”。教化（cultura animi）的本义乃是对灵魂的“文化”。[11] 可见文化本位意义的生产、生活方式之意蕴不揭自明。其实，从早期色诺芬的《经济论》，到亚里士多德的经济思想；西方所谓学科意义上的经济学正是沿这一轨迹展开其历史的进程。正如叶坦指出的：“无论中文还是西文，‘经济’的语源都有人文的内涵，都有治国济民等政治含义蕴于其中，都与今天的‘economics’有不同，经济与政治以及哲学等都无法分开。”[12]应该说明的是，这种早期的经济学思想尽管稍有微观、宏观的差异；但并无根本的分歧。究其原由，概在自然经济的文化本位基础是同一的。此处，也见到汪堂家（1999）所引赫尔德的“文化是民众的生活方式，正是通过这种生活方式，以理性和道德公正为经纬的一般人性才能展开自己。”[11]使我心有戚戚的是“文化是民众的生活方式”这一命题。既然文化的本位是民众的生活方式，那就值得我们探讨中国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道路何以不能产生反映近现代科技成就基础上的工商业文明的生活内容，中国文化何时失却近代经济学的鹄的，而使经济思想的滞后一如其物质领域的落后。
汪堂家（1999）认为，西方直至文艺复兴之后，“cultura”的古义渐渐淡化，cultura成了人的理性本质之体现，对人类灵魂精神世界的人文精神渐成文化本位；而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物质世界的人文本位渐渐淡化。文化的理性色彩强化，社会生产、生活的物质本位淡化，是人文内容理性化的必然。但二者并非绝对脱离，正如本文所指出的，二者其实是互为内容、相互推动的。这些内容都是汪堂家（1999）所未涉及的。文化的社会生产、生活本位与人文精神的分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那么，文化反映社会生产、生活本位的历史使命究竟由谁承担？这正是经济学的文化使命。各国在社会生产、生活形成文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便专门揭示和反映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内容。有了学科的分类后，文化的本位便全然由经济学承担了。文化的经济学内涵正是经济学对文化本位的演进和传承使命的承担，以及与文化的相互促进。西方社会生活因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使文化学科化，并以科学精神求证生活实质时，经济学全然承担起了传承文化本位的历史使命。而中国的文化正在陷入玄学、理学精神求证的虚妄之中，迨至晚清仅有的一些朴学精神都无外乎运用于思想痕迹的求证考据之中，文化的民众生活、生产方式之本位殆然丧尽。正是这一文化本位的丧失和演进的停止，使中国文化对生产、生活的具体内容缺乏基本范畴的规范和基本原理的归纳，更谈不上集中研究的展开和传承。而西方社会则在科学的精神指引下，求证物质生活的学问和关注人生、精神、道德的人文并行不悖。乃至一旦抓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财富的神奇之处，便在魁奈、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关注现实社会物质财富创造问题的文化思考中，使表现为文化分支的经济学拓展和丰富了文化的本位含义，而开始独立地探讨社会民众的生产、生活乃至财富的增进问题。适应一种不同于自然经济中民众生产、生活方式的工业社会来临，使西方的经济学真正承担起了探讨人类社会生活、生产本质的使命。而中国的经济思想既未欣逢资本主义工商业蓬勃发展的高潮，又没有可能追问自然经济以外何为社会财富及其本质和来源的历史背景，遂滞留于自然经济的传统人文观念的园囿，而无任何创新的可能。
西方则从何为财富及其性质、源泉的追问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的背景下，由魁奈，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而马克思，而杰文斯、马歇尔，一直到当前洋洋大观的西方经济学，贯之一线的则是：财富是劳动和土地、是劳动、是价值、是效用……这种研究反映了文化本位的演进，推动了经济学适应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动而研究和传承人类文化本位的历史使命。经济学思想和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深化，使经济学的学科含义日益彰显，从而经济学的文化本位伴随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地与时俱进，经济学自身精益求精的学问本质也愈益浓重。对处于自然经济文化本位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断位的中国来说，则缺少了一段文化本位的演进，尤其是与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相适应的文化经济理性和观念的形成过程。因此，现在中国经济学的贫乏和缺根意识便是相应文化本位滞后的产物了。所以，中国经济学的贫困正是中国文化本位滞后之必然。
纵观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每一阶段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总少不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30余年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伟大创举，其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其精髓已经被实践所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成为历史的必然，我国在吸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基本国情与实践实际，开创了一条适合我国发展的正确道路。未来很长时间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趋势还会深化，我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各项成就，依然会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产物。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我国经济发展
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体现于社会发展变迁之中，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衍进，其实质就是经济规律对不同时期经济活动指导作用的表现。经济规律隐含于这五种生产关系的运动之中，是在特定经济条件的基础上运行和发挥作用的，并随着这些经济条件的消亡而改变其外在形式。虽然经济规律存在于不同形态的社会之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本质并未发生改变，具体形式的差异主要在于不同阶级对发现和利用经济规律的程度和态度是不相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刻阐释了五种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由表及里，透过经济现象去发现具有本质特征的经济规律，揭示社会主体的经济关系(周文和朱富强，2010)，高度概括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由此设计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蓝图。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其理论中国化对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项经济成就，都是我国广大群众用劳动创造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是社会价值创造的源泉，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现阶段所坚持的按劳分配这项基本分配制度，就是对坚持劳动价值论最有力的证明。同时，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方式，承认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资本是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资本为技术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本支撑，是连接劳动者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纽带，也是解决劳动者和非劳动者对于劳动成果占有、归属矛盾的基础工具。剩余价值理论能够解释我国现阶段许多特殊的经济现象，对于外界释疑这些经济现象具有重要的作用(赵玉琳，2009)。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与我国改革开放
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因为具体经济学理论是否迎合而改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客观地解释了经济规律，触动了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回避的基本矛盾以及社会经济冲突、资本家剥削劳动工人等事实，许多西方国家一直难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张俊山，2009)。经济学理论是在探讨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是在不断创新与发展的，不能因为不迎合现阶段社会统治的需要，就遭到排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特别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不断创新和发展的，中国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0余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典型的时间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精髓和特征是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而且也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演化特征，这一特征使我国经济实际情况能够较好地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融合，深刻的演化内涵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生命力，为我国经济发展指明了大方向。调动社会一切可调动的资源，集思广益、充分发挥人类的创造力，在创新中失败、在失败中总结，在总结中进步，虽然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但改革开放的前途是光明的、可期待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经济思想，坚持发展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借鉴苏联的经济体制建设，始终以国家为主导，以公有制为主体，把劳动作为经济成果分配的一个重要依据。改革开发政策，避免了苏联受到西方“休克疗法”影响而解散的危机，是在实践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我国进行了经济改革，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坚持国家宏观调控的原则，分阶段、分步骤实施经济改革，在改革的同时注重开放，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集中表现。
四、对我国经济改革的思考
【摘要】本文从建设的重要性、规划的科学性及效果的综合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论述了林业生态省建设是林业系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创新实践。河南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谋划林业工作，为实现林业更高水平、快速度的发展，建设文明生态，加快中原崛起，及时决策规划建设林业生态省。
构筑中原崛起的生态屏障，增加生态产品的有效供给，增强林业碳汇能力，满足第一人口大省经济社会发展对林业的强劲需求，是河南省发展现代林业、建设生态文明、加快中原崛起的一个关键问题。党的十七大之后，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率先作出了建设林业生态省的科学决策。
一、林业生态省建设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河南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林业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扎实开展林业工程建设，林业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林木资源不断增加，森林覆盖率明显提高。全省林业总产值增长速度高于河南省同期GDP的增幅，每年向社会提供木材1400多万立方米，大枣、板栗、苹果及茶叶等林产品生产在我国具有重要的影响。河南省实现了林业用地面积、有林地面积、活立木蓄积量、森林覆盖率的“四增长”，“缺林少绿”的现象已成历史，生态环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是，河南林业对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与人民群众喝上清洁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工作生活的期盼相比，还存在薄弱环节。河南林业基础低，人口多，人均林木蓄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还有1100多万亩的宜林荒山荒地，4470万亩水土流失面积，802万亩平原区沙化土地。因此，必须站在新的起点上以全新的视觉，重新规划林业建设。
河南省地处中原，自然条件较好，南北植物并容，树种资源丰富，发展林业的优势和潜力较大。2007年，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站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高度，着力把科学发展观转化林业建设的正确思路、丰富内容、有效措施和实际效果，作出了建设林业生态省的科学决策，谋求林业更高水平、更快速度的发展，并通过林业减排作用拓展经济社会的发展空间，通过林业防护作用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二、林业生态省建设规划的科学性
河南省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林业发展的思路与方法，关键体现在坚持以人为本，着眼发展，集中民智，调查研究，并科学编制了《河南林业生态省建设规划》，作为今后5年全省林业发展的总蓝图和行动纲领，使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基本要求切实体现在规划的目标任务、建设工程等具体内容当中。
1、规划程序的规范性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组织专家编制《河南林业生态省建设规划》，采取以县为基本单元，经过了自下而上、科学计算、逐级汇总、平衡优化、专家论证等环节，形成了省、市、县三级规划体系。对涉及到的林业与粮食安全、节能减排等重大问题认真进行专题调查研究、科学咨询论证，并及时吸收农业、水利、国土、城建、环保等有关行业的科研成果和业务规范。河南省政府邀请国内知名院士专家进行了论证评审，给予了高度评价。评审委员会认为“河南林业生态省建设规划指导思想科学，建设目标明确，切合实际，处于国内同类工作的领先水平”。院士专家的论证评审意见，为省委、省政府的及时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2、目标设计的系统性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生态省建设的目标任务充分体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这一的基本要求。规划的目标任务既有总体目标又有具体目标，既有数量指标又有质量指标，既有造林规模又有效益价值。规划提出经过5年努力，巩固和完善高效益的农业生产生态防护体系，基本建成了城乡宜居的森林生态环境体系，初步建成了持续稳定的国土生态安全体系，有林地面积达到5468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21.84%，森林和湿地资源年固定二氧化碳能力达到8600万吨，林业年产值达到760亿元，林业资源综合效益价值达到5100亿元，使全省的生态环境显著改善，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承载能力明显提高，初步建成林业生态省。到“十二五”末，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24%以上，林业年产值达到1000亿元，林业资源综合效益价值达到5700亿元。所有县（市）实现林业生态县，建成林业生态省。这些目标任务均经过集思广益，民主讨论，分析研究，科学计算，是科学可行的。
3、建设工程的合理性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坚持用统筹兼顾的方法谋划生态省建设工程。在山区和平原区，统筹安排部级工程与省级工程，统筹安排林业生态工程和林业产业工程，在突出宜林荒山荒地营造林木工程的同时兼顾城市林业生态建设和村镇绿化工程，在注重造林的同时兼顾森林抚育和低质低效林的改造。在规划继续抓好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重点地区防护林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工程等5个国家重点林业工程的基础上，计划启动8个省级林业生态工程和4个省级林业产业工程。5个省级重点生态工程规划总任务5151万亩，包括山区生态体系建设工程、农田防护林体系扩建工程、防沙治沙工程、生态廊道网络建设工程、城市林业生态建设工程、村镇绿化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森林抚育和改造工程。4个省级林业产业工程规划总任务324万亩，包括用材林及工业原料林建设工程、经济林建设工程、园林绿化苗木花卉建设工程、森林生态旅游设施建设工程。这些工程相互衔接、合理布局，形成了涵盖全省的林业工程体系。
4、保障措施的操作性
把良好的发展设想、科学的目标任务、合理的建设内容等变为现实，有赖于可靠的保障措施。为保障《河南林业生态省建设规划》的顺利实施，河南省政府文件明确提出了操作性强的保障措施。一是加强组织领导，落实目标责任，形成强有力的激励机制。规划执行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和上级政府监督，严格考核。二是加大政府投资，拓宽融资渠道，确立林业投资机制。文件规定省本级财政对规划建设的投资，按照一般预算支出2％的比例列入预算。省辖市、县（市、区）分别按1.8％、1％的比例列入同级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三是制定检查办法，强化核查稽查，完善工程管理机制。河南省制定了《河南林业生态省建设重点工程检查验收办法》、《河南省林业重点工程营造林作业设计编制办法》、《河南林业生态省建设重点工程稽查办法》等，把投资安排与《规划》实施情况和验收结果直接挂钩。改下达项目同时下达资金为检查验收合格后拨付资金，改单一的工程核查为核查与稽查相结合的复合型抽查，改林木休眠期核查为林木生长期核查。
三、林业生态省建设效果的综合性
林业生态省建设是林业系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通过认真实施《河南林业生态省建设规划》，加强资源培育、保护管理等各环节的工作，落实责任，改革创新，贯彻科学发展观，现已取得林业生态省建设阶段性、综合性的显著效果。林业在推动科学发展、加快中原崛起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生态建设协调推进，改革创新实现新跨越
按照《河南林业生态省建设规划》，全面启动重点林业生态建设工程，把国家重点生态工程与省级重点生态工程统筹设计、协调推进、一起安排、一张图纸、一同督查。突出抓好山区生态体系、生态廊道网络、城市林业生态和村镇绿化等4个林业生态工程。坚持改革创新，实行全过程的“阳光林务”，对年度计划、投资标准、核查结果、奖励资金等一律在河南林业信息网公开。把林权制度改革作为林业生态省建设的突破口，与林业生态省建设同步研究部署、同步落实责任、同步组织实施。对纳入2008年、2009年林业生态省建设任务的新造林地，及时明晰产权，颁发林权证。经过核查和稽查，2008年全省共完成造林合格面积601万亩，是2007年的2.2倍。2009年全省共完成造林合格面积715万亩，创历史最高。两年来，森林经营进一步加强，共完成森林抚育和改造460万亩，提高了森林生态质量和综合效益。有52个县（市、区）达到林业生态县建设标准。全省森林覆盖率已经提高到20.16%，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加上灌木林、四旁树等林木资源，全省林木覆盖率达26.5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产业发展逆势而上，优化结构达到新水平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河南省立足区位优势、资源特点，着眼于实现林业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以市场为导向，逆势而上，优化结构，积极推进林纸林板一体化项目建设，重点培育了一批龙头企业，促进林业产业前伸后延，拉长产业链，加强管理和服务，增强林业企业的竞争力。近两年，每年完成以杨树为主的速生丰产林30万多亩，全省速生丰产用材林和工业原料林已达800多万亩。新发展经济林16.5万亩，全省经济林面积达1330多万亩，年产量670万吨。大力发展的苗木花卉总面积达85万亩。2008年全省林业产业总产值达到527亿元，同比增长21%，高出河南省生产总值增长速度8个百分点。农民来自林业的人均收入达762元，比2007年增长9.64%，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提高到17.1%，在林业发展中得到了较大的实惠。2009年全省林业产业总产值突破600亿元。
3、生态文化异彩纷呈，丰富内涵彰显新魅力
依据河南省丰厚的文化资源和独具特色的森林景观，紧密联系河南省第八次党代会提出的实现由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的奋斗目标，把生态文化建设作为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内容，并加快建设生态文化设施。2008年、2009年，新批建部级和省级森林公园4处，完成了5处部级自然保护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展了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创绿色家园，建富裕新村”等活动；组织了以“健康的湿地，健康的人类”为主题的“世界湿地日”活动；以“繁荣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明”为重点的“爱鸟周”和以“倡导绿色生活，共建生态文明”为主题的“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月”等活动。牡丹已成为洛阳经济建设的友好使者，牡丹文化已经成为河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鄢陵县是闻名遐迩的花木大县，是“中国腊梅文化之乡”。国家林业局与河南省政府在鄢陵联合主办了中原花木交易博览会，参展客商650多家，参会客商2000多家，涉及全国20多个省（市、区）及美、日、韩、荷等国，既是我国中部地区最大的花木产业展示交流平台，也是国内外专家学者、花木经营管理者探讨生态文化、花木产业发展的高层论坛会。牡丹是中国传统名花之一，素有“花王”之称。洛阳牡丹花国色天香，雍容华贵，艳而不俗，柔而不媚，驰名中外。“洛阳牡丹花会”吸引八方来宾，以花为媒，文化交流，经贸合作，盛况空前，不仅是河南省确定的全省性重大节会，而且成为全国著名的地方节会之一。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编: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论文摘要]分析了经济藩后地区化学教育存在的同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想法．
当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化学与工农业生产、日常生活有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化学离不开生活，生活处处有化学．因此中学化学在创新教育中有着自己的优势．
但在我们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化学教育的各种问题显得尤为突出，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落后地区化学教育的状况
1．1实验设备严重不足，化学实验开出率极低．地区经济落后．学校教育教学资金严重短缺，使得大多落后地区的学校无法添置化学实验设备，不得不继续延用2O世纪七八十年代已属淘汰的设备．陈旧的设备，短缺的药品试剂，极大地阻碍了这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的教学发展．
1．2应试教育的影响．在高考这根指挥棒的指挥下，化学教师及学生，整天只陷于化学的题海中，忽视了渗透在社会生活生产中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化学知识，错失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自觉探求新知识的良机．
1．3落后意识对化学教育的影响．在经济落后地区，人们还在疲于解决温饱，由于文化知识水平有限，还未充分意识到科学技术特别是化学技术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好处．只肤浅地认为学数学能算帐，学物理能修理一些简单电器，还不了解化学在生活中的适用性，因此在子女学习取向上存在一些误导．
1．4学校化学课堂教学缺乏创新教育．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下，化学课堂教学缺乏创新教育具体表现在：(一)教学方法的陈旧，大部分教师还延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二)教学的指导思想偏离素质教育，错误地认为应考是化学教学的唯一目的．(三)对实验重视不够，很大一部分教师。只在课堂上讲实验，学生听实验，背实验，忽视了化学是建立在实践操作基础上的一门学科．(四)教学过程中，只侧重检查课堂上作业完成的量，而忽视了对学生自觉学习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2解决化学教育落后的途径夏对策
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化学教师在没有充分的实验设施条件下，想开展丰富、生动的化学实验和结合实际改进化学实验，实在是无能为力，所以，添置足够的化学实验设施，是提高化学教学质量的基本保证，在具备充分的化学设备的条件下，化学教学才能得以正常健康的稳步的开展．针对以上提出的在现今化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应有一个解决的途径和对策．除引起学校、社会对化学的重视和重新认识外，还应加强实验设施和化学教学自身的创新．而创新教育，是在当前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以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的挖掘人的创新潜能，弘扬人的主体精神，促进人的个性和谐发展，通过对传统教育的扬弃，探索与构建一种新的理论与模式，并使之逐渐丰富与完善的教育实践．其核心是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进程中，着重研究和解决如何培养中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下面就化学课教学创新谈些粗浅的看法．
2．1建立符合实际的有效的教育评价标准．有什么样的教学评价标准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教学行为．现在教育评价注重评价教师的教，而不注重评价学生的学；只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使学生失去了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只注重评价教学结果，而忽视对教学过程的评价，使
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创造火花长期受到压抑而泯灭．因此我们必须在教学目标上改变以传授知识为核心的教学方法，让学生自由发挥并加以引导，教学方法上改变以量化为手段，注重在课堂及作业完成过程中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在评价上，找出学生的优点及闪光点加以肯定，激发学生的创新火花，给学生创新留有足够的时问和空问．
2．2改变教师狭隘的。创造性观念．一定的生活模式是以一定的思想观念为基础的．这种观念体现在：1．创造性是少数尖子生才具备的能力，而不是人人都具备的2．创造力的大小体现在其创造行为的结果上，而不是在其创造行为的过程中．3．创造性思维必须在专门的训练中才能产生和提高．4．创造力作为理性因素与想象，激情等非理性因素无关．根据这些理念，课堂教学是与创新教育无缘的，教学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传授知识．因而改变教师狭隘的。创新性观念是创新教育的一大关键．:
2．3充分重视化学实验，适当增加探究性实验．实验是科学探究的基础，任何实验或多或少地都具有一定的验征性和探究性．探究性实验要遵循一定的科学原则，由教师提出课题，学生拟定方案，分组探究，集体讨论，完成实验报告或论文，作出评价，整个过程都在开放中进行，教师只起到咨询、帮助、引导、参与的作用，学生是学习的主人，通过探究性实验，培养学生的刨新意识及创新精神．
(二)经济法课程的衔接存在断层性
由于中高职之间缺乏沟通，中职院校以自我的就业目标制定其培养计划，高职制定培养计划的出发点仍以高中生为基础。这使得高职教学的结果是杂乱无章。中职晋升的学生不仅缺乏文化基础知识，对于某些内容难以掌握，另外对于经济法的了解又存在一定的重复性，这使得这部分学生在高职存在一个真空期，无法达到培养的目标。
(三)高职经济法课程的技能培养存在不足
如今高职院校的生源逐渐延伸到中职毕业生，而且，有很多高职院校的前身就是中职，由中职升级成高职，因此在高职中的教学模式改革以及培养计划的制定都是缺乏一个新字，有的甚至依旧延续中职的老一套，无论是硬件设备还是软件实力都跟不上高职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师资力量、技能培训方面以及基础建设方面等都存在一定的落后性。有的甚至还远远没有中职的技能实力，教学经验也没有中职丰富，使得中职毕业生进入高职后出现技能学习的倒退，造成不良后果。在经济法课程教学中，中职院校的经验、案例以及相关经济法的师资力量远比刚升级后的高职院校更具有实力和竞争力。高职院校缺乏一定的双师型教师，在经济法的教学中脱离实际，使得课堂教学效果与实际严重脱节。总之，经济法课程是会计专业必学、必会、必懂的课程，学生以及院校应当充分认识到经济法课程的重要性，通过不断的改善教学模式以及培养计划，提高学生学习经济法的效率和实践性。
二、经济法课程要适应中高职衔接
(一)以职业为导向制定中高职衔接的教学目标
在中职院校中确立以职业为导向的教学目标后，教学内容适应当前中职院校的发展，待晋升入高职院校以后，都是以职业为主的教学目标，从而在相同的教学目标下，院校实现中职与高职的零距离对接，有利于学生课程的衔接性。在职业导向教学目标中，首先加强了学生的实践运用能力，其次是增强了学生职业资格考试的能力。在中职中，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进入高职以后，在原来技能的基础上，更容易掌握高深的技能和知识。同时经过中职的培训，对于资格的考试更是一种递进，在中职，参加初级的考试，高职以后直接中级或者高级考试，将中职和高职的技能和考试形成有效的衔接。在经济法课程学习中，更是如此，同一个目标，不同的要求，使得经济法的学习形成良好的对接和递进，达到教学的目标。
(二)以教学目标为指导构建中高职衔接的教学内容
无论是中职还是高职，都面临一个资格考试问题，因此对于中高职院校在设置教学内容上，都要符合当前的要求，首先根据考试内容制定教学内容，其次是基于岗位要求规范教学内容，再次结合实际情况调整教学内容。在此基本要求下，中职中经济法的学习主要面向的是初级资格考试，以及中职生毕业以后的岗位要求，然而中职生和高职生对于职业的定位也是不一样的，因此高职的教学内容是中职内容的递进和深入。在中职经济法内容的基础上，延伸到更高，更切合高职毕业生的职业要求，因此在教学内容方面，中高职要形成良好的衔接。在实际情况下，结合社会的发展以及中高职自身现状，发展适应当前的会计课程内容，中职和高职同向发展，最终实现对接。
(三)以技能为重点优化中高职衔接的教学手段
中职和高职都是注重技能的培养，中职注重的是初级技能，高职注重中级技能的培养。在各自的技能培养重点下，要注重教学手段的改革，尤其是教学模式的改革和创新。在教学模式改革下，采用案例教学、模拟场景教学以及角色的扮演，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另外在教学方法上，经济法课程的教学需要专门的会计专业教师，避免非专业教师带来衔接上的问题。相同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中职学生很快适应到高职教学，经济法的课程教学也适应了中高职的衔接，对于会计专业系统性的学习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四)以能力为评价设置中高职衔接的考核方法
经济法的评价方式不仅仅局限于试卷的方式，而是一个综合的评价方式，考核的重点应该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对中职和高职会计专业学生经济法课程考核中，应注重经济法的实际作用，同时还要重视考核方式方法和的同步性，中职和高职不能出现太大的偏差，以免影响两者的衔接问题。经济法课程的评价考核方式注重实践能力，中职考核和高职考核需要一定的衔接性和共同性。避免中职步入到高职以后存在评价考核的盲目性，减少适应的时间和空间。让经济法课程体系适应到会计专业中高职衔接系统性培养过程中，实现教学的目的和意义。
三、结语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经济学分析银行业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新型融资工具发展至今，不仅成为国际金融领域内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之一，而且成为一项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和应用的金融创新技术；因此积极地吸收国外资产证券化这一重要的金融创新成果，在国内研究资产证券化，实践资产证券化，无论是资产证券化本身效率的释放，还是对国内整体金融效率的提高，都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也正是资产证券化引起国内金融界高度重视的根本原因。
一、资产证券化的主要创新内涵及其效率
本文仅讨论资产证券化的两个创新之处，即破产隔离和风险对冲。这是资产证券化的主要的创新和效率体现所在。
1、破产隔离
资产证券化针对传统金融的缺陷，创造了破产隔离技术，是资产证券化具有的一个重要创新特征，并且为资产证券化的其它创新提供了基础条件，它对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信用风险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资产证券化重要创新内容的破产隔离具有下面两层基本含义。
（1）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与发起人的破产相隔离。在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中，一般需要特别强调，发起人必须通过“真实出售”的方式向SPV转让基础资产。在这种交易结构安排下，发起人必须将资产的所有权合法地过让给发行人，发行人对受让资产拥有完全的产权，发起人对所转让资产没有追索权。因此，既使发起人因为各种原因而破产，也不能追索基础资产，不得对基础资产进行清算，基础资产所创造的现金流仍然按照资产证券化交易契约支付给投资者。资产证券化因此实现了基础资产与发起人的破产相互隔离，投资者的权益因不会受到发起人破产的株连而得到有效的保护。
（2）资产证券化的发行人与破产相隔离。为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同时也是为了提升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等级，资产证券化对特殊目的载体的组织模式、经营范围以及运作程序都严格地进行界定，从经济基础上保证SPV远离破产，进一步强化资产证券化破产隔离的技术特征。部分国家还通过立法，强制性地规定SPV不得破产。资产证券化的破产隔离处理，使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者远离破产风险，所面临的信用风险因此得到有效地控制。与此同时，资产证券化的破产隔离处理为资产证券化另一重要技术的有效应用提供了可能，即资产证券化的信用增级技术。经过破产隔离处理以后，资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不仅与发起人的破产相隔离，而且通过SPV的刻意设计，保持了与其它经济实体的隔离，使基础资产非常独立。正是因为基础资产得到有效隔离，才能有效实现针对基础资产的信用增级，用较低廉的成本达到有效提升资产支持证券信用级别，降低资产支持证券信用风险的目的。
2、风险对冲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结构化金融技术，与传统的间接融资相比较，有一个显著的创新特征，就是能够更加广泛地进行资产组合，有效地实现风险对冲，降低资金融通的风险。这也是资产证券化充分发挥其结构化金融优势的基础。
（1）间接金融实现风险对冲的局限性。在间接金融实现资金融通过程中，受信息不对称的困扰，银行总是试图与客户建立稳定的关系，既可降低信息成本，也有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出于同样的考虑，银行一般更乐意在比较熟悉的领域、地域拓展业务，形成一个基本的市场定位。在间接金融的资金融通过程中，银行所持有的贷款在地域、行业上的分散程度非常有限，彼此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难以达到风险对冲的目的。因此，银行不仅要常常面临具体贷款的个别风险，还时刻要警惕系统金融风险，一旦遭受剧烈的系统风险冲击，银行极易发生全局性的金融危机。
（2）资产证券化实现风险对冲的优势。资产证券化则不同，构成其资产组合的基础资产从各银行购买而来，各银行在克服信息不对称矛盾上，已经起到了事实上的前置过滤器作用。因此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对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两难选择可以得到回避，SPV在构造基础资产池的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有效选择。资产证券化因此不仅可以突破行业限制，而且可以突破地域限制，广泛地收购基础资产，构造成资产池，并将基础资产的收益与风险与基础资产剥离开来，以资产池为基础进行重新构造，实现基础资产风险相互之间的充分对冲。根据投资组合原理，资产组合的统计分散特征越显著，基础资产的个别风险将得到越彻底地对冲。极端的情况是，当资产池包含所有风险资产，则基础资产的个性风险将不复存在，资产池只有系统风险。资产证券化在筛选基础资产，构造资产池的过程中也充分注意到这一原理的应用。资产证券化成功地实现了对资产池的收益和风险与基础资产的剥离与重组，为资产证券化有效运用金融工程技术进行金融再创造提供了条件。资产证券化的发行人通过将被剥离的收益和风险进行切片、组合，创造出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证券，满足具有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使资产支持证券具有非常广泛的投资群。因此在二级市场上，资产支持证券的风险能够得到进一步分散和对冲，增强了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二、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分析
1、资产证券化的微观风险
与普通固定收入证券相似，资产支持证券同样具有违约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购买力风险和再投资风险的一般风险。然而，相对于普通固定收入证券，资产支持证券具有两大风险，是传统证券所没有的，对资产支持证券的定价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是基础资产提前偿付风险。从本质上看，资产支持证券是一种衍生金融资产，其价值由作为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信用基础的基础资产所决定。而作为资产支持证券信用支持的基础资产，受各种因素影响，特别是利率波动影响，有可能被原始债务人提前偿付，影响资产池预期现金流的稳定性，使资产支持证券的价值发生波动，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者因此面临较大的风险。二是失效及等级下降风险。在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中，一系列交易均是通过契约有机地组织起来的。在复杂的契约体系中，如果某一份契约无效，就有可能导致整个交易无效，发行人对资产支持证券的支付义务有可能消失，投资者对资产支持证券本金和利息的求偿权得不到保全。资产证券化还特别容易受到资产支持证券信用等级下降的损害，因为资产证券化交易与构成交易的基础包含复杂多样的因素，如果这些因素中的任一因素恶化，整个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等级就有可能下降。显然，交易结构越复杂，导致资产支持证券信用等级下降的潜在因素就越多，投资者蒙受的资产支持证券信用等级下降风险就越大。
2、资产证券化的系统风险
（1）资产证券化在相当程度上是对传统信用的一种替代。资产证券化使银行以及其它信用中介创造了更多的信用，但是从整个金融体系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金融形式的替代，投资者在投资资产支持证券后，就减少了其在银行的存款，或者在其它方面的投资，也就是说整个社会信用在其它方面就相应有所减少。因此资产证券化更多地是用更加有效的金融替代效率相对较低的金融形式，从流动性管理以及风险有效对冲等方面弱化金融体系的风险，而不是绝对地放大整个社会信用总量。
（2）资产证券化通过有效的结构设计缓解了对基础资产监管弱化的矛盾。在基础资产的监管问题上，随着资产证券化发展的逐步成熟，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一般通过某种形式，让发起人继续对基础资产的信用风险承担一定责任，以此激励发起人继续对基础资产进行监督管理。同时，发行人一般将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战略性的融资手段，而不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具有对整个交易进行监督管理的动力。发行人只有加强对基础资产的监督管理，包括在受让基础资产时对基础资产进行严格挑选，使投资者免受或者减少风险损失，其今后的融资才具有可行性。资产证券化过程的信用评级，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基础资产的监督与管理。因此，通过上述三个途径，对基础资产的监管不仅不会因为资产证券化而削弱，相反还有一定程度加强。西方国家资产证券化的相对较低的违约比率，从实证角度也支持了这一论断。
（3）资产证券化固有的流动性创造功能减小了金融系统的流动性风险。资产证券化就是将缺乏流动性或流动性不强的金融资产集结成池，然后以此为支持发行证券进行融资，让不能流动的资产流动起来，给整个金融体系创造大量的流动性。这一特征改变了银行贷款流动性的现状，使银行能够方便地实现资产与负债在流动性上的匹配，降低流动性风险。这一结构性的变革，对于增强金融系统抗御风险的能力，强化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在我国实行资产证券化对我国银行体系改革与发展的金融益处
首先，实行资产证券化对提高我国商业银行负债业务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商业银行负债业务的效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吸收资金的规模和质量。资产证券化对商业银行负债业务效率的影响主要在于可以减少对银行资金来源的约束。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还是以吸收存款为主，其中又以储蓄存款的地位最为突出，而各项贷款在银行总资产中所占比重同样具有主导地位，这样的资产负债结构意味着银行的资金来源受到存款增长的较大约束，从而也降低了银行负债业务的效率性。资产证券化则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存款之外的另一条筹资渠道，不仅增加了银行负债业务的主动性和选择性，也减少了存款业务对银行经营扩张的刚性约束。
其次，实行资产证券化对提高我国商业银行资产业务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实行资产证券化，为我国商业银行进行资产业务扩张、资产结构调整以及风险管理提供了可能性，具体为：第一，资产证券化有助于我国商业银行实现资产多样化，降低地域或行业风险。资产证券化帮助商业银行将所承担的地域、行业风险分散给众多投资者共同承担，从而降低了由其自己承担的部分。另外，商业银行也可以通过购买不同地域或行业的资产支持证券来实现自身资产组合的多样性，使资产结构趋向更合理。这对于我国的一些地方性商业银行尤其具有意义。第二，资产证券化可以改善我国商业银行资产流动性状况，使资产与负债的期限匹配更合理，从而摆脱短期资金来源对长期资金运用的约束，也为商业银行更好的进行利率敏感性缺口和期限缺口管理提供了便利。第三，资产证券化有助于降低资本规模对商业银行资产扩张的约束，满足对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因为推行资产证券化的运作，一方面降低了平均资产风险权重从而使风险资产总额变小，另一方面增加了银行的现金收入从而提高了银行自身资本金的积累，尽管以第一方面的作用为主，但这两个方面都能对银行资产扩张对资本规模产生的压力予以有效缓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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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侯迎春：资产证券化在我国推行的研究[J]，经济师，2003（8）.
[4]程虎：关于我国资产证券化若干问题的探讨[J]，经济与管理问题，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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