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资料：
法学专业硕士联考就是法学专业硕士考试。即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考试，是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试点单位实行联考的选拔性考试。
考研专业科目设置专业基础课(含刑法学、民法学)和综合课(含法理学、中国宪法学和中国法制学)两门。
法学硕士是法学教育中位于法学学士和法学博士之间的一个层次，学习侧重坚实的理论研究，旨在为国家培养全方位的学术型人才。
我校博士研究生招生信息均在网上，考生须登录我校研究生招生信息港网站（yzb.cppsu.edu.cn）查询有关通知。考生须登录网站完成网上报名、网上支付报名费、网上下载《准考证》、《初试成绩通知》、《复试通知》等。
二、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在本学科专业领域掌握牢固扎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能力，能在科学和专门技术领域取得独创性成果的公安高层次研究型人才。
三、报考条件
（一）政治条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能与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思想品德良好，组织纪律性和法制观念强；未受过党纪政纪处分或刑事处罚；无不宜做公安民警的其他原因。
（二）年龄条件：报考非定向、自筹经费博士研究生的年龄不超过35周岁（1978年7月1日以后出生），报考定向、委托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年龄不超过45周岁（1968年7月1日以后出生）。
（三）学历条件：
1、报名时已获硕士学位的人员；
2、国家承认学历的全日制应届硕士毕业生（最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一般不接收提前毕业的硕士生考生）；
3、同等学力人员，即获得学士学位满6年（截至2013年7月1日）且达到与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同等学力者报考我校，还须具备以下条件：
（1）报考专业与所学专业及目前从事专业相近；
（2）提交补修与所报专业相关的硕士学位课程学习证明及成绩单；
（3）报名时提交已在核心期刊上公开发表的与报考专业相关的5000字以上学术论文至少3篇；
（4）报名时已获得国家外语六级水平考试证书或2005年6月以后参加六级考试成绩达到426分以上；
（5）同等学力考生在取得复试资格后，须加试两门本学科硕士阶段主干业务课程。
4、非学历教育（单证，只有学位证书而无毕业证书）的考生或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报考我校博士生，必须在网上报名前已获硕士学位；
5、在境外获得的学位证书须在报名前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报名时提交认证报告书。
（四）身体条件：考生既须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标准及细则的要求，还应达到以下标准：
1、男生身高应不低于1.70米，体重不轻于50公斤、不超过标准体重25%；女生身高不低于1.60米，体重不轻于45公斤、不超过标准体重25%。理科类专业考生左右眼裸视力不低于4.8(0.6)，文科类专业考生左右眼裸视力不低于4.6（0.4）。无色盲、色弱。
2、五官端正，面部无明显特征和缺陷（如唇裂、对眼、斜眼、斜颈、各种疤麻等），嗅觉不迟钝，无鸡胸、驼背、腋臭，无严重静脉曲张，无明显八字步、罗圈腿，无重度平跖足（平脚板），无纹身、少白头，无各种残疾，两耳无重听，无口吃，本人和直系亲属无精神病史。
3、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无慢性肾炎，无高血压。
在复试时我校将按以上要求进行体检，体检不合格的考生一律不予复试、录取。
四、报考类别说明
1、计划内非定向： 不交学费，全脱产学习三年，可转户口、调档案，毕业后自主就业；
2、计划外自筹经费： 交纳学费，全脱产学习三年，可转户口、调档案，毕业后自主就业；
3、计划内定向： 不交学费，全脱产学习三年，不转户口、不调档案，毕业后回原单位；
4、计划外委托培养： 交纳学费，全脱产学习三年，不转户口、不调档案，毕业后回原单位。
在职人员原则上只能报考计划外委托培养。
五、报名程序
报名包括网上报名、网上交费和提交材料确认三个程序，三个程序缺少其一，均视为报名不成功。
（一）网上报名时间：2012年11月20日至12月31日；
（二）网上报名网址： yzb.cppsu.edu.cn；
1、考生登录网站，注册用户；
2、考生在网上提交报名信息；
3、通过网报系统的网上支付平台到网上银行交纳报名费；未完成网上支付的，视为报名不成功。我校报名费只采取网上支付的方式，不接受汇款方式。
4、考生在网上支付报名费后，无论是否参加考试，一律不退返报名费。
（三）确认报名时间：考生应在2013年2月25日-3月1日期间向我校寄（送）下列材料：
1、《2013年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
2、两名与报考学科有关的具有教授或相当职称专家的推荐信；
3、硕士课程学习成绩单；
4、硕士学位论文全文和评议书；
5、硕士学位证书、学历证书复印件（应届毕业硕士生必须在入学前补交）；
6、政治审查表；
7、身份证件复印件；
8、报考定向或委培的在职考生必须提交单位人事部门同意脱产学习三年的书面证明。
同等学力的考生无须提交3、4、5项材料，但须提交规定的其他证明材料。
我校对上述材料进行审查后，对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核发准考证（由考生在报名网站下载）。
（四）注意事项
1、考生网上报名开始前应仔细核对本人是否符合报考条件，须如实、准确提交报名信息和报名材料，不得弄虚作假。一旦发现考生不符合报考条件或提交的报考信息不真实，我校将取消其报考资格和录取资格，责任由考生自负。
2、我校部分通知将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发送，请正确填机号并保持手机畅通。
3、考生身份证和户口本上的姓名、出生日期、民族、性别等信息必须一致，如不一致，请在报名前去公安部门更正。
4、考生报名信息在报名结束后，一律不得更改。
六、考试
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
（一）初试
初试日期：2013年3月23日、24日；
初试地点：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木樨地校区教学楼，考生须在考前在网上查询具体考场安排；
笔试科目：政治理论（已获得硕士学位的人员和应届硕士毕业生可免试）、英语和两门业务课；
同等学力考生须加试两门业务课和政治理论。
我校不举办考前辅导班，不提供历年试卷、不指定参考书目。
（二）复试
初试合格的考生须参加我校组织的包括综合面试（含英语面试和专业面试）、体检在内的复试。
复试日期：2012年5月中下旬，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复试地点：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木樨地校区；
复试信息：考生于2012年5月登录网站查询是否参加复试，并查看复试办法；
综合面试内容：
1、英语面试（外语听力、口语水平测试，50分）；
2、专业面试（150分）。
七、录取
在初试、复试成绩合格的情况下，按照总成绩排名，择优录取。
八、有关费用
（一）计划外委托培养、计划外自筹经费考生须统一交纳学费（12,000元/学年）。
（二）住宿费、军训伙食费、生活用品费、警服置装费等按学校规定收取。
以上事项如有变化，依据新规定执行。
九、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
根据《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民委 财政部 人事部关于大力培养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的意见》（教民[2004]5号）文件精神要求，按照“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的原则，采取“自愿报考、统一考试、适当降分、单独统一划线”等特殊措施，我校2013年将继续招收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博士研究生。
十、联系方式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生招生办网站：yzb.cppsu.edu.cn；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电话：010-83903086；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查号台：010-83903114；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1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邮编：100038。
欢迎报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学科及研究方向
指导
教师
初试科目
备注
0301法学
1、同等学力人员另需加试。其中，0301法学、0301公安学学科下各研究方向加试科目为①刑法学②中国法制史；0838公安技术学科下各研究方向加试科目为①证据学②中国刑事诉讼法学；
2、我校2012年实际招收博士研究生23人。
01警察法学基础理论
张彩凤
①1001英语②2001法理学③3001西方法律思想史
程华
02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孟昭阳
①1001英语②2002行政法学③3002宪法学
高文英
03刑法学
徐武生
①1001英语②2001法理学③3003经济刑法学
04诉讼法学
刘万奇
①1001英语②2004中国刑事诉讼法学③3004刑事证据学
樊学勇
李玉华
0306公安学
02治安学
宫志刚
①1001英语②2002行政法学③3005治安行政管理学
03公安管理学
王光
①1001英语②2002行政法学③3006公安行政管理学
张光
朱旭东
04犯罪学
李玫瑾
①1001英语②2003犯罪学理论③3007心理学综合
刘洪广
05侦查学
毕惜茜
①1001英语②2005刑事侦查学③3004刑事证据学
马忠红
06国内安全保卫
毛欣娟
0838公安技术
01刑事科学技术
刘耀
①1001英语②2006刑事科学技术③3008毒物与毒品分析
孟品佳
①1001英语②2006刑事科学技术③3009现代分离分析方法
杨瑞琴
黄建同
①1001英语②2006刑事科学技术③3010文件检验学
罗亚平
①1001英语②2006刑事科学技术③3011痕迹检验学
02安全防范技术与工程
洪卫军
①1001英语②2007数据结构③3012计算机网络
我又上网查看了证据科学研究院官网，知道了它属于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属于新兴专业，许多精品课程都可以在官网查看自学，比如 “长江学者”、证据法学和诉讼法学专家Ronald J・Allen教授讲授的“美国证据法”，前南斯拉夫刑事法庭副院长刘大群法官的“国际刑事审判”， 瑞士洛桑大学Durdica Hazard博士讲授的“犯罪现场与科学证据”等等，授课者都是国际上非常有名的专家学者，能够体现这个学科的国际性特点。我还了解到，司法文明专业还有众多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奖学金也很多，不论是从学术价值还是学习的性价比来讲都是非常高的。
准备初试时，在选择书籍方面，需要准备的是《法硕考试分析》、《法硕考试指南》（强烈建议要看刑法分则部分）、《法硕配套练习》（和指南配合使用）、《法硕历年真题详解》、《法律硕士考前背诵》、《法律硕士法律法规汇编》。有句话叫“得民刑者得天下”，因此民法和刑法一定要理解，重在看指南，其他科目看分析即可，法理、宪法和法制史重点在于记忆。无论是准备初期还是中后期，这几本书都非常重要，但是书不在于看得多，而在于看得精，尤其是要把历年真题吃透（近三年真题更重要），计时做题给自己紧迫感，做好错题记录，找出出题规律，找到相对应知识点并熟记。
复试需要笔试和面试，重点在于考查证据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方面的知识，第一天考理论笔试和英语听力，第二天英语面试和专业课面试。在复试备考期间，对于英语，由于我自身基A比较好，只是每天保持听BBC新闻，或者用六级英语练听力。
专业课里，复习刑事诉讼法我看的是司考书，对于短期内熟悉程序很有帮助。我还激动地买来了张保生教授主编的《证据法学》，那是我第一次走进证据法学的知识领域，既陌生又觉得似曾相识。书中提到：“证据法是法治的基石，是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学习证据法，增强证据理念，有助于提高证据意识，维护公平正义，保护人权。”这句话令我我肃然起敬，也反思了很多。就像张教授所言，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一边思考一边学习，使我对证据法学越来越感兴趣。之后，我开始认真做好每一个专题的笔记，并上网查阅一些证据法的论文辅助理解。随着对证据法的理解越来越深刻，我也明白了，只有真正理解和思考了问题，自己的见识才会慢慢提高。这个时候，我开始兴奋地期待复试的到来。
1946年生，沈阳市人。现为武汉大学法学院刑事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湖北省检察院咨询专家。
“如果说在做专业以后，写文章、出书，文字上还算过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十年的记者、编辑生涯。”
记者（以下简称“记”）：吴教授您好，能先请您谈一下起初是什么促使您报考法律系的呢？
吴振兴（以下简称“吴”）：我从小就对法律感兴趣，可能是受到小说和电影的影响，觉得法官、检察官、律师在法庭上侃侃而谈让人非常羡慕，想得很单纯。我报考大学的时候要填五个志愿，我的前四个志愿都是政法院系，第一志愿就是吉林大学法律系。
记：当时的法律系开过哪些课呢？
吴: 入学以后到以前，大约九个月吧，我学过两门专业课，上学期的专业课叫“国家与法的理论”，当时国家与法是合在一起的，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学与法理学。“国家与法的理论”课程结束后，我就确定了毕业论文的题目，――“法律的工具性问题”，而且我还搜集了不少资料。当时，我对法律的工具性有些疑问，觉得法律的确有工具性，是政治统治的工具，但法律不完全是政治统治的工具，因此这个问题是可以探讨的。除了专业课以外，上学期还开设了外语和政治两门课。下学期的专业课叫“法律制度史”，同时继续学外语。在“法律制度史”和外语课还没结束的时候，开始了。开始后，我利用业余时间，看了一些哲学和经济学方面的书，积累了一些基础知识。1969年下半年，我开始实习。那个时候的公检法工作基本停滞，我就到市公安局的政法大队去实习。在政法大队，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联合办案。研究案件主要凭经验，不谈什么构成要件，当然法律根据之类更是无从谈起。后来我又到长春市汽车厂派出所和桂林路派出所实习过。前前后后实习了一年时间。
记：当时学习的外语是俄语吗？
吴：是日语，当时我们班学习日语的同学并不多，有二十人左右。
记：1980年，您回到吉林大学读研究生，当时您已经在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待了十年，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回去读研究生的？
吴：就个人来讲，我还是有点名利思想的，认为在广播电台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不过，实事求是地讲，在省电台的十年中，我不仅在政治理论上有提高，而且通过组织法律讲座、编辑法律讲座稿件，在法学基础理论上也得到了一定的弥补。特别值得一提的事，这十年中我自采自编的稿件较多，凡有采访任务，我从来不用下面的通讯员，从调查、提纲到写作，均自力而为，从而使我的文字功夫受到很大的锻炼。如果说我搞专业以后，写文章、出书，文字上还算过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十年的记者、编辑生涯。
“那时候，我几乎每天都看到、写到半夜12点，无论冬夏，光读书笔记就做了几大本。这段硕士生期间的学习，对于我夯实自己的基础理论起了重要作用。”
记：您是吉林大学第一届刑法学硕士研究生吗？
吴：是的，吉林大学从1980年开始招收刑法学的硕士研究生，我是何鹏老师的开门弟子。当时之所以选择刑法学专业，主要是出于几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是我的外语不太好，所以就没有考国际法专业。除了国际法以外，宪法学也开始招硕士研究生，但我对宪法学没兴趣，觉得宪法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但现在看来，这种看法还是很肤浅。但刑法作为实体法，与现实生活和法律事务联系比较紧密，这也是确实的。这也是我当时选择刑法学专业的粗浅想法。
记：当时您研究生毕业后就留校了吗？
吴：其实毕业的时候我很想到实务部门锻炼一下，但法学院坚决不同意，于是我只好留校任教。
研究生入学以后，我主要是跟何鹏老师学习外国刑法，吉林大学的刑法学是靠研究外国刑法起家的，准确地说，是靠研究大陆法系刑法起家的。何鹏老师外语好， 1981年（或1982年），吉林大学第一次组团去日本访问，随行的翻译人员的翻译水平还赶不上何老师，有时候还需要何老师充当翻译。由于何老师的日语好，看日本刑法方面的书就像看中文书一样，给我们讲起外国刑法来就非常方便。
那时候，我还帮助何老师整理过《外国刑法简论》，这是国内关于外国刑法的第一本书。上课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老师叫赖宇，就我们两个人听课。听完课以后进一步加以整理，就形成了《外国刑法简论》。此外，我还帮助何老师整理过《外国刑事法选论》。再有，在何老师和甘雨沛老师合作撰写的《外国刑法学》中，我还协助何老师撰写了分则部分；还以副主编的身份参与编写了《现代日本刑法专题研究》。
记：能不能谈一谈你硕士生期间的学习情况？
吴:1980年入学后，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是百废待举、百业待兴。从客观上看，当时刑法方面的著述（包括译作）还不多。好在1979年刑法典颁布，我们有了高铭暄、马克昌等前辈一起编辑的刑法学教材，还有一些老一辈学者和少数年轻学者撰写的文章，他们为我国刑法学的繁荣拉开了序幕。虽然我是法律系毕业的本科生，但实际上在校期间并未系统地学过刑法理论。于是我开始不折不扣地勤奋刻苦学习，如饥似渴。我是住在校外――省电台分配的住宅，只一间房，不到20平方米。当时孩子小，我又抽烟，都是自己卷的烟，因为工资低，买不起烟卷。看书写作时烟抽得多，孩子挨呛，得了急性气管炎。为了孩子的健康，我只好弄了一张三条腿的桌子放在室外走廊上，然后再拉一条线，在室外支个灯（这种三条腿的桌子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就是有一条腿是活动的，拉出来可以将桌面支起来，放回去桌面也收回那种）。几乎每天都看到、写到半夜12点，无论冬夏，光读书笔记就做了几大本。这段硕士生期间的学习，对于我夯实自己的基础理论起了重要作用。
记：您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是关于哪方面的？
吴：我的毕业论文题目叫《教唆犯的概念与特征研究》，这篇论文是从我的关于教唆犯的书稿中抽出来的，这本书稿在我提交毕业论文时就已经完成了，有十四五万字之多，并且在1986年正式出版。现在看，这本书在有些方面研究得还不够深入，但当时确属为数不多的刑法专著。
记：您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哪方面的？
吴：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叫《罪数形态论》，现在看来，书中的一些内容还需要补充，我也想在武汉大学期间进一步完善这本书。但当时对这本书的评价还是相当不错。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时的评委是高铭喧、王作富、曹子丹、何鹏、高格五位老师。在这次答辩会上，评委们的提问让我汗流浃背，而我在重要场合下一般不会流汗。这些评委都非常认真，问了我33个问题，使得答辩足足花了半天时间。同时，这次答辩对我博士论文的修改帮助很大。评委们对我这篇论文的评价还是很高的，至少有这么一句话：“为建立我国的罪数理论体系做出了贡献。”我这篇论文也被评为优秀博士论文。
“法律实践为我们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很多课题。要研究这样的课题，不仅要有法律功底，没有法律功底就无法进行研究，而且还要有研究能力。”
记：能不能请您谈一下法学重建过程中您的主要贡献呢？
吴：我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1997年《刑法》修订过程中，我曾参与过发表修改意见，另一个是《论教唆犯》中的一些观点直到现在也能够站得住脚。比如在教唆犯的种类中，我提出了盖然性教唆和半盖然性教唆，国内学界基本上认同这种观点。在最近由我组织的“四方谈”（全称为“刑事疑案四方谈”，包括法院、检察院、律师、学界）中，我又将半盖然性教唆划分为单向半盖然性教唆和双向半盖然性教唆，将单向半盖然性教唆分为性质单向半盖然性教唆和对象半盖然性教唆，将半盖然性教唆予以细分。我觉得，将半盖然性教唆予以细分就便于把有些问题厘清。此外，我还提出了重合性过限和非重合性过限，这也得到了国内学界的认可。李光灿老师在《论共犯》一书中提到共犯过限问题，前苏联的刑法理论中也提到共犯过限问题，但都只是简单地提到而已。在这一基础上，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共犯过限存在重合性过限和非重合性过限的问题。关于重合性过限，我还提出所谓的正重合性过限和逆重合性过限，国内学界对此并无反对意见，但也没有更多的赞同意见。
再一个就是关于罪数形态的理论。国内的一些教材对罪数类型的观点并不一致，当时大体上维持了高铭喧老师和罗平老师提出的“一行为在法律上为一罪，数行为在法律上为一罪，数行为在处理上为一罪”的分类方法。但是我提出了“三三分类法”，根据“三三分类法”，一罪的类型应该分为本来的一罪、法定的一罪和处断的一罪。我的“三三分类法”是第一步为基础步骤，即把典型的一罪、纯粹的一罪与典型的数罪、纯粹的数罪分开，将纯粹的数罪放在一边，并不去研究它。第二步叫中间步骤，即把一罪类型中属于一行为的类型和数行为的类型分开，将一行为的类型统称为本来的一罪。第三步叫完成步骤，即把本来的数罪划分为法定的一罪与处断的一罪。这样一来，根据“三三分类法”，我就把罪数形态的类型分为了本来的一罪、法定的一罪和处断的一罪三类。在很多的罪数个体形态上，我也提出一些自己的主张。比如说牵连犯和吸收犯的界定问题，这是很多年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我提出了同质吸收，我认为在牵连犯和吸收犯之间有很多地方都是重合的。比如说入室盗窃，我们可以说它是吸收犯，我们也可以说它是牵连犯。因为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是一种手段行为，盗窃是一种目的行为，发生了目的行为和手段行为，二者互相牵连的手段牵连类型的牵连犯。在这种情况下，既符合吸收犯的特点，也符合牵连犯的特点。我认为，如果数行为属于异质性罪名，一律按照牵连犯处理。比方说非法侵入他人住宅，1810年《法国刑法典》在入室盗窃上就规定了单独的罪名，我国刑法将入室抢劫作为抢劫罪的加重犯处理。换句话说，入室与非入室相比要重一些，因此按照我的观点，异质性犯罪应该作为牵连犯处理。
在牵连犯和想象竞合犯的处理上，我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从一重重处断，就是按照一个重罪然后再从重处罚。为什么要按照一个重罪来从重处罚呢？因为按照我的想法，想象竞合犯至少是一个半罪，如果从一重处断，就等于按照一个重罪处罚，还有半个罪没有考虑，这是没有道理的，至少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所以我认为应按照一个重罪然后再从重处罚。
此外，我的一个贡献是在国内引发了关于犯罪形态研究的热风，我正在组织编写“犯罪形态研究丛书”，该丛书由检察出版社出版。现在已经出版了八本书，但要实现出版五十本书的目标，恐怕很难。为组织编写该丛书，我们还专门在北京开了一个会，张明楷和陈兴良也都参加了，他们也是这个系列的副主编。
记：您到武汉大学后，在学术发展上有什么打算？
吴：我到武汉大学后，首先是协助马克昌老师组织撰写与其主编的《犯罪通论》、《刑罚通论》配套的《罪刑各论――百罪通论》。之所以叫做“百罪通论”，是考虑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名400多个，而且已有多部系列性的分则著述。这部“百罪通论”只限于常见罪、多发罪和个别的新罪，共计108个，计划搞150万字。这样可以将这本书写得深入一点。
另外，就是参与了马克昌老师主编的《大陆法系刑法总论》的编撰，承担了违法性论一章的写作任务。自以为写得还不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马克昌老师的支持和鼓励下，与莫洪宪老师正在组织撰写《共同犯罪研究系列丛书》，计划搞24本，每本20万字左右。因为“共同犯罪”曾被有的刑法学者称为 “绝望的一章”，理论和实务中的疑难问题都很多。如果目标能够实现，共同犯罪的研究近500万字，应当会对刑法理论的发展有所贡献。
关键词 法律硕士 法本法硕 专门化 实务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法律硕士（法学），以下简称法本法硕，是自2009年开始由教育部新增设的一种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类型，①其与此前已经开展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类型（非法学）最主要的区别，是该类型的法律硕士招生对象是本科专业为法学专业的本科生，而法律硕士（非法学）的招生对象则是本科专业为法学专业之外的其他专业的本科生。法本法硕的设立，使我国法科研究生学历和学位教育类型更加丰富和完整，到目前为止，我国法科研究生可以分为两大类：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法律硕士又细分法律硕士（法学）和法律硕士（非法学）以及在职法律硕士三种类型。
1 法本法硕设立的积极意义
法本法硕的设立，是我国法科研究生教育中新创设的一种类型。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由于与我国已有的法科研究生体系及培养制度、培养模式等存在很多不协调和模糊之处，因此，其在设立之初，即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质疑。有认为是教育部为解决法学本科就业难而进行的权宜之计，是一种缺少科学论证的制度设计，有认为该制度属于“非驴非马”的怪物，搞乱了现有的法学教育体系，更多的人则是对该类型的硕士培养感到困惑和迷茫，不知道该如何对该种类型的硕士进行培养。我们认为，法本法硕的创立，从本质上讲对于改革和完善我国的高等法学教育制度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是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制度的一项重要创新，应当成为长期坚持和适用的一项制度。同时，该项制度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实行的时间不长，存在很多问题也是正常的，应当通过不断改革和完善，使该制度能充分发挥其推动高等学校法学教育发展和法律人才培养的积极作用。法本法硕设立的意义主要是：
1.1 符合法学教育改革的方向，有助于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
我国法学教育经过，经过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国家法治建设培养了大量的法律人才。但是，也应当看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发展也存在很多问题，迫切需要改革。我国已往高等法学教育所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偏重于学术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培养的法科学生偏重于理论而缺少实践经验和能力，这与国家法治建设更多需要应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的实践需要相矛盾，也因此造成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需求的脱节。②因此，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改革方向，就是要改变法学教育人才培养与社会对法律人才需求的矛盾，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
法本法硕的设立，完全符合法学教育改革的这一方向。在此之前，法学本科毕业的学生，如果继续深造，只有法学硕士研究生一条出路。而我国的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定位和目标，都是以学术型法律人才的培养作为目标，并非以应用型法律实务人才作为培养目标。由于社会对于学术型研究生需求有限，而司法部门及其他法律实务部门对高层次法律人才有更大的需求，因此，导致法学硕士的就业主要转向法律实务部门，但是其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决定了却很难适应司法实务的要求。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以教育主管部门决定根据社会实际对应用型法律人才需要，决定增设法本法硕这一类型，并有意识地压缩学术型法学硕士招生规模，扩大法本法硕等应用型法律硕士招生规模。因此，法本法硕的设立，可以说完全符合我国高等法学教育改革的方向，是根据法学教育改革的需要所进行的一种重要制度创新。
1.2 适应我国法学教育的实际情况，有助于我国高等法学教育学位体系的完善
法本法硕的设立，不仅符合高等法学教育的改革方向，也符合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实际情况。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基本形成了以法学本科为主，包括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在内较完整的法学学历和学位体系。但是，硕士研究生层次上，过去只有单一的法学硕士这一学术型硕士学位，而这种单一的学术型研究生所培养法律人才，无法适应司法实务对于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因此，建立一种与社会需求相符合的新的研究生学历和学位制度成为法学教育的客观需要，也成为完善法学教育学历和学位层次的客观需要。③同时，由于法学本科专业的过度发展，导致法学本科学生就业难也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社会对法学本科生的需求已呈饱和状态，而社会对于高层次、职业化的法律人才需求却无法得到满足。法本法硕的设立，既满足了法学本科毕业生提升层次的需要，也满足了社会对法学教育提供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要，因此，它的设立完全符合我国法学教育的实际情况和社会对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的渴求，是一种良好的教育制度创新措施。
2 法本法硕教育存在的问题
法本法硕作为法学教育中一项创新制度，开展的时间不长，制度设计缺少充分的论证和实践的检验，因此，制度存在问题并不奇怪。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一个成熟与完善的过程。目前法本法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2.1 培养方案与法本法硕培养目标存在偏差
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在指导培养方案中的定位是：“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德才兼备、高层次的专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目标的定位是高层次的“专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应当说，对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的定位是准确的，这种定位，使得法本法硕与法学本科、法学硕士、法律硕士（非法学）在培养目标和定位上有了明确的区别。
法学本科的培养目标和定位，依据现在所形成的共识是以法律职业为导向的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法律人才培养教育。法本法硕的教育培养，与法学本科的教育在培养目标和定位上的差别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层次上的差别。一个属于本科教育；一个属于研究生教育；第二，专业化程度上的差别。法学本科教育，是不分专业的法学基础综合教育，法本法硕是法学本科基础之上的专业化教育，其专业化程度应当高于法学本科生；第三，实务化程度差别。法学本科虽然也强调一定的法律实务经验和技能的培养，但重点仍在法学基础理论和综合素质的培养，而法本法硕的实务化要求则比法学本科要高得多，法本法硕应属于典型的职业化教育，要求其毕业的学生直接能够满足法律职业的要求。
法学硕士的培养目标是学术型法律人才的培养，主要是培养从事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人才，其与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的定位是应用型法律人才，主要是为司法部门及其他法律实务部门输送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有明确的区分，特别是法本法硕的实务化要求，是其与法学硕士的最本质的区分。
法律硕士（非法学），与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虽然都是属于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但由于其招生对象不同于法本法硕，因此，其培养目标主要是复合型法律人才，其法硕阶段的培养任务比较明确，主要是法律知识和法律实务技能的培养。法本法硕则主要应当是培养法律专门化和实务化应用型法律人才。
虽然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比较明确和准确，但是，法本法硕的培养方案设计却与其目标出现了偏差，导致法本法硕的培养方案与法学本科、法律硕士（非法学）培养方案重复和雷同现象，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在课程设计上没有突出法本法硕的专门化特点和要求。
法本法硕的指导性培养方案规定：课程设置按法学一级学科为主设置，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共12门，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外语二门公共理论课外，其他9门课分别是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经济法和国际法。选修课由各培养单位自行确定。从上述课程设置可以看出，法本法硕的课程与法学本科的核心课程、法律硕士（非法学）的必修课程基本一致，指导思想都是按法学一级学科设课。这种设置显然没有体现出法本法硕专门化的特点和要求。对于已经过四年法学本科学习的学生，硕士阶段仍然是本科已有核心课程的学习，不仅无法体现出其专门化的特点和要求，而且也使教师和学生都无所适从，难怪教师不知道该如何教，学生不知该如何学。④如果说对于法学本科按法学一级学科设课，体现的是宽口径、厚基础的要求，对于法本法硕显然应当是法学知识的专业化和精细化，现有这种课程设置显然是不符合这一要求的，明显偏离了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和定位。
2.2 教育培养单位的培养观念和模式等有待于转变
法学院系是法本法硕的教育培养的主体，法本法硕教育制度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各法学院系是否能够胜任这种类型法律人才培养的要求。从目前看，各法学院在法本法硕培养教育上虽然进行了不少有益探索，但是总体上对于这一类型培养教育准备不足，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对于法本法硕的培养研究重视不够。法本法硕作为一种新事物，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因此，急需加强对于法本法硕培养体制、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等一素列问题的探索和研究。但目前各单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对法本法硕多数还在沿用法学硕士的培养模式进行培养。
第二，法本法硕的培养模式还不成型。各学校对于法本法硕的培养模式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总体上都还不够成熟。多数培养单位都是按《培养方案》规定的培养模式进行，但由于培养方案本身不成熟，而且各培养单位已习惯于法学硕士的培养模式培养研究生，因此，真正能够体现法本法硕特点和要求的培养模式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第三，师资力量不适应法本法硕的培养要求。法本法硕培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其实务能力的培养，这就要求教师应当具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强的法律实务能力。但是，各培养单位的教师，多数都不具有这方面的能力，这也影响对法本法硕的实务能力的培养。
2.3 影响法本法硕教育的外在政策措施还有待于完善
第一，就业政策。目前，我国对于法学专业的就业政策导向缺少层次性，专业性的法律机构（法院、检察院、律师等）职业准入的门槛过低，一般法学本科毕业都可以报考。这种就业政策导致法科研究生在招生和就业方面都出现一定的劣势。一方面，很多优秀的本科生，基于就业优先考虑和学习成本的考虑，不愿意报考研究生，而报考研究生的往往并不是本科生中的优秀学生，导致研究生生源质量下降，从而影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另一方面，研究生就业成本远大于本科生的就业成本（无论是对学生本人还是对就业单位都是如此），也使研究生在就业竞争方面处于劣势，这更减少了学生报考研究生的动力。对于法本法硕，目前的就业政策导向尤其不利。一方面，在就业方面与本科生的竞争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在与其他类型的研究生竞争中也处于不利地位。法学硕士一方面具有专业化的优势，另一方面具有被社会了解时间长、认可度高的优势，因此，用人单位偏好选择法学硕士；法律硕士（非法学）则具有知识复合型的优势，在就业方面也较法本法硕具有优势。⑤
第二，司法考试政策。现行的司法考试政策，对于推动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衔接，无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现行司法考试政策也给法学教育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导致法学教育无法分阶段分层次培养不同类型的法律职业人才。现行司法考试的入门条件是本科毕业，而且一次考试确定职业资格。对于要从事法律实务职业的人而言，只要通过了司法考试，就取得了从事法律职业的资格。这种政策带来的结果就是无论是否经过系统的法律教育，无论是否经过职业化的法律训练，只要通过了司法考试，就可以做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对于多数法科学生而言，本科未毕业就可以参加司法考试，通过司法考试就可以做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为什么还要读研？这直接影响学生接受更高级法律教育的积极性，尤其是法律硕士这种应用型高层次法律人才的教育培养。
第三，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政策。教育部推出的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对于推动我国法学教育职业化和国际化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该项政策设计也存在影响法学教育分层次培养的问题。其主要问题在于该政策的定位是法学本科教育，学界称其为“以本为本”，缺少对于法科研究生教育的关注。如果仅将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定位于法学本科教育，对于法本法硕教育将会是一个重大的冲击，将使法本法硕处于一种更加尴尬的位置。因为法本法硕本身的定位是培养高于法学本科层次的高层次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如果单纯法学本科教育已经可以完成卓越法律人才培养任务，法本法硕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3 法本法硕的改进对策
3.1 修正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之间的偏差，尽快确立以专业化和实务化为特色的基本培养模式
如前所述，基于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依法治国对于职业化法律人才的需要及法学教育的规律，法本法硕教育制度的定位和目标是适当的，即培养区别于法学本科、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非法学）的高层次的专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依据这一定位和培养目标，法本法硕的基本培养模式应当主要体现两个特色：专门化和实务化。
所谓专门化，我们理解就是指专业化，是相对于法学本科不分专业方向特点的一种法学专业方向化要求，即从法学一级学科向法学二级学科或三级学科等的专业细化划分。这种专业化划分，既可以按现行的法学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划分，也可以不依现行的学科划分而按大的专业方向划分，例如法学专业之下，可以设刑事法方向（含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民事法方向（民法、商法）等，也可以按更细的方向划分，例如，金融法方向、税法方向等。具体设哪些方向，可以由各培养单位根据各自的特点自行决定，但是，对于法本法硕而言，专业化是必须的，这是由法本法硕生源特点、培养目标和职业需求共同决定的。如果没有专业化，法本法硕就无法与法学本科相区分，也无法与法律硕士（非法学）相区分。
基于法本法硕专业化的要求，现行指导性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设置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的指导思想必须要改为按专业方向设置为主。必修课主要应当考虑是专业必修课而不是法学专业的共同核心课。例如，对于刑事法方向的学生，仅刑法学专题、刑事诉讼法专题成为必修课，民法、经济法等专题不再成为该方向的必修课程。
所谓实务化，我们理解就是培养学生从事法律职业所需要的解决实际法律问题所应具有的知识和能力，是相对于法学本科偏重于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相对于法学硕士偏重于法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而言，法本法硕应在掌握法学理论和一般法律知识的基础上，重点在于将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相结合，学习和掌握运用法学理论解决实践中法律问题的知识和能力。实务化，是法本法硕作为应用型法律人才区分于法学硕士作为学术型人才培养的主要区别所在。
法本法硕现行的指导性培养方案中，对于法本法硕的实务化特点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培养方式中将重视和加强实践教学，着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实务能力的培养列为基本的培养方式，并在培养工作中专列了实践教学的要求等，虽然在如何改进实践教学和加强学生的实务能力培养方面还存在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但重视法本法硕的实务化培养方向则是应当肯定的。
3.2 培养单位应积极探索和完善法本法硕的培养模式和措施
法本法硕作为法学教育中的一种创新制度，在很多方面不成熟和不完善，需要在实践中加以不断改进和完善。这其中培养单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⑥作为培养单位，主要应当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认识法本法硕的积极意义，积极研究探索培养模式和培养措施。培养单位首先应当在观念上充分认识法本法硕教育制度的意义，把法本法硕的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加以研究和积极开展相应的教育培养工作。第二，积极开展法本法硕培养模式的探讨。根据法本法硕的培养目标和定位，结合培养单位的实际情况，探讨法本法硕的教育培养模式。在课程的设置上，应当按专业化和实务化的要求设置相应的课程，改革目前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课程的做法。在教学方法上，强化实践教学，着重培养学生实务能力的培养。第三，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针对师资队伍偏重于理论研究，缺少实务经验的现实，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教师的法律实务经验的培训。可以让教师到法律实务部门挂职，请有丰富司法实践经验的实务界专家担任兼职教师，为法本法硕学生配备双导师等措施，改进现有的师资队伍结构，加强学生实务能力的培养。
3.3 完善与法本法硕相关的配套政策
第一，就业政策方面，应当提高职业法律部门用人的学历要求，对于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典型的法律职业，应要求具有法律硕士学历。这种要求，既符合职业法律人职业化、精英化的要求，有利于提高法律职业部门法律人的素质，也有利于推动法学教育向职业化和精英化方向发展。
第二，改革司法考试。司法考试应当借鉴国外的做法，分二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以本科毕业生为对象，注重法学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考查。第二阶段，以法科研究生为对象，注重法学专业知识和法律实务能力的考查。通过两阶段的司法考试，才能进入法律职业部门，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⑦这种改革，既可以满足不同行业对于不同层次法律人才的需要，又有利于推动法学教育对人才的分类和分层次培养。
第三，调整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定位。将目前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单纯定位于法学本科教育，调整成为包括法学本科和法律硕士教育在内的一项系统工程，使法律硕士教育成为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调整既符合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设置的目的和要求，也符合法学教育的内在规律，有利于法学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有效衔接。
4 结束语
法本法硕，作为我国法学教育中的一种新生事物，其创设具有积极的意义，符合我国法学教育改革方向和社会对法律人才培养的要求，也有利于我国法学教育体系的完善。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其制度设计和实施存在不完善之处在所难免，我们应积极使之加以完善，使其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需要法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注：本文系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重点项目《法律硕士（法学）培养方案的创新设计》（课题编号：SDYY12148）的中期研究成果。课题负责人：金福海，男，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课题组主要成员：范李瑛、于永芹、刘经靖、郭静均为烟台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导师和教师
注释
① 关于转发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通知（学位办[2009]23号）.
② 吴英姿.“法本法硕”与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育与现代化，2010.9（3）.
③ 冀祥德，王崇华.规范与特色：中国法本法硕培养反思.西部法学评论，2010（4）.
④ 包万平，李金波.全日制法律硕士（法学）人才培养的问题与对策，研究生教育研究，2011（6）.
⑤ 王键.招生政策调整与法律硕士教育面临的新挑战，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0年春季卷.
[关键词]故意伤害；盖然性故意；具体性故意
【中图分类号】G640
一、 故意伤害罪主观罪过立法概述
（一）我国故意伤害罪立法概述
依照我国刑法规定，一般认为，故意伤害罪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①故意伤害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即行为人对自己的伤害行为以及行为会造成的伤害结果具有认识，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伤害结果的发生的心理态度。②关于故意的具体内容是抽象的笼统的故意伤害他人还是具体划分为致他人轻伤的故意，重伤的故意理论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本论文将重点分析这争议问题。
（二）外国故意伤害罪主观故意立法状况
西方国家关于故意伤害行为较我国规定比较细致，表现在伤害种类划分为数个罪名以及刑罚设置这两个方面。例如德国刑法规定的伤害罪有伤害罪、危险伤害罪、严重之身体伤害罪、伤害致死罪；法国刑法将有关伤害的犯罪分为酷刑及野蛮暴行罪、暴力罪和威胁罪，在这三种犯罪之下，又进一步作了更细的划分；韩国刑法中伤害的犯罪包括伤害罪、尊亲属伤害罪、重伤害罪、尊亲属重伤害罪、伤害致死罪、暴行罪、尊亲属暴行罪以及特殊暴行罪。③
由此可见，外国刑法对于故意伤害行为严格区分了主观故意内容，并依据主观伤害他人轻重程度结合伤害结果，分别进行刑法规定与刑罚处罚。而我国刑法不论故意的具体内容，将伤害结果造成的轻伤、重伤以及死亡结果全部规定在一个刑法条文之中，同外国刑法条文相比，具有一个法条包含多个伤害故意、多个伤害行为和方式、多个伤害结果、多个因果关系、多个量刑档次的特点。
二、故意伤害罪主观故意分析
（一）故意伤害罪主观故意的争议观点
在理论界，就故意伤害罪主观罪过形态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故意伤害罪中的故意是概括的故意，不区分伤害故意是轻伤的故意还是重伤的故意，只要行为人具有伤害他人的盖然性故意，无论是轻伤害故意还是重伤害故意，都符合故意伤害罪的主观故意要素。
（二）各观点评析
对故意内容不做区分的概括的故意与具体的故意是理论上存在着的主要争议观点，但是都存在着各自的利弊。
盖然性故意说，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证据认定简单容易，容易实现法律形式上公正--相同危害结果得到相同判决，但是盖然故意不利于实现实质的法律公正。
具体故意说主张将行为人的主观故意进行具体区分，并依据主观故意设立普通伤害罪、重伤害罪以及伤害致人死亡罪。此观点侧重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社会危险性，追求实质上的法律公正，但此观点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存在着弊端，可能会导致违背刑法理论现象的发生。例如，如果行为人以轻伤害他人的故意，实施了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只造成了他人轻微伤害结果甚至无任何伤害结果，则行为人将构成普通伤害罪的未遂，但未遂不等同于不构成犯罪，这样我国刑法将主观恶性轻人身危险性较小的危害行为也纳入了犯罪刑罚领域，有悖于刑法本质。从实践层面分析，形式人实施行为时的主观故意内容难以取证，在无其他证据证明只有行为人即施害人供述这一情形下，我国证据法规定在此情形下不能采信任被告人供述，现实中，行为人也很少会供述不利于自身的主观方面的犯罪证据。因而在取证方面存在着较大的难度，增大了司法机关的任务，容易导致案件拖延，降低了司法效率。
三、故意伤害罪主观故意之完善
由上述可见，盖然的故意与具体的故意二者存在着各自的利弊，在理论上与司法实践方面可以取其优点，避其缺点，将二者结合起来加以运用。笔者认为原则上应采取盖然的故意，需要注意的是本人所主张的盖然性的故意并非第一种观点的故意，并不意味着一刀切的依据故意伤害结果对行为人予以刑罚处罚，而是将故意伤害结果同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的主观故意内容将结合，以伤害结果同主观故意内容一并作为量刑依据。此种故意是在肯定我国现有刑法条文基础之上，加入主观故意内容的量刑因素，结合行为人主观故意内容及伤害结果双方因素对行为人予以定罪量刑。这种故意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存在着其合理性。
首先，这种故意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体现，行为人的入罪量刑既考虑了行为人主观故意态度，又结合了危害行为所造成了客观危害结果，在保护被害人权利的基础之上，又兼顾了施害人的权利。这种故意与盖然性故意相比，加入了行为人主观罪过这一考量因素，具有更合理性。
其次，以伤害性结果为入罪主要因素的故意，有利于解决具体故意的理论与现实不一致的难题。具体的故意会出现轻伤害的故意未遂形态，这一现象只存在于理论探讨层面，在实践中几乎不具有存在可能性。对于这一问题，依据这种故意此行为将不作为犯罪处理，行为人主观上仅有轻伤害他人的故意，客观上未造成轻伤害以上结果，不作为犯罪处理。
再次，此种故意在司法实践层面也具有合理性。第一，以伤害结果为主要入罪量刑因素的故意，主观故意内容对行为人的定罪量刑处于次要地位，较具体故意相比，减轻了司法机关的举证责任，即司法机关可以依据行为人使用工具、打击部位、个人状况以及有无预备行为等进行综合评断。第二，此种故意以危害结果为主要考量因素，使相同危害结果得到相同判决，实现了形式正义，同时还考虑行为人主观恶性，从主客观双方面对行为人定罪量刑，有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
综上所述，此种故意对我国传统的盖然性故意进行了补充与完善，更科学的对故意伤害行为人进行主客观评析，使行为人的定罪量刑更加合理，但是此种故意仍然有其不足之处，例如对伤害结果的倾向性考虑，加之主观故意内容认定的不易，司法实践中难以做到主客观合理兼顾等问题，因而，对于故意伤害主观故意在刑法定罪量刑中的地位仍需进一步完善。
注释
①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处版社2011年版，第763页。
②冯胜：《故意伤害罪疑难问题研究》，郑州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第5页。
③段长寅：《论故意伤害罪的司法认定与量刑》，中国政法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第8页。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2]马克昌：《刑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3]曾宇、胡君旸：《对故意伤害罪主观故意的理解与认定》，《中国检察院》2009年第3期。
[4]杜文俊：《故意伤害罪的二重的结果加重犯性质探究--以故意伤害罪的比较法为视角》，《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9期。
[5]田宏杰：《故意伤害罪若干疑难问题探讨》，《法学家》2001年第4期。
法律原因的任务是从具有法律价值性的一切事实总体因素中，找寻相当的因果关系作为结果责任认定的归属。鉴于英美刑法及判例偏重于从归纳总结司法审判经验，侧重于对具体特殊案件的处理，没有形成一套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律因果关系的认定规则，因果关系的确定往往因个案而异。而大陆法系的刑法偏重于刑法基本原理而进行逻辑分析，强调理论本身的完善及合理，因而在不断反思、总结的基础上形成了相对公认的通说——相当因果关系说。笔者认为可以将相当因果关系说用来确认法律因果关系。
此处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不同于大陆法系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它是第二个层次的理论范畴，是在确定行为与结果具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后，进一步把人类全部经验知识作为基准来判断，一般认为行为与结果是相当时就认为该行为与结果即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相当因果关系的核心问题是“相当性”。所谓“相当性”的判断，是指将一切与行为之实行时间及地点相关的因素，或客观可察的相关条件，在一般人所能“预见”的范围内，加以判断；若行为人有“特别认识”的因素，亦纳入观察，进行所谓之“事后的评测”。关于如何认定因果关系的相当性，笔者认为应采用折衷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即以行为时一般人所预见或可能预见之事实以及虽然一般人不能预见而为行为人所认识或所能认识的特别事实为基础，判断刑法因果关系之有无。也就是说，凡是一般人所能预见到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伦理上的条件关系，不论行为人是否预见，都认为存在刑法因果关系；凡是为一般人不能预见，但行为人能预见的亦认为存在刑法因果关系。
其理由如下：（1）折衷相当因果关系说克服了主观相当因果关系说及客观相当因果关系说存在的缺陷。主观相当因果关系说将因果关系问题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完全等同，而且还将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相等同。只要行为人主观上对这一结果有罪过，其行为就是这结果的原因，同时也就意味着行为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这在理论上会导致犯罪构成理论和责任理论之间关系的混乱，易造成主观归罪，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否定因果关系研究的意义。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站在社会的立场上，不限于行为人认识或能够认识的东西，仅考虑客观存在的所有情况，哪怕是事后产生的情况，只要它是社会一般人所能预见的东西，就认定具有因果关系。客观说把行为人不能认识的情况和一般人不能预见的情况都作为判断的基础，有过于扩大因果关系之嫌。折衷说较为妥当，它以一般人认识或能够预见的情况和行为人特别认识或预见的情况为基础来确定因果关系。
（2）折衷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是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的范围内确定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这就已经解决了因果关系客观性问题。在事实因果关系的基础上，根据追究法律责任的需要，从中选择某些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成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这种刑法上的选择当然具有主观性，但这并不是人为地在本来并不存在因果联系的两种现象之间硬加上因果关系，因而不违反因果关系的客观性，恰恰是刑法因果关系区别于哲学因果关系的法律性特征体现。
（3）从刑法因果关系研究的目的看，是为了最终解决是否追究刑事责任问题，因此参考社会一般观念的看法很有必要，因为根据人们的日常经验认识，人们通常无法预见的偶然情况，也就是意外事件，是排除在刑罚领域之外的。所以人们对无法认识的结果，也就没有必要去研究行为与该意外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
（4）刑法是规范社会的工具，它的基础只能是建立在该社会通行的基本价值观念之上，因此在决定何应惩罚，何应保护时，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考虑社会观念的看法。因为国家适用刑法总是要期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因而他所要否定的，一般情况下也必须就是为社会一般观念所认为应当、需要否定的。因此，如果社会一般观念上认为某行为与某结果的联系不符合因果关系的性质，那么，在刑法上将之排除在因果关系研究范围之外，就能使刑法的适用与社会一般观念保持一致。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5页。
（2）（苏）列宁著：《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第170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2页。
（4）《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2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页。
（7）转引自张绍谦著：《刑法因果关系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第3页。
（8）（英）布里特和瓦勒著：《刑法教程和案例》（英文版），1978年第4版，第145页。
（9）迈里斯·柯里蒙那著：《刑法》（英文版），麦克米兰教育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44页。
（10）皮特著：《刑法》（英文版）西部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75页。
（11）皮特著：《刑法》（英文版）西部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75页。
（12）（美）霍尔著：《刑法一般原则》（英文版），波士迈里尔公司1960年版，第249页。
（13）迈里斯·柯里蒙那著：《刑法》（英文版），麦克米兰教育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44页。
（14）储怀植著：《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6—67页。
（15）转引自（美）哈特和霍诺雷著：《法律中的因果关系》（英文版），1985年出版，第90页。
（16）转引自（美）霍尔著：《刑法一般原则》（英文版），1960年出版，第277页。
（17）迈里斯·柯里蒙那著：《刑法》（英文版），麦克米兰教育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44页。
（18）（英）史密斯和霍根著：《刑法》（英文版），1973年第3版，第217页。
（19）（英）布里特和瓦勒著：《刑法教程和案例》（英文版），1978年第4版，第145页。
（20）转引自（美）哈特和霍诺雷著：《法律中的因果关系》（英文版），1985年出版，第44页。
（21）参阅埃利特和爱伦著：《刑法案例教科书》，1989年第5版，第39页。
（22）（美）哈特和霍诺雷著：《法律中的因果关系》（英文版），1985年出版，第33页。
（23）（美）哈特和霍诺雷著：《法律中的因果关系》（英文版），1985年出版，第29页。
（24）转引自（美）哈特和霍诺雷著：《法律中的因果关系》（英文版），1985年出版，第104—105页。
（25）转引自（美）哈特和霍诺雷著：《法律中的因果关系》（英文版），1985年出版，第90页。
（26）转引自（美）哈特和霍诺雷著：《法律中的因果关系》（英文版），1985年出版，第104页。
（27）储怀植著：《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页。
（28）（日）大塚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
（29）侯国云著：《刑法因果新论》，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1版，第304页。
（30）（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陈忠林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
（31）储槐植、汪永乐著：《刑法因果关系研究》，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第146页。
（32）储槐植、汪永乐著：《刑法因果关系研究》，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第146页。
（33）储槐植、汪永乐著：《刑法因果关系研究》，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第146页。
（34）储槐植、汪永乐著：《刑法因果关系研究》，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第146页。
（35）苏俊雄著：《从刑法因果关系学说到新客观归责理论之巡历》，载《法学家》1997年第3期第72页。
（36）侯国云著：《刑法因果新论》，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1版，第309页；
（37）《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0页。
（38）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24页。
（39）周柏森《研究刑法中的因果关系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法学研究》1982年第2期，第8—9页；田彦群：《论我国刑法理论中的因果关系问题》，《全国刑法硕士论文荟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78页；江英杰：《因果关系是必然联系》，《刑法学论集》，北京市法学会1983年编，第82页。
（40）周柏森《研究刑法中的因果关系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法学研究》1982年第2期，第9页；田彦群：《论我国刑法理论中的因果关系问题》，《全国刑法硕士论文荟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78页；江英杰：《因果关系是必然联系》，《刑法学论集》，北京市法学会1983年编，第83页。
（41）《列宁全集》，第38卷，第170页。
（42）转引自张绍谦著《刑法因果关系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69页。
（43）转引自张绍谦著《刑法因果关系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70页。
（44）李光灿等著：《刑法因果关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4页。
（45）转引自李光灿《犯罪中的因果关系》，《法学论文选》，西南政法学院图书馆1981年编，第50—51页。
（46）李光灿《犯罪中的因果关系》，《法学论文选》，西南政法学院图书馆1981年编，第51页。
（47）吴建国《唯物辩证法对偶范畴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48）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页。
（49）马克昌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3版，第210页。
（50）陈兴良著：《刑法因果关系研究》，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5期，第8页。
（51）李光灿等著：《刑法因果关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2页。
（52）（日）大塚仁著：《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
（53）别利亚耶夫等编：《苏维埃刑法总论》，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
（54）（美）霍尔著：《刑法一般原则》（英文版），第246页。
（55）（日）大塚仁著：《犯罪论的基本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翻译出版，第96页。
（56）胡正谒著：《从哲学上的因果关系看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载《江西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57）潘忠人著：《刑法中的因果关系辨析》，载《法学与实践》1986年第4期。
（58）张令杰著：《关于刑法中因果关系的几种意见》，载《法学动态》1982年第12期。
（59）李光灿、张文、龚明礼著：《刑法因果关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60）李希慧著：《关于因果关系的两个问题》，载《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
（61）张小天、陈信勇著：《因果关系的层次和形式及其在刑法领域的表现》，载《浙江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62）周柏森著：《研究刑法中的因果关系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载《法学研究》1982年第2期。
（63）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569—570页。
（64）张小天、陈信勇著：《因果关系的层次和形式及其在刑法领域的表现》，载《浙江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65）陈兴良著《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第91页。
（66）（美）哈特和霍诺雷著：《法律中的因果关系》（英文版），1985年出版，第91页。
（67）储怀植著：《美国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版，第64页。
参考文献：
（1）李光灿、李文、龚明礼著：《刑法因果关系论》，1986年9月第1版；
（2）张绍谦著：《刑法因果关系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3）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第3版；
（4）侯国云著：《刑法因果新论》，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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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铭暄主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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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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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大塚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2）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8月版；
（13）陈兴良著：《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
（14）周伟、李克非主编：《刑法学研究新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15）赵秉志主编：《当代刑法理论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16）马克昌著：《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8）储槐植、汪永乐著：《刑法因果关系研究》，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
（19）苏俊雄《从刑法因果关系学说到新客观归责理论之巡历》，载《法学家》1997年第3期；
（20）陈兴良著：《刑法因果关系研究》，载于《现代法学》，1999年第5期；
（21）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2月版；
（22）张绍谦著：《英美刑法理论中的因果关系探析》，黄河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后记
由于长期在基层法院从事刑事审判工作，一直对刑法学这门功课抱有浓厚兴趣，因而把硕士论文的选题确定为刑法学。刑法因果关系是一个在司法实践中经常碰到又较难厘清的问题。笔者读硕士前就对该问题进行了断断续续的思考，读硕士期间又在翻阅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思考，终于写成此拙文。
由于这一选题难度较大，笔者学术水平又很有限，拙文中疏漏不足之处在所难免，祈请各位师长同学批评指正。
最高法院院长、党组书记王胜俊在2009年2月11日的人民法院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进一步在完善有利于确保司法公正、廉洁的机制上下更大的功夫。强调了四个方面的工作，其中之一便是进一步规范裁判权的行使，减少和预防自由裁量中的违法违纪行为。在刑事司法的各项活动中，与犯罪人关系最直接，就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量刑问题。审判实践中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能否在案件最终处理最终得以实现，量刑亦是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我国是成文法国家，立法者制定刑法时已经为形形色色的犯罪匹配了适当的法定刑。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案件事实复杂多样，瞬息万变，法律的有限性决定了刑法不可能囊括全部的量刑的问题，必然存在许多情况法律没有规定或规定笼统，甚至某些情况下，法律为适应惩罚犯罪的需要，特意作出了一种灵活、弹性的规定。在此情形下，司法人员如何以刑事政策为指导，正确运用自由裁量权，恰当、合理为犯罪人处以刑罚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司法实践视野下的量刑现状
（一）社会热点透视量刑现状
曾经在社会上及法学界闹得沸沸扬扬的许霆案引起人们对量刑的无限思考，各种争论不绝于耳，公众舆论对法院是如何把握量刑尺度存有质疑，进而深化为对刑事法官自由裁量权随意性的讨论。对许霆判处无期徒刑尽管已经是法官在盗窃金融机构判处无期徒刑、死刑，这一量刑幅度内的最低刑，但还是招致舆论的一片哗然，大众是以普通的价值判断来评价许霆案，他们更关注的乃是判决的合理性而不仅仅局限于合法性。
（二）法院数据统计透视量刑现状
注：具有相同量刑情节指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好。
从某法院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007、2008两年处于同一基准刑幅度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一量刑幅度范围，且具有相同量刑情节的共19人，其中判处有期徒刑7年的6人，占32%；判处有期徒刑8年的5人，占26%；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的1人，占5%；判处有期徒刑9年的2人，占11%；判处有期徒刑10年的3人，占16%；判处有期徒刑11年的1人，占5%。处在同一基准刑范围内具体应判处什么刑罚，这就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畴，因而就出现了上述不同的量刑结果。这还只是一个法院在一项罪名上就存在如此的量刑差别，那么推而广之，在其他罪名上必然也存在情节相同，量刑不同的情况，扩大到法院与法院之间这种差别将会愈发显著。
二、量刑不均衡原因分析
（一）思想层面：忽视量刑的陈旧司法观念。
法定刑幅度设置相对过宽，法官自由裁量权偏大是我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出现量刑偏差的原因，但在我国又有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重定罪、轻量刑观念对我国司法的影响。一方面，法院认为刑事案件只要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就行了，量刑上轻一点重一点无关紧要。一审法院在裁量决定刑罚的时候，有的就采取宁重勿轻的做法，认为判重了二审可以改判，改判了不算错判；检察机关一般是抗轻不抗重，判轻了一经抗诉，二审改判就算错案，因此，往往在量刑幅度内普遍偏重判处。二审法院审理中，只要事实、证据和定性上没有问题，只是量刑偏重一点，一般也就不改判了；[1]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也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事实、证据及定罪方面，对刑罚的关注不够，认为只要能够定罪，其他方面都不重要。[2]控辩双方对量刑的漠视态度势必导致量刑的随意性。
（二）技术方法层面：量刑方法简单化。
如前所述，法院长期以来对量刑关注度不够，导致对量刑的司法研究也寥寥无几，对量刑方法的阐释更是凤毛麟角，审判经验和自身对法律的理解成为法官量刑的法宝，量刑也就成为法官脑海中一闪而过的想法，其实，量刑不是一个静态的结论性裁决，而是一个动态的论证过程，“是一个包括认知、心理、逻辑等各种因素的法律操作过程，如同卡多佐所说，这是一种‘科学的自由寻找过程’。”[3]
（三）司法效果层面：刑事司法政策对量刑的调整。
司法不但需要注重其法律效果，还必须关注其社会效果，只有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司法行为才是行之有效的行为，而不是束之高阁的摆设，定罪与量刑乃是刑事审判工作密不可分的两大部分，量刑是对被告人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及其主观恶性以及各项情节的综合评价。为了实现司法的双重效应，刑罚的配置及行刑方式的调整就充当了工具。[4]当然，量刑并非是一块天然的“净土”，有时为了实现司法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双赢”的目标，一定时期权力机关会提出刑事司法政策，它对全国刑事审判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量刑是刑事审判中的一部分，刑事司法政策必然对量刑产生影响，比如说严打时期，被告人往往因属于从严打击的对象而获得很重的刑罚。再如现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导致非监禁的轻缓刑罚适用比例上升等等。
（四）社会层面：熟人社会影响司法量刑。
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官亦是社会构成的一部分，不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法律帝国，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最容易影响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不违背法律原则的情况下，同事、朋友、同学、亲戚等社会关系在量刑这块空间上便大有可为，[5]由此造成相同罪行的被告人可能因关系的不同而造成量刑的差异。
当然量刑偏差的产生是复杂原因交错形成的，由此导致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量刑过重导致被判刑人的逆反心里，不利于改造犯罪人，使社会加剧对司法的抵触情绪，另一方面，量刑过轻，易放纵犯罪，降低犯罪成本，不利于遏制犯罪的发生，削弱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广大群众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渴求得不到满足，滋生社会的不稳定因素。[6]
三、量刑程序改革存在问题
由以上论述得知量刑程序的改革已迫在眉睫，但是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探索过程，期间难免会碰到各种问题，量刑程序改革应该针对量刑产生偏差的原因，找准着力点，制定符合实际的改革方案，并正视存在的问题，着力解决主要矛盾。
（一）法官思想认识不到位
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对量刑存在种种认识不到位，归纳为如下几点：首先，刑罚工具论。仅仅把刑罚当作惩罚犯罪的工具，而忽视刑罚本身的公正价值，这正如长久以来人们对程序法的认识也经历了纯粹的工具主义到对程序正义本身认知的过程。这种简单的工具主义思想导致看待问题的片面化，审判中的重刑主义就是刑罚工具主义的体现。其次，经验论。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法官队伍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唯经验论，凭经验办案在量刑上随意性、偶然性的发生就不足为奇了。再次，量刑模糊认识论。受长期重罪轻罚观念的影响，司法机关对如何正确量刑认识不够。检、法机关常认为，只要定罪准确，在法定刑度之内的量刑差异影响不大。在法院工作考核中，因定性被上级法院改判或发回重审的案件是错案，而因量刑不当被改判的，往往认为是认识不同，争议颇多。以上法官认识方面的错位导致量刑制度改革中会遇到旧有思维方式的束缚。
（二）量刑均衡目标定位含糊
尽管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已经开始关注量刑的均衡性问题，最高院也指定了个别法院试行量刑指导意见，并且一些法院也已经制订了本院的量刑指导意见，以此试图推动实现量刑的均衡性。但是，量刑这一司法活动与地缘因素密不可分，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都可能对量刑产生影响，同一犯罪行为会因发生地及行为人的宗教信仰差异而呈现不同的特点，由于“法律知识的地方性”特色，使得人们对法律事务的评价呈现出以一定的地域文化和法律意识相结合的非常浓厚的区域性色彩。[7]这样分散式的量刑改革思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总体的量刑均衡问题。
四、完善与建议
（一）适当发挥法官自由裁量权平衡量刑
近些年，在司法实务界出现新的量刑方法，比如电脑量刑方法、数学量刑方法，这些量刑方法对于实现量刑均衡问题的研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试图以一种绝对确定的、近乎机械式的方法来裁量刑罚，其实是一种理想化的量刑方法，因为“犯罪行为潜在的相关特征太多，各种特征又有不同的排列组合，不同案件的情况不可能完全相同，影响量刑的因素是不可能事前被穷尽的。加之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因具体案件而异，不可能实现整齐划一的数字裁量，法官在量刑时不会也不应该对所有案件中的同样结果持相同态度，不考虑结果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环境条件，[8]裁量刑罚的轻重，应当根据具体案情，综合评估各种相关因素在特定案件中对量刑的正负影响，从而确定适当的刑罚，而不是单纯的套用公式，简单地运用加减法求得最终的刑罚量。法院制定的量刑规范意见，既不可限制过多，又要尽量实现量刑均衡。这两者之间的度极其难以把握。一方面如果限制过多，自由裁量权到底是法官自由裁量还是法院自由裁量，就成了问题。在目前法官素质参差不齐的情况下，法院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是必要的。然而，还是应该给法官稍微多一点的自由裁量权，要有所控制，但不能过于限制。因为量刑要考虑的因素是综合性的，而且也应该鼓励法官在量刑的过程当中能深入研究法律或者去探寻可能影响量刑的各种情节。如果幅度太小，容易带来法官本身的一种机械选择的弊端，对法官进一步探寻可能影响量刑情节的因素是不利的。[9]
（二）合理确定量刑均衡的目标
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设定合理的目标，只有目标明确合理，才可能采取恰当的方法，而不至于急功近利。目前的量刑程序改革中，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至今尚未就量刑的均衡问题应当实现何种目标提出一个明确的思路。量刑均衡的范围，是全国性的均衡还是区域性的均衡？如果是区域性的均衡，不同层级的均衡目标表现形式又如何？有的省份高院、中院、基层院均制定了量刑指导意见，从结构层面上看，上述三级法院分层次地制订量刑指导意见，是各级法院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一项创造性工作。但是，问题在于不同层级的法院都制订量刑指导意见是否必要？同级法院之间的意见是否可以相互借鉴？基层法院制订量刑指导意见必要性何在？这些问题正集中反映了我国目前对量刑所应实现的均衡目标存在着定位上的模糊意识。[10]因此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找准目标定位，不可急于求成，可先就最高院的量刑指导意见进行试点，广泛收集大量的实证资料，不断对量刑指导意见进行修改，各中院和基层院可暂不制定量刑指导意见，而把重点放在对最高院量刑指导意见的实证研究和修改完善上。
（三）多层次的量刑审查机制
为了确保量刑不偏不倚必须设定多层次的量刑审查机制。首先要赋予公诉机关在量刑中的量刑建议权，量刑建议权不仅应成为公诉机关的一项权利也是其必须履行的一项义务。公诉机关应在对被告人基本犯罪事实及各种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调查的基础上在庭审时提出量刑建议，并且宜在定罪之后提出量刑意见，因为定罪是量刑的前提基础。在条件成熟时还可结合公诉案件同类型案件的统计分析提出合适的量刑报告，使类型化案件的量刑获得最大程度的均衡。[11]公诉方的量刑报告必须接受辩护方的质询，在法庭上公开质证。
其次要赋予辩护人及被告人关于量刑问题的举证，质证权利，允许其就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不实之处提出意见，同时允许其就被告人从轻、减轻的考虑根据和意见并与公诉机关进行辩论。此外，对于被害人及其诉讼人，也应当允许其参与量刑程序并征询其意见，使他们对于量刑的建议能够通过公开的法定程序方式进行反映，从而也有利于强化其对量刑结论公正性的认同度。
再次，法院在量刑问题上有独立的立场，对公诉机关的量刑报告及辩护方的意见有权采纳或不采纳。在开庭审理中要尊重控辩双方的量刑意见，从而获得初步量刑基础；在合议庭合议时可对量刑进行进一步审查，这是一种专业或者职业的审查,既要考虑实体法的价值和刑罚目的(即合理地惩罚犯罪人以便使其改过自新、尽早复归社会),又要考虑程序价值,判断、归纳量刑的事实,从而做出宣告刑。
最后，建立裁判文书量刑说理制度。裁判文书中量刑理由阐述应当符合诉讼规律，反之将导致当事人上诉，怀疑刑事审判的公正性，引发公众对法院量刑产生诸多偏见。
从2009年6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下发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两个文件进行试点。量刑规范化改革正在自上而下进行，然而我们必须正视量刑规范化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切实从量刑不均衡产生的原因入手，找准目前影响和制约审判实践中量刑失衡的内在因素，按照上述两个规范性文件积极探索，以逐步改变目前审判量刑中不规范的现状，切不可操之过急走向机械化量刑的极端。
注释:
[1]刘家琛主编：《当代刑罚价值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代序第7页。
[2]徐振华：《量刑平衡机制的理性构建》，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10月。
[3]周振想、林维：“略论自由裁量及其判决展示和控制”，载《人民司法》2003年第1期。
[4]徐振华：《量刑平衡机制的理性构建》，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10月。
[5]徐振华：《量刑平衡机制的理性构建》，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10月。
[6]赵廷光：《量刑公正实证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7]徐振华：《量刑平衡机制的理性构建》，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10月。
[8]美国量刑委员会编著：《美国量刑指南》，吕忠梅总主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吕忠梅所作的“主编按语”第6页。
[9]周光权：“量刑规范化—可行性与难题”，载《法律适用》月刊2004年总第217期。
[10]徐振华：《量刑平衡机制的理性构建》，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10月。
[11]邓重魁：《量刑程序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4月。
参考文献：
[1]邓重魁：《量刑程序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4月。
[2]刘家琛主编：《当代刑罚价值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代序第7页。
[3]周振想、林维：“略论自由裁量及其判决展示和控制”[j]载《人民司法》2003年第1期。
[4]徐振华：《量刑平衡机制的理性构建》[d]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10月。
[5]赵廷光：《量刑公正实证研究》[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6]黄祥青：“量刑规范及其方法的选择”[j]载《法律适用月刊》2004年10月总第223期。
[7]美国量刑委员会编著：《美国量刑指南》[m]吕忠梅总主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吕忠梅所作的“主编按语”第6页。
[8]周光权：“量刑规范化—可行性与难题”[j]，载《法律适用》月刊2004年总第217期。
[9]张天虹：“量刑—任务及其实现机制”[j]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10月第五期。
[10]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m]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1] 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2] 刘星:《法律是什么》[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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