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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英文原文：The translation is complete. Nothing has been
omitted. And an attempt has been made to convey the meaning of each sentence in the original text. The edition which has been followed is that published in Shanghai by the Kuang I Publishing House. But other editions have been consulted and in a few cases a variant reading has been adopted. Much of the information in the notes has been taken from th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and the Dictionary of Chinese Biography of the late Dr. H. A.Giles， the Tz’u hai ta tzu Pen published by the Chung Hua Publishing House， and an edition from the Tso Chia Publishing House at Peking in 1957.
③均引自文博昕的《红楼梦》章回目录英译研究——以杨译和霍译
两译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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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务英语,翻译能力,语言能力,量表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1研究背景
2009年6月，国务院批准了《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确定将西安建设成西部国际现代化大都市，宣告了对大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然而，目前我国商务英语人才能力测试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如采用的国外测试理论基础不适应我国需要和特点；国内相关考试缺乏语言能力共同量表的支持；各种考试大纲或标准的语言能力描述缺乏语言学理论框架，参数设置、精度、详略及等级划分不一致，甚至参数定义模糊，等级划分缺乏测量学的支持，存在经验性、相对性及任意性的特点，因而考试信度、效度、区分度受到质疑。商务英语人才翻译能力的测试亦然。因此，本文旨在研究商务英语人才的翻译能力量表的制定问题，为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课题“面向建设西部国际化大都市目标的商务英语综合应用能力标准研究”贡献阶段性成果。
2国内外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语言能力量表的研究方兴未艾。从国外来看，欧美及亚洲各国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均开展了相关研究。首先，欧洲一批学者开展了欧洲语言（主要从英语开始）能力描写规范的研究，代表人物主要有vanEK、Wilkin（s1976）等。他们经过20多年努力，最后形成了“欧洲语言能力等级共同量表（”CEFR量表）。该量表主要以交际语言能力模型理论为指导，采用面向行为的方法对听、说、读、写等分项语言能力规定了一系列“能做”描述语，同时也阐述了语言能力描述语的量表化方法（直觉法、定性法、定量法），成为欧洲语言能力的统一标准，但在适用条件、效度验证“、能做”描述语等方面仍需要完善。随后，欧洲一些语言教学和测试研发机构都将他们开发、推行的语言测试产品与CEFR关联起来，以使得考试分数获得统一的可解释性。此后，Alderson(1991)将语言能力等级量表分为三类，North（2000）等人采用项目反应理论的Rasch模型对语言能力描述语进行了验证，证明了语言能力量表显著的稳定性，开创了利用描述语数据库研制语言能力量表的先河。此外，欧洲理事会（2001）还制定了迄今最具代表性的语言能力标准：《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CEFL量表)，提出了多维度、多范畴、分等级的语言能力量表,对个人使用语言完成一系列任务的能力进行了描述。其次，北美学者也开展了相关研究，如美国的FSI量表（1955）、ILR量表（1983）、ACTFL/ETS量表及SFLL量表（1996），加拿大的CLB量表（1993)及澳大利亚的ISLPR量表（1979）等。再次，亚洲外语界近年来也在致力于建立共同语言能力等级量表，如日本英语检定协会研制了英语能力“能做”描述语（TheEIKENCan-doList），其它学者主张借鉴CEFR制定一个《亚洲语言共同课程指南框架》。以上欧美语言能力量表都对语言能力分等级、分侧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有的以结构主义语言能力观为标准，以基于本族语者为特征；有的以功能主义语言能力观为标准，以基于“能做表述”为特征；而有的则以交际语言能力观为标准，以基于“情境表现”为特征。从国内来看，目前关于语言能力量表的研究主要有：第一，杨惠中、朱正才、方绪军三位学者2006年起开展了“中国语言能力等级共同量表研究”，就制定语言能力量表的理论、方法进行了探讨，重点借鉴欧洲语言能力等级共同量表（CEFR）研究了语言能力的描述语，并指出语言能力等级量表的基本要件包括设定零点或参照点、划分刻度、设定量表长度。第二，韩宝成(2006,443-480)教授介绍了国外有影响的几个语言能力量表以及这些量表研制的背景、级别划分及其描述特点，并对每个量表进行了评述。第三，韩宝成、常海潮（2011）从研制背景、理论基础、表述形式和研制方法四个方面对比研究了中外12个外语能力标准，并指出了目前我国大陆地区3大语言能力标准及有关考试大纲。第四，方明和严明（2010）开展了商务英语写作能力量表研究，提出了商务英语写作能力构成的理论模型，论证了商务英语写作能力量表的理论基础，并编织出了我国商务英语写作能力量表。此外，我国台湾地区于2005年参考欧美相关标准研制了《通用英语能力标准》（CEY量表）。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继续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语言能力观和模型，但都不如以前学者研究的全面、成熟、合理。以上国内外研究都较大提高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语言教学和语言测试的效率，从而使得语言教学和测试的等级设置及其具体内容和含义更加直观、透明。但有关商务英语翻译能力量表的研究目前尚未发现，而商务英语翻译能力与写作能力在定义上、衡量标准上和级别划定上有相当大区别，现有的商务英语写作能力量表无法测量商务英语翻译能力，故商务英语翻译能力量表存在较大研究空间。
3研究方法和参考的理论依据
根据目前各国制定语言能力量表的经验“，能做”描述语是为描述语言能力的不同方面、不同等级而收集制定的，因此要研究商务英语翻译能力量表，便是研究该能力的量化描述语。本研究采取了直觉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商务英语翻译能力相关的文献进行整理与分析，对业内专家、教师、学生及外贸行业工作人员进行问卷调查、采访及分析，最终形成了该量表初表。本研究的理论依据为交际语言能力模型理论。该理论认为，语言使用包括语言使用的情境、目标、计划过程、语言能力、形成计划、执行计划、产出或理解话语等部分；交际语言能力包括语言知识或能力、社会语言方面的能力、语篇能力和策略能力等内容，这是商务英语翻译能力的几大标准。商务英语语言的效率性、完整性和准确性三个特点也决定了本文以交际语言能力观为理论依据。
4开发过程设计
如前所述，制定语言能力等级量表实际就是对各等级的语言能力进行量化描述，因此要结合直觉法、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先确定语言能力描述的参数项目，然后建立描述语库，最后对语言能力描述语进行量表化。本研究过程设计如下：第一步，研究人员确定商务英语翻译能力描述的参数项目，主要依据为：一是理论依据，即交际语言能力理论，本文前面已有所论述；二是目前影响力较大的商务英语教学和测试机构对商务英语能力等级的规定和描述，其中包括国内外已有的各种商务英语能力量表、教学大纲、考试大纲的规定和描述。具体而言，一方面，根据交际语言能力理论关于语言能力的基本参数规定初步确定商务英语翻译能力等级描述基本参数，包括以下三个层级：第一层级是商务英语翻译时的语言组织能力和语言应用能力，第二层级是语句、语篇组织能力及以言行事、社会语言能力，第三层级是商务英语词汇量、形态、句法结构丰富程度、发音及书写的运用能力，翻译时的语句衔接、修辞组织能力，运用商务英语或其它目的语实现表情达意、操纵局面、给人启发和想象的能力，对商务英语社会使用规范、得体能力（包括对方言和语言变体的识别能力、对商务英语的自然使用能力及对商务英语含带的文化和修辞含义的理解能力）。另一方面，广泛收集有影响力的语言教学和测试机构关于商务英语能力等级的划分及描述，如英国剑桥商务英语（BEC）等级考试、托业（TOEIC）、博思、国际商务英语等级考试等，同时深入研究各层次的参数项目明确含义及相互关系。在此过程中，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定量分析优先的方法，对可能定量描述的参数尽量实行定量描述，如商务英语翻译时使用的词汇量、翻译速度等，而对不能或暂时有难度定量描述的参数则进行定性描述，如商务英语翻译表达的准确性、得体性及流畅程度等。另外，研究中尽量对不同等级参数的能力差异尽量进行数量描述。第二步，收录各参数项目下的足以区别各等级语言能力的大量描述语，建立商务英语翻译能力描述语库。本研究通过以下三种渠道并行构造描述语：1）收集尽可能多的有经验的商务英语教师对其学生商务英语翻译能力的描述语；2）收集现有各种商务英语翻译标准、教学和测试大纲中关于商务英语翻译能力或水平的描述语；3）研究者根据交际语言能力理论背景和个人教学和测试的实践经验自行编写商务英语翻译能力描述语。这些不同渠道获得的描述语具有相互补充性，将它们归入各自等级的描述语参数项目下，进而构成商务英语翻译能力初始描述语库，然后根据交际语言能力理论和我国实际进行排序、分级将其细化为具有一定逻辑结构的、全面覆盖的描述语库。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库里的描述语都是便于理解和使用的，不存在意义含糊或歧义，全为肯定的描述语，每条描述语不重复，只描述一个参数项目，彼此相互独立，都能体现“能做性”。第三步，将商务英语翻译能力描述语量表化。要区分不同等级的翻译能力，就必须对上述已建立的商务英语翻译能力描述语库中的描述语进行量表化处理，具体步骤如下：1）对商务英语翻译能力描述语进行排序。该步骤采取基于专家经验和群体调查验证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做法是：本文研究人员在个人经验和直觉的基础上，根据这些描述语在原来一些商务英语翻译标准、大纲或能力结构中的位置对该库中各参数项目下的描述语进行初步排序，然后邀请100位左右有经验的商务英语教师判断每条描述语所对应的语言能力难度，从而得出难度指标，再运用Rasch模型计算出每条描述语的难度系数，进而对专家排序进行验证。2）根据所得描述语难度系数对已排序描述语序列进行四个等级划分，初步形成商务英语翻译能力等级量表。3）将初步形成的商务英语翻译能力等级量表进行大范围的效度和信度验证。具体做法是根据划分的各等级翻译能力的描述设计相应等级难度的试卷，然后组织学生进行试测，最后请教师将自己了解的学生的商务英语翻译能力和初步形成的商务英语翻译能力等级量表相对照，或请参加试测的学生老师对自己学生的商务英语翻译能力进行详细的“能做”描述与判断。4）根据试测结果及教师的判断对初步形成的商务英语翻译能力等级量表进行修正，以使其更加准确。第四步，采取共同被试组等值设计法建立商务英语翻译能力等级量表与现存国内外商务英语等级测试项目的关联或对应关系，从而为各种等级考试考生及各教学和测试机构提供便利，这是本课题研究的主要用途之一。
5研究中的困难
本研究属应用性研究，研究中存在以下困难：1）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本研究相关文献资料十分有限。2）本研究内容繁杂，涵盖全国各地区情况的难度较大。一方面,研究中问卷调查对象的地域和行业广泛，访谈对象的数量众多；另一方面，我国现存商务英语教学机构和考试种类繁多，教学大纲、考试大纲中关于商务英语翻译能力的描述和等级标准没有统一规格尺度，用户莫衷一是。3）本研究是一项综合性工作，涉及语言教学、语言学习、语言测试和语言教育政策等各方面，需要结合语言能力理论、心理测量学和统计学理论和方法对大量数据进行定量性统计分析，因此研究涉及领域多，有一定操作难度。
6结语
终上所述，本研究论述了商务英语翻译能力量表制定的必要性及国内外研究现状，探讨了其研究方法、理论依据及研究过程设计，指出了研究所存在的困难，为描述与评价广大商务英语使用者的商务英语翻译能力找到了既符合我国实际情况而又直观、可操作的方法。目前国内外语言能力量表仍没有翻译能力这一项描述，且众多商务英语考试，如剑桥商务英语（BEC）也不考查翻译能力，而本研究增加了语言能力量表中关于翻译能力的分级描述。因此，本研究填补了一项国内空白，具有重大创新意义，必将利于国内外用人单位和考生衡量商务英语各项语言能力和国际交流。
7研究的局限性
如前文所述，本研究存在一定研究困难，随之便产生一定局限性：1）本研究内容丰富，涉及地域广，故难以涵盖全国各地商务英语教学和测试所有相关情况。2）本研究是一项综合性工程，而研究团队可用资源有限，故研究深度存在一定局限性。3）本研究相关国内外资料文献有限，尤其是关于商务英语各项语言能力量表的研究资料仍较少见，故研究基础、参考依据存在一定局限性。4）本研究实地调查、访问的地域、行业及对象数量有限，同时，被研究对象能力、态度等存在差异，故问卷和访谈的质量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鉴于以上因素的影响，本课题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完善。
8研究前景
综上所述，本研究探讨了商务英语翻译能力的衡量标准，论述了制定商务英语翻译能力量表的原则与方法设计。这些研究成果将为结束我国商务英语领域教学、测试标准混乱的局面奠定基础，为该领域从业者及应试者提供统一业内标准和交流基础，也为国内外的顺畅交流提供便利，从而推进我国该领域的国际化进程。通过本研究工作的开展，无疑将推进我国语言能力量表的研究，尤其是商务英语语言能力量表的研究与制定，进而为我国商务英语综合应用能力标准的出台做出探索性贡献。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还将进一步开发我国商务英语综合能力量表，使得我国商务英语领域的教学、测试及应用工作拥有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科学实用的统一标准，从而得到进一步推广，以更好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服务于将西安建设为西部国际化大都市的大目标。需要指出的是，本次研究只是系列研究的开端，以后还可以针对科技英语、旅游英语、学术英语等开发翻译能力量表；从本研究出发，可以后续对本次开发的量表的信度、效度、区分度的可靠性进行改善性研究，并激发其他国内外研究者加入研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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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生态翻译学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为理据，从语言、文化、交维三重维度探析我国经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人物服饰颜色词的英译，以杨宪益译本为参照，探析在不同翻译生态环境下，译者对红楼人物服饰颜色词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以实现整合性译论研究。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红楼梦》；服饰颜色词；整合性研究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著，不仅思想内涵深邃，而且语言艺术精湛，堪称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对《红楼梦》作品的研究与评述逐渐形成一门显学，研究视角呈多元化趋势，而对于该作品的译介研究也逐渐向跨学科领域延伸，形成多元维度交叉渗透的研究趋势。
一、研究现状综述
通过对主流文献数据库的检索发现，近年来，学界主要从叙事学、跨文化交际、功能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目的论、比较文学、解构主义、接受美学等视角探究《红楼梦》作品的译介，而从跨学科的生态学视角开展的相关研究为数不多，尤其是将生态翻译学与红楼人物服饰颜色词的翻译相结合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本文基于“翻译适应选择论”，从生态翻译理论的整合性研究视角探究《红楼梦》中人物服饰颜色词在语言、文化与交际三元维度的整合性翻译研究，以期为中国文学典籍的海外译介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新的参考维度与研究
视角。
二、核心概念界定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是清华大学著名学者胡庚申教授提出的全新翻译理念，是“运用生态理性，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的整体性研究，是一个‘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生态范式和研究领域” [1]，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基础上，关注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间的相互关联并进行整体性研究，从语言、文化和交际三重维度对翻译现象进行全新的阐释和描述。（胡庚申，2003）
三、生态翻译维度下《红楼梦》人物服饰颜色词的英译
曹雪芹笔下的红楼人物不仅形象丰富，其服饰描写更是绚丽多彩，与自然景物相得益彰，展现了极高的艺术美感和文化底蕴。据统计，《红楼梦》中梳理出的服饰颜色词达228条之多，分属红、黄、蓝、绿、紫、褐、黑、白、灰、杂等10种颜色范畴，[2]例如海棠红、碧玉红、杨妃色、蜜合色、松花绿、鱼肚白、秋香色等；这些缤纷的服饰色彩，不仅烘托出红楼人物鲜明的个性特点，而且揭示了作品深邃的文化内涵。
（一）译者在“语言维度”的适应选择转换
从英汉颜色词的构词方式来看，汉语颜色词主要包括：基本颜色词（红、绿、白等）、限定颜色词（水红、绛红等）和实物颜色词（葱黄、桃红等）；而英语颜色词主要包括：单词颜色词（如red，purple），复合颜色词（如pale green），实物色词（如peach-red），可见，英语和汉语颜色词的构词方式基本相同，因此译者在进行翻译适应性选择转换时基本保持原语与译语在语言符号维度的对等，例如：“白绫红里的肚兜，上面扎着鸳鸯戏莲的花样，红莲绿叶，五色鸳鸯。”[3]（第三十六回）将文中“白绫红里、红莲绿叶”中颜色词进行直译，译为：“ A white silk stomacher lined with red”， “The lotus flowers were pink， the leaves green”。
（二）译者在“文化维度”的适应选择转换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与文化密不可分，而翻译作为跨语际的语言转换活动，必然受到语言所承载的社会习俗、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等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颜色词属于文化限定词，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特征” [4]（包惠南，2001）。《红楼梦》中人物服饰色彩负载着浓厚的民族文化和社会历史内涵，因此翻译中，应透过文本层面探寻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例如，第八十九回描述黛玉“腰下系着杨妃色绣花锦裙” [5]，此句中的“杨妃色”让人联想到我国历史上的倾国美人杨贵妃，这一颜色词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据《太真外传》记载， 玄宗曾将杨贵妃醉颜比作海棠，因此将海棠红命名为杨妃色[6]，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应考虑到相关历史背景，将“杨妃色”译为“pink”或“reddish”，使译文符合翻译生态环境的要求，具有生命力。
（三）译者在“交际维度”的适应选择转换
《红楼梦》中人物服饰颜色词的翻译分析主要基于实指和喻指两重维度，即语言维度和文化维度，然而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和主题思想的突显，人物服饰的生态色彩也逐渐由富丽堂皇趋于暗淡，隐喻了封建大家族由兴到衰的悲剧结局，因此，服饰颜色词的翻译应符合这一生态环境的变迁，将翻译重心转移到交际意图维度，脱离文本形式的束缚，考察作者的表达意图和语言的交际功能。例如《红楼梦》中描述鸳鸯道“穿着水红绫子袄儿，青缎子背心，束着白绉绸裙子” [7]，黛玉初见宝玉时，宝玉“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 [8]，两处均使用“青缎”描述人物的穿着，颜色词“青”在我国古代属于抽象色，兼有灰、黑、绿、蓝之色，因此，译者充分考虑到这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生态语境，将其译为“black stain”，再者考虑到宝玉是男子，将“粉底”（靴）译为“white soles”，黑白相称，更为符合男士装扮，也契合了生态翻译论关于译者在交际维度的适应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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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思想源远流长，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才只有两百多年。1750年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美学家鲍姆嘉登（AlexanderGottliebBaumgarten）以美学（Aesthetics）为名，出版了他的美学著作，并用这个术语把美学规定为研究人的感性的科学。本书被看作是美学成为正式学科的标志。在中国，尽管美学思想历史也很久远，千百年来门类派别也很多，但却一直没有美学这样的学科，美学这门学科，还是从西方美学传入中国的。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人学、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译理论，其发展可归结为：佛经序翻译理论、正名论翻译理论、哲学化理论、文艺学理论（王宏印，2003：220-221）。中国译论从理论命题到方法论都与哲学–美学紧密相连（刘宓庆，2005：59）。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提出了翻译“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译论，而且“美”与“信”、“文”与“质”的统一协调始终贯穿于中国美学译论的主流。此外中国传统译论还呈现出其他美学命题，而中国传统译论发展到目前，可以说已经进入晚期（王宏印，2003：227）。
面对蕴涵浓厚美学思想的译论终结，我们的译论路在何方呢？中国翻译美学思想又是如何在中西结合的译论中得以新生呢？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回顾和探索近十年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新发展。
2.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
王秉钦（2005：4）总结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以十大学说为重要标志：古代的“文质说”（以支谦为代表），近代的“信达雅说”（严复），现代的“信顺说”（鲁迅），“翻译创作论”（郭沫若），“翻译美学论”（林语堂），“翻译艺术论”（朱光潜），“艺术创造性翻译论”（茅盾），“神似说”（傅雷），“化境说”（钱钟书），“整体论（焦菊隐）。马建忠在其《马氏文通》中提出“善译”之说：“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当相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王秉钦，2005：36）。这段话的义蕴是相当丰富而全面的，涉及了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马建忠的“善译”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也就是说既要通顺，又要忠实。茅盾还是迄今所知中国译论史上最早又最明确地提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句调”，即强调“神韵”这一重要观点的。可见，“神韵”这一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重要观念是在新文学运动开展以后才被正式引入翻译理论的。郭沫若曾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和“气韵”的说法。如：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捕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郭沫若所强调的“风韵”与“气韵”，与茅盾当时强调的“神韵”是一个意思。可见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都对翻译美学作出了贡献。傅雷毕生从事翻译工作，他在翻译理论方面的“神似”说与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都很典型，是对文学翻译提出的美好追求目标和最高美学理想。陈西滢则借鉴美术创作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翻译中的“形似、意似和神似”之说，这在中国译论史上带有创见意义。在翻译美学和风格的研究上，刘宓庆也有独到之处，如他的艺术观赏中的“超脱”、审美认识转化中的时空差和智能差以及再现审美体验规律的三种手段等。再如黄龙把“神韵”这个抽象范畴分成风雅、韵律、情操、灵感四个要素，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此外，还有林语堂、朱生豪、艾思奇、贺麟、陈康、朱光潜、金岳霖等，他们在翻译理论上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
纵观我国的翻译史，从文化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其主要特点有三：儒学色彩浓厚；强调实践技能；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紧密相关。从整个翻译理论历史可以看出，翻译理论从最初的“案本”等的“重质朴，轻文采”，玄奘的“求真”和“喻俗”，到后来的“善译”，和严复著名的“信、达、雅”，“直译、意译”，“信、达、切”以及鲁迅等人的“忠实、通顺、美”和揉合其它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一种最高的翻译境界的“神韵”、“神似”、“化境”，到当前我国译界普遍认为比较恰切的标准“忠实、通顺”。据此，罗新璋在他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指出“我国的译论，原作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合而分，逐步游离独立，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翻译学。而事实上，一千多年来，经过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翻译家、理论家的努力，已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逐渐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识见超卓的前辈翻译应当开创新局面，在虚心学习外国先进译论，善于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实践，不断探索，发展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论，建立卓然独立于世界译坛的翻译理论体系！”。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翻译理论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的：从最初一丝不苟模仿原文句法的“质”（直译）发展成允许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译），最后在“信”的基础上，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其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翻译美学的发展过程。但王宏印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经过反复磨合，多方结合，已经进入一个综合得不能再综合的阶段了。
王先生以著名诗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许渊冲先生的翻译理论“美化之艺术”为例，指出——许先生的“美化之艺术”，即“美”指意美、音美、形美“三美”；“化”指等化、浅化、深化“三化”；“之”指知之、好之、乐之“三之”；“艺术”指“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中国传统译论的高度综合，许的译论总结是一种促进传统译论终结和消亡的努力。但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意味着传统在现代的新生，而非消极的消亡（王宏印，2003：230）。
3.中国翻译美学研究与发展
3.1翻译美学理论研究
傅仲选所著的《实用翻译美学》是我国首次以独立形态出现的翻译美学专著，标志着我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深化。该书论述翻译中的审美客体、翻译中的审美主体、翻译中的审美活动、翻译美的标准和翻译审美再现本书的主导思想、论述内容与体系框架，正是当今翻译美学研究所应具备的指导原则、研究对象与范围。中国现代美学是在西方美学思想影响下产生、发展的。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它是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的产物。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既是中国现代美学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又是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刘宓庆先生在《翻译美学导论》中运用现代美学的基本原理透视翻译的运做机制，讨论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翻译的审美客体与主体、翻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审美心理结构和认知图式、审美再现的一般规律以及对翻译的指导作用。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则重点在于“比较”，通过中外名著译例，从美学的角度，以宏观和微观比较结合的方法，对文学翻译进行跨文化、跨时代和跨地域的美学研究。姜秋霞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从美学的角度探讨格式塔意象理论，结合语言学、文学、美学、认知心理学以及阅读理论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所产生的美学效果进行研究。毛荣贵教授在其《翻译美学》著作中回顾了中国译学美学，从四个角度探讨了翻译中的美学，即(1)主体篇，从语感与美感、美感的生成要素、译者的审美心理结构等层面探索了翻译美学；(2)问美篇，探讨了英语、汉语的各层面翻译美学的体现；(3)朦胧篇，从汉英语言的朦胧视野探索多维视角的翻译美学与美的语际转换；(4)实践篇，从汉英互译的角度讨论和分析了翻译美学，包括科技美学的再现。此外，张柏然、黄龙、侯向群、葛校琴等学者也在翻译与美学结合方面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例如，葛校琴（1999）论述了翻译“神似论”的哲学美学基础，张柏然（2001）论述了当代翻译美学的反思；赵秀明（1998）探索了中国翻译美学；郑应杰、郑奕（*）论述了美学研究的三个面向。
3.2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
美学与翻译理论研究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当代美学思潮的发展对翻译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接受美学可以界定为：自觉运用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相关原理研究翻译过程中主体（译者和目的语读者），通过对客体（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阐释（包括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阐释和目的语读者对目的语文本的阐释）接受文本信息的有效度的一门学科。当代接受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姚斯是伽达默尔的学生，其主要论点是：文学作品不经阅读就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生命力，正是读者的阅读理解才赋予了作品以无穷的意义，其价值才从中体现出来，读者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文本，而是能动的参预者。接受美学的全新创意和新鲜活力在于扬弃了“文本中心论”的主张，强调接受者的需求，强调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对艺术作品的调节机制。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运行轨迹表明，我们应尽快建立翻译接受美学。从现有的翻译美学研究成果看，国内学者注重接受美学与翻译相互结合的研究，例如学者王松年（2000）、姜苏（2001）、陈谊娜（2002）、张小平（2002）、宋安妮（2005）、刘凤梅（2005）、宋华（*）、韩子满（*）、杨松芳（2005）、张锦兰（2003）、贺文照（2001）、曹英华（2003）、周政权，刘艾云（*）、王著定（2005）等讨论了翻译研究的接受美学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3.3国内翻译与美学结合研究
回顾中国美学与翻译结合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些研究主要体现在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美学理论与案例实践分析、美学理论与美学价值、科技翻译、广告商标翻译的美学研究。这些研究涉及文本的语音、词语、句、段、篇章等各个层面，翻译主体的译者、读者的认知、文化、社会、社交、审美意识等因素，以及美学的再现策略等，包括文学翻译与美学结合的研究，例如，对文学语境的美学体现与信息传递（孙迎春，2002；王树槐，2000）；文学翻译的多角度及其美学效果（张保红，2002）；从美学功能看诗歌的语言变异（林小平，2000）；从美学视角看散文翻译（朱伊革、卢敏，2000）；文学翻译中美学认知的多元性（包通法，*），等等。对作品的翻译美学进行分析的包括：《围城》比喻翻译探美从翻译美学的角度比较分析（杨义德，2005）；从《红楼梦》英译本看委婉语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刘鹏，2000）；从《天净沙》的六种译文看接受美学理论（刘敦萍，2002）；从翻译美学观看戴乃迭对《边城》中美学意蕴的艺术再现（刘小燕，2005），等等。此外，翻译美学研究还涉及到许多翻译与美学结合层面，例如：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策略（李敏杰、陈永丽，2005)；一种形式美学的翻译观（吕俊，1998）；文学翻译中的读者想象（刘东霞2000）；译汉中美学价值体现试析（丁慧艳、窦成君，2005）；读者反应与跨文化语篇的阐释（郝文杰，2002）；等等。诗歌翻译美学主要还是围绕“三美”进行探索或深化。相关的论题包括：英语变体词的美学效应（王盼妮，2005）；英语拼写变异的美学功能及其翻译（辛红娟，*）；诗歌翻译的“立形以传神”（唐琪，2005）；论英诗中分行的功能及其在诗歌翻译中的应用（张保红，2005）等。科技英语翻译美学涉及美学的标准、美学特征与体现、美学再现及其功能，探索通过忠实和准确的翻译来再现原文的音韵美、形象美、简约美等语言艺术美。例如：科技翻译中的美学思考（张会欣、李德煜，2002）；女用商品商标汉译的美学原则和翻译方法（肖美清，*）；论广告翻译的美学策略（唐艳芳，2003）；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与英语商品名称的翻译（胡开宝、陈在权，2000）等等。
3.4中国翻译美学的发展趋势
上述的论文资料源于中国知识网，同时从中国博士、硕士优秀上通过关键词“美学”搜索，我们发现，有70余篇硕士论文探讨翻译美学等相关问题，研究内容包括接受美学、美学理论、美学的解释力、美学与翻译结合研究、翻译美学案例分析、美学史等方面。但是从现有的研究看，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研究面不够宽，缺乏新的视角，大多围绕接受美学去探索，缺乏运用中西新的翻译理论、美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美学进行系统的论述。那么，面对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与发展临界点，王宏印教授认为，中国现代译论诞生的途径有：(1)西学为主的理论途径，强调以现代西方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翻译理论以及借鉴其他科学和理论流派研究方法和成果的翻译理论；(2)国学为主的译论途径，即适合于文艺学类翻译和汉外-外汉互译的阐释和转变；(3)中西结合形态的译论发展途径。同时他强调，由于翻译学本身除了单纯的科学性之外还具有浓厚的人文社科的综合性质，一如包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及其文艺学美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学甚或中国美学的综合性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妨从和汉语有关的事情做起，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基础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问题，作为向着建立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的一种努力（王宏印，2003：230-232）。这方面，我国近代美学奠基者王国维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他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优良传统，同时也融合了西方美学的某些观点，进行中西美学思想的“合壁”。
20世纪是一个翻译的时代，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流派层出不穷，出现了语言学派、文艺学派、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等，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更应开展中西结合的译学发展途径，探索中西结合的翻译美学译论。毛荣贵（2005：345）教授认为，符号学、符号美学、接受美学或格式心理学都是语言学和文艺学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们之间存在互补的关系。笔者认为，现代翻译美学应扩大其研究的理论体系，加大翻译文化美学、翻译认知美翻译交际美学、翻译语用美学、翻译篇章美学等跨学科层面的探索。我们应该多借鉴西方的美学理论、翻译理论、语言学理论等跨学科的理论，从中吸取丰富的思想营养，进行批评性地接受，关注审美接受的过程，着重探索创作活动与接受活动、作者、作品与接受者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以及原语被读者接受的条件、方式、过程和结果，更重要的是关注文化转换美学、审美意识的认知、审美再现的共性与特性，从语言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认知层面、社交层面等多维角度探讨动态的翻译美学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运用理性的交际观，合理解释翻译美学，使译语再现原语的人文精神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心理、审美风尚等美学。为此，建构中国特色的翻译美学理论必须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从西方美学、翻译理论乃至其他民族美学中汲取养分，与其固有的优良传统融合、碰撞、消化，从而才能创新。笔者（2006）从语用学的角度探索了语用学翻译美学，透视了哲学渊源及其实质、认知再现美学、灵感美学、文化美学，为美学研究提供了新视野。在当今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范式主流背景下，如何避免起解构主义的过分怀疑思想，过分夸大主体意识，把翻译引向无政府主义；避免后现代主义的泛滥思潮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们应建立合理的翻译美学观，关注翻译美学的社会性、文化性、语用价值等，动态的研究其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在视界融合的环境中寻求美学的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美学效果，合理的再现原语的美学效应。
摘要：作为第一个被引入中国，继而在不同时期形成两个“言必称奈迭”现象的西方译论，奈达翻译理论有其自身魅力。本文介绍了奈迭的翻译思想，对其翻译理论进行了分析，对奈迭理论在翻译界的重要地位和对中国翻译研究的重大影响进行了简单的评述。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西方现代翻译理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中国大陆，并且随之在中国掀起了一股翻译研究热潮。尤其是美国学者尤金・奈达的翻译理论和思想对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影响巨大。尤金・奈达(Eugene A.Nida)是公认的现代翻译理论奠基人之一。他供职于美国圣经协会，从事圣经翻译和翻译理论研究，其理论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奈达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艺术，力图把语言学应用于翻译研究。奈达以现代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社会符号学、交际学理论和信息论的方法研究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中的问题，对中国翻译理论界从理论意识、研究方法、研究的系统性和理论化等各个方面都起到了借鉴作用。
一奈达的翻译理论
1翻译即交际
在翻译研究中，奈达把通讯论和信息论用于其中，认为语言首先是一种用于交流的工具，翻译就是交际。按照这种观点，任何信息如果不起交际作用，都是毫无用处的。也就是说，译文如果不起交际作用，不能被译文接收者看懂，这种译文就是不合格的、毫无用处的。而要使译文被读者看懂，翻译时就必须考虑语言交际活动的一切有关要素。“语言交际产生于社会场合，把它从这个场合中抽象出来，它就不可理解。相反，必须把它置于整个环境中加以分析，其中包括语言参与者和语言的关系，话语参与者作为特定语言群体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把信息源发送者和信息接受者串联起来的方式”。简单地说，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从作者、作品内容、读者、作品背景、作品表达手段等各个方面，对作品进行全面分析，然后转换成有类似原作交际功能的译文。这一观点的提出使得翻译更富有实用价值和意义。当今世界，全球化的交流机会正在迅猛增加，由于翻译最终的目的是交流并且分享，翻译作为国际交流媒介的作用日益凸现出来。
2“动态对等”理论
奈达认为：任何能用一种语言表达的东西都能够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表达；在语言之间、文化之间能通过寻找翻译对等语，以适当的方式重组原文形式和语义结构来进行交际。因此，译文应当尽量做成让译文接收者喜闻乐见的、符合接受语表达规范的言语形式。奈达认为，翻译正确与否必须以译文的服务对象为衡量标准，并取决于一般读者能在何种程度上正确地理解译文。由此，他提出了他的“动态对等理论”。奈达在《翻译科学探索》(1964)一书中指出，“在动态对等翻译中，译者所关注的并不是源语信息和译语信息的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动态关系；即译语接受者和译语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源语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他认为，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的最贴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所谓自然，是指使用译语中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在翻译中使用归化，而不是异化。对于动态对等翻译，奈达是这样描述的：“定义动态时等的一种方法便是将其描述为‘最切近自然的对等’。这个定义包括三个基本术语：1)对等，它指向源语言信息；2)自然，它指向受体语言；3)最切近，它在极度相似的基础上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动态对等翻译，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接受语中用最切近的自然对等语再现源发语的信息。所谓最切近，主要是指在意义上的最切近，指在“自然”的基础上选择意义与原文最接近的译文。在动态对等的翻译中，译者着眼于原文的意义和精神，而不拘泥于原文的语言结构，即不拘泥于形式对等。按照奈达的定义，动态对等翻译不等于传统上的“自由翻译”或“活译”，因为动态对等翻译有严格的要求，它要求译文在不同的语言结构里尽可能完美地再现原文意旨；而“自由翻译”或“活译”则没有此种要求，“自由翻译”往往是译者毫无节制的自由发挥。很明显，翻译的根本任务是求得译文和原文章之间获得等价。然而不论是语内交际还是语际交际，两篇不同的话语之间并无绝对的对等可言。译者寻求的应当是最切近的对等，也就是说，应当使译文最大限度地切近原文。此外，还应使译文行文自然，不带翻译腔。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翻译者应当考虑源语言的交际意图，目标语的文体规范并对目标语读者的能力进行解析。
3翻译受众的感觉
奈达对读者的反应也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他认为，译文应该在特定文化氛围中的读者里产生反响。翻译的服务对象是读者或言语接受者，要评判译文质量的优劣，必须看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如何，同时必须把这种反应和原文读者对原作可能产生的反应进行对比，看两种反映是否基本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好比进行市场调查，测验公众对市场产品的反应。不管理论上认为某种产品多么好，也不管它在陈列室显得多么美观，如果公众反映不好，那就不会被接受。奈达的这个观点无疑是有其道理的。翻译如果不考虑读者因素，不估计和测验读者的反应，就可能产生对牛弹琴的译文。比如，把《论语》翻译成现代英语，如果为了强调原文古味，而在译文中使用古英语，一般的现代英语读者就很难接受。当然，少数精通古英语的研究者可能会接受，但《论语》的读者不应该只是少数几个研究者。再如，莎士比亚的作品脍炙人口，给英国读者带来了欢乐，如果这些给英国读者带来欢乐的作品译成中文后，却给中国读者带来了晦涩难懂甚至是对作者思想的曲解，这样的翻译绝不是理想的翻译。因此，译文不能脱离产生原文的背景，译者还要考虑译文接受者理解其内容的思维方式。
二奈达翻译理论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影响
随着世界各种翻译研究学派迅速发展、壮大，翻译研究逐步走向全球化时，西方现代翻译理论也出现了许多自成一派的翻译理论。如斯坦纳和施莱尔的诠释学派，费美尔和诺德的目的学派，霍姆斯、勒菲费尔和巴斯奈特等人的文化学派，本雅明、德里达、德曼、韦努蒂等人的解构学派，贝尔曼等人的翻译诗学理论，勒代雷的释意论，勒非维尔的操控论学派等。众多的翻译理论学派对中国翻译理论界从理论意识、研究方法、研究的系统性和理论化等各个方面都起到了借鉴作用，使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在前人理论的研究基础之上，朝着系统化、科学化方向迈进。在西方，奈达的翻译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当时对西方译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促进了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当80年代初期引入中国时，奈达翻译理论以其自身特色、较强的系统性和动态性以及注重读者反应的新视角，给中国译者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甚至避免了“直译和意译”之争。与当时大多数重形式、轻内容的中国翻译理论相比较，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重内容和读者反应，避免了形式和语言上的差异。
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的特点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将
译学置于跨文化语际实践之中，凸显跨文化共通的译学规律，并加以系统的对照。其研究途径为在研究中时考虑本学科与跨文化语际实践的整合，既注意事实概括与理论分析，又注重实证研究与理论升华的统一；二是努力做到融会贯通，力图从文化层面来研究翻译理论。中国学者谭载喜把翻译学定位为“多边缘交叉性科学”，其基本任务是对翻译过程和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一切问题进行客观描写，以揭示翻译中具有共性的、带规律性的东西，使之上升为理论，作为某种准则，以指导具体的翻译工作；刘宓庆则提出“翻译学学科构架”，因为“翻译并不是封闭型而是一门开放型、综合性很强的学科”；而范守义认为“翻译是一门综合性学问”，是把技艺、艺术和科学“三位一体的结构”。当代翻译学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不断发展完善的学科，是相关自然学学科等多种学科进行交叉渗透研究的学科，翻译理论体系的多元化、研究视野的开放性及研究领域的综合性将是中西方翻译学发展的主要特征。
三
结语
综上所述，自从20世纪80年代奈达等西方语言学翻译理论进入中国之后，我们很有必要在吸收西方翻译理论模式和利用这些理论对翻译共性的描述基础之上，根据汉语自身的语言特点，透视汉语言所反映的文化精髓，构建中国的翻译理论体系。当代翻译理论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不断发展完善的学科，并且成为语言学、文化学、文学理论、哲学、美学、认知科学、社会人类学、国际政治学以及相关的自然科学等许多学科交叉渗透研究的综合门类。因此，理论体系的多元化、研究视野的开放性以及研究领域的综合性等将是翻译学发展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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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巴斯内特 文化翻译观 霍恩比 翻译综合法
1.引言
20世纪70年代中叶，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宣告成立，自此翻译研究者们尝试借鉴各种理论范式，全面考察翻译的结果和过程。在国际译坛影响巨大的翻译研究学者及第二语言教学专家，斯内尔·霍恩比在系统梳理翻译研究的基本知识后，致力于在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之间建起一座桥梁，并且尝试提出一种适用于各种翻译类型的综合翻译理论方法（an integrated approach）。她提出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翻译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而不仅仅是在原有的范围内改变立场，或者说转换视角的行为。这些新的研究视角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引发了人们对于翻译本质的进一步审视和思考。
自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兴起以来，它开始了广义上的文化转向。就文学翻译而言，这种新的文化范式包括文学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取向、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系统中的地位、译语文化对文学翻译的决定作用及在后殖民语境文学翻译中隐含的政治话语等。英国沃瑞克大学比较文学理论和翻译研究生院教授、翻译家、诗人苏珊·巴斯内特是这一新的文化范式的倡导者之一。1980年，巴斯内特在《翻译研究》一书中指出翻译研究应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整体性思考，这开启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门。
2.两者的翻译思想
2.1斯内尔·霍恩比的“翻译综合法”
1988年，斯内尔·霍恩比出版了代表作《翻译研究——综合法》（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grated Approach），详尽地阐述了翻译观。她博采众长，以独特的视角和与众不同的见地全面考察了翻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最终提出将翻译研究设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见解。霍恩比提出的翻译理论范式是格式塔（Gestal），在此理论范式的基础之上，她提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且翻译研究应该采取一种综合方法，即翻译研究应作为整体而不是某种形式来考虑。
斯内尔·霍恩比（2001）的综合翻译观是以格式塔和原型学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格式塔整体原理是心理学的范畴，它强调整体不是各部分的总和，而是各部分的有机关联，所以不能仅仅通过对部分的分析理解整体。同样，原型学注重的是聚焦和细微的差异。斯内尔·霍恩比运用原型框架，强调各种翻译文本是不可分割的连续体。实际上，原型学的构架就是一种综合方法，它要求翻译研究必须注重语言在较大的文本、情景和文化语境中的关联，并通过这种关联确定字和词的含义。因而，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综合学科，包含从文学到科技的各种各样的文本翻译。虽说翻译吸收了多门学科，但它并不等于各种领域的总和，也不依附于其中任何一门学科。翻译研究的综合方法是建立在翻译的复杂性上的，而不是基于外在的模式和其他学科的传统方法，它适用于各种不同类型的翻译。这种新的翻译方法为翻译研究者拓宽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2.2苏珊·巴斯内特的“文化翻译观”
苏珊·巴斯内特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及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以她为代表的文化学派对当代社会需求和翻译的总体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文化的翻译观，在翻译领域引起了巨大反响，使翻译研究另辟蹊径，前景豁然开朗。他们认为文本不是语言中静止不变的标本，而是译者理解作者意图，并将这些意图创造性地再现于另一文化的语言表现，因而翻译绝不仅仅是复制和模仿，更是文化协调和操控。巴斯内特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不是句子，不是语篇，而是文化，基于词语对等或篇章对等的“忠实”根本不存在（潘文国，2002：22-25）。
巴斯内特（2004）认为文化是决定信息核心的关键因素，她的“文化翻译观”主要内容包括：翻译不仅仅是简单的解码——再编码过程，更重要的是一种交流的行为。翻译不仅是双语交际，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翻译的目的是扫除语言障碍，实现并促进文化交流。翻译的实质是跨文化信息传递，是译者用译语重现原作的文化活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翻译原则和规范，但这些原则和规范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不同的需求。翻译不应局限于对原文的描述，而是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的等值。翻译的主旨是文化移植、文化交融。语言不是翻译的操作形式，文化信息才是翻译操作的对象。翻译是满足文化的需要和一定文化里不同群体的需要。
3.两者翻译思想的相通性
在对翻译本质的研究中，斯内尔·霍恩比认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她在认真研究各派翻译理论，尤其是语言学派、文化翻译学派其他学者和释义学派的长处之后，提出了自己的跨文化翻译理论。这一理论对整个翻译理论的建设和发展都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她坚信翻译研究的基础是把文化作为一切知识、熟悉程度和感知的总体（totality of knowledge，proficiency and perception），译者的知识、熟练和感知的层次深度不仅决定译者生成目标文本（target text）的能力，而且影响其理解原文本（source text）的能力。她提出应该把文化看做是一切知识、熟练程度和感知的总体，一个译者不仅应该非常熟练地运用翻译过程中的两种语言，更应该对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掌握自如，即不仅应做到“双语”翻译（bilingual），更应是“双文化”翻译（bicultural）。
巴斯内特同样主张把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她的文学翻译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将翻译研究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连接的纽带是在她的文学翻译思想中体现出的文化翻译观和翻译文化观（段峰，2006：91）。巴斯内特（2004）认为，翻译不再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简单转换，而是涉及句法、语法和语用等多方面复杂体系的解码与编码过程，是连接语言学、文体学、符号学、美学等的桥梁，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文化的视野中，巴斯内特（2001）强调文学翻译中文化信息传达的重要性，并指出翻译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调适的结果，翻译是一种文化构建翻译。
因此，在回答“翻译是什么”这个问题上，两者都不约而同地肯定了文化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及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桥梁作用，都摒弃了翻译归属于语言学或其他任何一门学科的传统观念。
4.两者翻译思想的相异性
4.1对“解码过程”的理解
由于语言学翻译理论的统治地位，翻译很长一段时间都被看做是语际转换，即语言的解码和破译过程，斯内尔·霍恩比认为翻译不是解码的过程，而是一种跨文化行为（张炳丽，2007：141）。她借用美国人种学家沃德·古迪纳夫（WardH.Goodenough）及德国学者海因兹·格林（Heinz Gohring）对文化的定义，即文化是知识、熟练程度和理解力的总合。在翻译中，译者不仅要精通两种语言，更要熟悉两种文化（方仪力，2009：133）。而且霍恩比（2001）认为翻译的主要标准应该由翻译的接受者和翻译的具体功能决定。以此为出发点，翻译中的文本分析应该从确定文本的文化和情境开始，把文化看做是世界统一的一部分，下一步则是分析文本的结构。采用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从文本到符号的“从上至下”的方式，追溯一种由关系组成的网络。因此，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还是文化的转换，不是解码的过程，而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
主张翻译文化转向的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内特（2001）认为：“文化研究如果能深入翻译所涉及的编码和解码过程，一定会更有成效（The study of culture would do well to study the processes of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volved in translation.）。”她认为，翻译是编码和解码相结合的过程，文化研究一直对此进行不断探索。翻译是涉及两种符号系统编码和解码的交流过程，由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其任务就是对源语文本所负载的信息进行全方位的解码。因此，翻译可以说是一种侧重于解码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文化的移植必须进行解码，解码与交际（或跨文化交际）并不是一组完全对立的概念，两者只是同一个概念中不同层次的程序罢了。如果说交际是目的的话，那么解码便是保证交际成功的手段；如果说交际是目标的话，那么解码便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必要过程。
4.2对“等值”的阐释
“等值”（equivalence），作为一个热门词语，在翻译研究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在过去的翻译理论中，“等值”一直用于阐释翻译的基本概念。然而斯内尔·霍恩比强烈反对在翻译研究中使用“等值”这个术语。她回顾了三大影响深远的主要理论对“等值”所持的观点，即以卡德为代表的莱锡比学派、强调翻译中的语言学的卡特福特及圣经翻译专家奈达。霍恩比认为，这三种主要理论中“等值”或“对等”一词都处于核心地位。这种以“等值”为基础的观点视文本为线形的排列，在这种情况下，翻译不过是涉及序列对等单位替换的转码过程，这无疑将翻译的过程过度简单化，在文本层面或者其他两个层面寻求完全的替代。霍恩比提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因为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语言上的完全等值几乎是无法实现的。“等值”这个术语，不仅不精确而且定义含糊不清，容易造成语言之间对称的假象，不适合将其用作基本概念。
然而巴斯内特的“文化翻译观”却主张最大限度地实现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功能等值，并部分肯定了翻译中等值的概念。她强调文化翻译的功能等值关键在于译语读者在译语文化中所获得的效果要与原语读者在原语文化中的效果对等。她将文化比做人的身体，语言比做人体的心脏。只有人体的心脏与身体各部分组织相互协调，人才能保持生机和活力。因此，外科医生在给病人做心脏手术的时候，必定会考虑病人整体的身体情况。翻译实践亦是如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和语言打交道，而且和文化打交道，译员在将目标语译为目的语的过程中，一定要兼顾语言的准确性和文化的适应性的双重标准，绝不能脱离文化而孤立地看待翻译。
4.3对“翻译研究方法”的阐释
斯内尔·霍恩比就翻译研究提出了较为详细的方法。她认为文本分析和文本再创作是翻译过程的两个基本方面，并且指出既然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活动，就应该注重译语文本的功能（前瞻性翻译），而不能囿于原语文本的条条框框（回顾性翻译），可见翻译既是文本分析又是一种文本的再创作（田德培，2001：74）。为此，斯内尔·霍恩比引入了菲尔莫尔（Fillmor）的场景——框架语义学，并把它作为译者分析文本和再创作文本的依据。用场景——框架理论解释翻译过程就是：翻译是交际的复杂行为，是原语作者，具有译者身份的读者，和具有译语作者身份的译者、译语读者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译者首先从作者那里获得框架，然后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对相关材料内在知识的了解，逐渐建立自己的场景。译者在激活的场景基础上寻找合适的译语框架。场景—框架理论既牵涉到字词和结构，又牵涉到相互关联的经验、观念和背景情景等文化因素，特别强调了文本分析不仅仅是限于深入地研究孤立的词项，还要追溯一种由关系组成的网络（Snell-Hornby，2001）。
巴斯奈特认为，文化对翻译提出了各种不同的需求，这些需求与原语文本的性质密切相关，因此翻译应根据不同的文本性质采取不同的方法。如果原语文本是元描述性（meta-narrative）的文本，或者蕴含某文化基本信仰的中心文本，则应尽可能地从文化的角度予以直译。如果原语文本是科技文献，则翻译方法也应如此。但如果原语文本不涉及文化成员的信仰，也不涉及科技文献，而涉及文学作品，那么译者在文本的处理上则拥有相当的自由（廖七一，2004：365）。而且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和意义的不确定性使译者在翻译时一定要考虑原语文本产生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同样，读者在阅读目的语文本时，要考虑译者翻译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如果译者和读者处于不同时代，译者的历史文化背景将成为理解译著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这几个层面的历史文化背景相结合才能使读者对译著有正确的理解。
5.结语
斯内尔·霍恩比在1988年出版的《翻译研究——综合法》中另辟蹊径，客观分析了各种具有代表性的翻译理论。她以开阔的视野进行翻译研究，并采用格式塔综合理论，建议将翻译研究从语言学和比较文学的范畴下脱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其研究理论着眼于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所有文本类型，并强调文化对翻译研究的重要作用，提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的观点，而且高屋建瓴地指出翻译研究发展的内在联系和系统性，为未来的翻译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
巴斯内特于1980年在《翻译研究》一书中指出翻译研究应从文化层面对翻译进行整体性思考，这开启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门。之后，巴斯内特借鉴了霍恩比的翻译思想，1990年，她和安德鲁·勒弗维尔（Andre Lefevere）合编出版了《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一书，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研究范式。由此翻译研究领域开始了又一次突破性发展，并最终形成了西方翻译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流派——文化翻译学派。
两者的翻译思想都顺应了时展的潮流，适应了现代社会的需求，巴斯内特继承了霍恩比的观点，使翻译研究的视野大大扩宽，呈现出多重、包容、开放和运动的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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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朱光潜 翻译思想 和谐翻译
1.引言
朱光潜先生作为中国现代美学史上最重要的代表性美学家之一，博古通今，为引进西方美学思想并促进中国美学发展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在创作专著《诗论》中，他试图综合中西诗学，自构新说；在《文艺心理学》中，以中国文学印证西方文论。他的研究领域遍及西方重要的美学家和他们的美学著作，如克罗齐的《美学原理》、莱辛的《拉奥孔》、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黑格尔的《美学》等。因此，研究朱光潜先生对西方美学论著的翻译、引进及在此基础上创作编写的《西方美学史》是研究现代中国美学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研究西方美学论著的同时，朱光潜先生以其学贯中西的底蕴，长期从事着翻译西方美学论著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活动，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朱光潜先生根据美学学科的特点审视翻译引进的特殊性，同时从翻译学的视角考察西方美学的翻译引进对中国现当代美学发展的影响，以及他所提倡的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学术路径对翻译实践、学习与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翻译与研究、学习的密切结合，思想与语言的统一结合
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弄一套资料丛书出来（诗论资料、画论资料、乐论资料等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编写各门艺术理论的发展史和一部综合性的美学史。”[1]P260他在长期丰富的美学研究中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一边翻译，一边思考，不但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美学体系，而且对翻译积累了许多感悟，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形成了自己的翻译思想体系。
朱光潜先生认为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既是一种交流媒介，又是一种研究创新手段。在朱光潜先生的治学研究中，翻译与研究密不可分，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进一步促进学习与创新。正如贺麟先生所说：“翻译为创造之使，创造为翻译之成，翻译中有创造，创造中有翻译，我们须知有时译述他人之思想，即所以发挥或启发自己的思想。”[2]P131朱光潜先生的翻译绝不是为了翻译而翻译的，他的更重要的目标是进行研究。翻译首先要基于对原文资料的通读理解，对不同时期思想理论体系进行研读、分析对比，从而保证译介的准确有效。不进行深入有效的研究，翻译就会歪曲原作，掩盖原著文本本来的实质内容，不利于交流，更不利于思想的传播。所以，从某方面来说，翻译促进研究，而研究又会进一步推动翻译工作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随着研究水平的提高，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地纠正以前的误译、错译，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翻译理论，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从而提高译作的质量。古今中外文化的相互融合依赖于翻译与研究的紧密结合，这种独特的治学方法正是朱光潜先生的学术路径的特色，也是其在著述和译介事业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秘诀。
朱光潜先生的翻译与研究、学习密切结合的学术路径具体体现在其翻译策略中。他在《谈翻译》中指出：“文字是有生命的东西，有时喜欢开一点玩笑，耍一点花枪。”[3]P293一个看似精辟的比喻可能使这句话表达的意思与原文大相径庭，一个经典典故的使用可能造成文字理解的歧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语可能让人觉得是哗众取宠或是索然无味，如此等类的情景要求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不能生吞活剥地翻译，而要细心琢磨、费心斟酌。对此，朱光潜先生对直译、意译及改译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直译不能不是意译，而意译也不能不是直译。”[3]P300翻译一定要能忠实地表达原文的意思，一种意思只有一个最精确合适的说法，换了一个，意味截然不同，因此要尽量保存原文的语句句法。然而，我们也要兼顾中西文字表达的差异，在尽量忠实原文风格和韵味的同时，保证译文读起来亦如行云流水，自然流畅，从这种意义上说，翻译即是文从字顺的翻译。这与改译有着根本的区别，改译是指译者从原文中得到灵感，根据原文的大意，自己进行的一种创作，这种创作主要基于自己的感悟，立足于本国语言，从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原文，这不能称之为翻译。朱光潜先生在翻译中始终奉行“变译”的翻译策略——“根据读者的需要，采用增、减、并、改、编、写、阐等变通的手段摄取原作相关内容的一种研究性翻译，且译者站在文化传播这一全局采取的引进与创新相结合的战略”[4]P53。由于中西文化之间存在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选择变通的方式，灵活运用，在仔细研究文本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读者的特定需求，选择译作，加以汇总，摄取原作，用简练、精确的译语加以阐释并与原作浑然融合，从而使之成为引进外来资源的有效方法，同时也是学习与创新的一条捷径。
在朱光潜先生看来，翻译的本质就是“思想与语言如何实现统一的问题”[3]P226。朱光潜先生就是以思想和语言如何实现统一这个问题为中心进行西方美学的研究和翻译的。语言作为传达媒介，作为社会交流的工具，把已有的情感和思想翻译出来，从而使之具有明确的表现形式。一种思想只有一种最恰当的语言表现形式，当然这也是译者力求达到的思想与语言完美统一的最佳境界。然而，思想和语言在不同的领域中用何种方式实现统一，朱光潜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证明了文学翻译与哲学科学翻译之间在翻译的重难点及翻译策略上都有所差异。
3.“求真”、“求美”——和谐翻译
朱光潜先生承认：“翻译并不是一件易事，译一本书比自己写一本书要难得多。要译一本书，起码要把那本书懂得透彻。则不仅要懂得文学，还需看懂文学后面的情理韵味。”[3]P289这就涉及翻译理论中经常提及的既“求真”又“求美”，也进一步认证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思维比较注重的统一，特别是统一和谐，对立的融合，翻译要关注整体，掌握分寸，既要忠实于原文，考虑到读者的可接受度，又要注重原作中的情理韵味，这是一种和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也是和谐美学及和谐翻译观的基础。
翻译理论从产生形成之初就有“直译”与“意译”、“信”与“顺”的激烈论战，翻译实践中是“信”（faithfulness）还是“顺”（elegance）更重要？随着翻译实践的积累，越来越多的翻译家意见趋于一致，不再把两方面对立，都注意到两者之间的相通性，主张将二者结合起来，采取比较折中的做法，也就是在保留原作特点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地改变形式，做到美的相似。强调和谐翻译就不能把“同化”和“异化”截然对立，而应该把两者结合，融合两者的长处。好的翻译应该强调平衡（balance）和协调（meditate）的翻译策略，要在准确和流畅、忠实和通顺之间求得平衡，既要忠实准确，又要通俗易懂。
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说：“‘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5]P125他在翻译实践中一直秉承和谐翻译观的宗旨，力求达到“形”与“神”的统一。他妥善地处理好了各个方面的因素，正确对待翻译与研究、学习，思想和语言的辩证关系，尽力达到两者的和谐统一，从而构成了文学的整体美。在认真研习原作的基础之上，达成和原作者之间彼此友好的亲近、心灵的相通，这种内在的同情使译者和作者之间有了一种“同一性”，产生的这种“和谐”能够帮助译者真切地体会原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并使用另一种语言，从而融合成一个新的作品，这可以说是和谐翻译的最高境界。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从中国传统哲学中提炼出来的“折中”、“圆满”的和谐翻译观是中国翻译研究对西方翻译理论的一大贡献。
4.结语
朱光潜先生一生不仅翻译了许多西方美学著作，为中国的美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多年的翻译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翻译理论。翻译不是孤立进行的，学术著作的翻译应该与相关的研究密切结合，相得益彰，不仅有助于翻译工作的完成，更推动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促进学习与创新；翻译实践的目的是要达到思想与语言的完美统一，既要求真，又要求美，实现圆满调和的目标，获得准确、流畅、清晰的“完美”译作。
和谐翻译观对翻译实践活动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无论是古代作品、现代著述、东方文化还是西方学派，都要做到取长补短，统筹兼顾，力求圆满调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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